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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淼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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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视传播史纲试读：

电视编

第一章 中国早期的电视事业

第一节 初创时期（1958-1966年）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开始试播，9月2日正式播出，这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当时因为局限首都一地，被称为北京电视台。10月1日，中国第二座电视台上海电视台问世。12月20日，哈尔滨电视台（今黑龙江电视台的前身）也与观众见面了。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电视台，它们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不久，它们就被赞扬为“大跃进的产物”。其实，早在1955年初，建立电视台的提议就被列入了国家的文教五年计划，这一决策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和多方面的因素。

这一决策的实施，曾得到来自当时前苏联等友好国家的促进和帮助。最初一批技术骨干、留学东欧的章之俭等人，仿照捷克式样设计了中国的电视发射机等核心设备。1957年12月到1958年3月，由后来的北京电视台正副台长罗东、孟启予等人组成的中国电视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前苏联和民主德国。回国后，他们基本按照前苏联和东欧的模式规划中国电视节目的面貌。天津712厂仿照前苏联“旗帜”牌电视机试制了最早一批“北京”牌电视机。1958年，从前苏联进口的电视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投放市场。1960年，上海开始批量生产主要由进口零件组装的“上海”牌电视机。

早期电视新闻节目是非常简单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是电视台长期的、经常的和大量的新闻节目来源。因此，有人称这一时期是“新闻纪录片时代”。

最早的固定观众，是一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曾为北京电视台题写台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曾到该台视察。特别是周恩来，对电视的关心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从摆放的鲜花到安排乐队的画面、从采访拍摄的角度到摄影灯的研制，他都作过周到的指示。而大多数观众则是在集体场所买票观看的。他们主要是奔“正片”而来，观赏压轴的故事影片和戏剧转播。

这类节目在早期占有极大的比重。最初，北京电视台播放电影占75%，戏剧转播占15%；到了1959年底，故事影片占时50%，戏剧转播占时30%。因此，早期电视又被称为“缩型影剧院”。

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试播了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9月4日，在正式播出的第二次节目中演播了电视报道剧《党救活了他》。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以及1959年成立的广州电视台（今广东电视台的前身）等也相继播出了自己编演的电视剧。以后，电视剧逐渐增多。从1958年到1966年，全国大约播出一百几十部电视剧，其中北京电视台最多，约90部，上海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各30多部。早期电视剧是现场直播，形式更接近舞台剧而不是电影。

1958年4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广播工作大跃进”的口号。12月，全国电视台基建工作座谈会吹响了电视大跃进的号角。于是，电视会战便在一批条件并不成熟的大中城市遍地开花了。1960年，电视台、试验台、转播台已达29座，1963年是36座。“自力更生第一台”是哈尔滨电视台。1960年5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电视台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推广哈尔滨电视台的经验。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制订的广播事业三年规划中规定，1960年至1962年电视台要发展到50座，比原有的10座增加4倍。

然而，经济困难的魔影渐渐逼近，电视大跃进遭到挫折。电视机进口停止了，国产电视机也被列入高级消费品，禁止社会集团（单位）购买。1960年底，北京电视台精简机构，压缩节目。1963年2月，全国广播事业调整，电视台、试验台仅留8座，不到原有36座的1/4。

1963年，考虑到国内电视机甚少，电视宣传受到限制，而国外却有广阔的市场，加之“反修斗争”的需要，中央广播事业局为北京电视台制订了“立足北京，面向世界”的宣传方针。

4月，首次全国电视台对外宣传会议在广州召开。困难时期仅存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沈阳、哈尔滨、长春、西安8家电视台讨论了提高出国电视片质量的问题。1965年8月，再次召开会议，增加了太原、武汉两家电视台。此时，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原来基础较好的“下马”电视台陆续恢复试验或者转为正式播出。因国内观众不多，所以出国片的多少和好坏就成为衡量各电视台质量和成绩的重要标志。1960年，中国还只是向7个国家寄送了61条电视片；而到1965年，中国就与27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建立了交换关系。北京电视台向30个国家寄送了电视片473条，大多数则是新闻片。

