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桑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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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试读：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一

人生苦短，转眼已是耳顺之年。虽然按照如今的算法，仍在壮岁，毕竟不如少年时来日方长的无忧无虑，却一如既往地满怀学术的热情与向往。记得读博期间，业师年满花甲，在弟子的眼里心中，已是纯然长者风采。如今在门下士看来，自己的形象或许亦相仿佛，只是内心浑然不觉老之将至。

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昙花一现者多，几度辉煌者鲜。中国不仅历史长，而且文化一脉相承，所以史料甚多，史学较精，在中国治史尤其是治中国史，是对学人的一大考验，同时也是一大幸事。

屈指算来，尚待完成的计划为数甚多，在编拟编的大型资料和编年系列各有十数，在写拟写的专书还有数十，而且常常触类旁通，生发出许多预想以外的新枝。如果不从现在起就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势必抱憾终身。学问始终是令人遗憾的事业，尤其是史学，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等到功力见识皆备之时，已是去日苦多，时光不再。治学总体上说当然是层垒叠加，后来居上，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喧嚣声中，不知有多少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才人的远见卓识被时光埋没。

缩短战线，并非如陈垣所说，减少时段与方面；而是如陈寅恪所为，不与人无谓争论，减少应酬，不好为人师，不争闲气。概言之，舍弃俗物牵挂，全力以赴，潜心著述，以待来者。顾颉刚少年成名后曾经慨叹，出名前穷死，出名后忙死。前者如今已经不成问题，后者却是扼杀无数才俊的陷阱，与鲁迅说的捧杀有几分近似。广州僻处岭南，应酬有限；极少担任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免去劳而无功的审议和光怪陆离的人情；遵循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无须江湖，不必乡愿。除了气候不宜居之外，正是孤往治学的理想所在。加以学问的兴趣广泛，空间足够，可以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所谓真理不辩不明越辩越明之说，在抽象思维领域作用不小，而在史学研究领域，至少就近代以来的实际进程看，历次论战所导致的著述井喷，固然在引起广泛关注方面颇具影响，可是对于学术的实际推进，不仅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适得其反。网络时代，读书治学，更要注重孤往，因为坐拥书城，绝非难事，即使归隐林泉，只要能够上网，与身居闹市相比，也不过少了喧嚣和嘈杂，反而有助于专心致志。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潜心读书更加重要，单凭检索关键词做出来的学问，只能是浅薄的时髦。

命运因缘，冥冥之中一线相牵。少年时到过的桂林良丰雁山公园，不仅曾经做过清季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园子，还与不少民国学界胜流有缘。1932年，广西省政府在此创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1935年1月，胡适南下，曾到此一游，还以附近有相思江、岩边有相思红豆树，为园中的岩洞取名“相思洞”。后来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1942年，陈寅恪一家在热心之士的帮助下，从沦陷的香港脱险。因为担忧身体无法适应西南大后方的环境，陈寅恪滞留桂林，便在广西大学临时任教，因此与从来礼让的傅斯年就去留问题发生分歧，产生隔阂，埋下不愿远走海峡彼岸的心理伏线。

小时候居住的奇峰镇，与良丰墟由相思江一水相连。只是当时全然不知这许多故事，如今也不必自续出来一段前缘。同一条江流淌着不一样的水，就好像民国学界的取向与风气不仅五花八门，而且随时流转。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自信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而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许还相当隔膜，因而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时下每每听闻标举称引民国学人及学术不能得当，心中总感到几分异样。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人赵翼的名句不仅能够说诗，也可以转而论学。只是意思有

二

平心而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除了当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1]有层出不穷的风潮。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

三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在“某籍某系”的协助下，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也为大学与当局的冲突不断添加助力。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配合国民政府的集权统一，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与现在颇有些滑稽的去行政化背道而驰，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如果以水平线以上的成果进行比照，得出普遍不如现在的结论也不算过分。

不过，民国学人仍然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遑论超越。况且当时的乱象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混饭吃的手段伎俩，在坊间或有盲从，在学界却口碑不佳、风评甚恶，连官场也未必以为然。那时学界对于高明还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也有一旦下海无法从良的戒惧，除了无知无畏和有意出位，一般不敢恣意妄为，否则很难在学术界容身立足。

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正所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何须勤拂拭，不使有尘埃”。

本来学问只是少数有志者的兴趣，如果广泛参与，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些所谓方法范式能够流行，显然不是因为高明，而是简单易学，以致众从。说到底，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有需求者提供方便。民国时期，那些面向青年和大众的学问，还有鼓动思潮的作用。当年胡适许愿中学生也可以整理国故，未必是存心蒙人，而是史无前例，又多少有几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唱了些等而下之的高调，贻笑大方。所以，要追仿古今中外的贤哲，必须心向极高处，而不以时流为准的。二

认识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一环，是了解把握学人之间言行的关联性。关于此节，坊间学界有无数的困惑，各种认识和说法彼此相歧相异甚至相反。就作品与作者而言，钱锺书说过吃蛋不必看鸡，所论是文学，而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就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作者的原意，由读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进行二度解读。就原典与注疏而论，章太炎主张“凡书皆需看白文无注之本”，钱玄同开始不以为然，后来醒悟，知道“经义贵就白文细玩，注疏虽有时足供参考，然若字字点看，则徒乱人意，如章太炎师之于《说文》、廖季平先生之于群经、诸子，其所发明之精义皆由涵泳白文而得，全不似吴学末流、书院课艺之专务盘旋于许、郑、段、王之胯下也。……中国学问皆出于经，经义不明，则神州哲学无从讲求，而汉、唐、宋世之前注，则发明经义者少，[3]胡说乱道者多。不究白文，无从治经也”。

