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立德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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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驱：全2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前驱 上
前驱 下
目录
CONTENTS前驱 上
引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返回总目录引子乌云漫卷，飓风满楼。中国，一九二六年的中国，正面临在一场大风暴的前夕。
这一年，古老而灾难深重的中国，已经是军阀混战的第十五个年头了。一九一一年，武昌新军起义的枪声，结束了“大清”皇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封建专制。当人们正高举义旗，欢呼共和的时候，那些在清室荫蔽下显赫一时的总督抚台们，一个个摇身一变，站到十八颗圆星的白色义旗下面，于是又都成了革命的元勋。只不过把“大清”的字样改做了“民国”，在先皇御赐的长袍马褂上，新添了一枚铜钱大的证章。这一次的革命火焰很快就烟消云散了；钻营投机的政客和拥兵割据的封建军阀们，用满是鲜血的屠刀，把人民推入了一次更深重的灾难中……
十五年，混乱而多变的十五年啊!中国宽广富饶的国土，就像一个失去抵抗力的“实验物”，躺在实验室的台子上任人宰割着。军阀们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实力，今天联浙攻赣，明日又拥段倒冯；真个是终日炮火，遍地烽烟。这一来，喜坏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外国强盗，一个个趁隙而入，伸进罪恶的魔手，用金钱和枪炮，培植起自己在中国的势力。于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血，又变成金镑和美元，源源流进了外国资本家的腰包。正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只可怜一个偌大的中国，被他们蛀得千疮百孔；四万万勤劳的同胞，更被这长期深重的灾难折磨得痛苦不堪了。
人民要求统一，要求解放，就像大旱中的禾苗渴望甘露。从那些军阀的始祖——袁世凯在一九一一年的统治开始，人们就没有停止过斗争。在城市，无数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青年，冒着千难万险去寻求真理；在乡村，千千万万忍不住饥饿煎熬的农民，举起反抗过清朝的大刀，向军阀和外国侵略者展开斗争!十五年，风起云涌，前仆后继，人民在血和火的灾难中挣扎着，奋斗着。
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啊!难道你就能这样四分五裂地任凭强盗们宰割下去吗?难道你的人民，就这样永无止境地成为饥饿和战争的牺牲品吗?不，决不!希望是不会消失的!就在这时候，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就像在漫长的黑夜里，突然射出一线耀眼的曙光：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这面鲜艳的红旗，就成了人民的希望和力量，成为了真理和胜利的象征；从此，这个新生的、充满生命力的党，就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这时，领导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了国际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接受了他们给予他的帮助。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正式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改组了国民党，把旧三民主义解释为新三民主义，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并且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决定创办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即黄埔军官学校。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成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这些伟大的转变包含着一系列的猛烈的斗争。原来国民党这个组织，成分很复杂。在改组时，里面的反动势力有的公开反对，有的则埋伏在里面，以便寻找时机，重整旗鼓。孙中山没有能够亲自领导这场复杂转变的彻底完成，他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去世了。他所多年盼望和策划的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成了他临终时的念念不忘的遗言。
共产党人带头举起了北伐革命的旗帜。在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像火种，在人民的心中闪亮着，燃烧着。他们在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积聚力量，创造条件；就像飓风掀动着海涛，准备着，来一个席卷一切的巨浪!
北伐，这是当时革命党人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北伐，这是全中国民众如解倒悬的迫切的希望。十几年的军阀混战和动荡分裂的局面，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也积累了无比的仇恨和怒火。一九二六年的中国，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熔岩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蕴藏着发热的烈性炸药，只要有一根燃烧的引信，便会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
在孙中山逝世后那些艰辛的日子里，革命正遭受着严重的考验。在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光明与黑暗在搏斗。代表着形形色色派系的国民党人，正为着北伐的议程在勾心斗角，一场看不见的复杂纷纭的斗争，在暗地里激烈地进行。而这时，共产党所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正在大革命的前线和后方，在繁华的都市和穷乡僻壤，艰辛地奔走跋涉着；他们像霹雷之前的闪电，用自己的光芒，最先劈开了沉沉的黑暗……一
万先廷终于来到了大革命的根据地——广州。
一路上，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从省城长沙到株洲，火车是完全瘫痪了，就连走路也不敢在白天走。那是怎样的一片混乱的世界啊!株洲、衡阳一带，天天都在开仗；到处是毁于炮火的残垣断壁，到处是一堆堆尸体、一摊摊淤血；听不见鸡叫狗咬，活着的老百姓也都完全跑光了。想到前不久在家乡时的那番激烈沸腾的革命景象，再看眼前，万先廷简直像在做一场最可怕的噩梦。
