作者：(美)史蒂夫·福布斯,(美)伊丽沙白·艾姆斯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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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试读：
出版前言
史蒂夫·福布斯是全球著名的《福布斯》杂志的主席、CEO 及总编辑，并且还是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界和企业领导方向受到广泛尊重的权威人物。他曾两度在美国共和党内竞逐参选总统的提名。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对美国以及世界经济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出版福布斯这本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著作，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经济学人对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种种疑问，以及福布斯的独特视角与观点，从而冷静客观地看待经济和金融机关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由于福布斯是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和支持者，看待经济问题必定带有其学派的特点，所以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部分观点我们并不认同，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甄别。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推荐序 市场与计划
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论争，延续了几代人，为什么至今不能有定论？因为社会实践(经济的和政治的)永远向我们提出新的议题，而这些议题最终涉及我们对市场与计划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评价(效率的和道德的)。福布斯这本书，是为美国读者写的。这些读者尚处于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是失业困扰)的阴影之中，他们的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奥巴马竞选总统的一系列演说中，这是一种不相信市场的情绪。既然不相信“市场”，那么，奥巴马公共政策所依赖的，就更多地是“计划”。
中国读者所处的历史情境，似乎与美国读者恰好相反，又似乎更类似。一方面，市场在中国社会激发出来的奇迹尚未消失，另一方面，市场已经在许多年里因其固有的邪恶性质而遭到批判。如果不能澄清市场与计划各自的性质及在任何社会里二者之间的互补作用，那么，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实践者都可能迷失方向。
澄清“市场”与“计划”这两个概念，或许，与其根据各种社会理论来澄清这两个概念，还不如直接澄清它们在特定社会实践中的意义。我推测，有喜欢前一种叙事路线的读者，也有喜欢后一种叙事路线的读者。不论你喜欢哪一种叙事路线，你面对的许多重要问题之一是这样的：30年前，当少数远见卓识之士阴错阳差地将中国改革推进到临界点的时候，你的生活状况难道比现在更好吗？或者你相信假如中国不改变30年前实行的社会经济体制，那么你现在应当生活得更好？又或者你相信30年前推进到体制变革临界点的演化路径完全正确但30年后这一路径应当转向更多依赖计划的路径？假如你曾问过这三个问题的任何一个，你就会有兴趣读这本书，和我为这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我承认，我的序言要求读者保持深思，这很累。
我不希望展开全部理论，我只给出我的全部理论训练能够支持的一个与这里的议题密切相关的见解：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市场”与“计划”，有意义的，是在每一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市场与计划。所以，我们其实只需要澄清例如美国目前的市场与计划，和例如中国目前的市场与计划。所谓“澄清”，一方面是关于“事实”的陈述，一方面是关于“价值”的陈述。我们诉诸人类理性。先哲陆九渊早已明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不论美国还是中国，就目前情形判断，计划只能是对市场的补充，而不可能完全取代市场。我认为这是一项关于事实的陈述，它是事实。那么，我们的计划取向的社会实践，又有何危险呢？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往往需要更细致的探讨，否则就难以澄清。市场的制度特征，我归结为这样两项事实：其一，它产生竞争，因为否则就没有市场。其二，它迫使人们学会自由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两项特征孰好孰坏？这涉及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我希望在这篇序言的后半部分寻找讨论的机会。真正的危险在于，市场竞争的程度如果太低，就会完全丧失它可能有的好处，并且未必能够免除它可能有的坏处。可是，计划者如果不满足于仅仅是补充市场，那就很可能干预市场到某一阈值，在这一阈值之后，竞争的程度便可降低到使竞争的好处完全消失。这是最坏的情形，因为，一方面，计划者完全没有希望承担以往由市场履行的不论多么不令人满意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市场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竞争性质。于是，社会经济生活便面临瘫痪(即陷入彻底混乱)的危险。
市场产生的竞争，我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形：即第一个人在与第二个人的社会交往中，永远可以转向第三个人并且不会被拒绝。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可基于三种媒介——货币、权力、情感，通常是这三种媒介的混合。如果以货币为媒介，竞争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竞争，此外，当然可以有权力的竞争和情感的竞争。
怎样估计上述的那一微妙的阈值呢？我不知道，我相信没有谁知道。因为，这一阈值敏感地依赖于：(1)由各派政治力量形成的均衡格局，(2)大众的物质生活和心理状况，(2)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4)社会文化传统的惯性。
但是，演化社会理论的预言是：这一阈值很微妙，它可以在没有谁觉察的时候就被达到或超过了。一旦被超过，就很难挽回。“积重难返”，是一种近似但不确切的刻画，因为这是一种“非线性”现象。
所以，为了回避风险，我们最好是保持足够高的警觉。一个社会，怎样才可保持足够高的警觉呢？西方社会的办法，这是它们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方式，就是“新闻自由”。例如，这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的主要意图。中国社会的办法呢？不系统，但有一些效果，就是汉代以后各种版本的“刺史”。这样的实践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吏治整体是否足够清廉及有效。西方和中国的这两种方法，各有代价，“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社会的复杂程度越高，它就越脆弱。历史上有过许多复杂社会突然崩溃的案例，生物演化史上，我们知道有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二叠纪的那一次，灭绝了98%的生物族群。生存下来的，是极少数族群，它们，这些“匿名的少数”，就是今天万物众生的祖先。哈耶克的见解堪称深切：降低整体风险的最明智方式，是鼓励和保护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探索。
毋庸置疑，鼓励和保护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探索，要求一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或者等价地，要求足够多的社会成员对异端邪说有足够大的宽容。但是，社会系统之所以复杂，即使在这里也能表现出它的微妙性(subtlety)：假如足够多的社会成员对异端邪说保持超过了足够程度的宽容，那么迟早会出现一些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异端邪说，从社会内部炸毁这个社会。例如公开招聘牺牲者的杀人行动，又例如以破坏一切规则为宗旨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均可列入不能宽容的范畴。所以，我们有必要保持“刚好足够”的宽容。我怀疑，这是上述阈值微妙性的同源现象。它们是同源的，虽然，我还不清楚那源头是什么。
在人类社会里，“计划”，抽象而言并不坏，符合古往今来的乌托邦理想。它的制度特征，比照着市场，我也归结为两项事实陈述：其一，它强化科层组织，因为否则就很难有效地实施计划。其二，它迫使人们放弃自由选择和承担相应责任。中国社会从西周开始几乎3000年演化，发展了一种中国式的计划，那就是官僚制度，更具体而言，可称为“官僚政治”——它确实首先是一种政治体制其次还有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直到现在，我的叙事仍不涉及价值判断。
如果中国社会规模较小，例如只有一家大型公司的规模——它的雇员约为几十万，它的雇员家属总共不超过几百万，那么，经过反复尝试，我们可能确立一种格外有效的官僚组织。欧洲和亚洲的小国和地区，似乎提供了这方面的案例。虽然，它们成功的程度不同而且成功能否延续下去尚存疑问。不论如何，中国社会规模大大超过了任何可想象的公司规模。这就产生了问题：究竟要有多么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有效实施一套可称为“计划”的计划？如果计划仅仅是对市场的补充物，我不认为它可称为一套计划，因为此时它和它所补充的，联合发挥作用而且后者的作用更重要。
