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朋智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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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引导——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试读：
导论：创新发展才有未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可以说就是经营人心、管理思想，为实现一定目标提供必不可缺的、重要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政治优势。高度重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时代课题，对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如何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发展洪流中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的功效，为促进社会顺利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成为急需正视和努力破解的突出挑战。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历史源流
思想政治工作由来已久，可以说其创新发展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表明，无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集团，还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总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沟通、交流与整合，确立一种为群体大多数成员认同和信奉的根本思想观念、价值准则，以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精神力量、规范和调节社会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思想政治工作都受到重视，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广大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潜移默化地施加一定影响，对构筑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以儒家文化为主，崇尚仁政、德治，强调“为政以德”，极为注重个人修养。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认为政治伦理是政治统治的基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是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前提，要通过教化提高民众思想觉悟，为以德治国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论语》中，孔子提出善治三部曲的著名见解，即“庶之—富之—教之”，凸显对民众加强思想教育、道德教化的高度重视。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对民众的思想教化，客观上维护了绵延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秩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古希腊十分注重对奴隶和自由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柏拉图系统论证了奴隶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在《理想国》中提出对奴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在欧洲封建社会，对社会成员普遍推行宗教神权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宗教化、政治化，与宗教相互渗透，利用宗教进行意识形态教化。文艺复兴运动中，新教伦理兴起，仍然利用宗教神学进行精神控制，同时资产阶级开始用人道主义世界观反对封建神权和等级制，引导人们积极投身社会变革。现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逐渐趋于科学化。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了明显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色彩，尽管还未正式出现“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概念，其实质已经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在巩固阶级统治、维护社会秩序、推动历史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通过多种途径载体和方式方法，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用进步的、科学的思想教育群众、武装群众，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思想理念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提高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鼓舞他们为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而奋斗，并在长期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正是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一步步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推动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现实紧迫性
世易时移。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政治工作，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启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国家转型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一直以来担当重要使命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此过程努力适应着新的任务、新的环境、新的对象，不断调适着自身的工作定位、模式、方法。
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加快创新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任务、新的课题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更高更紧迫了。如何更加积极稳妥地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更好地适应新的要求，主动作为、有效作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新的环境需要新的应对之道。进入社会转型新阶段，中国已经发生了、还在发生着翻天覆地、令人眼花缭乱的诸多变化，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内部的、外部的新环境。环境的新变化，已经不同于以往那种细枝末节的局部性变化，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牵涉根本因素的系统性变化，迫切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加快推进全方位创新发展，保持和增强在社会思想意识领域的影响力。
新的对象呼唤新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如果说时代、环境的变化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外部动因，那么，社会转型时期“人”的新变化才是最根本的内在因素。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必然投射于作为主体的“人”身上。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几乎每个人的生活、命运都在发生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变化，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多了，人们的利益诉求、精神需求、价值观念更多样化了，思想活动更活跃了、精神需求更丰富了……这些必然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加快创新发展的步伐，与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相适应，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进一步提升思想引导力，强化对多样性社会思想意识的引领、疏导，实现现代化转型，努力提高信息化、法治化、分众化、社会化、科学化的水平，在全社会持续传递正能量，深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最大限度地凝聚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发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工作曾经有过辉煌，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对于统一思想，进行政治动员，最大限度地凝聚整合各方面力量以实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赢得了充分认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进入新的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似乎不如以往那么大了，一些人对思想政治工作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了，思想政治工作者多少也感到思想政治工作不像以前那么好做了。