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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门艳玲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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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本质概说试读：

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它曾创造过高歌猛进的英雄业绩，也遭受过沉痛的挫折和失败。当回首社会主义运动的风雨历程时，人们不能不深思：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什么如此曲折多舛？这就要求我们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探求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们正确而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只有从根本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认识，才能更好地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一）社会主义名字的由来“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它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主教本笃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他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最先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一开始表示的是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第三种说法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在19世纪20至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集体主义理想。1827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合作学说的信徒在《合作》杂志上发表文章，曾有“公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话。《英国社会主义史》一书的作者比尔据此认为“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必然是在这些辩论中创造出来的”，可是却拿不出实际的凭据。这样，首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这份“殊荣”便落到法国人头上了。在1832年2月13日的《环球》杂志上，法国圣西门派的戎西埃雷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愿意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也不愿意为个人而牺牲社会主义。”1833年，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也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一词语，但较法国圣西门派毕竟略晚了一步。何况，法国圣西门派继戎西埃雷之后，比埃尔·勒鲁于1834年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样就使社会主义较早地流行于法国。英国的欧文派则是在1836年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中称未来社会为“理性社会制度”的。1840年欧文出版了《社会主义或理性社会制度》一书，1841年欧文又发表文章阐述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从此以后，欧文的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一词才流行于英国。“社会主义”一词是从法国传入英国的？英法两国几乎同时使用这个词语吗？还是从英国最先使用的“社会主义者”演变出“社会主义”又传入法国？总之，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作为一个新的时髦的名词流行起来了。

起初，“社会主义”一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撰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撰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

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把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用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使用。世界社会主义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三大流派：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社会党的理论旗帜。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分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早在19世纪初中期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就存在。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欧洲国家建立的工人政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同时又自称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又一次经济繁荣，欧洲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普选权的推广、工会力量的扩大，使人民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在这一情形下，随着布朗基主义突击式的暴力革命已不可能获得成功，而新的革命形势又远未到来，恩格斯开始提出新的历史形势下的革命战略，在不放弃暴力革命的基础上，有效利用普选制度，实行议会斗争。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在议会中获得多个席位的社会党不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希望通过修改纲领，来钝化革命性质，融入现实制度，于是伯恩斯坦等人以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将恩格斯的和平斗争理论片面化、绝对化，这种社会改良主义就逐渐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经过20世纪初期的历史分野，民主社会主义在百年来的发展演变中，与科学社会主义愈行愈远。

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向我们指出，一切真正的革命都是在统治阶级的逼迫下发生的，群众从未放弃过和平斗争的机会，但统治阶级是用刺刀来回答群众非暴力的善意的。发动革命是群众捍卫自身利益的最后的武器，革命群众不可能放弃这一权利，因为统治阶级并未放弃发动侵略和内战的权力。民主社会主义者要求群众放弃自己的自卫手段，却对统治阶级的武装闭口不谈。

国家社会主义又称“拉萨尔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拉萨尔，在德国人看来，国家是代表一切阶级利益的超阶级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不应该寄希望于革命，而应该企求国家的恩赐，所以他的要求是实行普选，国家扶持建立工人合作社，实行国有化等。尽管科学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提出了国有化的主张，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国有化不过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国家社会主义却将它看作救世良方。而在实践上，国家社会主义要求的国有化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情况下实行的，作为对市场的限制，科学社会主义要求的国有化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所导致的必然是市场的消亡，而国家社会主义却将使市场停留在不发达的形态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将使国家机器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中心作用，而为了维持这种局面，国家机关就必将竭力限制市场的发展，垄断一切经济资源，内在地迫切需要进行专制统治和对外扩张。

法西斯主义利用了一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元素，尤其是纳粹将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异化为了民族社会主义，而苏联也被一部分西方社会主义者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然而由于苏式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流派中取得了正统地位，这一说法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持有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伯特兰·罗素和乔治·奥威尔。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或者纳粹主义）强调：国家是绝对物，所有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国家是个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包含种族主义的影子，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后来的法西斯化国家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已经没有太多的联系，但都反映出德国所具有的社会因素。不管是作为理论还是制度，国家社会主义是小农和小市民等小资产者阶级的产物。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于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壮大。共产主义不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直指阶级社会的根源——私有制，也就超越了一切社会主义。伴随资本主义的曙光，所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尽管已经到达空前的高度，但他们热衷于营建头脑中的城市，还不足以消灭私有制。科学共产主义，是在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当私有制最终发展到其最完备、最高级的时期，发展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是关于私有制的对立运动走向最终阶段时，共产主义才能获得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只有在这时，共产主义才不是表现为对一种理论的实践，而是关于历史实践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开端产生了科学共产主义。（二）共产主义创始人眼中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社会主义是怎样的？这要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本质观。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使用过“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我们无法摘引他们一句或几句结论来回答这一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问题。但只要我们认真考察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系统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1830—1835年就读于特里尔中学；1835年入波恩大学学习希腊罗马神话和艺术史类课程；1836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1841年4月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间他先后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

