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精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C.赖特·米尔斯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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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精英试读：

普通人的权力受到其日常生活世界的制约，甚至在工作、家庭和邻里方面，他们也常常似乎被自己理解不了但无法驾驭的力量所驱使。“巨变”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可是却依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观点。现代社会的特有架构不是从自身，而是从各个层面去设计人生，这些变化现在压迫着大众社会的男男女女，因此他们感到在一个自身毫无权力的时代茫然无措。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普通人。随着信息和权力手段的集中，一些人占据了美国社会俯视众生的职位，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自己的决策，可以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并非由其工作塑造；他们让成千上万的人就业或失业；他们不受一般家庭责任的限制；他们甚至可以逃避责任。他们可能住在酒店和豪宅，但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他们不必仅仅“满足日常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创造这些需求，而且迫使他人满足这些需求。无论他们是否信奉自己的权力，在权力技巧和权力政治上，他们的经验远超普罗大众。他们是伯克哈特所说的“大人物”，大多数美国人或许会这样形容他们的精英：“他们与我们迥然不同。”

权力精英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他们的地位使其能够超越普通人所处的一般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与他们所占据的关键职位相比，他们是否做出这些决策并不那么重要：行动未遂，或决策失败，其本身就比他们决策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掌控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组织机构。他们支配着大公司，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指挥着军队，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战略要津。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享有的权利、财富和名望的各种有效手段。

权力精英不是千篇一律的统治者，谋士、顾问、发言人和意见领袖往往是他们更高层次构想和决策的引领者。紧挨着权力精英之下的是权力中层的职业政客，他们分布在议会、施压团体以及地方政府的新旧上流阶层中。我们将以奇特的方式探讨那些混迹于权力中层的社会名流，他们靠频频亮相谋生。就算这些名流不处在任何主流阶层的首脑位置，他们也常常确实有力量去分散公众的注意力，在大众面前危言耸听，或者更直接地为掌权者出谋划策。这些名流与顾问或多或少并非他人的附庸，而算得上是独立的，如道德批评家和专业人士、上帝的代言人，以及大众情感的创造者，他们是上演的精英剧中舞台布景的一部分。不过，这出剧本身是围绕着等级制度的主角们上演的。1

关于精英本质和权力的真相，并不是当事人知道却不愿说的秘密。这些人对自己在事件和决策因果关联中的角色持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他们往往不确定自己的角色。不管他们的实际权力有多大，与其他人在使用权力时的执着和认真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忽视它。此外，大多数美国精英擅长公共关系辞令，有时甚至在独处时也在不断使用，并进而逐步相信它。为了理解上流社会，精英的个人意识是几个因素中唯一必须要考察的。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存在精英，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这个观点是基于精英对自己的认知，或至少是凭借公众的认知而下的断言。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有些人认为，尽管是模糊地认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紧密又强大的精英阶层如今确实盛行于美国，这种认识是基于我们时代的历史潮流。例如，他们感觉到了军事事件的主导作用，并由此推断，陆军与海军上将们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其他决策者一定有权有势。他们听说，国会又顺从于少数人做出的显然和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的决策。他们知道，虽然落在日本的原子弹丝毫没有与他们商讨，但是原子弹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投掷的。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被重大决策左右的时代，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有做出任何决策。因此，他们把现今看作和历史一样，并由此推断，无论决策有没有做出，这当中一定存在权力精英。

一方面，那些对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这种感觉的人，认为存在握有重权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那些细心倾听显然来自于决策层报告的人，往往并不相信存在其权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精英阶层。

尽管这两种看法都不充分，但都必须要加以考量。理解美国精英权力，既不能只从历史层面理解，也不能仅接受公开决策人的个人认识。在精英和历史事件的背后，并使这两者产生关联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政府、企业和军队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权力手段。他们的影响力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顶层现代社会的那些主宰者们，更为我们理解美国上流阶层的各种角色提供了一把社会学钥匙。

美国社会的主要国家权力现在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其他机构似乎滑向现代历史的边缘，而且偶尔还要适当地从属于主要部门。在国家事务中，没有哪个家庭的力量能大过大公司；在年轻人阅读的肤浅传记中，没有哪个教会的力量能大过军队；在重大事件的形成中，没有哪所大学的力量能大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宗教、教育和家庭的制度不是国家权力的自主中心；相反，这些去中心的领域越来越受到这三大巨头的塑造，并且其发展态势极为迅猛和具有决定性。

家庭、教会和学校正在适应着由政府、军队和企业塑造的现代生活，而且与此同时，这三巨头还把这些次要的制度变成实现他们目的的手段。宗教机构为军队提供随军牧师，为杀戮增加道德上的有效支持。学校为企业和军队的特殊任务挑选和培训人员。当然，豪门望族早已被工业革命瓦解。现如今，只要军队发出召唤，父亲和儿子会不得不因需要而离家入伍。而且，所有这些次要制度的符号都被用于使三大巨头的权力和决策的合法化。

现代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而且越来越取决于他奉献了大部分最好年华的公司；不仅取决于他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学校，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与他一生相关联的国家；不仅取决于他偶尔聆听上帝之言的教堂，而且更取决于他接受严格训练的军队。

如果中央集权政府不能依靠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宣传效忠国家的思想，其领导人会立即寻求改变非集权化的教育制度。如果五百强企业的破产率与3700万已婚人口的总离婚率一样高，就会发生国际性的经济大灾难。如果军人不再像信徒坚守信仰那样甘于奉献生命，就会出现军事危机。

在三巨头内部，典型的机构单位已经扩大化和行政化，而且其决策权已经集中化。在这些进展的背后，存在难以置信的技巧，各结构单元结合并指导运作这一技巧，甚至塑造和加速其发展。

经济体　曾经分布着众多的小生产单位的自主平衡的经济体，现在已经被两三百家企业巨头用行政管理与政治手段左右，经济决策的钥匙被集中掌握。

政治秩序　曾经权力分散、由一个脆弱中枢维系的几十个州，现在已变成一个集中的行政体系，它吸纳了以往诸多分散的权力，并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缝隙。