为什么？归根结底，受制于很多因素，思想政治工作还没有完全“与时俱进”、“与势俱进”，与时代发展的节奏还存在一定差距，没有完全适应人的新变化，发挥出对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力、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感召力。相对于时代和人的新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步伐有些滞后了，二者之间出现某种错位，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这不能不引起忧虑和重视。近年来，社会上出现思想政治工作“淡化”、“弱化”、“边缘化”等错误论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之严峻，以及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之紧迫。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重要政治优势、优良传统，如何通过创新发展继续保持和扩大，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的新变化、人的新要求，保持生机活力，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着眼于促进社会转型的战略要求，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自身存在发展的内在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可能性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不创新无生机，无生机则无前途。那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有可能吗？在当前这个社会转型的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完全具备可能性，这主要是基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分析。
从主观上看，党对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这一点从未动摇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创新一直十分关注，提出的一系列论断、指示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宣传思想工作部门把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创新纳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局中统筹考虑。实际上，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挑战，各个领域、部门、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坚守各自岗位，孜孜矻矻，默默奉献，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探索着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之路。
从客观上看，一是仍然存在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无论是宏观的国家、社会层面，微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层面，还是农村、社区等基层，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对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有着客观要求，这必将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持续创新发展。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发展具备了更多有利条件。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涌现，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学理支撑，使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创新发展，实现现代化转型具备了充分可能性；新兴媒体加速发展，在丰富人们的沟通手段的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长期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思想性、政治性都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在人的思想意识领域、精神世界做工作，相对于不断发展的物质生产实践，根本上处于第二位，取决于现实的客观需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改进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永恒主题。实际上，自诞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在进行着调整、改进、创新，才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肯定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永远在路上……党和国家工作发展大局不断面临新的形势任务，作为工作对象的个体、群体的思想活动、思想动态，同样发生着新的变化。要随时与时代发展的潮流“同频共振”，和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对表”， 不断适应新的要求，始终紧扣人们思想、精神生活的脉搏，时时处处改进创新，及时调整工作的理念、方式、方法、途径、体制、机制，才能履行好自身职责定位，发挥应有功效，保持和增强对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力，实现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积极干预，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唯其如此，思想政治工作才不致落伍、才能奋发有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做出更大贡献。一社会转型与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世易时移。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理由原地踏步，更没有理由倒退。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在创新发展中得到强化，而不能在无所作为中被弱化、边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逐渐进入新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许多复杂变化。这些势必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深远影响，构成思想政治工作转型发展大的时代背景。（一）社会转型的一般内涵
社会转型源自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它最初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世界银行主办的杂志“Transition”被译为“转轨”，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一些社会学者把“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的解释，是对生物学概念“transformation”的转用。在生物学中，“转型”是指生物物种间的变异，即“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台湾社会学家范明哲在《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 ”。“型”的本义是指铸造器物的模子，后来引申为式样、类型等含义，比如血型、发型等。“社会之型”是指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相区别的根本特征。“社会转型”被用来表示一个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社会学家借此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范型（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社会结构的转换，不是某个领域的变化、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发展变化的状态，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不同角度看，社会转型有不同界定。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转型就是社会之“型”的重大转变，是整体的转型，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社会转型就是社会形态的更迭。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就是文化转型，而文化转型具有高于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超前性和独立性。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状态和特殊的过程，是人类实践活动方式（主要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派生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和整体性变革。
