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说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坦普尔·葛兰汀,（美）凯瑟琳·约翰逊著,马百亮译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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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说话试读：

没有自闭症的人总是问我，当意识到自己能够理解动物思维方式的那一刻，究竟是什么情况。他们认为我肯定得到了某种神启。

但事实并非如此，直到四十多岁时，我才最终意识到自闭症是自己的一大优势，能从动物身上发现其他人忽视的东西，而这是雇佣我管理牲畜的饲养场主人所不具备的。自闭症使我在学校和社会中困难重重，但与动物打交道时却游刃有余。

小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和动物会有什么特殊联系，喜欢动物，但分不清矮小的狗和猫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曾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危机。我之前见到的狗都很大，通常会按个头把它们分类。后来邻居家买了一只短腿的德国猎犬，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了，不断地说：“这怎么能是狗呢？”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想弄清它到底是什么。最后发现那只德国猎犬和我家里的金毛猎犬长着一样的鼻子，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长着狗鼻子的都是狗。

我五岁时对动物的了解基本上就是这些。

高中时因为和人打架，我被原来的学校开除，母亲只好把我送到一个寄宿学校，这个学校专门教育那些天赋异禀却有情感障碍的孩子—— 当时 “情感障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爱上动物的。

关于那次打架的起因是有些孩子总嘲弄我，给我起绰号，像是“笨蛋”或者“录音机”。因为我脑子里储存了一些句子，每次聊天时翻来覆去总是那些，所以很像一台录音机。此外，我喜欢的对话也只有那么几种，这就使重复现象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我特别喜欢谈论节庆时坐过的旋转木马，会走到别人面前说：“我去过南特斯克特公园。我坐过旋转木马。我好喜欢骑在木马上的感觉。”接着还会问“你喜欢那个地方吗”之类的问题。对方一旦回答后，我就把所有的对话再从头至尾重复一遍，就像脑子里有一盒磁带在不停地循环。

被嘲弄是件让人很受伤的事情，我很生气，于是就打他们，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故意挑起事端，喜欢看我出丑的窘态。

到了新学校，打架的问题解决了。学校有一个马厩，养着供学生骑的马，如果我打人，老师就剥夺我骑马的权利。这样多次不能骑马之后，我就学乖了。别人作弄我，我就大哭，一哭他们就收敛了。直到现在，别人对我不好时我还是会哭。

从此再被人嘲弄，我也不会大打出手了。

有趣的是，就连这个学校的马也有情感障碍。校长为了省钱，买了一些有严重行为问题的马回来。这些马很漂亮，四肢修长，但它们的情感世界却很糟糕。学校马厩里共有九匹马，其中两匹根本就没法骑，有一半的马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我当时只有十四岁，对这些还不懂。

就这样，一帮有情感障碍的少年和一群有同样问题的马共同来到了这所学校。

有一匹马叫“淑女”，在跑马场上骑的时候很听话，但一到小路上，它马上就开始狂蹦乱跳。你必须用缰绳用力往后拉，否则它会一溜小跑逃回马厩。

还有一匹马叫“美女”，它可以骑，但有不少臭毛病。当人骑在上面时，它会乱踢乱咬，要么是抡起蹄子踢你的腿或脚，要么是转过头来咬你的膝盖。因此每次骑它时，必须十分小心。

但比起“阿金”，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要是有人骑到“阿金”背上，它就会后腿站立，再向前俯冲。能在马鞍上坐稳就够你手忙脚乱了，更不要说骑着走了。如果真的骑着它遛上一圈，不到五分钟，它就会大汗淋漓、浑身湿透。这是源于恐惧而出的虚汗，它最怕被人骑。“阿金”非常好看，浅褐色的毛，金黄色的马鬃和尾巴，身材有点像阿拉伯马，苗条而精致。没人骑时它很听话，你可以牵着它散步，也可以给它梳理毛发。总之，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骑上它。尽管神经紧张的马似乎都有这个问题，但有的也可能是另一种极端。有一类马“你可以骑上去，但上去后就别下来了”。那种马对马背上的人态度很好，反而对地上的人很不客气。

学校里所有的马都曾受过虐待。“阿金”以前的女主人给它用的马嚼子又笨重又锋利，还总是用尽全力猛拽，致使它的舌头已经扭曲变形。“美男子”曾被整日关在马厩里，我不知道这些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总之，这些马受尽了虐待和折磨。

那时候身为一个小女孩，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对学校里的马一向都很好，但其他的学生有时就不这样了。当时我还不是什么能够和马“轻声交流”的自闭症动物专家，只是单纯地喜欢它们而已。

我和这些马相处得非常融洽，一有空就跑到马厩里忙活。我尽力使马厩保持清洁，给它们刷毛盥洗。母亲给我买了一套很好看的英国马笼头和马鞍，那是我高中生活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也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马鞍。学校里的马鞍实在太破旧了，是最早使用于南北战争中的麦克里兰德牌子，不折不扣的骑兵用马鞍。这些马鞍的历史也许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军队里还有骑兵部队。为了不伤到马背，麦克里兰德马鞍中间多了一条沟槽。这对马来说固然很好，但骑在上面的人就很不舒服，我敢肯定世上绝不会有比这更不舒服的马鞍。我从书上读到，阿富汗北部联军士兵使用的仍然是木制马鞍，这听起来似乎更糟糕。

对那个马鞍我始终呵护有加，关爱备至，甚至都不愿把它放到它应该在的地方，而是每天拿回宿舍。我还从马鞍店里买来专门的马鞍香皂和皮革保养液，花上几个小时洗刷擦拭。

尽管和学校里的马在一起过得很快乐，但我的高中生活并非一帆风顺。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我忽然感到阵阵焦虑，这种折磨日以继夜地涌向我—— 后来面对毕业论文答辩委员时，我也产生过同样的焦虑，但并不持久。想不到有什么原因让我一下子变成这样，也许是因为自闭症基因开始活跃起来了吧。自闭症和强迫症有许多共同之处，《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将后者列在焦虑症的下面。