受误解类似说法的影响，或以为研究学术，应直面文本，不必纠缠于学者本人的生平活动及其交游等，甚至不必追究与同时代其他相关文本史事的具体联系。可是，一味望文生义，就难免穿凿附会，如果研究者对于这些活动、交游和联系洞悉于心，解读文本时则会成为涵泳白文的重要凭借。这样的看法原以为仅适用于思维具体的中国，而近年的研究显示，一生活动范围不超出居处一百公里的康德，其著作也是在与前贤乃至时流对话，思想并非仅仅活跃于抽象的逻辑世界。此说若属实，则比较参证的适用范围还会扩大。

既然表达思维的著述不是作者的自言自语，影响其思维和表述的时空人事等等因素就理所应当地成为帮助解读文本的重要参照。历史研究的六个W，即What、When、Where、Who、Which、Why，不仅同样适用于思想学术史，而且更加重要。杨树达解经，须以相关事实和其他典籍相互参证，才能明圣人之言行；欧阳渐治内典，也要由俱舍宗而俱舍学，否则难以领悟教义。他们都是高人，且是行家，尚且无法直面文本通晓本义，其余一般所谓研治思想学术史者，若是盲目自信，就有妄自尊大之嫌了。多数直面文本的解读，不是断章取义的妄解，就是生搬硬套的附会，所说于本意相去甚远，于前人相当隔膜。说是叙述历史，实则吐露心迹，外行看了觉得热闹，行家看来，不过横通之论而已。

记录学人言行的，除了直接材料外，还有间接材料，即使从类型上被归为直接材料的，如日记、书信、档案等，也包含大量间接性的记述，未必都能作为直接证据。而作为证据时，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应当比勘互证，不能轻易取舍。将有此说当作唯有此说，就会偏信则暗。以个人的经验，但凡并非真由本人署名的文字，网上不必论，辗转传闻而来的或道听途说，或穿凿附会，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由发布者自造，连个人的博客也是他人代为制作的，与本人毫无关系。媒体公开报道的文字，也很少属实。如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某著名报系所载在下的言论，或无中生有，或颠倒黑白，或背信弃义，无一为本人旨意。若是失察，引入正式论文，难免有轻信媒体可以守住道德底线之嫌。尽管今日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普遍而言或许尚不及以前，可是近代中国自有报刊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舆论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及分别，早已是治史取材验证必须讲究的重要环节。凡事不经验证，很容易上当受骗。

学人言行的关联性如何认定，更是一大难题。近代以来，虽然引入西式的学术批评，学人可以指名道姓地点评人物著述，可是好用此法者多为后进新锐，高明者一般不愿公开臧否人物及其文字。1922年3月，梁启超到北京大学演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不愧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竟然认为梁此举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除了在日记书信等私密文字中的坦白以及私下言谈的直率之外，学人公开发表的文字里更多的是古典今典之类的隐喻曲笔甚至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如果不能解今典通语境，虚实互证，一味望文生义地猜来猜去，很容易流于牵强附会。

同样以在下的经验，坊间学界关于本人著述的解读，除了别有用心的诛心之论，大都难免凿空逞臆，自以为是。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却硬指为“我说”、“我认为”的意思，其实多是解读者“他说”、“他认为”的想当然耳，与鄙意相去甚远乃至截然相反。或者对号入座，未免自视过高，其实未必入得他人法眼。而学术对话的言说对象，除了古今中外的贤哲大家，应是所研究的问题。即便公开发表的论著，依照惯行或格于时势，总有些留白之处，作为文心诗眼，检验人我的眼力意境。凡此种种，相关的评议文字言论，无论臧否，大都隔膜，偶尔正中下怀、深获吾心的，自然感到喜出望外。

学术要不要影响社会和时势以及如何影响社会时势，是近代中国知识人相当纠结的两难之事。这在此前本不是问题——学以致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出为良相，退为良医，虽然进退不易，却也两宜。近代以来，受为学术而学术的新观念影响，以及

四

与之相关且同样令不少人感到困惑的，是学术著述能否以及如何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问题。学术为二三素心人的志业，往往曲高和寡。所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可遇而不可求。虽然今人追求社会平等，但暂时还无法改变文化分层的现实。例如，希望民众都读《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来认识三国的历史，只能是美好的愿景和幼稚的奢望。正如画家生前身后的境遇差若天渊，并不改变其画作的价值一样，学人首要关注立说能否传得久远，而不必苦恼著述是否看的人多。民众喜闻乐见与否，不应作为学术标准。可是，近代学术成果大都由大众传媒加以传播，刊物也好，图书也罢，都要一定的销量才能维持。陈寅恪就曾经因为《学衡》销路不好而建议吴宓停刊。而受众的喜好，与媒体的导向密切相关。在迎合受众与坚持学术本位之间，坊间与学界的沟壑日深，分歧益大，媒体对此难辞其咎。

钱穆的时代，学术与思想虽然开始分离，毕竟没有完全对立。不至于一旦享有时名，便往往有损于学术清誉。一般而言，社会影响大的思想大都负贩舶来的陈货，多数是言人所不敢言，而不能言人所不能言。与之相应，是否畅销与学术价值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一旦流行就难以免俗，学人因此在影响社会与改变自我之间变得越来越无所适从。其实，所有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都是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的，要把历史叙述得生动有趣、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收放自如，并非难事，这也是历史始终为大众所关注并且吸引大众的要因。只是受众程度不一，言说对象有小众大众之别，因而出现分层，叫好与叫座明显反差。在大众以为好，小众就未必认可；反之，小众举为标的，大众则往往莫名所以。学人大可不必为究竟是写《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而纠结不已，从心所欲即可，只是必须坦然直面，不要混淆彼此，明明写的是演义，硬要贴上正史的标签，令人怀疑其眼界还是模糊，心底依然忐忑。同时，媒体也不必越俎代庖，自诩代表民意，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与实情尤其不合。

大众式的历史叙述常常不得不加入许多非历史的因素，如假设、玄想、比附、揣测等等，若非如此，断简残片的史料不易连缀；而繁复的论证考辨很难为大众所接受，因为史家总要在诸如此类的地方表示质疑，提出新证，得出别解。一般受众对于不厌其详的专业性考究，缺乏耐心和解读能力，以为无关宏旨，殊不知这些琐细往往可以连缀成完全不同却更加近真的历史拼图，使得一切似是而非的精彩黯然失色。有鉴于此，学人不必在意现世知音的多少，真正的考验，在于面对古今中外贤哲的慧眼。三

