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写文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衡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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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怎样写文章试读：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三十七年。政声人去后，尘埃落定，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以后也许还会争论下去。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有拿过枪杆子。他手下有十元帅、十大将，一千多个将军（1955年第一次授衔将官以上一千零五十二人），从井冈起兵到定都北京，抗日、驱蒋、抗美，谈笑间强敌灰飞烟灭，何等潇洒。打仗，他靠的是指挥之能，驭将用兵之能。但笔杆子倒是一辈子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虽然他身边也有几个秀才，但也只是伺候笔墨，实在不能为之捉刀。他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做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文章不绝。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连绵不绝。毛泽东算得一个，也是文章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险峰。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毛是政治家、思想家，不同于文人雕虫画景，对月说愁，他是将政见、思想发之于文章，又借文章来平天下的。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城府。我在《美文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曾说到，古今文章家有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之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五四”时期，刚要踏入“江湖”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每个历史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地发出振聋发聩之声。

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有动摇和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甚至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你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秦王振四海、制六合的味道？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辞：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从上面所举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章中，能看出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贯长虹，力透纸背。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先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之所以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曾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也论文，他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来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毛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今人和古人的。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海之波涛了。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从小孩子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了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一个旧中国。要让中国的民众和他领导的干部懂得他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件真本事、大本事，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要对中国的传统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翻新改造，结合当前的实际。在毛泽东的书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

这有三种情况。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是在一个战士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拉回到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你不能不信，一下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毛的引用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引用它却这样给以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作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行文简短，只有千数字，而且还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毛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对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甚至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中概括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像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轻松地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

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了。就司氏本人来说，他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也为中国，特别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好事。但阴差阳错，他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也就只好背上了这个形象。

毛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掉书袋。他是认真地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毛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毛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专科中是找不到的。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袖是不合格的领袖。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不装不假，见真人性。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要端个架子，这是官场的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许多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的文章虽然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但是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幽默的谈吐。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举重若轻。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用长篇大论来阐述明白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毛曾自信地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先看他的讽刺。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毛在新闻稿中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毛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是“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我们再看他的幽默。毛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急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这不容易。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毛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对我留苏学生讲话时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也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个字意。文章有意荡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鲁迅先生也曾有这样的用法：

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它。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父亲的病》

毛是很推崇鲁迅的，他深得其笔法。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幽默的谈吐，不慌不忙，说明他的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中共早期的领袖有此才，二战时的国际领袖也有此才，如丘吉尔就以幽默闻名。战后英国国会通过提案，拟塑一尊丘吉尔的铜像，置于公园。丘吉尔回绝道：“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会在我的头上拉屎，还是请免。”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毛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毛之后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也是幽默的。1978年10月邓访问日本，这是一次打破僵局、恢复邦交、学习先进的破冰之旅，任务很重。邓说，我来目的有三，一是互换条约，二是看看老朋友，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仙草”的。日本人听得笑了起来。他们给邓最好的接待，给他看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苦难出人才，时势造英雄，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我们常说，领袖也是人，但领袖必须是一个有个性、有魅力的真实的人，照葫芦画瓢是当不了领袖的。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看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一下就被它的开头几句所吸引：“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我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沿着山花烂漫的曲径小路，一步一步直到政治大山的深处。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与他们的不同是又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毛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我们先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这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郦道元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我们再看他在抗日时期的《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从此文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毛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我们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的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请看这一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这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但是典雅并没有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文章，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最好的典范。不管是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之前这样的人物不多，他之后这样的领袖也还没有出现。

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的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要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地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地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件假、大、空的语言多了，毛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他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和“党八股”的坏文风做斗争的。可惜他没有看到现在文风之江河日下，“假大空”之登峰造极，否则他会拍案大骂，或者会被活活气死的。功过与才艺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又是一个有错、有过的人物。这在官方已有党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文章方面说，毛也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他以大气魄写过许多好文章，但也写了气势不小的《炮打司令部》，发动了“文革”。他相信文章能指挥全党，调动天下。1959年，庐山会议时，“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败象已露，他仍大声宣布要亲自写一篇一万字的《人民公社万岁》。他辛辣幽默，痛斥反动与落后，但后来却以自己的错误来讽刺别的同志的正确，如挖苦反冒进的周恩来写不出“跃进”文章，说不愿加快合作化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他善用典故，却在庐山会议上借枚乘的《七发》来嘲笑反对“大跃进”的张闻天是发疟疾病，等等。这些都白纸黑字地给后人留下了话柄。历史很有意思，总是把一个大人物推到最高的位置，让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智，建功立业，却又给他权力，让他有条件去犯大错误。