或许，将中国社会大致划分为许多“县”规模的社会，那么，为了有效实施一套计划而必须具备的政府强度，“县”级社会尚可承受？但是这时的政府，由于只局限于一个县，或许有另一种弱势，即认知与智能方面的弱势。于是，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发展就会出现许多失败的县，同时有一些成功的县。虽然，失败的县可以或多或少模仿成功的县，而且失败地区的人民可以向成功地区迁徙。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仍有相当高的代价。我希望找到某些指标来测度这一代价。
网络社会的研究暗示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在面对未来不确定环境时，比较有利于整体社会的生存方式，是鼓励每一个局部探索有利于局部合作的发展模式，同时维持发展模式的“刚好充分的”多样性。这里，“有利于局部合作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另一种表达就是“组织形态的多样性”。
关键是每一个局部的性质，尤其是在这一局部社会里人的行为，决定了那里应当有什么样的制度。因为，制度永远是为人准备的。如果人群之间的迁徙率超过某一阈值，例如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那么，演化生物学的常识是：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差异将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整体社会的性质。通常，我们希望人群之间相互渗透的比例，不要超过每年百分之五。这时，局部性质可以逐渐沉积在那里的人的行为模式里，并且可以预期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不至于激烈到使那些更有利于合作的模式还来不及扩展在人群中的比例就过早地消失。
必须指出，市场与计划，都是人类合作的方式。不加深思的人们往往更相信只有计划才是人类合作的方式，但是他们深思之后便发现，市场往往是更有效的合作方式。福布斯这本书，提供了这一见解的杰出论证。
为什么市场往往比计划更有效地达成人类合作呢？关键是信息问题。计划的有效性，要求计划者事前获得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的充分信息。可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发生的绝大多数情境，这样的充分信息是不可能获得的。制度经济学的思考结论是：这时可以引入一些节约信息的制度，从而让利益相关的人们自己作出正确决策。与计划相比，尤其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市场，是极大节约了信息的制度。
市场当然有代价，但在它比计划极大节约了信息的那些决策情境中，它的代价远比计划的代价小得多。
行文至此，我可以指出：合作和竞争，它们或许是同一秩序的两种性质。竞争，我已提供了一个定义。合作呢？最肤浅的定义是：凡有利于双方的，就是合作。于是，当商品交换改善了双方福利时，这是一种合作。所以，人类最早的交换大多是在朋友之间，这是古文字学考证可以支持的。
更深层的合作是，例如，以货币为媒介，在拍卖场内，许多人竞拍同一件标的物，只要拍卖规则始终被遵守，我们就说这是一种合作，尽管他们之间有明确的竞争关系。又例如，以情感为媒介，在儿童游戏中，参与者竞相取胜。这一过程当然是竞争的，但是只要游戏规则始终被遵守，那么，我们仍说它是一种合作，因为它有利于游戏的全体参与者。经济学家奈特在1940年代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一篇文章里专注地探讨过“游戏”对于人类合作秩序的往往被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参与游戏时，人的每一行为都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竞争的——为争夺胜利，其二是合作的——要遵守规则。
现在我提供一种最初由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供的社会行为学的解释：唯一能够明确区分竞争与合作的，是每一行为呈现给行为主体的双重意义。不过，合作也可以是一种隐秘的秩序，如果被遵守的规则已经成为惯例甚至潜移默化成为习俗(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也是亚当·斯密的理解，虽然它是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使用的语言。这里“隐秘”意味着理性能力有限的人类无法洞察其目的性。哈耶克说过，我们是被我们的秩序选择了的，而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我们既有的秩序。
上述见解将我的叙事带到这篇序言的结尾部分。在每一个具体情境里，存在着与我们行为相应的竞争与合作方式。有了竞争，我们就获得了在遭受一个人拒绝时转向另一人的权利，“产权”是这一权利的合法状态。这是“自由”的基本涵义，因为否则我们就事实上处于“奴役”状态。但是竞争的参与者必须保持合作的意识，为着遵守竞争规则。
市场和计划是两种相互补充的协调机制，在每一个具体情境里，存在着适合于协调那些与我们行为相应的竞争与合作方式的市场和计划的混合比例。这一比例，其实就是前述的微妙的阈值。如果这一阈值被超过了，那么，市场能够提供的竞争其实不足够带来自由，同时，计划能够提供的合作其实反而损毁了合作秩序。
这时，我想到凯恩斯写给友人的一段文字：文明其实很脆弱，它常常只维系于我们少数人的心灵。汪丁丁2010年12月16日晨，完稿于夏威夷海边注：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引言 重新审视资本主义
尼古拉斯·萨科奇法国总统自由资本主义终结了，万能权威的市场也终结了。《华盛顿邮报》“此次继大萧条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威胁着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资本主义真的是一无是处吗？最近几年是资本主义的多事之秋，使得不计其数的个人及媒体都跃跃欲试地——抑或说是迫不及待地——想为我们放任的自由企业制度写讣告。即便有些人没有公开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在他们看来，它离心脏停止跳动也为时不远了。我们的经济已经困顿不堪，灾难性的事件接二连三：金融机构瘫痪了，房地产市场委靡不振，股市行情犹如过山车忽涨忽跌，美国401(k)养老计划遭破坏，失业率居高不下，CEO的薪水高得惊人，腐败案例层出不穷。
随着经济危机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的进一步加深，华尔街的“贪婪一族”每天都会遭受谴责，他们险些造成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全盘崩溃。在国会听证会上，商业主管们像犯人一样被质问。一时间，惨淡的经济前景预测铺天盖地，失业状况似乎漫无止境。在许多人看来，所有的种种都在证明放任的自由市场只会导致经济动荡和灾难。
这场始于2007年夏的经济危机大大降低了人们对自由企业制度的信心。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突然间沦为惹人生厌的字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一向批判自由市场经济，这回他更是义愤填膺。他痛斥华尔街是“麦道夫式的经济”，抨击那里的执行总裁们和庞氏骗局中的恶魔伯纳德·麦道夫相差无几。
甚至像美联储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这类最有名的资本主义拥护者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了。格林斯潘是著名的市场经济支持者，已故的自由意志论者艾茵·兰德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早年的导师。在2008年的国会上，他表达了自己本应为调整金融体系再做些工作的心情。金融体系的崩溃是他始料未及的。他说：“我们这些人，整天盯着借贷机构不放，因为只有调控好他们的利益，才能保护股民的利益。可就连我们，尤其是我自己，都无法相信危机真的来了。”
确实，我们很容易就能为经济衰退找到合理的解释。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的GDP下降了约6%，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的首次连续下降。并且全世界的经济都在紧缩，2009年第一季度，日本的GDP惊人地下降了9%，德国的GDP下降了7%。一些新兴的经济体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显然，这一切让格林斯潘等人乱了阵脚。许多人都已觉察，不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一系列对企业的巨额财政援助已经标志着政府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私营企业已经坍塌了。来源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和其他一些计划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已被注入到各大银行和AIG(美国国际集团)等保险公司，而这些企业曾经都是被认定为“庞大得不可能破产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几家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从本质上进行了国有化，接着是对汽车行业的财政援助，以及强制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申请破产。《华尔街日报》的通栏大字标题赫然醒目——“通用溃倒在政府的怀中”，不仅报道了这家曾经辉煌显赫的公司让人不堪的没落，还似乎在暗示，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援助，已经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地步了。
2009年初，持续了数十年的非理性繁荣终于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像跳水的道·琼斯指数一样没有尽头的绝望。人们满腹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由企业制度真的要为美国经济的几近崩溃埋单吗？