那些天，人们的精神是怎样的兴奋昂扬啊!就在他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也看得出革命就快成功了。万先廷永生也不会忘记，在那些天里，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压抑在人们心中的仇恨和怒火，就像天崩地裂似的爆发开了。省城附近几个县的农友，都结成大队赶往省城去，跟那里的工友和学生伢们汇集在一起。几十万人，拳头举起望不到边，一声口号震得天摇地颤。这就是湖南各界的“请愿驱赵”大会。那个在湖南做了整整五年土皇上、老奸巨猾的军阀省长赵恒惕，再也耍不出别的花招了，当天夜里就带着全家逃上了日本兵舰。他的最得力的部下——驻在衡阳的一个湘军主力师，按照事先跟湖南国民党省党部联络好的计划，宣布归向广东革命政府，进驻长沙，迎接广东的革命军出师北伐。万先廷也和乡亲们一起，兴高采烈，发展农民协会，组织了支援北伐革命军的奋勇队、担架队、挑伕队、慰问队……那时节，万先廷也和村子里所有的穷苦农友们一样，畅想着革命军打过来以后的狂热的革命景象了。
可是，他们盼到的是什么呢?广东的革命政府并没有实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向湖南派出一兵一卒。而坐镇在汉口的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却更加懂得湖南在南北战争中所处地位的重要，很快就帮助另一支忠于赵恒惕的湘军——叶开鑫的队伍，重新杀回了湖南。于是，往后的情景……就是眼下所看到的这样了。
这一切该怪谁呢?万先廷不知道。看着眼前的这些痛心的景象，万先廷就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当村子里重新被北洋兵用刺刀和枪杆占据，那些豪绅财主们又掌起穷人的生杀大权的时候，农民协会又转为艰苦的秘密活动了。万先廷是村农协的领头人物，财东豪绅的死对头，这时也就必定地成了他们所要除掉的眼中钉。对于豪绅军阀的压迫和搜捕，万先廷并不害怕。从一年多前在村子里暗地闹农协起，他就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了全体的劳苦弟兄。他觉得，要能够真刀真枪地跟那些豪绅军阀对着面斗一斗，倒是蛮痛快淋漓的事咧。
一天深夜，那个最先到他们村子里来做过宣传、领着他们暗地闹起农协的容先生容大川，从省城赶到了他们村子里。一见面他就沉着地向万先廷问道：“先廷，你看怎样办呢?”“大叔，给我一杆枪吧!”万先廷急切地要求说，“这样躲来躲去，真要把人急死了!”“我自己也是条光杆，哪里有枪给你?”容大川望着他微笑地说。他摸透了万先廷的性子，不慌不忙地望了他一会，才说道：“要枪的地方倒是有，就是不晓得你敢不敢去……”“大叔!”万先廷激动得涨红了脸，“你还不晓得我!……只要有枪，是水是火，我哪里也敢去!……”
容大川轻而易举地就让万先廷上了“当”。他知道，要让这个倔强好胜的小伙子在这样艰苦的时刻，离开自己正在斗争的家乡和亲人，给他讲任何别的道理都是没有用的。就这样，万先廷带了容大川写的一封给广州党的机关的信——那其实是一张又小又薄的只写了几行字的油纸，大凤给他细心地缝在短褂的衣领里——随同邻近县区里的几个青年人，一齐向广州进发了。
回想起他别离家乡的一瞬，那是怎样的叫人激动难忘啊!那子夜的昏暗而稀疏的星光，闪烁着，正像亲人们的泪眼盈盈；那一弯蛾眉般的柔弱的淡月，映照着故乡的山村，似乎在向远行的游子倾诉自己的哀愁和伤心。万先廷早已就没有家庭和父母了。父亲的一个拜把的兄弟赵大叔，把他从一两岁抚养到如今。整整的二十个年头，他都在那间简陋而狭窄的茅屋和依山傍水的故乡山村里度过。赵大叔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为了这几个孩子，这一对老人历尽了多少的苦难和艰辛。眼前看着孩子的手脚大了，肩膀宽了，就要远走高飞了，他们虽是心疼难舍，更多的，却又是自豪和高兴。他们从孩子的力量和眼神里，看到了自己心血操劳的结晶。大婶忙碌了半夜，热汤、热水、热菜、热饭，摆满了堂屋里的一张小方桌。油灯的火苗和神案前那一对红蜡烛的光焰跳跃着，堂屋里弥漫着一种叫人感到温暖舒适，然而又心酸难舍的别离的气氛。虽然，万先廷已经入了党，他还是按着老人的意思祭了祖——只是没有下跪和叩头。他那含着深仇大恨死去的父母要能看到孩子的今天，该会多么高兴。吃饭的时候，一家人都围在万先廷身边。大婶含着眼泪，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不住声地要他多吃些。守在眼前长大的孩子，头一回出远门，一切就要靠他自己了。他要走的路又是多么远啊，远得叫人简直没法想象!那遥远的路上，谁知道他又会遇见些什么?……不去想这些吧，大婶拉起围裙揩去泪水，只是强打笑容劝他吃，似乎吃了这一顿，一路上就再也不会挨饿似的。
万先廷的心情却是异样的激动和沉重。这熟悉而亲切的山村、茅屋，围绕在身边的亲人，弥漫在堂屋里的热雾，转眼间就将越离越远了。他的内心充满着一种要开始新的生活的喜悦，又感到有些茫然若失。那滋味他说不出来，这是初出远门的年轻人所常有的心情。对着桌上的饭菜，他竭力想多吃一些，想以此来作为对亲人们的答谢和慰藉；然而他拿起筷子来，又觉得很饱，怎样也吃不下去。
别离啊，给人们带来过多少复杂的情感，留下了多少痛苦而又幸福的回忆。年轻人的心，谁不曾为它而激动；年轻人的两眼，谁又不曾为它而湿润呢?和万先廷一同成长起来的赵大叔的大女儿大凤，比别人倍加伤心。大凤是一个倔强的姑娘，她是这山村里最先一个参加农协，而且也是唯一的参加了共产党的女人。她知道先廷哥的出走，是去参加为天下穷苦工农谋利益谋幸福的事业，可是，十九岁的少女的心，那一颗朴实而纯真的心，却怎样也无法克制那第一回同最亲密的人相别时的伤痛和激情啊!只有在别离时，人们才会更深地感到相聚时的可贵和短促。大凤似乎突然才感觉到，他们在一起时说的话太少了、太少了。可是，少女的娇羞，使她在别离的时刻，反而变得沉默起来。她躲在母亲的房里，说是收拾包裹，其实，那包裹母亲在白天就已收拾好了。她却一次又一次地把包裹打开、包好，又打开，重新包过；她似乎想把那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和对亲人远行的所有祝福和嘱咐，完全包进那个小小的蓝底白印花的包裹里去。……直到过了省界以后，万先廷才惊喜地发现，那包裹里多了一双底子格外厚实的布鞋和一个绣花的小荷包。看着那精心细工做成的荷包和布鞋，万先廷便想起了大凤那勤快灵巧的双手，和临别时那一对含情脉脉的、闪着晶莹泪光的大眼睛。荷包上绣着一株故乡山里遍处都是的鲜艳的映山红；荷包里装着一个小小的纸包，那里面包着的，是一撮家乡的门前的泥土……
一路上，他们这一行真吃够了苦头。随处都可能碰到凶蛮的兵队，随时都可能遭到突然飞来的横祸和灾星。有一夜，他们在偷过一处北洋军的防线时，天下着大雨，四周黑得伸手不见巴掌。他们听见不远处啪啪地响起枪声，便都拼命地跑起来。跑啊、跑啊……跑了好一阵，万先廷站住缓口气。他一听，四面一个人的声息也没有，这才知道自己和大队跑散失了。他顿时像全身被芒刺扎着似的焦躁发热起来，这情景，就像做孩子时突然被亲人丢到了一个陌生而荒凉的异地，周围全闪着看不见的陌生而恐怖的眼睛。他慌忙大声地喊叫，在黑暗里摸索。可是除了瓢泼一般的大雨，和黑魆魆的山谷里传出的可怕的回声外，周围是死一般的空旷和寂静。他终于从绝望和慌乱中镇定下来，想起了衣领里缝着的那封容大叔的信，他觉得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沿着刚才奔跑的那个方向，他知道那边就是南方，在那里，一定能够找到广东。于是他决心不顾一切地向着那个方向走。大山，跨过去；大河，游过去，总会有到达目的地的一天。就这样，辗转曲折、千辛万苦地跋涉了半个多月，他终于走到了广州。
从故乡那肃杀枯黄的原野，他来到了绿树成荫的广州。青郁苍翠的山，高大笔直的棕榈，一丛丛阔叶的芭蕉，这一切都是陌生而新奇的。他出来时还穿的棉袄，到了这边，连身上那件贴身的短褂也穿不住了。全身都汗渍渍的，脊梁上面火烧火燎。正午的骄阳似已带有盛暑的气焰。万先廷找到一条清澈的小溪，想喝点水。他站在溪边向下望时，不禁吓了一跳，真以为旁边还站着另一个人——他简直认不出自己来了。那溪水里映出来的，是一个又黑又瘦、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他看着看着，不觉自己也笑了。这个样子回到家乡，大凤准会不敢相认的，她的心该多疼啊。记得小时有一年过端阳节，村里大户赵三公从城里请来一个戏班子，在村外青龙寺的大场坪上搭台唱戏。他还清楚地记得，戏的名字叫《金钗记》。看到后来那个穷困求乞的书生做了大官，反倒要害死那个先前救了他、同他私订终身的贫家姑娘时，大凤哭了。戏没看完她就跑回家去，一天都没有吃饭。后来，她跟万先廷说，人要是永远都那样穷该多好!……想到那些，万先廷又望着溪中的自己的影子笑了。他喝足了水，快快活活的用凉水洗了个脸，动身往市区走去。