1960年，北京、上海等地的电视台就开办了电视大学。

1965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全国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电视是教育工具，各种节目都要有教育意义，还可以办电视学校。

1966年2月17日，北京电视台邀请大庆“铁人”王进喜作电视讲话，介绍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

3月8日，北京电视台开办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专栏节目。

1966年4月，北京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收租院》。该片在城乡广[1]泛发行，连映8年之久。

第二节 “文革”时期（1966-1976年）

1964年5月，用微波在城市之间传送电视的试验便已成功。后来，初步建立了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传送网。北京电视台1966年初已开始使用电视录像设备，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可以播出配好声音效果的合成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制订的节目审查标准是严厉的，“坏节目”一律不播。属于“坏节目”的包括：歪曲历史真实，专写错误路线的；描写英雄人物却是犯错误的，歪曲英雄形象的；描写战争恐怖，宣扬苦难的；专写中间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的；美化阶级敌人、模糊阶级界线、调和阶级斗争的；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扬人性论和所谓“人情味”的；写谈情说爱，宣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传统剧目，包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鬼戏，不管中国或外[2]国的，等等。如此一来，电视文艺百花凋零。而且更有甚者，北京电视台于1967年1月6日停止播出。全国大多数电视台（除上海外）也都停播。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派出“军管小组”，收回被造反派夺去将近一年的广播电视大权。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无政府状态基本结束。

1968年前后，各省级电视台陆续恢复。1970年10月1日，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广西、福建开始正式播出或者试验播出电视节目。至此，除西藏自治区和北京市（北京电视台是中央级的机构）以外，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建立了电视台。同时，各地利用高山调频发射台，加设发射机和天线，迅速建成了一批电视转播台，至1971年，全国的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总计已达80座。电视节目由各省会、自治区首府向外辐射。国家公用通讯网络的微波中继干线也发展起来，成为远距离传送电视节目的主要通道。1971年，广播电视正式租用邮电部微波干线，电视节目可以迅速传送到全国20个省会、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

1970年初，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视专业会议便确定，在大多数省份着手建设正规黑白电视台的同时，北京电视台和少数地方电视台向彩色电视迈进。于是，彩色电视会战在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四省市开展起来。但是，“彩电攻关”的道路并不平坦，在物质、技术、经验和信息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闭门造车实难一蹴而就。

早在1956年和1959年，刘少奇曾两次提出搞彩色电视的想法。1959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开始组织研制彩色电视，1960年5月，用美国NTSC制式建立了一座彩色电视站。但因国家经济困难，彩色电视事业被迫下马，一停就是10年。

10年之后，世界主要先进国家的彩色电视已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技术不断改善，造价日益低廉。全球已形成以美国NTSC、联邦德国PAL和法国SECAM 3种制式三分天下的态势。但是，中国却决心自创制式，从头开始。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给中国彩电研制的天平加上了重重的砝码。根据协议，中国向美国租借了彩色电视制片和播出的全套设备；同时，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建起了联合制片播出中心；然后，将这些中心和设备租给美国方面使用，费用两抵。尼克松访华，不仅打开了中美交流的大门，而且也打开了中国电视界的视野：在电视领域，中国人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差许多，这差距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除的。这个发现终于使中国电视界放弃了劳而无功的自创制式的努力，转而决心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

1972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几次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进口彩电设备”的请求，并获批准。通过调查研究，中国选择了既不同于美国NTSC制式、又不同于前苏联采用的SECAM制式的PAL制式。

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面向首都观众的彩色电视正式试播。8月1日，上海电视台试播彩色电视。天津电视台、成都电视台（现四川电视台的前身）也先后开办了彩色电视。不久后，北京电视台的彩色电视即可通过京津、京沪微波线路向外地传送。至1975年年初，北京电视台向外地传送的节目已由彩色、黑白交替播出改为全部彩色。1977年7月25日，北京电视台的两套节目均实现了彩色化。

1976年，商业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全国电视机的数字进行统计，截至1975年年底，全国仅有电视机46.3万架。其中国产彩电4000架，进口彩电1900架。68％的电视机分布在城市，32％分布在农村。按当时8亿人口计算，每1600人才拥有一架。

