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为臣智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国章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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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为臣智慧试读：

前言

很多人都以为做官靠的是一个人的聪明，其实不然，做官有着很大的学问，仅仅头脑聪明是不够的。比如众所周知的清朝官员和珅，从皇帝身边的一个小侍卫竟然一步步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而和珅所倚重的并非只是乾隆的信任。和珅懂得如何为帝王分忧，如何与朝中大臣相处，并且他有着渊博的知识，这些都是他能够平步青云，并很快就爬到了清朝权力顶峰的原因。同样，晚清的曾国藩虽然看上去一 副老实相，但实际上他有着很深的心机，不然也不会一直做到了直隶总督，并被封为毅勇侯，死后还被谥为文正公，足见朝廷对他的重视。

在古代官场上，像和珅、曾国藩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步入官场后，便开始一边做着官，一边学着如何做官，完全符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他们在这种“行”与“知”的并行之下，掌握了做官的学问，从而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政治理想与抱负。

在科举制度之下，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金榜题名、步入官场之后都能够学会如何做官，因为一个人做官的水平可以和聪明成正比，但是与个人的学识和他的内心是否善良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做好官与做贪官只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为官之道的差异。众所周知，在明朝有一位与宋朝的包拯齐名的清官海瑞，与包拯相比，海瑞同样有着耿直的性格和宁折不弯的品行，但由于做事不够圆滑，所以几经罢官，甚至准备好了一口棺材以死上书。在历史上他虽然深得百姓的爱戴，但官位一直不怎么高，最高只做到了南京右都御史。由此可见，一个懂得如何做官之人与一个不懂如何做官之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

而提起做官的学问，当首推明朝的王阳明，如果海瑞能够研究一下王阳明的做官之道，相信他一定会深有感触的。王阳明的为官之道，可以说有着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他步入仕途之初，尽管受到了太监刘瑾的迫害被贬到了贵州龙场，但这并不影响他为官上的成功。当初从龙场的一个无品的小驿丞，被提升为了庐陵的一个小小知县，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王阳明不但将一个县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且被提升到了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他还没有去上任，新的提升任命就又到了，王阳明被任命为吏部的验封司主事，很快他就被提升为了吏部文选司的员外郎。再后来，王阳明又做上了南赣巡抚，并拥有着“便宜行事”的大权。

从一个小小的不入品的驿丞到朝廷的封疆大吏、钦差，再到后来的入阁，这位历经了明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的三朝老臣，不仅没有被历代皇帝所遗忘，反而随着新帝的登基而越发受宠。而做到这一点，也足见王阳明对为官之道所参透的程度，就像他每次向朝廷提出辞官的举动后，朝廷不但没有同意，反而会为他升官。这种种离奇的现象，让王阳明不仅在当世成为一位奇人，而且在后世同样成为很多政治伟人竞相学习的榜样。

本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王阳明在仕途上的种种遭遇，深刻剖析了王阳明一生为官的经历。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王阳明的为官之道，而且也看到了他的弟子与同僚们因与他接触而发生的仕途上的转变。

第一章 中庸之道：历代官员必懂的金科玉律

1.才倾于国，众必非之

一个人的才能过于出众了，必然会受到那些心胸狭窄之人的忌妒，尤其是那些官场上的人，本来就有很多怀有不同政见的敌人，如果才能过于出众，就等于是把自己完全置于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一来，人们在看到你好的一面的同时，也必然会发现你自身所存在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瑕疵。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十分完美的人，过于出众反而会在不知不觉间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非议，甚至是根本无法预料到的麻烦。

这种情况，王阳明在还没有步入仕途时，就曾遭遇过。那是在他22岁参加完科举考试后，内阁首辅李东阳见他未曾上榜，便安慰他不要气馁，来年必中状元，何不在此先作一首状元赋？没想到一句话激起了王阳明的斗志，他一挥而就，其运笔之势及才思之敏捷，顿时震惊了很多人。不料，当时王阳明愤而为之的一件小事却最终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忌妒之人私下议论，这个人他朝一旦及第，必定会目中无人。结果因为小人从中作梗，王阳明这一等，就等了六年才考中进士。由此可见，才华出众有时会给自己带来祸患。在这六年里，王阳明也从一直被他视为偶像的诸葛亮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在与诸葛亮处于同一时期的徐庶身上，王阳明更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当年刘备委身于刘表门下时，徐庶是刘备手下，曹军来犯时刘表不肯出兵，而曹军人多，在双方实力相距甚大的情况之下，徐庶用计放火烧寨，在佯退中令刘备将曹仁引至刘军事先埋伏的地方，结果一举令曹仁损失惨重。徐庶也在出山之后所打响的第一例以少胜多的战斗中名声大振，本想着继续跟随刘备一展宏图，却不料曹操手下的谋士用计将徐庶母亲诱至许昌，并仿其笔迹给徐庶写了一封信，称母亲身体不适，召徐庶速往许昌。徐庶是个孝子，听闻此消息后心中大乱，等辞别刘备赶到母亲身边后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曹操所为。因为徐庶帮着刘备以微弱的兵力打败了曹仁的大军，曹操在惊讶与忌妒之余便使出了这一奸计。

王阳明知道，徐庶的才华虽然不及诸葛亮，但也是三国时期数一数二的奇人异士，只因为其才华过于出众，便被曹操诱至了许昌，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施展过自己的才华。从徐庶的身上，王阳明看到了此时的自己，所以当他在考中进士之后便一直低调行事，再也不锋芒毕露。但很多时候，对于那些才华出众的人来说，并不是你想低调便能低调得了的，即使自己的才华可以隐而不发，但和你接触过的人也可以在彼此的思想交流中很轻易地发现你身上那挡也挡不住的光芒。

在经历了被贬贵州龙场后，回到京城的王阳明收敛了许多，但是因为受到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湛若水宣讲理学的影响，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之后吕 、王崇等人也相继加入。虽然他们终日辩来辩去并没有辩出任何结果，但王阳明的思想认识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就连比王阳明大六岁的湛若水都逢人便夸赞王阳明的心学，还当众表示：“王阳明和我所说的‘心’并不是一个意思，他所说的‘心’是指人的方寸之心，而我所说的‘心’是万物之心。”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都是因其思想和才华才会聚在一起，本来只是几个文官和京城的文人学者之间在学术上的相互学习和探讨的事，可你说我说他说，传的人多了，王阳明的名气就渐渐变大了。当这些人再聚在一起听王阳明讲学时，心里更是佩服起来。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王阳明的名字在京城“走俏”起来，加上他的弟子黄绾等人的极力拥戴，王阳明竟然又像在贵阳书院时一样讲起了学，一时之间从者甚多。

作为王阳明的得意门生，黄绾在这件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黄绾可以说是王阳明最为忠实的追随者，在他的大力宣传下，王阳明在这一时期收了很多弟子。但在天子脚下，王阳明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很多朝中的大臣。虽然“朱陆学说之争”曾让王阳明在这些人的心中落下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不好名声，但这些忌妒之人无法凭此来扳倒王阳明，因为这毕竟是学术上的事情，与朝政无关。在得到几位好友的好心提醒后，王阳明也渐渐收敛了一些，可最终还是有人以王阳明门下的弟子中有很多人是朝中官员为由参了他一本。于是，朝廷为了避免官员结党营私，将其调往了南京任职。

经此变故，王阳明来到南京后便有意采取了一些尽量低调的做法，但在他的好友南京礼部尚书乔宇的支持下，很快又有很多江浙一带的文人学子聚拢在了王阳明的周围。很多时候，为了避免过于频繁地聚在一起探讨心学，他们往往选择在晚上聚会。当时，王阳明一位叫王艮的弟子从泰州赶到了南京，而时值盛夏，天气闷热难当，于是王艮便提议：“如此炎热的天气，我们躲在屋子里做什么，此时秦淮河上的风正爽然，我们何不包下一艘大船到河上沐浴晚风，边观秦淮河的夜景，边听先生讲学呢？”王艮的这一提议就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了把火，这些江南才子激情顿起，很快便包下了一艘船上了秦淮河。事情往往是这样，有了一就会有二，接下来的日子不用王艮提议，往往王阳明还没到，他们就已经早早租下了船。一来二去，这反倒成了南京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泛舟秦淮河聆听王阳明讲学，对于那些学子来说，更是一件雅事之中的“雅事”。

正当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在秦淮河的湖光潋滟中醉心于心学的探讨时，远在京城的崔子钟和汪抑之给他写了封信，看到信后，王阳明淡淡一笑，他并没有把这两位好友的好心提醒当回事，可是他的父亲王华却有些坐不住了。王华知道，他这个儿子的才华之光芒是挡也挡不住的，他只是希望王阳明能够好好反思一下为人与做官上的中庸之道，不要过于张扬了，以免导致与贵州龙场事件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王华把王阳明叫到了跟前，从当初在京城的大张旗鼓讲学开始，到后来的聚众对朱熹和陆九渊学说的公然点评，再到如今的秦淮河泛舟讲学，这位老状元不急不躁地对王阳明进行了说教，而这也无非是在告诉他一个他自己早就深知于心的道理：以中庸之道为人处世。

让王阳明的父亲揪心的是，王阳明京城的朋友崔子钟和汪抑之在信中所提的事情。因为自王阳明开始了夜游秦淮河的讲学后，这件事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之前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在晚上讲学，不就是想避开众人的耳目吗？可如今虽然是避开了众人之目，却没避开众人之耳。王阳明与学子们夜游秦淮河的事情不知被哪个多事之人传到了京城，又传到了御史杨典耳中，杨典当即跳了起来，说：“这简直是有伤风化，丢尽了天下读书人的脸。”因为御史杨典听说王阳明为了发展他创立的心学，每晚都和几位弟子包下一艘花船，一边在秦淮河上泛舟，一边和那些个红粉女子讲他的心学。一气之下，御史杨典向吏部提交了一份举荐书，建议将王阳明调至国子监做祭酒。

经过父亲的一番教导后，王阳明仔细想了想，便不再和弟子们去夜游秦淮河了，依然像在京城时一样，每至晚间，便找个众所周知的地方去讲学论道。他知道，虽然人言可畏，但是只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就足够了。

王阳明的这种中庸思想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他过人的才华无法让他实现这一目的。在这一思想的支持及父亲王华的千叮万嘱之下，王阳明在接到吏部让他就任南赣巡抚的任命书后，并没有即刻去上任，而是向上递交了一份辞呈。王华对儿子的这一做法很赞同，但是兵部尚书王琼没有让他们父子俩如意。因为在这位王尚书眼里，此刻南方起义正炽，怀有不世之才的王阳明不去就任，又让谁去平叛呢？

王阳明用他出类拔萃的才华，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很多的荣誉，成为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明朝中无一人能出其右的奇才，但也让他的一生因此而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然而幸运的是，过人的才华也让他在仕途上走得更远。

2.“初涉江湖”，最好沿着别人的脚印走

对于初入仕途的王阳明来说，虽然这仅仅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迈出的第一步，但足以让当时年轻的王阳明兴奋不已。因为虽然当年的落榜让他遭遇了挫折，明白了收敛，但毕竟那时的王阳明还没有步入仕途，并不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是是非非。虽然他的父亲王华当时也在朝为官，并在言传身教中给了王阳明很多的启示，但对于年轻的王阳明来说，这些无法阻挡他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的热情。

28岁的王阳明在被赐予二甲进士第七人后，被暂时留在了工部当差，这一安排的用意是朝廷想对一些新中的进士进行一番观察。对于那些初入仕途的人来说，如果朝中没有善于弄权者做后台，朝廷也不可能一上来就给这些进士一个实缺。因为通常即便是考中了前三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也只是在翰林院做修撰、编修，但不同的是，一旦进入了翰林院这个看似清闲做学问的部门，日后进入内阁参与辅政的机会将会变得很大。当时的王阳明哪里知晓这些，而即便知晓了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因为王阳明的志向并不仅仅是做学问，如果是那样的话还不如待在家里修圣人之道。“初涉江湖”的王阳明在工部很快就找到了目标，因为工部在六部的排位虽然被列在了最后，但还是有着相当的实权的——它掌管着整个大明王朝尤其是皇家园林等方面的建设。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京城这个地方有个什么破土动工的事情，就全都在工部的管辖范围之内。其中，还包括屯田、水利、交通等方面的事宜。可以说，任职工部是个肥差，而王阳明之所以会一入仕途就被安排到了这样一个既轻闲油水又大的部门，多少也有些他父亲的原因和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的关系。但王阳明对这些并不在意，只要是有事做，他就会以自己十倍的精力去做好这份差事，竟浑然忘记了当初科举考试时因才气迸发而受人忌妒致使自己在六年后才金榜题名的事，以为既然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朝堂，那就可以去大展宏图了。

实际上，不要说明朝的官场，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没进官场时期盼当官，真的穿上了这身官衣却不是那么回事了。事实上，王阳明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尽心尽力地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了，就是个好官。他当年所学的中庸之道此刻早已被抛至一旁，就像他在日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一样，在工部任职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所想到的。

上任不久，王阳明便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了一份上疏，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奏折中直言不讳地提到，如今朝廷最大的忧患是，一些大臣仗着皇帝对他们的信任，一边拿着朝廷发给他们的俸禄，一边还要借为皇家修建园林宫殿的机会从中捞取一些好处，就像蛀虫一样，长此以往就会让朝中渐渐滋生一种浮华、享乐之风，令有识之士痛心、贪官污吏欢心，其结果必定是令朝廷的纲纪不振，国库空虚。将这些现状一一指出后，王阳明又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忧患，说现在边疆地区出现的一些战事，就是对皇上的一种提醒：这种腐败行为不仅仅是那些贪官贪污一些银两的事情，受害的直接是老百姓，一旦民怨积沉，日后就不只是边疆出点小小的匪患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所以，要改变现状，就必须改掉那些陈年陋习，采取新的政策。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仅仅是提出了问题这么简单，而是还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更为详细的改革措施，以供皇帝参考，这也就是为后人称道的王阳明的“八项措施”，可谓字字珠玑，一语中的。如果站在朝廷的立场上看，王阳明提出的这些措施针对性很强，他首先从经济和吏治上列出了很多革新的措施，然后又从军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按照王阳明的这些举措来实行的话，对内可以肃清朝廷里的贪污风气、重整朝纲，对外可保大明边疆的稳定。