1842年1月开始为科隆的《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进入《莱茵报》当编辑，负责撰写有关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社论，他的文章使《莱茵报》的发行量增加了两倍，成为普鲁士的一家主要报纸。1843年6月与燕妮·封·威斯特华伦结婚，后移居巴黎，并开始与进步工人团体发生联系。1844年结识恩格斯，并合著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神圣家族》，后又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充分论述了他们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845年2月被法国驱逐出境，迁往布鲁塞尔。1847年与恩格斯一起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后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合著了同盟宣言——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系统的论述，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该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作为自己学说基础的私有制看成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没有说明理由。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虽然揭示了私有制的本源是劳动，无论商品、货币、资本都不过是人的劳动的凝结，从而得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又使他自己的学说陷入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既然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的全部产品就应该属于工人，为什么工人只能获得“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呢？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把工人当作“劳动的动物”，工人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他们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完全不予理会。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从对劳动的研究出发去寻求私有制的本质，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正是这一理论，开启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自由的、自主的活动。“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正是这一点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因此，劳动是人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的产品不属于自己，他们生产的商品越多，自己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并且越受他们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物的异化现象源于人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已不是自由的自主的活动，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的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劳动对他们来说不是幸福，而是不幸；不是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尽折磨，精神遭受摧残。因此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当人们只有逃避劳动，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时，人与自己的本质也发生了异化，于是，人丧失了自身。既然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所有，劳动也只能给工人带来痛苦，那么劳动的存在就必然给另一个不劳动的人带来享受和快乐。因而，这种异化劳动不仅生产了商品，而且生产了一个站在劳动之外的、剥削工人的资本家。这是马克思对资本占有雇佣劳动所作的最早的理论表述。

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使马克思发现私有制的本质并非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即不是人类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异化劳动。马克思指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又是异化劳动的实现形式，这一发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既然私有制的本质是异化劳动，既然异化劳动使人丧失了自己，使人不再成其为人，那么，理想的未来社会就应当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还原为人。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定义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不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具有标志性的一系列著作中关于人类解放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和本质的思想，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和更具体的说明。1845年秋到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他们根据这一新的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作了科学论证，同时也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再次作了科学论证。他们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实践活动既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人自身。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分工，先是自然分工，这种分工已产生出“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即妻子儿女成为丈夫的奴隶。但只有社会分工，即“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分工使一部分人不再从事物质劳动而专门从事经济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从事科学与艺术活动，不仅对生产力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使人类得到了全面发展。但这种全面发展却是以广大体力劳动者片面发展为代价的。“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可见，正是分工使劳动异化，并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为了克服劳动异化和私有制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只有再消灭分工”，并“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所谓“消灭劳动”，当然是指消灭由于分工引起的异化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中再三强调要“消灭劳动”，并且认为这是共产主义革命和过去一切革命的根本区别。“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分工的消灭以及异化劳动的消灭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当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仅仅能满足谋生的需求时，人是谈不上自由的，只有当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谋生劳动所占的时间越来越短，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才会增加，“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只有有了时间才能使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标志。《宣言》在论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之后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把人类解放直接称为“人的自由发展”。同时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会再以其他人的不发展为条件。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和剥削已经消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这种人已不再是彼此隔绝的人，而是社会的人。每个人可以自主地、自由地参加生产劳动，这种生产既是自由个性的要求，也为别人提供了生活、享受和发展的资料；既体现了为别人存在，又体现了别人为他存在。因为别人的需要、别人对他的产品的享受和评价又成为他发展的条件，人们就这样相互生产着，在肉体和精神上相互创造着。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894年，即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意大利人米·卡内帕请他为即将出版的周刊《新世纪》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文字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回信中选用了《宣言》中的这段话，并强调，除此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因为正是这段话描述了人类解放的最高境界，体现了伟大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对共产主义本质最精辟的概括。《资本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把《宣言》概括的共产主义理想具体化了。马克思设计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其特征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阶级和国家也随之消亡。这个联合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还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因而按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只有人不再受机器的奴役，即生产完全自动化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人的解放。

