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百万叛变的今天(2018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 V.S.奈保尔 著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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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百万叛变的今天(2018版)试读：

虚构与非虚构——关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一些话

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以为我将只写小说。在我看来，成为一个驾驭想象力的作家是最高贵的事情。但写完几本之后，我发现我的素材——我脑海中的素材、我的背景最终所能给予我的素材——不足以支撑我的抱负。

这种抱负源自我所了解（或我自以为了解）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伟大小说。我说得这么谨慎，是因为在开始写作之前，实际上我并没有大量阅读。我现在明白了——我想这是我一直有所感受但不曾明确成形的观念——那些小说诞生于比我所处的世界要远为壁垒分明、智识上有序并充斥着各种信念的社会。假装自己来自一个同样完整有序的世界，在某些方面会使写作变得容易一点。我所讨论的秩序，简单来说就是常规，是确定了电视情景喜剧基调的有限舞台。这个有边界的舞台的规则非常少，也很容易理解；混乱的外部世界没有侵入并消除其中的魔法。我可以尝试那样写作。但若如此，我将无法再进一步。我将不得不过分简化，回避很多东西。这将与我作为一个作家所设定的目标相悖。

我必须对自己的世界诚实。它更具流动性，更难描摹，无法以任何常见的十九世纪的方式展示给读者。关于我自身、我的家庭或者背景的简单语句都必须要有具体的描述。

我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大西洋彼岸的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特立尼达是委内瑞拉和南美洲的近海岛屿。在我出生之时，这个小岛以农业为主（特立尼达同委内瑞拉一样富含石油，刚刚开始开发）。大约五十万人在此居住，种族混杂，其中我所处的亚洲印裔移民社区（根据宗教、教育、财富和种姓背景被明确划分成几部分）大约有十五万人。（我在其他地方反复阐释过这些事，但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提一下。）

对那片土地我并没有深沉的热爱，也不喜欢那种殖民地的小格局。我认为自己是来自世界古老文明的一个漂泊者，期盼尽快参与到那个更大的世界里去。一九五〇年，我十八岁，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得以离开。我去英国接受大学教育，随后有了成为一个作家的抱负。此后我都不曾真正返乡。

作为一个作家，我的世界充满逃离和未完成的经验，充满多种文化和移民生活的琐碎和片段：一八八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间从印度到新世界，一九五〇年从新世界到欧洲，这些事情无法组成一个整饬的背景。它缺乏有根可寻的社会的那种稳定性；那才是产生了十九世纪伟大文学的地方，即便是托尔斯泰的一则童话或者寓言片段，背后都蕴含着一个完整真实的世界。很快，正如我所言，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岛屿零散素材的尽头。

但写作是我的志业；我从未想过成为除作家以外的其他什么人。作为一个作家的实践加深了我一直以来对人与叙事的迷恋，并愈加渴望参与到更广大世界中去，而这种迷恋又转向一种理解历史潮流的愿望，正是历史潮流创造了我本人身处其中的流动的现实。作为一个作家，我非常有必要介入这个更广大的世界。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没有前例供我参考。

小说写作的经验并不能帮助我。最好的虚构写作从内省开始，而不是渊博的知识。在这个更广大的世界中，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所知不够多，也无法让自己的知识足够多。反复犹疑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与这个世界进行最直接的接触。我必须与我虚构写作的实践背道而驰。我必须使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真实地记录我的经历。因此我的写作有了分类：自由无限的虚构作品与严谨持重的非虚构作品，二者互相支持、互相滋养，是我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愿望里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虽然我最初的想法是成为高贵的驾驭想象力的作家，但现在这二者在我心目中没有轻重之分。

在实践这种新方法的时候，我首先要面对与我祖辈相连的土地，印度。我不是局内人，即便是在长达数月的旅行之后；我同样也不能认定自己是局外人：印度和印度的观念一直以来对我非常重要。因而面对印度时，我总是很矛盾，难以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我一共写了三本关于印度的书。它们都是也必须是非虚构作品，但也像所有虚构作品那样个人化、纷繁复杂乃至强烈地情绪化。《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印度系列的第三本，写于第一本印度作品完成的二十六年后。作者用了二十六年时间，超越个人发现与痛苦，展开分析，最终得出那个简单并压倒一切的看法：印度最重要的，需要去深入接触理解而不是从外部旁观的，是那里的人。

这本书还探讨了一个更深入的观念：最简单地说，印度一直在变化之中，遍布这个广阔国家的男人和女人，走出了父辈和祖辈那障碍重重的道路，背离了后者的期望，还希冀更多东西。这就是题中所言的“百万叛变”，并不是指遍地都有游击战。几乎每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对一八五七年短暂的印度反英起义有些印象，英属东印度公司雇佣军中的印度士兵对英帝国的殖民发起叛变，他们困惑而愤怒，但缺乏一个可见的明确目标。我书名中所说的百万叛变表明的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指引了一条更真实、更普遍的道路。

在二〇一〇年，印度崛起得到承认的当下，如此表述似乎合情合理。但在一九八八年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情况有所不同。当时的印度充斥着一种虔敬的甘地式的悲观，在印度这样的悲观情绪还常常表现出某种自我满足甚至愉悦。城镇中闲聊者的谈话都是关乎堕落，对先前传统的背弃：政治与犯罪相连，到处都是腐败。这些都是典型的陈词滥调，毫无深度，不是基于对这个国家的真正了解；但可以从这儿往下挖掘。这正是我展开关于“叛变”的观念的背景。

这不是我的空想。在这二十六年间，我在印度进行了大量的辛苦旅行。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自由的人，与大部分被家庭和工作羁绊的印度人相比，我获得了关于这个国家更多层次的、更多样的知识。我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度过了许多个星期。在印度朋友和官员的热心帮助下，我得以体验各地的生活，包括那些贫瘠的甚至被划为禁区的印度农村，尽管一次只能停留一两周。我也得以对小镇生活有所了解。我并没有将自己所见的全部写出来。那些经验被存储起来，然后我有了那个想法，扩展那些经验，完成一个大部头，以人为主题，而这个关于印度的全景式描述将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涵盖或者解释这个国家未来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会发生什么（因为我相信如果可以准确把握当下，就能预测未来）。这就是我对我的英国出版商们所说的。他们喜欢这个想法；他们真的在十分钟之后就买下了它；没过几天，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孟买的泰姬陵酒店，惊叹着自己的宏大计划，而且并不确知我可以怎样以人的角度解读这个庞大的城市（外面是显然无法穿透的午后人群，在暗沉的阿拉伯海旁边的印度门附近缓缓移动）。当然，这个城市的背后还有这个国家：记忆中被太阳炙烤着的无休无止的在公路和铁路上的旅程，现在都令我感到后怕。