奏折是呈上去了，王阳明也期待弘治皇帝能够按此实行，但是他等了很久，却没有丝毫的音讯。事实上王阳明所提出的这些，“恭仁俭朴、虚心纳谏”的明孝宗朱祐樘都看过了。虽然他心里对年轻的王阳明也很欣赏，但这些情况朱祐樘在做太子时就很清楚，继承帝位后，他也一直在做着一些改革，其大刀阔斧地肃清后宫及朝堂之举，曾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成。然而在明孝宗统治后期，由于身体多病，他犯了和他父皇明宪宗一样的错误，信起了佛教，如此一来，很多奸佞之人再次混入了朝中。在这种背景之下，王阳明的奏折自然就如石沉大海了。

当时的王阳明哪里知道这些，奏折呈上去久久不见音讯，一时间王阳明有些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毕竟是刚刚步入仕途，一个小小的官员，在朝中自然是人微言轻了。虽然他和朝中首辅李东阳熟悉，但毕竟自己的上疏是公事，他不愿将公事掺到私事中去，于是一气之下就接手了一个督造威宁伯王越坟墓的差事，躲到荒无人烟的地方研究起兵法来。在督造期间，王阳明竟然突发奇想，干活累了就教那些民工练起了“八卦阵”，这样一来，枯燥的生活一下子多了很多乐趣，也让他在行军布阵上的想法得到了真实的预演。

就在王阳明醉心于自己的“军事演习”之际，京城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给王阳明的心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王阳明的一位朋友，也是他在上一次科举考试落榜中结识的一名学子，当时他的这位朋友是以三甲第五人的成绩考中进士的，可以说从两届科举考试中的成绩来看，他们的排名是不相上下的。考中进士后，他的这位朋友进了吏部，三年后王阳明进的是工部，比较起来，两个人在仕途上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就在这三年里，王阳明的这位朋友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家在吏部做了一年多后被提升为了礼科的给事中。给事中虽是五品官职，做的事却有些繁杂，比如记录和编纂一些诏旨题奏，或者是在乡试和会试中充当一下考官，再或者是册封宗室或在与他国往来中充当使者等，还有就是像弹劾百官、监察六部诸司之类的事情，给御史们做一些互补性的工作。就在他的朋友做了将近两年的给事中之后，突然就被提升为了京兆尹。而京兆尹位列当朝三辅之首，朝廷的这一举措让王阳明再一次看到了希望。因为这位朋友的提升，在王阳明眼里是一个好的兆头，说明朝廷有着欲让言官来出任三辅的尝试。也就是说，朝廷要在朝堂之上广开言路。

在督造坟墓期间，王阳明也进一步体会到了权力对于一名官员的重要性。为了向更高的权力冲刺，王阳明又针对当朝的军事方面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折，没多久，他又就工部的具体制度做了一些更为完善的修订。在这期间，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军事还是吏治，王阳明一直在不断地向朝廷反映着其中的不足，并且还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改良措施与建议。这些奏折呈上去之后，王阳明便不再像第一次上疏那样去苦苦等待结果了，因为他从那位朋友被提升的经历中明白了，在官场上冲锋与在战场上拼杀不同，这既要懂得进身之法，也要明白退身之道。尤其是对于初涉官场的自己来说，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既然是不明白，何不沿着那些成功者的足迹去走呢？

就这样，王阳明沿着他那位做了京兆尹的朋友的路一直走了下去。果然，他的梦想也在一点点地实现着——督造完威宁伯王越的坟墓后，王阳明就被调升为刑部的云南司主事。在这期间，他又针对案件的处理，向朝廷提出了一些法与礼、情与理的不同见解。

对于“初涉江湖”的王阳明来说，在遭遇了一次失意后，朋友的一次提升触动了他，并让他很快从失落中重新振作了起来，不再因为自己的一次上疏未得到批复而耿耿于怀，并将那位朋友作为自己的仕途之镜。而在这面镜子的照耀之下，王阳明最终沿着别人的足迹一路朝着明朝的权力中枢走了下去。

3.不论青春几许，一概“耳顺”

作为儒家的一种思想，很多人会把中庸误解为掐头去尾取中间的意思，其实中庸之道在于让人在面对万事万物时，一定要抛弃两个极端的做法，处理事情时不要去走极端，也就是所谓的执两用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时，中庸之道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天人合一”的含义，而“天人合一”讲求的就是至诚至善，这样才能够达到“致中和”的最高境界。

对于从小就博览群书的王阳明来说，他早就明白中庸之道的深层含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仕途越走越宽。可以说，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中庸思想让他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仕途危机，无论是在他早年略带几分张扬的为官之路上，还是在他人到中年甚至年近花甲之际，很多场合他都会表现出一种看似“耳顺”的情形。王阳明这种看似“逆来顺受”的表现，再加上他至诚至善的神态，往往给人一种不卑不亢的感觉，这让很多原本和他处于敌对立场的人最后都被他所打动，甚至成为王阳明仕途上的“贵人”。

大太监张永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当年王阳明擒获宁王朱宸濠后，正德皇帝朱厚照为了彰显自己的威武做出了让王阳明放掉宁王而由自己再活捉朱宸濠一次的决定。率军南征的王阳明感到事关重大，他担心张永会利用皇帝的宠信而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所以决定带上宁王亲自赶赴杭州去见一见张永。因为张永虽然和张忠一样同属于当政的宦官，但一来张永当年曾杀过刘瑾，自己曾受到过刘瑾的迫害，从这一点上来看张永或许会明晓大义；另一方面，张永表面上和张忠等人是一伙，但经常会受到张忠等人的排挤，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十分宠信张永。

在到达杭州之前，在险些被张忠派来的锦衣卫掠走宁王之后，王阳明一刻也不敢再停留，径直赶到了浙江镇守太监的衙门。此时的张永早已今非昔比，不要说是王阳明一个二品的巡抚，即便是朝廷的一品大员想要见他都不容易，而且刚好这几天张永一直是闭门概不待客。无奈之下，王阳明便和当差的小太监聊了起来，言语间很是客气。这个小太监早就听说过王阳明这个人，尤其是他们陪同皇上的这次南行，就是来找王阳明从其手中带走宁王朱宸濠的。动了恻隐之心的小太监进去帮王阳明通报了一声，结果还是被张永给挡了回来，小太监传话给王阳明说：“王大人，张公公吩咐了，请你回南昌去吧。”王阳明听后有些急了，因为他此行可以说是关乎整个江西省的老百姓的安危，于是再次向小太监恳求起来。小太监因为张公公已经有了回话，他也不好擅自做主，只好规劝王阳明回去。就在小太监打算关上门的一瞬间，王阳明一旋身越过小太监冲了进去。等小太监回过神来时，王阳明早已冲进了院子里。小太监冲王阳明喊了一句，王阳明答道：“请公公海涵，我找张公公的确有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双手抱拳，冲这个小太监深深鞠了一躬。此时，闻讯赶来了几个小太监。见此情形，那个小太监朝其他的几个小太监一挥手，然后对王阳明说：“张公公在后院。”几个小太监听到他这么一说，还真以为王阳明是被张公公所召见的，便散开了。王阳明因此而逃过了一劫，因为在当时，无论你是多大的官职，私闯皇帝身边的太监红人张永办公的衙门，那无疑是在公然向皇上挑衅，而张永此时不仅是钦差大臣，而且还是正德皇帝钦点的讨伐宁王的先锋。

王阳明来到了后院的大厅，却还是不见张永的影子，于是他又像对待那个看门的小太监一样，双手抱拳，对着里屋一揖到地，说道：“张公公，在下王阳明，仓促间来见公公，实属无奈之举，还望公公原谅阳明的唐突。不过，阳明确实有关乎社稷的大事要与公公商议。”

当时是正德十四年，如果按照岁数来说，王阳明47岁，张永5岁，王阳明比张永小了七岁，对张永行如此之大礼并不为过；再者，当时张永是钦差大臣、开路先锋，手中更是大权在握。但是如果站在张永的立场上看，事情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张永一直敬重王阳明的学识，还有此次在平定南方宁王叛乱时所表现出来的有勇有谋，但是如果要让张永为了王阳明去得罪张忠，他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可是张永明白一点，自古以来，宦官弄权者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明王朝，更是司空见惯。但作为一名太监，无论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有多大，都无法得到朝中大臣们的由衷认可，因为宦官与那些科举考试出身的大臣根本无法相比。这在当年协助杨一清除掉刘瑾时他就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不过是被他们利用了而已，但无论怎么说自己和刘瑾确实是仇人。如今王阳明来访，张永不去理睬他，也正是这个原因。目前王阳明有困难了，找到自己了，明日没事了，两眼一瞥又骂自己是宦官乱政了。可是隔着纱帘，张永这一次看得十分清楚，王阳明虽然硬是闯了进来，却表现得十分谦恭，这让张永出乎意料，于是他便走了出来。

王阳明脸上没有表现出那种大多数人求人时的模样，而是右手一撩前襟，欲向张永行大礼，不料却被张永拦住了。王阳明恳切地说：“请公公救救大明江山吧！”接下来，王阳明便将心中的顾虑讲了出来。自到南赣平定农民起义以来，他发现江西、福建这一带的民力可以说早已疲惫不堪，而之所以会造成如此的状况，正是当年刘瑾弄权时，南赣地区的官员为了讨好刘瑾四处敛财所致，再加上近几年山贼和土匪的频繁出没，当地的老百姓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再任由京军在这一地区折腾，那么江西、福建这一带的局面将很难收拾。另外，皇帝久离京都，如果朝中有奸党伺机觊觎皇位，煽动奸人作乱，那么天下一定会大乱，届时如果南方的匪寇与之相呼应，到时更是难以收拾。再者，如果依照皇上所言放了宁王，万一不小心让宁王逃脱，那么势必会再次掀起一场政治浩劫。

王阳明言辞恳切，况且张永也不是一个不识大体之人，尤其是刘瑾当年的祸乱之害，更是勾起了他的回忆。而且遍观王阳明的表现，张永相信，王阳明的确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份信任是发自内心的。这一刻，张永做出了决定——支持王阳明。随后，张永又向王阳明提出了几点要求：一、王阳明刚才所谈之事，他会即刻写密信给皇上，然后面见皇上说明；二、即刻将宁王交给自己；三、王阳明马上回到南昌，如果有什么事，会立刻通知他。王阳明没有犹豫，张永说什么，他就点一下头，那样子就像是一个言听计从的后学之辈在面对自己的师长。就这样，事情在仓促之间敲定下来。后来，张永果真一连给皇上写了几封密信，当知道皇上因贪恋女色而不愿离去时，张永亲自跑到皇上面前，替王阳明说了一堆好话，正德皇帝这才答应了班师回朝。

王阳明的这一次经历，可以说是充满了危险的。在求见张永时，面对一个小太监，如果不是他放下从二品的官架来好言相求，小太监根本不会去帮他通报，后来，当他趁小太监不备溜进去后，如果不是他以自己已过不惑之躯对那个不过二十岁的小太监施以鞠躬之礼，小太监就更不会帮他打发走另外几个太监，还告知张永所在何地。在后来求见张永时，如果不是他向对方施以至诚至善的大礼，张永也不会轻易从张忠等人的立场上突然转变到他这一方来。而后王阳明对张永所提之事，一概遵从，这再一次打动了张永。在一封接一封的密信之后，张永终于前去面圣，不但及时消除了江山社稷的隐患，同时也因皇帝对自己的信任而解除了张忠等人给王阳明带来的危机。

4.锋芒太过，会将晋升之道一一堵死

如果一个人的锋芒太过突出，那么就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忌妒，身为官员更是如此，很多怀有忌妒之心的人会从中作梗，让原本可以得到升迁的人不但得不到升迁，反而会将自己本应顺畅的晋升之路一一堵死。

锋芒太过，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个人的才华过高，或者功高盖主，有时却是太过聪明所致，三国时期的杨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辅佐曹操第三子曹植的门人，杨修过人的聪明才智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他的恃才傲物让自己的锋芒显露得太过突出了，以致最终被心性本就多疑的曹操所杀害。比如，有一次曹操命人修建了一座花园，并在竣工后邀众人前去观赏，但看过之后曹操并没有表示修建得如何，只是命人拿过笔来在一个月亮门的门上挥笔写下一个“活”字，然后扭头而去。负责修建花园之人立刻傻了眼，不知曹操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前去问众门人，但众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唯有杨修笑吟吟地对这个工头说：“你看，丞相在这个门里面写了一个活字，不就是阔嘛，这说明丞相认为这个门太过宽阔了，你可命人将此门改建一番。”工头抱着试试的心理将门改了，不料果真过了曹操这一关。但曹操一听这主意是杨修出的，心立刻沉了下去。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塞北送来一盒麻酥，曹操尝过之后感觉味道不错，兴奋之余便提起笔来在包装盒上写了三个大字——“一合酥”，并将其放在了桌案上。等门人都来了之后，杨修见到桌案上的一盒麻酥，又发现了上面的三个字，不由心里一笑，便命人拿来一些小勺分给众人，还说是丞相让大家吃的。很快，众门人就将这盒麻酥吃完了，曹操回来后便故意责问大家。此时，杨修站出来说：“我们是遵照丞相的吩咐把它吃了的。”然后，又用手指着盒子上的三个字对曹操说：“丞相明明在盒子写上了‘一人一口酥’，不就是让我们每人吃一口吗？”曹操虽没说什么，但心里很是不快，对杨修更是不满。

按照常理来说，杨修聪明过人，曹操早就应该升他为谋士了，可是因为他能够屡屡猜中曹操的心思，于是升迁与他无缘。在一次与西凉马超的作战中，杨修只被任命为了一个行军主簿，也就是文书之类的小吏。事实上，杨修只要安安心心地做自己的主簿就万事大吉了，尤其是在曹操战事不利久久无法战胜马超的时候。曹操由于战事失利，在用餐时看着饭菜就是吃不下，恰巧夏侯惇来问当晚的口令，曹操看着碗中的菜脱口而出“鸡肋”。口令传下去后不久，忽然有人来报，说军中很多人都在收拾行装好像打算要走。夏侯惇心里大惊，赶忙去找杨修，不想杨修也在帐内收拾行装，便问其中缘由。不料，杨修笑着说道：“从今晚的口令来看，丞相很快就会退兵了。”夏侯惇不解。杨修继续解释道：“鸡肋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像现在的这场战争，继续战吧无法取胜，但是如果不战退兵吧，又怕遭众人笑话。所以我看，很快就会退兵了。”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曹操耳中，他即刻命人将杨修叫到帐中，曹操听到杨修的解释后不禁勃然大怒，随即命令卫兵将杨修推出去斩了。

