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史密斯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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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试读：

序：雨中行

听完体育新闻，我给自己冲上一杯咖啡。戴上耳机，巴赫的长笛、小提琴和竖琴的三重协奏曲让我沉醉，我暂时忘记了疼痛。20分钟后，咖啡和音乐让我恢复精神。我吻别了睡意正酣的艾伦，把闹钟调到七点，然后踩着石子路来到了对面的车库。

黎明总是充满魔力，清新的空气让人冷静。我推着自行车，沿着泥泞的小路向公路走去，这比开捷豹方便多了。一头母鹿姿态优雅地转过身来，肌肉一紧，“嗖”地一声向远处飞奔而去。有人觉得，一天骑25英里的人一定是着了魔，但我相信，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没有任何为之疯狂的爱好，那活着也没什么意义。

按照惯例，我会在绵延不绝的乡野间和森林中骑上50分钟。比起大路，我更喜欢在乡间小道上穿梭。树林里一片安宁，随着我的逼近，野猫、兔子、松鼠纷纷逃窜，偶尔还会看到麋鹿、獾或是狐狸，一只年轻力壮的野兔一直在我前方猛跑，突然一下闪向右边。“怎么不开转向灯？！”我大喊起来。

差几分到七点的时候，我把自行车停在一家轮胎店，打开办公室的门，早晨的运动和空气中散发的热气让我精神抖擞。冲洗完毕，我换上工作服，再冲一杯咖啡，打开计算机。7点30分，我准时把手机呼叫转移到固定电话上。

同事们在8点到8点半之间陆续开车到达，睡眼惺忪地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开始响个不停。工作只是我用来平复激情的手段，初来时的新鲜感早已荡然无存。每日例行的琐事像往常一样，把我的创造力吸得干干净净，清晨时大脑的敏锐很快就被冲刷得无影无踪。

下午3点45分，天色变暗，雷声轰鸣。不出五分钟，大雨便倾泻而下。“搭车吗，克里斯？”总经理冲我喊道。我偶尔也骑车上班。“不了，谢谢，汉克！”

4点整，我换好衣服，一头冲进风雨。起初的五分钟让我有些不自在，不过一旦被从头到脚浇透之后，大雨就算不了什么了。路上到处都是汽车，空气中弥漫着尾气的味道，汽车排成长龙，一眼望不到头。

好不容易过了斯图坡特（Stourport），雨停了，我在第一个陡坡前停下来，脱去防水服。雨过天晴，阳光和煦，这次风雨自行车回家之旅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第一篇　印度！去印度！

第一章　总是不对劲

两天前，我刚刚在催人泪下的再见声中告别伦敦，仅仅两天后，这场声势浩大的生命历险眼看就要惨淡收场。悲剧和喜剧只有一公分的差距，我简直可以看到英国报纸的标题——“无所畏惧的旅行家含耻回故里！”

昨天在梅格斯通（Maidstone）附近的A20国道上，我的右膝就开始隐隐作痛，很快我便无力加速，当疼痛不断加剧，每踩一次踏板，就像针刺一样。没有办法，我只好翻身下车，推着满载着重物的自行车沿着陡坡爬上福克斯通（Folkestone）山顶。在从多佛（Dover）到加莱的船上，我吃了鱼肉和薯片，还和两个花了六个月骑车横穿欧洲大陆的澳大利亚游客交谈了一会儿。加莱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路面又湿又滑，我的自行车前轮陷进横穿马路的电车轨道里。只听一声刺耳的撞击声，我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结结实实地栽到了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肩膀扭伤，膝盖被割破，衣服像吸墨纸一样吸饱了泥浆。

这样的开局真不是我所憧憬的。

妹妹和弟弟一直憧憬着骑车穿越亚洲，在我遭到周围人的打击而犹豫不决的日子里，他俩的支持成为我坚强的后盾。

而我的另一位兄弟则不太确定：“这事倒是很有点克里斯·史密斯的范儿。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我的父亲则显得举棋不定：“这究竟是件好事还是胡闹，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不应该去。”前女友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太危险了！”“骑车18个月？！”一位朋友明显觉得我疯了，“为啥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接着，他用面对智障人士时独有的耐心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样到悉尼就用不了18个月了，18个小时就能到！”

这些冷嘲热讽丝毫不能吓倒我，相反，我把路线图贴满了整个房间。卧室贴欧洲，书房贴巴基斯坦、印度等亚洲国家，客厅正中贴中国，一张亚洲总图则进了厨房。平日里无论在做什么，我中间总会停下来研究这些地图，想象自己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时的壮丽景象。旅行指南书警告我，亚洲腹地有极端的气候和地形、有官僚作风、沙尘暴、会向游客丢石头的顽童、毒蛇、精神错乱的司机和疯狗，还有各种凶猛的毒虫子、令人恶心的疾病以及势不可挡的腹泻……

但一切都无所谓，我精心挑选着各种户外服装和露营装备。为了筹到更多的钱，我还吻别了我心爱的经典捷豹车。

为了支付账单，我开始在业余时间给超市开货车，跑遍了整个英国中部。与此同时，我还继续着一周五六次骑车25英里上下班——很快我就成了人尽皆知的“每天从比尤德利（Bewdley）骑车过来的疯子”。

偶尔，我也能得到一丁点儿勉强的赞赏。一个脏乱的晚上，我把自行车锁在车棚里，身上汗如雨下，一个司机走了上来：“克里斯，老伙计！”他在一片发动机的嘈杂声中扯着嗓子吼道：“你可真……（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他的词库里找一个能充分表达他对我看法的形容词）真有干劲儿！”

我别无选择，要想穿越亚洲，我必须得有干劲儿，得像铁钉一样坚韧。如果有人说一天只要骑上25英里就算是好手，那我每天要骑80英里，要走遍半个地球。

订购自行车时，我选了价格昂贵并有特殊功能的车。路上什么事都会发生，便宜车将来可能会成为大麻烦，到时可就没有回头路了。我待在温暖舒适的联体别墅里，仔细研究着墙上的地图。启程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我发现自己内心开始充满恐惧，甚至开始有些动摇——相信每个人在想要突破自我极限时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这人不对劲，是吧，亲爱的？”露伊萨·卡什穆尔对丈夫马尔科姆说。此时，他俩正看着我在他家花园里搭建一个临时帐篷，作为夜宿野外的试验。

那天夜里，毛毛雨一直下，露伊萨·卡什穆尔家那只疯颠颠的猫从邻居家墙头一下蹦到我背上，随即又窜进灌木丛，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敢打赌，它肯定在不怀好意地窃笑。露营帐篷终于通过了试验，但我还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或许是脑子里想得太多了，我一夜都没睡好。

在距离加莱两小时车程时，我左思右想，还是放弃了打道回府的念头。我准备丢下自行车，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继续下面的行程，这样至少还能找回点面子。可这种想法对我丝毫没有吸引力，每年搭乘大巴、火车长途旅行的背包客成千上万。一想到我花了几个月详细研究路线，做了那么多体力训练，更是投资两千多英镑购买设备——去他妈的，我必须骑车！

我必须做出一番超越常人体能极限的“惊人之举”，来一段考验自我极限的旅行，或许——至少是短期之内——还可以顺便修补我那伤痕累累的自信，把我从日渐增长的甘于平庸的心态中解放出来。

我必须战胜自己！“这事儿看起来可不太容易。”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屋里冒了出来。酒吧老板注意到外面那辆装满了东西的自行车。听声音他可能得了喉炎，也可能是某种恶性疾病，说不定是某种绝症。“我要去印度和中国，可是我的膝盖受了伤，我得回英国看医生，这趟冒险之旅算是完蛋了。”我用蹩脚的法语磕磕绊绊地说道。

酒吧老板吧唧了一下嘴表示同情。“村里有个医生，他可以给你看看。就在那边。”他用手指了一下我刚历尽千辛万苦骑过来的那个小山丘。“多谢！”我觉得听听他的建议也没什么损失，但那么多专家都搞不定的事，这些乡村医生能行吗？

这位医生很年轻，他说自己以前也喜欢骑车到处逛，“直到有一天全身上下哪儿都疼”。

简单看了一下我的膝盖之后，他给我开了几粒药，一天两次随饭服用，还有一小管药膏用于按摩。他要求我每次停止蹬车后都要做伸展练习，采用低速档来避免膝盖承受过多压力。“每天最多只能骑100公里（也就是60英里）。要按摩！伸展肌肉！还好不是太严重！”

我将信将疑地离开外科医生，心头的怀疑丝毫没有消减。一天旅程结束后，我在康布雷（Cambray）外的杂树林里摊开了睡袋，成百上千的鸟儿叽叽喳喳，斑鸠发出咕咕的叫声，不远处的公路上车流如梭。计程表显示，从一大早离开阿德尔（Ardres）到现在，我已经骑了90英里，真不简单！不仅如此，我发现膝盖上的疼痛也在一天天消退，现在我已经可以用高速档了。

就这样，关于那个酒吧老板，我唯一能记起的就是他的嗓音，因为当时我正沉浸在自怜自艾的长吁短叹中，根本顾不上正眼看他的样貌。那声音绝不动听，但它却足以让我继续下面的旅程。

第二章　艳阳当头照

逃离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梦想，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仅限于一个梦想。正因如此，在接到被裁员消息的那一刻，我觉得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我无牵无挂，不用上班，而且口袋马上就会装满丰厚的遣散费。烟雾散尽，白日梦终于要变成现实了。该死的命运啊，我爱你！

过去五年，我一直坚持骑车上下班，每天25英里，中间穿越连绵起伏的乡野。有时大雨倾盆，有时气温骤降。冬日清晨，我得摸黑骑行，瞎子探路般在冰霜冻结的路面和冰冷刺骨的大雾中前行，但这样的生活对我反而是一种享受，因为它让我体格强健，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不凡。

自行车是一种高效而优雅的旅行方式，它安静、无污染、迅捷、便宜，还能对人的体能发出适度的挑战，又不像马匹那样难以驾驭。电视和收音机过滤掉了触觉、味觉和嗅觉上最令感官激荡的东西，但自行车旅行的途中，我们可以把它们一一找回。在旅游纪录片中，你的视觉被镜头主宰，你看到的只是摄影师所看到的世界。而在自行车的车座上，你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搜罗风景，还可以直接感受大自然的暑热严寒、阳光风雨、沙暴狂风，体会原野和公路表面的变化。旅行的速度一旦放慢，呈现在你面前的世界便截然不同。

法国很大，从加莱向法国东南行进，在那些笔直而略有起伏的公路上，你会感觉到天地瞬间宽广。路边的灌木丛和小树林就像一座座黑色的小岛，漂浮在麦田、草场、还有成群吃草的牛羊所构成的海洋上。路上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村落的间隔比英国大多了。

过了色当（Sedan），景色悄然不同。丘陵起伏，树林和山谷隐匿其间，公路延伸到了阿登高地（Ardennes）南麓的山脚下。在法国，我总有一种到家的感觉：面包房玻璃柜里那令人垂涎欲滴的蛋糕、奶酪、葡萄酒，一切都让我为之倾倒。当地人情感表达外露直接，素昧平生的人会和你热情握手，朋友见面或告别时都会轻吻双颊。

六月和暖的阳光让每个人笑逐颜开，也明晃晃地晒黑了我的臂膀。每当我在面包房外享用夹心巧克力早餐面包，或者在集市小摊边大快朵颐时，他们总会礼节性地轻轻说声“祝你有个好胃口”。法语是一种让人充满快乐的语言，吐字发音就像情人爱的表白。退休的老人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和丰富的经历，他们会走上前来询问我的行车路线，然后甜蜜地回味起年轻时的骑车历险记。阿拉斯（Arras）附近的一家发廊里，女理发师一边给我理发，一边抛出一连串问题：你要去哪儿？花多长时间？结婚了没有？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微微凉风吹走了一些热气，我小心翼翼地爬着一道陡坡，同时关注我膝盖上任何一点点反应。空荡荡的公路开始向山顶蜿蜒而上，经过茂盛的青草地和森林，穿过放牧的牛群，还有温暖祥和的村庄，石头房子顶着锈红色的屋檐簇拥在教堂周围。这就是令我心旷神怡的乡村生活，山丘把地平线拉近了，天知道每个角落都隐藏着什么。这正是我要的生活——充满变化，充满惊喜，高低错落，起伏跌宕，频繁出现的斜坡后隐藏着令人遐想的美景。好长一段时间，我只能听到轮胎发出的低沉声，还有我自己均匀稳定的呼吸和耳畔的风声，道旁刚刚割下的牧草随风散发着清香。

记得出发前采购装备时，我曾经从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Jerome）的著作《三怪客泛舟记》中看到这么一段至理名言：第一次列出的清单将毫无意义。显然，如果把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带着，那我们必须准备一条足够大的船。

虽然我牢牢记住了这条忠告，出发前小心翼翼地掂量每件东西的重量和必要性，但行李架最后还是满满的。车子太重，一天下来，我两胯酸疼，筋疲力尽。每天10英镑的预算不可能让我住上五星级酒店，怎么省钱怎么来，路边的树丛就可以提供我需要的私密空间。大多数情况下，我头顶上没有一砖半瓦，没有中央空调，没有软床垫，早起也没有热水澡。冰箱、洗衣机、电饭煲、面包机、收音机、电视机……再见了！清晨的咖啡，再见！巴赫，巴赫是谁？

难道我疯了？或许，这就是这次旅行的全部意义：去探索什么才是真实的拥有，去发现曾经被我遗忘和忽略的人。

森林里的土地很厚实，地面潮湿，有很多土块，粘着鼻涕虫。不到4英尺的地方，一只刺猬在悠闲地漫步，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者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蚊子一如既往地对我不离不弃，幸好我还准备了一顶蚊帐。帐篷的材料是一种特棒的防水布，前端翘起，给头顶提供了更宽敞的空间。躺在地垫上吃完晚餐——一个带硬壳的法国面包、奶酪、一升牛奶——我从口袋里掏出小镜子开始刮胡子，用瓶里仅剩的一点冷水和着沐浴露使劲儿地打出泡泡。我完全可以蓄须，这样就能省却这种艰苦的“仪式”，但我实在不喜欢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的样子，当泡澡和淋浴都已是奢望时，至少刮胡子还可以让我保持整洁。我很不习惯睡在高低不平的硬地方，夜里几次被森林间夜行的动物发出的窸窸窣窣声弄醒。*

进入法国城市，我再次习惯性地迷路了。法国的路牌是绝对不能相信的，顺着一块路牌走下去，下一个你将看到的路牌就是“禁止通行”。千万别跟法国警察讲道理，除非你想被罚款，所以我还是乖乖地顺着中央干道前行，以便早日逃离这个地方。尽管如此，警察还是带着怀疑的目光找上前来。

我对警察先生说，我准备骑车到印度去。这一点在情在理，我确信无疑。“你太勇敢了！”他们大叫起来。*

在德国小镇纽伯格（Neuberg）一家开放着空调且一尘不染的银行里，我正在柜台前面排队，手里攥着被汗水浸湿了的钱包。

我好几天没洗澡了，身上一定很臭，这点我有自知之明。我的衣服皱巴巴、满是尘土，鞋子里说不定还有几只臭虫，一大清早的挥汗如雨让我的皮肤变得湿嗒嗒的。银行的工作人员个个身着笔挺的制服，我暗暗注意了一下周围，生怕有人憋不住尖叫起来，或者厌恶地皱鼻子。但德国人显得很淡定，他们要不就是全部犯了鼻炎，要不就是在尽量保持礼貌。

我和德国人的缘分似乎总是没有和法国人那么深，或许是因为我一直不喜欢他们的语言吧。我总觉得德语里的阳性名词、形容词，还有那些过于繁琐的大写，简直不可理喻，把宾语搁在动词前面就好比把马车放在马前面一样！显然，德国人非常重视安息日，一到这一天，镇上的商店——蓝的黄的米色的掩映在树影中色彩柔和的高大建筑群——一律大门紧闭，街道空无一人，静悄悄地沉睡在与季节不相称的热浪中。但主道上却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客，车上也十分拥挤，可大家还是秩序井然，没有什么比不遵守规则更能刺激德国人的神经了。

