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征辉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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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老总讲段子试读：
序：段子时代
我写作《段子》系列，也是机缘巧合。2009年，我醉心于写博文，一媒体朋友甚为欣赏，帮忙推荐给了出版公司。没想到，书出版后，一进机场书店，《段子》便以幽默简洁的风格，对上了旅客的胃口，很快火了起来。出版公司很高兴，成天督着我快写，还把这种写法叫作“段子体”。出版界容易跟风，一时间，“段子”风格蔚然成风。不过，我对段子有着自己的理解。
在人类进化史上，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学会了使用火，二是发明了文字，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最初出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虽然处在不同的区域，但各地区思想的传播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西方学者雅斯贝尔斯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
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欧洲、中东、印度、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圣贤，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这个时代叫轴心时代，也有称作黄金时代的。
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留下的那些经典成为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圣经》《金刚经》《道德经》《论语》等等。我在阅读中发现，中国的经典往往都很短，由一段段精彩的文字组成，或是耐心的讲解，或是很妙的譬喻，貌似散乱，却围绕着主体思想组合在一起。这种传统一直在延续，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庄子》就是精彩的博客，而《世说新语》无不是绝妙的微博。
到了21世纪，互联网很快解构了我们的世界，新的交流方式开始应运而生。段子，原意不过是相声里抖落的笑料，而在今天，却以各种形式渗入了社会生活，或心灵鸡汤，或坊间传闻，或幽默搞笑，或寓教于乐。在微信朋友圈里，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叹：“我们已经进入了段子时代！”
如前所说，段子的表达方式不足为奇，古代经典早已有之，虽然不可企及，但也不能过度庸俗化，而失其真味。记得小时候去酒铺打酒，回家一喝，老爸就知道加了多少水；而现代不少人，却喜欢往拉菲里加雪碧的搞法。段子和酒是一样的，不去品尝，怎么能知道它的滋味呢？
不管怎样，段子时代已然到来，而人们也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一位好友和我谈到这个话题时，很有感慨地说：“段子如水啊，堵是堵不住的，在今天的时代，太需要大禹治水的智慧了！”
是为序。
名人逸事
某日，张兆和愤愤然地来到校长办公室，将一大包情书交给了校长胡适，说一个叫沈从文的无赖公然侮辱了自己，比如这句：“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胡适慢慢地听着，随手翻了翻那些信，温和而诚恳地说：“你和家人商量商量，我劝你嫁给他。”安身立命的绝活
在北方的大小餐馆，一般都有道“老虎菜”。究其来历，还真没几个人能说清楚的，据说，这事与自诩为“老虎”的张作霖有关。有段时间老张茶不思、饭不想，厨师就把黄瓜、大葱、尖辣椒切成丝，配上香菜段，然后用糖、醋、盐凉拌，没想到大帅一尝便食欲大振，问是什么菜，厨师顺嘴言道：“是老虎菜。”后来，老虎菜作为开胃菜开始从东北流行开来。
其实，不光是菜品有地方特色，人品也是有地方特色的。我最近研读民国史，发现当时的军阀林林总总，各有其安身立命的绝活，而这种绝活无不带有地方色彩。比如袁世凯，纵横当世罕有敌手，最后却败在了河南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上，一旦称帝，则身败名裂。
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老哥仨，分别为河北人、天津人、山东人，拼命争权、争利、争女人，但有两条底线：一是相互遵守江湖规则；二是绝不做汉奸。皖系的段祺瑞、徐树铮、靳云鹏几位多少还算正统，讲究些忠君爱民之情，整个圈子文化氛围较重，个人素质可能是北洋军阀中最高的。
阎老西就不用说了，机会抓得又准又稳，但绝不出手，总能坐享其成，发债修了铁路，偏偏是窄轨的，但火车轮子是可伸缩的，别人进不来，他却可以出去，我认识不少山西大佬，无不对其钦服之至。西北的冯玉祥又别树一帜，细处几乎无可挑剔，但整体就是不对劲，他对政令一致的阎锡山很推崇，可阎锡山一直在防着他，有次跟蒋介石说：“您翻开历史看看，哪个没吃过冯的亏。”
其他的派系特色更明显。粤系的喜欢钱、信风水；桂系的内部纷争而对外一致；川系的大哥林立、相互不服；滇贵系的小富即安、开门揖盗。最后成就大事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江浙帮，论财力有上海、江苏、浙江的财阀，论军事有黄埔军校的大批江浙子弟，论政治有CC系，论江湖有青红帮，论外援有世界新霸主美国。
但中国之大，人杰地灵，号称“江湖”的江西两湖子弟岂可小觑。毛公二十八年潜伏高山大川，一朝得手、江山换代，终究建立了民族独立的红色政权。至于我们东北人，其实土著很少，大多是山东人、河北人的后人。最后讲一个张作霖的故事，一个很有性格的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克虏伯兵工机械拆卸出售，在上海拍卖。东北兵工厂厂长韩麟春在投标期间进了赌场，将巨资全部输光，然后发电报请罪，说要投江自杀。张大帅急了，大骂：“妈了个巴子的，孬种！输了就赢回来嘛，死什么？”马上让人汇去了双倍的钱，指示说一半仍买机器，另一半捞本。老韩眼睛都红了，杀回赌场，赢回了四倍的赌资，并全部买了机器。就这样，东北军拥有了亚洲最大的兵工厂。
张作霖手黑
我的老家在辽宁盖州，据县志记载，百年前的森林覆盖率达到全境50％以上，而后被日本人砍伐一空，剩的那些小林子在“文革”时期也被祸害了，“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情形再也不复出现了。张作霖的老家究竟在哪儿？台安、大洼、海城几个县市都在争，都建有纪念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离我的老家都不远。
张大帅是河北人，后来迁到辽南，本姓李，过继到了老张家才改姓张，所以张作霖这个名字也挺偶然。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会是纯属偶然的。为了能和达官贵人搭上关系，老张效仿宋江的老路，故意截了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姨太太，然后做出误会痛悔之状将其送回，终于得以接近权贵。人家问他为什么接受招安，老张爽快地大声回答：“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
实话实说有时是一门很高的做人技巧。皖系失败后，徐树铮与张作霖喝酒，借着酒劲说：“大哥，你现在地盘大、兵力强，我是打不过你了，可有一宗，我可以带日本兵来收拾你。”知道这江苏老泡动不动就拿小日本说事，老张一边敬酒，一边打着哈哈：“老弟这又何必呢，我的兵不就你的兵吗？来来，干杯！”
老张有一个特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手下报编制，要装备，从不多问，但一直讨厌郭松龄：“郭鬼子纯属王八羔子，来沈阳扛个行李包，里面俩茶碗，还有一个没把儿。小六子（张学良）非要用他，我一次就给了他两千大洋的安家费。”平定郭松龄叛乱后的庆功宴上，弟兄们喝到一半，有人抬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都是与郭鬼子联系的密件，看到举座惊慌，老张一挥手就让烧掉了。据说，这是老张听评书“官渡之战”时，跟曹孟德学的招数。
东北军有家航运公司，一直经营不善，有个小职员写了封信给张大帅，提出了好些意见。张二话没说，直接提拔他为总经理，让他全权负责，周围的人都觉得不合规矩，张却说：“我觉得这小子行，他就肯定行！”一年后，这位总经理将赚来的十万块大洋亲手交给了张作霖。张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
老张虽然绿林出身，可向来把公事看得极重，从不像韩复榘、张宗昌那样乱来。有一回，张宗昌从黑龙江来沈阳，刚走到张大帅的办公室门口就喊：“老爷子，我回来喽……”张作霖立马翻脸，喝道：“出去！你当这是在家里呢？重进！”张宗昌马上立定站好，向后转，然后在门口行军礼：“报告，张宗昌到！”
有一次参加酒会，一日本高官请他赠字，张作霖基本就会写个“虎”字，一挥而就后，落款写着“张作霖手黑”。回家后，有人提醒说写错了，应该是手墨，少了个“土”字。张开口便骂：“妈了个巴子的，墨字我还不会写吗？有土，有土也不能给日本人啊！再说了，跟小日本打交道，手不黑行吗？”
仆人没有好东西
一个人想长大成人，总得经历无数次的考试，我个人觉得最难的是中考。1979年夏天，我所在的第一中学，860名初三毕业生仅有16名考上了高中，后来降低了分数线，也仅仅只有30人上线。我运气好，蒙对了一道15分的物理题，所以排在第14名。那时候，我还不清楚什么是文理科，懵懵懂懂就被分到了文科班，班里除了十几名高二的留级生外，主要都是一些曾经的落第生。
我一年内背熟了六本历史书和四本地理书，把书上的内容都写在废弃的火车票上，上厕所背，走路时也背。记得有回考试，我填了个“孙传方”，老师批了个大红叉，我不服气，去争辩说：“这个军阀又不是女的，本来就不应该是那个芳。”直到这几年读了十来本北洋军阀方面的书，才知道这位孙传芳可是大有来历。
孙传芳父亲早亡，留下他和母亲及三个姐姐，母亲由于受不了妯娌的排挤，带着四个孩子从老家历城去了济南。当时，袁世凯任山东巡抚，袁手下王英楷的妻子有癫痫病，因此娶了孙的三姐做填房。十五岁的孙传芳从此搭上了北洋的船。他天资聪颖，念军校，上武备学堂，还被选派去了日本留学，同学校友多是阎锡山、蒋介石、唐继尧这种实力派，自己也逐渐累积起了军功，想不发达都难。
让他真正崭露头角的是湘鄂之战。此战孙率军血战了八天八夜，对手鲁涤平这样评价他：“这家伙简直是孙猴子转世，日后必成大事。”孙曾说过一句在北洋时期广为传颂的话：“秋高马肥，正宜作战消遣。”为了入浙，孙搞了本手册全军发放，让全体官兵白天念，晚上背。其实这本手册归根到底就一个意思：打进杭州，大家伙才有出路。
在北洋历史上，孙留下了几段极著名的妙论。张继奉蒋介石之命，找孙谈合作，结果两个人不对劲，说话也不投机，张继就有点气急败坏，说道：“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而像一个政客。”孙传芳马上予以回击：“我不是政客，我就是军阀。政客算什么东西，全是朝三暮四的妓女，我的儿子以后都不许当政客。”这话把对方臊得满脸通红。
孙传芳不屑孙中山的“做官要做人民的公仆”之说法，称他自己就是“民之父母”，还说：“凡是做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偷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而天下的父母对子女都是真心的，父母官，父母官，爱民如子才能真正为老百姓办事。”
孙传芳手下有个负责采购的军官对回扣向来是拒绝的，孙却跟他说：“这种回扣，你应该要。当官的一般分三种人：要钱又能办事，是好官；要钱而不办事，是坏官；所谓办事不要钱的，连官都做不成。”
孙传芳达到自己人生顶峰的时期是做五省联军总司令之时，但后来终究还是挡不住南方军队的革命洪流，只好选择与张家父子合作。孙的部队在去东北的途中，常遇到飞机空袭，但孙每次都处之泰然，照常下车散步。张学良杀了他的密友杨宇霆，他当场说：“英雄！英雄！要干大事不杀几个人能行吗？杀得好！”第二天，他却不辞而别地溜到大连，再坐船去了天津。
在天津，孙传芳皈依了佛门，法号“智圆”，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劲头。1933年的中秋节，孙家抓住了一个窃贼，孙不仅没将那人送官或私自处罚，还送了他一袋米。早年，有算命先生预言他活不过五十岁，所以孙传芳早早在北京卧佛寺买了地准备着。过五十一岁生日那天，他很开心，写道：“自料寿数不过五，不料五十又加一。”然而命数无常，造化弄人，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孙传芳就在居士林被一女子刺死了。
想当年，孙传芳与张宗昌拜过把子，却在第二年开仗，生擒了老张的济南镇守使施从滨。有人说打内战杀俘不祥，孙毫不在乎，直接在火车站旁把施的脑袋砍了下来。施的女儿施剑翘潜伏十年为父报仇，从背后连开三枪杀了孙，然后淡定地撒开写着缘由的传单，成了轰动一时的民国第一侠女，被判刑十年，后遇特赦。后来，在某年过生日那天，施剑翘在诗歌中忽有感悟：四十年来一梦长，牺牲自我为谁忙？醒时顿觉佛缘近，心印菩提万丈光。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十年前，我随社科院博联会去过山西，程序依然是老一套：见见省长，看看开发区，再逛逛五台山，其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参观阎锡山故居。陪我们同行的秘书长对这里如数家珍，自称每一次来都有新的收获，他站在故居的顶楼上四处远眺，说道：“要了解中国人，就得明白山西人；要明白山西人，必须搞懂阎锡山。”
想当年，同盟会在东京发展了第一批会员，其军事组织叫铁血丈夫团，共有28条好汉，名号无不如雷贯耳：陈其美、蒋介石、黄郛、李烈钧……当然还有阎锡山。太原举事，阎一直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等到大局已定时，才不慌不忙地出来摘桃子。为了让这个29岁的年轻人当上山西都督，孙中山给袁世凯打了23次电话，声称如不答允，宁可议和破裂。
阎锡山一生最钦佩的人就是孙中山，最怕的却是袁世凯。1913年，阎锡山进京见袁时，吓得色变汗流，回来犹自心悸不已。他说，有个算命的说他八字极贵，还有帝王相，只有袁世凯压得住他；不过，医院的一位德国医生说他肺部很大，能活到百岁，这让他十分宽慰。