在我国大陆，“转型”概念是从1992年后开始流行的。学界对此进行了积极探讨，提出多种观点，其中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是指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词。
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认为广义的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是一种质的变化；狭义的社会转型是指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发生了较大甚至较为剧烈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涉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只是一种量变。
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既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
第五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就是文化转型，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
实践中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有扩大化倾向。史学界借鉴这一概念来考察我国近代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进而拓展到对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如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之际的社会变革等研究，开拓了研究的纵深视野，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反过来加深了对我国国情的认知。
从本质上看，社会转型的主体，应该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即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应当是对社会转型基本特征的概括。社会转型就是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以至社会心理结构，发生全方位的、深刻的变迁。（二）社会转型的主要表现及影响
社会转型并非中国特色。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经历了这个阶段。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等都有过社会转型。
从一种社会之“型”转到另一种社会之“型”之间的过渡期，即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期。从狭义角度理解我国的社会转型期，一般认为1840年以来，我国就开启了缓慢而艰难的社会转型的进程；以1949年为分水岭，进入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又可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第二阶段是1978年至今，转型期所面临的问题无论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指出，传统性社会和现代性社会实际上都是相对稳定型的社会，而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却往往滋生着动乱。
当前，我国正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有学者将这种结构变迁视为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即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一个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转变。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轨齐头并进、相互推动，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突出特征。这势必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其中，最根本的是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制转轨弱化单位的影响力
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涵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逐渐打破了延续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导致社会基本组织形式，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载体——单位对人的影响力不断弱化。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华尔德（Andrew Walder），首次将“单位”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基本单元，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中，通过分析工作场所（“单位”）中的权威关系来透视社会主义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认为单位是一个由高度制度化的“庇护者—受庇护者”的庇护关系构成的基本社会单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服从具体表现为对单位的服从。由于国家控制了社会成员安身立命的几乎一切资源，个人与国家、集体之间形成的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个人特别是城市居民只有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才能生存；农村居民只能在生产队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劳动。
国内最早对此问题的研究者路风，在《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单位体制”概念，指出其基本内容是：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党的组织系统密切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个人归属于单位，而单位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单位制的存在有现实原因。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适应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的实际而建立的一种社会资源的调配制度。在生产力比较不发达、社会资源总量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权威对资源的分配来满足需要，在具体操作中主要是通过单位作为中介来实现的。一般认为，我国单位组织具有单位组织的行政性、单位行为的非自主性、单位功能的多样性、单位成员的非流动性等特性（周平，《中国单位体制的演变与城市社会政治控制方式的调整》，《社会学》，2000年第9期），个人受制于单位，一旦离开单位的庇护，将举步维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个人在接受单位庇护的同时不得不“服从”来自单位的约束，包括利益的、思想的、精神的调控，这也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物质资源的相对匮乏，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机制，使激励机制过于依赖思想的、精神的因素，也是依托于单位制的思想政治工作备受重视的深层次原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新的动力机制正在形成。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注重通过正当的利益刺激来激发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和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经济人”的重要行为动机。