欧洲在我的旅行计划中只是很小一部份，在我看来，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前两千英里只是牛刀小试，或者说是赛前的热身。

我从来没骑过如此负重的自行车，我最初的计划是一星期骑行400英里。照这个计划，我一天内骑得越远，就能为自己赚到越多的休息时间。奥地利的公路到处是弯道和下坡，交通规则也比德国宽松多了。虽然双腿已经超负荷运动了三天，但我还是决定，只要我感觉健康有力、精力充沛，就会继续按照计划前进，如果真的需要休息，我的身体会立刻通知我的。

在前往维也纳的路上，我第一次邂逅了和我一样满载装备的骑车人，我和他一起加速，并兴奋地用蹩脚的德语询问他要去哪里。克里斯托弗骑行简易示意图（仅供参考）“匈牙利！”他咕哝了一句。“我也是！我要去印度！”“祝你好运！”他显得很淡定，这几个字用德语说出来却像在诅咒。这种漠然真让我泄气，不过我也能理解：他既然选择独自旅行，就喜欢一直保持下去。

与阿尔卑斯山那头的富邻居相比，匈牙利三分之二的国土海拔不到两百米，风景也很单调，除了一成不变的田野和偶尔出现的树林，就没有什么了。公路边，尤其是临时停车处，总有许多浓妆艳抹、体态丰腴的女人在向过路的摩托车手招手，肥大的臀部勉强被遮挡在紧绷的短裙里。在大多数公路上，自行车是不许上路的，但和德国截然不同的是，似乎没人在乎违规行为。

在离开伦敦两周，骑行了1243英里之后，我抵达了布达佩斯（Budapest）。表现不错！迄今为止，我之前预想到的恐怖事件一次都没发生，我既没遭抢，也没挨揍，更没被车碾死。*

在匈牙利的边境，货车不可避免地排成一条长龙，等待进入罗马尼亚。我把车停靠在一辆从诺丁汉（Nottingham）开出的装满钢管的沃尔沃旁边，和一个英国人聊了起来，他是我到加莱后至今遇到的第一个英国人。得知我的计划后，他下巴都快掉了。“伙计，你可比我强多了！”他说。

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四仰八叉地半躺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把双腿架在桌子上。他居高临下瞟了一眼我那皱皱巴巴的护照，告诉我护照已经失效了，封面也模糊不清，而且我携带的现金太多，绝对不许进入罗马尼亚境内。我怀疑他想收受贿赂，好在我也不着急，所以干脆在那儿等着。过了半晌，只见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一个最新消息，罗马尼亚刚刚在欧洲联赛中击败英国。“丹·佩特雷斯库（Dan Petrescu）真是好样的！”我说道，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快掉下来了。必须承认，讨好这帮卑贱小人真让我感到恶心，但我的嘴里还是吐出了那几个可恨的字眼。对方傲慢地咧了咧嘴，露出一点笑容，“啪”地在我护照上盖了一个章，带着掩饰不住的轻蔑，向我挥手放行。

匈牙利平原一直延伸到罗马尼亚西部，为这个国家提供了最肥沃的耕地。每天清晨，农民背着钉耙、锄头、干草叉、长柄大镰刀等各种各样的家伙走向田地。农场里的工人在田间照看着自己的奶牛，不少人在路边树荫下打盹。沿路的村庄里，鸡鸭鹅乱飞，当地的小孩冲我吹起口哨，大喊大叫。

罗马尼亚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就是那种吱嘎吱嘎直叫唤、快要颠散了骨头架的单速老爷车，其次是温和恭顺的马和马车。热浪袭人，唯一的荫凉就是大路两边成排的大树。没有牛奶和酸奶，瓶子里散发着塑料味的温水让人无法下咽，这一切开始让我怀念那在蒙着水珠的玻璃杯里，满满地加了冰块的青柠汁。

阿拉德（Arad）市中心街道上满是新古典风格建筑，宽敞却稍显凌乱，这是齐奥塞斯库混凝土复兴时代之前的作品。在郊区，很多上个世纪中期建造的畸形建筑或破败不堪，或荒弃闲置；铁管的锈迹上长满了霉菌。我停下车来，走进了两三家食品店，店里只有面包、随处可见的汽水，还有几块让人提不起精神的蛋糕和酥饼。*

通往保加利亚的小路上，路上的汽车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马和马车。一个精瘦的年轻人冷不丁冲到马路上向我讨烟抽，我赶紧刹车，一句脏话脱口而出。快到卡拉法特港（Calafat）时，天上响起闷雷，大滴大滴的雨珠落下，赶跑了游泳和晒日光浴的当地人。我大着胆子把自行车扔到一旁，一猛子扎到水里。

本想在沙滩上找个僻静无人的角落美美睡上一觉，但附近饭店传来罗马尼亚当地人嘈杂的说话声和流行歌曲声，间或还夹杂着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大呼小叫，显然这是一个通宵达旦的狂欢派对。

一开始，当我挣扎着把沉重的自行车从柔软的沙地中用力推向公路时，还仅仅把他们当成一群寻欢作乐的家伙。然而，当其中一个人跑过来帮我推车，并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询问我要去哪儿时，我心里的怨恨立刻抛到九霄云外。“来一块儿吃吧！”他说道。

主人们一宿没睡，他们在庆祝一场24周岁的生日庆典，其中一两个人，尤其是那个过生日的男孩，仍然喝得醉醺醺的。一位警察稍稍能说点英语，他说自己很想去英国，但苦于囊中羞涩，一个月60英镑的收入让他到国外度假的想法成为了妄想。*

保加利亚伊斯卡尔（Iskar）山谷在郁郁葱葱的高山和险峻陡峭的巴尔干山（Stara Planina）山脊中浅灰色的悬崖之间蜿蜒延伸。这里不是太陡就是过于暴露，想找一块合适的平地露营实在太不容易了。过山车般骑行了90英里之后，我筋疲力尽，于是决定在悬崖下面的岩石上支个帐篷，借着一些小树勉强避开公路，就这样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继续出发，来到保加利亚希里克（Cyrillic），我看到一张告示，上面完美的英文措辞令我至今难忘：女士们，先生们，若您对在此边境上所接受的服务有任何评论或建议，敬请写下，并连同您本人的姓名和接待官员的编号发至我们的邮箱，我们会采取恰当的行动。谢谢。

一名官员示意我走到候检车队的最前面，问我准备待多久，然后在我护照上盖章，这和我在匈牙利遭受的礼遇真是天壤之别。保加利亚的西半部地广人稀，景色之美，出乎意料。放眼远望，山脉四起，低坡上满是金色的麦子，再往上是一层层深绿色的松柏，更高处是裸露的灰色悬崖峭壁。北欧和中欧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景色，我相信，保加利亚此时就坐在一个金矿上，它将是骑车、徒步、骑马、露营、独木舟和攀岩活动最理想的地方，旅游业将为它带来滚滚财源，可此时此刻，我在这里竟然看不到旅行者都会期待的露营地、宾馆、饭店、马匹、明信片或者货币兑换点。克里斯托弗骑行简易示意图（仅供参考）

第三章　骑行在高山上

时至今日，伊斯坦布尔（Istanbul）已经成为一个横跨两大洲，容纳1200万人口，并在不断扩张的特大都市。根据传说，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657年，为了纪念创建者拜占斯，人们将其命名为拜占庭。据说拜占斯在希腊古都德尔斐受到先知的神谕，让他在“盲人之地”对面寻找新的殖民地。一次，在乘坐航船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他对尚无人居住的欧洲海岸上的天然海港——美丽的“黄金号角”——一见倾心，于是决定在这里建造城市。这次建都大获成功，盛极一时，后来拜占庭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吞并，最终又在公元前133年被罗马人占领。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自己的都城从罗马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于是将这座城市更名为君士坦丁堡。虽然历经数次战争和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却依然未减，反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节节攀升。公元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奥特曼军队攻入城中，教堂随即被改成清真寺，城市被重新命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成为奥特曼帝国的都城。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率领土耳其走向独立，凯末尔也由此被尊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

18年前，当我一路搭车抵达伊斯坦布尔时，这个欧洲最末端的地方就像天涯海角。在畅销书《午夜快车》里，伊斯坦布尔被描绘成一个充满阴谋和危险的地方，只有为数不多的死心塌地的旅游者才敢来到这里。如今，在度假地图上，阿美特苏丹（Sultanahmet）早已被蜂拥而至的背包族和旅游团侵占、驯服了。物价上涨，每个人都会说英语，自助餐馆、肉串店、地毯店、网吧和货币兑换店相拥而居。原本的“布丁店”，现在只是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卖着平淡无奇的食物，就靠那一点名头——“最早期嬉皮士出没的地方”——来赚钱，真令人大失所望。原本特殊的氛围随那块旅行者留言板一起销声匿迹了——18年前，正是在那块留言板上，瑞典伙伴亨·德瑞克给我留了口信。

虽然凯末尔早已将新共和国的首都迁至安卡拉（Ankara），使其不再轻易遭受海上的威胁，但伊斯坦布尔依然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是最大的海港和文化商业中心。陡长狭窄的街道，纵横交织的巷子，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人声鼎沸的大集市，温暖宜人的气候，热情友好的当地人，美味无比的食物，马尔马拉海上停泊的万千海船所呈现的一幅幅浪漫美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奇妙地交汇，使得这座城市独一无二。毫无疑问，这样的组合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

商人们拖着巨大的口袋挤上轮渡。他们年复一年地工作，每周都要在这里打几个来回。对于这些把横跨大陆当成家常便饭的人而言，就好比每天从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到滑铁卢（Waterloo），再返回伦敦城一样，游客眼中的旅游线路成了他们每天的必经之路。*

我在马路边树荫下的一个草坡上入睡，天亮时，两只因为发现帐篷大战起来的狗叫醒了我。“滚开，你们这些混蛋！”有人吆喝道。一个光着膀子的轻盈身影从临近帐篷里跳出来，弯腰捡起石子向它俩扔去。这人胡子拉碴，法国腔调，精力充沛，有点儿像《丁丁历险记》里的阿道克船长。

我想在天热起来之前赶路，于是决定立刻起床，大家一起吃早餐。很自然，这对法国夫妇对食物非常上心。于我而言，一个苹果或香蕉就可以让我心满意足地开始一天，而他俩则必须在上路之前饱餐一顿，每晚还要亲自动手做饭。艾瑞克今年28岁，子承父业在巴黎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这份工作让他烦得要死；艾玛30岁，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削成短发，她曾经是个平步青云的物流经理，但办公室里的争权夺利让她厌倦。于是他俩辞去工作，离开了巴黎，准备骑车前往马达加斯加。他们向往乡村简单的生活，兴奋地谈论着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鹅群，再加上一个小小的菜园子，他们甚至打算去开设一片露营地。

他们的行程很松散，每天大约40到50英里就可以了。他们的帐篷很宽敞，足足可躺四个人。不仅如此，帐篷里甚至还有一个额外的小空间，可以煮饭、吃饭、放折叠椅，还有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虽然这个收音机只能接收土耳其电台，但他们一直让它开着，为的是“创造一种气氛”。此外他们还有无数的锅碗瓢盆，甚至还有油盐和胡椒粉。艾玛一直说，他俩喜欢家的温馨，哪怕麻烦些也在所不惜。

艾玛在利兹市（Leeds）生活工作过六年，因此会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甚至还带有约克郡口音，但艾瑞克就不太敢说英语了。渐渐地，我也去除了羞涩，开始说起法语。沿着死海海岸线上林木葱茏的山间公路悠闲自在地骑行三天之后，我们发现已经可以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自由转换了。

很快，分手的日子到了。他们将前往叙利亚、约旦、埃及并继续向撒哈拉沙漠以南和赤道、非洲前进；而我却要继续往东，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去，到波斯去，到印度去，只身一人。

我们交换了电子邮箱，互道“祝你好运”和“一路顺风”，然后分开。

离开伦敦之后，我第一次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

卡伊约贝贾（Kaynarca）和锡诺普（Sinop）之间的海岸线公路绝对是世界上最佳的“山地自行车运动”场所，因为从山这面骑上去就直接从那面冲下来了，中间没有任何平坦的过渡。路面上到处是坑洼和碎石沙砾，根本无法控制速度。整条山路像是被荒弃了，来回走动的牛和驴甚至比车还多。就这样，在炙热的阳光下，我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山间前行，耳边听到的是母牛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乐音、单调不变的蟋蟀声和我自己有规律的呼吸声。

在山里，狗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由于山路太陡或者路面太糟，人比狗速度慢，我很难甩掉它们。有几回，我甚至不得不求助于驱狗器——这种带电池的装置会发出一种人耳听不见但狗却能听到的超音波，据说你只需对着狗按下按钮，对方就会聪明地掉头而去。

第一次用效果还不错，我一按按钮，讨厌的狗就立刻停了下来，灰溜溜地逃跑了。不过，可能是品种的原因，当我遇到一头巨大的黑色猎犬时，这玩意儿却根本不管用，那条狗对超音波充耳不闻，神态自若，似乎根本不受迷惑。

幸运的是，在偏僻遥远的土耳其北部，对于生人，人比狗显得更友好。很少有外国人会走进这片荒僻的海滩，那些恍若隔世的小村庄给我奉上了珍贵的热情和慷慨。虽然在语言上有障碍，但对足球的狂热还是让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土耳其人对足球赛可算是心醉神迷，一谈起来，个个都是“足球通”。土耳其是欧洲足联成员，土耳其顶级的足球俱乐部可以和欧洲冠军队的精英和欧洲锦标赛的国家队并驾齐驱。

黑海海岸线和炙烤般的内陆之间隔着重重山脉，比起土耳其的其他地区，这里以气候清凉、湿润闻名。和艾瑞克、艾玛相处的那三天，我们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骑行，到村庄里的迷你市场避雨，偶尔喝一杯香茶，吃几块甜点，你问我答。但自从我们分手后，我便一直生活在炎热之中。每次骑到山村的商店门口，就会有人送来一张椅子。我小坐片刻，解解渴，用巧克力、水果和几块饼干补充能量，等待背部的疼痛消退些，力量重新回到腿上。

记得有一次，在半山腰的一家店铺里，我抖得像一片枯叶。我想要牛奶和水，但这里只有土耳其可乐。于是，我只好喝着甜得要命的汽水，嚼着奶酪饼干和巧克力，恢复一下骤降的血糖。胡子拉碴、满脸沧桑的老绅士们邀请我加入他们，我想把饼干分给他们，但他们礼貌地婉言谢绝了。村里的孩子围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这个长相古怪的陌生人，好奇里带着怯意。

继续在崎岖的山路和灼人的酷热中挣扎了七个小时之后（不算途中休息的那几站），我精疲力竭，只想找些最简单的食物填饱肚子，连洗澡的念头都懒得动了。晚餐是简单的奶酪、西红柿和香肠三明治，喝的只有水，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刮胡子了。

我找了个居高临下的山顶，裹着睡袋舒服地躺着，等待星星从暗蓝色的天空中闪现。我想，要是艾瑞克和艾玛在，他们一定会脱得光光的，用他们那个四升的蓄水桶美美地冲个澡。然后他们会熟练地拌上一份洒着油醋汁的色拉，再来一份带着西红柿酱的意大利通心粉；当然，水果甜品还是少不了的，还有香茶和可乐。

如果一天只需骑上三四个小时，你当然会有许多闲暇和精力。天太热了，让人难以入睡。远处山谷下，有人在举行派对，音乐声、尖叫声伴随着哀号的男中音从山脚下传来，几个小时迟迟不散。

一睁开眼睛，气温已经升高了，可我还没睡够，等待我的又将是艰难的一天。偶尔我会羡慕我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那对年轻的捷克夫妇，露卡斯和玛尔提娜，他们乘坐大巴和火车去澳大利亚旅行。毫无疑问，他们这会儿没准儿正在德黑兰（Tehran）北部的山上放松呢。阳光肆无忌惮地直射，柏油像是要被烤化了，我汗水哗哗流，浑身散发出强烈的味道，一边爬坡，一边徒劳地赶着团团围攻的苍蝇。

