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传媒精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春枝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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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传媒精英试读：

总序

有人说过，学者的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好比造楼，一类好比铺路。构建一个宏伟的体系，千门万户，可以藏之名山，这固然是大师的标志；铺一条康庄大道，让后进者振辔驰骋，也是功德无量的伟业。前者受人敬仰，而多做后一种工作，会被人感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的新闻学专业，从2003年创办到今天刚刚走过了十年的路程。从初创时期的艰难求索到今天的桃李芬芳，其中的甘苦自不必言，值得庆幸的是，在这短暂的十年时间里面，我们打下了基础，为后来者铺就了一条可以继续前行的道路。十年磨一剑，但十年对于二外的新闻专业，还只是一个起步，因此，这套实践教学系列教材，更多的还是记录了新闻学专业的教师们面对未来的思考与批判，探索与努力。时逢二外50周年校庆，这也许算不上是最好的献礼，但至少，应该是一份令人欣慰的答卷。

新闻学专业是门实践性要求很高的专业，国际传播学院根据这一专业要求，积极拓展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平台，这几年相继与北京青年报社、财经杂志社、腾讯网、北京日报社等多家新闻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借助他们成熟的媒体平台建设二外新闻学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这其中与北京青年报社的合作最为全面，特别是在2012年7月，当二外与北京青年报社联合申报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获得北京市教委批准，成为北京市校外人才培养基地时，国际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抓住了发展的契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个基地成为我们二外继首都旅游集团、中国外文局之后的第三个北京市校外人才培养基地。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作为北京市“质量工程”中的创新型项目，对于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促进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意义深远，能够获评市级基地，既是对他们曾经取得成绩的认可，也为他们未来的深入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在这里我们要深深地感谢北京青年报社，感谢张延平社长、余海波总编辑的大力支持，他们亲自参与了基地建设策划、培养方案设计、重大问题研讨等全过程中的重要段落；感谢北京青年报社团队对于二外新闻学专业学生的指导和培养，是这些优秀媒体人的敬业精神与专业态度让学生们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实践中，学生们提升了学习的能力，这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机会置身于社会生活之中，在了解、体验与感悟的过程中真正转化为新闻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社会责任感。在实践中，这些活跃在一线的优秀的媒体人，他们的敬业精神与人格魅力、他们对于事业的执着和奉献，他们身上的点点滴滴都转化为对学生最直接的影响，他们用最具体的行动表达了自己对新闻基地的支持，推动了二外新闻学专业的成长。

在二外和北京青年报社的精诚合作下，基地以培养全媒体、复合型、应用性新闻传媒人才为目标，对新闻学的学生进行了系统专业的培训与指导，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到各类新闻实践活动之中，为学生专业训练提供了非常优良的学习实践平台，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使二外新闻学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凝结在这套系列教材里，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裴登峰、党总支书记王政红为基地建设和这套教材的编撰投入了很多心血，新闻学专业的老师们在曲茹教授的统筹和带领下，组织开展新闻实训教学系列课程的教材建设。新闻系的老师悉数加入到教材的写作过程中，孙庚、李茵、刘晖、王春枝、李星儒、李琛几位老师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套教材的撰写；二外新闻传播学校内实训基地辅导老师舒虹、罗强、唐恩思、马宪超、霍彬涛、刘园、贾宁旨也成为团队的重要成员。本次教材建设打破以往的传统模式，每一本教材的编写均由教师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新闻采访实践、进行经典新闻案例的回访寻踪，稿件整理完毕后，再由教师修改确认。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学生们深入接触鲜活的新闻生产过程，在实践中学习新闻采访报道，在实践中完成专业能力的培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形成。

二外与北京青年报社共建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不仅为人才培养搭建了平台，也为新闻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希望双方今后在教学和实践方面开展更加全面深度的合作，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为学生们提供更加良好的学习和实践环境；面对未来，希望注重积累校企互动经验，努力将基地建设成为在北京市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能经得起时光考验的东西，毕竟不多，希望我们的共同的努力和理想，可以对抗时光和遗忘，也希望因为这种合作，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让我们一同成长，共同超越。

是为序！邱鸣

新媒体时代依然离不开专业新闻人

我认识的一名学生，曾以高分考进某著名新闻学院，但他毕业后，没有从事新闻工作，而是选择了一家大国企。我没有统计过，近些年来新闻学院的毕业生究竟有多大比例选择了新闻机构？

新闻单位曾经是大学毕业生所向往的地方，但今天的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市场化大潮又增加了金钱的量化标准，新技术崛起带来各个行业的重新洗牌。由此，出现新闻学院毕业生不做新闻工作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新闻机构乃至新闻人永远是历史演进的最真实的记录者，人们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需要新闻人的深入解剖，帮助他们了解真相，找到那些更接近本质、接近规律的答案。

有人说，未来会走向“自媒体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记者、都是评论员，人人都有麦克风，那时，就不需要专门的新闻机构和专业的新闻人了。

我承认，过去的单向传播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已经变成实时互动了。尤其是面对一些突发事件，“自媒体”的快速反应已经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媒体是零碎的、照相式的，有时会夹带个人情绪，仅有这些，无法满足受众的深层次需求。有家著名的网站，因为版权限制，在一夜之间把影视专业机构发布的视频内容删除了，他们只留下自发上传的视频，以为靠这种“自发视频”也可以支撑起一个视频平台。结果，他们大失所望，随着专业视频内容的消失，用户群也四散而去，这个平台自然就关张了。

如今，“BAT”（百度、阿里、腾讯）是三家处于垄断地位的新媒体，其每天传播最广的内容，还是来自传统媒体的声音，因为传统媒体拥有最专业的新闻人。腾讯近年推出的微信已经拥有六亿多用户，每个用户每天早晚都可以在微信的“腾讯新闻”栏里读到四条新闻，有时还会插播一些重大新闻。如果你有心，会发现这些新闻大多来自传统的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

新媒体的崛起，以它新的盈利模式，冲击着几乎所有的行业。新媒体的一大特点，就是表面上免费，而后台会以另外的方式最终把收费转嫁给用户。对于传统媒体提供的内容，新媒体没有按质论价地支付采访制作成本，但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在新媒体更加便宜、精准的竞争下，逐渐流向后者。

新媒体需要传统媒体提供内容，但又不愿买单，而传统媒体的经济支柱却被新媒体摇晃着，无法可持续地支撑自身新闻采访制作的巨大成本。久而久之，我不知道传统媒体的专业新闻人，还能否为受众提供优质的新闻产品？这或许就是目前新旧媒体融合的最大障碍。我想，这个“断裂带”总会找到修复的方式，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将逐渐失去最有公信力也最深刻的那把“解剖刀”。

由此可以断定，无论媒体平台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依然需要专门的新闻机构和专业的新闻人，而那些具有独特能力的新闻机构和独到见解的新闻人，依然会赢得公众的尊重，市场也会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

所以，希望新闻学院里的高材生们，既然你们在高考选择志愿时投身于新闻专业，就不要因为眼前的得失而改变了初衷。

这些年，由于北京青年报社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合作关系，我与二外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二外老师的教育思想在许多方面与我们不谋而合。我们为二外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二外学生则把他们的细心观察和切身感受整理出来，供报社参考。不断积累之后，我们与二外共同策划了一套由老师现场指导、学生直接参与的书。从这本《对话传媒精英》的书中，不仅可以了解到新闻界藏龙卧虎，而且通过二外学生的字里行间，传递出今天的新闻学子们已经在思考新闻理想的传承、职业精神的延续了。这是我最欣喜的地方。

回顾自己30多年从业的经历，我认为，新闻行业是一个紧扣时代脉搏、能够深刻感知社会发展的领域，新闻人可以获得比其他人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其宽广的视野和对社会的认知能力也是别的行业所无法给予的。所以，我真心期待有更多优秀的学子立志并付诸行动，拿出自己一生的努力，成为中国最出色的新闻人。张延平

自序　传媒精英是怎样炼成的

很多大学的新闻学教育一直饱受教材体系陈旧、课堂与业界脱节、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等问题的困扰，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更使情况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改善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和方法，应对新闻界不断发生的急剧变化，培养能适应未来新闻业需要的人才，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本书中，我们希望通过与传媒精英对话的方式探究答案。对话的方式是有教师跟踪辅导的前提下，以学生为主体采访传媒业界精英。对话的内容经过了半结构化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请传媒精英们讲述自己的新闻工作经验与理念，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业的未来趋势，并对高校新闻教育改革和青年新闻学子的成长提出建议。对话的目的也是多重的：搜集新闻一线实践的新鲜素材，为新闻学的课堂教学提供更能与业界接轨的内容；探讨新闻业及新闻教育的现状及趋势，为新闻教育改革提供现实依据和支撑；让学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职业偶像，培养职业理想和价值观，同时通过完成一次深度人物访谈的任务，切实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简而言之，本书的目的就是：探讨现在传媒精英的炼成术，为未来传媒精英的炼成提供思路、方法以及实战机会。

我们选取的访谈对象仅有12位，但基本涉及了新闻工作的各个重要领域，他们是北京青年报社总编辑余海波，中国青年报社摄影记者贺延光，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作部副主任张勇，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常务副社长王建刚，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前制片人张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夜间节目部副主任郭静，中国青年报社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北京青年报社评论中心主任、评论员张天蔚，《南方都市报》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南香红，凤凰卫视国际新闻观察员、记者周轶君，《人物》杂志主笔赵涵漠。他们的任职单位不同、岗位不同、领域不同、年龄不同，但是都在新闻工作中身经百战，成就突出，荣誉加身。他们毫无疑问都是中国当今传媒精英的卓越代表。

从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总结出了传媒精英炼成术的几个关键：对新闻行业饱满的热情、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坚持、对媒体人社会责任的信守、对专业新闻价值的乐观。

新闻业注定是一个需要激情的行业，从基本属性来说，新闻工作充满了挑战性，对人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力都有很高要求，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人身危险；从当前的产业环境来说，传统媒体发展遭遇危机，媒体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都每况愈下，很多从业者直呼越做越没尊严，因此，新闻人还面临着职业精神方面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热情，成为媒体人在各种困难面前保持战斗力的首要驱动力。余海波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并不是新闻专业，却阴差阳错进入了新闻系，但他从此就爱上了这个行业，他是他大学同学中一直坚持在新闻业的少数人之一，即使现在面临行业寒冬，他也希望自己能一直坚守下去。王建刚担任新华社驻美记者四年，期间他没有回国休息过一天，因为有太多要采访的新闻、太多要写的报道，他一点都不想松懈。周轶君大学时看过唐师曾等新闻前辈的书，就决定投身这个行业，工作后极力争取到了常驻加沙的机会，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战地记者之一，在艰难的环境中白天采写、晚上写稿，甚至亲历炸弹在住所门口爆炸，但谈起那段经历，她的心里依然是明媚的，她说她爱这一行，从业至今15年了，一直都爱。因为热爱，所以涉足；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因为热爱，所以坚持……热爱，是传媒精英炼成的起点，也是持续不断的能量源。

新闻专业主义是近年来中国新闻界一个热度不减的话题，“以承认新闻操作是一件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为前提，探索提升新闻操作水准的方法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其基本内涵是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中国新闻业提倡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非专业主义的做法泛滥已经在严重侵蚀新闻业的公信力，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假新闻有增无减，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降低新闻产品内容质量的情况层出不穷，记者疏于自律缺乏职业操守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然而即使媒介环境的变化让人焦虑，行业的中坚们还是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变化中彰显新闻业存在的价值——为社会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2012年6月天津蓟县发生大火，一份百人死亡名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政府公布的信息因与该名单有严重出入而被疑瞒报事故，一时间群情激愤，面对汹涌的社会情绪，余海波要求《北京青年报》记者用笨办法去采访——挨家挨户调查取证，把“百人名单”上的名字一一落实，用扎实的事实告诉读者，真相就是：“百人名单”上人名有重复统计的情况，官方公布死亡人数是真实的。余海波对媒体本质的认识就是发现并呈现事实，忌道德先行、情感先行、价值先行，“真相是新闻工作的唯一参照物”。刘万永自己写报道的原则是只写有证据的事情，特别是在涉及一些案件的报道中，他一般只写程序问题，不写实体问题，因为程序问题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与否是记者可以认定的，而实体问题的认定是法院的事，记者是没有能力认定的。这种节制的叙述有时候让报道很枯燥，但是他认为记者不应该为了好看而放弃严谨，严谨才是新闻报道的力量所在。张勇做《人民日报》驻美记者、《环球时报》英文版主编的经历使他深信，中国要提升国际形象，对外报道一定要用真实的笔调还原复杂、多元的中国，而不是一味歌功颂德、片面报道光明面。张天蔚认为，做评论的目的也是抵达事情的本质，启迪人们的认识，而不是呼应社会的情况。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使媒体人专注于通过专业的操作方式提升产品质量，准确定位在社会中的坐标，这是成就高水平媒体的必经之路，也是成就精英媒体人的第二个要点。

新闻媒体应该对社会多有担当，能回应公众的关切，承担社会责任，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开展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这个词，也是我们在对话过程中听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张洁回顾他在《新闻调查》担任制片人时的工作状态时说，“我们这些人活着就是为了做监督的”，对选题最刚性的要求之一就是做舆论监督，因为国家处在转型期，对权力滥用的情况非常多，所以媒体监督的责任很重。而舆论监督工作强度大、风险高，而且很多时候能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新闻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曲长缨是《焦点访谈》最资深的记者之一，经历了这档知名舆论监督节目的起起伏伏，他坚信《焦点访谈》的价值就是舆论监督，即使现实有时候会让人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他也认为这是新闻人应该承受的，因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屡败屡战的过程，但是优秀的传媒人应不言放弃。郭静提到了“一厘米精神”，她深知社会进步不是突变的过程，很多改变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即使一次推动社会向前进步一厘米，那也要去做。坚信媒体的社会责任，并且愿意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守，这是精英媒体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第三个重要特质。

