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金智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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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语言学2015年第1期试读：
语言生活与语言调查
多语环境下的语言配套
徐杰罗堃提要面对全球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多语种并存这一世界现实，不论国家、地区、社会，还是家庭、个人都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都应该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进行最佳语言拼盘和最优语言配套，从而最大限度地扬长避短，适应时代需要，使社会语言能量和个人语言能力得到最优化配置和最大化释放。“语言配套”指的就是社会群体或者家庭个人基于当下的现实需要和对未来的规划，从可及的诸多备选语言中选择一种或一组语言作为学习和使用的目标语。语言配套应在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上进行。群体层面的语言配套结果一般都是多种语文分工并存，而个体层面的语言配套结果往往是两种语文分工使用。个体层面配套的两种语言，其中一种应为群体共享的通用语，外加一种因人而异的可变语种。
关键词全球化；多语；语言配套1．引言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的生存空间迅速扩大。
20世纪上半叶，美籍印度裔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杜赞奇（Duara，1996：15-20）曾实地考察过中国华北农村的发展状况，他发现当地乡民生活区域的半径大致仅为30公里，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已然跨入了全球一体化时代，生存半径扩张了成百上千倍。在生存半径大幅度扩大的过程中，语言作为沟通和交流的纽带，其地位日趋显著。经济、文化的全球化都离不开语言，因为任何经济规则和观念都要通过语言这个载体而存在（张杰，2002）。
在语言领域，多语并存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直接结果。目前，世界上超过20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多于一种。很多国家、个人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语言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李宇明（2008b）提出，在当今时代，新的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正在逐步形成，语言进入了高新科技领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瑞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瑞士的官方语言有四种，分别是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据统计，其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约500亿瑞郎）即来源于多语的使用（Grin et al.， 2010）。
在语言市场上，掌握一门语言就意味着拥有经济价值的语言资产（周明朗，2009）。然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制约着实际语言能力的发展，比如关键期内是否有自然、健康、优质的语言环境（徐杰，2007：90）。另外，个人精力和语言学习能力的高低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理论上可以掌握数量无限多的语言，实际上这个数字却远不如预期。语言潜能巨大，语言能力有限，并不是所有潜在的语言能力都能成为语言现实。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面对全球一体化过程带来的多语并存这一世界现实，社会、国家、个人、家庭都要无可避免地做出艰难的抉择和取舍。李宇明（2008a）指出，语言的问题取向、权利取向和资源取向都有可能影响到语言规划的实施。这三种取向也会因为语言规划政策而发生转变。我们认为，如果不能在多语环境中做出合理的语言组合选择，正面的“语言资源”极有可能转变为负面的“语言包袱”，失去其原有的资源价值。
本文拟提出并初步论证“语言配套”的观点，并结合新加坡、中国澳门和中国内地相关案例来讨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多语化发展趋势与语言组合选择二者间的关系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新加坡和澳门的相关案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优化我们的语言配套。2.语言配套的定义、原则与类型
在由单语到双语、多语的发展潮流之中，由于社会经济、所处语言环境和学习能力等因素的限制，群体与个体都必须从众多语言中做出选择和拼盘配套，找到最佳的组合模式，这就是语言配套（language packaging），具体定义如下。
语言配套：社会群体或者个别语言用户从可及的备选语言中选择一种或一组语言作为学习和使用的目标语。
语言配套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language package），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与时俱进，要随周遭环境和各种条件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它既指动态选择的过程，也指经过选择后的结果形式。语言配套的最高原则是：与时俱进，适应时代，优化选择，使社会能量和个人潜能得到最大化释放。其目的是将负面的语言包袱转化为正面的语言资源（如图1所示），在各个阶层共享多语资源的状况下，构建和谐美好的语言生活面貌。图1 语言配套的动态过程
语言配套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分别是群体层面上的语言配套和个体层面上的语言配套。群体层面指国家、社会、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社区和社团，个体层面指家庭和个人。
群体层面的语言配套应充分考虑国家、社会、社团整体的需求，从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考量，把握语言生活现状和潜在的语言资源。群体层面语言配套的必然结果是多种语言分工并存。像香港，其群体层面上的语言配套就是“两文三语”，即中文、英文，1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门，其群体层面的语言配套是“三文四语”，即中文、英文、葡文，粤方言、普通话、英语和葡萄牙语。中国内地没有明确的双语、多语规定，但从未来发展角度看，其群体层面的语言配套应为“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
个体层面的语言配套要依据语言用户个人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教育背景、事业发展以及未来的人生规划来进行，是一个多种诱因共同作用下的语言选择过程，带有强烈的主观意愿和鲜明的个人色彩。Spolsky（2009：1-9）区分了不同语域（domain）的语言管理，认为在不同的语域（如家庭、宗教、商业、医疗、军事等）之中，应该有不同的语言管理政策。我们认为，在个体层面的语言配套过程中，应该充分关注语域特征，根据不同的语域特点，进行动态的语言配套。图2是一些个体层面可能出现的语言配套案例。图2 个体层面语言配套案例
