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凤城(主编)辛逸,董佳(执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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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2辑 总第4辑）试读：
专题研究
思想史视野中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例[1]欧阳军喜摘要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从思想史角度探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文本。毛泽东在该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时党内党外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理论上的回应与批判，并围绕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三个方面的问题建构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学界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是脱离历史文本的理论演绎，对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语境及思想来源鲜有论及。脱离具体的文本和语境，抽象地谈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激烈的思想论争。当1938年10月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其具体的含义[2]“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因此，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出来的具体[3]理论形态。本文试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为例，分析毛泽东是如何在当时中国的“具体环境”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思潮展开“具体斗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与毛泽东的理论回应《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了“中华民族”、中国“古代的封建[4]社会”和“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在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之前，思想界曾出现了一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这种论调具有很深的西方思想背景。最早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是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5]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斯密的这一看法影响到后来的西方思想界，并成为此后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基本认识。黑格尔就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6]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此后，关于中国社会便出现了各种说法，如“东方社会”“东方专制主义”“治水社会”“水利社会”“传统社会”等，停滞、封闭、专制、落后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1937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秋泽修二又提出了所谓“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命题，认为日本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以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所谓“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7]动侵华战争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观点，主要就是针对这种“停滞论”而发的。毛泽东指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8]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这段话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即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长期性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迟缓性。毛泽东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发展迟缓”，虽然“迟缓”，但是在“发展”，并非静止不动。与此同时，在制度层面上，则始终停留在封建的生产关系里面，没有建立起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当然所谓“长期性”是与西欧诸国的封建社会相比较而言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比西欧诸国封建社会的时间长，并且没有像西欧诸国那样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样就在理论上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与所谓的“停滞论”区别开来。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9]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范文澜后来专门撰文对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加以解释。他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迟缓、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三个方面阐明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他认为，农业生产力发展迟缓的基本原因，是地主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即地主阶级对农民所进行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残酷的剥削使生产力萎缩，频繁的战争和屠杀破坏生产。农民生活困苦，国内市场范围狭小，不足以促进手工业工场业的发展。工商业者获利后，因无法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多余的资金只好购买土地、放高利贷，转到地主阶级方面去。[10]所有这些条件，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毛泽东还分析了中国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以下特点。（1）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2）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只有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3）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国家官吏和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4）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11]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显然，毛泽东把“封建”与地主阶级的剥削联系到一起，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欧洲经验提出的“封建”概念就有了具体的中国内涵。
毛泽东对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分析同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半殖民地”一词出现过21次，“半封建”一词出现过14次。“半殖民地、半封建”出现过8次，“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各出现过1次。上述词汇基本上是用来定义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12]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这段话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完整系统的经典表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概念。[13]马克思曾用“半封建”来形容旧的欧洲，恩格斯则用“半封建”来形容德国，称当时的普鲁士是一个“落后于现代的”“半封建的国[14]家”。列宁也多次使用“半封建”的概念，1907年就用它来描绘[15]俄国的村社。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16]中，把中国称为一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此外，列宁还多次把中国与土耳其、波斯一起列为“半殖民地”国家。列宁所说的“半殖民地”，其含义主要是指“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17]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再次[18]把中国与土耳其、波斯同列为“半殖民地国家”。列宁的上述论断由共产国际二大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文件形式确定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但列宁并没有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概括。
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结合起来描述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论述，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逐步形成的。一般认为，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正式把中国近代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六大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现在的土地关系是半封建制度”，“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19]建制度”。不过六大仍然没有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文件指出：“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和数年来农民宝贵经验，指出农民运动的路线其主要精神是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农村中反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20]
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明显受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大革命时期，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内部爆发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中国已变成为商业资本社会；而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中国仍为封建社会。斯大林指出，在中国，“如果在许多区域里，地主和豪绅夺取百分之七十的收入，如果在经济、行政和司法上，地主们据有实际的政权，如果许多省分里到现在还有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实——那末就应该承认，在这个中世纪局面中占统治的力量，是取特别形式而与商业资本相结合的封建残余”。他强调，否认这种封建残余，“这是拉狄克同志的大错误。”他又说，“共产国际立场底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封建残余，及基于这种残余的全部上层建筑物，若督军、若省长、若张作霖这类军阀等等——都是产生且扩大现在中国土地革命的基础……唯其是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物，是中国基本的压迫形式，所以现在中国发生着伟大的（按自身力[21]量及其发展）土地革命。”可见斯大林和拉狄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歧本质上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的分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也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引发这场论战的直接原因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及大革命的失败。这一政局上的大变动迫使人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以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参加这场论战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托陈取消派，还有所谓“新生命派”。这场论争所关涉的问题也极复杂，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入侵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对这些问题，各派的看法大相径庭，甚至互相对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就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就其主要的势力及其发展方向来说，乃是个保有强大封建关系而在走向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途中，这可以说中国一方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使全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封建关系”。托陈取消派认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而封建势力，在经过了大革命之后，“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22]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则认为，近代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因为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近代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中国政府仍是地主官僚政府，“所以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23]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因为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实行土地革命；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而革命对象就是资产阶级，中国土地革命就没有基础；而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所谓“士大夫社会”，则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就不适合于中国。可见，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革命运动的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通过论战，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确立了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认识。