毋庸置疑，杨修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当年杨修的死与曹丕有关，因为当时曹操是想立三子曹植为世子的，也就是百年之后的继承人。曹丕自然不甘心，经常从中作梗，借杨修之事向曹操进谗言，因为杨修是曹植的支持者。但归根结底，杨修还是被自己过人的聪明害了。而同样是聪明过人的荀攸，不但没有遭到曹操的忌妒，反而一直被其视为心腹，最后被封为了陵树亭侯。这是因为熟读兵法的荀攸深知中庸之道，做什么事都不喜欢过于出头，而杨修的聪明经常用在了一些小事之上，结果被小人忌妒，这不仅将他的晋升之道一一堵死了，还最终被卷进了这场曹氏家族的权位之争，白白牺牲了性命。

一向以诸葛亮自喻的明朝大儒王阳明，不仅对诸葛亮的兵法深有研究，对三国时期杨修的死更是了然于胸。为官处世上的中庸之道更是很早便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尤其是科举考试失败那年在众人面前才情迸发挥笔成赋后的经历，更让他明白了锋芒毕露很容易遭人嫉恨的道理。所以，在为官之后的处世上，王阳明都恪守着中庸之道的思想，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避免显露出太过的锋芒。然而在动荡不安的明王朝，尤其是在正德皇帝朱厚照执政的这十六年间，作为一名官员，很多时候，并不是他不想显露锋芒便可以做到的。很多事情就像是冥冥之中注定好了似的，尽管王阳明是小心再小心，但结果还是让他显露出了自己的锋芒。

经历了贵州龙场的难忘经历之后，在几位昔日同僚的帮助下，王阳明仕途的春天终于来了，他先是到吉安府庐陵县做了一名知县，而在大太监刘瑾死后，王阳明则被提升为了南京刑部四川司的主事。虽然这看起来是个闲职，但毕竟王阳明是走在了一条慢慢升迁的为官之路上。果然，在王阳明还未去南京赴任时，新的任命就来了——王阳明被任命为吏部验封司的主事。上任后还不足一年，王阳明就又被提升为了吏部文选司的员外郎。惨遭刘瑾迫害后的王阳明终于得到了他本来早就应该得到的一切，但是此刻的王阳明不但没有因为在短时间的一步步提升而欣喜若狂，反而平静得像一潭水。但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很快王阳明的心便被激活了。

第一个找到王阳明的人是湛若水，几年前王阳明还在贵州龙场时，他们之间就一直保持着通信，如今王阳明回来了，他们自然更是有探讨不完的学理要交流。湛若水之后，黄绾、汪抑之和崔子钟等相继而来，就连王阳明在吏部的上司方献夫也来了。随着好友以及求学之人的陆续到来，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探讨心学。为此，湛若水还在大兴隆寺安排了一个道场，为人们讲学。王阳明和湛若水各立门户，虽然他们讲的同为心学，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起初他们的构想不过是文人学者在一起交流一下各自的学问而已，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身份与纯粹的文人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当朝的大臣，同时又是学问极深的学者。结果没多久，前来大兴隆寺听他们讲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后来竟然成了京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事事都有变数，就在他们进行讲学的过程中，一名朝廷的监察御史参与了进来，结果王阳明想不露锋芒也不行了。

监察御史郑一凡因操劳国事，身体一直欠佳，不知经哪位同僚一提，也去了大兴隆寺，并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很是认同，因此经常去听王阳明的讲学。不料经一些痴迷于心学的学子一传，事情就完全变了。再传到外面，就更神了。人们都在纷纷议论，御史郑一凡本卧病在床多日，已经到了将死的时刻，可是在仆人的陪伴下去听了王阳明的一次讲学，结果当场就从竹椅上站了起来，原本枯黄的脸上也泛出了红润的光泽，而且回家也不再吃药了。也就是说，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在听了王阳明的一次讲学后，又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事情被传开之后，王阳明就像当初在龙冈书院讲学时一样，再次被京城的人传得神乎其神起来，再加上当年王阳明被刘瑾派去的锦衣卫追杀的事情，他俨然成了一位红遍京城的传奇人物。

事情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的，由于锋芒毕露，王阳明自然成为那些忌妒之人的眼中钉。原本王阳明从庐陵县的一个小知县一跃成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就让当时很多朝廷的官员忌妒，再加上王阳明因讲学而至的名声，朝中有些官员再也坐不住了。他们通过当时还只是小太监的张忠向皇帝进言，说王阳明在京城的风头盖过了皇上，好胜的正德皇帝自然发了怒，王阳明仕途上的晋升之路也不得不在此告一段落。在兵部尚书王琼的力保下，王阳明此次虽然没有被贬，而且还由从四品升为了正四品，但被任命到了南京，做了个太仆寺少卿的无权闲官。

5.太极之道，为官者的必修课

太极与道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思想性更有着高度的统一。事实上，王阳明很早便和许多道教人士有着往来，加上自身所患的疾病，他对道家的思想包括武学都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至于他是否修炼过道家的太极功夫，历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王阳明在他一生为官的过程中，却时时闪现出了挥洒太极的优美动作。在很多时候，王阳明在官场上的太极功夫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王阳明在官场上的太极之道，其实和他所学的兵法有着很深的渊源，往往在紧要关头，王阳明都会做出一些表面上看似十分不合常理，却又恰恰是最为有效的做法。换句话说，就是在常人看来最不可能发力的时候，王阳明却发力了。这既符合了兵法上所说的“诡道”，又暗合了太极之阴阳两仪的自然转换之理，可以说是达到了以柔克刚的效果。尤其是王阳明作为一名大臣，竟然多次运用他纯熟的太极之功和朝廷讨价还价起来，而奇怪的是当朝的文武百官，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其识破。

事实上，王阳明的太极之道早在他最初做官的几年间，就已经露出端倪了。比如在孝宗弘治年间，发生了一起斗争激烈的政治主张之争，一边是以户部尚书李东阳为首的老臣，如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这些人大多是两朝元老，做事干练而老成，同时又有着积极的开拓和进取精神；另一帮人是以“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为首的文人，这些人大多不满朝廷的一些腐败官员，以及李东阳等在朝中说一不二的权贵，因此主张朝廷“复古”。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复古才能够振作士气，达到革新朝政的目的。这两派“势力”在当时斗得异常激烈，最初，王阳明站在了李梦阳一边，王阳明当时提出的理念更为深刻，他提倡要从思想认识上去改变，这样才能够达到彻底的改变。但斗到后来，性质就有些变了，两班人马几乎是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似乎是双方各自的主张倒成了其次，把对手打败才是目的。王阳明见此情况，便抽身出来，因为一边是以李梦阳为首的明朝政坛的后起之秀，一边是于自己有恩的户部尚书李东阳。在这种无法出牌的情况之下，王阳明只好给皇帝写了一份上疏，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京城回到了绍兴，同时告别了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会稽山上搭建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修炼养生之道的生活。

而王阳明的这一次远离朝堂，固然有着他身体上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那种政治旋涡压得他根本无法呼吸，索性在众人面前“云手”一挥借病回了老家，还在会稽山上耍起了太极。可以说，王阳明的这一次轻挥“云手”的太极功夫，不仅很好地避开了那场政治争斗，而且因为在山中的修炼让很多人都以为他是真的修成了神仙，消息传到京城，他即刻被召回了刑部，没多久便被派往山东主持乡试去了。

从此以后，在斗争激烈、宦官弄权的政治王朝中，王阳明便开始耍起了他的太极。尤其是在正德十年，朝廷对两京在职官员进行了一番考核，而说起这种官员的考核简直犹如儿戏。因为朝廷规定，只要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其政绩评定均以自述的方式，也就是说，是好是坏自己看着办。但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官员的这种评定还要通过都察院和吏部的最后审核。这两个部门也是朝中最为难缠的部门，一来部门人员都比较年轻，二来官阶都很低，再者大多敢言。然而，平时很少有人会把这些官员当回事，因为只要一言不合这些人没准就会上个奏折参你一本，所以有不少地方官就是平时想给他们送点什么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都不敢。而长期如此的后果是，都察院和吏部就真的成了清水衙门，这也就更加导致了这些官员的愤愤不平。

就在王阳明接到朝廷的考核通知时，他的好友汪抑之等人就已经写信告诉了他一件关于都察院御史杨典的事。王阳明当时任职南京鸿胪寺卿，只是闲时和几位学者文人讲讲学，可不知哪一处得罪了这位御史，他竟然把一份报告打到了吏部，说王阳明既然那么喜欢讲学，还讲到了秦淮河的花船上去了，那就不妨将他调至国子监去当祭酒吧。所以，王阳明此刻更加深知这些言官的尖酸刻薄，对自我评定的述职报告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很快，他就将述职报告写好了。

当王阳明将自己的述职报告送到吏部和都察院时，这些鸡蛋里挑骨头的官员一个个都傻了眼，因为王阳明在述职报告里一点都没有谈他在南京鸿胪寺卿任上做出的成绩和不足，而是谈起了自己早年是如何遭到刘瑾的迫害，身心如何备受煎熬，以致身体一直多病，所以想就此辞去官职告老还乡休养身体。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既然是连官都不想做了，还怎么挑毛病？尤其是那位曾变相挤对过王阳明的御史，更是被王阳明的遭遇所触动，于是都察院和吏部就将王阳明的报告呈送到了内阁。在朝廷对两京官员进行考核的当口，王阳明想要辞官的消息很快在京城传开了。兵部尚书王琼得知后立刻急了，他即刻上奏皇上，说王阳明刚刚43岁正是大展宏图之时，而且此人精通兵法，加上近几年南方农民起义不断，朝廷怎可让其舍国家的大义而视自己的小情。在王琼的极力推荐之下，那些原本想借王阳明在南京讲学的事而大做文章的言官听了，也都附和起来，说王阳明既然能讲学，就说明他能干。经过一番讨论，朝廷得出了一个统一的意见。正德十一年，一纸任命就这样从京城发至了南京，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提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负责巡抚南赣地区。

闻听此讯后，南京的官员无不为之震动，同样的述职报告，别人都没被提升，怎么偏偏王阳明就被提升了呢？事实上，不要说是那些精于算计的两京官员，就是跟在王阳明身边的弟子们和他的好友——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乔宇等人，也都感到十分震惊。而接到新的任命的王阳明又一次向朝廷上疏，目的还是一个：我要辞官。如果说王阳明当时是为了应付那些都察院和吏部的官员，利用这种奇特的述职报告跟他们耍了耍太极，这还好说。如今他在仕途上得到了晋升，为什么还要辞官？当时很多官员都不明白王阳明究竟是怎么想的，包括推荐他的兵部尚书王琼。然而，王琼虽然不明白王阳明要做什么，但是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并没有看错人。因为，王阳明的这前后两番要求辞官回乡的举动，虽然看似是没按照常理来出牌，但这恰恰是跳出了读书人的迂腐，也符合了兵道即为诡道的用兵之法。王阳明自然没有辞成官，因为他的弟子们和朋友们劝住了他。其实当时，王阳明只是想再向朝廷要一个“便宜行事”的权力，一来可以动用地方的军队，二来也可以因地制宜地给当地老百姓制定出一些相应的惠民政策。因为，在得到任命后，王阳明便了解到，南赣地区十分贫穷落后。

王阳明这前后三次的辞官之举，很明显都是在和朝廷打太极，第一次是以退为进，既避开了自己无法化解的政治斗争矛盾，又以修身养性的方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在一松一弛间既躲过了政治争斗的旋涡，又让自己得到了升迁。第二次和第三次，王阳明都是以辞官为借口，但如果前后对比一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王阳明是在和朝廷打太极。因为这两次王阳明辞官的理由不同，一次是以身体差为由，一次是以那些起来占据山头为王的起义军以前都是自己的同胞，如今去攻打他们于心不忍。虽然这两个辞官上疏，王阳明都写得很坦诚，但短时间内前后略显不一的言辞还是透出了兵法上的诡异，只不过很多人都没有读出来而已。但处于险恶的明朝官场之上，王阳明运用他娴熟的太极功夫在一动一静的自由转换间，不仅借力打力地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同时也为后来者在为官之道方面上了一堂生动的必修课。

6.过于低调，反而会让自己在沉默中被忽略

中庸之道，讲求的就是“执两用中”，避免在处理问题时出现极端化。而众所周知，极端化往往有两种表现：过于张扬而锋芒毕露是一种高调的极端化；而为人行事上过于低调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极端化。在中庸思想的主张之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过于高调行事会让自己成为万绿丛中的一点红，突出的颜色会引起众人的注意，极易让自己成为射击场上的标靶；过于低调则会因为行事的不够积极而很容易被人淡忘，甚至会让人认为，这个人心态太过消沉，没有动力。作为官场之人，如果过于低调了，久而久之也就会淡出本来就争斗得十分激烈的政治舞台。

对于深谙中庸之道的王阳明而言，在初入仕途的那些年，他虽然深明其理，但同样也因为在官场上的一时失意而萌生了退隐的念头。只不过，他很快就从这种过度低调的失意中解脱了出来。因为熟读兵法的王阳明心里十分明白，过度萎靡不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自己在消极的懈怠情绪影响之下，变得意志更加薄弱，在仕途上就会像一株被遗弃的草芥般慢慢枯萎而死。

一直将诸葛亮作为榜样的王阳明，在早年读书时就对中庸之道有着很深的理解，尤其是因对诸葛亮的崇拜而对三国那一时期历史的研读，更让他心有所感。当年，曹操做了魏王之后，一直在为世子的选择而观察着自己的儿子们，而在这之中，有两个人显得尤为突出，一个是曹植，另一个就是曹丕。从心里而言，曹操是十分喜欢曹植的，这主要是源于曹植的聪明，以及他出口成章的才华。所以，曹操原本打算立曹植为世子，只是心里总是有一些顾虑，因为曹植毕竟不是自己的长子。于是，他便适当地给曹植安排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差事让他去处理，一方面是想磨炼一下这个从小只知道读书的儿子，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他对国家大事的参与而在满朝文武面前树立一个形象，为他日后继承自己的霸业做准备。

