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吃的悲伤：怎样靠自己战胜抑郁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安妮塔·佩雷斯·索耶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好吃的悲伤：怎样靠自己战胜抑郁症？试读：

悲伤，是心灵成长的代价。

有一天你破碎重生，

所有的悲伤都将化为一份美味的食物，

滋养你仍在继续的生命。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正在长大或已经长大的孩子，

他们内心有伤，不善表达，不被理解；

献给所有积极关注病人的、灵魂有光的治疗者；

献给所有理解我、给予我帮助的家人和朋友；

献给所有相信我的人。

我把破碎的一切编成一个降落伞。— 威廉·斯塔福德序言：总有一天，苦涩的悲伤也会泛起甜甜的味道2004年4月

大圆挂钟的指针似乎每走一步都得先犹豫一下，才继续蹒跚着向前走。时间就在这嘀嗒嘀嗒声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会议晚点了，下一个将轮到我发言。我把厚厚的笔记摞好，仔细把边缘对齐。我挺直肩膀，把一缕头发从眼前移开。会议室的方形橡木桌旁，坐着二十多名心理健康专家，使会议室显得颇为拥挤。他们都齐刷刷地盯着我。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小个子的女人，一位世界闻名的精神分析师，她脸上浮现出祖母般慈爱的微笑。这时院长点点头示意，开始！“我的演讲主题是‘超越’，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开始了演讲，尽量让声音沉着、饱满，“我，站在您面前的、鲜活的我，今天在这里发表演讲。我不仅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更是作为一个年少时曾在这家机构做了几年病人的女人。”

我抬头看了一眼，那位分析师再次微笑。那一刻，我神采飞扬。

我很早就到了。按照邀请我参加会议的精神科医生在邀请函背面所画的地图，我走出停车场，走进这栋大楼。我仔细地观察着旧木地板上早已褪色的地毯、间隔交替出现的窗户、墙壁，还有角度奇怪的天花板。我努力回想着我是否真的曾在这里—被人们叫作“布卢明代尔之家”的著名精神病院，度过了一段年少岁月。实际上，除了那些抹去了我大部分记忆的电休克治疗，以及那些在我不到20岁时就放弃了我的医生外，对于几十年前曾被关在这里的那些往事，我已很难记清其中的细节了。

为了这次演讲，我准备了好几周的时间，把想要说的话写了又写，改了又改。我在镜子前练习，并用摄像机录下演讲过程，再在电视机上回放以确保万无一失。我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必须点燃他们的热情。

我扫了一眼桌边围坐着的人们，他们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有的时髦，有的土气，有年轻的临床医生和实习生，也有声名在外的分析师和研究员。我自己呢，则是一个留短发，身材瘦削，长相普通，戴着一副三焦远视镜的中老年女性。表面上看，我跟在座的各位没什么两样。我心里不禁想，他们中还有跟我同样经历的人吗？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白发男人，是他安排我来演讲的。我们在另一家医院相识，如今已经快40年了。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实习精神病医生，而我是他所在科室的住院病人。在座的这些人，期望见到的是一个病人还是医生呢？我这样想着，有一丝丝的愤怒，如同阳光下的尘埃，在我心中闪现。有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17岁：弥漫着汗臭味的走廊里，我浑身赤裸地裹着粗糙、潮湿的毯子，躺在病床上，不住地颤抖。

我的脸热得像火烧一样。于是我赶紧用手捋了捋头发，强迫自己回到现实。

我穿着从折扣店淘到的布克兄弟套装，脖子上围着我最喜欢的天鹅绒围巾，脚边放着一个刚刚擦得锃亮的皮质公文包—那是20多年前我取得博士学位时，我丈夫送我的礼物。公文包里装着一页页的纸，上面都是我想说的话。那些话可能足够做20次演讲了。

我轻轻抚过别在衣领上的银色花篮小胸针，又摸了摸小拇指上那枚银质的戒指，这些是我的孩子们特地为我做的，那时他们还很小，需要在爸爸的帮助下才能制作完成。那时候的我会想到有这么一天吗？我抬起头，挺直了腰板。“40年前，我曾是这里的病人，”我继续说道，“因为误诊，我经受了多年的可怕治疗，那些治疗让我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加糟糕。最后，由于病情没有改善，我被转院了。”说着我心中突然泛起一股强烈的情绪—暴怒、恐惧还是欢喜？——令我措手不及。我的双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攥在一起，以免自己会崩溃，然后开始讲述我的故事。

我从高中时的精神状况说起—我一直说着，眼前的字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我的声音似乎也渐渐消失了；我的身体连同灵魂一起仿佛离开了这个世界，转而进入了一个只属于我的小天地里。我说起那些充满了内疚和自我厌恶的日记，说起我的自杀计划，并直接引用了病历中医生对我的评估—高傲和自我贬低。

然后我讲了我所接受的电休克治疗，以及对它带来的致命抽搐所怀有的巨大恐惧；向他们说明，当情况未能得到预期改善时，我的主治医生给出的方案是加大电休克疗法的频率。听到这里，老院长移开了目光，他悲伤的双眼望向无尽的远方，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似乎离开了身体—我忘记了自己是谁，身在何处。“我是不是该停下？”我问他。“不，不，请继续。”他答道，声音很轻柔，似乎感受到了我内心的痛苦。“在第一家医院待了三年后，我被安排转院。转院时给出的诊断结果是：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治疗状态：未见改善。又过了一年，按照医院的安排，我遇到了一位精神病医生，一位把我当人—普通人，而不是精神病人来看待的医生。当我开一些傻气的双关语玩笑时，他会大笑。我跟他说臭烘烘的‘垃圾’（暗指自己）应该被消灭，他则说，他认识的某人却能从‘垃圾’里发现宝贝。他说：‘甲之臭味，乙之香水。’他的话深深震撼了我，我觉得自己在宇宙中不再是孤独一人。我开始对我自身，以及我的思想、行为是如何运转的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我开始慢慢康复了。”“但我们都知道，”我补充道，“无论治疗师多么有天赋，治疗关系多么好，康复之路总是崎岖漫长的。”我继续讲述着我那没有记忆的头二十年：假装自己还属于这个世界，隐藏起自己曾是个精神病人的过去，继续生活。很多时候，我似乎都在过着一种双重生活。

我跟他们说起四十年后当我看到医院记录时所发现的秘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因此我很快就明白了多年前我自己的那些医生是哪里出了错。年少时的记忆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我害怕被这记忆所淹没。

我又一次环顾在座的人们，那一张张苍白的脸上有泪水划过。坐在我对面的一个棱角分明的男人满脸通红，严肃地盯着我。有几个人低下了头，或是看向别处。一股凉意在我胸中蔓延。我是不是伤害了他们？他们是不是觉得被背叛？在座的各位，当时还没有在这里工作。

