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名家小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四特”教育系列丛书》编委会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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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教育名家小传试读：

前言

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在学校里接受计划性的指导，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学校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着个人社会化的水平和性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学校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四特教育系列丛书”以“特定对象、特别对待、特殊方法、特例分析”为宗旨，立足学校教育与管理，理论结合实践，集多位教育界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校长、老师们的教育成果与经验于一体，围绕困扰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的教育难题，集思广益，多方借鉴，力求全面彻底解决。

本辑为“四特教育系列丛书”之《在故事中升华经典》。

这是一部写给老师的书，因为故事中蕴含着慈爱、和谐、人性的教育方式；这也是一部写给学生的书，因为故事中洒满老师们对学生的温暖、感动、爱意、执着、顽强与刚毅……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是塑造人心智的高超艺术。对于教育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本书中的观点能给人以许多启示。本书还汇集了众多著名教育学家、知名教师的经典教育文论，共同领略著名专家学术研究风范，引领我们进入教改理论与实践前沿，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把握创新教学理念脉搏，感悟前瞻性的教学思想。

教育，润物无声，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教育的这种智慧，这种境界，这种追求，虽然无声无形，但却有踪迹可寻。在教育实践中，那一个个平凡却并不平淡的片段，或呈现出教师解决问题的教育智慧；或记录着教师走出困惑的教学经历；或展现出教师奉献爱心的热忱。回顾那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教育实践，既是一个沉淀的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

本辑共2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1.《师生情难忘》

如果我们的人生有一段华美的乐章，那一定来自老师教给我们的7个音符！一天天，一年年，我们在校园里茁壮成长。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然后进入社会大舞台搏击人生。老师谆谆教诲的深情，是我们前行的灯火，给我们温暖、力量和信念……本书选录了100篇发生在师生之间的真情故事。

这些平凡而真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沉思，让我们回忆，让我们心怀敬意和感激……

2.《记忆深处》

翩翩红叶，徐徐飘落，总不忘留给土地柔软与肥沃；涓涓泉水，潺潺流淌，总不忘带给岸边甘甜与欢歌。享受“师生”情，奉献真诚心！让我们把握这份情，让心灵浸润在肥沃的土壤，开出绚烂的花朵；让我们紧守这份爱，让生命谱写圣洁的乐曲，唱出青春的赞歌。

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是谁为我们点燃了一盏最明亮的灯；在荆棘的人生旅途中，是谁甘做引路人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是您，老师，把雨露洒遍大地，把幼苗辛勤哺育！无论记忆多么久远，每当想起老师，依然激情难耐；每当面对熟悉的老师，那一瞬间，那一件小事……总是激起我们对老师久蓄于心的感激……

3.《成长足迹》

这是发生在校园里的平凡而又感人至深的师生故事。因为爱，所以在教育的天空下，才会发生这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也是对教育生命的审问、感怀和确认。这是一部写给老师的书，因为故事中蕴含着慈爱、和谐、人性的教育方式；这也是一部写给学生的书，因为故事中洒满老师们对学生的温暖、感动、爱意、执着、顽强与刚毅……

4.《悸动的心灵》

追忆往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发现自己最难忘的某一个瞬间，其实也就像重新获得一种生存的意义一样美妙。这些教育故事也许并不是教育的解决之道，但却是对教育生命的审问、感怀和确认。也许我们更应该在教育中活出自己，也许我们既活在未来更活在无限的过去，在这些纷繁复杂却又素朴平凡的场景中，有最乐意的付出，有泪水和智慧，更有目日夜夜用心抒写因而温润无比的爱。

5.《春暖花开》

教育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执著并献身于教育，不仅需要大步向前，也需要回头反思。回顾那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教育实践，既是一个沉淀的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走进本书，这里全是暖暖的爱。

6.《孩子的微笑》

教育，润物无声，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教育的这种智慧，这种境界，这种追求，虽然无声无形，但却有踪迹可寻。在教育实践中，那一个个平凡却并不平淡的片段，或呈现出教师解决问题的教育智慧；或记录着教师走出困惑的教学经历；或展现出教师奉献爱心的热忱。