我在那家豪华酒店度过了空白、慌张的四天，令人沮丧的是我有意识地记下日记，却无话可说。我不喜欢日记体，它会模糊视线。我偏爱距离，以及记忆的筛选功能。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可以比较的人，易卜生，他更像是诗人而非剧作家，他努力地用日记记下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时他在那里的旅行。那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也有壮阔的景观：按理说这太适合记在日记里了；但从外部观察，只处理事物的表面细节，一定令易卜生厌倦不已；于是他干脆停笔不写了。或多或少与此相似，我在孟买几近崩溃，放弃了沉闷的日记，转而寻找新的开始。

酒店休息室的大公告牌上登了一位房客或者说“内设”的卜卦者的广告；那四天，我常有前往求助的冲动，去问问究竟还要不要写这本书。但我不必那么做。一个人在焦虑时会做很多事，比他所以为的更多。这本书就这样有了开头——我想到了开篇那句“孟买人挤人”——然后迅速向后展开。

观念是抽象的，只有包裹上人与叙事才能成为书。读者一旦进入这本书，翻阅前面数页，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双重叙事。有一个被介绍给我们的人的直接叙事；还有一个更大的外部叙事，使得这本书各异的篇章共同组成一个整体。这并非偶然。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即便没有伴随着反思性写作；这本书所涉及的特殊的艺术在于预测，我所遇到的许多人中，究竟哪些人能够最好也最符合逻辑地推进我的故事，而不需要任何生搬硬套。

我必须依赖当地人的介绍，但要向他们说清楚我寻找的是什么并不总是那么简单。许多人被新闻采访报道影响甚深，以为我是在为我所关心的各种事情寻找“代言人”。实际上我探寻的是某个更深切、更是侵入性的东西：在这个古老国度永不休止地为新思想、新政治、新商业观念做出调整的时候，寻找到可以阐明其中某个侧面、某个新转向的个人的鲜活的经验（请允许我使用这样的表述）。因此，在这本书里，一种经验催生出另一种经验，一个主题演绎出另一个主题。

还有一份幸运，一天在孟买的泰姬陵酒店，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缘由，我决定做一件在印度信仰中不祥的事，沿逆时针方向游览这个国家。如果我选择顺时针方向，去北方，到德里、加尔各答和旁遮普的话，会太快进入这本书的主旨部分，从而使这个国家其余的地方在后文拖拽，差不多就是“反高潮”的写法了。而先去南方（我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就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处理那些重要议题，比如种姓制度对印度科学发展的影响，南方延续了一个世纪而鲜有人知的种姓战争，以及对婆罗门的驱逐。这些内容可以让读者（以及作者本人）为问题重重的北方做好准备：加尔各答、勒克瑙、德里的英国身影，过去一个世纪的所有历史，就在现状之下。

经常有人问我，在旅行的实际过程中我是怎样做笔记的。我不用录音机，只用笔和笔记本。由于见到一个人时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对我的目标有所帮助，通常开始之时我会依简单对话而定。我不会直接亮出笔记本使对方感到害怕。如果我认为听到的内容是我所需要的，我会告诉那个人我想过一会儿把他的话记录下来。随后我会让那个人重复他的话和我不完全了解的事情。我手写记录，也写下背景、讲述者以及我自己的问题。一般而言，讲述者看到我在用笔记录时，第二次叙述都会讲得慢一些，也慎重一些，但他的话依然保持着正常叙述的节奏。一个小时可以完成大量工作。我不做任何修改、润色。

抱负远大和复杂费力的书并不总是成功的。不过据说这本书的平装本在英国已经重印了三十六或三十七次。我为如此好运感到惊叹。（陈蒙 译）第一章孟买剧场

孟买人挤人。那天早上从机场进城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我开始觉得人行道和马路上的人潮大得不寻常，可能发生了什么状况。

由于人潮，进城车速缓慢。在一些十字路口，车流被红灯、警察或两者同时阻挡下来；这时候，人行道上的人群更加骚动，匆匆蜂拥穿过马路，他们穿的浅色薄质衣服构成一大团泡沫，仿佛从哪个看不见的闸门奔流而出，如果闸门不再关上，穿越马路的人潮将到处流窜，一辆辆破烂的红色大客车和黑黄两色的出租车也会困在人流中而动弹不得。

坐在出租车里，我四周都是烟雾、热气和杂音。阳光炽热，空气窒闷，客车排出的废气中的粉尘开始沾在我的皮肤上。马路和人行道上那些人的情况应该更惨。他们有许多看来却像是刚刚洗过澡，额头才点上吉祥痣；有许多则看来是盛装打扮：也许这些是在欢度什么重要节日的孟买人。

我问司机今儿是不是公共假期。他听不懂我的问题，我就算了。

孟买继续呈现它的面貌：现在马路两旁是孟买的公寓，这些混凝土建筑上面几层因为孟买的气候、烈日、大雨和高温而发霉，下面几层则似乎由于人行道上的人群而覆满污垢；人群留下的污垢就像潮痕那样慢慢往上升，要跟霉斑会合。

就算脏兮兮的小店也有亮丽的大招牌；画出这些色彩缤纷、富有创意、水平不俗的作品的人，显然对拉丁文和梵文（或天城文）的书法掌握得不错。通常，在这些商店前面和招牌下方只有尘土；偶尔可以看到沮丧、黝黑的人坐在尘土上吃东西，除了食物之外他们对其他一切视若无睹。

招贴板上有大张的电影海报，电线杆上则是较小张的。初来乍到，实在很难把海报所推销的爱情故事跟路上的人群联系在一起。更加突兀的是银行和航空公司的英文广告，以及《印度时报》的一百五十周年特刊（“美好的时光，悲伤的时光，变迁的时光”）：对一个刚搭乘夜间班机抵达的人，这些广告所暗示的城市犹如不知用什么法子从眼前的人流中酿造出的琼浆——一种独特、浓醇的烈酒。

人潮还是没有减少。这时我注意到，这人潮有一大部分在另一边的人行道上排了一条长龙，宽有三至五人。队伍不断加长，虽然有好几大段似乎静止不动，它还是以极慢的速度移动着。我这才发觉，我坐的出租车已经在这队伍旁边行驶了一段时间；到此刻为止，它或许已经有一英里长。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维持着横向道路的通畅。

这些人在等待什么？他们有多大可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纵使在烈日之下、在黄浊的废气之中，他们看来还是安安静静、心满意足。他们穿的是不错的衣服，简单、印度式样的衣服。后到的人急急忙忙、几乎跑着加入队伍，然后他们就耐心等着，似乎准备等上一大段时间。我没有注意到队伍的前头，不知道那边有什么。马戏团？我想我没看错，在这条路前端有几张马戏团的海报。或者是什么电影明星到场？队伍中的人倒并没有那份热切。他们卑微、黝黑、有耐心；他们表情严肃，穿的是最好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早先在前面的队伍中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的旗帜和标志。