大学无疑是培养人才之地，如果大学始终教不出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难免引起普遍焦虑。其实人才的标准有多种，并无一是。什么是人才，各自的判断有别，人尽其才与养成优才，理念各异。按照一成不变的评价体系，衡量不出人才大概是常态。符合各类指标的人才，也不过是与指标相当而已，以此为准，等于承认指标的高明。可是，即便并不轻视所评出的人才，也几乎异口同声地不以指标为然。

教师很重要的本事之一，就是不拘一格，发现学生各自不同的天赋异禀，并由学校提供适合其生长的环境条件。接下来老师的作用，充其量就是引导启发而已。各式各样的科学化标准，说到底是不相信教师具有评判的能力和人品。按照标准化的指标所取得的优才，大都并非治学所需的真才。能够满足各项指标者，除少数例外，多数不过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凡夫俗子。

指责大学不重视培养人才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说大学片面强调科研，忽视教学。言下之意，讲课是培养人才，科研不过是谋取职称的手段，所以讲课才是为学生，研究则是为教师自己。于是以为大学老师主要应该讲课，甚至只考察讲课的效果如何，作为教师是否尽心本职的硬指标。这不仅有违教育原理，也有异于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实际。蔡元培当年执掌北京大学，实施多项重要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教师不能一味照章讲授，必须有专门研究。他告诉北京大学的学生：

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4]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

经过努力，北大里面只会照本宣科地讲课的中外教员少了，教员必须做研究，并且不断将研究所得带入教学，尤其要言传身教，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研究引发学生自动研究的兴趣，进而加以引导。离开教员的研究，这一切都谈不上。大学教书，教师有学问，怎么教都行，没有学问，怎么都教不好。传声筒留声机般的讲授实不可取，即便用心教学，没有研究作为基础，也只是将教科书或讲义的现成知识讲得好听而已，甚至为了吸引听众而不得不讲些哗众取宠的横通之论。试想，老师不做研究，没有学问（这与发表与否、发表多少未必直接相关），如何能够教学生学会思考和研究？那些老生常谈和夸夸其谈，多半都是误人子弟。学生学不到东西还是小事，将学生教到不能再教的地步，才是害人不浅。

即使学生喜欢听，也不等于就不是灌输固定知识。以学生喜欢与否作为教员讲课好不好的尺度，看似外国经验，却未必先进。虽然私立大学开课吸引学生与收费相关，对于粉丝无数的讲者必须另眼相看，却也未必是普遍准则。季羡林留学德国期间，前一位导师的梵文课选修者仅此一人，后一位的吐火罗文课不仅选修者仍然只有一人，而且还是被迫选修。如果当年德国大学依照敝国现行标准，这样不受欢迎的课程根本不会有开设的机会，则世间也不可能有绝学的传人。由此可见，凡事过犹不及，不可偏执一端。

曾经作为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来华考查教育的陶内（Richard Henry Tawney）著书，所指出的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学生听讲太多，考试太多，自修太少，与教员接触太少。教员则每周讲课钟点太多，兼课太多，教材过于利用外来的。顶坏的教授不过重演他们在国外所听的讲演。学生所读书本也只重知识的灌输，脱离中国[5]的实际和学生的需求。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的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周培智谈及英国各大学教授历史的状况：“据云学生每学年所选课程不过四

五

英式的大学教育当然是独树一帜，或者认为缺乏系统性。尽管如此，如今大学乃至社会公共设施的图书设备相当完善，网上资源更是极大丰富，而海峡两岸大学的学期之长、课时之多，大体相当，放眼全球，仍然显得极为另类。不知为何，时时处处好与国际接轨的国人，唯独于此固执己见，以为上大学不是来读书，而是来听授。

近代中国学人，高明者大都不善言辞，准确地说是不善于用一般听众喜闻乐见的言辞去迎合其心理。学问是小众事业，越是高深，懂的人越少。教书与讲学并非一事，现在流行的讲学，并非宋明的旧惯，而是民国以来的新风，亦称讲座。前者以来学为对象，可以系统地循序渐进；后者面对驳杂的受众，上焉者择其精要，等而下之就只能投其所好。因为对象和程序不同，讲座既无法系统传授，也不能过于精深。公开演讲之类，讲者与听众讲台上下随时互动，必须简洁明快地刺激后者的神经，每每将听众不懂、自己也未必知道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若以治学的严谨态度，有太多的曲折、限定、保留、或然，则兴趣并不在此的听授者很难耐得住性子。若是一味以大众为言说对象，固然容易满足其自得欲，却也是学术停滞的表征。

明道之学与横通之学的差别不但表现在形式上，大学的普通基础教育，若仅仅以传授知识为目的，也与演讲大同小异。章太炎的国学演讲，王国维、陈寅恪在清华的教学，都因听授者范围、层次的不同而效果迥异。钱穆自称当年在北京大学讲课极受欢迎，可惜缺少佐证，而且钱氏的无锡口音，一般人不易听懂。以其晚年在台湾讲演必须口译看，尽管早年北大的江浙籍学生为数不少，要全听懂也不容易。朱希祖就有过教完一学期课学生连其所讲朝代人物都不清楚的故事，而朱氏的海盐话与钱氏的无锡话在其他地方的人听来，难易程度当在伯仲之间。所以张中行虽然将钱穆列在北大教授善讲的前三（胡适居首，钱玄同次之），却也坦言其乡音太重，致使听者常常误会。