毛的功过自有评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勿让功过掩盖了他的才艺，勿因情感好恶忽略了他的文章。比如他的书法，大多数人都能认同。因为书法更偏重于形式艺术，离内容较远。其实文章写作也是一门艺术，也有许多形式方面的规律和技巧。毛泽东是职业政治家，但是死后的毛泽东并不全靠政治吃饭。“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不像我们现在的许多干部，退休后一没有会开，就坐卧不宁，无所适从。其实这也不是个新问题，就是古代的皇帝、宰相（他们也是职业政治家）也分两种，有的人亡政息，有的死后还活在他的业余生活中或者艺术王国里。这与他们的政绩没有多大关系。如魏武帝的诗、李后主的词、宋徽宗的画，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艺术就是艺术。当年骆宾王曾起草了《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武则天看后鼻子都气歪了，但还是忍不住夸奖是好文章。文章的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名传后世，抗战时毛泽东还将它作了社论的标题。骆武之争，人们早已忘记，而这篇文章却成了檄文的样板。可见文章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只可惜常被政治所掩盖。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红尘过后，斯人远去，还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从中汲取一点营养，特别是注意补充一点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身在高位的人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打天下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2013年1月21日写毕，2月10日（正月初一）改定《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整版刊发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不是一般的文人或专业作家。他的文章源于他的政治生活。一般来讲，政治家的文章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巧妙地扬长避短，文章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毛之后有许多人学他，也写文章，还出书，但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可知历史有它自己的定位，万事有其理，文章本天成，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上能为政治美文的大家不多。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的文章观和伟人观。造就这种人大概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非凡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眼光；二是有严格的文章训练，特别是要有童子功的基础；三是能将政治转化为文学，有艺术的天赋。可见一个政治领袖的美文是时代铸就，天生其才。

毛泽东由于正当新旧时代之交，既有旧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思想。他一生处于战争和政治的旋涡中，形格势逼，以文章打天下，不得不搜尽平生所学，拿出十八般武艺，来应酬这复杂的局面。但正是这种实践造就了他文章的多样性。从大会的报告、讲话到新闻稿的消息、评论，及署名文章、电报、命令、公告、书信，直到祝词、祭文等等，无所不用。这在古今作家、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检点中国政治文库，贵为皇帝，只用诏书、批奏；权臣重相也只有些谏、表、书、奏之类；八大家文人也不过是些记、赋、辞、说。就是近现代的中外政治家也不过再加上演讲、报告。而毛泽东几乎用尽了中国古今文库中的所有文体，随手拈来，指东打西，挥洒自如。