此时此刻，我居然开始向往马路上每分钟一英里的豪华空调大巴，我鼻子里甚至能闻到工作人员身上的古龙香水。

就这样，我用了三天时间，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从伊莎诺格鲁（Isanoglu）翻山越岭来到了道格里（Doganli）。

继续向东，喇叭声、闪烁的车前灯、招手、叫喊声、口哨声越来越频繁。我讨厌陌生人对我叫喊——在我的家乡，只有疯子和酒鬼才会这么做。“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自个儿待一会儿？难道就不能表示一点尊重吗？”生平第一次，我开始体会到短裙子女人听到路边小混混们吹来的口哨声时是什么心情了。*

从蒂雷博卢（Tirebolu）到居米什哈内（Gumushane）后，我拐进一个山谷，直入内陆。终于把拥挤的海岸线公路抛到后面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在此时，离开伊斯坦布尔后时不时困扰着我的胯部疼痛又出现了。我试过调整座椅的角度，但这只能改变受压点，向前到阴囊部位，向后到臀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自己就像坐在一片碎玻璃上，颠簸不平的道路简直就是炼狱。

在托鲁尔（Torul），山路再次开始变陡。汗水浸透我头盔的边缘，流到脸上，刺疼了我的眼睛。几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从对面驶来，刹车时发出尖厉的怪叫。

一辆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在一团尘土中，三个男人跳出车来。其中一个准备卸下后挡板，我明白他们想让我搭车。我费尽口舌向他们解释，虽然我很感激他们的好意，但我还是想一路骑到山顶——我已经发过誓，全程骑车，我必定要做到。最后我们握手道别，他们的车绝尘而去。

经过整整两个小时低速爬坡骑行和几个讨厌的隧道，我终于到了山口，这时我觉得自己拥有一股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我在一家商店买了几块饼干和巧克力，然后在酒吧外的桌子边坐了下来。一个男人跳下一辆四轮旅行车，径直向我走来，脸上舒展着笑容。他一句话没说，只是冲我鼓起了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猜测。原来他在上山的路上看见过我，于是向我表示祝贺。一个小男孩给我端来一杯茶，怯生生地问我的名字，接着又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做了自我介绍。他最后也和我握了握手，并且决定不收我的茶钱。

土耳其人就是这样，他们对自己敬佩的人总是如此慷慨大方。*

到了小镇，我向黑海做了最后的告别。就要进入险峻的亚洲地带了，我必须一鼓作气，一刻都不能放松。

通往伊斯皮尔（Ispir）的内陆线要经过卡查尔（Kaçkar）山脉和一条2600米的大通道。在村子里的茶室里，好心的老先生们查看了地图，建议我选择另一条路线。“可恶的大山！”他们痛苦地大叫起来，激动地打着手势试图说服我。

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无法明白，我旅行的目的就是要挑战自我——如果你总是选择快捷方式，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不敢奢望能有力量打败人生的所有困境，但至少我要竭尽全力，我要去触碰自己的底限，把生命延伸到最宽广的边界。

过了伊斯卡戴尔（Iskedere），坡度变得越来越大，公路在两面垂直的绿墙之间蜿蜒延伸。我放慢节奏，频繁地停下来休息、喝水，挤干头盔里吸饱了汗水的软垫，同时在村里的店铺里补充供给品。我用路边的山泉灌满我的水壶，把冰凉的水浇在头上、脖子上和手臂上，驱散炎热。

山泉后面有一个野餐的地方，孩子们在那里玩耍。一个男人出乎意料地用流利的英语向我做自我介绍。他叫萨利，是一名社会工作人员，他今天带妻子和几个孩子出来旅行。肉丸子正在架上烤着，他们给了我一个大肉丸、一份西红柿色拉，还有一杯可乐。我本想付钱，但他摆手拒绝。他告诉我，要沿着这条陡峭的山路再爬17公里，才能到达山口。这真是噩耗！

又往上骑了一会儿，我发现一家小店铺。感谢上帝，角落里居然有一台冰箱！我要了一瓶可乐。老板是一位老人，他示意我坐在椅子上。屋里光线有点暗，阴凉爽快，我们说不了几个对方能听懂的字，只好比画着聊了一会儿。我品味着每一口凉滋滋的冰露，真是奢侈的感受啊！

想起来真难以置信，以前我对可乐这东西从来就没多想过，然而，在这烤人的炙热中劳累了一整天之后，我竟然对这玩意儿产生了类似于尼古丁那样的强烈瘾头。屋子里安静祥和，我昏昏欲睡。主人开心地笑起来了，最后我们长久地握手，像老朋友一样深情告别，我很不情愿地回到了与惰性和重力的对决之中。

十分钟后，一辆车在我身边停住，一位司机向我扬着自己的钱包——在告诉我我把自己的钱包落在店里了。钱包里有信用卡，还有一大笔现金。该死的！我转身冲下山。

十分钟后，我再次向那位品行高尚而富有魅力的老人告别，对于他们的诚实，我无限感激。如果是在英国的酒吧里，这个钱包还能回来？土耳其人天性中充满了慷慨和仗义，这种对陌生人自然流露的热情和礼节在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绝迹了。在这些偏远的山区，道德和诚信幸运地得以留存，并没有被当代社会中那种司空见惯的贪婪侵蚀。正是这些让人们不会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走进任何一家店铺或咖啡店时，我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行车留在无人看管的地方，因为我清楚地相信，它是安全的。

一天下来，我用了近七个小时骑行了47英里。满天星光下，我一头栽倒在路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群山环抱，我仿佛置身在一个广阔而静谧的圆形露天剧场。又一天的旅程结束了！*

黎明到来，空气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显得尤其凉爽清新，最陡峭的攀爬马上就要开始了。半个小时后，我下坡找了点泉水喝，水冰冷冰冷的，弄得我头疼。

几分钟后，一辆小车在这空荡荡的山路上跟了上来，跟我一起往上爬。树木渐渐消失，我身旁只剩下杂草、岩石和碎石子了。

路上的每一次拐弯似乎都在迷惑着我，每次我都觉得该到下坡路了，可一转弯，眼前又是一条同样狭窄的柏油路，曲曲折折地向着更高的地方延伸。“只有奋斗才能接近星星！”上一次想起学校里学到的这条座右铭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从来没有一次，这句话能如此贴切地出现在我生活之中。

曙光终于出现了，前方不远处，一块蓝色的路牌上刻着几个白字：

OVIT DAGI山口

海拔2640

得救了！从早晨到现在，我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才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走完这最后的5.5英里。虽然没有人在终点迎接，但我一想到自己在将近一天的时间里，从海平面爬到这个8661英尺（约2640米）的山口，我就有一种醉醺醺的成就感，心里不由得飘飘然起来。

上坡好比在银行里存钱，接下来的自由滑行就像随心所欲的大挥霍，像在尽情享受之前的劳苦换来的果实。一开始我因为不放心路面而使用了刹车，等到后来路面越来越平滑，我就干脆撒开双手，在阳光普照的山坡上尽情滑行，山风呼啸，我感觉自己像鸟儿一般在空中自由飞翔。*“为啥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

每次想起那个讲求实用主义的朋友略带嘲弄的口吻提出的问题，我就忍不住发笑。坐飞机旅行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就连坐大巴和火车的念头于我也最多只是一闪而过，因为你会被一种奢侈麻痹。这个星球的广阔和多样之所以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面前，是因为我选择了现在的这种方式。在自行车上，视觉、声音和气味那么地生动而直接；我的感官不会被音乐、空调和烟味转移注意力，对于一片美妙天地的想象和记忆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舷窗中那匆匆的一瞥了。*

尽管天气酷热难当，在土耳其东部这片相对保守的土地上，却没一个人穿短裤。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两天，我一直把两条腿遮得严严实实，这样就不会在人群中太惹眼。后来我发现，要想真的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我就应该套上棉质的长裤，穿长袖开领衫（棉的和尼龙的都可以），再披上件背心，外加一顶小圆帽。我最好再拔掉几颗牙，几天不刮胡子。

城市宽阔的大道边绿树成荫，热热闹闹地开满了各种餐厅、商店和小卖铺，人行道上的小摊小贩叫嚷着争抢顾客。在土耳其的城市中，提供同种类型商品和服务的商家总喜欢挤到一起，一条治疗忧郁症的小巷子里就挤满了50位医生和药剂师。这里的女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有人包着头巾，穿着长外套。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忍受这里的酷热！

再往北走，铺开在眼前的是东安那托利亚高原，那里土地肥沃，远处是连绵起伏的浅绿色群山（很多山高达三千多米），让人联想起蒙古草原，一眼可以望到几英里之外。阳光洒在远处青翠的山体上，投下一块块深色的影子，与刚刚收割过的金色长方形田地、绿色灰色的牧场和犁过的田野间或交错在一起。

安那托利亚（Anatolia）北部是库尔德人的聚居区，素以贫穷著称。他们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层，由砌着泥墙的两间茅舍组成，屋顶是凹凸不平的铁板或泥土。牛粪压成的砖头在门口堆成金字塔状，是当地人在痛苦而漫长的冬季里唯一的燃料。这里的冬天气温可以下降到摄氏零下40度。牲畜、鹅群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农庄里大摇大摆地走在土路上。当地的狗体型非常庞大，毛色苍白，极富攻击性。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卡通片《亡命之徒》里的人物。我刚甩掉两条狗，转眼就发现另一条又挡在我前面，呼哧呼哧地试探着空气里的味道。眼看实在躲不开，我干脆心一横，伸手到工具袋里寻找驱狗器。这条狗还在死死地盯着我，好像是在努力弄清我的来头。我慢吞吞地向前蹬着车，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我掏出驱狗器，这家伙居然夹着尾巴开溜了。可能我身上的味道没我想象得好。

宽敞的马路偶尔有挂着土耳其、伊朗或保加利亚牌照的大货车器宇轩昂地列队驶过。当我挣扎着爬上土耳其境内又一条漫长的山道时，我听到一辆重型柴油车从后面开上来。司机减缓车速和我并行，一个笑脸盈盈的乘客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递给我一根黄瓜。我对黄瓜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婉言谢绝了，但他一再坚持。我伸手一把抓住黄瓜，好像运动员抓过接力棒一样，货车摁了摁喇叭开走了。这样的友善总能激起我新一轮的斗志，给我疲乏的肌肉注入新的力量。在广阔无垠的天穹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风依然使劲地刮着，像是在嘲弄着我微不足道的力量。*

当我赶到距离伊朗边境仅20英里的多古贝亚兹（Dogubeyazi）时，摆在我面前的是雄伟庄严的自然景观和蓬头垢面的当地人。残破不堪的街道上挤满了一群一群的人，调皮的孩子像鹦鹉学舌一样大喊“哈喽”。

阿勒山（Ararat）据说是诺亚方舟最终的栖息地，因此闻名天下，它海拔5137米，终年积雪，居高临下地傲视着山脚下人类制造的景象。

虽然阿勒山被很多业余旅行者视为禁地，但住在露营地的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新西兰人仍然坚持要找到那据说埋葬在峰顶附近冰层下的方舟残骸。尽管他们拥有充足的知识和装备，但由于阿勒山是军事敏感地带，所以官方要求必须出示特殊通行证。这三位坚信，宇宙年龄只有6000年，而不是几百万年，人类根本不是进化来的，而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只要发现诺亚方舟，便能摧毁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都是雄辩的演说家，经常引经据典，而且还搜集了许多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55岁的飞行员理查德早在19年前就尝试登上这座山峰，在过去19年里，他每年夏季都会来到这里，试图登上阿勒山顶峰。

另一位名叫戴维拉森的美国人来自帕萨迪那（Pasadena），45岁，是一位气度不凡的教师。他指出，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科学事实，因为这种现象既无法展示又无法重复。他满怀信心、滔滔不绝地举了几个亲身实例，以此来证明上帝确实存在。如此富有激情的人总是能够吸引我，尽管不能全盘接受他的信仰，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和尊敬他。

他问，如果为我做一段小小的祈祷，我是否介意。“啊……当然，当然不介意。”

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下头。他的祈祷没有让我感到窘迫，相反，却十分打动我心。他从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中获得了那么多力量和安慰，对此，我只能钦羡不已。克里斯托弗骑行简易示意图（仅供参考）

第四章　进入伊朗

然而，伊朗却全然是另一番情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伊朗边境小镇巴扎尔甘（Bazargan）成了一个巨型货场，而我则像是刚刚从衣柜后面进入了纳尼亚仙境，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异域风情的气味、颜色、味道和声音的地方。人们的举止和穿着都有些特别，他们的语言散发着神秘感。他们吃着我陌生的食物，房屋的设计也很特别，满街都是外形陌生的轿车和货车。

尽管边境旅游问询处接待我的那个小个子男人非常热情友善，但当我骑车沿山坡直奔镇中心时，我的内心依然夹杂着一些紧张——未知的东西往往既美妙又恐怖。

荒凉的山间一条布满尘土的窄道上，七零八落地散落着一些齐至脚踝的矮树丛，成群的山羊、绵羊和牛群正在啃食着这些坚如皮革的食物。群山在玛库（Maku）会合，将小镇挤入一个狭小的山谷里。这儿的人都很友好，店铺的牌子上尽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点和曲线，像是时刻提醒我身在异域。除了饼干和甜品，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吃，直到一位店主送来一杯茶。“你们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是个帅哥！”他笑着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帅，看来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驰出玛库，这次偶遇让我变得更踏实了，我暗想，看来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也没什么不同。

在遇到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车手米罗之后，我发现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他很高兴能有个伴。这个小伙子又高又瘦，金发齐肩，留着一小撮胡子，穿一件灰色T恤，一条牛仔裤用皮带扎着，脚蹬一双拖鞋。他的自行车看起来像是某次大甩卖上淘来的旧车，扎眼的荧光绿车身和紫色的车篮用一根绳子随便连着。据说23岁的他曾经骑车穿越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还去过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新西兰，真算是老牌旅行家了。他想去澳大利亚，准备在那里找份工作，挣足了钱好继续上路，但是澳大利亚人竟然拒签他。

黄昏时分，我们在一个满地石块的山脊后铺开睡袋，他把使馆的拒签信递给我看。“这事儿不能怪澳大利亚人，只怪那些签证逾期滞留的东欧人，是他们的不负责任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说道。可不管我怎么费尽口舌，他还武断地坚持认为澳大利亚人不讲道理。整个晚上，他喋喋不休地谈着签证和各种花费。他从一个德国人手里买进了一辆捷安特自行车，只花了1200马克，跟他相比，我为这次旅行所支出的费用要多得多。这件事让他乐了半天。“英国人去阿根廷要签证吗？”他问。“不知道。我想需要。”

第二天，我们依然沿着沙漠和矮树丛组成的宽阔走廊两边向上爬行。路上偶尔会看到一块绿色，这是经灌溉而成的绿洲。深绿色的油罐车扬着烟尘从我们身边嗡嗡而过。这里最常见的车叫“Paykan”，是一种敦厚朴实的四门车。虽然这个型号英国早在30年前就停产了，但今天的伊朗依然在用。

一路上我们骑得很愉快，但伊朗国土面积是法国的三倍，所以这里村镇与村镇之间、从一个配给站到另一个配给站之间的距离常常显得遥不可及。路边摊上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葡萄、西瓜、苹果、西红柿、梨——偶尔能救救我们，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牛奶、巧克力、蛋糕之类在土耳其司空见惯的东西就显得非常罕见了。

路上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寻找面包、新鲜蔬菜和水果，不守规矩的小孩子在我们周围越聚越多。其中一个小孩一直在玩我的变速杆，我让他别乱碰，结果他的手一挪开，自行车就栽倒了。“天哪，能不能别动我的东西？”我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终于发出一声怒吼。“不用那么紧张！”一个大胡子警告我。“谁紧张啦？”我怒目圆睁，然后立刻扶起自行车出发了。

夜幕降临，我缩进睡袋，今晚的露营地是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山沟。夜色越来越浓重，我想仰望星空，好好思考一下，但米罗显然着急地想打破沉默。“你知道伊朗人差不多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办签证吗？”“嗯。”“你坐卡车到南斯拉夫时需要签证吗？”他丝毫没察觉到我在敷衍他。“不记得。就算有，也是在边境上买的。”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那段经历，就像……唉，大概已经有12年了。

