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做人之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司马志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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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做人之道试读：

前言

做人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精于这门学问的人在人生的旅途上左右逢源、一帆风顺；不精于这门学问的人则到处碰壁、一事无成、潦倒终生。那么做人的学问到底是什么呢？

俗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做人首要的是“洞明世事”，其次是“人情练达”。“洞明世事”就要求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有一个清晰而理性的认识；“人情练达”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颗“圆融”之心来处理各自的人际关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该如何做到这两点呢？“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那么我们就以“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为“鉴”吧，看看他是怎么做人的。

曾国藩出身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的湖南双峰小山村的一个地主家庭。道光十八年（1838）以一介书生进京赴考，考中进士。留在京城任职十年，在这十年里他从翰林院庶吉士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年七迁”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权重一时。曾以“屡败屡战”的顽强精神，组建湘军，力挽狂澜，为清王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

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说：“曾文正（曾国藩）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曾国藩的仕途通畅与他精于做人的学问息息相关。他推崇程朱理学，研习孔孟之道，对当时的时局也有很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比如在收复了南京，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毅然“自削羽翼”裁减湘军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曾国藩深得孔孟儒家思想的精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从不“锋芒毕露”，而善于“守拙”。

曾国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教育各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使之成为近代中国颇受人们关注甚至推崇的人物之一。

但是遗憾的是曾国藩关于为人处世重要的家书都已失传，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更为了使人们得以了解曾国藩做人的精髓，我们编写了本书。在书中，我们从曾国藩的大量著作中筛选其精华部分，并根据曾氏思想的脉络加以编排，以便恢复曾氏做人不随大流的人生智慧的原貌。

本书主要阐述了曾国藩一生大智若愚的为人处世哲学，以及在困厄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坚挺，崇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人格魅力；揭示了他在官场上善于编织关系网，在权力面前保持一颗平常心，并懂得放权用权的成功之道；呈现了他在关键时刻远权避祸，在权力太大、功名事业日趋全盛的时候，不把弓拉得太圆太满的做人智慧。

本书共分为七章，主要从藏锋、明强、稳慎、铺路、借力、进退七个角度阐释曾国藩做人的智慧。通过举例、分析，深入浅出地把曾国藩一生的思想精华呈现给读者，使读者在切身感受曾国藩的人格与思想魅力的同时，也能从中受到启示而学以致用。“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如”，如果你能从这本书中学习到一些做人的道理，那么我们编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一章 为人藏锋之道 不做出头鸟，藏在是非后

藏身先藏心

曾国藩是一个很善于藏身的人。他城府深，又有心机，为官多年，从不与朝中权贵拉帮结派。晚清时期，宫廷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一旦卷入其中，就很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曾国藩是深知这一点的。但是，曾国藩一方面不与朝中权贵拉帮结派，另一方面又与朝中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在道光朝依靠穆彰阿、咸丰朝依靠肃顺、同治朝依靠恭亲王奕等，而且形迹显然。有意思的是穆彰阿、肃顺后来都不得好死，奕也受尽磨难，而曾国藩却官照升，银子照拿，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以曾国藩与肃顺结交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咸丰朝后期，宗室载垣、端华及肃顺组成了一个政治小联盟。“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但有趣的是这三个人在朝中越来越受到咸丰帝的信任。

肃顺很跋扈，在朝中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一面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其目的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为自己谋反作准备。

湘军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战斗力也越来越强。肃顺把持朝政时期，湘军正在江西跟石达开作战，屡建战功。对于这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肃顺是不会放过的，将其拉拢过来，为自己日后所用的想法在湘军组建之初就有了。

肃顺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如尹耕云、王闿运、龙镍臣、李寿榕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肃顺的政治爪牙。

肃顺力图通过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湘军建立联系。

咸丰八年，湖南巡抚骆秉章赴京陛见，朝上参劾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说他“声名恶劣，同城的官员都对他不满”。接着骆秉章又派人查核樊燮，查出了樊燮又有贪污的行为，樊燮被拿问审办。后来樊燮受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恪等满族贵族的唆使，于咸丰九年向湖广总督署和都察院控告左宗棠以幕宾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问题的关键还是官文要打压左宗棠）。于是，清廷谕令官文及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对左宗棠进行审办。这就是晚清“樊案”的大致经过。“樊案”发生后，王闿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希望肃顺出面平息此案，解救左宗棠。肃顺一想，这正好是个机会，做个顺水人情，便大力相助平息了“樊案”，解救了左宗棠。

肃顺便是通过这件事与湘军建立联系的。曾国藩不可能不明白肃顺的一片良苦用心。他深知肃顺迟早要谋反，跟着他，谋反成功了对自己还有点好处，如果失败了，自己也得玩完。但他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己也不能与他公然对抗，怎么办？

曾国藩对肃顺并没有献殷勤，也没有取悦他，只是让郭嵩焘等人跟他保持着联系，意在表明我买你肃顺的账，欠你一个人情。但没有与他建立很深的个人感情，对待肃顺也只是表面上依附，内心却是时刻提防着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独揽朝纲，有谋反之心后，就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和肃顺拴在一起。

咸丰十一年十月，慈禧太后发动祺祥政变，肃顺被处死抄家。从肃顺的家中抄出很多文武大臣与之往来的书信，但独独没有抄到曾国藩写给他的一个字。慈禧大为震惊，称赞曾国藩为“忠臣”。

曾国藩深知黏上了肃顺就会为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就有可能会为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于是与之交，但不与之深交，把自己的真心藏起来，风向一变，随时抽身。这就是曾国藩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藏住了心，远离是非，也就保全了自己的身。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往往有那么一些人，明知道前面是个是非之地，还很“勇敢”地往里跳，最终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

为人处世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使自己置于是非之中，能做到在是非中藏心保身才是明智之举。

避疑是精明人之举

避疑就是巧妙地防止别人暗算，不把自己置于嫌疑、猜忌中，远离是非。

下面，通过具体事例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避嫌的。

同治三年，曾国藩攻下了金陵，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城外被方山的老百姓逮住，捆到了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军中。按说李秀成是太平军高级将领，理应把他捆到北京交给皇帝老儿处置。但曾国藩心想太平天国与湘军结怨太深，把李秀成解到北京，他势必会反咬自己一口。这样就有可能使湘军陷于众人的猜忌之中，生出无数波澜来。于是，曾国藩很果断地不顾朝廷的命令、同僚的劝说，毅然“先斩后奏”，杀了李秀成，以绝后患。

曾国藩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使自己免除无端的猜忌，是为主动避嫌。这种避嫌的方式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另外一些人的嫌疑之中。比如后来朝中官员说曾国藩是“杀人灭口”等，清朝为此还特地派大员到南京进行过明察暗访，最后不了了之。所以说，采用主动避嫌一定要权衡利弊，不可因小失大。

后来曾国藩在裁减湘军这件事情上，就充分体现了他主动避嫌，成就一世功名的英明之处。

同治三年，曾国藩攻克了金陵，平定了太平天国，但曾国藩并没有受到嘉奖，朝廷只给曾国藩幕府中的李鸿章、左宗棠升了很高的官，慈禧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朝廷的举动充分说明了慈禧对曾国藩的不信任。曾国藩功高盖主，势必会拥兵谋反。

这时弟弟曾国荃也对他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实际上就是很明白地问曾国藩敢不敢造反。彭玉麟、赵烈文、王闿运等人，都先后来探曾国藩的底。

曾国藩感觉到时局对自己极其不利。左宗棠乃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自己平起平坐，他能甘心在自己面前俯首称臣？他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他的人就是左宗棠。再说李鸿章，他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他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拥兵造反，势必会失败，自己一世的英名将毁于一旦。但现在朝廷已经开始对自己起了疑心，怎么办？释疑。

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意在表明自己没有造反之心。

后来曾国藩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不是吴三桂，无意拥军自立，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而是位忠于清朝的卫士。”

曾国藩主动裁减湘军，使清廷消除了对他的猜疑，从而保全自己的一世英名。

曾国藩的避嫌方式还体现在他从不与朝中权贵结交过深。

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深知树大招风，官位越高的人就越是容易遭到猜忌，官位就越是不稳定的道理。与这样的人结交，一旦他倒台了，势必会牵连自己，于是在官场中他始终坚守中庸之道。为官数十年，历经三朝，朝中官员更迭频繁，曾经权倾一时的官员纷纷落马，而他岿然不动，加官晋爵，还落了一个“忠臣”的美名。这与他善于避嫌是分不开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当然不会重复曾国藩的经历了，但是在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中，类似于“瓜田李下”这样的事还是大量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巧妙地避嫌，远离是非。做到了这一点，事业才能得以发展，人生才能走向完美。