广东的张太太，自由职业者，生活半径较小，主要任务是照顾子女、料理家务。她的语言配套是广式普通话和粤方言，粤方言是其母语，为了能和市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商贩交流，她也要会普通话。新疆的艾尔肯先生，长期生活在新疆，偶尔会外出旅游，他的语言配套形式是疆式普通话和维吾尔语。吉林金小姐，出生在汉族、朝鲜族聚居地区，家中用朝鲜语交流，在学校学习普通话，她的语言配套则是东北普通话加朝鲜语。上海的刘经理，经营公司，与国外有贸易往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专门、系统地学过英语。他除了掌握本地方言和普通话外，还会中式英语，他的语言配套形式是沪式普通话、上海方言和中式英语（即人们戏称的Chinglish）。
语言配套将原来分属不同范畴的群体多语规划和个体双语选择纳入同一范畴（如图3所示），用层级来加以区分，群体层面的语言配套提供多语种选择的可能，个体层面的语言配套把多语可能变为双语现实。李宇明（2012）提出，语言生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我们分层级的语言配套理念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级的语言生活相适应，便于有效引导多语发展、科学管理多语状况。图3 语言配套中的多语规划与双语选择
从参与配套的语言数量来看，群体层面备选语言可以多一些。这是因为群体层面的语言配套考量因素较多，也要给予个体层面语言配套充分的选择性。个体层面配套的语言数量不宜过多，二到三种语言为佳，考虑语言学习环境和个人精力问题，数量过多往往影响语言学习的质量，反而造成“事倍功半”的后果。
我们所讨论的语言配套是一种从“问题导向”到“资源导向”的语言规划思路，具有双重利益。一方面，语言配套有利于建立双语、多语社会，强化语言资源开发，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另一方面，语言配套有助于开阔个人生存空间，提升个人生存和竞争能力，全面推进个人发展。3.新加坡案例的经验与教训
新加坡是一个现代化的热带海岛城市，各民族和谐共处，多种语言并存。新加坡人口主要由三大民族组成，人口比例依次为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在三大民族之外，还有少数欧洲人和欧亚混血儿。三大民族语言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国内译作泰米尔语，编者注），外加英语组成新加坡的四大官方语言。
在多民族共处、多语种并存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如何科学地进行语言规划，如何卓有成效地进行语言教育，长期以来一直是新加坡政府、各级教育工作者、教育行政部门、家长、学生乃至社会大众所共同面对的挑战（徐杰，2007：71）。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50年来，在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本文主要从语言配套的角度讨论新加坡案例。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伴随国情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大致可分以下三个阶段（徐杰，2007：76-78）。
第一阶段：英国殖民时期——“独尊一语，放开其他”。
因为当时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独尊的“一语”自然是英语。政府施政的公文、公告等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与此同时，殖民政府抱着开放与容忍的态度对待其他语言。在民间，也可以看到不同语文源流的学校和不同语文发行的报纸刊物。各族人士中，只有少数人兼通英语和其他民族语。
第二阶段：独立前后——“独尊一语，多语并重”。
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展开争取独立自治的运动。领导层以与马来亚联邦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目标。因此，在语言政策方面相应地采取了“独尊一语，多语并重”，即以马来语为“跨民族共同语”“国语”，但同时尊重其他语言的存在和发展机会的多语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第三阶段：当代——“四种语文，分工并存”。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加坡政府决定放弃以马来语作为“跨民族共同语”的政策。70年代初期开始，“四种语文，分工并存”的语言政策开始定型，基本精神是以多语政策来谋求民族和谐与政治稳定，以英语的应用来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繁荣。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并会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坚持下去。“四种语文，分工并存”的语言政策决定了当代新加坡语言配套的形式，这个配套形式包括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在群体层面上，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分工并存。
新加坡群体层面语言配套：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
这个配套形式出于新加坡国家生存发展和多元民族下社会和谐的需要。第一，经过50年的发展，英语以中立地位和国际通用语身份自然地成为跨民族的共同语，同时又是日常行政、经济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工具；第二，新加坡在脱离殖民统治后，一度奉行以马来语为尊的语言政策。1959年，马来语被确立为“国语”。由于历史原因和马来文化圈的地理位置，马来语成为重要的区域性语言（王天舒，2008）；第三，虽然华人数量多，但华语内部方言差异大，国际化程度不高，因此，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被定位为华族社区、马来族社区和印度族社区的社区交际语言。
在个体层面上，新加坡实行“英语+X语”的双语教育政策，即各族学生均须学习英语和本民族的语言，在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言的前提下，中小学以本族语为必修课程。
新加坡个体层面语言配套：英语+X语
英语的学习重在实用，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英语处于“顶层语言”的位置，是各民族交流沟通的工具（詹伯慧，2001）；本族语言的学习主要是族内社交和保留传统文化。实行“英语+X语”双语教育政策的目的，就是在保证掌握英语这个国际通用语的前提下，让年轻一代学习本族语言，增强对本族语言文化的理解力和认同感。
整体来看，新加坡的语言配套在群体层面上是多语，在个体层面上是双语。这样的语言配套形式对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成绩斐然。首先，“英语+X语”的语言配套造就了一个全面的英语社会，从商务人士到旅游观光客，所有人在新加坡都不会因为语言障碍而产生陌生感和恐惧感。同样，新加坡人到英、美、澳、加等英语国家，也能很快融入当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不会出现障碍，因为有从小学习而形成的真实而扎实的英语基础（徐杰，2007：84）。其次，在新加坡华族社群里，学生必须修读“英语+华语”的双语教育课程，基础教育阶段有10到12年的华语课程（吴英成，2009）。新加坡华人数量大，这样的语言配套也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华语。