1976年是中国政治转折的一年。粉碎“四人帮”，为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第三节 解冻时期（1976-1978年）

1976年12月21日，北京电视台转播《〈诗刊〉朗诵音乐会》，开始了大规模地为革命历史歌曲和著名文艺工作者恢复名誉的活动。以播放影片《洪湖赤卫队》和《东方红》为标志，文艺领域解冻了。

文化大革命末期专为毛泽东录制的一批传统节目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包括京剧、相声、地方戏曲：湖南花鼓戏《十五贯》、京剧《闹天宫》、昆曲《大破天门阵》、京剧《打渔杀家》等。配合外国首脑的来访，外国影视片渐次出现：南斯拉夫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和电视剧《巧入敌后》，日本故事片《望乡》和《追捕》。重新起步的中国电视剧改为录制播出，开始呈“小电影”的形态。

一批在“文革”初期停办的专栏节目又有了新的生机：体育节目、卫生常识、儿童专栏、文化生活等。1977年10月和11月开办的《世界各地》和《外国文艺》像两扇窗口，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外部世界多姿多彩的生活。《祖国各地》使中国人民得以神游中华大地，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

科学和教育的春天也来临了。1977年年底，北京电视台开办电视教育讲座。一时间，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购买教材的长队。1979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办，当年招生41.7万，显示了动用国内一流学者进行屏幕教学的独家优势。

1978年元旦，《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简称《新闻联播》）正式设立。早在1976年底，北京电视台的彩色节目已传至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3个自治区以及台湾省以外的26个省会、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7月，已有上海、广州、河北、南京、武汉、湖南、河南、成都8个电视台可以向北京回传节目，一个全国性的电视广播网逐步形成。

自1979年改革开放，进口电视机成批涌入，渐渐成为最抢手的家用电器商品。电视机生产流水线开始引进，经过消化、吸收，推出一批批高质量的国产电视机。“电视热”四方蔓延。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中央电视台”（英文缩写CCTV）。同天，西藏电视台试验播出。一年后，北京市开办了电视台。至此，“北京电视台”的含义改变，全国省级电视台全部成立。省级电视台中，原以省会城市命名的，纷纷仿效中央电视台，改换省的名称以“正名”。

1978年6月，因“文革”而停办的《广播节目报》改名《广播电视报》出版。1981年，《电视周报》应运而生，1986年改名《中国电视报》。随着电视观众的增加，10年后它成了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第二章 中国新时期的电视事业

第一节 改革初期（1979-1982年）

1978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8部电视剧。这些“小电影”除艺术质量稍嫌粗糙之外，画面语言和屏幕效果与播放的影片大同小异。它制作简便，周期短，花费少。在这株尚不成熟的幼苗面前，电影感到了威胁。

电视机数量增长迅速。1979年全国只有485万架电视机，但这个数字以每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幅度疾速增加。1982年是2761万架。自1981年开始，电影各项发行放映指标逐年下降，仅1982年就[3]比1981年减少51万场次，观众少了9.4亿人次。

文化部与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79年10月24日签订了《关于供应电视台播放影片的规定》。协议规定，新影片在北京头轮映毕半个月至一个月后可供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播放；发行期满半年后，可供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每年元旦、春节、“五一”、“十一”，中国电影公司要供应一二部新影片给电视台向全国播放，等等。但是协议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要恢复到以往那种不分彼此的亲密程度已不可能。

对新生的电视剧的归属也有争议。文化部门认为，电视剧本属影剧一类，应归文化艺术部门管理，电视界却不愿放弃。电视驻足于新闻界内，比电影更受重视。直至1986年，被合并的不是电视剧，而是电影，为影视双方始料不及。不过，在后来的广播电视界内，电影系统一直是较为独立的一支。1989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签订了影片播出的新协议，规定新影片发行两年之后可向全国播放，并提高了播出价格。