万不可又显山又露水

曾氏家书中提到“常沉静，则含蓄义理，而应事有力”，意思就是谦虚存在于人与人交际之间，谦虚不只是为自己之完美，也是为了不让别人猜透自己的心。

有些人说话，简直就像是打机关枪，恨不得把自己肚子里的那点“货”全倒出来，以示自己是多么能行。殊不知，言多必失，说得越多，别人对你的了解也就越多。你的秘密、你的计谋全被别人了解了，你还怎么能做到出奇制胜，成就大事？

曾国藩认为这种人多半是“半成品”。不知深浅，误以为把所有的本事拿出来就是一条英雄好汉，殊不知，此种人最容易被人摸清真相而另有算计。所以，处世不显山不露水才是聪明之举。

咸丰五年十一月的一天，胡林翼在他的大帐内摆设宴席，宴请刚从江西来湖北的湘军将领罗泽南、刘蓉。

落座之后，胡林翼举杯敬酒道：“罗山（罗泽南）先生、刘蓉先生都是林翼的师长，弟子在这里执酒奉师，今后还望夫子多多教诲林翼。”说完，一饮而尽。听到这话，当时在座的胡林翼的部下脸上都不无惊讶之色，心想：还没喝酒，你怎么就说起酒话了呢？你胡林翼与罗泽南、刘蓉并无师生关系，而且你是二品巡抚，而罗泽南只不过官居布政使，刘蓉更是一个不上官品的训导。你胡林翼如此礼贤下士，你想干吗？

其实这是胡林翼想借此机会笼络罗泽南、刘蓉。

对罗泽南的得意弟子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俩，胡林翼同样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笼络。他知道李氏兄弟家境并不富裕，但都很讲究孝道，有老母在家无人照顾，便特地将之接到自己的署中，礼敬有加。

过分的礼遇，一开始甚至让李氏兄弟不能理解，对胡的用心颇有怀疑。李续宾为此写信给曾国藩：胡对他们兄弟如此殷情，是否出于权术？曾国藩明知这就是胡林翼搞的权术，但却不为点破，还极力为胡林翼掩饰。回信称：胡林翼对别人或许有权术之疑，但对于你们兄弟，却纯是出于真心，千万不要疑神疑鬼。

曾国藩知道，一旦说了实话、真话，就会让李氏兄弟知道胡林翼是在搞权术笼络人而不是一种纯真的情谊，这当然会大大影响湘军将领与胡林翼的合作及对他的支持，而这种合作与支持恰恰是湘军最需要的。因此对于这一点，当李氏兄弟不明白胡林翼的“过分礼遇”，而问及曾国藩的时候，一贯主张“拙诚”的曾国藩就没有说真话，而是“谦虚”地说了假话。

胡林翼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得到了罗泽南、刘蓉和李续宾兄弟等人的认同，他顺利地完成了对湘军这支老牌劲旅的接收。

现在，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如果曾国藩对李续宾说了实话，揭穿胡林翼的小把戏，那么事情的发展会怎么样？结局只有一个，胡林翼不可能顺利地接管湘军，恰恰这一点是曾国藩最不希望的。胡林翼接管不了湘军，对他曾国藩是没有好处的。为了自身利益考虑，曾国藩“谦虚”地说了假话。

聪明人保护自己，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靠什么？靠的就是绝不轻易显露真相，“谦虚”待人，不让别人了解你的想法、计谋。

在这个社会上，做事太张扬、太露骨虽然能够显得自己高人一头，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是要知道，这些眼光中，有羡慕、佩服的，也有嫉妒、憎恨的。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就是因遭嫉妒而导致的后果。

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若想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首先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能力。唯有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出现众多人为的障碍和束缚，办起事来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将会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环节的人为阻挠，事情办起来就会很难成功了。

处处逞强并不是一件好事

争强好胜的性格，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就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它可以使人在人生奋斗的道路上永葆活力而精神焕发；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的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人生正确发展的一项弱点。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没过多久，又由于镇压捻军有功，被封予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连连升官，这表示清政府很赏识他，也很器重他。可是，曾国藩却不这样认为，他感觉到一个阴影一直笼罩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这件事。

官文是满洲贵族，又是湖广总督，清政府很器重他。胡林翼任湖北巡抚的时候，事事也让他三分。后来胡林翼想办法拉拢官文，这样就使得湘军在很多事上都办得比较顺。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表面上很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好朋友黄南坡有仇，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忙办理军务，目的是为了使曾国荃离开武昌，免得在此指手画脚（这就叫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曾国荃想进来插一杠子，没门）。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总想找机会报复官文。

曾国荃先发制人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但是曾国荃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奏折写得不伦不类，语句也多不中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曾国荃所写的奏折，语句很不中肯，用词也不严谨，奏折中所列举参劾官文的罪名也不完全正确。曾国荃依仗哥哥的威名肆意报私仇，打压官员，可见其为人。”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他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曾国藩。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反对，就是曾国藩的门生也认为他不地道。曾国藩知道弟弟弹劾官文后很担忧，怕由此得罪了官文，对自己不利。

因此，他写信劝阻曾国荃：“这样的事情，你最好不要干。”原因是：“如果你成功了，会招来众人对你的仇恨，他们会想一切办法来报复你；如果你失败了，你这后半辈子也就完了。”总之，“弟弟你干的这件事，会被人认为是你依仗我的威名在报私仇，你这样做，只会让人耻笑，你要想清楚”。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你参劾官文的事情，世人都会以为是我们俩商量着干的。其实这件事是你一个人的意思，与我何干？”

又过了十天，曾国藩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经发生了，就反复叮嘱曾国荃主动向官文请罪，以求得官文的原谅。可争强好胜的曾国荃哪里听得进去，非要为自己讨个说法不可。

其实，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完全有实力出来为弟弟撑腰，但是这样做就会得罪官文，为自己树敌。考虑再三，觉得还是不去争这个理为好。

曾国藩在多次劝阻弟弟不成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只好向朝廷“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向皇帝老儿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军机处派出钦差查此案，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纯属陷害，要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老佛爷心里也清楚，这一次曾国荃参劾官文的事，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此时捻军的势力很强大，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镇压。因此，革去了官文的湖广总督的职务，回京后又让他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有点出人意料了，一大批湘军官员被开除。曾国藩开始紧张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导致的。同时他也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9月13日，曾国藩接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是为了便于监视自己。与其受人监视，还不如不干了。曾国藩扔掉了乌纱帽，辞去了两江总督的职务。

整个事件就这样平息了下来，曾国藩多次劝阻弟弟以及“密折保官（官文）”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不与人争强斗狠的品行。不与人争胜才得以保全弟弟与整个的湘军。

争与不争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可以相互转化。有些东西，你很积极地去争，并不一定能争取得来；如果你不争，有时反而很容易地就属于你了。对于我们来说，为了一点个人的利益就与人争，是很容易就招人反感、嫉恨的，这对个人的发展也很不利。所以说处处争第一并不是一件好事。

记住“枪打出头鸟”之理

梁启超先生曾说曾国藩“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一代国学大师，识人的眼光可谓精湛。但有一点梁先生还是说错了，曾国藩一点都不钝拙。

曾国藩对“拙”有这样的解释，“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意思是说“真诚能战胜虚伪；脚踏实地、不显摆的人最终要比那些利用自己的小聪明投机取巧的人更有成就”。曾国藩强调的是守拙，不显摆，不张扬。

在中国古代官场中，官位越高就越是招人嫉妒，就越是容易被人扳倒，但曾国藩混迹官场，谨慎为怀，从不做出头之鸟。这就是他在变幻莫测的官场中处于不败地位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不但要求自己做到谨慎行事，对家人他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叮嘱家人：与他人发生争执，能忍就忍，哪怕自己吃点亏也不要把事情闹到公堂上去。曾国藩认为到公堂上打官司，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另一方面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甚至会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没有败在官场上，而败在自己亲人手上的原因。当自己得势了，家里人就依仗自己的威名与人逞强斗狠，最终招致众怒，而落得个灭门的悲惨下场。

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还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骂曾国藩胆小怕事。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才使他收敛起来。

曾国藩的四弟曾国潢在地方上也很跋扈，很多人都恨他。对弟弟的行为，曾国藩也略有所知，常写信告诫弟弟，让他收敛些。曾国潢不但不听，反而要哥哥为他出头撑腰。

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听得弟弟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招致众怒，想教训一下弟弟，好让他收敛一些。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找来了一个锥子，对着曾国潢的大腿狠狠地刺了下去，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反问：“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