我们昨天碰上了一个只穿短裤的瑞士车手，米罗说，从明天开始，他也只穿短裤。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旅行时我尽量入乡随俗，一方面可以避免得罪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躲开不必要的关注。所以我在埃尔祖鲁姆一家店铺买了两件恐怖的直条长袖化纤衬衫——在热的地方穿极不舒服。不仅如此，我还开始留胡子了，这样不仅仅可以节省宝贵的水和痛苦的刮胡过程，还可以帮我冒充伊朗人——似乎没有一个伊朗人有时间或有兴致刮胡子。“你见过有多少伊朗人穿短裤的，米罗？”我问。

他还是初衷不改。我觉得他纯粹是在自找麻烦，不过就像他说的，这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话不投机，谈话很快走进死胡同，最后只好结束交流。他毫无幽默感，又不懂得聆听，告诉他八百遍还是记不住我的名字。“好像我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沉默。”他终于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了。“真的？”我打了个呵欠。*

1973年油价猛涨，伊朗暴富之后，在伊朗国王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的汽车数量激增，从1970年到1978年之间私家车的数量翻了两番。因为买汽油可以从政府那里领补助，伊朗成了世界上开车最便宜的地方。大布里士（Tabriz）的大街由低矮的砖头、水泥和灰泥块凌乱地砌成，热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喇叭声。这里的环岛是个谜，谁也闹不清楚到底该从那边绕。这里司机的驾驶技术都很恐怖，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还那么少，真的很让人惊叹。人行道上忙忙碌碌地走着没刮胡子的男人，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长裤和棉质长袖衫或尼龙衬衫，脖子前面敞着扣——在这儿扎领带会被人耻笑；女人则披着一袭宽大的黑色长袍，看着就像修女。

旅行指南上说整个大布里士唯一能兑换旅行支票的地方是梅利银行分行。我一边走一边看地图，顶着车流在一个单行道上骑了一会儿之后，终于找到了这家银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了，也许是因为职员都着急回家，换钱很迅速，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

米罗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电子邮件比打电话便宜省事得多，但这老兄拒绝碰计算机，所以我们只好在恼人的酷热中，在混乱不堪的交通里噩梦一般地流窜了三个小时，希望能找地方买张电话卡。每次当我们汗流浃背地停下来问路时，总有一大群人围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米罗——此时他已经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短裤——却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很享受这种感觉。每次问路得到的回答都不一样，围观的人好像都不记得附近有卖电话卡的，最后我终于说服他放弃努力，干脆找个旅馆打个电话。

他的短裤终于发挥了作用，我们先后找了两家旅馆，老板都拒绝让他进入——在伊朗这个国家，米罗的做法就等于穿着三角裤在大庭广众招摇过市。对于伊朗人而言，他就是个无礼或滑稽的冒失鬼。但对于我来说，地缝才是最好的庇护所。*

米罗还在呼呼大睡，散落四处的大鹅卵石在清晨的阳光中投下长长的阴影。我必须得叫醒他了，我已经忍无可忍。我需要目标、动力和截止时间。为了好好利用清晨的凉爽，我甚至会用闹钟。我喜欢一切都有计划。对我而言，自由只是意味着我可以自己设定截止日期，而不用听从别人，但不是随心所欲，一切都得按照时间表运行，没有时间表我就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

双手冰凉，我们开始收拾行囊，五条大狗在附近的山脊上发出轻蔑的叫声，这更令我们加快了速度。这会儿，为了一杯咖啡和巴赫，我完全可以笑着干掉一个人。

在斜射的阳光和长长的阴影里沿着陡峭的山路爬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暖和起来了。我们在警察哨所附近的山口上停下来吃早餐。我打开一罐金枪鱼罐头，抹在面包上——自从不久前小刀丢了之后，这件事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块奶酪很便宜。”米罗一边自鸣得意地嘟囔道，一边从十天前在土耳其买的一块令人毫无食欲的浅黄色砖头上切出一片。“一公斤才50万里拉！”他对自己花一美元买来的伊朗地图自豪不已，而我的是一张大得多的地形图，花了六英镑从基德明斯特（Kidderinster）的书店买来的，它不仅勾画了这个国家的轮廓，而且还以绿、黄、白、灰和淡紫等细腻的色块标明了不同的板块，我不仅可以从中更多了解伊朗的地理特征，而且这幅图本身就是个漂亮的玩意儿。

米罗告诉我，我买那本旅游指南简直是在浪费钱。

上帝！这哥们儿就是那种只知道价格却永远不知道价值的人，我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反击。我提醒他说，要不是靠这张地图里的街道图，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银行关门前赶到，也不可能在城市南边的那座山上免费住宿，说不定还要在城里的某家旅馆花上一大笔钱过夜。一本像样的旅游指南可以帮一个人省却大量时间和麻烦，甚至省下一大笔费用。“六英镑！”他尖叫起来，像是看到了鬼。“那可是九美元呢！”

没错，这我知道。等我回了家，我就会把这张九美元的地图挂在客厅，用圆珠笔标出我的路线，然后我可以向客人们“精确地”指出我是在哪个地方遇到这个让人头疼的斯洛文尼亚人的。

他买了一些浓缩柠檬汁，在路边足足摆弄了一个世纪才把水、糖和柠檬汁按照合适的比例调配成果汁。我们寻找食物的时间似乎和骑车时间一样多，因为他通常得找到会讲英语的店铺（这很不容易），才能弄清楚哪个茄子罐头里会有肉。看热闹的人每分钟都在增加，主要是孩子。这个“穿花衣的风笛手”丝毫不以为意，竟然决定要在附近的喷泉里洗脚。我绝望地远远躲开这群傻呆呆的观众，在烤人的太阳里坐立不安地等待，鼻孔里冒着烟，心里想着，看来伊朗乡下人平时实在缺少娱乐啊。

老朽的大货车、大巴和小汽车紧紧地包围着我们，我们一边顶着风艰难而上，一面在这些黑色或蓝白色肮脏的致癌烟幕里挣扎。我开始想象自己带着健硕的体格和肺癌、喉癌凯旋而归的情景了。正在这时，一声大喊从后面传来，米罗想撒尿。他冲着大马路脱掉裤子，水蛇挥舞，耀武扬威。而我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在这样一个对于裸露肉体极端敏感的国家，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看着他没羞没臊的样子，我心里暗暗打定注意，分手的时候到了。

第五章　轻装上路

路边的餐厅和咖啡馆价格便宜得离谱，而且是和当地人接触的理想地点。这里的人谦和友善，完全不受政府那套反西方论调的影响。米罗一直拒绝在咖啡厅和餐厅里吃饭，因为他害怕吃到肉，这会儿，他或许正在哪条马路边，享受着他的冷豆子就生蒜吧。

比起通往德黑兰的公路，通向哈马丹（Hamadan）的路上车少多了。路上到处是拐弯、环道和坑洼。我开始爬坡，穿过一大片多石的平地，准备向远处的群山进发。正在这时，一家人开着丰田越野车在我跟前停下，司机下车递给我一袋葡萄和桃子，然后掉头离去。

干枯的河床在快被烤焦的山间蜿蜒展开，偶尔可见一片片果园、稻田和葡萄园。柴油泵发出“嘎嘎”声，从远处汲来地下水，灌溉了这弥足珍贵的绿色。我在路边的水果摊上又买了一些葡萄，顺便和三个长者聊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穿着一双开着大洞的袜子。

埃瓦吉（Avaj）是个小村子，位处一座漫长而陡峭的山脉中段。我在村里一家小店里畅饮了两瓶Zam-Zam（当地生产的一种橙味或可乐味汽水）。渐渐地，我周围开始聚起一小堆人，他们一边打量我的自行车，一边左一言右一语地提出各种问题。也许，在这条大路上，我依然是一个古怪的外人，是典型的“放纵的”西方人。然而，一旦我让这些人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时，他们就会表示出真挚的欢迎。我怀疑，我先前之所以无法忍受当地人的好奇心，完全是因为米罗那条令人恼火的短裤。

人群中有个很开朗的中年男人最爱讲话——但我建议他真该把胡子好好整整，再让牙科大夫好好看看。我问他离山顶还有多远。“5公里！”他答道，然后是20公里顺畅的下山路，可以轻松滑行。

5公里用了我40分钟，到达山顶后，我在一家餐厅点了一块烤鸡、米饭，还有酸奶，我把酸奶拌到米饭里，这样米饭可以软一些。这地方的餐厅和西方很不一样，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学校或工厂的食堂：几把塑料椅子和胶木桌子散放在棋盘格一样的黑白相间的瓷砖地面上，墙上挂着绿意葱茏的阿尔卑斯山风景画。

伊朗国土面积大约是法国的三倍，印度的一半。这里多山的环境和猛烈的狂风对骑车旅行者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道路状况却非常良好，是除德国外最好的一段。九月初的天气还很炎热，但为了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我还是决定暂不换上舒服合适的衣服。

下午三点左右，乱石丛生的平原上突然刮起了一阵疾风，看来今天很难继续下面的行程了。我到这会儿已经完成每日80英里的定额，但要寻找一片露营地可真是太难了：在欧洲，我常常藏在树丛里或灌木丛中，但伊朗的植物充其量也就是一片绿洲，还有不请自来的居民、牲畜和狗。只有山才能提供私密的空间，越偏僻荒凉越是好，当然，当高山退向遥不可及的远方时，你就别无选择，只能见机行事了。最后我幸运地发现一幢盖了一半的建筑，看来，这是方圆几英里唯一适合藏身的地方了。

在家里时，要做的事情总是很多，我永远无法在床上或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赖上很长时间。但是现在，除了记日记和支起小帐篷，剩下的时间绝对无事可干。我仰面躺在软绵绵的垫子上，下午的阳光慢慢地吹干我身上的汗，我朦胧地沉浸在一种隐隐约约的幸福感中。

太阳下山之前，我还可以毫不内疚地美美睡上四个小时。大脑里超高的“幸福激素”和身体的满足感让我不由飘飘然，根本没心情在脑子里消化这一天发生的事儿。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职业、房子、汽车，还有穿着打扮、生活环境和朋友，共同定义了我们的身份，但我却抛下所有这一切，甚至包括我热爱的音乐，独自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此时，我又该如何定义自己？或者说，我究竟是谁呢？

周围再也没有了熟悉的人和其他一切，那些曾经提醒我、标志我、束缚我的东西都已不复存在，我自由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一个人。从任何一个意义上来说，我都在轻装旅行——也许我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做回真正的自己。然而，我的潜意识似乎还没有接受这种新生活。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梦，在梦里，我总是摇摇晃晃地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努力保持着平衡，担心随时会掉下来。就在昨天晚上，我还梦见自己爬上了一座50英尺高的落地大摆钟，快爬到顶上的时候突然掉了下来。醒来之后，我的心依然“砰砰”跳个不停。*

作为“精神颓废的西方人”的代表，我本以为伊朗人会对我充满敌意，最好的态度也是漠然，但伊朗人却似乎一直在嘲笑我的预感。他们的热情和慷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在哈马丹郊外，一家快餐店的主人和我寒暄起来，他问我是否已经结婚。为了说明为何还没有结婚，我得费尽口舌地解释上大半天，尽管如此，到最后他们还是会非常惋惜地看着我，让我如坐针毡。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结婚，或者到了30岁还没有孩子（更不要说40了），那就是一个灾难。他们的眼神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尽管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单身生活，比方说，我可以随时随地自由旅行。

说完之后，他打开一个已经用整齐的波斯文书写了一半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然后递给我一支笔。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虽然我肯定他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我还是在上面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子邮箱，以及我这次行程大致的日期和一些简单的细节。当我准备买单时，他拒绝收钱。他的态度非常坚决——除了和他握手言谢，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快到黄昏时，我在高卡尔（Goukar）买了一个西红柿和黄瓜，收银台后面的男孩拒绝接受我的钱，于是我又一次把刚刚打开的钱包放回原地。就连警察都充满着人情味儿。通常而言，我会直接通过很多检查站，但在波鲁杰尔德（Borujerd）附近，有两个警官招手示意我停车。我知道他们所说的“kuda”意思是“哪里”，因为俄语里也有这个词，然后他们又问我“打哪儿来？”“要去哪儿？”当他们打着手势问我在哪里过夜时，我咕哝了几个旅馆和饭店的名字，我感觉这里肯定不会容许我在空旷地带搭帐篷露营。他们点点头表示相信。这次偶遇令人愉快，我立刻获准继续上路。

早餐是在米亚恩达斯特（Miyandast）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吃的，两碗散发着肉桂香的粥，夹着山羊奶酪的薄脆面饼就着三杯甜茶，味道好极了！但此刻我只想舒舒服服地洗个澡，找机会冲洗掉帐篷上的沙土和衣服上过往车辆留下的烟灰味儿。我的衬衫被盐和污垢浸得硬邦邦的，长裤上粘满了尘土，刚刚留起来的胡子让我看起来像个亡命之徒，但是“穆罕默德店主”和他的助手却并不在乎。他们抚弄着自己那看起来有点像恶徒的胡子，友善地看着我狼吞虎咽。

大货车川流不息地经过阿兹纳（Dorud-Azna）和伊斯法罕（Esfahan）之间的双行道，平板拖车上堆放着从山上采石场运下来的大理石板和石块。一辆深绿色的马自达货车鸣着笛，副驾驶座上的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向我招手致意，我昨天刚和他在餐馆里碰过面。我正以恐怖的速度燃烧着自己的能量，下一顿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在路边的餐厅里，司机们拿着鸡肉饭或烤肉串向我微笑招手——从他们的手势来看，他们中大多数人肯定已经见过我多次——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周五是安息日，察哈尔·巴格·阿拜希（Chahar Bagh Abbassi）的路上车很少，人行道上不见人影，店铺前的金属门帘依然紧闭。我沿着宽阔的街道向河滨走去。伊朗正在遭受3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当我穿过这个城市著名的17世纪窄桥到达对岸的银行时，酷热已经变成煎熬了。

霍梅尼广场的一头耸立着辉煌壮观的清真寺，有着蓝瓦门廊和布满纹饰的绿松石圆顶。宽阔的人行道之间，散布着精心照料的花园。这片地方的各个方向都被集市包围了，一排排的拱顶给通道上的商铺提供遮荫，到处都是地毯、手工艺品、纪念品、工具、水果和香料。

来自西方的旅行者每天晚上聚集在阿米尔·卡比尔（Amir Kabir）饭店的阳台上，交流旅行见闻，苦思冥想当地人在空闲时间都做些什么——这里没有舞厅、游泳池、体育馆、酒吧和俱乐部。政府反对下棋、打牌，赌博更是严令禁止。一切囤积、生产、销售和消费酒精都属于严重犯罪行为，葡萄园仅仅是为了生产葡萄和葡萄干。在西方，一场没有酒或音乐的聚会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伊斯法罕有啤酒，我们一定会一饮而尽。

伊斯兰没有娱乐。一天晚上，我顺着狭窄的阶梯来到一家茶馆，在这里可以俯瞰霍梅尼广场，欣赏美轮美奂的清真寺在落日余晖中的壮丽情景。拱形的屋檐上垂着灯笼，墙壁上装饰着挂毯，空气里弥漫着严肃的气息。茶馆是当地人聚集在一起喝茶、抽水烟、闲扯八卦的地方——相当于伊朗人的小酒吧。露台上唯一的一列座位是背对广场的，因此我必须扭着身子才可以看到清真寺的美景——对我而言，与其说它能激起我对万能的主的敬意，还不如说是对建造和设计这座建筑的能工巧匠油然而生的钦佩。

迄今为止，我和伊朗人的交往还仅止于男性。但尽管如此，当两位女士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其中一位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们解释说，有个本地男人正在骚扰她们，如果我能提供帮助，她们将不胜感激。我担心这就好像在请求饿狼去看守羊群，因为尽管她一袭黑袍，我依然可以看出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她叫芭哈尔，是“春天”的意思。她递给我一块蛋糕，问我打哪儿来，接着她压低声音告诉我，她很想离开伊朗，现在正学德语，准备有朝一日移民去德国。我的心里立刻泛上来一丝酸水。她的同伴阿扎·努西则显得不那么自信，要平淡安静得多。我们交换了一下地址和电话，芭哈尔让我明天给她电话。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从饭店给芭哈尔去了一个电话，但是她有德语课，没法出来，而且她下课后就去德黑兰，要在三天后才能回来。“你打算怎么做？”她问，声音听上去镇静而克制，我很喜欢。