军事秩序　曾经在缺少信任的氛围中，以州国民军的形式维系的军事部门现在却已成为政府最庞大和最昂贵的部门，与它那带着微笑的公关外表相反，军队已成为一个随意扩展的官僚制度领域中冷酷而龌龊的机器。

在上述每一个制度领域，决策者使用的权力手段都大大增加了；他们的集中行政权力增强了；在每一个制度内，都精心构造和强化着行政当局的程序。

这些领域越大越集中，其活动的影响就越大，而且其与其他层面的交往也急剧增加。少数大企业的决策依赖着整个世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局势。军事部门的决策既依赖又严重影响了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发展水平。政治领域的决策制约着经济活动和军事计划。在许多方面，政治经济体制与军事机构及其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沿着中欧和亚洲边缘地带分割的世界两级的每一边，其经济、军事和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在不断增多。如果说企业经济活动中存在政府干预的话，那么政府事务中就也可能有大企业的插手。从结构上来说，这种权力三角关系是联合董事会的源泉，是当代历史框架的重中之重。

联合董事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如衰退、战争和繁荣，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在每个关键时刻，决策者都不由自主地认识到了各主要机构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世纪，所有机构的规模都比较小，它们的自由整合在自发经济中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实现的，在自主政治领域，整合则是通过谈判和投票实现的。那时人们有一种假定，失衡和摩擦是有限决策引发的，之后一种新的平衡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出现。如今这种假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三大主导性等级阶层顶部的人压根不作此想。

因此，顶层决策要么趋向协调一致，要么趋向迟疑不决。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例如，当众多小企业者构成经济时，即使当中有许多人破产，其影响仍是地方性的；政治和军事当权者不会插手干涉。但是现在，鉴于政治期待和军事责任，他们承受得了让私营经济的关键环节在大萧条中崩溃吗？他们只能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事务；当他们这样做时，每一种秩序中的控制决策都受制于其他两种秩序，于是，经济、军事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三个扩大了和集中了的领域的顶层，已经出现了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层圈子。处于经济顶部的，是总经理级别的公司富豪；处于政治秩序顶部的，是政治领导人物；处于军事机构顶部的，是聚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周围的军界政治精英和“梯队系统”上层。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大权力领域的掌门人—军界领袖、企业领导和政府要员走到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2

人们经常会想，处于领导地位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上流阶层拥有什么：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拥有更多富有价值的物品和经验。从这种观点来看，精英是拥有最多资源的人，这些资源通常包括金钱、权力和(1)声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但是，精英并不只是拥有最多资源的人，原因在于，如果他们没有在大机构中任职，他们就不会拥有最多资源。这种制度是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必要基础，同时，也是行使权力、获得和保持财富以及赢得更高声望的主要途径。

所谓“强势者”，是指即使遭到别人反对也能够实现自己愿望的人。因此，如果没有进入大机构的领导阵营，没有人能够真正强势。在这些真正强有力的权力机构的辅佐下，真正强势者诞生了。政府的高层和主要官员掌握着这些机构的权力；军事将领们也是如此，大企业的主要股东和高管们莫不如此。的确，并非所有的权力都是由这些机构掌握和行使的，但是只有在他们中间，并且借助他们，权力才能够基本上延续下去并发挥作用。

同样，财富也是由社会上的主要机构或企业获取并掌握的。对于财富金字塔，仅从富豪阶层的角度是无法了解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继承大笔财富的豪门望族如今已得到现代社会公司制度的补充：富豪家庭的每一个人不是百万富翁，就是与数百万的企业公司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始终是合法的，甚至常常是刻意安排好的。

现代企业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但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政治架构也敞开和关闭许多财富通道。收入数量和来源以及消费资金和生产资本方面的权力，都由我们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如果我们对富豪的兴趣不在他们的奢侈或吝啬上，我们就必须要审视他们与现代企业产权形式以及他们与政府的现代形态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些关系决定了他们取得巨额财产和高收入的机会。

巨大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伴随着社会结构的主要制度单位。显然，声望往往无疑取决于宣传机器的使用，而且宣传机器是当代美国大型机构与企业的核心和普遍特征。此外，这些企业、政府和军队层级的一个特点是，其高层职位越来越多地可以互换。这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声望的累积。譬如，一个人对声望的索取可能一开始是基于军队职位，接着在由企业高管运营的教育机构里镀镀金，为自己添添彩，最后终于在政治秩序中兑现。在这里，对艾森豪威尔和他所代表的人们而言，权力和声望终于在顶层邂逅。与财富和权力一样，声望也是逐渐积累的：你拥有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这些价值往往也会互相转化：富人发现自己比穷人更容易获得权力；有地位的人发现自己比没地位的人更容易把握获得财富的机会。

假如有一百名最有权势的人，一百名最富有的人，一百名最有名望的人，我们剥夺其现在在社会体制中占据的地位，剥夺其人力资源和财富，剥夺聚焦在他们身上的媒体关注，那么他们就会一无所有，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声望。因为权力并非人所固有的，财富并非集中于富人的身体之中，名气并非任何人格的内在属性。要想出名，要想富有，要想拥有权力，就必须跻身于社会主要机构之中，因为人们在社会体制中所占有的地位基本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把持这些宝贵经验的机会。3

上流阶层的人或许也可以被认为是顶层社会阶层的人，在某个群体中彼此熟悉的人，他们在人际关系和事务上互相照顾，因此，在做出决定时，他们能考虑到对方。按照这种观念，精英们不但认为自己(2)是“上层社会阶层”的内部圈子，而且别人也这样认为。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和心理实体；他们变成了一个社会阶层的自觉成员。人们要么被这个阶层接纳，要么被拒之门外。由此出现了一个质的裂变，而非仅仅是量变，这个质的裂变把精英与非精英区别开来。他们或多或少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不同于他们对待其他阶层的方式。他们互相接纳，互相理解，互相联姻。即使他们不在一起共事，也用类似的方式工作和思考。