当然，新加坡的语言配套也存在着问题。语言是文化传承的纽带，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和思维认知的平台和依托。就语言用作交际工具来看，人们通晓的语种无疑越多越好，各单一语言的能力水平高低尚在其次。但是，就语言用作思维认知的平台和依托而言，其情形正好相反，人们对其中某一种语言掌握的水平最为关键，人们通晓的语种数量在这个方面无关紧要。这个语言就是人们的主导语言。它是人们赖以吸收知识、整合知识、创造知识的最重要的平台和依托。徐杰（2007：86）指出，综合语言能力强的人，在其他领域也常常会有较为优秀的表现，而综合语言能力弱的人，人们的思维就会卡壳，就可能死机，就不可能顺畅进行，其他方面就难以有创造性的发挥，他们的全面综合素质，尤其是吸收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必然大打折扣。语言作为思维平台需要一个主导语言来支撑，主导语言能力应该是非常优秀的，足以支撑起这个思维平台。新加坡的双语教育重在语言的交际功能，片面地追求了语言数量，却忽视了作为思维平台的主导语言的质量。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在考虑语言配套问题时，着力凸显主导语言的地位，保证主导语言在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内顺利获得，以确保知识的吸收和创新能够在主导语言这个平台上高质量地圆满完成。4.中国澳门案例及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澳门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富多样的语言资源。在群体层面上，“三文四语”（中文、英文、葡文，粤方言、普通话、英语和葡萄牙语）长期分工并存。
澳门群体层面语言配套：粤方言+普通话+英语+葡萄牙语
这个语言配套形式能够满足澳门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需求，四种语言，缺一不可。
第一，澳门地处粤方言区，从使用人数上看，粤方言是澳门第一大语言，也是最重要的本地交流语言，其在澳门社会的重要地位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根本动摇。从Mann & Wong（1999）、Lam（2007）和Leong（2009）三次关于澳门语言态度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澳门人对粤方言的重视程度最高，排在四种语言的首位。
第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以及跟其他华人社会沟通的主要工具，地位不断提高。澳门居民对普通话的正面态度也有助于其在澳门的发展。据张桂菊（2010），澳门以普通话为家庭日常用语的人口数量呈增长态势，已经成为粤方言以外的第二大语言。如表1（本文对表格稍作修改）所示：表1 澳门居民粤方言与普通话使用人数对照表
第三，虽然英语在澳门没有任何法定地位，但是因为其在国际社会特殊的共同语（Lingua Franca）地位，享有事实上的半官方语言地位（de facto and semi-official status）（Moody 2008），就连《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是用中文、葡文和英文三种语文共同出版的，英语的重要性无处不在。本地公立高等学府澳门大学的教学和工作语言不是中文，也不是葡文，而是英文。据Moody（2008），70%的澳门政府机关网站都有英文版。英语也是政府工作人员广泛学习和使用的语言。澳门公务员和居民所使用的语言有如下差别：表2 澳门公务员和居民语言使用情况对照表
从表2可以看出，本地居民使用粤方言比例最高，高达91.9%，使用普通话、英语和葡萄牙语的比例均未超过50%，而公务员使用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的比例均高于50%，其中使用英语的比例为58.6%。可见，英语同样在澳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2色。澳门未来的发展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相信在这一发展目标的引领和驱动之下，英语的地位会日趋提升。
第四，葡萄牙语在澳门也有其存在空间和发展价值。葡萄牙语不仅是个历史遗留的文化符号，还有现实价值和实际意义。1999年12月20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这一法律条文清楚表明：葡萄牙语是澳门的第二官方语言。2014年12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考察澳门时提出，要把澳门打造成中国与葡语系国家3联系的平台。今后，澳门与葡语系国家的商贸文化交流定会大大增加，这一平台定位强化了葡萄牙语在澳门的地位和价值。
依据澳门语言状况，在个体层面上，我们认为其语言配套形式应该为下面的公式。
澳门个体层面语言配套：粤方言+X语
在上述公式中，“粤方言”是个常数，是每个澳门居民都应该掌握的语言能力；“X语”是一个变项，它应从普通话、英语和葡萄牙语三者中选择其一或其二。选择的依据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教育背景、事业发展以及未来的人生规划。如澳门的土生葡人（澳门土生土长的葡裔）除了掌握粤方言外，依据自己的家庭背景可以选择葡萄牙语作为“X语”；本地商务人士经常往来内地与澳门，其“X语”首选为普通话；澳门本地学生为了去美、英等国升学深造，英语就成了其“X语”的最佳选择。另外，“X语”的数量不宜过多，应该充分考虑个人实际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选择，并且要在提升“X语”的能力方面下功夫。
总而言之，澳门的语言配套应审时度势，充分借鉴同样作为多语社会的新加坡的经验教训，在群体层面上让粤方言、普通话、英语和葡萄牙语长期分工并存；在个体层面上执行“粤方言+X语”的双语配套政策，合理配置，优化选择，全面提升语言能力水平。5.中国内地语言配套
从单语转向双语是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的必然结果，多语环境下的语言配套是现代人语言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内地会顺应发展潮流，在不久的将来走上双语道路。
虽然内地没有双语的明文规定，但我们可以从一些法律法规中看出端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200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机关、学校等各级机构以普通话为公务、教学用语，充分肯定了普通话在公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该法令第一章第八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中国少数民族数量众多、文化多元，这一法规有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与此同时，该法令还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使用方言，这有利于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周庆生（2013）认为，这些法律法规既尊重了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也体现了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提升，国际交流的日益密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外语也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因此，在群体层面上，中国内地的语言配套应有如下拼盘模式。
