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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红旗东方编辑部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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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布局试读：

第一章“四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思想脉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目标引领，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我们党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伟大创造中，逐步提出和成型的，有其特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与确立的历史脉络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逐步形成和确立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及作为整体的“四个全面”，都有其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系统考察“四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由来、演进与确立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近代以后，中国却落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继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为了实现中国梦，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是到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21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强调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还将其作为战略目标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形成和确立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众所周知，“小康”概念出自《礼记·礼运》，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邓小平最先借用“小康”概念，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称之为“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后来，他进一步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设想，把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并且使用了“小康社会”的概念。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到20世纪结束时，中国胜利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战略目标。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根据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的实际，明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据此，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且强调要“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虽然这里所提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与中共十八大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在内涵上存在很大差别，但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2年7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再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奋斗目标提出（这时，其内涵已接近中共十八大所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了）。11月，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和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五个方面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要求，特别是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的目标。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进一步确立了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引领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提出了一些新构想和新要求，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中的战略目标，既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相衔接，也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一致，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2.“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与演进的历史过程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中，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将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进而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的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形成和确立，经历了由“改革”到“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过程。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郑重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因为如此，随后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改革开放问题，在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从经济体制开始的。经过3年多的农村改革，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必须有系统地完成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部署。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全面改革”的思想：“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据此，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将“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确立为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并就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部署。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只是其含义还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要着重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财政包干体制、金融体制、外贸承包制等方面深化和完善改革。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进一步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的深化，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重申“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此后，中共十五届三中、五中全会又分别对深化农村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部署。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根据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就深化农村改革进行全面部署。

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出发，强调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并且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11月，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认识到：“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共中央在认真总结经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了思路，进行了顶层设计，研究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具体举措，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3.“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与演进的历史过程

依法治国，即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就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系统部署，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将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进而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形成和确立，经历了由“法制”和“法治”到“依法治国”再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演进过程。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特别是1978年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作出工作中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和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重启了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法治建设进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并且明确使用了“法治”的概念。在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告诫全党：“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一大批基本法律陆续出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同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到二〇一〇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持续向前推进。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等纳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1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郑重宣布：“党的十五大提出到二〇一〇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进一步确认“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等作为新的要求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为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深刻阐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而且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根本原则、重大任务和具体部署，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这也是中共中央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所作出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

就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表述而言，据公开的文献资料，2014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首次使用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表述（这也可视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表述的简化），此后，习近平一直是两种表述并用，但在用于表述“四个全面”具体内容时，除2014年12月他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的讲话中使用的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外，其余使用的都是“全面依法治国”。4.“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与演进的历史过程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从长期的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十八大对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部署。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将通过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进而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形成和确立，经历了由“治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演进过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更加自觉地加强自身的建设。针对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在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作的政治交代中更是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989年12月，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郑重提出：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动和依靠全党的力量来抓紧党的建设工作，在各方面从严治党，为全面提高党的战斗力而斗争”。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写进了党章。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强调“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重申“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强调“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自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对加强党的建设作出部署，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特别是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以及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确定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是要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习近平明确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4年10月，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作出了具体部署。12月，他在江苏考察调研时进一步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既契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对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迫切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清醒认识。5.“四个全面”的形成、确立及定型与定位

通过对“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提出、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整体的“四个全面”的形成、确立及定型与定位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第一，“一个全面”的自身演进和定型“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全面深化改革”在1988年即提出了，但考虑到其当时的具体所指仅为经济体制改革，所以未将其作为第一个“全面”）。由于其具体内容的演变，如果追溯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早提出于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如果仅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讲，则初见于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此时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涵基本等同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次见于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的讲话（此时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涵已接近于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形成和确立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

第二，从“一个全面”到“三个全面”“三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都是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和确立的，只是具体表述在此后又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和定型的过程。其中，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具体表述在中共十八大上已经定型。第二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其具体表述则有一个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演变过程。第三个“全面”即全面依法治国，其具体表述也有一个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演变过程。“三个全面”概念，首见于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就《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案）》所作的说明中。

第三，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

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第四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其具体表述也经历了从“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演变过程。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12月，他在江苏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明确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而且将其与先前提出的“三个全面”相提并论。此时虽仍未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概念，但“四个全面”的内容已经正式形成。所以，不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公认“四个全面”是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最早正式提出的。

第四，“四个全面”表述的定型与定位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调研讲话以后，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并于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首次明确使用了“四个全面”概念。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既标志着“四个全面”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四个全面”表述的定型。“四个全面”正式形成和确立后，习近平又对其作过多次阐述，其中有些论述直接涉及“四个全面”的定位问题。2015年1月16日，他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时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1月19—21日，他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用“四个全面”“引领各项工作”。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又说：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3月29日，他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时又指出：两年多来，我们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4月28日，他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四个全面”的提出和形成，“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习近平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四个全面”是我们正致力于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抓手，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