周三拿到签证延期之前，我很难做出任何计划。或许我可以在周四给她打电话，那会儿她已经从德黑兰回来了。

我究竟想要什么？去探索伊朗女性所在的那个神秘而阴暗的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别的吗？昨天，她对我的态度非常热情，但是很多伊朗人因为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太久了，很可能只是对外国人好奇而已。这个姑娘自信、聪慧、魅力惊人，肯定不乏追求者，但如果不想跟我交往，她为什么要把电话号码留给我？我挂上电话，很是困惑，真希望我也能和她那样冷静自若。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在饭店院子里摆弄自行车，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重新上油。下午一两点，天上像在下火，大街上和人行道上异常安静。正是午休时间，整个伊斯法罕城在烈日下酣眠。我从一家店铺购买了一些旧车座用的那种泡沫橡胶条。当我正把这些橡胶条往车座上粘贴时，一位名叫罗夫的德国人走了过来，好像对我做的一切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这饭店里还住过另外一个单身骑车手，他五月初从汉诺威（Hanover）离开，也是要去巴基斯坦。

伊朗外交部的网站援引最近发生的三起西方旅行者被绑架事件，“强烈建议”旅行者不要横穿伊朗东南部和俾路支省（Baluchistan），但是要想继续往东，这就是唯一的路了。虽然我发过誓要尽一切可能骑车上路，但自行车手肯定更容易受袭，而我显然并不打算让自己成为人质。一想到那几位被绑架的旅行者，我的脑海里就立刻出现了一幅画面：心急如焚的老爸到处筹集赎金，准备营救把忠告当耳边风的儿子……

然而，罗夫却死心塌地想一路骑车，他还建议我俩结伴而行，共同穿越前面的危险地带。他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曾经在以色列遇到过一个反方向骑车穿过这条路线的日本人，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而且他还举出一些理由指出，像外交部这样的机构就该做“擦屁股”的事儿。

到底该继续骑车，还是要坐大巴呢？我依然举棋不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系列被算计过的冒险组成的，我打算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多了解一下俾路支省到底有多危险。

第六章　Zam-Zam汽水、蟑螂和《白鲸记》

风儿就像一个活生物，变化多端，暴躁易怒，有时还会存心刁难，似乎打定主意要阻止我去想去的地方。路过的司机总是使劲儿摁着喇叭，向我招手示意。山路陡峭，大货车比自行车快不到哪儿去。一个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吆喝着给我鼓劲，让我向山顶冲，好像我是赛马场上被相中的一匹马。老旧的马自达大巴上贴着不同程度表达虔诚的口号，比如“美丽大巴”、“穆罕默德”、“真主太奇妙”。大巴车大口大口地从排气管里喷着乌黑浓烟，后备箱敞开，以防止发动机温度过高。

汗水刺痛我双眼，赤日炎炎下，我鼓足劲向下一个山口冲击。夜晚，我的睡眠时断时续，一方面因为鼻子被尘土和白天吸入的废气堵上，呼吸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月光太明亮，让人难以入睡。

每当骑得有些乏味停下来休息时，人们总会友好地过来和我说笑。一次在一个名叫苏麻克（Surmaq）的小村子里，我把车支在一家餐馆门口，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从白色的小车里笑问我从哪里来。他说自己在诺威奇（Norwich）有朋友，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把我带到前方路更好的地方。

一辆豪华大巴停在餐馆门口。“我感觉这些都是英国人。”我的新朋友小声说道。接着，他突然伸出胳膊，紧紧揽住我肩膀，大声说：“这人是从英国一路骑车过来的。”

这就好像往池塘扔了一块大石头，在聚餐者中激起惊叹的涟漪，向四处扩散。在座的大多数都是老人，所有的目光一下子都聚焦在我身上。对我来说，在这么一个内陆小山村里忽然冒出50个英国老人，真是不同寻常。至于我这么一个来自英国的骑车旅行者，对他们来说，恐怕像是突然现身的鬼怪一样。几个人来到我跟前问起我旅行的事情。还有很多人坚持要和我合影，而且非常亲切地表示要寄给我。一位女士恳切地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可惜她用的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牙膏牌子）。另外一位则送给我一盒超强薄荷糖。他们都对我能完成如此艰难的旅程表示惊讶，而且对我接下来还要走的距离感到不可思议——看来我是非写一本书不可了！

今天已经完成令人自豪的60英里，于是我决定接受新朋友萨珊的邀请，到他在阿巴德（Abadeh）的家中过夜。他曾是伊朗的自行车冠军，若不是革命爆发，他肯定会是1980年奥运会上的一匹黑马。他在苏麻克附近有个农场，种些麦子和葡萄，他还想养几头牛。他目前租住一间小房，准备等到新宅子造好就搬过去。他的妻子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不戴头巾的伊朗女性。他们告诉我，伊朗人在家里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还可以喝葡萄 酒呢！*

为了不错过和罗夫的约会——他走的是一条途经亚兹德（Yazd）的直线——我们约定在科尔曼（Kerman）汇合。于是我在设拉子待了一天就离开了。

城外的马路边有些水果摊在卖石榴，干旱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看见一个枯干的湖泊，里面只剩下浅色的沙子和白色、亮晶晶的盐屑。

当我在伊斯塔本（Estehban）歇脚时，旅行电脑上显示我已经骑了一百多英里，而我也彻底没劲儿了。可问题是，我根本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大路两边尽是广阔肥沃的平原，虽然也能看见远山的轮廓，但似乎永远够不到。田野里有许多人在劳作，还有孩子们和成群结队的山羊，路边站满了准备搭顺风车或巴士回家的人。

我站立在原地，一边流汗，一边举棋不定。一辆卡车拖着尾部的尘土从附近一条土路上开到我面前“嘎吱”停下。“要帮忙吗？”司机问。“我想找个睡觉的地方。”我答道，心里期望他能帮我找个睡觉的地方。

但他却没有说话，于是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睡在田野里。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推着车离开大路，把自行车支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铺开垫子，躺在上面吃葡萄。

几分钟后，三个男人走上来。

见鬼！我本想找份清静的。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胡子花白、面容枯槁，大约60岁，示意我去他家睡。我迅速整理好东西，跟在他们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松软的泥地里拖着自行车随行。

老人名叫卓哉，他的两个助手一个叫阿克巴，一个叫阿萨德。卓哉的太太、两个女儿和孙子们正在家里等他。借助着旅行指南后面的语言篇（一路就靠它了），我们简单寒暄了一下，接着开始吃饭。饭菜很简单：面包、山羊奶、核桃、黄瓜、甜瓜，还少不了茶。

卓哉一家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有那么一刻，我迷惑不解地看到这个老人直立着，口里念念有词，像在自言自语。然后他突然双膝跪地，把前额贴在地上，这样重复了两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母亲和两个女儿总是隐藏在黑袍里面，她们拒绝照相。

黄昏时分，阿萨德和阿克巴回家了，卓哉和我睡在阳台上，妇女们走进屋子里。空气暖洋洋的，一切都沉浸在美妙无比的寂静中。入夜后满天繁星，远处可以看见扎格罗斯（Zagros）山深沉而朦胧的暗影。

天刚破晓，卓哉生火，煮上泡茶的水。早餐（炒蛋加面包）后，我送给卓哉的女儿法媞玛一些各国钱币做纪念，然后把水壶灌满。该启程了。我和卓哉握了握手，感谢他的热情好客，等我也向法媞玛伸出手时，她惊吓地蜷缩起来：原来我刚刚失礼了，在伊朗，任何和异性陌生人的肌肤接触都绝对禁忌，我刚才对主人家的女儿做出的事情就相当于法国人的亲吻。就算是在相对自由开放的伊朗城市里，异性之间在表达爱慕之情时相互牵手也会让人皱起眉头；但同性成年人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却司空见惯。*

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我一直孤零零地穿行在充满碎石的沙漠里。村庄很少见，餐馆也少多了，偶尔能看到几顶游牧民族居住的黑色帐篷，整个旅程仿佛隔绝于尘世。路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车，而海市蜃楼随时可见，却不见一缕阴影。

一天早晨，太阳出来了，我在侯塞纳巴德（Hoseinabad）城外的沙漠中醒来。我又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深不见底的楼梯井、破碎的楼梯扶手，我有点眩晕和隐隐的不祥预感。

我蹲在地上，在坚硬的土地上一阵狂泻。穿衣服这种小事突然变得极其艰难，我实在抵不住重新入睡的诱惑，只得穿着全部衣服重新爬回睡袋。这里没有荫凉，也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真不是生病的地方。20分钟后，我又挣扎着爬起身来。

刚骑不到一个小时，我便不得不停下车来，汗流浃背地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找到一棵带刺的小树，我勉勉强强地坐在它小小的阴影里，心不在焉地啃着一个苹果。自从成年以来，我大肠上的阀门还是头一次不请自开，泛滥了我的自行车运动短裤（我把它穿在长裤下面）。我赶紧冲到路边，把车靠在大岩石上，使出浑身解数用纸巾和水给自己清理干净。谢天谢地，这地方鸟不拉屎，没人看见我的狼狈相。

一个小时后，我停在路边一间凉亭里，喝了两杯Zam-Zam汽水，脑袋开始晕乎起来。我问店主人我是否可以在凉亭后面的阴影里睡上个把小时。刚开始他不同意，我费劲地说明我生病了，于是他指着凉亭后面的一座砖房，叫我睡到里面去。

房子只有一层楼，里面是一个宽敞的门厅，其中一间房里摆放着床、屏风、一个放满药品的玻璃柜、一间厨房和卫生间（感谢上帝）。另外两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地上散放着很多席子和垫子。我躺在睡袋上，很快入睡，头顶上是一张曼联加里·内维尔的宣传画。

没想到我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昏天黑地。我迷迷糊糊在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里沉浮，有时又模模糊糊地半睡半醒，脑袋好像脱离了身体，在上空漂浮，而且还在燃烧。

早上起来，又是一阵汹涌澎湃的腹泻，我觉得自己虚弱得像只小花猫。我试着吃了点他们给我的早餐，虽然24小时粒米未进，我却一点不饿。主人解释道，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偏僻的路段处理一些紧急意外。跟我在伊朗遇到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想去英国，但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个梦想实现的可能性真是太小了。

虽然距离科尔曼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但骑车是不可能了。我和罗夫约定的时间是明天中午，但我已经没有时间恢复身体了；别无选择，我只能承认失败，改乘大巴。凉亭主人和其他急救人员过来帮助我，我降下了旗子表示投降。自行车从后门被拖拽上来，摆在后座前面，我被请到了前面的座位。令我惊奇的是，当大巴售票员沿着走道挨个儿收钱时，曾经在路边和我一起等车的盲人开始用高亢而颤抖的声音唱起了歌。过了一会儿，他在偏远的一处沙漠下了车，大概是为了准备晚餐，然后登上另外一辆车继续引吭高歌吧。

车窗外的风景从眼前掠过，苍茫之美中露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险峻严酷。高山重新现身，道路开始变得颠簸不定，可以想象，这里连休息和补充能量的地方都很少。

坐在我后面的两个年轻人看出我是英国人。“利物浦（Liverpool）？”其中一个猜到。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对足球充满狂热。“查尔顿俱乐部（Chalton Atheletic）。”他的朋友肯定地说道。伊朗有很多查尔顿粉丝，因为这家俱乐部仍然保留着首位伊朗球员卡利姆·巴盖里（Karim Bagheri）在俱乐部服役期间的签名。“热刺！”我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热刺太棒了！”后面发出一声欣赏的赞叹。

我只能说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热刺踢球。巴士服务员是个过于自负的年轻人，他给了我一杯茶和夏威夷果（这东西简直没法吃）。到了科尔曼车站，他把自行车从车上拿下来给我，然后厚颜无耻地向我索要小费。我实在虚弱得没心思和他说理，于是又给了他5000里亚尔。

我查了一下旅游手册上的街道图，完全摸不着头脑。一群在公园长椅上打发时间的男人向我示意。我骑到他们跟前，询问去奥米德（Ommid）宾馆的方向。一个胡子拉碴的高个子男人——顶着一头胡椒色、浓密粗硬得像鬃毛的头发——一脚跨上自行车，说可以亲自带我去。

奥米德宾馆客满。我们又试了一家，依然客满。于是我的恩人科斯洛尔把我带到他家，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地共进午餐。他的妻子在当地一所学校教英语，三个英俊的儿子分别是17岁、12岁和10岁。女儿虽然只有15岁，却有着惊人的美貌。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充满了欢声和笑语。

科斯洛尔打了几个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一家还有空房的宾馆。每当我急需帮助时，总能得到好心人的慷慨相助。我们找到的房间一晚40000里亚尔，价格不是最便宜的，但房间里有卫生间和淋浴房，还附赠有四处乱窜的蟑螂。

第二天早晨，在一家咖啡厅里，我正喝着Zam-Zam 汽水，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突然冲到喉咙口。我可不想把污物吐得满桌都是，于是踉踉跄跄地冲到屋外。科斯洛尔把我领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我本来可以趁着没人看见吐到花坛里，不过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之后，我竟然不想吐了。

罗夫确属异类：这个德国人竟然对什么事都不较真儿。他那种我行我素的幽默感和流利的美式英语恐怕要归功于在佛罗里达一家德国餐馆当侍应生的那一年。之后，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周游美国。打那之后，他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在工作上的时间则越来越少，这一点让他那白手起家的工作狂父亲深恶痛绝。

他不花一分租金，住在父亲的公寓房里，偶尔在工厂里干点力气活，攒够了去国外下一程的费用就立刻罢手。他曾经骑车去北角（North Cape），开车经波兰去明斯克（Minsk）、莫斯科和彼得堡，然后又经波罗的海国家回到德国。此外，他还先后到东南亚、南美和加勒比海四处游历。要是某天碰巧不工作也不旅游，他就在帕滕森（Pattensen）的家里混日子：睡懒觉、吃东西、看足球杂志、玩电子游戏、看最喜欢看的足球赛。“我可以一连好几天足不出户。”他拉长调子流利地说道，口音里很不和谐地混合了德国下萨克森（Lower Saxany）和美国中西部的元音声。“时间跑得飞快，可我从没有厌倦过。德国有400万失业人口，其中80%得了抑郁症，因为他们拼命想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工作，放过我这样的懒鬼呢？”

幸运的是，他愿意留在科尔曼，等我的肠胃完全好了再说。设拉子人告诉我，从科尔曼到巴基斯坦边境的那段路很危险，曾经有游客在这个地区惨遭绑架，最近一次大约发生在一年前。而在我看来，只要我守规矩，被绑架的几率比起被车碾过的几率肯定要小得多。

不知道为什么，科斯洛尔似乎很喜欢我。他来到我的宾馆房间，躺到空床上。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在外面吃饭，可我的胃抽筋一样的疼，于是我们只好要了一杯茶，他嚼了几块饼干。他说我就像他的兄弟，他还坚信我们前世一定一起生活过。一天晚上，他给了我一串非常漂亮的手工制作的骨质玫瑰珠子。

他说自己也有烦心事，最近在装修房子，手头有点紧。“你觉得哪样更重要，钱还是健康？”我问。“当然是健康！”他满脸笑容，蜻蜓点水地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吻。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当他终于起身离开的时候，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实在憋不住了，我只想再拜访一次卫生间，然后一梦不醒。*

在科尔曼的第三天，我往胃里填了一大块肉和米饭、酸奶和色拉，它没有像往常一样“轰隆隆”地抗议——或许我真的恢复了。在这个城市休息了4天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肮脏的屋子、臭气熏天的卫生间、蟑螂，还有我在伊斯法罕遇到的牛津大学高材生托比赠予我的那本《白鲸记》。我告诉罗夫，明天就可以启程了。然后我又从附近水果店买来了苹果、梨和葡萄，为我们接下来的旅行做储备。

