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半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达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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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开·半熟试读：

不可见，云水天

……不知自何时起，世间已经不容极致的美。——张承志

告别曲

这些缴械投降的时刻像Leonard Cohen苍老低沉的音乐一样，柔情地抚慰了那些歇斯底里的伤口，是记忆里别在伤口上的勋章。路过生命的人，原来如同四季的经过，来来往往。

再过六七个月，那些尚未长出的杨树叶、柳树叶，就将不厌其烦地飘落。——清平1

二月持续倾注的雨水把学校里的湖泊灌满了，在石头路的虎口处哗哗哗地冲入低处的河流，成为颇为难得的景致。每一个雨声凄厉的蒙蒙清晨，我都要经过这一片声响白浪，赶去教学楼上课。这些天都是蹭叶蓝的伞，从寝室到学院楼有好长一段路，走到时两个人总是被淋得很惨。彼时，她总是站在窗边一边痛心疾首地拍打着被淋湿的那只手臂，一边望着外面那些形形色色的移动的雨伞，咬牙切齿地说：“我就不信他不撑出来，他偷去干吗？我的天——”她突然转过身来垂头丧气地看着我，“祈因，他一定是把它拿去卖了。”然后她用几乎是怜爱的目光望着她那把格外结实的蓝色天堂伞，愉快地告诫我：“还是朴素点好。”

嗯，我的伞失踪了，那把黑白格子的长柄伞。二月的最后一天，我想偷懒，就把它撑开放在图书馆底楼。那一天我在图书馆看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我保证，我只不过是在去挑选英语六级试题的时候偶尔路过了哲学区，然后撞见了这本浅绿色封面的单薄书籍，翻开来第一句话就是那句著名的“唯一值得讨论的哲学命题就是死亡”。这句话像一个深渊一样充满了让人战栗的诱惑力，我明白又是一场如履薄冰的旅行，我也知道我还可以活过来。林叶舟是不许我看这种书的，他宁愿我自虐一般地流着口水看《旅行家》《青年视觉》，看到兴奋处便指着那个远在他乡的地名猛烈摇晃着他的身体：“我们去这里怎么样，这个周末怎么样？难道火车真的到不了吗？”或者把《青年视觉》上异国美男子的图片放在他面前，邪恶地看着他：“你去剪这个发型吧，好歹剪个西瓜头啊。”他总是很好脾气地应和着我，很好脾气地在那本封面上印着查理大桥与伏尔塔瓦河的笔记本上记录下那个远在他乡的地名，许下遥远的承诺。但是他不知道，其实我每次看着他这样温和的脸孔都会很难过。那一天他不在，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我只觉得他最近似乎总是很忙。

结果就像预知的那样，我把自己弄得头痛欲裂，一个下午只不过翻动了十几张纸，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只是在望着窗外厚重的山脉发呆。我的确是有些懊恼，自己何以要在这样一个大雨绵绵不尽的日子看这样一本难以承受的书。五点钟的时候，我带着昏沉的脑袋下楼，在二楼的楼梯上我把目光投向那个记忆中的位置，我没有看到它。外面的天色已经很暗，我徒劳地在各色伞中搜寻了好几圈。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徒劳，那是一把无比漂亮的伞，虽然我总是把“无比”这个词放在各种形容词面前来形容每一件我拥有的东西，但是，我只不过是想说明，它是一把突出的伞，我不会认不出它的，即便在这样一个天色昏暗的傍晚，我也不会的。我没有过多的震惊，在这个世界上总能发生这么多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无法理解，但总得接受，我只不过觉得很沮丧。当初买它的时候，叶蓝就曾说过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会把它弄丢的，于是一个星期之后，每逢下雨的日子我都耀武扬威地撑着伞走在她旁边。结果它只陪伴了我二十天，连三个星期都没有撑到。这么多天后，我还时常想起那咖啡色的粗糙手柄握在手里的感觉，那层塑料纸都未曾撕掉，我实在没有准备好那么快与它告别。2

雨停了没有几日，石头路上那片瀑布便渐渐孱弱最终没有了，湖面依然只比路面稍低一点，隔几日再下半天雨，湖面便又要弱不禁风地上涨，但终于再也没有形成过瀑布。日光单薄地笼罩在湖面与树木上，没有金黄色的光。我穿过那片紫叶桃的时候，抬头朝西北方的天空露出笑容，太阳有些内疚地悬挂在那儿，也许是因为囊中羞涩。不过这没有关系，起码我抬头望见的是一片蓝色天空，这样我可以不用睹物思物地挂念那把伞。一个中年男子在用单反拍结香的特写。我经过他，很想把他的背影拍下来。林叶舟的电话这时候打过来，我不想去接它，齐秦的《悬崖》无休止地打破着空气，我听着那包裹着柔情的沙哑声音发愣。“我不管爱葬身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这是我从高中起就给他设定的铃声，这么久都没变过，想一想已经三年多了。那个中年男子转过身，淡淡的惊讶表情和他灰色的呢大衣隐没在他背后那一片结香花里，好像摄影杂志封面上摄影家的黑白照片。他的目光撞进我的眼睛里，落了几秒后回头继续拍他的结香花，属于陌生人的那种对视，能够看到你心里，有多疲惫或多幸福，也可以面不改色地转身。我抱歉地按掉电话然后走开。脑海里还是齐秦的声音，“下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已经三月初，安城早晨的温度还是很低，迎着风向前走，风灌进脖子里觉得好冷，我已经很久不戴林叶舟送我的米色围巾，他亦不问我。其实应该说，我好几天没有见过他了。他说他要到旧校区拍照片，我不知道拍照片是否需要消失好几天，这是他们班级那个秃顶老头布置的作业，我记得从前他总是不屑于听那个人的课。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他的短信发过来：“怎么不接电话？”我却想起，在两年前可能这种时候，他的短信应该只有“接电话”三个字吧，然后用一个句号结束，干净利落的祈使句。彼时我多半不会乖乖照办，在那些蓄意挑起的战火里，齐秦在我的手机上一遍一遍地唱尽了承诺与离散，我则无比快乐地奉送我的眼泪。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电话那边以主人语气命令我的人，最后真的会和我一起离开故城，一起来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南方城市。我明白我是在回忆了。

伞丢失的那天，我淋了一场雨，却没有应景地发烧。到了最后，我只好打林叶舟的电话，响了两下后被挂断：“我一会儿回你电话。”是自动回复。只好写了条短信，想了想又一字一字地删掉。删到末了看到那几个字：“你在哪里”，忽然就落了泪。那么，这是那天后他第一次打我电话。手机又在唱歌了，我准备按掉的时候才发现不是齐秦的声音，是黄耀明的靡靡之音，那么应该是叶蓝，我喜欢沉浸在Anthony欲望丛生的声音里再被叶蓝快活的嗓门拽回现实。我差不多快要凭歌声来判断来电的人了，反正打我电话的人也就那么几个。果然接起来是叶蓝的声音，她笑意盎然地说：“祈因，你的长柄伞回来啦！”我下意识地回复：“真的吗……”还未说完，就听到她欢欣鼓舞地说出下半句：“你家林叶舟又给你买了把新的，我觉得比原来的还漂亮啊，你快回来看看呀。”“他怎么知道的？”我惊喜的心情一扫而光，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问。“我跟阿哲说的啊，他当然会告诉林叶舟咯，我看你那么难过嘛。”叶蓝的声音依然无比轻快，完全无视我突然冷淡下来的语气，我只好叹了口气挂断电话。3