1873年1月，恩格斯在《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一文中，使用了“德国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马克思也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年初）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几乎同时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恩格斯又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就不一定对社会主义均加上“科学”的界定，而只通称社会主义了。这里的社会主义与以前众多的社会主义派别不可等同和混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从广义上说就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三）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怎样传到中国的呢？通常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就十月革命的巨大历史影响而言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涉及“社会主义”这个词语）传到中国要早于1917年。19世纪70年代，西学东渐，“社会主义”一词开始在日本、中国书刊中出现。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于1870年在《真政大意》中用日文片假名音译西方“社会主义”一词，西周于1871年在《百学连环》中意译为“会社之说”，福地源一郎于1878年6月在《东京每日新闻》上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洋杂志》于1878年音译为“索昔阿利司”，《万国公报》于1899年意译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康有为、梁启超从1901年至1902年意译为“人群之说”、“人群主义”。梁启超从1902年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期开始，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书刊中逐步得到使用。梁启超是最先把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李大钊是第一位在中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那么，中国又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呢？

第一，中国历史的选择。

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若不受到外界特殊的影响，它将亦步亦趋地向前迈进。当然，步伐大小，速度快慢，因地而异。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时期，全部经历了马克思分析的那几种社会形态。正当中国社会向马克思所说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时刻，中国遭到了强敌入侵，打断了它正常的历史进程，滑向了被列宁称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旋涡。外国资本主义的到来，尽管对中国封建经济起了瓦解作用，但他们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能够促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快速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所以，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国家，更利于它们在中国横行霸道。因此，列强国家阻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肯定无疑的。

在列强国家侵入中国的时候，清政府逐渐成为“洋人的朝廷”。与此同时，封建地主阶级打击压制新生社会力量。在稍有生气的洋务运动中，还是死死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以致“求强”、“求富”不得实现而失败。在辛亥革命期间，封建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镇压革命派，结果自身被革命派推翻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有像日本封建地主阶级那样，通过改良而发展资本主义，走向自强，相反，在堕落中走向衰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建立起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发展资本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时候，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束缚之下求生存谋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步履维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振作起来，踏上革命征途，发动了辛亥革命。然而，由于其自身的软弱和妥协，刚刚通过革命得来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失败。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能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一大”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立志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还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而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毛泽东这些精辟独到的论述，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这是没有必要回避的事实。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在中国革命即将夺取最终胜利的前夕，中共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开始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不已。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实现工人、农民翻身得解放，追求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在中央根据地内的江西省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早期实践。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积蓄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内，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迈进。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三，中国人民的呼唤。

中国人民酷爱自由，追求幸福。中国共产党正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一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着眼于人民群众，联系人民群众，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因此，党的呼唤成为人民群众的心声；党的行动，成为人民群众的向导。这是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建成并繁荣昌盛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中国人民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宰割”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受苦受难，热切希望跳出苦海，过上幸福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就成了照亮人们心头的一盏明灯，人人向往，个个追求。社会主义以谋取群众利益为目的，是一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崭新制度，是被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所证明正确的制度。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得到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号召唤起了民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正是这种良性的互动，社会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中国。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各种政策以解决农民的问题，得到了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更加被调动起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从工人阶级这个群体来看，他们更加向往支持社会主义。他们是最革命的阶级阶层，能够充当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并成为领导阶级。所以，工人阶级最希望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民主义革命期间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力量弱小，不能左右中国的大局。从某种意义上讲，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中国人民一起坚定地或比较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总之，在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呼唤支持下，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二、传统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特征论（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埋葬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就是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西方国家就已流行了种种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马克思、恩格斯为了与这些思潮和派别划清界限，打出的是“共产主义”的旗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问世的纲领性宣言——《共产党宣言》就是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作为运动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基本原理前提产生的。”二是作为思想的理论。恩格斯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三是作为未来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的社会历史形态，包括初级阶段、高级阶段。

从1864年起，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开始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等术语来称自己的学说，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共产主义”，而是改变了斗争的策略，使工人阶级中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更好地统一起来。所以，我们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应该明白“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同一个意思。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所谓“现实的基础”，我们理解有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反映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生产力这一社会历史领域的“物质”基础之上。马克思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