著名法学学者、作家兼联邦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在《资本主义的失败》一书中这样写道：经济危机和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就是资本主义的失败。他预言此次衰退换回来的将是一个改良后的、调控力度更大的自由经济制度，不过其自由度相比现存的经济制度要小得多。《时代》杂志专栏作家贾斯汀·福克斯同时也是《理性市场的神话》一书的作者。他坚定地认为某些事情正在发生彻底的转变，并宣称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可以依赖金融市场纠正一切”的神话了，其中不乏一些曾经是这一神话的忠实追随者。他还表示长期以来认为市场是理性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他们说得对吗？
我们原本决定在2007年夏，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写下这本书，以回应如此众多能言善辩、学富五车者对我们民主资本主义体系的误解甚至敌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说：资产阶级是自由企业制度中最大的受益者，却有倾向反过来背叛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继续讨论。
金融危机在2008年秋进入白热化阶段。它的发生让更多人对我们的经济体系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和误解，这些误解又使得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并且诱导政府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决策。
艾恩·兰德在她的经典小说《阿特拉斯摆脱重负》一书中出色地描写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公众和决策者把政府造成的经济毁坏归咎于自由市场，于是政府又制定出更多的政策，结果只能使经济破坏更加严重，指责声更加激烈。
本书在回应此次70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担忧和不安的同时，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潜在原理进行阐释，这些原理可能连一些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也茫然无从解释。
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天所引起的愤怒绝不是什么新现象，对于资本主义的斥责声早在卡尔·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去追究责任在谁身上。纵观历史，凡处经济动荡时期，私营企业的经营者们总是首当其冲被扣上“罪魁祸首”的帽子，例如：19世纪30年代，房地产滑坡，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丧尽天良的银行家”；1929年，股票大跌，随即引发了经济大萧条，“奸诈的投机商”又成了过街老鼠；人们认为“掠夺成性的放贷人”和“对冲基金的巨头们”对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是难辞其咎的。类似这样的看法虽然情有可原，但却有很强的误导性。这就是我们这本书想要提醒大家的。
对资本主义的斥责声，我们从来都不陌生：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贪婪与不道德，它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那个开放的市场就如同达尔文笔下适者生存的社会：越是残酷无情的人就越能毫不留情地挤垮那些弱小的竞争者；而越是需要关照的人群却越是得不到应有的诸如医疗、能源等关乎民生的服务。此外，资本主义还催化了诸如空气污染、肥胖病等种种不良的社会现象。
不光是学识渊博的成功人士在叫板资本主义，就连学校也在宣讲资本主义的坏处，这使得最具影响力的舆论导向人、作家、思想家等都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并直接影响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的最高决策者。早在股票市场崩溃之前，早在国会出面替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执行主管们和汽车行业的CEO们圆场之前，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频频指责“天价收入”的执行主管们和“华尔街的贪婪一族”，责怪他们把美国的经济搞垮了。
在我们一流的高等学府中，对金融商业的敌对态度已是由来已久。非营利事业圈子内的工作，如学术界或艺术界内的工作，被普遍认为要比那些以“淘金”为首要目的的私营企业内的工作来得更为高尚。在娱乐行业，这种观点就更加盛行了。电影、电视剧中最喜欢把坏人形象刻画为诡计多端的企业主管，从电影《永不妥协》到电视剧《黑金家族》，无一例外。
甚至连一些资本主义的最大获益者也在拆资本主义的台。2009年度福布斯财富榜排名第二的沃伦·巴菲特声称，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商，他的财富和他的名声是不成比例的。2008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比尔·盖茨在呼吁“资本主义的改革”。盖茨在接受记者罗伯特·盖斯的采访时说，他坚信资本主义在医疗、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结出的累累硕果，并没有能够使世界上的穷人获益，而是仅仅让富人们过得更好。
对资本主义的一片骂声直接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经济政策的出台。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指望着政府能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而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最能够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的机器一直以来都是私营企业。他们深信最为有效的提高政府收入的方法就是向所谓的“富人”和“贪求利润”的大企业多征税收。然而，纵观历史，无数次的教训摆在我们面前，对提供就业机会和创造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惩罚，只会导致经济的滑坡，相反，降低税收往往是刺激经济的最有效手段，这里我们说的降低税收，不是指政客们作秀似的一次性减税，而是指实实在在的减税政策。
在对资本主义的一片责骂声中，人们开始严厉声讨诸如沃尔玛这样的大型私营企业，斥责这些企业掌控过多的市场权利。然而，人们却对政府行为视而不见，殊不知政府拥有着强大的市场权利，对当今社会的经济危机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下两大真实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政府创办的两大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在推动此次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政府创建的大型保险计划——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计划，对造成目前畸形的医疗服务市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对资本主义的斥责声听得多了，目前很多人认为：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是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他们认为这样就能保护就业机会。而事实正好相反，不仅在美国，还在全球的其他国家，保护主义政策恰恰成了就业的最大杀手。
对资本主义的斥责声日渐高涨，人们对其愤恨的情绪亦达到了极致，这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经济活动根本原则的清晰认识。例如，人们并不理解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换言之，他们并不清楚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他们一味地认定财富只是那些“贪婪一族”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却没有意识到财富也可以作为投资新企业、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资金来源。
同时，媒体与政治家还不忘在一旁摇旗呐喊，声讨“贪婪一族”与“自由市场”。他们的煽风点火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使得人们看不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因而，人们把责任统统归咎于资本主义，埋怨是资本主义引发了经济危机，其直接表现就是抵押贷款危机，以及天文数字般昂贵的医疗保险。而事实上，经济危机恰恰是由于政府阻碍了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造成的。
对资本主义的深深斥责，使人们无法看清现实。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出现过动荡，但相比繁荣的大趋势来说，其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市场改革的政策，使得美国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卡特—尼克松时期的萧条中摆脱出来。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和放宽法规限制，使得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资金摆脱了束缚。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迅速腾飞，技术创新源源不断，无论是个人电脑、手机行业还是互联网都表现非凡。