绕过观音山，就望见广州市街。万先廷一踏上那被骄阳炙烤得发软的柏油马路时，早又冒出一身大汗了。不知是头顶的阳光，还是街道上那炽热的革命的气焰，顿时使他的心里和身上愈加发热起来。广州，这就是充满着革命活力的广州。喊着难懂的话的小贩 ，穿香云纱衫裤拖木屐的生意人，剪短发系长裙的女学生。这一切多新鲜!但最使万先廷激动的，是大街上那一片鲜艳的红旗。那旗帜，在他们湖南，只要查出来就要被杀头的；可是在这里，它却飘扬得那样大胆，那样骄傲自豪!还有那些斗大的红字标语，那上面写着多少年来蕴藏在万先廷内心的话，写着多少年来全中国穷苦工农的要求和愿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唤起民众，完成北伐!”……这一切像梦境，这是一个最美好最美好的梦啊!广州，在他先前听容大川讲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时，便曾经多么热烈地引起过他的向往。今天，他自己终于在这城市的街道上走着了。他的陌生的感情渐渐消失。他一面走，一面抬头望着大街两旁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街道上，黄包车、四轮马车、大大小小的汽车来往不断。清脆的轮声和“嘀嗒嘀嗒”的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就像秋收时打谷场上的风车，嘈杂得盖住了人声。这景象，比他们的省城长沙，可热闹得多了。尽管热得满头大汗，他那顶宽边的破斗笠常常碰着行人，引起一些不满的咕噜和咒骂，可是他对这一切都感到特别的亲切；他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自豪的情感，就像在离家多年之后，回到了已经变得崭新富饶的故乡一样。他走着，看着；突然，一件事触动了他的心：在街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大多也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赤膊赤脚的穷苦人。他们有些拖着沉重的板车，有些挑着压弯了腰的重担，大汗淋淋地喘着粗气赶路。更令人惊异的是，还有些结一条长辫的黑瘦的女人，用一块布把孩子兜在背后，也是赤脚弓背地在烈日和重压下挣扎呻吟……这一切，使万先廷的心紧紧地收缩着。他不由得想起了，在水田里拖着犁蹒跚走着的婶娘和大凤。这情景，跟家乡的悲惨生活多么相似；然而，又跟这革命的广州，跟这满街的红旗和大字标语，多么不相称啊!他的心里顿时像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正在难过，忽听后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振奋人心的口号声：“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民众起来，促请国民政府早日北伐!”
听见这口号声，万先廷的心也震撼激奋起来，他急忙又惊又喜地回身望去，只见那边丁字街口上不知何时已聚集了一大堆人。靠一家店铺的门楼前，搭着一张大方桌，一个婀娜颀长的少女站在上面。她正在讲话，围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万先廷也赶紧跟着走过去看。那少女剪着齐眉的短发，衬着一张白嫩的容长脸儿，两道弯弯的秀丽的细眉，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还有那端正的微微向上翘的鼻子，两片红润细巧的嘴唇。她身穿一件高领细腰的镶着红边的圆襟白布衫，系一条黑色的百褶长绸裙，脚上是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她的一切，配得那样的恰如其分，给人一种纤细、文雅、亭亭玉立的美感，就像一尊玲珑精巧的象牙雕刻。她站在桌上，右手拿一面红色的小纸旗，在慷慨激昂地讲着，不时挥动着手里的红旗。她的声音清脆，流畅，说来娓娓动听。只听她讲道：“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打倒列强，打倒军阀，铲除土豪劣绅，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标!前不久，湖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已经为了主义，赶走了那里的军阀省长赵恒惕，他们已经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了北伐的道路!可是因为没有得到国民革命军的支援，那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又被万恶的反革命军阀吴佩孚摧毁了!那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正在血泊中奋斗，他们日夜在期待着北伐!……”
她越讲越激奋有力，白嫩的脸变得绯红，听众都被她感动了。万先廷虽然有些话还听不很懂，可也同样为会场的激昂情绪所感染，止不住一股股热血直往上涌来。他对这个女子十分佩服，心想，看不出这样年轻文雅的姑娘家，在大庭广众之中就有这样大的气魄；要是大凤有一天也能变成这样，那该多好啊!……他正想着，忽然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慌忙地向街道两旁散开去。万先廷赶紧抬头看时，才听见一阵杂沓的马蹄声响，接着便看见前面正有五六匹高大的军马从街中心奔驰过来。那些马大约是“洋种”，都喂得膘肥肉满、油光水滑，像一些养尊处优的大少爷。马上骑着的都是服饰华丽、昂头挺胸的军官，他们养得也像自己的马一样饱满红润。他们身穿合身的青哔叽军服，着马裤，头戴大帽檐军帽，脚蹬黑油油的长统马靴；身上佩戴着武装带、小手枪，腰挂银晃晃的指挥刀。他们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握着皮马鞭，在街上纵情地谈笑驰骋着。“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万先廷想着，也赶紧向街旁店铺的门楼里让去。可是，忽然从那些军官中传出了一个十分熟悉、但又显得陌生的声音：“嗬嗬，这不是万家的先伢子吗?……”
万先廷不觉吃了一惊，他转身抬头看时，只见一个军官勒马停在他面前，得意地望他笑着。万先廷顿时觉着全身发躁，起了一阵鸡皮疙瘩。那军官生着一张元宝形的又窄又瘦的凹脸，塌鼻梁，尖下巴，戴一副金丝眼镜。他笑起来脸凹得更厉害，很像一支雕刻得十分粗糙的牛角。万先廷清楚地认得，他就是自己在家乡时给做过五年长活的那个东家——赵三公的大少爷赵云亭。“怎么，不认得我啦?”云亭少爷打着湖南腔的官话问。他得意地玩着手里的马鞭，那马也不耐烦地在原地踢动着腿脚，傲慢地喷着鼻子。
万先廷望着他，一时心绪十分复杂：愤怒、惊异、委屈、难受……但他却忍下去了，只是向赵云亭冷冷地看了一眼，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向街旁走去。
赵云亭似乎被他的沉默和轻蔑刺伤了，催马赶上几步，嘲讽地报复道：“别他妈不识抬举，小子!你以为到这边就有你的天下了?妈的，记住我那回在省城跟你说过的话：坐轿的终归是坐轿，抬轿的终归得抬轿!……”
万先廷觉得一股热血往头上涌来，他猛地站住，紧盯着骑在马上的赵云亭，眼睛里闪着一种令人惧怕的火焰。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说着：“你记住，少爷!我不会坐你们抬的轿子。可是，你要想再坐我抬的轿子，这生再也办不到!”
