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德·斯塔福德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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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亚马孙试读：
引言
接收到高频无线电传来我们如果决定继续这段旅程将会丧命的警告后，我们抵达了亚马孙河中一座砾石岛的下游，我将便携式充气筏丢进浅浅的褐色水流中，将沉重的背包从僵硬脏污的背部卸下，扔进橡皮筏。“埃德，小心背后。”乔冷静地说。我转身看见五只独木舟飞快地朝我们而来，上面满载当地印第安人，其中许多人站在狭窄的船上，张弓搭箭瞄准我们，坐着的则拿着巨大木桨拼命划船。
妈的！我的T恤紧黏着身体，汗从鬓角涔涔而下，我的身体静止不动但心跳加速，肾上腺素冲上脑门，让我能应付眼前的危险，我感觉时间慢了下来。独木舟在起伏的河中顺水而下，这个危险画面的背景是一片绿色悬垂的丛林，亚歇宁卡人（Asheninka）男男女女的棕色脸庞看起来尚武又好斗，鲜红的脸部彩绘线条相当显眼，女人全都拿着大砍刀。
靠岸后，他们跳下船朝我们而来，现在男人因愤怒而紧绷着脸，瞪大双眼，女人看来像着了魔一样。乔和我手无寸铁，无处可逃，像动物一样被困在岛边，所有感官都警觉起来，我们的意识中只有生存一事，别无其他。Part 1秘鲁与亚马孙河源头想法诞生
一场狂暴的热带大雨笼罩着无墙的酒吧，滂沱的雨势盖过了泥泞对街持续的克里奥尔鼓声，大雨划破平日的湿气，使得夜晚凉爽清新。我和一名探险向导伙伴卢克·科利尔坐在酒吧里，啤酒在手，我们呼吸着大自然清净的空气，靠在木头矮椅上，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兴奋与不安。我们刚做出一个将永远改变人生的决定，并达成了共识，要一起徒步走完亚马孙河全程。我的眼睛发亮，咧着嘴对卢克微笑：“他妈的，老兄，这一定会很疯狂。”
那是2007年1月，我们在中美洲的英国前殖民地伯利兹为英国远征部队探险组织特里克福斯（Trekforce）进行环保考察，我刚把野外基地从首都伯利兹市移到靠近危地马拉边境、较具拉丁气息的小镇圣伊格纳西奥，这里的居民多数是当地玛雅人和殖民者西班牙人的“混血儿”，但是也有少数较新的克里奥尔移民。
隔天早上，我们穿着四脚裤踉跄地走在野外基地附近，吃炒蛋三明治，喝进口伯爵红茶。出乎意料的是，再度提起徒步亚马孙河这个话题时，两人都没有要退出这个君子协定的意思，我们大可以将这个想法归结为酒后狂言，但就在我们抓搔着胡楂等着淋浴时，这个想法比昨晚还令我们兴奋。
两年前，我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到阿根廷巴塔哥尼亚成立科学研究考察小组。当时我刚开始和一名叫克罗伊的女孩约会，我们都热爱旅行，决定一起申请这份工作，主导并管理这个在寒冷天气条件下开展的考察活动。克罗伊比我年轻，她的笑声粗哑，身材曼妙，她热切地想做善事，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我们陷入了热恋，想做一番事业，而且我们在这个未知国度生存的意图非常强烈，也很快地爱上了巴塔哥尼亚人讨喜的自信与谦卑。我们找到阿根廷生物学家一起工作、从旁协助，克罗伊和我很努力地让这义工性质的考察活动顺利进行。
这次考察非常成功，但在内心深处，我渴望返回热带，一方面是因为我畏惧寒冷，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担忧我们依赖的设备数量以及在山上生存所需的经验。我开始梦想一个我更熟知的简单环境——丛林；在动辄八小时的长途车程中，我让自己的思绪驰骋——我能构想出什么样的终极冒险呢？
我从未去过亚马孙，我的丛林经验多半来自中美洲，以及一些到婆罗洲的短途旅程，但亚马孙确有其神秘之处，想必那里的树木更高大，野生生物更丰富多样，人也无疑更凶猛、与世隔绝。想着要去亚马孙河，我相当紧张，由于不知道该地区详细的地理信息，我的想象受限于我的知识：有一条巨大的河流由西至东几乎贯穿整个大陆，还有……就这么多了，我听说有人用皮划艇从源头划到出海口——惊人的耐力展现，历时五个多月。但问题是，我是个蹩脚的划船手，当童子军时的确在英国的水道里划过几次，但那种冰冷、令人沮丧的经验足以让我一辈子对划船失去兴致。这项运动真是无聊又痛苦，由戴着蠢头盔的啰啰唆唆的笨蛋指导。
我所娴熟的是徒步探险。在一次长途车程后，我兴冲冲地冲进巴塔哥尼亚野外基地，深知自己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世界第一。“徒步亚马孙河”，我键入几个关键词，“从亚马孙源头到出海口”“亚马孙探险”，时间分秒飞逝。
我不断搜寻并且露出微笑，除非有人能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提出反证，否则人类史上没有人曾“徒步”走完亚马孙河全程。这可能真的是前无古人的世界第一，它深深地吸引着我。
回到伯利兹两年后，卢克到来并宣布要在亚马孙河划皮划艇，使得我必须采取行动。我从未为梦想设定时间表，但当时我刚和克罗伊分手，那段时间以来我头一次能够独立思考，不用担心别人或向别人妥协。我立刻向卢克指出，在亚马孙河划皮划艇这种活动已经有人进行过五次，最近还有个斯洛文尼亚的胖小子在亚马孙河低海拔区游泳。我提出了我的想法——世界第一的想法——徒步。卢克想了五秒钟。“算我一份，”他笑着说道，“咱们行动吧。”
我们对于这次探险要花费的时间毫无概念，但希望一年内完成。在我们脑海里，这件事很好办，于是把6992.6千米（根据华盛顿国家地理学会测量的河流全长）除以365天，得出一个看来很合理的速度——每天走19.2千米。由于我们的丛林经验多半是行走在小径和小路上，卢克和我天真地为能在十二个月后返家而欢喜不已。多么干脆利落。
卢克三十五岁，我三十一岁，我们尽管个性大不相同，但内心深处都有“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渴望，都希望成就一番日后回首时引以为傲的事迹。
我看得出来卢克真的很渴望证明自己。他从未加入军队——这让他有点后悔——但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带领过几次探险，大致来说，他也很讨人喜欢。发现彼此的状况类似、有相同的探险梦想的确是种征兆，这种巧合为我们指出一条令人兴奋的方向，我们也都能轻易地感染彼此的热情。