然而，从一个有自杀倾向的青春期少女的角度来讲，当我选择指出精神病院的治疗有误时，我还能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之所以要现身说法，是希望他们能学会倾听，因为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医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我多次听过以下说法，“啊，是的。”说话者边说边痛心地摇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的确几乎把每个病人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在他们身上使用电休克疗法。”说得好像这种事已经是老皇历了，如今已不再发生了。

但据我所知并非如此。沉迷于诊断和治疗的那股狂热之风仍然存在。我们这些精神健康专家，经常迫切并快速地给患者确定病症，推荐最新的药物和疗法，消除副作用引起的紊乱。我希望这些临床医生能够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多么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我之所以将自己的故事和盘托出，是想让他们在面对每一名患者时都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注。

墙上的挂钟提醒我该加快进程了。离我不远处，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开始不停地看表，显得坐立不安。他可能正在担心我还没讲完，他就不得不终止我的演讲。我知道我可能无法把我努力准备的信息全部表达出来。我加快语速跳过了最后一部分，尽管那是最核心的部分。最后我重复了我的请求：请一定要关注你的病人。

场下一片安静，所有人都没动。空气中似乎被注入了麻醉剂，所有人都动弹不得。好吧，也许这样做是个错误。

然后，慢慢地，人们开始向我提问—贴心又智慧地提问，措辞小心谨慎。“您认为对您的康复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在您度过的那段艰难时期，您认为电休克治疗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们的语气听起来既友善又充满敬意。希望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我曾经罹患疾病的同情。我努力听着他们的问题和评论，但我的回答却总是含混不清。原本想表达的意思还没等我说出口，就忘记了。(1)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是解离令我的想法、情感和所见的一切笼罩在迷雾中。

我得走了。又有一批人进入了会议室，下一个会议该开始了。

就这样结束了吗？我边想边走出会议室。原本我以为我会很开心，以此挽回了我生命的尊严。然而我只是沉浸在一片灰暗情绪之中，丝毫没有预想中的阳光与欢笑。简直失望透顶。阴雨连绵。

我全身似乎仍被浓雾包裹，越飘越远。我到大厅的卫生间外排队，希望双脚能慢慢找回踩在地面上的踏实感觉。这时，有两位女士来到我身旁，感谢我做的演讲。“内容丰富……有价值……鼓舞人心……”她们好像是这么说的。其他人也围过来说了类似的话。我紧紧盯着说话的人，希望能看穿他们的内心，衡量出他们的诚意。我该相信他们吗？

也许我会好起来的。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走出大楼，往停车场走去。没有人批评我，也没有人嘲笑我。我没有表现得像个疯子。

来到停车场，我已经不再感觉浑浑噩噩，也不再疑虑重重。我意识到我刚刚公开了我最隐私的秘密。四十多年来，我始终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而这是第一次，我不必再隐藏自己的另一面。一时缓不过神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松开紧攥在手里的围巾，打开车门，但没有进去，而是站在那里，伸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春天里的新鲜空气，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通透。我仍然想不起以前是否也到过这里，但我能想象出，那个绝望的少女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恐惧。那时候的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今天的我吧？她也想象不到被阴霾笼罩的内心，有一天会迎来阳光，更加想象不到满心苦涩的悲伤，有一天也会泛起甜甜的味道。

我又舒展了一下身体，环顾四周，身边的事物井然有序，使人感到安慰。停车区边上，人行街道旁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街道两旁开满了深红的郁金香和明黄的水仙花。栅栏外，阳光透过松树的松针洒下熠熠光辉，朵朵白云从天空中飘过。一阵清凉的微风将一缕发丝吹到我脸上。我伸出手，轻轻将发丝抚平。“我做到了。”我一边侧身坐进车里，一边对自己说道，“我真的做到了。”(1) 解离（dissociation）：防御机制之一。曾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使用，现在已被“压抑”代替。解离是通过切断自我与当下现实之间的联系来逃避难以接受的思想和情感。——译者PART ONE|第一部分被扭曲的悲伤

我觉得我没有疯，我只是一个对自己充满悲观，有着自杀倾向的女孩子。

但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都被我的自杀倾向吓坏了，所以他们才会用如此粗暴的方式对待我。

然后，我就真的要疯了。第一章他们认定我疯了1960年5月

涨潮的海水拍打在岸边冰冷的岩石上，浪花四溅散开。我们住的小屋就在这岸上。天空很晴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咸的味道。萨拉在纱门外催我快点出去。大家都想去游泳，可我完全没准备好。“你们先去吧，”我对她说，“一会儿我就去找你们，别担心。”

她皱起了眉。我不愿看到萨拉因我心烦的样子，但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动身。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是在想该拿我怎么办。良久，她说“那好吧。”就跟其他人一起朝海滩跑去。“你也快点，别再磨蹭啦！”她边跑边喊。

那个周末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我们，或者说我高中的朋友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计划蒙托克角之行。虽说我们都是高中生，但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应该是朝气蓬勃的，而我只有死气沉沉，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只是轻声附和。朋友们说话时，我脑中总会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有点像铃声或高频的嗡嗡声，而朋友们似乎变得很遥远，就像一些我可以用手移动的玩具。

那个周末，我打算自杀。等朋友们都走后，我会在身上绑上沉重的石块，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直到海水漫过我的头顶，将我淹死。但我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去做。

也许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游泳，也许我还在琢磨一些实施计划的细节，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把泳衣换好。当我终于打开纱门，萨拉、芙兰，以及其他人早已不见踪影。我一脚踏进了阳光里。

我紧紧地抓着浴巾，低头看着脚一步步踩进温暖的沙子里，将一串串深深的脚印留在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抬起头，向声源处望去，一群人正围着一辆褐色的雪佛兰，之前它并没停在那里。那好像是我父母的车。啊哦，我想。

我加快了脚步。一时间，闪闪发亮的沙子，哗哗的海浪声，与脑中的嗡嗡声掺杂在一起，让我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像是被巨大的热气球送到了空中，感觉好像飞了起来。我摇摇头让自己回到现实，步子迈得更快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站在了那辆车旁，紧挨着萨拉。她站在那儿，跟我父母面对面地站着。啊哦。“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萨拉跟他们说。她在维护我—她的确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她看上去比她说得更担心。他们都跟她说了什么？

萨拉转向我。“你爸妈觉得你在这里不安全。”她用抱歉的语气说，“他们想让你离开，立刻。”芙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艾米丽和施特菲决定继续去游泳。萨拉向后退了几步。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面对着我的父母。我，这个被通缉的罪犯，终于要被抓捕归案了—就差当着朋友的面给我铐上手铐了。

这个场景透着一股怪异，令我感觉似乎是在做梦。

车子从长岛的尽头离开，开始了漫漫的返程之路。父亲开着车，母亲阴郁地坐在他旁边。无尽的沉默。只有每当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又一支香烟时，才会偶尔传出玻璃纸和打火机的响声。随着每一次呼吸将烟雾连同这可怕又由衷的叹息，长长地吐出，淹没了整个车厢。