阿哲是大一时教我们吉他的学长，和林叶舟都是艺术学院学摄影的，只不过他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音乐上。现在叶蓝依然时常去他那里练琴，我渐渐觉得自己没有天赋，已经很少再去，只是叶蓝时不时地总要拖上我。阿哲很早就搬出学校了，他租的公寓楼离学校有差不多十分钟的车程——当然是指自行车。有些星期五的晚上，叶蓝就用她心爱的捷安特带着我穿过大学街再经过一条两边都种着植物的小公路去阿哲那里。一路上，叶蓝心情愉悦地哼唱陈绮贞或者张悬的歌。她的嗓音那么好听，干净透彻一如她们，歌声一句句消逝在我们身后，她的头发和风一起磨蹭着我的脸颊，彼时的我总是无可救药地想起《罗马假日》里的镜头。我想青春的隐喻也许不过是我们经过的这片田野吧，于是我总是不敢回头。

叶蓝总是直接在楼下喊阿哲的名字，然后他就从四楼的窗口扔下钥匙，我们熟门熟路地开门，停车，奔四楼。进去后往往都是电脑在自顾自地唱着《浪人情歌》之类的老摇滚，阿哲也许在摆弄单反，也许要在窗口吸完手中那支烟后才会转过身来对我们说话，叶蓝则早已经坐在床边拿起吉他了。房间那么小，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写字台就没什么剩余的空间了，我只好也坐在床边。

我即使在那里也不过百无聊赖地翻看阿哲房间里的杂志，叶蓝学得非常快，阿哲已经不按正常的节奏教她，直接跟她讲乐队演奏的那些技巧，用数字记忆和弦、变调这些。我想叶蓝也许会去他的乐队吧。有一次我看到他床头放着黑色书皮的《圣经》，大概因为经常翻阅的关系，书面显得破旧。我望向他，心里有些微的波澜，我记得他戴着白色口罩在乐队里大汗淋漓地打架子鼓时的放肆表情，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耐心。他正在给我那把吉他调弦，很久以后，在他刚离开的那段日子里，这幅场景曾无数次地出现在我脑海里，他的神情因为专注而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脆弱与纯粹，像极了一个孩子。我永远记得他抬起头的时候对我露出的笑容，不是他平常那种不动声色的漠然表情，也不是在打架子鼓时那种小兽一般的眼神，那是一种没有防备的天真表情，像极了一个孩子。

偶尔他会在电脑里放自己编的那些音乐给我们听，像一个等着掌声的魔术师那样徒劳地掩饰着自己的骄傲，音乐自然是粗糙的，鼓点和贝斯都难以配合得严密无缝，甚至都保证不了没有杂音。只不过他那些刁钻的技巧依然难以掩饰地闪耀着光芒，他的那些音乐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我看着他一个个打开它们时候的表情，忽然就看到了自己面对着自己文章的样子，原来就是这样自命不凡又自我怜悯的姿态。我只觉得很心酸。到了后来，基本上就是他们两人练琴，我一个人戴着耳机听他那些音乐了。

回去的时候林叶舟会来接我，阿哲就送叶蓝。一路上，叶蓝轻声问着阿哲乐队的事情。叶蓝心满意足地享受这段时光，我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是维持她坚持不懈地练琴的原因。但他们的关系却一直只是这样明明暗暗的样子。林叶舟有时候会问我当天学到了什么，有时候什么都不问。我瑟瑟发抖地把头埋在他的背后，他身上也是冷的，这种时候我才能感受到那种非比寻常的熟悉，自少年时代起，我们就不是靠自己的温度来温暖对方的，我们只不过是一起受冻、一起着急、一起朝着深渊往下跳而已。只不过我依然是那个无能为力的孩子，林叶舟却渐渐地驯养起那些情绪来。我总害怕有一天他会离开我，因为我害怕我会不愿意接受这种温暖。4

那天和叶蓝打完电话后我还是见到了林叶舟，在穿过学校植物园的那条石板路上，我从这头，他从那头，手机响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对面的人突然站住了，抬头的时候就看到他微微错愕的表情，然后是大片大片的沉默。他整个人隐匿在路两旁的女贞树投下的巨大阴影里，稀薄的阳光从树木缝隙里漏出来，在我们之间照亮了好多不知休止地做着布朗运动的尘埃。我不知道那天为什么会流那么多的眼泪，仿佛已经一个人走了好久好久的路途，像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平原上，花开花败都一个人看过，最后只剩一地锈迹斑斑的残枝败叶，荒凉得让人误以为这就是苍老。他走过来，像年少时那样抱住我：“对不起，不要哭了。”在那个雨后初晴的早晨，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些日渐消失的柔情在回来，它们穿过无数片大大小小的树叶，尽心尽力地弥漫在那条飘落着残叶的小路上。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渐渐明白了那天胸腔里那么苍凉的回声，那些难以抑制的眼泪比我们还早地看到了故事的结尾。它们只不过在做一场提前的悼念，配合着那些千里迢迢赶来的虚张声势的柔情。

我又开始做梦，梦里都是他。高中时代的清晨，我总是眼睛还未睁开就模模糊糊地摸出枕头下面的手机，开机后十秒钟就能收到他与我道的早安。他不知道他在梦境里早已唤醒过我，他的手上有红色山茶的馨香，露水沾湿我脸庞的时候，我就醒来了。我快乐地回复他：“我在梦见你。”并不介意枕边没有两枝苍苍欲滴的山茶花。——回忆究竟是被谁篡改的呢？也许这样的清晨只不过维系了一个春季，那些早安又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到承受不住的时候，就离开我吧。”好几天来我都梦到自己这样对林叶舟说。背景永远是在那条湖泊边缘的石板路上，他有时候像是没有听见，有时候转过身来，沉默地看着我。阳光淡淡地打在他身上，我注视着他肩上细微的跳跃，没有去看他的脸。不一会儿，他会浮出晴朗的笑容，扭头看着左边的湖面说：“祈因，只要纵身就可以了。”我一低头，就看到湖水平缓不迫地覆过我们脚下的石块，清澈得让人恍神。那么危险。

我总是在这时候醒来。这不是现在的林叶舟会说的话，只有在两年前，在那个山穷水尽的高三，他才会那样恶狠狠地把我拖到故城里临目湖的岸边。在离湖边茂密的杂草最近的地方，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以为我不敢跳吗”的时候，根本不会注意到他握住我手腕的力气大得要捏碎我。他脚下的泥土簌簌地掉落下去，岸边绵密的柳条不情愿地在我们晃动的身体中间穿梭，我从来不会反抗他，无动于衷地任由他推搡，在他安静下来的时候走掉。