卢克二十多岁时就失去了双亲——他的父母在短时间内相继过世，因此他必须非常独立。他存够了钱到澳大利亚旅行，“发现自己”。但在他远行期间，两个兄弟中的一个过世了。他在澳大利亚学会了杂耍，从大砍刀到玩火样样都会，并且成了街头艺人。回到英国之后，他取得了好几项户外活动教练的资格，并且热衷于登山。他从事户外活动教学多年，薪资微薄，但他乐在其中。2004年，他因其户外技能成为探险向导，到了2007年，他四次带领为期三个月的丛林探险——全都是去伯利兹——最近的三次是到戴维斯瀑布国家公园。当时卢克有一位正认真交往的女友凯蒂，她的家人也成了他的家人。
我的人生则大不相同，我是英格兰中东部地区一个十六岁单亲妈妈生的小孩，自婴儿时期起就由杰里米和芭芭拉·斯塔福德夫妇收养，除了我父亲时不时生病之外，我们家就像其他家庭一样幸福。将我养成探险向导的家庭教育包括：第一，我们住在小乡村，我在乡间长大；第二，父母从小就鼓励我和姐姐自己做决定；第三，我父亲坚定的信念影响了我——如果你说出要做某事，就要试着去做，除非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否则不该放弃。父亲鼓励我加入英式橄榄球队和童子军，这两者对我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给我的爱显而易见，收养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
知道自己有打橄榄球的天分后，我的自信大增；十三岁，我就约有1.83米高，并且发现自己能从对手手中抢到球，然后闪过所有人。我觉得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运动，这种自信扩展到生活其他方面，从私立石门中学毕业时，我是级长，也是骄傲的橄榄球队队长。
我在童子军领域也发展得很好，学会了露营、健行和户外活动，童子军的基地就在我家邻近的富列柯尼小镇。我父母很重视教育，让我和姐姐上私立学校，在童子军的经历不只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训练，也和我的私立学校教育并行；和橄榄球一样，户外活动也是我所擅长的，我热爱学习亲近自然所需的技能，在户外很自在也很能干，富列柯尼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粗陋，但并不讨人厌，我们不用围着圈圈大喊“Dib, Dib,Dib”和练习打绳结，而是玩轮椅橄榄球、造东西、生火。
在阿宾汉姆住宿学校就读的经验无疑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个学校仍正式为维多利亚女王服丧——男孩们穿得一身黑——却不懂得如何让多数男孩子（包括我在内）举止得体。我很快就感到幻灭，而且变得叛逆。
这里的老师没有儿童心理学背景，除了极少数人，其他人显然对于教育儿童以及养育他们的第二职责都感到厌烦；每个学期约有十二周，在学期间很少见到父母，年长的男孩主掌宿舍，以他们在十七岁时认为对的古怪方式“教育”学弟。我们很幸运，没有遭受太多身体霸凌（那个年代差不多已经结束了），但那样的环境无益于健康、均衡的教养，我和许多男孩头一年几乎都是在恐惧和困惑中度过的。
近四年后，我预料我的高考不会考得太好，也终于因为一些原因被退学，特别是因为破坏公物。我一向喜欢危险和刺激，当时带着线锯和工业用断线钳溜出宿舍制造混乱是最主要的发泄方式，当然这完全是误入歧途的行为，但在门禁十点而且无法处理多数孩子真正需求的男生宿舍里，这样的行为也许可以理解。
我深信这所学校对我和许多与我一样的孩子管教失当，至今依旧认为，身为代理父母，他们有责任探究我的行为、善加利用我热爱冒险的精神，而非只是给我贴上“坏学生”的标签。
在邻近马基特哈伯勒镇的布鲁克豪斯学院取得优秀的成绩后，我进入了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尽管大学三年里前两年都在大麻烟雾缭绕的日子中度过，我还是取得了地理学荣誉学士学位；被排他的大学橄榄球队拒于门外后（只要上了“对”的学校，包你进入先发十五人队伍），我加入当地乔德人在惠特利湾组成的罗格克里夫男子橄榄球队（Rockcliffe RFC），尽情享受每周一次的校外生活。
之后我大学毕业了，因为害怕坐办公室，加入了英国军队。这对一个无法适应寄宿学校的人来说，也许是个奇怪的选择，但我自认能够忍受规范以便拥有需要体力的户外生活。这是一种我能发挥所长的生活；我一直坚信军队不会改变我，我希望能从中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但不想成为那种官拜少校、傲慢自大的白痴。我从未真正摆脱人们第一次进入军营时会描述的那种恐惧，尽管在军队里度过了一些不错的个人时光——大多和在塔姆沃斯的夜生活有关——但我不觉得自己融入了军队。经过顺遂的四年，2002年我升至上尉，但我很高兴合约即将到期，决定不予延长，在一次到北爱尔兰南阿玛郡的克罗斯马格伦服役尾声，我这么告诉指挥官。体认到这也许是最好的决定（而且我确定这对军队而言不是什么大损失）时，他微笑以对，我开始找工作。
在伦敦金融界找了几星期工作后，我偶然间看到一则启事——征求探险向导到中美洲进行环保工作，这份工作提供三个月的合约。我接受了，这样我可以等到经济复苏，更有希望成为股票经纪人。这次经验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我爱上了冒险、那里的人以及那种生活方式。它以户外生活为业，却没有军队的规矩和固有的严肃，更重要的是，这整件事通向我坚信的目标——我当童子军的日子意味着我对大自然有强烈的归属感，并且真切地渴望保护雨林，这都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快乐。充满保时捷 911和满酒吧金发辣妹的梦想消逝了。
＊
我从那时起担任探险向导，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年，现在我是特里克福斯在伯利兹的首席代表。我开始计划如何让卢克和我的个人亚马孙探险之旅成行。我们列了各方面必须做的准备，从下面这份列表中可以看出计划成行必须做的所有事项：
1. 研究。要做足功课，确认我们的计划至少在理论上可行。
2. 使命。这次探险的目的是什么？是纯粹为了成就一己的英雄事迹还是有更深层的目的？
3. 风险评估。我们必须衡量风险，标记最危险的区域，积极准备，确保我们不是去送死。
4. 撤退计划。万一出了差错，我们如何得到医疗援助或抵达安全地点？
5. 训练。我们必须具备适合这次探险并游刃有余的技能。对于那些可能会因为我们无知而带来危险的领域，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6. 语言。光是在秘鲁就流通三十多种语言，我们至少必须能用西班牙语（秘鲁）和葡萄牙语（巴西）交谈，以了解环境，掌握局面。
