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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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总第2期)试读：
中东政治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历史演变、成因及特点
[1]王新刚 颜鹏内容提要 20世纪中期叙利亚独立以来，军人政治主要是军人干政成为影响叙利亚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复兴党执政前，军人集团扮演的是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和革命者；随着复兴党的上台，军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其政治角色趋于保守。阿萨德执政后，通过复兴党建立了一支“意识形态纯粹化”的军队，强化了对军队的控制和职业化。军队也由过去政治斗争的仲裁者变成政权的守护者，军事政变大为减少。军人政治大行其道与叙利亚社会的分裂性与社会权力真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叙利亚军队的构成、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趋向，以及地区政治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军人政治使叙利亚摆脱了独立初期政变频仍、政局动荡的局面，使叙利亚实现了长期的稳定。但是，从长期来看，军人政治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叙利亚的政治发展及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对地区军事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 叙利亚 军人政治 复兴党 阿拉维派 威权主义
军人政治是20世纪亚非国家政治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叙利亚也不例外。独立后，军人政治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出现在叙利亚政治舞台上，进而开启了军人干预政治的历史进程。叙利亚军队也由最初国内政治斗争的“仲裁者”转变为与复兴党相互倚重的力量。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兴起既有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也有地区、国际形势影响的外部因素。军人政治是影响当代叙利亚政治发展，以及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对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历史、演变、兴起的原因及主要特点进行考察，为进一步认识叙利亚乃至中东政治发展提供一些帮助。一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历史演变
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沿用了委任统治时期的议会民主制。当时沿用的1930年宪法明确规定，军队职责在于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2]而非介入政治，明确禁止军人进入议会。但叙利亚独立后，各种问题相继产生，文官政府难以维系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军人开始干预叙利亚的政治，从而开启了军人政治的先河。军人集团扮演的是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和革命者角色。随着复兴党的上台，军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其政治角色趋于保守，成为复兴党政权的左膀右臂。（一）军事政变与军人独裁政权
叙利亚独立后，文官政府在处理国内外的问题时缺乏必要的能力与经验，导致政局动荡。军人从幕后步入前台，开始频繁干预叙利亚政治。1948年，叙利亚在巴勒斯坦战争中惨败，军事将领和政治家们相互指责对方要为战争失败负责，战争也使叙利亚经济遭受重创。[3]叙利亚领导人在战争期间挪用巴勒斯坦基金曝光后，更是激起了国民的愤怒。叙利亚政局开始动荡。1948年11月29日，联合国巴勒斯[4]坦决议一周年纪念日当天，叙利亚学生罢课，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示威和游行。叙利亚国民党政府被迫下台，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此时，美国也因美资公司投资的石油管道项目迟迟得不到叙政府批准而失去耐心，开始在叙利亚策划政变。
1949年3月30日，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上校发动现[5]代叙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夺取叙利亚最高国家权力。扎伊姆政变打破了叙利亚议会民主的政治模式，军队从此走上了国家政治的前台。这次政变经过细心的策划，除获得美国人的支持外，扎伊姆还许诺进行社会改革和与以色列战斗到底，从而赢得了叙利亚民族主义军官和阿克拉姆·胡拉尼及其追随者的支持。政变后，扎伊姆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他驱逐库阿特里总统，解散议会和政府，取缔包括国民党、人民党、复兴党、共产党等在内的诸多政党，实施党禁。
然而，扎伊姆缺乏统治的基础。首先，他既没有组建自己的政党，也未联合其他政治团体。他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试图扼杀政治活动，这就使得民众尤其是新兴社会团体疏远新政权。其次，扎伊姆许诺的社会改革也未实现。他任命来自哈马的大地主穆赫辛·巴拉兹出任内阁总理。这一举动疏远了社会的中下层民众。再次，民众本来就对美国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偏袒行为感到愤怒，对土耳其吞并亚历山大塔勒地区心存不满。但是扎伊姆作为亲美派军官，不但批准美国公司石油管道项目，支持美国提出的中东军事条约，还和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并改善同土耳其的关系。最后，扎伊姆在军队中重用库尔德人和切尔克斯人也激起了作为主体民族的阿拉伯人的愤怒，削弱了其执政基础。1949年8月14日，来自阿勒颇的军官穆罕默德·萨米·辛纳维在英国的支持下，与德鲁兹派及其他党派军官联手发动第二次军事政变，逮捕并处死扎伊姆。
辛纳维政变成功后，取消党禁，任命人民党的哈西姆·阿塔西组建新政府。1949年11月15日，叙利亚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准备起草新宪法。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优势，在辛纳维授意下，阿塔西当选新总统，开始组建人民党政府并制定新宪法。辛纳维是亲英派军官，他上台后意欲使叙利亚与伊拉克统一，并准备实施英国支持的、哈西[6]姆家族提出的“大叙利亚”计划。此后，叙利亚开始与伊拉克谈判，[7]推进两国统一的进程。叙伊合并问题在叙利亚军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军官反对该计划，开始策划政变，阻止叙伊合并。美国也担心一旦叙利亚与伊拉克统一，将削弱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因此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军官发动政变。1949年12月19日，阿迪卜·希沙克里发动一年内的第三次政变，推翻阿塔西政权。希沙克里称，他的行动是军队内部的一次“纠正”运动，目的是反对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合并。
1949年爆发的三次军事政变表明叙利亚政治精英、军方和社会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在亲西方和反西方、反阿拉伯主义与叙利亚国家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关涉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皆存在严重的分歧。事实上，这些问题是叙利亚实现独立后，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叙利亚城市中的阿拉伯政治精英并没有能力使政局稳定下来。1949年的军事政变意味着政治精英开始失势，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也难以维系。军队则登上政治的前台，开始积极介入，甚至是形塑叙利亚的政治发展。