现在，我们不想凭自身认知来预判占据掌控职位的精英是否是社会公认的某阶层的有自我意识的成员，或者是否有相当多的精英来源于这个界限分明特色鲜明的阶层。这些问题都有待调查研究。然而，为了认清我们要调查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所有富有、有权势和显赫的人的传记和回忆录所明晰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上层阶层的人总是牵涉到纠缠重叠的“群体”势力和关系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中。在“处于同一层次”的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吸引，“而处于同一层次”往往使他们特色鲜明，有别于他人。但是只有在他们感到需要和他人划定界限的时候，或者当他们有共同防卫意识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的共同点所在，从而排斥旁人并彼此亲近。

这个统治阶层的思想意味着他们的大多数成员有着类似的社会出身，他们一生都保持一个非正式的关系网，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财富、权力和名望在各种不同层级之间的位置互换。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如果这样一个精英阶层确实存在，出于历史原因，其社会形象和社会形态与曾经统治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贵族截然不同。

美国社会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这对美国精英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美国社会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在资本主义时代前没有任何性质的贵族或上流社会阶层阻挡资产阶级的去路。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但垄断了财富，而且也垄断了名望和权力。这意味着没有显贵家族能够身居高位，独占通常被备受尊敬的人所掌握的价值；当然没有任何家族可以凭借世袭的权利完全做到这一切。这意味着，无论是高级教会人物或宫廷贵族，还是顽固不化的地主，抑或是独揽军权的军队高层的人物，都不会反对富裕的资产阶级，且以出身和特权成功阻挡住资产阶级的自我成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上流阶层。他们脱胎于尚未得到公认的上等人的“中产阶级”，可这并不意味着剧增的财富让他们的优越性变得可能时，他们仍旧是中产阶级。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的出身和新形象可能使美国的上流阶层变得不那么惹眼。然而如今的美国，实际上存在着财富和权力的等级和排序，中下阶层的人对此知之甚少，甚至做梦也想不到。有一些家族很大程度上不受经济动荡和波折的影响，只有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才感受到这些。

美国精英是作为一个实际上没有对手的资产阶级进入当代历史的。在此之前或之后，没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拥有这样的机遇和优势。由于没有军事邻国，他们轻易地占据了这块独立大陆。这块大陆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对志愿来此的劳动力有着非凡的吸引力。权力框架和与之契合的意识形态已经具备。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限制，继承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他们反对南方的种植园主，实行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则。独立战争期间，反对独立的人逃离美国和众多地产主破产，终结了殖民者贵族的统治。主张地位革命的杰克逊主义的兴起，终结了昔日新英格兰家族世代相传的高贵血统所造成的傲慢。内战打破了权力，也同样打破了美国内战前南方上流社会拥有的权力和声望。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使得世袭贵族在美国成长和延续变得不可能。

当工业化的暴风骤雨开始席卷世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像美国的统治阶级一样安然无恙。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就是明证。事实上，当纽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华盛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都时，英国自己的命运和她的堪称典范的统治阶级的命运可见一斑。4

占据统领职位的精英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权力、财富和名望的拥有者；或许也可以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上流阶层的成员。从心理和道德的标准来说，他们或许也可能被界定为某些种类的选择个体。照此界定，很简单，精英是一群气质和能量出众的人。

譬如，人文学者眼中的精英不是出自一个社会层级或类别，而是试图超越自身的松散个体，他们更有雄心，更有效率，出类拔萃。他们无论贵贱、地位高低、为人称道或鄙视，都无关紧要；他们之所以是精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按照这一概念，其他人都是普通(3)大众，懈怠散漫，碌碌无为。

这一缺少社会定位的概念，是一些具有保守情结的美国作家最近着力打造的。不过，大多数关于精英的道德和心理的概念要简单得多，这些概念没有把精英看作是个体，而是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阶层。实际上，这些观点总是出现在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占有更多东西的社会。有优势的人相信他们只是碰巧成为有优势的人。他们很容易就认为自己天生值得拥有他们占有的一切；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精英；实际上，他们把自己的拥有和特权看作是精英自身身份的自然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英就是由具有更出色品质的男男女女组成，是拥有特权的统治阶层；不管这种观念是精英自创的，还是他人臆造的，的确有一定道理。

在平等主义言论盛行的时代，中下阶级中更有头脑或更善于表达的人以及上层阶级中有负疚感的人，可能会接受反精英的思想。事实上，西方社会对穷人、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存在长久的传统看法和多种想象，认为他们是真正善良的人、聪明的人和有福佑的人。这种源于基督教传统的反精英的道德观念本质上贬低上等人，可能或已被下层民众用来作为严厉批评统治精英的正当理由，或者用来赞美未来的新精英的乌托邦构想。

然而，精英的道德观念并不总是表现为大权独揽者的一种意识形态，或是弱势群体的一种对立意识。事实往往是，许多拥有控制经验和选择特权的上层阶层的人确实在适当的时候会接近于他们声称要体现的那种类型。甚至当我们放弃，正如我们肯定会放弃精英男女天生具有精英品质的观点时，我们没必要否认精英的经验和训练养成了自身的一种特殊品质。

现在我们必须修正精英都是由更高级的个体组成的观点，因为选任高层职位并由此受到塑造的人有许多代言人、顾问、写手和化妆师，这些人修正精英的自我观念，打造他们的公共形象，塑造他们的许多决策。当然，精英阶层在这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一般来说，在今天的美国，对于任何重大精英群体，仅从其表面来解释它都显得天真。美国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往往被塑造成标准型“品性”的人。即使是那种外表无拘无束的名流，通常也是一种人工合成品，由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员生产制造出来，其间穿插些名流自身的即兴表演而已。

然而，只要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或掌权者的精英仍然兴旺发达，其必将会选择和养成某些类型的品性，且拒他人于千里之外。这种道德和心理品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体验到的价值和他们获准和被寄予希望扮演的体制角色。在传记作家看来，上流社会的人是靠一系列小而亲密的团体内的人际关系塑造的，他凭借这类关系，在这些私密团体中游走，时不时返回其中。如此看来，精英阶层是上流阶层，其成员经过挑选、训练和认可，并获准进入现代社会森严的层级领导机构。如果说有一把钥匙能解开精英阶层的心理机制，那便是蕴含在他们中间的一种亲密无间的对非人为的决断能力的认知。为了理解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英，我们必须要审视一系列的个人出身背景。从历史上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流阶层家族，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是重(4)点中学和大都市俱乐部。5