他说完，再也不理赵云亭，径自转身大步向街上走去。赵云亭呆怔了一瞬，接着清醒过来，自我解嘲地骂道：“他妈的，贱骨头!等着吧……”他用马刺愤怒地刺着马，赶上自己的伙伴们去了。“坐轿的终归是坐轿，抬轿的终归得抬轿!”这句话和说这句话时的情景，万先廷真是刻骨铭心地一辈子也忘不了啊!那还是去年冬月，“驱赵运动”正在秘密地酝酿着，湖南的许多老奸巨猾的官僚政客，已经嗅出空气里的火药味来了。万先廷那时还在赵三公家里做长年。一天，他奉命和另一个长年到省城去接云亭大少爷。
那时赵云亭刚从上海回来，想在省城做事，就住在他那当省议会议员的四公家里。那四公是一个团头团脑的矮胖子，光头大肚，又白又胖，很像一尊发福的弥勒佛，只是嘴上多两撇括弧一样的细胡须。万先廷他们赶到那里时，赵云亭还正跟四公在花厅里说话，叫他们把轿子就歇在花厅外头等着。在那外面，可以很方便地听到花厅里谈话的声音。“你回去告诉你三爸，”只听四公说，“省城这边是指望不大了。广东那边既是有信，那倒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今他还没成大事，你去跟着他；将后来他要是真出了头，你不也是个开国的元勋啦!”“就怕他玩不过共产党。”只听赵云亭闷闷地说，“听说那边赤化得厉害，只怕将来搞得骑虎难下……”“那家伙是能成大事的!”四公肯定地说，“外国人到底耳目灵便，他们连他祖宗先人的家谱都翻到了。他从前跟孙中山挎过几天盒子炮，是个三教九流不入的家伙，不知怎么一下叫他爬这样高了!你看他如今赤化得多厉害?这里头有学问啊!听外国人说，他每回在外头捧了一顿俄国人跟共产党，喊了一阵子万岁，回来就咬牙切齿，一个人关在房里自己打嘴巴。他是在忍辱负重啊!这样的人是能成大事业的!……”接下去是呜呜噜噜的声音，大约是舔到了茶盏里的茶叶。湖南人都爱吃这东西的。“跟你写信的这个老同学，是个什么样人?”四公的嘴巴里还嚼着茶叶，呜呜地问。“这家伙是吃外国饭长大的，”赵云亭道，“带兵打仗狗屁不通，不知怎么一下就叫他当了参谋处长!”“嘿嘿，”四公笑了，“奥妙就在这里!姓蒋的那家伙不简单，硬是不简单!你只要到那边站稳了脚跟，将来不愁个把师长军长不到手。”
赵云亭叹了口气：“可惜我学了这些年的法律，没派上半点用场，倒得去跟那些丘八鬼混!……”“法律!法律值几个钱一斤?”四公忽而激愤得可观了，俨然教训道，“我当了这些年数议员，看得多了。这年月就是丘八的世界!没有七斤半，法律顶个屁用?你看吴大帅是爱讲法律的，他手里要没捏枪把子，哪个肯按他的意思选总统?赵省长也是最爱讲法律的，按宪法省长该竞选，可他捏着枪把子，哪个又敢跟他竞?姓蒋的那家伙聪明就在这里!我要是有你这年纪，哼，我早就不当这空头议员了!我……”四公越说越激愤，往下声音又变得呜呜噜噜地，大约是又嚼起茶叶来了。
不一会，里头传出了“搭轿!”的吆唤声。万先廷虽然不知道他们商量好了什么事情，可是从语气里，他知道了这位大少爷是要到革命军那边去做官了。他不觉又十分疑心：难道那边就要他这样的人?那边的官就这样随便好做吗?……然而，一路上，赵云亭的兴致却显得十分好。他坐在敞顶的椅轿上，跷着二郎腿，玩着“哭丧杖”，笑着告诉万先廷：他就要到广州去做军官，看万先廷年轻肯干，想把他带在身边去做勤务兵。万先廷没听完就火了，他好容易压抑着自己，忍住火气低沉地说道：“多谢你，少爷。你们家的‘粮’我就快吃够了!……”“哈哈哈哈!”赵云亭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他皱着凹脸说道，“好小子，我懂你的意思。可你们别把梦做得太美了，以为革命就能叫你们这帮人一步登天!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世界上的事就这样安排的：坐轿的终归是坐轿，抬轿的终归得抬轿!……”
是啊，那一天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多么轻蔑，多么得意!万先廷全身的血在奔腾，他几乎咬破了自己的嘴唇，才没有让怒火的冲动把这位牛角少爷连人带轿摔进山沟里去。他终于一声不响地把轿子抬到了赵家。可是，那笑声，那言语，却像钉子一样的敲进了他的心里……
万先廷大步在街上走着。激动和愤怒的情感还在猛烈地冲击着他，使他全然没有注意街道两旁的店铺和身边熙熙攘攘的行人。他只是大步地走，脑子里想得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他大步走，似乎只想赶紧把刚才那场令人厌恶的遭遇丢得远些，更远些!……好一阵，他只隐隐约约听见旁边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什么人：“先生，先生!……”
万先廷不管它，只是前走。可是那个声音却是那样固执地纠缠着他，总在耳边响着：“先生，先生!……”
万先廷终于停下了。他要看看，到底是在喊谁呢?
一个姑娘好不容易从后面赶上来，一对闪亮的眸子却正在微笑地望着他——万先廷。这不是刚才演讲的那个姑娘吗?万先廷惊异地想。是她在叫?她又在叫谁呢?“先生，”姑娘赶上来，望着万先廷含笑喘气地说，“你走得真快……”她那对眼睛像夜里闪亮的星星。“叫我?”万先廷惊讶地望着她，说不出话来。不知为什么，他经过许多大的风险都没有发过慌，这时却不由自主地有些慌张起来，不敢看她那双格外明亮的大眼。“先生，”那姑娘却十分大方地望着他说，“你刚丢了一件什么东西吧?”还没等万先廷从惊疑中想过来，她就举起手里的斗笠，“这不是你的吗?”
万先廷的脸一下发热了。嘿，这样大件东西丢了，他还不知道。他接过来，拘谨地低声说道：“多谢你，小姐……”他迟疑着转身要走。
姑娘却突然放声地笑起来，白嫩的脸上便现出两个圆圆的小酒涡。她笑着说道：“‘小姐’，这些年我还是头一回又听见人叫哩。你是从外省来的吧?”
万先廷低着头，在陌生女人面前他总显得不自在。他想早些脱身，便点点头，简短地说：“是的，从湖南……”“湖南!”姑娘兴奋地叫出来，并且赶上他，像听到一个早就想念的熟人的名字，关心地问，“那边的情形怎样?”