是的，就是黑板上挂着倒计时牌子的那一年，举行十八岁成人仪式的那一年，我们游走在孩子与成人的边缘，彼此拷打又彼此抚摩对方所赐的伤痕，温柔和暴怒都是一瞬间的事。那么气喘吁吁地相依为命，乐此不疲地上演一走了之的戏码。所以，我们总是惊心动魄地在寻找着对方。我记得我曾经在拥挤的食堂惊慌失措地找他的背影，我打量每一个端着饭菜从队伍中走出来的人，汗水浸湿了我的衣服，我以为自己再也找不到他了。我匆匆忙忙地跑到他的教室，七月闷热的气流无孔不入地包围我的每一寸肌肤，我像一个怀揣噩耗的人一样从他们那个空落落的教室走出来。我其实一点都不明白那个时候的我究竟在害怕什么，林叶舟总归会出现的，在这么一个作息规律的地方我怎么会再也见不到他呢！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站在自己教室的门口，看到他就坐在我的座位上趴着睡觉的那一刻，我就已经丢盔弃甲了，我的眼泪弯弯曲曲地落进他的头发。“我找不到你，只好在这里等你。”他慢慢地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旺仔牛奶与铜板烧。“饿了吧，对不起。”他看着我，“不要哭了。”我知道，所有的伤痕，所有的恶语都在为这样的时刻摇鼓助威，我们终于都成了对方的手下败将。这些缴械投降的时刻像Leonard Cohen苍老低沉的音乐一样，柔情地抚慰了那些歇斯底里的伤口，是记忆里别在伤口上的勋章。5

我总是能够想起它们，比方说此刻，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操场上，他坐在我旁边微笑着给我们发扑克牌的时候。他一直都笑着，抬头的时候，低头的时候，看着叶蓝兴高采烈地说她那些金鱼的时候，他脸上的线条比高中时柔和了一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渐渐拥有了现在这样稳重平和的样子，他年少时的冲动血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叶蓝与阿哲坐在我们对面，叶蓝还是那么爱闹，她手上挂着好看的手链，晃动手臂的时候，手链闪烁着明明灭灭的光，她十分投入地跟我们讲着阿呆和它的朋友。阿呆是她养的那条灰色尾巴的金鱼，那是在一个月前，刚刚开学的时候，我们骑了好久的自行车到花鸟市场买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每次都说“阿呆和它的朋友”，一共有四条金鱼，她不给其他的鱼取名字，尽管她在跟我们描述其他三条鱼的时候和描述阿呆时一样眉飞色舞。

我看着她的脸渐渐晃神，我曾经以为我也可以成为这个样子，可以无所顾忌地笑，真心实意地赞美身边那些美丽的事物，可以不用考虑措辞，可以一个人去看日出、养金鱼，为了一个人去学一门乐器，可以活得那么真实。但是我不行，我是一个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的人，我永远觉得此处没有彼处好，永远想要逃离。我承认我是羡慕她的，人生那么短，也许活在当下才是最为善良的方式，而不应该像我这样自作多情地寻找，或者说想要赋予生命以意义。只不过有些人，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叶蓝。”我忍不住叫她，“叶蓝，其实阿呆很想逃走，你看它总是可怜地用嘴巴啄着鱼缸的边缘。”阿哲好像突然活过来一样，匪夷所思地看着我：“祈因，你真的觉得一条鱼会啄鱼缸吗？”“你总算活过来了，你怎么像个小老头一样，待在太阳下就能睡着？”话一说完我就后悔了，不过我真觉得幸亏叶蓝没有坐在阿哲的对面，不用在兴致勃勃的时候面对着一张昏昏欲睡的脸。好在叶蓝似乎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她只是忧伤地说：“阿呆也许需要一些植物来陪它，那样比较像它的家。”

三月迎来了姗姗来迟的晴朗天气，太阳终于扬眉吐气地晒烫每一个人的脸颊，操场上坐满了像我们这样四五个人的小团体，都是在无所事事地闲聊或者打牌。今天似乎还是所谓的社团文化节，只是除了开场那段街舞吸引了大片贪图视觉的各色人群外，其余的戏剧、茶艺表演不过是老调重弹，与去年别无二致。叶蓝今天已经换了三套衣服，即便拿安城早中晚极大的温差做借口，我看着她在镜子面前顾盼生姿的样子就轻而易举地洞悉了她的想法，她是要把整个春天穿在身上。四周都是色彩鲜明的春装，年轻的味道肆无忌惮地弥漫在吹过脸庞的风里。林叶舟时不时地要去拍各种活动的照片，他是社联宣传部的部长，当初他说不过是去玩玩，没想到他似乎对这些事情越做越顺手。

有社团搞了放风筝的活动，满天都是翻飞的各式各样的风筝，我看到刚刚那个女扮男装唱《十八相送》里梁山伯的人穿着戏服，踩着戏剧里高高的鞋子一边拉扯着手里的线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前跑，那只猫头鹰风筝弯弯扭扭地在低空中摇晃，非常有意思。回头的时候却撞见阿哲闪烁的眼神，脸上有着丝丝入扣的隐衷，四目相对，他很快便低下头，若无其事地玩手里的牌。他身后，叶蓝抱着去学校超市买的冰激凌活蹦乱跳地朝我们走过来，我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我只不过觉得那一副忧伤的脸孔像极了我曾经的少年。而我现在靠着他的肩膀，安静平和得如同一则细水长流的童话。再也没有其他。6

再也没有其他，这真的是当时唯一的想法。我以为我们会这样度过一生的。我以为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充满了缺憾与过错的人生，像你年少时承诺的那样。我不知道原来我们只不过是帮助对方完成了成长这个过程。但是我掩耳盗铃地在半路拒绝了再往前走，你不知道啊，我把这当成了幸福，我以为我可以赖着不走。你不知道我最终还是会向这个世界妥协的吗？你不知道总有一天我也能像你一样，把那个倔强的声嘶力竭的小人藏在身体最安全的角落里，然后年复一年地遗忘他吗？而你已经等不及我长大，你已经等不及我和世界和解了。

我不知道如果那天没有看到那些照片，我们还能够一起走多久。有那么一秒我想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若无其事地继续从前的日子，接受他突然的消失和突然的拥抱。我不知道摧毁我们的是我的自尊还是我们早就该散了，好多事情已经不似从前。只不过我以为我们还爱着，我以为。那天是他部门的一个聚餐，在KTV里我太无聊，就玩他的手机，我不会玩苹果手机，我始终不记得按了哪个键，才让那些照片无处可逃一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是那天在东湖操场的照片。只不过，十几张照片都只有一个主角，是叶蓝。她的笑，她的兴高采烈，她的沉默。她手臂上的挂链闪烁在每一张照片里，令我想起那一天我曾经想要变成她，我才明白我也不过是要变成林叶舟喜欢的样子。而他，何必一定要等我。我竟然还能联想起《真爱至上》里那个羞涩得只会用眼睛说话的隐忍男子，他为朋友的婚礼拍了录像，他的摄像头里却只有那个新娘，那个在婚礼上的新娘，他爱的人。我一度为那些流转的画面感动得落下眼泪，没想到有一天能够自己亲眼见证，竟然还是觉得很浪漫。我把手机还给他，界面上是正在吃冰激凌的叶蓝，然后走了出去。我竟然有一点轻松。