其实，依仗权势，行凶作恶而导致灭门之灾的事，历来都是受到人们批判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的王熙凤就是依仗着家族的势力干涉地方司法事务，致使整个家族灭亡，自己身陷囹圄。曾国藩谨慎行事，不做出头之鸟，才使他的官做得长久，且越做越大。

后来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权势也就更大了，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了。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办理公事，绝不多说一句话，不要搞那些走后门的歪门邪道。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但是闲言碎语，一些不好的言论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切记不要干预地方公务，以免惹人口舌。这是我的一片肺腑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一生天不怕，地不怕，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诽谤。

曾国藩认为，成大事者，单有志还不行，还要修炼自己，最重要的是戒躁戒傲、少言实干、不强出头。

曾国藩曾经这样论述“藏锋”：“话说得太多，就容易招来祸害；多行不义，就会辱没自己的声名；轻视别人，就会遭受别人更大的轻视。很小心地说话，谨慎做事，就不会为自己招来灾难，这是一个人事业成败的关键！”

有道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在他人面前过于表现自己的才华，于交友、处世都不利。自恃很有学问，在人前口若悬河，喋喋不休，人们难免会将你视为狂妄自大之徒，当面对你“洗耳恭听”，好像很崇拜你的样子，说不定转身就说你一句“什么玩意儿”。在工作中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时时谦虚，事事谨慎，才能获得人脉与人缘。

“忍”字头上一把刀，成就大事效果好

善于忍耐的人总是不计较一时的得与失，而是把宏大的目标放在未来。曾国藩为人处世善忍，他认为，各种各样的对自己不利的流言飞语，哪怕是打击、迫害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能够在不利因素面前做到镇定自如，忍耐一下，就能找到化不利为有利的方式，就能做到转败为胜。

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生活中有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可以把人逼入绝境。但这就是人生，我们谁也逃避不了。能够在流言飞语面前学会忍耐，能够在困境面前学会忍耐，开动脑筋，想出另外一条出路，你才能从流言与困境中走出，才能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

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忍耐中走过来的。

道光十四年的春天，曾国藩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与他同住一个宿舍的是当地知府的儿子，他性情怪僻，很看不起曾国藩。

曾国藩学习的书桌离窗有几尺远，屋子里的光线又不好，看书很是费劲。为了借光，曾国藩就把书桌往窗口移了移。那个书生发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我怎么看书呢？”对于同室的蛮横、无理，曾国藩忍住心中的怒火说：“那我搁在哪儿呢？”书生指着床侧恶狠狠地说：“可以搁这里。”曾国藩依言搁在床侧。半夜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读，还让不让人睡觉？”曾国藩便无声默读。

曾国藩忍受着同室的羞辱，发奋读书，为他日后顺利地走入仕途奠定了基础。这是真功夫善忍的一面，曾国藩还有因不忍而碰壁的一面。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虽然是个督师，其实没有多少实权，在地方上很多官员根本不听他的，不买他的账，筹兵筹饷很是困难，对此，曾国藩很是苦恼。后来还是胡林翼给他指明了事情的原委。

主要原因是曾国藩在个人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为人处世不能多忍耐，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而得罪人，致使办事多有不顺。

曾国藩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作了自我反省，修炼了一颗善忍的心。遇事善忍，后来被曾国藩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一天，湘军中的一些士兵练习打靶，误伤绿营军中一个小官。绿营军据这件事向湘军挑衅，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两支军队差点打起来了。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误伤绿营军的士兵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

后来，绿营军内部因赌博发生械斗，冲入曾国藩私宅，杀伤了曾国藩的随从，几乎伤及曾国藩。幸亏有属员挡住，曾国藩才幸免于难。

与曾国藩私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曾国藩都忍了下来。

曾国藩善忍为他赢得了美名，从而很多人也都愿意与他交往了，这就为他一步步走向成功扫清了障碍。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忍不但可以成就健全的人格，还可以与人建立圆满的人际关系，维护幸福的家庭，成就各自的事业。“忍”，是良药，虽然苦口，但有利于为人处世。能忍的人，走到哪儿，都是海阔天空，朋友遍天下；不能忍的人，去到哪儿，都会处处树敌，最后受伤的一定是自己。

做人就必须忍，这是上帝对人的一种考验。“忍”这种品质，重要性不亚于“恕”。轻浮暴躁沉不住气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大气者大志，大志者大器”，说的就是这个理。

强权的社会，险恶的人心，不公的世道，一切的一切，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你就得改变自己，学会忍。忍什么呢？忍苦、忍欺、忍世。

忍苦，就是要吃苦耐劳，忍常人不能承受之苦，甚至感情上的痛苦；忍欺，就是要像韩信忍胯下之辱，司马迁忍宫刑之辱一样，在屈辱中磨炼自己的意志；忍世，就是要忍受社会的不公。学会了这“三忍”，成功离你也就不远了。

藏起锋芒，藏而不露为智举

曾国藩在刚出道的时候锋芒毕露，很招摇。依势找皇帝要权要官，从而遭人嫉妒，受人暗算。处世处处碰壁，搞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曾国藩也很苦恼。后来好朋友吴树敏写信狠狠地批评了他，才使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收起了锋芒，改变了待人处事的态度。一次，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以往争强好胜，锋芒毕露，给自己惹了很多的是非，致使做事处处碰壁，多有不顺。后来，我逐渐注重个人的修养，藏住锋芒，事情就好办多了。弟弟在地方上做官，一要收敛一些，不可事事逞强，给自己惹是非，谨慎行事，你的官才做得长久。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曾国藩不但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弟弟要收起锋芒，对于自己幕府中的人，他也是这样要求的。

有一天，曾国藩与幕僚李鸿裔在家中聊天，正好胡林翼来了，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一个人在内室。

李鸿裔也没有什么事，反正待着也是待着，于是就拿起桌子上的一篇《不动心说》来看。这首诗也是曾氏幕府中的一个幕僚写的。诗文中有一段翻译成现在的白话就是：“你把我放在年轻、貌美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不，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高官厚禄面前，我会要吗？不，我不会。”年轻而不知深浅的李鸿裔看到这里，觉得这些人徒有虚名，便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说：“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意思是说“你们连美女、高官都不要，但又依附着曾国藩，是为了什么？可见虚伪至极”。

曾国藩送走客人后，来到内室，看到了李鸿裔写的打油诗，批评他道：“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见得一致，这我是知道的。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靠的正是这个虚名。你揭露了他们，他们在我这里就待不下去了，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失去衣食来源，就没有办法生活了。这些都是因你而起，不恨你才怪呢。”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他收敛锋芒，谨言慎行。

曾国藩后来权倾朝野，但他行事为人仍十分的谦虚，不骄不躁，后人评价为一种“谦德”，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谦虚待人、静以处事是人生的大智慧。切不可过分恃才傲物锋芒毕露学杨修，那样难免会中伤于人因而为自己埋下隐患，说不定还会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要知道凡事要留有余地，与人共事不可遮人光芒，方能免于遭人暗算。

学习一种隐身术

曾国藩的一生可谓是隐身有术，在人生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采用避疑术来达到隐身的目的，可谓高明至极。

1863年11月，湘军主力攻陷了天京（金陵），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此画上了一个惨痛的句号。当皇帝老儿正在紫禁城庆祝胜利时，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有功之臣曾国藩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位列三公，权高位重，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正是因为自己的权太大，他才忧心忡忡。“功高震主”，清廷岂能容他？

清政府是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现在皇帝最害怕的就是他曾国藩造反。数十万的湘、淮军的存在，简直不是福，而是祸。

天京平定后没过多长时间，朝廷又命曾国藩追剿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流寇。但曾国藩自叹“精力日颓而责任弥重，深为悚惧”，因而先后三次奏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我广读史书，深知人情世态，我没有太多的才能而据高官，过不了多久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没有什么德行而权力又过大，则必然会招致众人猜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啊！”

四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又受到加封谕。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适以为忧”四字，强烈地反映着他退让避祸的意思。

能否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尴尬的政治处境，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成为了曾国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紧急关头，他毅然采取了三条退身之策。

一是要求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皇家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曾国荃功成身退，辞去一切职务回家安享晚年。

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和鲍超、周宽世两部均拨给沈葆桢统辖，以向清廷表示自己并没有谋反之心。