万先廷真感到窘迫了。他不适于这样在大街上同一个姑娘并着肩走，而况这样亲热地说话。她的那双大眼又是那样光彩照人，富于情感，令人不敢对视。万先廷手心也出了汗，又不好明白地向她表示冷淡，只得把家乡的情形略略述说了一些。那姑娘的情绪却是那样易于激动，她又偏爱挖树探根，从县太爷头上的顶子，直问到女人们下边的小脚，她对这一切都感到新奇有趣。她那文雅柔嫩的脸也随着万先廷的叙述变化着，时而兴奋，时而沉思；时而紧颦双眉，时而又快活地发出银铃似的笑声。万先廷真受不住，深怕她那样的笑声，招引得不少行人都看他们。姑娘却满不在乎。先前在家时，万先廷就看不惯三公家里那几个到外边读了洋书的女儿，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打扮和装模作样，整天疯疯癫癫，撒痴撒娇。大凤和村里的姐妹们都叫她们是“洋婆子”。身边这个姑娘，虽没有那些妖媚狐气，看来倒是蛮庄重正经的，可这样放肆的言谈举动也实在叫人看不惯。他终于站下了，竭力使自己显得客气文雅地低声说道：“对不住，小姐!我还有事情……”
要不就是那姑娘眼光厉害，要不就是万先廷还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她看出来了，却并不生气地笑道：“我明白了。你是害臊了吧?看，路上这么多人瞧着，你跟一个女子走在一起，多不成体统啊!”“不是……”万先廷被她这一顿说话弄得狼狈不堪，他想辩解，可是又说不出一句话来。“好，我们再见吧!”姑娘微笑着，大方地伸出手来——可是又想到不适当，便把手收回去，说道，“谢谢你给我讲了那样多的事情。可到了这边，你的孔家店也该关门了。我们兴许还会见面的。我姓姚，在中央党部妇女部做工作。我们是专打孔家店的!”她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可要小心。”说完，笑着向万先廷点点头，转身飘逸地去了。
看她走了，万先廷才仿佛卸下千斤重担，背上的芒针也无形消失，轻松了许多。他透了口气，又对自己有些生气和懊恼。他想起在家乡时，容大叔常说他的，这不是就叫“封建”吗?这回出来，容大叔还细心地向他叮嘱，到了外边，要学会把脑筋和眼界放宽，要有革命青年的意志和勇气。唉，万先廷哪万先廷，你已经在为世界工农的主义革命了，可眼前，还怕一个女人!他不觉又想起那姑娘刚才的话，什么是“孔家店”?难道她把我当成做生意的人了?为什么那店又该是孔家的呢?……他想了一阵，也想不出。只是那姑娘的一双明亮的大眼，还生动地浮现在眼前。那是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啊!她的眼，那样大，那样亮，那样传神；看到那双眼睛，他顿时感到大街上一切人的眼睛都失去了颜色，失去了光彩，像群星在皎洁的明月下黯然失神。不知为什么，这双眼睛又自然唤起了他的一个亲切的联想，使他想起了另一双同样美丽但却更加黝黑、温柔的眼睛——那是大凤的眼睛啊!哪怕在千千万个最美丽的人中间，人们仍然能够第一眼就看到自己最心爱的人……万先廷不觉难为情地笑了一下，赶紧驱赶开自己那些叫人脸红的想法。看看天色不早，便拿出走时已经记得烂熟的那地址来，向街旁一家西药房走去……
靠着一路人们用笔和手势的指引，万先廷终于找到了他要到的地点——那是一座靠近城郊的三层楼房。那边的马路都很幽静，古树蔽天，马路和房屋都显得十分荫凉。楼房的周围，用长长的竹竿编成一道道整齐的篱笆。院内也有许多高大的古树。
通过了竹篱笆里的那个门房，又走过一段两旁都是冬青树的甬道，就到了楼房的正门。
进门是一座宽敞高大的正厅。两旁有宽大的楼梯。中间悬挂着三幅大画像。万先廷认得，那是革命的领袖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画像两旁的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下面还有一张毛笔恭楷的“总理遗嘱”。在这庄严肃穆的大厅里，万先廷止不住激动地心跳起来，就像个久别老家的孩子，又回到了他朝夕思念的慈母怀中。他恭恭敬敬地站住，打净身上的风尘，朝画像鞠了三个躬。然后便小心地向大厅左面那宽大的楼梯上走去。
上楼便见一条长而且宽的走廊，两旁的房间都关着门。他不知该找哪一间才好，犹豫地走了几步，不觉又有些心急，便壮着胆子上去推开一间房门：里边烟雾腾腾，匆忙间，只看到房里坐满了穿长衫的、穿短褂的、穿军服的人，其中还有穿裙子的女人……满屋的眼睛全都投过来看他，他慌忙地赶紧把门带上，连房里有人问他什么话也没来得及听清。这一下他再不敢冒失了。正在着急为难时，只见另一间房门开了，走出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女兵来。她也是大檐军帽，只是脚上打着绑腿，穿草鞋，头发剪得短短的。真有女兵啊，万先廷又惊又喜，他想起，临走时大凤还偷偷地求过他，要他到了这边，专心看看革命军里有没有女兵；她多想跟自己的亲人一起进营盘、穿军衣、背洋枪，一起到战场上流血拼命啊!……那女兵看见他的装束，又见他犹豫地站着看自己，便热情地迎到他面前问：“同志，你来找哪里的?”“同志!”这声音，万先廷感到多么亲热、多么新鲜啊。还是在入党的那个夜晚，容大叔向他们叫过这个庄严的称呼。他那时说，喊起它，走遍天下都找得到亲人的。万先廷立时把容大叔写的那张小纸条拿出来，递给她看。
那女兵看过，又亲切地看了看万先廷，便笑着点点头道：“你跟我来。”
她把他带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房子里，交托给一个穿学生装，留平头，戴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后来才知道，那女兵姓孙，戴眼镜的年轻人姓冯。听万先廷把从家乡到这边的缘由和经过都谈了，老冯就告诉他，跟他一起出来的那几个年轻人还没有到这边，又问他愿意到哪里去做工作。如今由共产党员领导和做骨干的学堂，有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讲习班；要进黄埔军校也行，可以保送。他又把这些地方的情形谈了一谈。万先廷牢记着出来时亲人们的焦灼期待的目光和叮嘱，一口要求让他去当兵，拿七斤半。老冯望着他那股倔强劲，不觉也笑了，便叫他在房里喝着茶等一会，走出去了。大约过了喝完半杯茶的工夫，老冯又回来了。他脸上放着兴奋的光，似乎有什么喜事来临。果然，他望着万先廷欣喜地说道：“恭喜你，万同志。本来那个团的名额早满了，可如今为了适应北伐的形势，又要马上成立一个新兵营。袁野同志赞成你去了。”“那个团?”是个么样的队伍呢?万先廷惊疑地想着，以致没有去管这赞成他去的袁野同志是谁。从老冯的语气看来，这个队伍似乎是与众不同的。他惊异地想着，也不好探根挖底，只是性急地问了句：“冯同志，那我什么时间能去呢?……”