7. 花费。我们必须估计探险的总花费和所有支出的账目。
8. 募捐。我们在英国计划、组织时需要钱，探险活动本身也需要钱，我们的个人支出必须尽可能得到赞助（免费送给我们或以折扣价出售），让整体财务支出减至最少。
9. 保险。我们必须找到适用于身处亚马孙流域的保险套餐，保障范围涵盖配备故障、遭窃或遗失，以及紧急医疗运送和治疗费用。
10. 通信。我们如何和外界联系？在雨林覆盖下何种通信方式可行？如果设备出了故障，怎么办？
11. 网络。这是我们与赞助者、慈善机构、公众以及其他所有人交流的窗口，也是大多数人体验这次探险的途径。
12. 慈善机构。我们想帮助谁？如何募款？如何和这些慈善机构合作？
13. 许可和签证。我从何处着手取得前往巴西原住民部落的许可？他们处于自治状态，没有政府部门监管他们的福利；我如何合法地在两个主要的国家待超过一般旅游签证允许的三个月？
14. 配套设备。我们必须确保带上最好的设备，能够长期暴露在丛林的潮湿环境以及山上的酷寒中，从丛林靴到保暖手套、吊床、煤油火炉等所有装备都须备好。
15. 公关。人们如何认识我们？如果没人认识的话，我们如何达成目标？
16. 摄影。我们如何记录这段旅程？从何处着手确保将来有一天会有人看我们拍下的内容？我们能在镜头前自在地说话吗？
17. 出书。如何取得出书合约？我们会写作吗？
18. 向导。我们能找到一天收费7美元的向导和我们同行吗？而且这名向导得能说英语、西班牙语和克丘亚语。
19. 拍照。两个蹩脚摄影师如何捕捉绝佳的影像以便对人述说我们的故事？
上述事项中最重要的显然是为此次探险找到捐款，有了赞助，其他事项就能按部就班地进行，如果解决了现代社会最令人生厌的烦恼——金钱——我们重返自然的梦想就能成真。
在试着写提案时，理解到这次探险必须有个值得让我们抛下一切的目标，我们立刻想到唤起保护雨林意识这一点。我们可以架设网站，定期写博客，让大人小孩都能阅读，及时跟上我们的探险进度；我们可以天天记录雨林的状况，以及它是如何被人类破坏的，让在学校或在办公室的人都能参与，开始感受到自己和雨林的关联。我们两个都不希望成为环保斗士，我们都清楚，贴上这个标签就可能会与巴西当局为敌，难以取得徒步许可，因此并不想发起“立即行动”运动，但是我们认为可以培养并提高他们保护雨林的意识。我们一说到这里，便觉得这个目标很恰当也值得，现在我们有了值得在一年中抛下一切的目标。
为了让此行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必须绝对精确，要百分百走完全程，绝不使用车辆、船只甚至利用水流推进。当然我们必须渡水，这种时候会乘小船，但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渡水时的每一米路程都要用手划，让此行完全以人力前进。
我们也想到直接为慈善机构募款。我们希望找一个保护雨林的团体，因为这样做很合理。有一个和我们探险目的相符的代表性慈善团体：雨林关怀组织（Rainforest Concern）。我父亲几年前因癌症过世，姐姐罹患肌痛性脑脊髓炎（现在仍是），因此英国癌症研究中心和肌痛性脑脊髓炎协会是另外两个我想帮助的慈善团体。最后，我们想挑选东道国能受惠的慈善机构，后来找到了两个总部在伦敦的儿童慈善机构：秘鲁计划（Project Peru）和为巴西儿童行动（Action for Brazil’s Children）。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回馈所经之国，又不会因为强烈支持反森林砍伐组织而惹恼当局。
我从不想装作我们是因为慈善组织和雨林意识才选择徒步亚马孙，这是我们的信念，也很高尚，但我们最初的动机较为自私。一开始冒险、挑战和获得认可是核心动机，但冒险是让另一部分动机得以发挥的必要条件——一场前人已经做过的安全徒步旅行不会吸引媒体的注意，也就不会有同等的行善潜力。同样，我们也认为纯粹出于自私的理由去冒险空洞又无意义。自私与无私的目标不只是兼容的，到最后二者不可或缺。
我们兴奋得昏了头，认为这也许可以拍成一部好纪录片，因此我和认识的唯一一位电视台工作者克雷格·朗曼联络。克雷格是个说话温柔的家伙，在一群强势的人中间总是退居二线，但他说的话更值得一听。“你们真的疯了，”他说，“我爱死了，这能拍成一部好电视纪录片。”他同意帮我们找制作公司，和我们一起拍摄纪录片。
接下来要研究的是许可和签证。当时秘鲁和巴西通常只给三个月的旅游签证，我写信给曾乘单人滑水板（hydrospeed）顺亚马孙河而下，之后乘坐独木舟的南非探险家迈克·霍恩（Mike Horn），问他怎么处理。他太太亲切地回了信。亲爱的埃德：
谢谢你的来信。我们认为，不要对领事馆和大使馆透露太多关于你的探险行动的信息，通过常规渠道取得所需的签证，并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例如携带全球定位装置、卫星电话。当局不懂得如何处理常规之外的事。
预祝探险之行一切顺利！
谨致问候。凯西
凯西的话多么睿智，现今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应该完全遵照她的建议，但那时候我坚持行事必须光明正大，因为和凯西的丈夫迈克不同，我们对慈善团体有所承诺。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我认为我们在每个国家都必须百分百遵守法律。
我联络领事馆和大使馆，开始了一段漫长且曲折的历程，试着取得在秘鲁和巴西各停留九个月的长期文化签证，要是我们的行程在每个国家超出六个月（我已经开始认为有此可能），这会让我们有一些缓冲时间。
说服企业提供免费装备很值得一试，但并非易事。我们是两个头顶渐秃的无名小卒，计划着远超出过往经历的探险活动，企业几乎难以从这种“赞助”中看出获得任何回报的可能，因此，我们写了无数封电子邮件但成效有限。
我认为我在巴塔哥尼亚看过的一件装备可以完美地运用在丛林里——便携式充气筏，一种单人小船，轻到可以放进背包里。我们知道自己必须渡过上百条支流，因此要有可行的策略。阿派卡充气筏（Alpacka）产地是加拿大，我写信给制造商询问他们能否提供协助。他们的回应很友善：他们有一些表面受损的筏子，可以以一只300美元的价格卖给我们，这可以让我们每只省下475美元。我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此外，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个正面回应），我用信用卡买了三只——一只给卢克，一只给我，另一只给理论上的当地向导。接着轩尼诗吊床公司（Hennessy）愿意提供一两套吊床设备，阿尔滕贝格公司（Altberg）提供几双手工丛林靴，每件小小赞助品都带给我们极大的满足，我们努力一点一点地让此行成真。