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战乱不已，民生涂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背景下，有很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回答和阐明。“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满足了我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提出了“三个30年”的观点。他认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30年，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30年，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都属于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规划第三个30年，开始进入后邓小平时代。郑永年的这个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肩上的重大历史责任。“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确实在考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比如，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管长远的。在这个意义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对实现建国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是管用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指引。2.理论渊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理论渊源，都是从一定的理论前提出发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每一个“全面”都可以从老祖宗那里找到源头。比如，小康社会的概念，最早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提出来的。但更应该看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一整套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系统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2013年1月5日，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深刻阐明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的曲折历史，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强调要通过学习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到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10年，他曾在《求是》发表了《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分别就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本、不忘根，不忘老祖宗。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都贯穿了一条红线，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贯穿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实事求是精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概括出中国的特点：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再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复杂事物，强调在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变。这就抓住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牵住了中国发展的“牛鼻子”。他指出:“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统筹兼顾、“弹钢琴”的这些重要论述，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在治党治国治军、国防内政外交各方面都有新思路、新举措和新要求，特别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有很多新突破。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同时，“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又突破陈规，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论断，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发展和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内容。3.实践基础：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特点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来自于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正是这样的理论，它来源于实践，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成为实践的理论指南。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我国已经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公认的比较成功的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只有三个国家，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韩国、一个爱尔兰。但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大国。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长期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有很多事要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具体来说，我国发展中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新常态的历史条件下，和过去相比，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表现出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特点。面对新问题，也就意味着我们过去办法已经越来越不管用，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那么怎么办？我们要顺应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这就需要有新的思想理论的指导。

基于这个现实判断，“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很有针对性。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解决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利益固化的问题；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解决治理方式不相适应、人治色彩很浓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解决“四风”泛滥、腐败形势复杂严峻的问题。 由此可见，清醒认识和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直接原因。4.个人条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他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他在讲话中广泛引用诸子百家经典。另一方面，他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有机运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建设、国际关系等各领域。2015年2月，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出版了《习近平用典》一书，全书由敬民篇、为政篇、立德篇、修身篇、笃行篇、劝学篇、任贤篇、天下篇、廉政篇、信念篇、创新篇、法治篇、辩证篇共13个篇章组成。内容包含了时间跨度长达27年的习近平著述及重要讲话、文章。这里，举两个例子，能够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和运用。比如，他用“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要求领导干部要敬民爱民；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警示领导干部要做到喜不忘忧、未雨绸缪。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他出身革命家庭，决定了对党有着天然的深厚的感情。从他的一封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父亲、对党的感情。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父亲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88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然而，习近平时任福建省省长，不是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习近平在信中深情地写道，他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他希望继承和吸取父亲的宝贵和高尚品质。一是学父亲做人。二是学父亲做事。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信的最后说，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投身于服务人民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从而使他的讲话、文章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智慧，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他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这能够保证我们党不变色、我们的江山不变色。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三、“四个全面”提出的根本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提出和形成的“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既是党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历史性把握，也是把执政党先进性建设落实到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上的实践性提升，更是对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庄严性承诺，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和运用的理性升华，彰显着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因此说，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充满自信的战略选择，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治国理政科学化的理性选择。“四个全面”作为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研究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实际问题中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之所以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就在于其敏锐地把握新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的产物，根植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反映着坚持中国道路的最新进展，因而能够满足以新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需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具体就是“三个基于”：

一是基于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准确判断。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不断加快。世界经济由以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整个世界较前呈现出转型中向前发展的态势，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虽然世界政治形势总体稳定，但地区热点不断增多，摩擦时有发生，局部军事冲突此起彼伏、有所加剧。这一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给我国既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从总体上来看，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事实没有变，但外部环境的内涵和条件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能否把握当前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用好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在时代发展进步的总趋势中趋利避害、把握主动、赢得发展，对我们党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考”，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驾驭“中国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关键所在。

二是基于对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正确认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失，与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尚有不小差距，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可以预料和不可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对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均作过分析和描述，此不列举。从根本上说，我们当前不得不面对的这些困难和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具体表现，是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躲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和挑战。对此，如果应对得当，保持住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我们就能进入更高的发展平台。如果应对不当，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造成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动荡不安。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解放思想，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凝聚升华共识，奋力攻坚克难。

三是基于对当代中国主要矛盾和存在问题的深刻把握。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艰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曾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还有新老问题的交织和叠加，甚至还有老问题的新形式、新表现。比如，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任务繁重艰巨，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切实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更是任重道远，等等。无数事实表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将面临比以往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风险。这一切都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且要求我们必须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和精神积极进行“伟大的斗争”，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地化解风险，解决矛盾，顺利实现奋斗目标。而积极应对，就要加强顶层设计，擘划改革发展新蓝图，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去加以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适应了当前现实状况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也是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的“金钥匙”。