我和罗夫约好中午12点在一家餐馆见面，但直到12点半，他还是没到，于是我要了一份午餐，慢悠悠地吃完了饭，但这个叛逆的德国佬还是连影儿都没见着，我开始有些担心，赶忙冲进他的酒店。宾馆前台告诉我说他不在房间，这么说他没病。该死的德国佬！真不靠谱儿！

科斯洛尔和罗夫不同，他准时出现在约会地点。我们搭乘出租车来到他的单层住宅，这是一个新建的郊区。装修工人还在努力地干活，他告诉我说，房子明天就改造完毕。他可爱的一家人还在打打闹闹。他还设法搞到了罗夫宾馆的电话，几秒钟后，电话打通了。“老天！”他痛快地说道，“我被你传染了——昨晚我又吐又拉得稀里哗啦！”我告诉他，我打电话时，宾馆前台说他不在房间，他很是困惑。“我一天都没离开过房间半步。”他可怜巴巴地说。“这么说明天无法启程？”“绝对不行！星期日吧。”

科斯洛尔告诉自己的家人，似乎有一种险恶的力量在阻止我们离开这个城市。*

清晨五点半，我睁开双眼，晨光透过玻璃天窗射进来，我看见一只体型硕大的蟑螂正在天花板上的缝隙里闲逛。在科尔曼，星期五是最休闲的一天，因为大多数商店和公司都关闭，于是我决定找家影院看电影。

结果我看到了我能想象的最刻板的动作电影，动作毫无想象力，对话和评论不痛不痒——看来不懂波斯语也不见得不好。走在通往罗夫宾馆的大街上，烈日炎炎，四周空空荡荡，虽然已近十月，但午后的阳光依然令人难以忍受。

房间的门半开着，一张床上靠着自行车，可见我并没走错门。罗夫懒懒地躺在另外一张床上。我叫了一声，他没动，过了几秒钟，他的潜意识似乎感到了外人的存在，于是一骨碌坐起来。“嘿，老兄！”他虚弱地挤出一个笑容。“你总是这么敞着门睡觉吗？”我问。“啊，不是。偶尔吧。我猜昨晚是大意了。”

这个房间比我的大，也比我的便宜。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电扇，慢慢地搅动着温热的空气。“你那地方真够烂的！”他说。“我知道不怎么样，不过房间里有卫生间，我这几天离不开卫生间啊。而且那里的人也不错。”

他咧嘴笑了：“你是说他们不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我喜欢你的说法！”虽然已经有所好转，他依然很虚弱，不想吃任何东西。“这是我上路五个月来第五次生病了。”他抱怨道，“四次肠胃病，一次感冒。”

我也是四个月生了三次病，跟他半斤八两。虽然五个星期横跨欧洲足以让我信心倍增，但我的肠胃却没有准备好。上吐下泻的直接后果就是身体虚弱，我还算幸运，没有倒在荒郊野外，还能找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恢复身体。

罗夫相信，这是因为蹬车把我们的体力消耗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身体里已没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抵御细菌和疾病了。而我则认为，西方人在这里之所以容易得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来得及建立更强的免疫能力，抵御这里肆虐的病菌。

虽然赫尔曼·麦尔维尔讲起故事来确实漫不经心，我还是啃完了半本《白鲸记》。我发现，这本书的厚度正适合拍死蟑螂。至于内容嘛，老实说，闷极了。这部沉闷冗长的史诗让我想起了《失乐园》（在学校时这组文学作品差点儿没让我得忧郁症）。这会儿我需要更轻松有趣的东西，于是我夹着罗夫给我的《怪探德克》回到旅馆里，在沉闷的房间里打发了一个下午。

时间过得飞快，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忘记了蟑螂大军和隔壁传来的臭味。当我的小肠完全从最近的瘫痪中恢复之后，房里的卫生间自然就显得不是那么诱人了。

第二天早上夫经过反复思量，罗夫宣布自己已经可以挪到附近的快餐厅去喝一瓶Zam-Zam 汽水了。他脱下短裤，换上宽松的长裤——他的短裤看起来好像被一群狗撕过，或是刚挨了一通枪火。“这是我最好的裤子了。”他得意洋洋地说，“你真该看看别的！我所有的内裤都有洞。”“我前任女友一看见我裤子或袜子上有洞，就会马上扔掉。”“所以她成了你前女友了——连个洞都懒得补，这种女人不能要！”

我开始怀疑这老兄是不是天生有厌恶女人症。我们来到我前几天险些在这里呕吐的餐厅。孩子们一边傻笑着“哈喽”，一边冲我们丢石子。“要不是你蠢得要命，我就不会那么闷了。”他没好气儿地说，“自从到了这个国家，我就一直在和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打交道。”

在这里的耽搁让我们都觉得烦闷。每当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感觉无法继续向前时，我就常常会感觉陷于低谷。这种沮丧烦闷的情绪我在希腊某个度假村也曾经历过，当时我为了换新轮胎而苦苦等了一个星期。

罗夫对土耳其没有丝毫好感，因为他曾经在那儿险些遭到绑架。两天前，一个拿着步话机的警察来到了宾馆接待处，刚好碰上他穿着短裤在四处转悠，于是警告他要注意着装。“你能相信吗？”他义愤填膺地叫道，“这简直就是个大型幼儿园！”他想尽快骑车到拉合尔（Lahore），然后从那里坐飞机直接去澳大利亚。

在雅座里吃完冰淇淋后，他突然宣布，需要立刻躺下。于是我只好离开。

黄昏时分，我看完了《怪探德克》。现在能看的只有《白鲸记》了（到了第243页，还没进入正题）。在马路对面吃了晚餐，又是鸡肉米饭。这是个周六的夜晚，我带着对前方旅程的遐想进入了梦乡。*

周日早上，我用《白鲸记》又拍死了两只健硕的蟑螂，前台那位慈眉善目的老男人打开一本亮晃晃的体育杂志，把一张印着迈克尔·欧文大幅彩照的折页指给我看。我又支付了两个晚上的房钱，告诉老男人，我得等阿萨第宾馆的朋友完全康复后才能离开。“阿萨第宾馆？”他惊叫起来，像是在面包里看到被咬掉一半的蟑螂。“很脏！很糟！”

罗夫还是老样子躺着，无精打采地拿着一本书翻来翻去，这已经是第五遍了。他觉得怎么也得等到星期二。

中午，我们在咖啡店吃了一碗羊肉、豆角和土豆炖成的浓汤，外加面包，然后在一间充满情调的地下小茶馆里喝了茶。“我开始讨厌这帮白痴了。”罗夫恨恨地盯着大街说道。“如果再待下去的话，你都可以加入伊朗国籍了。”“这主意不错！我会建议政府，必须销售和消费酒，男人必须天天穿短裤。”“冬天也是？”“尤其是在冬天。”“从5岁到15岁的孩子开始强制执行。”

他兴奋地点着头：“要在每面墙上都贴上贝肯·鲍尔的画像，还要让德国足球队上电视。”

我们穿过集市，到处是香料、石榴、葡萄、蜜瓜、鸡肉、牛肉、坚果、豆子、西红柿、肥皂、洗发水、牙膏、润肤露、手表、首饰、皮带、钱包、T恤、长裤、缝纫机、刀叉、成套的餐具、水壶、茶壶、地毯、衣服、音像制品，还有高保真的音响。

穿越马路是件极其危险的事，还没走到对面我们最喜欢的冰淇淋店，我们便已经历了三次生死劫——伊朗司机都是些“杀人狂”，一看见你从路边迈步，就加速冲过来。“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六个星期零一天了……”罗夫绝望地说道，我们正坐在桌子边，埋头吃着冰淇淋。

第七章　品味当下

或许是因为在科尔曼被困太久了，沿途风光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我感觉好极了。前方崎岖不平的高山、若隐若现的黄褐色和远处高耸入云的灰色，从尘土飞扬的沙漠表面浮出，在清晨透亮的阳光中呈现出对比分明的光影变换。眼前这一切，仿佛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画。

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省（Sistan va Baluchist），劫匪并不是唯一潜在的威胁；在设拉子的时候，《伊朗新闻》上就有一篇关于西斯坦的报导吸引了我——“野猪制造大恐慌”。由于旱情熬人，当地的野猪被逼得饥渴难耐，疯狂地冲到镇上，不顾一切地找水喝，恐怖情绪在居民中迅速蔓延。因此，我们不仅得保护好钱袋，还得捍卫好我们的水壶。“唱首歌吧？”罗夫大喊道。“你点吧。”“英国国歌怎么样？”“好吧，你起调。”“我不知道歌词呀。”“那好，我唱，你跟着哼哼。”

我们引吭高歌“上帝拯救我们的女王”，然后我建议，本着平等的精神，我们也应该唱首德国国歌。“这歌词我也忘了……”

于是，我们一路哼着德国国歌向前进发。我们都是欧洲好公民，所以还得唱唱《马赛曲》（Marseillaise）。但不大一会儿开始爬坡，我们也就不得不开始节省气力了。爬到山顶，我们在路边的停车带上稍作休息，两位友好的货车司机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好茶。接着我们来到一处检查站，之后便是畅快淋漓的大俯冲。浅灰色的天穹下，高山与沙漠毫无遮拦地舒展在我们眼前。我仿佛成了《指环王》中的甘道夫（Gandalf），骑着那匹天下无双的骏马在仙界奔腾。

来到山脚，我们停在路边咖啡店里稍作休息，吃东西提提神，一个男人问罗夫是不是日本人。

罗夫肤色偏黄，6英尺高，穿12号的运动鞋，身上还若隐若现地粘着一点儿干燥的斑点——在科尔曼拉稀时留下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日本人或牙买加人。”他不动声色地回应道。

等我们再次跳上自行车时，天已经暗了下来，突然刮起了逆风。大颗大颗的雨滴越来越密集，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不得不穿上防水服。大雨过后，青灰色天空中架起一道美丽的彩虹。

我喜欢在开阔地带睡觉，而罗夫却对诸如荒弃建筑物或者马路暗沟之类的地方情有独钟。虽然我曾发誓，除非万不得已，我绝不在马路暗沟里睡觉，但这回我却找了一个混凝土地堡铺开睡袋。这个封闭的空间很宽敞，风雨都被挡在外面，不仅如此，它还出奇地寂静，混凝土层和沥青层隔断了头顶汽车偶然路过的声音。

我架起炉灶，罗夫令人毛骨悚然的男中音在水泥墙和天花板上回荡：“深夜中的陌生人！两名孤独者……”远方的车前灯偶尔鬼鬼祟祟地从沙漠上掠过，鬼火一样。是走私犯？穷凶极恶的不法分子很可能把这些地方当成上好的藏身之地。或者是巡警？不管怎样，当他们走向另一个方向并消失在夜空时，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来到巴姆（Bam）之后，我们遇到了两个46岁的单身汉，一个是奥地利人阿洛伊斯，一个是瑞士人厄尔斯。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土耳其大会师。厄尔斯的目标是骑车穿越印度和东南亚，再到新西兰，他几乎从不开口，想要了解他的故事真是难上加难，但阿洛伊斯的经历却使我们几个成了小儿科。

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15岁就开始独自旅行，陆陆续续去过150多个国家。他曾经骑车环游南美，还曾和哥伦比亚全副武装的强盗奋战了一百多天。40岁时，他以2小时27分的成绩跑完了维也纳马拉松全程。他还是位卓有成就的登山运动员，曾经从开伯尔山口一路走到大吉岭，还曾驾着独木舟横渡亚马孙河，在鳄鱼和蚊子的包围下躺在独木舟里睡觉，早上和食人鱼一起在河里游泳。“你怎么没被生吃呢？”我们难以置信地问。“除非水里有血，否则食人鱼是不会吃人的。”他轻松地答道，“你只需小心别把自己划伤就行了。至于鳄鱼么，它们跳不起来。”

这后半段话听起来不太属实，因为我恰好知道，鳄鱼是可以跳跃的：我在津巴布韦（Zimbabwe）的鳄鱼农场参观时，一只小鳄鱼就向我跳了过来。虽然这条鳄鱼还没有完全长成，而且我们中间还隔着坚实的铁丝网，但这件事还是让我心有余悸。

他准备骑车穿行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坐飞机到加利福尼亚，骑车环游美国，然后再飞越太平洋，骑车穿越欧洲，最后回到奥地利，结束他的环球之旅。在旅行过程中，他以教人德语和滑雪为生。这真是个活生生的奥地利版的印第安纳琼斯啊，他乐观合群，浑身散发出一种迷人的能量和自信，这样的人绝对让人羡慕嫉妒恨。

罗夫和我在一家餐厅酸溜溜地讨论着这个奥地利奇人。罗夫一边大口嚼着肉串，一边冷嘲热讽地说：“我能想象，这些食人鱼互相发出警告：小心点，小伙子们！阿洛伊斯正在晨泳哪——上帝保佑他千万别把自己划伤了！”“那些鳄鱼的本能肯定已经告诉它们，阿洛伊斯就在那个独木舟里，要是斗胆向他发出进攻，肯定得掉脑袋。”我恨恨地猜测着，“要是阿洛伊斯有机会和女人坐在一起吃饭，你觉得他会不会堕落呢？”

一声公鸡的啼叫唤起了四面八方的狗吠，不大一会儿，本地清真寺晨祷的宣礼员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巴姆的一天开始了。我腕表上的闹钟在一片嘈杂声里有气无力地吱吱叫了几声，罗夫的回应则是一个震耳欲聋的响屁。“牧师，再来点儿茶？”我不知道他能否听懂这个老掉牙的笑话。

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你知道吗，当个牧师也不赖。”

罗夫一直宣称自己不信上帝，但我却不敢苟同。他怎么可能一边不相信上帝，一边却笃信轮回，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在科尔曼的一家网吧里，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他宣称自己一没老婆，二没工作，三不信仰上帝，这番论调让其他听到的人目瞪口呆。“我的每一份工作都会出现一点儿问题。”他开心地说，“通常是积极性 不足。”

离开巴姆，路边的棕榈树和小村庄逐渐被一望无际的平坦沙漠取代，沙子夹杂着小石块，随风拍打在我们脸上。“饿了吗？”当我们艰难地跨过路边一头胀鼓鼓的死驴时，罗夫侧脸抛过来一句。

两个多小时的逆风而上，把我们拍打得像汹涌巨浪里两只沉浮颠簸的小船，我们停下来稍作休息，把自行车倚靠在一块绿白相间的路牌上，上面用拉丁文和波斯语写道：“此处距离下一个村庄舒尔干（Shurgaz）15公里！”。“真不知道，这里没有红木便座，没有柔软、结实、长得没完没了的卫生纸、镜子、毛巾架、空气清新剂、浴盆，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拎着一瓶水到沙漠里快速解决了一下，回来跟罗夫说道。“一帮蠢蛋！”罗夫咆哮了一声。他决定另辟蹊径，从一本名叫《踢球者》的德国杂志上撕下来几页，权当卫生纸。

然后我们继续迎风而上。

加油啊，罗夫，冲呀！你可以把愤怒转化为能量，向光明奋力冲击！

舒尔干最大的建筑是一个警署和检查站，整个小村孤零零地隐藏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和矮树丛中。我们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罗夫再也走不动了，于是我们就在沙丘之间支起了帐篷。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我吃了点饼干、苹果，还有剩下来的羊奶酪。罗夫在嘀嘀咕咕地抱怨我的闹钟：“只有普鲁士士兵才会用闹钟，这么大清早上路，肯定会让路人认为你是德国人。”我们在科尔曼会合之前，他通常会一觉睡到11点左右，直到被热浪或苍蝇从一池子汗水里弄醒，浪费了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之后，他又会在黑暗中拼命骑行。

我从来没遇到过对异性那么冷嘲热讽的人。我们俩的话题轻松自在地在疯狂、世俗和离奇之间来回游走，我们交流着彼此的梦想和恐惧，分析各自的心理障碍，但是他从来没提过曾经与他分享生活的女人。他的玩世不恭一定事出有因，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经有过一段黑暗而神秘的经历。

许多年前，我唯一想共度余生的女人决定选择一种更幸福的生活，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孤独和苦涩中，并对这件事避而不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曾经愚蠢地放纵自己的憎恨，对所有女性的感受都强烈扭曲。