尽管取得了这些胜利，累积了一点装备，但是我们现在负债几千英镑，真的需要财务赞助。在伯利兹计划此次探险时，我收到了第五个慈善机构——雨林关怀组织——寄来的一封措辞谨慎的电邮：
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并没有鼓励你去从事对你个人福祉有极大风险的行为，你有探险背景，但我们希望和你会面，进一步讨论。你已经列出了我们能设想到的危险，但同样我确信你能预期到进度有时会极度缓慢。
第二，猎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捕鱼可能是你们的计划之一，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我们并不鼓励在非必要时猎捕哺乳类和鸟类，必须讨论这一点。
第三个问题是你们可能会和原住民接触，这未必符合他们的最终利益。
这几点都非常合情理。我们订了禁猎原则，探险行动开始成形，我们着手计划如何携带食物以及在沿路的落脚处再补给。卢克和我都略过了关于原住民的问题，因为我们鲜少和他们打交道，只能想出很薄弱的说辞：“我们是好人，尊重所有人。”多么天真啊。
我们最早设定的出发日期是2008年1月1日，这样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理论上来看，这也是个可靠的日子。我们和秘鲁一家登山公司联络，他们坚定地告诉我们要避免在12月到3月间行走于安第斯山脉：那时是冬季，会有大雪，此外高涨的河水和峡谷也无法通行。
可恶！
我们两人都缺乏雪线之上的经验，就算不选在冬天探险，光是“越过安第斯山脉”就够吓人了，因此我们将出发日期延至4月1日，以确保海拔5000米以上的路途尽可能舒适。我心里已经开始怀疑这场冒险会超过一年，因此我们可能至少必须忍受一次亚马孙的洪水季。
现在是2007年5月，卢克和我成了好友，过去我们是友好的工作伙伴，现在我们有明确的共同目标，要让这次探险成行。
尽管我们保证能有装备、目标和许可证，但事实上和我们聊过的探险界人士中没有一个觉得徒步走完亚马孙河真的可行。主因是，亚马孙河流域地势低洼，容易引发严重的水患，河水经常冲上河岸，水流从主河道灌进远至70千米处的森林，这意味着毗邻河道的森林一年到头大多遭遇水淹，不利于行走。
在我简单的想法里，我知道这种情况，我想，只要和主河道保持安全距离即可，问题是我无从得知每个区域淹水的范围，因此遍寻网络找更多信息。最后我偶然间发现了一张分辨率很低的照片，似乎将洪溢林（flooded forest）与硬实的土地以不同颜色做了区分。这张照片属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布鲁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因此我写信给布鲁斯，问他能否分享这些数据。两天后，他寄来一张CD，没有收费，里面有整个亚马孙河流域在高、低水位时的绝佳影像。航空航天局的数据让我清楚地从上空看穿整个雨林，并且对洪水高峰期淹水的范围有了整体的概念。
这是一大突破，有了这些数据，我就可以在洪水来临时在地图上做批注，并且可以规划路线，绕过水患最严重的区域。没错，这些图是1995年拍的，但从那时到现在，那里的地形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只有一些河形改变了。我们有可行的计划。
我们还是必须渡过每条支流旁的洪溢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我们可以用航空航天局的图片数据从洪水水道最窄处渡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太深以致无法行进，我们只须将充气筏充气，手持砍刀乘坐充气筏在林中推进。想到坐着充气筏穿越矮树丛，想象着躺在水上吊床的夜晚，甚至设想一种可以在幽暗水上用树桠点火的燃烧盘，我们既害怕又兴奋。
一直以来人们不断地前往丛林，事实上，目前有上百万人居住在亚马孙河流域。亚马孙河流域人口稠密，有利于粮食补给和装备损毁时应急，水上交通也很繁忙，因此，如果发生紧急事件，那里足以提供天然撤退策略，这些都是优点。但问题在于，一旦我们远离主河道以避开洪水，所有原本容易解决的危险处理起来都变得有了难度。如果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自力自强，从这些地方自行撤退既耗时又困难，保守风险评估的结果是“不能接受”。在许多地方没有直升机、没有搜救队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如果要进行这场冒险，就必须承担这些风险。因此，受伤或需要急救的病痛，如盲肠炎、蛇咬伤或头部重伤，都可能致命。
卢克在5月底获得了第一件赞助装备，他争取到麦克派克公司（Macpac）为我们提供帐篷和背包，这对卢克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投身湖区的外围工作，无法在探险计划上投入和我一样多的时间。
为了找到资助此行的赞助商，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高此次探险的知名度，赞助商如果看到我们至少上了一些媒体版面，就会对此刮目相看。问题是我和卢克没有一张在丛林的合影，因此我们和我的准姐夫杰里米一起挤上车，前往康沃尔郡伊甸园区潮湿的热带植物温室拍摄一些“真实的”丛林照片。
在杰里米为我们拍摄快照并且时不时提醒我们微笑的几个小时里，卢克和我觉得我们显然在热带蕨类植物和棕榈树之间站错了边。一些染蓝发的老太太因为我们在拍照，判定我们一定是名人，因此向我们索要签名。
2007年6月1日，我去伦敦和本·梅杰会面，他是我在伯利兹和婆罗洲担任探险向导时的老伙伴。我们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大楼的咖啡厅吃了午餐。本现在是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答应给我一些BBC商店出品的秘鲁地图，但它们的用途有限，而且只能提供我需要的52张秘鲁地图中的一小部分，我有点失望。但本接着提到，有一家公司也许能提供偏远地区医疗训练（我肯定需要），因此这场会面不算完全浪费时间。
吃中餐时本犹豫了一会儿。“埃德，你去过圭亚那吗？”“没有，本。”“你知道怎么架设高频无线电吗？”“不知道。”“你和摄影团队合作过吗？”“废话，你知道我没有。”“你想不想为BBC的新探险节目工作，担任丛林营地经理？”“让我考虑一下……”我咧嘴而笑。