到底是留过洋的，老阎治理山西那是一套一套的：1.提倡新式作风，男人不再留长辫子，女人不再裹脚；2.大量兴办新式学校；3.推行“村本政治”；4.发行债券建设窄轨火车；5.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正方形的为好人证，圆形的为次好人证，椭圆形的为中人证，三角形的为坏人证。他建设窄轨铁路、扩编军队，自己的家族也开了许多产业，大肆赚钱。他还特别喜欢发行纸币，认为：“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300块钱一年的利息，比一个孝子下地干活一年的收入还多。”
抗战前后是阎锡山最忙的时候，他在老宅子里接待八方宾客，还准备了许多画像，来哪方面的客人，就在屋里挂上哪方面的伟人肖像。当时阎面临多方势力的压力：日本军方面很多曾经的同学、老师对其不停威逼利诱；革命党方面自然更不用说了；共产党缺钱缺粮也来找他。他曾自嘲：“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了哪颗也不行。”
别看阎老西对外一派圆滑，对内却是极狠的。他曾将心怀二心的李生达一家杀了个光；曾以自己为领袖，在山西与青红帮分别建立堂口；他的军队里，每个军师长身边都藏有两个阎的眼线“服务生”，定期向他汇报情况。一位大将说，跟阎会长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
阎锡山的名字是五台县的一位姓曲的秀才取的，据说源于杨载的两句诗：“道人卓锡向名山，路绝岩头未易攀。”锡山二字，端的是很不平凡。1949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他忙着送达官贵人去台湾。好不容易料理完了，登机前，手下人问他去了台湾该怎么办，他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啊！”
人生就像打麻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在香山招待所做课题，经常海阔天空地瞎聊，有次不知怎的扯到了冯玉祥，大家都说这个人或忠或奸没人能说明白，仿佛具备了所有北洋军阀的优点，但这些优点反过来看，又都是缺点。我们头儿读书巨多，觉得冯玉祥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皇帝赶出故宫，说到这儿，他抽了口烟幽幽说道：“否则，中国可能就是君主立宪制了。”
冯玉祥在1928年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据说他为人和蔼，平时口袋里总是装着本《圣经》，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私人武装力量：19.5万人的军队。他名号甚多，有基督将军、布衣将军、反戈将军、爱民模范等，手下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像韩复榘、孙连仲、佟麟阁、石友三等。与此同时，他几乎背叛过所有跟过的大哥及盟友，像袁世凯、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和蒋介石等。
驻扎常德期间，老百姓与日本商户经常发生冲突，日方要求政府提供保护。老冯欣然答应，派了俩马弁守在日本人开的商铺外面，见人来买东西，就上前盘问：“干啥来了？带证件了吗？”弄得真买货的人都上不了门，日本人只好求他把人撤回去。
中原大战前的军事会议上，冯夸起了孙殿英：“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俩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清斗争中，我干的是活的，你干的是死的。”挖了清东陵的孙殿英，最忌讳别人提这事，可拿这位冯大爷一点辙也没有。陈公博说，都传西北军骁勇善战，可每次谈判代表来武汉，无不大嫖大抽。
吴佩孚过五十大寿，各路军阀无不重礼捧场，冯玉祥送的是一个大坛子，吴家以为是什么好酒，尝了再尝，竟然是水！还是吴帅懂他的意思：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到了1938年，阎锡山五十五岁寿辰，冯派人送了一封信，劝他积极抗日，不妥协，不投降，随后奉上一红绸包袱，慢慢打开来，原来是块生铁疙瘩，寓意为“团结如铁”。
在陕西做督军时，衙门附近的商铺遭抢劫了，冯玉祥自己戴上了脚镣，表示不破案就不摘下来。治安司令急了，把西安翻了个底朝上，连夜破了案。老冯让人押着罪犯到商铺前，就地枪决了，一下子镇住了当地的黑道。他还常和士兵一起吃饭，有次吃到沙子，立马叫来了司务长：“当兵的就是你爹，你就让你爹吃沙子？”
老冯念过十几个月的私塾，平生最爱读书。当士兵时，夜里找个大木箱，把头伸进去，靠根小蜡烛的微光坚持看书。当了旅长，还坚持每天早晨读两小时英语，进去时，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冯玉祥死了”；学习完毕，字牌换成“冯玉祥活了”的字样，别人方可进入。
张敬尧想把女儿嫁给冯玉祥的儿子，冯鄙视其为人，回信婉言拒绝了他：“虎女岂配犬子。”原配过世后，来向冯玉祥求亲的络绎不绝，总统曹锟也想把女儿嫁给他，老冯却公开开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只穿粗布衣裳；二是会纺纱织布；三是要抚养他前妻的三个孩子。这样一来，千金小姐们都望而却步了，最后老冯娶了一个牧民的女儿。
早年间，冯玉祥身边有个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整天缠着他问这问那，后来冯有些烦了，说道：“顾者，看也；问者，话也。顾问者，就是我看着你问话的时候，你再回答。”那家伙从此老实了。
著名相士彭涵锋这样看待冯玉祥：“焕章（冯玉祥字焕章）先生这个人，貌如刘备，才如孙权，志比董卓，诈如吕布，可惜运如袁绍。”
我觉得，人生就像打麻将一样，有人一听到底，有人见好张就换，冯玉祥的名字没起好：焕章焕章，总是“换张”，很难和得上大牌。
把钱看得像命一样，能干啥大事
有个河北的朋友文凭不高，溜须拍马的功夫却很上乘，硬是从一个查电表的小工爬上了电业局局长的位置。最近几年，他工作起来感到很吃力，索性发扬钉子精神去打麻将，没事就呼朋唤友地泡在宾馆。单位里他就打发自己的三个亲信假公济私地看摊，弄得下面的员工怨声载道。这三人名字里各带了一个麻将名，分别是“中”“发”“白”，员工们私下给他们取了个绰号：“中发白”组合。后来，局长换岗到了某开发区，这几人干过的那些糗事才被查办。
麻将是中国国粹，很多人喜欢没事摸八圈，而有两类人最痴迷之：一是闲人；二为官员。当官的打麻将固然是为了休闲，但往往另有深意，这些年因之引起的案件着实不少。不过既然上级都睁只眼闭只眼，老百姓也大可不必求全责备，因为这件事的确是官场的一大传统，各位读者且听我从民国慢慢道来。
韩复榘在山东留下很多笑料，其中有这么一件事，说是某次他去某县微服私访时，一大早就坐在衙门等着，看大家都是何时来的，结果发现到得最早的是科长，到得最晚的是县长。于是，老韩手拍惊堂木，直接给俩人换了位置。事后，只有升官的家伙心里明白：哪里是什么敬业啊，自己是打了通宵的麻将，才直接去了衙门。
民国初年，有个粮店伙计一不小心发了笔横财，某天在妓院潇洒完毕，因大雨不得离开，正无聊时，忽听隔壁嚷嚷“三缺一”，于是见猎心喜，自愿入围，不料手风甚盛，一下赢了近四万大洋。这小子不愧是基层业务员出身，看出这几位甚是不凡，于是分文不取，和这几位牌友交上了朋友。后来，就因为牌友倪嗣冲等的大力提携，这个叫王郅隆的小伙计得以官至内阁财政总长。
靳云鹏做总理期间，各地因缺兵饷不时告急，他被逼得没招，最后组局请了三位牌友：张作霖、曹锟、王占元。那天几位牌友好一场大战，玩得十分尽兴。老靳看火候差不多了，于是提起了财政枯竭的现状。看着身旁赢来的一堆金条，三大巨头有的大笑，有的苦笑，只好答应去想想办法。
还有一位麻将发烧友是号称“洁身自好”的段祺瑞，据说他专门在牌桌上进行人事考察，善于跟风的傅良佐一再得到提拔，而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老段说：“打牌虽是游戏，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别人的票子都放在桌面上，只有陆宗舆装在口袋里随时摸取，还经常欠钱，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很令人讨厌。”
无独有偶，张大帅也有这习惯，只不过看人的标准不同。有次改组财政部，两位候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老张搓了局麻将。事后，他把有意喂牌的朱有济推上次长位置，认为死活不点炮的那位不行，说道：“把钱看得像命一样，能干啥大事！”
马桶将军
小时候听评书，开场白总是那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句俗话一语道破其中玄机：乱世出英雄。中国历史久远，人物多，故事也多；有各种书本记载的，也有口口相传的。过去我对北洋军阀并无太多好感，但是后来看了很多史书资料之后，知道了段祺瑞曾经资助过吴清源，为刘和珍等死难学生下过跪，并因此而终身食素，于是看法渐渐有所转变，眼里的民国历史也逐渐立体起来，颇有了些亲历其境的意思。北洋人物良莠不齐，细品起来，都挺好玩，比如这个“马桶将军”王怀庆。
王怀庆是河北宁晋县人，由于家道中落，八岁就开始种庄稼、放牛，十五岁不堪继母虐待，离家投奔了聂士成，在军中以忠义著称。在滦州，他诱杀了革命党王金铭，由于怜才释放了二十二岁的青年军官冯玉祥。后来外蒙古闹独立，他率兵镇压，迫使外蒙古改为自治。在北洋派系中，他算是徐世昌的头号马仔。
不知怎的，老王对上厕所这事格外上心，甚至连办公室都设在了厕所里。据史料记载，王的厕所分两大间，内有多人伺候。屋子中间放一把“大便椅”，下面装饰豪华，铺些细净炉灰；前面部分为班台，上面有一应的办公用具。王在这里批示文件，召集下属，一坐就是大半天。据说，周总理也在厕所里办过公，但那可能是因为便秘，而且也只是临时放个小桌而已，哪儿有这么大张旗鼓、郑重其事的。
这样办公可以，出兵打仗怎么办呢？老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差人做了个巨大的马桶，上面刷着红漆，并在上面写了一个斗大的“王”字，还烫上金，派了一个班抬着上战场。打仗进攻时，老王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发号施令，士兵们玩命地往前冲，就这样，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所以，一看到那鲜红的硕大马桶，人们都知道“马桶将军”驾到了。
一般特出格的人都比较迷信，老王更不例外。直奉二次战争之时，王怀庆好长一段时间按兵不动，原因是没有黄道吉日。大帅吴佩孚也信这个，不但不责怪他，还亲自给挑了个好日子。到了出兵那天，一位专门选出来的军官站在路边，跑步到马桶前，大声报告：“王得胜迎接将军。”王上将这才点点头，下令进军。
曹三哥当总统时，让王怀庆巡阅热察绥，驻守在承德，但老王一直找各种借口拖着不去，细问原因，原来那里有座棒槌山，“棒槌打磬（庆）”嘛，太不吉利了。对这种重将，曹三哥也没办法，只好让一名中将参议代他前往，而在北京成立了家办事机构，老王自己照旧坐在马桶上办他的公。
王怀庆的部队战斗力很强，这与他的用人观有关。老王一般不用念过书的人，就算是留学生、军校高才生也不用；也不用城里人，专用农民，老家越偏远的越好，所以他身边的军官多是农民出身。据说他这人有些喜怒无常，经常无故打骂手下，那些任由他打骂的通常能很快得到提拔，不能忍受的则很难，这几乎成了在他手下做事的潜规则。于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画面：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军官笑容满面地设宴庆功，一班好友不无嫉妒地拱手恭喜，主人嘴里还不停地客气：“同喜同喜！”
天下第一堂会
京城有一位大佬，是京剧超级发烧友，达到了每天无戏不欢的程度，以至于在长安街的某大厦内，专门建了座剧院，作为私家使用。其实在旧中国，比他疯狂的票友多的是，闹出人命都不足为奇。那时候最时髦的是办堂会，把名角请到家里来演出，不仅体面荣光，同时也是一种高级的社交方式。
公元1888年8月22日是阴历七月十五鬼节，一男孩出生于松江府川沙厅的一个贫寒之家。四岁以前母亲父亲相继去世，由继母和舅父养大。十四岁到上海水果行当学徒，不久被开除，练得一手削梨的绝活，后来加入青帮，逐渐发迹，并由大师章太炎提议，将原名杜月生改为杜月笙。
作为上海滩老大，杜月笙自己涉黑，却对自家的八子三女要求甚严，绝对不允许沾惹黄赌毒。为了家运昌隆，他在老家大肆修建占地10.5亩的杜家祠堂，在1931年6月9日至11日的落成典礼期间，几乎请齐了国内所有京剧名角，陆续登堂献艺，同时摆了上千桌酒席，宴请了数万宾朋，时称“天下第一堂会”。
杜家祠堂内石坊林立，藏书几万册，收到的屏条书画不知其数，礼品堆积如山。送匾额的计有张学良、何应钦、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蒋委员长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则为“慎终追远”，不少外国人也跟着锦上添花。那几天堂会风光无限，主事的分别为黄金荣、虞洽卿及张啸林等几位大佬。不过，最出彩的还是京剧名伶的大会串，杜月笙的如夫人姚玉兰曾是京剧名伶，对于此次堂会，决心“要么不办，要办就天下第一”。
当时，整个中国都轰动了，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三代名伶，连场献艺，外面的人都来疯了。三天来，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算起来，一天就近5000桌酒席，新朋旧友、三教九流，吃不尽的山珍海味、喝不完的世间美酒，盛况一时无两。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上海报界称为“古今天下第一酒宴场面”。
唯一拒绝来沪的名角是余叔岩，青红帮威胁说：“这次不来，以后甭到上海了！”余则顶了一句：“不来就不来，我又不愁没饭吃！”不过，他的弟子孟小冬是杜的红颜知己。1949年去香港前，杜月笙计算船票，派人给孟小冬送了一张，孟拒绝说：“我算他的什么人啊！”杜当即定下要娶孟小冬，然后5月1日一起离开上海，后来在香港补行了婚礼。
其实，蒋介石一直拉拢杜月笙去台湾，但杜深知黑社会就是政客们用的尿壶：内急了，使一下；用过了，踢到一边；用坏了，肯定被抛弃。到了香港，杜月笙很客气地拜了码头，把道上兄弟欠的钱，一把火当面全烧了，彻底了断了江湖恩怨。1951年8月16日，杜在香港病逝，他留给女儿的话，很有意思：“不抽烟不喝酒的男人一般靠不住，不可托付终身。”