那天晚上我收到他的短信：“对不起，叶蓝只是个孩子，不要怪她。”

我没有想到这一刻他要对我说的竟然是：叶蓝只是个孩子。所以我是有多坚强，应当什么都能承担吗？我回复他：“已经太久没有这样的战火了，我们之间一直有一层彼此都小心翼翼维护的面纱，隔绝着彼此的情绪，练习着相敬如宾的温情。我想，原来还是要这样来结束的。”他却再没了回复。我最后说：“把那个本子留给我吧。”他说：“好。”

回到寝室看到叶蓝的金鱼，新换的鱼缸上面放着那种我养死过的叫作“小仙子”的植物。林叶舟那天给我的时候说的是：“叶蓝是不是说过‘阿呆也许需要一些植物来陪着它，那样比较像它的家’？”一个字都没有差，而我竟然毫无知觉。

叶蓝已经睡着，她的写字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几米的绘本，我懂得叶蓝只是个孩子，我甚至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让她永远见不到那些折磨我们的责难，我确实盼望过这世上有那么一个人是可以完全保持天真的。只不过，她却爱上阿哲，那个如我一般丧失了价值观的不确定的人。7

依然会失眠，似乎是在可以滑进睡眠的那一刻，却突然选择了醒来，我总是模糊地记得那里有个选择。于是，在独自面对漫漫长夜的过程中，在密集的细微声嚣和巨大的黑暗笼罩了全部空间的时候，我在辗转反侧之间总疑心那个选择是一场对自我的背叛。睁眼闭眼都是那个无比沉闷的空间，这是自小就切身体会过被遗弃一般的知觉，我却这么久都未习惯，不断地在恐惧与疲惫之间流转，委屈到落下眼泪。只好通过手机把微博上的冷笑话一页页往前翻，从四月翻到了三月，有时候还会在半夜兀自发出两声笑声。那天快两点的时候收到了阿哲的短信，让我明天一同去B区几幢寝室楼发报纸，末了竟然还是一句“收到回复”。我便回复了他“收到”。他诧异地问我怎么还醒着。我说，那么就陪我聊聊天。那天说的无非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我依然不知好歹地拿他和叶蓝打趣。翌日醒来，发现手机上有好几条他的短信，最晚一条是在四点发的。“睡着了吗？”“已经二十分钟了，应该是睡着了吧。”“那我睡了，晚安。”

我看到我发的最后一条短信是：“那你陪我聊到我睡着吧。”

内心纠缠了悸动与抱歉，很想回他一句对不起，终于又什么都没说。晚上，我买了两份蛋挞在他寝室楼下等他。我一直都习惯早到，无聊地坐在台阶上等，男生寝室楼旁边那一大片日本晚樱把粉红色的花瓣铺满了那片泥土，四月傍晚的风吹在身上有着丝丝凉意，风吹过，那花瓣还在漫不经心地飘落，美丽得让人想不到衰败。我等了好久才看到他在寝室楼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天色已经很暗，他的身影单薄得就像那些让人心疼的少年，却融不进夜色。我走过去把手里的蛋挞给他，为前一天晚上的事抱歉。他又像孩子那样笑，仿佛得到的是奖品。我感到心酸，他的天真与痛苦，被谁珍惜了？

我俩在楼长阿姨的办公室里把五幢寝室的报纸数完已经快七点了，他笑着说叫了好几个人的，都没有来。每次他都要说这句话，每次我也都很豪爽地回答：“好啦，我都习惯了，责编大人。”似乎从来没人知道阿哲在管着这份《东湖》，也没人知道我在这里写字，阿哲有一次有些抱歉地对我说大学里其实没有人会看报纸的。我自己也知道，那些塞在门把手里的报纸被取下来后能被瞄上两眼都是万幸，有些常常是掉落在走廊里，也没有人去捡，那场景看着其实有些凄凉。我依然忍不住自嘲，这儿毕竟不是北大，又是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当年在燕园两三个人便能创立一份刊物的日子也许再也不会有了。阿哲是我那个版面的责编，不过我从来没有看他发过文章，他QQ空间里也很空，有时候能看到几首歌词，是一些类似《麦田守望者》的文字。我想他在努力平静下来，却处处都是挣扎的痕迹。

那晚走了好长的路，我手里只拿了两幢楼的报纸，半路他又拿了一叠过去。夜色隆重，路上经过的人也很少，不知道为什么彼此都沉默着，临别的时候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持续失眠，晚上就到操场上跑两圈，很有效的。”我看着他，心里有惶惑的不安，不然，我何以那么想记住他此刻的面孔。

阿哲退学了。我是从叶蓝那里知道的，她抱着阿哲留给她的那把酒红色吉他哭哭啼啼地对我说：“阿哲走了，他不要读了，他不要我了。”有好多天，她都只是抱着这把吉他重复着这句话。我照顾她的金鱼，也照顾她，她总是像只兔子那样坐在床铺的角落里，不拒绝吃饭，却总是忘记吃饭，在寝室陪她吃外卖，拖她去上那些必修课，选修课上自己喊完到再跑到另外一个角落替她喊到。这样持续了三周，她终于渐渐好起来，金鱼被她送给了班上的一个女生，我们按时地跑到各幢教学楼去上课，晚上抱着电脑逛豆瓣找电影看，日子像是回到了大学伊始。有一天，她忽然问起林叶舟来，我揉着她的头发说：“现在只剩下我们相依为命了。”她笑了笑，不问为什么。我很想告诉林叶舟，即使我们都用尽力气去保护这个孩子，她也总归要面对自己的劫难，总归要成长。

但是我还记得阿哲，就像我知道她也记得一样，那把吉他挂在墙壁上，我们都没有拿下来弹过。毕竟它是出走到远方的那个人太过明显的标签，我们都只在无人的时刻凝望它。我没有告诉叶蓝，六月的时候，我曾经收到广州寄来的一封挂号信，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那个傍晚的樱花树，夜幕低垂中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映着一地的寂寞花瓣。我想他会是在Band村吧，在一间小房间里摆上靠吃半年泡面换得的乐器，把墙壁涂成温暖的亮黄色。这是他曾经向我们描述过的梦想。那个遥远的邮戳在说明着类似追逐一般的东西。我忽然觉得很安心。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眼下秋天又在赶来，叶子慢慢地在变黄，整个春天我在等待它们生长的过程中几乎失去了耐心。花开花散，四季经过得竟这么快。而我终于发现，原来在两千五百亩的土地上，要想不遇见一个人，也会很容易。但我偶尔会翻开那本记载着好多地名的笔记本，它的前半部分是一些华兹华斯和泰戈尔的英文诗，我一页页翻过它们，仿佛还能听到曾经的少年低声读诗的声音。那都是一些飘散在风里的故事了，就像叶蓝最近迷恋上的一首陈奕迅的歌——《人来人往》。路过生命的人，原来如同四季的经过，来来往往。