的确，也许某一天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我们会发现1982年到2007年这些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现在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一些便利，无论是自动取款机或是DVD 影碟机，又或是家用电脑和CT 扫描仪，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要么根本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广泛应用。这一时期之所以辉煌，不仅仅是因为有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发明。只需看上一场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老电影，看看影片中人们使用的家用电器、开的汽车或是住的房屋，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那时人们的生活质量要比现在低得多，更何况影片中的场景早就被好莱坞不知美化了多少倍了。这是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现如今，不仅是富人，社会上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们，大家的生活都比以前过得好。
过去稀缺的物品变得丰富了。就以电脑为例，40年前，只有企业和政府才有能力购买那个既古老又庞大的主机，光是一台机器就可以占据整个房间。而今天，你掌中一台小小的“黑莓”，比起以前那些个古老的庞然大物，拥有更多、更强大的计算功能。
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与发展，整个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平均寿命延长了，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质变。在《空前伟大的时代—里去——记过100年25个神奇的经济趋势》一书中，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摩尔及已故的商业教授朱利安·西蒙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自20世纪初以来，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婴儿的死亡率降低到大约100年前的1/10；致命疾病杀手，包括肺结核、小儿麻痹症、伤寒及肺炎，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虽然没有彻底根除，其发病率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生产率飙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了改善，自从1977年以来，美国大多数城市的空气质量提高了约30%。
不仅如此，摩尔与西蒙还写道：“商品的供货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得容易接受。各式商品应有尽有，即使是美国最贫穷的人也选择颇丰，他们甚至可以购买到1个世纪前就算是洛克菲勒或是范得比尔特都无法买到的商品。
直到信贷危机出现以前，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陆续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
自由市场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从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起，激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财富大爆发，席卷印度、巴西、欧洲中东部地区及拉丁美洲和非洲。自由市场经济使财富与经济迎来了跨时代的迅速增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失败的国外援助计划所没能做到的。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最近的经济衰退应被视为是这一波不同寻常的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并非是命中劫数。
尽管批评家们把自由企业的前景描绘得既暗淡又无望，自由企业制度其实是一条最好的出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它能够调动一切可以动员的因素，让创造力、发明力及人类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来满足社会不同的需求。这是由于自由市场内的每一笔交易都是本着互利而决非贪婪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障交易直接参与方的利益，并最终为整个社会谋得福利。
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市场一片混乱，前景难以捉摸。找工作或是丢工作的过程，都不是按照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于像谷歌和沃尔玛这样的公司日益壮大、大获成功，官僚和专家们既没有事先预料到，更没有给予批准。人们变得富有了，这就已经触碰到了这个业已成熟的现存社会体制的敏感神经。
当今社会人们愤恨情绪的文化根源要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远古时期，人们在疾病、饥荒及其他恶劣条件下求得生存，他们极度痛恨那些货币兑换者的相对富裕。基督相信富人死后升入天堂的概率很小。这些信仰并不局限在西方国家。在封建主义制度的日本，商人们被视为社会的寄生虫，这是因为他们竟然以远高于自己买入价的价格出售商品来获取利益。
经济学家兼学者托马斯·索威尔把零售业与借贷业中一批活跃于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商人称为“少数中间商”，他写了大量的文章深入地阐释了人们对这一类人的普遍不信任。长期以来，零售业与借贷业被那些经济头脑简单的人认为是不可能真正为社会带来任何经济财富的。
遭到流放的“少数中间商”中有犹太人、移民到美国的亚洲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印度的帕西人。然而，在索威尔看来，事实上人们对他们的偏见并不全是来自种族歧视。一名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战俘的英国经济学家，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描述了在战俘营中，中间商的经济活动是如何自发形成的。他还阐述了参与这类经济活动的人是如何遭到其他战俘的唾弃的，尽管这些中间商也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中有天主教牧师，也有锡克教教徒。
美国人对于商人阶级的看法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却一直以来都存在着矛盾，这一点还要追溯到两大政治阵营的对抗时期——两位建国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既是种植园主又信仰农业模式的杰斐逊并不信任城市与商业。他在脑子里构思出一片社会分工明确的农业社会景象。相反，汉密尔顿认为美国需要依托充满活力的商业来发展经济，在那里，人不论贵贱，都将有机会出人头地。
这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将美国这一民族的灵魂彻底分裂了：虽然美国成为了一个推崇自由市场的国家，但是当中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却依然被视为“强盗贵族”，公司也被认为是压榨人类灵魂的机器。
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的愤恨之情远远超过了文化上的矛盾情绪。事实是，数量惊人的人们根本不明白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技术创新者与财富创造者，是无数国家艳羡的对象，但是很显然，在我们当中还是有许多人并不了解开创了这个繁荣景象的经济体系。
难怪经济学被称为“沉闷科学”。“沉闷”一词概述了大多数课堂上老师是如何教授经济学的：经济学等于一连串的无生命等式外加技术性词汇，如摩擦性失业、GDP、需求的收入弹性等。难以想象这些主题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有任何联系。
美国国家经济教育委员会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美只有17个州要求学生学习经济学课程。
许多美国人都没有接受过关于经济原则的正式教育，这些原则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一瓶牛奶的价格，还是房屋借贷的利润，抑或哪里有最适合你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原则。研究发现，在事后测验中，有超过60%的美国中学高年级学生无法定义“利润”这个词；只有一半的大学高年级学生能正确说出“通货膨胀”、“生产率”及“财政政策”的定义。
若干年前，《华盛顿邮报》、亨利·J.凯泽基金及哈佛大学调查研究部将1500多名普通美国人就多个经济事件的观点与250名经济学家的观点相比较。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报道说：接受调查的普通美国人比经济学家更易倾向于产生消极的态度及“反市场偏见”。
换句话说，了解经济的运行规律的人越少，人们就越有可能对自由市场采取更消极的态度。
本书旨在就资本主义的一些经典疑问做出相应的解答，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声讨声中的一些中心论点，正是由于这些斥责之声，人们对自由市场产生了信任危机。我们将以最近几次的事件为例，从中得出结论：我们所说的现实世界经济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运行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们也会强调那些极易被人们忽视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教训，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我们目前的处境。
铅笔的故事
本书将以轻松的对话形式呈现给大家，这些都是你们在餐桌前或是教室里会讨论到的热门话题。首先提出问题：“资本主义合乎道德伦理吗？”