更有进者，课讲得好听与讲得好往往是两回事。好听与否，全在受众的现场感觉，听众层次有别，反应自然不一。能够激起现场听众普遍共鸣的，大体是感官刺激的结果，绝不可能是须经理性判断的高深学问。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上课，虽然一再降低标准，选课者仍然难以承受。而陈寅恪之所以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变换角度看，也就意味着学生虽然听不懂，少数外校的高才乃至教授慕名而来，却能够满载而归。民国以来，大学乃至社会上逐渐盛行讲学，流风所被，上课也以讲学为范型，课堂之上放言无忌的高论，不少是浅学者的妄言臆说。真正会教书而不是专讲教科书，尤其是能够从目录版本入手教书的，已是凤毛麟角。

1928年4月7日，清华国学院毕业任教于南开的陈守实“无聊中阅胡适《读书》一篇”，议论道：“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7]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此意颇可玩味。胡适的水准至少当在一般之上，其讲授好听的程度还列于首席国立大学的第一，则普遍而言大学的讲课在通方之士听来岂非破绽百出？反之，若非绽论甚多，就很难讲得好听，高明之士滴水不漏的讲授，小夫下士听来索然无味，难以承接。黄侃和吴承仕嘲笑王闿运谬妄甚多，如何点化蜀人，与受教的蜀人感受也有不小的差异。如此，教育的循序渐进，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不断纠错的过程。待到来学者登堂入室，便不得不在老师宿儒的引导下逐渐调整。若不得高人点拨，则难免沦为一路勇往直前以致不可救药的牺牲而不自觉，甚至还会自鸣得意。

借用王国维“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一般而言，讲课让学生普遍觉得好听，大抵就不大好。因为学生大都只能凭感觉，不足以下判断。大学听授，若是可信逐渐可爱，则是提升收获；反之，若可爱日益可信，则多为误入歧途。过于从形式上看重课堂讲授的灌输式教学，作为纠偏或有必要，作为理念则大可不必，且存在严重隐患。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大学教学就已经提倡专门化，鼓励和吸引本科生进入研究状态，效果如何姑且不论，理念应当是可取的。大学的教学，应当重在提升学生的能力，使之能够听懂讲得好并且逐渐觉得好听。四

学术风气的转移与听授有几分类似，大抵青年导师多是学无根底或根基不厚的趋新者，才能引起知识和训练不足的从众普遍共鸣，而老师宿儒则一般而言是曲高和寡。学问之道，取法乎上不但为大众难以企及，就连专门从业者也无法做到。在教育日益脱离精英化的同时，治学也不得不为力不从心的职业人准备可以让他们保有饭碗的生存之道。以为通过评估可以揪着脖领使自己升空，无疑是愚人的妄想。如果学问的确为二三素心人的事业，则“致众从”与“传久远”的相辅相成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权衡取舍，都在各自心中的尺度。

此说不仅在一般受众和本科生层面，即使攻读博士学位者，也难逃这一通则。时下常见学位论文的鸣谢，推崇导师的道德文章、学问人格，一派歌功颂德。此事无论所说当否，均不得体。高山仰止与居高临下，都不宜于弟子的身份。学问果真高明，恐怕不是弟子所能完全领悟，更无法评判。反之，能被弟子一眼望穿的学问，即便好，也有限。如果未必高明而一味推崇，反而显出教得不大好。弟子不知而妄论，老师也难辞其咎。

在中国传统社会，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地位之高，今日公私学校的教师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师只能礼敬，不能雇佣。等到民国以后教师不断要求补发欠薪，提高待遇，就仿佛后来再强势的威权，也已经失去昔日长老的威望一般，二者的身份地位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各有弊端，国立大学略好，只是派系纷争严重，令人视为畏途。即使如此，也还不至于斯文扫地。据说一位讲师问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某地政府有意请其做县长，如何去留。陈垣答称，做县长是下属，任讲师是礼聘。请益者当即省悟，所做选择或与一般取向有别。

有关师的历史和言说，将另行编辑《程师》一书予以展示。就为师之道而论，收徒不能过滥（时下从严几乎谈不上），否则很容易坏了门风；而弟子则须受教，不可自以为是。若是老师收徒不严，学生又不领教，就会发生种种不堪。论述民国时期的学风，师生关系以及是否会教和受教的问题，不可或缺。庸师固然会将学生教到不能再教的地步，劣徒也有冥顽不化的可能。认定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人尽其才，作为教育理念来追求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事实判断的假设前提则不能成立。

师生之间，应当各守本分。近代思想学问大家，往往桃李满园，长才辈出，弟子大都是慕名而来，问学受教。若有叛离或被逐出，则是天大的事，弄得身败名裂。即便革命时代造反有理，或是青年时期性格叛逆，当时的义无反顾事后总有些追悔莫及，而且后患无穷。如章太炎谢过本师（动机尚有争议），其弟子也不乏起而仿效者。好在太炎对门下宽大为怀，曾经背师者可以若无其事地重归。梁启超则终身对康有为毕恭毕敬，树立榜样，尽管其心中早已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后来也每每有忍无可忍之时。作为老师，章太炎对于门下弟子纷纷改弦易辙的举动宽严有度，值得称道；作为学生，梁启超忍辱负重谨遵师命甚至舍命供养老师，更应当成为楷模典范。

研究学人与学风，弟子对于老师学行的记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资料，一般学术史甚至认定为直接材料。这样的看法大体不错，只是倘若将记述等同于事实，则难免偏蔽。大宗师的门下，往往只能各执一端，分别继承老师某一方面的衣钵，如此一来，势必守成有余，拓展不足。但凡高明的学问，大都难以捉摸。弟子对老师的学问高山仰止，很难全面充分地理解把握。有的对于老师所教，终生无法全懂；有的虽然反复听授，但每次领悟各异，甚至截然不同；有的学生后来居上，成就超越老师，但求学之际阅历尚浅，见识有限。在不同的人生时段看老师的学行，经历了由仰视到平视的转变，从雾里看花到如数家珍，当时的记述与后来的看法自然会有不小的差异。