中国内地群体层面语言配套：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
结合群体层面的语言配套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我们认为在个体层面上，中国内地的语言配套形式体现如下。
中国内地个体层面语言配套：汉语普通话+X语
其中，“汉语普通话”是常数，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是中国人进行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首选的交际工具，作为中国人必须掌握。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汉语普通话”是个宽泛的概念，不是严格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来衡量的“标准语”，这里的“普通话”既包括北京话，也包括普通话的区域变体，即地方普通话（参看徐杰、董思聪，2013）。“X语”是变量，需要依据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教育背景、事业发展以及未来的人生规划等因素在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三者中做出选择。方言区人士首选该地方言，少数民族人士选择本族语言，如果存在海外升学和文化交流的需求，外语是“X语”的不二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指出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多语使用格局，但是社会需求和语言生活的现状决定了其群体层面“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的语言配套形式；在个体层面上，“汉语普通话+X语”的配套形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顺应双语化发展的大潮流。6.三地语言配套案例的一致与差异
从新加坡、中国澳门和中国内地的相关案例可以看出，三地的语言配套情况有同有异。在群体层面上，三地的语言配套都遵循了“多种语文，分工并存”这条语言配套的统一规律，而具体是哪些语言参与配套组合，三地情况并不一致，这与当地民族融合、历史发展和社会现状有关。新加坡是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四种语言，澳门是粤方言、汉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萄牙语，中国内地则是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在个体层面上，三地的语言配套均兼有常数和变数，即“作为常数的共同语+作为变数的X语”的语言配套。其中，常数是一个跨民族跨民系（跨民系指的是跨方言区）的通用语。三地语言配套的常数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新加坡是英语，中国澳门是粤方言，中国内地是汉语普通话，这是基于社会现状和未来发展做出的选择。三地语言配套中的变数差异更大，变数“X语”源于该地群体层面的语言配套（如表3所示）。与个体层面的语言配套相比，群体层面的语言配套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变化不大，而个体层面的语言配套动态性较强，会随时间、语域等因素不断发生变化。表3 三地语言配套对照表
语言配套一般在群体层面上表现为多语，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双语。个体层面参与配套的语言数量不宜太多，应该着力提升配套语言的质量。考虑到母语环境以及不同语言学习的难度差异，所以在特定情况下，个体层面的语言配套也可以是三语甚至四语。比如，中国内地北方方言环境成长的个体语言用户，普通话学习难度并不大，完全可以选择一门外语作为第二“X语”，其语言配套形式为“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外语”三语。语言配套将以前分属两个范畴的群体多语规划和个体双语选择统一到一个范畴内，群体层面上的语言配套提供了多语选择的可能性，而个体层面的语言配套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7.结论
汹涌而至的全球一体化给人们带来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要掌握多语，这也是全球化过程中大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周明朗，2009）。我们认为，面对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多语种并存的世界现实，不论国家、社会，还是家庭、个人都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都要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在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上有效地进行最佳语言拼盘，优化语言配套，以便使社会语言能量和个人语言能力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和最大化的释放，从而以充分的自信和完整的尊严来迎接全球化历史进程给社会和个人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附注
1.严格来讲，粤方言不能看成语言，但本文着重阐明的是“语言配套”的概念，关注点在备选语言的数量、差别等方面，因此在行文中把方言也看作参与语言配套的一种语言。
2.参看中国新闻网2011年3月18日新闻《澳门的新定位：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网址http://www.chinanews.com/ga/2011/03-18/2916818.shtml。
3.参看经济参考网2014年12月21日新闻《凝聚澳门心 共圆中国梦》，网址http://jjckb.xinhuanet.com/2014-12/21/content_532408.ht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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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Packaging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Xu Jie & Luo KunAbstract Facing the multi-lingual challenges brought up by globalization,everyone,being it either a country,a region,a society,a family,or an individual speaker,has to make a painful choice，they have to do their best to package up their basket of language or languages to maximize their strengths and to minimize their weaknesses.The so-called “language packaging” articulated