以往单位制下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完全一致的观念和现实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点点被动摇，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追求一己之利逐渐成为人们正当、理性的选择。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全社会开始由计划导向转为市场导向，效率最大化原则取代社会一致和稳定优先原则，市场化的价值导向逐渐形成，单位制对人们思想行为的约束力不断减弱，更多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人，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使企业单位组织的自主性增强，由“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单位对成员的控制减少，成员对单位的依附性减弱。二是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传统单位的多样化功能在调整，大而全、小而全的单位大大减少，越来越多的单位剥离了过多不该承担的职能，不再“办社会”，不像以前那样对其成员不计回报地给予普遍关怀，而是在契约的基础上给予关怀。单位成员的更多需求通过社会渠道、市场方式获得满足，对单位的依赖大大减少。三是单位的覆盖面缩小，多种所有制的出现，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新的独立自主型单位大量出现为个人就业提供了更多选择。四是单位组织成员的流动性比以往大大增强，单位和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开始形成双向选择的局面：单位可以排斥不合格的成员，对单位满意度低的成员也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有了更多的“活路”；五是人与单位的关系重构。在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一些人彻底脱离了单位，成为“自由人”；或加入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有些干脆成为无单位或无固定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彻底摆脱单位的约束。即使还存在很多单位，单位与其成员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相互间不再是以往那种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大多成为一定时期内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效用也在弱化。
我国的“单位制”是在基层社会整合失去基础、国家与民间统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出现明显断裂、整个社会并存着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深刻危机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单位制的演变对社会结构的变迁有重要的影响，单位制的衰落对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很中肯的见解。毫无疑问，单位制对于社会整合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单位制弱化对以此为依托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2.治理模式趋于现代化
随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步伐随之加快，绵延数千年的“人治”逐步向“法治”模式转换。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们按自己的意愿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不断拓展，本身就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涵之一。有研究者分析指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来看，纯粹的封建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依附关系，每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都被定格在阶级层级结构的固定位置。封建主义制度系统除了有效满足了人们的依附需求，也为其他种有限的、不大的需求提供了一定的狭小空间。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自由的需求，它把人们的依附关系完全以经济价值形式来表现，除了价值的依附关系以外，人们在其他方面是自由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平等的需求，也排斥自由和封建依附关系。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却没有使这种依附关系得到真正改善；反而，高度集中集权的体制使人窒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社会成员不再是直接面对一个单位制的国家系统，而是主要面对一个首先按利益原则作为评价标准的社会，面对一个被量化的契约关系重组起来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纯粹的单位依附，而是差异多样的社会交往与交换”。
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转变，社会成员越来越广泛地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篇章。法治逐渐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人治”开始转向“法治”模式，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经济运行体制和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治理规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血亲关系、宗法关系、宗教戒律、传统习惯和伦理道德，法律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工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虽然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但是缺少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来管理经济、配置资源。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商品生产、交换的规模越来越大，交换过程中产生的纠纷超出血亲、宗族、伦理道德和行政权力等调整的范围，就需要有专门的权威的行为规则来约束和规范经济社会活动，于是，法治真正产生和发展起来。从经济角度论证了我国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是很有道理的。
当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作为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工具和手段，法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成为处理复杂社会关系、应对社会事务的准则，并缓慢内化为新的文化心理结构。3.社会分化加快加剧
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加剧，由整合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快速转变，这不能不对社会思想意识产生复杂影响。
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与社会结构的构成相适应，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
转型之前，我国是一个低分化、高整合度的社会，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形成了很强的同质性。随着改革深入推进，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通过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经济活动率先从政治领域分化出来并具备了相对独立性，"大一统"的整合型社会格局逐渐打破，经济、政治、文化各自独立承担相应功能，为社会进一步分化打下基础。
一是组织形式分化。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组织形式非常单一，社会成员基本上都被纳入单位制或准单位制之中。随着体制转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形式并存，在传统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公有制组织之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增多，民营经济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体制外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组织，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是阶层群体分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最直接地体现在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阶层结构的变化，也是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有研究者指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已经形成十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在此基础上将十个阶层划分为五个地位层级，即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