希沙克里政变后，军队虽然退居幕后，叙利亚还颁布了1950年宪法，但是叙利亚政府争吵不休，政局依旧动荡。一方面，坚持叙利亚与伊拉克统一的人民党反对军人干政，要求宪兵应由内政部控制而非军方控制，国防部长也应由文官担任，但遭到军队的拒绝；另一方面，人民党及其他保守政党敌视左派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对于军方未能镇压左派力量与农民运动感到不满。1951年秋，人民党的马穆鲁夫·达瓦里比（实为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取代哈桑·哈基姆出任内阁总理。不同于其前任，达瓦里比寻求人民党、国民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拒绝与军方合作。他不理会希沙克里的要求，试图组建反对军人集团的新政府。希沙克里对此忧心忡忡，于1951年11月19日发动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
政变后，希沙克里一改之前拥护议会民主制的态度，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他解散议会，逼迫总统阿塔西辞职，解散政党，实施党禁，压制新闻自由，曾经支持他的复兴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党也未能幸免。此外，他还禁止学生、教师、工人和公务人员参与政治活动，取消最高法院并加强警察控制。希沙克里通过这些举措颠覆了之前的议会民主制度，将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军人之手，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
希沙克里希望通过摆脱外国势力的干涉和改善宗教、民族、部落的分裂状态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统一国家。希沙克里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强化军队对他的支持。为此他开始推进军队改革，提拔年轻军官。希沙克里的军事改革客观上激发了年轻军官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利益局限在军营之内。同时，随着叙利亚军备的发展，军队的民族主义情感更加强了，消灭以色列夺回巴勒[8]斯坦的信念更加坚定。然而，这些年轻军官并未如希沙克里所想成为其统治的支柱，反而在后来推翻希沙克里独裁统治的政变，以及其后的历次政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希沙克里的军事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军人政治。
此外，希沙克里废除部落酋长的特权，同化少数民族，但所采取的政策并不得当。1951年希沙克里公开建立了中东地区第一个由军队主导的政党——阿拉伯解放运动，但没有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阿拉伯社会党和复兴党虽然被禁止活动，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并且得到部分军官的支持。希沙克里为此逮捕阿拉伯社会党和复兴党党员，胡拉尼等领导人逃往国外，一些军官也被指控密谋政变。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1953年7月希沙克里操纵公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总统制，希沙克里当选叙利亚总统。1953年10月9日，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选举前取消党禁，但是大多数政党抵制此次选举的事实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的到来。希沙克里的强硬手腕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早在1953年6月，百余名政治家和工商界领袖敦促希沙克里结束个人专权，恢复政治自由。国民党、人民党、复兴党、阿拉伯社会党、共产党等相互敌对的政党联合起来，签署《民族宪章》，宣称[9]推翻希沙克里政权。在胡拉尼的影响下，部分军官们参与其中。同时，另一部分军官自诩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指责希沙克里及亲信给叙利亚国家和军队带来了耻辱。至此，希沙克里的民心已丧失殆尽。
1954年1月，德鲁兹人率先发难，反抗希沙克里的独裁统治。随后，阿勒颇的学生也进行罢课和游行示威。社会动荡很快蔓延至叙利亚全国。1954年2月25日，阿勒颇的军官穆斯塔法·哈姆敦发动军事起义，除大马士革的卫戍部队外，其他军队纷纷响应。希沙克里被迫辞职，流亡国外，其独裁统治也宣告终结。希沙克里的军事独裁是在议会民主制难以维系的背景下建立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叙利亚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但希沙克里以个人权威为基础的军事独裁未能弥合叙利亚社会的鸿沟和政治分歧。尽管在1954年的政权更迭中，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和[10]农民等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给予希沙克里致命一击的仍然是军队。可以说，希沙克里的成败皆源于军队。因此，希沙克里将军人进一步引入叙利亚的政治发展当中，使叙利亚军队成为一种公开的[11]政治工具。（二）军人干政与泛阿拉伯主义实践
希沙克里独裁统治被推翻后，叙利亚又回归议会民主制度。哈西姆·阿塔西出任总统，国民党领导人萨布里·阿萨里出任内阁总理，准备进行新的议会选举。临时军事委员会宣布：“军队返回军营……接[12]受共和国总统和合法政府的管理。”1954年9月，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虽然只有40%的选民参加投票，但此次选举仍然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次自由选举。选举结果表明叙利亚的政治力量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传统政治势力开始衰落，人民党和国民党影响力大幅下降；其次，新兴左翼政党和中间独立派力量增强并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较多席位，如复兴党和阿拉伯社会党合并后力量大为增强，在选举中赢得22个议会席位，哈立德·阿兹姆领导的中间派获得38个席位。1955年8月，叙利亚举行总统选举，舒克里·库阿特利当选。库阿特利在埃及流亡期间与埃及军方建立了紧密关系，他能够赢得总统大选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他得到了埃及的支持。特别是，埃及总统纳赛尔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军火协议，打破了西方的武器禁运。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战绩又使纳赛尔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叙利亚国内的泛阿拉伯主义也迅速发展，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似乎成为解决叙利亚政治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叙利亚疏远英美等西方[13]国家，拒绝加入美国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试图与埃及实现合并，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梦想。
埃及起初对叙埃两国的合并持保留态度，纳赛尔一度拒绝复兴党[14]关于两国合并的提议，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复兴党把目光转向军队，寄希望于通过军队的力量实现两国合并。复兴党成员、叙利亚外交部部长萨拉赫·比塔尔认为，只有军方有所行动才能迫使纳赛尔接受与埃及的合并，于是鼓动军队中的复兴党成员对此予以推动。叙利亚军队成为推动叙利亚与埃及统一的主导力量。1958年1月12日，在没有告知叙利亚政府的情况下，叙军队总参谋长比兹里率领14人组成的军事代表团访问埃及开罗，就叙埃统一问题与埃及进行谈判。比[15]塔尔为复兴党成员，极力推动阿拉伯统一。埃及总统纳赛尔在谈判中提出苛刻的统一条件，即两国完全统一，包括解散叙利亚所有政党，叙利亚军队完全退出政治活动。比塔尔对于埃及的主张不完全赞同，他希望以邦联的形式实现两国统一。但叙利亚军方其他代表支持纳赛尔的主张。叙埃谈判在叙利亚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和总理阿萨里对军方绕开政府的行动十分不满，认为与军事政变无异。叙利亚议会则支持叙埃统一。国内舆论使库阿特利感到他们别无选择，于是被迫同意军方的行动，否则国家将有陷入动乱的危险。1958年2月1日，叙埃两国共同宣布“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下称“阿联”）成立。