人们对自由市场存在一种隐匿的危机感，他们认为自由市场交易建立在“贪念”之上，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行为。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由市场经济是以信任为基础的。
在自由市场进行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必须是相互的。援引18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无论是面包师还是屠夫都是通过向你出售食品来换取你的金钱。的确，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们需要你的金钱，因而他们愿意为你提供餐桌上的食物。然而，这样的交易能进行下去的前提就是双方都要能够从中获益。也许最终进行的交易未必是双方最初的构想，但交易过程依然是通过调节供求关系使双方获得最大的利益。正如已故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曾经写到的那样：双方从事这项交易的初衷是希望从中获得利润。双方会因为满足了预期的希望而选择下一次继续交易，或是因为没有满足预期希望而终止交易。交换或是贸易能进行下去是因为双方都能从中获利。如果双方都无望从中获益，那么交易也就无法进行。
罗斯巴德认为斯密对于市场运行过程的描述扬弃了16～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者们陈旧的观点。在这些重商主义者看来，“无论何种交易，一方能够得利是以另一方的牺牲为代价的。每一次交易都会产生获胜者和失败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毕竟，如果这只是一场零和博弈，且交易双方中只能有一方获益，交易就无法进行下去。
自由的市场经济是由这些相互受益的交易过程交织而成的。所有这些合在一起，被亚当·斯密称为“无形之手”，它能将资源引流到最需要的地方。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这就是自由市场的神奇之处，它就这么做到了。
伦纳德·里德写的儿童读物《铅笔的故事》一书首次叙述了“无形之手”是如何调动人力与资源的，该书已成为经典之作，后来被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多次引用。《铅笔的故事》记录下了铅笔生产的全过程。故事从一棵树说起，“这是一棵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和俄勒冈州的挺拔的雪松”。铅笔进而向我们描述了参与整个生产过程的无数人力的辛勤劳作及与之相关联的所有行业，从树木的砍伐到原木的运输，从电力的供应到矿产的开采，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提炼油菜子油用于橡皮的制作。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人都为我的诞生出了把力，然而这些人大都彼此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像一年级的小学生那样迫切地需要我。他们中间有的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我，更不知道如何使用我了。他们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得到我。也许在这成千上万的人中，他们只是希望可以用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实际技能来换取所需的食物和服务，他们中有些人确实需要我，有些人其实并不需要我。还有一个事实那可是更令人吃惊了：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发号施令，或者是强制性地指挥生产我的所有过程。这样的人连一丝痕迹也没有。相反，我们发现是这只“无形之手”在发挥作用。
社会财富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无数的个体在满足他人利益的同时也满足了自身的利益。合作网络一旦形成，创新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不仅仅是生产铅笔，还有从手提电脑到洗衣机的全面革新。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人们赚得资金，继续创新，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水平，推动社会进步。
那些认为自由市场是建立在剥削与贪婪基础之上的人，都没有能够意识到这只“无形之手”发挥的作用。在自由市场中，人们的行为并非由贪婪所驱动，而是由自身利益所驱动的。正如我们将在里探讨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贪婪意味着擅自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走极端。得克萨斯州有一位母亲名叫凯瑟琳·巴顿，当她立志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减轻糖尿病人每天注射胰岛素的痛苦时，她心中可是没有丝毫的“贪念”。她预见到了一种需求和一个潜在的市场，但驱使她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她本人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恨透了每天由于打针而造成的手上的针孔和淤青。受她的“自身利益”所驱使，一方面为了获得财富，一方面为了解脱个人的痛苦，她发明了I-Port注射器，病人佩戴这样的装置可以减少因注射造成的痛苦。这是一个硬币大小的圆盘装置，连接一个细软管植入皮下，使用者将胰岛素注入圆盘中，沿着软管通道可以向体内输送药品。最近，该发明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开始广泛应用于各类糖尿病患者。
2005年，陈士骏、查德·贺利、贾德·卡林姆等三名PayPal 前雇员创办了YouTube。其原意只是为了方便朋友之间在互联网上分享家庭录影片段，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需要，没想到一夜之间，他们竟成了网络大赢家。仅一年之后，谷歌公司就以16.5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YouTube网站。现在的YouTube 已远远不仅限于刚开始被发明出来的那些功能。它将浏览器与电视机连接来播放影碟，推动互联网革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今，无数的网页，包括各大主要的新闻传媒机构，都在使用YouTube 播放节目，你不仅可以收看到转播的节目，还可以收看现场直播。
这就是自由市场环境下经济增长的过程。没有人来发号施令。整个过程完全是自发的，甚至是偶然的，但总是在不断地循环发生。这一点是将责任都推给资本主义的人们无法理解的。哪里有需要，企业就会为其度身定做，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完全是自发的行为。
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例，当时财政预算削减，美国海岸警卫队被迫缩减自己的服务范围。警卫队无法再动用潜水艇对游船实施非紧急援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小企业家开始来填补这个空缺。在纽约的绍斯尔德，约瑟夫·J.弗劳恩霍夫成立了Sea Tow 海上救援公司。起初发展业务时公司只有一艘船，现今已拓展成为一个蒸蒸日上的经营网络，在美国、亚洲、欧洲、巴哈马及摩洛哥拥有121个分点。
在弗劳恩霍夫与其他一些企业家脱颖而出前，人们认为政府有责任确保非紧急用船的安全。然而弗劳恩霍夫的私营公司满足了该需求，做得绝不比政府差。海岸警卫队请求弗劳恩霍夫来帮助寻找失踪的船只，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在寻找TWA800号航班坠机后的生还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弗劳恩霍夫的公司并不仅仅是一个民间私营版的海岸警卫队，它同时还提供其他各项服务，包括船只融资和船只保险。
当然，自由市场中也免不了存在着坏分子与贪婪一族。此时就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就像在社会的其他领域里那样，政府有义务监督合约的履行，保护产权，维护秩序。
然而，大多数时候，自由市场经济因受自身利益的驱使，促使人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自觉地合作并承担责任。毕竟，人们想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就必须以诚为本，这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你的观点或许与那些政府决策不谋而合，而我们相信那些决策者的设计动机是好的。但是，你只要深入分析就会明白，他们的想法只反映了少数人的愿望与利益，而并不是广大人民的真实需求。
现实世界的教训市场的本质是人们用手里的金钱进行投票。
从许多方面来说，市场是一个回声系统。人们无法确定推动它发展的力量是来自哪个方向，就如同没有人可以彻底看清参与制造铅笔的所有人力和流程那样，即便是最精明的政治家和官僚，也无法参透市场内部的运行规律与方向。
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如果政府因制造铅笔而遭到指控，铅笔部的官员们可能会预订一大批原木来讨木材行业的欢心，又或者他们会迫于环保主义者的压力而几乎不订购木材。迫于政治压力，开采石墨的矿工们的薪酬会一涨再涨。参与铅笔制造的人们将不得不遵循各类不同的政府条例和法规，这当中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而大多数是蛮横的。合作过程中要耗费他们大量的时间来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这样一来，开销会螺旋式地上涨，就像其他一些政府工程那样，情况变得无法控制。呈螺旋式上升的成本又会被转嫁到铅笔的价格上，届时将不再有人买得起铅笔。铅笔供应就会出现过剩的状况。或者说如果此时铅笔部把铅笔的单价压得极低，这时，铅笔将供不应求，货物就会出现短缺的现象。