值得注意的新变化是，我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发生新的变动，在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是稳定社会局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价值观社会结构的主体，被视为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壮大，意义非同一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都具有积极作用。正如学界研究指出的，中国中产阶层的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并且，这种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会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商业诚信、成就动机、家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品位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向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以促进中国良好的工作伦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
三是利益主体分化。体制转轨之前，由于缺少独立于国家利益之外的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比较单一，处于高度统一的一致状态。在转型期，随着社会组织形式、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社会利益分化不断加剧，逐渐形成种类繁多、大大小小的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利益实现形式多样化。随着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农业家庭承包户、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多种利益主体并存；一批科教文卫等系统事业单位走向市场经营，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群体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诉求，在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之下，为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彼此间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多。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指出的：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由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可以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将会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势必表现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对意识形态建设产生潜在影响。4.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
在转型期社会分化加剧的大背景下，新生代人群开始崛起，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社会思想意识更趋多样化。
社会主体逐渐转移。值得关注的突出现象，是我国人口结构显著变化：随着老龄化到来，社会转型期之后出生的80后、90后等新生代人群开始走上前台，成长为社会主体，为整个社会思想意识领域注入新的元素。肇始于1994年的互联网几乎与其共生共荣，陪伴着他们一起成长，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成长环境日益开放，信息渠道日益多样化，使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和上一代相比发生较大变化，呈现很多新的特质。有研究者指出，90后将整个中国带入后喻文化时代，这是一种反向社会化。在这一文化中，不是后辈向前辈学习，而是后辈向前辈学习。因此，引发大量“信息反哺”现象，间接地，90后带动整个社会文化的渐进变革。
网络社会兴起。互联网在我国走过了二十年，几乎影响了包括新生代在内所有人的生活，曾经一元化主导、高度整齐划一的主流社会已经迈进网络时代。网络社会的主角——网民数量逐年攀升，80后，尤其是90后年轻人更是被称为“网络化一代”，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打上了网络化印记。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两场巨大社会变革，一场是市场经济建立所带来的，基于制度变迁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另一场是网络社会生成所带来的，基于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两场变革时间上存在先后，但在影响过程上却产生重叠。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应对网络社会挑战，我们却面临着市场经济深化与网络社会生成双重转型的叠加冲击。@@这不能不深刻影响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
思想观念多样化。转型期，国家的意识形态格局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一元化权威在动摇，同质性的土壤逐渐松动，异质性因素增多，最深层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面临非主流思想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反思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氛围的形成，社会文化思潮在多个层面迅速兴起，并进一步演化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严肃文化与消费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形成了意识形态文化的主导性与社会文化思潮多样性互动并存的文化局面。@@正如学者孙立平指出的，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转折，即我国正由过去的单一中心时代转向多中心时代，在价值的层面上意味着除经济增长之外的其他价值开始确立。当前我国社会价值除了政治意识形态性价值观念，以经济理性为主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世俗主义等价值观念逐渐兴起，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多元一体、相互交流交锋的态势。
思想活动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更为明显，这为思想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民文明素质、实现社会进步，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比如诱发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利益多样化、利益差别使人们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采取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方式手段，一些人在此过程中容易陷入价值迷失的境地。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转型期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和遵守的精神家园、价值准则、行为规范等尚处于建构之中——旧的在失去效力、新的还未完全确立，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期，社会生活中的“失范”、“失调”、“失序”等非理性现象难以在短时间彻底消除，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出现一些不理性倾向，急需有效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思想引导。（三）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层次挑战