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近一百年的华夏人物中，最为慷慨壮烈的应该算是谭嗣同了，有位湖南人评价说：湘人既不愿像驴一样任劳任怨，也不能如骏马般驰骋豪迈，南人北相的最佳比喻，是更像暴烈而能干的骡子。左公、毛公自不必说了，而谭公则是天生豪迈之扛鼎之士。
坐落在北京宣武门浏阳会馆的北套间，是谭嗣同的书房，上有他亲题的“莽苍苍斋”，此语出自《论衡》之《变动篇》：“况天去人高远，其气苍莽无端末乎？”以郊野景色之迷茫空旷，来表达高远的变法意志。作为湖北巡抚的公子，谭嗣同遍历中华，经常率维新派仁人志士前来聚会，一起壮怀激烈。
书斋的题联为“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康有为劝他不可“露圭角无静穆之致”，哪儿知谭老弟不仅不听，反而更加露骨地写道：“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房内的对联也写道：“一朝马革裹尸日，绝胜牛衣对泣时。”
戊戌变法中，谭嗣同被袁世凯出卖，他将著作文稿都交给梁启超，断然拒绝流亡国外。90年后，我们这帮后生小子都是流着眼泪读着他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大刀王五等江湖英雄想劫法场，同样被谭嗣同拒绝，他给这位刎颈之交作诗明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9月28日，六君子同赴菜市口刑场，谭公大义凛然，问监斩官变法有何罪，为何不审而斩。被砍之时，年仅34岁的他仰天大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当时已任湖广总督的父亲谭继洵哀痛莫名，撰挽联曰：“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寥寥二十二字，心曲难抑！谭嗣同死后，安葬在老家浏阳县城西门外，“苟且偷安”的康有为专程前来拜祭，并为这位表字“复生”的同志兄弟撰写了墓联：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我本楚狂人
春风浩荡，晴空万里，忙完一天的公务，才发现当日是青年节；神州风雷，弹指百年，我望着两米半高的满架图书，一时竟有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满怀情绪。虽然每周都去北大听课，那里依旧的青屋红窗，只是不知才子们的北大精神，如今安在哉？权且讲一个北大狂人黄侃的故事吧。
黄侃乃国学大师，年轻时拜访帝王学大家王闿运，王对其赞赏有加之余，说自己的儿子与他同年，至今一无所成，真是“钝犬”啊。黄听罢怪目圆睁，傲然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王闿运哈哈大笑，反以这位楚狂人为忘年知己。
留学日本时，住在楼上的黄侃因内急而夜起，顺着楼边畅快地往下小便。不料，楼下的房客正在挑灯夜读，见状大骂，黄当然要反唇相讥。骂着骂着，两人竟听出了对方的学问来，于是就一起考究起国学，结果越谈越惺惺相惜，黄侃折服之下，就拜了自己一生的导师——章太炎。
我们知道胡适世称“胡博士”，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影响力无人能及，有人却敢一而再地骂他，这个人就是黄侃。话说某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子的兼爱、非攻，聊兴正浓时，一旁的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胡很尴尬，才说了没几句，又听黄再骂：“便是他的父亲也是混账！”胡教授大怒，准备揪打黄侃，后者却仰天打了个哈哈说：“息怒息怒！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有父，何足以谈墨学？”一时举座哗然。
黄侃崇尚文言文，非常反感支持白话文的胡适。有一次在北大讲课，他举例说，如果胡教授的太太死了，用白话文发电报要11个字：“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而用文言文仅需四个字：“妻丧速归！”他还调侃过胡适的名字：“如果真心提倡白话文，你就得改名叫胡到哪里去。”气得胡适无言以对。
陈独秀也被这位老弟骂过多次，却宽容待之。1920年陈在武汉高师演讲时，十分感慨地说：“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所用！”
黄侃在武昌任教时，其原配王氏去世，继配黄女士也因小事分居。当时他大女儿的高师同学黄菊英常来家玩，不数月，两人突然宣布结婚。面对满城风雨，黄侃坦然不惧，转到南京中大任教，约定：下雨不来，刮风不来，降雪不来。他的书房曰“量守庐”，藏书兼以藏娇。
黄侃事母极孝，京鄂之间千里往返必从之，其母又必带一口棺材，于是，北大人瞥见重棺，就知道黄母又到了。
黄侃曾发誓“不满五十不著书”，在五十寿诞那天他显得格外高兴，章太炎为此撰联相赠：“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意思是期待弟子的“绝妙好辞”。在场之人多为文人骚客，有人指出联中的“黄绝命”三字大为不祥。
半年后，黄侃果然病逝，章太炎为此自责不已，难以释怀。
追求就追最漂亮的女子
前几日，一帮朋友周末小酌，话题五花八门，谈到婚恋问题，观点出奇地一致：门当户对。一朋友女儿在英伦游学八年，情感上始终空白，回京看望初中老师，意外地遇到了留美的男同学，聊起来，竟有那么多的相同话题。于是，两人相约回国，各去了金融机构，然后定情、结婚、生子。众人听罢，共同举杯为之祝福。
聊起婚姻的差异性，我举了沈从文的例子。当年，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才子，实在混得不怎么样，郁达夫去小旅店探望，见他冻得用流血的手坚持写作，甚为感动，领他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酒饭不说，连外套都留给他御寒。徐志摩也很仗义，把沈从文力荐到中国公学当大学老师，算是一步登天。
这么一位落魄书生，偏偏喜欢上了白雪公主，就是张家四美中的老三张兆和。从留下来的照片看，张确为古典美人：五官匀称、下巴稍尖，显得清丽脱俗。那时校园里有好多张兆和的追求者，有时会接连收到十几封情书，她无暇顾及，只好编成了“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二姐张允和取笑木讷笨拙的沈从文，大约可以排为“癞蛤蟆第13号”。
沈从文那时为低年级上语文课，追求公主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些信里面，混杂着仰慕、真诚，也不乏自怨自艾乃至疯狂的成分，甚至威胁要自杀。他找到张兆和的闺密王华莲，讲到动情处，有时如孩子般伤心痛哭。然而姑娘们并不为所动，只以为是乡下人的矫情。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某日，张兆和愤愤然地来到校长办公室，将一大包情书交给了校长胡适，说一个叫沈从文的无赖公然侮辱了自己，比如这句：“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胡适慢慢地听着，随手翻了翻那些信，温和而诚恳地说：“你和家人商量商量，我劝你嫁给他。”这位胡校长很喜欢乱点鸳鸯谱，已经证婚了好几对，譬如：赵元任和杨步伟，千家驹和杨梨音，还有徐志摩和陆小曼。只不过对于徐陆二人，胡适多少有些酸楚，曾说过：“情人结婚了，丈夫不是我。”
好女怕缠郎啊，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张家终于接纳了沈从文，按照俩人的约定，张兆和给在老家的沈发出了一份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很奇怪，还以为是敌特的联络暗号呢，后来传开，圈里人大笑不已。有人很佩服吃了天鹅肉的沈从文，想请教一些秘诀，沈只是说：“打猎要打最凶猛的狮子，摘星要摘最亮的星星，追求就追最漂亮的女子。”
说起来，他们过得并不好。抗战时期分居北京云南，张兆和带着俩孩子，吃了不少苦头，心里也不乏怨尤。后来年纪大了，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一家人相互扶持，倒也还好。张兆和1995年在《从文家书》的《后记》里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在朋友们的感慨中，一名大龄女叹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属于我的感情啊？”我当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爱情和婚姻是不同的，前者以情感为主，后者靠信任。说白了，婚姻不是寻求什么感情，而是得到一个合伙人，经营一家无限责任公司，主要产品是孩子。我说：“成功的婚姻，一定是可盈利的，在漫长乏味的经营中求得生存。张兆和最后没有说爱，而是反复强调了理解，这才是关键词啊！”众皆言是，乃散。
老头看包寻常事
1917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对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就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师爱友。他认为，大学之大，是因其无所不包，言论和思想必须是自由的，可讨论或争辩，但不能打压或取消。
辜鸿铭刚来北大，同学们看他脑后长得长长的辫子，忍不住哄笑起来，而辜老见此状，慢条斯理地走到讲台上，悠然说道：“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一席话，全给镇住了。
胡适一直希望自己的学生“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五四期间，他与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表示：“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情！”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去国学院当导师，询问之下，陈既无学位，又无著作，很难下聘书。梁启超急了：“我的著作算是等身了吧？但加起来还没有陈先生的几百字有价值。”上课前，陈对学生们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原因是痛恨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说：“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灵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文革”期间，他的《人心与人生》手稿被抄，于是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终于保住此书。
1930年，钱穆被校长司徒雷登请来任教，开门见山地发表意见，认为楼房叫什么M楼、S楼不妥，应改为中国名。不久校方开会决定：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B楼改为办公楼。钱穆余兴未尽，为校园的一个小湖取名为“未名湖”。
有一北大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入学报名，看到路边一个老头，就叫他过来说：“老人家，您是北大的吗？给我看会儿包吧，我得去报名。”那老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安然不动地为他看包。开学典礼上，新生一眼认出了坐在讲堂上的那个老头，原来他叫季羡林。历经百年风云，感叹老人不在，我曾写道：莲花纷纷落净土，鹤驾难离未名湖。老头看包寻常事，冰心一片映玉壶。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生于雅典，诞生之时恰值正午，故一生崇拜太阳神，他经常站在太阳下出神，沉思经常使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的母亲是接生婆，父亲是石匠，他年轻时子承父业，手艺精湛，据说阿克洛城入口处的三美神就出自他手。
苏格拉底一生乐于助人，勤于思考，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追求最好，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周围的事物都能给予准确而合理的判断。
有位富豪邀请苏格拉底来家，夸耀自己拥有大片土地，苏格拉底向他要了张世界地图，请他标出土地的位置。富豪张口结舌地说：“开玩笑，这是世界地图啊，我那点地怎么可能找到。”于是苏格拉底说：“那你实在不能夸耀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财富。”
苏格拉底经常跑到城邦的最高处，疯子似的大声疾呼：“人们啊，你们在朝哪儿走？为了钱，你们已费尽了心机，但对于将要继承这些钱的孩子们，你们反而漠不关心。”
一次，苏格拉底被人踢了一脚，却表现得若无其事，边上的人感到不解，他就说：“如果你被驴给踢了，是否也要回头去踢驴呢？”
在一次辩论中，对方说：“我反驳不了你，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马上纠正说：“哦，不，应该说，你反驳不了真理。因为苏格拉底并不难反驳。”
有人问，我是否应该结婚？苏格拉底回答，这是一件你做或不做，都肯定要后悔的事。
苏格拉底的妻子克珊西普是城邦中有名的暴脾气，有一次苏格拉底忍无可忍，准备溜之大吉，他妻子正在洗脚，就一盆脏水泼在了他身上。尴尬中的苏格拉底脱口而出：“响雷之后，果然有暴雨。”
有人问苏格拉底，怎么能和这么招人烦的女人过日子呢，苏格拉底回答说：“驯马师的志向，是驯服最烈的马；我的抱负是，对付各种各样的人，如果我连克珊西普都能忍受，就没有什么人不能打交道了。”
对于妻子的唠叨，苏格拉底对朋友说：“我已习以为常了，就如起锚机咔嗒咔嗒的响声一样。你也不会在乎你家里的鹅嘎嘎地叫吧。”朋友回答：“但我家的鹅，能给我下蛋和孵小鹅。”苏格拉底接着说：“她可是我孩子们的母亲啊！”
苏格拉底请了几个富人朋友来家吃饭，妻子为饭菜的简陋而羞愧，苏格拉底就安慰她说：“不要担心。如果他们是理智的，就可以忍受；如果他们不理智，对于这种人，我们何必去自寻烦恼呢。”