戏剧界比较早地感到与电视界合作的必要性。1982年1月，由著名戏剧家金山发起的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成立了。此事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的支持。胡耀邦指示财政部每年拨款300万元，作为发展经费。艺委会的出现，推动了电视剧社会化的进程。1985年11月，艺委会并入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成为电视界的一员。

1979年，电视面临着严重的节目“饥荒”。没有了依赖，电视界下决心披荆斩棘走自己的路。1979年8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首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这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电视从长期等待外援“要饭吃”的状况走向独立自主办节目的开端。从此，电视逐步招兵买马，渐渐崛起于众强林立的中国文化艺术界。这次会议号召全国电视台大办电视剧，从而开始了向电视剧的集体进军；同时宣布，放眼海外，立即进口影视片，以解燃眉之急。九、十月间，中央电视台派员赴香港采购，一次购得香港影片10部和美国电视连续剧《从大西洋底来的人》一部。

译制工作开始了。1979年7月译制的菲律宾电影《我们的过去》是中央电视台的首次尝试。到1981年，译制片已基本达到每周平均提供一部的数量。

根据首次电视节目会议的决定，1979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节目联播，全国有25家电视台提供了100多个小时的节目，这是中国电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节目交流，是对全国电视台自办节目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

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在报告中指出，宣传工作要坚持自己走路，事业建设上要把加速发展电视放在优先地位。

电视上开始出现广告。1979年1月28日下午，上海电视台屏幕上映出了“上海电视台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的幻灯片，随即播出了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条商品广告——1.5分钟的“参桂补酒”。这条广告先后播放8次。3月15日晚，上海电视台又播出了第一条外商广[4]告，一分钟的“瑞士雷达表”，播放11次。同年11月，上海电视台与香港太平洋行签订了播放日本“西铁城钟表报时”广告的协议，为期一年，广告总金额为130万港元。

1979年4月13日，广东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条收费的商业广告。4月15日，在春季“广交会”开幕当晚，正式播出广告节目。广东电视台当年制作、播出中外广告30多条，收入人民币12万元，港币120万元。

此时中央电视台尚按兵不动，因为未获上级指示。而广告可否播出属重大政策问题。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新闻单位承办广告，中央电视台才于当年12月在两套节目中同时开办广告。每天5分钟的广告有介绍商品的，有介绍厂商的，还有外商提供的含广告性的节目（如纪录片等）。

但是，观众对越来越多的广告啧有烦言。美国动画片《变形金刚》曾导致广泛争议，人们指责它助长暴力。但是，以节目形式出现、以销售玩具为动机的“节目长度”广告的真正要害，是它的商业侵入行为。广告虽然不讨人喜欢，但它促进了电视娱乐的繁荣，也为电视节目的丰富提供了经费，注入了活力。

1980年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己译制的法国故事片《红与黑》。紧跟着，每周一集的美国科学幻想系列电视片《大西洋底来的人》迷住了封闭已久的中国人。随后是《达尔文》、《大卫·科波菲尔》、《老古玩店》、《鲁滨逊漂流记》、《安娜·卡列尼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基本上是古典名著或者主题严肃、质量上乘的获奖名作。到1981年，中央电视台每周都可以播放一部电视译制片了。满足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需要的纪录片也接连引进，1981年开播的《动物世界》成为观众百看不厌的保留节目。

中国观众显示出极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愿望。1981年4月，在首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电视评选中，《国际新闻》名列前茅，与《世界各地》、《国际见闻》、《外国影视剧》同获栏目综合奖，全部获奖专栏都与“国际”有关。

1980年10月11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并立即引起轰动。然而，3个月后，26集电视剧刚刚播了13集，电视台却因故突然停播。停播引起了普遍的反感，虽然这只是一部打斗胡闹的纯娱乐片，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1982年4月，刚征服了上海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又进军北京，并立刻掀起了“《姿三四郎》热”。播放时，连饭店服务员、出租汽车司机都跑去看电视了。接着是香港的《霍元甲》，“功夫热”再度掀起。然后是通俗生活剧：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诽谤》、《坎坷》等风靡一时。渐渐地，中国观众对译制片的打打杀杀、搂搂抱抱、哭哭笑笑见惯不惊了。1991年，中央电视台调整、压缩了进口影视片的播放数量，全年共[5]播出译制片145部（集）。而在1990年，引进外国影视剧376部[6]（集），355部在中央电视台首播。