抵达孟买市中心的旅馆时，我打听出这天并不是公共假期。虽然在我看来人群很大、队伍很长，报纸应该有所报道，我询问的旅馆工作人员却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孟买市中心某个地方有好几千人刚刚参与了一件大事，可是那件事跟这里毫无干系。

我打电话给一位认识的人，一位作家。他知道的也和旅馆的工作人员一样少。他说那天早上他没有外出，而是一直在家里撰写一篇要在《雅士》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写完文章后打电话给我，说他对这件事有两个推测。第一个推测是，我看到的人群可能在排队领取电话号码簿。新版号码簿分发得并不顺利——这里是孟买嘛。第二个推测是他从女佣那里听来的。那位女佣在我打过电话之后来上班，她说今天是安贝卡博士的生日，在我从机场进城途经的郊区有盛大的庆祝活动。

安贝卡博士曾经是印度境内一度被称为“贱民”的人们的伟大领袖。他在当时比圣雄甘地更有分量。他在世时不乏荣耀和权力，他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政府的司法部长，也是印度宪法的起草者。但是，他却抑郁而终。是他而不是别人鼓励贱民——甘地口中的哈里真、神的子民，如今以他们自己的称法叫作达利特——摒弃奴役他们的印度教，改信佛教。在他的想法有机会改变或发展之前，他于一九五六年辞世。

在安贝卡博士所代表的种姓中，没有其他领袖有像他那样的权威和声望。他一直是他们的领袖，比任何人都更受他们敬仰，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神。我听说，每个达利特家庭里都挂着一幅安贝卡博士的相片。这张相片我看过许多次，令我纳闷的是，他们没有使用质量好一点的相片。这幅安贝卡圣像犹如旧式报纸印刷术所复制出来的灰色护照相片：领袖的容貌被减化成黑点和白点的组合，凝固在四十或五十年代的形象里；他的脸颊有点丰满，并无其他特色；他戴着一副学生型眼镜，身上的外套和领带让他看起来有一分半殖民地社会的体面气派。相片中人穿外套、打领带，这在印度倒是不寻常。但这也不算突兀，因为这形象正好跟圣雄甘地的手织衣物及腰布形成对比。

看来，人潮应该是为了安贝卡博士而来，而不是为了领电话号码簿。队伍里的人群确实展现了从事宗教活动时应有的宁静，他们的举止就像正在做正事积功德的人。如果说群众是在庆祝安贝卡博士的生日，那也可解释我先前见到的旗帜和标志。我所看到的人群正在膜拜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圣者、他们的神，这样做时，他们同时也膜拜了自己。

那天稍晚些时候，我跟旅馆的一位主管攀谈。他想知道我对孟买的印象。当我提到那些为安贝卡而来的群众时，他在那一瞬间有点吃惊，也不知该如何回应。然后，他一反彬彬有礼的旅馆待客之道，露出烦躁和不悦，他说：“这个国家越来越不像样了。”

这跟我多次听到的关于印度的说法基调一致。印度变了，它不再是先前那个美好稳定的国家。在那段争取自由的日子里，政治活动参与者们追随甘地，也穿着手织衣物，视之为奉献和服务的标记，也是他们与穷人站在一起的象征。如今，政治人物身上的手织衣物却代表权力。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人们忘却了昔日所推崇的事物，现在，大家只看重金钱。三四十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额投资只落得一个结局：“贪污舞弊”、“政治犯罪”。虽然寻求着发展，印度却落得更加破败。当前，任何人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一切皆瞬息万变。警察、窃贼、政客：这些角色已经没有差别。随着财富累积——孟买那些拥挤、丑陋的摩天大厦所宣示的财富——许多被长久掩藏的分歧也暴露了。这些具有分裂性、层次较低的忠诚——对区域、种姓、家族等各方面——是如今印度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主导因素。

就以达利特来说，如果这些人仍然只是圣雄甘地眼中的神之子民哈里真，大家不妨给他们一些帮助和同情，偶尔把他们当作行善的对象，那么当天早上安贝卡的生日纪念活动便不会让任何人兴起世风日下之叹了。然而，先前被称作哈里真的人如今已经取得一些财富，受过一些教育；因为这些变化，他们也发展出集体归属感和政治意识。他们不再只存在于抽象的领域。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而行动；就像印度的优势群体强调其独特性那样，他们也成为了重视本身独特性的一群人。

在孟买这个城市里，达利特的独特诉求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住的旅馆外就是“印度门”。这是英国人留下的建筑：雄伟挺拔的拱门，纪念英王乔治五世于一九一一年踏足印度的事迹。拱门跟帝国主义的这层关联如今已成为“印度门”浪漫情调的一部分，其周遭铺设石板的空旷场地则是人们午后常去散步的地方。在那帝国纪念建筑两旁，有人竖起几个简单而相当小的牌子，在白底上用黑色天城文字母写了一个词——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写作Mumbai，而不是Bombay。

那些写着Mumbai的牌子道出了存在于这城市内部的冲突。孟买是个大都会。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后来的发展也是如此；它吸引了来自南亚次大陆各地的人。在独立后的印度，孟买却落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六十年代中期，马哈拉施特拉人便发动了区域本土化运动。他们争取的目标是把马哈拉施特拉邦变成自己的地方。开始时，运动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来自南印度的贫困移民，不过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威胁。这个运动叫作湿婆辛纳，意为“湿婆的军队”，名称源自十七世纪马拉塔民族战士领袖湿婆吉。报纸并不支持此项运动，把湿婆军分子视为“法西斯分子”。但湿婆军持续壮大，两年前，它在选举中控制了孟买市政府。

市政府建筑属于英国统治孟买的时代里那种信心十足的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宽大、牢固的楼梯一边有上蜡的木质扶手，扶手下面是维多利亚式的金属雕饰，走上楼梯就是会议厅。厅内墙壁下半段镶着厚实的红褐色木板。在市长座位四周，桌椅排列成弧形及半圆形。市议员座椅的布面是绿色的，但市长的椅子却是橘黄色的。橘黄色是印度教的颜色，在这里是湿婆军的标志。会议厅一侧廊台下的哥特式拱门上悬挂着橘黄色的布。布前是一尊青铜色的湿婆吉半身雕像，雕像头顶的布上有一面圆盾和两把交叉的剑的图案，也是青铜色的。

在市长座椅后的墙上，以及几个（由灰色大理石支撑的）哥特式拱门上方，高高挂着殖民时代一些著名印度裔孟买老市长的画像。画像中的人颇有威严，他们戴着假发或祆教徒小帽或穆斯林头巾。这些人的威严，以及他们的威严在另一个时代可能激起的民族自尊，这些如今都走进了历史。