况且，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传薪者，往往谨守为尊者贤者讳的古训，不会自我炫耀，亦不会秉笔直书师长的偏蔽。刘起釪的《尚书》研究或已突过顾颉刚，而始终坚称取径范型全由顾制定；朱维铮对周予同的经学史派分不免武断早已心知肚明，他人言及非但不以为忤，反而青眼相加，却不允许门下士妄加议论。两位前辈的为人行事治学，风格相去甚远，严守师徒之道则一如既往。

诚然，时下不无盲目高估民国学人学问水准的现象，仿佛大师满地走，实则一些如今被尊为大师者，当时的地位并不高，甚至根本不入流。尽管后来有的狠下功夫，学问大幅度提升，跻身高手之列；有的延年益寿，已然人瑞，却未必达到大师的境界；有的机缘巧合，婢作夫人，也不过山大王而已。而当年被戏称为大师的卫聚贤、郑师许等，如今恐怕连学界中人也知之甚少。

因此，如何运用弟子的记述领悟呈现老师的学行，应当有所讲究。若是将所有弟子的所有记述都视为事实，所重现出来的老师形象势必千差万别。尽信书不如无书，研究师生关系亦同理，有此说而不一定均如此说，无此说亦不一定断无此事。实事求是之是，即记述者心中之是，有悖礼法者坦率的判断不过是自己心中影像的再现；而不言而喻的留白，或是考验研究者的关键。

上述种种情形，于弟子门生之外同辈同行的记述当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无论使用直接材料还是间接材料，都不能简单采信，否则很容易导致偏听偏信。融会贯通所有资料，才能够不断近真且得其头绪，使得研究对象安放到适得其所的位置。五

教不严，师之堕。此说对于发蒙的幼童而言大体不错，对于成年的本科生研究生则不尽然。学风不仅关乎先生，也体现在学生身上。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可是良师门下出来的未必都是高手，而新锐也未必都由名师点拨出来。

研究民国时期的教育学术，专注于学生学习及师生关系的成果相对较少。即使讨论师生关系，也大都因为双方均已成名，所以主要并[8]不在授业受教阶段。王学典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是这方面不多见的代表作。顾颉刚不仅学问欲极强，也喜欢教学生。由于口吃，教学主要不是讲课，而是吸引学生参与研究。为此在中山大学期间还与傅斯年发生纠纷。不过，在收徒这件事上，有时过分好心非但不得好报，还可能受害甚至贻害。

顾颉刚的众多弟子之中，成名的固然为数不少，惹是生非徒增烦恼的也不止一例。《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论及的何定生之外，最令其头痛不已的当属孙次舟。后者毕业于中国学院国学系，曾任山[9]东省立临沂中学国文教员、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辑员。抗战初期，孙次舟申请中英庚款委员会的研究项目，需要联系指导教授，阴差阳错，居然说动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具名。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使得傅、顾二人大为困扰。1939年底，孙次舟以中英庚款补助，派至华西大学，“而该校无屋可居，遂迁怒及于校长，写信大骂”。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将孙次舟来函分别寄给担任指导之责的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在日记中记道：“孙次舟君才气甚旺，亦肯用功，而负才兀傲，目空一切，徒成其为狂生而已。英款补助，派至华大，而该校无屋可居，遂迁怒及于校长，写信大骂，张校长将此信给我看，以我负有彼[10]指导之责也。此等人叫我如何去指导！”

相比于顾颉刚在日记中的私下抱怨，傅斯年的态度直率而决绝，收到孙次舟的来函以及中英庚款会来函附孙次舟致华西张校长信，他断然回复道：

人生世上，此等到[至]简单之礼貌，亦或不不能[不能]，可叹也。中英庚款会来信，谓华西既不可入，可否仍向徐中舒先生处去。惟以愚见论之，阁下因自谓世上无可指导之人，去亦未必有益。此会补助，闻最多者二年，是则今夏一切结束耳；可自求高就，以骋大才矣。又，来函自称学生，以阁下之狂，何至如是，仆实受宠若惊。前年初晤，曾以“做实在工夫，勿作无谓辨论”及“虚心整理事实，勿复盛气驰骋己见”二义相劝，并无一接受，则仆虽厕名指导，实不能为足下师明矣。累次来信，皆不解所云，若谈一问题，而为仆所知，[11]自当竭诚奉告，今连篇累牍，皆非仆可以作答者也。言尽于此。

从信中所言看，傅斯年很早就认定孙次舟狂妄自负，朽木不可雕，虽然一念之差上了贼船，却不愿拖泥带水，快刀斩乱麻，力求早日解脱。孙次舟倒是很有些锲而不舍的韧劲，1942年春，他又将自己所写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文稿寄给傅斯年，或有希望后者帮助出版之意。傅斯年看后，于4月30日回复如下：

次舟先生大鉴：惠书敬悉。大著粗读一遍，用心深细，甚佩甚佩！所标条例，大体可通，然亦恐未可拘泥（所言有“注”字者为后人所加，甚当甚当！）此书正文、子注乃一人一时之作，与《水经注》之异代二人者不同。惟其如是，故《伽蓝记》不易分，亦唯其如此，其分与不分，亦不如《水经注》关系之重要也。愚于此未尝用心，率言之如此。此稿似可托颉刚先生设法一卖，（闻中大某种刊物有此）印费奇昂，一册万金，敝所原在上海印，不能寄来，今改在此地印，亦[12]不能不以所中文稿为限，且须删短矣。物价如此，奈何奈何！

傅斯年抬头以先生相称，其实是敬而远之，不愿居于师位。函中客套之外，也指明所论不够重要，并明确表示无法帮助出版。虽然语气还算客气，却不给孙次舟留有一丝幻想的余地。

孙次舟的确有些才气，也肯用功，仅1940年10月至1941年8月，顾颉刚就看过他所写的《周人对殷民之控制》以及论鲁学、古蜀国、黄梨洲等四篇学术论文，并为之点校、写评语，使其所获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补助可以延续。不过孙次舟似乎并不领情，1942年7月，已经离开齐鲁大学国学所的顾颉刚接到孙次舟的求助信，得知“次舟脾气太坏，无人不骂，以致齐大不予续聘，来书告急，然予何能为！予若介绍彼至任何机关服务，则彼骂人之账将尽登于我之账矣。肖甫、丁[13]山、英士，同此性格，故遭遇之蹉跎相同也”。