在相应地了解了这几种关于精英的概念后，我们将把它们结合起来，去审视美国人的成功。根据已提供的精英候选人，我们将探讨若干个上流阶层；我们将从当今美国社会的主要体制方面进行探讨，我们将从这些机构之间和机构内部探讨财富、权利和名望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但是，我们的关注点还在于掌权者的权力，以及他们在我们这个历史性的时代所扮演的角色。

这样的精英阶层或许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他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一种隐蔽性的设计。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解释，事件和趋势都可以参照“资产阶级的意志”来解释；按照纳粹主义，则可以用“犹太人的阴谋”来解释；按照当今美国的一小撮右翼分子的观点，则是联系到共产党特工的“隐蔽力量”。根据这种具有历史动因的无所不能的精英观，精英阶层从来就不是一股发挥着完全可见的作用的能动力量。实际上，除了通常意义上的非精英人士被认为有能力反对甚至推翻它之外，精英是上帝意志在世俗社会中的替代物。

目前，认为精英软弱无力的反对观点，在怀有自由主义心态的观察者中十分普遍。精英远非无所不能，精英如此分散，以致缺少作为历史力量的凝聚力。他们的隐蔽不是故意的隐蔽，而是由于为数众多而毫无特色。那些掌握实权的人，被其他精英施加的压力、被作为选民的公众、被宪法的法规条文严格监督着，因此，也许尽管存在上流阶层，但是却没有所谓的统治阶级；尽管也许存在精英，却没有权力精英；尽管社会也许存在阶层化的体系，但是却没有有效力的上层。

放眼世界，无所不能的精英的形象趋于流行。舆论制造者会很快地把好事和乐事归功于本国的领导人，把坏事和不愉快的感受都归咎于国外敌人。在这两种情况下，邪恶统治者或贤明领导人的无限力量得到显现。在国家内部，这类措辞的使用更加复杂：当有人说到自己的政党或阶层的力量时，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一定是没有权势的，只有“人民”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当他们说到敌对的政党或阶层时，就转过来说对方是无所不能的，“人民”就成了无权无势的。

更普遍的是，按照惯例，美国权贵总是否认他们是有权势的。没有一个美国人竞选公职是为了掌权，或是操纵，而只是服务；他不会成为官僚，甚至是官员，而是公务员。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情景如今已成所有掌权者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典型特征。作为权力行使方式的一部分，这是如此稳固，以致保守主义的写手们很容易就把他们误解为是揭示某种奔向“无组织的权力格局”的潮流。

但是，对当今美国的“权力现状”来说，比起那些被视之为浪漫混合物的观点，它更加不确定。与其说它是一种简单而短暂的“现状”，不如说它是一种分等级的持久的结构。如果那些位居高层的人不是万能的，那么他们也不是虚弱无力的。如果我们要理解精英掌握并行使的权力的程度，我们必须要审视的一定是权力等级的形态和分量。

如果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能以一种绝对公平的方式共同进行，就不会存在权力精英；事实上也就不会存在权力等级，只会出现彻底的同质性。反之，如果决定事务的权力被一小群人完全垄断，就不会有权力等级，只会有这个掌权的小群体，以及在其下面受其控制的无差别的普罗大众。在今天的美国社会，这两种相对的状况都不存在，但它们的概念依然是有用的：它使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权力结构的问题以及其中的权力精英的地位。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最强大的制度秩序内都存在权力等级。路边水果摊摊主不像身价数百万的水果商那样在社会、经济或政治决策中拥有更多力量；战场前线的中尉不像五角大楼的参谋总长那样拥有巨大权力；县级副警长不像美国总统那样拥有更多权力。因此，界定权力精英的问题涉及我们想要划定界限的标准。通过降低界定标准，我们可以说精英根本不存在；通过提高界定标准，我们的确可以把精英定义为一个非常小的圈子。我们可以粗略地初步确定一个最小的标准，就如用炭笔勾勒一样：所谓权力精英，我们指的是那些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圈子，作为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他们共同做出至少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决策。如果说有国家大事要决定的话，权力精英就是决定它们的人。

当说到现代社会存在明显的权力和决策机会的等级时，并不是说有权势者都联合起来，完全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或者有意识地合谋。如果我们首先更多关注的是位高权重者在体制中的地位及其决策的后果，而不是他们意识的程度或动机的纯洁性，我们就能更好地面对这些问题。要了解权力精英，我们必须考虑以下三个重要的关键问题：

1．在我们讨论每一个上流阶层时，我们始终应强调的是几类精英在各自环境中的心理。权力精英是由出身相似和受教育背景相似的人组成，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似，基于他们同属相似的社会类群，而且容易互相融合，他们的联合就有了心理和社会基础。在分享名流世界才有的声望过程中，这种联合达到顶点；当这三个主导型体制秩序内部和彼此间的职位发生互换时，这种联合达到一个更加稳固的顶点。

2．正如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这种心理和社会融合的背后，是政治董事、企业富豪和高级将领把持的等级机构的部门及其运作。这些官僚机构的规模越大，其精英的权限就越大。每一个主要层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与其他层级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层级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层级是分散的和互不相干的，那么其各自的精英往往是分散的、互不相干的；如果它们有许多相互联系和共同利益，那么其精英往往形成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关系。

精英的联合不是简单的机构联合，但是人与机构总是有关系的，我们对权力精英的认知促使我们肯定这种关系。在今天的美国，在这些机构领域之间，存在若干重要的架构上的利益重叠，包括在政治真空内由私人企业经济推动的军备竞赛的持续发展。

3．然而，权力精英的联合既不仅仅依赖于心理上的相似性和社会性的融合，也不完全依赖于统治地位和利益在架构上的一致性。有时，这种联合是一种更明确的协调配合。我们说这三个上流阶层越来越协调一致，说它们的联合有一个统一的基础，说在战争中有时这样的协调相当具有决定意义，并不是说协调就是全部，要持久不断，甚至是牢不可破，更不是说有意的合作就是他们唯一的或重大的基础，或者说权力精英是因实施了某项计划而出现的。但必须要说的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制度机制为人们开辟了追求相关利益的大道，许多人认识到，如果他们携手努力，不管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还是更正式的方式，就能够更容易地实现这些利益，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6