不难发现，军人在“阿联”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官政府形同虚设。就深层而言，这表明阿拉伯主义，尤其是主张阿拉伯统一的复兴党已对叙利亚军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前者试图通过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寻求解决叙利亚乃至阿拉伯世界政治发展的问题。然而，这种尝试同样未能成功。“阿联”建立后，叙利亚军队退出政治领域。但埃及却开始排挤叙利亚人，打压叙利亚政治领导人和军官，政府要害部门也都被埃及人控制。从1958年3月开始，埃及人首先清洗了军中有威望的军官、共产党人，接着是进步人士，然后是复兴党及其支持者，最终任何反对“埃及化”的军人都被清洗出军队，甚至连叙利亚为巴勒斯坦培训的75名巴勒斯坦军人也被清洗。此外，埃及还废除了叙利亚的征兵制度，解散了叙利亚空军，并将叙利亚军事学院与空军学院转移至埃及。据统计，叙利亚与埃及合并期间，约2800名现役和非现役军官被解职、调离，军官人数减少一
[16]半。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埃及军官被任命为叙利亚军队的领导人。
埃及的这些举措严重伤害了叙利亚军人的感情。叙利亚军人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认为在叙利亚的埃及军官事实上就是秘密警察，其任务是监督叙利亚的同僚。一名叙利亚将军抱怨道：“在合并期间，埃及军官几乎都行事傲慢，觉得他自己就是贾马尔·阿卜杜拉·纳赛尔，[17]叙利亚军官士气如此低沉，他们一直寻求脱离埃及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复兴党军官建立秘密组织，策划发动政变以脱离埃及。与此同时，埃及在叙利亚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也严重侵害了叙利亚大地主与大商人的利益。他们对埃及的统治十分不满。1961年9月28日，在叙利亚地方集团的支持下，大马士革的逊尼派陆军中校阿卜杜勒·卡里姆·纳赫拉维发动政变，驱逐埃及官员，废除国有化[18]和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告解体。政变后，纳赫拉维将“阿联”时期担任大马士革工会总书记的库兹巴里扶上了总统之位，组建了由国民党、人民党、商人、律师组成的临时政府。纳赫拉维表面上退出政坛，但是很快组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幕后监督临时政府。纳赫拉维军人集团保留《紧急状态法》，取缔政党，主张建立人民阵线以支持“革命的原则”，取消出版等自由，并拒绝数以千计的被“阿联”政府清洗的官员复职。（三）复兴党与“军政合一”体制的构建
1961年，叙利亚爆发军事政变，脱离“阿联”之后，叙利亚又回到了独立后政治发展的原点。1961年12月，在叙利亚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党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派，通过联合其他政党组建新政府。传统的城市商人和大地主再次回到了权力的中心，新兴的左翼力[19]量遭到排除。但这仍然未能解决叙利亚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左翼与右翼政治力量、“统与独”、军队与文官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各派的冲突十分严重，叙利亚政局动荡。1962年，叙利亚相继爆发了三次军事政变，其目标十分复杂，大致包括：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效仿希沙克里建立军人独裁政权，继续与埃及合并，等等。这些目标都与大商人和大地主的利益格格不入。这表明无论是军事独裁、阿拉伯统一，还是议会民主制度都难以使叙利亚政局稳定下来。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复兴党开始与军队结成联盟，逐渐形成了军政一体的制度，最终使叙利亚摆脱了政局的动荡。在“阿联”时期，叙利亚复兴党解散了在军队中的组织机构，许多军官被解职或调往埃及。部分驻埃及的复兴党军官不满自己的处境，相互之间秘密保持联系，希望把握时机恢复自己在军队中的权力和地位。在此背景下，1959年复兴党军事委员在埃及秘密成立。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立之初只有五名成员，他们全部来自少数教派，其中有三人是阿拉维派，两人是伊斯玛仪派。起初，军事委员会处于秘密状态，为了免受复兴党文职领导人干预和控制，保持自身独立自主，它甚至没有通知复兴党领导人。军事委员会这种少数教派的属性，以及对复兴党政治领导人的疏离，成为后来复兴党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
与复兴党政治领导人不同，军事委员会主张叙利亚脱离“阿联”。当“阿联”解体，军事委员会成员回到叙利亚后，他们又因其复兴党的身份而遭到传统政治势力的排挤，大部分复兴党军官被清洗出军队。于是，复兴党军事委员会选择与纳赛尔主义者合作，于1962年成立政变领导委员会，包括三名军事委员会成员、两名纳赛尔主义者[20]军官和一名独立派军官。该委员会的目标是推翻叙利亚政府。与此同时，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极大地激励了叙利亚复兴党。此时，叙利亚总理阿兹姆病重，多名部长离开内阁，叙利亚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复兴党夺取叙利亚政权的时机成熟。1963年3月8日，齐亚德·哈里里上校发动不流血政变，接管叙利亚政权。政变成功后，由军人组成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该委员会由20人组成，包括12名复兴党军官、8名纳赛尔派[21]及独立派军官。复兴党通过与军人联合夺取了叙利亚政权。
复兴党在经历“阿联”时期的打击后，其组织基础较为薄弱，成员不到500名。复兴党政治领导人与军人之间也存在芥蒂，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也缺乏独立的组织机构。故此，当复兴党军人掌控政权后，着力扩大自身的统治基础。一方面，复兴党军人开始与复兴党政治领导人合作，在保留军事委员会一定独立性的同时，将之纳入复兴党的体制中；另一方面，军事委员会也开始在军队中大肆扩张，清洗异己力量，以便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军队中关键职位基本由军事委员会成员占据，贾迪德出任军官事务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哈菲兹·阿萨德成为空军司令。他们利用自身的权力建立了一支复兴党控制[22]下的军队。
与此同时，复兴党成功地把其他军人集团从政府和军队中清除出去，实现了对叙利亚政权的完全控制。军队中首先被清洗的是纳赛尔主义者。纳赛尔主义者政变第三天就要求尽快实现与埃及的再次合并，并着手进行谈判。此举遭到复兴党军官的反对，并成功地将公投延期25个月。1963年4月下旬当纳赛尔主义者在阿勒颇发动叛乱抗议公投延期时，复兴党清洗了军队中47名纳赛尔军官，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复兴党政权借内阁中纳赛尔主义者辞职之机重组政府，[23]同时抓捕纳赛尔主义者的领袖。此后，以哈里里为代表的独立派军官成为清洗对象，哈里里在出访阿尔及利亚的途中被解职，派往叙利亚驻美国使馆担任武官。亲复兴党军官的阿明·哈菲兹成为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自此，复兴党成功清洗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和政府中的异己力量。