在市场上，克珊西普扯掉了丈夫的衣服。认识他们的人，就怂恿苏格拉底打她，苏格拉底平静地对妻子说：“咱们还是别打了。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会说：‘使劲打，克珊西普！’‘加油，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说：夫妻应共享一切；不得使你的妻子，对家里的要事一无所知；夫妻之间要防止：冷漠、懒惰和粗心；家庭应避免奢侈。
一位朋友说，自己吃什么都没有味道。苏格拉底给了一个偏方：暂停饮食。
阿尔基比亚德想给苏格拉底一大块地去盖房子，苏格拉底却说：“假如我需要一双皮鞋，你却给我一整张牛皮，那样岂不荒谬。”
一位穷人拜苏格拉底为师，自愧没有钱，苏格拉底说：还有比“好学习”更好的礼物吗？
有人想学演讲术，为了演示口才，就滔滔不绝起来。于是苏格拉底向他要双倍的学费：看来我得多教你一门功课，除了怎样演讲，还得告诉你怎样闭嘴。
有个人老说苏格拉底的坏话，苏格拉底就说：确实这样，这个家伙从来就没有学会好好地说话。
苏格拉底被指控有罪：不敬国家所敬的神而信奉新神；蛊惑青年。在狱期间，学生们劝他逃亡，苏格拉底心平气和地说：“一个好的公民就要遵守本邦的法律，与其违法而生，莫如尊法而死。”
最后，苏格拉底没有和朋友们过多地告别，接过毒芹汁一饮而尽，痛苦中，还不忘嘱咐克里托：别忘了找一只大公鸡，那是有一次祭祀时，欠药神的，代我还给他。然后，平静而去。
一个人的伟大程度，与他的幽默感成正比
林肯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人们普遍关注他那篇解放黑奴的宣言，其实那部《宅地法》或许更为重要。在美国人的国民性中，肯定有着林肯的深刻烙印：坚定、勇敢、智慧，尤其是幽默。无数位伟人的故事表明：一个人的伟大程度，与他的幽默感成正比。
有一次口试，老师发问：“你是选一道难题呢，还是选两道容易点的？”林肯马上回答：“选一道难的。”老师问的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老套故事，想测出学生的情商，于是问道：“请回答，鸡蛋是怎么来的？”林肯答：“鸡生的。”老师再问：“那鸡又是怎么来的呢？”想了一会儿，林肯严肃地说：“对不起，这是第二道题了。”
林肯做律师的时候，原告律师把一简单论据，翻来覆去地讲了两个多小时。轮到林肯了，却不说话，先是慢慢腾腾地脱下外衣并放好，然后悠悠哉地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接着又穿上外衣；慢点也就罢了，他又脱下外衣、再喝水、再穿衣服，如是者五六次。法庭上的人对这种隐喻式的讽刺，再也忍不住了，连法官先生都笑得前仰后合。
1847年林肯竞选国会议员，对手是位传教士，故意请林肯参加宗教集会。传教士先是侃了一大通，然后说：“不想下地狱的站起来。”结果只剩林肯没有站。对手幸灾乐祸地问：“你这是要去哪儿？”林肯站起平和地说：“今天我旁听，但宗教应该严肃，你既然问了，那我告诉你，”他一字一顿地回答，“我打算到国会去。”
在一次演说中，助手忽然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傻瓜”。林肯知道这里是对方的主场，有人在故意发难，便笑了笑说：“各位先生女士，过去我经常接到忘记签名的条子，但这回有些特殊，这张纸条只有签名而没有内容，是不是这样，傻瓜先生！”对于投机取巧或者不客气的家伙，他的回击往往是有力的，但也有例外。
林肯的相貌很丑，不少人拿这说事，他表示长相是父母给的没有办法，某位议员当即反驳：“是没办法，但你可以待在家里别出来。”接着又攻击他是个骗子、两面派。于是，林肯便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难过地说：“请各位评评理，如果有两张面孔，那我会带这张出来吗？”全场哄堂大笑，议案得以顺利通过。
在出任总统之前，拥趸们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有人问他有多少财产，这位贫寒的总统很爽快地回答：“我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都是无价之宝；此外，我租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墙角有个大书架，上面的书值得每个人去读。本人又高又瘦脸又长，想来不会发福。”说到这里，林肯挥动着拳头，大声吼道：“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唯一可靠的财产就是——你们！”
像我这样的人需要打击
回头看来，20世纪80年代是真正的思想启蒙时期，那时的人们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我曾经狠狠地喜欢过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他们身上交织着赤裸裸的欲望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吸引了当时无数的热血青年。但今天不知谁还记得“无所求、无所惧”“路人一声叹息，她就随之而去”之类的名句？
有个老兄告诉我：“了解中国，一定要读懂毛泽东；认识世界，一定要了解俄国文学。”
19世纪的俄国文坛群星灿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备受关注的一位，正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这位医生的儿子，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掉早年生活中莫斯科的荒郊野岭、犯人公墓、精神病院和孤儿院等对他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九岁首次发病，之后间或发作伴其一生。在1844年退伍后，他开始了写作生涯，处女作《穷人》广受好评。据说一杂志社主编读完小说后兴奋地大叫：“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他的代表作《罪与罚》被视作近代世界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过四年苦役，他认为每个人只有两种选择：压迫和被压迫；做不了奴隶主，那就只好做奴隶。而他本人理性地选择了：宁做牺牲者，不做刽子手；宁可被人践踏，也不践踏别人。他的那本《死屋手记》，是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都应该去读的。他的文笔精练，经常妙语如珠：对于我们这一种类的人来说，最让人生气的莫过于告诉他：你，不过是个普通人。穷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会赚钱，道德就是一个人不应该成为其他人的累赘。我想干一番事业，我有这个权利。失败了的时候，什么事情看起来都是愚蠢的。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好。一百只兔子永远也凑不成一匹马，一百个疑点永远也不能构成一个证据。我爱人类！但是自己奇怪的是：我对全人类爱得越深，就会对单独的一个个人爱得越少！谁胆敢自杀，谁就是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出国旅行，虽然用了种种借口，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外国的赌场，达到了嗜赌如命的地步。他一边不断地输钱，一边拼命地写书赚钱，哪怕是同时写几部小说，仍然跟不上轮盘机转动的速度，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力的过度透支。心力交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感叹道：“我现在明白，像我这样的人需要打击——命运的打击、用套索套住，靠外界的力量捆绑起来。否则，我自己是永远不会改邪归正的！”
只有一个贝多芬
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教授王毅先生，当年下乡前迷上了贝多芬，哪怕在讲课间隙，他也陶醉在自己的贝多芬世界，据说对每支曲子都听了几百遍。有一次下课，先生带我们几个去音像店淘了好多古典音乐碟，无疑从那开始，我打开了灵魂的另一扇小窗，那种音乐的魅力超越了一切存在，后来我几乎没有为流行音乐感动过。
贝多芬的父亲是宫廷男高音歌手，母亲为宫廷大厨师之女，一个嗜酒如命，一个温良顺从，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音乐神童。老贝请了一位旅行音乐家当老师，哥俩先是喝到大半夜，然后揪起贝多芬，逼着四岁的小孩一直学到天亮。贝多芬八岁就开音乐会，13岁加入宫廷乐队，那是一种失去天性快乐的童年。
贝多芬26岁听力开始下降，30岁开始创作交响乐。在人类史上，一个聋子能创作如此多的伟大作品，简直是不可思议！所有这些都使他的外表看起来更加怪异。贝多芬身高1.62米，标准的五短身材，举止笨拙又表情苦闷，他的头发经常被风吹起如火焰一般，好听点说像狮子，难听点说来近乎恶魔，车尔尼说他：“这人可不像欧洲第一大音乐家，怎么看都像那荒岛上的鲁滨孙。”
贝多芬一生没有建立家庭，人际关系也很糟糕，尤其是经常搬家，甚至同时为四个公寓付房租，因为他在创作高潮时如痴如狂，常常把弹得发热的手指放进身边的水盆，碰翻了不说，还直接浇到自己的身上，弄得楼下经常发水，自己只好换地方；再创作、再发水，就再换个地方。
他比一般的天才更笑傲公侯。一次他和歌德散步，看到这个伟大作家对皇室成员的恭顺和讨好，他十分不屑，并痛心地对哥们说：“你对他们过于尊敬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中，记载了他写给公爵的那封著名的信，预言了“公爵有的是，但贝多芬只有一个”；他更在一次演奏会上拂袖而去，吼道：“我没有兴趣对猪弹琴。”
丰子恺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则为灵魂的声响。《第九交响曲》留下了很多疑团，通篇洋溢着“命运之力”，尤其是尾声中所表现的席勒的诗《欢乐颂》：“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人人都彼此结成兄弟。”贝多芬的葬礼参加的人数有三万，与之相比他死前却没有亲人陪伴，他最后喃喃地说道：“到了天堂，我就能听见了！”
谁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球员
可能和个性有关，我喜欢的球星都挺另类，比如网球的阿加西、拳击的泰森、相扑的贵花田、围棋的武宫正树，但真正肯做粉丝的只有一个——马拉多纳。最初让我钟情于他的是一个小故事：海关人员故意不放他过去，他拿出一颗橘子，用肩、头、膝反复地颠来颠去，橘子竟然没坏。普拉蒂尼为此曾说：“我能用一个足球做到的，马拉多纳用一个橘子就能做到。”
我和聂卫平曾是好朋友，原因并非围棋，他让九子也照样赢我，喝清酒也不是主要的，其中的缘由是一种情结：老聂是我们那代人心里的英雄！马拉多纳也是一样，正因为当年有马岛战争的背景，“上帝之手”才不是闹剧，而是剧情高潮。对世界杯来说，马拉多纳的出现就是成功！
1986年看球那会儿，拥挤的小房间分为两派：以我为首的马派，以老周为首的普派。一帮学者坚挺普拉蒂尼的学院派打法，而我们这伙踢球的只喜欢马拉多纳的大哥范儿。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个月，老马横扫千军如席卷，一次次如大树般被伐倒，一次次如旗帜般挺立，还不忘问韩国后卫许丁茂：“您这是玩跆拳道吧？”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1994年的世界杯，饱受吸毒、私生子等新闻困扰的老马，在打进一球后疯狂怒吼的样子：那张大的嘴好像能塞进一只足球。同样历经八年沧桑的我，在那一刻也几乎狮子般吼起来：成功并不重要，但必须做得像个爷们！正如老马自己宣称的那样：我宁愿被人讨厌，也不愿被人可怜！
老马胳膊上的刺青是切·格瓦拉，他喜欢这种为了自由而献出生命的斗士。他最大的知己是古巴的卡斯特罗，很多人对这件事感到很迷惑，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卡斯特罗一辈子遭受了上百次暗杀而不死，马拉多纳遇到的又岂止上千次的暗算，相信他俩既可以同榻相谈几昼夜，也能默然无语地待上几个月，那是种心的契合。
如果没有老马，那届世界杯我不会熬夜；因为有了老马，真正的球迷才产生了本能的激情。现在的阿根廷队再难回到1986年，因为撕云的闪电梅西比不了裂空的狂雷老马。他们其实算不上什么艺术足球，有点像周星驰搞的“少林足球”，不一定赢到底，但肯定过瘾。找了一些老马的零散语录，供马迷们温习：谁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球员？我妈妈说是我，你应该永远相信一个母亲的话。阿根廷敌不过的，是黑手党。我一生最痛恨两个人：普拉蒂尼和贝利。法国人永远那么冰冷而没有激情，巴西人则是个虚伪的政客。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友谊是不需要语言的，有时，一个眼神，就表达了一切，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尽管我有很多朋友，但我始终觉得，人是孤独的，尤其当你既是个天才，又是个斗士的时候。是的，我经常这么说：如果有人攻击我的家人，那我会像拉登一样对他不会客气。我觉得他们出价高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踢得实在太好了，而这是无价的。
企业家千万别玩政治
我见过的最大的企业家，应该是韩国现代集团的郑周永。那是1996年，参加《现代之路》新书发布会，郑周永像岩石一般坐在中央，左手是他的儿子郑梦准等，右手则是王蒙、丁聪等国内大家，我恰巧坐在他的正对面，那种气场确非常人可比。席间，白发大叔起来坐下有几十回，与印象中严谨的韩国人形成鲜明对比。
在经济生活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1999年经济危机爆发，韩元贬值了一半以上，而这时韩国人排着队将美元换成韩币，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却让世人体会到了什么叫“韩国精神”。我在那年带领中国团参加了釜山摇滚节，面对满街清一色的现代汽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这帮韩国人，真团结呀！
郑周永生于1915年，家中八兄妹中排行老大。十岁开始，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赶15里的夜路，随父亲下地干活。但他不满足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四次离家出走，有一次竟然卖了家里的两头牛，父亲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独自去闯天下。