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

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廷下怀，使清廷骤减心头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曾国藩巧妙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方式，消除了清廷对他的猜疑，达到了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目的。

当时曾国藩的好朋友也没有几个人能明白这一点，只骂曾国藩是孬种。在极盛的时候，不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能敏锐地看到险象，又巧妙地消除忧患，在这方面，曾国藩显示了过人的镇定与才能。

下面，我们来谈谈曾国藩的藏身术，对我们也会有所启示。

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的时候，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为曾国藩出计献策。

有一天，刘秉璋献防守运河之策，要求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马队渡过，试图把捻军围在一个角落里一网打尽。

李鸿章在江督行署，觉得这个计谋根本行不通，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秦朝有万里长城，如今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两千多年后遇到你这个知音。”李鸿章显然是在挖苦刘秉璋。

后来，无论刘秉璋做什么事，李鸿章都进行干扰。

曾国藩很不满意李鸿章的这种做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剿捻也没有多少进展，皇帝很生气，就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为自己愤愤不平，多次上折要求继续统军剿捻。皇帝没有答应，只让他留在军中继续效力。

后来，曾国藩了解到剿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长期耗在这里对自己也没有多少好处，就找了一个理由，毅然离开了李鸿章。历史证明，曾国藩作出的这一决策是明智的。

巧妙地退身，不把自己置于困境，保全自己的实力，这些技巧被曾国藩玩得炉火纯青。

树大招风，官高招祸，身在官场，首要的是学会保护自己，防止因自己权力过大遭别人猜忌。当遭受不信任时，就要学会适当地放官，也就是放权，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让别人注意不到你，遗忘你，你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

管好自己的一张嘴

俗话说“祸从口出”、“言多必失”，一不留神说了不该说的，就会招人嫉恨，惹来是非。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说话也不注意分寸，喜欢直来直去，“每口总是话过多”。而且，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也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如果不管好自己的这张嘴，势必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为此他下定决心治口。

治口就是慎言语，不议人短长，曾国藩后来尤其遵循不背后议论人。

一次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天下的事变化无常，我们普通人是难以把握的。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对于别人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地大加议论、指责。孔子曾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你的见识本来就很浅薄，生性又多疑，说话更是不严谨。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自视过高、好妄断天下事的缺点给予了很严厉的批评。

有一次曾国荃读唐代的一篇文章，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就给哥哥曾国藩写信说了这事。曾国藩一看来信很是不高兴。他认为评价一个人物，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轻易地说某人是君子，某人是小人是阅历不深、轻视天下之人的缘故。于是就给弟弟去信说：文章一篇，就能让天下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与后世看得太轻了。你所谈论的是与非，换成别人可能就不以为然，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这个地方的人所推服的贤士，换到另一个地方则不认为是贤士，再换到另一个地方，则这个人就有可能被当地人认为是小人了，何况天下后世呢？你要切记改掉你这瞎评论人的坏毛病。

其实，曾国藩在刚出道的时候，也有评头论足、议人长短的毛病。他的好朋友陈作梅对他说：“你把天下人都当做坏人，还不如把天下人都当做好人，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很多人都乐于与你交往了。”曾国藩的日记中说：陈的话是“讥讽我最近好在背后议论人的短处，觉得他人都不如自己好”。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为父亲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

自从自己率领湘军东征以来，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也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咸丰皇帝不信任他，没有授予他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好背后议人议事，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恃才高，一味蛮干。

后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而得到了一些收获：“我这些年来事事都很顺，全靠我转变了对人对事的态度。我以往自恃才高，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觉得人人都不如自己。后来，我检点自己的言行，才知道自己并没有多少才能，发觉每个人的身上也都是有优点的，并不像我以前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这九年的转变，使我与四十岁以前大不一样了。为人处世，能屈能伸，再也没有在人背后议人的短长，从而为自己避免了很多的是非。”

一年以后，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他善于应酬，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左右逢源，事事顺心。他自己承认：“我这次出山，已经十个月了。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全依赖朋友的帮助。我以往处处议论别人的短长，致使无人与我交往，看来是我气量不够大啊。”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中的那些逢迎、谄媚及腐败现象十分厌恶，不愿与那帮人为伍。为此他吃了不少亏，得罪了不少朝中权贵，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把自己搞得很狼狈。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曾国藩做了这么多年的官，历尽官场风云变幻，还是那么不识时务，也没有学得乖巧一点，说话也不注重分寸，直来直去，真是讨厌。长此下去，他的官是保不住的。身在官场，就要适应官场的环境，管住自己的嘴巴，少说话，多办事，官才能做得长久。”

对于官场中的种种腐败现象，曾国藩也感觉到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扭转不过来的，但是自己又身在官场，该怎么办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长久地生存下去，就只有去适应。曾国藩晚年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以前在朝中做官的时候，对官场中的很多行为都看不惯，遭到很多人的排挤，后来我学会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情况才稍微好了一些。”这一次的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官场中逐渐成熟起来，变得圆融通达。

话不可乱说，往往随口不经意说的一句话，轻则得罪人，重则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当年左宗棠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大实话而招致慈禧太后的报复，最终倒台的。切记，不可凭个人喜好随便说话，否则说错一句话，有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行动来弥补，甚至根本没有弥补的机会，所以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胜人不如胜己

天底下争强好胜的人，比比皆是，其实这种心态与人的道德品质有很大的关系。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性格、修养、家庭以及道德培养、师友影响等因素，但是道德品质也取决于每一个人通过自我控制去调节、克制和训练。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实现自胜的过程。曾国藩的成功也伴随着这一过程。

曾国藩说：现在天下很不太平，人人都在想法保全自己的实力，与自己无关的事，从不过问。余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墙篱，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

正是因为忍耐和自我控制，一个人的品质才臻于完美。

为人做事必须要忍耐和自我控制自己的情绪，才会有大的进步。在某些领域，混得很好、很受赏识的人并非因为他很有天赋，而是因为他的性情；并非因为他很有才能，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那么，他就会缺乏忍耐精神，他就会办事不圆滑；那么，他就既不能管理他自己，也不能驾驭别人。这种性格就是忍耐。虽然，忍耐通常被视作一种“懦弱”，但是，这种“懦弱”，是与敏捷、魄力、思维以及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性格强硬的人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往往表现得很冲动，如果不对这种冲动加以控制，任其妄为，事态的发展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就有可能酿成大祸。但性格强硬的人为人处世都很有热情，如果能控制住冲动的脾气，发挥热情的情绪，他就能成就一件事。控制情绪就像是控制蒸汽机里的蒸汽一样，控制好了才能发挥功效。

曾国藩认为“强胜于人，是一种不能自我控制而不顾及利害的鲁莽行为”。相反，在自我控制的过程中，求自胜——自己先强大起来，才是真正的胜道。

所以曾国藩把控制恼怒、愤激看做像制伏蛇蝎一样重要，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弟弟来信中有遇到人就想发怒，遇到事情就忧闷等话，读后很为你焦急忧虑。今年以来，我军攻占收复江苏、浙江等地城池很多，只有金陵迟迟没有攻下，且还没有把握，军中缺粮缺钱，不如意的事情和不入耳的言论纷至沓来。连我都郁闷得生病了，何况老弟你劳苦过甚百倍于我呢？从春天以来，我时常担心老弟肝病发作，而老弟来信常常对此含含糊糊，也不说清楚，直到这封信上才吐露真情。这病非药物所能治疗，一定要将一切看得开，不要烦恼，不要发怒，才能逐渐减轻病症。如蝮蛇咬了手，那么壮士就斩断自己的手，这是为了保全性命啊。我们兄弟如果想保全性命，也应该把恼怒看得和蝮蛇一样，不能不勇敢驱除。至嘱至嘱。

当然，控制愤怒，不等于泼洗澡水时把孩子扔掉，不可因此而去掉倔强顽强之气。因此曾国藩还说：

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

曾国藩还在给弟弟的信中反复强调自胜、自强、倔强之要。

咸丰八年正月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弟弟说自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其实我跟你一样的实在，只是我们在官场中混迹了这么多年，各自的身上都染上了一些很不好的习气，惹别人笑话，也让别人怀恨，这对我们没有一点的好处。近日我闲居在家，做事谨慎小心，力求找回那失去的诚实品质。贤弟你此刻在外，做事切记踏踏实实，万不可投机取巧，使自己越陷越深。假使有人用诡计陷害我，我仍然用很真诚的态度对待他，时间长了，他也就没有陷害我的想法了。若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冤冤相报永无止境。