i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a language planning action by a social group or an individual speaker to choose one or a group of languages as their target languages from languages possibly available to them on the basis of a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evaluation of their current needs and their plans for the future.Language packaging should take place at social and individual levels,whereby the former often results in several language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being selected,and the latter in bilingualism with one of the two languages being a common language,and another being a variable language chosen on the basis of various personalized situation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multi-lingual; language packaging（徐杰、罗堃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我国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的回顾、问题与展望
张天伟提要 语言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语料资源和语言使用资源。本文通过对建国后我国历次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进行梳理和概括，总结了三个主要问题并进行了建设性思考。上述三个主要问题是：（1）缺乏对外语使用状况的大规模、全国性调查；（2）大陆人口普查中没有语言信息统计；（3）语料资源与语言使用数据库的整合问题。
关键词语言资源；语言调查；语言使用
语言资源是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一个国家对语言资源的了解和掌控程度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准之一。国家对语言资源的全面掌控和有效管理不仅具有宏观的战略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语言作为资源（language-as-resource）与语言作为问题（language-as-problem）、语言作为权利（language-as-right）并列为语言规划的三个基本定位，语言作为资源研究被认为是美国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方面（Ruiz，1984）。理想的语言规划应当建立在深入了解社会语言状况的基础之上。实况调查是理性决策的先决条件，包括全国性普查和大型社会语言学调查（戴曼纯， 2014）。国家资源发展规划包括自然资源的发展和保护规划与人力资源的发展和保护规划两部分，而语言规划就属于国家人力资源规划（Kaplan & Baldauf，1997）。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对语言资源的掌控和规划也是对人力资源的掌控和规划，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国家对语言资源掌控的基础是语言调查，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层面上的语言调查指政府和有关机构对国家的语言文字分布状况、语言文字基本特征和使用情况的调查，包括语言普查和语言抽样调查；语言普查中既包括专门的全国语言普查，又包括在全国人口普查中对语言使用信息的调查。微观层面上的语言调查指个人、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等基于学术目的对某一领域或地域的语言调查。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对语言文字具体用法的调查，调查人们对一些具体的语言成分如何使用，对这些具体用法是赞同还是反对；另一种是宏观的调查，又被称为语言状况（language situation）调查，调查人们掌握各种语言和文字的情况，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习惯和场合，对各种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过程中的看法（苏金智，1999）。本文聚焦的是宏观层面上的国家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我国是一个人口、民族和语言资源大国，语言文字构成和使用情况非常复杂，涵盖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等不同类别。我国也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涵盖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的130多种语言。近年来，随着民族融合、国内不同区域间交往和国家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我国语言文字及其使用状况也快速变化，如部分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濒临衰亡，外语的使用逐渐增多，网络语言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等，已成为政府、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然而国家对语言状况还缺乏了解，开展国家语言调查工作将有利于科学制定国家语言政策，协调各种语言、方言间的关系，促进国家统一、维护国家安全，合理培养外语人才，掌握虚拟空间的话语权（李宇明， 2007）。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进行梳理和概括，总结其主要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拟解决路径。1.大陆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概述
1.1 已完成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迄今为止，我国完成的大规模语言使用情况普查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90年代末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大规模抽样调查主要有：20世纪80年代后期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中国人的语言意识与外语观”调查，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上述调查还是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为主，说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是当时我国急需的。调查机构也由最初的科研院所过渡到语言文字的政府管理部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表明语言调查越来越受重视，政府行政手段已经介入。语言调查的范围也由少数民语言、汉语方言逐渐过渡到涵盖外语使用情况的调查。表1 大陆已完成的主要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概况