我静静地蜷缩在后座上，心里自责着：如果你动作快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我努力集中精神，试图重塑现实，期望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象着一幅画面：我走进了海里，被淹死了，电台发布了我的死讯。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计划的失败令我难以接受，我的灵魂仿佛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进入了另一个平行空间。车里和车外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异常渺小，而我就坐在最远的包厢里，观看着这出人间戏剧。慢慢地，纷杂的颜色消失了，时间也静止了。“入院。”父亲嘴里叼着烟，对着门卫室吐出这两个字。一条正式到不能再正式的车道，从门卫室通往深深的某处。入院，听到这个词我不禁打了个冷战。父亲灰着一张脸，嘴里衔着香烟，听上去像个行将伏法的黑帮老大，我究竟做了什么？

车慢慢沿着山道往上爬行，几座建筑零星地分布在一大片庄园之上。最终，车停在了一座大得令人喘不过气的精神病院门前。这里离我家住的市中心不远，以前我经常能远远地看见这些建筑。高而冰冷的铁栅栏将整片区域牢牢围住，正常人是进不去的。我不属于这里。“我发誓我不是认真的。”我绝望地恳求着坐在我身旁的父母，但他们只是看着对面的医生。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跟我父母谈着入院的事情。“求你们！不要把我留在这里！”我即将滑向宇宙的无底深渊，而我的父母是我与地球连接的唯一绳索。他们如果撇下我离开，我就完了。

三个人盯着我。无动于衷。“求求您，求求您，求求您，求您带我回家吧。”我伸出双手，苦苦哀求着母亲。

她表情僵硬，双唇紧闭，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反对声。以前她总能用她那双深色的眼睛，带着恳求的眼神说服我，不要违背父母—实际上就是我父亲—的意愿。她垂下的肩膀，她的叹息和绝望的神情都在提醒我，如果我不听从父亲的安排，就会给她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从幼时起，我就常常有这样的恐惧：如果我不听话或惹太多麻烦，就可能会伤害甚至杀死她。此时，她的眼睛里失去了最后一丝神采，仿佛死去了一般，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喜怒哀乐。“医生让你留在这儿。”她说，把脸别过去，“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我停止了恳求，看着他们。

身材瘦小，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父亲不停地抽着烟。他说话轻声细语—这不是他平时的风格。他并没有表示异议，而是顺从医生对我命运的决定。但从他反常的轻柔的声音和不安的手势上，我能看出，他也很害怕。“爸爸，求您了，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努力做最后一次尝试。他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意识到，没有人会来维护我，替我说句话。巨大的恐慌不可抑制地从胸膛蔓延开来，涌向我的喉咙，从喉咙里咆哮而出。

那个男医生性格专横，瘦骨嶙峋，长着一头卷曲的红棕色头发和一张瘦长的猴脸，他身体前倾表达着他的看法。他警告我的父母，说我可能会自杀，所以不应该把我带回家去，只有他们医院的医生才有办法对我进行治疗。我的父母像是瘫痪了一般一语不发，没有表示异议。

然后我看到了使我留在这里的证据：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要淹死自己的计划，被我母亲看到了。如今我的秘密正攥在医生那双干巴、僵硬的大手里。他把日记打开，看了几页，手指在一些句子上划过。他时不时挑出一些词语，大声念出来—“危险的……坏的……肮脏的……”—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如今却从他嘴里吐出来，这是玷污！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念出我计划死亡的那部分。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再也听不到他说的任何东西。“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听到自己在解释，“我没病，不需要待在精神病院。”

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我父母签了必要的文书，然后离开了。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入院记录1960年5月30日

佩雷斯小姐在其父母的陪伴下，于今日从白原市家中到此入院。在住院部的接待室，她表现得很配合，但非常害羞和害怕。她不认为自己需要入院治疗，但仍然很配合地办理好了入院手续，并安静地跟随监管人员去了住院部大厅。——瑞恩医生

在一间宿舍模样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身体不住地颤抖。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没有精神病。我是想死，因为我是个坏人，但那跟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我也解释不清是如何知道的，但我就是确定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注意到还有其他五个女孩睡在周围几张床上。我毫无睡意。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整个经历也许是一场梦。而万一这不是梦，那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如果我睡着了，这场噩梦也许就成了真的。那感觉就像世界上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而我手中则握着令它恢复正常的钥匙。我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当爸爸对我说再见时，他几乎要哭了，而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母临走时是如此悲伤，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然而，我越是努力想弄清楚要如何消除这种伤害，就越难以清晰地思考。我像一艘被困在北极冰面上的船，周围都是冰，我的思绪完全被冻结。冰冷彻骨的恐惧在胸口不断膨胀，刺进我的五脏六腑。我已经对他们造成了无法言喻的伤害，唯有死亡才是我的归宿。

几周后，我变成了一个低电量模式的机器人。由于药物的作用，以及我对一切的不真实感，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电量耗光的人形机器。

不过至少我还是知道了医院每天的例行公事，也知道了大部分护士和病人的名字。我也知道了他们说以下缩写时的意思：OT（职业治疗），CO（持续观察），PT（健身时间），meds（上午、中午或晚上的特定时间分发的药物），EST（电休克治疗）。但我仍然坚决认为我不应该被关在精神病院。

尽管仍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我还是表现得很有礼貌，让我做什么我就照做。跟护士长亚当斯夫人争论是徒劳的，她早就制定好了这里的规则：熄灯后不许讲话，如果她认为你需要更多的社交互动，你就不能留在自己房间里。她的小助理汤普森小姐，则更有同情心，也更活泼有趣。她喜欢玩大富翁和飞行棋游戏，还给我们讲她男朋友和她那三只猫的冒险故事。我对玩游戏没什么兴趣，如果护士或其他病人来邀请我参加游戏，我也会说“好的”，然后假装马上就来的样子，但是随后我就会找借口说要在房间里找件毛衣，以此拖延时间；或者我会花很长时间去卫生间，然后回来的路上故意左顾右盼。幸运的话，等我回来时，他们就已经开始玩了。

在这个楼层，大多数人与其他两三个人共住一个房间。我是新来的，所以还跟其他五个人一起住在一间大病房。病房的床脚上统一围着床裙，上面是红色和粉色、带着大叶子的牡丹图案；床上铺了配套的床罩。关着的大窗户上装饰着粉白色的窗帘。每个人都有一个梳妆台和小床头柜。墙上贴的花墙纸让人感到家一般的温馨，直到你想起你是被迫来到这里的。