这段话说的是为人要实在，待人要真诚。对奸诈之人也应以诚相待，不必勾心斗角，以牙还牙，否则冤冤相报无期无尽。

自强，才可以不被别人打败。古语说：“一个国家只有从自己的内部先乱起来，然后才会被别的国家所取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于人，也同样，只有自己打败自己了，才会被别人打败。因此，韩非子说：“为人处世，不在于战胜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人只有战胜了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才不会被别人打倒。”

处处胜于人，处处显山露水，试图压住对手的势头，以示自己很有能力，这种人表面上似乎很有能力，但不一定让对手在内心服你。曾国藩求自胜，而不求胜人，自然是看到了成大事者的立身方法。如果把心思放显摆、逞能之上，则是猛汉所为，但如果把心思落在胜己处，则是智人所为。前者当止，后者当行。

第二章 为人明强之道 不争一时之胜，琢磨万世之功

学会多走几步慢棋

曾国藩平生以稳健、谨慎著称，即使是火烧眉毛也不为所动。在带兵打仗上，曾国藩也主张求稳，他的座右铭是：“我们可以几个月不打一仗，但打仗之前就一定要准备充分，就一定要获得胜利。”

曾国藩经常对自己的部将说：

宁可好几个月不打一仗，绝不可以在打仗之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计划好，这是用兵获胜的道理。本来我们的力量强，但是我们故意向对手显示很懦弱，那我们多半会打胜仗；如果我们的力量弱小，但是也故意显示我们很懦弱，就多半会打败仗。在战场上，不可以急于攻打对方，必须让对方打我们第二下，我们才打第一下。……与很强硬的对手交战，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弊病是最关键的。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弊病的情形下，而我方贸然进攻，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所识破，这一仗就势必会败给对方。

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曾国藩不急于求胜，走慢棋，在稳中获胜的战略、战术思想。后来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了他曾经急于求胜而导致失败的一战，以此来告诫弟弟要学会走慢棋。

在围攻天京（金陵）城时，曾国藩给前线的九弟曾国荃写信，叮嘱道：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军出壕一战，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着心里直扑腾，这大约是我一向气魄胆量不够的缘故吧。这一仗的惨败，对你、对我都是一个教训，望弟切记。现在江南连日阴雨，寒冷阴森，气象不佳，深望老弟一定不要追求出人意外的功绩，不要急于求成，只求稳妥的做法，方可获胜。

其实在攻打金陵之前，幕僚制定的各种战略方案都集中到曾国藩手上，但他一概拒绝，而只用稳招。

最初，李续宜向胡林翼建议，用船载陆军直下焦山（今镇江），出其不意，急捣苏州、常州。这是兵法上的出奇制胜。胡林翼对此十分欣赏，建议曾国藩采取。曾国藩用兵不讲“出奇制胜”，自然不会采纳。于是胡林翼又向曾国藩提出放胆放手的战术：

我反复考虑，觉得不能这样谨慎、小心。过于求稳，就会贻误战机，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我们现在兵力又弱，分兵调遣，根本就实现不了围攻。如今，我们必须招募四万兵士，从水路合围金陵城，然后再组建一支精兵强将从正门杀进城内，出其不意，杀他个措手不及，方可获胜。

随后，胡林翼专门会晤曾国藩，要求采纳他的计策，并指出曾国藩的“稳招”缓不济急，说“急脉缓受，大题小做，或恐不济”，劝他“不要过于谨慎”。

曾国藩除了接受胡林翼扩张湘军、多募勇兵之外，仍拒绝采纳胡的进兵计策。曾国藩曾经因急于求成败过一次，他认定了稳扎稳打。这也是围攻天京历时三年之久才终将其攻克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的幕僚左宗棠在军事上的许多做法也取法曾国藩，甚至于对弈中你下第一步棋后，去睡一觉起来，他还在琢磨他的棋子该放哪儿呢。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前后共用了三年的时间。其间，筹运军粮的时间就用了一年半，收复新疆北路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整个收复新疆的实际战斗时间仅仅用了七个多月就结束了。左宗棠用大部分时间作准备。对此，小说《左宗棠》的作者安静波先生这样记叙道：

小到每一旧运道的修筑、新运道的开辟，从某个地方采购军粮的利弊得失，每军每月需要多少粮食，以及进行某个重大战役需运多少军粮，分储在什么地方，需用多少车驮，行多少路；每战之前，对进攻部队（包括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截击部队和防守部队之间配合，对进攻时间的选择（尽量避开严冬和酷暑）以及收复失地后的善后工作等，都要经过仔细周密的策划，都要耗费左宗棠大量的心血，可谓殚精竭虑。

左宗棠说：“自从我办理军务以来，事事宁肯缓进，也不退却。一旦投入战斗，就要‘取急风雷雨之势’，以‘急战’之态一气呵成，令敌毫无还手之机”。在古牧地战役中，左宗棠仅用六天就击败敌人主力；达阪之战，左宗棠用四天就全歼敌军。这主要是因为左宗棠在战争打响之前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曾国藩、左宗棠以缓求进，谋取人生胜局，最终名载史册，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当今社会，人心浮躁，急功近利者不乏其人。不肯踏踏实实做事，搞歪门邪道，投机取巧之人，终将一事无成。

成事皆在于有恒

曾国藩说，“天道忌巧”，也就是说做事不要投机取巧，要下“笨”工夫，持久努力，不断进取，才能获得成功。他常引用倭仁的话说：“做事有恒心，有毅力，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咬着牙，一步一步走下去，就能够实现各自的人生目标。无论多么有成就的人，也是按照这个规则才功成名就的。”

曾国藩在日记中谈到他由做事无恒到有恒的转变过程：

我一生有三大缺点：做学问，对经史都很精通，唯独天文算学，一窍不通，连金、木、水、火、土这五星也不识认，这是第一大缺点；做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是第二个缺点；年轻的时候练习写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一会儿摹王羲之，一会儿又练颜真卿，没有一个章法，终无所成。近年在军中，因字写得难看，遭到很多人的耻笑，这是第三个缺点。年轻人要力戒这三个缺点。

说到算学，我是很难学会的，金、木等五星，认识起来还容易点。我家里所藏的天文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教》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时不时翻开看看，没有多久，金、木五星也就认全了。凡做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难易，都要有始有终。练习写字，先求圆匀，再求敏捷。若一天能写楷书一万字，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这一行为谋生的手段，就可以到翰林院去抄书。可惜我当初没有好好地练习。

我这一辈子，因为做事没有恒心，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惭愧啊。自从带兵打仗以来，事事不能持之以恒，使自己失去了很多获胜的机会，悔之晚矣。你如果想要有所成就，做事就必须持之以恒。

人生唯有“守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练习写字，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但当时也没有坚持下来。近日我每天练习，从没有间断过，遂大有长进。可见学习没有老少之分，事无分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就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

曾国藩做事总是有始有终，他还把是否有恒心作为成败的关键来看待。做事如此，立志、做学问都是如此。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学无止境，只要坚持学下去，总会有所成就。我以往做事极没有恒心，近年稍微好了些。自七月初一起，至今没有一天间断，每日摹写100个字，每天看书少则20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100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大全》20卷，《后汉书》100卷，都是随看随批，哪怕再忙也没有间断，也不因为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提前做。诸弟如果能有这样的恒心，哪怕像四弟这样资历不高的也会有所精进，何况六弟、七弟……诸弟试将《朱于纲目》篇篇圈点，坚持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批完。不要找任何借口间断学习，幸甚幸甚。

在这里曾国藩把有恒的效用作了很详尽的阐释，并且做出有恒的榜样，同时为弟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这种方案，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也是很实用的。

曾国藩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也是他发愤立志、发愤持恒的时候。曾国藩出身并不显赫，资质也不怎么样，能够取得成就，全依赖于他那困知勉行、坚持不懈、一往无前的精神。

荀子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意思是说：没有潜心钻研的精神，就不会有洞察一切的聪明；没有默默无闻的工作，就不会有显赫卓著的功绩。荀子也强调了做事贵在有恒的道理。

曾国藩科举成名，镇压了太平天国，做了京官后，在这个时期，正是他立志潜修的时期。后来取得的“赫赫之功”，可以说都是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所以，凡是想成就大事者，恒心是不可缺少的品质。

放眼未来，从大事着手

曾国藩在每作一个决策之前，都把他的行动和天下局势联系起来考虑，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惑。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局势的主要方面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宫廷内的政治斗争。曾国藩细心洞察局势，巧妙地避让对自己不利的因素。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不久，咸丰皇帝就驾崩了。但肃顺把持朝政，隐丧不报。曾国藩和胡林翼是通过京城里的朋友才知道这一消息的。曾国藩身在官场，深知朝廷中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越发让他们忧心忡忡。有一次，胡林翼竟半夜惊醒，长叹：“京城里一定有很重大的事发生了，不知对我们是祸还是福？”

