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东安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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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试读：
第一章风云际会▼清王朝是中央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一代封建政权。然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随着内战的推进，其权力结构自中央以至地方都发生很大变化，突出表现在相权的析出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总之是皇帝大权旁落，一分于宰相，二落于督抚，中央则肃顺、奕䜣先后秉政，地方则形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掌握军政实权的汉员督抚。前一问题已由那拉氏于同治四年加以解决，而督抚专政问题则成尾大不掉之势，终有清一代未能改变，且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有的方面，如地方分权的增强和中央集权的削弱，史学界已成共识；而有的方面，如肃顺、奕䜣秉政，则有不同的解释。至于上述种种的历史成因，就更是言人人殊。本章拟就清朝咸同年间权力格局的变化及其历史成因，做一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期揭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从而展开曾国藩集团崛起田间的时代背景，亦为本书的研究主题揭开序幕。第一节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及其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
中国地主封建制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多次的王朝更替，到了明代，已进入他的晚期阶段。其标志就是，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而清王朝的建立则使日渐衰微的封建制度回光返照，再度辉煌。由于满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世风古朴，新兴贵族没有明朝统治者那样的腐败积习，又接受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故在国家的治理上兢兢业业，颇有政绩。尤其在位长达六十年之久的康熙、乾隆两帝，比之唐宗、汉武亦不遑多让。在他们的治理下，清王朝兴旺发达，出现了一百多年的太平盛世。
由于满洲贵族初入中原，腐败风气习染未深，加以接受明王朝因加派“三饷”导致迅速灭亡的教训，生活上非常注意节俭，力图减省宫中开支。据载，自入关至康熙十九年（1680），清朝“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妃嫔一宫[1]之数”。与宫中修造、花用相关的工部、光禄寺每年支用银两，亦[2]“较前朝省十之九”。故财政费用年有盈余，及至康熙末年，户部[3]库银已有“五千余万之积”。
然而，乾隆朝以来，宫廷费用与军政开支渐增，吏治渐坏，贪污大案迭起。文武官员养廉费的增设，不仅没有使他们较前更加廉洁，反而使他们贪欲日增，腐败日甚。绿营兵增额六万，年耗库银三百万两，其战斗力反而日益降低。迨至乾隆中期已开始出现衰落迹象，只是各种社会矛盾统统掩盖在“太平盛世”的外衣之下，尚不为世人所警觉。而乾隆帝晚年耽于游乐和奸相和珅的秉政，政以贿成，人以干[4]进，“风气为之一变”，则加速了这一衰落的进程。而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更使清王朝由鼎盛走向全面的衰落，兵无斗志，库无帑银，沿着下坡路一步步走下去。
正当清王朝一衰不振的时候，野心勃勃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打了进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征服美洲、非洲及印度等大片地区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中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中对其不利的入超地位，他们大量进行毒品走私活动，把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的鸦片烟，集中收购，漂洋过海，向中国倾销。而当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遭到遏制时，便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即鸦片战争。在外国侵略面前，清朝军队不堪一击，终与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使中国丧失主权，丧失独立，被迫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大量的战争赔款，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经过十年的酝酿与准备，逐步形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大起义。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也暴露了中华民族的弱点，使中国人民在痛苦中惊醒。他们憎恨殖民主义者的强暴蛮横，憎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求安，同时也感到侵略者确有可恃之术，中国确有落后之处。而要战胜敌人，必须首先学习敌人之长，克服自身之短。这一认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先进人物思想认识的主流。只是由于阶级、地位以及出身、经历的不同，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和自身利害的冲突，并各自提出不同的救国方案，围绕着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尤其资本主义侵略者同中华民族这一更为主要的矛盾，展开了时急时缓、错综复杂的分合争斗。太平天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阶级提出的救国方案。
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是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等人。他们先是创立了一个民间团体，劝人行善、拜上帝，史称拜上帝会或拜上帝教。信从者多贫苦农民。当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革命发动的时候，洪秀全、冯云山便向杨、萧等人透露了夺取天下、另建新朝的重大图谋。于是，他们衷心拥戴洪秀全为一国之主，大家齐心合力，积极准备，并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