我的论点并不是说，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少数派，一个统治阶级，一个无所不能的精英阶层，为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形塑了所有的历史大事。在仔细审视了这些言论后，就会发现这些言论通常不过是循环论证，就算没有如此，它们也是大而化之，对理解当代历史毫无用处。把权力精英仅仅定义为那些决定重大事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或必然是历史创造者，也不意味着他们从来就不是历史创造者。我们一定不要把我们想要定义的精英概念与关于精英的角色理论混为一谈，而后者认为精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创造者。例如，把精英定义为“统治美国的人们”，这与其说是定义，不如说是关于精英角色和权力的假设。不管我们怎样定义精英，精英的权力大小要依历史的变化而定。如果我们教条地把这种变化纳入一般定义，我们就会愚蠢地限制了一个应有的概念的使用。我们若坚持把精英定义为长久和绝对实施统治的高度协调一致的阶级，就会故步自封；若更恰当地定义这个词，则可能会使我们的观察视野更为开阔。简言之，我们对权力精英的定义不可能包容万象地容纳各地统治集团权力的程度和种类，更不用说允许我们在讨论中暗自加入一套历史理论。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在历史人物身上，甚至在创造历史的人物身上，都看不到历史变迁。例如，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口虽经历了400代，可其基本结构变化甚微。这个时长是整个公元纪年的6.5倍，而公元纪年只持续了大约60代人的时间；这个时长大约是美国存续了5代人时长的80倍。可如今变化速度是如此之快，观察手段是如此便利，如果我们只从一个十分有利的角度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件和决策的相互作用在历史上十分常见。

当学识渊博的新闻记者告诉我们，“是事件而不是人成就了重大决定”时，他们是把历史理论等同于财富、机会、命运或无形之手的作用。对这些旧思想来说，“事件”仅是一个现代词语。所有这些观点都力图引导我们相信，历史的发展在人的背后，历史的发展不受人的掌控。历史只是在发生，而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我们这个时代，事情的发展更多取决于人们的一系列决策，而不是任何不可避免的命运。简单地讲，“命运”的社会学含义就是：当决策变得数不胜数，而且每一个决策都有微小的后果时，所有这些决策以一种无人预料到的方式累积起来，构成了作为命运的历史。但是并非所有时代都是命中注定的。随着决策者圈子的缩小，决策手段的集中化，以及决策后果变得重大，重大事件的进程往往取决于拥有决策权的圈子的决策。

这并不是说，在处理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时这个处于同一圈子的人玩历史于股掌之中。精英的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不是由一系列小小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塑造的。这并不是说一百个小小的安排、妥协和安于天命不可能形成持久的政策和活生生的事件。权力精英的概念也说明不了决策过程：它只是界定社会领域的一种尝试，而在社会领域中，不论事件的过程性质如何，它都会进行下去。它是一个关于谁卷入了决策过程的概念。

那些决策者的预见力和控制力也可能有所不同。权力精英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基于预判和预期风险而做出的决策不会经常失误，也不意味着决策后果有时—实际上经常—不是原先想要的。决策者往往被自己的不足之处和错误所蒙蔽。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出现了紧要时刻，而在那一刻，小圈子确实有时做出决定，也有时未能做出决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都是权力精英。扔在日本的原子弹是这样的时刻；出兵朝鲜的决定是这样的时刻；对金门岛和马祖岛的困惑以及对待奠边府战役问题是这样的时刻；使美国卷入二战的一系列策略是这样的时刻。我们时代的诸多历史不正是由此类时刻组成的吗？当说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重大决策的时代时，不正是指集中化的权力吗？

希腊人相信永世轮回，基督教相信拯救会来临，人类前进的脚步会稳步向前，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坚定来试图理解我们的时代。即使我们没有反思这些问题，我们也很可能相信伯克哈特的“我们生活在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和“绝对的连续性是历史的唯一原理”的观点。历史只是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历史毫无意义，因为它不是已确定的秘密计划的实现。当然，我们的连续感，我们对当今时代历史的感觉，都受到危机影响。但是我们很少越过面前的危机或感觉到就在前方的危机来看待问题。我们既不相信天命，也不相信天意；我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却坚决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我们”，一定能够塑造未来，但作为个人的“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将不得不通过我们的行动赋予历史各种各样的含义。然而，实际情况是，虽然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个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创造历史的同等权力。如果说我们都拥有创造历史的同等权力，那就是社会学上的无知和政治上的不负责任。说无知，是因为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都有局限性，首先是受到自身掌控的权力手段和制度途径的限制；我们不能平等获得现存的权力手段，对它们的使用也没有同样的影响力。如果说“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那就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因为在试图界定确实拥有权力手段的人为其重要决策所担负的责任上，这会难以分清。

就算是对西方社会的历史作最浅显的考察，我们也能知道，决策者的权力首先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受到特定社会内盛行的权力、暴力和组织手段的限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贯穿于西方历史的一条清楚线索：即压迫和剥削、暴力和破坏，以及生产和重建的手段，都已逐步扩大和日益集中。

随着权力的制度手段和沟通手段彼此融合，变得更有效率，现在那些掌控它们的人已经掌控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治工具。我们尚未达到它们的发展顶峰。我们再也不能从往昔统治集团的历史盛衰中得到一丝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是正确的：我们从无法学习的历史中学习。

我们必须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社会结构中找到关于精英权力问题的答案。人们的目标常常只是希望，但是手段却掌握在一些人手中。我们可以用权力手段来定义权力精英，即身居高位的人。如今关于美国精英的主要问题，即它的组成，它的团结，它的权势，现在都必须要加以注意，尤其是他们那些令人生畏的变化多端的权力手段。恺撒对罗马的影响比拿破仑对法国的少；拿破仑对法国的影响比列宁对俄国的少。但是，与苏联不断变化的核心集团的权力或美国当局的权力相比，恺撒处于巅峰时期的权力算得上什么呢？这两个圈子的人一夜之间就会毁灭大城市，几周内会把几大洲变成核爆废墟。权力工具的激增和高度集中意味着小团体的决策现在变得更加重要。