他先在码头做苦力，后来在米店做学徒，因老板重病、老板的儿子又游手好闲，就由他接管了米店，商业天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日本侵华以后，对粮食实行配给制，所有的米店都关了门，郑周永审时度势，改行做了汽车修理业，等到日本投降，他已逐渐做大，挂出了“现代自动车工业社”的招牌。
他的发家得益于朝鲜战争，其二弟任美军翻译，推荐哥哥拿下了大批的美军工程。1952年艾森豪威尔访韩，不习惯当地的如厕方式，从未见过抽水马桶的郑周永拍了胸脯，15天就赶制了出来。当时天寒地冻，美军要求铺设草坪，他用卡车将附近农田的冬小麦拉了过来，看上去倒也是绿油油一大片。一下子，他成了大能人。
一般的生意经是“做熟不做生”，但郑周永、李嘉诚、王永庆这种大高手根本不理这一套，地产、汽车、造船、电器，什么赚钱做什么。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都十分相似，说好听一点叫节俭，实际是抠门。郑本人出门的衣服就一套春秋装，登山裤也缝了又缝，一双皮鞋穿了30多年，青云洞的住宅没有任何装饰品，家具也用了几十年。
他认为：“只要我活着，而且身体健康，可以有考验，但绝不允许失败！”这是典型的上位者逻辑，但有一次栽得很惨。1992年韩国大选，郑周永像干企业一样搞起了政治，四处游说，大拉选票，结果排在金大中之后列第三，等到金泳三上台，他差点被送进监狱。与《商道》的主人公一样，玩到心跳的郑周永后来心有余悸地说：“现在想起来真无聊，看来政治还是应该由政治家去搞！”
冯仑之“歪理邪说”
我一直觉得冯仑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学得治国安邦术，无门卖入帝王家。是幸运，还是不幸？恐怕历史都给不出答案。他自称是一个盖上了时代印戳的人：工作在资本家的岗位，怀着无产阶级的理想，沾染着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享受着士大夫的精神传统。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几个在海南的人返回北京考托福出国，而冯仑却穿着拖鞋满怀激情地来海南创业。据说，他的老板牟其中十分窝火，派干将王功权将之召回。孰料两人彻夜长谈后，王功权干脆留下来共同搭伙，连北京都没回。
万通不光有六大股东，还有四梁和八柱，在90年代创业的知识分子的眼里，它代表着大家的追求和方向。记得他们说，干民企就三件事：拉杆子、排座次、分金银。“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十八员大将分分合合，虽不乏恩恩怨怨，倒真的没有为钱伤了和气。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者都是很自信、很有本事的人；
二者大家不光挣到了钱，还都没出事；
三者打折了胳膊往里弯的江湖面子；
最后是超乎金钱的共同价值观。
狗走千里吃屎，狼行万里吃肉，民营企业家没有怕事之辈，都是流血流泪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为了一桩业务，原在万通的一位仁兄请我帮他讲数。落座后，万通当时的总裁也带了一名老弟兄，大家愉快地扯着闲淡。虽然事情圆满解决，但他们对利益底线的执着，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冯仑在圈子里的名声不是靠有钱得来的，而是凭超群的活动能力和幽默感，不管多复杂、多棘手的事情，他三言两语、一个妙喻就说得明明白白，尤其善于拿男女关系来说事，著名的“妈咪理论”就是他的发明。不过，许许多多的精彩语言估计他自己也忘了，我辑录了一点供大家品赏：回海口看见那些烂尾楼，就像看到了当年的初恋情人，如今已满目疮痍；而看见那些新起的楼盘，就像看到了初恋情人的女儿，猛地一看有点眼熟，仔细一看又不是。我和潘石屹不叫分家，是“协议离婚”。为什么“离婚”？因为大家对下一步怎么走都没有底。他坚持往东走可以活，我说往西走才可以突围。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只好兵分两路。跟谁一起做事决定事情的性质。民初名妓小凤仙，她要是找一个民工，扫黄时就挂了；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华盛顿，就成国母了。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而在于你跟谁做。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不能照直说：我就缺钱，你要给我投。这就像谈恋爱，不能上来就讲：我缺个老婆，你干不干？总还要谈些风花雪月，扯上半天，而实际就是一个老婆的事。时间决定一件事的性质，包括企业的性质。比如赵四小姐十六岁去大帅府跟张学良，她去一年，是作风问题；去三年，是瞎搅和；而去三十年，那就可能是爱情啦。人在脱离轨道的那一刹那，关键是对采取姿势的态度，而不在于这个姿势是“脱”是“穿”。做房奴活该是指：你的愿望和能力要匹配，五岁就娶媳妇，那是做不好老公的。儿子公司到处找项目，又没有钱，就去找他爹（总部）要，结果，这样的儿子往往不孝顺。
谈起那些创业往事，冯仑说，作为男人很享受那种东奔西突的感觉，很像半夜急行军被前呼后拥着时的担心和兴奋。这位频频在各种媒体露面的老兄最近总说：老男人要玩，小男人要多思考。但我最喜欢他的一句话是：“只有站着的男人才配当梦中情人，躺下的肯定不算。”
潘石屹“卖艺”
几年前的一天，我被一哥们拉进了电影院，看潘石屹主演的电影《阿司匹林》，在中国，亿万富翁亲自操刀娱乐行业，并扮演一个并不讨好的角色，这应该是首例。走出影院，也说不上是什么心情，那位带着全公司人来看电影的哥们，还是忍不住给潘石屹发了个短信：“这已经不是你原来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了。”
那哥们当年圈了好大一块地，捂在手里无所事事，人家小潘开玩笑似的从他手里拿来一溜，转眼就盖成了长城脚下的公社，又是获奖又是赚钱，叫人不得不服。以前他自称为“地产界的章子怡”，眼下又被冠以“鬼子进村”的雅号，据说他再三跟小区的人解释：“我是陪小孩来上课的，没有拆你们家房子的意思。”
小潘的故事很多，但随着房子越卖越多，故事版本却越来越少，因为有太多的媒体用那点素材，人们都耳熟能详了。这也是让人很奇怪的事，觉得鸡蛋好吃也就罢了，何必非要认识那只下蛋的鸡？
在一个场合，潘总对圈子里的朋友讲述北京新地王的产生过程，他用甘肃口音说：“中化方兴的代表安静得不得了，也没见他算账，任务就是举牌。不管谁举一下加价，一秒钟之后，他继续举。”
说起来，潘总已经是风向标似的人了，选了几段他曾说过的话，列举如下：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管做什么行业，只要纯粹就好，人就怕不纯粹。不赚钱的商人是不道德的，不赚钱你就只能确保自己的生活，不能给员工好的工资福利待遇，不能给国家上缴利税，不能给客户带来实惠。如果什么事情你都在乎，你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我们还是坚持原则，财务部不做一分钱的假账，不偷税漏税。咱们安心地做生意。现在中国市场环境这么好，只要稍微勤奋一点，挣的钱比你挖空心思偷漏税得到的高得多。实际上谈到中国房地产业的风险，我觉得第一不偷税漏税，第二不行贿受贿，就没有太大的风险。我骑自行车，有人说路太远，你骑自行车走不到。但我走了一段换成了汽车，天黑以前我到了。我开汽车时他们又说，前面没路没桥，有一座山，你过不去。我照样往前走，到了山前我换了一架飞机飞过来了。我们家的小孩喜欢看《米老鼠和唐老鸭》，我就给他买光盘，然后还有唐老鸭的卡片、玩具、书包等。我就想，一个虚构的卡通人物，光挣我们家的钱就挣了多少！看来，人物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于是我就想，我应该不比卡通人物差，干脆我就做唐老鸭吧。
水流风转、与时俱进，注重形象的潘总转眼又变成了唐老鸭。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夫妻店的掌柜之一，他在圈子里的一种说法更具备代表性：“我们俩就是打把式卖艺的，张欣负责练活，我负责敲锣。”如果有一天，他们二位真到银幕上演这么一出，倒也好玩：小潘打扮地道，满脸堆笑地对观众说：“各位父老乡亲，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SOHO中国这厢有礼了。”
黎叔不生气
在成都的一次围棋活动上，葛优负责抽最后两个大奖，对着话筒笑眯眯地说：“这事挺让我为难，演电影吧，可以让所有人高兴；而抽奖，只能让几个人高兴。”随后，主持人问：如果和王元下棋会怎样？他认真地回答道：“我们俩下，基本上就是：我抓一把子放上去，最后输的还是我。”
演艺圈出书成风，在我期许的几个人中，葛优绝对是其中之一，不仅演出的片子大多经典，而且戏里戏外都透着一种葛氏幽默。有个朋友说，他是那种怎么看都不起眼，怎么咀嚼都有味道的纯爷们。据说一影迷翻了半天兜，才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他一边认真地签，一边安慰说：“没事，只要不是欠条就行。”
好的演员很多，但奉献精彩时刻最多的无疑是葛优，比如：《甲方乙方》里的老地主那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非诚勿扰》里的小教堂忏悔，《手机》中数小女孩的样子，《天下无贼》的老贼腔调，《活着》中吓得撒尿，《围城》里的小人形象，《编辑部的故事》中的小知识分子。连赵本山都拿他打岔：“薅得跟葛优似的。”
葛优出身电影世家，父亲葛存壮以演坏蛋出名，母亲是电影文学编辑。据说1957年他出生时，医生告知他父亲：“大人小孩只能保一个。”父亲只好回答：“保大人。”结果并不坏，但生下的男孩只有四斤重，直接被送进了暖箱。受了一惊的葛存壮给孩子起名为“葛忧”，后来为了好听，才改成了“葛优”。
我对葛优最早的印象，来自他与张国立、梁天三剑客出演的《顽主》，电影中“三T公司”的名头比今天的《非诚勿扰》栏目还要有名。后来他与冯小刚组成黄金搭档，成了票房之王，更凭着《活着》拿到戛纳影帝。由于绯闻少、身体好，葛优受到的关注其实比成就小得多，这是一位新时期电影的见证人。葛优说话很实在，但其中透着京味的弯弯绕，令人难忘：不让我接，原来有人送，车不好，人好。拜托你个事，跟我结婚！我出生的时候就长得比别的孩子老。本色演好了，别人没法代替。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你看我们是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呢，还是等秋收的时候再说？哭出声的，多给他一袋化肥！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如果您买了我们的保险，会让您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
葛优在方方面面都很真诚，比如他曾对记者说：“我从小就喜欢动物，小时候养猫，插队时养猪，狗也养过，不过就养了一个月。大概是1995年在商场门口买的，从260元还价还到120元，刚买时很可爱，但拉屎拉尿的实在受不了。送走那晚，我媳妇还背着我哭了，后来没敢再养。等60多岁戏不多时再说吧。”
据说葛优很爱喝酒，但很难喝醉，一般敬人上来就一半，然后客客气气地再来一半，反正极少干杯。
有一个段子在网上很流行，说他上厕所回来，面色无奈而裤子湿了一大块，熟知的朋友打趣说：“又湿了！”新朋友则追问怎么回事，他的哥们只好解释，原来是撒尿时，边上的人看到葛优，常常吃惊地转过身打招呼：“哎哟，这不是黎叔吗！”
江湖王家卫
一次有个酒局临时取消了，路过影城时，带着求解的心情重温了《东邪西毒》。观后的感觉，就好像宫崎骏翻拍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油画一般幻化的场景，剥蚕抽丝般的情节，缓缓道来的心灵呓语。众多影星在自己最鼎盛的时期，成就了经典的王家卫。
王家卫是我们时代的另类，据说影星们对他又敬又怕，一方面谁演谁火，另一方面拍起来没准，因为王导根本就没剧本，想到哪儿拍到哪儿，想到更好的就推翻以前较好的，一般演员尤其是大牌，哪里受得了这个呀，周润发他们拍戏已经是按小时收费了。所以除了那个比他还闷的梁朝伟，很少有人能适应他。
冯小刚念念不忘的是贺岁档的票房，张艺谋凭的是可靠的回收，他们觉得自己拍的都是好片子，而王家卫不同，他从不拍好片子，因为他拍的每一部都是经典。观影后和影城的工作人员闲聊，几个小孩都说自己看不懂，但来看的人又挺多，我说这就是王家卫呀，看不懂才要来看啊。《东邪西毒》是经典中的经典，王家卫用卢梭《忏悔录》一般的手术刀，无情地解剖着人类，而这一切是用紧张得透不过气的情节和时快时慢的魔幻节奏来完成的。说实在的，当华丽雍容的张曼玉两眼空洞地说“在我最好的时候，我爱的人不在我身边。要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啊”时，令人直想哭。
和大唐的诗人们一样，江湖豪客无不善饮，西毒张国荣道出了个中奥妙：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所谓的情，无不与温度有关，是一种取暖的需要。只是大侠们刀剑在手，就浑身是刺，更像一群严冬下洞穴里的刺猬，既要彼此扎堆，又不能相互扎着。
记得中学作文时，写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句子，受到老师的表扬。直到前几年重读《庄子》，才知道这个句子的原意，是说小水坑里的鱼儿们，为了苟延残喘，嘴递嘴地喂着泡沫，这是成全他人的生存，但又何尝不是保持自己的存活呢？这才是真正的江湖啊！
据说王家卫很喜欢江湖上的朋友，不怎么理会那个演艺圈，他的招牌是永远戴着墨镜。有个十分好奇的家伙，终于看到过他摘下镜子的样子：两只小眼滴溜溜地乱转，像极了精明的老鼠，与外表的酷烈太不般配。显然，墨镜可以拒绝别人，也可以掩藏自己，就像影片里告诉我们的：要想不被人拒绝，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拒绝别人。
人生哲学
人们不介意被人所用，他们介意的是不被别人重视。伟大的事业就像伟大的战争，只要做出牺牲，就需要进一步牺牲。让你的事业成为他人的希望所在，那份希望是他们账上的资产，也是你成功的机会，他们在你身上投资越多，就越有可能一次次地投下去。赢得一个支持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为你做点什么。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说就是：“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那么就请他帮你一个忙。”算好自己的人生账