他们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意思是要把基督教原有教义中的天堂，从天上搬到人间，由死后提到生前，并将之称为“小天堂”，而将原有教义中的天堂称为“大天堂”。宣布大天堂归上帝所有，是永恒的，而小天堂则要在天父、天兄、天王的领导下，经过众兄弟姊妹的一番奋斗，方可在人间建立起来。还宣布，只有在建立小天堂的过程中建立功勋，死后才能荣升上帝的大天堂，永享富贵。而他们在斗争中所遇到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对他们的玉成、磨炼。其后，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不断发展其教义，直到制定并公布《天朝田亩制度》这一纲领性的文件，为他们的小天堂描绘出一幅生动具体的蓝图。虽然带有乌托邦性质，但在当时却对太平天国广大将士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太平天国鼎盛之时，曾占有江西、安徽、湖北的大部和江苏的一部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一再被毁，湘军大帅曾国藩困于江西一隅之地，二号人物胡林翼一度产生自杀之心。不料，杨秀清居功自傲，野心膨胀，假代天父传言之权，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其实，杨秀清以东王节制诸王，执掌太平天国军政大权，军民上下无不畏惧，所奏之事无不允准，一切号令皆由他发出，实权已超过洪秀全。天王洪秀全久处虚尊之位，只是多一个“万岁”的称号，与尊称“九千岁”的杨秀清在称号上仅有“千岁”之差。如今杨秀清要消除这一差别，造成形式上二人平起平坐，实际上则由他独掌大权的政治格局，这就不能不使洪秀全心生疑惧。在此之前，杨秀清已与韦、石、秦等关系紧张，他们积愤于杨的跋扈，已有人密议除杨之策，仅由于洪的反对而未敢动手。正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洪秀全突然接到杨秀清的心腹爱将、天官正丞相陈承镕的紧急密报，称杨欲杀洪自立，发兵攻打天王府。洪秀全遂决心杀杨，一场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大悲剧随之发生。
这场内讧从咸丰六年韦昌辉杀杨开始，到咸丰八年石达开离京出走为止，前后历时三年，终致精兵猛将所余无几，太平天国由盛转衰，一步步走向失败。此后，太平天国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原因虽然不只一宗，但主要还是由于当时南方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而清政府的政策也还没有调整到位，湘军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清朝原有的旗、绿各营武装力量，即使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也不是太平军的对手。
这场大革命历时十四年，波及十八省，拥兵百万，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与设在北京的清朝政府南北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并公布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从而将单纯农民战争推向高峰。这在中国和世界史上都是仅见的。它虽然最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其伟大的历史作用与深远意义是不能抹杀的。
它向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卖国势力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从未承认过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提出了彻底否定封建剥削制度的平分土地的方案，从而指出了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拉开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它沉重地打击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基本上摧毁了作为其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国家军政实权渐渐落到汉族地主官僚手中，从而为辛亥革命最后推翻清王朝与封建君主专制体制提供了方便条件。
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不只这些，近年人们也对它提出不少问题，但本书不打算就这些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仅拟集中探讨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这场革命与曾国藩集团的崛起有什么内在联系，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进程是否起了推动作用。
满洲贵族自入关以来，对汉族官员防范甚严，尤其不让他们掌握军事实权。而太平军对八旗、绿营武装的摧毁性打击，使满洲贵族陷于两难的选择：或者严密文法，自取灭亡；或者听任，甚至支持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壮大武装力量，扩张地方实权，以依靠他们将这场革命镇压下去，保住自己的皇位。两害相权取其轻。满洲贵族经过长期的犹豫摇摆和反反复复的内部斗争，直至一场腥风血雨的宫廷政变，终于断然放弃前议，采取后策。倘若没有太平天国革命，以及由此导致的清政府一系列自身变化与政治策略的调整，曾国藩集团不仅难以发展壮大，恐怕连其自身生存也大成问题。遗憾的是，近代史上这种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至今没有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虽有不少著作涉及这一问题，提出不少颇具学术意义的见解，但还没有集中、系统地将这一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揭示出来。而有些人，只是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彻底否定太平天国，借以为曾国藩彻底翻案，以便把这一早被历史所抛弃的政治僵尸，重新树为“古今第一完人”。他们当然也就不会去想：如果没有太平天国革命，曾、胡、左、李怎么会成为近代史上的政治名人？那时的曾国藩，至多不过是个文官与学者。胡、李或者有官可做。而左宗棠则很可能老死民间，默默无闻。不过，无论他们学问多么大，文章写得怎么好，都不会引起这么多文人学士经久不衰的崇拜。仅就学问、文章而言，即有清一代就有多少人超过曾国藩，而他们当中又有谁值得当今学人如此动心？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人物。试问，数十年来，又有哪一个成为学术热点的问题，与政治无关？而所有这一切，则都是这场革命造成的，追本溯源还是太平天国。言及于此，则太平天国的作用与影响自不待言，研究这一历史辩证关系的必要亦自不待言。
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大起义对清王朝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北伐京津，西征湘鄂，东取苏杭，三次攻占湖北省会武昌，两次攻占安徽省城安庆、庐州，因战争失败而被免、被革乃至丧失性命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都统将军先后达三十多人。咸丰元年广西巡抚周天爵革职。咸丰二年钦差大臣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先后革职逮问。赛尚阿先判死刑，后改流放；陆建瀛旋因城破被杀。同年，广西巡抚邹鸣鹤革职，湖北巡抚常大淳城破被杀。咸丰三年钦差大臣祥厚城破被杀，讷尔经额革职。安徽巡抚蒋文庆城破被杀，继任李嘉端革职，江忠源城破自杀。咸丰四年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被杀，继任台涌革职。湖北巡抚崇纶革职，继任青麐因兵败逃走被按律处死。咸丰五年钦差大臣西凌阿革职，胜保革职逮问。湖广总督杨霈革职，鄂抚陶恩培城破被杀。咸丰六年钦差大臣托明阿革职，向荣败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兵败被杀。咸丰九年钦差大臣德兴阿兵败革职。咸丰十年钦差大臣张玉良革职，和春败死，督办宁国军务周天受城破被杀，督办徽州军务张芾免职。两江总督何桂清先因失城革职拿问，继以弃城逃走、枪打阻行缙绅于同治元年按律处死。浙江巡抚罗遵殿、江苏巡抚徐有壬则皆因城破被杀。咸丰十一年杭州将军瑞昌城破被杀，浙江巡抚王有龄城破自尽。同治三年，钦差大臣、西安将军多隆阿在陕西周至重伤致死。同治四年，钦差大臣、蒙古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兵败被杀。至于巡抚以下藩、臬、提、镇及道、府、州、县官员被杀、被革者，则不计其数，无从统计。