1963年，叙利亚爆发的“三·八革命”，使脆弱的议会民主制退出了历史舞台，复兴党通过与军人的联合最终掌控了叙利亚政权。这成[24]为叙利亚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叙利亚由此建立了军政一体的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最终也使叙利亚逐渐摆脱了政局动荡、军事政变频发的局面。然而，复兴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以阿弗拉克、比塔尔等为代表的元老派领导人出身城市的中产阶级，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反对军队干预政治，认为军队应该成为复兴党进行统治的工具，军官应该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相应职务。这意味着军队应当由复兴党的政治领导人控制。元老派还主张阿拉伯统一高于一切。以贾迪德和阿萨德为代表的少壮派军官大多属于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等少数教派，出身农村。他们的思想更为激进，强调社会主义[25]尤其是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同时，少壮派反对将阿拉伯统一放到优先地位，特别是反对元老派对于军队的控制。故此，由于所属的教派和社会阶层不同，复兴党两派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巨大差异。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两派尚能团结一致，但当复兴党剪除政敌、独揽政权之时，两者的联盟很快瓦解。1966年2月23日，少壮派军官萨拉赫·贾迪德、穆罕默德·乌姆兰、哈菲兹·阿萨德发动政变，囚禁阿明·哈菲兹以及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元老派成员，并将他们从复兴党中开除。[26]至此，叙利亚政权完全控制在复兴党军人手中。（四）阿萨德与“军政合一”体制的巩固
1966年，复兴党少壮派驱逐元老派之后，少壮派内部的矛盾又凸显出来。1966～1970年，复兴党内形成了贾迪德和阿萨德两派力[27]量。前者主张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后者的立场则相对温和，主张以叙利亚国内建设为主。贾迪德政府的激进政策造成了严重影响。叙利亚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激化了两者的矛盾。1970年，阿萨德发动不流血政变，派军队占领党政机构，监禁贾迪德等高级政治领导人。叙利亚由此进入长达30年的哈菲兹·阿萨德时代。
阿萨德上台后首要任务是如何解决叙利亚独立以来政变频发、政局持续动荡的问题。他严格控制复兴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活动，确保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阿萨德通过各种手段安抚军官集团及军队，防止军事政变的发生。正如一位叙利亚学者所言：“如果军队决意发[28]动一场政变，那是因为他们的需求被忽视了。”阿萨德提高军人的待遇并给予他们许多特权。军官享有丰厚的薪水、免费医疗、旅游津贴，以及各种各样的额外福利。阿萨德执政后，军队规模逐渐膨胀，国防预算逐年增加。1979年，叙利亚的国防预算已超过10亿美元，为预算总额的25%以上，军队的规模达到23万。军人是阿萨德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成为叙利亚政治、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因而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另外，阿萨德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巩固统治，组建了2万人的完全由阿拉维派构成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与其他部队互不统属，装备最先进的武器，直属阿萨德统辖。这支部队成为阿萨德维护个人及其统治集团人身安全、镇压反对派的中坚力量。1982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哈马发动叛乱，阿萨德出动的就是特种部队，仅用两周就平息了叛乱。
尽管阿萨德出身军旅，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权，但其统治却非一般意义上的军人独裁统治。他巧妙地将叙利亚的政治制度、复兴党以及军队结合起来，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在阿萨德治下，总统处于权力的中心，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组织和行政官僚机构成为阿萨德统治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独立，并相互协调、彼此联系，成为[29]调节社会内部冲突，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最主要的工具。军事安全机构主要由军队、警察、情报部门构成，该机构是阿萨德政权最忠诚的捍卫者，同时也是阿萨德争取支持、进行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1970年叙利亚武装部队只有8万人，到2011年现役人数达29.5[30]万人。军事实力在阿拉伯世界位列第三。安全机构及下属部门规模巨大、人数众多，人员主要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青年，从而客观上扩大了阿萨德政权的社会基础。阿拉维高级军官是军事安全机构的核心。他们皆为阿萨德的亲信，把持着最为重要的军事战略部门。逊尼派军官不足军官总数的1/4，而阿拉维派军官却超过军官总数的1/2，内务[31]警察和情报人员也大多来自阿拉维派。阿萨德胞弟里法特·阿萨德曾经是仅次于总统的二号人物，长期领导特防卫队。阿萨德的女婿阿德南·马赫鲁夫控制着总统卫队。另外，特种部队司令、情报局局长、第一师、第三师师长等全都是阿拉维派军人。除阿拉维派外，复兴党中非阿拉维派军官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对阿萨[32]德本人的效忠，并无独立的社会基础。例如，前总理阿卜杜勒·拉乌夫·卡塞姆和前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等。此外，阿萨德将复兴党改造为驯服的统治工具，其组织机构延伸到各种社会组织之中，从而扩大了阿萨德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同时，许多军界要员往往兼任复兴党的高级职务，军人在复兴党党员中的比例高达10%，这就保证了军队对复兴党的有力影响。
阿萨德通过军队的“复兴党化”，军队和复兴党的“阿拉维化”，使他成为军队、政党和政府的核心，从而解决了叙利亚独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军队与文官政府、军队内部、不同党派之间的严重冲突。这在客观上使叙利亚摆脱了军事政变频发、政局动荡的局面，政治局势渐趋稳定。阿萨德成为“叙利亚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控制军队，但却[33]又不被军队控制的政治领袖”。然而，阿萨德构建的复杂的统治模式本质上是威权主义的制度，他依赖自身的权威，以及对复兴党和军队的控制。20世纪末，阿萨德通过清洗军事安全部门以及政府中的元老为其子巴沙尔接管政权扫清了道路。2000年，阿萨德去世后，巴沙尔不仅继承了其父的职位，而且也继承了阿萨德构建的整套军政体系。
2011年3月，当阿拉伯剧变波及叙利亚后，叙利亚迅速陷入政治冲突和内战之中。可以说，叙利亚危机的爆发与阿萨德建立的威权主义的军政体系有着深层的关联。它使权力高度集中于复兴党尤其是阿拉维派和巴沙尔家族手中，但却使叙利亚的主体教派逊尼派阿拉伯人缺乏政治参与机会。当社会经济问题、政治参与及外部因素相互叠加时，叙利亚冲突便不可避免。因此，20世纪后期，阿萨德构建的“军政合一”的威权制度使叙利亚摆脱了政局动荡，但并未解决叙利亚政治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多元社会中构建民族国家的问题。可以说，当前叙利亚危机与内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源于叙利亚军政关系的长期积弊。另外，巴沙尔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危机中坚持至今也与叙利亚这种军政合一的体制有关。这种制度将党派的利益与教派、家族命运同一化，从而使巴沙尔政权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复兴党和军[34]队成为维系巴沙尔政权最重要的力量。总之，叙利亚冲突使复兴党“军政合一”的体制难以为继，叙利亚似乎又回到了独立之初政治发展的原点。二 叙利亚军人政治兴起的原因
叙利亚军人政治兴起的原因既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也有自身的独特性，可以说军人政治是叙利亚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产物，还是社会变革、民族主义诉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亨廷顿所说：“军队干预政治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它反映的不是军队体制在社会和组织方面的特点，而是社会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结构问题……这些原因并不存在于这些团体的性质上，而寓于社会的结构中，特别寓于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或软弱[35]之中。”（一）多元分裂社会的政治权威真空