新媒体的冲击，使媒体生态发生深刻改变，从生产环节看，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崛起，使公民人人都可以发言，传统新闻媒体地位旁落；从消费环节看，传播技术进步对传统媒体受众消费习惯进一步瓦解，碎片化、快餐化的信息接受方式使传统媒体的长文章、深度报道面临尴尬。对此，媒体人普遍感受到了危机，但是他们依然对专业新闻和专业媒体人的价值抱有乐观的态度。余海波指出记者这个行当需要经过专业训练，媒体永远是公共的，其公信力是任何自媒体都无法比拟的，因而其社会价值是不可替代的。贺延光提到现在人人都可以拍摄照片，但是专业和业余区别很大，业余爱好的人越多，对专业要求越高，专业摄影就越无法取代。南香红认为，即使在公民新闻时代，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还是需要专业记者进行调查，因为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提供的内容在准确、全面、深度等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好作品仍然会是稀缺的。赵涵漠则坦言，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写好稿子，就是专业记者的核心技术。毫无疑问，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需要转型以适应新的变化，但是专业新闻的价值是不会变的，优秀的新闻作品是有生存空间的，对这一核心价值的认识和坚持，也是成就传媒精英的重要因素。

这次系列访谈也让年轻新闻学子有诸多收获：阅读材料、拟定采访提纲、约访、写稿等各个环节，都让他们真实感受到新闻工作的不易，而坚持和专业在完成这项不易的任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这次任务得到了动手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这一场懵懂且充满热望的年轻人与深谙世事富有洞察力的行业精英的对话，其实是一个行业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的过程，其更重要的意义，是职业理想和专业精神的传承。在此对各位受访对象对本书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惟愿本书能对更多即将或已经踏上新闻这条职业道路的人有所启发。王春枝

余海波　办好报纸留“知音”

余海波：关于“新闻”这个概念的定义有很多种，国内新闻学院公认的是陆定一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囫囵吞枣地接受了这个概念，那时候就把它当作新闻的本义来理解。当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发现，这个定义对我们的帮助很小，它的内涵过于宽泛，无法让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找到准确的定位。如果告诉一个门外汉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他会很难理解，因为新近发生的事实太多了，他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新闻。而“五个W”的提法，也只是概括了新闻框架里的几个要素，无益于你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判断什么是新闻。

工作很多年之后，我对“新闻”这个概念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举一个例子，有这样一件事：2014年元旦放假一天，你觉得这是新闻吗？如果我们套用书本上的概念，它也许算新闻，但媒体不会报道这件事，因为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所以它毫无价值。

我认为新闻的本义在于变化。水因为有落差才产生动能，落差越大动能越大，新闻也是如此，差异越大就越有价值。有些跑口记者去参加会议，拿着新闻通稿回来，却找不到有价值的新闻点。之所以找不到点，是因为他没有吃透这件事，官方发布的信息会尽量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如果记者不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不了解去年甚至前年的政策是什么，只站在今年这个“孤本”上来看一项政策，那显然没法知道事物的落差。

记者工作的价值就在于看出变化，比如我今天代表官方发布一项信息，记者说你这次和上次的表述不一样，他这样会给我添麻烦，但我还是从心底赞赏他，因为他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新闻价值由事件变化的落差决定，落差越大新闻也就越有价值。记者：但似乎也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新闻，对此你怎么看？

余海波：当然，理解新闻的本义，还要把握与“变化”相通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疑问。一个我们能问出很多问题的事件，就一定有价值，其中自然涉及价值的排序。遇到任何一条新闻，记者都应该先把自己当成一位普通读者去提问题，你首先关心的是什么，其次关心的是什么，你认为必须要有答案的问题是什么，那些你不太在意答案的问题又是什么。想清楚了这些，就会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点，就会呈现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新闻。如果记者对A事件能问出20个问题，而对B事件只能问出一个问题，那它们价值的大小是不言而喻的。记者所能问出的问题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

我经常跟年轻实习记者说，你首先要成为一个好读者。《北京青年报》曾做过一条新闻，关于北京要对大气污染发布颜色预警，记者洋洋洒洒地写了1000多字，却根本没有关注污染颜色分级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事实上对于读者来说这方面信息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发布会现场没有提供相关信息，但记者仍可事后电话联系采访。在日常新闻报道中，我们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疑问，这都不是好记者所为，好记者应该冷静地观察，并提出自己的问题。图1　余海波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做讲座　二外宣传部供图记者：《北京青年报》设置了总编辑奖，定期评选出好新闻，作为总编辑，你评价好新闻的标准是什么？

余海波：我们总编辑奖的标准几经修改，事实上，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很难作出特别具体的描述。因为文字工作讲究创造性，很多因素很难形成量化的指标。但硬性的标准也是有的：首先，我认为好新闻应该能够凸显新闻价值，这是最核心的。包括记者的选题要有价值，角度要选得好，与众不同。其次，记者的采访应该非常扎实。再者，就是你的文本写得也很棒。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报道比较有影响力。总之，好新闻应该在选题、采访、写作、编辑等整个新闻生产链条上展现出自己的亮点。如果记者能够做出超出人们想象的东西，他就有可能获得成功，比如你的选题是独家的，别人没有这个选题或者没有能力操作，而你做了，你的选题把握就非常成功。

记者应当牢记，总是把新闻价值最大化地呈现给读者。如果以价值大小排序，事件可以分成ABCDEFG七层，记者应该总是把A放在最前面，把BCD放在下面。当学生刚开始学新闻专业的时候，老师们课上都教过倒金字塔结构，报道的导语要呈现最重要的信息，那些次重要的信息放在后面，甚至有些最终可能会被放弃。因为报纸版面的容量终归是有限的，编辑应该把最有价值的内容呈现在最前面，其实做新闻就这么简单。真相是新闻工作的唯一参照物记者：2012年6月，天津蓟县发生大火，网络上有很多关于遇难者人数的谣言，《北京青年报》做了一篇独家深度报道《蓟县大火网传“百人名单”调查》（见下页图2），指出名单中有重复统计情况，实际人数没有那么多。在当时群情激愤的舆论环境下，《北京青年报》是如何做到冷静理性的？

余海波：这个报道的确很典型，当时网络上流传的遇难者“百人名单”，说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还有遇难者的姓名、职业等详细信息，与官方公布的信息有很大出入，选择做这个题目就是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的记者满羿去作了调查，稿子最初发回来的时候我并不满意，因为很多信息还是很含糊，我让他把“百人名单”里提到的每个人都一一落实，他就深入各个村子去打听，最后花了5天时间，深入20多个村子，挨家挨户调查取证，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百人名单”上的人名有重复统计的情况，是网络谣言，真实死亡人数跟官方公布的一样。

现在看来，当时谣言在网上之所以传播得那么广泛，跟人们的社会心理相关，大家认为官方说法跟民间说法不一样，那就一定是官方说法有问题，而且差距越大，问题也越大。但我认为，媒体的责任就是追求真相，在我们的工作中，除了真相没有任何其他参照物。媒体不应该落入“政府一定错，草根一定对”的窠臼，真正好的媒体只在乎事实真相，而不能任由社会情绪左右你的判断。图2　《北京青年报》2012年7月13日发表关于蓟县大火死亡名单的报道记者：现在媒体被社会情绪左右的情况似乎非常严重，特别是一些法制、道德类题材的新闻，比如药家鑫案，很多媒体当时发表了大量情绪化的报道，事后又反思不应该进行“媒体审判”，但下次有类似事件发生，媒体表现还是如此。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余海波：理解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认识清楚媒体的本质，媒体应该是做什么的？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媒体的本质就是去呈现事实，媒体人应该始终坚守这一点。

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曾经出现过反复，我曾经认为，好的记者，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事务，如果不能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判断，那么他的新闻是有瑕疵的。那时候我提出一个观点：新闻的版面是有情绪的，它通过新闻的呈现、编排以及文字中蕴含的思想来体现。但是后来我反思良久，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新闻还是要尽量不情绪化，要回到过去，冷静地呈现事实，因为今天中国唯一不缺少的就是情绪。你看大街上行色匆匆的行人，绝大多数人脸上都没有从容的表情，社会情绪极端泛滥，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更应该坚持呈现事实这个本质，而不是随波逐流。大江大河中水流激荡冲刷，但大桥的桥墩是岿然不动的，媒体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大桥墩。

媒体的本质是发现并呈现事实，媒体天然的第一性不是搅动社会，媒体也不天然地要作价值判断、道义判断、情感判断。媒体并不天然有责任去揭示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不能凭主观预测去作有隐喻的价值判断，很多媒体为了制作吸引人的标题而自己设计事件发展的路径，这是不允许的。好的媒体应该只说自己知道的，能对落在纸上的每一个字负责任，道德先行、情感先行、价值先行是新闻的大忌。记者：在操作层面上，媒体应该怎样避免道德先行、情感先行？

余海波：首先不能被自己的好恶左右。记者去采访自己不喜欢的人，不要故意贬低他；采访喜欢的人，也不要刻意去抬高他，必须为读者呈现真实的情况。记者的好恶不能影响对整个事件的陈述，不能在稿件中渗透自己的情绪，如果带有道德的偏见和个人的好恶去看待问题，就不能呈现出事物最真实的一面。如果你是一名战地记者，要牢记你不是扛枪的那个，是拿笔扛摄像机的那个，所以你要记录真相，而不是天然地为战争的某一方代言。

还有就是要深入地挖掘事实、理性地叙述事实。比如前段时间张家川少年发微博被捕成为热门新闻事件，《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很不错的稿子，他并没有像网上舆论那样，把那个孩子写成反体制的英雄，而是理性地叙述了整个事件，让读者对少年的鲁莽行为有了认识。所以，记者要保证有节制地叙述，社会情绪过于泛滥，记者一不留神就会深陷其中，要坚持不被情绪左右，还是要回到事实来。“媒体”这个词，在过去是带有崇高意味的，今天还残留了一点这样的尾巴，所以新闻报道更多喜欢采用俯视的视角。但是今天我们报道新闻更应该采用平视的视角，不管是你厌恶的还是喜欢的，都不要先入为主，要倾听别人的想法，要客观呈现事实。记者：在面对许多复杂事件时，记者往往因缺少深入挖掘的手段而无法获取全部事实，或使报道停留在表象上，对此你怎么看？

余海波：好的媒体和记者，都应该不计私利，发表的每个字都必须是真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无法得到全部真相，我们只能尽量去接近事实的真相。我的意思是，记者落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内容是经过采访调查得来的，然而它未必是全部真相，因为总会存在记者看不到的角落。但记者必须保证写下的文字是基于采访调查得来的，这是一个好记者应该具备的职业素质。

对于一家媒体来说，要保证发表的新闻是公共媒体所能得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作为总编辑，当我认为报纸上的一些内容是可疑的，我会寻求新的证据。在西方，有时候媒体高层会要求记者指证。我甚至可能让记者去采访一个人，事后还打电话询问那个受访者，验证记者是不是真的采访过他，他的回答又是否和记者表述的一样，总之，一定要确保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

媒体不能孤证，你必须找到尽量独立且互不干扰的信源。这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保证记者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真实，对于我们搞新闻的人来说，是一条永远不能逾越的红线。

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有时候记者确实挖掘不到事件的关键部分，甚至有可能被假象所蒙蔽，所以记者应该尽量采访关键人物，争取最大限度接近事实，并且要尽量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写下来。这样即便不能保证绝对真实，但记者可以确认自己采集的新闻是真实的一部分。记者：德惠禽业发生火灾，伤亡惨重，背后是失地农民进厂的安全培训问题；大连石化火灾，背后是石油垄断企业的管理漏洞。你认为媒体应该只呈现事实而不作判断，但仅靠读者个人的判断，能否挖掘出事件背后的深层信息？

余海波：媒体总是要替公众去判断，其实是传统教育方式的后遗症。有几个词我是很反感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引导”，还有一个是“群众”。因为这些词语都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体现出想要干预他人的思维。这种想法很容易把人带到沟里去，媒体觉得需要自己去判断，需要去“教育”、“引导”别人，其实这是低估了公众的智商。你怎么知道这世间没有高手呢？而且，新闻就像一本好书，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需要每个人都读懂，它只提供给那些想读懂并且有能力读懂它的人。并不是世间所有人都能成为你的知音，只有一部分人能看懂你的意思。面对不同层次的受众，媒体应有所取舍，高明的人早读懂了背后的含义，媒体还赘言什么？应该让事实去影响受众，而不是媒体自己对事实妄加判断。当媒体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试图去引导“群众”的时候，你会发现媒体的表现其实挺可笑的。记者：社会转型期，每个公民心里其实都有一张社会问题的清单，你觉得媒体是否应该扮演拉清单的角色？

余海波：如果我们是站在理想化的语境中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它会比较有价值。抛开媒体人的身份，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有素养且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个社会有较大关注度的公民，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对这个国家、对历史、对民族都有自己的定位。

但站在报纸的角度，我认为媒体还是应该真实地记录时代，通过如实地记录，可以完成两方面的使命：一方面，你的记录会影响某些人的行为或者判断，成为改变这个社会的一种力量；另外一方面，记者的记录会让后人对今天发生的事有更清醒或更真实的认知。

所以，媒体应该对自己有清醒的定位，社会上很多人可以承担拉清单的功能，例如政府官员、学者、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等。但媒体最在乎的还应该是记录，可以去推荐，可以用评论去展现不一样的思想，但总归还应该是记录这一时代。塑造北青新闻价值观记者：你提到媒体是办给那些看得懂的人看的，所以一份报纸也需要自己的知音？

余海波：我觉得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本好的作品，包括媒体，都不可能影响到所有人。《纽约时报》绝对不会刊登三版女郎来吸引那些俗气的人，决不。就像我们的报纸，我宁可失去一些受众，也绝不会让它刊登庸俗的内容。如果我发现《北京青年报》刊登了庸俗内容，我就会重重地批评记者编辑。《北京青年报》不吸引那些在城市里喝着小酒、晕晕乎乎的人。我们影响那些想真正从报纸中获得信息的人。

我觉得任何一个公共媒体都要有品质。它的品质体现在什么地方?就像做人，当我们读了很多书，二三十岁从学校里出来工作，自己身上散发的气质，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读书人。媒体也是这样，《北京青年报》永远不做下三滥的报纸，中国过去那种庸俗的地摊小报，如果允许它们公开发行，肯定发行量巨大，但我们不满足庸俗的需求，不会靠低俗内容获取利益。记者：《北京青年报》是都市报，“不能庸俗”是底线，那上限应该怎么确立呢？比如会不会有的时候刊登了自己认为重要而受众不关心的新闻呢？

余海波：我们办这份报纸，就是要把老百姓爱读和觉得重要的东西呈现出来，读者是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比如我们会尽量避免刊登过多民众不愿读的指令性新闻。我认为新闻是否重要，取决于它是不是真正受到读者关切。作为一份有影响力的都市报，老百姓不爱看的新闻，对我们来说就缺少新闻价值。都市报的操作和党报需要不一样的风格。领导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放在新闻联播的头条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不一定会出现在《北京青年报》的头条。