西桐的简单梦想

如果某一天，我该得到的都有了，却发现再也难以安静地坐下来，看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喜欢的文字了。1

我叫西桐。

和你一样，毕业那年，有过期待，有过失落，也常常怀疑。

二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某个早晨，8：30，地铁里时钟的分针已经迈过了上班时间的最后一道坎。

又迟到了，而从我目前所在的地方，只要能够加快速度，五分钟后应该可以到达办公室。

我每天盘算着时间，只要一切正常，四十分钟可以到写字楼开始工作，不用担心迟到。

可是现实是怎样的呢？

不能用拥挤的人流来形容这一切，因为黑压压的人早已在狭窄的楼梯入口处堵成团，挪动一步，都要等上好久。后面还有急不可耐的人，推着挤着，挥舞着手中的公文包，骂着脏话。

炽热的夏天早晨，在南京这么一个火炉城市，空调已经失去效用，妆容晕染成一片，掏出镜子擦擦眼线，抬眼一看，人群还是像蜗牛一样缓慢地蠕动着。

我每天上班，必须要从这么一个地铁中转站出去，来自四面八方的、乘坐不同线路的上班族们都拥堵在这里。有人往东，有人往西，有人向南，有人向北，东西南北的人群拥堵在这里，推推搡搡，挣扎不出去。人就像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冲撞着，摔打着。

而我也只能焦躁地等着。那些挥舞着公文包的人骂红了脸，急红了眼。

刚走出校门开始工作的我，特别心疼每天被浪费的时间。

我算了一笔账，从我住处坐地铁上班，在非高峰期要花40分钟到达。那是我第一次去看上班地点，回来后跟同学说：“天啊，要40分钟才能到，每天都要浪费80分钟在路上。”

我那南京的同学看着我，慢悠悠地说着南京腔的普通话：“才40分钟，幸福得一米啊你！”“一米”在南京话里是“非常”的意思。

我在小城长大，父母住的是单位的房子，下楼走五六分钟就到单位；房子在市中心，离学校很近，十来分钟就能走到学校。

来南京之前，除非是出去游玩，否则我不会花费超过半小时的时间去任何地方，这导致我成为一个一上车就失去耐心的人。小时候出去旅行，在车上，我总是不耐烦地问“还有多久”。

在我的理念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超过30分钟才是生活的理想值。

这个被我视为真理的时间阈值，在来南京之后就彻底崩溃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很宅，如果不是实习或考试，恐怕一整年都不去新街口、玄武门。学校的生活就已经颠覆了我的时间观念，从宿舍走到校门口要40多分钟，坐公车则15分钟，这意味着每周去“附近”的超市购物，对我来说都有如“大事”一般，总有一种要“出趟远门”的感觉。

我斤斤计较着时间，盘算着时间账，从哪里到哪里，可以顺便把什么事情也一并做了。对着百度地图，把路过的地点全部记下，然后一天搞定好几件事情。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有一个老乡，还保留着在时间充裕的小城的习惯，出门就办一件事情，结果多跑了好几趟，浪费了不少时间，差点误了正事儿。

但那个时候，我顶多是觉得麻烦，从来没有这么一个想法，那就是：我要的，其实就只是最简单的生活。

真正萌发这种想法，还是在工作以后。

非高峰期40分钟到达的地方，在高峰期得花上近两倍的时间。

最该死的是，我的住处离地铁口还有一段距离，我得先坐公交去地铁站，再从拥堵的中转站出来，才能迎来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实习的第一天，我就迟到了。

初入社会的我，想给单位的人留下好印象，仔细地化了妆，穿着细高跟和贴合身材的套裙，还叮嘱自己一定不能迟到。

40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就算堵车，60分钟肯定能到。

我从住处出来，看到公交站台已经挤不下人，就感到事情的不妙。

我眼睁睁地看着能载我离去的车子载满了别人，有人甚至堵在了公车的台阶上。车门关上的时候，我胆战心惊地看着，害怕他们被车门夹到，但是他们习以为常地缩紧身体，在车门关好后换了一副松弛的姿势，疲惫地倚靠在一边的杆子上。

30分钟后，我上了公交车。

地铁也很拥挤，我等了两趟，才勉强站了进去。

每次进站都会有很多人出去、很多人进来，而我也被挤到了最里面。高跟鞋的鞋跟顶着整个身子，脚底就像被利器戳穿般痛。

到站了，我却被整个儿堵在车厢最里面，说了无数声“对不起，让一下”才艰难地挤出门。

然后又是等待，在黑压压的人堆里挪动着，向那一个遥远的出口靠近。

我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妄图和上司解释，但是随即意识到这是没用的，因为交通问题是最弱的一个借口。如果你不能够住到这地价贵得让人快窒息的地方，那么这个解释，永远不能够翻篇。

类似于长途的跋涉，坐在办公室里时，已经精疲力竭。

我原本的设想是，提前15分钟到公司，妆容精致，衣着得体，整个人都散发着认真积极的气场。而残忍的现实给我的答案是，一双红肿的脚，被汗晕染的妆，被挤得毛糙的头发和一个略显疲惫的身体。

我也曾经试图打的去上班，堵车。整个早晨都是一副乱哄哄的模样，鸣笛声击打着头颅和耳膜，还有手表上从不肯为你停留的时针和分针。

害怕在人群中推搡的我，宁可选择加班。不是因为我有多热爱工作，只是因为想人少一点儿，然后可以等一辆车，有一个座位，倚着窗子，眯眼睡一会儿，回家时候可以少一些疲惫。

曾经那温和宁静的清晨的意象，轻轻一戳就破了。一提到早晨，我心里涌现出来的就是匆忙的速食、拥挤的人、汗液的腥味、焦躁的等待、一整条街的鸣笛，以及走出地铁口的一瞬间，那浑浊的、沉重的阳光。

暮色里，我常常倚着车窗，对堵车已经习以为常。车灯亮堂堂地照着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车子走走停停，总有焦急回家的人趁乱冲过红绿灯，一个急刹车，刺耳的鸣笛，有时候会有车祸，那又是漫长的加时。

我望眼欲穿地守候着车子摇摇晃晃抵达站台，然后飞奔回家，踢掉鞋子，栽倒在沙发上时那一瞬间的心酸和小小满足。2

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码字为生的朋友告诉我：“一间屋子，一台笔记本，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卖字，唯以生计。”

玩摇滚的朋友说：“跟着乐队走，睡遍全世界的地下室和桥洞。”

有人说：“在北京，我最想要的就是，一推开窗，能看到树和天空，而不是一堵墙。”