二战后叙利亚仍是一个典型的多元而缺乏凝聚力的传统社会。[36]经济、社会、阶级、宗教、地区矛盾等相互交织，贯穿于叙利亚社会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在这种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中，传统的政治权威日益瓦解，新兴政治权威的力量尚不足以夺取统治地位，叙利亚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权威缺失或者真空状态。传统权威的式微使得政治秩序一片混乱，各种政治力量为夺取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和军队的内讧成为叙利亚政治生活的常态。叙利亚分裂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为军人介入政治提供了契机。军人集团成为动荡社会中最有能力收拾残局、改变社会现状的力量之一。1.复杂的社会矛盾
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叙利亚社会就已经被分割成许多相对封闭的阶层，它们之间还存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地区分歧和矛盾。占据统治地位的逊尼派阿拉伯地主控制着叙利亚的政治与经济，掌握着对农村人口的绝对统治权，后者则是整个社会中最贫穷、无地少地的佃农。两大阶级集团间矛盾相当尖锐。逊尼派大地主大多居住在城市，拥有大量土地，普遍通过分成制的租佃方式剥削依赖土地的农民。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地主有时拥有高达几百个村庄的土地，村庄居民则像中世纪农奴一样依附于地主，地主对农民具有事实上的[37]控制权。地主和农民具有契约关系。如果农民使用自己的种子、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他们能够获得收成的50%；如果农民只进行生产的话，只能获得收成的25%。在某些劳动力充足的地区，[38]农民的分成甚至只有16%。此外，农民还需要为地主提供家务劳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社会的分化。委任统治当局将大量国有土地和部族土地赠予城市商人、部族谢赫作为私人地产，农[39]民丧失传统的土地公用权，城乡社会的贫富差距随之明显扩大。独立初期，叙利亚绝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他们垄断国家权力，维护旧的土地制度，农民依旧处于贫困状态，游离在经济政治生活的边缘，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除大城市外，广大农村偏远地区仍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这种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为军人崛起和军人[40]干政提供了土壤。由于大地主和城市精英阶层不屑于参军入伍，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为维持生计，改变经济困顿的状况纷纷参军。例如，阿拉维人和德鲁兹人等少数族群就有很多人为改变贫困落后、地位低下的现状而加入军队。这也使军队对于叙利亚的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由传统商人、地主主导的政治体系极为不满，从而成为军队干政和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层动因。
另一方面，尽管逊尼派穆斯林人口构成总人口72.2%的多数，但民族、宗教的分裂现象在叙利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叙利亚社会由相互独立的家族、氏族、部族、宗派和村庄等传统社会组织构成。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宗族部落之外的个人不具有社会存在的功能。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他在所属特殊群体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叙利亚人不得不参加所属群体与竞争对手争夺水源、土地、房屋等必要资源的斗争。另外，内婚制、商品市场的缺乏，以及道路、电话、电报等的私人所有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群体的独立性。民族、教派认同上升为排他性的政治认同，成为叙利亚政治发展面临的尖锐问题。即便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未能弥合这种社会分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41]仪派等教派与逊尼派的冲突已十分严重。逊尼派阿拉伯人不仅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不同宗教信仰的基督徒，还歧视和迫害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以及其他什叶派。这些宗教少数派聚居于农村和偏远山区，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遭受逊尼派地主和商人的盘剥。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经常举行武装起义。
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委任统治当局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阻止叙利亚各民族群体、伊斯兰教派的团结，利用叙利亚在宗教、地域上的分裂局面维护其既得利益，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叙利亚不同派别的隔阂。在委任统治的20余年里，法国殖民者组建所谓的大黎巴嫩，随后又设立阿拉维区、大马士革区、阿勒颇区、德鲁兹区和亚历山大勒塔特别区，并将这些地区命名为“国家”，后来又将大马士革区和[42]阿勒颇区合并成为“叙利亚国家”，试图以此削弱叙利亚的国家认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独立之初，叙利亚在很多方面还不是一[43]个民族国家和政治共同体，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叙利亚社会的分裂为军人干政提供了机会。2.激烈的政治斗争
叙利亚的社会结构亦在政治领域有所反映，即混乱的政治生态和政府管理。叙利亚社会的异质性和分裂导致政治形势的动荡。政治领导人属于一个由大地主、商人、个体经营者组成的上层阶级。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构成了叙利亚社会中传统的城市精英。他们在法国人撤出后没有能够建立起统一的政治秩序，主要是因为他们所获得的政治支持的区域性限制及其支持者的特殊利益。他们的权力基础更多决定于其能否利用家族、血亲、种族、宗派和地区的支持，而不是来自于全国性的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叙利亚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个人政治、家族政治和教派政治，政治领导人因地区、个人因素发生分裂，议会和内阁沦为家族精英集团的俱乐部。政党沦为这些势力集团的私人附属物，而不是制度化的组织机构。每个势力集团都建立了自己的区域政治基础。例如，人民党的社会基础是北方的阿勒颇，国民党则是南方大马士革政治精英的代表。两大党代表的是地方利益，二者斗争结果就是国家政治中心虚弱不堪，政治精英严重分裂，传统政治权威日益瓦解。
旧的政治结构随着叙利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逐渐瓦解。叙利亚独立后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激发了叙利亚人的政治参与意识。由现代化催生的新的社会群体，如知识分子、律师、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师和学生等，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改革传统的寡头政治、进行社会改革。但是传统政治精英们并不愿意满足新兴社会阶层的要求，因为那样做必定会对他们的地位形成冲击。同时，在传统政治系统中也缺乏能够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和机构。在既没有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44]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当青年人谋求改革的愿望以及争取政治参与受挫时，他们转向宪法及体制外寻找发泄不满情绪的途径，求助[45]于激进的在野政治精英和政治组织。他们纷纷加入那些主张社会改革，倡导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新兴激进政党，例如复兴党、阿拉伯社会党等。这些新兴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1953年复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后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于是，当激进团体不断汲取这种不断增长的重要资源挑战传统秩序时，那些老旧政党——人民党和国民党因其狭隘性、相互对抗和组织不善而日益衰落。