有些几经反复、拉锯争夺的省份，例如安徽省，曾长期被清朝官员视为畏途，上至巡抚，下至知县，都不愿到这里做官，已经上任的官员，也千方百计地设法调走。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安徽糜烂之区，人人裹足远避。前此七八年间，福中丞告病告假奏疏近十次，其避抚篆如避虎狼。近翁中丞思卸抚篆，前后亦具疏数次。[5]恩廉访不肯接篆，曾经严旨申斥。”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也说：“安徽用兵十年，蹂躏不堪，人人思为畏途。通省实缺人员，仅有知府二[6]人，州县二人。即候补者亦属寥寥。每出一缺，遴委乏员。”
太平天国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是对其主要武装力量的摧毁与对其主要财源的破坏。清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八旗骁骑营与绿营，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与绿营兵。八旗骁骑营简称旗营，二十多万人，主要戍卫京师，少数分防各地，由设置各城的将军、都统、副都统统辖。绿营兵六十多万人，少数驻扎京师，绝大多数分派全国各地，按营、汛驻扎。咸丰三年当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清朝的统治中心北京的时候，清政府调兵遣将，直到咸丰五年才把北伐军彻底打败，其所使用的主要兵力是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率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八旗兵在天津与京东张家湾等地受到沉重打击，基本上失去战斗力。陆续从黑龙江、内蒙古调来的骑兵马队，又于同治四年在山东被捻军歼灭。从此，清政府再也难以组成大支八旗武装力量。至于驻防各地的八旗兵，在太平军的进攻面前，则连自己的满营都守不住，江宁将军祥厚与杭州将军瑞昌都因此送掉性命，更不可能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在长期的战争中，清政府对太平军作战，主要靠绿营与勇营。自金田起义以来，清政府就从各地调兵进行围追堵截。起初，尚有乌兰泰等少数八旗兵将，曾与绿营将领向荣屡生龃龉。自乌兰泰死后，则主要使用绿营兵对太平军作战。他们在受到太平军的几次打击之后，逐渐变得乖巧起来，不再敢贸然出击，只远远地进行监视、围困或在后尾追。故咸丰二年在长沙城内外同太平军作战的清军，计有一大学士、两总督、三巡抚、三提督、十一二员总兵，统带兵勇六七万人，仍让人数不足六万的太平军悄悄撤走，迅速北上，连下岳州、武昌、九江、安庆，直取江宁，改名天京，定为首都。所以，曾国藩在总结几年来的作战情况时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与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7]之拦头一战者。”而清军则依然故我，既不攻城，也不撤走，而分别在长江南岸的孝陵卫与江北扬州设立两座大营，号称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眼看着各地练勇与太平军厮杀，自己却妄图重温镇压白莲教起义时那种团练苦战、绿营收功的旧梦。而太平军亦对其置之不理，派出自己的主力部队进行北伐与西征，只留下一部分部队戍卫京畿，一旦时机成熟，即于咸丰六年调集大军一举踏平清军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不久，清政府调兵遣将，又把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恢复起来。咸丰八年太平军再破江北大营，咸丰十年再破江南大营，全歼其所属部队，并顺势夺取苏、常富庶之区，使清政府再也无力调集大支清军，重建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苏南地区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源，清军江南与江北大营的军饷，一向由苏南和浙江供应。这样，苏南地区的丢失与江南大营的败溃，就使清政府陷于兵饷两空的困难境地，唯靠各省督抚自筹兵饷同太平军作战。迨至同治三年、四年多隆阿、僧格林沁相继毙命之后，忠于满洲贵族的兵将基本丧失，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清政府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除了依靠湘、淮勇营之外，再无其他选择了。[1] 王庆云：《石渠馀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卷，第1页。[2] 《石渠馀纪》第1卷，第1页。[3] 《石渠馀纪》第1卷，第2页。[4] 昭梿：《啸亭杂录》，上海扫叶山房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第6卷，第11页。[5]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湖南传忠书局版，第13卷，第27—28页。[6]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42页。[7] 《曾文正公奏稿》，第1卷，第56页。第二节中央政权权力结构的变化与归复：相权的让出与收回
太平天国革命对清政府的制约和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不仅迫使它政策上做出大幅度调整，而且造成其自身权力结构的很大变化，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一次权力再分配。多年来，对于地方督抚军政实权的增强，曾有不少人论及，而对于中央政权权力结构的变化，出于种种原因，则较少有人注意。而若不弄清中央政权的变化，则很难弄清其对汉员督抚将帅的政策得以及时调整的关键所在和地方政权变化如此之大的内在原因。所以，本书的考察首先从中央政权开始。
中国自古以来，历代专制政府的权力大约一分为三，即君权、相权、将权，分别由君主、丞相、将军执掌。君主掌决策、用人之权，而具体行政、用兵则由丞相、将军执行。丞相为政府（一般为内阁）首脑，将军为军队的统帅，平时主要靠相，战时主要靠将，分去君主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既是其不可或缺的助手，也对其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丞相主持内阁，执掌六部，遇有国家大事，即由君主做出决定，具体由丞相按规章制度办理。故有所谓“掌天下之平”之说，君主亦不得肆行己意。汉唐盛世曾有过不少这样的故事。遇有战事则君主命将授符，将军率兵出征，而一旦兵权在握，即有机动专断之权，不受君权的遥制，亦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种国家中央政权的权力分配制度行之多年，对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其中相权的存在则尤为重要，往往影响或决定一代王朝的兴衰。因为君主之位按血统继承，实行嫡长制，往往由自然而决定，并非出于人的选择。因而，承位之人并不一定有治国之才。而丞相则由君主任命，是可以选择的，往往由治国之才担任，既是国家方针大计的制定者，又是具体执行者。所以，丞相任用得人，即可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兴旺发达。例如，历史上著名的东周春秋时期的管仲治齐，汉之文景之治，唐之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皆多借重于丞相之力。而历史上的所谓名臣贤相，从傅说、姜尚、管仲、商鞅到萧何、魏徵、姚崇、宋景、王安石，其名望与历史作用，则较之同时代的帝王，也似并无逊色。