是动物拯救了当时的我。那年夏天，我去探望姑妈，她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度假牧场。在相邻的牧场上，我看到一群牛被赶进牢靠架—— 牢靠架（squeeze chute）是兽医在给牛打针时常用的一种器具，用来把牛紧紧夹住，使它无法活动。外形看起来很像一个大的V字，由金属条构成，底部有个铰链。牛进去以后，空气压缩机把底部合拢，这样牛就被固定了。给它们打针时两根金属条之间的空间绰绰有余。你要想看看牢靠架到底是什么样子，可以上网查看图片。

那些牢靠架中的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马上让姑妈停车，走过去看看。你也许会以为那些牛一下子被这个金属结构夹住会感到恐慌，但事实恰恰相反，它们非常平静。深层压觉（deep pressure）对绝大多数人也有镇静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按摩会让人感到十分舒服。牢靠架使牛感到很镇静，也许就像初生的婴儿被裹进襁褓，又像是潜水运动员在水中，牛很喜欢这种感觉。

看着那些牛，我意识到自己也需要一个这样的牢靠架。秋天回到学校后，在高中老师的帮助下，用买来的空气压缩机和V字形胶合板，我制作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牢靠架，大小正好可以让一个人趴在里面。这个挤压器非常有效，只要趴在里面，就感到非常平静，因此直到今天我还在使用。

在这个挤压器和马的帮助下，我度过了烦躁的青春期。只要不学习，也没有课，我和那些马就一刻也不分开。我甚至还骑着“淑女”参加过一次展览。学校里养着一群有情感障碍的危险马匹，让一帮未成年的学生来骑，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学生连躲避球都不能玩，怕伤到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曾被马咬过，或被踩到，还有的从马背上摔下来，但没有人受重伤，至少那时没有发生过。可见让小孩和马一起玩耍是完全行得通的。

我希望现在的孩子能够有更多骑马的机会，因为人类和动物应该是相处在一块儿的。我们曾经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演化旅程，长期为伴。现在人们最多养一条狗或猫，除此以外，就和动物没有什么联系了。

马是青少年最好的伙伴。我在马萨诸塞州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位精神病医师，有许多青少年病人。对于青少年和马的关系，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两个病情同样严重的少年，如果其中一个定期骑马，而另一个没有，那么骑马的要比不骑的康复得快。对于任何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一方面，照顾马是很大的一个责任，也是形成良好品格的过程；另一方面，骑马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它不是一个人坐在马鞍上猛拉缰绳对马颐指气使，而是靠双方之间的一种默契。

我记得自己骑马时，总是会低头看马是否还在正确的跑道上。一匹马在绕着跑道慢跑时，它的一只前蹄要比另一只向前伸得更远，这需要骑马者的帮助。如果把腰弯得恰到好处，就可以帮助马走回正道。我的平衡感很差，学滑雪时虽然学会了犁式滑雪，但无论怎样努力，始终也没能学会平行滑。尽管如此，在马背上我却可以和马配合得天衣无缝。

对我来说，骑马是人生一大乐事。有时想起在马背上的情景，那种在广袤的草原上尽情驰骋的感觉真是惬意。当然总让马不停地奋力奔跑也不好，但偶尔跑上一阵子，这就足以让人心旷神怡。有时我也会骑马沿着小路一阵飞奔，两旁的树木从耳边呼啸而过，那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骑马就变成了一种身体的本能。一个优秀的骑手和他的马应该精诚合作，而不仅仅是人对马发出各种指令那么简单。马对于骑手十分敏感，它会时刻对骑手的需求做出反应，有时根本不用任何指令。拿骑术学校里的马来说，如果它感到背上的人正在失去平衡，就会立刻停下来。学骑马和学骑自行车完全不同，原因就在这里—— 马会确保不让人受伤。

青少年从马那里感受到的爱对他们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集体合作也有同样的效果。许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应该把难以管教的孩子送到军校或者军营。这种方法常常被证实非常有效，因为那些地方组织严明。但如果军校还有马的话，也许就更锦上添花了。这本书是我和动物相处四十年的经验之谈。

它不同于我读过的任何一本关于动物的书，主要因为我和其他研究动物的专业人士也不同。自闭症可以帮助我按照动物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但我也有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自闭症是动物和人类之间的一个过渡点。于是像我这样的自闭症患者就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翻译”动物的语言，并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动物会有某种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有自闭症，但还是取得了目前的成就。对我来说，研究动物行为非常得心应手，还可以用对动物的理解来弥补自己对社会知识方面的不足。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发表了三百多篇科研论文，我的网页每月有五万个访问者，每年要做三十五场牲畜管理方面的讲座和大约二十五场关于自闭症的讲座。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路上奔波。美国和加拿大有一半的牛是用我所设计的人性化装置屠宰的。

能够取得今天这些成就，主要应归功于我与众不同的大脑。

自闭症使我对动物有了独树一帜的看法，那就是动物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尽管不少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但这一领域里多数的专业人士并不认同。许多养宠物者和动物爱好者会告诉你：“我家的小东西会思考。”但动物研究者一般把这种说法看成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并嗤之以鼻。

通过与动物长期的共处，那些热爱动物的人可以凭借直觉感受到，动物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简单。他们只是不知道表面之下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不知道怎样用语言来形容。因此我认为，他们的说法非常有道理。

而我只是碰巧找到了答案，或者只是一部分。由于自身的自闭症问题，我像关注动物学的研究领域一样，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研究大脑的神经科学。我必须这样做，在了解动物生活的同时，思索该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由于兼顾这两个领域的缘故，我看到了人类智能和动物智能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动物科学所忽视的。

关于自闭学者（学者综合征）的文献激发了我的探索热情。自闭学者能够根据生日说出你出生那天是星期几，还能够心算出你所在街道的号码是否是质数。他们的智商通常接近白痴（当然也并不全部如此），却能够轻而易举地做一些普通人无论花多长时间练习也学不会的技能。

动物和自闭学者一样—— 事实上我想说动物更像是自闭学者，也拥有一些常人所没有的特殊才能，至少有些动物确实如此。我认为多数情况下，动物的特殊天赋和自闭症天才的发生机制也许是相同的，即两者都有不同寻常的大脑。

我们和动物共处了这么久，却一直未能发现其许多非凡才能，原因很简单，这些才能是我们看不到的。常人没有动物的非凡才能，所以大家不知道怎样去观察、去发现。可能动物的一些非凡之举就发生在他眼前，但他却视若无睹，而且动物的才能不是仅仅用眼睛就可以看到的。