什么是文章？广义的定义是：有内容的单篇的文字。就是说它只要能传达一定的信息，不是口头，是文字形式，就是文章。如很多应用文。但文章常指单篇的文字，太长了，分出许多章节就变成书本了。狭义定义是：表达思想内容并能产生美感的单篇的文字。这里就有了限制，就是说不只有内容，还得有美感。我们常说的文章其实是这个狭义的定义，如唐宋八大家文章。它不但传播一定的思想信息，还有美感，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所以我说，文章是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如公文类，属于前者，我们说，写通知、写命令、写决定等等，而不说写文章；散文、论文类属于后者，我们可以说写文章；新闻类是介乎二者之间，但是偏重应用类，属于消极修辞，主要是传播事实信息，我们说写消息、写通讯，或说写新闻，也不说写文章。而为新闻所配的评论是表达思想，并注意美感，所以称写文章。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用的文体大概分为四大类，或者说四种文章，即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和政论文章。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是狭义上的文章，真正意义上的文章。除以思想开导人，还要以情动人，以美感人。但是毛泽东才高八斗，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管哪一类，他都一律写成美文。下面我们一一分析他怎样写这些文章。一、毛泽东怎样写“讲话文章”1. 领袖的讲话是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讲话文章”是从讲话、谈话、演说而成的文章。之所以独立成题拿来分析，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讲话永远是工作的一部分，过去是，将来还是，是干部的必修课，不可回避；二是由讲话而生的文章比一开始就用笔写的文章另有一种味道，有独特的风格和规律；三是讲话文章在中国散文中是个新品种，诸子散文有谈话式，但还未形成完备的文章结构。到唐宋八大家、明清小品、梁启超等一路下来都是“写”文章，“说”文章的还没有。讲话、鼓动是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民主革命兴起后而大盛的。讲话而后又整理成文，携讲话之势，存讲话之风，又合文章规律，毛是集大成者，至今仍独占鳌头，毛之后无出其右。所以研究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指导现实角度都是有必要的。

讲话，向来是政治领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文章中的一种。一个一生没有精彩演说和讲话的领袖，就像一个跑龙套的演员。

毛泽东一生在各种大小会上有无数的讲话与报告，后来有不少形成了文字。在他的一至四卷《选集》和一至八卷《文集》（下同）中共收有约一百一十九篇。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作为“讲话文章”或“口头文章”，它是从讲话而来，而且是从一个始终在一线领导火热斗争的领袖口中而来，于是便有了它的唯一性。天下官员何多，讲话何多，官员印发自己的文章何多，但像毛这样的讲话风格进而成文的却不多。

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要主题鲜明，作者有鼓动家的本事，一席话就能使懦者勇，贪者廉，愚者悟，愤然图进；二要言语生动，作者有艺术家的本事，让人听得当场眉飞色舞，心花怒放。说到底就是思想性加艺术性。因为是面对面、现对现地交流，最考验讲演者的才华。既要肚子里有货，还要能临场发挥。

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型会议的报告，二是各种专门会议的讲话或即席发言。毛在大型会议上的报告（包括开、闭幕词）高屋建瓴，雍容大方，最见领袖风度。一般都是为阐述或解决某一个阶段性的关键课题，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制定目标，总结号召。其结论常为历史发展所验证，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如红军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湘赣边区二次决议）；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文化协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七大政治报告）；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于重庆谈判》（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第二类是毛在各种专门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话，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这不像前面那种大型、战略性的重要会议要做较长准备，仔细论证。它甚至是突然性、遭遇式的，所以总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且常有现场感，即使半个世纪后读来仍如在眼前，有一种促膝谈心、拈花指月的灵动之感。这更见毛的浪漫与风采。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还有出访苏联时对我留苏学生的谈话等等。

毛的一生几乎不停地开会、讲话。我们现在的大小官员也还是在不停地开会讲话。这里引出一个问题，讲话是干什么用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有两个手段，一是用嘴说，二是用手写，即语言和文字。说，又不只是简单地告诉，还有相互的讨论、交流、集中，这就是会议。所以会议成了工作的主要手段，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成了一个党派、政权，甚至一个时代的标志点、里程碑。世界上没有没有会议的运动，也没有没有会议的事业。于是讲话、报告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一门解析、鼓动、号召的学问，特别是成了政治家的专利。一场革命，一个大的群众实践活动，是靠一个个会议讨论、集中而推广开去的。而领袖在会议上的讲话则是这个团体和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履责、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革命者、改革者所面对的总是一堆难题、一块坚冰、一团乌云，要靠它的领袖集大众之思，聚胸中之气，口吐长虹，破冰扫云。古今中外之革命、改革，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不如此。像国外的华盛顿、丘吉尔、卡斯特罗，民国政治人物孙中山、胡适、冯玉祥等都是演说好手，甚至演说成瘾。过去我们把开国皇帝称为“马上天子”，意即亲自打仗开业。以后的太子们坐享其成，就大多无“马上”之能了。近现代的开国领袖则首先是“演说总统”，因为革命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动员。只可惜这个功能会在二代之后退化，我们现时的政坛一切讲话报告都成了念稿子。2. 领袖人物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腔调讲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念秘书的稿子。毛泽东的讲话有王者之气，灵动之美，语言风趣，警句迭出。