社会转型，不只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宏大背景，更应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积极作为的重要出发点——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对人的精神关照、心理疏导，最大限度地弥合思想分歧、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充分发挥思想整合、价值引领的作用，减少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摩擦、不适、冲突等，从而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如何适应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对象的新变化，顺应转型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无疑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突出挑战。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在参与这一深刻的历史进程中，积极应对，主动作为，战胜新的挑战，才能在实践中牢牢把握自身功能定位，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实现自身的更大价值。
挑战之一 如何有效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
如果说转型前社会思想意识领域是“单声部”，一种声音主导，单一体制内主流声音的影响无所不及，那么与转型期社会利益主体分化相应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体制外力量的发展壮大，加之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的极大丰富，提供了传播的便利条件，社会思想意识领域的鲜明特征是“多声部”，各利益群体竞相发出各自或大或小的声音，出现不止一个舆论场；不同社会思潮竞相登场，利用各种途径传播思想主张，扩大社会影响，某种程度上的意见市场正在形成。对此，如何创新话语体系和方式，及时回应人们对重大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的关切，提高对热点问题的解释力，创新理念方式，强化思想引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和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凝聚价值共识，夯实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坚实思想基础，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重大挑战。
挑战之二 如何在全社会巩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转型期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价值共识的缺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任何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体系都包含两种重要规范，即为社会文化所鼓励的目标规范和相应的手段规范。理想的状况是这两种规范都能得到大众的信服和认可；并且，在价值实践中人们能够通过某种手段实现相应的目标，二者保持一种平衡，只有如此反复多次具体的实践中才有可能确立起对价值观念体系的社会共识。而转型期面临的困难恰恰在于如何使二者达到平衡。转型社会价值目标的多元化倾向，主流价值观建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往往使社会成员难以确立稳定、明晰的价值目标；或者因手段规范缺少简明、细化、便于操作的规定而无所适从，导致价值行为的失范。对此，围绕在全社会确立和巩固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国家的改革发展实践、与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们不仅确立基础性的价值理念，增强对共同价值追求的认同，更能在长期的、鲜活的、具体入微的实践中加以体验，巩固正确的价值共识，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重大挑战。
挑战之三 如何更好地关照和滋润人们的精神世界
转型期社会变革之广泛、之深刻前所未有，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来自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各种压力较之以往大大增加，“鸭梨山大”等成为社会流行语；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利益受损群体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失落感，心理失衡；很多心理障碍、精神疾患随之增多，抑郁症发病率居高不下；转型期特有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冲突，不可避免地投射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加之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以移动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进程快速发展，来自外界的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更容易加剧人们的思想困惑、心理困顿。更重要的是，文化转型还在进行中，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远未完成，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人文关怀，为人们提供精神归宿和心灵栖息地，打造人生的意义感，提升生活的幸福感，使人心有所依、心有所安，是更具深远意义的时代课题。二转型期社会思想意识分析转型期是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社会主体利益关系的大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大变动，体现于思想意识上的鲜明特质，概括说就是多样、多变、多动。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体系和社会心理范式创新性发展的过程。这一时期社会思想意识十分活跃，内在的、外来的，积极的、消极的等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冲撞、相互渗透，“乱花渐欲迷人眼”，必然会体现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调整，转轨转型步入新阶段，全球化市场化加速，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的信息传播体系逐渐形成，舆论场、思想场呈现多样繁杂景象，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多样化的态势愈加明显。随着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日益惠及更多社会成员，治理体系现代化开始向纵深推进，正面声音不断放大，社会思想意识领域整体呈现向正、向上、向善的积极态势，社会精神生活中充溢着越来越多的正能量，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逐步增强。由于受制于多重因素，转型期社会思想意识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社会思潮比较活跃，社会心态波动难定，对大力提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效能，提高对转型期社会思想意识的引导力，牢牢把握思想引导的主动权主导权，提出了更高要求。（一）社会思潮新特质
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种运动形态，一般是指一定时期内比较系统地体现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思想主张、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多以某种理论学说为支撑，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传播，影响社会思想意识的思想潮流，介于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在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居于重要位置。社会思潮往往盛行于大转折、大变革、大激荡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期，无论国家还是个体的前途命运都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一些重大问题急需解决，很多思想困惑亟待解答。在此背景下，社会思潮应运而生、趁势而兴，从各自立场出发，对事关国家和社会发展前途、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做出回应，发表各自的思想主张，提出不同方案，通过各种形式途径传播扩散，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
1978年改革开放新征程开启，国家发展重心转移，经济加快发展，社会加速转型，社会思潮随之萌生、发展、壮大，20世纪90年代进入发展高潮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方面都有所表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大环境发生新的变化，社会思潮自身也在不断调整、分化，呈现新的特点，影响力互有消长。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社会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社会分化加快，社会冲突趋于显性化，一些社会矛盾凸显并相互交织，这不能不对社会思潮产生复杂影响。