一天晚上，当看到罗夫逗弄路边的一条小狗时，我确信比起女人来，他更愿意和狗更亲近。“说不定你前世是条狗。”我说。“肯定是一条规规矩矩的狗，所以投生成了一个德国人，有幸生活在这个对失业人员最慷慨大方的国家。”“你下辈子可以再投生成狗。”“恐怕更有可能变成狗背上的一只跳蚤。”“要是不好好洗盘子，你就会变成一条蛆虫，爬在粪便里。”我一边警告他，一边在冷水里冲着油腻腻的盘子和平底锅。他很少帮忙做饭，而且从来不洗东西。“你说你对猫过敏？”他振振有词地说，“那我就是对工作过敏。”*

扎黑丹（Zahedan）的每个男人都裹在鼓囊囊的长裤和一种叫“Shalwar Qamiz”的宽松长衫里，这身打扮在伊朗其他地方很少见，这说明我们已经接近巴基斯坦边境了。虽然旅游指南上大肆诋毁这个人口41万的城市，但我和罗夫却一致同意，这里的冰淇淋站是最好的，至少和科尔曼那家不相上下——对于我们这种骑车旅行的人来说，损失的卡路里必须要用每天摄入的能量来补充。

我们在宾馆餐厅里再次遇到了那个奥地利人阿洛伊斯和他沉默寡言的瑞士“随从”厄尔斯。他们从巴姆过来仅仅用了两天，而我们则用了整整三天。“昨天我们顶着可怕的风爬了一百英里的山路。”阿洛伊斯说。

我开始隐约对他那凡事都胜我们一筹的样子有些恼怒。可怕的风？伙计，跟在罗夫的后面，你就知道什么是可怕的风啦。“这家伙倒是很有幽默感，是吧？”罗夫说道。

去印度领事馆的拜访宣告失败后，我们去理发店把我可怕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罗夫几乎是被我从接待处的沙发里撬动起来的。“从前你看起来像个海难幸存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疯狂的纳粹科学家，专门在集中营的实验室里做‘实验’的那种。”罗夫评价道。

一天下午，我们窝在宾馆的房间里，讨论如何骑车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当然，这样的事情阿洛伊斯早就做过。我期望这次旅行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并让我带着全新的思想，更高的成熟度，不同的价值观，更强烈的自信心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回到故乡。或许，它还会让我变得更像阿洛伊斯。

罗夫早就宣布过他无意“安顿下来”，所以他警告我：“回家后不出三个月你就会恢复到离家之前的样子。你还得重新适应周围的人。”“那可不一定。”我反驳道。我从来不会勉强自己去“适应”其他人。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他们的，我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好好利用。等到快到“生命的临终点”时，我希望自己能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以“自己的方式”过完了一生。

在学校里，我被认为是个异类，因为我父母一直觉得没必要买电视，结果我就成了班上唯一一个不知道《雷鸟特工队》（Thunderbirds）和《无敌金刚》（The Six-Million-Dollar Man）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假装能听懂伙伴们闲聊的话题，但最后我长大了，也就不装了。在大学里，同学会在假期里到超市堆货架，攒钱从事社交活动；但我却长期抵制校园酒吧，到了夏天，我就会用三个月的时间把欧洲逛个够。当我的同学们开始职业生涯，进入教育、银行、法律和医药等行业时，我却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当上了一名货车司机。我开着货车跑遍欧洲大陆，在各种地方工作、睡觉、吃饭。最后，我放弃了长途司机的工作，因为我需要社交生活和写作时间；当别人都在开车的时候，我却开始每天长距离骑车，骑车上下班，这就更让人吃惊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荆棘和荨麻总会越长越厚，我被划伤过，也被刺痛过，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我。然而，当反对声日益升高，怀疑的目光成倍加强时，我的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身陷于令人麻木的工作和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我内心那种求变的愿望压倒了一切。我最终选择踏上旅程，就是为了逃离这个朝九晚五的大磨盘，重新发现我的信念和方向。

但罗夫却和我不一样，他乐观地品味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即便每天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也不反感。对他而言，旅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叛，是将他从职责恐惧症里解脱出来的工具。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宾馆大吃了一顿早餐，有面包，每人三个炒鸡蛋，奶油，还有果酱。阿洛伊斯和厄尔斯却不见踪影。“我敢说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可能想今天就到诺克·昆迪（Nok Kundi）。”罗夫嘴里塞满了炒鸡蛋。“他们简直疯了——一天要骑230公里！”“这也是可能的嘛。”“除非条件很理想，而且阿洛伊斯昨晚上也没说今天不吃早餐。”“这就是他的风格，总是喜欢出人意料。”

早餐过后，我俩开始向巴基斯坦边境进发。罗夫是个上手很慢的人，但是有风从背后推着，还有微微下滑的道路，所以一路穿越矮树丛和沙漠时，我们的速度还是有所加快了。

包着头巾、赶着骆驼车的人从对面走来。如果我记得没错，今年年初，两个瑞典的骑车旅行者就在这附近支帐篷过夜，没想到他们的帐篷遭到了自动枪炮的袭击。瑞典人幸存了下来，但是他们的自行车被毁了，于是只好草草结束了行程，提前回到了瑞典。

经过三个小时的稳步前进后，我们在一根水泥管里停下来吃午餐，午餐是面包加羊奶酪。罗夫悠闲地吃了三根香蕉，然后又不紧不慢地嚼上了一大口袋坚果和葡萄干。“行了，上路吧！”我知道他正享受着艰难长途跋涉之后的幸福感，脑子里的内啡肽幸福激素正在活跃地运动着，但我还是想趁着顺风尽可能多赶路。“我正在品味当下！”他咕哝了一句，像牛一样不停咀嚼。

这就是幸福感带来的麻烦：一旦停下来，就很难再启动了，虽然我和罗夫一样也在享受着幸福感，但我更愿意先完成最艰难的工作，然后再放松。“现在情况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得好好利用！”我坚持马上上路。“给我五分钟！”

等我们好不容易重新上路时，发现风向已经改变了，这该死的惰性！克里斯托弗骑行简易示意图（仅供参考）

第八章　危险之地

每次接近边境，我都期待能看到地形上的急剧变化，但总免不了失望，这次也不例外：塔夫坦（Taftan）到处尘土飞扬，砖头和灰泥搭建的平房混杂在一起，相互间用土路连接，四周被沙漠包围。货币兑换商像苍蝇一样密集，经过了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我们每个人换了50美元。日本游客像日本汽车和高级音响一样随处可见，六个日本游客和孤身一人的德国人闷闷不乐地等着过夜的大巴，对于他们而言，俾路支省只是一段短暂的梦魇，明天就能抵达奎塔（Quetta）。但对我们俩来说，同样的450英里却是整整六天的行程，前提是我们能活过这六天。

我们沿着一条土路向前走，然后上了通往奎塔的大路——这是镇子里唯一的一条柏油路。

在一家政府管理的饭店前，一面绿白相间的巨大的巴基斯坦国旗边，有两个人在旁若无人地休息，不是别人，正是阿洛伊斯和厄尔斯，他俩中午就到了。温暖的晨曦中，四个来自欧洲的骑车人逛进了塔夫坦市中心。

街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男人和山羊，女人都上哪儿去了？伊朗人用布把女人遮得严严实实，而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却似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们藏了起来。罗夫提出了一个有趣却略显勉强的理论：巴基斯坦人口99.8%是男人，这里压根儿就没什么女人。*

俾路支省和西北边境省一样，都以“无法无天”著称。这片荒凉多山的沙漠区占地约214，000平方英里，面积超过英国，但仅仅住了600万人口，是个少数民族大杂烩。

一辆警车停在我们身边，示意我们停下，我们接受了一次礼貌的英文采访。从哪里来？是否一路骑车到了这里？担不担心交通事故和抢劫？都不？那么，祝你们好运！

几个荷枪实弹的男人分散在一挺机枪周围，阿富汗就在我们左边，一山之隔。这地方被称为金月牙，是贩毒分子和土匪频频出没的地方。我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一名澳大利亚游客曾经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那个漫游世界的英国佬居然想骑车穿越巴基斯坦，真够勇敢的（也可能是愚蠢？）！他准备骑自行车过俾路支省，那地方真他妈的危险——我们的大巴有天深夜在那里抛锚，那帮子从卡拉奇（Karachi）来的家伙都给吓出屎来了——这还不说明问题吗？不过，要是他够走运，能看到一群流浪汉，那也算是值得——这情景将会永生难忘，尤其是在天刚破晓时的一辆破车里！他绝对得去白沙瓦（Peshawar），那里的闹市他准保没见过。他准备上卡拉卡姆（Karakoram）高速公路吗？若真如此，我真妒忌死了。拉合尔够酷，就是有点儿臭气熏天，但那边的清真寺和寺庙倒很壮观，我想还能看看板球赛。要是他在奎塔不准备素食，那就应该找个人作伴，去“卡瑞鸡”试试，能吃上那里的东西，死了也值。斯瓦特山谷（吸毒者常聚之地）是个让人飘飘欲仙的地方。他要是一个烟鬼，可以在那里死了上天堂，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里有三条金科玉律，至少在到达奎塔之前绝对适用：绝对不能离开高速公路干线；不要在天黑之后旅行；不要像那几个瑞士人一样，在露天帐篷里过夜。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偷偷地瞟了一眼我的同伴，我们到底是勇敢还是 愚蠢？

他空落落地注视着不远的前方，好像在和“内心的自我”交流对话。“不管什么样的强盗，都会先袭击阿洛伊斯和厄尔斯。”他心满意足地说，“或许我们还会撞上他们的尸首，躺在马路边上——当然，我是说土匪的尸首。”“被肢解得难以辨认，屁眼里塞着自己带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我能想象，厄尔斯在后头坐着大喊：‘上吧，阿洛伊斯，有事干了！’两分钟后：‘行了，住手吧！阿洛伊斯！嘿！阿洛伊斯！住手！够了！’”

三个小时之后，离开诺克昆迪仅仅30英里，罗夫就决定要吃意大利面。于是我们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广播站旁，在一堵高墙后面支起厨房。几分钟后，广播站的一名工人握着我们的手，问起了我们的名字。“克里斯。”“忘了。”罗夫粗暴地蹦了一句。“客气点。”我警告他，“这里的人稍微懂点英语，可能受不了你的玩笑。”

诺克昆迪和塔夫坦有点儿类似，只是规模小点儿。这里找不到什么宾馆，我们被带到小镇边缘一座空荡荡的房子里，我在那里擦洗灶台上的煤黑，罗夫一面补车胎，一边恶声恶语地用家乡话嘟哝出几句让人脊梁骨发凉的诅咒。*

在黎明之前的黑暗中，一台柴油发电机咳喘着启动了嘈杂的一天，与此相呼应的是一片狗吠声和驴叫声，诺克昆迪在新的一天中苏醒。天空渐渐明亮起来，满天的星星一颗颗地隐没。

半个小时后，我们遇上了顶头风。近三个小时后，我的背开始疼，前脚掌因为不断蹬踏脚板而剧痛起来。

尽管偶尔有沙丘划着金色的弧线从平原上隆起，这片沙漠的主体依然是平坦的灰色，到处是石头，偶尔可见隐藏在碎石表面下的沙子，就像一缕缕的阳光从窗帘后面透射出来。这种美弥漫着些许细腻，偶尔夹杂着色彩上的突变。灰蒙蒙的高山参差不齐地耸立在远方。真正的荒凉孤寂总是带着一种慑人心魄的气势。当我们停止了说话和吃东西，静止下来，侧耳倾听时，那感觉真是美妙极了：没有鸟，没有车，没有人。即便是风，也几乎是悄无声息的，因为这里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灌木丛可以阻挡它。

十月的中旬，天气依然炎热，我们庆幸自己没在七月份来到这里，那个季节在这里骑车肯定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天，在达尔班丁（Dalhandin）附近，对面骑过来一个当地人，吐出一口痰，正中我的脸。如此精确度击中一个移动的目标肯定是下了苦功夫的，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旅途中第一次遭遇明目张胆的敌意。

我拐了一个小弯，绕过一个坑，撞到一个沙堆上，自从加莱那个下着暴雨的午后，我第一次栽倒在地上。所幸我摔得不重，不过我开始担心起我的胃来了，它已经取代我的背部和胯部，成为我身体上最薄弱的环节。

休息的时候，罗夫笨手笨脚地踢翻了随身的一个水瓶，我只好把自己一部分珍贵的补给分给了他。接着，他的自行车又翻了个个。但他却若无其事地斜眼瞟了我一眼：“这种事情总会发生。”他已然轻描淡写。“要不是我的意大利面和水，你早就活不下去了。”我正色道，“我敢打赌，阿洛伊斯从来不会打翻水壶，也不会翻车。”“在过去的3分钟里，我遇到的倒霉事比他阿洛伊斯这辈子碰见的都多。”“这辈子？”“不过他也遇到过麻烦。记得上回吗？在土耳其东部，他差点没把那个偷他设备的小孩掐死。”“你俩的区别在于，你的问题差不多都是自找的。”

公路突然来了一个右转弯，和狂风斗争了一整天，我开始觉得身体有些不适，又腹泻了。“按照你那张地图的指示，我们今天不用再爬山了。”罗夫指出。“那我只好起诉地图出版公司了。”“索赔300万美元，告他个精神虐待！麻烦就麻烦在他们可能告你愚蠢，要个一千万什么的。”“要是我雇你当律师，这案子都不用审了，结果一目了然。”

道路又向左拐了一个大弯，贴着高山继续行进。官司看来没必要打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在马路边一个棚子外面席地而坐，一边吸着可乐，一边漫无目的地望着公路。“这些丰田运输车可真不小。”我说。“每天晚上，他们把装满啤酒筐和女人的车开到沙漠，然后来个车尾野 餐会。”

在一段荒弃的公路上，一对正往尼泊尔去的退休法国夫妇停下了他们的露营车，和我们聊起了天，递了些水给我们。灼热的太阳仿佛一个开足了马力的巨型探照灯，快在我的脖子上烧出洞来了，周围没有一片荫凉。我觉得自己快虚脱了，头晕眼花，不由对他们那两升的引擎、CD唱机、冰箱和床铺产生了极度的妒忌。要不是他们笑脸相迎，我很可能已经下手了。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从耶格默杰（Yakmach）出发，在100英里的酷热道路和捉弄人的顶头风中煎熬了一天之后，这天傍晚，我们在帕塔格（Padag）的小旅馆登记入住，此时我已经觉得头重脚轻了。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里吸着柠檬汁。“说不定等会儿我也找个姑娘消遣一下。”罗夫若有所思地说。“我可没精力干这个，就算麦当娜我也不成。”*

过了帕塔格，道路顺着高低起伏的山脉继续延伸下去，在清新的晨曦中微微地泛着光，群山在沙漠上投下手指状的狭长影子。遍布石子的平缓的沙漠重新被沙丘所替代。有很多次我们还看见了骆驼，偶尔还有山羊。现在的环境可以说是几近完美，没有一丝风，也不用翻山越岭，但是胃疼让我感到很虚弱，连上小山丘的力气也没有了。听说骑在前面的厄尔斯也在受苦，这让我稍稍聊以慰藉。

我们沿途经过了不少砖窑，砖窑周围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排又排的砖头，人们亲手把一摞摞砖转移到大拖车上。每经过一处绿洲，就有孩子们大声尖叫：“外国人！老外！”一群群穿着长衫和宽松裤的男人聚集到我们休息的地方，争着来研究这几个“异教徒”。“没看过电视吗？”罗夫对着那些围观者没好气儿地喝问道，回答他的只有困惑的注视。