正如本书将向大家描述的那样，政治家们一厢情愿控制市场将无一例外地导致供求的失衡。这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中已屡见不鲜，例如委内瑞拉、朝鲜、古巴，以及多年前的苏联。此外，美国也存在着受政府严厉控制的领域，如医疗服务。官僚与政治家们并没有意识到市场已经在现存的供求关系基础之上，以最广泛的利益分配方式在分配资源。因而，他们设法控制市场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对上百种商品进行强制性价格控制，使得低收入人群有能力购买食物及基本生活所需品。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目标，也使他深受一些美国资本主义批判者的爱戴。但是他不明白，商品价格的制定应该是以该商品的交易和生产成本为基础的。他采取强制性价格的行为或许能讨好他的政治选区为他赢得选票，但却不能真正反映出现实世界中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成本。他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导致市场缺货严重，国内经济一片混乱。
黑市是目前委内瑞拉唯一可以购买到粮食的地方，在那里，粮食的价格要比价格控制前贵得多。这种局面正是典型的痛恨自由市场的人们想出来的经济策略所致。他们几乎从来不去预见那些可能发生的问题，或者拿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从来不对市场上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他们反而为市场创造出了更多的危机。
最近，一位从保加利亚移民到美国的朋友描述了保加利亚政府控制的医疗服务行业。他说：“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你却很难享受到这些服务。”
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你会体会到，政府干预几乎是无法解决经济问题的，这是由于这样的做法将经济运行过程政治化了。政府所谓的倡导公平原则的解决办法，主要目的是满足当权者的利益，而不是满足现实市场中人们的真实需求。
又有什么能比对底特律的紧急援助和政府接管通用公司这两大案例更好地说明以上这一点呢？在第二章中我们会探讨有关通用公司的情况，如果奥巴马政府允许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话，通用本来很有可能通过削减其惊人的劳工成本，搜寻出一个复苏的策略。通用公司原本还可以走寻常的路线，在破产法庭进行资产重组。可惜的是，随着政府力量的介入，通用公司根本没有机会去面对现实世界的残酷，靠自己的力量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2009年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霍尔曼·W.詹金斯写道：政府新委任的通用公司CEO惠塔里克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通用与首都华盛顿之间的良好关系，而不是满足市场需求。惠塔里克的决策很有可能倾向于怎么做才能讨好他的那些政治老板，以及那些需要他去讨好的人，例如工会，而不是怎么做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在本书关于政府政策的《现有制度还不足以保障公众利益吗？》和《经济发展不需要政府引导吗？》两章之中，我们探究了政府对经济进行微观调控的不可预计的后果。
官僚们制定的蛮横法规，无论是价格控制还是苛刻的财务制度，都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扭曲，使人们蒙受经济损失。我们将细致分析的最重要的一个案例就是医疗服务行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平价医疗服务是否可行？》这一章中，我们将向读者展示，政府的参与及层层法规已经造成了医疗保险市场的严重畸形，高昂的费用使越来越多的人闻风丧胆，受益者越来越少。
现实世界的教训对市场力量施加政治压迫最终会引发不可预计的后果，使得原本该受益的人们反而深受其害。
iPod经济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在努力降低医疗服务的门槛，使其价格能够使普通人接受，结果却引发了医疗服务价格的飙升，最终不得不采取配给制。医疗服务经济体系成了市场体系中最难以让人理解的，这真是一大悲剧啊！
同样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富创造过程。在《资本主义不是残酷无情的吗？》这一章中，我们探讨了经济增长中的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破坏性的，还时常令人痛苦。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过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将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正是这些开创新行业、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新技术和新业务在破坏他们认为业已过时的旧行业。
回想一下个人电脑诞生的后果吧。个人电脑的诞生使人们不再需要使用打字机，这无疑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工作机会。这就是即使是在经济景气的年代，公司里下岗工人的悲惨案例依然层出不穷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诞生的新行业与新的就业机会常常出人意料。
再来看一个由于个人电脑的普及而衍生的一项新产品：iPod。苹果公司这一革命性的创新，不仅使得iPod，还使其相应的iTunes软件成为了大众文化的偶像。据统计，iPod 已经创造了4万多个就业机会，而且这一数据还不包括销售其各式各样相关附件的人数。技术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该技术使得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一首单曲而不需要为了一首歌购买整张价格昂贵的CD，这样就可以省下钱去购买别的歌曲；普通的艺术家也不再需要依赖唱片公司就能打入市场；它还为音乐产业以外的其他相关行业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开拓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销售与发行视频，例如，电影与信息播客。
然而，iPod仍对一些领域具有破坏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促使音乐下载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它却从另一个方面使音乐零售商受挫，众多商家被迫关门歇业，或是彻底改行。越来越多的唱片公司与歌手不得不靠发行单曲来赚钱，而不是将重心放在收益更大的CD 合集上。iPod还为传统音响制造商带来了挑战，他们不得不革新自己的产品以迎合这项新的技术。
对于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来说，这些改变无疑是令人痛苦的。然而，假使苹果公司从来都没有发明过什么iPod，我们的生活就会因此变得更加富裕吗？权衡利弊后，大多数人会一致认为iPod 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不仅对于经济发展有利，还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即使是著名歌手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改变，他们承认尽管这种改变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机会，比如让音乐从经济上及艺术上彻底独立。
与人们的设想正好相反，iPod 并不是斯蒂夫·乔布斯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无论是YouTube，巴顿的I-Port注射器，还是铅笔等无数新发明，都是顺应人们的需要而诞生的。2003年，《纽约时报》杂志记者罗布·沃克写道：iPod 靠的不是某个单项技术的突破，而是把很多革新综合起来的产物。在一篇文章中，乔布斯自己也承认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将这些零散的想法集中起来而已。这就是自由市场财富创造的典型过程，既是自发的又是不可预见的。你永远不知道它何时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开始。
由于无法全面地预知自由市场的财富走向与创新路线，人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斥责声不断。例如，人们开始反对自由贸易。正如我们在关于全球化的一个章节中探讨的那样，经济评论员们常常为贸易逆差与外包加工感到惋惜，他们并没有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进出口贸易同样会给美国带来上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从而为经济的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我们与中国进行贸易，就使得大量资金流回美国。中国以购买美国财政债券的形式向美国进行投资，奥巴马政府正好可以用这笔钱来支付他庞大的开支，使政府免于经济困境。
声讨资本主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经济衰退之前，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经济并未有所发展，而是一直在走下坡路。而美国的失业率在这段时间里相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有了实质性的降低，一直徘徊在4%～5%之间。而劳动力参与率，这里是指劳动者中成人的参与率，要比40年前高得多，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错，在过去的30年里，尽管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企业大起大落，几百万个就业机会遭到破坏，但是社会依然创造出了净40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个人总收入从2万亿美元增长到12万亿美元。美国家庭净收入(这里指总资产减去如购房贷款等的负债额后的总值)在奇迹般猛涨，从原来的7.1万亿美元增长到51.5万亿美元。因而，整个社会的经济大幅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迅猛提高。