从一开始，电休克治疗及其伴随而来的恐惧便主宰了我的生活。每逢周一、三、五，就会有一名护士早早把我叫醒，先给我注射一支镇静剂，并且不准我吃早饭。到了下午，我只能茫然地坐着，努力不让自己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头痛和胃痛加剧。这意味着我很少能参加其他活动—偶尔在不用接受电休克治疗时，可以选择去健身房；有时我也会参加一下职业治疗：在那里，会让我们制作茶壶座，可能就是我在小学二年级做的那种；我还会去参加女童子军，编织那种彩色绳子，然后系在方形金属圈上，如果做得好，就会赢得一枚手工徽章。

接受电休克治疗就像是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死亡，那不仅是因为医生将电流通入我的大脑时会导致严重的抽搐—如果他操作失误，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更是因为它严重干扰了我的记忆。每次醒来，我都会感到惊慌失措，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整个世界一片空白。每一次由电击引起的抽搐都仿佛是在将我切成一块块的碎片，我必须从头开始想，要如何将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而是否能将它们重新拼回去，谁也无法保证。

因为我每天都会忘记很多事情，所以我很难了解其他病人，跟学校里的朋友也失去了联系。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见不到他们，也就不会想念那些和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我努力让自己不在乎这些，但我真的太孤独了。我总是感到一种莫名的心痛。很快，我接受的电休克治疗越来越多，到后来，入院之前的生活我基本都不记得了。“哦，电休克疗法的确会影响短期记忆。”有次我跟精神病医生瑞恩抱怨失忆这个问题时他这样说道，“但长期记忆应该是不会受影响的。”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医学书，指着其中一段给我看，“看到了吗？”

是啊，我想，如果你已经活到能写出一本书或按下电击开关的年纪，也许五年或十年对你来说就算是“短期”了。但对一个像我一样的少年来说，这个“短期”就已经是我的一辈子了。

到了晚上，看护人员会来查房，推开门，拿手电筒往床上照，检查谁睡了，谁没睡。我向来睡眠不好，而当我睡着时，我又总会做噩梦。尽管如此，被发现没有睡着的时候，我还是感到羞愧，因为我一直努力做个听话的病人，却因为无法入睡而被指责表现不好。但噩梦会让我尖叫，我自己很清楚，因为尖叫时，我会把自己都吵醒，或听到室友的抱怨。这种事情发生后，通常会招来护士的一顿训斥。老实说，在这些训斥中，我没有听到任何表示关切的话语或是出于同情的安慰。

不久，我掌握了缓慢而平稳的呼吸方式，让护士在查房时以为我已经睡着了。瑞恩医生坚持说，没人因我的失眠和噩梦而责怪我。但我不相信他。

多年来，我都被一个想法深深地困扰着：我是个卑鄙的罪人。我曾努力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天主教徒，并且每周都去教堂。但是，无论我做多少次祷告，为自己不好的想法做多少次忏悔，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做一个善良的人，都无法动摇自己邪恶透顶、不该被原谅的想法。我的使命就是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前一年冬天，我吞下了半瓶阿司匹林，但什么事也没有。去海边淹死自己，是我实现目标的又一次尝试，然而计划失败了，我被迫入院，但我知道这是个错误。我不是有病，我只是内心很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瑞恩医生似乎无法理解这种区别。

虽然我每周都跟他有好几次面谈，但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很少有什么想法，如果有，我认为他也不愿意听。“你跟同龄的病人有过什么交流吗？”他会问。“没有。”我回答，“我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你在家时跟父母是如何相处的？你是如何跟你的弟弟们相处的？你的朋友平时都爱玩什么？”“我们相处得挺好，都挺好。”我会说。

我很想诚实地回答瑞恩医生，但对于他提出的那些乏味问题，我实在提不起兴趣。很多时候，我就盯着他桌子上的植物，想着他多久会给它浇一次水，是自己浇还是让用人浇之类的事。他说话时，我经常走神。当他一定要我说出对我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时，我总想说出自己的感觉：跟消除邪恶 —也就是我—相比，我的朋友和弟弟怎样打发时间这样的事一点都不重要。但又苦苦找不到方法。于是我不断重复同样的解释，这显然使他非常恼火。

这具躯体从里到外，包括所有的器官、皮肤上的每一根汗毛，都让我感到肮脏和恶心。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举不出具体的事例，但我就是知道，我能感觉到。我非常肯定：我就是一个行走的罪恶本身。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诊疗记录，续1960年7月31日

该患者整个月都在接受电休克治疗，至本月底总共接受了18次治疗……但她仍然进行大量的自我贬低，并隐隐有一种执拗的怨恨，这正是她这种疾病的特征……因此，她在说起自己时不断提到“人渣”这个词，但对于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人渣”，她又坚决不予解释。

……看来这名患者需要接受完整的25次电休克治疗。我认为全部都做完后她的状况一定会改善。——瑞恩医生

入院前的几个月里，表面上的我与那个内心恐惧、日益自我厌恶的我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越来越深的鸿沟。在高中，也就是仅仅在我被送进医院的几个月前，我还是荣誉班里几乎门门都得A的优等生。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学校里最聪明、最优秀的学生。我跟他们一起制作了年鉴，一年前还一起创办了我们的文学杂志《呐喊》。

我被归到聪明学生那一类，并日渐感到自己被疏远。我讨厌参加任何所谓的特别活动，因为每次我都必须努力说服自己，我们与那些凡俗之辈—那些特别受欢迎、注重穿着打扮的学生—截然不同。但实际上那些受欢迎的孩子才是主流，他们有其他的重要事项：体育运动、约会、派对、摇滚乐。而我的朋友和我则蔑视任何典型或主流的东西（即普通的东西），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即优越感，虽然我当时强烈地抵触这种想法）。我们拒绝约会，而用“聚会”取而代之。我们听织工乐队和皮特·西格的音乐，并用吉他演奏我们自己写的抗议歌曲。

我还是一名出色的演员，虽然平日里我害羞得要命，并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我却十分擅长扮演其他人，尤其是有剧本的话就更好了。平时的我耷拉着肩膀，字写得小小的，说话声音几乎听不见，甚至都不再用“我”这个字。而一到了舞台上，我的声音就变得洪亮而有力，整个人神采奕奕。从初中开始，我每年都参加学校的演出，并且随着演出经验的增加，开始不断地挑战难度更高的角色。住院两个月前，我参演了一部戏剧—阿瑟·米勒写的《萨勒姆的女巫》，我扮演贝蒂·帕里斯，一个被卷入社会动乱的10岁女孩。我因真实又富有戏剧性的表演而备受称赞，但随着一周又一周的排练和演出的进行，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变成了一个被魔鬼控制的女孩。我开始慢慢分不清贝蒂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而最终，我被这个隐隐的念头占据了。

我知道，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萨拉和苏，也无法理解我日益增长的焦虑和一心求死的想法。我已经试探过她们了。“有个女孩觉得自己罪大恶极，并因此只想自杀，你会怎么想？”一天下午，我这样问萨拉。“我觉得，她应该多看看自己有多优秀，然后找点更好的事情来做。”她用平时那种笃定、大姐姐式的语气回答道。