这样的瞪视我早就习惯了，以至于我几乎可以视而不见。有一回，我一不留神，当众放了一个巨响无比的屁。等我惊跳着回过神来，发现迎接我的是强抑住没喷发出来的哄笑。自负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这是对周围人的无端蔑视。如果罗夫还算正常，我会谨慎小心得多——但就算我能做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宽容，罗夫也算不上“正常的伙伴”。当你置身沙漠之中，身边有一个蔑视一切，总是和社会唱反调的虚无主义者，一个怪物，一个有着人形的矛盾综合体，一个宁愿和妓女野合也不愿意和世界上最美貌的女人私通的人时，礼仪规矩这些东西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努什基（Nushki）之外的山景实在是太壮观了，有些上坡非常陡长，不过我的体力神奇般地回到了腿上。今天轮到罗夫感觉不舒服了。在一个检查站，我们照例得到了士兵毕恭毕敬的握手和礼遇，接着又被请进了一个屋子，在一份表格上填写详细数据。“我一路骑车到了巴基斯坦。”

离家整整6000英里，不管还有什么生理和心理的煎熬在等待着我，我都不用害怕“丢面子”了，就算明天就要启程回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奎塔的三天里，我洗了脏衣物，检查自行车并上了润滑油，收发了邮件。最重要的是，我还能好好地休息和吃饭。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四个人都在不同时间生了病，掉了肉，现在必须在再次出发前养足体力。

我的肚子还是稀里哗啦的，无法面对油腻的食物，差不多所有当地菜都得从我的菜单上划去。罗夫更是失了神采，憔悴枯瘦。阿洛伊斯头一回看起来像他46岁的实际年龄。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使命路上的中国咖啡厅。每天晚上，我们和奎塔有头有脸的人坐在同一个地方，享用大碗面条和馄饨汤，还有堆满炒面的盘子。

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自从离开英国之后，我头一遭见到了英文书。一天下午，我从一家街头书亭成功地买到了一本卷了边的平装书，哈蒙德·伊恩斯（Hammond Innes）的《梅丹的岩石》（Maddons Rock）。

罗夫也买了一本，叫什么《盲目的野心》。“典型的美国书！”阿洛伊斯不屑一顾地下了结论。“奥地利书可是影儿都不见。”罗夫反唇相讥。“他们写书吗？”我问。“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最后一次告别了咖啡馆，我们挤入一辆机动三轮摩托，回到宾馆后，我们互相交换了电子邮箱。阿洛伊斯在奎塔继续呆上一天，厄尔斯的膝盖受了伤，他准备避开最艰难的山地，只身一人继续前行。

罗夫和我准备第二天一早启程。我更希望能跟他一直结伴同行到拉合尔再分开，但罗夫却表示拒绝。他表示更喜欢独自一人的旅行生活。看来他不仅受够了这里的教条和难吃的食物，也厌倦了我。“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们握手道别时，他说道。他已经急不可耐地要赶往机场，先乘飞机到拉合尔，然后再从那里去泰国或澳大利亚。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我们一同面对饥饿、逆风、病痛和力竭，我们彼此目睹并参与了对方在旅途中的挣扎，体会到和当地人打交道以及理解伊斯兰教文化时的艰难，这一切使我们俩之间产生了一种少有的惺惺相惜。毫无疑问，我们俩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然而我们之间的交流却毫无障碍、无所顾忌，这样的无拘无束是很不容易的。

我点点头，咧嘴笑了：“是的，还会见面的！”

第九章　引擎故障

经过半个小时的上下颠簸，我的勇往直前终于获得了回报——车子拐上一条柏油路。道路很窄，空无一人，我沿着越来越崎岖的山脉向上爬行，眼前峭壁林立的荒山野岭中偶尔点缀几片出其不意的绿色，这就是灌溉的果园。

当晚我在沙漠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又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蹬了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在洛拉莱重新回到了主路上。由于道路很窄，我只能勉强挤在迎面驶来的大货车的缝隙里艰难地前进。有的司机向我抛来一个微笑，外加一声喇叭，而我则挥手致意；有几个笨蛋却似乎很有兴趣把我挤出马路，他们笔直地冲我开来，展开一场让人毛发直竖的猫捉老鼠游戏，直到最后一刻才闪开道。

有几个路人一再恳求我停下来和他们喝杯茶；而一个从另一方向骑来的车友却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吼一声，似乎就为了故意吓我一跳；一个开着运输车的男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狠狠地锤了我一下。孩子们尖叫着从田野、果园里或者排在路边的砖房里冲出来。一个男孩试图把他的狗冲我放过来，所幸那条狗虽然身形庞大却性情温和，似乎对此全无兴趣。另外一个人用棍子瞄准了我，当我本能地低头躲闪时，身边爆发出一阵魔鬼般的哄笑，紧接着有石子在我身后的路面上跳跃。

终于出了俾路支省，从拉克尼（Rakni）进入了旁遮普省，这下我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苏来曼山脉（Sulaiman Range）从北向南绵延几百英里，是从东边通往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凉风送爽，香蕉和牛奶组成的早餐给我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我鼓足力气闯过一道又一道险弯。中间有很多次，我不得不停靠在路边的石堆中间，等待大卡车经过，因为路面依然出奇狭窄。路过的车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货车，现代日野、五十铃、尼桑……所有的货车都无一例外地装扮得极其艳俗，车上的每一寸表面，一直到锃亮的保险杠和轮毂，都狂野地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图案，还有用乌尔都语和稀奇古怪的英语刷出来的标语。前后保险杠上悬挂着成百上千个五颜六色的铃铛串和徽章，叮叮当当地一路响。从俾路支省果园刚刚采摘下来的苹果的清香，透过车窗飘出来的大麻味，还有刺鼻的尾气，都混合在一起。一旦排成长列的爬坡货车和下坡的运输车遭遇，就会发生可怕的交通拥堵，司机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拖着沉重的货物摇摆躲闪，两个轮子压着岩石边缘勉强通过，那场面真是能让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曲折无数的下山路更是一番奇景。一群群的山羊、奶牛和驴子漫步在路边，而我则把车控制在低速档上，飞一般掠过那些沿着陡坡一寸寸下行的货车。终于到了坡底，眼前的风景陡然一变——一马平川的大沙漠，没有一丝山的踪影。上帝保佑，这里居然还能见到人。这是一个粉尘飞扬，令人窒息的滚烫滚烫的炼狱，工人们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中举着大锤砸石头。数不尽的运输带正把石头子倾泻在当啷作响的机器中，从机器里不断地吐出细细的白粉末，堆成锥形。这情景让我不禁想到劳改农场。

破晓时分，我作别德利加兹汗（Dera Ghazi Khan）。垃圾被成堆扫到路边，然后放火烧成灰烬。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骆驼、山羊、牛群、驴子中穿梭，马车和机动摩托争着载客。水的出现给这座城市的东部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伊朗和俾路支省空无一物的沙漠、巨石散布的废物堆、广阔多山的竞技场已经被平缓肥沃的田园和印度河灌溉的绿树林取代。有的田地和水平面齐平。驴子和马匹欢快地一路小跑，身后的拖车上差不多盖满了成捆成捆的棉花，而成群结队的公牛则迈着安详从容的步子，不紧不慢地行走着，安静而坚忍。

这里的动物必须为生存而劳顿，谈不上任何情感和爱抚。大多数动物看上去得到了不错的照顾，但有些动物连肋骨都清晰可见，他们一边背负重物挣扎地往前挪，一边还得频繁地挨棍子。日头渐高，天气会越来越炎热，它们肯定很不舒服，夏天的情形就更让人无法想象了。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人很少能负担得起宠物这种奢侈品。在土耳其和伊朗，人们养狗来看家或者牧羊，但在巴基斯坦几乎完全见不到这种情景。

有一次我在路边喝可乐养神，一只皮包骨头，背上带着溃疡口的的杂种犬在尘土里孤独地游荡。要不是害怕惹上狂犬病，我肯定会把它招呼过来好好爱抚一番，但当地人的反应却是，只要它发出叫声或胆敢靠近，就会马上大声咒骂，并用东西砸它。

尽管没有一丝风，道路非常平坦，路况也好得多，但从德利加兹汗到拉合尔这段路程却和我在黑海海岸线的遭遇一样让人精疲力竭。在旁遮普的棉花地里，我不得不和各种不适作斗争：喉咙痛、老也止不住的干咳、重感冒和缓解不了的口渴。夜幕降临，我热得睡不着，就连食物也很不适应，好不容易以为可以吃上一顿咖喱饭，却发现肥腻的肉和豆子泡在油乎乎的酱汁里头，真是令人作呕。

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军队是靠吃饱肚子前进的。对于一个自行车手，这句话也完全适用。我强迫自己咽下一根香蕉，以便注入一点儿能量，还得喝上几口可乐。铺天盖地的炎热和湿气、睡眠的缺乏，还有糟糕的饮食状况，这些因素全都加到一起，把我折磨得没精打采，烦躁不安。每一里路都像是永无尽头，每次停下来喝上一口冰镇汽水和芒果汁，我就汗如雨下。除了体力下降和精神萎顿之外，我还得对付当地人。巴基斯坦1.4亿人口中的59%都挤到了旁遮普省，比起俾路支省来，在这里碰上我同胞们的机会要大得多。

路边不远处有一些树和围墙。我悄无声息地溜出公路，小心翼翼地把自行车支在一棵大树背后，然后背靠着墙坐下，带着疲倦的满足叹了一口气，打开一罐菠萝。不过一分钟，一个长着鹰眼的过路人发现了我，于是走过来开始调查。很快，又增加了两个。三个人加在一起能说几句英语。“你好吗？你到哪里去？先生尊姓大名？你是哪个国家的？什么职业？”两个好奇的骑车人慢悠悠地过来，又增加了四只直瞪瞪的眼睛。他们完全察觉不到我是否想要安静地独自用餐，在我这种有气无力的状态下，他们的盘问简直就是口头强暴。

我猜想对这些人讲“隐私”恐怕是对牛弹琴，说不定乌尔都语里根本找不到这个词。*

距离拉合尔还有40英里的时候，我在一家巨大的加油站停下。停车场旁边有两三家小旅社，还有一个清真寺。我的炎症现在已转移到了胸口，每次咳嗽都带出一口绿色发亮的浓痰。到处都找不到可以睡觉的地方，我在一家小旅社找到了一张轻便床。附近一家牛奶厂的工人能说几句英语，他的很多问题都需要我思考之后才能回答。“你去过哪些国家？难道不害怕孤身旅行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对巴基斯坦人怎么看？”

最后一个问题真得仔细斟酌一下，因为当你精疲力竭病怏怏的时候，很难公正地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这个英语高手终于离开，消失在当地的清真寺里做祷告，而我则躺在一个吊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直到半夜三更，那架开足了音量播放板球赛的电视机被彻底关掉后，我才慢慢睡去。*

人生中有一些巧合是如此不同寻常，只有用命运来解释。

在我到达拉合尔的第二天，为期一天的英国和巴基斯坦国际板球邀请赛就要举行，我感觉这好像是专门为我安排的，怎能不买一张票呢？

十二点开赛时还有一些空位，但很快就被占满了。拉合尔的卡扎菲体育馆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圆形剧场。

比赛开始了。英国队没能趁着开局的大好形势一锤定音，反而让巴基斯坦的球手把比分追平，等他们试图得分时，桩门已经倒塌。在第49轮时，他们被迫出局，给巴基斯坦队留了一个相当舒服的击球目标，在万众欢呼声中巴基斯坦队轻而易举地命中。走道上载歌载舞，塑料水瓶满天飞，涂着红色的“4”和“6”字样的卡片纸被折成飞镖，到处投掷（壳牌公司给每个座位提供一张卡片，以便观众在合适的时刻挥舞狂呼）。这得砍掉多少树才能让这四万个观众尽情地投掷飞镖啊？剩下的垃圾又当何处理？壳牌公司理当对环境保护负起责任。

拉合尔五百万居民头顶上弥漫着灰蒙蒙的污染物，大多数人也许从来没听说过环境责任。整个城市在千千万万辆机动三轮中轰响。这些车嘈杂狭小，更别提什么防震悬吊系统了，他们可以生生地挤入任何一个你看不见的缝隙。幸运的是，车里到处有扶手，车速和方向发生出其不意的猛烈变化时你还有东西可抓。司机需要五面镜子，一面也不能少。

突然之间，只有在电影里才会看到的一幕出现了：三辆机车同时钻向同一个缺口，但这缺口只能容纳两辆车，这种场面让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名英国司机都会在几秒钟内变成残骸！幸好其中一名司机在最后一秒钟退出，一场事故才算是避免了。

整个巴基斯坦的交通法规可以简单地归为三个字：勇者胜。如果你想保持心平气和，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周遭发生的一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安排似乎还挺奏效，巴基斯坦每一个司机都是“拼命三郎”，他们似乎早已对此习以为常。

我在火车站周边的经济型酒店找了一圈，但始终没有发现罗夫的影子。我回到购物广场解决肚子问题，却发现这儿竟然有必胜客。浑身油腻的侍者和顾客说话的方式生硬而呆板：“先生，您的比萨需要七分半钟。”“一切都好吗，先生？”这些话都像是按照服务手册一板一眼排练成的。

刚把昂贵但还算能入口的比萨塞进嘴里一半，笑嘻嘻的阿洛伊斯突然现身在我面前，这让我又惊又喜。他点了一份饭，我们俩交流了从奎塔之后的车行见闻。我的胃口还没有恢复到从前，吃饭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而阿洛伊斯却已完全恢复了健康，他觉得奎塔到拉合尔之间的骑车经历“妙不可言”。这是他在巴基斯坦的最后一天，明天他将进入印度，继续他的环球旅行。

我感觉自己的体力在一点点恢复，于是决定花上一天，做一个完全的游客。我花了一个多小时逛了拉合尔古堡内部由大理石和砂岩建成的宫殿、礼堂、清真寺、博物馆和花园，然后穿过热闹的环形路，来到伊克巴尔公园和独立纪念塔（Minar-e-Pakistan），这是一座庆祝胜利的60米水泥混凝土结构，样子有点像埃菲尔铁塔。当我坐在附近台阶上，欣赏着古堡的景色和巴德夏希（Badshahi）清真寺时，四个男人立刻不失时机地坐到我对面，其中一个人问起我的国籍。“英国。”“哪座城市？”“伯明翰。”“多大年纪？”“40。”“看上去很年轻。”“不，我很老了。”“你结婚了吗？”“没有。”

然后对方脸上呈现出我早已司空见惯的惊讶表情：“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自由。”

从表情来看，他们还是很茫然，不知该如何理解这句话。“你觉得巴基斯坦人怎么样？”他们的发言人继续发问。

我耸了耸肩：“人不错。”面对四个巴基斯坦人的提问，我能怎么说呢？“你是基督徒吗？”“是的。”“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对穆斯林你怎么看？”“我喜欢他们。”

这样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提问水平跟奶厂的那个工人相差甚远。网吧里挤满了年轻的巴基斯坦小伙子。在伊斯兰教律法控制下，他们被剥夺了一种健康接近异性的途径，于是很多人便热衷于浏览黄色网站。计算机屏幕上出现的幻象将把一些有关女人，尤其是西方女人的扭曲想法施加在这些在性方面天真无知的小伙子身上。性欲就好比希腊神话中的魔兽九头蛇，永不折服，砍掉了一个脑袋，另一个脑袋立刻会取而代之。无论你如何压制，它总会找到自我表达的途径。

我在水槽里洗衣服时，一只探头探脑的老鼠好奇地偷看了我一眼，然后“嗖”的一声溜走了。每次使用浴缸，地上总得发一次大水，而淋浴喷头里却只有滴滴答答的冷水。旅店的床单灰蒙蒙的，印着古老的遗迹，蟑螂倒是一只不见，这让我不由很吃惊——或许它们还没找到这个地方，但我早就预备好了一本跟《白鲸记》同样大部头的《简·爱》，只要有必要，我随时准备举起《简·爱》欢迎它们。克里斯托弗骑行简易示意图（仅供参考）

第二篇　印度之旅

第十章　事故边缘的司机

印度有1800万名锡克教徒。锡克教由那纳诺于1499年创建，他位居十位古鲁（精神领袖）之首。他们戒绝酒精烟草和其他毒品，奉正义为宗旨。他要求门徒留须发，以此象征圣洁；随身携带梳子，以保持长发的整洁；身穿宽松裤，以表诚实；腕佩铁镯，寓意谦卑；身佩匕首或宝剑，象征自己会时刻为了捍卫使命而战。

所有的锡克教男人都围着包头，名字中以辛哈（雄狮）为姓，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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