报纸应该尽可能地去回应读者的关切，而且要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去回应。《北京青年报》成立了一个时政报道组，组里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记者叫关庆丰。他开创了一种时政报道的新写法，很多同城媒体都在模仿他。比如习近平给民众回信，他以这个为由头梳理了中国领导人给民众回信的历史演变，让原本很硬的时政新闻读起来很有趣。以前读时政报道，受众没兴趣读一大段官样文章，只看一个标题就够了，但现在《北京青年报》的时政报道，它一定贴近你的想法，对于看似寻常的事件给读者不一样的解读，试图带读者走近其背后的人或事。记者：读者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北京青年报》是如何强化读者意识，弄清读者需求的？

余海波：确实是，尤其在中国，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这是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受众规模庞大、成分复杂，要想确切地了解读者的需求是很艰难的。比如《北京青年报》发行量几十万份，背后的读者更是几十万上百万，这些读者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好像在经营一个百货商场，顾客是男女老少都有，有人买鞋、有人买衣服、还有人来吃东西，你就很难捕捉他的需求。而且传统媒体天生缺少收集读者信息的手段。它不像网络媒体那样，靠用户上网的点击操作来推断其需求，比如用户天天上网看曼联的球赛就知道他可能是个曼联球迷。然而报纸却无法这样去了解读者需求。

至今还没有哪家发行量巨大的日报，通过声势浩大的市场调查能够真正准确地定位读者需求，《北京青年报》过去也请人作读者调查，但并未收到实效。有些朋友告诉我，他就看《北京青年报》副刊的内容，还有人告诉我，他看报纸只是看体育版，还有的老太太天天看连载和天气预报。所以我们都只是在合理基础上进行推测。读者无论想看什么内容报纸都提供给他。受众群很复杂，但是读者就这么组合在一起，他们会慢慢地喜欢上报纸的品味。记者：你之前在《光明日报》工作了十几年，来到《北京青年报》后你的新闻理念和工作方式有什么变化，新工作有什么难点和挑战？

余海波：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同是过去我一直从事党报新闻工作。来到《北京青年报》之后，我负责的是一份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顶级都市报。

都市报和党报是两种不同的新闻操作方式，党报更多是站在宣传呐喊的立场之上去报道新闻，都市报更多是在挖掘对社会有价值的信息，不同的新闻理念和工作模式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考验。但新闻也总是有相通点的，我过去在《光明日报》负责最核心的那一版，专门做重大报道，也为读者呈现了很棒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两份报纸之间，一方面有差异，另一方面也可以互相学习。党报对大局的把握，掌控全局的思维方式，是都市媒体所欠缺的；都市媒体对时效性要求较高，所以不习惯沉下心来思考某些重大问题。但是党报对时效性的要求较低，内容方面又较为空泛，不像都市媒体那么扎实。然而我觉得这两种新闻模式完全可以结合，兼具都市报的迅疾扎实和党报的深沉思考。记者：你在《北京青年报》的工作中是如何达到两种新闻模式的结合的？

余海波：如果将操作党报新闻富丽堂皇的“气”，和操作都市媒体扎实稳健的“气”相结合，是最好不过的。过去我操作党报的报道，目标和路径比较空泛，叙事都很宏大，但也很容易于宏大中失去自我。但都市媒体有时候又会纠结于小事，无法提升自身的全局观念，应该把两种思路结合起来。《北京青年报》去年“十八大”之前做了一组报道，那里面有很多是我当年在党报操作新闻的思路，《家国10年》系列报道，就套用了我在《光明日报》建党90周年时策划的《家国志》报道的一些思路，我在其中运用了“志表”谱系，叙述家庭和国家的成长。所以你看，党报优良的东西与都市新闻的具体操作是完全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记者：你刚才提到《北京青年报》曾经是顶级的都市报，北京的都市报竞争非常激烈，与其他都市报相比，《北京青年报》应该如何重塑优势？

余海波：其实在与同城都市报的竞争中，我们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我经常听记者编辑说，手机短信里、微信里面有兄弟媒体夸我们报道做得好，批评他们自己做得不如《北京青年报》。我反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在报社里听到你们说做得不如人家？我们应该挨批评，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

现在重塑竞争优势，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塑造《北京青年报》自己的新闻价值观。《北京青年报》的精神是寻求与其他媒体的差异，我们不太想跟兄弟媒体做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我们要寻求做一些差异化的新闻，在细节和选题上追求差异化。比如《北京青年报》的要闻版，如果是晚报做头条的新闻，除非它确实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基本上不列在头条；强制记者编辑去追求业务的差异化，记者必须要抒发自己独有的东西。一个媒体的事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就需要有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观，和一个非常团结的团队，这支队伍要为不断涌现出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搭建一个展示平台，给他们一块沃土，让年轻人能够冲出来。记者：《北京青年报》是老牌北京报纸，《京华时报》、《新京报》都是后起之秀，历史积淀是否是《北京青年报》可以充分开发的优势？

余海波：的确，《北京青年报》这么多年扎根于北京，根基比较深厚，积累了一定的底蕴，还有我们这几十年来固有的精气神儿，这是我们的优势。其实我们北青人能有今天，就是因为京城读者给了我们信任。我们的工作既是践行新闻理想，又是去回馈信任我们的读者。曾经一些人给我出招：今天的《北京青年报》办得不如某京报好，差距就在于后者契合了北京城的发展，结合了新市民在北京的成长，所以赢得了很多新北京市民。但是，人要明白自己，《北京青年报》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报纸，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个特色，把特色放弃，我们就失去了生存基础。前年年底，我跟大家说，要加强报纸的本地化。《北京青年报》要想在某些地方超越同城对手，就要依托于我们所扎根的北京。我们的编辑记者队伍中北京籍的比例高于同城其他都市媒体，我们对“京味儿”吃得更透，对北京城的底蕴感悟更深。所以我觉得，《北京青年报》要在这方面发力，要把本地新闻做得更好，比如我们的要闻版、本地新闻，我们的副刊、“青阅读”也都是顶级的，我们的广告、发行量也比竞争对手强很多。记者：如果说《北京青年报》是一家特殊企业，那它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余海波：我所理解的《北京青年报》文化就是勇于创新、勇于突破。《北京青年报》就是在市场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北京青年报》的这种“气”，其实是不服输的精神。我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延续这种精神。传统媒体能提供独特价值记者：上个世纪是中国媒体发展的黄金时期，但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认为报纸的最终归宿是消亡，也有乐观者认为报纸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崛起。你觉得在“后黄金时代”报纸的发展之路在哪？

余海波：关于这个话题讨论了很多年。我认为聪明的答案是“纸可能死了，但报没死”。在过去的辉煌时代，报纸享受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但那个时代不会再有了。

如果我们把报纸看作一个纸质平台，也许它最终会消亡，但我认为也不至于那么快，因为在中国，40岁以上的人还是有阅读报纸的习惯，这些人退出历史舞台也还要经过二三十年，所以我觉得报纸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万事万物总在变化，那些当初我们认为了不起的东西，到最后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当年人们认为应该被丢进历史垃圾堆的事物，可能过了很久却依然“活着”。国外网络比中国发达，到处都是无线网，但是人家看书的数量远多于我们。也许国人在网上折腾一回，最后还是重新捡起书本、报纸也未可知。所以我说断言报纸会很快消亡的这些人，有可能盲目悲观了。就《北京青年报》来说，我们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是会发行纸质版报纸。记者：《北京青年报》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网络新媒体的挑战？

余海波：北青集团在这方面有意识地作了一些尝试，进行了多样化的经营。我们是“三条腿走路”，我们准备投资一个网络游戏的平台，将来可能还会运营更多的平台。我们旗下有两个网站：北青网和千龙网；另外，中国网球公开赛经过这些年的培育现在也走上正轨，这也是我们未来新的增长点。我们旗下有很多产业，在香港还有上市公司平台。《北京青年报》跟其他媒体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一份单体报纸，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资源可以整合。我们也在试图找到新的突破方向，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可能会很难，但我们还是有一些有利条件的。记者：传统媒体的记者大多经过专业的新闻培训，这是不是新媒体永远比不上传统媒体的一点？

余海波：假设传统报纸人全摇身一变成为新媒体人呢？这个问题需要从别的层面来看，记者这个行当需要经过专业训练。媒体永远是公共的，它和个人完全是相对的，个人不可能具有和媒体一样的公信力。公是什么概念？两人以上才叫公。一个人就是个人。所以，自媒体其实是不存在的，个人发布的消息，其公信力如何保证？读者凭什么相信一个人的叙述？那除非是他的死党、亲友团。

传统的公众媒体，经营多年而且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在叙述。如果《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个假新闻，从社长总编辑到编辑记者都会抬不起头，所以记者要对笔下的每一个字负责，但这不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严格分野。其实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自媒体时代、公民记者时代，很多概念都是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严肃媒体还是需要专业报道新闻的人士。

所以传统媒体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媒体不是个人想做就做的，媒体在整个社会框架里依然属于上层建筑中比较精华的一部分，它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所以我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能够存在的理由是，它们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不一样的价值观，这才是传统媒体真正的机会。如果离你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人在讨论一件你非常感兴趣的事件，你难道不希望有传统媒体给你一个真实的报道吗？记者：你来到《北京青年报》之后成立了北青“求实报道基金”，发起这基金的背景和初衷是什么？

余海波：这个非常巧合，我在2013年8月19日宣布“求实报道基金”成立的时候，恰逢全国宣传实践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其实我们在此前也议论过，认为传统媒体更有公信力，更愿意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任。传统媒体做新闻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对笔下的每一个字负责任，它天生有一种较真的精神，因此从理论上说，传统媒体就应该是谣言的终结者。这是时代彰显出的传统媒体的另外一种固有价值。网上信息龙蛇混杂，真假莫辨，传统媒体恰恰在这时候可以有所作为，所以我们从求实报道着手，因为传统媒体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公信力。记者：作为报社的管理者，你认为这些坚守的记者编辑，应该以一种什么心态来面对“寒冬”？

余海波：人走上坡路时会越走越宽广，那时候的心态和走下坡路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一定不会是最早倒下的那批人，报社上上下下都很团结，我们已经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就算报纸的寒冬十分漫长，我们也会坚守到我们认为必须坚守的那一刻，而且我们团队中的人都明白，在这里坚持是有价值的。说得更简单一点，像我们这些人离开了传统媒体，又能去向何方？我们投靠到新媒体做一个剪贴匠？做一个标题党？对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份有扎扎实实几十万发行量的都市报，讨论我们死不死为时尚早，我相信，《北京青年报》是会走得很远很远的一份报纸。做什么比想什么更重要记者：你成长在没有网络的时代，报纸应该承载着你这一代人特别多的记忆，这对你日后的职业选择是不是有特别大的影响？

余海波：我是人大新闻系1989年那届唯一一个没有报新闻系的人，却阴差阳错地学了新闻，但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一行，变成了一直坚守在这一行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人在年轻的时候有理想，这本身不奇怪，但是理想永远不是用来挂在嘴边的。工作不在于你有什么理想，而在于你坚定地认为自己想做什么。

23岁研究生毕业，到《光明日报》工作，那时候我觉得天下一定是我们的，真的还有梦想。后来几年，我逐渐明白，这天下永远不可能是你的，不曾是也永远不会是，每个人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就足够了。《光明日报》有特别好的文化气氛，我在《光明日报》度过了人生中非常开心的岁月，但我从不认为在那儿实现过自己的理想。记者：让你一直坚守在新闻阵地的职业驱动力是什么？

余海波：驱使文字工作者反复接触社会的也许不是理想，是因为有些事情他们想做，而且想把它做好。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这就足够了。在《北京青年报》，能够把我当年所学知识和人生中最深切的感悟结合在一起，能够在这张报纸上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我就挺开心的。

一份报纸，如果能够做到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把最大的新闻价值体现在上面，它不就是一份非常好的报纸吗？我一生追求的就是办这样的报纸。记者：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一位记者遇到了一个想报新闻系的考生，记者赶紧说新闻系不好。干了半辈子新闻，你能真诚地告诉我，新闻系有什么优点吗？

余海波：干这行的人如果天分好，而且内心很纯洁，你的人生丰富度要远胜于旁人。你会见识到形形色色的人，一个好记者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心理大师，猜透别人的想法，这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我喜欢跟人斗智，你看透对方想玩什么把戏的时候，其实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不要小瞧咱们新闻系，为什么有些人把新闻搞砸了，是因为有些记者永远只是拿红包，跑通稿，自然就是做没有技术含量的事，记者完全可以做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年轻人从事新闻工作是非常好的，它能极大地丰富人的阅历。和很多人打交道，你会结交到好朋友，碰到一些高手和你交流。比如我去采访《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见了面才能理解，那一代人为什么对毛主席那么敬仰。你听他一讲就全明白了，魏巍说他们当年仓皇得都觉得明天已经不行了，末日就要来临了，是毛主席领着他们走出来把天下打下来了。我们不能理解那代人对他的忠诚，只有见了亲历者才能明白，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当记者是有这种优点的。记者：成为一名好记者需要天分吗？

余海波：记者是讲究内心修为的职业。好记者有天分因素，但是勤也能补拙，只要能吃苦、能跑，中等资质的人想成为一名好记者是没有问题的。有的记者脑子不是很灵活，分派报道任务，编辑需要把思路给他说清楚，但如果很扎实，也能做得好。当然如果不擅交流，也不愿意跟人交流，那肯定成不了好记者。记者还是要善于跟人交流的。记者：走出校门的学生成为一名职业记者的标志是什么？

余海波：我觉得是能独立判断新闻的价值，能够独立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一个好记者要有好眼光。我举个例子，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一百零几岁时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组散文，《北京青年报》负责文化新闻的记者看见了，报道了一条新闻叫《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这条新闻就是以《文汇报》上那几篇文章为材料，整理组合的，这就说明记者的眼光独特。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文笔差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没有新闻敏感，看见新闻你都不知道，那就成不了气候了。而且你将来想成为一个好记者，牢记要认真听别人说。我读书就是这样，从没在课外花什么功夫，因为我上课比别人都认真。人家聊天瞌睡的时候，我认真听老师讲，讲完我就记下来了，还研究反思一下。等同学开始认真学习的时候，老师早走了。老师讲课，学生都忙着自顾自，谁也不看他，不交流，老师肯定知道学生没有认真听讲。老师一看有人特认真，那眼睛里闪着光芒，他就知道你听明白了，听到味道了，他就会很喜欢你，对着你再说，你就会知道老师在跟你交流。采访中与人交流就和上课一样，一定要学会倾听，学会眼神互动。