7.《故事里的教育智慧》

本书主要关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中家长与孩子、教师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故事，它的特色是小故事蕴含大道理。其宗旨是：讲述真实的教育故事，研究深切的教育问题，创生新锐的教育思想，激活精彩的教育行动。其风格是：直面真实，创新为本和故事体裁。

8.《难忘的教育经典故事》

根据家长、教师和孩子的困惑，用各种形式的教育故事讲述一些很明白的道理，引导人用智慧的手段促进人的成长。这些故事或来自国外的或来自一线教学的实践，对于教育类人群均具有启发性。一个个使教师深思的小故事，一个个让学生向善的小故事，让我们教师真正领会生命教育的内涵。从现在开始关注生命的成长，关注人类的发展，关注社会的进步。

9.《中国教育名家印记》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数不清的教育大家，手擎着大旗，浓书着历史，描绘着蓝图，才有了今日教育的巨大进步。他们站在教育的殿堂里，发出的宏音，留下的足印，历史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

本书编者放眼中国教育进程，遴选出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内近百位教育名家，对其生平、教育思想、学术成果等进行介绍评说。

10.《外国教育名家小传》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数不清的教育大家，手擎着大旗，浓书着历史，描绘着蓝图，才有了今日教育的巨大进步。他们站在教育的殿堂里，发出的宏音，留下的足印，历史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

本书编者放眼人类教育进程，遴选出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近百位世界教育名家，对其生平、教育思想、学术成果等进行介绍评说。

11.《随手写教育》

什么是良好的教育？教育是诗性的事业？性教育何去何从？是否应该把儿童世界还给儿童？假设陈景润晚生40年……本书汇聚了中国最佳教育随笔，对于和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问题都有所畅谈，对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都有所裨益。

12.《我心思教育》

本书涉及到了教育学众多的重要领域和主题，包括教育的真义、教育的价值、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课程与教学、道德教育、师生关系、教师的学习与成长等等。它力图用感性的文字表达理性的思考，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多彩的教育世界，以真挚的情感讴歌人类之爱，以满腔的热情高扬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13.《教育新思维》

本书站在教育思想的前沿，以既解放思想又科学审慎的态度，兼用独特的视角，论述了近年的教育理论新说，涉及“教育呼唤‘以人为本”’、“公民教育”、“素质教育新解读”、“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创新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家办学”等热门话题。这些文章，不避偏，不畏难，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反思教育行为误区，无不闪烁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对于渴望提升自身理论素养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14.《名家名师谈教育》

本书使读者在学习和掌握教育理论的同时，领略到文章的理趣、情趣和文趣，既有助于深厚教师的文化底蕴，又有助于帮助广大教师确立对于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既有助于培养和激发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理论兴趣，又能帮助教师生成教育的智慧和提升广大读者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柔情。

15.《世界眼光看教育》

本书荟萃了多位世界级教育思想巨擘的主要思想。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茨基的文化一历史理论、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加德纳的多元智能一直到诺丁斯的关怀教育思想等等，现当代世界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准确而完整。

本书既有思想评介，又有论著摘录，无论教育研究人员还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均可非常便捷而精准地从中获得思想大师们的生动启迪，加深对当代教育发展特质的深切理解，是教育、教研、教学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必备工具书。

16.《大师眼中的教育》

这不是一本以教育专家的身份、眼光、学养来谈教育的书。本书各篇文章提供了许多新史实、新观点，为我国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工作者长期以来对某些历史人物评价的思维定势提供了新的清醒剂。

17.《教育箴言》

名人名言是前入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智慧结晶。阅读它，不仅能丰富知识，陶冶情操。更能为我们的人生之路指引方向。该书着重论述三方面的内容：教育——造福人类的千秋伟业；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育人的典范；师德——塑造教师灵魂的法宝。

18.《百家教育讲坛》

这是一本兼具思想性、可读性和经典价值的教育智慧读本。书中介绍了孔子、卢梭、爱因斯坦、康德、梁启超、杜威、蔡元培、叶圣陶等几十位古今中外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关于教育的精彩论述，集中回答了教育的本质、教学的艺术、知识之美、教师的职业生活、儿童的成长等问题。探幽析微，居高声远，让我们直窥教育本原之堂奥。归真返璞，正本清源，你会发现，教育，原来可以如此朴素而美好。