客观上讲，曹操对于曹植的过分喜爱以及有意栽培，其实是有着几分偏袒与爱护的。而对另一个儿子曹丕，曹操总是觉得他过于老实忠厚。但是因曹昂早亡，实际上此时的长子应该是次子曹丕了。废长立幼向来就是易生祸乱之举，当初荆州牧刘表死前，在蔡瑁等人的胁迫之下，立了次子为荆州牧，结果使得兵精粮足的荆州最终落入了曹操之手。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曹操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曹丕在众子之中的表现的确太过平庸了。而实际上，不要说是曹丕，曹操的每个儿子都有着承袭魏王爵位的梦想，只不过每个人的反应有所不同罢了。作为曹丕，他本以为兄长曹昂的过早去世，让自己无形之中成为长子，只要自己在父亲面前能够表现得更为忠厚、老实、孝顺一些，世子之位是跑不了的。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曹丕发现，父亲似乎将目光对准了自己的一母胞弟曹植。表面平静的曹丕实际上内心非常焦虑，只是他无法言说罢了。而弟弟曹植一再得到了父亲的恩宠，还被封为了平原侯。无奈之下的曹丕只好找到了吴质，并以君臣之礼相待。对此，吴质大为感动，且指出曹丕表现得太过平庸，这显然会被魏王所忽略。对于吴质，曹丕可谓是言听计从，成功挑起了曹操对一直支持曹植的杨修的反感，最终将其处死，并因此而迁怒于曹植。此时在吴质的有意安排与斡旋中，曹丕一改往日过于低调的作风，恰到好处地参与了几起朝廷事件，并展露出了自己的才华，最终战胜了其他几个兄弟，继承了魏王的爵位。

熟读兵书与历史的王阳明可谓深谙做人不能太低调的道理，而在经过龙场悟道之后，他更是明白了很多东西——既然自己选择了科举考试作为实现人生目标的方式，那么就应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一味地消沉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低调，慢慢就会像当初的曹丕从曹操的心里淡出去一样淡出官场。

于是，他凭借自身的学问再次站了起来。他先是对当地的几名学子讲起了自己的心学，继而又给他远在京城的昔日同僚崔子钟和汪抑之等人写了信，在信中除了对他们表达出了几分思念的情怀之外，还向他们讲起了自己近来在心学上的所思与所得。这种学术上的交流，加上彼此以往的同僚之情，使得王阳明虽然身处偏远的贵州龙场，可是经由这些同僚的宣讲，他的事迹和遭遇再次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在贵州，原本一直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小的驿站，竟然因为王阳明的到来而成为他讲学的龙冈书院。在京城，王阳明的情况也感动着三个人，那就是乔宇以及当时翰林院的两位编修。正是这些人的出现，才让原本被刘瑾一棍子打到底的王阳明有了一个翻身的机会。

如果王阳明不是很快从低沉中醒悟过来，以讲学和与远在京城的昔日同僚和好友们不断书信往来来表现自己，那么，也许他就会真的变成一个默默无闻一心只想躲在龙场的小驿站里研究学问的小驿丞了。可以说，王阳明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中庸思想，而他的仕途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越来越坦荡，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出身的小吏慢慢成为得到朝廷赏识和重用的一代名臣。

第二章 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从政宝典

1.官，是可以边学边当的

在讲学中，王阳明经常会遇到一些初习心学的弟子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看似幼稚，实则是还没有领悟到心学的真正内涵。所以，王阳明经常会就这些具体问题与弟子们进行探讨，有时甚至会非常激烈，这对王阳明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

比如有一次，当王阳明讲到“知行合一”的理论时，一名弟子就站起来问他：“先生，既然你强调‘知行合一’，知和行是同步一体进行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不‘知’，他又怎么去‘行’呢？”但凡听到类似的话，王阳明的弟子都会发笑，因为这说明这个弟子对心学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学友们的笑却无法阻止这位弟子探寻知识的欲望，他很快就问王阳明：“比如，先生以前未做官时，是不知道如何做官的。那么先生后来做了官，在不知的情况之下，又是如何去行做官之事的呢？”王阳明当时微微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这名弟子更加费解的话：“官嘛，是可以边学边当的。”

王阳明一直强调知与行的合一，可是如今竟然对自己的弟子说官是可以一边学一边当的。这一说法自然会让那些对王阳明心学没能研究透彻者费解，因为“知行合一”中的“知”是指良知和道德的意识，而“行”则是指这种意识之下的实践。王阳明提出这一观念，也是针对朱熹强调“先知后行”一说所做出的纠正，比如一个人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就一定要知道自己应该去孝顺他们。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了官，只要他心里一直秉持着一份良知的信念，同样可以一边学一边去当的。王阳明的这一认识，不但把当官中的思想和实践高度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从政的宝典：官，可以边学边当。王阳明不但是这样认为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为官之初，王阳明曾多次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朝廷上疏，提出了很多治国之道，尽管很多都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是在父亲的影响下，王阳明懂得了“知”与“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人知道了应当怎样去做，却没有亲身实践，当这种知与行无法达到统一时应该怎么办？此时，一个重要的思想就出现了：因地制宜，即根据自己在官场上实践中所遇到的不同的情况来纠正和改良方法。在行与知的实践中，心灰意冷的王阳明开始用修墓工人来实践自己对兵法上的认识，这期间他把很多的兵法、阵法转换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以游戏的方式在这些修墓工人当中实践着自己的军事梦想。

在这种磨难中，王阳明再次体会到了权力的重要，很快，他便找到了参照目标。他看到一位朋友得到了升迁，从礼部一个给事中被提升为了治理京畿之地的官员，而这位朋友曾经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与那些都察院的御史一起提出一些关于治理国家的建议。此时的王阳明看到了新的希望，朝廷重视言官，说明孝宗皇帝渴望有能臣与贤臣出来辅政。王阳明从此收起了阴阳八卦的起承转合，以及用来做兵符的石头子，而是坐在那片尚未竣工的墓地上构想起了他的军事主张，从边疆防御到全国的兵力部署，再到国家吏治的改革，以及国家税收制度的不完善等等，王阳明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理国家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整理成文字，然后逐一上奏给了朝廷。在这些提议中，尽管很多想法都很切合实际，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被朝廷所采纳。然而与上次不同的是，当王阳明修好王墓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刑部的云南司主事。

虽然王阳明并没做过这种工作，但他明白，作为刑司之事，就像他此刻心中渐渐明朗起来的“知行合一”思想一样，只要从良知的角度出发，就会减少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不懂的地方他就去请教那些同僚。王阳明抱着“不耻下问”的态度，在这一时期积累了大量有关刑司方面的知识，并将其中的心得一点点记录了下来，而王阳明骨子里追求知与行统一的思想也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在对一些本来早已结案的卷宗进行审查时，王阳明又从一颗良知之心出发，发现了案件中的很多疑点，然后将这些卷宗发回到相关的衙门，在他的督促和过问之下，平反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在这个基础之上，王阳明又从礼与法、情与理的层面出发，剖析了作为一名主管刑狱的官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这些同样形成了相关的文字上报给了刑部尚书及朝廷。尤其是在后来王阳明被派到江苏淮安后，在与当地官员一同去处决一些重刑犯时，王阳明又以那颗良知之心，在那些本已被刑部核准处决的犯人身上发现了很多疑点，通过对这些疑点的探究，一个个真相在王阳明四处走访中浮现了出来。最后，有不少因地方官错判而被划入死亡名单的重刑犯不仅得到了平反，并且还得到了官府给予的一定数额的经济补贴，这在当时几乎是开了明王朝的先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阳明得到了很多百姓和地方官的一致称颂，为他日后的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知行合一”思想的指导之下，王阳明以一个后辈的姿态，边学边做官，在一步步平稳的升迁之中，也在接受着官场之上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当李梦阳与李东阳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听从父亲王华的建议，上疏皇帝回家养病，最终躲过了这场政治浩劫。可是在正德年间，“致良知”的思想也险些害了王阳明。当时，武宗皇帝贪图后宫享乐不理朝政，结果被太监刘瑾伺机弄权，除了李东阳、谢迁和刘健等几位阁老外，很多朝中的大臣都不敢言，王阳明不听几位好友的劝阻，耍了个小聪明，以朝廷应当广开言路为由向武宗皇帝上疏，暗示皇帝：如果想做到广开言路，那么就必须清除那些制止言官上奏的人。这次上疏，最终导致了王阳明被贬至偏远的贵州龙场，并险些丢了性命。而贵州龙场的这一经历，是王阳明在仕途上所遭遇的一次深刻教训。此后，当他再次被朝廷起用到江西吉安府做庐陵县知县后的数年间，王阳明始终抱着一种不会就要学的态度，一边做官一边学，以便使自己的仕途变得顺畅起来。

可以说，王阳明在为官之路上，一直都在实践着他在心学研究上的所得。一边学习如何做官，一边按部就班地做着一些尝试，这正是他心学的核心观点——“知行合一”。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王阳明通过自身的知与行的同步行为，一步步实践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也让他的仕途变得愈加宽广。

2.追随圣人的足迹，学而优则仕

历史上的很多圣贤并非都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轻易就获得成功，它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这才是他们日后获得成功的最大的资本。当年诸葛亮在隆中躬耕时，曾把自己比作管仲和乐毅。在外人看来，诸葛亮有些自大，但其实这并不是诸葛亮在向世人吹嘘自己的才华，而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像管仲和乐毅一样做出一番大事业。因为在隆中时的诸葛亮也曾像管仲和乐毅一样，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鸿鹄之志而一直努力地学习着，准备着。换句话说就是，诸葛亮一直都在沿着圣人的足迹走着，他所等待的就是像管仲一样遇到鲍叔牙一样的伯乐来举荐自己。当各路诸侯争霸，诸葛亮终于在乱世之中发现了德才兼备的刘备。刘备三顾茅庐之际，诸葛亮试探刘备的诚心是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当他发现了能够成就一番大业的刘备后，就一直在为刘备今后的霸业准备着。

王阳明在年轻时一直以诸葛亮自喻，所以他也深知诸葛亮的平生之所学，不仅仅局限于兵法的运用，比如在天文气象方面，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研究，诸葛亮就绝不会在周瑜面前夸下海口去借东风，而如果对山川地理不了解，诸葛亮就更不会巧借地形之利取得胜利。所有这些，都是诸葛亮在立志要与管仲和乐毅比肩的时候，就开始沿着这些先贤成功前所走过的道路在进行着长期的准备与学习了。

在历朝历代中，当一个人突然因为某事而被朝廷封侯拜相时，人们往往会感到惊讶，但如果熟知这个人就一定不会惊讶，因为他从小开始就一直潜心读书，所以后来被封侯拜相也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古到今，也确实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崇拜某些先贤而学习，后来又因为学优而步入了仕途。

苏秦原本是个农家子弟，因为从小就立有大志，所以长大后在一次机缘巧合中，他成了鬼谷子的弟子。数年之后学成归来，因家境穷困，他便打算凭借自己多年以来从鬼谷子先生那里学来的知识步入仕途，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时，苏秦为秦国谋划设计了一套可以统一天下的宏伟计划，没想到到了秦国的国都后，苏秦却连秦国国君的面也没有看到，便被宰相赶了出来。苏秦只好回到了家中，这一行不仅使他花完了从邻居那里借的盘缠，而且官也没当成。回到家的苏秦更是受尽了妻子和嫂子的白眼与奚落，这给苏秦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发奋图强。之后，他再次谋划起了一个比给秦国那个统一天下的计划还要大胆的计划。并且很快，苏秦就为自己制订好了进军仕途的路径，他分别到了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六个国家，仅仅凭借自己的一张嘴，以及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便一一说服了这六个国家的君主，致使这六个国家联合在了一起，共同抵御当时势力强大的秦国。也正是苏秦的这种以一己之力的从中说和，致使自六国达成合纵约定之后，强大的秦国竟然在之后的15年来都一直不敢强出函谷关。而苏秦也被齐、楚、燕、韩、赵、魏这六个国家同时拜为丞相，一时间荣耀万分。

与苏秦相比，王阳明的志向更偏向于对心学的研究，这主要是源自于他早年对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深入思考，思想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在这种好学而求真的学习态度的指引下，王阳明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最终的人生目标就是成就圣人之道。这与苏秦当年对鬼谷子的学习从内容上来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鬼谷子向苏秦所传授的多为纵横捭阖之术，这也就注定了苏秦未来所走的一定是仕途，否则他的军事主张与政治抱负就无法实现，这从苏秦打算将自己统一天下的战略宏图献给秦国中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乃至后来苏秦在“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下，他所有的努力都有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步入仕途，完成自己的军事构想。相对来说，王阳明则更为偏重于对诸如孔子、孟子、朱熹等圣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学习。对于早年的王阳明来说，他对仕途并不感冒，反而对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受到了他父亲王华的影响，而王华之所以能在数千学子中一举高中状元，并不是运气使然，除了他做文章的才华，同时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如此一来，无论是王华在浙江余姚老家潜心读书之时，还是后来高中状元进京做官之后，与他往来的大多是一些文官和文人。在父辈们吟诗作赋的耳濡目染之下，王阳明不仅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写出了很多诗歌。即便是做官后，王阳明对文学依然有着很深的偏爱，闲暇时经常与一些文人吟诵诗词。但所有这些，并不能影响王阳明内心深处对圣人之道的追求与探索，从王阳明的诗歌作品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诗风的与众不同。比如，王阳明随口作的一首打油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与其说这是一首充满了奇异思想的诗，倒不如说是王阳明站在了哲学的角度去看这世间的一事一物，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于在军事上的全局统筹中局部变化的思考。

对于少年时期的王阳明来说，他或许有着成圣的理想和愿望，但在那个以科举考试取胜的时代，尽管他因四书五经的学习，对孔孟之道充满着敬意，同时对在军事上很有成就的苏秦、诸葛亮也极为崇拜，并因此而潜心钻研古人的兵法而且学有所成，但这些梦想的实现依然都无法逃脱最终的一个现实：如果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不要说那些已经故去的古人苏秦和诸葛亮，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的人生转变就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他的眼前，父亲因读书而成为家乡一带颇有名气的文人，后来又因为文章出众而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做了官。在王阳明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他，摆在王阳明眼前的人生之路也渐渐清晰起来，只有做好学问步入仕途，才能够实现自己人生更为远大的理想。可是，王阳明心中的疑惑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当时明朝的科举考试，都是以朱熹学说作为风向标的，这是当时的主流。但通过学习，王阳明对朱熹提出的“先知而后行”产生了疑惑，只是当时为了顺利地完成科举考试，王阳明只得对朱熹学说进行全面的学习。而这种深入的学习也让他最后真的步入了仕途，但在之后通过对陆九渊学说的深入了解，王阳明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最终结果是，王阳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念：“知行合一”。这一观念，不仅是王阳明成圣之路的体现，同时也在无意间成为他仕途上的从政心得，让他在动荡的明朝官场上，真真正正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作为历史上一位对儒、道、释三教皆通的全能大儒，王阳明的博学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但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依然没能逃脱古人“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而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王阳明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杰出成就。追随着圣人的足迹，这位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最终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3.“知行合一”，打倒官场空谈派