政府在推行一个项目前总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凭借媒体的力量进行大肆宣传。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无形之手”创造了就业机会，使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但这一切都是没有官方宣布仪式的。美国总统办公室既不会发表什么声明也不会签署什么协议，通常，事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现实世界的教训相比自由市场经济的创造力与增长力，人们更容易发现自由市场经济所谓的“破坏力”。
然而，生意失败、风险与创新的负面效应是动态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人否认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然而，正如我们在书中提到的，限制市场的自由只会让后果更坏，这样做只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造成大面积的失业现象。
受经济危机影响丢了工作的人也许正气得火冒三丈。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书中不断提及的那样，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并不是正常的自由市场“创造性破坏”的后果。事实恰恰相反，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经济危机都不是因为自由市场的运行机制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干预引发市场扭曲，使市场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造成的，这才是灾难性的。
在一个健康的、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一旦出现了经济不平衡，出现供不应求或是供过于求的现象，市场内部机制就会自动进行调节。就以手机为例。曾几何时，拥有手机的普通人极为罕见，其价格高得惊人，而现在，人手一台，也再不会有人因看到手机话费账单上的数字而晕厥。手机价格一跌再跌，许多手机生产商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由于市场的作用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给予人们足够大的经济决策空间，市场必定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一旦政府进行强制性的干预，无论是通过制定法规，还是通过直接参与，都会造成市场的失衡，甚至扭曲，而此时，市场力量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能力。
这样的结果可能还会造成严重的市场功能紊乱，就像当今美国政府控制下的医疗服务行业。对于经济大环境，如果政府横加干涉，我们会再一次经历过去两年内发生的经济衰退。
在每一场历史性的经济危机中，扭曲的联邦政策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萧条也不例外，当时美国政府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对经济瘫痪发挥了助波推澜的作用。征税的目的是挽救就业市场，却引发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一场贸易战，引发了全球就业危机。在今天依然如此，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金融机构垮台就是很好的例子。两者都始于抵押贷款市场的严重扭曲，而这种扭曲正是由于联邦政府政策错误的引导而造成的，此外政府创立的两大房地产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扭曲信贷市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创建这两大贷款业巨头是为了促进自置居所计划。公司规模庞大，比以往任何一家私有企业都大，与联邦政府密切挂钩，在信贷业、房地产业、金融业都引起了大规模的市场扭曲，使整个金融体系近乎崩溃。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其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21世纪初，网络公司纷纷破产，随后，美联储通过降低利率的手段来刺激经济，结果造成长时期的低利率。如果没有这次货币政策的失误，房地产泡沫也绝对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灾难性规模。
并非是自由市场背叛了格林斯潘的信仰，事实正相反。身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格林斯潘采取降低银行利率、弱化美元价值的政策破坏了自由市场的运行机制。否则，美国哲学家、小说家艾因·兰德也绝不会抵挡不住诱惑，相信诸如美联储这样的政府机构能够调节美国市场与世界经济。她更不会忘记自由市场的关键力量是需要一个强硬的、稳定的、值得信赖的货币流通机制。
现实世界的教训错误的经济政策可能引发经济动荡，这比市场正常运行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破坏要残酷得多。
声讨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们还存在另一个误解。正如他们只看到自由市场的破坏性而忽略了它自发的创造力一样，人们只看到某些意在推行“创新”与繁荣经济的政府行为，殊不知，政府这样的做法只会破坏就业机会，抑制财富增长。
就业计划和一些政府支出可能会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然而政府的支出直接来自无数个人及企业的税收，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投资新的就业机会。设想企业一旦资金短缺将会发生什么？公司无法扩大营业规模，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行。新企业的开发将处在构想阶段，无法有实质性操作。这些本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就业机会被束缚住了手脚，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被彻底扼杀在摇篮里了。
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大规模公共就业计划成功创造了一些短期就业机会，却无力终止经济大萧条，大萧条最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逝。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十大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中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却依然无法使负债累累的国家摆脱10余年的经济衰退，反而使国债增加了3倍。
2009年，各个阵营的政治家责难奥巴马政府大规模的政府支出，他们认为政府这样的做法只会留下巨额债务，不得不由世世代代的后人来偿还。
事实上，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并不该担忧政府支出会在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该担忧的是当下，政府支出产生的即时效应。政府提高税收，榨取了私营企业本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第三章《富人难道不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手段变得更加富有的吗？》与大家探讨了对于富人观点的误解。人们质疑富人在拉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质疑这些富人在为自身创造财富的同时还在为社会创造财富。
要是限制诸如斯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筹集大量所需资金用于拓展自己的事业，或者说限制诸如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等人积累资金用于发明创造，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那就不可能诞生千千万万个就业机会与谋生之道了。纵观历史，抑制商业阶层利益的国家终究会发现，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经济受挫，更有甚者，经济土崩瓦解。
同时，在税收这一章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高额税收不正是我们为这个人道的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吗？”当然，收税是合情合理的，但绝不同于政府所断言的那样，税收是一种“投资”。政府的主动性与创造力无法与私营企业媲美，无法获得像私营企业投资那样丰厚的回报。即使政府债券是在回馈投资者，这些资金本可以投入到积极创造财富增长的企业中去，获得更多的回报。
税收提高了工作成本和其他交易的成本。因而，这样下去，工作交易将难以开展。正如我们讨论的那样，获取税收收入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政策鼓励扩大税基，允许企业收集资金拓展业务。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税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或者采用税率较低的单一税制。
现实世界经济学
有些人会将这本书里的观点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学，而我们将其称为现实世界经济学，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更为准确。美国的经济体制，毕竟不是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整个体系是由多种市场组合而成的，其自由度不一。那些相对来说自由度较高的市场，给予企业家与改革家最宽泛的市场权利，让购买者与销售者共同商议价格与供求方案，相比受政府控制严重的市场，自由的市场能够为更多的个人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现实世界的经济体系是超出党派政治的，无论属于哪方阵营的总统与政治家们，既有理解现实世界经济原则的，也有将其忽略不计的。肯尼迪总统削减税收的做法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肯尼迪总统也明白美元增值的重要性。他宣布：美元的价格应该和黄金一样。