19.《名师真经》

本书从专家心理学研究出发，以新教师到专家教师这一成长过程为线索，剖析了教师在专业化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与阶段性特征，动态性是展现了教师成长的内在原因与实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新教师成为专家教师的系列化教学理念、观点与方法，这有助于教育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深入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在观念层面上树立科学的教师人才观，以制定行之有效的教师培养方法与措施。

20.《师道尊严》

本书意在激励教师以站着的方式获得成功。全书讲述了站着成长的精神、站着成长的思想、站着成长的基础、站着成长的学问和站着成长的行动。

全书力求字字诉说教师成长之心声，篇篇探寻教师优秀之根本，章章开启教师幸福之道路。

由于时间、经验的关系，本书在编写等方面，必定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衷心希望各界读者、一线教师及教育界人士批评指正。编者

柏拉图

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另有其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经济学图表等。柏拉图也记录了苏格拉底的一些话，为苏格拉底的名言，警示后人。

柏拉图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写下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并且在雅典创办了著名的学院。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如同许多古老的文献，柏拉图留下的文集残缺不全、而且依然存在争议。他记载的苏格拉底对话录成为后人研究他们思想的主要来源，但许多内容其实记载的是柏拉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苏格拉底的原意。

一般推测柏拉图出生的年份应该是在公元前427年或前428年的5月或12月（如同其他早期的西方哲学家，他的出生日期也依然未知）。柏拉图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阿里斯通、母亲是克里提俄涅，他在家中排行老四。他的家庭宣称是古雅典国王的后代，他也是当时雅典知名的政治家柯里西亚的侄子，不过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仍有争议。依据后来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柏拉图的原名为亚里斯多克勒斯，后来因为他强壮的身躯而被称为柏拉图。但第欧根尼也提起了其他的说法，柏拉图这个名字也可能是来自他流畅宽广的口才、或因为他拥有宽广的前额。由于柏拉图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其他才华，古希腊人还称赞他为阿波罗之子，并称在柏拉图还是婴儿的时候曾有蜜蜂停留在他的嘴唇上，才会使他口才如此甜蜜流畅。

柏拉图起初打算继承家族传统而从政，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民主制失利，随即“三十僭主”上台执政。“三十僭主”转而又被新的代议制政府取代。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柏拉图对现存的政体完全失望，于是开始游遍意大利、西西里岛、埃及、昔兰尼等地以寻求知识。据说他在四十岁时，约公元前387年结束旅行返回雅典，并在雅典城外西北角创立了自己的学校—柏拉图学院，这所学院成为西方文明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之一，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也因此而得名，也是中世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学院的名字与学院的地址有关，坐落于一处曾为希腊传奇英雄阿卡得摩斯住所的土地上，因而以此命名。学院存在了900多年，直到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关闭为止。学院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较大，课程设置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课题，包括了算术、几何学、天文学以及声学。学院培养出了许多知识分子，其中最杰出的是亚里士多德。

除了荷马之外，柏拉图也受到许多在那之前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了毕达哥拉斯所提出的“和谐”概念，以及阿那克萨戈拉教导苏格拉底应该将心灵或理性作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根据；巴门尼德提出的连结所有事物的理论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于灵魂的概念。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并将它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认为任何一种哲学要能具有普遍性，必须包括一个关于自然和宇宙的学说在内。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柏拉图认为，我们对那些变换的、流动的事物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对它们只有意见或看法，我们唯一能够真正了解的，只有那些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理智来了解的“形式”或者“理念”。因此柏拉图认为，知识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不可能有错误的知识。但是意见是有可能错误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理念论：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柏拉图利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我们的大自然比起鲜明的理性世界来说，是黑暗而单调的。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但是另一方面，柏拉图把太阳比作正义和真理，强调我们所看见的阳光只是太阳的“形式”，而不是实质；正如真正的哲学道理、正义一样，是只可见其外在表现，而其实质是不可言说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公民划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卫国者是少部分管理国家的精英。他们可以被继承，但是其他阶级的优秀儿童也可以被培养成卫国者，而卫国者中的后代也有可能被降到普通人民的阶级。卫国者的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为达到该目的柏拉图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政府可以在为了公众利益时撒谎。每一个人应该去做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应该打扰到别人。在今天看来，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是一个可怕的极权主义国家。但是“理想国其实是用正确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科学家的观点”，柏拉图本人并没有试图实现理想国中的国家机器。