萨拉说得对，我想，是我的想法太幼稚了。

几十年后，萨拉告诉我，其实我的朋友们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变化：越来越自闭，心情低落，没有存在感。但那时他们把我的这些表现看成一种浪漫式的多愁善感，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你有种神秘、空灵的气质，”她说，“所以我们当时并不感到担忧，有些人甚至还因此有点嫉妒你。”

治疗期间，瑞恩医生经常强调我应该多参加社交活动，但我通常都不理会他的建议。有时我会看书，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静坐在那里冥想。渐渐地，我的意识、知觉变得越来越模糊、迟钝。那个曾经担心这个世界没有足够的书供她阅读的女孩，如今对自身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兴趣。眼睛盯着莎士比亚作品里的文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除了盼望电休克治疗快点结束外，脑子里就只想着一件事—死。

过了三个月，威尔逊医生接替瑞恩医生成了我的精神病医生，他更年轻、帅气、有活力，也更有同情心。他甚至还为电休克治疗带来的那些副作用—恶心和失忆—表示了歉意。我喜欢这个医生，他似乎也挺喜欢我。

我的思维变得清晰起来，说话也流畅多了。我也不再总是感到厌恶自己，生活又重新拥有了活力。第二章哈姆雷特和我1961年4月

对威尔逊医生的谈话治疗，我总是充满期待。他帮我了解到，我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与我内心感受之间的关系。他解释说，无论是别人对我微笑或是说了一句“我错了”这种小事，还是因为没能按时入睡而遭到惩罚或批评这种大事，我都可以试着去识别这些反应背后的情绪和感受，并最终加以控制。随着对这些话的理解不断加深，我对自己的心理活动是如何运转的越来越感兴趣，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好奇。

在入院后大约第十个月，我被允许去与医院同城的一所高中完成三年级的课程。六月下旬，我住回自己家中，医院称之为出院观察期。每隔几周，我需要去见一次威尔逊医生。

那个夏天的时光像勉强能记住的梦一样，飞快地溜走了。我读书，帮母亲做家务，陪9岁的弟弟泰勒玩耍。我刻意回避着原来高中的那些朋友，他们此时都已经毕业，在打暑期工了。虽然他们回家时都会约我见面，但在我眼里，他们已经长大成人，而我仍然停留在原地，成年对我来说遥遥无期。

夏天快结束时，我开始了高三的学习。开始时，我各方面表现得都不错，同学们选我当高中荣誉生会主席—对于一个高三大部分时间都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意外的肯定。并且，我还在学校的戏剧表演中饰演了女主角。

我在荣誉生会入职仪式上的演讲深受好评；参与表演的戏剧《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也大获成功。我努力活成我自认为应该活成的样子：积极开朗、乐于助人、充满自信，而不是活成一个焦虑不安，为自己曾经是精神病人而感到羞愧的人。

九月底的一天，我像一个极不情愿被遣送去前线的士兵一样，逼自己推开学校的大门，走进那栋庞大的钢筋水泥大楼。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每天我都需要鼓起更多的勇气才能继续来上学。

我感到血液一股脑儿地涌进我的大脑，震得耳膜嗡嗡作响，响声盖过了长而坚冷的走廊和墙壁所反射回来的各种声音。绿色的金属储物柜混合着杂乱的声响，伸向无尽的远方。从我眼前掠过的每一张脸都模糊不清。我身体里的巨大噪声几乎令我听不清人们在说什么。

这时，我的朋友爱丽丝出现在我面前：“嘿，佩雷斯，你要去哪儿？我们现在该去上英文课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你读了吗？写完读书报告了没？你看到贝基穿的新毛衣了吗？”

一片嗡嗡作响，我有点晕头转向。我勉强嘟囔出几个字：“呃……是的吧……”然后跟在她后面去了教室。

好险。

多数的大教室都配备有原木和金属制的课桌和椅子。教室最前面，是一张堆满书的笨重讲桌，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洒在门对面的墙上。

罗巴赫夫人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粉笔，写下学生们用来描述哈姆雷特精神状态的词语。她身材高挑，长相出众，有一头白棕相间的齐肩长发，但她却令我感到害怕。她非常严肃，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罗巴赫夫人是阿米什人，她每天都穿着朴素的黑色礼服和过时的黑色厚底鞋。每次看到她，我总觉得她像一位高贵的女巫。她对学生们的期望很高，而当有人未能达到她的期望时，她也从不吝啬于表达自己的失望。我害怕令她失望。

事实上，我害怕学校里的一切，不仅是英文老师的批评，还担心我努力拼凑在一起的生活，会随时乱作一团，让我失去思考的能力，动弹不得，有时还会剧烈颤抖。

很多同学都以为我认识他们。事实上，在见过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成为陌生人，因为电休克治疗让我几乎忘了一切，但我永远不会说穿这些。所以当其他人对我表现出友善时，我从来都是顺水推舟，假装我真的认识他们，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没有人直接对我说过，但他们一定知道我现在已经留了一级。我为留级而感到深深的羞愧。

哈姆雷特的议题让我感到尤其紧张。不知道我的同学是否也注意到了哈姆雷特与我之间的相似之处。“生存……还是毁灭……”他们已经猜到我也总专注于死亡吗？罗巴赫夫人在黑板上写下他们给出的形容词：不幸、错乱、激情、抑郁、背叛、悲惨、脆弱、疯狂。他们是在说我吗？我感到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但讨论仍在嗡嗡地进行着。

墙壁开始摇摆变形，我的思维开始变得缓慢，光线越来越刺眼，我努力集中精力想要听清每个同学的阐述。然而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杀(s-u-i-c-i-d-a-l)和愤怒（a-n-g-r-y）的每个字母上，因为太用力，笔尖深深戳进纸里。我出汗的手把早已汗湿的笔握得更紧，试图控制住自己，但这没能阻止我一直往下滑……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还坐在英文课的课桌前，脖子酸痛，下巴周围的皮肤湿湿的。周围的事物看上去有点偏离原来的位置，像是刚发生了轻微的地震。我抬起昏沉的头，看见罗巴赫夫人站在我面前，沧桑的脸比平时更严肃了。平时教室里的低语和嘈杂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不自然的沉默。同学们歪七扭八地坐在课桌旁，玩着手指或钢笔。我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吗？下课铃声响了，罗巴赫夫人转身回到教桌前，其他同学纷纷绕开我向门口走去。

除了爱丽丝，所有的学生都离开了。她急忙跑到我的课桌前，开始帮我收东西。我打开的笔记本上，一摊口水晕开了笔迹上的墨水，她用袖子把口水擦掉。我用尽浑身的力气，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出去时，我紧紧抱住爱丽丝的手臂，而她似乎不介意我这样。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回访记录1961年9月30日