总之，独立初期，在叙利亚缺乏有效政治制度的多元分裂社会里，权力是支离破碎的，政治权威不复存在。政治化、现代化了的社会团体为争夺权力各显神通，但是不管哪一种政治组织都无法单凭自身的力量获得社会公认的权威。由于和其他政治团体组织相比，军队干预政治的手段具有直接性和有效性。因此，一些政治团体开始从军队中寻找突破口，在军队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组织，争取军队的支持，军队逐渐随之政治化了。3.叙利亚政府软弱无力
1946年独立后的叙利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诸如经济贫困、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叙利亚急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解决殖民统治遗留的问题，进行社会整合、推行经济改革、稳定社会秩序。然而，议会民主制度作为叙利亚继承的“殖民遗产”在叙利亚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西方式民主政体或其他现代化政体作为上层建筑，与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承不相适应，也与现代化初期阶段的要求不相符合，这是导致[46]军人政变改变政体的重要因素。”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叙利亚独立后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许多阿拉伯国家一般都是经过与帝国主义或者封建统治者长期复杂的斗争后，才逐步确立起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由于民族主义者的努力争取和法国人的刻意移植，叙利亚在独立之前就已经拥有一套不算完备的西方式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因此，不仅叙利亚民族主义及党派在政治上具有超前性，而且叙利亚的政治制度也具有超前性。[47]这种超前性与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水平脱节，必然与其落后的经济形态产生碰撞和冲突，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扩大了叙利亚社会的分裂。传统民族主义党派继续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1947年7月，叙利亚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大选并组成了以国民党为首的政府。选举前夕民族同盟分裂为国民党和人民党，两党的政治纲领并无明显区别，分裂的主要原因是部族、家族和地域利益的冲突。其他新兴政党也都带有地区、家族以及宗派色彩。除复兴党外，叙利亚各政党基本都是传统势力集团结成的松散政治组织，没有统一完善的纲领和组织系统。统治者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滥用职权，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名不副实。
议会民主制造就了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对内既不能为国家发展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对外又不能很好地消除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对叙利亚的威胁。政治活动中充斥着无原则的权力斗争。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尚未形成就已夭折，有的即使已经形成决议最后也没有得到执行。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政府难以运作，内阁更迭频繁。据统计，从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内阁更迭[48]20多次。以1949年政变前叙利亚国内形势为例，民族党政府上台以后一直无力解决独立后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1948年，叙利亚军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杰米勒·马尔丹政府在人民党的指责下倒台。随后哈西姆·阿塔西出面组织政府，同样难以协调各政治派别的利益冲突，无法弥合它们之间的分歧，分别在几天后宣告组阁失败。临危受命的阿兹姆虽然组阁成功，但由于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协商美资石油公司的管道工程项目，招致民众和议会的强烈反对。叙利亚政治局势在各种矛盾中艰难前行。
软弱和无能的政府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口实。尽管政治家不接受军人统治，但他们也赞同军队的政治活动，鼓励军官参与政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军人能够进行良好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军官集团能够提供一个能力出众、忠诚果断以及强有力的领导者。脆弱的议会民主政治以及强烈的地域、种族和教派关系不利于具有国家视野的[49]政治领导人出现。于是，他们期望军队中可以产生这样的人。叙利亚军队正是在这种政治衰朽、外患加重、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逐步激进化并走上政治舞台的。（二）叙利亚军队固有的属性
在西方政治实践中，军队是一个职业化的团体，军人在政治上应该保持中立。首先，军队要非党化，军队不能被个别政客、政党或者权力机构把持，从而成为其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其次，军队要专注于自身的专业技能而不介入政治活动。最后，军队只能听命于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这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制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然而，叙利亚继承了西方的“殖民遗产”，却没有得到西方制度的精髓。由于叙利亚社会、政治具有的独特性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叙利亚军队在社会分裂和政治混乱的大环境下不可能独善其身。叙利亚军队对于政治、政党活动的参与便不可避免。1.军队的激进化与政治化
叙利亚军人的激进化与政治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50]独立以来，叙利亚政府对建设和强化军队十分重视，不仅改组了军队的组织结构，装备几乎全部更新，军官的遴选和培养体系也发生[51]重大变化。可以说叙利亚军队已经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性较强的现代化职业军队。亨廷顿认为，在一个普遍政治化了的社会中，[52]军人干政只是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叙利亚军人干政是对叙利亚国内社会的变动，以及政治动荡的回应。叙利亚独立后，随着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推动，中产阶级以及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意识开始萌发。与之相应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化。叙利亚军队征兵以及霍姆斯军事学院等军事院校向全社会开放，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纳入军队。这些新军人大多来自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军官团中的新兵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精英，与现存的政治系统没有利益关联，被排斥在权力集团之外，没有合适的途径表达自己、群体的愿望和利益诉求。中产阶级的社会背景与职业化军事教育，赋予军人的并不是传统的保守观点，而是某种程度上现代化的集体主义的思想倾向。在社会变革愿望的激励下，官兵们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政治观点日益激进。