会议厅的格调如此完美，气势如此宏伟，建筑设置如此周全，令人很难想象湿婆军那种简单的橘黄色就能把这一切一笔勾销。这让我想起塞浦路斯岛上尼科西亚的天主教大教堂：穆斯林占有了它，清除了其中的大多数摆设，然后挂上写有《古兰经》经文的旗帜。这也让我想起十七世纪的马拉塔人：他们在莫卧儿人和英国人之间乘隙活动，入侵的范围北及德里，东达孟加拉，最后征服远在南方的坦朱雷，自立为王。

从机场进入孟买的访客也许看得到一团人潮中那些矮小黝黑的身影，看得到尘土和废气，看得到在混凝土建筑之间挤成一簇的临时木屋，以及从这些木屋中延伸出的遮蔽物——像寄生关系般簇拥彼此，看得到不知要伊于胡底的人间惨象。然而，在这个市政会议厅里，在湿婆军的橘黄色和交叉剑上，你只看得到战争和征服的讯息。

这使得独立运动看起来像一段过渡时期。独立像某种革命般降临在印度；如今，在那场革命中还有许多场小革命。发生在孟买的情况也见诸印度其他地区：安德拉、泰米尔纳德、阿萨姆和旁遮普等邦。过去因为外来政权，抑或由于贫穷、缺乏时机或自卑而蛰伏的数十种特殊的身份认同，如今在印度各地开始苏醒。就好比那位旅馆工作人员，他对印度及其发展原本有另一番期望，如今却产生疏离和危机感，那可是一点都不奇怪。

我自己在一九六二年首度造访印度时，也有类似的疏离感。对我来说，那是一趟具有特殊意义的旅行：我以十九世纪出国的印度契约劳工后代的身份前往印度。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种移民的招募工作便持续进行着；他们主要来自东部恒河平原，然后从加尔各答的转运站被送往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其他地方的种植园，从事为期五年的劳动。包括我祖先在内的人们前往太平洋上的斐济，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南非，西印度群岛的一些领土，尤其是英属与荷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我的祖先前往特立尼达——照我的推算，应该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

这些海外的印度人群成分复杂。他们构成了小型的印度，其中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各种不同种姓的成员。他们是弱势群体，没有代表选举权，缺乏政治传统。由于语言及文化的不同，他们不仅跟周围其他人没有接触，跟印度本土（离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有好几个礼拜轮船航程之远）也没有接触。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他们发展出在印度不可能存在的对印度人社群的归属意识。这种社群意识的力量可能会凌驾于宗教和种姓之上。

上个世纪末，三十几岁的甘地前往南非，开始在当地的印度移民之间从事活动时，他所发现的正是这种印度人社群的观念——当时，他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或历史或文学的观念。也就是在他在南非停留的十五年间，甘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领导一次全印度的宗教政治活动的使命。

我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印度独立前的十五年。在成长过程中，我对印度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我的祖先来自那个国家——这不是当时的我乐于深入探究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族群。在特立尼达，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殖民制度下的甘蔗农场工作；我们大多数人过着穷日子，许多人住在茅顶土墙的小屋里。移民到新世界让我们摆脱了印度农民逆来顺受的古老习性，使我们心怀抱负，但是在大萧条年代，殖民统治下的农业社会特立尼达却提供不了什么机会。因为看到周围的贫穷，因为觉得世界是一座牢狱（我们四处碰壁），我的先人为了改善处境而离开的那个印度便在我心中成了最可怕的地方。这个印度存在于我自己的心中，有别于我从报纸和书籍上读到的印度。这个印度——或者说，这种对我们原居住地所产生的焦虑——就像是盘踞在心头的恶魔。

还有第二个印度。它跟第一个印度相辅相成。这第二个印度是独立运动时期的印度、伟人辈出的印度，也是拥有伟大文明和伟大古代历史的印度。当我们处于种种困境时，是这个印度让我们得到慰藉。它是我们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层面；在多民族的特立尼达，我们所发展出的这种认同已经变得更像民族认同了。

我一九六二年初访印度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种认同，但到了印度，我却发现它在那里并无意义。印度人社群的概念——也就是涵盖整个大陆的印度身份观——只有当那个社群规模很小、属于少数民族并孤立隔绝时才会有意义。印度挤满了几亿人口，混乱和裂隙是其严重问题；在这里，泛大陆的认同概念根本得不到共鸣。人们需要的是一些能让他们为自己定位的较低层次的概念；他们在区域、家族、种姓和家庭这些较小的群体里找到了稳定的依靠。

这些是我几乎无法理解的群体。它们不可能在特立尼达给我任何慰藉，不可能抵消我心中那恶魔似的另一个印度，一个贫穷卑微得令人不敢想象的印度。一九六二年，我就目睹了这样的印度，我由于持有关于印度身份的念头而无法接受它。在印度街头和乡间所见到的贫穷景象令我不悦并感到威胁，又使我被心中那个恶魔折磨。那种贫穷离我已有两个时代之远，但我觉得自己比碰到的大部分印度人更接近它。

一九六二年，尽管有了五年计划，全民选举已经成为事实，社会主义和升斗小民是热门话题，我却发现对大部分印度人而言，印度的贫穷仍然是一个浪漫的概念；它在人们心中激起虔诚和凄美的哀愁，它是这个国家独特性的一部分，更是达成甘地之摒弃物欲精神的手段。

我认识某个经济周刊的一位编辑，他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有一次我们在孟买谈到贱民，他问我：“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一些贱民的美？”这位编辑毕生为印度效命，贱民地位的提升是其中一部分，他这样说的时候充满了仁厚的情怀。

这里有一个矛盾。我所设想的泛大陆的印度身份随时会使社会的紧张关系浮现；要是抱持这样的理念，我便很难在印度从事有效的工作。相较之下，印度人所持的种姓或群体稳定观就有比较明确的诉求；这使得他们一方面可以身心无恙，另一方面又能在别人或许会望而却步的环境中工作——只是卑微、于事有补的工作，不是什么革命大业。我在乡间停留数周，跟印度行政服务局的一些年轻官员住在一起时，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千千万万人长年那样工作着，心中毫无突显自己的念头。独立后四十年以来，这已经成为举国投入的巨大工作，其成果如今明显可见。看似突发的变化其实早就在规划之中。你看得到财富增加，你看得到曾经的穷人如今显露出新的信心。那信心的一方面是新特性新身份的崛起；这些使印度人感到不安，就和一九六二年我仅以“印度人”身份前往印度时，种姓、家族和区域认同令我不安一样。

过去被称为贱民的人在拥挤的马路上排了一英里多长的队伍，他们前来向他们那位早已过世的圣人致敬——那位在其圣像中穿西装、打领带的安贝卡博士。他们所表现的尊严是过去看不到的。可以说，这是甘地等人致力实现的；可以说，这验证了自由运动的正当性。但是，这也可能被视为对许多印度人习以为常的稳定的威胁，一个中产阶级成员可能会顿时陷入焦虑，觉得这个国家真是每况愈下。