迨至封建社会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明洪武十三年（1380）太祖皇帝朱元璋杀左丞相胡惟庸之次日，即发布文告，声称“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权不专于一司，[1]事不留于壅蔽”。中书省即内阁，也是当时的政府。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撤销中书省，直接掌管六部，也就是撤销了丞相之权，或者说兼并了丞相之权，身兼君、相二职。从此而后，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还是政府首脑，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相权也就不复存在了。
清承明制，虽有内阁之名而无内阁之实。尽管顺、康之时大学士尚有阅折、拟稿之权，但既不能掌管六部，亦即不是政府，也就不再是原来的内阁，只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及至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之后，内阁仅有的这点权力亦被彻底剥夺，内阁学士、大学士完全成为荣誉职务。军机处虽具有一定职权，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但并无专职人员，皆由大学士与部院大臣兼任，带有临时差派的性质，与明代以前的内阁不同。领班军机大臣亦非政府首脑，并不执掌六部，亦不同于明代以前的丞相。所以，出于某种习惯，军机处有时被人称为政府，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被称为丞相，而实际上却无相权可言，亦属于一种荣誉称呼。
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出于政治上的实际需要，清政府的这种权力结构暗中发生了变化。虽然，名义上并未设立丞相一职，但在实际上，皇帝却不得不将往日被他兼并的相权分离出来，交给一人执掌，使之成为有实无名的政府首脑，以提高办事效率，迅速而恰当地处理决定国家命运的军政大事。这样，在此期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所采取的重大政治对策，也就不能不与当时握有相权的人息息相关。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初，咸丰帝奕 仍循旧例，主要依靠军机大臣协助自己处理日益繁剧的军政要务。不料，事过境迁，时势有异，昔日得心应手的办法失去灵验，事事处处不遂人意。
有清一代，自雍正八年军机处设立以来，一般来说军机大臣是最有权势、最受信任的。但论及个人的实际权势，却并非人人均等，而是因人而异。当军机大臣奏事之际，依次跪在皇帝面前，领班军机大臣离皇帝最近，皇帝讲什么话听得真切，提什么问题亦应首先回答。其余军机大臣，尤其最末一位，所谓“卷帘军机”或“学习行走”的军机大臣，皇帝讲什么话，根本听不清，对他所提出的问题，除指名要其回答者外，亦不能越次抢答。故有人曾用四乘小轿的轿夫，各自不同的神态、感受，来戏喻他们的境遇，有所谓“扬眉吐气”“昏天黑地”乃至“吃人臭屁”之说。所以，军机处中只有领班军机大臣握有较大的实权，其余军机大臣都不能跟他相比。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军机处内部的排列次序和主次关系外，也同当时实际存在的满汉隔离、民族歧视有关。
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一代政权，军机大臣虽名义上满汉兼用，实际上主要权力则掌握在满员手中。领班军机大臣一般由满员担任，遇事专断，汉员不敢与之相争。若有倔强不服、争辩不已者，亦必以失败而告终。道光时，军机大臣王鼎为重新起用林则徐事，同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屡争不胜、愤而自杀的例子，则是对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最深刻的揭露。再者，在那满洲贵族主宰一切的政权中，这些汉员军机大臣所以能够升至如此高位，主要并非由于他们真的有什么治国治军的出色才能，而多因他们唯唯诺诺，老于世故，遇事模棱，善观风色。而皇帝平时也不需要他们有什么本领，有什么主见，而恰恰相反，需要的正是他们没有才能，没有定见，只要服服帖帖就行了。据说，军机大臣曹振镛“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而已”，[2]故能在嘉、道两朝“特见委任”，“当国”十五六年。而其“晚年恩遇盖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见必诫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有人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以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还有人赋一剪梅四首以讥讽这种官场风气，“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3]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这样，一旦国家有事，到了生死存亡之秋，面对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需要他们出谋划策、承担责任的时候，也就无能为力了。故多年之后还有人对此切齿痛恨，直斥“曹振镛之误清”。认为曹振镛“拘牵文义，挑剔细故，钳制天下人心，不得发舒，造成一个不痛不痒之天下。洪杨猝发，几至亡国，[4]则曹振镛之罪也”。其实，始作俑者还是清朝皇帝，曹振镛之类汉大臣，不过投其所好而已。
道光三十年十月，登基不久的咸丰皇帝将长期把持枢垣的穆彰阿革职之后，领班军机大臣曾几度易人，其中除咸丰五年、六年间在位不及两年的文庆外，在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上，皆没有多大作为。而赛尚阿还因政治上与军事上的无能而获罪，几乎被咸丰杀掉。自咸丰六年十一月文庆去世至咸丰十年六月，近三年半的时间内，这一要职即由以次递升的彭蕴章担任，终使咸丰皇帝在最需要他为自己出力卖命的时候，陷入用非其人的苦恼。可以说，历史让他喝下了清王朝多年酿就的苦酒。
彭蕴章，江苏长洲人，出身书香门第、高官富豪之家。其高祖父彭定求为康熙十五年状元；曾祖父彭启丰为雍正五年状元，官至侍郎。本人在官场中混迹甚久，受那种不黑不白、无是无非的习气熏染甚深。早在道光十五年考取进士之前，彭蕴章即由举人捐官内阁中书，充任军机章京。考取进士后授工部主事，仍留值军机处，充任章京。此后累次迁官，位至卿贰，咸丰元年以工部侍郎充任军机大臣。咸丰六年十一月原领班军机大臣文庆去世，彭蕴章以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循序递升为领班军机大臣。在其担任军机大臣的十年间，尤其位居领班军机大臣的四五年间，清政府真是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人民大起义方兴未艾，战意方酣，直欲取清王朝而代之；而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则气势汹汹地打了进来，蓄意侵夺中国的主权，逼迫清政府低头，从广州一直打到北京，不达目的，决不停止进攻。面对如此危局，清政府有多少大事亟须处理，而有不少问题处理当与不当，则又关乎着清朝的存亡。咸丰帝面对一个个令人头疼的难题，捉襟见肘，狼狈不堪。这时他才痛切感到得力助手的重要。无奈“蕴章在枢府日，唯阿取容，从无建白，外间戏以[5]彭葫芦称之”，根本不能担当此任。