新时期电视剧出现于1978年。1979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9部各地制作的电视剧。广东电视台与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合拍的《神圣的使命》引起人们对电视剧的注意。中央电视台的《有一个青年》反响热烈。上海电视台的三集侦破电视剧《玫瑰香奇案》被认为是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先驱。

1980年国庆节，中央电视台主持以电视剧为中心的全国电视节目大联播，一个月的时间里播出了各地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40余部，成绩斐然，轰动一时。此后，每逢国庆、春节等重大节日，中央电视台都集中播放一批较好的电视剧，成为定规。

1980年年底，天津出版的《广播电视杂志》率先举办优秀电视剧评选活动。反映改革的电视剧《乔厂长上任》、呼唤台湾回归祖国的《何日彩云归》等得票较多。1981年4月，在全国第二次电视节目会议上，首次评选出7种类型的优秀节目。《凡人小事》等28部电视剧获奖。1982年评选，获得一等奖的是中央电视台和丹东电视台合拍的朴素而动人的《新岸》。从1983年开始，全国优秀电视剧评奖被命名为“飞天奖”。浙江出版的《大众电视》杂志也于1983年设立“大众电视金鹰奖”，以群众投票的方式评选优秀电视剧和优秀演员。《大众电视》还从1982年开始设立“繁荣电视剧奖”，以鼓励制作电视剧数量超群的单位。

几年之间，电视剧成倍、甚至成10倍地增长。1982年后，一短一长两极发展的系列短剧、小品和电视连续剧打破了单本剧一枝独秀的局面。电视剧制作单位也由电视台扩展到社会力量。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率先投入电视剧制作，1982年成立了电视剧部。1983年，12个电影厂、15个话剧团体和23个与艺术无直接关系的单位，如林业部、国家计划生育中心等，主持或参与了各种题材的电视剧制作。商业性的赞助开始了。1983年，全国电视剧产量达4000多部（集）。

1979年8月，中央电视台设立了《为您服务》专栏，主要介绍电视节目，回答观众来信。随着经济改革和市场活跃，电视逐步面向经济、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生活。在商品经济历来发达、商业广播素有传统的上海，1981年出现了一个服务性的新闻栏目《市场掠影》。广东电视台于1982年开办了《市场漫步》。但是，在这些专栏中，像后来许多其他相似栏目一样，广告和信息是两块混淆不清的领域。

1983年元旦，《为您服务》改进编排，在原有的内容之外，增加了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增强了知识性和趣味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为您服务》率先设立了一位固定的节目主持人，这便是沈力，50年代中国的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的主持风格举重若轻，自然得体。当年她被评为优秀节目主持人。在《为您服务》前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受欢迎的服务性专栏节目，如广东电视台的《家庭百事通》、湖北电视台的《生活之友》、湖南电视台的《社会与生活》、浙江电视台的《观众中来》，等等。

1980年4月l日，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资料的两个主要来源——维斯新闻社和合众国际电视新闻社从原来的航寄影片和录像带改为通过卫星传送新闻录像，从而使国际新闻的时效大大提高。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民第二天就可以耳闻目睹了。几年中，埃及总统萨达特、印度总理英·甘地先后遇刺，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失事，苏联切尔诺贝利电站核泄露事故，电视观众都是先于报纸读者获知，并且看到了栩栩如生的现场。

1980年5月，《国际新闻》并入《新闻联播》，成为许多人观看《新闻联播》的主要兴趣所在。《国际新闻》的成功促进了中国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反省，改进在点点滴滴地进行。国内新闻开始变得短小精悍，由几分钟一条变为一分钟、几十秒、数秒一条。报道面逐渐拓宽：经济信息、批评报道、社会新闻、动态性的新闻等增加了，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出现了。一批综述性的、分析性的国际、国内新闻专栏设立起来。

早在1979年9月，《新闻联播》播出了一条批评高级干部用车特权的新闻片《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停车场见闻》，社会反响强烈。在此前后，批评性的报道成为热门话题。