采访手记　踮起脚，发现自己真的长高了

贺延光　记者只对事实负责

贺延光：拍照片这件事我起步比较晚，那时候家里有一台旧照相机，但很长时间我都是把它当成玩具。直到1976年4月，北京发生了世界瞩目的天安门事件，人们走上街头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置身于当时的情景，我无意识地拿起照相机，有感而发地拍照片。当时还不知道怎么用照片去表现自己内心的想法，只是盲目地记录，技术上没有什么讲究。后来，“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参与的人都受到了清查，我因为拍照片、发言、写诗歌等行为也被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待了七个月。后来人们把天安门事件的照片收集起来，组织了一次影展，取名为“人民的悼念”，吸引了无数观众，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我这才意识到摄影有多么大的力量，这对我以后走上摄影这条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1年正在北京团市委工作的我，赶上了《北京青年报》复刊，需要摄影记者，我就要求调到那儿去工作，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调过去之后我一边干一边学，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一直拍到现在。记者：你刚开始从事新闻摄影那段时期，恰逢中国社会开始进行重大的转型，这种“转型”在摄影方面有何体现？

贺延光：我刚开始拍照片的时候，都是先在办公室里把草图画出来，到现场之后再请一些人来按照草图站好，然后笑一笑、动一动，拍下照片。因为当时很多老记者都是这么拍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拍照很正常。后来国家开始改革开放，摄影的门窗也随之打开，中国的摄影师们也开始讨论摄影理念和操作的一些问题。当时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照片叫《别忘了孩子》，内容是在胡同的公共厕所里，有五六个小男孩一边上厕所一边抽烟，有蹲着的、有站着的，都是小学生那么大的岁数。这张照片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因为之前几十年中国的照片都是莺歌燕舞，几乎没有触及过社会生活的阴暗面，这张照片第一次呈现一个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新闻摄影界开始讨论真实性的问题，摆脱事先导演、捍卫新闻真实性成为普遍认同的原则。在变革的过程中，我们也开始接触到外国记者，看到他们拍摄的关于中国的作品，我们就会反思自己，通过反思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巧与能力。所以我常说自己的运气比较好，遇上了变革的年代，否则我们的摄影也许还像原来一样。记者：你的一些作品中总会拍摄到具有象征意义的瞬间，比如《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见图1）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伸出手将握未握的一瞬间，跟人们常见的时政照片有很大不同，这只是抓拍成功的效果？还是经过精心构思的？

贺延光：我很重视拍这张照片，因为连战是国民党的领导人物，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几十年刀光剑影，今天要往一起走，手要一起伸，腿要一起靠，握手言和，一切用谈判的办法解决，这对中国人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那么多人都在拍，你怎么能拍出更好的效果呢？我经过思考后决定要拍全身，而且要拍手要握但还没有握在一起的那个瞬间，就是要表达出那种象征意义。

那次拍摄我在那里站了将近三个小时，不能动，我要是去上厕所或者喝水，这位置就没了，二百多人挤在那儿呢。在他们出场之前，我试拍了五十几张照片，平常我拍照片是不用闪光灯的，这次我一看左右都是闪光灯，心里就没底儿了，因为别人拍摄时闪光灯一干扰，你拍出来的效果就没把握了，所以我也装上了闪光灯。闪光灯的效果就是近处亮远处就黑了，再者是人物身后会有长长的影子。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反复试拍，全光、半光、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这样一次一次试，拍了差不多五十几张才试好。所以，技术也是很重要的，是拍出好照片所必需的保证。

这张照片当天晚上差点被毙了，因为当时《中国青年报》的一位领导认为不行，他觉得这么大的事这么拍显得太不正式了，要拍到两位领导人握着手冲着镜头笑的场景，那才算是正式。但最后还是见报了，而且还多次获奖。当然，获奖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在重大事件中能不能拍出比较好的照片。图1　贺延光讲解他的代表作品《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二外宣传部供图记者：你写过一篇文章《从“违反纪律”到中国新闻奖》，也提到了当时有争议，事后反响很好的拍摄经历，这是偶然现象？还是有你自己的模式？

贺延光：那次是周恩来总理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拍了一张违规的照片。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学潮，中宣部通知不能拍天安门广场的情况，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中宣部的通知，然而这却提醒我又到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拍摄。

当天我拍完之后就意识到这张照片是违反规定的，所以也就没抱希望能够把它发表出去。但是发表不发表是领导的决定，拍不拍却是我的选择。尤其对于一名摄影记者而言，拍照是其职责所在，所以我写了文字说明交了稿子就回家了。没想到那天晚上，我们值班的副总编辑看了照片就坚持要发，但是我写的文字说明让印刷工人弄丢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他也找不到我，就写了一首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注明本报记者贺延光1月8日摄于天安门广场，就这么见报了。第二天我一到办公室就接到老社长的电话，“贺延光，照片是你拍的？”我说“是”，当时心想，“坏了，肯定是被追查了。”没想到老社长接着说：“拍得不错，以后就这么干！”更没想到的是，第二年评“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前身），报社把这张作品送去参赛，最后还获奖了。这样的经历我后来还有几次，拍了违规的照片，但是能得奖，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我对这种经历的总结就是：记者只对事实负责，只对读者负责，只对你所处的这段社会生活负责。我的作品就告诉读者，这是什么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对事实负责。事实是不会变的，即使当时有争议，但终究会被认识。记者：新闻工作的价值实现方式，就是作品能发表出去得以传播，如果由于违反纪律而导致作品不能发表，新闻工作的价值还能实现吗？

贺延光：我的照片也没有全部都发表，但是好多人后来看到这些照片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以前没见过，所以没发表的作品只要符合历史事实，未必没有价值。我刚才说过记者要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这项职业面临的限制很多，作品被禁发的事情时常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事实。社会大环境的进步与开放是要靠大家一点一点的努力来实现的，记者个人的每一点努力对于打破这个限制都会很有意义。此外，记者本身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变得更加成熟、稳妥、睿智。记者：新闻工作面临诸多限制，记者这一职业也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你认为记者应该如何在寻求价值和自我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

贺延光：很多人都说记者是一种高危职业，因为揭露事情真相往往有一定的风险。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拍照片过程中遇到的故事可能比拍出的照片要多，经历过很多误会和委屈，但是在中国当记者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这些经历都能转变成经验，让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更成熟。

其实我们这些经历都不值得一提。2012年10月，我在济南听了一场讲座，是美国著名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切威讲的，他放了两个小时的幻灯片，观众是来自不同领域的摄影师，拍新闻的、拍风光的、拍艺术照的，大家都被他的讲述吸引住了，现场的中外记者没有一个人出声。他从事战地摄影的30多年里，身边死掉的同伴摄影师有15个，他自己也两次负伤。跟这摄影师比起来，我们自己的故事都不值一提。虽然做新闻本身很难，但是要是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了。在中国做新闻，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值得记录的东西很多而且都很有价值，是做新闻最好的时候。记者：你从事新闻工作的历程，也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你怎么看待30多年来中国媒介环境的变迁？

贺延光：跟过去相比，中国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这是值得肯定的。过去的报纸连车祸都不能登，如今很多的灾难事件发生后，即使有相关禁令的存在，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报道出去，这就已经往前突破了一大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新闻自由，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我劝告一些媒体单位和个人，要充分自律，不能违法。争取机会的同时，自己也要接受公众的检验，不应该享受特殊待遇。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新闻事业跟过去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媒体环境也开放了好多，但是与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缩小差距，还需要很多人的努力与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缩小差距的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曾经有香港媒体问我，大陆的警察会不会干涉我们这些记者的活动，我只回答了两句话：“你可能看到一些记者被警察关进监狱，这毫无疑问是事实；但与此同时，你也要看到一些记者把警察关进监狱。”这是一场博弈，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博弈的时代。器材不是拍好照片的决定因素记者：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遭遇了巨大冲击，你对此有哪些感受和体会？

贺延光：新媒体发展确实十分迅速，但我觉得不管媒体怎么变，始终都是内容至上。平时我使用网络比较多，尤其是微博，但是我也同样坚持看书，微博或者网络都不能代替书本。此外，网络的发达意味着当你打开网页的时候，所面临的选择也就更多，同一条新闻在许多家网站都有报道，有些网站的标题做得比较专业，也有的做得耸人听闻，然而新闻内容却与标题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这种做法最终还是行不通的。反过来，内容越充实越丰富，浏览的人也就会越多，所以，说到底还是内容至上。记者：对于摄影来说，技术的更新不仅仅表现在传播渠道方面，摄影器材本身也在快速地更新换代，时下中国也有一些人因为极度热衷于追求各种新型器材而被冠以“器材党”的称号，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贺延光：现在拍照片的人太多了，拍照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拿高档照相机的人比比皆是。有一年我到江西婺源拍照片，结果到那儿一看，根本没法拍，梯田上的油菜花一层一层很漂亮，但是站在田野里，漫山遍野拿照相机的人比油菜花都多啊！（笑）完全没法拍。你们可能也会有这个体会，有时候你在现场拍照，想在取景框里把背照相机的人排除在外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中国人还喜欢追求好器材。国外游客到中国来，最多拿个小卡机给自己留个影，但是中国的很多游客背的都是高档相机，比专业摄影师拿的器材都好。别人都说莱卡的相机好，但我现在没有使用莱卡拍过一张照片，太昂贵了！事实上对更多的人来说，莱卡只是身份的象征。你想一想，你被一张照片感动的时候，会去想它是用什么相机拍出来的吗？不会的。所以不要盲目追求器材，拿到好器材和拍到好照片完全是两码事儿。比如说佳能公司生产70多种不同的镜头，每只镜头设计一定有长处同时也有短处，要不然不会设计这么多，但是摄影师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器材呢？不可能啊！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拍什么，怎么拍。

我自己在刚从事新闻摄影的时候也觉得摄影师应该有独特的装备：一个大摄影包里面装几只镜头和两三台机身，每次到了新闻现场都能引发别人注意。但经过这些年的工作，我的想法已经完全变了，我在拍照片的时候连摄影背心都不穿，也不带摄影包。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带了两只镜头就去了。带多了消耗体力，反而影响工作，越简单越好，在别人没发现我的时候就按下快门是最好不过的，这样也可以保持现场的真实性和画面的生动性。记者：雅安地震之后，很多摄影爱好者赶到现场去进行拍摄，这些照片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他们有勇气有想法，能够让全国观众更直接地了解灾区情况，也有人认为拍照却不去救援，其实是添乱。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贺延光：我还真不赞成一个发烧友去拍摄这样的题材。摄影一定不要有误区，认为只有突发性新闻才能拍出好的照片出来，比如说这次地震去的人很多，但是大家能记住的照片却很少，大部分照片就是过眼云烟，只有被公众认同的照片才能够保留下来，也才能表现一个记者的综合实力。这种实力不是在突发性事件中练就的，你哪儿能碰到那么多突发事件，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而成。经常拍摄生活琐事，却能够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效果，这种训练可以渐渐地提升一个人的技巧，一旦碰到了突发性的大事件，再拍摄起来就会游刃有余。如果平常不训练，就算是天天碰到大事件，也拍不出来什么东西。记者：这两天大家都在热议一条新闻，《芝加哥太阳时报》宣布解雇旗下所有摄影记者，以后将主要采用自由摄影者的摄影作品，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全民摄影”取代“专业摄影”会不会成为未来一种必然趋势？你认为专业摄影记者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贺延光：这种情况说明现在摄影的门槛太低了，现在谁都可以拿照相机，谁都可以用手机发布现场照片，专业摄影似乎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如果记者不是特别优秀，那确实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养着，要提供器材，发工资。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若干年前电视普及的时候，人们就害怕摄影记者没有饭碗，因为电视是传播影像的，而且是流动的，对动态的表现更充分，但事实证明，新闻摄影依然不可取代，反而越来越重要。你看奥运会期间，摄像记者、电视台记者遍地都是，但是也有很多电视台专门设置精彩瞬间的栏目，发的都是照片，因为有时候静态的照片更有概括性和视觉冲击力。

所以说，我不认为专业摄影未来就没有出路了，新闻摄影的职业要求还是很高的，专业和业余区别很大，业余爱好的人越多，对专业要求越高，专业摄影就越无法取代。随着技术的发展，有的媒体会调整经营思路，报社的人员设置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真正优秀的摄影师是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的。记者：2013年荷赛奖获奖作品《加沙葬礼》引发了摄影界的热议，有人认为这照片没有问题，但有人坚称照片经过了加工处理，不真实。你的判断是什么？数字化技术是否让新闻摄影更容易出现争论中的这些问题？

贺延光：我看过这张照片，觉得问题不大。从技术角度上来说，拍摄者把照片现场的颜色、饱和度适当地作了调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些紧急状况下，由于现场环境等因素，相机的技术参数无法一步到位，较之平常会有一定的差别，只要这种差别的处理是适度的，饱和度的调整没有造成过于夸张和失真的问题，也就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其实在原来拍黑白照片的那个年代，做黑白暗房的人都知道，每一张照片都是要动手遮挡的，加光或减光，或者是在局部或者是全部。当时是用手来遮光，可能在局部增大一点元素，把其他的地方遮盖一下。暗房摄影师的手不停在动，这也是对照片的一种调整，而这种行为在100多年的新闻摄影历史中都是允许的。新闻摄影里不允许的事情就是，影调的过度改变或者景物的无中生有等等，比如照片中有根不协调的电线，通过一些手法处理让这根电线消失，这是不允许的。记者：微博在当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新媒体平台，你平时在微博上也非常活跃，你觉得微博能给新闻摄影记者提供哪些帮助？

贺延光：现在一些摄影记者的文字功底还有所欠缺，他们会拍照片，却不擅长写文字说明，有些报社编辑有时候提起这些会对摄影记者很不屑。我认为写好100字左右的图片说明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而且，这100字的说明特别重要，因为只有记者本人在新闻现场，第一手资料就源自于记者的观察。所以，我希望摄影记者多使用微博，你能用100多个文字把事情表述清楚并且生动，有吸引力，很不容易。所以，微博平台对摄影记者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当然，微博是一个渠道，传递各种新闻和观点，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在报纸电视上看不到的东西，人们可以通过微博了解到，所以使用微博也是记者保持信息畅通的重要渠道。小题材也能拍大作品记者：对于有志于未来从事新闻摄影的大学生，你有什么建议？