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所讽刺的两位宰相，就是祁寯藻与彭蕴章。不过，当时皇帝身边，除军机大臣外，还有一种少为人知的御前大臣。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清代官制上的一大发明。清王朝“鉴明弊政，不许寺人干政”，“内廷事务，特设御前大臣，皆以内廷勋戚诸臣充之，无定员，凡乾清门内之侍卫、司员，命其统辖。每上出宫巡幸，皆橐鞬扈从，代宣王言。名位尤重，仿两汉大将军制，而亲谊过之。初尚命军[6]机大臣代摄”，“后特分析，体制尤正”，但从此不再办理政务。如今形势严峻，亟须代谋之人，咸丰帝遂将其两种职能合并起来，由御前大臣“代摄”军机大臣之责。也就是说，咸丰帝失望之余，不得不改弦更张，将军机大臣弃置一旁，任用满族亲贵，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同父异母弟肃顺等御前大臣，遂得以用事。于是，御前会议渐渐取军机处而代之，而其权势则尤过之。章士钊曾引用李慈铭《日记》以说明这一权力转移过程。“比国事日亟，上知宰执无能为，颇任宗王及御前大臣，枢密之权渐替。……或谓长洲在枢府，时御前某大臣骄甚，凡枢臣拟旨，径取笔涂抹之。长洲虽不敢违，然默然自守，不肯曲附。而同官如匡公源、穆公荫、杜公翰、文公祥，尤恭谨承顺恐后。于是，枢柄尽移于御前诸贵，而长洲终以不为所喜，受其排挤云。”章士钊解释说：“御前某大臣者肃顺也。宗王及诸贵，则[7]统郑、怡王言之。”不过，这里还应补充一句，所谓“长洲”者，彭蕴章也。至于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章士钊则采取客观叙述的方式，将三条成因中的一、二两条（形势紧张、军机大臣无能）与第三条（肃顺跋扈）相提并论，且似有非此即彼之意。而事实上，恐怕三条原因都有，也不会没有主次之分。肃顺专横跋扈，凌轹同僚，原因不外有三：一是政见不同；一是有权有势，身份高贵；一是个人性格，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者也。第一点留待后议，现仅就后两条做点分析。论出身肃顺不过是闲散宗室，曾长期四处游荡，无所事事，给他做个散秩大臣、奉宸苑卿之类，也只是为了照顾他的衣食，无论如何也没有欺压军机大臣的资格。至于权势，则全是咸丰所授予。而军机大臣本是皇帝的亲信，并非肃顺的家奴，他欲行欺压，也要看咸丰的态度。所以，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派生的，由咸丰皇帝的态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国势危急，咸丰帝急需助手，欲行非常之事，必用非常之人，所以才弃军机大臣如敝屣，放纵肃顺如虎狼。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详述。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肃顺的地位已凌驾于军机大臣之上，握有国相的实权，成为事实上的丞相。无怪乎章士钊在讲完上述情况之后，会从中得出结论说：[8]“观此，当时朝政机枢，盖全掌于肃顺一人之手。”薛福成亦称，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皆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还说怡、郑“二王实皆庸愦无能，其揽[9]权窃柄一以肃顺为主谋”。
肃顺字雨（又豫）亭，宗室远支，郑亲王端华异母弟，行六。道光中授委散秩大臣、奉宸苑卿。咸丰帝即位，擢内阁学士，兼护军统领等职。以其敢于任事，渐受重用。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任礼部、户部侍郎。咸丰七年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渐与廷议。怡亲王载垣与郑亲王端华虽地位显赫、同被重用，但办事能力不强，遇事也拿不出什么主意。而肃顺为人机敏、刚毅，虽属不学无术，但却遇事果断，敢作敢为，具有一定社会经验与办事才能。尤其长期生活与接近社会下层，洞悉社会弊端，痛恨官场的昏庸腐败，嫉之如仇，受命之先，即于咸丰召见时提出“严禁令、重法纪、[10]锄奸宄”的主张，“皆当上意”。也就是很合咸丰的口味。当时，“内忧外患”，形势严重，整个清王朝岌岌可危。而清政府各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除少数警觉、振奋者外，绝大多数贪污纳贿，依然故我。咸丰帝心急如焚，急欲从政治上扭转清政府的危机局面，遂大刀阔斧，严刑峻法，对吏治严加整顿，接连兴起几个大狱。当时主要有议约违旨案、顺天乡试舞弊案、户部宝钞处贪污案，元老重臣耆英、柏葰或赐死或处斩，涉案官员株连甚众。主管户部的大学士翁心存几被科以重罪，被迫休致。据当时的记载和后人的研究，对于清政府数年之间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肃顺从中起了很大作用。《清史稿》载：咸丰八年“英法联军犯天津，起前大学士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往议约。耆英不候旨回京，下狱议罪，拟绞监候，肃顺独疏请立予正法，上虽斥其言过当，即赐耆英自尽。大学士柏葰典顺天乡试，以纵容家人舞弊，命肃顺会同刑部鞠讯，谳大辟，上念柏葰旧臣，狱情可原，欲宽之；肃顺力争，遂命斩”。户部为裕饷，印行纸币，铸行当百、当五百大钱，设置宝钞处、官钱总局分管其事。“肃顺察宝钞处所列‘宇’字五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奏请究治，得蒙混状，褫司员台裴音等职，与商人并论罪，籍没者数十家。又劾官票所[11]官吏交通，褫关防员外郎景雯等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一时朝野震惊，秩序肃然，风气大为好转，直到肃顺被处死之前，再没有发生过考场舞弊案件。可见，当时对吏治的整顿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其实，当时对犯罪大臣的处置，并未超出清朝的法律规定，尚不如顺治年间同类案犯所受惩办之重。只是由于那拉氏、奕䜣政变之后肃顺[12]被杀，诸多事实遭到歪曲，不少问题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细察肃顺所为，虽难免挟嫌报复、杀人树威的成分，也显得有些感情用事，急于求成，但其主旨是与咸丰皇帝相同的，亦不失为对症下药、整顿清朝吏治的良方。所谓久玩之后，振之以猛，正是诸葛亮治蜀的指导思想，若能长此以往，清王朝政治上的腐败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所以，当有人批评咸丰帝“求治太锐，不免操之已蹙；除弊太急，不无过为已甚”时，他立刻下诏予以反驳，称“朕执两用中，毫无偏倚。近来诸事苟且，即如现办户部钞票局一案，弊端迭出，若不严惩，[13]何以肃法？徒持宽大，尚未平允”。然而，肃顺毕竟不学无术，亦非丞相之才。为相者不仅为皇帝制定并具体执行国家方针大计，还须统率群僚、和衷共事，故有所谓“是非不可太清、爱憎不可太明”之说，以使人敢于接近自己。而肃顺心胸褊狭，作风霸道，行事狠戾，刻人宽己，有似酷吏行径，殊非丞相所宜。加以当时满朝文武贪渎成性、因循苟且，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惊世骇俗，简直可以说人人自危了。不过，我们仍能从中看出，肃顺当时“独被信任”、凌轹群僚的特殊地位，亦隐然一当朝宰相、政府首脑了，说他实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似亦不算过分。尤为重要的是，当他的意见与咸丰皇帝发生分歧时，敢于坚持己见，起而抗争，更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自从明初朱元璋兼夺相权、建立廷杖制度以来，尤其鳌拜、和珅被杀之后，极少有人敢跟皇帝相争。故肃顺所行之事、所处之位、所执之权，与明初以前的丞相颇为相似，而与明、清各朝的成例大不相同。因而，不少论者不明就里，将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成因，或者归之于肃顺的强梁、咸丰的懒惰，或者视肃顺为非法篡权，惊其连军机大臣都不是，何以竟有那么大的权力？有人甚至把肃顺看成怪物，用一般成见解释其所作所为，以论证那拉氏、奕䜣发动政变的合理性。他们面对晚清历史上这一难解之谜，所以不能做出恰当解释，其主要原因还是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强大压力下，皇帝一人难以独支危局，不得不倚任强有力的宰辅。这样，在中央政权的实际运作中，就不能不容忍与默许相权的存在，非如此则不能发挥其作用。