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明显受到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及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在写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之前，毛泽东已经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用来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193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时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24]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战的战争。”其后，毛泽东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强调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25]主义压迫。”到1939年，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论基本形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全面系统阐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文本。首先，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间范围做出明确规定。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所做的时间界定和历史定位，即鸦片战争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同时发生了两个历史进程：一是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演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二是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过程，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毛泽东认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殖民地，这样，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中国社会也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总之，“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26]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其次，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做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方式、前途等问题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的分析这一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表，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最终形成。
毛泽东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具体化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显然的优势。第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第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第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第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第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27]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在第一章第三节“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28]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加写这段话同样是为了进一步回应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中国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中国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里就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29]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一论述反映了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一些人借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制造中国国情特殊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一些人则提出如果没有外国的侵入，中国社会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显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把中国历史从所谓的“停滞论”“外烁论”“特殊论”中解救出来，从而进一步地回应了那种关于中国只有外力入侵才能进步与发展的论调。二 中共党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歧与毛泽东的理论建构“革命”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核心概念，全文中“革命”一词出现过274次，“中国革命”一词则出现过76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之时，抗日战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时党内围绕着如何理解和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不了解与国民党建立长期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表现出“左的急性病”；另一些人则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30]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的分歧本质上是如何处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的问题。民族革命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民主革命是推翻封建主义压迫，争取民主权利的革命。抗战爆发后，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任务尤其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当时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对立起来，把抗日战争看作单纯的民族革命，否认其民主革命的性质，主张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实际上从右的方面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割裂开来。另一方面，一部分同志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导致在反摩擦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左”的错误，这实际上是从“左”的方面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割裂开来。
从历史上看，从世界范围看，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不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中国，这两种革命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毛泽东指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具有一致性，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31]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中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论证了两个任务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么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对于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的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的，又是互相统一的”。“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32]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中国革命的任务之后，毛泽东进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分别论述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游民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33]的领导阶级，而农民阶级则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版本中，毛泽东只是一般地将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并将大资产阶级纳入民族资产阶级范畴，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在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34]族工业资本家，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初稿中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时，对其“反动性”做了分[35]量比较重的评论。经过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据此对原文进行了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写了下面这段话：“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都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这个阶级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这个阶层不但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有区别，而且与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这个阶[36]层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删去了初版中的下面这些话：“在中国革命史上，资产阶级曾经演过帝国主义走狗与地主阶级帮凶的脚色。”“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或两面性），虽然同时存在于一身之中，但其表现是有时间性的。在同一时间内，或者以发挥其革命性为主，而以发挥其反动性为辅；或者以发挥其反动性为主，但也并未完全消失其革命可能性。这是由于摆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的敌人（它们所认为的敌人），在同一时间只能以一个为主的原故。但是如果历史行程已经把这个阶级的革命可能性完全使用枯竭之时，到了[37]那时，它们所有的就只剩下反动的可能性了。”这样，毛泽东就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投降派和顽固派区别开来了，从而划清了与依赖国民党进行抗战的右的思想和认为顽固派已经投降日本的“左”的思想的界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要团结国民党一道抗战，并在统一战线中要力争无产阶级领导权提供[38]了理论基础。
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后，毛泽东又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问题。毛泽东指出，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这一论断仍然是有针对性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这样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夸大了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把反对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结果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毛泽东强调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意味着革命不能超过反帝反封建的范围。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虽然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中国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区别于中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39]的。”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加以具体的阐述。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的性质时，还特别强调了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在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阐发，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40]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仍然坚持“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但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世界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革命也要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从而使中国革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另一种错误观点是：夸大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直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中国革命的成功，将是帝国主义灭亡的前夜”。[41]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重新解释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内涵。首先，毛泽东明确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种种矛盾，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反资本主义思潮。十月革命推动了亚非两洲各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朝鲜、印度、伊朗、阿富汗、埃及等地都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中国革命就在这世界性的反资本主义浪潮和民族解放潮流引导之下展开的，因此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次，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但并不反对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中国革命虽然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因此，那种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虽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中国的资本主义也会有一定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使中国革命能够避免资本[42]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