……

工作之前，我有过不下千种万种设想，对文学艺术难以割舍的情结，总是催促我堆砌起对生活的理想：码字，卖字，旅行，生活不疾不徐，但绝对是自己喜欢的。这恐怕也是很多人的幻想吧。或者做编辑，也是我喜欢的职位，至少和文字相关，能保留我可怜兮兮的一点才华。

而生活给我的答案却是，每一天的奔波和劳累，以及堆叠在办公室里比我还高的等待校对的稿件，做不完的媒体手册，挖空心思报上去又被踢回来的选题。

还有开会时一再被强调的“卖点”。

如果我对未来没有过设想，那这样的生活也就罢了，可坏就坏在，我曾经有过设想，而且设想得太好了。

怎么办呢，如果我不想要现在的生活？

我想，曾经我也可以选择去一个清闲的小城市，做一个语文老师，连班主任的位子都不要争，不会加班，也不会有销量的压力。重要的是，还有清闲的寒暑假。

答案就是，原本我可以活得很简单，是我自己让日子变得喘不过气来。

闹钟一响，马不停蹄的一天就“嗒嗒”地开始往前飞奔。

在大学里被文学经典惯坏胃口的工作新手，每天面对很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书稿，写着编辑推荐，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

还有令人头疼的腰封，上面的文案总是要字斟句酌，赚足噱头，争取瞬间抓住读者眼球。

一天工作下来，脑子累得仿佛没有了汁水一般。

我感到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旧的，和很多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一样，觉得工作这个铁轮，碾压着每一根曾经柔软的艺术神经。要么选择离开，去寻找心中的“理想国”；要么继续被生活碾压，变得平庸。

我变得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没有期待。

这样的感觉总是让我回想起少年的时候，在阴天海面泛舟的感觉。灰蒙蒙的海，漫无涯际，船在水面颠簸。不同的是，那时候至少有令我放心的船夫，我知道，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会靠岸，会回到熟悉而亲切的码头。

小K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的，他就像一个病恹恹的船夫，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说实话，他并没有令人心动的理由。

他的身高和长相，绝对是扔进人海中瞬间便被埋没的一类。

在写字为生的朋友的聚会里，他是另类。他说，他是文学爱好者，却没有坚持下来，很羡慕那些能够凭兴趣谋生的人。

他并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似乎我的耳朵对此类的话已经长出了老茧。我喝得有点高，整个人都有点飘起来，包厢里各种吵闹。

我问：“为什么？”

答案其实也是千篇一律的，不问也知道，一定是工作忙、光靠稿费活不下去之类的。

他说：“压力大，要打理家里的生意。觉得整日只有忙和虚空，内心不够踏实。”“是吗，做生意蛮好的呀！”“很烦的。”他说。

就这样，寒暄之后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

断断续续的通话，他的过去渐渐展现在我面前。

没有交过女友，也没有爱过谁，不能做想做的事情，高中就被送到美国，一直到本科毕业才回来，这是他的过去。

小时候，父母都在创业，一个月能和父母一起吃顿饭都很难得。

他说：“父母没什么学历，就只是来都市打工的人，完全靠双手打拼出一切。”“我有两个姐姐，童年时我们唯一的乐趣就是三个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父母有钱，但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花心思培养我们，他们只知道如何让钱尽快生钱，近期投资什么产业会一本万利。文学艺术之类的东西，我都是自己看书摸索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人情味，父亲的威严，母亲的精明，就连他们两人之间都有算不完的账。感觉家就像一个战场，每个人都尽力将自己的尊严抬到最高。像我这样不赚钱的，自然是最没有地位的一个。”“就像一个人，分裂为两半，一半是脆弱，一半是逞强。”“脆弱的那个我已经没有办法迈出哪怕一步，逞强的那个我却还在拼命往前赶，脚踝被脆弱的那个我抓得很痛。”“不像小说里的世界，肆无忌惮地玩耍、毫无防备地相信、心如明镜地相待、真真切切地感动和被感动，这些都是我没有的。”“我的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在异乡孤独度过。生性孤僻，不愿意拉扯一堆将来可能用到的人际关系。偶尔和父母通话，他们也是责备多：花钱太多，不会社交、对将来没有计划。”“累，瞎忙，除了账户里变化的数字，活着，对我来说就是空无的。”“唉，西桐，我真的只想过那种平常人的最简单的生活。”

下班后，小K有时候会来找我。

他缺失的是情感。我倒是有挥洒不完的情感，被工作压抑得一无是处，正好可以释放给他。巧的是，每次我和他说话，都会发现他的眼睛在城市的灯光里灼灼发亮。

每次分别，他都会看着我，说：“真想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过得慢一些。”

我知道，他被我感动了，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他可能有点爱上我了呢？

这让我慌张，随即却让我心生希冀。

坦白说，我也幻想过，如果可以和他结婚，我的人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而他也总是说，很喜欢我，很喜欢和我在一起，感觉自己的世界正在慢慢亮起来。

我并没有那么喜欢他，但我理解他，也知道如何安慰他。我所有的言行，不过是投其所好，编造一切他喜欢的场景，说一切他渴望听到的话。

我们之间的对话总是含糊而暧昧，近乎演戏。

他会忽然骑着一辆和他气质不般配的自行车，出现在我公司所在的写字楼下，对我招手，让我坐在他的后车座上。他会告诉我，初中时，他就想这么骑车在外晃荡。

微雨迷蒙的初冬夜晚，都市的灯光被雨丝折射成各种颜色，晶莹透亮，五彩斑斓，仿佛是舞台上的幕布。

他就像是一个表演独白的演员，说着说着便放空了，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他空白的记忆、一无所有的过去、喧嚣嘈杂的日常……都在和我一起的这段日子里，得到看似足够的补偿。

我呢，现实将我从幻想中推了下来，冗杂的工作，实现不了理想，也填补不了现实。自从工作后，我很少像以前那样，在摇滚音乐节穿着T恤狂奔，和李志的歌迷在山阴路上喝酒撒泼一整夜，又在每篇文字里撒下细腻的怀旧和不羁的放肆。

曾经的生活是自由，被他人养活的自由，以及对未来想当然的自由。

我幻想：码字，带来不错的收入，然后继续享受自由。很可惜，我是一个不成器的作者，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杂志上露个脸，反面就是一串豆腐块拼就的广告。

幻想慢慢破碎的时候，我在这个城市的小角落里做一个编辑，不懂商业，不懂营销，不懂人情，不知变通。肚子里灌满了各种没多少“用”的文学经典，以及在文学院长期耳濡目染熏陶出来的人文心。

自从认识小K，我也尝试像以前那样，去摇滚音乐节。只是没有了那时候的感觉，我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让他看到我是一个不再“文艺”的人，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的心和他一样空。

他想在缺失的内心填补的东西，我曾经有。后来的我，站在音乐节现场的角落里，想大声欢呼，但心好累，再也跟不上节拍，束手束脚，在一群热血青年里，局促得像个傻瓜。

我们还在酒吧的角落里面对面地诉说，在昏昏沉沉的灯光里，我讲故事的长项得到了发挥，以至于连我自己都愿意相信那些鬼话。我讲了很多用曾经的脚本和各种电影、小说情节拼凑起来的精彩绝伦的青春故事，温柔、深情、悲伤、留念、后悔、遗憾、幸福，抑或疯狂恣肆。最后总结的时候说：“我很怀念，我们的青春要比电影里强一百倍，千金不换。”“你说的那些，我都没有。”小K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是不是一个无聊透顶的人？”