那拉氏、奕䜣政变上台之后，虽然取消了大臣赞襄政务制度，实行垂帘听政，但中央政权的这种权力结构并未改变，相权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惟那拉氏取代咸丰，奕䜣取代肃顺而已。
从个人地位来说，奕䜣原本是道光帝遗诏特封的恭亲王，具有与众不同的地位。又是同治皇帝的亲叔，那拉氏的小叔子，可以说既亲且贵。政变之后，那拉氏又酬其拥戴之功，封其为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个人关系来说，留任与新任军机大臣桂良、文祥、宝鋆等人，不是他的岳父，就是亲信、死党，遇事看其眼色，再加上议政王头衔，更使奕䜣名正言顺地成为政府首脑，当朝宰相。同时，那拉氏虽掌握最后决定权，但却没有治国才能与经验，遇有国家大事拿不出什么主张，在这方面尚不如咸丰帝，只是阴狠毒辣，善弄权术而已。再者，她靠奕䜣的力量政变上台，满朝文武多属奕䜣一党，遇有分歧不能不容忍退让，只是明辨君臣之分，使其安于[14]臣位、不敢作非分之想而已。这样，自咸丰十一年政变上台至同治四年取消议政王称号的五年之间，清朝中央政府就形成了垂帘听政与亲王议政的联合体制，出现帝、相并存的局面。整个朝政的制定与实施，无不出于奕䜣之手。遇有重大事项，总是先由奕䜣提出主张，经那拉氏照准，再交由奕䜣具体执行。其地位之煊赫与实际上所起作用之大，则都超过肃顺，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相。其议政王的头衔尤非一般。清朝贵族入关之前，虽曾有过八王议政制度，康熙初立亦有过四大臣辅政之事，但究非一人专任可比。八人、四人尚有相互之间的牵制，而一人专任则国家诸大政，事事处处皆可参与议定，其情形同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有些类似，较之古时丞相权位尤重。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军机仅事承宣，久无实权，唯恭忠亲王议政时略可专断”[15]。当时虽行垂帘听政之体制，但“两宫初政，春秋甚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所以，“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出之谕，即军机之谕”，一时形成太后听政其名、亲王议政其实的局面。有人还进一步解释说：“两宫垂帘听政，则军机必以亲王领班，下以数大臣辅之，所谓军机大臣是也。凡事由亲王作主，商之大臣而定。每日上班，必由领班之亲王开口请旨。所请何旨？即未上班时所商定者，虽偶有[16]更动，亦罕矣。”
那拉氏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其内心深处，对于这种权力分配方式是很不满意的。只缘当时自己根基尚未稳固，羽翼尚未丰满，尤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大起义还没有镇压下去，尚需借重恭亲王的力量。所以，她表面上对奕䜣处处迁就，事事容让，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而实际上则无时无刻不以警惕的目光看着恭亲王的一举一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迅速出击，剥夺其特殊地位，兼并其手中的相权，以重新恢复旧制，做一个独断专行的女皇。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就是同治四年的春天。这时，太平天国革命已被镇压下去，湘军首领曾国藩也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再没有什么外部力量足以构成对清廷的威胁，于是，就开始动手解决恭亲王奕䜣的问题了。
早在辛酉政变取得胜利之初，即处死肃顺的第二天，那拉氏就发布上谕，借题发挥，对奕䜣等提出警告：“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均受皇考大行皇帝深恩，特备任使”，“倘敢纳贿招权，营私舞弊”，“载垣等前车具在”。“嗣后倘有如载垣等专擅不臣者，尔王、大臣等[17]以及科、道即行参奏”，“倘仍前缄默”，“朕不能宽宥也！”奕䜣一看便知这主要是针对自己的，遂于次日急急上奏，表示要“尽心竭力，一秉公忠，与在廷诸臣认真办理，以期仰慰先帝在天之灵，用酬委畀深恩于万一”。并请求“明降谕旨，饬下中外大小臣工，嗣后于朝廷用人行政贤否是非，务当各抒己见，据实胪陈，以求折中至当。[18]而臣得借以多方历练，庶不致有陨越之虞矣！”实际上，奕䜣与那拉氏较量的第一个回合就落在下风，臣服于慈禧太后的脚下，但却并未从中看透那拉氏的为人，也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训。他生长深宫之中，自幼处于尊崇的地位，加以性情虚浮，社会阅历甚少，实际经验尚不如自幼生长民间的那拉氏。赵烈文说他“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19]其智囊宝鋆也说：“恭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王子，生于深宫之中，[20]外事终多隔膜，遇有疑难之事，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所以，对于政变上台后他与那拉氏的关系，并没有看透，虽然垂帘听政之初，那拉氏曾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但稍过即忘，不知自警，很快忘乎所以，恃功骄盈之态难以自掩，从而为那拉氏重新兼夺相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只是恭亲王在朝臣中有一定威望，又有统兵在外的胜保为其军事支柱，故动手之前必须先除掉胜保。
由于当时手握京畿主要武装力量的胜保在辛酉政变时，于“太后[21]垂帘听政”之外，又提出一个“近支亲王辅政”的问题，迫使那拉氏不得不接受太后、皇叔联合执政的体制，犯武人干政之大忌，那拉氏早就对他恨之入骨，起了杀以泄愤之心。其后胜保又对恭亲王多方行贿、拉拢，二人关系日益亲密，这就更加坚定了那拉氏杀掉胜保、以剪除奕䜣羽翼的决心。而胜保自己亦行为不检，授人以柄，这就无疑为那拉氏实现这一图谋大开方便之门。同治元年七月，那拉氏先下令将胜保由安徽调往陕西，接着又于十一月以恃功骄盈、多次庇护苗沛霖与宋景诗部“降而复叛”等罪，密令督办陕西军务的钦差大臣多隆阿将其逮捕，并于同治二年二月槛送至京师。七月，下诏赐其自尽，从而剪除了奕䜣的羽翼。由于在此之前几次欲杀胜保，都因奕䜣的阻挠而未获成功，故这次那拉氏还特地耍了一个小花招。为了避开奕䜣的阻挠，她又重施杀肃顺时的故技，先令人背着奕䜣秘密拟定谕旨。“一日，帘内传旨无事，各直员皆散，恭邸甫出而赐胜死之旨从中降”[22]。当奕䜣发现回救时，已经来不及了。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兄弟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随后将该地区湘军五万人陆续调走或裁撤，仅留数千人戍卫省城，其前敌统帅曾国荃亦被迫辞职回籍。那拉氏以为时机已到，便暗中布置，于同治四年三月向奕䜣开刀。
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首先发难，以议论朝政的形式呈递奏折，对奕䜣进行政治攻击。他根据那拉氏的授意，在折中提出“广言路、勤[23]召对、复封驳、振纲纪、正人心、整团练、除苛政、复京饷”八条要求，并批评奕䜣重用汉臣，指责劳崇光、骆秉章、曾国藩、刘蓉、李鸿章等督抚大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该折留中。时隔十日，蔡寿祺又上一折，好像得到什么高人的指点，一改上次万箭齐发的做法，将攻击的矛头集中于奕䜣一人，列出“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四大罪状，要求奕䜣引咎辞职，“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