综上可见，“四个全面”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为系统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顶层设计，鲜明确立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正如2015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的讲话中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里强调的“两个得出来、一个提出来”，正是对“四个全面”提出的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所作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四、“四个全面”是坚持问题导向的科学结论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4年1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提出前“三个全面”，这次调研加上第四个“全面从严治党”，表明其思想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和与时俱进。到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第一次明确界定“四个全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并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战略定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从这“四个全面”提出、形成及发展过程看，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科学思维，彰显了“四个全面”提出及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时指出：“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们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时也说，“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针对法治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出强有力的措施，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顶层设计。”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的问题时，坚持的是问题意识和导向，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科学思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由此形成和制定科学的战略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也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是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逻辑和现实起点。问题意识就是指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就是站在战略高度，直面小康社会建设、改革攻坚战、依法治国和党的建设中的难啃骨头，向问题叫板、对问题动真，提出解决根本问题的对策，进而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组长首次提出来的新命题，回应的是建设小康社会中不全面的问题。所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于全面。而我们以往在小康社会建设中最大、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全面。一是在建设小康社会领域上不全面，片面强调了经济上的GDP，而忽视了政治上、文化上、法治上、社会建设上及生态文明上的发展；二是建设小康社会主体上不全面，片面强调城市发展，而忽视了最基层最低层的群体，习近平刚出任总书记就去河北阜平、云南独龙族及苏区老区……，其寓意极深；三是建设小康社会内容上不全面，片面强调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忽视了干部的清正、清廉及清明，导致了腐败现象多发和高发问题；四是在建设小康社会路径上，片面强调眼前的利益和发展，忽视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丢掉了“望见山，看见水记得住乡愁”……这等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补齐发展的短板，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针对不全面、不协调、不均衡问题提出的目标选择。“全面深化改革”是习近平出任党的总书记一年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作出的重要论断。“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改革攻坚阶段实践问题、针对改革过程中的难题和问题提出来的战略措施：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以往单一改革，或经济改革、或农村改革、或城市改革等改革不均衡、不协调、推不动的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围绕六大领域全面深入进行改革、系统改革。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目标不清、动力不足、主体缺位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使深化改革有了方向。明确了改革要让老百姓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使深化改革有了动力和坚实的主体支持，解决了主体缺位、动力不足的问题。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抓住改革的牛鼻子。近年来出现改革不深入、攻坚战乏力的问题，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改革60项大任务，336项小任务，既选准了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又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化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直接动力，体现了改革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全面依法治国”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一年后，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来的重大论断，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全会决定把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是建国60多年的第一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不同以往的治国执政理念和思路。从历史的视角说，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对中国社会几千年人治问题和难题的大胆回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担当和使命感，是对人治历史所划的句号，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学博士背景总书记的高屋建瓴和现代视野。从现实的视角说，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对权大于法、法治缺位、失位及贪腐现象不断发生问题的解决，树立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是对法治的践行。从发展的视角看，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对人治、权治、文件治等问题的否定，让法治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法治保障，对权力的约束使在法律之外没有绝对权力，是对法治的高扬，并把权力关进制度和法治笼子里。从治理的视角看，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对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等问题的回答，使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校正了党和政府在现代化进行中的方位和角色，为中国共产党切实解决历史周期律问题，实现长治久安作出了法治化的回答。“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是针对我们党的党情及党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直面党的问题讲了98个“从严”，体现了他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并完全落脚到从严治党上，切实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党承担起更繁重的历史责任，完成任务使命。习近平同志是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起步，一步一步走到党的总书记位置，对我们党及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难题是心知肚明，清清楚楚的。特别是党内腐败多发、高发、频发的顽症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一严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对策，先以“八项规定”来化解风纪上的问题，彰显从严治党的第一着；接着着手解决“四风”问题，并提出对贪腐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老虎”“苍蝇”一起打，国外“猎狐”行动等，以从严治党的制度化、法治化来化解这些问题，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的领导核心和关键。

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可见，“四个全面”中每个“全面”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坚持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问题的产物和结果，都是现实中带有根本性问题的科学回应。“四个全面”本身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回答现实中突出问题，照应人民的热盼，指导我们发展战略的科学实践所提出的，因此说，“四个全面”是着眼解决新的问题的战略大规划、大布局。

五、“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创新发展，都是中国发展时代需要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今天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高度。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四个全面”，用“四个全面”引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1.“四个全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新结合

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一个根本衡量标准是看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四个全面”，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时代条件为转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在推进实践创新的同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着眼我们党治国理政战略布局这一新视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在适应时代发展解决中国问题中创新的过程。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正确选择切入的重点和角度，不仅是个思路问题，更是把握大势、全局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科学把握工作全局和工作重点，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获得丰富的实践滋养，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形势任务，基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优势，从我们党应当构建什么样的治国理政布局、怎样治国理政这一视角来分析思考，提出的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创造性思想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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