孟买的股市景气了好一阵子。二十九岁的证券经纪人巴布赚了一大笔钱，数目比他父亲干一辈子活的所得还要多。巴布的父亲在英国殖民时代移民到当时为英属印度一部分的缅甸。缅甸独立并退出英联邦时，巴布的父亲跟其他印度人一样被迫离开。回到印度后，巴布的父亲从事自营股票证券买卖。他仔细阅读报纸的财经版，收入还算差强人意。“从事股票交易，”巴布说，“如果十次有七次获利，那就算干得不错了。”巴布的父亲未受过正规教育，在他自己看来，他算是干得不错了。

巴布受过较好的教育，又是在一个规模大了不少的经济体中从事交易，就算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说也算是干得相当不错。他说，过去五年情况特别好，他认为下一个十年也会相当好。

但是巴布已经开始感到焦虑不安。他不知道印度商界近来所表现的攻势会导致什么结局；他无法确定，像他这样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人在新局势里会适应到什么程度。他也开始产生某种他父亲从未意识到的恐惧：二十九岁的巴布活在革命和混乱的可怕威胁之下。他一方面担心个人的损失；另一方面，他的担忧也源自他在宗教方面的思虑。

巴布生于一个耆那教家庭。耆那教是在佛教之前从印度教衍生出的一个古老教派，其信徒所要达到的境地是他们心目中的绝对洁净。他们不吃肉，不吃蛋，不杀生。耆那教徒每天早晨都要沐浴，以没有用针线缝过的布覆体，然后赤脚走到寺庙祈祷。不过，耆那教徒在印度却以擅长经商而闻名。

巴布的办公室位于孟买的股票交易区。从街道上，访客不易看出这一地段跟孟买市中心的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巴布上班的那栋高楼的大堂有种特殊的印度风味：你能想到，为了保持洁净，每天都有人拿着有点脏的抹布把那地方上下擦一遍，他也在每个电梯的折叠式铁门上留下了一抹黑色油污——有点像每天一次为神像点上檀香油膏。每个电梯都用潦草漆成的板子标示着号码，每个电梯前都有一小排左拐右弯的队伍，大厅里的人群因而拼出了一幅花形图案。

在我们下电梯的那个楼层，墙壁上还看得出那块有点脏的抹布的痕迹。不过，在高层安静了许多的走廊里，人们显然不像在楼下时那么紧张地注意举止，避免失态。他们有时会找个角落，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远远往墙上吐出一口口以抛物线飞射的含渣的红色槟榔汁。

走过不拘小节的这一幕，我们来到办公室。桌子，职员，办公设备。墙上挂着加框的彩色印度教神像，其中有些还装饰着花环。巴布办公的地方是靠里的一间小室。计算机屏幕闪着绿光。一面墙上并排挂着三幅神像。最右边是骑虎的女神难近母，相框玻璃上有个金盏花花环。

我向巴布问起难近母。他并未直接回答。他开始谈起他的耆那信仰，以及那信仰对他的工作上有什么用处。

他说：“基本上，我们没有嗜杀的本能，而那却是企业家应该具有的。”

我说：“你倒很成功啊。”“我们是做贸易的。”对他来说，这是重要的区别。“经营企业需要有嗜杀本能，做贸易则不必。这就是为什么耆那教徒不涉足企业界。如果我在证券交易所做买卖，而某位仁兄不肯把钱付给我，我可不会雇个帮派分子去处理。同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建筑业，他们就会那样干——如果我是建筑承包商，我就必须跟帮派打交道。”“这情况有多久了？”“在城市里越来越严重。一九七五年”——那是甘地夫人宣布戒严的时候——“以来，所有帮派头子都不再干走私，改做建筑。他们的手法之一是‘劝说’人们搬离某块土地，以便在上面盖房子。”

这是许多人谈到的话题。这是印度企业和政治“犯罪”的一环。

巴布说：“这是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他指指自己的房间、里面的计算机，以及外头的办公室，“还能持续多久。目前我们的情况还不错。我们是吃素的，但我不知道我们这种可以不必出去跟人打斗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

在那场所强调素食，听起来有点奇怪。但素食在巴布的宗教信仰里是基本要素。面对着生活的纷扰、变动及无常，坚持洁净的素食可以让人找到依靠。那是对意志和德行的磨炼，可以让人免于陷入其他种种极端，包括“出去跟人打斗”。

巴布身高中等。他的素食和运动——没料到是篮球——使他拥有一副结实、修长的身材。他硬实，肌肉倒不是那么发达，说来有点妙，他的样子倒真像耆那教的一尊光滑的大理石雕像。他的眼神沉着，他的脸庞近似方形、线条分明，他的皮肤平滑、没有疤痕。

他认为，如果贸易的性质有所改变，如果嗜杀本能也在这个行业滋长，那么耆那教徒只有奋战，否则就必须投降。从他的话听起来，耆那教徒似乎至今都倾向于投降了事。他们已经离开建筑业。就像德里的情况，他们在孟买也不再从事那些令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现金或贵重财物的行业。

他再度谈起他的宗教。当他提到女神难近母时——他好整以暇地回到我先前的问题上——他并不把她说成是具有特殊属性的神祇；在他话中，难近母就是单纯的神。“一旦有重大事情发生，我就不得不想到神的旨意。今年初我父亲因心脏病过世，遭遇这种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其中牵涉到我无法扭转的外在因素。”“我现在使用计算机，像发达国家的人一样。我曾经想过，要是我在股市有所斩获，那是因为我会利用这些新科技。其他时候——我父亲过世，像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我又觉得我的才智或冲劲根本不值什么。你看，我在这里干这一行。我预测股市动向和股价波动。你也知道，干这行的人都像着了魔。可是，我突然间有这种感觉——我无法预测我的未来。就是在这种时刻，我感到有神那样的力量存在，我想要有信仰。”“过去一年来，每当我兴奋或非常悲伤时，就会产生那种感觉。先前，我会把兴奋表现出来，你能看出我的兴奋。现在，我知道到了末了，兴奋过后，可能就会有什么伤心事发生。因此，何必兴奋呢？”“年纪较大的会这样想，我可以理解。你年纪可不大。”“我们在孟买证券交易所有一句口头禅：‘你看过几次迪瓦里？’”迪瓦里就是印度教的排灯节。“那意思就是说，‘你年纪有多大？’我那位拥有这家公司的朋友只有三十岁，过去五年来他的事业做得相当成功。他受过两次所得税突袭检查，也经历过几番浮沉。他五年之间经历的种种可能不少于我父亲一辈子的遭遇。因此，我们说重点不在于你看过几次迪瓦里，而是你放过多少鞭炮；这对我也适用，不但对工作，也对生活。我每天早上都到寺庙去。我祈祷主要是为了控制某些情绪反应。”“悲伤？”我想到的是他父亲。