但是，认识到现代社会结构的高层职位现在可以做出更多指挥决策，并不等于认识到占据这些职位的精英就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或许可以承认，扩大的和集中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就是被用来为指挥决策服务的，然而我们仍然感到，就像以前一样，“他们是在管理自己”，总之，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的决策是由“必要性”决定的，这想必就是他们扮演的机构角色以及这些机构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是精英决定了他们扮演的角色，还是机构赋予他们的角色决定了精英的权力？一般的答案是，尽管没有一个是充分的，在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时代，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千差万别，这在精英的本质或历史的本质中找不到答案。还有一个真实情况是，如果说大多数人都能扮演赋予他们的任何角色，并通过他们的职位不负期望地演好自己的角色，那么这恰恰是精英不必做的，而往往他们并不会去做。他们可能会对社会结构及其在结构中的职位，或他们履职的方式产生疑问。

没有人要求或允许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解散议会，进而把执政官的身份变成皇帝。没有人要求或允许阿道夫·希特勒在兴登堡总统去世那天宣布自己为“领袖和总理”，巧取豪夺，把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归于一身。没有人要求或允许富兰克林·罗斯福做出导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决定。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个名叫杜鲁门的人伙同另外几个人决定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个小圈子内的人否决了海军上将雷福德轰炸奠边府越军的建议。当代精英绝不依赖制度结构，他们可能会打碎一个结构，从而建立另一个结构，并在其中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事实上，精英利用他们的一切权力手段废除和重建制度结构。当事态看上去进展顺利时，就是“杰出领导”的作用；或者当事态变得糟糕时，就是所谓的“大独裁者”的暴政。

当然，有些精英通常受其角色左右，但有些精英有时却能决定其角色。他们决定的，不仅是他们扮演的角色，还包括数百万其他人的角色。当社会结构经历划时代的转变时，关键角色及其关键作用就会蓄势待发。显然，伴随新的毁灭手段、行政统治手段和精神控制手段，美国在国际上正朝着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国的方向发展，使得美国在20世纪中叶面临了这样一个时代转折。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权力精英不能创造历史。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的意志总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受限制的范围从未像现在这样广，因为从未有权力手段像现在这样强大。它使我们的局势如此动荡，使我们对权力的理解和对美国精英的限制显得更加重要。现在，有关精英的性质和权力的问题，不过是对政府责任的问题，以一种更现实和更严肃的方式重提旧事。7

大肆批评美国新的名流显贵的那些人们，很容易接受精英软弱无能的观点。如果他们抱有政治上的严肃性，那么他们应该立足于自己的观点，对想必掌管美国政策的人们说：“不久后的一天，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有机会扔炸弹或者有机会进一步让自己与盟友的关系或者与可能也会扔下炸弹的俄国人的关系恶化。但不要愚蠢地认为你真的有选择权。其实，你既不能选择，也没有机会。整个复杂的局势都是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结果，而你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扮演平衡的角色。因此，就像托尔斯泰所说，‘安静地站在一边，让一切顺其自然吧’。即使你真的行动了，后果也不会是你想要的，你不想要也不行。

但是，如果事态进展顺利，你只管谈论，就好像你是决策者。因为那时人们已经有了道德选择以及做出选择的力量，当然，这都是要负责任的。

如果事情结果很糟，你说你没有做出真正选择，当然，你不该对此负责任，是他们，是其他人，做出了选择，他们要负责任。你们可以为自己开脱责任，即使你掌握了世界上一半的力量，只有上帝才知道有多少炸弹和轰炸机。事实上，在时代的历史命运中，你们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在行使道德责任时真正留意公共关系的话，就会发现道德责任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尽管它的用处很大。”

从所有这些宿命论的观点中得出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如果财富或天意起决定作用，那么任何权力精英都不可以被视为历史决定的始作者，而且，关于负责任领导的思想，是空洞的和不负责任的想法。显然，一个软弱无能的精英只是历史的玩物，承担不起责任。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没有权力，他们就承担不起责任；正如身处困境中的人，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美国人民受主权财富支配；美国人民与他们的精英注定要受制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去做许多人实际上已经做过的事：完全放弃政治上的反思和行动，龟缩到安逸舒适、完全属于私人的生活中。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认为战争与和平、衰退与繁荣眼下不再是有关“财富”或“命运”的问题，而是受人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厉害，那么我们必须要问：谁是控制者？答案一定是：不是别人，正是现在控制了大肆扩张和高度集中了的决策和权力手段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要认识今天美国精英的背景和特征。

认为精英无能的思想丝毫阻止不了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它们如今也是政治人物可能要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精英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这些都是发言人公开使用的抽象的绝对的概念。但是，据此我们可以厘清摆在面前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眼下已凌驾于所有关于责任权力之上。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历史性质”中，无论什么都抹除不掉决策小集团的中枢功能。相反，目前的结构使它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引人注目的。

通过“人的心理”或社会行为，现代社会的指导位置在塑造和挑选合适的人，这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让下面这个观点变得不合理，即人们面对选择，人们做出一定的选择，或者人们的选择失败，从结果上看，都是在创造历史。

因此，政治人物完全有理由约束当今美国的权力精英，因为对组成当今历史的一系列具有决定性的历史事件，他们要负根本责任。

现在，认为不存在权力精英的观点很流行，这就像20世纪30年代人们认为的是一小群统治阶级恶棍造成了社会不公正和公众的反感一样流行。我们应尽量避免臆测某个不甚聪明而又独行其是的统治阶级是美国社会的主要动力，正如我们也应该远离另一种假设，即当今美国的所有历史性的变化只是非人为的随波逐流一样。

认为一切都是盲目的随波逐流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个人宿命论式的无力感。如果某人曾经很讲原则，政治上很活跃，那么也可能是个人的赎罪感的体现。

认为所有历史都是那些很容易认定的恶棍或英雄出谋划策形成的观点，同样是一种仓促的结论。该观点力图了解社会结构的变迁如何为各路精英敞开了机会的大门，各路精英如何利用或未能利用它们。接受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即所有的历史都是个人策划的结果，或者所有历史都是潮流所趋，会让我们松懈理解权力真相和当权者行为方式的努力。8