在顾颉刚处未能如愿以偿，孙次舟转而连续致函傅斯年求助。8月14日，傅斯年因为“近接孙次舟君告急之信，嘱为找事”，致函顾颉刚，告以“其实彼之中英庚款会补助，本不许兼事，最近有该会派来敝所之谢君以兼事‘取消原案’（即开除也），故孙君历年兼事已为手续不合，如该会闻之，必有举动。弄得兄之为指导人者，亦不大好看（如谢君之开除，弄得敝所大失面子。实则弟全不知此事，而该会之不得兼事办法，曾历次通知本人及指导人也）。此时为孙君计，最好由兄为之觅到一附着之机关，俾可由此机关领米贴（中英庚款会之补助者必有此附着之机关，米贴即由此机关报领）。而中英庚款会方面，兄为之设法延续下去，此外弟实想不到他法也。孙君论人好加恶评，弟三年前为之曾告以不必再来信。弟此时不便多说，然兄于彼交情为深，似可规劝之也”。

其实傅斯年并非真心为孙次舟的前途着想，只是要将这只烫手山芋扔回去，并设法使其安分守己。不料孙次舟大概知道傅斯年与顾颉刚关系不睦，再度来函竟然大骂顾颉刚，试图以此博取傅斯年的好感或同情。傅斯年对此类小人伎俩忍无可忍，8月18日回信再度表示：

次舟先生：本月九、十三两日大札均悉。有关小说各书，敝所或有或无，例不出借他地，此无可如何者也。足下詈顾颉刚先生各语，实不堪入我之耳。言者纵不自爱，亦当知听者为何如人也。以后乞勿[14]再惠我以书信，感幸之至矣。

话说到这个份上，换了他人纵然毫无自知之明，也应该感到难堪而知所进退。可是孙次舟显然不是一般人，他既不照常理思维，也不按常规行事。大概在他心中，充满天下人负我的怨恨，因而不仅若无其事，甚至理直气壮。不久，顾颉刚风闻孙次舟在华西坝“扬言与予绝交”，尽管为孙的事付出不少，但受累更多，所以顾非但不气，反[15]而在日记中写道：“闻之真以得绝为快。”

此后，孙次舟若无其事地继续写信向傅斯年寻求援手，而傅斯年不仅以“次舟先生”拒之于千里之外，而且直言不讳道：“查敝院此项奖金前此之给与，皆以实事求是之工作为范围，不尚辨论。如执事声请，请另照规定办法办理，弟不能代为提出。”不但如此，还毫不[16]留情地将“原件挂号寄还”。而顾颉刚惜才，不忍如傅斯年的当机立断，仍然为孙次舟看稿写评语，使之得以继续在学界闯荡。

孙次舟大概颇有些天才情结，在人生的囧途上，他借着悼念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发出“保护天才”的呼喊，在对故人怀念的情思中，多少有些角色自代，或隐或显地流露出个人际遇的慨叹。1942年10月，他从报端获悉张荫麟于当月23日逝世，很快写了一篇《敬悼张素痴先生》的文字，发表于11月2日重庆的《中央日报》。文中他首先悼念了上年亡故的滕固（字若渠），1937年夏，孙次舟不赞成滕关于南阳汉画像中的乐舞是巴渝舞的解释，撰文反驳，认为是唐人所说的百戏。看到驳论，正在南京行政院当参事的滕固不仅赞成其考证，而且表示发表文章总希望引起同好的兴趣，继续研究，“所以读到反对的文字，从不愠怒，非常高兴”。据说滕固“总说要他善取人之长，乐助人治学，与一般时流的文人居心不同”。孙次舟觉得，“像这样坦白率真，容人论辩，在我所接触的文人中，实不多见”。

容人大度，固然是美德，不过，孙次舟的滥批，几乎到了狂悖的地步，得不到善意的回应，也在情理之中。不能反躬自省，反而苛责他人，本来还属正常的悼念情意，出自孙次舟之口，听起来总有些强词夺理，感觉怪异。

孙次舟治学好为驳论，尤其是针对名家手笔，总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却往往不得要领，不足逞强，适以曝短。朱希祖《古蜀国为蚕国说》发表后，孙次舟很快写了《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献疑》，刊于1942年《齐鲁大学学报》第一期，朱希祖看过，觉得可反驳者甚多。“又有丁山《九州通考》更属荒谬，其中自相矛盾不一而足。史学界为此等谬种扰乱，可叹之至。”不久卫聚贤来函，“怂恿撰驳孙文，并谓今西南诸族尚有峱叟、粟叟、么叟等名，孙谓蜀即叟说，不能成立。惟余以孙等随波逐流，趋向不端，不愿与之辩论，拟撰他文[17]以应酬卫君”。

钱穆的《中国史纲》出版后，各方好评甚多，而孙次舟发表《评钱穆中国史观》一文，“肆意抨击，全是小人行径”。1943年9月21日，金毓黻在日记中叹道：

韩昌黎诗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其孙君之谓乎！

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名愈大，则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同时并至。今观孙君所论，真所谓求全之毁也。且其用心甚属险恶，摭取《国史大纲》中一二语，以明其不满于当代，而有讪谤时贤之意，几欲以此兴文字狱，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近顷欲甘心于钱君者，不止孙君一人，皆由其善著书名满一时使然。韩退之云：“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怠与忌二者，毁之所由来也。孙君本怠于自修，而又忌钱君之能修。所以有此求全之毁，小人可畏，至于如此。古人著书不轻刊布，直至身后乃得行世，正坐此故。甚矣，小[18]人之可畏也！