柏拉图在《律法》则指出，“宪法国家”是仅次于理想国的最好的国家。他在该书中同样指出，妇女和男人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和训练。

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部门。他认为：“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可以靠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来研究，而不去管天上的星界。”柏拉图认为宇宙开头是没有区别的一片混沌。这片混沌的开辟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的活动的结果。依照柏拉图的说法，宇宙由混沌变得秩序井然，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造物主为世界制定了一个理性方案；关于这个方案付诸实施的机械过程，则是一种想当然的自然事件。

柏拉图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设想宇宙开头有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的一半，另一种是等边三角形的一半。从这些三角形就合理地产生出四种正多面体，这就组成四种元素的微粒。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球，因为圆球是对称和完善的，球面上的任何一点都是一样。宇宙也是活的，运动的，有一个灵魂充溢全部空间。宇宙的运动是一种环行运动，因为圆周运动是最完善的，不需要手或脚来推动。四大元素中每一种元素在宇宙内的数量是这样的：火对气的比例等于气对水的比例和水对土的比例。万物都可以用一个数目来定名，这个数目就是表现它们所含元素的比例。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国家规模适中，以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为度。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劳动分工，因而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3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3种品性。治国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3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在这样的国家中，治国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义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国家。治国者和武士没有私产和家庭，因为私产和家庭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劳动者也绝不允许拥有奢华的物品。理想国还很重视教育，因为国民素质与品德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好坏。柏拉图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就把所有10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受到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改变。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要经严格选择，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们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因为它们会毒害青年的心灵。柏拉图自称这是“第一等好”的理想国，其他的政体都是这一理想政体的蜕变。理想政体由于婚配的不善引起3个等级的混杂，导致争斗，军人政体随之兴起。军人政体中，；少数握有权势者聚敛财富，；形成寡头政体。贫富矛盾的尖锐化导致民众的革命，产生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发展到极端时又会被僭主政体所取代。《政治家篇》约作于柏拉图后两次去叙拉古之间（公元前367～前361），这是他在叙拉古的政治实践受到挫折，思想发生变化的时期。《政治家篇》主旨是讨论真政治家及政治的定义。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提出了政治中道、混合的概念；首次明确论述了法律的作用并以法律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他认为，真政治家（哲学王）无需用法律统治，但现实中真政治家极为罕见，即使有真政治家，法律也还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政治不仅是一种艺术，亦是一门科学。法律对于政治家，犹如教练和医生的训练方案和处方一样，法律虽然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却是必要的。

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12卷的《法律篇》中，设计了他的“第二等好”的城邦，包括地理环境、疆域大小、人口规模与来源、国家经济生活、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法律等细则。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第二等好的城邦与《理想国》中的正义之邦相比，在具体措施上有很大区别。主要有：政治制度由哲学王执政的贤人政体转为混合政体，以防止个人专权。《理想国》主张统治者实行公产、公妻、公餐、公育制，《法律篇》则恢复了私有财产和家庭。《理想国》中划分公民等级是依照其先天禀赋的优劣，而《法律篇》则是按照后天财产的多寡。

柏拉图还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的学前教育思想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人。柏拉图中年开始从事教育研究活动。他从理念先于物质而存在的哲学思想出发，在其教育体系中强调理性的锻炼。他要求3～6岁的儿童都要受到保姆的监护，会集在村庄的神庙里，进行游戏、听故事和童话。柏拉图认为这些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7岁以后，儿童就要开始学习军人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包括读、写、算、骑马、投枪、射箭等等。从20～30岁，那些对抽象思维表现特殊兴趣的学生就要继续深造，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与和声学等学科，以锻炼他的思考能力，使他开始探索宇宙的奥妙。柏拉图指出了每门学科对于发展抽象思维的意义。他主张未来的统治者在30岁以后，要进一步学习辩证法，以洞察理念世界。经过5年后，他就可以成为统治国家的哲学王了。