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了数次致富浪潮：最早开始练摊、倒买倒卖，随之皮包公司、批文走私，然后炒股坐庄、企业兼并，最近则为圈地运动、海外上市。现在，连老外都知道政府角色之重要，从发许可到监督实施，一直是招商的庄主。但凡谁想赚钱就得像打通关一样，不把那些红圈圈的章子盖齐，游戏没法玩。
其实，今天赚到最后一桶金的大富大贵们，多少都与当年国企拍卖有关系：有的退二进三，拿到黄金地段搞开发；有的换汤不换药，直接海外上市；有的搞管理者收购，由公仆变资本家；有的低买贵卖，拿钱走人。
世界是靠公平法则运转的，月圆月缺、潮起潮落之后，往往露出狰狞的礁石，有暴富的，当然就有破产的。有一利益团伙因干得太过分而锒铛入狱，其中一个副市长感慨地说：“我们卖破产企业发了大财，由于缺德也进来了，现在妻离子散，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人生的破产者！”单就算账而论，这话不无道理。
某市建设局局长入狱后，习惯性地算起了账，他们一家年收入几十万，有着多种合规合理的待遇，而今整个人生完全改变了，从七笔账中，可以看出损失惨重：
第一笔政治账：终结了前途无量的政治生涯；
第二笔经济账：原有财产没收，丧失收入来源，可谓倾家荡产；
第三笔名誉账：全家人已无法面对社会，彻底身败名裂；
第四笔家庭账：夫妻入狱，儿子在美国打工度日，无法享受天伦之乐；
第五笔关系账：帮过的人形影不见，得罪的人幸灾乐祸，被踢出了过去的势力圈子；
第六笔自由账：进来才知道，失去自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平平安安、团团圆圆成了最大的奢望；
第七笔健康账：心理的崩溃造成多种疾病缠身，治疗也得不到保障。
冯导在《甲方乙方》之前，拍过一电视剧《月亮背面》，讲述两个恋人闯海南，陷入灯红酒绿而酿成人生悲剧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原著小说的作者王刚警醒人们：月亮的圆满温柔背后，充斥着崎岖的圆坑。就像富丽堂皇的酒会上，将军戴的哪一枚勋章不是无数条生命换来的呢？！生命的账永远是无法精确计算的。
江湖上传说有一本奇书《人生核算》，作为教材发到一位位官员手中，书中告诫所有的上位者一定要算好自己的人生账，千万别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错误。作者提出两大警戒线：一是坚守正确的权力观，别把公众信托当成私人权力；二是别自作聪明，要像处女般守身如玉，并痛心疾首地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干那致命的第一次！”
你至少值一千万
经过三年的忙碌，许多人进入大学以后都松懈起来，究其原因有很多：一是失去阶段性目标而放松；二是青春期的心理躁动；三是对专业和职业缺乏认识。不少孩子资质平常、家境平常，考入的院校一般，专业也一般，所以谈谈恋爱上上网，学业马马虎虎过得去，也就行了，尤其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不少人觉得读书并无多大用处。
霍霍正是这样一个孩子，口头语为：“大学生比土豆都便宜，学习好还不如关系好。”有一天，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老姑父把他叫到了家里，吃得差不多了，从筐里拿出了两个土豆，然后说：“大学生肯定是贬值了，土豆却是越来越贵了。即使都是土豆，行情也是不一样的。”
说着，老姑父指着那个大土豆说：“这种至少1.8元一斤。”同时，拿起那个又青又小的问道：“这种要多少钱呢？”霍霍眨了眨眼，迟疑地说：“一元钱？”对方抬手把青土豆扔进了垃圾桶，大声地说：“白给也不要！这种货色不光肉酸皮厚，而且长有青芽，这是有毒的。”说完，俩人回到了沙发上。
老姑父沏了两杯茶，语重心长地说：“不论繁荣还是危机，人总要吃饭，所以土豆不会没人要的。贵也好，贱也好，土豆必须得成熟，毒土豆谁也不敢碰！同样道理，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关键是学通学透，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打这之后，霍霍变了许多，一直到结婚生子，都保持着成熟稳重。
婚后不久，老姑父自己来做客，听霍霍谈些婚后生活的单调无聊，他没说话，然后走到阳台，夸起那盆盛开的君子兰。这下可有了话题，从施肥、浇水，到剪枝、换土，还有刮风下雨的搬来搬去，霍霍说起来没完。老姑父一直在微笑，突然插话说：“噢，多么细心周到啊！那么，你为自己的婚姻又做了些什么呢？”
春节期间，霍霍全家来看姑姑，两家人其乐融融。霍霍说现在一切都好，就是挣得太少了。老姑父品着酒，半天没说话，忽然问道：“给你200万，让你变成我这样的老头，干吗？”霍霍想了想，摇头不干。老姑父接着发问：“那就1000万，今年年底就死，你干吗？”霍霍当即表态：“不干！”老姑父哈哈大笑起来，言道：“想想，你这不是很富有吗？至少还值一千万哪！”
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
北京堵车的原因很多，环路的建设格局就是其中之一，有车族都知道，在没有事故的情况下，环路会莫名其妙地堵着，然后毫无征兆地顺畅起来。为什么呢？这是“幽灵效应”造成的：在西直门某辆车用了两秒钟变道，所引起的连续短暂停顿，使东直门的车至少受到几分钟的波及。繁忙高速一新手的急刹车，可能影响80公里以外。
有人说香港怎么不堵车啊？那是因为人家素质高、反应正确、出口安排合理，每辆车几乎都以固定速度行驶，形成一种优化的交通模式。而咱这圪垯，新手多、插队多、出租多、管理部门多，加上有俩糟钱就买车，怎么可能不堵呢！限行、高收费等措施都是拿纳税人耍着玩，有点用的只剩下交通台的“大家帮助大家”了。
等车的经历人人有过，越等越不来，越不来就越等，然后是后悔没坐地铁什么的，这就很像股市上的套牢。
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做出好的预期，而无视相反的情况。所以按照职业经理人的做法，是必须设立止损，理智地设置时间点或风险线，因为经济学的逻辑是：“止损线可能就是你的生命线！”再来看几个小段子：
美国脱口秀可以尽情调笑总统和明星，但绝不敢嘲笑残疾人、肥胖症和精神病患者。
小孩子不用多想，是因为不知道；老人不用多想，是因为都知道。
马拉多纳的儿子来某队试训，接过一个橘子没有颠，而是直接剥了皮吃掉。
极致的爱永远和死亡有关，老舍说：“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韩国某集团为与盗贼殊死搏斗的清洁工庆功，他解释道：“每次总经理路过，总夸我一句。”
德川家康是人类史上最善于忍耐的人物，他的遗训不可不闻：人之一生，如负重远行，不可急于求成；以受约束为常事，则不会心生不满；常思贫困，方无贪婪之念；忍耐乃长久无事之基石；愤怒是敌；只知胜而不知败，必害其身；常思己过，莫论人非；不及尚能补，过之无以救。
美国有位移民，丈夫去世留给她三个没上小学的孩子，十年后她却当上了大公司的科技长。原因是采用“妈妈管理学”处理所有的琐碎事情：将家务全部外包；全家人在厨房贴需要添购的物品，然后雇工读生去买；旅游只去一固定地点待几天；工作上分级授权；从不自悲自怜；信任别人而不挑剔，简单的事情就简单处理。《时尚先生》2010年9月刊有篇陈道明的访谈，他坚持不愿与别人甜如蜜，“人真到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男人的责任是于国、于家、于子、于友“不欠”；我戴着墨镜是表示，偷窥这种恶应当适可而止；如果所有该回家的人都回家，社会就会安定很多。最后，陈道明谈到了在西北某寺院记得的一副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再穷无非讨饭，不死总会出头
儿子小的时候，我总想给他灌输一些中国古典文化，连试了几种方法，后来发现，还是我自己小时候用过的招数最为管用：看小人书。四大名著买全了，我和儿子一起看，发现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红楼梦》至今还是不屑一顾的态度。至于《西游记》，远没有奥特曼令他喜欢，这一点让我很恼火，也很无奈。
有了共同爱好，就有了共同话题，爷俩开始互相考试。比如，把三国里姓张的、姓李的、姓刘的各数出二十人：张辽、张飞、张昭、张松、张任、张鲁、张布等，越往后数越费劲，往往是那小子记得比我多。再如，算算三国里的成语和俗语有多少：像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千里走单骑、三英战吕布、吕布戏貂蝉、温酒斩华雄、草船借箭、刮骨疗毒、三顾茅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华容道、走麦城等，多了去了。记得他上初一时，他们班让同学自办讲座，他和吕华晨谈三国，吕讲孔明、郭嘉、庞统、陆逊，儿子则卖起了老爹的那一套：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小哥俩侃了一小时，同学们听得兴高采烈，无奈要上别的课才草草收场。
我们爷俩喜欢的人差不多一样，三国里最爱张辽：一句“吕布匹夫！死则死耳，何俱之有”令人澎湃。白狼山力斩蹋顿，扭转乾坤；逍遥津一战，杀得东吴小儿不敢啼哭；最后护主战死，令人唏嘘不已，真是忠勇无双的千古烈士啊！而对水浒，偏偏都喜欢鲁智深。
我们认为英雄、豪杰、好汉是有差别的。鲁智深是真正的英雄，三拳打死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三山打青州、独力擒方腊，帮的是弱者，揍的是狠人。他从来未为自己打过架，至情至性，真乃罗汉也。武松属于豪杰，景阳冈打虎、翠云楼杀人、怒斩西门庆、醉打蒋门神，他是一个天生的杀手，对朋友亲人咋都好办，如果是对手，对方肯定倒霉。想起他为吃一只鸡，把孔亮打个半死，对这位老兄，内心里只有敬而远之。李逵是好汉，虽有孝心，失母喂虎；虽忠虽勇，嗜好血腥。每当看到书上，这位老兄光着上身，手提两把板斧，一路砍杀过去，心里就直打鼓。无论是江州劫法场，还是三打祝家庄，他杀死的群众肯定比砍死的战士多，真是好一条汉子！要是放到现代社会，还是早点枪毙算了。
说到现代社会，流氓、无赖、痞子也是有区别的。流氓属于黑社会的下层，有非法牟利的成分，而且成帮成派，王作家的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有些借招牌唬人的意思，但至少说明：即使是对政府，他们也是有些不在乎的。无赖是在法律之内、道德之外的无理取闹之徒，比流氓的层次低，专门欺负些小商小贩，王作家的另一个段子，像是说的这些人：
话说北京城，一无赖喝高了，晃着膀子骂咧子：“谁敢惹我？谁敢惹我？”这时一彪形大汉凑过去，小声而很肯定地对他说：“我他妈就敢惹你！”无赖立马抱住大汉的胳膊，大声喊道：“谁他妈敢惹咱俩！”
痞子的称谓现在不怎么用了，过去指的是那些说话不算数还油嘴滑舌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工作四处乱窜的家伙。他们顶多是泡泡酒吧，欺负欺负学生，而没有专门的生财之路。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太平还是乱世，人类总要活着，而且要好好地活下去。最后，想借明贤法师和建欢他们的一句家乡话结束本文：再穷无非讨饭，不死总会出头！
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那么就请他帮你一个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召开紧急会议，一个小时后，他们将全部被送到有去无回的集中营，因此必须把两个后代送到可靠的朋友那里保护起来。大家争论不休，最后只剩下两个可以投靠的人选：一个是使他们富起来的商人，另一个是这个家庭一手扶持起来的银行家。最终家长拍板，分别送一个儿子到这两个人处。结果出人意料，受其恩惠的银行家，将他们的儿子送给了纳粹；而一直帮助这个犹太家庭的商人，把那个孩子送到了美国并安置好。2003年，已成为亿万富翁的那个幸存者，在《纽约时报》的头条上发表文章：不要期望你帮助的人，一定会给你回报；而一直帮助你的人，差不多总会帮助你。这是一种人性的轮回！
早在五个世纪前，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就发现了人类的一种天性：你在一个人身上付出越多，你就会变得对他越忠诚。他注意到，当一座城市被围困，人们在城墙内经历困苦的时候，当他们为保卫国王而经历恐惧与饥饿的时候，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不是减少，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从此以后，他们甚至会感到自己与国王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马基雅弗利的一句睿智的格言是：“施恩与受恩一样，都能使人产生义务感，这是人的天性。”
美国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托马斯·S.弗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他乘坐的小飞机在华盛顿州东部的一个乡村失事，当地一个人救了他。虽然那个人以前从未听说过弗莱的大名，但从此以后，却为弗莱的竞选出钱出力，任劳任怨。在其他一些场景，也会产生同样的纽带：那些伸手帮助过你的人，往往会养成习惯，在你未来的道路上一直关注你、照看你，努力证明他们当初的“发现”是多么有远见。
当你开口向某人请求帮助时，你隐含的意思是，让别人在你身上下赌注。然而，很多人不愿启齿请人帮忙，他们觉得那样做，等于承认自己弱小，他们固执地认为，依靠自我才是强者的行为。这种“一切靠自己”的心态，有时可能是十分致命的。对于一个参与竞争的人来说，那意味着，他将被限制和孤立，而没有同盟者。
一个人在被追求的时候，总会产生快感。高明的政治家都懂得，当你向一个人提出请求时，并不等于你只是在要求他付出，其实，你也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了他：让他有了一个参与其中的机会。对此，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议员杰斯·鲁昂有一句最粗俗的褒奖：“如果你不能喝干他们的酒窖、拿走他们的存款、骗走他们的女人，并且第二天一早就投出对他们不利的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切，你就不配站在这里谈政治。”