另外，叙利亚是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才着手建设军队，没有其他国家那种较长的军事传统，军人极易受到各种激进意识形态和政治团体的吸引，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改革主义思潮。这一时期叙利亚政党政治比较活跃，尤其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政党，如复兴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它们在军队中的活动频繁，很多青年军官深受影响。复兴党激进的政治主张对那些试图以现代民族主义构建政治体系的年轻军官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阿拉伯社会党领导人胡拉尼就非常重视发展与军队的关系，并赢得很多军官的拥护。1945年5月，他曾和一些叙利亚特种部队军官一起发动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行动，并成[53]功占领和守卫哈马要塞。各政党在军队中的活动促使军队逐步地激进化和政治化。2.少数派族群占据军队的主导地位
叙利亚军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少数族群在军队中占主导地位。叙利亚军队的主体由阿拉维人、德鲁兹人、伊斯玛仪人、库尔德人等构成。在叙利亚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并不把入伍从军看作获取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职业，大马士革以及阿勒颇的逊尼派上层社会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军事学院。很多穆斯林家庭认为军事院校是二流学校，因此上层社会的子弟多从事文职工作。这一方面源于上层社会崇文重商的社会传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军队主要来自社会的中下层。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为镇压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委任当局有意从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等宗教少数派及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族群中招募军人，组成“特种部队”。法国殖民者组建了8个营的叙利亚新军，其中竟有3个是阿拉维营，其他部队中也大量充斥着为主人服兵役的阿[54]拉维人，叙利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阿拉维派的军队。当叙利亚独立后，作为少数派的社会群体在军队中却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叙利亚独立后，霍姆斯军事学院向所有民众开放，没有阶级、阶层、族群等差别，不收任何费用，每月还向每个学生提供一定津贴。这些举措为那些缺少社会晋升机会的寒门子弟提供了机遇。许多中下层子弟特别是农村青年进入军事学院学习，谋求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虽然也有逊尼派子弟加入军队，使军队中的宗派比例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一般士兵和低级军官仍以出身农村的少数派青年为主。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其他少数派别在军队中的比[55]例远远超过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由此可见，叙利亚军队在构成上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官兵多为农村出身，二是主要来自宗教少数派。叙利亚军队这种特殊的阶级、宗派、族群背景，使它比其他政治团体更了解人民的疾苦，更能反映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诉求，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他们出身农村，但是在军事院校和军营中接受教育又使他们构成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军队因此成为联系农民和中产阶级的纽带，它与农民阶层的天然联系在中产阶级发动农村力量进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少数派军官能够成功夺取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3.巴勒斯坦战争对军队的影响
1948年5月1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包括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等国的阿拉伯军队相继参战，并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干预，阿拉伯军队先胜后败，被迫签订停战协议。叙利亚军队成为唯一没有在此次战争中被击败的阿拉伯军队，并占领和控制了呼勒湖和太巴列湖之间的三小块区域。但是局部的胜利无法改变战争最终惨败的结局。战争的失败对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极为广泛的影响，“甚至是最细微的政治经济问题都渗透着这一事件的影响”。[56]对年轻的阿拉伯官兵来说，战败是一种耻辱，它标志着埃及和叙[57]利亚的原有政治体制开始走向终结。在埃及，自由军官们用四年时间筹划和实施政变，扫荡了国内旧秩序。叙利亚军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军队将领们带着屈辱回到国内，抨击国内腐败的政治制度，指责政治家们要对战争的失败负责，并要求就失败的原因展开调查。巴勒斯坦战争彻底改变了阿拉伯军队的性质。他们像其他地方的军官一样开始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荣誉感，为此他们不得不进入政治领域，通过军队的力量来反对政治集团。叙利亚军队特别是军官集团迅速转变为一个政治意识空前强化的政治团体。（三）国际及地区政治的冲击
叙利亚西邻地中海，位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之间，地处肥沃新月地带的中部，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区，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这种特殊地位使叙利亚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大国争夺和控制的重点目标。叙利亚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军队不可避免会受到国际、地区形势的影响和渗透。1.大国对叙利亚的争夺
二战结束后叙利亚虽然获得独立，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控制。战后，英、法实力受到严重削弱，逐渐退出中东，但仍以各种方式最大可能地保持在叙利亚地区的既得利益。在美苏对峙格局下，叙利亚在美苏冷战以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等周边强国角逐的夹缝中挣扎。
叙利亚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长期动荡不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