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新闻评论性的专栏节目《观察与思考》。《观察与思考》注意思想性、政策性和时新性，采用评论员形式与观众面对面交流。但在“政治问题能否讨论”的争议尚未真正解决之前，在公众关心的许多热点题目尚在禁止之列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观察与思考》只能局限于为政策作注解。

新闻改革的成果首先是从形式更新上表现出来的。1981年4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讨论了“全国一盘棋、共同办好《新闻联播》”的问题。青岛会议之后，各地加快了微波通信网的建设。1981年7月1日，《新闻联播》改进编排，将国内新闻电视片、国内口播新闻、通过卫星收录的国际新闻录像以及国际口播新闻混合编排，重新设计“版面”，取消了新闻配乐。《新闻联播》面目一新，开始突破“新闻纪录影片”的模式。

对于许多体育爱好者和许多并非体育迷的人来说，1981年也许是难忘的。这一年，中央电视台通过国际通信卫星转播了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选赛的实况。中国男子排球队在先失两局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以3∶2力克世界排坛劲旅韩国队，从而与中国女子排球队双双获得预选赛冠军。电视转播刚刚结束，中国大地欢声沸腾。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高举五星红旗兴高采烈地在校园内游行庆祝，高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1年4月，中国运动员囊括了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全部7个项目的冠军，成为世界乒乓球史上的佳话。1981年9月27日，中央电视台首次现场转播“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实况。在1981年10月18日的世界杯足球赛亚太区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了1980年亚洲锦标赛冠军科威特队。为此，中国观众大喜过望，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的自行车队伍排了一里多长。最激动人心的是1981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上，中国女排力克群雄，为中国篮、排、足三大球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几次巨大胜利，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

1982年1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一套别开生面的英语教学系列片《跟我学》，立刻在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从1981年10月开始刊登《跟我学》的《电视周报》，发行量一下子猛增50万份，达到200万份。而在1981年初创刊时的发行量70万份，经过9个月才达到150万份。600万份教材销售一空，屡次再版，屡次售罄。中文版《跟我学》是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一套英语教学节目，也被原制作者——英国广播公司（BBC）认为是最成功的一套外国版本的《跟[7]我学》。

第二节 全面发展时期（1983-1989年）

1983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历来的“广播工作会议”的名称上第一次出现了“电视”。这次会议制订了一些极为重要、对后来发展影响深远的大政方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

自1949年以来，中国广播事业实行“保证重点、先中央后地方”的方针，并且只允许中央和省两级办广播电台、电视台。新的政策规定，凡是具备条件的省辖市、县，都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和可能开办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除了转播中央和省的广播电视节目外，可以播出自办的节目，覆盖各该市、县。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指出，四级广播电视覆盖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一项重大的政策调整，它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地方和社会各方面办广播电视的积极性。

四级办电视的政策释放出一股蓄积已久的能量。“顷刻之间，市、县电视台热火朝天，纷纷上马，由1982年的不足20个市级电视台一举增加到1985年的172个市、县电视台。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从[8]1980年的2469个增加到12159个。”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大单位也步其后尘，各自创办有线电视网。

然而，由于对这种新形势和大变动缺乏思想准备和实践经验，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和管理办法，因而产生了不少问题。广播电视部1983年10月通过中央转发的第37号文件指出，省辖市、县办电视节目只适用于具备条件的地方，不强求一律，同时要制定管理办法，规定审批手续和节目内容。1984年3月28日，广播电视部在224号文件中进一步规定：“市县电视台以转播或录放中央和本省的电视节目（包括文艺节目）为主，有条件的可以插播本地的新闻性、知识性和服务性节目，暂不自办文艺节目。”对文艺节目算是下了禁令。但是，实际很难执行。

1983年4月，广播电视部成立地方宣传局，1984年12月，地方宣传局设立广播电视处，主要工作包括审核地方电视台及其引进节目等。此后，各项工作渐上轨道。

与大多数县级电视台不同，城市电视台虽然也普遍遇到经费不足和技术不良的问题，但它们的社会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很大。