我也无法了解动物的所有才能，更不知道如果有机会，它们能够做什么。但是由于我已经看到自闭学者和动物特殊天赋之间的关系，至少知道该从何下手了。为了让动物和人类都能够更好地生活，我要研究动物是怎样利用其惊人的能力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又是怎样记忆人类无法记住的极其琐碎的细节。我现在就突发奇想，既然能够训练导盲犬，为什么就不能训练一些狗来帮助那些记忆力衰退的中年人呢？我敢保证，几乎所有的狗都可以记住汽车钥匙的位置。如果你已经年过四十，那么狗的记性一定比你好，说不定四十岁以下的人也会自叹不如。

还有，如果你的孩子喜欢把遥控器到处乱扔，能否让狗帮助你找到它呢？我保证只要训练有方，狗是能够胜任的。

当然我知道这还没有变成现实，这些想法也可能是错误的，但对我来说，探索动物的才能有点像天文学家的工作。既然他们可以根据对万有引力的理解预测一个谁也看不到的行星的存在，同样我也可以根据我对自闭症天赋的了解来准确预测动物身上谁也没发现的才能。鼎盛的行为主义

快上大学的时候，我想学习动物学。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整个心理学领域都是斯金纳（B. F. Skinner）和行为主义的天下。斯金纳博士声名远扬，全国各地几乎每个大学生的书架上都有他的《超越自由和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他认为对行为的研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至于人和动物头脑内部究竟如何运转，则没有必要细究，因为这个“黑匣子”里面的一切：如智能、情感和动机都是无法测量的。“黑匣子”是一个禁区，你不能越雷池一步。你能测量的只有行为，所以能研究的也只有行为。

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这样做理所当然，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有些动物行为学家的看法过于极端，他们甚至认为，动物根本就没有情感或智能，只有行为，而行为又受奖惩和来自环境的正负强化的制约。

奖励和正强化是一回事，都是指某些行为产生的好结果，而惩罚和负强化则完全相反，惩罚是指某些行为导致了坏的结果，而负强化是指由于某种行为让坏的结果不再发生，或者根本不发生。惩罚不好，而负强化是好的。许多行为主义者在训练动物时认为，尽管惩罚不如奖励有效，但惩罚的确可以使其纠正一些不良行为。

负强化最难理解，它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奖励，但这种奖励是“负的”，即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喜欢的事情要么停止，要么就根本不发生。例如，你四岁的孩子在大哭大叫，让你头疼不已。最后，你变得不耐烦，就冲他大发雷霆，结果吓得他不敢出声了，这就是负强化。哭闹声停止，你得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这样一来，如果下次孩子再任性，你可能还会冲他发脾气，因为你已经得到了负强化。

行为主义者认为，这些基本概念就可以解释动物的一切行为。在他们看来，动物本质上不过是对刺激做出反应的机器而已。当时这种看法如山压卵，几乎成了一种宗教。在我和许多人眼中，斯金纳就是“上帝”，是心理学领域的绝对权威，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但后来我发现斯金纳并没有那么神圣。大概在十八岁时，我和他见过一次面。当时我写信给他，向他介绍我发明的挤压器，他回信说我的动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确实有点可笑，行为主义的“上帝”在谈论我内心的动机，而不是我的行为。我认为，在这方面他的确超前于其所处的时代，因为动机是当今自闭症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收到回信后，我就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问能不能前去拜访，和他谈谈我做过的一些研究。

他回电话邀我到哈佛大学去见他，我当时的激动之情不啻于到梵蒂冈去拜见教皇。斯金纳博士可是整个心理学领域最有名的教授，他的照片还曾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兴奋的同时，我也十分忐忑，甚至不敢面对他。记得走到威廉·詹姆斯礼堂时，我仰望着大楼，心中不禁油然生出到了“心理学圣殿”的感觉。

但是进入他的办公室以后，我却大失所望，眼前的斯金纳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的普通人。我记得他办公室里有一株用铁丝架着的植物，枝叶蔓延生长，环绕着整个办公室。我们坐在里面聊天，后来他开始问一些很私人的问题。具体什么内容我忘记了，我一向记不住对话的具体细节。自闭症患者的思维是一种形象思维，头脑里几乎没什么词语，只有一连串的图形。因此我不记得当时具体聊了什么，只记得他问过这类问题。

后来他要摸我的腿，这让我又惊又怕。我穿得并不性感，裙子很保守，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于是我说：“你可以看，但不能摸。”我当时就是这么回答的。

尽管如此，我们倒也确实谈论了有关动物和行为的问题。我记得很清楚，会见结束时我说：“斯金纳博士，我们要是能够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就好了。”

他回答：“没必要研究大脑，我们只要研究操作性条件反射就够了。”

在我开车返回学校的路上，脑子里反复思考着这个回答，最后自言自语说：“我才不信这一套呢。”

我不接受他的说法，因为我的心理问题似乎就和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关系。我大学时学习过动物行为学，这个学科研究的是自然环境中的动物行为。托马斯·埃文斯老师讲过动物本能的问题，即动物与生俱来的特定行为模式，和环境无关。

年迈的斯金纳博士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朋友约翰·莱忒（John Ratey）是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也是《影子综合征》（Shadow Syndromes）和《大脑实用指南》（A User's Guide to the Brain）的作者，跟我说起过和临终前的斯金纳共进午餐时的情景。约翰问他：“你不认为现在是时候该对‘黑匣子’进行研究了吗？”

斯金纳博士回答：“我中风以后就一直这么想了。”

大脑的确非常强大，这就连一个大脑功能失常的人也知道，但认识到这一点时，斯金纳博士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风后他才意识到，环境不能决定一切。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刚刚开始研究动物时，行为主义的教条就是金科玉律。

我不愿被看作是行为主义的敌人，并且我也不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行为主义者和动物行为学家没有太大区别，二者都没有对动物的大脑进行深入的研究。尽管行为主义者看到的是实验室环境中的动物，而动物行为学家看到的是自然环境中的动物，但两者都只看到了动物的表面现象。

行为主义者宣称大脑是研究的禁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他们对环境的重视至今仍具有进步意义。在行为主义出现以前，可能并没人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今天也无法说人们已经充分理解。我曾在肉类加工业工作了三十年，为他们设计更为人性化的屠宰设备。许多饲养场主不关心牛的生存环境，如果牛群出了问题，他们根本想不到去牛圈中寻找问题的原因。他们只知道安装我设计的器材，却意识不到如果环境很糟糕，再好的设备也无济于事。