他们提供本这个工作机会，但他因为主持另一档儿童节目而无法接下，他让我到BBC位于布里斯托的自然历史部门面试。由于在面试前一天我的双眼做了激光手术，所以，我在几乎看不见的情况下参加了制作人史蒂夫·格林纳达的面试。面谈很顺利，史蒂夫对我刚动的矫正手术很感兴趣。两天内我就加入了这个团队。我从未做过电视工作，但这是份幕后工作，他们只是要找个能到圭亚那的人，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管理印第安人团队以建立偏远丛林营地，之后摄影团队会抵达，我的工作是管理当地人，并确保营地随时都有航空燃料和厕纸。一纸三个月的合约，这也是前陆军探险向导的理想工作——我做得来。
环保考察的向导工作薪水微薄，因此BBC提供的薪水是我近年来的最高薪。卢克能理解，如果我拒绝，那就太蠢了。现在距离出发只有七个月，我如果参加这档节目，就有足够的钱在出发前四个月都不用工作，可以在伦敦租公寓，支付生活开销，我必须在伦敦会见可能的赞助商；缺点是，我远行时，所有准备和筹钱工作都会落在卢克身上。
与此同时，卢克安排了和医疗用品公司艾克斯梅德（Ex-Med）的会面。我们一起到赫里福德郡（Hereford）寻求建议，看应该带什么医疗用品，并希望他们能安排一些基本的热带地区医疗训练。得知我们要会面的都是经验丰富的军方人士，我和卢克便毕恭毕敬地上门。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主管格德·希利（Ged Healy）。
在我们做自我介绍时，格德说：“嘿，埃德，你下个月要和BBC一起出发去圭亚那，不是吗？”我有点讶异，也很佩服，我回答说“是”。他们调查过我们。
我们被带进了一间房，墙上框着一面烧得半毁的联合国旗帜，卢克指着铜匾上刻的“赫拉特（Herat），西部地区，阿富汗，2004”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感觉到热血涌上了我的脸——这样巧合的概率有多高？“闭嘴，卢克！”我默默地祈祷。“埃德，你不是有个关于这面旗子的故事吗？”卢克兴高采烈地说，而格德一脸冷漠地在一旁看着。“什么故事？”格德问道。
浑蛋！我别无选择，便开始叙述职业生涯中最自贬的一个故事。2004年我在赫拉特工作，在阿富汗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期间为联合国提供建言。我住在联合国位于市中心的大院。当时掌控赫拉特的军阀伊斯梅尔·汗（Ismail Khan）被美国大使革了职，正如当时司空见惯的场景，当地阿富汗居民决定发起暴动，联合国大楼的高墙和建筑外的浅蓝色标志成了明显的目标。当时我和一名叫马格斯（Mugs）的津巴布韦顾问走进大院。他是来自罗德西亚陆军的老兵，是个可爱的老头儿，年轻时阅历丰富。他到阿富汗赚钱——养家糊口对津巴布韦的白人来说日益困难。
一开始我们站在一旁，看着群众从外头不断敲击允许车辆进出的金属大门，接着石块像雨一样落到院内，打在我们身上。这没什么稀奇的，因此，我们只是冷静地留意可能会击中我们的投掷物。接着，石块变成汽油弹，建筑物多处都着火了。
火光激起了暴动群众的狂热，他们更猛烈持久地冲击大门。一名聪明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驾驶一辆四轮驱动车抵住车辆大门，防止群众冲撞进来。马格斯以浓重的津巴布韦口音转头对我说：“应该也安排人到人行大门那里这样把门抵住，那边随时会失守。”
我同意——应该有人去。我们两人都没有去做这件该立即做的事，只是看着，接着那扇小金属门果然朝内爆炸，愤怒疯狂的群众蜂拥而进，挥舞着金属棍棒和汽油弹。
我们手无寸铁，别无选择，只能逃到另一扇金属门后的地下室（稍早的时候，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已经撤退到那里），透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选举计划中心（Electoral Planning Centre）的计算机遭群众洗劫，被扛到了大街上。
现在我们四周以及上方的建筑都着火了，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就会被烧死在地下室里。我们向邻近的美军基地要求派遣一支护卫队。没多久，两辆悍马车抵达，从愤怒的群众中间强行开道进入大院，两辆车一辆在前另一辆殿后，所有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顾问挤上白色的车，并形成一条长长的护送队伍，我开着一辆白色的联合国四轮驱动车，穿过狂怒的群众，从地下室加速驶上斜坡。
这是我第一次在阿富汗开车，我知道，一旦停下来或有所耽搁，群众就会袭击车辆，而我们将任凭处置。以占领军的身份在北爱尔兰待过，我知道下场会是什么。
我们摇下车窗，让粉碎的玻璃不再溅到身上；加速穿过群众时，我们不断遭到石块攻击。石头砸进车内，抱着头部的手被割伤了，我发疯似的开过毫无法纪的街道，群众在最后一刻从前面的马路上跳开了。
当美军基地的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时，我的肾上腺素水平终于恢复正常，从各地面作战单位传回来的无线电报告说，城里的许多联合国建筑物都被烧成了平地。
从那天起，我和马格斯再也无法直视彼此的眼睛，因为我们没有采取行动，造成了一场灾难。当时有一名艾克斯梅德的医生也在那里，他在撤退时匆忙带走了一面正在燃烧的旗帜。
这就是这场会面的开场白，而我的原意是让格德对我和卢克的专业与经验刮目相看的，天啊！
但格德没有反应，我完全不知道他作何感想。随着谈话转向探险，他问我们一些基本事项：用什么吊床？怎么净化水？打算穿哪种靴子？他在考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够资格尝试这种探险。
到了某个时刻，他显然很满意，问我们想要他提供什么。我告诉他需求列表，他开始告诉我们他能提供的服务。他说，他可以提供完整的亚马孙河流域疾病简介，为我们配备专业的医疗用品包，并且详细介绍这些配备。太棒了，我们心想，但我们负担不起这种服务。格德问我们医疗配备的预算有多少，我们说一份500英镑。“好，就以这个价格提供。”卢克和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们内心狂喜，太神奇了，看来格德很支持我们。
他接着提到了训练——我们需要进行几天的基础训练，帮我们应对难以处理的状况。格德说要给我们提供五天高强度的创伤治疗课程，接着提供三天热带用药课程。心里掂量着我们有限的预算，我告诉格德，恐怕我们无法负担这样的课程。又一次，格德问有多少预算，我们告诉了他。“就以这个价格提供所有服务。”他说道。这一刻我和卢克都惊呆了。
他接着问，当我们需要建议时，是否有二十四小时待命的医生接电话。我们当然没有，接着他提供这项服务——免费。