人们不介意被人所用，他们介意的是不被别人重视。伟大的事业就像伟大的战争，只要做出牺牲，就需要进一步牺牲。让你的事业成为他人的希望所在，那份希望是他们账上的资产，也是你成功的机会，他们在你身上投资越多，就越有可能一次次地投下去。
赢得一个支持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为你做点什么。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说就是：“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那么就请他帮你一个忙。”
蒲公英的自在
做个都市人其实挺麻烦的，这个证、那个卡的，就那些密码，我已经不知忘了多少回了，所以如今都随身带着个硬盘，把一些容易忘记的事情记在上面。在城市里，房子车子也是个麻烦事，养孩子固然是系统工程，养房养车也不容易。
张发财有次在微博上说，楼下买了五年的房子终于开始装修了，把他改造成早上八点准时醒的正常人了。听那激昂高亢的电钻声撕心裂肺地怒吼着：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就把它当歌听：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
这些无法回避的烦恼很多，像作家这样把电钻声当歌听的应该很少，其实他私底下指不定气得大骂，抑或急得撞墙。打小都市长大的人基本都习惯了，适应了林林总总的丛林规则。与生活中的那些方便相应，付出被约束的成本是必须的。所以，地铁里总有些拿着佛书的人，可能是着相，只要能自安即可。
那天从外地回京，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我写了一条微博：地铁门打开，两位上宽下窄大红大绿的女子炮弹般冲入，然后夸张地奔过来，指着头顶的地铁运营图，大声地讨论起来：“我们上的是哪站啊？这是什么站啊？”骑驴找驴的事常有，可连自己骑驴都不知道，却是令人奇怪。
网上有人讲了件亲身经历，则多了些温馨的味道。他有次从地库出来，忘记带钱包了，被卡在了出口。后面车里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问了情况，就大方地帮他把钱垫了，还将剩下的钱塞给他，笑道：“指不定你再进地库，就碰不上我这种雷锋了。”那哥们感动得不得了，非得要人家电话好还钱，姑娘却摆手笑着说：“钱都给了，就别惦记人了。”
先哲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话是至理名言。它最基本的意思是，有的事能做，有的事不能做；再往深了说，意思是有能做的事、就必然有不能做的事，反之亦然。佛教认为，为是入世的、不为是出世的，所有的为都是为了不为。网上有言：“生活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我却以为：“蒲公英看似身不由己，却有着机缘成熟之后的自在。”
浮生若茶
据说找工作的人，有三种境界：找饭吃，找酒喝，找茶饮。生活无着的人，工资就成了命根子，把肚皮填饱是头等大事。衣食无忧而想有所发展的人，对团队就会有选择了：喜欢大碗喝的，去找凉啤酒；喜欢小杯饮的，最好有茅台；土的米酒，洋的葡萄酒，更是各取所好。而所谓的成功人士，更喜欢品茶：龙井的清，普洱的醇，铁观音的味，猴魁的形。茶不仅代表档次，更是入道的途径。
茶的发现，按照中国的说法，当然是与神农氏分不开的。神农氏尝百草而得“茶”。日本和印度还有一种说法，一苇渡江的达摩祖师，面壁十年而不睡觉，有一次不留神睡着了，祖师很生自己的气，就把自己的眼皮割了下来，丢到地上。过了几日，丢眼皮的地方居然长出棵小树，而祖师再困的时候，嚼几片树上的叶子就不想睡了。这棵小树，就是茶树。
关于茶的故事，不知凡几，选几则有趣的，供大家玩味。浮生若茶
释圆和尚接待一个屡屡失意的年轻人，他用温水沏了一壶名茶铁观音，年轻人呷了两口，表示毫无茶香。释圆让小和尚再拿来沸水，重新沏了一壶，这时只见茶叶翻滚沉浮，一股股清香袅袅溢出；如是注了几次沸水，更醇更醉人的茶香，开始在禅房弥漫。释圆告诉小伙子说，用水不同，茶叶的沉浮就不同，如果用温水，茶叶都浮在水之上，无法散逸它的清香；而用沸水，茶叶就在滚沸之中，释出了它春雨的清幽、夏阳的炙热、秋风的醇厚以及冬霜的清冽。
茶道如此，人生之路何尝不是如此！年轻人释然而去。牵牛花与一枝梅
日本战国时期，丰臣秀吉听说大茶人千利休茶庭里的牵牛花争奇斗艳，就派人通知千利休：明天过去看看。第二天，丰臣秀吉来到庭院，却连一枝牵牛花的影子也没见到，心中颇为不快。穿过茶庭，从狭小的入口钻进茶室，秀吉猛一抬头，唯一的一枝牵牛花巧巧地装点在那里，刹那间，秀吉品味到了在满园盛开的花丛中，所无法感受的另一种美感和意境，那是一种枯寂之美！这正是千利休的用意所在。
又有一天，丰臣秀吉心血来潮，命人准备了一个注满水的黄金大钵，钵旁放一枝怒放的红梅，然后对千利休说：请用它们装点这座茶室。钵大花小，秀吉成心看笑话。却见千利休从容不迫地来到大钵前，一只手倒拿起那枝红梅，另一只手顺着枝条撸了下去。一时间，红梅花瓣和蓓蕾纷纷飘落，在黄金大钵的映衬之下，极其灿烂地映照了整个茶室：好一幅绝妙的景致！秀吉不由得惊呆了。咸淡滋味
有一天，夏丏尊拜访刚刚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见他吃饭时只用一道咸菜，忍不住说：“你不嫌只吃这一道菜太咸吗？”法师回答：“咸有咸的味道。”饭后，法师端着一杯开水，夏居士又不由得皱眉说：“没有茶叶吗？整天喝这种开水，受不了的。”法师又笑笑说：“淡有淡的味道。”
自幼锦衣玉食的李叔同，出家后极尽简朴，一条毛巾用了三年。个中滋味，唯心自知。
保富法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旧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对这句话感悟颇深。作为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秉承“宁可讨饭也不为官”的遗训，以家族智慧翻云覆雨，终成上海滩第一商人。但五十年风云变幻，聂居士屈指算来，最初的富豪能存活下来的，几乎百无一二。
当年湘淮两系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将军以上的数不胜数，先升官后发财，每一家都是威势赫赫。而最后能维护家族传统的，仍不过曾、左、彭、李这几家，究其原因：一不从政；二不积财；三鼓励子弟从事学术。忘记了耕读这个根本，其他家族之败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曾文正公在位二十年，未曾造过一间新房、买过一亩新田，死后只留下两万两银子。他亲创两淮盐票，价低利高，每张原价两百两，后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而曾国藩特别谕令曾家人，不准承领一张。像这种合法收入尚且严戒，何况其他。
当时中国首富为上海哈同花园的老板，因无子女，八万万银圆的遗产最终归了他人。按当时利率，每年的利息就有1600万元，足以接济江浙两省的贫民，可惜这个大富翁生性吝啬，不仅生前所有变成梦幻泡影，更带了一身罪业往见阎王，而且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口碑。真是首富难当，何苦来哉！
何谓富？富为丰厚有余之意。何谓富之标准？以现金来算，价值总在变动中；以货物来算，终不可恃；以身家性命来说，终不脱《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大富由天，小富由人”，人为之富是自私的、物质的、暂时的；天然之富是大公的、精神的、永久的。
聂云台认为：“聪明的发财者，是以财养善，以钱护道，以金济贫，由助人之中发现自性的爱心与快乐。这种人能够以有形之钱，换取无形的功德，吾说这才是真正的‘保富法’。”
作为大居士和弘一法师的同门，聂居士始终认为，没有慈悲心的富人，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他说：“希望自己的子孙发达，这是人人同此心理；然而结果却是多数适得其反，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不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啊！”
打狗不如喂狗
古时候的通信交通都不发达，行走在江湖上的人主要是靠一张嘴和两条腿，也就是嘴要能说、腿要能走，既要懂得拜码头的潜规则，还须善加利用才是。记得武侠小说中，每逢弟子出门，师父总要谆谆教导：“有几种人不要惹啊，残疾人、出家人和女人。”
不惹女人很好理解，因为能出来混，肯定后面有一个硬硬的靠山：师父、老爸、老公或一伙子亡命徒，比如孙二娘、扈三娘、风四娘，这帮子老娘们不惹别人就不错了，懂点门道的哪里敢招惹她们。像灭绝师太就更厉害了，势力大、手段狠，心理又变态，况且还是位修行人。修行人分好几种，峨眉派师出郭襄，属于道家，武当、青城、崆峒等都是，而少林派为佛家，一般称作出家人。
出家人之所以出家，是为了修行，按照某种法门探索生命本源，同时与人为善，帮助所有可能帮助的人。他们不好惹，一是所求无多、持规守戒；二是都有本事；三是团队观念强；四是有道德的人往往尊重有信仰的人。我曾经与一位法师谈及利益纠结问题，他一笑说：“我们出家人连家都不要了，还在乎这些吗？”所以说，所谓的亡命徒是比不过出家人的，人家才是真正“不要命”的人。
小说里常有些天聋地哑一类的高手，出手往往惊人，他们肯定自卑过，或受到过一些非人待遇，心理可能扭曲，所以这种混江湖的人，不光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另外出于道德考虑，官府、士绅乃至强盗，大都不为已甚，奉行“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原则。
我从小到大，对一类人始终缺乏好感：乞丐。这似乎是中国人的某种传统。别看洪七公、苏乞儿在银幕上那样英雄侠义，在现实中，我一个也没遇到。地铁里、红绿灯下、地下通道旁，随处可见乞讨的人群，或残疾或褴褛或衣冠整齐，干的都是同一件事：影响公共秩序的同时，滥用人们的同情心。
过去的东北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狗，见到熟人会凑过去，而只要是生人，一定狂吠不止，咬得最厉害的就是乞讨者。那时天灾人祸不断，一到立春左右，关内人隔三岔五地来讨饭，老人们都会多少给点，但家里妇女即使给了，也得数落几句，孩子们在一旁起哄，狗们更叫起来没完，心里可能在想：又抢我口粮来了。对要饭的较凶的，往往是些水陆码头，在辽南流传这样一句话：“金复海盖，辽阳在外。”虽然有好几种解释，但金州、复县、海城、盖县几处确实对人家不够友好，没像辽阳那样赢得口碑。
村里还流动着一个秘密的群体：耍钱鬼。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约好到某村某户，用帘子遮住昏暗的灯光，兴致不减地开始赌博。村人很瞧不起这帮妄想不劳而获却往往倾家荡产的人，但狗很喜欢。为了掩人耳目，赌鬼们兜里都揣几块碎肉骨头，狗一叫，就抛出去一小块，狗颠颠地走了，他也赶快溜了。
在一个饭局上，沈阳一帮老板说起在社会上受人欺负的事，既觉得惹不起，又咽不下这口气，结果四处托人，花了好多冤枉钱。某位运输大哥说，自己的三舅为旧社会有名的赌徒，专门做个皮兜装骨头，传授他说：“你拎根打狗棒，打一条来两条，把主人还招来了，能有你的好吗？混社会千万记住：打狗不如喂狗啊！”
高处不胜寒
当年王石身体不好，甚感灰心，理了理自己未了的心愿，竟然是爬山。经过了好一番准备，他发觉这事不比做企业轻松，凭着过人的执着，一发不可收地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包括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一班小兄弟见猎心喜，纷纷加入攀登大军，而后又纷纷半途而废，冯仑曾总结道：“说好了晚九点睡觉，我们都聊到快后半夜了，只有王石按点睡起而一丝不苟，这份严苛无人能比。”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追求成功是世人的本能，比如当官要干到省部级，经商须进入福布斯，搞体育则要以刘翔和姚明为榜样。这种心态使得不少人以为，在高科技的帮助下，只要有钱且身体好，人人都能攀登珠穆朗玛峰。其实大谬不然。
有一天，何新遇到一位消瘦清奇的七十长者，此公为著名“驴友”，屡历大难而不死，刚刚从珠峰登顶而归。于是问道：“当您站在世界最高峰上，感受如何？”老人淡然一笑说：“只想快点下来！”周围的人都有些吃惊，何新又问：“途中风光如何？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老人沉默了一下，答道：“登山遇难者的冻尸。”
于是，众人追问这样的尸体多吗，老人说在海拔七千米以上不时可见，有的还面貌如生。众人听后叹息不已。老者过了一会儿，又说，其实这些人多数是因为丢失墨镜而死的，因为积雪反射的紫外线极强，镜子脱落的刹那即可致盲，所以每个人都要准备许多副雪镜，以备不测。
在此次攀登中，他带了十副雪镜，路上或损坏或丢失，下得山来只剩下最后一副。当时路上，有一人丢掉最后一副眼镜后，独自闭目倚岩，所有人从他身边默然而过，谁也无言，谁也无奈！那人很快将成为冻尸的一员，在这条追求征服的道路上永不瞑目。
曾几何时，五星红旗、星条旗、太阳旗等插到代表世俗最高成就的珠峰，关乎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在所谓的一次次征服的背后，人们再去审视，很难怀有占领者般的自信，因为只有在大自然的默许之下，人类才可浅尝。对许许多多的登山者来说，当年的征服之心早已变成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老人最后一声叹息：“高处不胜寒啊！”
七年之痒
现实生活中，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往往越需要表达，比如金钱，比如婚姻。讲究科学的人士，对内涵及外延都喜欢严格地界定，但在社会科学范畴内，这样是行不通的。比如“爱”，确实与氧气一样无所不在，不过氧气可化验，可解析，得出共性；爱却很难，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个人的体验问题。
体验也是经验，同一杯酒，不同的人喝了，反应肯定不同，今后对待的态度也会不同。离婚也是如此，据说女的第一次离痛苦万分，以后越离胆越大；男的第一次离像离开樊笼的鸟儿一样，以后便如同惊弓之鸟。有几个时间点很容易造成离异：一是新婚不久，二是子女离家之后，还有就是七年之痒。