笔者在政界多年不知接待过多少来自上面的视察和下面的汇报，生动者不多，可笑者不少。一次我们举办一个小型内部工作展览，请领导视察。看罢，在小会议室坐下，上茶，静候指示。不料领导从上衣西服口袋里掏出两页讲话稿，照读了一遍，全场愕然。这讲稿一定是昨夜小楼又东风，秘书挑灯抄拼成。我百思不解，今日所看之事，怎能入得昨夜之稿？又某次到某省采访，听各方汇报工作，一二十个厅局长一律低头念稿。会议室内，唯闻念经之声，只少一个木鱼。我无奈，只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发言者抬头看着我的眼睛。然而抬头不到一秒钟，又低头看稿找字，其局促、羞涩之态仿佛是第一次相亲见人。后来我曾为此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这些干部怎么不会说话》。无论大小干部已不能、不会正常使用讲话这个文体、这个最基本的工作手段，可知全党已作风僵化、能力退化到多么可怕的程度。

讲话本来是一种交流，一个随机采集、同步加工的过程，是一种即席的创作。它必然伴随着一种活泼灵动的文风，而由此产生的文字也会是更鲜明更生动。好比树木的嫁接，美酒的勾兑，或者如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在无形的交融中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系、新的风格。应该说自有文章以来，口头文学就是书面文章不断更新复壮的源泉，从古老的诗经到宋元平话、明清小说，直到今天的手机“段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胡适曾说，真正的文学史要到民间去找，上了书的都已经变味。而能保证不让书面文字变味、变僵、变空、变假的只有口语。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就是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腔调讲出有思想、有个性的话，而不是念稿。就像毛泽东用湖南腔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邓小平用四川话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的领导全是念稿、背稿，甚至腔调也学播音员，几年也听不到一句自己的话。肢有残，可为帅；不能言，毋为政。中国古代有个孙膑，膑骨被剜，坐在车上打败了仇敌庞涓。美国出了一个著名的总统罗斯福，有点残疾，坐着轮椅照样在二战中领导美国战胜法西斯。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哑巴或播音员当领袖的。讲话实为领袖的第一素质，而许多著名的演说也作为文学名篇传之后世。如丘吉尔的《就职演说》、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等。

毛泽东作为领袖，起码在讲话方面是称职的（当然他还有政治、军事、文学等等更多方面的成就），他有实践，有创造，把讲话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有自己的个性。

首先，他的讲话有王者之气，舍我其谁，气壮山河，是宋玉说的大王之风。不像有的领导一上台就紧张，一念稿子就出汗。你看，他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真是气贯长虹。他到重庆谈判，讲了四十多天的话，会上讲，会下讲，与各种人谈。山城特务如林，暗夜如磐。戴笠甚至制定了以“便于随时咨询政务”为名扣留毛的计划。但毛的王者之气，潇洒之风，借他的讲话之声扫开了雾城的阴霾，朋友欢呼，敌顽止步，他胜利归来。

再者，他的讲话有灵动之美。尖锐，敏感，善交流，不木讷，不怯场，能始终把握现场，牵引听众。中国有句古话叫“扶不起的天子”，不是给你个位置你就会演戏。位高之人讲话常犯两个毛病，要不底气不足，声音发抖；要不爱装个样子，拿腔拿调，失去真我。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毛本来就是中国革命这个大舞台的总导演兼主角，何惧一场演说、一次谈话？相反，讲话、演说正是他与这个大舞台的有机组成部分。你看他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全场鼓掌）

1954年他出访苏联，谈判紧张，难以抽身，但我留学生求见心切，在礼堂一直等了七个小时，不见不走。毛从外事现场赶来，发表了热情、风趣、理性的即席讲话。至今还传为美谈。这是真领袖，有魅力。