老冯似乎完全理解他的急迫的心情，坐到桌前，点点头道：“我这就给你开个信。”一面打开墨盒，拿出信纸；一面仍止不住欣喜地向万先廷说道：“你真运气，老弟。多少同志想到这个团里去啊!……”他一面抽出毛笔，眯着眼，仔细地在黑盒里掭着墨汁，一面又热心地向万先廷介绍：如今属广东国民政府管辖的革命军，连这回在湖南刚刚起义的新湘军在内，共有八个军；这些军里的情况都非常复杂，各自有各自的打算；而且大都是由先前几个省的地方军阀队伍改编过来的，革命的主义和思想还不十分明白，有些还完全当作是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因为意见不一，广东的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北伐。根据这些情况，共产党在南方的领导机关已经派了不少共产党员参加部队做政治工作，另外，特别决定亲手组成一支完全革命化的军队，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做骨干，吸收大批愿为革命的主义牺牲奋斗的热血青年，预备担任北伐的先遣部队，为推动北伐革命贡献一切力量。这个队伍的编制虽然不很大，可是它将要担起的责任，却是多么的光荣重大啊!介绍到这里，老冯带着自豪的语气说道：“你去就知道了，那里才真正是大公无私为主义奋斗的革命军队，那里的弟兄才全体是把一切交给了民众的优秀同志啊……”他提起毛笔来，才不再说话了。
虽只是简单扼要的一些介绍，已使万先廷对自己将要去的这支军队加倍地向往了。他的目光也随着老冯写字的手移动着。老冯的一手毛笔字写得快而且好；写好了信，他又拿过一个信封来写上了“齐营长钧启”几个大字。他一面装着信，一面看看万先廷的目光，似乎怕他不明白似的，解释道：“你把信交给齐营长就行；这几天，团里就是他在负责任。你不知道他吧?那是个极厉害的人咧!”从老冯的语气里，万先廷也听得出来，他说的这“极厉害”里，包含着他对这个人的多少赞扬、多少热爱、多少尊敬和自豪的情感啊!他接着又说道：“他从前在总理警卫团做过事，人都叫他赵子龙，这边都有了名的。你去就看见他了。团里那些长官们也都是队伍里的优秀人才，带兵极严的。不过你也别怕他们，他们对为主义奋斗的同志也是最爱的。”
万先廷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根本就没有怕的意思啊!只要那里的同志，都有为主义为民众奋斗革命的共同理想，那别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打起仗来极严厉勇敢，那不也正是万先廷所最希望的吗?他接过信来，又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不觉小心地问道：“冯同志，我那个在党的关系……”“都在信里，我写了的。”老冯亲切热情地点头说，怕他弄不清楚，又解释道：“你放心，那个团就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官长们差不多都是党员，弟兄们是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也不少。团里虽是按革命军的编制没有设党代表，可是团部里派了好些专门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各方面都有人负责。全团有一个党支部；齐营长就是团里的支部干事。他看了信就会告诉你接上关系的。”
万先廷这才放了心，他把那封信折起来珍贵地放到里面那件贴身短褂的口袋里，便想动身了。
老冯告诉他，队伍还驻扎在离广州很远的一个小城镇里，需要坐船去。他又说，傍晚时有一条从那里来广州运军需品的汽船回去，要他到珠江边的一座码头上去找那位军需官。又给他仔细画好了去江边码头的路线，然后，他又问万先廷还有什么请求没有。万先廷摇摇头，站起来提着包裹斗笠就要走，老冯忽然又叫他再等一等，一面望着门口，一面又问了一些万先廷在家时的情形。万先廷有些纳闷：为什么又不让他立刻走呢?忽然，房门开了，那个姓孙的女兵匆忙地闯进来，双手捧着一个大纸包，看见他们都在，才高兴地笑着，把纸包放到万先廷面前的桌上。“带着吧。”老冯亲切地向他道，“做饭也来不及，这点包子和叉烧拿到船上好吃。”“不，这……”万先廷不知自己是感激还是推辞，慌忙说。他感到一股亲人般温暖的热流迅速地走遍全身。看着他们那真诚关怀的目光，万先廷便看着老冯解开包裹，把那包还冒着热气的食物包进里边去了。“刚到就又要走了。”老冯望着万先廷，留恋而又歉意地说道，“袁野同志正忙着开会，抽不开身。他本想叫你在广州歇息几天的，可又怕你性急。这支队伍如今也是在赶时间哩，每天的操讲比别的队伍重几倍，早到一天就能早求到一天武装的知识。他要我告诉你，以后还会再见的。”
万先廷在这里显得大方些了，他鼓起勇气来握了握那个姓孙的女兵伸出来的手。果然，她就没有说他是“开孔家店”的。老冯一直送他到楼下的院门外边。他们热烈地握着手，老冯亲切而兴奋地鼓舞着万先廷道：“祝你早早练成铁一般的身体、钢一样的精神，快快学好战术，为北伐的胜利奋斗前进!”
走在去江边的街上，万先廷还想着老冯的这些话，为那即将开始的新的生活振奋着。他只想早早地赶到码头，坐船到了这个急切向往的团队，去开始那营盘里的严厉而又紧张的操练，去扛上那早就梦想的乌黑发亮的快枪。先前，他听说那些关于军营里的生活都是残暴而可怕的，这个队伍里边又是怎样的呢?不管怎样，他都要走上前去；为着北伐，他预备忍受一切。他一路走一路想，已经走到了沿着江边的那条堤街上，看来码头就要到了。他便细心地看着那些停泊着大大小小船只的江边，寻找着他要到的那个码头。正走时，没留意，只听身后突然地响起了“嘀!嘀!”两声刺耳的汽车喇叭，把他吓了一跳。赶紧闪开向后看时，便见一辆黑色的乌龟壳似的小汽车嚓地从他身边冲了过去，万先廷也同时叫那站在车旁踏板上的、挂着盒子枪的护卫猛力推了一把，差点撞到旁边行人身上。万先廷站定后要赶上去讲理时，那小汽车已像野兔似的越跑越远了。
这遭遇，就像一个正吃花生米的人吃到最后，突然咬着了一颗烂的，使万先廷那兴奋的心情一下又变得愤愤难平了。他似乎看见，在那疾驶而过的轿车的后座上，十分显眼的，坐着一个穿了革命军服的大胖子，他挺胸凸肚地半躺着，像一只塞得要鼓出来的麻袋。他十分刺眼，像是万先廷在省城见过的督军镇守使之类的军阀。难道他们也跟赵云亭一样，这么快又变作革命党了?……万先廷想着，那块沉重的石头又压在了他的心上。可是他抬头向前望去，只见一座巍峨耸立的铁灰色的高楼上，挂着一幅又长又宽的红布标语，上面写着一行雄伟有力的大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看到这个，万先廷不觉又为刚才的那番忧虑感到可笑了。这里哪能容得住那些军阀豪绅呢?即便过来，他们也不敢再耀武扬威的了。而且，听刚才老冯说的，北伐眼看就要开始了，这才是大快人心的事。管他那些胖子是什么人吧，反正跟自己没有关系。他想着，把肩上的包裹和斗笠用力再背得紧一些，迈着自信有力的大步，向前面那座要找的船码头上走去。二