在我试图分清我们时代的精英具象，并从而赋予这些毫无特色的“他们”（与他们相对应的普通老百姓就是毫无特色的“我们”）一个可靠的含义时，我将首先简要地探讨大多数人熟知的上流要素：地方社会和大都市四百强里的新旧上流阶层。然后，我将描绘名流社会的大致轮廓，以期展示美国社会现在已经纳入全国视野的声望系统。在身份地位的全国性体系中，这些微不足道但却富有魅力的内容，往往会凭借其更为权威的特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为那些秘而不宣的权势做辩解。

在探讨富豪和行政长官时，我要表明“美国的60个豪门”和“管理革命”都没有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上流阶层的嬗变的理由，他们今天都被安排进了一些大企业的特权阶层。

在描述了历史上的美国政治人物后，我将努力说明“改革时代”的观察家们所称的“隐形政府”已经开始露出了真面目。而且，通常被当作政治核心内容的东西，即压力、竞选活动和国会策略等，现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被移交给权力中层了。

在讨论军界的崛起时，我将努力说清，军事将领们是如何牢牢掌握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职位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是如何找到与企业界富翁和可以看得见的政府指挥机构之间的许多不谋而合的利益共同点的。

在我尽可能地说清这些趋势和其他趋势后，我将回到权力精英的主题中，并开始从事有关大众社会这个补充命题的研究。

我要指明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各种历史环境的交融导致了权力精英阶层的崛起。精英圈子里的人做出各种重大决策，就好像决策原本应该这样做一样。原本已经扩张和集中的权力手段，如今利用效率更高，他们已经做出或还没有做出的决策对更多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还要指明的是，权力中层形成了半组织化的相持状态，权力底层则出现了大众社会。大众社会与想象中的社会几乎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在人们想象中的社会，自发的组织和一流公众掌握着权力的钥匙。如今美国权力体系的顶层更加团结，更有力量，而底层更加分散，实际上也缺少力量。权力中层既没有表达底层的意愿，也没有参与顶层的决策。 第2章  地方社会

在美国的每个城镇和小城市中，都存在一个上流家族圈子，他们地位高于中产阶级，并且处于平民百姓和工薪阶层组成的金字塔的塔尖。这些家族的成员在地方占有的东西要多于其他任何人：他们掌握着地方的决策；他们的名字和面孔经常出现在地方报纸上，实际上，他们拥有地方的报纸和电台；他们还拥有地方多家重要的工厂和主要街道沿线的大部分商业房产；他们还控制着银行。他们之间彼此紧密团结，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属于由上层家族组成的上流阶级。

他们的所有子女都会上大学，而且通常是贵族学校；之后他们彼此联姻，或者与来自类似城镇的类似家族的子女结婚。在他们有了美满婚姻后，他们开始迈入争权夺利和出谋划策的阶段。如今古老家族的儿子，在父亲的失望中以及祖父愤怒中，成为某家全国性企业的地方分公司的主管。某个上层医生家庭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现在已经开始执业；另一个很快将会娶第二大工厂主的女儿，并可能会成为下一任地方检察官。在美国的小城镇中，传统上就是如此，当今也是这样。

阶级意识在美国社会的多个阶层的表现并不相同：这种意识在上流阶层中最为明显。在美国各处的底层民众中，在界限划分、穿着和住所的地位与价值、关于赚钱和花钱方式等方面，存在严重的混淆和模糊。底层和中间阶层在价值观、物品和经历方面存在个体差异，这些都是由于他们的收入不同造成的，但他们通常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价值，以及了解他们的阶级属性。

另一方面，因为人数上较少，上流阶层的人则能够更加容易地彼此熟悉，保持一种共同的传统，从而能意识到自己属于哪一类。他们拥有所需的金钱和时间维护自己的共同标准。有产阶级，是一群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人，他们紧密团结，形成了紧凑的圈子，拥有共同的要求，定位自己是所在城市的上流社会。1

在考察小城市时，小说家和社会学家都觉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老派上流阶级和新兴上流阶层一直在演戏。这些城镇中老派和新兴的上流阶级的名利地位之争，也许可以看作整个西方社会的现代进程的历史画面。几个世纪以来，新兴上流阶级中的暴发户和势利者们都处于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当然在区域上会存在差异，但在全国看来，小城镇的富豪们却是惊人地标准化。在当今的这些城市中，两类上流阶级最为常见，其中一类由靠股息生活的人和古老家族，另一类则是新兴家族，这些新兴家族在经济上和社会属性上都类似于企(5)业主。这两类上流阶级各有见地，但都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

不要以为旧有的上流阶级就必定比新兴上流阶级“高”，或者新兴上流阶级只是一种暴发户，拼命用已被老派上流阶层穿旧的声望外衣掩盖自己新赢得的财富。新兴上流阶级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虽然它的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借用了老派上流阶层的不少做派，但他们（尤其是男性成员）还是会以各种名义揭穿老派生活方式的假面具。这两类上流阶级会用很多方式来争夺声望。

老派上流阶层人士觉得自己的声望是源自时间本身。他们似乎要说，“在过去的某个地方，我们的原始祖先崛起，成为这个地方家族谱系的创立者，并且现在他们的血液正在我们的血管中流淌。我们的家族始终出类拔萃，而我们也没有辱没祖先。”与其他地区相比，在新英格兰和南方，有较多家族对家族谱系和祖籍非常了解，并且会更加执着地抗拒财富新贵和后来者。尤其是在南方，可能还存在一种更加强烈和涵盖面更广的家族意识，囊括了有坚定家族观念的子孙，甚至长期忠诚的仆人。血缘意识甚至可以扩展到虽然没有婚姻或血缘的关系，但却因这些人“是由母亲养大”而被视为是“堂兄表妹”或“叔伯姑嫂”的人。因此，老派上流阶层家族往往会形成一种内生的血缘关系，他们的宗族虔诚和亲属感会让他们对旧日的生活无比向往，往往由此产生扎根于地方历史的利益，而其家族长久以来在历史中扮演着高贵的角色。