社会思潮具有深刻的多样性复杂性，既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也与哲学、历史、伦理、宗教、生态等密切相关，总体上可分为主流的、非主流的及反主流的社会思潮三种类型。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功利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权威主义等也在一定范围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也在某些方面对某些群体产生较大影响。随着时代发展，作为对现实热点问题的回应，对国家政策法律、行政管理的规避，适应新的阶层群体的变化，在相互的碰撞、斗争中，社会思潮的思想观点出现一些调整，表现出一些需要认真研究分析的新特点新动向。1.思想观点有所调整变异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推进，一些社会思潮的思想观点进行调整，有所变异，表现更为隐晦。比较典型的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下，通过出版物、论坛、讲堂等进行传播。主张市场完全竞争，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领域，鼓吹自由化、私有化，片面强调效率，忽视社会公平；主张思想多元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等。由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某些具体实践有所契合，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较大，特别是容易在一些大学教师、社科研究人员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中引发共鸣，并对经济运行产生客观影响，相对其他思潮处于优势地位。在其发展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批驳，其他思潮也予以反击。
更重要的是，国内国际形势发生较大变化。从国内来看，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中国崛起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大共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成功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国际上看，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遭遇拷问，某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经济濒临破产，曾经广受推崇的“华盛顿共识”遭遇强烈质疑，一些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产生前所未有的怀疑，从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扩展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已不再适应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思想观点上有所调整，一些具体表述出现变化。
其他如新左派、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打着“普世价值”旗号实则鼓吹“西化”、宣扬西方宪政等思潮，在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决策出台后，站在一定立场上，试图在事关国家发展道路、事关公共利益等重要议题上争取话语权。2.介入热点问题积极发声
转型时期的时代主题一般也是社会思潮的聚焦点。不同社会思潮有不同表现，大都热衷于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意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继续推进改革的难度加大，既有利益格局有固化之势，人们关切的热点问题有新的特点，特别是诸如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社保、就业、住房、养老、物价、环境保护等问题，牵动百姓的切身利益，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具有新的内涵。
同时也出现新的问题，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后，民主参与等精神需求随之高涨，对反腐败、社会风气、道德伦理、公正等问题的关注度提高，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强，在对这些问题的舆论背后，多多少少都闪烁着某些社会思潮的影响，体现一定的立场观点；而且，话语的形式更加平易、生活化，和受众利益的契合度更高，更容易得到认同。
社会思潮在对热点问题的介入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也在加剧，以至发生激烈论战，制造舆论，在不同范围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比如住房问题近些年来成为政府、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舆论场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一些人站在各自的立场，发表不同意见，有主张市场化的，有主张国家干预的；正确的、错误的观点相互交织，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思潮的支持者中有一些积极分子，属于笃信其理论主张的意见领袖，在舆论场上表现活跃，擅长就一些热点事件借题发挥，加以分析评论，借机论证其观点的合理性，影响人们的判断。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思想意识的多样化趋势，增加了思想引导的难度。3.借力新兴媒体扩大传播
近年来，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传播形式，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是复杂的。有研究者对互联网的政治属性进行分析，认为互联网具有中心化、自由平等化、个人主义等政治属性，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网络的开放性、即时性、便捷性、互动性等特点，为社会思潮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我国网民数量逐年快速攀升，为一些思潮在虚拟空间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深厚的受众基础。社会思潮传播的速度、广度、深度等增强，由于新兴媒体传播的分众化特点，传播的精准度也提高了。社会思潮传播的主阵地正在从以往的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转移，思潮之间的相互碰撞有所加剧。一些人站在各自立场，利用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提供的便利，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积极发声，扩大其背后的社会思潮的覆盖面和渗透力。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兴媒体迅猛发展，甚至出现因网络而兴盛的思潮类型，形成某些新形态的社会思潮。比较典型的如“网络民族主义”，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新产物，最早源于2008年西方媒体对拉萨3.14暴力事件的歪曲报道引发强烈不满。以留学生为主力的海外华人通过互联网揭批西方媒体的谬误，激发了网民表达爱国情怀的浪潮。这场自发的爱国运动表现出不同以往的鲜明特征：以网站为平台，以爱国主义为情感纽带和价值诉求，呈松散状态，本质上仍然是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
互联网为以往缺少话语权的众多网民创造了便捷的表达渠道和情绪出口，一些主流网站论坛也为网民开辟了意见表达平台。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少了高贵的精英色彩，多了“草根”气息，表达更直白、更富感染力，有利于汇聚爱国、强国的正能量，提高大众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素养。但其在思想倾向上多了极端色彩，情绪化、个性化等非理性特征更为明显，更易蛊惑人心，导致一些非理性行为甚至重大恶性事件，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成潜在威胁。此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等政治倾向明显的错误思潮，开辟新兴媒体传播渠道，形式更为隐蔽，更容易对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造成误导。4.青年群体所受影响更大