1.2 正进行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21世纪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主要有4个，如表2所示。除了继续关注少数民族语言外，调查更注重以往忽视的方面，如跨境语言的分布、使用情况和高校外语学习情况。调查的受资助来源也越来越广泛，有校内985项目，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调查的多元资助，说明国家对语言调查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支持途径越来越多。表2 大陆正进行的主要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概况2.港澳台地区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概述
我国港澳台地区基于学术研究的语言调查很多，但就大规模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而言，主要体现在人口普查中的语言信息调查，如表3所示。香港和澳门已多次在人口普查中开展语言使用信息调查，台湾于2010年底首次将语言信息纳入人口普查中。港澳台语言普查主要是为了了解和掌握区域内惯用语（Usual Language）的使用情况。如澳门调查的重点是广州话、普通话、葡语和英语的使用情况；台湾调查的重点是国语、闽南话和客家话的使用情况（戴红亮，2013）；香港调查的重点是广州话、普通话、英语和其他中国方言的使用情况。表3 港澳台地区人口普查中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概况
在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中，依据香港特区政府《2011年人口普查简要报告》中的统计信息（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2：7，39—40），广州话是家中最常用的语言，约有96%的5岁及以上人口能说广州话，和2001年的水平相当。能说英语的人口比例由2001年的43%增至2011年的46%，涨幅为3%。相比而言，变化最大的是普通话，能说普通话的人口比例由2001年的34%增至2011年的48%，涨幅高达14%。除此以外，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人口使用比例依次排序为：客家话、潮州话、福建话、印尼话、菲律宾语、日本语和上海话等。香港语言普查数据表明香港与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普通话的逐渐普及和推广是大势所趋。外语使用状况除了表明英语是传统使用语言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日本等国与香港的交往相对密切，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特区政府在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中，也对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2011年人口普查简要报告中还对2001年、2006年和2011年的语言调查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用以掌握语言使用的动态变化情况。语言普查数据是特区政府掌握全港语言资源、了解语言使用状况、拟定语言使用标准和规范、制定合理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
澳门2011年人口普查对语言能力进行了调查。依据澳门特区政府2011年人口普查详细结果报告中的统计信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12：12—13），使用广州话为日常用语的有449274人，占年龄在3岁及以上人口的83.3%，比2001年普查结果下降4.6%。由于移入人口及外地雇员增加，使用普通话（5%）及英语（2.3%）为日常用语的比2001年分别上升3.4%和1.6%。除了日常用语外，普查对“整体语言能力”也进行了统计。“整体语言能力”指能说某种语言，但不一定把该语言作为日常用语。整体语言方面，有41.4%能讲普通话，较2001年增加14.7%；另外有21.1%能讲英语，有2.4%能讲葡萄牙语。澳门对语言能力的普查结果表明：普通话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澳门虽曾受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但与香港相比，葡语的使用、普及和影响力远小于英语。澳门语言普查结果是政府制定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3.问题与展望
3.1 缺乏对外语使用状况的大规模和全面调查
在我国已完成的语言调查中，还没有全国范围内的、专门的、大规模外语使用情况调查，国家对各类外语人才状况和分布信息不了解。大陆已完成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包含了外语使用情况的调查，但调查面有限，只包括对初中以上人群学过外语的情况、学过外语的人群学习不同语种的情况、学过英语的人群不同会话能力的情况、学过英语的人群不同阅读能力的情况和学过英语的人群英语使用情况等的统计。我国外语使用和学习的主体主要在高校，但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统计。已完成的“中国人的语言意识与外语观”调查虽然涉及了外语，但侧重点只在日语的使用情况。此外，针对国内一些外国人聚集区的中国人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还没有开展，如北京望京地区韩国人聚集区、北京雅宝路地区俄罗斯人聚集区、广州小北路地区黑人聚集区等，针对这些区域的语言调查有助于语言应急服务和语言援助服务。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委托科研机构着手开展此项工作，如2012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建设”。该项目以建设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为目标，优化国家对外语人才资源的使用成效和对外语人才资源的规划。项目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全面了解我国高校外语类专业（英语、日语、法语、商务英语、翻译等）教师和学生、外语技能较高的非外语专业人才的外语掌握和学习情况。项目第一批数据库将重点建设高校师生库，包括外语专业教师数据库、外语专业学生数据库和高端外语人才数据库。随之，国家语委2013年度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志愿者人才库建设”也将对外语人才及外语使用情况进行局部范围内的统计、摸底和试点工作。
3.2 大陆人口普查中没有语言信息统计