学术批评，衡量的不仅是所评对象，更是批评者自身。但凡著述，若以无知者为言说对象，恐怕费无数的笔墨，也难达其意。评人之书，首先必须读得懂，才有可能恰如其分。所谓求全之毁，主观上是以小人之心，损人利己，欺世盗名；客观上则是以不知为知，以不懂为准则，无知无畏，看似故作大言，实则自曝其陋，而且往往以己度人，不过暴露内心黑暗而已。不久，金毓黻又于日记中道：

徐澄宇语某大学学生云：“非骂人不能出名，且须取极出名人骂之。”得此诀者又有孙次舟，今世学人不为孙次舟骂者，盖已鲜矣。《唐语林》卷五，“宋璟劾弹昌宗等反状，武后不应。李邕立阶下大言曰：‘璟所陈社稷大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让曰：‘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传。’”黻按：如澄宇及次舟，皆窃李邕之术以求出名者也。邕为唐代闻人，以[19]口无择言，不得令终，宜引以为戒，又何可效之耶！

民国学界的骂人意在出名，与时下演艺界种种吸引眼球的奇术怪招异曲同工。而孙次舟敢于骂人，又不仅仅是为了出名而已，这很可能是他自认为与社会进行抗争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这是天才所共同具有的特质。张荫麟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是称得起天才的有数之人，

既号文人，又称“天才”，多半是极端尊重意志的超人。他有思想，有主张，有他个人的处世态度。“不与世谐”当是古今中外的天才文人共有的趋向罢。为了不肯谐俗，社会便要横暴的施以压迫，但这意志坚强的“天才”不会因外来的暴力而有所屈挠，有所妥协。他将抱着满腔热情与这浊世搏斗。他不惟不染俗尘，他还要在旁边督责着，指导着，要社会走上一条理想的路途。“文人”总是少数，“天才”更是少见。当他满腔热忱不能被社会所了解所接受的时际，一定要招来四面八方的非难与攻击，于是不能不为迎战而疲劳，而负伤。到了劳顿过度，或略负创伤，便不能不暂事休息，以求再战。于是所谓“爱情”这东西，便作了天才的躲避的休息所了。

凡号为人类的，总会知道爱情在人生中之可贵，但真领会爱情的深处和知道他的重要的，莫过于号为天才的人。因为一般人之于爱情，是要以此为沉醉，以此为发泄，或以此为交换某种利益的工具。天才们之于爱情，则异乎是。他是要由爱情中取得温暖，取得同情，取得休息，甚至取得保护。一个天才，往往受到社会的冷酷待遇。一个天才，很不容易被一般人深切了解。一个天才，他不会琐屑米盐的计划，穿衣住屋的打算。这一些缺陷的补救，只有仰仗于爱情之巨手。如果一个天才未曾得到爱情之助力的，这会使人怀疑着如果有了助手，他更伟大一些。如果获得，无端又告消失，这天才便要使人担心着会突然归于毁灭。

关于爱情的部分，孙次舟应当风闻一些事情，那的确是导致张荫麟早逝的要因。不过，不为社会所容的部分，显然与张荫麟的境遇有些距离，倒像是孙次舟的自画像。所以他借着悼念张荫麟，大声疾呼“保护天才”，希望中国的男女不要对天才这样的嫉妒和无情。“我对还生存着的天才们，当怎样给以助力，给他以保护呢？这责任自然会落到我的身上。我们不怕饥饿，不怕威迫，不怕炮火，所怕的只是精神的寒冷。……我们生长在中国的地方，我们应给中国的天才作打[20]算。”第一人称单复数的变化，显示孙次舟有为天才群体代言的潜意识。

黄侃论及近世的学风，斥为“钩沉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21]。除了骂人之外，孙次舟还喜欢翻案和出奇，论学尤好语不惊人誓不休。后来他写了不少论文，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不小争议的，一是否认张献忠在四川曾经滥杀，一是论证屈原死于同性恋。这样以天才自命的愤青之于社会学界，究竟是幸与不幸，未敢断言，但是让这样的天才有了再去教育其他潜在天才的机会，必定是无比的悲哀。

有才气又肯用功的孙次舟，得到傅斯年和顾颉刚的眷顾，机缘运会也算不差。据说张荫麟以其对古史考证颇有工夫，所著《中国史纲》第一册出版后，还请他能不客气地指正错误。能够被天才所瞩目，在他人或许受宠若惊，在孙次舟则至多是惺惺相惜。可惜孙次舟非但不受教，而且不自量，全然不守弟子之规。自大与能力不成正比，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学问也每下愈况。傅斯年当机立断，以绝后患，而顾颉刚的惜才怜才，对于孙次舟而言，似乎有帮助青年学人成长的积极一面，可是不仅自己为其所累，还可能因此间接地误人子弟。这样难以挽回的损害，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和弥补过失呢？

此一显例，无论师生都应当引以为戒。心存敬畏，潜心虚怀，治学才能循其正规。如果不能讲究操守，甘做小人，固然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天下人不可尽欺，反而自己迷失本性，做了妄人，终将害人害己，落得个身败名裂，岂不悲哉。

[1] 民国时期此起彼伏的大学风潮，学界曾经着重从学生运动的角度加以解读，实则原因甚多，不可一概而论。近年来，循着大学与近代中国的取径，对于大学风潮以及背后所反映的大学内外各方关系的研究，受到重视。略显偏颇的，则是大学的学人与学术，未能纳入叙述的架构。无论如何，大学为教育学术机构，学风与世风相互激荡，大学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关怀，或多或少可见学人的学术及风尚的影子。

[2]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除了浙江大学竺可桢等个别例外，论专业造诣大都不在一流甚至不入流，大学行政也似乎不以专业优长为取向。因此，也就不会自居于学术领导者的地位，想出花样繁多的种种创新奇招，只是提供服务而已。

[3]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4—315页。

[4]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2日。

[5] R. H. Tawney著，蒋廷黻译：《中国的教育》，《独立评论》第38期，1933年2月19日，第13页。

[6]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75页。

[7] 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29页。

[8]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9] 桥川时雄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第312—313页。