社会思潮历来把思想较活跃的青年作为重点群体，力图影响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和现实都已充分说明，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从来离不开青年的参与，无论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等思潮，还是一些相对小众化的思潮；无论是政治性较强的思潮，还是生活化、文化色彩较强的思潮，都容易在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反响，对其产生重要影响，青年仍是社会思潮的重要承载者、传播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经济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平了，学术界、思想界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纷繁变换，不可避免地使广大80后、90后人群卷入其中。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大学生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鲜思想。校园内各种新思想传播的场所多、速度快，往往通过讲坛、课堂，学生社团的活动、各种自办刊物等途径传播，容易对青年群体施加影响。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新情况是，这一代青年的主体是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80后、90后人群，大多为独生子女，容易形成自我中心，主体性更强，思想更开放。但是，也面临新的问题，特别是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其思想形成压力。同时，他们身处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环境，是伴随着互联网一同成长起来的，可说是典型的“互联网一代”，惯于通过互联网接受新的思想观念，表达个人诉求，从事社会交往活动，甚至形成网络依赖，难免受到网上多样化思想观点的影响，一些社会思潮对判断力、鉴别力还不强的青年的影响不容忽视。
高校作为宣传思想工作重要阵地，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高校教师对学生影响很大，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是如此。其他课堂尤其是人文社科专业教师的思想立场也容易对学生产生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管理上还有很大改进空间。需要大力加强改进教师队伍特别是青年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切实提高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做好大学生的思想引导。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即活跃于新闻出版领域包括传统新闻单位、出版机构、文化单位、社科研究机构的青年编辑、记者、科研工作者等从业人员，具有较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性，思想水平、知识素养较高，很容易成为“意见领袖”，在社会思潮传播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这部分人员在高校接受某些社会思潮影响后，难免在各自的职业活动中有所体现，其思想观点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于新闻报道、出版物、文艺作品、广播影视等大众文化产品之中，体现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对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该群体思想引导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二）社会心态复杂化
社会心态是某一时期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作为一种初级形态的社会意识，社会心态常常通过社会的流行、时尚、公共舆论和社会成员个体的动机、情绪、对未来的信心等表现出来，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对社会成员产生潜在的、情绪性的影响。社会心态影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好的心态能使人焕发巨大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强大推动力；反之则会涣散人的斗志，妨碍人们投身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甚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消解作用。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基本状况，引导人们形成良好心态，对于激励人们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心态，是在社会发展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稳定性，一般会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关键期，总的看，社会心态的基本面是向上向好的——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都从国家改革发展中获益，有不同程度的获得感，无论个人还是家庭的面貌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大多对国家、个人的前途充满信心，人心思进、人心思富、人心思乐是主流，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密不可分。同时，与其他经历转型的社会类似，转型期社会心态的复杂性日益凸显。1.浮躁成社会心态典型表征
人心躁动，似乎成为转型社会的典型标签——少了理性，多了盲目；少了脚踏实地，多了投机取巧；少了耐心，多了急于求成；少了沉着冷静，多了焦躁不安……有心理学家认为：浮躁是一种冲动性、情绪性、盲动性相交织的病态社会心理，与脚踏实地、励精图治、独立自主等是相对立的。研究者认为，“社会浮躁心态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社会中一些群体、一些人，对社会事务或群体利益、个人利益在表达关注和追求时，所呈现出的某种盲目性、非理智性的反映。”
浮躁心态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跟风”。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跟风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据《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进行的“中国人跟风心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当今中国人跟风的程度如何，受调查者选择“非常严重”的占75.3%；选择“比较严重”的占22.0%，选择“一般”的占2.4%；选择“不好说”的占0.3%；对于如何看待跟风现象，47.2% 的受调查者选择“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43.1%的受调查者选择“折射了社会转型期的浮躁心态”，分列第一、第二位。现实中，“跟风”之潮遍及各个社会阶层，经济生活、日常消费、教育留学、文化娱乐等各领域都出现跟风潮，由于缺乏相应的抑制或者平衡机制，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了浮躁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心理。跟风现象充分反映了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价值多元，良莠难分，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表现出浮躁心态，在生活方式、文明习惯乃至人生境界等方面陷入流行化、浮躁化、庸俗化。22.5%的受调查者认为跟风 “凸显主流价值观的迷失”；21.7%的受调查者认为是“当前社会缺乏文化自主性的体现”。
社会浮躁有一定必然性，是在由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传统社会和后现代社会是比较稳定的，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定型，而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则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导致不稳定性”。历史上，英国、美国、日本等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都有过这样的问题。
社会浮躁发生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根本上是随社会转型而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有研究者对社会浮躁的形成机理作过深入研究，认为浮躁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个体的心理变化”，指出“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原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个体在面对市场经济的新环境时，自身的生活方式、价值信仰、文化理念都发生了改变，从而为浮躁心态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完全依赖逐步转变为独立自主，在从依赖集体向个人自主转变过程中容易导致心理上的不适应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国家不同，浮躁心态的产生还与我国独特的文化因素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就坚持集体主义文化，经过与社会主义理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然而市场经济带来的个人主义文化在倡导个性解放的同时，过分地否定了集体主义。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中的个体在接触个人主义时往往被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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