[24]政”，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更大的震惊与混乱。那拉氏乘乱出击，避开奕䜣控制的军机处，召集周祖培等八人，命其照蔡折给奕䜣定罪。周祖培等惊惧交加，怵于那拉氏的淫威，尽管查不到事实，最后仍不得不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将那拉氏事先亲自草拟的文理不通、错字连篇的上谕，加以润色，仅在“恭亲王”与“妄自尊大”之间，增添“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十字，即匆匆发向全国。蔡寿祺胆子如此之大，那拉氏动作如此之快，不能不令人联想起四年前那拉氏、奕䜣导演的，作为政变先声的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听政的闹剧，内容有变，手法雷同，个中奥秘，不言自明。那拉氏的“上谕”称：“朕奉两宫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至军机处政务殷烦，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各事，宜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以后召见、引见等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钟郡王、郛郡王四人轮流带领。特[25]谕。”
不料，上谕发布之后，在统治阶级上层，招来一片惊异、反对之声。惇亲王奕誴，本奕䜣同父异母第五兄，为人蠢笨、憨直，出承惇亲王爵，因不直其政变杀肃顺事，多年与奕䜣不和。这次见奕䜣突然遭此沉重打击，顿有兔死狐悲之感，疑为那拉氏擅作威福，欲灭觉罗近支诸王，遂警惕起来，愤然上疏抗争。随后，醇郡王奕、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接连上疏力争，不同意罢免奕䜣。将这些奏折发下复议，结果也是反对者多，赞成者少，且反对之声越来越大，几乎众口一词，要求收回成命。尤为应该注意的是，有人竟以“夷人”为词，称“该王素为中外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万一夷人以此为请，从之[26]则长其骄肆之心，不从则别启猜疑之渐”，更使那拉氏有所顾忌。这样，她也就只有退却一条路了。然而，那拉氏毕竟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其前行无路必须退却时，也要竭力掩盖自己的政治意图，以免陷于被动。于是，她再次耍弄两面手法，在将这一问题提交王公大臣集议之前，分别召见意见不同的两派人物，使双方都以为得到那拉氏的支持，造成意见相持不下、一时难以成议的局面，从而冲淡了反对派黑云压城的政治气氛。当与议朝臣意见渐趋一致时，她便乘机发布明谕，恢复奕䜣内廷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接着，召见奕䜣，面加训诫，见其“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深自引咎，颇知愧悔”，完全屈服于自己的脚下，那拉氏便故作“衷怀良用恻然”的姿态，恢复奕䜣军机大臣的差事，但“毋庸得议政名目，以示裁抑”[27]，并将上述情形与新的决定以上谕的形式发布全国。至于奕䜣的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令及正黄旗满洲都统等军政要职，则已于数日前由他人接替。经过这次打击，奕䜣不仅实权顿减，地位降低，而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失去议政之权，再不能与那拉氏帝相联合，隐隐相抗，完全变成驯服的臣仆，同咸丰初年以前的军机大臣无异，徒有相名，而无相权。
至此，通过辛酉政变建立起来的听政、议政联合政体宣告解体，肃顺执政时由咸丰皇帝出让的相权，亦由那拉氏对奕䜣的突发一击而夺回。从此，那拉氏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武曌之后的一代女皇，而清王朝则通过她的手，以帝权兼并相权，在经过一场惨烈的战乱之后，重新恢复了昔日极端的君主专制体制。[1] 《明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第129卷，第4页。[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学生书局影印本，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3] 朱克敬：《瞑庵二识》，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第2卷，第5页；第4卷，第6页。[4] 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民国四年十二月版，第7卷，第96页。[5] 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2辑，第94页。[6] 《啸亭杂录》，第1卷，第4页。[7] 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2辑，第94页。[8] 《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2辑，第94页。[9] 薛福成：《庸盦笔记》，上海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石印版，第1卷，第12页。[10]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崇文书局1918年版，上册，第75页。[11]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699、11670页。[12] 参见《清代全史》第7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59页，309—323页。[13]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4] 参看《清代全史》第7卷，第324—325页。[15] 金梁：《光宣小纪》，1933年版，第55页。[16] 何刚德：《客座偶谈》，1934年线装本，第1卷，第9页、第1页。[17]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辑，第117—118页。[18]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辑，第121页。[19]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北学生书局，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20] 《客座偶谈》，第1卷，第9页。[21] 《清代全史》，第7卷，第320页。[22] 《能静居日记》，同治七年二月十四日。[23] 《能静居日记》，同治四年四月初四日。[24]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99、101页。[25]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69年版，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26] 《晚清宫廷实纪》，第109页。[27] 《翁同龢日记》，同治四年四月十五日。第三节清政府政治对策的形成与实施