其实，万先廷的猜想，只有一半对了，一半却是错的。那车里坐着的胖子，固然不是什么军阀的督军镇守使之类；然而，他却跟万先廷和他家乡的亲人们所朝夕期待盼望的北伐大有关系。例如，眼前他就是为了北伐的事，要去参加一次十分秘密而又紧急的会议。那小汽车开出市街之后，便像一只闯出了猎人包围的惊兔，尽着这辆老式福特汽车的速度，沿着广州到黄埔的公路疾驰起来了。
这胖子，就是属于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的一个师长范桐少将。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年纪，范少将的体重就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了。在生活里，只有两种人是常葆青春、永驻红颜的：一种是永远充满着创造激情的战士，一种是终生不学无术的庸人；前者是在精神上，后者是在肉体上。我们的范少将，就完全是这样一个后者的标本。青春对他们是宽宏大量的；岁月似乎已经遗忘了他们。他们善于安排舒适的生活，就好像昆虫善于建造自己冬眠的安乐窝；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逐渐离开得越来越远，直到完全麻痹。范少将就是一个这样发福的人：他的头像一颗十多斤重的肥大的洋葱，然而那里边却找不出一个能够勤奋思考的细胞；他那蚌壳般厚大的嘴唇上，总是咬着一根粗大的雪茄，散发出恶臭的气味。将军的尊容，完全被肥胖破坏了；加上那臃肿得像怀了十几条猪崽的肚皮，不停地打着饱嗝，很容易使人想起那饱食终日、迟钝可厌的臭虫来。如果有一位画家，要想画一幅题名为“愚蠢”的画像，那着实再也找不到比范桐将军更合格的“模特儿”了。据说这位少将从小就出人头地的笨，几乎有一两年时间，他都在跟一本《三字经》打交道。后来家中见他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反正有的是钱，总算换了一纸保定军校的毕业文书。不过，少将除了体重增加，饱嗝更响，此外却实在并无长进。他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第一堂课就在台上出了洋相，他说拿破仑是奥地利的军事家。从此人们就赠给了少将一个“笨猪”的雅号。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另找一个轻松的活计。这时正赶上他们的校长兼军长蒋介石在学生军内“清党”，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排挤出了这个军，大批的忠于他的嫡系门徒被安插了进来。于是，范桐少将便也在这时“荣升”了这个军的一名师长。
范少将虽是一无所长，却又有着两条绝妙的“美德”：第一是最崇拜他的上司蒋介石，而且是无条件的盲从；他所能引经据典的唯一法宝就是“蒋校长说”，这成了他的口头禅。第二是反共最坚决，这在一九二六年，不能不算是很时髦的“激进”人物了。当去年——一九二五年——的东征回师后，蒋介石暗地授意成立一个反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范桐少将便是最先发起人之一。前不久的“中山舰事件”那天，范桐和他的师兄弟们摩拳擦掌，蠢蠢思动，连“拥蒋清共”的游行队伍都组织好了。后来虽然由于蒋介石感到时机过早，还要靠共产党人流血拼命，把那近于疯狂的气焰又吞了下去，反装出“左”派的面孔把孙文主义学会的那些徒子徒孙们痛骂了一阵。但这位笨猪的赤胆忠心，却更加为他的主人所赏识了。
快到黄埔军校时，最先映入眼底的，便是大门两旁那两幅高大鲜艳的红字标语，赫然地写着：“真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虽则范桐少将很明白这两句话并不是他们校长的真意，但想起他先前在这座学校里的遭遇，却总觉得有些酸溜溜的不舒服。他便总是远远地开始闭上眼睛，直到汽车戛然地顿下，把他那肥胖的身躯从座位上微微向前倾动了一下时，他就知道，已经是到达目的地了。
范桐推开客厅的门匆匆走进去。沙发和藤椅上都已坐满了人，他又迟到了。今天的会似乎特别要紧，不光来的都仅只是军和师里的主官，而且那沙发上还坐着两个不常来的贵客：一个留平头，戴眼镜，瘦小衰弱，穿长袍马褂的老头子；另一个又瘦又小，尖脸啄腮，穿西服，也戴眼镜的小白脸。照经验，这两位座上客只有在商议十分要紧的事情时，才光临到这里来的。他们两个都是蒋介石从前在上海做交易所生意时的老板兼同伙；如今又变成了他的高级谋士，在国民党里担任着重要的职位。那个老头子名叫姜仲贤，小白脸叫作王亚夫。范桐预感到局面的严重，便轻轻坐到经常同他打牌的另一个师长身边，看着正面那张大办公桌后的黑漆皮太师椅空着，他低声而紧张地向那个师长问：“校长呢?……”
那个师长苦着脸，把头往里边的房间偏了一下。“怎么啦?”范桐也苦起脸来，连打了两个饱嗝。“还不是为北伐!”那个师长素来被看作是蒋介石亲信中的亲信，这次“中山舰事件”就是交给他们的那个师干的，他因此很骄傲。这时发狠地说道：“广州一直来电话，北伐请愿的人越来越多了。哼，妈的还不是那帮CP分子在捣鬼!……”
这时，通里边房间的那道门突然开了。从里边传出蒋介石那恶狠狠的尖锐高亢的浙江口音：“……不接!!!唵?……把电话撤掉，谁来的也不接!……娘希匹，全是些混蛋!……”
接着，只听“咔嚓”一声，大约是听筒被撂在电话机上了。
范桐一怔，楞着眼向两边望望：他旁边的几位师长们都紧绷着脸；姜仲贤在捋胡须；王亚夫的下巴也挂下来，发着呆；只有那个平时爱摆出斯文架子的郭凌云正襟危坐，安之若素，似乎隔房的喊声还远在千里。
一阵马靴踏的噔噔响，接着是椅子碰倒的声音——全副武装的蒋介石气冲冲地从里边房间冲出来，碰的一声带上门，一屁股就坐到办公桌后的皮椅上，呼呼出气。
蒋介石，不到四十岁，瘦挑身材，长脸、高颧骨、尖下巴；高高的鼻梁，宽宽的嘴唇；那一对眼睛，常瞪得又大又亮，遇着发怒时，那眼珠便暴起来，令人望而生畏。即便微笑的时候，他的眉宇之间也隐含着一种凶恶的杀气。他剃着光头，头顶稍尖；穿一身灰哔叽军服，马裤、马靴，扎着武装带，身板笔直，时常保持着一种过分做作的军人姿态。那时节，他还没有留口髭，动作也没有后来当了“最高领袖”那样的装模作样和老气横秋。他大声讲话，大踏步走路，大刀阔斧地发号施令；处处想给人一种精明干练和少壮有为的军人印象。然而，从他那时而无意中露出来的手脚的神经质动作，和焦急烦恼时的抓耳挠腮，便完全泄露了他心灵里的暴躁和空虚。