的确，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曾国藩是在一个多月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12月15日，曾国藩接到四件廷寄，其中还有一道谕旨。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的载垣、肃顺、端华等八个大臣都被处决了，但并没有说他们犯了什么罪。

一看谕旨，上面写道：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慈禧处决了八大臣，让自己节制江南军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觉得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

其实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目的是敲打湘军将领，不希望湘军就此拥兵自立，更主要的还是要鼓励湘军更好地为朝廷效命，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剿灭。给你曾国藩更大的权力，表明朝廷对你的信任，让你心甘情愿为朝廷卖命，不然你的下场就跟八大臣的一样。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最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而是太平天国怎么平定的问题，怎么铲除政敌的问题。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

一是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考虑，曾国藩将与他有着深厚交情且被他称为“二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消除隐患；二是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铲除了这块绊脚石。这两招为后来湘军能顺利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曾国藩放眼于未来，审时度势，正确调整自己的人生之路，谋取人生胜局，最终功成名就，名载史册。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审时度势，获得人生与事业成功的人可谓举不胜举。

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范蠡，辅佐勾践二十多年，终于帮助勾践灭掉了吴国。在得到万众瞩目的高官厚禄之时，能审时度势，看到潜在的祸患，毅然斩断自己对官位财富的贪婪之念，适时隐退，得以颐养天年。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选择，而每种不同的选择往往对以后的生活轨迹带来不同的影响。有时迈出的一小步都有可能关系着以后人生的大方向、大结局，更何况面临大抉择和大跨步的重要关口。因此，要想给人生导航，必须把握天下大势的动向，审时度势，由此来正确地规划自己的成功之路。

小处让人，大处胜人

曾国藩之所以是古代官场上的“常青树”，能够历三朝而不倒，关键在于他为人处世、带兵打仗，包括做官不看重小的得失，而是要赢取全盘的胜局。

下面来具体谈谈曾国藩小处让人，大处胜人，谋取全盘胜局的典型事例。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将金陵定为首都，建号太平天国。5月，天王洪秀全命西征；6月，攻占安庆，进围南昌；9月移军北上，29日，攻克九江；10月20日，攻克湖北汉阳，省城武昌戒严，湖广总督吴文铭独坐危城。

曾国藩在奏折中谈到了当前的局势。

荆州、襄阳占据长江上游，是进攻陕西、河南的必经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是目前的形势是武昌更为吃紧。太平军已经建都金陵，以镇江、扬州两翼蔽东路。现在太平军急于争夺的战略要地莫过于武昌。古人云：长江出蜀后奔流千里，沿江有五大镇，荆州是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金陵为下镇，镇江次之。今太平军已得下镇、镇江，其意图将会溯江而上，进攻中镇武昌，以及上镇荆州。现今九江、安庆近已被太平军占领，如果太平军占领了鄂城、荆州，则长江延绵四千里将全被太平军所得。这样我北方的军队不能渡江到南方来，两湖、两江、三江闽浙的军队不能渡江到北方，奏折也不能传达到京城，朝廷的谕旨也传不到我这里。湖南、江西又离金陵很近，也不安全。即使太平军不渡湖南，则湖南也会有累卵之危。湖北的存亡，关系天下全局。

在这点上，曾国藩可谓眼光独具，看清了太平军的战略意图。清廷以往对太平军的用兵重点只在乎“围困金陵”，于是在金陵周围相继建立北大营和南大营，但几乎没有效果。在金陵之外的太平军顺江而上，对东南、江北大营稍一冲击，大营随即攻破，两大营形同虚设。曾国藩的眼光绝不局限在金陵城，而在乎满盘的得失。他下决心要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域，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眼光放在长江的中上游地区，首先是武汉，其次才是九江、安庆，占据上中游，俯视下游，才可以与居于下游的太平军抗衡。

1854年初，在太平军西征部队由安徽挺进湖北之际，清廷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此时，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份奏折：

论目前的战略情形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的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为什么呢？占领了武昌，则就占据了长江上游，既能保护荆州和襄阳，又能开通去往两广、四川的道路。若武昌不保，就有可能与太平军形成割据的局面，这是我最担忧的。唯今之计，必须先会合湖南、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太平军回窜武昌。如果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的贼寇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方可保。

这段奏辞反映了曾国藩把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上游重镇武昌。对九江、湖口，曾国藩同样高度重视，他在一份奏折中说：

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被攻破了则长江的腰也就被斩断了，这样安庆的贼寇就不能与湖广相通。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地，湖口与武昌具有同样的战略地位。

对于安庆，曾国藩则认为“安庆关系淮南的全局，将来即为收复金陵的主要战略之地”。对太平军来说，安庆是金陵的屏障。安庆一失，金陵门户洞开，将直接暴露在湘军面前。

曾国藩从整个战略全局考虑，作出了先占据武昌，截住西征不成的太平军；再占湖口，把占据金陵的太平军堵在长江下游的战略部署。对九江的沦陷则不以为意。

后来，在追剿石达开的过程中，也体现了曾国藩“小处让人，大处胜人”的战略思想。

1859年2月，石达开率领数万的士兵入浙、入闽，又转入赣南，使江西湘军处于东、南、北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很是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及时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很有战略眼光的折子——《统筹全局折》。曾国藩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和湘军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曾国藩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论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他说：“就全局来分析，如果两样都有利，就应当取其大利；如果两样都没有利，就应该取轻。要敢于舍弃小利而图大利，舍弃枝叶而图根本。”第二个是要分清轻重缓急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只能保持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于是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曾国藩指出：“论大局的轻重缓急，应该集中力量进攻江北，以便早日肃清中原；论目前的缓急，则应该先攻景德镇，以便保全湖口，先巩固长江南岸。”于是湘军收拢兵力，集中进攻江西以北重地景德镇，不仅改变了被动局面，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历史证明，曾国藩的“舍九江，保长江”、“舍小利，求大利”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曾国藩不以九江之失为输，而是把眼光放在长江之上游，高屋建瓴，最终赢取了平定太平天国的胜利。

摸透游戏规则，谋取胜算

俗话说“官有官道”，“官道”就是做官的游戏规则。在官场中，学会并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你的官就能做得长久。不懂规则，你就会遭人排挤、暗算，不但会丢官，有可能还会把命丢了。曾国藩混迹官场数十年，深谙官道，致使历三朝而不倒。

肃顺独揽朝纲的时候，任用了一大批湘军集团头目，但曾国藩却与他没有实质交往。肃顺被处决后“籍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曾国藩为什么不跟肃顺密切交往？曾国藩与肃顺同在官场，肃顺拉帮结派，密谋造反，曾国藩是看清了这一点的。与这样的人深交，无疑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遵守官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说曾国藩遵守了不与肃顺这样的大阴谋家深交的规则，才保全了自己。

曾国藩的“不为”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还使清廷以“其敷乃腹心，弼于邱治”，对其大加赏赐（同治元年元旦，清廷颁布几道赏赐殊荣的诏旨，被赏赐者汉员只有曾国藩一人），以示更加的信任他，而对他“言听计从”。

同治初年，慈禧将曾国藩由两江总督升授协办大学士后，更给了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罢徙，事无不咨，言无不用”的特殊优待，开大清重用汉人旷古未有之典例。以至于李慈铭为此而感叹：“万国瞻新政，垂衣二后贤，病看元岁历，梦想中兴年。哀痛求高切（是日两宫下恤民求言诏，凡数千言），忧危命相专（是日拜曾帅为协轶），乡邦劳圣虑，稽首戴皇天。”

曾国藩的亲信李榕说，“内间自两宫亲政，力求治理”，“外臣恩遇于节帅（曾国藩）特隆，南服之封疆将帅，凡有默涉，皆与赞画。将也相也，节帅之任重道远矣。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面对那拉氏这样破格的信任，曾国藩忧心忡忡，但他还是采取了冷静而又明智的态度。不但不因此而沾沾自喜，骄横跋扈，反而更加谦让，做事更加的谨慎小心。如命其节制浙江，他就再三辞谢，当侍讲学士颜宗仪，给事中高廷祜等人上奏要求命曾国藩密保十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时，更力陈不可，说任命“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岂敢干预”；他“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罢涉之柄”；应该“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村党之端”。