我略显得意，可内心的失落，一戳即破。

我也没有，或者我以为我有，实际上到底有没有，我也不清楚了。

小K订婚的时候，我还沉浸在和他的幻想之间。

我还在想，下次见面我该和他讲什么样的故事，我准备了很多个脚本，只等着在不真实的夜晚，等待不坦诚的自我和他相遇。

他订婚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有时候我想打电话给他，但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其实一点也没喜欢过或还喜欢着他。

他对我，或许也是一样的吧。

他的朋友说：“他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成了彻头彻尾的工作狂。”

他朋友还说：“新娘家的产业，和他的新投资息息相关。”

理智与情感——摇晃着酒杯的我，心里只剩下简·奥斯汀写下的这五个字。

不过我一点儿也不伤心。我只是遗憾，遗憾没有一个人，可以将我从烦闷的生活里拽出来，让我安静地码字、幻想，继续自以为是地“文艺”着。“文艺”是一种顽疾，或许只有现实，才是治疗的手术刀吧。3

越是繁忙，就越想要简单的生活。

薪水一般的我是这样，家境富裕的小K也是这样。可我们最终都没有这样。

22岁时很“二”很“二”的稚嫩，在往后日子的打磨中已经不再。

27岁时，贷款，和朋友一起尝试创业。

创业初期的辛苦和压力，使得在黑夜里独处的我，总是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这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吗？简单地活着多好！我总是不可遏制地想起童年，初雪过后的宁静。

但我坚信，我之所以要这样努力，就是因为，将来总有一天，我可以去过那样的生活：码字、读书，春天来时看看青草，冬天来时看看白雪。

所以即便疲惫，我也能够撑下去。

可是某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文章。

一个渔夫在悠闲地打鱼，船上还有一位商人。

渔夫打到足够的鱼就返航，商人说：“你还可以多打很多鱼。”

渔夫问：“为什么呢？”

商人说：“多余的鱼你可以拿去集市上卖。”“哦？”“钱多了之后，可以投资鱼塘。”“然后呢？”“开办工厂，生产鱼类的食品，像鱼罐头之类。”“嗯，接下来呢？”“你可以拓展自己的产业，投资房地产、餐饮业。”“那么……”“你就会拥有很多财富。”“好，最后呢？”“你就可以在这晴好的天气悠闲地钓鱼了。”“哦。”渔夫说，“可是，这不就是我现在拥有的生活吗？”

我们真的只想要简单的生活吗？

或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舍近求远、南辕北辙呢？

我不确定，我只是害怕，如果某一天，我该得到的都有了，却发现再也难以安静地坐下来，看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喜欢的文字了。

从此人山与人海

在人情上，爱屋及乌，后来弄到乌大于屋，只好屋也不爱乌也不爱——这样变得精乖起来，要找便找无乌之屋，就是这样，才明白世上没有乌的屋已经不可能再遇见了。——木心

从此人山与人海

在某一个我们视线相接的时刻，我们从此人山与人海。

2014年午夜凌晨时分的钟声在上海外滩的外国建筑群敲响的时候，我确信自己在这个万人中央里再次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暗恋中。

他那张漂亮的脸庞依旧放肆地绽放在人群中，即便我只看见个侧脸，我还是崩溃地边沦陷边仔细地思考他的出现究竟是来毁灭我还是拯救我。事实上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左手臂弯里搂着一个温柔漂亮的姑娘，静静地弯在他有力的怀抱里，紧握着双手闭上眼睛安静地祈祷岁月静好的温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温柔的表情，即便是我们在一起相处的那两个月，他的暴躁、烦躁、枯燥统统展示给了我，只没有给过我爱。

你想啊，爱是那样好的事情。

我在他即将回头的那一刻，转过身来试图逃离开来，然而眼泪却没有随之逃离开来，我在泪眼蒙眬中，被层层叠叠的人群堵住了道路，我被堵在了原地，然后在万众瞩目的璀璨的烟花中，和他的视线在黄浦江上相遇了。

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了黄浦江，2014年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年到来了。

2014年我过得并不如意，刚刚经历2013年本命年一整年的重创之后，2014年初我被困守在职场中。再往前一步，就是职位的提升、薪水的提高，职场打拼所求的无非就这两样了，可是在某一从睡梦中忽然清醒过来的凌晨，我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抽烟，听见客厅的闹钟嘀嘀嗒嗒地响，听见隔壁房间有人打鼾的声音，听见老鼠穿过卫生间的某个角落窸窸窣窣的声音，在那一刻，我也确确实实地听到了来自内心的疲倦的声音。在这种排山倒海的疲倦袭上心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我枯燥的二十五岁人生里，我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传说中的两情相悦的爱情，我从来没有被人所爱，也没有能力去爱人。

C从遥远的青海玉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做最后的交接工作。事实上，我做这些举动没有任何意义，一直带我的总监在听到我离职消息时的震惊不亚于我自己，她带着我去了写字楼的顶楼，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和我看楼下的车水马龙和万家灯火，我在她的劝慰中几乎落下泪来。可感动归感动，透过落地窗的玻璃，我依旧能看见自己眼中的迷茫，这一层迷茫让我最终坚定了离开的念头。

出资捐助玉树那边的孤儿院的C来上海做心脏手术，我拎着沉沉的果篮去看他，然后我们一起在病床上策划出第二个慈善项目。关于这个项目我没有太多新的创意，可是实践它的想法特别强烈。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我拿着项目策划书跑了很多家企业，接洽了很多企业家，很多时候我都是直接被前台止步在公司的门口，接受着种种目光的拷问和质疑。每隔几天C都会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进度，给我讲一些他们那里孩子的现状。

然后在我辞职那天的中午，C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听说江家正在做一个大型的慈善项目，我正在和他们谈合作，看今年的慈善项目能不能安排在这里，小姑娘，你如果真的觉得无聊，不妨尝试走出你那个世界，来一个新鲜的世界体验一个新的人生。”

我看见心底泛出一抹明亮的色泽。

后来，我用了一生的情去忘记见到他的那一刻。

这个慈善项目的发布会被安排在了禹丰大厦的5楼，我到的那天下午，外面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地面湿漉漉的，我拎着伞踩过了那条红地毯，鞋上的雨水被红毯悄无声息地吸干，然后我悄然无声地走进了会场。

我在沙发上等待签到的人群，就在这个时候，背后有人喊了一声我的名字，回过头来，我看见了那张脸。我永远都无法形容那一刻的感觉，整个人定在当场，之后几乎倾尽了自己半生的力气去忘记那一刻。