贺延光：学校这个阶段，要把自己的学习基础打得非常扎实，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比如我们选摄影记者时，就要看作品，如果你在学校拍了一堆作品，有的作品打动我，我觉得你还不错，有发展前途，那你被录取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你如果什么也拿不出来，那就会很难，因为我们不可能招一个完全不会的，然后从头再去教他。所以大学期间的学习非常重要。就摄影来讲，好照片在网络上无处不在，你要想学，只要打开网络，就可以看到最新最好的照片，不仅仅是中国的，全世界的东西你想看都可以看到。相对通畅的信息渠道应该让你的眼光更高。这跟我们那时候的学习不一样了，我们那时没有网络，中国报纸上的东西都是过时的，你学了也没用，还容易走入误区。所以，相比起来，你们的学习条件是非常好的。图2　贺延光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做题为“新闻摄影漫谈”的讲座　二外宣传部供图记者：你提到招人时要看作品，你会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价学生的作品？大学生应该怎么着手提升实践能力？

贺延光：对大学生来说，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地拍摄社会题材，也要关注学校、同学、老师和校园环境等等一切值得关注的东西。有些学生眼光太高，不愿意去拍一些普通的事情，觉得要学摄影，就需要碰到一些大事件，还最好是突发性事件。我就碰到过一名实习生，小伙子对一般题材不感兴趣，成天在办公室坐着。后来有个地方发生了火灾，事情挺大的，他自己要求去，我不同意，我说发生这么大事儿，所有报社都往那儿扑呢，你能拿出比别人好的照片吗？你认为成功就寄希望于这些突发事件，完全是个错误。

平常的小事件中也能拍出大作品，我非常喜欢一幅新闻图片，一位伊朗艺术家在参观伊拉克孤儿院时发现了一个场景，孤儿院里一个孩子用粉笔画了一个妈妈，孩子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艺术家悄悄地找了个高度，拍了这张照片，这照片在技术上有什么难的啊？没有什么难的。这个场景路过那里的人都能看到，但是只有这位艺术家拍下来了。所以我说过，我们拍照片的标准是小题材、大作品！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拍中南海，拍国际新闻，拍地震，但你能不能把我们生活中接触的最熟悉的东西拍摄好？

所以我认为，同学们可以努力去把自己的四年大学生活拍成一组“我的大学”系列照片。高尔基有一本书叫《我的大学》，既然他能够用文字表述，同学们也可以用摄影来表述。如果能通过学生自己的表述，让老师同学对自己原本非常熟悉的事物环境产生新鲜感、陌生感，那这样拍出来的作品就非常成功。如果二外的学生想从事新闻摄影的话，这四年里可以好好拍拍二外，这样出来的东西也很了不起。

采访手记　感受记者的坚持与责任

张勇　国际报道要用真实笔调还原复杂中国

张勇：我199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以后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去某地方电视台做主持人，另一个就是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这两份工作对于我来说都很有吸引力。我认真分析了自身情况，认为自己写作的功底要高于说话的能力，可能在平面媒体会有更大的发展，而且《人民日报》的确是一个更好的平台。因此我最终选择了《人民日报》。其实无论是谁，在进行职业选择时都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SWOT模型来帮助自己作出判断，S代表strength, W代表weakness, O代表opportunity, T代表threat。用这个模型来分析自己，实际上就是要找出自身的优势、劣势，认清你所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只有这样，你才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作出清晰的规划，对自己面临的人生抉择有明确的战略判断。记者：你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记者的时候只有28岁，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能被委以如此重任？

张勇：那时出国的机会不多，像我那个年纪就能出去的更少。这其中有一些机缘巧合。当时，我们国际部主任准备去美国工作，他希望挑选一名年轻人做他的助手，要求是外语好，能吃苦，肯干活。我之所以被选中，可能是领导认为我踏实肯干。我刚来报社时，打了20个月的杂。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接世界各地驻外记者发回的稿子，再将这些稿子交到编辑手中，由他们签完字之后我再拿回办公室逐条登记，录入电脑。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枯燥的，没有多少人愿意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这上面，但我就这样坚持做了下来。那时逢年过节，单位会发一些福利。我记得有一次，报社给每人发50斤大米。驻外记者人在国外，我要把大米送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或亲戚手中。当时，人民日报社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没有电梯，我只能扛着大米一趟一趟爬楼梯。这些虽然是琐事，但确实给人留下了一个踏实肯干的好印象。这些经历让我相信，有机会做事时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才能，没有机会做事时考验的是一个人的品格。你只有经历这双重考验，才能受人重视、被人肯定。记者：你在做驻美记者期间做过哪些让你感到特别有成就感的事？

张勇：我刚到美国不久，就赶上美国发起“沙漠之狐”行动，轰炸伊拉克，我迅速发回突发新闻《美国空袭伊拉克》，第二年获得了中国国际新闻奖消息类二等奖。这件事让我明白机遇会带给你很多东西。但是，更多东西需要靠自己非常努力地争取。我到美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这场悲剧发生以后，美国媒体态度十分强硬，他们不愿意道歉，还对中国民众的反美行为横加指责。驻美大使李肇星主动要求到美国几家主要电视台与主持人对话，先后做了三场直播采访，揭露炸馆事件的真相，阐述中国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李大使十分机智，把美国主持人说得心服口服，也赢得了很多美国观众的理解和赞许。我看到这些节目，首先感到这三场舌战非常精彩，也十分解气。当时，中国国内民众反美情绪高涨，需要有一些积极的信息加以引导。我写了《中国大使舌战美国“铁嘴”》、《我大使再战美国“铁嘴”》等系列独家报道，次年获得了中国国际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这次报道也是很有成就感的经历。记者：在一般人眼里，驻美记者这份差事是又风光又体面的，那背后的工作状况是什么样的？

张勇：其实在美国的工作是一份苦差事。那时《人民日报》已经创办了《环球时报》，两份报纸外加人民网都需要稿源，工作量非常大。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正好赶在国内的编辑下班之前把稿子发过去。但是回想起来这段经历也是非常精彩的，因为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能够担任驻外记者绝对是难得的锻炼机会。我能在国际新闻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是跟这个岗位上的打磨分不开的。《环球时报》英文版：看清世界，读懂中国记者：《环球时报》英文版是你新闻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当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办了《环球时报》英文版？

张勇：《环球时报》英文版是在2009年4月20日创办的（见P36图1）。当时，《环球时报》中文版在国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是从发行量还是从受欢迎的程度来看，它都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但也面临着需要进一步提升的问题。2008年初，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在海外举行。中国人对于奥运会极其重视，将它看成一场“百年奥运、中华圆梦”的盛事，对它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在海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出乎国人的意料，特别是当火炬在欧洲传递时，不断有人企图通过破坏火炬传递表达对中国的不满。这在国内掀起了一阵舆论狂潮，中国人感到不公平。中国为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国际社会中仍然有那么多反对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不断恶化。这些情况也引起了高层人士的困惑，反思中国的国际形象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有不少人对中国存在质疑，因为中国的发展打破了旧有的世界格局，一些人、一些国家会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他们对中国存在疑虑或是恐惧都是很自然的。另外一方面，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我们自身的确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外宣媒体是否有效地发挥了作用，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中国已经解决了落后挨打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份报纸能积极地回应国际上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将真实的中国形象传递出去。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怎样去改变被动局面？《环球时报》在国内媒体中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就是一方面走市场化路线，另一方面仍然代表主流的声音。这种模式受到了官方和市场的双重认可。《环球时报》办一份英文报纸，就是想把自己探索出来的办报理念和机制嫁接到外宣媒体当中去。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环球时报》英文版应运而生。记者：《环球时报》英文版从策划到创刊只用了四个月，当时筹办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张勇：我是在2009年元旦假期过后，投入《环球时报》英文版的筹备工作的。2009年4月20日，报纸就正式创刊了。一开始，我只有两个助手和一间小办公室，我们要负责确定报纸的风格、编辑方针、招人考试等一系列的事情。《环球时报》英文版从一创刊就是日报，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工作量大，缺少英语新闻人才，没有英文报工作经验。我们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聘请大量的外籍专家，帮助我们修改润色稿件，他们在《环球时报》英文版工作，觉得自己非常受信任。报纸一创刊，就在中国的外国人社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办出一份不一样的英文报纸，说真话的英文报纸，哪怕我们的语言说得不是十分标准，但至少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英文版的创办，客观上对《中国日报》形成了竞争。他们也开始再三改版。英文版在创刊半年之后就开始扩版，从24块版扩到48块版，不断地开展活动、扩大销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步成长壮大起来。创办《环球时报》英文版就像带着自己的孩子，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即使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感到疲惫。记者：《环球时报》英文版是肩负着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使命创立的，它的办报理念有哪些独特之处？图1　创刊于2009年4月20日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窗口　来源：Global Times网站

张勇：英文版确定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国际阅读习惯的编辑方针。你用国际的新闻标准来衡量，那些所谓的歌功颂德式的报道都不是新闻，所以我们要求报道要尽量强调批判精神，这可能是中国国内报纸很少能做到的。但是批评报道就一定是负能量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批评报道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找问题，找解决方案，形成舆论压力，最终依然是可以产生正能量的。所以，我们当时就确定这样一种编辑方针——建设性地批评，同时还应该做到平衡，报道任何一件有争议的事情，都要找到事情的正反两面，如果找不到另一面，这篇报道就应该先压一压。记者：《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创办理念是为了让世界能从这里听到来自中国民间真诚、直率的声音，看到一个发展中的真实中国。但是它的发行对象有很大一部分是具有英语阅读能力的中国读者。这种读者的定位会不会与办这份报纸的初衷相悖？

张勇：我给英文版确定了一个口号叫做Discover China, Discover the World。这个理念是要与它自身的生存挂钩的。中国以前的一些外宣媒体之所以办得不是特别有效，就是因为它在市场上难以站住脚。政府可以投很多钱，但是有没有人买你的报纸，有没有人听你的节目，有没有人看你的节目，那是另一回事。你的声音是发出去了，但别人对你所传递出的信息接受了多少、形成了怎样的评价是另当别论的，或许别人会从相反的方向去理解它，甚至去质疑它，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很多传播都在起这种反面的作用。

怎样传播才能够既让受众接受到又能产生正面效果呢？我认为还是要坚持走市场的路子。你要确立一个市场的定位，不能凭空地说办一张给世界看的报纸。把报纸通通发到国外去也不现实，因为那样做的成本非常高，而不计成本的手段很难长期维持下去，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办报有办报的规律，遵循它的市场规律，就必须要去找到一个特定的人群作为支撑。要想向整个世界传达一些信息，就必须要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因此当时我们认为如果能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人，这就是我们影响世界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读者定位就是我们要能够吸引会讲英语的中国人来读这张报纸。这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一张报纸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相对来说基数大一点的读者群，市场营销就会出现问题。光靠在中国的外国人阅读，市场基数不够大。另外随着中外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在外企工作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在日常生活以及工作中，这样一份英文报纸能够帮助他们了解日常信息、提高外语水平。

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确定了这样的读者定位：第一，我们认为影响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吸引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二，要想在市场上获得成功我们还要抓住另外一个群体，就是为外国企业或者是外国机构工作的中国人。如果能够把这两批读者吸引过来，报社、报纸本身的发展盈利就会前景光明。记者：为什么说如果能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人，就是影响世界的第一步？

张勇：报纸是有地域性的，没有一份报纸能声称自己是办给全世界看的。即使是在美国，报业的经营状况也基本上是一城一报。当然也有全国性的报纸，但是数量有限，因为报纸作为一种传播手段，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一份日报，最起码的要求是在一天之内能够送达，如果一天之内送达不了，这份报纸也就失去了意义，更不用提跟广播电视竞争了。因此，报纸本身技术上的局限性决定了它是地域性的，不可能是世界性的。

在创办《环球时报》英文版时，我们就认为能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人就非常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些外国人中有几个核心的读者群。首先，北京有很多来自各国的外交官们，实际上就是每个国家派驻在中国的信息收集者。他们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还要分析、了解中国的情况，然后提供给本国最高层进行决策，因此，他们是相当核心的读者群。其次，还有一群读者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这批人也很重要，他们跟中国人做生意、打交道，就需要能够深入中国社会，了解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外交官更多是关注政府的动向，那么生意人一方面想了解经济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社会十分感兴趣。第三，就是在中国学习的海外留学生，这个人群数量也不小，而且他们将来会成为各自国家的未来决策者或者是对华交流的骨干力量。所以，如果能够影响这批人，实际上就是在影响未来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如果真正能影响这三批人，我觉得我们办报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记者：《环球时报》的中文版现在面临着很大争议，可是很多读者却给予了英文版很大的肯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态度上的差异？

答：中文版主要是做国际新闻的，做国际新闻容易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因为它在立场上是以我为主的，有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民族主义的。你把日本、美国媒体上的国际新闻拿出来看，也可以给它们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英文版既做国际新闻也做国内新闻，但是以国内新闻为主，而且我们确立了“建设性地批判”的方针，不回避敏感话题，强调讲真话，所以读者不会觉得它有民族主义倾向。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定位，新闻都需要做得专业，真正好的国际新闻应该是去挖掘事实真相的，如果不追求事实的真相，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打造国际传播力：从歌功颂德到建设性批判记者：你曾经提到过“做外宣应该告诉世界一个真实、复杂、多元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美好的中国”。你这种传播理念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张勇：实际上这是大家都在考虑的问题。外宣这个领域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这种机制决定了外宣媒体肯定是正面报道比较多，歌颂式地报道中国的发展成就。这种方式不能说没有用，但是新闻传播应该有自己的规律，正面报道和全面报道这两种报道方式所达到的传播效果是不同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但正面报道不是全方位地报道，而是只报道其中的一面，往往缺乏说服力，我觉得更专业更有说服力的报道方式就是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多元的中国。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把中国说得非常好。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认为中国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但客观地说，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地区差异大、城乡差异大、社会阶层收入差异大。他们看到的是中国非常发达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我们还有贫穷落后的一面。我们现在需要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这样对于我们自身也是有好处的，不会给别人造成一种虚幻的假象。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敢于把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相反总是把一些问题藏着掖着，这恰恰说明不够自信。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应该自信的阶段，不需要一味正面地歌颂。这并不是说正面报道不需要，而是应该考虑怎么才能够让别人更信服。记者：我有位同学这段时间在报社国际版实习，他发现做国际新闻的主要方式是把其他媒体的外文报道翻译成中文，没什么技术含量。你觉得这种国际新闻原创率不高的现象在业界普遍么？