饲养场里的环境不但包括物理环境，还包括工人管理牲畜的方式。如果管理方式有问题，无论设备多么优良，维护得多么细心也于事无补。

北美有一半的饲养场已经安装了我所设计的中轨制约系统，但这种系统只有在牲畜被妥善处理时才有用。这个系统是一个传送带，可以把牲畜的胸部和腹部托起来，牲畜骑跨在上面，就像跨在锯木架上一样。

饲养场之所以选择我设计的这种系统，是因为对牛来说，它比之前的V形制约系统更好接受，它们会乖乖地骑上去，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效率。原来的V形装置有一个毛病就是牛不愿意上去，尽管用起来还可以，不会伤及牲畜，但会把牛的四肢挤在一起，而牛不喜欢无立足之地。我的创新之处不在技术，而在行为上。这种系统充分考虑到了牲畜的行为特点，所以它更高效。

但饲养场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关心的除了设备还是设备。他们无法认识到，如果对牲畜处理不当，那我的设备就只是堆废铁而已。

行为主义者还有一点我非常赞赏，即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起初，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的规律很简单，并且放之四海而皆准，所有的动物都遵循这些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斯金纳博士认为，只要研究实验室里的老鼠就够了。所有动物和人类的学习方式都一样。

斯金纳博士关于学习的整套理念都是联想主义的，即正联想，或者说奖励，能够巩固行为；而负联想，或者说惩罚，能够削弱行为。要想传授一项非常复杂的技能，只要按照过程将其分解，然后一点一点、按部就班地教，同时给予适当的奖励，事情就这么简单。这叫作任务分析，不仅适用于训练动物（从某种程度上说，驯兽师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也同样适用于教育小孩和有生活障碍的成年人。我看过按照行为主义式理念设计的育儿指南，上面列出小孩和成人每天要做的每一件事，如起床、穿衣、吃早饭，等等，再把这些事进一步细分，例如，像早上穿衣这样看似简单的事情可能要牵涉到二三十个步骤，甚至还会更多。利用任务分析把它们逐条分解，再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教。

任务分析并不像听起来这么简单，身体健全的人很少能够意识到，系鞋带或扣扣子这类简单的动作包含了多少细微的步骤。一般的小孩也能轻而易举地学会怎样穿衣或系鞋带，所以做父母的不需要特别擅长教孩子做这些事情。但如果让你教一个对扣扣子一无所知的人怎样去做这件事，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自己也不清楚具体应该怎样教，你只是动手完成它，并不详细地知道扣扣子过程中的每个细小动作和顺序。

行为主义者认为，只要有适当的奖励，任何动物和人都可以学会做任何事情。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伊瓦·洛法斯展开了对自闭症小孩的研究工作。在他最有名的一项试验中，他选取一组患自闭症的小孩，对其中一半进行强化的行为疗法，而对另一半则进行一般的治疗。根据经典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classical operant conditioning），洛法斯博士让小孩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所要学习的行为，学会了则给予奖励。他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接受强化治疗的小孩和正常的小孩“没有区别”。

许多年来围绕洛法斯博士是否真的治愈过自闭症有不少争议，我认为重要的是他那样去做了，这本身就难能可贵。行为主义使家长和老师相信，患自闭症的孩子比大家想象的要有用得多，这是很大的功劳。

行为主义者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在仔细观察着动物和人类的行为。他们能够迅速觉察到动物行为的细微变化，并将这些变化和环境联系起来，这也是我和动物打交道时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因此尽管行为主义有许多缺点，但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再说说动物行为学家，他们也有盲点。例如，动物行为学家和行为主义者一致认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动物当作人来看待。虽然二者反对这种拟人化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无论原因如何，他们都认为把动物拟人化是错误的。斯金纳博士还认为，把人当成动物来看待也同样行不通。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强调这一点也是对的。在许多情况下，人类会很自然地把自己心爱的宠物当作四条腿的人来看待。专业的驯养师一再告诫人们，不要以为他们的宠物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思维和感受，但人们依然我行我素。训犬师约翰·罗斯（John Ross）在其《犬语》（Dog Talk）中，曾谈及他初次意识到自己对动物有拟人化倾向时的情形，要知道他可是专业人士。他有条名叫詹森的爱尔兰塞特犬，个头很大，它有一个爱掏垃圾的毛病，只要罗斯离开一会儿，它立即就朝垃圾箱跑去。罗斯认为这条狗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每当它弄得地板上狼藉一片时，一见到主人回家，马上就一溜烟地逃之夭夭，否则它就不会跑。以至于罗斯以为，这意味着詹森知道弄得厨房里到处是垃圾不好，所以看到主人它感到羞愧，就跑开了。

一个更有经验的训犬师让他做了一个试验，他才意识到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詹森不在时，罗斯亲自动手把垃圾洒在地板上，然后再把詹森带到厨房，观察它有何反应。

结果詹森的反应和以前它自己把垃圾弄到地板上时一样，还是拔腿就跑。原来它跑开不是源于心中有愧，而是因为感到恐惧。对它来说，地板上有垃圾就意味着麻烦来了。如果罗斯能够根据行为主义的原则，考虑一下詹森的生活环境，而不是考虑其“心理”，他就不会犯下这种错误。

我的一个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养了两条狗，其中一条是一岁大的德国牧羊犬，另一条是三个月大的金毛猎犬。有一天，金毛猎犬把大便拉在起居室里。后来牧羊犬看到大便，变得非常不安，甚至开始口吐白沫。如果是它拉在起居室，然后站在那里口吐白沫，也许主人会以为，它意识到自己做了坏事。但别的狗在起居室拉大便，它却如此反应，这使主人明白，只要起居室里有大便，对它来说就是情况不妙。

这些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不能将动物当作人来看待，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我的学生时代，尽管每个人都反对将动物拟人化，但我仍然认为从动物的视角考虑问题很重要。记得当时新西兰有一位有名的动物心理学和行为学专家，他叫冉·吉尔各，写了不少关于将动物拟人化问题的文章。他早期一篇论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要空运他的宠物狮子。有人认为狮子和人一样，在路上可能会用得着一个枕头，于是他们就给狮子配了一个。结果狮子把枕头给吃掉了，并因此死于非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动物当作人来看待，这对动物来说有害无益。