尽管她遭受了原发性和继发性紧张性癫痫发作的折磨，但她的状态仍处于“向着生的一面”。这两种病症的区别包括：(1)约30秒的现实脱离感，这期间她会感觉又回到医院并再次患病。(2)幻视以及可能出现的幻听会导致巨大的冲击，其间她可能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试图摆脱这种冲击。后者的症候目前发生频率已相对较低，平均一周两至三次，每次持续一到两分钟。——威尔逊医生

不仅是在学校，在家里我也同样感觉不适。我父母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他们常常盯着我不说话，或是跟着我。不用成为福尔摩斯，我也能很轻易地看出他们掩藏在面具下的恐惧和担忧。但在我们家，是没有直接说出不愉快或直面问题的习惯的，我们总是沉默着，让怀疑和猜测在我们周围肆意蔓延，让一切都笼罩在香烟的烟雾和欲言又止的话里。

晚餐大约每晚六点半开始。在我和弟弟里奇、泰勒还小的时候，我们放学后会到屋子外面玩耍。当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时，我们就得立即进屋。我的任务是帮忙摆好餐具，等到上高中了，我还帮忙做些晚餐的收尾工作，比如：倒牛奶和拌沙拉。

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晚餐场景。那天，天早早就黑了，狂风吹打窗户和散热器的滋滋声响彻我的卧室，当时我正绞尽脑汁地做代数题。随着温度的下降和风速的增加，卧室里的声音更大了。我知道今晚的晚餐又有西兰花，因为整个房子里都是那个味道。不管煮什么蔬菜，包括西兰花，母亲都习惯用高压锅，而且总是煮很长时间。这样的晚餐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我想，至少不用闻那种难闻的氨味，也不用吞咽那些糊状的菜花和软塌塌的苔藓色菜茎。这不是她的错。在我父亲愿意花钱并愿意吃的范围内，她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不幸的是，他只喜欢吃平淡无味的美国菜或者德国菜，而这其中大部分都让我觉得反胃。

晚餐除了西兰花外，还有加了一点人造黄油的热狗和煮马铃薯。寒冷的房间和怒吼的寒风，使任何温热的食物变得可以忍受。涂上足够的芥末，热狗也很美味。多撒些盐和胡椒，土豆也似乎很好吃。只是一吃西兰花，我还是得屏住呼吸。

我的父母各自坐在椭圆形橡木餐桌的两端。那张餐桌是大约八年前我们刚搬到白原市时，他们从天主教慈善机构那里买来的。泰勒已经开始蹒跚学步，他们还是把他当小婴儿看待，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泰勒不肯吃的食物有很多，尤其是肉类，虽然参加了童子军后，他能接受吃热狗了。妈妈真的很爱做热狗。

同样从天主教慈善机构买来的一个黑色橡木柜，摆放在小餐厅的一侧。餐桌边的墙上，一张深色的油画裱在沉重的镀金画框里，画上是一个19世纪初打扮的人，他留着胡须，身穿黑色西装。这位据说是弗雷迪舅舅，似乎是母亲在圣路易斯那里的一个什么亲戚。据说这位弗雷迪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心术不正，曾假装成一名妇科医生，并借此跟上流社会的女性保持多年的不正当关系。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为什么要把他的肖像挂在我们的餐厅里，或者为什么要把他的肖像挂出来。

父亲的座位后面，是一扇对着前廊的落地窗户。母亲的座位后面是一扇较小的窗户，白天时，可以通过那里看到后院那棵光秃秃的樱花树。窗户旁边挂了一张带框的粉彩画，画上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身着蓬蓬大衣和宽边帽子。她是我的奶奶安妮塔。我很难将这画上的年轻美人和印象中那个苍白瘦小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我喜欢墙上的那个她，墙上的她那么美丽，我几乎都不介意自己继承了她的名字。

晚餐的规矩还跟我入院之前一样，父亲和弟弟们先入座，我和母亲负责把饭菜都端上来。等我们全都坐好，先要做饭前祷告：“全能的主，感谢你赐予我们丰盛的食物和恩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爸爸先把饭菜分到每个人的盘子里，然后往下传。在所有人的饭菜分好之前，谁也不能先吃。无聊又饥饿的男孩们晃动着双腿，胡乱舞动着刀叉。“坐直了！把餐巾放在腿上！”爸爸提醒泰勒。“不要玩叉子！”他向里奇吼道，“把手拿下去！”

里奇放下叉子，把双手放到腿上。对于父亲的责骂，他只是耸了耸肩—他16岁了，总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而泰勒像被摘下的野花一样，蔫在座位上。

里奇比我小19个月，虽然他很少待在家里，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学习成绩也很差，但他的社交技能却远远超过我，还是一个受人追捧的田径明星。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但还有十几个少女仍在努力引起他的注意。他差点连十年级都没能上完，于是那年，我父母决定将他送到一所男校，希望天主教高中能提高他的学习成绩。不料，他在那儿成了更大的明星人物，交的朋友比之前多了一倍。而泰勒则像我一样安静，没事就待在房间里。“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丫头？”父亲问道。转向我时，他改变了语气。叫着我的昵称，用一种愉快、随意的方式跟我说。“还行。”我回答。“你写的读书报告怎么样？老师给你打了多少分？”“还可以吧。我们正在读《哈姆雷特》。”我轻声回答。我不想谈论这个，但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不喜欢上学？

爸爸转向里奇，又恢复了冷酷的语调。“你应该多用点功，至少用到你姐姐一半的功，”他说道，“而不是浪费时间和你那些狐朋狗友们瞎晃。”我低头盯着盘子。“对了，你演的那个戏剧，”他又转向我，“排练得怎么样？你演女主角对吗？”

爸爸，请不要再问了，我在心里乞求。“都挺好的。”我回答。“我可以离开餐桌了吗？”9岁的泰勒用小小的声音问道。“再吃一口土豆！”妈妈快速地说。“罗珊娜，你难道没看到你儿子都没碰他的西兰花吗？你这样溺爱他只会让他变得更糟！”

每次父母因为泰勒吃东西的问题而争吵，都让我感到恼火，因为他俩也没吃掉自己的食物。“如果不吃东西也能活，那我宁愿不吃。”几年后，母亲这样跟我说，“我最喜欢的时光是晚餐前—你父亲回到家，喝点鸡尾酒，抽点香烟的时光。”泰勒对待食物的行为反应，恰恰反映了他们的态度，但他们并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