发布会的整个过程，我都蜷缩在角落的一个椅子上，静静地抬头看着台上的他拿着话筒和指示笔像煞有介事般一本正经地向在场的每一个参与者和媒体宣讲整个项目的流程和意义。发布会进行到第三项的时候，他手中的指示笔忽然指向了我，他说：“欢迎谢小姐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她做慈善项目的成功经验。”

这是我最手足无措的时刻。我盯着那张脸局促地走上台去，站在了他的身边。我觉得那一天我的表现差劲至极，因为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盖过了所有，我觉得站在我身边的他会发光，盖过了我全部的黑暗，我知道，我恋爱了。

发布会结束后，嘉宾们陆陆续续离场，我沮丧地站起身来，然后我听见他喊我的名字，他说：“谢小姐，我送你。”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我忐忑不安地站在电梯边上，看着电梯显示的数字一跳一跳，知道离别即将到来，不知道为什么，内心里忽然升腾起巨大的空虚感和离别的隐痛，只希望时间能被无限拉长。我埋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内心尽头全是悲伤和委屈。“叮”的一声，电梯到了。我朝他点点头说了声“谢谢”，准备走入电梯。

他忽然伸手按住电梯，开口道：“谢小姐，我对你的项目非常感兴趣，下面还有三轮面试，希望你能承受住压力。”我猛地睁开眼睛，下一刻就听到他说：“另外，我不想你把个人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

我觉得我要尖叫了。他把我放入电梯里，然后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愤恨地踢了一脚电梯：“哼！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一定要把你拿下。”

我嘴角泛起笑。

暖冬项目已经由IT部的人发布到了微博上，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大批的报名人员从四面八方涌来，听说HR已经忙到昏天黑地。即便我是由C引荐，再加上自己在项目方面的经验，可是还是不由得感到了紧张，开始认真准备第一轮的面试。

第一轮面试是在Skype上进行。那天我提前从床上爬起来，化好妆，拉直头发，换好刚买的衣服和高跟鞋，将房间收拾干净，在电脑前摆弄好摄像头调试好设备。据说第一轮的面试是小组发言，光第一轮就要筛选掉大批的人。我做好了面对群体考问的准备，可是还是在视频联通的第一时间就受到了来自他屈辱的考问。他那张漂亮的脸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我陡然僵住了，他看了看屏幕中的我，然后让我站起来，而后他那充满冷嘲热讽的声音就通过话筒传过来了：“谢小姐，我希望你能做好准备，在我们的工作区域内，别说化妆，你连穿高跟鞋的机会都没有。”

我的脸一片通红，坐在那里，局促不安，完全无法面对这样的境况，呛口反驳他：“你要看的是我的专业能力，只要我专业能力过关，你无权管我其他。”

屏幕那头半天没有声音，我看向屏幕，他早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会议室的场景，面试开始了。

一直到第三轮面试结束，不管是Skype面试，还是在写字楼的专业面试，我都没有再见过他。第三轮面试结束的时候，我多嘴问了主考官一句，主考官讶异地说：“江公子只是这个项目的策划人，他并不参与项目的具体工作。”“他不去青海吗？”“没听说过呀，养尊处优的公子怎么可能过去。”

我从写字楼里出来，外面的阳光正好，光线从楼顶的玻璃上反射下来，我感觉眼睛痛，一瞬间，那种空荡荡的委屈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思念缠绕着我的心脏，让我觉得无力呼吸。

C的电话过来了，他说：“我已经拿到名单了，小姑娘，青海欢迎你。”我听见一滴眼泪“啪”地坠地，眼前有一辆车，我透过车窗玻璃凝视镜子里自己的狼狈相，我从来不会想到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会遭遇到一场情动。

我深吸一口气，对着电话说：“C，我们青海见！”

青海下第一场大雪的时候，我和小分队的成员抵达了青海，在兰州转车的时候，我看到了前来接站的C。我当时背着巨大的行囊，正在纠结地看着眼前被雪渗透的肮脏的地面，犹豫着要不要往前再迈一步。

C站在我的面前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诧异地一下子没忍住，猛地尖叫一声。在周围人都看过来的时候，我朝C说道：“我一直以为这个城市永远都没有阳光。”

C被我的苦瓜脸逗笑，接过我的行李，然后朝团队里的每个人问好并传达协会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身后的每个人都虔诚地朝我们鞠躬行礼，有人依次递上哈达，由C带着微笑戴到了我们的脖子上，那一刻虔诚的仪式让我心生敬畏。

就是这样，我在青海玉树的项目培训活动展开了序幕。

这是个典型的藏区城市，甚至算不上城市，只是一个高原小镇，这里的山和水有着刀刃一般的凌厉，和南方的温润如玉不同，这里散发着让人无力呼吸的沉默。

遇见江公子的时候，我正在小溪边清洗自己的内衣，漫长的夏令营活动让我变成了一个心理上的洁癖者、行动上的拖延症患者。

他把他的盆重重地放在小溪边的石头地上，满脸戾气，仿佛全世界都欠了他钱。确实全世界都欠他钱了。据说他是被他爹的朋友，也就是这个夏令营活动的创建人强行拉入这个组织的。他爹的意思是，在这个暑假努力把他培养成大好青年。于是，从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江公子被送入了这个野外圣地。

看见我震惊而诧异地仰视他的眼光，他的脸色变得更差了，恶狠狠地瞪着我说：“早知道这里连内裤都没法换，老子才不要来这个恶劣的地方！”

我默默地转过头去继续清洗自己的衣服，可是嘴角那抹笑却怎么也藏不住地从眼角里渗了出来，直到江公子抱着他的盆蹲到了我的旁边，一边动作僵硬地将衣服扔进小溪里浸湿，一边盯着我洗衣服，然后坏笑地开口道：“你穿B还是A罩杯啊？这么寒碜。”

我的脸一瞬间通红，恼羞成怒地端起手中的盆朝他泼了半盆的凉水，“哗”的一声，他分分钟被淋成了落汤鸡。

他觉得不可思议地怒瞪着我，我也怒瞪着他，在这个寂静空荡的如世外桃源一样的世界里，在高原的阳光刺目地穿透云层照射到溪水里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这浩荡的陡峭的山区里，我看着他“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然后江公子黑着一张脸蹲下去继续清洗衣服。

这个高原小镇真的是个常年没有阳光的阴郁小镇，我们的小分队在里面持续不断地忙碌，需要不断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对项目规划进行修改。当实践与规划冲突的时候，还需要面对团队成员各自的经验值累积出来的价值观分歧的问题，领队的江公子沉着冷静地指挥着一切，然而他的眼神里又有一种别人参不透的覆灭感。

那一天，佛罗海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暴风雪，山区被大雪全面覆盖，有些地方直接达到了暴量，垭口附近积雪厚度达到了数十厘米。整个山区的线路全部被切断，媒体方面全面失去了联系。江公子指挥着团队成员对福利院的孩子们进行紧急营救，所有的孩子都被领队一个个带到了安全地带。我和江公子在后面断后，身体被暴风雪袭击，僵硬得恨不得失去知觉，在这个和生命搏斗的时间里，任何一秒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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