他听错了我的话。他以为我说的是“贪婪”，因此他说：“贪婪和恐惧，两种和我的工作有关的反应。我走进寺庙，双掌合十，在那边停留五分钟。”“你这时在向谁祷告？”“所想到的世界主宰。”“你心中没有特定的神？”“如果你正好手头有交易，你会想到女神吉祥天女拉克什米；别的时候则可能是辩才天女萨拉斯瓦蒂。吉祥天女是财富女神，辩才天女是智慧女神。我一想到贫民窟里的小孩，就会同时想到神。那时我会想，我是从某个特定子宫里生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人在这里，而不是那边。为什么我在这里，而不是在贫民窟那边？我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制式教育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神。我每天会想到这些两三次。”“你父亲也有这些想法？”“我父亲是白手起家。他只是有执照的证券商，并不是什么证券公司的股东。他必须花更多心血在工作上。一般来说，你得先把吃住解决了，才会去想这些其他的事情。虽然我父亲一定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但他必须先以家庭为念。跟他比起来，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更好的处境。这是我会有这类念头的原因之一。”“没有一点攻击性的人在商场上会成功吗？”“攻击会导致恶性循环。我举个例子。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安巴尼的人，再过两三年他将成为印度最大的企业家。你可以从这个人的例子中明白印度工商企业到底是靠什么成功的。他是个干练的管理者，也是干练的操纵者。这两者有所不同。管理者负责企业组织的安排，操纵者处理外务。安巴尼有先见之明，但最重要的是他也有攻击性。如果你拿他来跟塔塔和比尔拉等老企业家比较，他要比他们先进了一个时代。比尔拉有各项政府许可，他创办了种种企业，生产货品。这位安巴尼更胜一筹。他只依自己的心意制订或废除公司策略。他看到了市场上对聚酯纤维的需求。这东西亮晶晶，耐用得不得了。在印度大家买不起太多衣服，这东西最能派上用场。于是他就做起聚酯纤维的生意，还不让别人也来掺一脚。在这之后，他使出下一招——生产用来制造聚酯纤维的原料。这时，他要别人去制造聚酯纤维，他便可以把原料卖给他们。这种纵向的产业整合终将让他掌握印度纺织工业。聚酯纤维将是市场上最大宗的产品。“如果我想在印度做起任何企业，我就必须这么做。诸如此类。”“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里有一家叫巴扎吉的公司。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小型摩托车制造商。三年前日本厂商进入印度时，我们认为巴扎吉很快就会关门大吉，但它不但没有关闭工厂，事业还扩张得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品牌。巴扎吉本人是哈佛毕业生。不过他那一家人倒没有什么新作风，他们的生活都还遵照所有的印度文化和习俗。他们被征收百分之九十七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税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但今天他们的财富还是相当庞大。这让我相信它还行得通。”

他所说的“它”是指印度传统生活方式，符合“所有的印度文化和习俗”的生活方式。

巴布说：“这里的重点是你刚才问到的，就是说要怎样才能不靠攻击而成功。问题在于克制。在我那些荤食的朋友身上，我找不到素食者所表现出的意志、克制和品格。我们最初开始吃素的时候从未想过这些事情。现在回头再看生命的种种，我们发现荤食确实有问题。”

巴布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打算。他想再工作十年，发挥一下他具有的商业才能。他想在那十年间赚到足供余生花用的钱，然后献身公益活动。不过，他对这个计划有些不确定；他尤其感到犹豫的是，离开职场是否真的明智或真的有用。如果他去亲自从事公益活动，那不是浪费了他的天赋吗？如果他继续留在商界，把获利——肯定会增加的——捐出来做公益活动之用，那不是更能实现他的社会关怀吗？

这些念头令他不安。他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而这令他更加不安。他认为，以他所过的生活形态来说，在这时对穷人的同情只是“伪善的”。“如果我说我应该从事公益活动，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间空调办公室里？如果我有真实的感情，我应该到贫民窟那边去工作。我可能直到四十岁都还会像伪君子那样过日子，然后才开始做真正想做的事。目前我在事业上的回报相当好。这让我觉得应该更加卖力，让我觉得没有资格享受这些奢侈。”“想从事公益活动时，上一代的耆那教徒是去建造大理石寺庙。我们觉得那不太合适，或许因为寺庙已经那么多了。我们想到的是孤儿院和医院。我们这一代对公益活动比对宗教还要重视。”“你对贫穷现象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不安？”“我确信将会有一场革命，就在一代或两代之内。收入的差距早晚要改变。想到那问题，我就不寒而栗。印度人笃信宗教，听天由命，这点我相当确定。就像我，受了这些年的教育，也相信命运会决定我的未来——我终究要听从它的安排。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闹过革命。如今，纵然人们笃信宗教，由于越来越严重的挫折，革命终会发生。容忍的限度已经不能再扩大了。”“你认为会是什么样的革命？”“不会有任何模样，只会是全盘混乱。”

对某些人——譬如湿婆军——来说，这场革命已经开始。我认识了尼基尔，一位年轻的杂志记者。一个周日早上，他带我到孟买郊外的塔纳工业区去看一位湿婆军的“地区领导”。湿婆军在塔纳有四十个分部——单单一个郊区就有四十个分部，每个分部都有一位像我们要会见的巴提尔先生那样的领导。

塔纳在孟买北边，距离孟买有一小时火车车程。车厢空间宽敞，只有基本设备，这样的车厢正是为了运送孟买郊区的大量乘客，不必讲究，金属杆、撑架和螺栓都没有涂上油漆。每个车厢都有一个显眼的金属卷标，上面是制造商的名称：加尔各答杰索普公司，以前是英国人的公司，现在则为印度人所有。

我们经过一栋栋污黑发霉的公寓建筑，沼泽和排水沟，已经转成褐色的作物，灰尘、小孩，还有总是见得到的小屋，以及依附着它们、以破布为顶的遮蔽物——现存的小屋、茅屋或遮蔽物为新来者提供一面现成的墙，这些是不断涌入孟买的一波波人潮，他们有时在一夜之间就把历时数年的重建成果化为乌有。早期，湿婆军曾想把马哈拉施特拉邦变成马哈拉施特拉人自己的地方，在当时展开运动，反对其他邦的居民迁入孟买。只要看看火车外面的景象，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在车程一小时之外的塔纳，人们仍然意识到居住空间在此也是那么昂贵。火车站附近一条工薪阶层居住的巷子里——就在那些颜色鲜艳的摊子过去一点的地方，摊子有的摆水果，有的摆廉价手表，还有的摆周日早晨穿戴的俗丽服饰和亮丽的市集货品——一套简单的公寓就要卖二十五万卢比，大约一万英镑。