[58]益。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一方面向中东渗透以填补英法撤退后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削弱和阻止苏联在中东影响的扩大，打击地区强权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第四点计划”、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9号决议，第5428号决议、“艾森豪威尔主义”等有关中东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并不是专门针对叙利亚，但其基本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国家。为防止叙利亚倒向苏联，美国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叙利亚政治。由于美国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偏袒以色列，叙利亚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美国“阿美石油公司”管道工程项目迟迟得不到叙政府的批准。经过多次谈判无果后，美国政府失去耐心，授权中情局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在叙利亚策划军事政变，建立亲美的新政府。美国中情局在大马士革的站长迈尔斯·科普兰和驻叙武官斯蒂芬·米德开始接触叙利亚军队中的右翼军官，叙总参谋长扎伊姆成为他们争取的主要目标。此后，米德与扎伊姆先后进行了6次秘密会晤，商讨政变问题。科普兰曾在《国家游戏》一书中称，美国人组建了一个“政治行动小组”，帮助扎伊姆策划政变。这个小组还将扎伊姆称为他们的[59]“美国男孩”。
最终，美国中情局的秘密行动促成了1949年3月的扎伊姆军事政变，打开了叙利亚军人政变之门。为围堵苏联，美国又在1950年和1952年筹组“中东司令部”和“中东防务组织”，并计划把叙利亚纳入其中，但两计划相继夭折。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重新拼凑围堵苏联的中东军事联盟“北层联盟”，并最终于1955年建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一举动遭到了叙利亚的强烈反对。为迫使叙利亚改变立场，美国联合土耳其进行武力威胁。然而这些行动却激起了阿拉伯人更加强烈的反美情绪，驱使叙利亚进一步左转，更加亲近克里姆林宫。[60]为遏制这一趋势，1956年美国决定对叙利亚实施“散乱行动”，基本内容是利用土耳其、伊拉克在外部进行武力威胁，美国中情局则诱导叙利亚国内的亲西方军队发动政变。但是随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散乱行动”随之夭折。美国秘密干预叙利亚政治的活动事实上加强了复兴党和左翼军官中的反西方和反美力量。1957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后，遭到叙利亚的公开反对，为迫使叙利亚改变立场，美国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在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后，美国开始策划“徽章行动”。美国官员斯通试图用金钱收买叙利亚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但是佯装被收买的叙军官密报政府。阴谋暴露后，叙政府驱逐了3名美国外交官，叙美关系恶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直接影响冷战背景下的苏联[61]中东政策。杜鲁门“第四点计划”及“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后，由美国导演的反苏反共浪潮反而加速了苏联对中东的渗透。苏联力图通过扶植盟友、慷慨的援助，挑拨、破坏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以达到美苏均势的目的。外部因素诱导叙利亚军人干预政治的情况，直到1963年复兴党掌握政权后才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叙利亚军事政变虽然说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总的来说外部因素不可忽视。1963年复兴党上台后，军人集团干预政治的原因多源于复兴党及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发展道路之争。2.地区政治的影响
英国叙利亚问题专家、著名记者帕特里克·希尔曾在其著作《对叙利亚的争夺》中讲述了1945年至1958年的阿拉伯政治。正如题目所暗示的那样，他认为任何试图支配中东的当地大国或者域外大国，[62]都必须控制中东的核心叙利亚。
一方面，叙利亚面临的安全难题客观上需要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前线国家之一，叙利亚直接面临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军事上长期与之处于对抗状态，随时都有受到以色列进攻的危险。险恶的外部生存环境使叙利亚认识到必须拥有一支强大实力的武装部队来抵御以色列，因此将军队现代化、提高其战斗力视为保证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这种一定意义上的“先军政治”使叙利亚军队具有较强的政治能量，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自然有所提高。一旦对外战争失利，军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高涨，对现有政体形成冲击。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就是叙利亚1949年第一次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埃及、伊拉克等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霸权都将叙利亚视为重点争取的对象。叙利亚时常陷入两者的斗争之中，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军队中也相应出现了亲伊拉克派和纳赛尔的追随者，两派斗争也增加了军队的不稳定性，一旦斗争激化很容易造成军事政变。地理因素决定了伊拉克对叙利亚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以来，为争夺中东霸权，伊拉克就一直试图把叙利亚纳入[63]一个由自己主导的“肥沃新月”联盟中。另外，叙利亚是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石油管道的必经之地，鉴于伊拉克南部出海口十分狭小，这条输油管道的安全关乎伊拉克的经济命脉。因此，伊拉克一直希望在叙利亚建立一个亲伊政权为自己的地区利益服务。但是由于伊拉克的亲西方立场，叙利亚和它的关系并不友好，伊拉克多次参与颠覆叙利亚政府的政变。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纳赛尔的声望在阿拉伯世界如日中天，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纳赛尔也十分重视叙利亚。长期以来，纳赛尔努力将叙利亚控制在西方影响之外，并在叙利亚军政部门培植亲纳赛尔的复兴党人和军官。1957年，叙利亚面临国内外困境，迫使其日益加强与苏联的关系，这也是纳赛尔不愿看到的。在复兴党和军方代表的劝说下纳赛尔同意埃叙两国合并，建立“阿联”。“阿联”解体后，纳赛尔又号召叙利亚国内的亲纳赛尔军官推翻政府，建立埃及式的革命政权。叙利亚国内纳赛尔派军官一直具有较强的实力。三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主要特点
比较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军队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存在，军队的发展变化对国家的现代化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某些国家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土耳其和埃及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具有过渡性、非制度性、对抗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军人政治在不同国家所呈现的特点与作用也不尽相同。就叙利亚而言，军人政治反映了叙利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及其变迁历程。（一）军队派系斗争激烈、政变频繁[64]
叙利亚军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不同于埃及军人政治精英，叙利亚军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团体，容纳了来自叙利亚各个民族、宗派、地区、阶级、部落的成员，来自社会底层的穷困子弟与富有而有权势的家族子弟拥有相同的升迁机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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