他把一小块白糊糊塞进嘴里，眼睛盯着盘子。“你还是没吃完！”爸爸厉声说道。泰勒开始发抖，母亲快要哭了。

这不公平，我想。她看上去是如此孤独无助。我很想去分担母亲的痛苦，然而我只是默默低下了头。

夜晚，一个棺材大小的精致红木箱静静地躺在一个小沙岛上，那个岛只有我们郊区小屋的院子那么大。除了那个木箱外，岛上就只有一棵棕榈树。它孤独地立在那里，深色的叶子在风中飘舞。棕榈树被点点星空上的银色半月照亮，投下长长的影子。影子从木箱上面伸展开来，一直伸向海里。月亮倒映在海面上，将光线晕开。我仰面躺进那个箱子里，闭上眼睛。“我来接！”里奇从椅子上跳起来，要去接电话。我眨了眨眼。“不，你不能去！”爸爸厉声吼道，“你应该怎么说？”“请问我可以失—陪一下吗？”里奇回答。他故意把声调放得很高，听上去几乎像个女孩，语气带有一丝轻蔑。我看到他在爸爸视线之外咧嘴坏笑。谁也没动，大家都在等爸爸的反应。

真希望我也能跟他一样，我想。“帕特五分钟后来接我。”里奇边说边跑下楼梯，走出前门，“练习结束我就回来，大概十点。”“你现在可以走了。”妈妈对泰勒说。他赶紧抓起盘子，直奔厨房。爸爸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怕他又抓着泰勒的事不放，我指了指里奇的位置。他剩了半杯牛奶、一块热狗和一些西兰花。(1)“看到了吗，爸爸？”我说，“里奇的确需要练习。他连本垒都清理不了。”“反对！”爸爸笑了，“我认为他能拿到一个球。”

父亲喜欢双关语的俏皮话。早些年，一个恰到好处又足够精彩的双关语是点燃情绪和活跃气氛的好方法。爸爸、里奇和我（还有稍大些时候的泰勒），我们会一起玩文字游戏，我们故意把声音拖长或把某些音节念错，然后看谁编的话最精彩。这种场景很长时间才有一次，那时的爸爸，眼睛会闪闪发光。我们一起做饭，像支老爵士乐队一样挤在一起打闹嬉戏。那样的场景不会再有了。“我们收拾一下吧。”妈妈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两个碗朝厨房走去。我收了父亲和我自己的盘子送过去，然后从桌子上收走最后的餐具、玻璃杯和餐巾。

我们把碗碟和刀叉都堆进厨房的洗碗池里。打开冰箱，金属门撞在旁边的柜子上，发出“砰”的一声。从冰箱里拿出的冰块，争相从冰碗中溢出，在温暖的空气中噼啪作响。父亲重新把杯子里的伏特加倒满，加了两块冰，然后朝客厅走去。他坐到靠窗的那把椅子上—那是他的临时工作区，他又点了一支香烟，然后从公文包里掏出从麦格劳-希尔公司的办公室带回的稿件，开始阅读。

经过威尔逊医生的心理治疗，我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我的家庭，而在以前，这些是我从来都不会去想的。我的父亲是这个家庭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我母亲极少当面反对他，而如果她这样做了，父亲会对此不屑一顾，态度轻蔑。她总是不战而退。父亲不舍得花钱，比如壁炉上的砖掉了，墙上的油漆脱落了，水龙头坏掉了，他宁愿花很长时间自己修理，也不愿花钱顾人来修，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们家很穷。

那时我和弟弟们对父亲的过去都知之甚少，而只有极少的那么几回，从母亲那里了解到一些。她跟我们说起时，还用手遮着嘴巴，好像泄露了国家机密似的。父亲十几岁时，爷爷就去世了。他那曾经很显赫的家庭在大萧条中失去了一切。父亲在库伯联盟学院念的大学，这所学院在纽约市公立大学中很有竞争力，并且免收学费。学习期间，他曾与鲍厄里区的流浪汉住在一起。二战期间，他曾是海军少尉。从军期间，他在佛罗里达海岸的一艘船上教海员们使用雷达。那是他真正喜欢的工作。如今，作为土木工程杂志的高级编辑，他似乎也很受尊重。“那么你的祖父是怎么死的？”威尔逊医生问。我无法回答。在我们家，询问私人问题被认为是粗鲁的、不为他人着想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便问了，我父亲也永远不会回答，他只会把提问者尴尬地晾在那儿。我早就对父母的人生失去了好奇心。对于威尔逊医生问的大多数问题，我以前甚至想都没想过。

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父亲有酗酒的问题。香烟和伏特加早已成为他的必备品，从不离手。到了周末下午或更早的时候，他会变得有点多愁善感。他不是变得生气易怒，这点我还是很感激的，但他会过分夸奖我，这令我感到难堪。“你穿的裙子很漂亮，真希望你母亲也有你的品位。”有时候当着母亲的面，他很可能会这么说。或者说：“你在学校的表现太棒了。”然后弟弟们在时，他会再重复一遍。有时他还会哭。“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只想让全世界知道我是你的父亲。”有一个周六他这样跟我说。当时我们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午饭，我和母亲正喝着青豆汤，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了下来。

酒鬼？这个字眼模糊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还没来得及记住它时，它又消失不见了。

我一心扑在学业上。一年半之前，也就是我第一次入院的几个月前，我的辅导员允许我放弃化学：期中考试时，我被我人生中的第一个C给震惊到了。现在，我受损的记忆力使我在数学计算方面变得异常困难。英文课上，我对过去一年读过的经典著作几乎没有印象。然而，勤能补拙，因此家庭作业和额外的辅导课占据了我的日常生活。

几周过去了，日常生活，包括与家人的相处越来越让我沮丧。我的幽默感也渐渐消失了。里奇嘲笑我时，我得努力忍着才不会让自己哭出来。每天的日常事务和功课让我倍感压力。有其他人在周围时，我总是感到焦虑不安，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寒假期间，原本就极害羞的我变得更加羞怯了，它甚至干扰了我正常的社交能力。在我朋友—如今的大学新生—组织的派对上，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怪胎。

圣诞节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放弃了。在家里，我再也无法调动出能量使自己振作，也无法在人前表现得若无其事。尽管最初的入院经历极为痛苦，我还是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如果意识到我有伤害自己的可能，就立刻告知母亲。迫不得已，我父母把我送回了医院。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病程记录，续1962年1月18日自杀意念加深、现实脱离感加剧，导致患者今晚必须重新入院

圣诞节假期期间，她与老朋友见了面，病情表面上有了短暂的缓解，但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孤立感、不真实的幻想和持续的身份丧失感。自杀的念头也日益变得明显。

1月18日星期四晚，从学校回家后，她对她母亲说，她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她需要帮助。

现在回想起来，我想强调的是，病人在夏天做出的明显外向调整并不具有坚实的健康基础。现在显而易见的是，患者有精神分裂性轻躁狂症。她表现得过于乐观和活跃，对精力的消耗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并且她精力透支的临界点低于其他人。不幸的是，这种状态的另一个后果是会导致精神分裂性抑郁症，即患者目前已经进入的阶段。这种情况之前已经出现过，并在1960年4月导致了她第一次自杀。鉴于患者的疾病带有显著的情感因素，我对预后效果仍持一定的乐观态度。跟上次一样，仍然强烈建议使用电休克治疗。—— 威尔逊医生第三章令人恐惧的电击1962年2月