我看到这个故事时，心中暗想：不，它需要的不是枕头，而是一些松软的东西，如树叶和干草，以便能够舒舒服服地躺下休息。我没有把狮子当作人，而是把自己想象成狮子，至少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动物行为学家对此也不赞同。他们都是环境决定论者，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研究动物生活的环境不同。

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读研究生之前，也就是大学期间，已经在动物行为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行为主义的温床，那里的一切都围绕着行为主义。但我不喜欢他们用老鼠和猴子做一些残忍试验。我还记得有一只可怜的猴子，他们把一个树脂玻璃做成的小东西固定到它的阴囊上，并通过它对猴子施以电击，这种试验是非常可怕的。

我从不参与这种残忍的试验，也根本不赞成利用动物来做试验，除非项目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譬如为了寻求攻克癌症的良方，那就另当别论了，毕竟动物本身也需要治癌的药物，但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并不是在研制抗癌药物。我在那里的心理学系学了一年的试验心理学，当时就想“我可不愿做这种事情”。

即使有的试验对于动物来说也很有趣，但我同样看不到其意义何在。我想问的是“我们究竟能够从试验中学到什么”。斯金纳博士写了很多关于强化周期的文章，强化周期即为了强化动物的某一特定行为，应该间隔多长时间对动物的某种行为给予奖励，这个奖励应该持续多久。他们试过能够想到的每一种强化周期，如不固定周期强化、间歇强化、延迟强化，等等，只要能够想到的，他们都会试一试。

所有这些试验都不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动物在实验室里的行为和它们在野外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即使做这些试验又能真正学到什么呢？你了解到的不过是动物在实验室里的行为方式而已。后来有人开始另辟蹊径，他们把实验室里的一些老鼠放到院子里，观察它们的行为。这样一来，老鼠就开始表现出一些人们从未见到过的复杂行为方式。视觉环境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对动物视觉幻象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我本人就是用形象来思维的。尽管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正是形象思维把我领向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它给了我一个其他同学和教授所缺少的独特视角。动物也是以形象来思维的，它们所看到的可以决定它们的行为方式。

我用形象来思维，这并不是说我擅长设计或画建筑图纸，也不是说仅在头脑里就能设计动物制约系统。实际上我的思维就是以形象的形式进行的。在进行思维活动时，头脑中只有形象，没有文字。

我思考任何问题时都是如此。例如，如果你说到“宏观经济学”，我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与此没有什么关系的形象，如一个红色的罐子（“宏观”和“红罐”）。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理解经济学和代数，大脑无法将它们转化成形象，导致我的代数考试总是不及格。但有时形象思维也是一个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就知道所有的网络公司最终会一败涂地，因为一想到它们，我脑海里只有租借来的办公室和两年内就会过时的电脑。我想象不到任何实在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没有硬资产。我的股票经纪人问，我怎么知道股市会有两次大跌？我告诉他说：“当垄断的虚拟资产和真实的钱混淆在一起时，事情就麻烦了。”

在设计机器时，我所有的判断和决定都以形象的形式出现。我能看到设计的各个零部件顺利地组成一体，也能看到过程中会出现的每一个故障。当设计有重大缺陷时，脑海中也会出现整个结构轰然解体的形象。

这不等于说我的思维过程中没有语言的位置，在整个过程完成时，我就会说：“那样不行，会散架的。”最后的判断是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但导向这个判断的思维过程不是。如果用法官和陪审团做比喻，可以说我所有的庭审都以形象的方式进行，只有最后的判决是语言。

独自一人时，我会把“判决”大声说出来，但如果周围有人，我就保持沉默，否则那会招来别人异样的目光。上大学时，我常常大声自言自语，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梳理自己的思路。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自闭症患者也都喜欢自言自语。我还会说一些像“我要试试看”或者“哈！原来如此！”这样的话，此时语言总是很简单，但其背后的形象却很复杂。

和人交谈时，我会把形象转化成固定短语或者句子。因此，那些叫我“录音机”的孩子说得很对，尽管他们不怀好意，但这就是我说话的方式。现在我说起话来已经不再像录音机一样了，脑海中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固定短语和句子，能够把它们自由搭配组合。面对公众的演讲也让我受益匪浅。当有人批评我的讲演千篇一律时，我就重新组织脑海中的形象，与此同时，语言也得到了重新组合。

年轻时我从未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会使我与众不同，还以为每个人都是如此。于是当我厌倦了原来从事的实验室工作时，就很自然地开始从事对自然环境中动物的研究。我研究的核心是视觉环境，这个选择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乃是天性使然。

由于行为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更偏重语言，他们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视觉环境的问题。当谈到动物因为某种行为而受到来自环境的奖励或惩罚时，他们想到的往往就是食物和电击。斯金纳箱试验就是如此，如果你不老实，就要挨电击。它是一个特制的笼子，通常是有机玻璃的，里面只有一根控制杆和一些奖励时可以闪亮的指示灯，行为主义者利用它来观察和分析老鼠的行为。大部分斯金纳箱试验并不需要对动物施加电击，但如果试验中需要用到惩罚，则通常是电击。

野外是没有电击惩罚的，动物也不能通过操作杠杆来获得食物。对它们来说，要想不饿肚子就只有迅速适应周围的视觉环境。行为主义者后来也开始注意到视觉对动物的重要性，这要归功于一个著名的试验。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教猴子操作控制杆，只要猴子按下控制杆，它就可以获得朝窗外看一次的机会。这个试验中的奖品的不是食物，而是看到外面的机会。动物需要观察周围的环境，它们也喜欢这样做。

在实验室做动物视觉幻象研究的同时，我开始接触饲养场里的牛。我注意到牛群往往很不情愿从斜道走—— 斜道是通往牢靠架时必经的狭窄过道。看到牛踯躅不前的样子，我很自然地想：要从它们的角度观察到底怎么回事，只有进入斜道才可以。

于是我来到斜道，从牛的视角拍了一些斜道的照片，拍摄的胶卷是黑白的。在当时，人们以为动物只能看到黑白两色。后来才认识到它们也能看到多种颜色，只是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丰富而已。