第三，言语通俗，善用修辞，讲话不但好懂，又很风趣。毛虽是大知识分子，但不是经院派，始终和农民、工人、战士、干部厮磨滚爬在一起，他上接孔孟，下连工农，已做到集那个时代语言之大成。王明、康生由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归来，他在延安的欢迎会上说，今天是喜从天降，我们在这里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有武装的和文化的两支队伍，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队伍，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队伍。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他说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是两千年前的人民意见，现在我们更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9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现在技术革命是革愚蠢无知的命，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现在打仗，飞机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不行。你看，说昆仑山下来神仙，是从《封神演义》而来；由朱总司令风趣地过渡到鲁总司令；由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现在的双百方针；说到要用高级知识分子，就高到一万八千米的高空。1939年他在延安讲：“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比喻、对称、拈连、借代、反差等修辞格熟练地运用，大幅度地时空调动，自然趣味横生。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报告、讲话，总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得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结论，许多警句广为流传。一首歌好听不好听，看它是不是能流传开来，能流传多少年；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好不好，看这其中的句子能不能让人记住，让人引用，能存在多少年。好的句子是思想的结晶，是文章的名片，是文章传播的商标，能提升文章的品位和知名度。毛的讲话是一个领袖在指导工作，不是一个官员在应付，更不是一个小学生在背书。他的许多讲话、报告就是他对时局、对某个理论的研究成果。即使延安窑洞里那样艰苦的条件，那样紧张地战斗，他还是坚持读书、写作，认真准备讲稿。奠定了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论持久战》，就是毛1938年五六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而即使是在一个普通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也能谈及人生观、生死观，产生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名言。出访在外，接见留学生的即席谈话也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样的名言。这是真正的政治家、学问家的讲演，他胸有成竹，词从口出，既无政客式的作秀也没有刻意去附庸什么风雅。虽然，许多现场讲话在后来发表时做了一些修改，但那种轻松、自然、活泼、灵动的风格却留存下来，这是一种内功，单从字面上是永远学不来的。

现在收入《选集》《文集》中的约一百一十九篇“讲话文章”无不体现了毛的这种风格。对一个干部来讲，会讲话是能力的表现；对一个领袖来讲，会讲话是领导力的表现。而全党上下讲真话、讲新话，不讲空话、套话，则是党的生命力的表现。二、毛泽东怎样写公文文章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因为这是具体事务，通常由公务人员来做。在封建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后来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这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曾为徐幕僚，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曌檄》的骆宾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总之，这些公文之类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依马草军书，撒豆成兵。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军情、政情所迫；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第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亲自动手，不要人代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毛的公文文章是领袖水平，不是秘书水平。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现收入四卷《选集》和五卷《文集》中的共约三百四十八篇。毛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人民的公仆，况且所干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四百零八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甚至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毛泽东四月七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陈伯达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毛泽东六月四日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不该是大人物去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第一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语言专家季羡林先生也常说不要羞于查字典。真是大声希音，深水不波。而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肯亲为公文，却又爱寻词觅句，去做作秀文章。

第二，公文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直接办公，要想一想是给谁看。必须准确、平实，禁用空话、套话。

公文属应用文、实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直接办公。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一针见血，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建国初期，百废俱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代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的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以毛草拟的这份电报为例：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

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

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其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

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

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

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八、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全文九百多个字，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遇到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不要以为准确、平实是起码、简单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而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正如真人难做。官场的通病是官一当大、当久了就有架子。这“架子”一是为掩饰自己的空虚、低能；二是有意形成一个框子、套子，既能套住别人，自己又可偷懒。无论一个团体、政党还是政府，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领导者是最好驾驭的，但这个团体、政党、政府也就老了。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话，写文章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安整风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党老则僵，政老则虚，师老兵疲，文走形式，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

第三，文章、文件尽量要短。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在《反对党八股》中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现在是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写。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说的长文之风，现在已是见怪不怪。一个不管什么活动的通知，也要“指导思想”“宗旨”“目的”“内容”“组织领导”等等，一段一段地套。好像长江大桥，前后引桥很长，而就是一步可跨的小河，也要修这么长的引桥。文风日下，文字日长！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八百字；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七百多个字。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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