城市电视台大多位于某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知识密集，人才荟萃。省辖市往往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是资源、信息和资金的交汇点，通讯发达，交通便利，群众易于参与。都市居民五行八作，色彩纷呈，又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有故事，易交流。大众传播媒介在都市比在边远的乡村应用更加广泛，功能更加全面。无论是对电视的需求还是对电视的支持，城市都比农村更为充分。特别是城市里市场经济发达，广告财源充足，为电视台的生长提供了条件。因此，在“四级办电视”政策公布的短短几年之内，城市电视台获得引人注目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电视纪录片热。1983年8月7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部25集的大型电视系列节目《话说长江》。《话说长江》是对《祖国各地》专栏集大成式的总结和发扬。开办于1978年的《祖国各地》，曾被观众热情地赞扬为“电视观光”、“坐游祖国”，在电视纪录片中独树一帜，但自1980年以后，随着荧屏日益繁荣，《祖国各地》在节目质量稳步提高的同时，观众却日益减少。1979年，中央电视台曾与日本广播协会（NHK）合作拍摄了《丝绸之路》，结果，日本版节目在日本引起了“丝绸之路热”；而且，印书籍，出画册，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而中国版节目却回音寥寥，幸而，交流也打开了中国纪录片编导的眼界。《话说长江》致力于纪录片向电视节目的转变，艺术上有新的探索与突破。它首次在大型系列节目中树立了固定的节目主持人，采用章回小说体的结构方式，固定栏目，连续播出。许多观众接受了这种“对面”交流、新鲜亲切的“话说”体，在中国一时形成“长江热”。

总导演戴维宇及其创作集体趁热打铁，再次推出《话说运河》。这次却一反“长江”颂歌式的激情，以冷静的态度、写实的手法引导观众作深层次的思考、积极的参与。这种转变不仅仅是长江和运河客观形象的差异所致，也源于编导电视观念的更新。平等交流、大众参与的社会风尚开始取代强力灌输的多年积习。电视日益尊重观众的权利、愿望和判断力。《话说运河》采用边拍、边编、边播的方法，观众热心献计献策；一批与运河有缘的文化人参与解说词的创作，为节目增添了文学色彩与乡土气息。《话说运河》文化味儿浓，格调比较雅，成为那一时期文化热潮中的一股热流。

1986年，中央电视台曾播出宣传改革的电视政论片《迎接挑战》，采用了类似国外电视片《第三次浪潮》的表现手法：极快的节奏、大量的资料和强有力的解说。同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政治抒情片《长征，生命的歌》；1987年建军节前后，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让历史告诉未来》，用的也是议论加资料的方法，一批报告文学作者撰写的解说词为这部历史论说片增添了政治意蕴和文学色彩。

1989年初，中央电视台创办《地方台50分钟》栏目，荟萃了全国电视纪录片的精华，广受好评。

电视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1985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改革题材的电视剧《新闻启示录》，在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部后来被标为“政论性”的电视剧以三个很不相同的记者为线索，在结构上采取了多视点平行交叉和团块式开放组合的方法，截取了几个事件的片断。《新闻启示录》在视觉艺术中追求对白、旁白等语言艺术的思辨性和析理性，它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手法也获得了一些电影专家的赞许。

随着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中国电视剧的质量迅速提高，形式日趋多样，风格各有发展。特别是数量飞速增加，从1983年的428集、[9]1984年的740集，到1985年已达1300多集。

1985年，一部雅俗共赏的《四世同堂》鹤立鸡群，使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名声大振。此后，实力雄厚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不断推出振聋发聩的新作。1988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末代皇帝》是持续了一段时期的“清宫戏热”中的一部上乘之作。《西游记》、《红楼梦》等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耗资巨大，影响空前，出口海外，很受欢迎。80年代后期，中国电视剧开始了商业性输出。

80年代广告客户看好的另一类娱乐节目是电视竞赛。1980年，在电视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电视台率先推出《“六一”有奖智力竞赛》。1981年，中央电视台开始举办《北京中学生智力竞赛》。