这时我才发现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如影子或吊着的链子，这些都能使牛徘徊不前。

饲养场的人对我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进入斜道从牛的视角进行观察。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和那些给狮子配备枕头的人差不多，也是在把动物拟人化，只是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我擅长形象思维，就想当然地以为牛也是这样，而这两种拟人化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我歪打正着，做了正确的事情。

要想理解环境如何影响动物行为，你必须要从动物的视角进行观察。记得有一次我到一家饲养场，那里的房子墙上架着一把黄色的金属梯子，牛群每次路过那里时，似乎都很不情愿，总是站在那一动不动。后来，饲养场里有人想到了问题所在，他把梯子漆成了灰色，问题就解决了。我和饲养场的管理者和饲养员都打过交道，发现许多情况下，饲养员比管理者更了解牲畜。

如果一头奶牛看到栅栏上飘舞着一件黄色雨衣，它就会感到恐慌。除非你也是一个擅长形象思维的人，否则很难注意到这个现象。无论我还是奶牛都无法忽视它，但普通人却往往对此视若无睹。

由于没有意识到，其他人是用语言思维而非形象思维来思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管理者会犯一些明显的低级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肉类加工业所有的管理者都很糟糕，我也遇到过许多很称职的管理者。尽管如此，每当看到有的专业人士犯一些低级错误时，我还是会很吃惊。

有件事我记忆特别深刻，一家饲养场里的牛不愿进入通往牢靠架的狭窄过道，因此无法接种疫苗。场长实在无计可施，他找我寻求帮助，否则他将不得不忍痛把整个养牛场拆掉，再重建一个。

这次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牛害怕打针，因为多数的牛根本不知道它们进入牢靠架后要接受注射。再说，许多动物根本就感觉不到注射时的刺痛。刚刚开始养狗的人常常会看到自己的狗在接受兽医检查的时候吓得浑身哆嗦，但在接受注射时却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一些兽医解释：狗和人不同，狗在接受注射时根本不考虑疼痛，而人却总是对疼痛记忆犹新，这会使疼痛感加剧。

牛的问题一定出在了饲养场本身。在到过道之前，这些牛还都是好好的，但场长实在找不到原因。他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假如错过了接种疫苗可不是闹着玩的。牛和小孩不一样，现在的小孩都接种了多种疫苗，以预防小儿麻痹症、百日咳等，因此这些病现在基本上已经绝迹了。但牛非常容易患上病毒性痢疾和肺炎一类的呼吸道疾病，如果不及时接种，整个牛群都会被传染，约十分之一的牛会死掉，因此接种疫苗是必不可少的。想成功接种，就必须要把牛弄进牢靠架。

现在牛不愿意进过道，工人便开始使用电棒—— 它是一根纤维玻璃棒，顶端有两个尖头，可以对牛施以电击。虽然使用电棒可以使牛行动起来，但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它会使牛因恐惧而后腿站立，这对饲养者来说非常危险。此外，电棒还会让牛感到压力，导致它的免疫系统水平下降，很容易生病，需花钱请兽医。再说，生活于压力之下的牲畜体重增长会缓慢，而这意味着生产力的下降。如果奶牛受到电棒之苦，其产奶量也会减少。

压力对人的成长同样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许多人还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人们的确发现，受到虐待或者缺少关爱的小孩往往会患压力侏儒症（stress dwarfism），这样的小孩在生理上一切正常，也没少吃饭，但就是不长个子。压力侏儒症并不多见，但有证据表明，感到环境压力的小孩比那些生活安逸的小孩发育得慢。这一点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很早以前，研究人员就发现焦虑的成年人产生的荷尔蒙比较少。199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性情焦虑的女孩通常会比心气平和的女孩矮小，而关于男孩的情况却尚未有定论。

我相信人们终将发现，男孩的成长发育也是如此。焦虑的雄性动物会比其他正常的雄性动物要矮小，人类也不例外。从下面这个事例中，我们也许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事情发生在战后德国的两家孤儿院，两位女院长性格迥异，一位心地慈祥，而另一位却十分刻薄，经常当面奚落这些孤儿，除了八个受她偏爱的孩子能“幸免于难”。

这些孤儿总是食不果腹，所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矮小。后来政府增加了那位善良的院长所在孤儿院的食物配给，但可惜她辞职离开了，转由刻薄的院长接替，受她偏爱的八个小孩也随其转到了这家孤儿院。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发生在自然条件下的试验。医生在检查孩子们的成长状况时发现，尽管这个孤儿院的孩子得到了更多的食物，但由于天天生活在一个凶神恶煞的成年人的淫威之下，他们还没有条件较差的孤儿院孩子发育得好。他们有了更多的食物，却长得更慢，而那八个受到偏爱的小孩却发育得比谁都壮。两个孤儿院中都既有男孩也有女孩，因此我认为男孩的成长发育也会受到压力的影响。

对于动物来说，这更是毋庸置疑的。压力对于动物的成长危害极大，这也意味着饲养场将承受利润的惨重损失。因此即使饲养场主人一点也不关心牲畜情感，他也不愿轻易使用电棒。一旦牲畜感到压力，他就要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我到了那个饲养场，只用了十来分钟就找出了问题所在。

牛群要到牢靠架须先通过牛棚的门，然后走进一个圆形的聚集圈，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接着它们要进入一个弯曲的通往牢靠架的单行通道，这个通道也叫斜道，但它们怎么也不肯进去。全世界所有的饲养场几乎都是用的这种通道，什么问题也没有。因此谁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看不出这个通道和其他通道相比，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我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斜道里的光线不足。牛从亮堂堂的室外一下子走入阴森森的室内通道，这种环境的明暗反差太大，因此它们就不敢进去。

这听起来也许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像牛﹑鹿和马这样的被掠食动物往往喜欢黑暗。它们可以藏身黑暗之中，这让它们有安全感，至少比待在明亮的地方要好。但这里的问题不是黑暗本身，而是突然从阳光之中走到黑漆漆的室内，明暗反差太大了。动物向来就不喜欢如此，它们害怕突然眼前一团漆黑的经历，这也包括站在昏暗的地方朝明亮的地方看。我甚至发现，牛还不愿接近一个刺眼的电灯，因此在通道入口处必须用间接照明才行。