谈论“古老家族”当然指的就是“富裕的古老家族”，但是在老派上流阶层的地位世界中，现金和财产都只是前提，并不代表一切：“当然，人们必须有足够的财物，来提供维持身份地位所需要的成本，以及教堂捐献的开支……但社会地位不只是金钱的问题。”老派上流阶层中的男男女女通常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看待金钱，视之为新兴上流阶级过度关注的东西。“很抱歉这样说，但我们的大实业家们正在变得对金钱日益迷恋，”前者这样说，并且说这些话时，他们脑子里想到的是现在已经退休的、通常拥有不动产财产的老一辈的实业家。老派上流阶层认为，这些老一辈富人和他们的女性亲属们过去和现在更感兴趣的是“社区和社会”素质，而不仅仅是金钱。

老派上流阶层在讨论小商人时，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后者在战争期间赚了很多钱，但他们在社会上并没有相应的声望。另一个话题涉及财富新贵们赚取金钱的方式并不光彩。他们提到赌博业的业主、酒馆老板和运输行业中的人。

作为声望的基础的古老家族谱系的延续，受到新兴上流阶级的挥金如土的张扬的生活方式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这些人暴富、冷血。老派上流阶层觉得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取代旧有的、更宁静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地位冲突中，通常很多老派上流阶层家族经济基础出现衰落趋势，在很多城镇中，这主要表现在不动产上。但是，老派上流阶层通常仍然对地方金融机构有牢固的控制力：在乔治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市中心，在佛蒙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贸易和制造城镇中，老派上流阶层银行家通常是所在社区的头面人物，他们把声望借给与他合作的其他商人，给教堂命名。因此，凭借宗教信仰、社会地位和金融实力，他们仍然在上流圈子被其他人认可。

在南方，新旧上流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比其他地区更加严重，因为这里的古老家族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自南北战争就出现的财富新贵和旧有地位之间的融合，从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加速。无论从虚构的形象还是研究的事实中都可以看出，传统的南方贵族们的确通常都处于悲惨的衰落状态中。如果他们不与基于工业和贸易崛起中的阶级进行融合，老派上流阶层无疑将会消亡。因为当给定时间内，如果身份不能保证你的富有的话，那么你必然会分崩离析，被人遗忘。在没有足够金钱的情况下，所谓的高贵和自得其乐会看起来不仅仅是衰落，甚至是堕落。

对家族血统的强调，再加上淡出江湖，这往往会增强旧有老年人的地位。但是，小城市的工业化稳步地打破了旧有的身份模式，并产生了新的模式：富裕实业家和商人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土地贵族的衰落。在南方，以及在其他任何地方，农业追求规模经营，以及对“农场主”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和补贴，导致农村出现了和城市一样的新兴上流阶级。

因此，新旧上流阶级就矗立在小城市中，注视着对方，并带着明显的敌意，眼里既有蔑视，又有嫉妒的钦佩。一方面，新兴上流阶级将老派上流阶层视为拥有自己想要拥有的声望，同时阻塞重要的商业和政治通路的视野狭隘、缺乏进取的老顽固。另一方面，老派上流阶级认为，新兴上流阶级对金钱过于敏感，贪得无厌，却没有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社会背景或者有教养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城市的社交生活并不完全感兴趣，参加社交活动只是出于个人目的，与活动原本的宗旨大相径庭。

当新兴上流阶层在商业以及公民和政治问题上抵制老派上流阶级的声望时，他们通常会将这种声望转化为“过时的”东西，与他们的脑海中与之相关联的缄默的“旧式”习惯、缓慢的节奏以及拖泥带水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2

上流阶级内部的社会和经济分裂也是一种政治分裂，这种说法还未在所有地方变得完全明显，但它却是一个事实，并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倾向于成为全国性的现象。

不管是新的或旧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地方上流阶级都构成了共和党的社会骨干。但是，老派上流阶层的成员并不像很多新兴上流阶级的成员那样在战后的政治舞台上表现得很尖锐或者积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像艾莉森·戴维斯（Allison Davis）和其他人的建议行事，戴维斯建议南方老派上流阶层，“缩小自己与选民之间的距离。”当然，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每个地方“都获得了官方的明确承认。他们可以不受很多不重要的法律的限制，几乎从来没有因为醉酒或者轻微的交通违法而被逮捕，很少被要求担任陪审团成员，并且通常能得到他们要求的任何好处。”

新兴上流阶层通常会表现出嘈杂的政治情绪和地位失望。在国会以及在地方社会中，这些政治情绪的关键在于暴发户心态。从德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到伊利诺伊州大发战争财的人，觉得自己受到了来自旧有富豪和古老家族的轻视。一个突然间每年赚3万美元的保险商人驾驶着260马力的汽车，做贼心虚地为自己的夫人买品位粗俗的钻石；一个突然间每年赚6万美元的商人则修建了一个50英尺长的游泳池，但却不知道如何使唤自己的新仆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一些东西，但还不会充分利用它们。现在在德克萨斯州，很多人确实只是地方性的，但他们的财富却比东部很多全国声名显赫的家族还要多。但他们通常没有全国性的声望，即使有，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几乎每个小城市和小城镇中，这类感觉都存在着。它们并不总是摇摆不定的，但它们还未成为任何实际政治运动的基础。有这种心态的人对自己的财富拥有一种深刻的满足感，甚至在公开场合的辩论中直呼旧富人的名字，以羞辱他们。

小城市中新兴上流阶层的右翼政治目标，是摧毁罗斯福新政和公平施政的立法成就。此外，随着很多城市中工会在战争期间崛起，更多劳工领袖要求担任地方市政官员；工薪阶层的保障不断提高，战争期间他们在商店和银行兑现了更大的每周支票，并且周日会在人行道上聚集；极少数人也拥有了新的大型车辆。过去二十年的这些阶级变化从心理上让新兴上流阶层感到了威胁，使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再是那么重要，也不再以为自己理所应当地要获得声望。

大街上、商店中以及银行里发生的这类事情还让老派上流阶层在社会上感到不安全。但他们终究还是能够说服自己：“这些人并未真正触动我们。他们拥有的只是金钱而已。”但是，在社会稳定性方面并不如老派上流阶层自信的财富新贵们，在看到在小城市的经济世界中崛起的其他人时，就会立刻觉得自己在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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