柏拉图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由天赋而来，它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因此知识不是对世界物质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教学目的是为了恢复人的固有知识。教学过程即是“回忆”理念的过程。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经过反省和思维，再现出灵魂中固有的理念知识。就此而言，柏拉图的教学认识是一种先验论。

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0-3岁的幼儿在育儿所里受到照顾。3-6岁的儿童在游乐场内进行故事、游戏、唱歌等活动。6岁以后，儿童进入初等学校接受初级课程。在教学内容上，柏拉图接受了雅典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的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为儿童安排了简单的读、写、算、唱歌一系列活动，同时还十分重视体操等体育训练项目。17-20岁的青年升入国立的“埃弗比”接受军事教育，并结合军事需要学习文化科目，主要有算术、几何、天文、音乐。20-30岁，经过严格挑选，进行10年科学教育，着重发展青年的思维能力，继续学习“四科”，懂得自然科学间的联系。30岁以后，经过进一步挑选，学习5年，主要研究哲学等。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根据其教学目的，柏氏吸收和发展了智者的“三艺”及斯巴达的军事体育课程，也总结了雅典的教学实践经验，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后便成了古希腊课程体系的主干和导源，支配了欧洲的中等与高等教育达1500年之久。

柏拉图认为，每门学科均有其独特的功能，凡有所学，皆会促成性格的发展。在17岁之前，广泛而全面的学科内容是为了培养公民的一般素养，而对于未来的哲学家来讲，前面所述的各门学科都是学习辩证法必不可少的知识准备。文法和修辞是研究哲学的基础；算术是为了锻炼人的分析与思考能力：学习几何、天文，对于航海、行军作战、观测气候、探索宇宙十分重要；学习音乐则是为了培养军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他还很重视选择和净化各种教材，如语言、故事、神话、史诗等，使其符合道德要求，以促进儿童心智之发展。

就教学方法而言，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把回忆已有知识的过程视为一种教学和启发的过程。他反对用强制性手段灌输知识，提倡通过问答形式，提出问题，揭露矛盾，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判断，最后得出结论。

理性训练是柏拉图教学思想的主要特色。在教学过程中雅典学派，柏拉图始终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最终目标的。在《理想国》中，他多次使用了“反思”（reflection）和“沉思”（contemplation）两词，认为关于理性的知识唯有凭借反思、沉思才能真正融会贯通，达到举一反三。感觉的作用只限于现象的理解，并不能成为获得理念的工具。因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心思凝聚，学思结合，从一个理念到达另一个理念，并最终归结为理念。教师要善于点悟、启发、诱导学生进入这种境界，使他们在“苦思冥想”后“顿开茅塞”，喜获“理性之乐”。这与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柏拉图的教学思想几乎涉及到教学领域中的所有重要方法。他第一个确定了心理学的基本划分，并使之与教学密切联系起来。他继承并发展了斯巴达的依据年龄特征划分教学阶段的教学理论，在教学的具体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上则更多地总结与采用了雅典的经验，提出了全面、和谐发展的课程体系。他十分注重在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强调探讨事物的本质，这些都给了后世教育家们以巨大的影响和启迪。

但是，柏拉图夸大了理性发展在教学中的意义。他主张的通过回忆和沉思冥想以致知的教学过程，反映了其对掌握知识理解中的唯心主义倾向。特别是他把理性绝对化、孤立化，使感觉和理性之间对立起来的思想，以致成了中世纪经院派教条主义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础。他有一句名言：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

在他的奴隶主教育学体系中，体育占有重要的地位。柏拉图对妇女体育也很重视。他认为：“做女孩的应该练习各种跳舞和角力；结婚以后，便要参加战斗演习、行营布阵和使用武器……因为一旦当所有的军队出动去打敌人的时候，她们就能保卫儿童和城市”（《柏拉图论教育》）。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几乎涉及到当时体育的各个方面。他认为，体育应包括教育手段和健康术。他对当时雅典出现的竞技主义和竞技职业化倾向曾给予猛烈的抨击，同时也批评市民轻视体育的思想和态度。他主张心身和谐发展，强调“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柏拉图丰富的体育思想对后世体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容闳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

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

这样一晃又是6年。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3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他等什么呢？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武训