在“知行合一”思想的指导之下，王阳明一直十分讨厌那些在官场上只会夸夸其谈的大臣，这也是他在做官之余一直醉心于讲学和屡次向朝廷提出辞官的真正原因之一。在王阳明看来，那些只会空谈的官员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知”与“行”严重脱节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只知道寻根引据地空想空谈，却不知道把自己的这些想法拿到现实中去实践和验证一下，简直就是一种“知而不行”的行为。

按照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念，这种“知而不行”的行为并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因为它脱离了实践的“知”，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复古派“前七子”的领军人物李梦阳，从才学上来讲，王阳明是十分钦佩他的，尤其是他那一手颇得颜真卿笔法精髓的书法，在当时受到了在京文官与文人们的一致称颂，很多人都以求得李梦阳的一幅字为荣。另外，李梦阳的文章更是得到了很多文人的赞赏。在初入仕途的那几年，王阳明对李梦阳这个人甚是欣赏，尤其是在对待太监刘瑾的态度上，李梦阳要比王阳明弹劾得还早还敢言。由李梦阳代笔写成的那篇《代劾宦官状疏》，文风犀利，直指刘瑾本人的罪行，在那一时期几乎成了很多言官上疏的模本。但就是这样一个李梦阳，在后来与以当朝首辅李东阳为首的内阁老臣们进行权力争锋中，让王阳明一下子失望到了极点。

当时，李梦阳提出的“复古”想法是很好的，他的“复古”理念是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以往不同的是，李梦阳此次倡导改革是以盛唐和秦汉的诗文繁荣为借口所提出来的。如果这次改革措施真的能得以实行，那么对明王朝的繁荣发展将有着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在李梦阳与李东阳两派斗争之初，王阳明可以说是舍弃了他父亲王华的好友内阁首辅李东阳，站在了李梦阳的这一边。但是随着这两股势力斗争的不断发展，王阳明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本来一场为了王朝发展功在社稷的观念之争，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两股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的角逐。不要说是李梦阳等人，即便是身为当朝首辅的李东阳一派也出现了这种“知而不行”的现象，简直成了一场带有明显抵触情绪的恶性口水之战。这样的情形令王阳明大为失望，也让他在思想和行为上明显地疏远了李梦阳这些文官。当时，王阳明曾对李梦阳进行过一番旁敲侧击，无奈那时的李梦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早已收不住脚了，在朝中人微言轻的王阳明只得以“暂时离开朝堂”的方式对这种“知而不行”的行为做出回应。

对于那些官场上“知而不行”的空谈派，王阳明对他们实施的方法也往往是奇特的，这和他对兵法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表现在具体的方法上出现了兵法上的“诡异”特征。比如对李梦阳，王阳明采取了委婉的规劝与默默离开的疏远方式，表示出了自己反对的态度，这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之下，其实也是王阳明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尤其是后来他面对以武状元身份而得到明孝宗赏识的许泰时，从一个侧面入手，让许泰这个空谈派所说的一切不攻自破，从而再次彰显出了王阳明过人的智慧。

在武宗皇帝南下亲征打算“生擒”宁王朱宸濠的过程中，通过王阳明与太监张永的努力规劝，武宗皇帝终于放弃了这一行动，从王阳明手里接过宁王朱宸濠后便起驾回了京城。可是，武宗皇帝是回朝了，他带来的那些军队却没有迅速撤离，尤其是对于张忠、许泰等人来说，他们此次鼓动皇帝御驾亲征的目的实际是想在取悦皇上的同时，可以从宁王府的查抄中捞到些金银珠宝。结果被王阳明这么一搅局，他们的希望就成了泡影，心里自然万分记恨王阳明。无计可施的许泰便开始利用自己武将的职务之便，向那些不明就里的京军说起了王阳明的坏话。本来，这次从京城到南昌，张忠、许泰等人就和那些京军的头领商计好了，宁王富可敌国，这一次一定要捞个钵满盆满，不料如今却落了空，心里自然不爽。于是在许泰的煽动之下，王阳明在这些京军的眼里，就成了一个吝啬、见利忘义的小人。这些京军如今出了京城，南征的皇帝又回了朝，加上他们又不受地方官员的节制，一个个几乎比王阳明剿灭的土匪还要猖狂，好歹王阳明当时也是个从二品的朝廷命官，但这些受了许泰怂恿的士兵不管这些，他们三五一伙地堵到了王阳明的衙门口，指名道姓地破口大骂起来。

乍一听到这些，王阳明还有些不明白，但仔细一琢磨便很快明白了，他想一定是许泰这个阴险的小人在作怪。明白了一切的王阳明决定对许泰这种只会夸夸其谈、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的空谈行为予以反击。当然，聪明的王阳明并没有采取直接的方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攻敌之策在于攻心，只有将这些京军的心收拢了，才会扭转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从而让他们认清许泰的真实嘴脸。

王阳明发动了自己的几名弟子，对于这些京军的谩骂和挑衅，他们非但没有发怒，反而以好言好语相待，他们骂累了就给他们搬来凳子，骂渴了就给他们泡上茶。隔上数日，王阳明还会专门请上一位做北方菜的厨子为他们做上一顿可口的家乡菜。此外，王阳明还经常带上一些礼品去探望军队的武官。时间稍长，因这些北方的官兵都不适应当地的水土和气候，纷纷患病，王阳明又令南昌城内的郎中们带着药品前来为他们治病。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王阳明还号召南昌城里那些有钱的商人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房子。

时间一长，这些京军很感动，发现王阳明并非像许泰所形容的那样是个见利忘义的人，他们从态度上就发生了转变。这时，王阳明便向这些不谙朝政的京军讲起了自己的遭遇。这些京军一听，都为王阳明的遭遇所感怀。王阳明还拿来了他的心学讲义，对这些士兵讲起了心学。事情在悄悄地发生着转变，一位军官终于讲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许泰在游说过他们后，还向他们许诺：只要是扳倒了王阳明，回去每人官升一级。王阳明轻轻一笑，他没有直接讲许泰的坏话，而是讲起了前朝官兵们在平叛中因找不到敌人而杀害当地村民来领功的事情，然后又谈起了为官为人中的“致良知”，以及这种杀良冒功所带来的危害。果不其然，当许泰发现自己的鼓动未能收到任何成效后，便动了与前朝官员类似的杀良冒功的念头，以便对皇帝有所交代。然而所幸王阳明提前讲了出来，当许泰带领官兵赶到一个小村庄时，这些官兵的小头目醒悟了过来，尽管他们拔出了腰刀，却没有挥向那些无辜的百姓。

在官兵们的群起反对之下，许泰见大事不妙，便匆匆带领着官兵们回了京城，不料路上却被赶来的王阳明拦住了。原来，王阳明和南昌的商户们带来了很多当地的土特产分送给了这些士兵。可想而知，回到京城后，不要说许泰没有给他们官升一级，就连一顿慰劳一下这些曾经对他言听计从的京军的丰盛的酒宴也没有。

在王阳明与许泰的这场对弈中，王阳明始终处于一种平稳的心态中，从良知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知行合一”的理论与实际行动，在这些京军面前上演了一出“知”与“行”完美统一的好戏，不仅粉碎了空谈派许泰的种种阴谋，还避免了杀良冒功惨剧的上演，同时也让王阳明巧妙地躲过了一场由许泰、张忠等人挑起的政治风波。王阳明的这一做法，在那些官兵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也为他在日后平叛南方起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当官是一门“学问”，需要用实践来润色

每一位为官者都会把当官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很多人，即便是穷其一生去学习，到头来也只是学了个一知半解、懵懵懂懂。于是，有人叹息“官场如战场”，当官就是在前方与敌人展开一场激战，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敌人设下的陷阱中。所以，像善于谋略的李东阳、做事果断干练的刘健和能言善辩的谢迁，这三位曾被誉为“天下三贤相”的三阁老，虽然他们都是历经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代的老臣，但是当他们回想起这一生的为官之路时，也是感觉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尤其是在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弄权之后，就是这样三位在明中期政坛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天下三贤相”，最后也不得不先后以辞官的方式离开了政治舞台。

作为李东阳、刘健和谢迁这三位阁老为官的见证者，王阳明可以说属于实实在在的政坛新秀。但正是这样一位政坛新秀，却做了一件令这三位前辈都十分震惊的事情。在明王朝的统治之下，他不断地以辞官的方式想要远离朝堂，却又不断地得到了朝廷的提升和重用，虽然后来由于杨廷和的从中作梗未能进入内阁，执掌明朝的权力中枢，但在他的仕途上，却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如果细究起来，王阳明的这一为官之道的秘籍，其实就是他在为官之余一直在讲学中向世人阐释的心学思想的核心——“知行合一”。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做官的学问与道理，其实就是“知”，但是仅仅有这种“知”是远远不够的，在“知”的同时还要做到“行”。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实践的“行”的验证，这种“知”是不够全面的，只有在“知”与“行”达到了统一后，如果是做官，则可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往来自如；如果是为人，则可以修成圣道。王阳明不仅仅是这样想的，他还一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这种理念与认知。

在实行科举制度下的古代，明朝的官员都是以读书上榜而博取功名的，十几年寒窗苦读所学的圣贤之理，如果能够将其切实地运用到官场上，那么自然而然也是对知识的一种考验与实践。但实际上，这些饱读诗书的学子一旦做了官，便往往因为环境的突然改变而忽略了实践的意义。在王阳明的思想里，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知”与“行”之间的断裂。

其实早在王阳明刚刚步入仕途不久，他就一直在用自己的所学来实践着如何去做官，最为突出的就是他被刑部派到江苏淮安，同那里的地方官对一批重刑犯进行审决。对于很多刑部的官员来说，这其实是一项苦差，且不说刑审是多么麻烦，就是在审讯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很多礼与法、情与理的矛盾。即便是这些都做到了，也可能会在审讯的过程中因某个证据链出现了差错而导致整个案件的结果出现偏差。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事。王阳明却没有这些顾虑与担心，而是根据之前自己在刑部云南司做主事时积累到的一些经验，加上他自身对兵法谋略的熟练掌握，每一场会审他都极为认真，并且对于卷宗里某些细节上出现的疑点问题，他都一一去求证。为此，王阳明经常走街串巷，几乎跑遍了整个淮安城。正是在王阳明这种高度负责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下，他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这也直接将由此而引发的另一类案件暴露在阳光之下——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对于这些结果，王阳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先是将实情张榜通告了当地百姓，同时又上疏到了朝廷。王阳明这种果断的做法，让那些收受贿赂的官员再也没有了可以回旋的余地。

从某种程度上讲，王阳明的这种做法的确是得罪了一些官员，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那些被得罪的官员并不能从中挑出任何毛病。而王阳明也因此得到了刑部与吏部的赏识，在处理完淮安的案件之后，没多久便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王阳明的为官之路上，其实他一直都是在这种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实践着他“知行合一”的学说，直到遭到刘瑾的迫害，被贬至贵州龙场之后，王阳明才正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于王阳明日后的仕途，可以说起着标杆性的作用，贵州龙场也成了王阳明仕途上的一座分水岭。

走出贵州龙场的王阳明，在吉安府庐陵县知县的任上，再一次用实践润色着他的为官之道。因为吉安府自古文人辈出，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所以当地百姓但凡有个争执不下的事便会一同来到衙门，让当地的父母官来评理，久而久之，这竟然成了当地的一种风俗，只要是双方有了纠纷，即便是聊天时拌起了嘴，也要到衙门去说理，这就在无形之中给当地衙门增添了许多麻烦。官府曾以发布告和抓去做劳役等办法对当地居民施以责罚，结果不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险些酿出一起祸端。从那以后，官府便制定了一条条的收税科目，想以沉重的税收压力来压垮这些刁民。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刁民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更加猖獗了。如此一来，吉安府在众多官员眼里就成了一块烫手的山竽。王阳明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出任庐陵知县的，但所有这些并难不倒他。在了解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后，王阳明很快拿出了当年给皇上上疏参奏刘瑾时的聪明才智，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贴出了一份告示，一方面提出了很多的惠民政策，一方面又提出了整治人们恶意诉讼的办法。与此同时，王阳明的学生冀元亨也联合了当地一些文人学子，讲起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一面以自己的“学问”来拉拢当地小有名气的读书人，然后再让这些读书人去感化他们周围的百姓，一面又以政策上的奖励来促使当地百姓安心生活。在这种多管齐下的治理之下，王阳明又找到了吉安府的知府。这位知府对王阳明的事情略有耳闻，当时敢于和刘瑾对着干的官员大多数没有得到好下场，而王阳明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于是，王阳明为减轻当地农民负担而提出的废除一些苛捐杂税的建议很快被这位知府呈送到了江西布政使那里。本来，王阳明是打算去面见这位江西布政使说明详情的。不料，这位布政使大人在看了王阳明的《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建议后，当下就批准了。因为这位布政使为官多年，他深知官场的游戏规则，王阳明虽说是受到了刘瑾的打压，但如今刘瑾还没下台，王阳明就翻身做了个小小知县，这些都不是凭空就能够得来的。再看看王阳明的这份建议书，其理由之充分、言辞之恳切，若是此时不准，他日王阳明翻过身后一纸上疏将自己参到了金銮殿上，岂是闹着玩的？在这位布政使的顺水人情之下，庐陵县的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江西布政使又以庐陵县为榜样，让王阳明在整个吉安府推广经验。在王阳明的影响与带动下，吉安府这种民扰官的现象很快便得到了根治。

在官场上，王阳明其实并没有多少做官的“学问”，他之所以能够对官场上的那些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主要还是得益于他对心学的研究。因为王阳明的主张是“心即是理”，所以从良知的角度出发，当他心里明白了做官的道理之后，自然而然就会用自己的实践去履行了。这也正是王阳明针对朱熹的“先知后行”理念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理念的具体表现。作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王阳明并不是像那些空谈家一样，只是谈谈，而是通过自身的不断实践来检验和润色着他心中悟到的“理”。可以说，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官场上，王阳明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一个典范。

5.担当，是为官者不可或缺的“良知”

古代的男性身上往往都有着很强的责任感，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上，这种责任感都成就了他们的个人魅力。而这种责任感表现在为官者身上，比较突出的就像唐朝的狄仁杰和宋朝的包拯，这些人不畏权贵一心为百姓谋福利的事迹让他们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笔，他们身上这种一心为民的思想主张，其实就是一种为官的责任。与家庭责任相比，这种一心为民的责任之心，可以说是一种大的担当，而支撑他们如此做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良知”。其实，“良知”也是王阳明心学的主张，是他提出“知行合一”理论的根基。“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也就是说，“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