其次，社会主义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学说，因而它必须反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力的发展，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相容的。”

最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对象、理论框架和社会主义学说变成了科学，顺理成章的问题是：这门科学的对象是什么？这门科学的理论框架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为这门科学提出了哪些基本的原理？我们认为，可以简要地把这门科学的对象看作是关于无产阶级及其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这门科学对象的建立大体上可分作两个问题来考察：第一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1892年，恩格斯在其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的序言中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资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研究工人阶级，也即无产阶级的解放，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理论著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个主题涉及的问题十分丰富，包括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性质、目标、战略、策略、政党等。然而，这些问题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而展开，这就是：革命。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所占的地位最突出。关于革命，马克思有许多名言警句。如“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劳动者的盛大节日”等。因为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革命家，这些名言警句也是他自身革命经验的总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一章。第二是关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有句名言：“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马克思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分析波兰的革命时说：“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英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立最为尖锐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但是，由于马克思一直没有看到所希望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因而他在晚年特别寄希望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以推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例如，马克思说：“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1880年1月，恩格斯也说：“俄国革命可能会在今年爆发并且将使整个欧洲的面貌立即改变。”无产阶级解放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可以名之曰“社会主义革命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上篇，需要系统地加以研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论”，也就是指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取得革命政权的道路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怎么“革”？换言之，怎样才能取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不过，他们总结历史经验并根据他们生活的时代的变化所提出的以“暴力革命”为主，但不放弃“议会选举”的战略和策略值得重视。暴力革命，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无产阶级之所以要走暴力革命的道路，这是因为，根据历史的经验，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会心甘情愿地“和平”交出政权，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乃至战争。“议会选举”，也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内部，争得民主，参与政权，在无产阶级逐渐强大的条件下，“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有可能取得政权。这条道路能否实现，迄今并无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议会选举”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值得加以梳理。总之，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议会选举，马克思、恩格斯都把它们视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手段，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不同形式，都是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夺取政权服务的。

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上篇，那么，社会主义建设论则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下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尽管没有出现过“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字眼，但他们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以及一系列建设新社会的思想还是十分丰富的。《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有清晰的阐释。《共产党宣言》中对于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后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后，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发展要经过两个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构想。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的论述，是因为这两部著作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所有制、经济和分配政策以及其他具体措施，尽管他们没有使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字眼，但这些意见又的确是建设性的。而且，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影响很大。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他们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们所犯的错误，多多少少又与上述的这些设想误解或照搬有关，乃至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混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与现实的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在时空上、历史条件上的超阶段的历史性错误。这个错误我们以后还会进一步加以分析。（二）列宁的阐释

列宁是在实践中理解了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一人。针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坚持的“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而否定革命的论调，列宁反问道：“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后，列宁很快意识到，要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这其间，经济建设是最重要、最困难而且是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在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局限性之后，列宁很快转到新经济政策上来。今天看来，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主义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提出要把工作重心从“夺取俄国”转移到“管理俄国”上来，转移到完成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上来。列宁认为，革命取得胜利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赤卫队式的军事斗争就不能再居于首要地位，首要的任务是管理工作，工作重心应由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转移到管理经济、发展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列宁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加强国家干预经济和引导经济的力量，借鉴泰罗制，发挥从旧社会过来的技术专家和生产管理人员的作用等。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真正进入了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列宁再一次提出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已经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得到了和平，因此，经济任务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任务提出来了。同时，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随着苏维埃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也随之凸显出来，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列宁认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

随后，通过对新经济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列宁再一次提出了工作重心的问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把文化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指出只要实现了这样一场“文化革命”，苏维埃俄国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显然，列宁此时所提的工作重心与前几次是有一定差别的。这里的文化，列宁又把它分为“纯粹文化方面”和“物质方面”，也就是说，它既包括文化建设又包括经济建设。

列宁曾指出，“大农业国和小农业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他认为，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农业国家里，不可能直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并由此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通过合作社就可以在俄国一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建设中用工业化不断带动农业化的发展。

列宁认为，世界革命将由俄国革命带头完成，但是俄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列宁认为，商业是唯一的结合点。他还指出：“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提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这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