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会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晚年曾提出，像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他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历史必然性”不适用于俄国。“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43]来。”列宁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44]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也认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但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这样，在落后国家内，人民群众之加入共产主义，将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由于先进国家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45]下阶级的自我意识之发展。”由此可知，按照列宁和第三国际的指示，革命胜利后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任务和前途的分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指出：“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46]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发展成为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学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47]而奋斗。”在列宁看来，俄国首先应当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一经完成，无产阶级就要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出中国革命也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毛泽东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48]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确立了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这一理论一方面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地区别开来，防止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前采取越出民主革命范围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争得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此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他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这就决定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二，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三，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革命的队伍要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做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这样就使得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49]正确的。
斯大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斯大林的这句话，并说“这是完[50]全正确的规定”。在此前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也引用了斯大林的这句话，并对武装斗争这一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进行过详细的阐述。毛泽东指出，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51]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点和优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那种轻视敌人、轻视武装斗争、忽视游击战争、忽视农村根据地的错误思想而发的。换言之，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也是为了强调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为了防止在纠偏过程中走向另一极端，毛泽东还指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会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毛泽东上述对中国革命特点和优点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
综上所述，毛泽东针对抗战时期党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全面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及前途等，从而建构起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一理论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三 新形势、新问题与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主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原计划有第三章“党的建设”，因为[52]担任写作的李维汉没有完稿而停止。尽管如此，在前两章中，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已有充分的论述。其中第二章第七节“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既是阐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是对全章各节的总结，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新形势、新问题下探索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主张。
事实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为加强党的建设而写的一本教材。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学习理论的号召，之后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干部学习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在向全党提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一个大党”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53]直接原因。”
为了实现“建设一个大党”的任务，毛泽东倡议创办一个党内刊物。1939年10月，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正式出版了。毛泽东对这个刊物非常重视，他不仅为刊物题写了刊头，而且为它撰写了《发刊词》。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指出：“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接着，毛泽东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毛泽东指出，提出建设大党的任务，“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54]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当时实施“建设大党”这一伟大工程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学习运动的需要而作为党内教育的教材编写出来的，因此它最早发表在《共产党人》上也是很自然的。发表时编委会还发布了如下启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为本书编辑委员会编辑，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之用。这是初稿，随编随在《共产党人》上发表，希教者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修改，使[55]成一个完善的教本。各地教课时，可从本刊上取下付印。”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始终是党的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继续强调党的建设的目标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革命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56]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这一提法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上的提法完全一致。所谓“全国范围”，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从苏区扩展到全国，这就要求在苏区以外的其他重要地区建立党的组织。所谓“广大群众性”，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主要是红军的党发展成为一个涵括其他社会阶层的党，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按照党员的标准，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所谓“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就是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其中心的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57]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党员不是出身无产阶级而是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因此党有必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58]教育，解决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
此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党建设成为“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与当时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有关。从思想上看，当时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的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及流寇思想，并认为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59]线，妨碍极大”。抗战时期，毛泽东又说过，“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60]自发性这样一些东西”。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也谈到了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及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但其重点是要从思想上纠正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存在的或“左”或右的倾向，从而实现全党思想上的统一。
毛泽东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来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批判了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中，他们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61]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从政治上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虽然实现了合作，但摩擦不断，国民党多次发动反共高潮，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试图以三民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从政治上建党就意味着要让全党保持政治的正确性，明确自身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62]斗”。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国民党却借机攻击马克思主义。蒋介石宣称中国只能有一个三民主义。他在1939年9月发表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中，鼓吹所谓“民生哲学”“以党治国”“要使抗战胜利[63]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当时，一些右翼文人也加入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大合唱，互相呼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首领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君劢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矣。此所以促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三也。……苟在蒋先生领导之下，而别有一党焉，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则先生所提出之‘长期合作方式中之民族联盟’如何而有实现之可能乎？目前之障[64]碍，既在此三点，应谋所以消除之，乃能达于真正之团结。”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及右翼文人的挑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做比较，认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65]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还提出了“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的概念。毛泽东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就是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66]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他说：“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67]义的敌人。”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是为反击国民党及右翼文人对共产党的攻击，也是为使全党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关系，从而实现党在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
从组织上看，当时党内出现了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虽然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但是王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影响并未消除。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说，“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指挥”，“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68]日。”显然，王明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只看到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产生了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这样，毛泽东与王明在如何抗战、如何处理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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