张勇：这种现象的确很普遍，国际新闻在所有新闻细分领域当中是一个投入大、技术含量高的领域。要想做原创新闻，首先要有记者。在全世界建立一个记者网络，需要很大的投入，并不是每家媒体机构都能承担得起的。即使在美国，除了《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这样的大报，其他地方性媒体也是很少外派记者的，而是主要依靠通讯社以及其他来源获得国际新闻。与此同时，国际新闻门槛很高，还得有强大的人才支撑，需要有合格的记者，派遣到国外之后能够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写出不一样的报道。在这两个方面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很多媒体只好去编译国际新闻。这不说明国际新闻技术含量低，实际上恰恰相反。记者：我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连线驻外记者时，发现他们大部分时候也是在国外看别的媒体的报道转述给中国观众，一手采访也比较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张勇：这种情况也有它的合理性，因为驻外记者人数并不多，不可能事事亲历现场，所以转引驻在国媒体的报道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驻外记者也应该尽可能地开展原创的工作，有两个方向可以努力。一方面，当驻在国发生新闻事件以后，驻外记者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那就要根据对驻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了解认识以及对各种各样信息的搜集分析，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其实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也是这样工作的，他要留心中国各家媒体的观点，结合他自己的采访，形成对于某个事件的看法。比如说神舟十号发射，外国记者不可能到现场，他只得通过看中国的媒体获得基本信息。但是他有自己的视角，比如美国人更多是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神十”发射，而印度人可能会觉得中国的发展挺快，印度还需奋起直追。背景不同，视角就不一样，报道出来的东西也会不一样。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形成自己的观点。

另一方面，驻外记者还可以去做一些深入社会的采访，可以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可以是跟我们中国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关。比如关于雾霾的问题，驻伦敦的记者就可以采访当年伦敦是怎么治理空气污染的。此外，涉及中国的新闻，驻外记者一定要做好，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资源。记者：那么大量编译或者转述外媒的新闻，会不会很容易被西方媒体牵着鼻子走？

张勇：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驻外记者身处异域环境中，各种信息会不断地灌输到你的脑海中，在消化沉淀信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你会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比如，我们有记者驻在阿拉伯国家，也有记者驻在以色列，他们很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新闻人常说的那个理念：客观公正地报道。

而在国内做编译，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不能去现场就意味着对情况不了解，这样会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些地方性媒体希望在国际新闻上做出一些特色，从而直接去编译外电，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还是应该参考一下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有独立自采能力的中国媒体，它们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会更加符合我们自身的价值取向。记者：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整体国际传播能力？

张勇：中国的国际传播力这些年来有很大提升，但是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首先，我们的对外传播机制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一家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首先是以对内传播能力为基础的。外国人之所以选择去关注某家媒体发出的声音，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特定的读者群每天都在接受这家媒体的信息，这家媒体对于中国的精英或者说决策阶层有十分大的影响力，因此这家媒体才会在国际上有影响力。比如说外国人重视《人民日报》，是因为他知道这份报纸在中国国内有超过300万的发行量。现在我们很多对外传播的媒体在国内是没有影响力的，比如说纯外宣的媒体，别人只会将其看作一个宣传机构，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外传播机制方面的调整和改革。

其次，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还要在观念上有所转变。如果还是用传统的歌功颂德的方式去报道新闻，不符合外国读者的口味，他只要读两段就知道你这是在宣传而不是新闻，于是就会放弃阅读，那么这样的新闻报道也就失败了。怎么才能在外国读者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中去传达自己的声音呢？这是我们需要做到却仍然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第三，对外传播的媒体要真正建立起商业模式来，纯粹靠政府的投入会遭受外国读者的质疑，他们会认为这种媒体属于官方国有，就会对媒体本身产生怀疑从而导致公信力的下降。当然这是近期没办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应该有更多元的声音，让相对来说官方色彩不那么浓重的媒体做大做强，形成国际传播力。到那时，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才会在较大程度上有所改观。记者：有人说中国的新闻自由跟西方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张勇：我认为现在的新闻自由比任何时候都大。对中国媒体来说，春天才刚刚开始。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那么大尺度地去报道。媒体人只要想去推动，很多敏感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触碰的。总是去抱怨这个不让做那个不让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很多时候，尝试触碰一些敏感话题反而能够成为一家媒体机构的优势和特色。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也有一展身手的舞台记者：在你看来，新媒体时代到来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勇：我认为主要是个人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原来看报纸看杂志，后来转变为使用电脑浏览门户网站，现在大家开始用手机浏览新闻。传统媒体目前的受众已经收缩到了一些特定的人群，他们不经常上网，更乐意在办公室里拿一张报纸阅读，不怎么伤害眼睛。

谁都很难预测将来到底会怎么样，但传统媒体还会有一席之地。首先是传统媒体拥有自身的价值，目前高质量的内容生产还主要依靠传统媒体。第二个就是政策壁垒。在中国，新媒体有新闻牌照的限制，很难去独立做新闻，传统媒体在这方面有政策性的优势。第三点，在我看来渠道和内容很难同时都做好，所以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可能最终会呈现出一种分工，你做你的内容，我做我的渠道。这需要传统媒体不断把内容做得更深更有价值。

另外，新媒体的渠道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人群。现在传统媒体还拥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实的读者群体。这个读者群的平均年龄会偏大一些，可能不再愿意去改变他的阅读方式。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因此这股力量也非常强大的。

总体来说，我认为新媒体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恐怕没有像对美国社会的冲击那么大。美国人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比我们中国人要更激进一些，无论什么年龄段的美国人都可能去尝试新技术新手段。而在中国，可能到一个年龄阶段就对这种新技术不感兴趣了，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媒体的一个机遇。记者：那么新媒体又给传统媒体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呢？

张勇：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传统媒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说《人民日报》，新媒体技术出现之后，《人民日报》特别重视这一新技术的应用，在中央媒体当中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人民网上市后发展得非常好，在国内新闻网站中是个标杆。

虽然《人民日报》有不少很好的内容，但是大家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觉得它干巴、不好看。微博的兴起给了《人民日报》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人民日报》把自己的内容放到了微博上，用新媒体的手段来传播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家对《人民日报》的看法。网友们逐渐感觉到《人民日报》还是挺好的，是为老百姓说话的，经常批评官员的不正之风，批评社会不公正现象。《人民日报》就是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新媒体的力量提升自身影响的一个成功案例。但是目前，传统媒体整体来说还相对被动，如何运用新媒体的力量还需要不断地探索。记者：波士顿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身在现场的房地产商王石客串了一下记者，向国内观众介绍了爆炸当时的情景。这可以说代表了一种用户生产内容的趋势，人人可以生产新闻，这种趋势对于新闻业会产生哪些影响？

张勇：我觉得传统媒体的价值是自媒体所不能取代的。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一家媒体内部，它的记者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有人可以做得特别专业，有人只能做些一般性的工作。新闻这项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些特别优秀的记者，他们的专业性是自媒体人很难达到的。真正能够名留青史的新闻作品都需要新闻人有非常高的专业性，另外还需要媒体机构的投入，双方结合才能产生精品。像“水门事件”这样有影响的深度调查性报道，实事求是地讲，自媒体人是很难完成的。当然自媒体的优势在于人口基数大，如果恰巧尼克松团队里就有这样一个人是个“微博控”、“微信控”，可能也会把“水门事件”爆料出来。但即便如此，他自己也只是一个新闻的制造者，简单地去报道一些东西。他不可能非常系统地完成深入的调查，因为那是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达到的专业性。所以我认为传统新闻媒体有其本身的属性和价值，只要记者自己优秀就不用担心会被取代。记者：为了跟新型媒体进行竞争，传统媒体一直坚守自己在内容上面的优势，并且不断地开发出具有创新性的内容模式。比如《纽约时报》用多媒体数字化的技术报道《雪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您是否看好这种内容生产模式？《人民日报》有没有类似的尝试？

张勇：当然，这种创新有很多。例如《人民日报》就在微博领域开辟出了新的局面，也会在自己的深度报道上打上二维码，只要通过手机一扫就能直接进入微信或者微博账户进行阅读以及互动交流。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新闻不仅在制作上也在提供方式上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我觉得目前做得远远不够，《人民日报》目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争当传统媒体进军新媒体时代的排头兵，所以《人民日报》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全媒体，我们希望自己的记者既能够写也能够拍照片、摄像，能够成为一个全能的记者。我们在不断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现在只是刚刚起步。新闻创新的方式最终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真的很难想象。记者：但是也有人在网上戏称“雪崩式”报道只适合“高富帅”的媒体，为了这样一篇报道《纽约时报》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你怎么看？

张勇：是，而且我认为传统媒体需要做的就是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新闻内容。因为一些门槛比较低的新闻内容可以由所谓的自媒体取代，但有些东西是自媒体无法实现的，这应该就是传统媒体一展身手的舞台。记者：我们曾经有老师对人民网英文版和中文版关于两会报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文版的内容丰富活泼，重视与受众互动，重视多媒体和独家新闻的采集，但英文版相比较而言，内容很贫乏，多媒体和互动的成分也很少，没有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对外传播的优势，其实在很多媒体的英文版中都存在这个现象，请问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勇：这是很正常的。举个例子，我们在创办《环球时报》英文版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意见分歧，网站到底应该归报纸管，还是应该归环球网管，环球网是《环球时报》办的一个网站。最初由《环球时报》英文版负责英文网站的建立，但是后来觉得我们这边的技术力量太薄弱了，于是就把它划给环球网负责。在划分出去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环球网的主要受众是中国人，英文版网站给它带来的流量非常有限，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把很多技术资源投入到英文网站中。因此英文网所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包括急需的资源就会迟迟解决不了。这其实涉及了一个优先级的问题，首先要优先解决大面积受众的问题，然后才能解决小面积受众的问题。正因为这种情况存在，后来《环球时报》英文版又开始重新负责英文网的运营，但即便如此，内容的制作都会受到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首先就是人才限制，没有足够多的外语人才，这就是很大的局限。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决定了英文网站不可能像中文网站那么完备那么充分。记者：有人说，到位的新闻要么奉献独家，要么深度解读。新媒体到来让独家新闻变得越来越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只有深度挖掘这一条路可以走？在国际新闻领域要想更加深入地挖掘还存在着哪些障碍？

张勇：这要看你怎么去理解“独家”的含义，新闻深入到一定程度就是独家的。比如说，现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别人都去不了，只有你突破重重阻碍进入现场实地采访，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独家新闻。但是这样的独家新闻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只要有重大事情发生全世界的媒体记者肯定会蜂拥而至，最好的情况是你发稿时间比别人早一点，但现在也早已不是过去通讯社把提前一秒发稿作为指标的年代了。现在没人关心这个问题，只要大家差不多时间发稿就可以了。况且现在的传播手段特别快，通讯社根本比不上自媒体，简单的事件性报道越来越不是传统媒体的长项。

所以传统媒体要做的就是怎么去深入地挖掘。举个例子，我1999年在华盛顿的时候，看到《华盛顿邮报》用了四天的头版头条报道华盛顿智障人士生活的悲惨情况，后来这组报道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这样的新闻谁都可以做，但是只有他们做到了，谁都知道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人去深入调查。一旦有人深入调查了以后，就会做得很深入很感人，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就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独家新闻。媒体人的职业驱动力：抓住机遇、拓宽道路记者：在你看来一个优秀的记者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张勇：首先记者要目光敏锐，能发现别人发现不到的新闻，并且被大家认可。其次要有比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记者也是社会活动家。在美国新闻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著名记者，都是靠自己特别强大的公关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完成了出色的采访报道。比如斯诺到中国来，到延安去，首先是跟中共领导人交朋友，他的社交能力是很强的。再次，记者应该兴趣广泛，是个杂家。专不一定好，专家写出的东西有可能因为太深奥而让人看不懂，报纸最终还是要给大众看的。记者：美国的驻外记者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但是中国对外记者就比较年轻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张勇：在这方面，中美的情况确实不太一样。其实不光是驻外记者，美国整个记者行业的年龄分布都是比较合理的，而中国现在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媒体这行在中国好像不太能留住人，很多人做几年记者就走了。我觉得这恐怕与记者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有关系。在美国，媒体人也不是一个收入特别高的阶层，只能算是中等收入，但是它可以给人提供一种职业成就感，因为媒体的工作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在中国，虽然不能说媒体记者的地位不高，但是记者自身的成就感会弱一些，因此很多媒体记者选择转行。图2　张勇（右1）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做题为“媒体人的职业　驱动力”的讲座　二外宣传部供图

另外，这也与媒体发展历史有关系。中国大部分媒体发展的时间比较短，60多年的历史就已经算是比较古老的了，而在美国，媒体行业在持续发展，所以老中青三代从业者都有。很多外国记者白发苍苍了还依然坐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显得十分专业。而我们中国的记者就显得比较有青春活力，这当然也是一种优势。记者：你能对我们这些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大学新闻系学生提点建议吗？

张勇：我认为对于即将迈入新闻工作岗位的学生们来说，有三点非常重要：首先是给自己的定位要清晰一点，一个人首先应该学会认识自己。我记得在希腊一座有2000年历史的神庙上，刻着一行字，叫做“人啊，认识你自己吧。”认识自己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给自己找到清晰的定位，今后的事业就会发展得顺利一些。

其次是路要走得宽一点，你们现在应该在更宽的领域丰富自己的个人能力。人生有三个维度：长度、高度和宽度。人生的寿命自己决定不了，高度也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更宽一些。增加了宽度之后，可能会走得更高更长一些。

而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学习要好一点。等你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才会发现在学校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有一个调查显示，在校生都希望在学校的学习中有更多实践的机会。但是工作了几年以后他们才后悔当初基础没有打得更牢一些，理论没有学得更多一些。学生们现在可以少玩一点，把基础知识学得更扎实一些。这样你就会找到自信，而自信就是重要的职业驱动力，它会推动你在这行更好地发展。