后来我又从场长那里了解牛在一天中的不同时刻以及不同天气里的行为，更加确认了自己的猜测。场长回头一想，也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晚上没有，阴天也没有，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才有，但之前一直没人注意到这个规律。

我认为牛群之所以会有那种反应，原因是多方面的。牛和人不同，它们在夜里视力很好，能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让它们感到不安的，也许是虹膜（虹膜属于眼球中层，可调节瞳孔的大小，以此来控制进入眼内的光线）扩张之前那几秒短暂的失明经历，而人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牛群不像我们人类，会待在有灯光的室内，晚上还会开车到处跑，它们没有“眼睛适应光线忽然变化”的概念。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动物对视觉环境极其敏感，光线的突然变化也许会使它们感到某种不适。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人类也不喜欢从明亮的地方突然到一个昏暗的房子里，而对牛来说，这种经历一定更难以忍受。

也许当那些牛从阳光中走进斜道时，它们会忽然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我们开车经过地下隧道时，也会出现类似短暂的失明。如果这类情况一直发生，人们自然就不愿意开车过地下隧道了。

我常常对人说，当你对动物的行为感到困惑时，应该设法看其所看，感其所感。有许多事情会让动物感到不安，如不好的气味、日常的改变、新奇的经历，这些你都应该想一想。感官领域的任何事物都可能会使动物烦躁不安，但一定不要忘了问问你自己，到底它们经历了什么。

那个饲养场可以在牛棚内多装几个电灯来解决问题。但如果他们能够从牛的角度观察一下那个通道，就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更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方法或者说答案就摆在他们眼前。因为建造牛棚的人一开始就在通道前面安装了一个很大的滑动门，但它却一直没有被打开过。

我告诉饲养场场长，只要打开那扇门就可以了。这时他们才发现，那扇门从安装后一直没使用过，他们甚至担心它已无法打开了。后来好几个人一起用肩膀顶着门，用尽全身的气力，好不容易总算打开了。就这样问题解决了，牛群老老实实地走进了斜道。形象思维

由于常常给饲养场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逐渐地他们以为我有某种神秘的能力可以理解动物。与此同时，许多类似的情形也使我迷惑不解，对我来说一目了然的答案，为什么其他人却总是看不到呢？

十五年后我才发现其他人无法看到答案的症结所在，至少不经过专门的培训和练习，他们确实看不到。这是因为常人与动物或自闭症患者不同，他们不是以形象来思维的。

普通人常常说，自闭症小孩“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这句话让我感到很滑稽。如果和动物共处一段时间，你就会意识到这句话用到普通人身上更为合适。在常人看到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美丽壮观的世界，而他们对此往往视而不见或根本看不到，只有自闭症患者和动物才可以发现。例如，狗就能够听到许多人类听不见的音域。

这不仅仅是从比喻意义上来说，有许多事物正常人的确看不到。

伊利诺伊大学的视觉认知实验室主任、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做过一个有名的试验，这个名为“我们中间的大猩猩”的试验表明：人们的视觉意识很差。试验人员给受试者看一场篮球赛的视频，并让他们计数一共传了多少次球。正当受试者全神贯注于计算传球次数的时候，一个装扮成大猩猩的妇女出现在视频中。她停下来，转过身面对镜头，还用拳头拍打自己的胸口。

结果竟然有50%的受试者没有看到这个“大猩猩”。

甚至当试验人员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注意到那只大猩猩了吗？”他们还有点不知所云。这并非受试者的记忆有问题，人们对刚刚见过的东西，即使暂时忘记，只要稍稍提醒，还是可以马上想起来的。问题是受试者没有看到那个“大猩猩女士”，她根本就没进入他们的视域。

接着试验人员用另外一段视频验证了他们的看法，视频中的演员忽然换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穿的衣服也完全不同。尽管如此，还是有70%的受试者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表现也不比试验时好多少。在另外一个试验中，先是一个穿着黄衬衫的金发男子发给一组学生表格要他们填上，接着他把填好的表格拿到书架后面并装进文件夹。最后，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一个穿着蓝色衬衫的黑发男子，他不是化了妆的前一个人，而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但有75%的学生不知道他们接触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美国航空航天局曾让商务飞机的飞行员做过一次试验，其结果令人每每想起都会不寒而栗。研究人员让飞行员进入一个飞行模拟装置，进行一些常规的着陆测试，但在有的着陆过程中，试验人员把一架巨大的商务飞机也放在跑道上。在现实生活中，飞行员是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至少我们希望如此，因为有四分之一的飞行员将飞机就停在了那架商务飞机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它。

我看到过这个试验的照片，有趣之处在于，对于不是飞行员的人来说那架停着的飞机非常显眼，不可能看不到。即使不是自闭症患者，普通人也可以发现。我敢打赌，最有可能对那架飞机视而不见的就是商务飞机的飞行员。如果你是专业人士，那有四分之一的可能你会看不到那架堵住跑道的大型商务飞机。正常人的感知系统结构是为了看到司空见惯的事物。比如在篮球比赛过程中，看到大猩猩是种惯例，人们就会看到大猩猩。反之亦然。这就是“不注意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

我不知道善于形象思维的人在这些试验中能够看到什么，但我猜测他们看到大猩猩的可能性要比语言思维的人大得多。我敢肯定所有的被掠食动物都能够看到那个大猩猩，也包括掠食动物。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掠食动物是指捕杀其他动物为食的动物，如狗和猫；被掠食动物，例如牛和羊。此外还有一类动物是人们平时不经常说起的，那就是食腐动物，它们食肉，但是并不通过捕杀其他动物，如兀鹫就属于这一类。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至少属于这三者中的一类，还有不少物种不仅属于一种范畴，其中就包括许多灵长类动物。人类更接近掠食动物，但也有被掠食动物的特点。从牙齿的大小来说，人类毫无抵抗能力，但自从学会了制造工具，我们就变成了掠食动物。

一般人很难想到哪些事物会使牛群感到恐惧，于是我就列了一张清单。上面列有饲养场主人应该注意的视觉细节，如来回摆动的金属片、水面上的倒影、斑驳的光线、色彩的对比，或者迎面而来的风等等。我对饲养场主人说，如果有三处细节有问题，他就必须把这三个问题全部解决。这样牛群才会老老实实地走进斜道，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将电棒束之高阁。