一个有担当的人表现在家庭和社会上，就是一个有良知讲道义的人，而表现在官场上，就是一个如狄仁杰和包拯一样流芳百世的清官。与这些历史上的人物相比，王阳明同样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但他的这种担当方式与其他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比如狄仁杰和包拯，面对权贵他们表现得过于耿直，而王阳明则更讲求策略。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王阳明对兵法的钻研有关，以至于表露出来后，常常会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明武宗正德元年，当时朝廷上下均对刘瑾谈虎色变、不敢上言，而王阳明居然冒着“朝中大臣之大不韪”，以兵部主事的一个卑微小吏身份向皇帝上了一道《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的奏折，其言辞表面委婉但内中却暗藏着对刘瑾等弄权宦官的杀机，堪称天下奇文。虽然刘瑾一眼就看穿了这奏折里的本意，弹劾没能成功，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阳明身上那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因为宦官当道，受伤害的只有百姓，而作为官员更是难免遭到迫害，像戴铣等数十人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证明。作为一个卑微小吏，王阳明敢于只身站出来，就足以看出他为官的责任与良知。但作为对兵法有着很深造诣的王阳明，他还是采取了一个军事策略，所以在当时，很多朝中大臣都说王阳明这个人不实在，用刘瑾的话讲就是“阴险狡猾”。然而在刘瑾心里，他还是很佩服王阳明的，因为这种阴险狡猾是需要智慧的。

这一次失败的上疏，虽然给王阳明带来的几乎是杀身之祸，但王阳明“致良知”的这种担当不仅没有被磨灭，反而随着他仕途的一步步转折和升迁变得越来越宽广。在庐陵做知县时，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扭转当地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民扰官”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为官者的“担当”在起作用。比如他那份《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建议书，其中所列申请官府予以取缔的条款，均从百姓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并不是官府会因此而减轻因民扰官所带来的麻烦，而是当地百姓如何能够安定地生活。这就是当时身为一个小知县的王阳明心里时刻担当的责任，而有了这种担当，百姓得到了切身的实惠，自然就会拥护官府的每一项决策。所以从策略上讲，这是一种双赢的选择，百姓会因此而受益，执政的官员也会因此而为自己赢得口碑。

在庐陵任知县时，王阳明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结果在正德六年进京朝觐皇上时，在湛若水等人的帮助下被任命为了南京刑部的四川司主事。可是，当吏部看到王阳明的履历后立刻就把他拦住了，于是他就留在京城做了吏部的验封司主事。在验封司和后来的文选司任上，王阳明敢于担当的性格一直得到了吏部尚书的肯定，这也为他日后的进一步升迁埋下了伏笔。

王阳明的这种一心为民的担当精神在后来平定南方起义时，更为突出地得到了显现。其实，早在王阳明在南京任上得到了当时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的南赣巡抚的任命后，心里就开始盘算着入赣的事了，因他在庐陵待过，对南赣一带的情况早就有所耳闻，所以所谓的农民起义其实多数都是当年刘瑾和他的余党搜刮民财时留下的祸根，这才造成了官逼民反的事情。身在南京的王阳明想到这些后，他并没有即刻去上任，而是向吏部递交了一份辞呈。吏部的官员再一次领略到了王阳明文字的魅力，但欣赏归欣赏，王琼这一关王阳明就过不了。当时，王阳明依然想接着写辞呈，结果他的弟子徐爱阻止了他。王阳明只得作罢，其实他之所以递交辞呈不过是想向朝廷多要些权力，用以节制那些地方官员，因为他知道南赣地区百姓生活的实际情况。

在江西和福建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事实果然被王阳明猜中，这些地区本来就是山区，不遇天灾时尚难吃饱肚子，何况经常出现涝灾，再加上官府层层的税收，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无奈之下，这些百姓只得纠集在一起落草为寇。面对这一实情，王阳明对这些山匪充满了同情之心，在平叛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他都尽量避免了正面的冲突，还对这些山匪展开了心理战术，以规劝、教化的手段让他们主动放弃聚集的匪窝，只要回家安心过日子，官府就不再追究他们做土匪时所做的一切，只对那些犯罪行为确实严重的匪首予以严厉的惩治。这就是他后来向朝廷提出的《量刑法》的前身。

可以说，《量刑法》的提出，是王阳明在因地制宜战略方针之下“致良知”的最直接的体现。在朝廷还没有赋予他这种权力的情况之下，他就首先在南赣地区进行了试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他的“知行合一”理念的大胆实践，同时也表现了王阳明作为一位朝廷官员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那种勇于担当的责任感。

当南赣的战斗终于以詹师富的被擒而宣告结束之后，王阳明也终于为他身上的这种“担当”的勇气攒足了筹码。这时，一向以“诡异”用兵而著称的王阳明没有再去行他兵法上的“诡道”，而是直接给朝廷写了一份奏折。在奏折中他没有向朝廷表明自己的功劳，也没有再提什么辞官的事情，而是直接讲起了南赣地区的实际情况。王阳明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继续平叛的方针与策略，然后便向皇帝申请予以他大权。南方多年的叛乱早已搞得满朝上下人心惶惶，王阳明的捷报对朝廷而言如久旱逢甘露一般，再加上兵部尚书王琼的支持，王阳明这种伸手要权的做法竟然得到了内阁首辅杨廷和的赞同。

王阳明心中的“担当”有了“便宜行事”的权力支撑后，他很快就把自己正在“暗箱操作”的“知与行”公开化了，其以群众为基础的伍、队、哨、营、阵、军的防贼编制的设立，对后世的曾国藩、袁世凯等人在治军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对广东匪首高仲仁进行围剿时，王阳明干脆直接将其《量刑法》的规定写成篇章，对他们进行游说，攻心之术也再次得到了验证。而王阳明也确实遵守约定，在平定土匪的同时，用手中“便宜行事”的权力减免了南赣四省很多不合理的税收项目，以百姓休养生息为目的，制定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感召之下，很多由于被逼无奈而加入匪帮的老百姓都主动回到家中，不到两年的时间，王阳明就成功地平定了困扰朝廷多年的南方叛乱。王阳明这种敢于为民担当之举，不仅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同时也带来了国家的安定，这让明世宗朱厚熜大悦，很快便将王阳明提升为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在“致良知”思想的支持下，王阳明在他的仕途上，虽然很多行为都表现得十分诡异，但他之所以做出这些行为，却并非只是源于为官者的狡猾，而是时时处处都从大局出发，以百姓为根的“担当”之举。事实也进一步证明，王阳明这种借兵法之道行为官之事的做法，不但恩泽于百姓，同时也让他的仕途越走越宽，成为很多后进官员所借鉴的从政宝典，比如与王阳明擦身而过的海瑞、张居正等人，他们不仅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而且都在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知行合一”的为官之道。

6.为官之道，唯求其是

在做事的方法上，王阳明十分注重策略性，往往给人以油滑的感觉。但在做官上，他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实人”。因为“致良知”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心血所凝聚，也是他一生不为做官只求成圣的高度体现，也正是在这种为人为官的“致良知”思想的指导之下，王阳明在他的为官之路上，时时刻刻都践行着“知行合一”这四个字，就像当年他在“格竹”失败后所参悟到的道理一样，与其去“格”一事一物的“理”，不如去求“心”。因为王阳明认为，只要在心里想明白了道理，就没有必要非去“格”一事一物的理了。那么，在王阳明的心里，究竟什么才是他为官之道上的“理”呢？其实，答案只有四个字——“唯求其是”。

无论是在求学方面，还是在做官方面，王阳明始终都是以这种“唯求其是”的精神努力探索着，这种求是精神不仅是他追求真理的动力，也是他实践自己“知行合一”理论的唯一准则。在王阳明还没有踏入仕途之前，他“格竹”的过程其实就是这种“唯求其是”的表现，包括早年他遍寻朱熹遗书而研读的事情，也是他为学而求其是的一种表现，到后来他做了官，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精神。比如，在工部督造王墓时他利用那些修墓工人而演练八阵图的事情，就是对兵法研究的一种大胆求索。后来到了刑部，在到江苏淮安会同地方官对一些重犯进行会审期间，王阳明这种“唯求其是”的精神再次得到了发挥，他不仅从那些看似板上钉钉的死刑犯身上审出了问题，推翻了很多冤假错案，而且还从中挖出了几名收受贿赂的贪官。这种“唯求其是”的直接结果，就是让王阳明结束这项工作后不久便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升了官。

后来在结束了贵州龙场的“苦修”后，在吉安府庐陵县知县任上，王阳明又根据当地的民俗民风巧妙地根治了当地民扰官的恶习，而减税之举又让他得到了很好的声誉，在知县任上仅仅做了不到一年便被提升到了吏部任职。在遭遇刘瑾迫害后的东山再起之时，虽然有着很多朝中同僚的关照，但王阳明在“唯求其是”思想的指导下也的确是做出了很多的政绩，所以这也让他像是坐在了八匹马拉的马车上一样，一路狂奔就被提升回了京城。

当南赣发生农民起义后，王阳明又以一介文官的身份被派去平叛，在兵少且又不明当地地理的情况之下，他首先从根本上找出了农民聚集在一起躲进深山造反的原因，再从情与理的角度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了很多适用于当地的政策。而这些新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可以说从根本上断绝了农民聚山成匪的念头。王阳明不仅因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平定了为祸南赣地区数十年的匪患，也让自己的仕途向前推进了一步。

王阳明的“唯求其是”，不管是针对某件事情，还是针对某个人，同样会做到一求到底。但在明王朝这个奸臣遍布的官场上，尤其是那些宦官当政期间，王阳明这种求是的行为也不得不变得含蓄些。比如平息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后，正德皇帝的御驾亲征，迫使王阳明不得不跑到杭州去找皇帝身边的太监张永。在张永的努力之下，王阳明最终说服了皇帝班师回朝。正德皇帝却向王阳明提出了一个要求，要重新向朝廷写一份捷报，也就是生擒宁王朱宸濠的功劳要算在皇帝的头上。为了让皇上早日回朝，避免发生有人在朝中祸乱朝局的事情，王阳明顶着被朝中同僚笑话的压力，将宁王交给了皇上，同时也改写了那份捷报的内容。这就是“唯求其是”过程中给王阳明带来的困扰，但王阳明很快便释然了，因为他想起了“龙场悟道”后所得出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理论。

正德皇帝好打发，但张忠、许泰等几个人却是难缠的小鬼，他们来南昌陪皇上擒宁王是假，借机搜刮宁王府才是真，但是宁王府里的金银珠宝早就让王阳明和伍文定等人还之于民了。张忠、许泰二人带兵搜了半天，一个子儿也没找到，气急之下竟厚着脸皮直接找王阳明来要。王阳明庆幸自己早已做了安排，但这两个小人又不能得罪，只好拿话来堵他们，先是说宁王上下打点花销很大哪里还有钱，接着又用好话说：“二位乃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一向清廉，如果真的想要搜寻宁王府财宝的话，请二位大人奏明皇上。”王阳明搬出了皇上，两人自然顿觉无趣。王阳明总算是将这些钱给江西的百姓扣下来了，但张忠临走时却把他的弟子冀元亨给抓走了，理由是怀疑冀元亨与宁王暗中有往来。冀元亨是王阳明的弟子，并且在南昌一直跟着王阳明，弟子有通匪之嫌，师父却安然无恙，这简直有些荒唐至极。为了冀元亨，王阳明对赖在南昌的许泰不但一直隐而不发，而且经常好酒好菜地款待着。因为许泰若是恼了，冀元亨的小命就不保了。稳住许泰的同时，王阳明又联合了很多在京城的同僚，纷纷上疏朝廷为冀元亨鸣不平。王阳明甚至以自己的乌纱帽与性命为保，却依然没有成效。

虽然没把冀元亨救出来，但王阳明在南昌讲学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官员，这些官员都是为王阳明的才学而来，无论官职大小均拜在了王阳明的门下，在讲述“致良知”的同时，王阳明又讲了“为学之道，唯求其是”。在王阳明心学的感召之下，他这些弟子中的官员也开始纷纷上疏，为冀元亨鸣冤，但一直到正德皇帝驾崩嘉靖皇帝即位后，冀元亨才得以出狱。

纵观王阳明的仕途，无论是被贬还是得到提升，其实都与他的心学研究分不开。他一边感悟完善着自己的心学，一边把他的治学之道运用在了官场上。所以，在王阳明的眼中，“知行合一”与为官之道几乎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治学还是为官，王阳明始终坚守着他的人生信条——“唯求其是”。

7.亲民：《大学》里的为官之道

经过早年的“格竹”失败后，王阳明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认为与其像程颐朱熹那样去“格物致知”，倒不如去向自己的内心求“理”，所以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一个人的“理”全在他的心里。包括读书求学，王阳明同样这样要求着他的学生们，因为知识是书本里的，每个人都可以读到，但并不是每一位读过万卷书的学子都能够学以致用、学有所成，因为知识虽可存于心间，但如无法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理”，那么知识也就仅仅是一件摆设而已。

在王阳明的所有学生中，徐爱既是他的妹夫，也是他的第一位学生，可以说与王阳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二人同为余姚人，所以徐爱从王阳明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一些，尤其是在为官之道上。这也使得21岁的徐爱在正德三年考中了进士，到正德七年，也就是四年后，王阳明被调往南京任太仆寺少卿，官居正四品，而他的爱徒徐爱也被任命为南京工部的员外郎，官居从五品。老师与弟子在官阶上仅仅相差了一个品级，由此可见，徐爱深得王阳明为官之道的精髓。

事实上，徐爱与王阳明这次去南京赴任是一同出发的。两人于是便商量着先回一趟余姚老家。而也正是这一趟回乡之举，让徐爱对《大学》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众所周知，《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章，说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朱熹把《大学》和《论语》《中庸》《孟子》整合到一起进行编辑和注释，就成了“四书”，又由于明朝对程朱理学的重视，所以从此《大学》也就成了儒家的一篇经典之作。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几乎没有人不会背诵这篇文章的。但就是这么一篇所有读书人都能倒背如流的文章，王阳明却让他的爱徒徐爱背诵了一遍。