巴提尔先生房子的门在这条巷子一侧的小弄里，小弄两边各有一栋两层楼建筑。巴提尔先生住在右边那栋旧房子楼上，左边那栋尚未完工、建筑样式有点突兀的房子看起来会是一间大宅。小弄底的院子很像西班牙港古宅的后院，户外活动繁多，难得闲下来，沿着院子后墙盖起的小砖屋摇摇欲坠，和孟买的情况一样拥挤，人们就这样将就着使用那么一点空间。

后墙另一边的空地或院子里，在离墙不远处有栋不小的饱受风吹雨打的混凝土结构建筑，看来原先的计划已被取消，建造中止了。要是这栋建筑顺利完工，它会挡住射入巴提尔先生院子的一部分阳光，院子也会令人觉得受到束缚。由于后边没有阻挡，巴提尔先生的院子在目前情况下倒出人意料地没有压迫感，虽然人那么多，噪音那么喧嚣——此起彼伏的声音、这样那样的事全部混在一起，结果像是海浪的呼啸。

向上通往巴提尔先生住宅那一层的木头楼梯很陡（为了节省空间），必须小心攀爬。楼梯的构造有点意思，每块厚梯板都以接榫的方式跟两侧的木板相连。在楼梯顶端的阳台或走廊上有脱在屋外的鞋子和拖鞋，不过，没有人要我们脱掉鞋子。

房间内已经有了一位访客。他是位督察，身穿卡其制服，坐在巴提尔先生旁边的扶手椅里。督察也没有脱掉靴子。那是一双相当炫目的靴子，看来应该是私人行头，不是警方提供的。靴子长及脚踝，软皮材质，上面有细巧的凹凸花饰，是棕红色的。

督察的年纪在四十上下。他神态严肃谦恭，但无失尊严。巴提尔先生蹙着眉头，或许那表情是他权威地位的一种表征。他身材矮小，已经开始发胖。他还年轻，将近三十，坐着的姿势突显了有点发福的肚子。看来他是在最近才有肚腩的，对它还感到不自在，同样的，他也还不太适应开始变得浑圆、把裤管绷得紧紧的大腿。他在客厅里光着脚。这是一般习俗，但也显示了他的特殊地位：他是在家中见客的地方要人。

那个周日早晨，督察前来寻求湿婆军帮忙解决发生在当地的“调戏夏娃”问题。在印度各地的公共场所，针对妇女的性骚扰频发，通常是偷偷摸摸的，有时则相当明目张胆。督察手头正在处理的这桩案件已经使当地的两个群体对立了起来。在人多、空间拥挤的情况下，情绪容易失控，麻烦也随之而来。

客厅墙壁被刷成了粉红色，有水磨石地板。就家具和装饰来说——如果不细究不同年代的风格差异——它很像我童年时在特立尼达见过的房间：在一些开始觉得日子过得不错、开始看重自己身份的人家里，你见到的就是这样的房间。客厅中有一台索尼牌电视机，附加录像机。电视上铺着一块有图案带花边的布，布上有个洋娃娃。粉红色墙上挂着几节有塑料扶桑花叶装饰的塑料框。房间一角有张双人床，上面整齐、有角度地摆着两条褪色的粉红靠枕。巴提尔先生的几件衣服吊在某种挂钩上。

巴提尔先生的母亲坐在开着门的左边门廊的水磨石地板上。另一头的房间应该就是厨房。我仿佛闻到一股从那边传过来的煎鱼味，不过也可能是我搞错了。或许巴提尔先生一家人不吃鱼，在印度，这类细节是很重要的，甚至关系到严重的种姓问题。总之，我闻到饭菜的味道，显然是这味道——正当督察和巴提尔先生谈话的时候——使一只长有虎斑的姜黄色小猫从客厅一头走到巴提尔先生母亲坐着的门口。这只猫出乎我意料：我以为印度人不怎么喜欢猫。这是一只印度猫，长颈细足，只有腹部丰满一点，比英格兰的肥猫来得瘦小可怜。

巴提尔先生的母亲穿着一件红色或粉红色的有图案的莎丽，她用一种能分别裹起双腿的方式系莎丽。她身材很矮，一身大多是松弛疲乏的肌肉，还戴着一副厚眼镜。她坐在门口为的是享受这周日早晨有客来访的时光；不过，从她的神态可以清楚看出，她并不想干涉儿子必须处理的任何大事。

表情严肃、令人注目的督察终于起身。他说，巴提尔先生能够如此理解让他感到欣慰。涉及调戏夏娃事件的两个群体各有不少支持者，足以在当地制造严重的麻烦——他这么说，针对这类事件，警方的立场是设法调解。然后，他告辞离去。我听得到他穿着皮靴的脚又轻又慢地走下那陡峭的楼梯。

巴提尔先生眉头蹙得更深，双唇紧闭，等我说明来意。他不懂英语，只会说马拉塔语，尼基尔为我翻译。我说，我首先想了解这个地方，还有巴提尔先生的家庭。

巴提尔先生说，他一家一直住在这里，这块地方。他父亲在孟买市中心一家工厂的器具部门工作了四十年。工厂制造什么？巴提尔先生和他母亲都不知道。工厂现在已经停业关门了。重要的是他父亲有固定的工作。因为这一点，他们小时候没有吃过苦，直到父亲在一九七五年过世之后，他们一家人才尝到苦头。印度没有养老金制度。

巴提尔先生脸庞黝黑、方正。他蓄着短髭，头发已经开始稀疏。

父亲过世之后，他外出工作。他在一家晶体管工厂的包装部门找到一份工作。是一位表姊妹介绍的。她就在那家工厂上班；事实上，她现在还在那里上班。他在包装部门的薪水不多，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月薪只有三百卢比。虽然不喜欢，为了糊口他也不得不从事那份工作。他在工厂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许多目前还有来往。

他从未认为自己和家人是贫穷的，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富裕或贫穷的。他一向觉得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就印度人对这个名词的理解而言。他的话响应了耆那教徒证券商巴布所说过的：一个人必须先顾好吃的跟住的，才会去注意别的事情。巴布事业成功，才使得他产生他较为困顿的父亲从未有过的社会关怀；同样的，虽然湿婆军议论着马哈拉施特拉人的贫困，只有当他们脱离了绝对困苦的情境时，才会有那种想法。

在那里成长时，巴提尔先生的抱负是怎么产生的？他是否从小就有雄心？是的。他从小就想成名。他并不想因为什么特定的事而成名，他只是想成名。有一阵子，他认为他应该成为一位著名的板球运动员。现在他不再有这种抱负，他在这方面的雄心已经减弱。他只想执行党的最高领袖要他从事的工作。

他在十岁时首次见到领袖——就在此地，在这片地区。那应该是一九六九或一九七〇年。有一天他看到一张宣告领袖即将来访的海报。当时，他从未听人提过领袖：湿婆军只成立了三年，领袖还没像后来那么有名。但巴提尔先生注意到了那张关于领袖来访的海报，那是在伽巴提节期间。现在，在巴提尔先生的言谈中，宗教和湿婆军政治开始产生联系。