早上六点，周围漆黑一片。在观察室里，大部分患者仍在睡觉。我躺在床上，嘴巴里插着体温计，真希望这一天能快点过去。负责把我叫醒、给我量体温的那个护士回来了，她取下温度计，然后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针。疼得要命。这次注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为了“避免流口水”，是整个过程中最糟糕的部分之一，虽然，这绝不是最糟糕的。“跟我来。”护士低声说。她把我从观察室带进治疗室，里面有张轮床—一种狭窄的床或者说带轮子的软垫桌子，上面铺着湿床单，旁边站着一名护士。我的身体早已预知要发生什么，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

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脱下睡衣，赤身裸体地站着，直到护士让我爬上床。我尽量什么都不想，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就当我不在那里。“赶紧的。”她朝着床点了一下头说。我躺在潮湿的床单上，感觉像是粗糙的帆布摩擦着皮肤。护士和护工每次都以同样奇特的方式用床单把我裹紧，他们把我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突然就弄完了。我平躺在床上，被裹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湿布里面，我的身体变得冰冷，上下牙齿不停地打战，浑身颤抖。过了一会儿，颤抖耗尽了我的精力—渐渐地，我发现不那么冷了，牙齿也不再打战了，但我仍然不停地颤抖着。

我被湿布一直裹到肩的位置，手臂和腿完全无法活动，只有手指和脚趾还能勉强动一动，于是我不停地活动它们。我感觉身体里有一个巨大的能量堆，却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更加快速地活动着手指和脚趾。

不久，护士把我的轮床从治疗室里推出来，进入一条长而低的走廊。走廊通往电击室，他们就在那里给病人做电休克治疗。治疗室里又开始用湿布打包下一个病人，这次也许轮到艾莉森了吧。被护士推着穿过大厅时，我认出了一个在健身房见过的女人，每当她打的羽毛球飞过球网时，这位年迈的英国女士就会说“好极了”，她翻来覆去就只说这一句话“好极了”。

她和一位看上去年轻一些的女人打羽毛球，那女人看上去似乎跟我母亲差不多年纪。这两位“羽毛球女士”住在老年病房里，那里混杂着尿味、又脏又臭的衣物和稀释过的玫瑰香水味。住在那里的女人四处闲逛、自言自语。之前我还住在又旧又大的中级病房时，每次去见医生都要经过老年病房。

现在，我住在医院另一边的一栋新建的混凝土建筑里—尼科尔斯小屋，这里感觉就像一个地下室，但如果往窗外看看，又会发现这不是地下室。房间的墙壁粉刷成淡蓝色，里面是粗糙的深色木椅和沙发，铺着油毡地板，上面挂着荧光灯；棱角分明的天花板低低地压在头顶。如果要开窗透气，需要护士特别用钥匙打开窗户。因为我的病情在家里复发并被父母送回医院，医生认为我必须得到监护。

尼科尔斯小屋是精神失常病房，里面关着像我一样想要自杀的病人。

轮床穿过一些可以穿自己衣服的病人，他们坐在走廊一边的长椅上，这些人我一个都认不出来。接下来我们又经过一些还能自己走路的老年妇女，然后又经过无限制病房的病人，他们可以穿着睡衣和浴袍随意走动。这些病人中有一些看起来很熟悉：我以前还在这里时，可能认识他们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

终于，我们来到了轮床病人排队等待的地方。护士把我安排在最后—四号，然后把我的床靠在墙边就离开了。

一缕发丝撩着我的左脸，痒得难受。我使劲撇着嘴唇，用力想把它们吹到一边。我的脚踝隐隐作痛，因为脚趾活动得太厉害。我想动一下腿，但它们毫无反应，最终我放弃了。

现在是事情真正变糟的时刻，等待。

我讨厌电休克治疗。我讨厌裸体，讨厌被绑在湿冷的裹布里。我讨厌躺在床上被晾在走廊里，感觉像动物园里的动物。我讨厌接受治疗后伴随而来的头痛和胃里的阵阵恶心。我躺在那里等啊，等啊。最终，恐惧盖过了厌恶。虽然目前我的状态不好，但还是清楚地知道：如果你给某人的大脑通电，那么一旦出现失误，人就会被电死。

死真的没那么难，我对自己说，这难道不正是你想要的吗？但即便这样想，也无法遏制巨大的恐惧。

世界需要被净化！去杀死自己！去吧！我抑制不住因恐惧而狂奔的血液，也无法阻止几乎令我窒息的战栗。

等候电击的队列有条不紊地慢慢向前移动，我不知道这次我会不会就此死掉，如果我能自己做选择，我几乎想直接被电死，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受这种罪了。

我前面的人被推进了房间。一名护士朝我这边走过来，轮到我了。

恍惚中，我注意到了熟悉的步骤。我被抬到另一张床上，在那里等待接受电击。他们会检查我胸前的裹布，确保我已经被绑紧，这样我才不会从床上掉下来。护士在我额头两边靠近耳朵的地方涂上绿色的凝胶，我懊恼地看着她把我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接上电线。我抬起头看着高处的一张张脸，当我被电击时，这些人会牢牢按住我。我嘴里还必须咬住一个压舌板，当电击引起抽搐时，它会防止我把舌头咬掉。我把全部的灵魂都汇聚到眼睛里，用眼神乞求他们放过我，但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知道他们并不想伤害我，但一个细微的失误就可能会杀死我。忽然，房间变成一道强烈的白光，我整个身体如同被冰扎火烤一般，然后陷入无尽的黑暗。

我用手摸着粘在脸上的头发，它们摸起来又硬又脆。医用凝胶已经干了，一片片、一块块地掉下来。我的皮肤发痒，头痛不已。我肚子很饿，却又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恶心。我不想吃任何东西，至少这一点我很肯定。我感觉骨头都散了，看东西时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看清。我怎么会坐在休息室的一张旧塑料椅子上？我想不起来了，也不再去想。我的注意力全在捏在手里的头发上—每股扁平、细长的发丝上都粘上了凝胶，我必须把它弄下来，因为它让我的皮肤发痒；因为除了这个，我什么也做不了。

晚上洗漱时，护工把洗手间的门敞开着，站在门旁边等着我。我对着镜子刷牙，看到头顶上的头发像杂草一样僵硬。洗手间的墙是不锈钢板，上面反射出我扭曲的脸。然而，即使它是扭曲不清的，我还是为自己怪异的发型，以及两边已经变硬发黄的凝胶感到尴尬不已。我以为我已经把它们弄干净了。

夜里，那些僵硬的头发仍然硌着我的头。皮肤更痒了，更多碎屑从头上掉下来。我就是传说中满是头皮屑、需要电休克治疗的女孩；令人讨厌的女孩；不肯坦白的女孩。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病程记录，续1962年2月13日病情加重恶化。已转移到精神失常病房。已经恢复使用电休克治疗，并将继续使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