截至现在，我国大陆地区还没有在人口普查中加入语言信息的统计。而国外许多国家，如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都充分利用人口普查机会，调查全国语言资源，此举既节省了成本，又获得了全面详实的数据（文秋芳等， 2014）；我国港澳台地区人口普查中也都包含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相对耗时、费力、缺乏标准化的专门语言普查而言，在人口普查中增加语言信息调查是权宜之计。有些学者已经呼吁建议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参考国外和港澳台经验，增加对公民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调查以问卷形式呈现，涵盖对惯用语言和其他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文秋芳， 2014）。这些呼吁已经得到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主要领导的回应和批示，相关调研以及在人口普查中增加语言普查的综合实施方案也已被国家语委列入近期工作计划。人口普查中的语言调查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需要成立语言资源调查协调管理部门（文秋芳， 2014）。国外的语言普查都是由国家统计机构负责，而我国已进行调查的负责机构多是国家语委、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语言研究所以及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因此成立以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语委为主导的语言资源调查协调管理部门是必由之路。第二，人口普查中的语言调查问卷可借鉴国外和港澳台经验，既简明扼要，又突出重点。第三，语言普查的基础是开展试点工作和出台可行性研究报告，因此通过国家语委的经验性指导及其下属语委单位的协作，在现有国家统计局经常性抽样调查中增加语言内容的试点工作，亟待实施。相关部门可参考已有的国内调查经验和国外普查经验，结合我国语言国情、技术条件和工作目标，对普查内容、普查方式、统计和分析标准、人员培训、信息汇总、数据管理和过程监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科学论证，咨询专家意见，形成初步方案；进而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统计局经常性抽样调查地区作为普查试点，在试点中积累经验，完善最终方案。
3.3 语料资源与语言使用数据库的整合问题
语言资源可以分为语料资源和语言使用状况数据两种。语料资源指各种语言的声音和文本材料，后者指不同语言和语体使用者的数据。本文所关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国家通过对本国语言使用状况数据的掌控，可以有效地调用这些资源，为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服务。对语言资源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国家对语言资源进行较全面的掌控，而掌控语言资源最好的办法是建立语言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语言人才资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和人力资源，建设国家语言人才资源库是一项重大基础工程。
语言资源数据库不仅能为制定国家语言战略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实现语言概况查询、语言应急和语言援助等显性功能；还可以实现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等隐性功能，如美国语言地图（MLA Language Map）可以提供4700万讲非英语人士的背景信息（文秋芳等，2011）和全美300多种语言的使用者的具体人数及所占比例，通过美国语言地图可以了解美国移民情况、美国语言教育情况和美国对语言资源的掌控情况等。现阶段，我国还没有语言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特别是没有建立高端的少数民族语言人才、跨境语言人才和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目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建设”和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志愿者人才库建设（第一期，以外语为主）”已经启动，并按研究计划稳步推进，但这只是国家语言资源人才库的一部分，具有探索性和尝试性。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人才、跨境语言人才和方言人才数据库的建设也亟待建设和启动。依据语言调查结果，建立语言资源数据库和语言资源人才库，对我国既有现实意义，也有战略意义。“其势已成、其时已至”，建立和整合国家语言资源数据库迫在眉睫。依据语言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国家语言资源数据库可分为3个子库同时推进，逐步完善。基于人口普查的语言资源数据，建立全国语言资源数据子库，提供我国语言资源种类和人口的语言掌握情况；基于年度抽样数据，建立全国语言资源动态数据库，揭示语言资源年度变化情况；基于高校语言课程学习数据，建立全国高校语言人才库。三者共同构成国家语言资源数据库（文秋芳， 2014）。
值得注意的是，语料资源数据库与语言使用者数据库的建设也是相辅相成的，语料资源的收集过程中必然涉及语言使用者问题，两者可以适当有机整合。日前，笔者分别以“数据库”和“语料库”为关键词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检索，共查询到语言学及其相关类别（跨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项（见表4），涵盖汉语、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等不同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目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体系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社会认可度最高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类别。笔者认为有些数据库和语料库的建设可以在收集语料的同时，兼顾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如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盲文和手语的调查与建库。这些现有数据库要打破原有体系壁垒，语料资源收集的同时要兼顾语言使用者数据的收集，整合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共同为国家语言资源数据库的建立添砖加瓦。表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语言学类立项概况