造成七年之痒的因素很多，主要是外在因素的不和谐，例如性生活、金钱态度、婚姻方式的不适应等，现在社会舆论又十分宽松，所以好多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对婚姻并不严肃。还有就是内在因素的不和谐，但双方顾及道德、财产等诸方面因素，隐忍而冷战，到了子女离家，俩人年近天命，想明白了，索性离了清净。《七年之痒》是玛丽莲·梦露主演过的一部电影，英文为“The Seven Year Itch”，随着电影的卖座，这名字成了外遇的代名词，并衍生成了西方谚语。婚姻到了第七年，感情都从激情期过渡到了平缓期，就像左手握着右手一样。有一种说法，认为人体的细胞经过七年才能全部更换，所以这时候的双方，完全不是相识时的那个人了。
我在微博上写过：“所谓生气，无非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想得太多了，再就是想自己想得太多了。”一位老大哥现任文化厅厅长，很喜欢我的那本《淡定的人生处处禅》，常跟老伴说，这段话也道出了婚姻的真谛。据我观察，造成婚姻障碍的主要有五种不正确的心理：
1.自贪：斤斤计较，关注自身的利益、名誉，在生活里想得太多。
2.自恋：自己永远是对的，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
3.自负：凌驾于别人的价值观之上，每件事都用“我”的尺子去衡量。
4.自纵：杀盗淫妄酒，沾染恶习，毁掉了自己的家庭。
5.自缚：在家跟办公室一样，总要讲理不顾情，不懂得感恩。
上述问题的核心是“自我”，就是不节制贪嗔痴，难以处理复杂的环境。现代人举办婚礼，有个交换戒指的仪式，就是把戒指相互戴在对方的无名指上时刻提醒自己：戒指，就是节制。一个只容得下自己的人，不可能拥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记得子曰乐队有一首歌，主唱怪腔怪调地在台上拉长了声音说：“痒儿……挠！”
家庭不是法庭
有一位朋友特别孝敬父母，但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却处得不好。老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一次单独的聊天中，他问孩子：“你对哥哥姐姐们为什么不能像对我们那样宽容？”那位朋友当然举出了不少例子，以证明自己的尽力和委屈，等他说够了，老爷子站起来拍拍他肩膀，忽然十分严肃地说道：“家庭不是法庭，这是一个相互理解的地方，要想讲理，直接去法院算了！”
我听到这件事，也很有感触。在中国家庭，老大多是勤勤恳恳，老小多是奸懒馋滑，而最不受待见的老二往往是最孝顺的。有一位张老二就说：“这就像三明治，最香的都夹在中间。”老人们也很怪，他关心谁不是看谁最孝顺，而是看谁最没能耐、最需要帮助，不少企业家哥们没少提到这类事情。
过去有个邻居家有三个小孩，两个女儿干得好，嫁得更好，老爸去世后，对老妈特别关心，隔三岔五地给钱或买些好吃的。后来，她们听小孩说姥姥把钱都给舅舅了，就十分生气，每次见面都要叮嘱半天，数落自己那不争气的弟弟。二姑娘更绝，买来好东西，逼着老妈当面吃光，才肯离去。老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终郁郁而终。听到邻居们夸那两个姑娘，我始终不以为然，孝顺孝顺，不顺着老人来，那叫什么孝？
某富豪一家是开矿的，那是相当地有钱。一家人20多年同舟共济，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但我很奇怪的是，他们一家打麻将相互之间总是骂骂咧咧，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要打起来。我劝过大儿子几次：“孝顺固然重要，孝敬也是必需的，不敬，就意味着不孝。”后来，第三代逐渐长大，情况才得以好转。
还有一家有钱人，父母争着掌权，最终闹了离婚。本来五个孩子，最后分成了两帮，每逢过年过节，左边大院子是父亲带着大儿子二儿子过，右边大院子是母亲领着另外一帮过。我那哥们被母亲堵在公司大楼门口，又吵又闹地说他不孝。了解情况的我也只有摊摊手，这事谁也帮不了。
有一哥们前几年就收山了，最近却分外忙碌起来，原来是被自己儿子给刺激的。他和儿子看电视，探讨18岁以后要不要独立的问题，小孩始终心不在焉，被问急了，就说：“靠谁？还能靠谁，靠你呗！”哥们说：“我一想起还他妈要再养两代人，手里这点钱哪儿够啊！”
朋友们家庭聚会，偶尔会开玩笑说，如果配偶互换将如何如何，大家热烈讨论后，都付之一笑。其实，两个勤快的凑一块未必过得好；两个懒人在一起也一定饿不死。夫妻也好，父子也好，说穿了就是一种缘分，而且是大缘，如果双方都能追缘、惜缘、随缘，那家里没准就成了共同的净土。诚如人说：男人是用来靠的，所以要可靠；女人是用来爱的，所以要可爱。
瞎子点灯
俗话说：瞎子点灯白费蜡，哑巴做梦永不提。古时候，有一天深夜，一个盲人从朋友家里离开，那位好友给了他一盏灯笼，盲人笑他多此一举，但朋友坚持说：“你看不到路，但别人可以看到你。”盲人觉得有理，高兴地打着灯笼往家走。半路上，盲人还是与别人撞到了一起，他生气地说：“我瞎你还瞎？没看到我打着灯笼吗？”对方回答：“哪儿有什么灯啊，你那蜡烛早就灭了。”
记得有一次，有人向登山专家发问：“如果我们在半山腰，突遇大雨，应该怎么办？”出乎大家的意料，专家说：“继续向山顶走。”那人再问：“山顶的风雨不更大吗？”专家耐心地回答：“往山顶走虽然遇到的风雨更大，却不足以威胁你的生命；在大雨中往山下跑，却可能遇到山洪暴发，而被淹死。”人生，有时就像登山遇到的这种情况一样，你逃避风雨，却可能被卷入洪流；勇敢面对，反而能赢得生存。
有一个日本人的习惯很独特，他在上班前总喜欢到酒馆喝杯酒。一天，大雪过后，他正走着，发觉有人跟踪，回头看去，九岁的儿子正踏着他留在雪中的脚印尾随而来：“爸爸，你看，我正踩你的脚印呢。”孩子的话突然使他为之一怔。他拥抱了可爱的小家伙，从此——戒酒了。
在一个村庄，有个人特别较劲，就是想把自己的影子赶走，但不管是打滚、跳水、行住坐卧，影子仍然亦步亦趋。一位乘凉的老人看着他觉得可笑，大声喊他说：“二柱子，你小子傻啊，来，站在树荫下不就行了嘛！”
黄昏，北大未名湖畔，一位哲学教授路遇一个失恋的学生，教授拊掌大笑：“糊涂啊糊涂。”学生很气愤，说：“你是老师，就可以取笑别人吗？”教授摇摇头说道：“不是我取笑你，是你自己取笑自己。”然后，教授很专业地给他分析说：“你如此伤心，可见你心中还是有爱；既然你心中有爱，那对方就必定无爱，不然你们又如何分手？而爱在你这边，你并没有失去爱，只不过失去一个不爱你的人，这又何必伤心呢？该哭的是那个人，她不仅失去了你，还失去了心中的爱，多可悲啊。我看你还是回去洗洗睡吧。”学生破涕为笑，向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在北京一家监狱的牢房里，关着十几名重刑犯。某天他们翻着一本《时尚》杂志。一名犯人指着一张珠宝图片感叹：“我妈要是能戴上这些首饰，一定很漂亮。”另一名犯人指着房地产广告说：“我妈要是能住上这么宽敞的房子该多好啊。”边上的一个犯人也跟着发感慨：“我妈要是有这么一辆好车，就可以经常来看我了。”最后，一个年轻的杀人犯捧着杂志良久不语，忽然掉下眼泪，小声地说了一句：“我妈要是有个好儿子，就好了！”牢房一片寂静，众人泪如泉涌。
生活如同密码锁
一位好友在妻子怀孕时，与妻子一同去农贸市场买土鸡，这哥们一眼就看上了那只高大、有着漂亮羽毛的芦花公鸡，可逛了一大圈下来，妻子却坚持买了一只秃头无翅的灰母鸡，并面对他的陈词，冷冷地回了一句：“漂亮有个屁用，那些羽毛还占重量呢！”
说起来，好友是搞文学的，而他媳妇则是我们经济学院的师妹，这一类的争吵相伴了他们20多年，却始终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我一边感到好笑，一边回想起上企业管理课时，一位老师讲的一个非常好的营销故事，虽然没有什么浪漫的情怀在内，却令人至今难忘。
北京商学院某教授带班里20多名学生去双安商场实习，突然遇到中雨，教授看到大家只带了一把伞，就伸手接了过来，然后说：“今天我们上一堂现实的营销课程，要求你们每一个人花最少的钱，用最合适的方式，自己想办法回到学校，看谁能做得最好。”说完，潇洒地走了。
教授没走几步，班里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子突然冲了过去，笑着对他说：“老师等一下，正好我有几个问题想问，让我们一起回去可以吗？”得到许可后，两个人消失在雨幕之中。剩下的同学也都不甘示弱，纷纷行动起来。吃过晚饭，大家围坐在教室内，教授开始了最后的点评：
有六名用大塑料布回来的同学，虽然花钱极少，但起点太低，而且淋得半湿，得不偿失；
还有合伙买伞回来的同学，花钱也不多，同时合作精神挺可贵；
南方的那个女生，用五元钱买了一具草编枕席，今后还可使用，获得最佳创意奖。
产生争议的是北京的一个男生，他用120元买了双皮鞋，获得赠品伞，本来买鞋就是计划之中的事，他自己认为一举两得，比前面的同学要更合算。不少同学表示反对，毕竟有能力掏钱买鞋的人是少数，但老师认为“算是一种路子”。
最后，教授把最佳营销奖给了那名与他同行的女生，他说商机无处不在，同时也转瞬即逝，这名女生不仅率先抓住了最佳时机，而且不花分文成本，顺带着还请教了许多学业上的问题，增进了与大客户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营销必要的因素。至于最差，他笑道：“还有三个同学没回来呢！”同时把脸一绷，严肃地说：“生活就像一把密码锁，不仅要找到合适的数字，更要有正确的顺序！”
财、色、名、食、睡
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一般都很羡慕那些进文艺队的同学，大凡进去的人，不光有特长、长相好，还有股子机灵劲。不言而喻，文艺界的人绝对都是人精，我以前的老板投了2000万元拍电视剧，后来和我说叫人蒙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人家掉眼泪是正常业务，咱也跟着掉，那是傻帽。
眼下的文艺圈有两位爷绝对是了不得，一位是赵本山，一位是郭德纲。前者是乡村的代表，后者为市井的典型。留心的人们就会发现，本山的小品和电视剧很少有性，羞羞答答、磨磨叽叽地几十集过去了，那男女主人公连手都没拉过。看本山的剧贫得过瘾，但很难感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在世风日下的今天，那点破事早就不算什么了。奇怪的是，郭德纲的相声里从头到尾地黄，经常还叫你听不懂，过一会儿再傻乐，弄得边上的人觉得你有病。
一次在酒桌上，一南方朋友对我说，他就佩服两个东北人：一个是张作霖，一个是赵本山。而我佩服的天津人好像也有两个，一位是李叔同，另一位就是郭德纲。郭这个人是自己熬出来的，有股子担当劲。像前几年的藏药广告，有人想给他下套，结果反叫郭德纲给涮了，他不仅敢做，在相声里还敢说：咱十几岁就出来混，什么事不门清？我不害别人，那已经是对社会做贡献了！其实代理什么广告，代言人大多没有什么选择，给钱就上呗，废什么话啊。就像你总不能每次卖菜刀的时候，都去叮嘱顾客说：“别去杀人啊！”那不是自己找砍吗？
马斯洛认为人有五种需求，分别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佛学里对人的需求分析更简单：财、色、名、食、睡。我个人觉得，这是根据人的欲望程度来划分的，而且越琢磨，越像是说文艺界的人。
比如说导演，不管拍古典名著的，还是拍都市情感的，首先个人的算盘，大多都是打得叮当响。据说有一位仁兄拿到了300万元投资后，100万元给了家里，100万元揣了兜里，剩100万元放到组里，您说那剧还能看吗？偏偏还起个足球的名字，够闹心的。
钱赚到手了，就开始琢磨色了：那种故事就多了去了，有男的和女的的，还有男的和男的的，估计也应该有女的和女的的。
然后是名：先是自夸，跟着众捧，公共场合谁敢有损名声，当场就和他翻脸。在这个圈里混，名就是脸，脸就是钱，钱就是命啊。
再就是吃了：你还别说，演艺界人士去的地方，都是性价比最好的，不光环境好，还保证实惠，这也是生存能力强的一种体现吧。
最后是睡：能干的人，大多会睡，像艺人们黑白颠倒，凡事全靠自己打理，如果不善于休息，经常失眠的话，那用不了多久，就不打自垮了。
有一位哲人说，花既不开，还想吃到果子吗？欲望和念头永远纠缠着脆弱的人类，唯有真理和道德才能使我们超越尘世，不再受财、色、名、食、睡之困。
幸福好像冰淇淋，最好不要拿出去晒
我不怎么会弄手机，但用上了苹果以后，确实觉得方便多了，尤其是可以随时上网。在机场，在路上，打开微博，写些所思所感，自己十分地享受。在北京的暴雨天，车里十分压抑，我在微博上看到了顾城的那首诗：“云，灰灰的，再也洗不干净，我们打开雨伞，索性涂黑了天空；在缓缓飘动的夜里，有两对双星，似乎没有定轨，只是时远时近……”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吩咐司机把车靠街边停下，然后一个人打着伞走进了雨中。
过去的思想家，多半也是文学家或诗人，不少人还做过政府高官，但当代具备这种资格的，我只想到了王蒙先生一位。前几天，贾市长要我推荐书，我毫不犹豫地说：“王蒙的《中国天机》。”作为我父亲的同龄人，王老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历史理解得太透彻了，只是字里行间，尚需有心人细心体味。
我还佩服沈善增老师，他是我师父觉真法师的好友，解读儒释道三大经典的“还吾”系列，可谓当世无双。沈老师刚刚出了新书《崇德说》，照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有幸的是，我能得到老师的第一手亲笔签名书，在短短几分钟内，老师将我的名字“滕征辉”、法号“曙鹏”、笔名“傲楚阁”均囊括于工整的对联之中：曙光征瑞滕王阁，鹏路辉煌傲楚天。
我之前读过这本书的电子版，非常之拜服，推之为未来百年中国领袖的必读经典。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准是什么？中国的国家价值观何在？对于这些问题，沈老师追根溯源地做了极好的解读。我通过私信，订购了100本，准备转赠给周边勤于思考的好朋友们。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多，我忽然发现沈老的一条微博：一直觉得《西游记》有个bug，唐僧肉吃完长生不死，他为什么不咬自己一口？咬完任你各路妖魔能奈我何？轻装上路差旅费还可省四分之三。后来想明白了，觉得吴承恩设计得真是缜密——和尚不能吃肉！
我还真是孤陋寡闻，不知道什么是bug，不过也简单，几十秒钟后已经百度到：“bug，英文单词，本义是臭虫、缺陷、损坏等意思，现在人们将在电脑系统或程序中，隐藏着的一些未被发现的缺陷或问题统称为bug。”显然，沈老师只是在调侃而已，或者见些趣味，随手取来。
唐三藏是所有汉传佛教徒的偶像，《西游记》铺陈的九九八十一难，隐喻的是很深的修行道理。巧的是，那天随手打开电脑看到了另一条微博“背景的力量”，对此却进行了另类的解读：“《西游记》里的妖怪，有背景的约11名，其中有灵山背景的9名，拥有灵山和天庭双重背景的一名，拥有道门和天庭双重背景的一名，最后都被喊回家吃饭，悉数得到解救。无任何背景的妖怪26名，其中20名被当场击毙，六名幸存者有四名终身为奴或改变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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