列宁晚年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时，尤其是在病中口授的五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纲领，这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终落脚点。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文化建设内容丰富且意义深远，可分为三个层次理解：一是狭义的文化建设。列宁认为：“不扫除文盲，不教人识字，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列宁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主要包括：第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文化建设；第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有利于合作社的建设；第三，通过文化建设提高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二是广义的文化建设。列宁晚年侧重从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习惯层面剖析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文化困扰、文化制约现象，目的在于引起全党的重视。三是列宁晚年特指的文化。列宁晚年特别给予关注的文化革命或文化建设的文化概念是广义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文化革命就是把一个不够文明的国家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这其中既包括文化建设，也包括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列宁晚年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由于列宁英年早逝，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更深刻认识可以说刚开了头就煞了尾，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解难以避免地发生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实质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出发，从改造生产关系入手，建立起纯之又纯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仍然主要停留在生产关系层面，“跑步跨入共产主义”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依靠的主要是主观政治热情。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这对后人来说又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是在全面反思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三）新中国的探索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他立足于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艰难的探索。通过具体实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逐渐深化，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能够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过程中，既有宝贵历史经验又有深刻教训，这都是我党在今后的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矛盾学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理论起点。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出发点。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毛泽东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面对社会主义矛盾的基本状况，发展生产力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指出，为了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中之重，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生产力如果不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就不能稳定，就不能获得丰富的且足够的物质基础，就不能形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就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认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掌握科学技术的目的”，他调整和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经济、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使得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能够快速发展，使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毛泽东还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是工业化。为了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主义应该解放生产力，然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表现为社会主义与大工业紧密相连，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加工业化。如果没有工业化，社会主义的意义就不算完整。毛泽东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是毛泽东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对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这一论断经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其正确性、真理性也已得到证明，对今后社会主义的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他并没能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可以说，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在今后的实践当中，由于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认识，使得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而且毛泽东从探寻本质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也自然形成了本质性的认识。毛泽东经过实践得出了理论，并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此全面概括出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本质属性，他的一些重要论断为今后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打下了基础。他提出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的思想，变革生产关系的思想，没有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就算不上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都是社会主义本质性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为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产生做了铺垫，为邓小平探索并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提供了基础性的内容。

对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来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使得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地认识，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直接理论源头。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一）对“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思考

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一直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中，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上，马克思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须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为物质前提。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以后他又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为新社会的建立创造了物质前提。其次，在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上，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生产力与人的富裕这一点。他通过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即空想共产主义的缺陷来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他认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的倒退”。马克思这里说的“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恰恰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甚至比维护私有财产制度的人还要倒退。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人的本性。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真正的财富是由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所构成。马克思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将是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再次，在工人阶级解放问题上，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都将工人阶级解放与走向富裕联系在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到“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与富有是两个对立面，文明的一切进步，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因此，无产阶级基于自身的这种“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不得不起来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社会现象，所以，无产阶级“如果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在此，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自身的贫困，消灭导致自身贫困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说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内涵。最后，在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向来反对“穷过渡”，他们认为西欧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通过西方的积极支持——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俄国那样一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有可能利用土地公社所有制来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过去人们过多地强调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及必然性，省略了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放弃过的前提——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并积极提供帮助的条件下。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落后的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是极为慎重的。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就明确强调“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这里的卡夫丁峡谷，意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恩格斯晚年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论述，更加强调俄国独立地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这种“穷过渡”是不可能的。他在致尼·弗·丹尼尔逊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都分别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出现商品生产以前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占有，“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经济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把现代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落后国家才有可能走上这种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恩格斯强调说，如果没有更高社会形态的样板作用，俄国公社只能向资本主义发展。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不具备条件的穷过渡是持否定态度的，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可能脱离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一点的。

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改革家的睿智，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洞察了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把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马克思的生产力标准与人的富裕问题提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高度。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丰富、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这表现在：首先，邓小平明确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正是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切入点。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首要的、艰巨的问题就是消灭贫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要取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做到这一点。其次，邓小平取得了引导人民致富的三大理论突破。如果说邓小平所界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来源的话，那么，邓小平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大理论突破，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这三大理论突破就是：破除了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破除了社会主义在分配方式上必须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破除了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而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自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一直成为对社会主义的最权威的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表现为经济层和价值层。经济层是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价值层分为这样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消除两极分化”，第二个层次是“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这两个层次在实践中实现的顺序不同，但都始终贯穿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层面，从这一点来看，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以及经济形式都必须为这一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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