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天，山东堂邑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年轻乞丐。这个乞丐时而唱着乞讨的段子，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由于表演技艺不怎么娴熟，引得众人一阵阵哄笑。而他丝毫不以为意，用沙哑的嗓子唱道：“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旁观众人中有识得此丐的，纷纷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不是洪七公这样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这个平凡的乞丐，却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为，名垂青史而为后人称扬。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武训的事迹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而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后，因他而起的那一场狂卷中国知识界的暴风骤雨，更会令人感叹历史风云的诡谲无常。

武训是清末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原本没有正式名字，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以示朝廷对他创办义学来训导贫苦学生的支持和鼓励。

武七自小家境贫苦，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然而在当时，就武七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

14岁后，武七多次到大户人家当佣工，经常受到欺侮。辛辛苦苦干完三年，到了领工钱的时候，大户人家伪造了一本假帐，欺武七不识字，谎称所有工钱早已支度完毕。武七据理争辩，却被诬为“讹赖”，并遭到家丁的毒打。气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场，在破庙里一连三天不食不语。思量之余，武七方悟以往受尽欺辱，皆因吃了不识字的亏。他又想，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

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标，武七便以贯穿其一生的苦行和执着来实现这个目标。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就是民间殷实人家集资兴办。以赤贫之身而兴义学之举，旷古未闻，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乞丐，不图名，不为利，抱有这样的大志，固然值得佩服，然而，这个志向对他来说是不是过于“远大”？可以实现么？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这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光绪十六年（1890），武七与寺院合作，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陶行知

虽有人质疑武训受赏黄马褂一事的真伪，但武训为朝廷隆重嘉奖、为时人称颂却是不争的事实。清王朝当时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这使得武训和他的事迹倍受当世瞩目。根据《清史稿》宣统本纪的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

所有武训生前事迹，除了国史馆已奉令为之立传外，梁启超先生还专门为他撰写了十分精彩的《兴学节略》，以资表扬。梁文中说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

文中最后总结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梁启超乃当时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又是知识界泰斗，在他的倡导下，武训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瞩目。张默生《异行传》里也专有义丐武训一节，宣传他的事迹。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

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据解放后当地曾见过武训的老人们都说这座雕塑像酷似武训本人，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武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赞誉，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人物，陶行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赞颂，或题辞纪念，或为以武训为名的义学捐款。

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社会名流纷纷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方式，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了纪念会。两次纪念活动前后呼应。对于推广武训精神，发展民众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当时武训的兴学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后来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

同月6日，《新华月报》发表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纪念武训的文章。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总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即1951年《武训传》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届政权，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在清王朝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甚至在汪伪政权控制的敌占区里，武训都是正面的、被赞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当时学习武训精神蔚然成风。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武训，这是因为武训精神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旧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从这个方面来说，武训是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尽管他是个文盲加乞丐，他的独醒和先觉在有知识的人看来，也许过于质朴和简单。

本质上，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其兴学活动多少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尽管任何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最终免不了被颠覆被否定的命运，但从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来看，改良主义无疑是最优选择，只可惜中国屡屡与之失之交臂。武训对社会底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仁者爱人”的传统。

当时没有人会把武训精神狭隘的理解为只有行乞来办学才是武训精神的真谛。事实上，人们把当时一切对教育有所助益的义举和做为都称赞为具有武训精神的行为，并把那些竭尽全力推动民族教育的人称为武训式的人物。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原名陶文浚，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小名和尚。

陶行知小的时候，因家道中落，曾中秀才的父亲无力供他读书，但小行知自幼聪颖过人，被一个童蒙馆老师方庶咸发现，愿意免收学费为他启蒙。

陶行知七八岁时，其父携其到休宁万安镇谋生，外祖母喜其颖慧，决意着力培养陶行知，先伴读于蒙馆，后师从当地一个著名儒者、前清贡生王藻攻读四书五经，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

由于当时西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渗透到了中国农村，陶行知的父亲成为基督教内地会歙县的一个会员，其母得以在当地的一个教堂找到了一个帮佣的差事。这时，从外祖母家失学归来的陶行知经常去教堂看望母亲，幸运的他被传教士英国人唐进贤慧眼看中，由于唐是崇一学堂校长，他主动邀请陶行知免费入学该学校。这一人生机遇，改变了陶行知一生的轨迹。这一年，他刚满15岁。