无论是什么动物，当然也包括人类，凡是擅长形象思维的都是以细节为中心，并对其做出反应。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事实的确如此。曾有一位室内设计师对我说：“一切细节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他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和一个马马虎虎的装修队合作，因为他能够看到对方施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疏漏之处。普通人察觉不到的小瑕疵，如墙上的水泥抹得有点不平整，在用形象思维的人看来是很刺眼的，这会让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动物也是如此，如果视觉环境中的小细节出现了问题，它们就会感到很烦躁。

我想关于动物的这个习性，也许是一般人最难理解的。习惯语言思维的人很难使用形象思维来看待问题。

我希望本书能对人们有益，帮助人们不要单以语言为中心，而是提高形象思维的能力。我研究动物已有三十年，自闭症也一直伴随至今，希望自己所了解的知识能够帮助人们和动物，重新建立一种关系，也包括自闭症患者，帮助大家用一种崭新的眼光和认识更好地去观察世界。第二章动物如何观察世界HOW ANIMALS PERCEIVE THE WORLD

一般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过于理智，我是说他们被抽象化了。

在和政府部门以及肉类加工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时刻和这种抽象化做斗争。我现在大部分的工作是，努力确保所有牲畜的屠宰都能以一种人性化的方式进行。尽管现在有不少人支持动物福利事业，但改革的阻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现在供职于政府立法机构里的都是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很有可能从来就没有踏进过肉类加工场一步，更不要说在里面工作过。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此我时常对他们说：“你们必须走出去，看看肉类加工场到底是什么样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在亚利桑那州姑妈家的饲养场第一次接触到了美国农业部，那会儿与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美国西部、西南部，还有墨西哥的牲畜都在遭受螺旋蝇蛆虫的祸害。螺旋蝇蛆虫是螺旋蝇的幼虫，它们喜欢把卵下到伤口里，无论什么样的伤口都可以成为它们繁殖的温床，不管是利刃割的，还是虱子叮咬的，它们甚至连新生幼畜的肚脐也不放过。螺旋蝇还会攻击人类，它们把卵下到人的鼻孔里。过一段时间这些卵就会孵化成蛆虫，这些蛆虫会把牲畜活活吃掉。其他种类的蛆虫只吃动物的尸体，但螺旋蝇的蛆虫会吃活体的肉，因此它们是致命的。

后来，美国农业部参与了这场针对螺旋蝇的斗争。

我姑妈先是用手指把马伤口里的螺旋蝇蛆虫往外抠，然后用小镊子把蛆虫一个个夹下来，扔在地上用脚把它们踩烂，最后把踩得稀烂的蛆虫涂到马的伤口处，把伤口糊住。这样，螺旋蝇就不会再到那里产卵了。那些黑黑的糊状物看起来像是砌屋顶用的水泥，但如果你不这样做，马就会死掉。螺旋蝇蛆虫到处肆虐，恐怖极了，看起来也非常恶心。

美国农业部实地调研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螺旋蝇特殊的生殖方式除掉它们。由于螺旋蝇的发育要经过一个由卵到蛆再到蛹最后才变成蝇的过程，美国农业部培养了一批螺旋蝇蛆虫，在它们发展到蛹的阶段时，让雄性的蛹接受辐射，使其失去繁殖能力。然后他们把这些蛹放到小盒子里，从飞机上空投下来。过一段时间雄蝇就会从盒子里飞出来，它们会和许多雌蝇交配，与它们交配过的雌蝇产下的卵是无法孵化的。

这个项目开始于1959年，由美国和墨西哥两国联手合作，后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82年发生在得克萨斯州的螺旋蝇蛆虫滋生事件是有记载的最后一次。虽然今天螺旋蝇蛆虫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所有地方都已经绝迹，但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你常常可以见到散落在牧场上的这种小盒子，上面有美国农业部的标识，里面印着一份简短的说明，讲解其用处和来历。

这就是最初的生物技术应用，它显示了极大的威力，政府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牲畜，甚至更多。做这件事时他们并没有征得每一个人的同意，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的政府已经很难启动一项与此类似的工程，因为一定会有不少环境保护主义者大声呼吁“保护这些苍蝇”。甚至就连那些一辈子从来没有见到过螺旋蝇蛆虫的人也会高声抗议，以免其绝种。这样一来整个事件就会变成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不再是现实的问题。美国农业部可能被要求写一份环境影响报告，而这份报告将在法庭上遭到挑战，这项工程也会因此永远无法得以实施。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就是，事情甚至发展不到环保主义者抵制政府决策这一步。如果要形成这类决策，必须要让优秀的有实地工作经验的人员掌握实权才行。但现在政府里大权在握的都是些只会抽象思维的人，他们往往沉溺于不着边际的玄谈怪论和无休无止的口舌之争。政府内部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党派纷争，我认为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偏执于抽象思维的人往往会变得十分激进，如果脱离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会陷于喋喋不休的争吵。只有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他们才不得不采取行动。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算是美国畜牧业的黄金时代，那时负责立法和经营饲养场的人都曾身体力行，亲自参与。

我注意到那些从来没有在这个产业工作过的人，在制定关于动物福利的立法时有一个问题—— 过于苛刻。饲养场哪怕只违犯了其中的一两条，就会被勒令关门。

假如这些人对肉类加工业一无所知，这样事情反而简单了，只要确保所有的牲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就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个加工场因为犯了一两个错误，就要被停业整顿，只会激起这个加工场的一场骚动。由于关掉的是一个拥有大量雇员的企业，这样一来，管理层会马上抗议这个决定，而负责上报问题的检查者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要求清除报告上的不良记录，以便加工场能够恢复运营。

事情往往就这样结束，加工场恢复生产，以后的检查也会放松要求，而存在的问题却越积越多。

其实事情大可不必如此，我一直主张：为了保护动物，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设立严格的标准。人可以向高标准看齐，但却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如果给一个加工场设定了一项很好的标准，例如要求每天屠宰的牛必须有95%要做到第一针就能毙命。这样要比过于苛刻的规定好得多，很多时候加工企业会做得比标准更好。

但现在制定标准的人思维过于抽象，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知道全神贯注于自己对牲畜的认识，而不关心饲养场里每一只活生生的牲畜，这只会使更多的牲畜遭受痛苦，显然这样做是不对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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