徐爱有些困惑，但既然先生让背诵那就背诵吧，徐爱想也未想便吟诵起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刚刚背了一句，王阳明就打断了徐爱，并且严肃地纠正道：“‘在新民’里的‘新’字应为‘亲’。”徐爱略一停顿，明白过来，忙向王阳明解释，旧版本上的确是“亲民”，但程颐把“亲”字改为了“新”，后来朱熹又沿用了程颐的版本，这才造成了个别字上的一些差别。但这也只不过是一字之差而已，意思同为让人都把自身的光明德行推己及人，也好让每个人都能够去除自身的污染而自新。新民，不外乎去旧迎新、焕发新颜。徐爱从小是这样学的，私塾先生也都是这样教的。可就是“新民”两个字，从王阳明的嘴里说出来后，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王阳明先是批判了程颐和朱熹对《大学》的误解，为此徐爱还和他理论了很久，可是随着王阳明的一番讲解，徐爱不再和他抬杠了。因为王阳明不仅告诉了他《大学》中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立业的道理，还着重讲了程颐、朱熹所误改的“新民”与“亲民”的不同。在王阳明的理念里，“亲民”不仅仅有革故鼎新之意，还有着与人为善的本意，这与王阳明心学上所倡导的“致良知”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进而王阳明又将“亲民”之念引申到为官者的身上，他认为，为官者之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亲民”，因为为官者如果不把百姓放在心里，那么他的一言一行、在政时所施的一切纲领就会失去水准，从而偏离正道。如此不察民情的官做久了，也必然会失去民心，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所以在王阳明眼里，《大学》不仅仅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处世的一篇文章，同时也是教人如何做官的经典之作。而做官与做人在表现形式上或许会存在着很多不同，但骨子里那一腔正气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的。

王阳明的这一思想对徐爱的影响很大，但《大学》里的“新”与“亲”之差却早已无从考究，或许这仅仅是王阳明找的一个借口，因为王阳明知道，徐爱在祁州做知州时，虽然为官几年始终是一身正气，但实际上没有做出多少改善当地民生的举措。而王阳明借此次回乡之机点化他，不要过于死读书，要明其理，并且在实践中去明了和纠正自身的不足。聪明的徐爱很快便明白了王阳明所说的道理，只可惜王阳明这位天资聪颖的爱徒兼妹夫在南京工部只做了四年的郎中，还没来得及去实践从王阳明那里所学得的一切，便由于身体原因在回乡省亲之后不久去世了，而当时他才31岁。

在王阳明的为官之路上，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所学教导着自己的弟子们，尤其是对徐爱所说的为官之道的“亲民”之策，同时，他也一直在实践着。比如，在庐陵县做知县时，王阳明就曾站在当地百姓的角度上，废除了很多不合理的制度，为当地百姓减轻了负担。从某种角度出发，王阳明在庐陵县的亲民之举，也让那些“民扰官”的诉讼减少了很多，这也使得王阳明在上任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明显的政绩。而在他之前的很多任知县不但没有改变“民扰官”的现象，反而向上面申请以加重百姓税收负担的方法来遏制当地过多的诉讼，结果适得其反。当然，也正是由于王阳明的亲民之举，才让他很快就得到了升迁，并被调回了京城。

后来，王阳明至南赣地区平叛农民起义时，同样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很多亲民之举。比如，废除当地不合理的制度、对于聚集于山中的土匪们以情量法的处罚等举措，无一不是从当地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的。在南赣平叛农民起义的这几年间，王阳明不但以短短数年之时平叛了为祸当地多年的匪患，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民生状况。在王阳明实施这些亲民之举的同时，他的官也越做越大，后来被朝廷封为了新建伯。

可以说，在王阳明的一生之中，他一直都在实践着自己独特的为官之道，并且时时处处彰显着他“知行合一”的思想。

8.求圣之道，为官之理

在王阳明看来，为官与为学往往有着很多相近或相同的地方，所以他的很多同僚和学生，在听王阳明讲授心学的同时，也在向他请教为官之道，当然其中不乏比他官阶还要高的同僚。比如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后，一直在为他到处鸣冤而最终搭救他的户部侍郎乔宇。当王阳明从江西庐陵县回到京城任职后不久，乔宇便被任命到南京任礼部尚书，临行前乔宇曾专程找到了王阳明，因为王阳明那篇言辞委婉的上疏使其才华展露无遗，他为官上的圆滑也令乔宇十分钦佩。

作为惺惺相惜的文友，乔宇向王阳明的求教自然不同于一般人，他没有直接去问王阳明如何才能做好官，而是从问学开始。乔宇问王阳明一个人在求学之路上最重要的是什么，王阳明微微一笑，答道：“学贵于专。”也就是说，只有做到学习内容上的专，才能做到学问上的精。

乔宇点点头，回忆起他小时候学下棋的事情，因为当时他特别喜欢下棋，所以就一门心思地学习，经常对着棋盘直到深夜。结果过了三年，乔宇在当地已经找不到可以战胜他的对手了。对此，王阳明笑着说道：“所以，学也贵于精。”

乔宇想了想，再次点了点头，向王阳明讲起了他少年时学习诗词歌赋的经历，从文辞的修饰到字句雕琢，再到后来文风的舒展。王阳明听后又说：“所以，学贵于正。虽然在表现方法上可以是歪的，但骨子里是要有一腔正气的，就像书法中的行草。”

乔宇又一次心有感触起来，但他依然没有将话题引到为官之道上，而是谈起了自己的学习之路。他说自己想学人生哲学，走圣人之道，于是有些后悔当初所学太过浅显，使得自己的心路过于狭窄了。但王阳明这次没有笑，而是严肃地说：“无论是学下棋也好，学写文章也罢，还是学习修道，这些都是学问，但是学习什么都一样，不能只专注于学问本身，而是要用‘专’和‘精’的毅力去问其道，这样才能明其大理，而不拘泥于小节。”

紧接着，王阳明便向乔宇谈起了圣人之道，而提起圣人，自然首推孔子。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中，孔子与哀公的一段对话将圣人之道写得尤为精准。当哀公问孔子何谓圣人时，孔子对哀公说：“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也就是说，所谓的圣人，就是他的喜好和取舍要跟普天之下的老百姓一样，也只有做到想天下百姓之想、急天下百姓之急的德才兼备者，才能够称得上是圣人。其实，王阳明知道乔宇在去南京赴任之际前来找自己，并不是来切磋学问，而是想问问为官之道，以免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不好官。但毕竟乔宇比王阳明大了十几岁，彼此之间探讨学问还好，如果是直白地聊起为官之道，就显得有些尴尬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当时乔宇的官级是比王阳明大的，岁数也比他大。让一个大官去向一位比自己官还小的人询问为官之道，的确有些不好说出口。可是在乔宇的心里，王阳明又确实比自己懂得如何去做官。

在这种情况下，乔宇将话题转到了圣人之道上，王阳明也便借此讲起了做人与为官之道。其实在王阳明心里，圣人之道也无外乎对自身品德和才华的修炼和不断完善，就像孔子说的那样，只要心里时刻记挂着百姓，那么必定就会成为一名圣贤之人，而若为官则必定是位好官。王阳明是这样想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对乔宇讲的，也自然就是这种圣人之道的为官之理。只不过王阳明在乔宇面前换了一种说法，他说一个人如果立志成为一名圣人，那么他为修成圣人所做的努力，与所从事的职业无关。这也正暗合了王阳明的“新四民论”，即一个人能否成为圣人，与他是士、农、工、商里的哪一种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人们不同的生存之道罢了。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做官和成为圣人并不矛盾，只要做官时不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官”，而与农、工、商等传统观念里的“贱民”放在同一水平线上，相信这会对修成圣人很有帮助。

乔宇与王阳明的这一次话别，在他们相知的日子里，可以说是很平常的，但这一次的话别对乔宇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后来当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后，乔宇得到王阳明的通知，不仅加强了对南京城的守护，还铲除了宁王潜伏在南京城的内应，可以说为王阳明生擒宁王朱宸濠起到了很好的协同作用。在平定了宁王叛乱后，乔宇在南京任礼部尚书期间，一直都以当初王阳明对自己讲的圣人之道要求着自己，在官场上也同样是从民生的角度出发，废除了当地很多不符合民情的制度。而通过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乔宇又以“恤边民，厚边军，广储蓄，省科派，慎守令，重祀典”为主向朝廷上疏，不仅其所提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其本人还被封为太子太保，后来又因治理地方有功而被擢升为少保。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后不久，乔宇又被调回京城升任吏部尚书，整个朝政也因乔宇的升任而为之一新。

乔宇自幼随父亲来到京城，师从杨一清，后来通过科举考中进士，得到当朝首辅李东阳的点拔。然而，他们对于乔宇大都是在诗文上的提点，至于其他方面，乔宇受王阳明的思想影响比较深。但是，限于一些其他因素，乔宇并没有真正拜王阳明为师，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半师半友的微妙关系，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对乔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王阳明在京城一别中对乔宇所阐述的圣人之道的为官哲学，几乎是影响了乔宇的后半生。可以说，正是在王阳明这种为官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乔宇的仕途变得更为宽广起来。

第三章 难得糊涂：藏巧弄拙是官场最深奥的制胜法宝

1.上下不得罪，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庸才”

王阳明曾经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智深险少矣。”这充分地表现了王阳明在官场上高深的心理技巧。古代为官之人必定都存有一定的心术，如若不然，将会很难在充满争斗的朝堂中立足。而王阳明的心术之一就是难得糊涂，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庸才”。

在宦官当道的明朝晚期，在朝官员个个提心吊胆，因为奸佞之臣往往会趁机而入，打击忠臣。刘瑾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身为宦官，他奸佞妄为，残害了很多忠臣。所以，在那个复杂的朝堂中要想安安稳稳地当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王阳明虽然也遭受过刘瑾的迫害，却没有因此而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在为官之路上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庸才”。他认为在官场中，特别是在当时那个混乱的朝堂里，聪明不如糊涂，而糊涂则不如装一把糊涂，藏巧弄拙才是官场最深奥的制胜法宝。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要想成功地保住自己，就要学会糊涂处世，做一个灵活周转的人。

上下不得罪，做一个安稳的“庸才”，是王阳明提出的一种让人十分佩服的为官之道。晚清时期的曾国藩就十分欣赏王阳明的这种为官之道，在他去世之后他的知己曾经送上这样一副挽联：尽瘁武乡侯，千秋臣节；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其中“武乡侯”指的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而“新建伯”则说的就是王阳明。在晚清时期，众人皆知曾国藩事事都会效仿王阳明，而在他去世之后能够与自己崇拜的人相提并论，想必他也会感到欣慰。

在曾国藩的仕途上，上下不得罪是很重要的藏巧弄拙之为官之道，他对王阳明的那种甘于做个“庸才”的方式十分感兴趣。

道光二十八年，当时国库亏空，道光帝想查清真相，于是派曾国藩调查此案。但当时朝内众多大臣均表示反对，尤其是那些皇亲国戚，因为很多皇亲国戚都贪污受贿，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曾国藩查案。甚至有很多大臣都恶言诽谤曾国藩，这让曾国藩十分恼火，但是他又不能得罪这些皇亲国戚。有些皇亲国戚虽然官职没有自己高，却深得皇上信任，但皇上的旨意也不能违背，所以他要想个两全之策。

于是曾国藩当众将自己脱了个精光，以示自己的清白。他竟然光着屁股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银库清点现银。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皇上都十分惊讶，而且很多人都很佩服曾国藩的胆量和洒脱，但也有人说曾国藩简直是疯了，竟然脱了衣服去查银。然而，最终他还是查清了国库亏空的真相。这赢得了道光皇帝的极大信任，而那些恶言诽谤曾国藩的大臣也都无言以对。曾国藩在经历了这次事情之后，在为官之道上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曾国藩能够当众脱掉自己的裤子，看似是一种糊涂的表现，其实是一种自保的为官之道，他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方式才上下都没得罪。看似是“庸才”，实则为智者的表现。曾国藩的这种为官智慧其实正是从王阳明的思想中得来的。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王阳明虽没做过宰相，但是其肚量却比宰相还要大。在当时的朝廷中，皇上与其身边的那些太监和奸佞之臣都不能得罪。而王阳明的方法就是在中间安稳地做个“庸才”，只有这样糊涂示人，才能够顺利自保。

其实，王阳明这种安安稳稳做“庸才”的方式背后隐藏着一种大智慧，虽然看上去有些消极，却将藏巧弄拙的为官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王阳明采用一种强硬的方式，那么很显然不管是皇帝还是皇帝身边的“马屁精”，都不会给王阳明好果子吃，所以王阳明的这种为官之道着实是令人佩服。

2.用“糊涂”向对手示弱——大家都是明白人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在官场中纵横驰骋，主要来源于他的为官之道和其中的哲学道理。王阳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无欲之谓也，是谓集义者也。”意思是告诉世人要在一定的时候学会示弱。在官场上，比你强大的对手比比皆是，要想站稳脚跟，就要懂得示弱，而且要以一种“糊涂”的方式向对方示弱。其实不管你怎样做或者是怎样想，在官场中的同僚们内心都明白各自的处境和形势，所以能够做到“糊涂”示弱才能在官场上平稳发展。

示弱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一种颇有智慧的为官之道。几百年前，王阳明就已经悟出了这个道理，如今运用在各个场合中也是十分有效的。在王阳明所处的那个年代，朝堂中的大臣们都懂得自己所处的环境，虽然大家心里犹如明镜，但是真正懂得向对方示弱的人并不多，而王阳明则是其中一个。王阳明善于用“糊涂”的方式来向对方示弱，以此来获得在朝臣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也正是因为王阳明的这种为官方式才成就了他。

正德元年，王阳明由于被宦官刘瑾所迫害而被贬到贵州龙场担任驿丞，在赶赴龙场的途中他成功地领悟了为官之道和人生中的起起落落。其实在被贬出京城这一件事情上，刘瑾对自己做了哪些手脚，使了哪些绊子，王阳明是心中有数的。而且他也想到了一些可以还击、对抗的办法，但是很显然，如果在这个时候据理力争、拉开架势要拼个鱼死网破的话，吃亏的只能是王阳明自己。因为当时的朝政大权基本上都掌握在刘瑾手中，大臣们呈上的折子，都是先要给刘瑾过目，然后有选择性地呈递给皇上。早在王阳明被贬之前，就有一些辞令苛责的言官，遭到了刘瑾的毒手。在这个时候，王阳明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是自己在朝在野都颇具声望，那么早就被刘瑾谋害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王阳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天子的这一道圣旨，完全是恭恭敬敬地接了下来，并且还表示自己“有负皇恩”。