[10] 《顾颉刚日记》第四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第332页。

[11] 《傅斯年致孙次舟》（抄件）（1940年2月24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1070—1071页。

[12] 《傅斯年致孙次舟》（抄件）（1942年4月30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257—1258页。

[13] 《顾颉刚日记》第四卷，第708页。

[14] 《傅斯年致孙次舟》（抄件）（1942年8月18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07页。

[15] 《顾颉刚日记》第四卷，第738页。

[16] 《傅斯年致孙次舟》（1942年12月16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69页。

[17]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第1279—1280页。

[1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5228—5229页。又见同书第5251—5252页“钱宾四教授以所著《国史大纲》见贻，喜不自胜，报以此诗得三十韵”。

[1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第5325页。

[20] 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30页。

[21] 《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2页。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晚清长期持续的科举与学堂之争，所争的焦点，其实是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以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教会学校在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争议和争夺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学制颁布之前，一般而言，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名曰中西分途并重，实则可谓西体中用。不过，教会学校的西体，与普通学校有别，实际上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中西学相对之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学与教相对时，则以宗教为体，中西学皆为用。秉承这一宗旨，教会学校始终坚持分途教授中西两学，这与中国社会整体上迫切希望将中西学熔于一炉的取向明显脱节。在经历了种种融合汇通的阵痛后，国人仿照或借由东学，形成影响近代中国至深且远的新学。教会学校中西学分途教授的态势，既使教会学校本身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等问题上存在相当的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影响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与此相关的各类材料已经被陆续整理汇编，相关史事一般教育史或传教史的研究者也大都耳熟能详，可是转换扩张视角，对于材料和事实或有深入一层的解读。

一 圣道与技艺

中国历史上始终与外部联系密切，而整体性集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三次，即两汉至两宋受佛教影响的一大要事因缘、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带入西学、晚清以后伴随欧风美雨而来的从西学东渐到输入新知。大体而言，三次的情形各有不同，前两次的态势基本一致。在佛教千年的濡染浸淫下，至宋代形成新儒学即理学，可是宋儒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有意掩饰佛教性理之说，而上溯两汉乃至孟子的心性之学，以至于后来高明亦难以分辨说法与史事的联系及区别。来华耶稣会士带入的西学，不仅扩充了士大夫的知识，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认识。不过，明末清初的诸儒延续宋儒的态度，尽可能掩饰其知识的变更，更绝口不提来源。今日学人经过仔细比较来华耶稣会士带来的西书与可能接触这些西书的士大夫前后相关著述的内容变动，逐渐将所谓自然科学方面影响的脉络一一揭示；但是在人文制度方面，因为方以智等人同样将来自域外的观念用先贤的语言说出，迄今为止仍然只有笼统的推测性说法，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即便清代考证学是否受到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一节，也是聚讼纷纭，未得一是。

与前两次相比，晚清以来中国受到的第三次域外文化的整体性影响不仅层面扩大，程度加深，更为关键的是，态势完全改变。中学与西学的冲突融合在经过夷夏大防、中体西用的阶段之后，乾坤颠倒，中西越来越与新旧相对应，而“西”与“新”又被视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取珠还椟逐渐演变成标榜华洋兼备，进而大张旗鼓地输入新知。全盘西化虽然在认识层面引起不少反弹，在事实层面却是高歌猛进。从反省落后的原因以及追赶先进的目的出发，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增添；凡是人无我有的，都要舍弃；凡是人我皆有但形式内容有别的，都要洗心革面。而思想学术文化的转变与教育的变更关系紧密，承载西学的学堂教育在西学压倒中学的转换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学入华并非始于晚清，在坚持道学为本的同时，朝野上下也逐渐承认西学的实用，因而考虑如何将西学与中学整合成为一体的问题。最初的思路是纳西学于科举，道咸同光四朝，仅官员正式提出的[1]有据可查的科举改革方案就有十八种之多。可是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却始终不得要领，以科举整合西学的努力屡试屡败，而西式学堂的发展却日趋完善，由单一逐渐全面，由无系统时期进入有学制时代。在张之洞等重臣的鼓动下，清廷最终转而纳科举于学堂。

今天看来，这一转换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时的学堂教育已经实行分科教学，采用分门别类、循序渐进的教科书和教程，所谓中学与西学熔于一炉，实际上等于用西学的炉子重新熔铸中学。中学固有的体系被拆解之后，逐一对应于西式的分科。由于自然科学的部类基本就是照搬移植，除了具有地域性的若干学科（如地理、地质、动植物分类等）的若干部分，一般而言中西融合的问题并不会令人感到困扰。而在人文社科部类，则科举不能兼容西学的麻烦依然延续，出现如何安放中学的纠结。虽然文史政经勉强削足适履，哲学、社会学照虎画猫，都还算有了安身之所，经学却始终不安于位，最终由低而高地逐层退出学制体系，作为补救措施而专门单列的存古学堂也显得不伦不类，魂不附体。这样一来，中学可以说全面解体，在学堂体系里，西学成了正式的体，中学只能旁落到用的地位。与之相应，学术的重要载体报纸杂志也采用了类似的架构，使得东学式的西体中用化新学知识迅速普及。

自国人重视西学和西式教育之始，如何在学堂中安放中学与西学就成为左右为难的大问题。这一历史进程，主要是在国人自办的学堂演进中逐步展开的。在此期间，教会学堂以其实用有效，以及在西学的教学方面占据优势，一度成绩显著。可是，在中西学的融合方面，教会学校的作用却似乎不如人意。

冯桂芬的《采西学议》较早提出在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

按照冯桂芬的设想，学习西学，不仅要学会语言文字，还要兼习算学，因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欧洲近代科学的基础究竟是算学还是实验科学，另当别论，重要的是认定算学为一切西学的本源基础，习算学的目的也就是要进而学习一切西学。只不过其所谓“一切”，仅仅指名了格致、制器之类，而不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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