清代咸同年间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咸丰后期军机处的失势和相权的产生，都与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所采取的政治对策，尤其围绕这些政策在中央政府内部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有关。肃顺所以敢于力争这一久已消失的权力，并强行加以使用，以及咸丰帝所以出让这一权力，容忍肃顺以御前大臣、户部尚书行使相权，皆因这些政策对清王朝至关紧要，生死攸关，而又非如此不能克服障碍，使之得以贯彻执行。
为了将太平天国革命尽快镇压下去，清政府采取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这里只讲政治方面的，主要有以汉制汉与放权督抚两项，与此相关的还有重用士绅、重用勇营两项。实际上，这是一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满洲贵族，尤其觉罗皇室、皇帝本人，为了打赢对太平天国的这场战争，保住自己至高至大的权位，不得不从自己手中分出一部分权力，授予汉族地方督抚，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
以汉制汉的思想与政策由来已久，满洲贵族入关前后曾被广泛地加以运用：如收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汉族降人，于满、蒙八旗外建立汉军旗；招降吴三桂等明将及大批明军，于八旗骁骑营外建立绿旗营；招降洪承畴等明臣，借以制定各项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维持统治秩序，以及在各级政权中选用汉族官员等，都属于这一类。只是当其统治地位逐步稳固，尤其平定三藩之后，这一思想与政策渐渐淡化，且其借重汉人的程度，亦远不能和咸同年间相比。因为上述人员至多起一些配合、辅助作用，满洲贵族从未让他们唱过主角。其原因无他，主要还是由于斗转星移，满汉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对满洲贵族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军事形势，无论其自身还是客观环境，都已起了很大变化。所以，这项政策之能否得以实施，及其实际上的深度与广度，对他们自身来说，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一开始就陷入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汉族人众的包围之中，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满洲贵族乘明朝末年旧政权垮台、新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带兵杀入关内，其得天下之巧、杀戮之重前所未有。虽然以暴力镇压了汉族人民的反抗，然而民族对立情绪，包括地主士绅在内的、各阶层民众的反满思想，却仍长期存在，难以消除。所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如何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一个大课题。他们接受元朝统治者仅据有天下八十年即行灭亡的教训，为了长久保持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除加强满族团结、推行汉化政策、联合蒙、回、藏族上层人物、对反满思想加紧镇压外，还刻意对汉族民众进行分化，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各级政权，担任各种职务，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这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而民族歧视则根深蒂固，民族藩篱与警戒之心依然存在。所谓条件，就是誓死效忠满洲贵族；所谓限度，就是名义上满汉兼用、六部堂官缺额对等，而实际上则不让汉员掌握实权，尤其不让他们掌握兵权。所谓民族歧视，就是旗员与汉员之间同样条件下的种种不平等，差别相当悬殊。所谓民族藩篱，就是对一些要害部门官吏任职资格的限制，或明或暗地规定，某些缺额只能由旗员担任，汉员不得与闻。所谓警戒之心，则指清廷对担当督抚要职的汉族大吏放心不下，往往在身边安插旗员加以监视，一动一静上报皇帝。据载，“六部皆有匾，上书某年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某官（宫），敬谨阅看某朝所立御碑”。而“宫内所立碑，系专谕满大臣。大略谓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1]云”。可谓立意“深远矣”。这样，就不能不常常发生以往朝代所未曾有过的怪事，下吏无法无天，上司不敢管束，甚至竟有下吏欺压上司、逼死（或直接或间接）上司之事。究其原因，则不外上司为汉员，不得皇帝信任，而下吏属满员，有监视上司之责而已。至于下吏挟私诬告，皇帝偏听偏信，汉员蒙冤受屈之事，则更是屡见不鲜。咸丰四年湖广总督吴文镕，就是在旗员鄂抚崇纶的一再上告、诬陷和不断逼迫下，带少数兵力出防黄州，终致败死的。从军事的角度看，这是个明显的错误。当时湖北兵力不敌太平军，所谓“战则不足，守则有余”是尽人皆知的。出发前吴文镕曾致函曾国藩，明知送死却不敢不赴黄州，其原因就是崇纶受咸丰宠信，有言必听，吴文镕无处可以申辩。曾国藩当时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待其政治上站稳脚跟之后，便即专折弹劾崇纶，为吴申冤辩诬，也为自己出了一口气。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满洲贵族以勇武自雄，自恃种族优越，藐视汉族，鄙视汉员。虽然让这些人做官，但仍视为恩赐。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员在清政权中的作用，不过是一种陪衬。他们很少认为，没有这些官员，就很难统治下去；更不会想到，将来会有一天，只有依靠汉族官员的支持，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
其实，嘉庆初年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就已经给他们敲起了警钟。虽然它终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其战争过程表明，不仅赖以征服中原的满蒙八旗勇武已属过去，平定三藩时充任主力的绿营也成了明日黄花，追杀堵截全靠地主团练，不过倚仗特权，欺瞒天下，团练苦战，绿营收功，汉员出力，旗员受赏而已。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掩盖了事实真相，也蒙住了自己的眼睛，使他们难以发现形势的变化，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提高认识、调整政策了。《清代野史》称：“满自开国，重用满而轻视汉，不曰‘汉儿庸懦喜名誉’，即曰‘吾满勿沾染汉人[2][3]习气’。”更有所谓“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之说。晚清学者薛福成亦曾专门著文谈及此事。只是当时清廷尚在，恐触忌讳，语言有些含混闪避，不敢过于直露。他说：“圣清御宇余二百年，凡磊落闳伟盖世之勋业，皆出满洲世族及蒙古、汉军之隶旗籍者。汉臣虽不乏贤儁，不过以文学议论黼黻隆平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先皇措注之深意，盖谓疏戚相维、近远相驭之道当如此，而风气之文弱，不娴骑射，将略非所长，又其次也。”他还说：“乾隆、嘉庆间防畛犹严，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杨侯之平教匪，虽倚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旗籍当之。”为何竟然如此？[4]“斯制所由来旧矣。”就是说，这是清朝的固有制度，已行之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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