从一呼百应的当朝要员一下子被贬到龙场去做一个小驿丞，这种落差是非常明显的，王阳明自己也深受打击。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朝廷的指示，他还是一丝不苟地执行。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时候老老实实给朝廷做事，其实就是在给刘瑾卖命。对于一个千方百计迫害自己的人，为什么还要从制度上面坚决维护呢？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此时的刘瑾可以说是巴不得王阳明能够在他面前消失，所以无论王阳明如何勤恳、廉洁，只要权柄还在刘瑾手中，王阳明都不会得到太多的好处。令人费解的是，此时的王阳明不但没有因此而懊恼，反而是非常欢喜的，他的这种“欢喜”让人不免感到他有些“糊涂”。但是王阳明正是以这种“糊涂”的示弱方式来向刘瑾发出暗示——大家都是明白人。王阳明的真实意图是尽管自己被贬到了偏僻的地方，但是只要自己能够好好地治理一方百姓，那么就有可能翻身。即使自己不能翻身，也不能因为被贬就失去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这也就是王阳明的为官之道。事实上，正是这种毕恭毕敬的态度，逐渐将刘瑾软化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刘瑾对于这个“稀里糊涂”的小地方官也就不那么咬牙切齿了。

1508年，王阳明又被调任到了江西担任庐陵的知县。众所周知，任此官职在王阳明的这次遭遇中是属于降职，此时的王阳明是一个七品县令，与之前在京城的官职相比是直接连降两级，一般人在面对降职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恼怒且沮丧的，但是王阳明不同，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另一次被重用，所以他没有一句怨言，马上就起程赴任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般被降职往往都意味着自己有罪。其实在明朝，降级使用，可以不被该官员所接受，但是该官员必须自行辞官。然而王阳明当时并没有计较这些，也没有辞官归乡，而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十分欣然地去江西庐陵县担任了县令。类似因不接受降职而辞官的事情，其实历史上也发生过，比如陶渊明就是不愿意接受所谓的“羞辱”，愤然辞官，而王阳明在这里就展示出了一种“糊涂学”——他既没有认为自己“有罪”，也默认了“降职”的事实。在封建文人中，“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早已经成了风潮，一批又一批的“陶渊明”在面对尊严受辱的时候都会选择反抗。而王阳明则将这个“糊涂经”念得很好，人们甚至在王阳明身上还能看到喜悦和高兴，因为王阳明希望自己的一生都在官场上为朝廷做贡献，他在面临这种被贬的现实时依然是秉承着一种喜悦的心情来接受朝廷的安排，这也是一种“难得糊涂”的示弱方式。王阳明就是用这种“糊涂”来向朝廷中那些曾经陷害过他的奸佞之臣示弱的，让那些奸佞之臣以为他没有骨气，也就不再与他为敌了。

王阳明在乘船去庐陵县的路上，经过江门崖的时候，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来抒发自己喜悦的心情：“三年谪宦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归信应先春鹰到，闲心期与白鸥群……”这是一种非常洒脱且豪迈的喜悦之情，当然这也是一种“糊涂”示弱之情。唯有这样，王阳明才能在官场中顺利地渡过难关。

在王阳明看来，即使是被贬职，也比戴罪留在龙场强。而且，庐陵县知县的位子是自己重新走上仕途的一个开端，自己一定要好好把握。他在庐陵县，将一方经济发展和百姓的生活治理得井井有条，不断得到朝廷的奖赏，他也因此而不断地升迁，迎来了仕途上又一个美好的开始。

不得不说，王阳明的这种“糊涂”示弱的方式是一种另类为官之道，在很大程度上，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在官场中如鱼得水，正是因为这种“糊涂”示弱的方式。常言道：“难得糊涂。”在官场中，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方式层出不穷，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对同僚也是不惜下重手，如果硬碰硬地进行正面对抗，那么面临的情况很可能就是一方输得很惨，一方赢得了利益，当然也不排除两败俱伤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阳明很早就看透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他认为要想在这样竞争激烈的官场中生存下去，就应该学会一种另类的为官之道，而“糊涂”示弱就是王阳明的一个重要为官法则。王阳明正是利用了这种为官之道才换来了自己在那个腐败的大明王朝中的一席之地，才得以名垂青史。

王阳明在官场上的这种“糊涂”示弱的方式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先人使用过了，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孙膑与庞涓一起拜鬼谷子为师，鬼谷子观察二人，发现孙膑为人忠厚质朴，而庞涓则比较圆滑，于是最终将孙武的兵书传给了孙膑。

后来这二人都走上了仕途，庞涓成为魏国的大将军，孙膑也到了魏国，并且在庞涓身边做事。当时庞涓知道师父将兵书传给了孙膑之后非常生气，就想要陷害孙膑，使其交出兵书。于是，庞涓在魏王面前大进谗言，最终使孙膑被打入大牢，庞涓还命人对孙膑实行膑刑。在这期间孙膑也想要逃跑，但是由于受了刑最终无法逃走。庞涓将其关在了一个地窖里，威逼利诱想拿到兵书，但是孙膑说兵书在自己脑子里，没有手抄本，于是庞涓就命他将兵书默写下来。孙膑知道庞涓不会放过他，就算是把兵书交了上去，自己也会没命，于是他便开始想办法来对付庞涓。

孙膑不想因此败落在庞涓手上，于是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计策——装疯。孙膑像得了疯病一样，一会儿嬉笑不断，一会儿泪流满面、号啕大哭，各种丑陋姿态和疯傻模样频频露出，而且还将自己写好的字烧掉，甚至还烧掉自己的衣服和头发。庞涓看到孙膑这样，一开始认为孙膑一定是在装疯卖傻，所以就用很多方法试探他。庞涓命人将孙膑扔到了粪坑里，孙膑为了活命只好忍受粪坑的肮脏，在粪坑里四处爬行，丝毫没有表现出愤怒的样子。庞涓看这招不行，于是又好酒好菜招待孙膑，但是孙膑将饭菜打翻在地，大喊道：“你们想毒死我吗？我才不会上当。”于是庞涓命人将土块和一些污秽的东西端上来，孙膑却丝毫不在乎，大口大口地吞了起来。庞涓看到这一幕才从心里认为孙膑是真的疯了，对其失去了戒备之心。

而就在这时，齐国的相国邹忌正在暗中准备营救孙膑。很快，齐威王命人前去魏国，救出了孙膑。孙膑后来到了齐国，在马陵之战中，他凭借着超强的军事本领，设计除掉了庞涓，为自己洗刷了耻辱。

从孙膑的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孙膑正是用一种“糊涂”的方式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是一种抱愚藏拙的智慧行为。这就相当于在与对手较量的时候，你越是表现得强硬，对手就会处处要高于你，而且还会表现得咄咄逼人，你越是表现得卑微，那么对手可能就会忽视你。孙膑的方法正印证了老子的那句至理名言“大智若愚”。

王阳明在孙膑身上看到了“糊涂”示弱的方式所取得的成效，所以在官场中也经常会使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的升华。王阳明用自己的实际经验告诉人们难得糊涂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高深智慧，而学会以一种“糊涂”的方式在官场和生活中示弱，则是取得平静生活和自我提升的一个绝佳方式。

在古代官场中，尤其是王阳明身处的那个腐败的明王朝，奸佞之臣的猖狂让忠臣难以立足，在王阳明看来，“糊涂”示弱也是一种为官之道。很多事情大家都明白，只要放下那颗计较的心，那么就能够在官场和生活中赢得一席之地。

3.妙用迂回战术，该糊涂时不聪明

王阳明的官场学问可谓是影响了很多人，不管是他的为人处世还是为官之道都表现出一种低调且迂回的做事风格。所谓迂回的做事风格就是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学会采用迂回的方式，不应表现得太过聪明。王阳明认为，人一旦过于张扬就很可能树敌无数，对自己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王阳明在做事和做官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得非常迂回，用迂回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展现自己的才能。

1516年9月，王阳明接到了朝廷的任命作为都察院御史前往南赣汀漳等处剿匪。这个职位让王阳明有些不解，后来王阳明仔细地推敲才发现这是一个临危受命的职位，犹如烫手的山芋。原因是当时正德皇帝十分懦弱，而朝中又有大量的宦官当道，所以忠臣难以立足，忠臣和奸佞之臣的斗争也在暗地里进行着。当然，这样腐败的朝廷自然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而且宦官专权也引起了百姓的反对，再加上民不聊生、天灾人祸，尤其是江西、湖广等地的匪患愈加严重。朝廷看到了这种现象后，曾多次派兵前去整治，非但没有治理彻底，反而引起了民众更强烈的反抗，官兵难以与匪贼们相抗衡，匪贼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而此时王阳明前去剿匪显然是临危受命，而且皇帝也对王阳明寄予了厚重的希望。

王阳明深知这个职位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旦自己接受这个职位，就会引起朝廷中对手的极力排斥，对手会以为自己是想要争功，可能会对自己实施不利的行为；而自己如果一旦成功地剿匪，那么自然就会引起皇帝的重视，这样一来树敌就会更多。在这样腐败的朝廷中，处处充满着奸佞之臣，如果树敌太多，那么就是对自己极大的不利；再者，自己如若剿匪不力，没有成功，不但会引来皇上的指责，还会让同僚们取笑，甚至还会让对手们抓住自己的把柄，日后借此对自己实施有力打击。但是无论如何，剿除匪患，是一件于国于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建立军功，这在很多人眼中都是一步登天的道路，甚至就算不求为自己谋取利益，剿除匪患，同样也是一件值得传诵的“功德”。所以再三考虑，王阳明还是倾向于领兵剿匪的，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自己的用意太明显，就难免会给其他人落下把柄，所以他决定以退为进，先后撤一步，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阳明最先想到的一个方法就是“辞官”，表示自己“无力剿匪”。这样一来，那些对这件事心怀叵测的人，也就会误以为王阳明是一个“缩头乌龟”，不愿意蹚这趟浑水了。

在奏折中，王阳明写了三个理由：一是自己体弱多病，不足以应对山贼的强势进攻；二是自己愚钝质朴，在军事方面的才能甚是匮乏；三是自己祖母年事已高，自己要对其尽孝道。然而，当时皇上并没有批准王阳明的奏折。因为在皇上看来，王阳明的这三个理由根本没有说服力，而且当时朝中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去平定山贼祸乱，所以皇上仍然还是让王阳明前去剿匪。

然而，就在这时候恰巧发生了一件事情，朝廷派去剿匪的一位大臣同样也向皇上递交了自己的请辞奏折，而皇上并没有批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山贼疯狂地进行造反，从而贻误了剿匪的最佳时机。这不禁让皇上大发雷霆，而这位将军也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惩罚。有了这样一件案子做“伏笔”，那么王阳明到后来领兵剿匪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所以在这一次圣旨传到之时，王阳明会集三军，鸣炮祭旗，第二天就踏上了剿匪的路程。当然，在随后弹压匪乱的事情上，王阳明也是出尽了风头，那些只会欺负老百姓的匪帮，战斗力根本不能和官军相提并论，刚刚和朝廷大军有所接触，这些人就四散而逃了。实际上，这一次的战斗，即便换了其他大将领军，明军也没有“战而不胜”的理由，所以说王阳明等于是“白白捡了一个大功劳”。

这件事情令王阳明在剿匪的道路上有了良好的开端，随后他越来越得到皇上的重视，并且在职位上也连连高升，这是王阳明一开始所没有料到的。但是王阳明在自己顺利为官的道路上却巧妙地利用了迂回路线来自我提升，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

王阳明的这个实例充分地说明了，在官场中如果太过直接去争取好处只会让自己树敌过多，不会让自己赢得想要的东西，而采用迂回方式自我提升就能够做到让对手无从下手，让对手心服口服。

众所周知，王阳明不光是一个喜欢研究学问的文官，更是一个精通军事的人，因此在明朝以及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文武全能的才臣。而他在官场中的为官之道也是令人佩服的。他深知在充满利益和竞争的官场中要是表现得太过耳聪目明就会在暗地里为自己树立太多的敌人，可以说是自掘坟墓。在官场中，这可以称得上是最忌讳的一点了。聪明的为官者会思考周全，看事情会比较全面，就像王阳明一样，不光看到自己在官场中的位置，还要看清楚自己的对手是怎样想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更加万无一失地去进行自己的计划。当对手对你步步紧逼或者是暗地里时刻关注着你的时候，要切记，不要让自己表现得太过聪明，要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一定的迂回措施为自己获得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来处理此事，而同时也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迂回表现，以免让自己直接出现在对手面前，引来不必要的竞争和挑战。

王阳明的这种官场哲学是非常值得人们学习的，王阳明曾经说“君子求退勿迟”，争与不争都是一种处世的态度，而王阳明在哲学上的态度也和争与不争有着很大的联系。王阳明认为不争才是最大的争。他认为在官场中不应该表现得过分耳聪目明，而要露出一种不争的态度，尤其是要让自己的对手看到自己这种不争的态度，从而放弃对自己的戒备之心。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自己就此平庸，真的无欲无求，其实这种不争只是争的另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是王阳明领悟先秦之哲学所总结出来的心学思想。

适当地学会用迂回的方式来让自己获得一些空间，用这种方法来让对手放弃对自己挑衅的想法，王阳明在自己的哲学观中很注重这一点。做人做事不应太过飞扬跋扈，树敌太多有时候会让自己进入困局，适当地采用迂回措施达到自我提升则是一种很好的为人处世之道。

4.难得糊涂——进退有度、收放自如的高深学问

王阳明一生最大的渴望就是成为圣贤之士，然而在那个封建没落的明王朝里，王阳明受到了刘瑾等人的迫害，这无疑表明了政治之路并不好走。尽管如此，王阳明那经世救国的心却依然没有改变。王阳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发现，要想在官场中如鱼得水，而且不至于树敌太多，最重要的就是自我的调节。而难得糊涂就是王阳明认定的最佳方式。

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王阳明被打压过，被排斥过，所以最终他认为难得糊涂是为官的一件法宝。官场之中的王阳明表现得并不高调张扬，而且有些时候还藏巧弄拙，这种难得糊涂足以让他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另外，他不但在其位谋其政，还从讲学和研究学问中寻找快乐，将富贵名利看得淡如浮云。这种莫大的情怀和宽大的胸襟只有像王阳明这样的人才能拥有，王阳明的难得糊涂使他做回了真实的自己，这样的人生境界足以让我们感叹和敬佩。

王阳明经常对弟子们说：“在为官之路上，只要少一些心机和手段，就会少一些苦难。”王阳明认为人们只是看到了那些表面上的风光，却没有看到其背后隐藏的痛苦和磨难。为了承担这样一个没有价值的虚名，人们便开始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还会造成兄弟反目、朋友成仇，这样的代价未免有些大。

1521年3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年轻的朱厚熜即位，也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小皇帝虽然年轻，但是很早就听说过王阳明，他认为王阳明既能文又能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在他即位之后就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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