伽巴提，或称伽尼萨，即印度教的象神欢喜天，长着和善的长鼻、明亮的眼睛，大腹便便。他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备受崇拜。他在巴提尔先生宅内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家人在屋内摆了一幅伽巴提神像。每年都有为象神欢喜天举行的节日，历时九天，每天都有一项重大活动。巴提尔先生小时候每天都会去参加活动，每年都不例外。

通过尼基尔的翻译，他用马拉塔语告诉我说：“我得到的一切福分都是象神欢喜天所赐。每个月有一天是拜象神的日子，那时我就跋涉一百一十公里前往巴里的象神欢喜天大神庙去祭拜。”他母亲（肤色比他白许多）在一旁不停点头。

索尼牌电视机后方的墙上挂着一幅供奉在巴里的那尊神像的彩照或图画。象神的大肚腩是大剌剌的醒目红色，看来并不那么慈祥。

我问道，他家人是否向来把象神欢喜天视为好运的赐予者。他回答说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把象神欢喜天跟好运联系在一起的？

他搔搔稀疏的头发。那只姜黄色虎斑猫，也许是小猫崽，现在坐在先前督察坐过的椅子底下，小心扫视着四周。巴提尔先生的母亲坐在门口的水磨石地板上——那地方像是她专用的座位——抬着头，似乎也在回想她儿子第一次得到神佑时的情景，厚镜片在她的眼睛上投下光圈。

摆着对称长枕的床铺上方的墙上有一管日光灯。印度人使用日光灯，因为便宜。那面墙上有两扇小窗。一扇装了垂直的铁条，另一扇的铁条——为了变化及风味——则是横向的。两扇窗的帘子同一式样，都在两个地方用带子扎起。

这间粉红墙壁的小室倒是塞满了令人注目的东西：下过不少心思、充满自豪的摆设。房内有一座衣橱，还有一台大约三英尺高的黑框玻璃柜。柜上有一根相当大的多色蜡烛，跟索尼电视上的洋娃娃构成平衡。架上的东西包括一组不锈钢大杯及八个有花纹图案的瓷杯。那玻璃柜和里面的东西——除了大铝杯外——跟我童年时代见过的一样。它们在这里还被颇为齐全地保存着：看到它们，我满心好感。

巴提尔先生终于说：“我从来没认真上过学，只是到处游荡，打打板球。最后他们说要把我撵出学校。我就向象神祈祷。我告诉他，如果没被退学，我就会去巴里朝圣。我没被退学，女校长改变了心意。她找我去，说那次只是给我警告。”

他记起这件事，也同时记起了象神欢喜天给他的其他护佑。“我母亲在三四年前生了场病，高血压。她住院，必须戴上氧气罩，还说不出话。我前往巴里的象神庙，献上花环和椰子。回来时，我母亲已经好了许多。”

他说这些的时候，他母亲——并非如我先前所想直接坐在门口地板上，而是坐在一块约一英寸厚的薄木板上——双手合十。通过尼基尔的翻译，她告诉我她合十是在感激欢喜天。

他甚至在出生的过程中也得到了神的保佑。那是在一九五九年。他们这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暴动，有人投掷石头。要叫出租车并不容易，但他父亲找到了一位愿意设法把巴提尔太太送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必须在暴动的人群里行驶五公里才能到公立医院。这辆车子安全抵达，他母亲一进入医院就生下了他。

母子两人轮番说着这故事，坐在地板上的母亲再度合起双掌，说那是欢喜天的庇护。

然后，大约在两年前，他面临了一次严重的危机。这危机涉及他的政治生涯，历时九天。对于处在焦虑中的人，那可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他前往巴里朝圣，向象神欢喜天许愿，说如果能脱离这次危机，他会向他献祭一百零一颗椰子。

那不是用金钱向神行贿吗？“我的信仰有现实基础。我可不会用一百零一颗椰子求神让我成为印度总理。”

他对象神欢喜天的信仰是否来自内心深处并一直存在？或者他只是在祈祷之后想发现某种神迹？

通过尼基尔的翻译，他说：“甚至在情况不对劲的时候，我也听得到内心的一个声音。我想，你可以称之为自信吧。”尼基尔说出他用来表示“自信”的马拉塔语“atma-vishwas”，那是象神欢喜天最珍贵的恩赐。

我问：“你怎么把一百零一颗椰子运到神庙？”

他告诉我更多关于象神节的情况。每年，你都得向神像制造者购买一幅新像。随你自己的意思，你先把神像放在家里多久都可以，但在庆典结束时必须把它丢掉，或把它浸入水里。他们一家人的做法是把神像放在家里一天半，然后把它沉入离家不远的一座湖里。他母亲一辈子最大的期望，就是雇一支乐队把象神像从神像制造者那边迎回家里。最近她总算做到了。她的另一个儿子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他们一家请了一支乐队把神像迎回家中。把神像从家里送到湖边时，也有那乐队同行。

听着这些关于象神欢喜天、神庙、朝圣、许愿、献祭等等的话，我开始稍微意识到土地对巴提尔先生一家这类人所具有的神圣性，他们在生活中偶然感受到的荣耀，他们所接触的美好事物。他们的世界包括肉眼见不到的东西。塔纳是一片工业郊区，但那片土地本身历史相当悠久。它有自己的神圣本质，同样，这些人在这里可以自然地适应许多不同的感受。

就在举行象神节的好日子期间——就在这里，在这个地区，在我先前走过、只观察到表相的那些巷子里——十岁的巴提尔先生看到了那张宣告湿婆军领袖即将来访的海报。为了一睹那位领袖的风采，他去参加了集会。在当时，领袖自己发行了一份周刊，他更为闻名的身份是著名漫画家。小男孩巴提尔看到领袖时，并不觉得他在身材容貌上有什么出众之处。他看到的是一位瘦子，戴着眼镜，穿着纽扣全部扣上的长外套。但当领袖开始说话时，男孩的血液便“沸腾”起来。领袖的演讲历时三十至三十五分钟，末了，像年幼的巴提尔一样，那些因想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真正主人必须承受的所有不义而热血沸腾的人，开始为领袖高声喝彩。“那时你年纪还那么小，能理解那些有关马哈拉施特拉人受到歧视的话吗？”“能。我不时听到别人谈论穆斯林和外地人如何对马哈拉施特拉人不好。我在家里听到这些，在街上也能听到。我哥哥时常向我提到这些。”“你父亲呢？”“他对这个完全没兴趣。”

父亲不像儿子那样，过的是安稳的日子。巴布父亲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此之后，虽然十岁大的男孩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听到激昂的湿婆军演说，他却开始为党部张贴海报和悬挂旗帜出力。后来，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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