不幸的是，理查德·尼克松并没有持相同的意见。尼克松总统废弃了黄金准则，对工资与价格进行控制的做法直接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这是由于他的政策与现实市场脱离。比尔·克林顿也同样反对政治偏见。不同于他的政党，克林顿总统致力于减少国际贸易障碍。他成功地执行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意识到了美元贬值的潜在危险。
从负面效应来看，克林顿也像吉米·卡特和乔治·W.布什一样，迫使银行发放收益很低的贷款。当他上台执政后，克林顿立即提高收入所得税，差一点彻底破坏了正在趋于恢复的经济。他在第二届任期里为自己犯的错误作了一些弥补，大幅度削减资本收益税，使经济与股票交易市场重新恢复了活力。
克林顿的继任者，小乔治·W.布什在2003年继续削减税收，使美国摆脱了2000年到2001年间经济衰退的影响。然而，他在2008年推行的美元贬值政策及其他的错误引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
罗纳德·里根削减收入所得税，与美联储的保罗·沃尔克联手消除了20世纪70年代致命的通货膨胀遗留下的痕迹。所有这些成就，更不用提冷战的胜利，使美国经济开创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繁荣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并不只是单纯做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它是建立在经考证为正确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为我们清楚地揭示了经济，乃至日常生活的运行过程。
全食超市创立者约翰·麦基忏悔道：“我曾经认为商业和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剥削消费者，剥削社会，剥削环境。”曾经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热情拥护者，麦基承认：“我一度认为‘利润’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又不能不要，但它绝对不应该是整个社会追求的目标。”然而，在创建全食超市后，麦基的世界观转变了：成为企业家后我的生活彻底地改变了。曾经对于企业的所有看法现在证明都是错误的。在第一年里我就认识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企业并不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之上的，相反，企业是以资源合作为基础的。没有人被迫与别人进行交易。消费者有选择空间，投资者也可以在不同的地域选择进行投资。投资者、劳动者、管理者及供货商之间需要相互合作，环环相扣，共同为顾客创造财富。如果这么做了，那么所实现的利润就可以在这个充满竞争力的市场上依据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了。换句话说，企业并不是零和博弈，即只有获胜者与失败者，事实上这是一个全赢的游戏。我真的很喜欢。
麦基的转变完全是由于他接触了自由市场的思想：“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还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艾茵·兰德等，我通读了他们的书。我对自己说：‘哇塞，这些人讲得很有道理。世界运行过程就是如此，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麦基将这些人的思想总结了一遍：“企业在自由市场中运行，很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只要运行得好，企业就会以惊人的速度促进市场繁荣，消除贫穷现象，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从而使身体保持健康，寿命得以延长。然而，我们社会中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呢？”
著名的编剧大卫·马麦特写过类似的一席话，着实吸引了媒体的眼球：我不仅开始阅读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索威尔的著作，还阅读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约翰逊、谢尔比及一些保守主义作家的作品。我发现自己的观点和他们是一致的：关于世界性自由市场的理解与我的经历不谋而合，而并非是我想象的自由主义。
正如我们将在书中探讨的那样，麦基与马麦特意识到了自由市场的原则，无论好坏，都最为确切详尽地描述了人们每天是如何开展商业活动的，市场在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今天的美国人开始沉思，他们意识到自己已踏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由政府控制经济、控制生活的时代。政治家将之归纳为治愈当今经济衰退的良药。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政府对于经济的微小调控几乎次次失败。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写到的，政府决策只会为某些个别领域谋取利益。这样做最终会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财富创造骤减，生活水平降低，不公平、不公正的市场行为频发。
传统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经济学的根本在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人们如何对稀缺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描述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经济常常能够将稀缺转变为富余。
想想亨利·福特的例子。他选择了汽车业，当时汽车属于稀有商品，是富人们手中的玩具，通过改革，他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流水线，成批生产汽车，这样一来普通工人阶级也买得起汽车了。换句话说，他将稀缺转变为富余。不仅使福特本人和他的公司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几百万名汽车消费者也都因开上了汽车而使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便捷了。
令人惊奇的是，在投资本主义反对票的人之中，不乏经济学家。他们没能真正意识到改革有着不可估计的强大力量，它可以引领经济发展方向，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例如，没有人能预测到汽车和卡车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火车的使用，也没有人预测到互联网会改变新闻业的运行模式。传统的经济学者、专家们的预言与解决办法常常不懂得变通，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时间他们的看法总是错误的。
通过改革，给予人们最大限度的自由，使人在满足自己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人的需求。比起丰饶的自然资源，这将会是一个更加强大的财富创造者。正是因为香港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个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小板块最终成为了强大的经济体。
本书将向我们揭示的现实世界的最大教训是：只有给予个人绝对自由的权利，使其充分发挥创造力，为他人提供最迫切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社会的需求才会最有效地得以满足。
有人或许会说这听起来像是亚当·斯密的经典理论：市场运作是由自身利益所驱动的。但是单纯认为市场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是不全面的。单单为了个人的自身利益是不会催生汽车、互联网、个人电脑、手机及无数其他创造财富的发明。这些发明是很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外，还需要一个自由的市场环境，能够让这些人拥有足够的空间来承担风险并且追求自己的理想。
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麦道夫式的经济体，它实质是一种iPod式的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通过无数次的试验与失败的反复，人们可以寻找到全新的出路来满足社会的需要。的确，“贪婪一族”无处不在，创新的同时也意味着破坏。但是，这个增长与改革的过程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财富也积累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好日子，整个社会都在进步。在政府过多干预的国家，你几乎很少能看到革命性的发明诞生，这绝非偶然。
本书还将探讨阐释各种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生活问题。我们尽可能从此次经济危机和其他近期发生的事件中寻找案例来对我们的观点进行解释。经济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经济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将向大家证明：纵观历史，资本主义正在坚定不移地消除质疑者的疑惑，成为美国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20世纪初期，《福布斯》杂志的创立者B.C.福布斯从苏格兰移民来到美国时，落魄到几乎身无分文。他以一句格言开始了他杂志编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