其实，曾国藩内心希望更多的湘军将领能成为地方上的行政要员。他一向认为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才能领军筹饷，于事有济（他曾经因手中没有实权而深受其苦）。但是曾国藩这样欲擒故纵的手法，使清廷对他更抱好感，要他“不当稍有避嫌之见”，以后“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进，以备采择”。

曾国藩深知，在这特殊时期，如果自己稍有冒进就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也是官道之一。

但是，清廷是真正地信任曾国藩吗？不是。自湘军组建以来，清廷就没有信任过他曾国藩。但是，这次朝廷为什么又这么信任他呢？

慈禧揽权时，太平天国闹得正欢。但是清廷亲信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唯一还有一点战斗力的僧格林沁军，又在上年对外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在恢复过程中。而湘军此时却愈战愈强，人数愈来愈多，控制地区愈来愈广，声望愈来愈高。

一方面，湘军对朝廷造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平定太平天国还要依赖湘军，也就是说湘军还有利用的价值。慈禧赏赐曾国藩意思就是说：“我给你官，你不要谋反，老老实实地平叛太平天国。”

曾国藩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而遵守了有所为的规则，替老佛爷出征了。

在攻克了金陵之后，太平军也就基本被平定了。这时，朝廷一改往日对曾国藩的信任与礼遇，只给这个平定太平天国的有功之臣开了一张“毅勇侯”的空头支票。而且还把他调到直隶做总督，目的是为了监视他。

曾国藩又被动地走入了一场游戏之中，这场游戏的规则又是什么？曾国藩陷入了沉思之中。

后来，曾国藩毅然决然地裁减了湘军，以向朝廷表明忠心，同时辞去了两江总督的职务。

曾国藩正确运用官场中的游戏规则，是他获取人生胜算的一大法宝。

官场如此，商场、情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要想成为游戏场中的胜者，就得先摸清游戏的规则，遵守规则，不被游戏淘汰出局，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成功之前，先磨一颗坚忍之心

曾国藩在朝中做官几十年，其实做得并不称心如意，他一直在清政府的猜忌和地方官员排挤的夹缝中求生存。尤其是在坐困江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江西地方官员的排挤和刁难。

曾国藩是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创办湘军又以此身份率军打仗的。在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他，地方官员根本就不把湘军当正规军。湘军虽负有“能征善战”之名，但不属于国家的正规兵制，地位不能与八旗、绿营相比。

咸丰五年（1855）夏，曾国藩为父亲服丧期满，朝廷补授他为兵部右侍郎，但仍没有地方实权，仍没有钦差的头衔。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筹备军饷就很困难。湘军是以客军的地位出省作战，大部分的军饷就不得不仰仗江西，这使曾国藩倍感寄人篱下的苦闷与不便。甚至有一次，地方官还唆使兵丁闯入他的行署，想加害于他。曾国藩要在江西聘用官员，筹备军饷被江西官员视为越权的行为。谩骂、刁难如同暴雨一样不断袭击着他，使得曾国藩多年以来如履薄冰。有一件事情颇能表现曾国藩这一时期的处境。

曾国藩初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的巡抚是陈启迈。陈启迈是湖南武陵人，与曾国藩是同乡，又曾一同在翰林院为官，这次曾国藩来江西作战，本应格外亲切，倍加照顾，但与之相反，陈启迈却觉得曾国藩来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无疑遮住了他的光芒，朝廷会认为他无能。于是他处处刁难曾国藩，希望把他赶走。在江西万载有个举人，名叫彭寿颐，也是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此人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决定将其调入幕府。但彭寿颐与巡抚陈启迈不睦，刚好在这个时候，两人又因为一点事闹翻了，以至于对簿公堂。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启迈收到了曾国藩调用彭寿颐的咨文，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有意袒护彭寿颐，与自己挑衅，于是一怒之下，不仅不允许调用，反而将彭寿颐投入狱中，严刑拷打。曾国藩觉得陈启迈心胸狭窄，忍无可忍，遂罗列了陈启迈一些事实，将陈启迈弹劾。

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在江西领导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在江西作战中，虽然战功显著，但与各地乡团不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杀。9月间，安徽又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以稳定。

而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又下旨要曾国藩援助浙江，继而又命令他带兵去福建，不久又命令他援助安徽。石达开从湖南跑到四川之后，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其实朝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试试你曾国藩是否有心服从我的调遣，是否能为我所用。忍不住的，也许就揭竿自立了。但这些，曾国藩在好朋友胡林翼的规劝之下都忍耐下来。

曾国藩能做到坚忍也得力于胡林翼。曾国藩与胡林翼为生平至交，每当他不能忍时，胡便温言相劝。胡林翼确是一个坚忍之人，他曾说过：“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时之不忍而终身惨矣。”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撑得住，可做出非常事业。意思是说：自古至今，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每次都能够忍受，坚决挺住，这样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

“明强”是成就大事的根本

清朝末年，曾有人著书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没有主心骨。主要是说曾国藩练习写字，年轻的时候学习柳诚悬，中年的时候学习黄山谷，到了晚年又学李北海，所练书法越来越没有刚性；做学问吧，在翰林院时专攻诗词曲赋，后来认识了唐镜海，又跟着他研究《论语》，继而转变研究《六书》，通读了乾嘉朝的训诂书籍，反而不搞经史注疏；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崇尚程朱理学，后来办团练，带兵打仗又信奉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常常说要写一本《挺经》。

后世人据此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三变”。初看，也有点道理，但是仔细分析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变化，其实不然。所谓的“三变”，只不过是曾国藩在治学、立身、处世方面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地位作出的“适时”的调整。他的思想始终坚守着“以儒墨为体，庄老为用”。

曾国藩不但不是一个善变没有主见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的“明强”之人。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事业与人生的成功，这与他“明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曾国藩刚开始受命进攻太平军时，曾经亲自率领在衡州组建的水师东征，想一举消灭太平军。但是，刚训练出来的湘军水师根本就没有实战经验，结果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打了几次败仗。有一次，他带领在长沙的水师八个营晚上偷袭靖港，结果也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

以往，曾国藩曾多次嘲笑清廷绿营兵不能打仗，如今看到自己组建的湘军屡战屡败，感到“无脸见江东，一气之下，从船上滚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身边的人发觉，才把他打捞上来，护送回长沙大营。

在长沙，曾国藩灰心丧气，几天不吃不喝，很快，曾国藩因打败仗而滚江自杀的事就传得满城风雨。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上，有冷言冷语、幸灾乐祸的，有向上告状、请求弹劾曾国藩的，还有认为湘军不能作战，主张解散另建的。曾国藩听到这种种舆论，坐立不安，既有几分不服气，又有几分羞愧。他也想过，解散湘军，回家过逍遥自在的日子，但一想到自己办团练组建湘军的初衷时，就又犹豫了。

正在心灰意冷、犹豫不决的时候，曾国藩接到了父亲曾麟书的手谕，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父亲的勉励下，曾国藩鼓起了勇气，坚定了与太平军作战到底的信心。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实报在湖南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对岳州、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看后，便接过笔去，改为“屡败屡战”，以示决心。

后来，曾国藩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要求弟弟曾国荃在家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幕僚又将曾国藩在家备好棺材，誓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一奏折，对曾国藩忠君的决心倍加赞赏，赏给他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后又收回，改赏兵部侍郎衔，并催令迅速东下，进剿太平军。

曾国藩在接连打败仗的情况下，不但没有退却，而是坚定与太平军作战到底的信心，这就是“明强”，明示自己强大的目标。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道：“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明强”的性格能促使一个人成功，但怎么样才能做到明强呢？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再困难的路也要自信地走过

曾国藩的一生虽然不是辉煌的，但是是成功的。他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取成功要靠能力和智力，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失去三大法宝——立志、忍耐和自信。

咸丰五年（1855），罗泽南离开了江西。失去了这位得力干将，曾国藩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湘军要发展壮大首先要“自救”。曾国藩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当时，湘军水师中的几位军官才能平平，并且又缺少一位得力的统领，曾国藩让李元度接管水师事务。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兵、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我有几件事情要特别叮嘱你，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哪怕只住一晚上，也必须这样做，能够使我方军营安如泰山，即使敌人来攻打，也不会对我方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哨探严明，仔细观察敌方的动向，防备敌人来偷袭。必须先做好敌方来偷袭的准备。

第三，不要只报喜不报忧，军情要据实禀报。

第四，对于我的错误也要直言不讳地指出来。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便又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很有信心实行“自救”，但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都很逊色。李元度又是一个书呆子，根本就没有大将风度。为此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认识到光有信心自救还不行，还得有信心向他人求救，寻求帮助。