他在浙江一个盐商的富豪家庭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投进袁世凯办的保定军官速成学堂。从那时开始，他十分崇拜曾国藩。毕业时，成绩很好，被保送到日本去学军事。在那里，他一面结识了不少武士道的朋友，一面也跟当时革命党里有名的“票友”陈其美拉上了关系。回国后，没来得及给“大清”皇室报效，就赶上辛亥革命，他便转投在做了上海都督陈其美的门下，当少将团长。说是团长，不但“少将”，而且无兵。他那时最大的功绩，就是替陈其美亲手刺杀了他的政敌——陶成章。陈其美死后，他的纱帽也随着丢掉，便改行到证券交易所去做投机生意。这一段经历，连那些崇拜他的传记“作家”们都只好称为“雾”或“谜”。后来投机不成，赔了老本，只好靠交易所那个大股东姜仲贤的引荐，到广东投奔孙中山“革命”。那时孙中山正在艰难中，最珍贵患难与共的朋友。这正好为蒋介石搭下了上升的阶梯。后来孙中山找到了革命的坦途：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蒋介石也从中找到了爬上阶梯的秘诀：“左倾”。从此他靠着自己的随机应变和钻营奋斗，青云直上，直到如今。
如果说蒋介石的外貌和经历还不难简单地描述，那么打开他的内心世界便远要复杂困难得多了。那从小放纵任性的教养，渴望着出人头地的权势私欲，过敏多疑的小聪明，强烈的嫉妒心和报复癖；还有曾国藩和袁世凯传下来的虚伪奸诈，阴谋权术；武士道军人生活留给他的凶暴残忍；又加上交易所狂热的赌博，十里洋场的花天酒地，流氓的无赖和霸道；暴利的欢乐和破产的痛苦……这一切交织着，混合着，使他养成了如同魔术家的手杖一般变幻无常的性格：他时而阴郁、孤独，时而又暴怒、跋扈；时而骄傲、亢奋，时而又颓丧、低沉……这一切，是那样极不协调地在他身上并存着，变换着，构成了他特有的矛盾而复杂的精神状态。“娘希匹!”蒋介石气犹未息，愤愤地骂了一句。这口头禅是他跟那些浙江帮的流氓师傅们学来的。“这些小赤佬硬是想拆老子的台!娘希匹，逼得太狠了，翻脸就翻脸，看老子们谁怕谁!”
姜仲贤摸了一把胡子，慢条斯理地说道：“阿伟，”这阿伟本是蒋介石在上海用的小号，交易所搭股子就用的是“蒋伟记”，不过后来发了迹，人们不好再叫了，只有姜仲贤同他曾有师生之谊，一则是叫顺了口，二则是表示亲切，“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忘了当初上海那帮兄弟，让你到广东来革命，是指望你成大业的。北伐——这是个大‘扣子’，你在这里一喊北伐，阿德他们在上海的腰杆子都硬三尺，外国人都抢着上门。这笔生意慌不得。两边都要下功夫，一个主顾是卖不出大价钱的。”
听了这番话，不了解内情的人会以为是在做黑市。姜仲贤这个跛老头子，起先是在巴黎卖古董，后来回上海开交易所，办赌场，说黑话吃花酒比读书写字要内行得多。孙中山奔走革命的时候，因为陈其美的关系，姜仲贤曾捐过一些钱。民国建立后，他也就变作“革命元勋”了。不过在当时，姜仲贤并没有意识到这“革命”于他有什么妙用。直到好些年后，蒋介石靠着他的介绍，爬到了孙中山左右的时候，他才猛然觉到那笔钱带来的利息，竟比他所能想到的还大得多!他虽是在赌场中学会了一些机变权弄之术，也算老马识途，却说不出什么上得桌面的话。蒋介石把他抬上中央执行委员——有时还代理主席——的位置，他一开口总离不开“清一色”“凑八番”；又常爱说些什么赚钱赔本之类，三句话不离本行。
蒋介石听了这番“庭训”，虽觉有理，可是并未解脱他当前的窘境：为了该谁先打出去这个问题，各军已经争论好久了。认真说，他们并不是不想北伐；而且恰巧相反，几个军的首脑都是当年独占一省的土霸王，如今挤在这偏南一隅的广东，终究是寄人篱下，施展不开，也都想趁此机会，打出去做番事业，总比在这里“孵豆芽”强。可是，这些人过去又都吃过亏，上过当，怕“行动不慎”，被人家连眼前的这点老本也吞掉；而况他们又看得出，姓蒋的是想把他们先推出去，试试吴佩孚的刀锋。当湖南“驱赵”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蒋介石也曾慷慨激昂地表演一番，然后请湘军和滇军开赴韶关，预备援湘。可是湘军和滇军的那两位军长也并非善良之辈，从前清就开始带兵，外号都叫作水晶球，论别的兴许倒不如蒋介石，要说玩这一套借刀杀人的把戏，却比他姓蒋的资格要老得多。他们一面指出蒋介石的不怀好意，吵了一通，一面觉得这中间还有可图的余地：要是起义湘军在前面打得好，也不妨就此北伐。于是他们把军队开到韶关，借口“军实未足”，观望一番。开始起义湘军还打得不错，把支持赵恒惕的湘军叶开鑫赶到了湖北。两位老将军正在跃跃思动之际，不料前方的战事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叶开鑫在吴佩孚的援助下，又杀进来了，起义湘军不几天也丢了长沙，向南跑来。两位老将军不由暗暗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幸好没有先去捋吴佩孚的虎须。而那时，蒋介石经过周密计划，正把嫡系的黄埔军调集到广州来，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开始了他的排挤共产党人的“清党”计划。
最近起义湘军的继续败退，一个迫切而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广东国民政府的面前：是立即援湘，开始北伐；还是让吴佩孚占了湖南，再下广东?拖延、等待、观望——现在是到必须摊牌的时候了!老将军和新将军们都慌了起来，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激烈了。恰好这时，蒋介石正在趁机攫取权势；陆军总监当得不过瘾，想爬上北伐革命军总司令的宝座。不料消息传来，顿时叫那些老将军们抓住了口实，说既然“蒋同志”想当总司令，便应当作各军的模范，把自己的黄埔军调到前方，跟北洋军较量一个回合；否则，便要以辞职相挟，让他去当光杆司令了。这一军将得煞是厉害，你想，这蒋介石独揽大权，本是为了能直接调动各派系的军队，为自己的前程开路更方便，岂能接受这番挑战?况且话已出口，骑虎难下背了。他真想趁此机会打出去，在北伐中显显本事，以后不就更英雄了!……可是转而想到吴佩孚的厉害，怯懦又占了上风。这些天，广州的游行队伍整日整夜不散，“北伐”的口号喊得比打雷还响；共产党又提出好多理由，说只有早日誓师北伐，援助起义湘军，才是广东国民政府唯一的出路。那些话说得蒋介石心慌意乱，冷汗直流。他这几天，把自己的光头都几乎抓得冒出火星来，真像爬上了热锅的蚂蚁，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了。
蒋介石眼一飘，扫了在座的军官们一眼，也是一个个愁眉苦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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