除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这是国家语委依托学界开展的一项重大语言保护工程，目的是保护文字，弘扬文化，建立语言资源有声博物馆。该项工程遵循“政府主导、学者支持、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和行之有效的专家团队运作和管理办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2014）。此项工程也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如科技部专门立项支持有声数据库研究和平台建设。该数据库侧重采集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的有声资料，目前江苏率先完成了全省数据的采录、整理及验收，并启动了江苏地方口头文化采录工作；北京是继江苏之后第二个全面完成建设工作的省级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城市；上海、辽宁、广西也全面铺开了本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作。今年又有山东、福建、河北等省启动建库工作（张浩明， 2014）。笔者认为，该库应该在收集有声语料、绘制区域汉语方言地图的同时，收集语言使用者的相关信息。当然，语言使用数据收集的工作难度和强度要大于语料数据收集，因此这些项目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不断支持、协调和持续投入。
国家对语言资源的调查和语言资源数据库的建立是衡量一个国家对语言资源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战略管理的重要标志，美国在此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文秋芳等，2014）。本文通过对我国主要的几次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的回顾，分析了其主要问题：缺乏对外语使用状况的大规模和全面调查；大陆人口普查中没有语言信息统计；语料资源与语言使用数据库的整合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对此进行了一些建设性思考和展望。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尽快在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增加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使国家尽早摸清我国的语言国情，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做好基础性和铺垫性工作。2012年和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有关语言资源调查的建议和提案共3个，分别是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关于“我国亟待进行全国语言普查”和“中国语言文字博物馆”的提案，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关于“国家尽快立项建设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提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2013）。这些提案和建议突显了我国语言调查和资源库建设的必要性。语言国情调查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国家高层重视、顶层设计、政府协调、社会认同和全民参与，涉及诸多宏观政策方面和一些微观的技术性细节问题。目前，我国的语言资源已引起国外的注意，如2013年，两个美国人创办的汉语方言资源库“乡音苑”正式上线，并在我国日益引起关注，产生较大影响，该数据库已收集、录音和转写500多段方言故事，注册会员达万人，网站访问量很大。其资源建设成效、背景和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值得我国政府关注和深入思考。有鉴于此，我国语言使用调查及其相关资源库建设工作亟待开展、刻不容缓。
语言资源和语言生活是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对象。李宇明（2011）认为语言资源包括三类：自然语言资源（包括汉语及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衍生语言资源、公民的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国家对语言资源能否掌控标志着国家是否能将潜在的语言能力转变为现实的语言能力（文秋芳等，2011），而国家对外语资源掌控的基础是语言调查。本文通过对我国对语言资源调查和管理现状的梳理，发现了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特别是美国的语言调查的分类和手段，对我国多有启示意义。
前不久，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加强语言资源调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一文刊发在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上，并先后受到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国家语委主任、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的批示。2014年4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专门邀请文秋芳教授及其带领的研究团队就如何落实教育部领导批示等议题进行了研讨。语信司司长张浩明就开展语言普查的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了指导意见。文秋芳教授就实施语言普查面临的困难和如何进行可行性研究与语信司领导交流了看法。笔者作为研究团队的成员之一，也希望借此契机，在语信司的支持和推动下，我国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和研究团队能尽快开展我国语言普查的先导性和可行性研究，以便在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加入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的内容。
附注
1.表1和表2的部分内容源自黄行（2013）、傅懋勣（1984）。
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4）。
3.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06）。
4.刘夏阳（1999）。
5.李宇明（2008）。
6.中国新闻网（2011）。
7.颜贝珊、余清祥（20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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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行 2013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述要，《民族语文》第3期，6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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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北京库建设完成调查验收，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14/201408/172754.html。2014年8月10日读取。
李宇明 2007 “中国语言普查”工作务虚会讲话，北京语言大学。
李宇明 2008 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普查，《郑州大学学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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