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于是就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其驻江西湘军的困境。同胡林翼函商，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统领水军，胡林翼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曾国藩的要求。可这个彭玉麟是个极重乡情、特重孝道的人，他提出在去江西之前要先回一趟湖南衡阳老家省亲。这样来回折腾，直到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费尽心机，总算是为自己求得了一位水军统帅。

但此后不久，湘军在江西樟树镇与太平军作战时惨遭失败。主要原因是周凤山风闻石达开率部来攻，吓得魂飞魄散，致使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吏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之下，惊骇不已，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在湘军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曾国藩又站了出来。这需要的同样是勇气与信心。

曾国藩来到南昌，一面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革去了周凤山统领的职务，选用贡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同时还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人于危难之中。

但没过多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越战越勇，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

在这危急关头，胡林翼毅然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不久，弟弟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沂、崇阳入江西义宁，于8月抵达瑞州城下。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两千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道州勇两千，合共四千人，组成“吉字营”，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助江西。

曾国藩在自救不能的情况下，果断地向朋友寻求帮助，最终解决了江西之危。

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的这一事例中得到这样的启示：

一是在失败面前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地抱怨是无用的；

二是在困难时刻，自救不能的情况下，重要的还是要寻求朋友的帮助，就有可能走出“山重水复”，迎来“柳暗花明”。

信心是生活的支柱。房屋没有了支柱就会坍塌，人生没有了支柱就很难有朝气蓬勃的个人生活，也就谈不上成功。自信是通往成功的垫脚石，人的成功之路必须踏着自信的石阶步步登高。有了自信，人才能坚持自己所追求的信仰，才不会在困难和失败面前低头。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信者的格言都是：“我想我能够的，现在不能够，以后一定会能够的！”

守住“诚”字，就会赢得信任

曾国藩能获取人生、事业的成功，这与他的聪明才智、坚忍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但与他待人处事能做到诚实守信也有很大的关系。人做到了诚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与尊敬，才能取悦于人，受惠于己。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就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谈到诚实的重要性，他说：

吾自信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是在官场上混迹了多年，自己都跟着学坏了。惹别人笑话，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最近，我努力反思自己，回归本质，力求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弟弟你在外行事，也要踏踏实实，不可投机取巧，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曾国藩始终把能诚实地对待别人看做是一个人应具有的基本品格，他认为只有诚实地对待他人，别人才会以诚实来对待自己。

当初，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手中没有一兵一勇，脚下没有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手中也没有实权。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率领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这些地方武装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曾经打到了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将他们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津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的共同目标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就是一个“诚”字。正所谓“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

曾国藩的一生都是以诚实、守信来要求自己，同时对于那些诚实的人，他也总是给予帮助、提携。

曾国藩的两个门生都考取了直隶知县的职位。有一天，这两个学生同时去拜见老师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什么时候去上任，一个听了马上回答：“正在准备行装，可能还要等几天才能上路。”另一个则为了讨好曾国藩说：“已经雇好了马车，明天早晨就动身。”

第一个说“过几天动身”的学生就是后来成了大名知府的杨毓柟。当时，曾国藩觉得杨毓柟显得奸巧，便怀疑杨毓柟撒了谎。可是过了不久，曾国藩就听说杨毓柟待人诚实，上任后很有政绩。于是就多次写信给直隶巡抚，称赞杨毓柟的贤良，并极力举荐杨毓柟。杨毓柟因此不断得到提拔，最后担任了大名知府一职。

对诚实的人曾国藩总是慷慨相助，一有机会就提拔重用，而对于那些不诚实的人，专靠搞歪门邪道钻营的人，曾国藩却很不客气。

曾国藩在任江西总督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官署中休息，正好看到一个头戴花翎的人，手里拿着一包银子偷偷往自己随从手里塞，但遭到了随从的拒绝。第二天，曾国藩又看见了那个人来了。第三天，曾国藩看见那个人从袖子里拿出一个更大的包。曾国藩就要求随从把此人带进大堂。

原来，此人是湖南的一个县令，有些才华。前不久与巡抚政见不合，就被开缺了。于是就到江西来找曾国藩，希望曾国藩念及同乡之情，给自己一官半职。曾国藩本有意招募此人到自己的幕府，但后来了解到此人不实在，也不够光明磊落，就放弃了招募他的念头。

曾国藩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于自己的子弟他也同样要求他们做到质朴、忠厚、诚实，要求他们能诚实做人，实在地做事，不投机取巧。在家信中，他说道：“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意思是说，机巧、自满以及心口不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这么做的人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要善于变不利为有利

曾国藩的一生有很顺的时候，但也有很不顺的时候，有时候在处理问题时也往往会把自己搞得很被动。但曾国藩却又往往能从被动局面中走出来，能力挽狂澜。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还是通过具体事例来谈谈曾国藩的“变不利为有利”之智吧。

在剿捻不利，清廷对自己又很不信任的艰难时期，弟弟曾国荃不识时务，参劾满洲贵族官文。这件事使曾国藩骑虎难下，弟弟的行为把自己搞得非常的被动。

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官文坐镇湖广。为什么要官文坐镇湖广呢？清朝满族权贵是不放心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利用官文监控湘、淮两军。

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很清楚清廷的意图，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了，湘军在攻打安庆时他不发兵援助。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官文也没有给他帮助。曾国荃忍气吞声。

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根本就不把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官文哪受得了这个气，于是就想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寻机报复。

曾国荃也不是好惹的，就先发制人，搜集官文的罪名，向皇帝上了一本，弹劾他。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感事情不妙。那官文是皇亲国戚，能惹吗？曾国藩深恐此举会遭大祸，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隐忍、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失败”。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待事态发展。

正如曾国藩所预料的那样，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等，立即引起军机大臣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进见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如果慈禧听了胡家玉的话，他曾国藩就有满门抄斩之祸。

在慈禧左右为难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曾国藩和左宗棠各上了一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左宗棠上折说曾国荃参劾官文的文章，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属实，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昭朝廷公正。

原来曾国荃上折弹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追究官文，这样做可以挽回满族权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来也看不惯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

但远在西北镇压捻军的左宗棠，才不管李鸿章的这一套，他手握兵权，清政府也不敢小瞧他。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折拥护曾国荃。

慈禧老佛爷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调回了北京，以大学士的身份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此事宣告结案。

曾国藩“密折保官（官文）”的举动，不但挽救了弟弟，同时还打破了湘军与满族权贵的僵局，可谓“一石二鸟”，这只是曾国藩一生当中做到“扭转不利局势”的一个个案。曾国藩一生中最成功的扭转局势的事就是组建湘军，镇压了太平军。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军以南京为据点，把持安庆、九江，占据了长江下游，石达开又进入了四川，只要武昌一得，则整个长江就被太平军所有了，形势对满清政府极其不利。在此情形下，曾国藩果断地提出了“舍九江，保长江”的策略。从荆州堵住进入四川的石达开部，强势攻打安庆，把太平军截在长江下游，进而逼入东海。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取得平定太平军的胜利，主要原因是他善于扭转局势，变不利为有利。这需要的是智慧与胆量。曾国藩在困境之中磨砺自己，逐步谋取人生胜局。

第三章 为人稳慎之道 从不把弓拉满，从不把势用尽

含苞待放的花最美丽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离他不远了。所以清代朱柏卢在家训中写道，“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以告诫子嗣。很多人都不明了其中的奥妙。

曾国藩在平叛了太平天国，湘军声威达到了极盛的时候，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向清廷奏请裁减湘军，明白表示自己没有挟军权造反的态度。

至于裁减湘军，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已经商量好了。

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剿灭太平军指日可待，此时已该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写给曾国荃的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决辞掉了自己的官职，请求回老家颐养天年。这可以说是裁减湘军的第一步。

第二步，曾国藩自筹经费遣散了近四万湘军。

曾国藩在战事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计划裁撤湘军。他在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争一结束，便宣告裁兵。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两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

第三步，曾国藩辞去两江总督的职务。

按理说，曾国藩手握重权，他也说过“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且幕府人才济济，粮饷充盈，完全可以拥兵造反，打到紫禁城，自己做皇帝。这样岂不能获得更大的成就？但他为什么不这样做，而要裁减湘军呢？

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太平军被平定后，曾国藩的左膀右臂李鸿章和左宗棠得到了清廷的重用，曾国藩也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一点说明了清廷对湘军的不信任，在有计划地分解湘军实力，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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