采访手记　对话的意义是唤醒灵魂的在场

张洁　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张洁：我觉得首先是制度上的创新，让一批人出来承包一个栏目，自己挣广告费，人员和经费的使用都自主管理，这跟以前比是很大的突破。央视以前借设备、用演播室、经费支出、工作人员出差都要打报告，非常影响生产力，像《东方时空》这样的自主权是其他栏目都从未有过的，它大大地激发了创作者的积极性。我觉得不仅是20年前，就是现在，这仍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生产关系。《东方时空》20年前做到的东西，现在很多地方都还做不到，甚至有点越来越回去了。

比如说用人权，以前是低门槛，只要是有真正才干的都可以进来试用，中央电视台现在挑大梁的一多半是那时候成长起来的，但现在进人又跟《东方时空》开播之前一样了，大学毕业来考试，有可能考试考得非常好，但是进来用不了。我做了七年制片人，全国很多高校的实习生都用过，北大清华的用得也不少，但是没有一个最优秀的编导是从北大清华出来的。他们的策划做得非常好，知识面广，外语好，思想也比较活跃，但是动手能力弱。所以我就说制度的突破是《东方时空》很重要的精神遗产，这种制度带来的还有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台领导信任孙玉胜，孙玉胜信任时间，时间信任我们这些编导，然后大家都是靠作品说话。

具体到《东方时空》的四个栏目，如果要做一个排序的话，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生活空间》，它提出“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之前中国电视的历史是精英的历史，只有成功人士和少部分新闻人物能够登上电视荧屏。但是《生活空间》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搬上了电视，这体现了重视民生、尊重普通人的观念，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另一个观念是平视社会。《生活空间》要求拍摄普通人的时候把俯视改为平视，《东方之子》要求采访“大人物”的时候要把仰视改为平视，这体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既然在现实生活中的平等非常难，那么在人文精神上就应该塑造平等意识。《东方之子》还提出“说真话”，要培养习惯听真话的观众。《焦点时刻》在专业上的突破就更多了，比如现场报道。现在新闻频道大量的直播，开山鼻祖就是《焦点时刻》。大型的国际报道，《焦点时刻》也是快速反应的，水均益他们在《焦点时刻》做重大国际事件的实时报道，今天做的明天就播出，填补了当时快速报道的空白。还有舆论监督，《焦点时刻》是《焦点访谈》的前身。《音乐电视》那就不用说了，原创的音乐平台。在此之前，中国的音乐就是民歌，还有一些港台爱情歌曲。《音乐电视》从1995年开始打造中国自己的现代人的声音。但是非常可惜，他们做了一年，在最辉煌的时候就被取消了。记者：今年（2013年）5月由你提议拍摄的、纪念《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的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东方时空〉传奇》在网络平台播出。能谈一下你这个想法的起源吗？为什么想要拍摄这个系列的片子？

张洁：20年了总得有个记录，赵薇都在“致青春”了，我们为什么不呢？而且我们这个“青春”还比她那个精彩多了。20世纪90年代《东方时空》的一批人都才二三十岁，他们从事的是公共行业，在为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而奋斗，我还挺为《东方时空》这种畅快淋漓的青春感到骄傲的。《点燃理想的日子》的艺术水准和传播效果都是出乎我意料的。片子主要靠人物口述，影像资料又不是很多，还一个小时一集，真担心能不能让人看下去。但后来看的人都说非常好，看得津津有味，我就放心了。这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大家说得都特别真诚，还有就是我们发现了沙画，大胆地运用到片子当中了。梁碧波的确是一个纪录片大师，每一个环节都仔细去抠，非常到位地保证了这个片子的视觉效果。记者：当时《东方之子》的编辑室和宿舍都在一处地下室，条件非常简陋，但看你们拍的纪录片可以感受到整个团队的热情。你觉得是哪些因素构成了这种工作上的强大动力？

张洁：我觉得主要是两点。有一个大背景，《东方时空》开播正好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宣部要求杨伟光台长要跟上整个改革的形势，节目要关心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做舆论监督，要批评官僚主义，要反映群众的呼声。杨伟光也特别紧张，这个改变太敏感了，于是就干脆拿早间节目来试验。反正早上也没人看电视，有问题的话重播就取消。所以，《东方时空》的创办是一个试探的过程。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杨伟光把这个平台交给一帮年轻人来做，这些年轻的创办者又面向全国招揽人才，于是，全国各地的理想主义者就汇集过来，然后就产生化学反应了。当初我们来《东方时空》的时候就是想要通过这个平台影响中国社会，这种想法就是最大的动力，说句极端点的话，我那时候就是只要你给我一口饭，一张床，我就在这里干了。所以那时候大家在精神追求上是有共鸣的，希望通过一期期的节目推动中国社会进步。那时候大家的关系也都特别好，就一心都放在业务上，可能为了一个问题吵得天翻地覆，但是对事不对人。

有共同想法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再有专业主义的追求，加上制片人的引领，各种高端讲座、沙龙，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分析。那种环境下，人的生产力一定是呈几何级增长的。回过头看，我觉得最好的时代应该就是对人不设限的时代，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不管你是什么文化，什么肤色、语言、种族，只要你能制造出栏目需要的好产品，你小学没毕业都没有关系。现在感觉当年《东方时空》有点乌托邦的意思，但20年前我们没有感觉到，那时候是两点一线，出差、编片，出差、编片，出差、编片，做完一个片子，休息几天，拿到钱就又出去了。有时候片子编完了，播出了，有影响了，发奖金了，就高高兴兴地去暴撮一顿，然后就又出去了。也会觉得单调和辛苦，但是精神创造的满足感是别的东西无法比拟的。《东方时空》所构建的制度和环境就是逼着你的精神创造达到最高的程度。记者：现在的《东方时空》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初，在大环境向前的过程中，这种变化好像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张洁：对，这种必然性就是频道专业化。它要做新闻就必定要把那些人文的东西挤压出去。因为人文的东西是不计较时效的，但是新闻要计较时效。所以后来《音乐电视》、《东方之子》、《生活空间》、《焦点时刻》都陆续分离出去，《东方时空》直接变成一个纯新闻的全新栏目。记者：那你怎么看待整个变化过程中的得和失？

张洁：有时候会很纠结，比如说当时的那种人事制度，它不会漏掉一个优秀人才，但是它的负面效应就是打工者的权益保护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另外，虽然那个时候的制片人总体来说都特别棒，德才兼备，但是制片人的权力的确特别大，你业务再好，如果跟制片人的关系搞不好，的确也没法待。

后来2004年开始加强管理，削减制片人的权力，2007年清理非法用工，把制片人的用人权收了，归台人事处。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劳动者的权益得到法律保护，这些方面跟过去比可能是一个进步，但是现在弄得连企聘员工某种程度上讲也像铁饭碗了，干得不好你要把他开了也很难。

最关键是以前的制片人可以随时发现，随时留人，各种各样的资源都可以利用。这样一种制度对栏目的促进力量太大了，它是一股活水源泉。我在《新闻调查》“七年之痒”的时候接管了这个栏目，元老级的一批人的确是疲了，于是我就进了柴静、范铭他们一批新人，马上形成了一股冲击力。新老双方慢慢磨合，从互相看不起，到互相学习，到互相合作。在这种模式之下，《新闻调查》又重新爆发了一次新的增长。我当七年制片人，从来没有感觉我认为优秀的人才进不来。现在完全不同了。记者：从现在的环境来看，要保持原来那样的用人制度，在实际操作上还有可能吗？

张洁：我觉得完全可能。首先确定两个前提，第一个是定岗定编，确定栏目的人数。这个说了十几年了，从来没有真正落实。第二就是在编制可控的范围之内，把选人权给制片人。因为制片人制的核心就是制片人拥有用人权，制片人利用人力资源的调配来解决生产问题。我们可以在人事制度框架下让制片人去发现人才，或者人事部门向制片人推荐人才，先在他这个地方试用，达到标准以后再去参加人事处的考试。制片人来把选人关，人事部门来把考试关。这样的话制片人的权力和人事规章制度也能够呼应上。

确实可能有个别制片人有滥用权力的现象，例如克扣员工工资之类的。但是不能因为个别现象就说所有人都有问题，那就有点矫枉过正了。■《新闻调查》：“我们这群人活着就是为了做监督的”记者：1996年你从《东方之子》离开，加入《新闻调查》的创办，相比前者，《新闻调查》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

张洁：《东方之子》只有八分钟，我的很多积累用不上，《新闻调查》可以。记者：在《新闻调查》发展历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张洁：舆论监督。一开始想定位为大的舆论监督，大的《焦点访谈》，后来环境不允许，就紧急作了调整，开始做改革当中的难点、疑点解惑，中性报道。头三年主要靠这个维持生存。1998年突然有了一期王利芬的《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一下子找到方向，但也是昙花一现，因为整个社会和媒体还没有成熟到那种程度。1999年换了审片领导，由孙玉胜审片，就可以讲故事了，那两年《新闻调查》的故事特别多，到了2000年底，开始打出“探寻事实的真相”的口号，向我们最早的原始目标出发。

2001年开始做了几期监督类的节目，效果挺好，领导口碑也不错。到2003年我接管这个栏目，开始大张旗鼓地把调查性报道作为栏目的核心竞争力。栏目的绩效评分体系全改了，只要是有利于监督节目生产的，一律就给予倾斜。然后又搞了记者中心制，把出境记者推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将整个栏目组分成三个小组，出镜记者管着几个编导、摄像。整体调整的效果很好，舆论监督节目出现了一个高峰，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每个月至少二期，最多三期，率先把一个周播栏目的监督节目比例做到50%。

到2004年8月，我们突然接到通知，不能再做舆论监督的节目了，整个中国的舆论监督从那时候开始大面积萎缩，广电系统只允许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央电台的《新闻纵横》做，其他的全部退出。那一下把我们搞惨了，当时我跟大家说环境有好有坏，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旦有可能一定要做监督。哪怕做不到以前的二十多期，做两期都行，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这群人活着就是为了做这个的。从栏目最初的创办到后来的发展，从调查性栏目的定位到《新闻调查》的名字，都意味着我们必须碰真问题。记者：你担任制片人时期，对编导记者的选题有什么要求？

张洁：最刚性的要求就是要做调查性报道，也就是舆论监督报道。另外就是国家在转型期，有很多先进的东西需要去普及和启蒙，比如政府创新、公民观念、权利意识，对待同性恋的问题，对待艾滋病的问题，对待三陪女的问题等，这些也要去做。对权力滥用的监督，对时代进步观念的关注，这是主要的两个选题方向。记者：范铭在她的博客里说她在《新闻调查》的第一个片子《双城的创伤》，播出时几乎一片骂声，有人甚至认为那就是低水平的DV作品，但却得到你和少数人的肯定。你判断一个好片子的标准是什么？

张洁：《新闻调查》老同志比较多，新人做的东西他们有点挑剔。对于一个栏目来讲，有固定模式有它的好处，比如摄像机必须上架，片子不能拍得太主观。但是他们这帮新人来了以后，我没给他们任何束缚，让他们撒开了做。他们的镜头可能摇摇晃晃的，但非常鲜活；他们有时候带点情绪，但是非常动人，我觉得也挺好。

一个好片子其实不用讲那么多，就是你以一个自然人的身份去看，它能够吸引你看下去。如果从专业去分析，片子能够做到内涵很丰富、信息量大、节奏好、音效也好基本上就可以了，好节目都是共通的。但《新闻调查》的好节目还有一个特点，主持人一定要优秀，记者型主持人优秀，会给节目添彩。一个不怎么样的选题经过一个好记者来调查以后也会变得特别棒；当然，如果记者弱，调查也就完了。记者：为什么这么强调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作用？

张洁：因为我们的定位是美国《60分钟》的模式，主持人是要出镜的，他就像一根引线似的在里面引导，把整个片子穿起来。我们对主持人的定位是片子的第一主角，柴静的重要性超过了新闻本身的主人公，如果把《新闻调查》看成纪录片的话，记者开始调查就是纪录片的开始，记者调查结束是片子结束。国内外都是这样，只要有出镜记者，记者一定是主角，他带着观众一层层走进去。记者：刚才提到柴静，她来《新闻调查》以前的主持风格是比较柔性的，你当初觉得她会适合做这种刚性的节目吗？

张洁：之前也没有发现。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四五期小资节目，很多人文气息比较重的选题，我觉得她做这些绰绰有余，另外看重她的聪明和灵秀，什么东西一点就通。结果她一来就碰上了非典（见图1），我问她敢不敢做，她说敢做，然后就发现这是一个新闻亡命徒，对新闻现场那种冲动，对新闻的好奇，异于常人。再加上她能够把一个小团队弄得很团结，公关能力也很强，我就觉得我要的那种中心制的记者可能到来了。图1　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由张洁担任制片人的《新闻调查》派记者进入医院采访，播出节目《非典阻击战》，收视率高达5.74%记者：用人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节目的质量，整体来看，你在用人方面有哪些标准？

张洁：技术层面上，好编导肯定要善于用画面和声音来讲故事，这是一个基本标准。理念层面上，好记者首先要有责任感，另外就是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再一个就是要有韧性，因为调查新闻有时候是一项屡败屡战的事业，要越战越勇。很多人因为选题被毙了一两个，节目被毙了一两期就走了，受不了了。那不行，当时钱钢老师给我们定了一个“毫厘主义精神”，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不是一米一米地推进，是一厘米一厘米，一毫米一毫米地推进。

还有，电视记者跟报纸记者不一样，就是要有团队合作精神，这个特别重要。有时候一个好团队能够把一个不怎么样的人带出来。一开始他也许没有我说的这些优点，但是进到这个团队来，受到这个团队的感染，也能把他培养出来。有时候碰到会争选题，爱计较的合作伙伴，我就希望找到能退一步的记者。所以《新闻调查》最后拼什么？拼境界、心胸和思想，越大气的人做得越好。记者：《新闻调查》还一直很重视借助外脑，早期的策划班子包括时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的李大同，还有于丹、展江等知名学者。像这些“外脑”是通过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的？他们对整个栏目的发展起到哪些作用？

张洁：《新闻调查》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策划先行，靠思想来引领。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策划，他们每周都和我们一起开会，大量地讨论。我接手的时候，尹鸿、李大同、展江、于丹是我们固定的策划，每周都要到我们这儿开一两次会。因为《新闻调查》是讲究深度的一个节目，对专业性的要求很高，一些问题以我们新闻人的专业知识来判断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就请了其他的记者、主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来参与策划。他们一来往往就能看到本质，你节目怎么切入，落点在哪儿，它的象征意义在哪儿，它的建设性在什么地方，都需要专业人才的把关。记者：新闻评论部出的书里有许多内容都来自当时的内部刊物《空谈》，《新闻调查》也有名为《调查》的内刊。这样的内部刊物是什么时候创办的？创办内刊的用意是什么？