最后，格德说：“如果你们真的遇上麻烦，无法得到医疗援助怎么办？”卢克和我迅速回答，这是这次探险固有的风险，我们没有解决办法，我们接受更大的风险，就是死亡。“要是我们有个前军方四人小组，可以在十六小时内飞到你们传送过来的任何坐标，你们觉得如何？”“这太好了，”我们结结巴巴地说道，“但同样地，我们负担不起这种等级的服务。”
格德告诉我们有家保险公司处理这类服务，支付一定的保费，这个四人快速行动小组的服务就会含在套餐里。
会面自然地到了尾声，我们向格德和他的合伙人道谢，离开时还有点困惑。之后，我们直接前往赫里福德郡的酒吧喝酒庆祝；艾克斯梅德为我们提供量身定做的医疗用品包、大量训练、整个行程不间断的医疗建议，以及包含全世界最训练有素的医生为我们服务的保险套餐，他们会从遥远的地方来救我们于危难之中。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喝着啤酒，咧着嘴傻笑，这次探险因为这次简短的会面而更加安全了。
2007年8月3日我飞往圭亚那。那个节目叫作《美洲豹的失落之地》（Lost Land of the Jaguar），与当地印第安人和朴实的BBC自然历史部门团队合作是我的一大荣幸。
我的职责是确保制作团队的营地建成，并妥善管理当地人。制作团队抵达时，我自然而然成了当地人和团队之间的联络员，并管理营地的每日运作。
经过三个月重振精神，我在10月底返回英国，准备处理徒步亚马孙的最后筹备工作。现在我有钱在伦敦租房子了。在我离开后，事情进展不大，但现在我身处事情进展的核心，可以投入全部精力让探险启程。
尽管对此次探险的乐观看法压倒了一切，但我偶尔也会感到阵阵忧虑，担心的并不是被之前与世隔绝的部落杀死，或在渡河时撞上岩石，而是不能找到赞助者，不能取得长期签证，以及不能为慈善团体筹得足够的款项。
虽然这些烦恼都很真实，但我经历过够多的压力时刻，我明白，只要坚持下去，等待时机，就会有好事发生，让好运持续下去。
我搬去和一名叫詹姆斯·韦克菲尔德的人同住，他在伦敦斯托克韦尔的公寓有间空房，我把阁楼当作办公室，开始认真申请办签证和许可证。
2007年11月我和卢克去参加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周末探索活动。这个活动并不是针对我和卢克这类人，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拓展了人脉，直接的成果是，艾斯特公司（AST）同意赞助，并且给我们提供两个宽带全球局域网（BGAN）的卫星网络连接终端，现在我们可以通信了——不只有卫星电话，还可以在丛林中使用宽带网络。这种装置非常好用，每件的重量差不多与一本精装书相当。在后来的探险中，我用它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做访谈直播，在全球240个地区播出。
尽管有这么多好运，但重点是，我们迫切需要财务赞助商，如果没有，我们就必须取消此行。我痛恨向企业要钱，也不善于此。我写信给上百家公司，向它们解释与卢克和我在同一战线会对他们的生意有多大的好处，但我自己都不相信这样做有用，因此毫无意外地，没有人愿意提供赞助。我觉得自己应该多打一些私人电话，因此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而产生了罪恶感，因为我缺乏积极作为，这场冒险还没开始就要失败了。
12月13日晚上十点半，我和室友詹姆斯坐在沙发上看汽车节目《英国疯狂汽车秀》（Top Gear），用水烟袋抽着调过味的烟草，电话响了。“埃德，明天要不要一起去射击？”
是老朋友索尔·夏纳格，他是个有趣的怪人，曾是爱尔兰禁卫军军官。“飞靶射击？”我问道，假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是，是猎雉鸡。”索尔说道。这时候我产生了那种身处在一个自己无法应付且不自在的社交场合中常有的感觉。“索尔，我没那么高贵，没打过雉鸡。”我嘀咕着，希望这样能拒绝他。“你有花呢夹克吧？还有绿色惠灵顿长筒靴吧？”索尔的口气听起来像是每个体面绅士的衣橱都该有这些标准配备。“没有。”我说，“我只有连帽运动衫、破牛仔裤和一双耐克运动鞋。”“那就去借，我明天六点来接你。”电话挂断了。
詹姆斯也在军队里待过，幸好他是个传统的军官，不像我，他有全套适合这类场合的得体服装。他好心地借我花呢夹克、斜纹厚绒布裤子以及一双绿色惠灵顿长筒靴，救了场。我就算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但至少看起来也要像他们中的一分子，嗯，除了大光头和胡楂。
打猎活动正如我所恐惧的那样开场：一群在伦敦金融机构工作、事业成功的富豪聚在一起拍背示好，吹嘘他们的枪管长度。但索尔是个好伙伴，而这些人是他的朋友和生意伙伴，因此我尽力与其他所有人和睦相处。就像在这种场合中常见的情况，当你努力且真诚地试着和他人好好相处时，隔阂便消失了，你最终也会很开心。他们当然都是好人，只是和我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第一轮射击令我非常尴尬——因为我什么都没打到。当大家围着讨论射中几只时，我心想“这下该难受了”。我装作无动于衷，只是来玩玩的，也不在意能否射中任何猎物；但我当然介意——我气死了。
第二轮射击时，情况不同了。他们指派一名助猎者当我的教练，他教我随着雉鸡移动枪管，说：“尾巴、身体、嘴，砰！”这是个神奇的公式，我一只接着一只打中，看起来可能有点残忍，但我很享受。看到羽毛爆开如烟火，雉鸡在它的路径上停了下来，接着砰的一声落地，那是什么感觉？“砰”，我又击中一只，“砰”，又一只，真是不可思议——我震惊于自己原始的狩猎本能复活。在第二轮射击结束时，我已经射中九只，整个人志得意满。
午餐时间我们在一栋庄园宅第休息，吃着丰盛的餐点，酒香四溢。我非常放松，大谈接下来的探险行动。因为这是个惊险且充满男子气概的话题，同伴们都能接受，也对我做的事有兴趣。
这天结束时，大家都说：“今天真愉快！”彼此热烈地握手，将雉鸡丢进各自的后备厢后离开。在我们就要各自踏上归途时，其中一人把我拉到一旁：“埃德，真高兴认识你，刚刚在屋里因为有其他人在，我不想多说什么，但你的探险正是我们公司有兴趣赞助的类型。这是我的名片，下星期打电话给我。”“哇！”我心想，“我没听错吧？”虽然还不确定，但的确是他自己走过来说要提供赞助的！