在崇一学堂里，陶行知初步接触到了西方文化，打下较好的英文基础。但他并不信奉基督教，而是醉心于白（居易）、杜（甫），这对他后来善写白话诗和养成深沉的忧国情怀影响甚深。他在该校宿舍墙壁上铭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宏伟志向。由于旧学根底好，又聪慧过人，陶行知仅用两年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课程。

1908年，对医学救国抱有兴趣的他考入广济医学堂，但仅仅入学半年即退学，原因是该学校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不同的待遇，年轻的陶行知不肯牺牲自己的人格而就范。退学后半年，没有出路的陶行知再次幸运地遇到唐进贤，得其帮助，陶行知1910年考入南京汇文学院预科就读。同年秋，该校与宏育书院合并，组成金陵大学，因此，陶行知得以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学习。在大学里，他服膺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理念，自己改名陶知行。

陶行知在金陵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意识蓬勃发展。思想活跃的陶行知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发现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只有英文版，受众窄隘，他认为，没有中文版的《金陵光》，“金陵”的光芒是不能全部放射出来的。于是，他立即行动起来，一方面积极为《金陵光》的英文版撰稿，一方面积极组织同学协助校方筹划创刊《金陵光》的中文版。在他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金陵光》中文版终于在1913年2月问世，他为该刊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署名文章《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同年9月，他担任了该刊中文版主笔。

在大学表现活跃的陶行知学习勤奋，各科成绩优异，热心帮助同学，赢得了师生的广泛赞誉，更得到校长美国人包文的器重。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任江苏教育厅厅长的黄炎培先生应邀出席毕业典礼，他亲自为陶行知颁发了毕业文凭。因了这个因缘，当32年后，陶行知积劳成疾逝世时，黄先生曾有“秀绝金陵第一声”之悼亡诗。陶行知在典礼上用英文宣读了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该文阐述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精髓：“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同时他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直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初步窥见陶行知以后把推广、普及教育作为他终生志业的根苗。

由于卓越的学业和正直高尚的品德，校长包文推荐并部分资助陶行知赴美求学。抱着“十扣柴门一扇开”希望的陶行知终于筹足了旅费，1914年秋负笈重洋。陶行知先到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市政，但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志业是通过教育实现造福中国共和的理想。为此，一年以后陶行知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15年9月，陶行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这里有教育哲学的重镇杜威博士和孟禄博士。陶行知师从孟禄，私淑杜威，他研修了杜威的名著《学校与社会》、《进步社会的教育》、《明日之学校》与《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社会教育的思想深深切中了陶行知。后来他回国从事乡村教育的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即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中国创造性发展版本。

1917年夏，陶行知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并没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26岁的他怀着“要使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的崇高理想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开始他艰辛的平民教育实践之路。

1917年9月，陶行知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次年5月即受聘该校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在这段教育经历中，他发现中国的教育方法陈腐落后，沿袭着灌输的旧教育方式，“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家，学校好像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工厂。”掌握了先进教育理念的陶行知当然不满意于这种扼杀学生创造力和进取心的教育方式，他要引导教学的改革，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新教育论文，诸如《教学合一》、《教育与科学方法》等。在他的努力下，南高师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的“教授法”向新式“教学法”的转变，而陶行知也初步完成了他“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论准备，这成为他后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陶行知的理想决不只是把他的教学理论囿于区区一个校园，他要做的是把他的教学法推广到全社会，让整个中国人民都受益。从1920年起，他首创暑期学校，经过初步的成功试验以后，他利用暑期学校大量招收社会上准备报考大学的男女高中毕业生，参加暑期学习，而教师则除本校教师外，还广泛聘请社会名流讲授，方法灵活，视野开阔，思想先进。这一活动的成功举办，为普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1年夏，经陶行知等人的努力和奔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东南大学，陶行知被聘为东南大学教授，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孟禄来华考察，陶行知全程陪同，历时4个月，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累积了一手有关中国教育状况的统计材料。这为陶行知扩展他教育实践的空间进一步提供了学术依据。

1922年，陶行知受聘担任由蔡元培、马叙伦等知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由于该社总部在北京，1923年8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务、教职，举家北迁。

1923年，他联合北大教授朱经农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这部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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