张洁：我们的内刊是从1997年钱刚来的时候就有的，他当时是《新闻调查》的总策划，也是《调查》的第一任主编。但内刊中间断断续续停过好几次，2003年我把它恢复了。一开始是做成手册似的小开本，后来变成一本杂志。

俗话说雁过留声。你要没有文字的话，除了一期期节目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用文字记录下这个团队是怎么走过来。内刊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编导手记，因为我要求每位编导做完片子之后都要写手记。做电视的人难免会浮躁，很难沉下来写东西，但我觉得你这么深地介入到一起事件中，不写点文字的东西出来，那以后大家要了解你报道的新闻事件还非得把节目调出来看，那太费劲了。另外，在写的过程中可以进行很多总结和反思，有一些关于政治环境和自己个人专业能力变化的描述。我也是看了好多文章才发现我们好多同事都特别有才华。

每个片子都应该有文字档案，前期的策划案、拍摄提纲、编辑方案、编导手记、文字台本、组内评议，最后还有季度评奖时候专家的评价。一期节目打一个包，很多学者要作研究，随时可以方便地取用。《新闻调查》有一个特征就是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专业，我把很多精力腾出来做资料保管，资料的整理就是专业性的标准。舆论监督应该促进公众理性的生长记者：你在《新闻调查》时做过一期节目叫《第二次生命》，叙述了北京南城一个普通家庭里的母亲为生病女儿捐肾的故事。有人把这期节目的风格概括为：记录式调查和对人文命运的关怀。你认为在新闻节目中加入了大量人文关怀的元素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理性、客观？

张洁：这关键看你刻不刻意了。如果你刻意地要去表现一种人文关怀，甚至那种关怀已经让观众不舒服了，那肯定就会出问题了。你摆出一副我要去关怀的姿态时，你和采访对象的距离感就出来了，所以要处理得好，不能刻意装出一副我硬要去关怀谁的样子。

陈虻曾经说过，为什么你们拍不到鲜活的东西，采访对象讲话磕磕巴巴？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把采访对象当朋友，当亲人，一个人再内向，他跟他的朋友说话时一定不会紧张。所以他要求《生活空间》的编导要跟采访对象交朋友，头两天可以不干活，就跟采访对象交流，关系一旦密切了以后，他对你就有一种家人的感觉。我觉得照这种方法去做就不会有问题，你说什么叫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尊重。选题、角度、景别、机位，都能体现这种平等和尊重。这样的东西不要去刻意，效果就会挺好，而且新闻的东西也可以有一些柔软的元素在里面。记者：那你认为新闻节目中情感表达会不会影响到它理性诉求的实现？

张洁：这个看两方面。首先理性的表达主要体现在平衡上，平衡主要又体现在冲突的双方在表达空间上的平等。至于说情感表达，它一般在舆论监督节目里面很少会出现。在一些人文性的节目，像你说的《第二次生命》，不存在情感表达会影响理性诉求的问题。

抒情不抒情，包括音乐的运用，还是看选题而言，一般来说硬选题还是要做成硬节目，但也有例外，英国BBC在做一些批评性报道时，居然会用交响乐。有一期讲《跑马业的黑幕》的节目，一开始讲跑马业是英国人都喜欢的一个产业，每年这个产业产生的利润是多少，今天的节目要告诉你这个行业里面有巨大的黑幕。这个解说一完，啪，发令枪一响，马冲出去，然后交响乐响起来，接下来就是调查的过程。观众觉得这样的表达很舒服，情绪的渲染并没有影响到客观公正。

再者，40分钟的深度新闻节目还是需要讲究叙事艺术的，不能把它做成一个特别单调枯燥的节目，标准是艺术追求不损害真实性。我就要求大家在把事情弄清楚的前提下尽量考虑专业化的影像表达，活色生香地讲故事。记者：你带头拍摄《新闻调查》样片《西古县村记事》时，摄制组总共使用了80多盘60分钟的磁带，你一个人更是做了80天的后期。这么长的制作周期和工作强度，会觉得很难熬吗？

张洁：那个片子不是一个常态的创作，它是第一期《新闻调查》的节目，所以投入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后期也拖得很长。那个片子的制作过程既幸福又痛苦。幸福在于这是我的第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是个人的转型。痛苦在于跟“坏人”打交道我非常不适应，掉头发，总是需要去琢磨、算计。后期也做得比较辛苦，都病了，最后这期节目还给毙了。不过，做《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平常工作状态下强度也挺大的，我现在一身毛病都是那时候耗出来的。但自己喜欢，也不会觉得苦和累，都是自己愿意的。记者：《西古县村记事》被毙了，《新闻调查》十周年时出版的书——《调查〈新闻调查〉》里记录说当时领导对这个片子评价是：“你们把记者和律师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任意鞭挞各级政府。”结合你后来工作的一些经验，你认为像《新闻调查》这种舆论监督的节目应该怎么平衡批判性和建设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张洁：我那时候还是不成熟，以我现在的成熟度，完全能做出可以播出的片子的。其实做舆论监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太把记者当回事，别以为自己就是青天大老爷。当时没懂那么多，我们带了一个律师去，觉得自己是英雄，我们能把这件事情搞定，弄得凄凄惨惨的。我们走的时候老百姓公路上跪着不让走，我们的眼泪也一直在掉。回来很悲壮地把片子编出来，太煽情了。难怪领导不喜欢。

舆论监督节目需要注意几点。一个是事实要清楚，再一个就是要平衡，还有就是要有建设性。有一些舆论监督所涉及的问题政府已经有所作为了，历史上也试图解决过，你不能把这些全部规避掉，把节目做得特别耸人听闻。

做舆论监督，我提出一个事实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妖魔化政府，也不要妖魔化警察。我们媒体在做监督时有种冲动，就是习惯把强势的一方妖魔化。这样的一种冲动来源于两个诉求，一个是道德诉求，天生就仇恨强势同情弱小，正义感使然；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利益使然，一边倒的报道当然更吸引眼球，更有冲击力，点击率、发行量会更高。我觉得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原因都不好，它不专业。批评要完全建立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之上，一般来讲有冲突的双方往往都有问题，很少有哪一方绝对地正确或者错误。

我觉得官场对媒体的反感，不希望接受媒体的舆论监督，跟我们媒体在报道中过分放大政府官员的错误有一定关系。所以，对今天的中国媒体来讲，专业主义的客观平衡特别重要，要对中国社会负责，对各阶层负责，尽量地还原事实的全貌，让受众自己判断。比如说一个上访的群众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些错误，你把他这样的错误揭示出来，其实是让观众接受真实的人性，然后它会健全公众的心智。苦大仇深、非黑即白的报道只会衰减公众的理性，这是不真实的。记者：不少人评价说近些年的《新闻调查》没有了当年的锐气。你个人怎么看待舆论监督类节目的这种变化？

张洁：不是好事，起码说明舆论环境不好。为什么不好？可以说现在社会环境很复杂，矛盾很突出，群体性事件也非常多，舆论监督节目把握不好会推波助澜，所以就要限制，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再一个就是曝光过多了，有人觉得会动摇大家的一些信念。当然，媒体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前些年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儿包子事件”，包括很多有偿新闻，这些问题让上面觉得你这个队伍不行，新闻记者的行业门槛过低，很多业务不端的人都进来了，所以要提高门槛。

舆论监督的环境一直都是起起伏伏的，这跟执政者的心态、社会环境、群体事件、官员的反感、老百姓的监督意识、媒体的专业主义都有关系。当然，社会总在进步，媒体不可能没有舆论监督。传统媒体做不了的时候，新媒体可以有所作为，现在引发大量关注的监督基本上都来自网络。

说到监督，我也在想一些文化上更深层次的东西。批评到了你头上，你会怎么样？很多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当负面事件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对待媒体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跟遮遮掩掩的政府官员没什么两样。所以，这就是更深入的问题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接受监督的心态，好面子。在接受批评方面很脆弱，特别脆弱。

以往我们批评的时候往往把批评的对象和自己撇开，现在我经常会把自己放进去。比如说腐败，反腐败似乎是一种全民情绪，全民都在反腐败。但是你会发现全民在反腐败的同时，又都在崇尚腐败。崇尚腐败就是崇尚权力，崇尚资源占有，崇尚一种非正常的获得。这个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中重极了，贪小便宜，从用单位的稿签纸、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到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哪一个不是自然如行云流水？

所以有时候我想我们国家的政治上、新闻上有很多东西很难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幅度地推进，国民文化的积淀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人必须经过这一关，就是从自己开始做起，形成一种全民自觉，大家建立起一种有底线的生活。国外很多严肃媒体对职业道德的要求特别高，规定都很细，比如CNN要求记者收到超过30美元的礼物必须上交，还有媒体甚至规定不能搭采访对象的私人飞机，就是怕你被他控制，不能保持新闻的独立性。所以今天研究新闻，需要有更宏观的视野。记者：从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到2003年5月1日新闻频道试播，这10年可以说是央视新闻发展的黄金时期。就你的观察而言，哪些因素在推动着这种发展？

张洁：广义上的话还是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媒体以这样一种进步的姿态来跟上。新闻进步是社会进步，也是政治进步的一部分，新闻就是政治的面孔。所以，当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法治、公开和透明的过程中，就要求媒体能够传递更多信息，满足公众更多知情权。从1992年到现在，起码中国改革开放大门从来没有关上，一直在往前走，这样一种往前走的执政理念必然就会反映到媒体上来。记者：作为一个电视黄金时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整个集体的面貌对你个人的职业或者想法有什么影响？

张洁：最大的影响就是发现了新闻的力量。原来在云南专题片和纪录片做得比较多，那个时候的人文追求比较明显，目标就是获国际大奖。来到《东方时空》之后观念和理念上的东西就丰富得多了，以前仅仅是人文，一个人拿着摄像机苦哈哈地到一个地方蹲上一年或者半年，拍一个获奖的东西。那样一种职业的轨迹到了《东方时空》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在《东方时空》实现了新闻和纪录片的嫁接。

另外一个就是工作节奏快了很多，《生活空间》是一天一期，兼具人文价值跟新闻价值，以日播的方式处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即使到了《新闻调查》，它的时效性稍微慢一点，也是一周一期。到了《新闻调查》以后有很多专业上的要求，选题的重大性，思想的高度，表达的精度，把我本人以及很多《新闻调查》人都逼到了极致，所以就不停地学习，不学的话随时把你挤下去了。《新闻调查》没有狂妄的人，为什么呢？他爬的山太大了，他知道山有多高。没有哪个人会觉得做《新闻调查》得心应手了，只会越做越难，越做越知道不断超越的痛苦。这种感觉挺好的，因为它符合整个人生的感觉。

后来我有机会管理《新闻调查》，那我就给大家创造更多机会，同时也给大家创造更大压力，机会和压力面前很多人就蓬勃成长起来，从主持人到编导到摄影到录音都有。我在《新闻调查》做了七年管理，我特别骄傲的就是《新闻调查》在这七年出了很多经典节目。记者：电视媒体经历了相当辉煌的历程，但现在网络媒体风头正劲，在传媒业态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你认为电视新闻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什么方面？

张洁：电视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就两个：一个是直播，这是新媒体无法取代的，自媒体平台也可以拿着手机直播，但跟专业电视台比起来肯定是不行的；再一个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很古老的、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职能。因为滥用权力是人的本性，就是要靠法制，靠各种监督去给他套上笼头。

新媒体跟传统媒体更多是一种共生关系。毕竟网络媒体原创的东西很少，主要是转载和整合。虽然现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很大，但电视还不至于消失，只是看电视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在家看电视变成了移动的电视。但这只是不同的节目传输方式，更核心的节目生产能力并没有根本变化。现在很多人特别迷信产业的变化、技术的更新，却恰恰忽视了内容生产。大学教育是打基础的时候，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培养学生怎样做好专业的新闻，怎样做到平衡、客观，拿最好的新闻案例来进行教学。记者：《新闻调查》曾经集聚过一批非常优秀的电视人，像夏骏、刘春、王利芬等等，但他们后来都离开了央视，甚至远离电视，你觉得这种人才的流失对传统媒体来讲是不是一个危机？

张洁：这不能说是流失，他们也还是在做媒体，这边失去了，那边又得到了，其实整体是平衡的。到新媒体去的电视人多了，以后就意味着新媒体更了解电视，电视人也更懂新媒体，这也挺好的。对于个人来说，你在一个平台上做到一定程度很难有大的进步空间时，换一下也挺好的，又可以去学新的东西，看新的风景。

最重要的是，职业可能培养出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有一定的信仰和底线。我想，从《新闻调查》走出去的这些同事，无论他们现在在做什么，骨子里的东西是变不了的，那就是希望中国更好，希望中国社会进步，希望中国更民主，更自由，更法治，对社会的关怀和希望都是不会改变的。新闻纪实性节目也要贯彻艺术追求记者：你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在《新闻调查》早期做的一期公交优先的节目，特别强调了那个片子高质量的视听语言，说“无论声音画面，都是精雕细刻”，“做出来的片子非常好看”，你对好的影像表达有什么标准？

张洁：视听语言在深度节目的生产当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即时性新闻摄影一般都比较简单粗糙，但是深度新闻应该对画面和声音有自己特别专业的追求。国外一些特别优秀的节目做得甚至能跟好莱坞大片媲美了，画面特别漂亮，细节的抓拍特别到位。一个45分钟的深度新闻节目，在声音上也要有所设计，包括音乐、音响还有同期声。有追求的录音师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设计声音元素的主体。这些声画设计都会提前作准备，我在写编导阐述的时候会写出对声音和画面的要求。

拿公交优先这期节目来说，因为公交本身是一个运动的载体，所以我就在开拍前提出来画面要有流动感。当时我们选择拍摄从动物园到北京站的那条公交线路，它经过商业区、政治区、文化区，这种感觉在摄影上要有所体现。而在声音方面，整个片子表现的是城市的拥堵，所以对应的声音就是城市特有的嘈杂音，这个片子的录音师原来就是给电影厂做录音的，所有的同期声，包括电话铃声、水杯盖扣上的声音，都做得特别细，有点像在做电影了。还有片子最后结尾的时候是白岩松站在那儿说，“如果车能正点的话，下班的人就能按时回家，恋人就能早点相见，母亲就能早点见到孩子”，这时候就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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