在一个月内我们就有了钱，这次探险全程有人付账。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没有认真为探险筹款且射杀雉鸡的罪恶一天，成了一年之中收获最大的一天，我和卢克的亚马孙之行得感谢乔纳森·“长枪管”·斯托克斯（Jonathan ‘Long Barrel’Stokes）和他的公司JBS赞助，有本事不如有人脉啊……我们在艾克斯梅德接受了极佳的医疗训练，用这笔新得的财富买了更多的设备，支付了极其昂贵的保险（包括艾克斯梅德的快速反应小组），也订好了机票。在圭亚那工作挣的钱已经花完了，我的信用卡积欠了大笔账单，大多是酒账。我们就像要出征的战士一样开派对狂欢，完全忽略了体能训练。卢克和女友订婚了。2008年3月1日，我们带着满溢的行囊、充血的双眼以及好几层下巴，登上前往秘鲁的飞机。亚马孙召唤着我们，我们准备好面对前方的挑战了吗？压力、危险、辛苦和灾难就在眼前。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头绪，我们希望自己有，但有点担心，接着又喝了一杯酒。寻找亚马孙河源头
坐在远离欧洲的飞机上，我们用惯常的自嘲和幽默来掩饰紧张，但在内心深处，我们都了解，这次投入的是比过去任何事都具挑战性的工作。如果相信专家，那我们很有可能会死。想着这次探险的全貌让人既急躁又紧张，因此，我们专注在更具体的事物和细节上，忽视整件事的不祥阴影。
我们搭船和飞机走访沿途的几个主要城市，结交一些人（警察、侨民、地方政府人员），并且留下日后徒步回来时可用的补给品。3月底，我们终于来到秘鲁首都利马，在一位说英语的友善秘鲁人马莱内的帮忙下，获得了秘鲁国家地理研究所提供的52张地图，以及内政部提供的两份九个月的长期签证（后来发现是非法的）。我们从夜间巴士的后车窗向可爱的马莱内挥手道别，然后将座椅放平。第二天早上要抵达的目的地是海滨度假小镇卡马纳（Camaná），我们打算从那里出发，以太平洋海岸为起点，越过安第斯山脉，寻找亚马孙河的源头。
吃了安眠药，睡了近十二个小时，我意识到卢克在戳我的肋骨，指着窗外。借助因药物而迷蒙的双眼，我们饶富兴味也暗暗忧心地看着窗外，这景色跟我们设想的有些微偏差，太阳还低悬在空中，在无尽的沙丘上投射出长长的阴影。“埃德，你到过沙漠吗？”卢克咯咯地笑着，我们开始嘲讽自己的不专业。“也许我们应该戴帽子，”我提议道，“还需要一些防晒霜，可能还需要一瓶水。”放眼所及，没看到任何灌木丛。
我们入住卡马纳一栋巨大的粉红色钢筋水泥旅馆，旅馆内有个空荡荡的游泳池，没有西方人来这里。这里也许一度是旅游胜地，但在2008年3月，我觉得没有人想在这烟尘弥漫的边区村落度过宝贵的假期。那天晚上，我忍不住想到海边看看太平洋——我们实际的起点——我不记得卢克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去。我上了一辆出租摩托车。开了4千米路后，我要司机等我，我下车细细观察这肮脏多石的海滩、小镇的污水出水口以及成群的海鸥和秃鹰。
景色枯燥乏味，但我非常激动，我就站在这里，经过多年的梦想和十五个月的准备，就站在旅程的起点。然而，当我看向陆地时，漫天烟尘的小镇背后隐约可见的贫瘠山丘令我非常忧心，我决定回到旅馆查看新的地图，看能否全程沿着水道穿过沙漠，进入安第斯山。
大体上来说，每每想到这整个旅程，我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振奋起来：部分是为这纯粹的冒险激动不已，部分则是对我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能完成的任务感到异常兴奋。
首先，我们必须和奥兹碰面。我们一开始决定不用向导，因为我是退役军人，而且我们俩都是探险向导，认为有能力独立完成这次旅程。但随着行程日益接近，我越发怀疑我的西班牙语是否够好，另外，在只讲克丘亚语的安第斯山脉落脚时，我们该怎么办？那就更不用说光在秘鲁就可能遇上32种语言，卢克只会说几个西班牙语单词。出发之前，有个朋友帮我们联系了秘鲁年轻人奥兹即奥斯瓦尔多·泰拉卡亚·罗萨尔多（Oswaldo Teracaya Rosaldo）。奥兹是个有抱负的向导，二十四岁，据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克丘亚语、西班牙语和英语。通过两封简短的电邮，我和他谈成一天7美元的薪资（从5美元开始讨价还价），并且要他在2008年3月30日和我们在卡马纳会面。我们至少在电子邮件上有一名向导了。
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生活期间，我和许多南美登山向导合作过，所以，我想象奥兹是个有个性的人物，高大黝黑，留着粗糙的胡茬，饱经风霜的脸庞带着世故和犀利的智慧。但出现在我面前的男孩骨瘦如柴，剪个西瓜头，战战兢兢地多礼到没个性。他穿着红色的英格兰足球衫、红色尼龙运动裤，几乎没有任何装备，也只会说一点英语。我深吸一口气，试着往好处想。我的西班牙语比他的英语好，这代表最终我们会以西班牙语交谈，结果就是，我的西班牙语会进步。卢克多半用英语对奥兹说话——他们俩只能进行最基本的沟通，其余都靠我来翻译。
我们给奥兹一些钱让他去买夹克和一些靴子。去年，奥兹和我那位朋友共事过，所以我依旧相信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回来时带着一件仿皮赛车手夹克，上面缝满仿冒的赞助商标志。那件衣服很可笑，既不防水也不保暖，我开始疑惑这孩子到底有多少登山经验。
卢克和我将通信器材分成三份，我们看着奥兹把器材塞进我们给他的防水袋，接着使劲地试图把那一大袋重物塞进背包。我和卢克忧心地看着对方，只有自己尝试过这种不可能的“技艺”后，才会理解这样做多荒谬。他连打包都不会。因此，卢克出手，很有技巧地指点他。
尽管事情的进展不是很顺利，但其实我不太担心，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会说克丘亚语也能和我们沟通的人，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再说，我们可以教奥兹和我们一起行走必须具备的技能。但最重要的是，他对这次新探险很热情也很兴奋。他花自己的钱来到秘鲁的海滨会见两个外国人，对他而言，这已经是很勇敢的一步，因此，我判定奥兹还可以——而且我们很幸运能有个秘鲁人同行。
我们决定在4月1日愚人节出发——诡异的日子。我们还没准备好，还没把地图剪下来，还没做好许多必要的调整。早餐吃煎蛋时，我们决定延迟一天，多给自己点时间，在第二天从容出发。
4月2日早上，我们下楼吃早餐，这次背着庞大的帆布背包。这是我们第一次背上装有十天食物的背包，背包的重量让我们相当震惊。当时没有磅秤，但仔细想想，我会说我的背包有48—50千克重；奥兹的比较轻，因为他的个子和背包都小很多，但一定也有近35千克。有背包健行经验的人都晓得，背这种重量简直愚蠢，而且，你计划的还是长达一年（或更久）的横跨整个大陆的步行。
我们都清楚这一点，但问题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思想上的牢笼，想着这是十八个月的探险，而非三周登上密斯米雪山（Nevado Mismi）的行程。我们承诺要写博客，这表示一人带一部苹果笔记本电脑，还要带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和数码摄像机。我们有两套追踪装置，目的是在地图网站上自动更新所在位置——这两套装置的大小和重量与一般的砖头没两样。我们想拍纪录片，所以都带了高清摄像机、五块备用电池、四十卷迷你DV录像带和一些基本清洁用具。我们在金吉尔电视台（Ginger TV）接受过一天半的摄影训练。我们也要写书，所以带了好几本防水的“雨中书写”日记和适用于任何天候的特殊笔。我们希望能做电台访问，能打紧急求救电话，因此有第二套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附带一块备用电池和附属电话，可以用作卫星电话。
每件电子仪器都有充电器，多数有电线彼此连接，也都有各自的橡胶干燥袋，里面有一些硅石小袋防潮。
这些还不包括步行所需的装备，例如帐篷、衣服和导航仪器。对任何机会或想法我们都接受。“再来800克如何？”我们会无知地一笑，最后加起来变成了惊人的重量，我们现在因为那些承诺而步履蹒跚。
我们向旅馆主人道别，走到街上，拦了两辆出租摩托车去海边。我和两件背包在前头上了第一辆摩托车，卢克和奥兹带着剩下的背包坐第二辆。我非常兴奋，背包的重量也压不住我探险启程的满心欢喜。
我们对着摄像机说出“最后感言”：“我们来了。”我们穿着丛林靴步入海洋，让这次行程名副其实——徒步横跨整个大陆。
我们走上沙滩，大海已在我们身后，沉甸甸的重量压得双脚陷入卵石中间，我们开始交换眼色。100米后，我们气喘嘘嘘，400米后，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必须徒步4000米回到卡马纳，到沿着山丘蜿蜒的河流的起点。我们再度回到小镇时，已经是正午了，我们意识到所有人都在指指点点——巨大的背包是个奇观。我们装作满不在乎地走着，就像我们常干这种事一样，还对着讪笑的群众挥手。到达旅馆时，我有个想法：趁笔记本的电力还很充足，我可以用旅馆的无线网络上传启程视频，写博客。
我们都极度疲累而且有点惊讶，所以，大家卸下行李时都跳跃起来，还想着如果不在这里吃午餐就太蠢了。我们在午餐时间写博客。下午两点，外面的太阳让人无法忍受。“我们可以再待一晚，明天再出发吗？”我大胆地提出来，尽管有些怯懦，因为我们希望第一天就能远离卡马纳，实际上却只是从海边出发走了4000米。但这个提议再度被接受了；我们还点了啤酒。“明天，”我告诉自己，“我们会奋发，继续向前迈进。”我们对前方所知有限，现在似乎犹豫不决，打包了十天的粮食——真的需要这么多？还是需要更多？前方有没有商店？几个当地人给我们的信息很少，但我们不太担心，未知本身也会令人兴奋。
隔天早上，我们再度打包，最后一次离开这家有空调的旅馆。因为对前一天的进度有罪恶感，我们决定摸黑离开，在寒冷的清晨大步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背包也变得能够负荷。
我们远离了卡马纳，随即进入烟尘弥漫的宽广山谷，小河蜿蜒其间，一条同样灰扑扑的道路通往内陆。我们在整点休息十分钟，然后继续前进。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背包似乎也越来越重，背带紧紧勒着尚未习惯的肩膀，我们显然无法负担这个重量，但我的看法是，我们一定很快就能上手。
在地图上标出第一晚要抵达的小村庄后，我们埋头继续向前，傍晚时抵达灰蒙蒙的落脚地点。当地人向我们外来客投来奇怪的目光，半掩的门悄悄关上，小孩也跑开。我们问是否有商店，他们指向一户用泥土和枝条建造的小屋，里头卖汽水和甜饼干。我们喝着色彩鲜艳的廉价汽水，问矮小友善的老板娘知不知道哪里可以过夜。“当然！”她笑道，“你们可以在我的后院搭帐篷。”她领着我们穿过阴暗的店铺，来到围着篱笆的后院，里面养着鸡和家畜。
因为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户慷慨人家，对这一晚我铭记在心。这就是我期待的徒步探险——来到某地，遇到一些和善的人，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第一晚是在满是猪和鸡的院子里搭起三顶单人小帐篷。第一天的步行把我们累坏了，我们决定试着减掉一些背包重量。
老板娘和她的家人因此得到了英文小说、鸟类图鉴、望远镜、一把大砍刀、指南针、多余的衣物、帆布背包、钓具、电池、其他多余的刀和其他许多东西。我们那些“以防万一”的装备，数量多到让我尴尬，也让我意识到我们被这次探险的庞大规模影响了。不过这一家人显然很兴奋，他们友好地争辩着谁该分得什么东西。
第二天，我们收拾好帐篷。背包明显轻了许多，我和卢克的背包现在剩42千克左右。我们又在正午的酷热下艰难地苦苦挣扎着行进，汗如雨下，没有太大的进展。卢克的表在阳光直射下，刻度显示为50℃。他的靴子太小，脚已经起了大水泡，别无他法，他只能换上卡骆驰鞋（塑料凉鞋）。
第一周大多在平地上行走，但酷热和背包重量让我们的身体吃不消。马杰斯山谷（Majes Valley）宽阔丰饶，我们一开始对沙漠的担忧到目前为止是多余的，河水非常冰冷，因为它直接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冰河。我们在种植绿色作物的原野里艰苦跋涉，四周环绕着被灰尘笼罩的棕色山岳。
接着，我们看似走到了路的尽头，河水又宽阔又急切地流过谷地。充气筏不在我们身上，因为进入南美洲时，我们把筏子存放在库斯科（Cusco）了，准备到了丛林再使用，因此往前的路似乎中断了。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名老者，指示我们跟着他走。他领着我们爬上陡峭的山崖，沿着山壁上一条狭窄的小径行走。左手边的坡又陡又近，我们没有问他从谷地绕路要花多长时间，他只是一直向上爬，接着他转身，含糊地往山谷上方一指，就返回了他的村落。我们意识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幽暗的小径行走；光线渐渐暗淡。
晚上六点一过，我们就开了头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寻找下一个不知在何处的安身地点。可怜的奥兹只有一只我们在英国买的手摇式手电筒。我们担心能否找到平坦有水的地方扎营，彼此嘲笑着来掩饰不安。山上土石松软，我们移开好几个石块，将它们推下山坡。如果我们中有人从小路上掉下去就麻烦了，因为左手边的山坡非常险峻，而且我们走的这条路还是条沿着陡峭山崖延伸的小径。我身后断断续续地传来奥兹摇手电筒的呼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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