但是，“竞赛热”的真正发源地在上海。上海的电视竞赛花样翻新，不拘一格，由知识型扩展到技能型，大大增加了联系群众、联系生活的广度，大大开阔了节目天地。上海电视台十分注意竞赛节目的娱乐性、游戏性，《外国友人唱中国歌曲电视大奖赛》和《上海杯伉俪、情侣、姑嫂、婆媳即兴表演大奖赛》带给人们的，与其说是欣赏，不如说是娱乐。

1988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个电视台联合引进由泰国正大集团出资、香港制作的《正大纵横》专栏节目，十分成功。1990年，中央电视台接手，与正大集团合办《正大综艺》，由中央电视台主持。《正大综艺》采用了特邀嘉宾、明星或名人、猜谜、现场观众参与的形式，一度成为收视率的热门。

新闻节目在这一时期有所突破。1984年，中央电视台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广播电视联盟亚洲电视网的新闻交换，并通过厦门电视台收录台湾的《华视新闻》，还派出了驻香港记者。1986年和1987年，中央电视台开始与欧洲广播联盟、美国电缆电视新闻网及国际广播电视组织交换新闻。地方新闻也由每周固定传送几次改为每天开通。

1986年9月，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企业破产法》过程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热烈的反响。几个年轻的记者标新立异，将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发言一一录像，编成一部纪实性的新闻专题片。他们还“强迫”式地即席采访了彭真委员长。这部“张口有声”的节目，被认为是电视新闻的一次突破。新闻界开始纷纷追求“公开性”。

1987年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中央电视台以最快的速度录像播出了八场记者招待会和中国领导人会见各界人士的实况，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影响广泛而深远。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历次代表大会从未有过的新闻公开。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纷纷在电视屏幕上亮相，接受记者采访。大会闭幕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位常委出席招待中外记者的酒会。实况录像以最快速度剪辑播出，中外反应空前热烈。

另一种思想交流的形式也进入了中国的电视。1986年10月12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新加坡举办的“亚洲大专辩论会”决赛的实况录像。这种注重形式、富有内涵、讲求公平和对等、具有挑战性的新方法，立即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强烈兴趣，一时模仿者众多。“辩论热”、“对抗赛”的兴起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竞争心理，点燃了大众思辨的火花。

1988年，人们惊喜地发现，辩论节目竟成为海峡两岸对话交流的最初尝试之一。那一年的“亚洲大专辩论会”大决赛的题目是“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正方：台湾大学队，反方：复旦大学队。双方达成“不作政治攻击”的谅解，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默契。通过这些活动，使人们看到电视也可以成为大众交流感情、沟通思想的渠道。事实证明，论坛节目在促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方面大有作为。

这一时期开始用卫星进行电视节目传播。1986年7月1日，通过卫星传送的电视教育频道开始试播。10月1日，这个命名为“中国教育电视”的频道正式播出。1988年11月，第二套教育电视频道开播。此后，成立于1979年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大专学历统设课程主要通过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第一、二套节目播出。非学历继续教育课程和成立于1991年7月的中国燎原广播电视学校课程主要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第一、二套节目播出。这些节目都是通过卫星传播的。教育电视的生长得力于中国国内卫星通信网的建成和开通。

中国采用卫星广播的计划开始于1980年。1983年，广播电视部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对事业发展方针和技术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中包括采取广播卫星覆盖全国的方针，大力发展分米波电视。

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实验通信卫星被送上了“静止”轨道，定位于赤道上空东经125°。10月1日，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的阅兵仪式便是通过这颗卫星转发全国的。同年，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拉萨、广州开始修建卫星地面接收站。

1985年，中国开始长期租用位于东经57°印度洋赤道上空第一代国际通信卫星的转发器，并于8月开始传送电视节目。同时，卫星地面站的出现如雨后春笋。

1986年2月1日，中国发射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定点于东经103°的赤道上空，这颗卫星轨道优越，辐射能量集中，信号强度显著提高。当年卫星地面站增至2000多个。

1988年3月7日，中国发射第三颗通信卫星。这颗卫星定点精度和稳定度都较前提高，而且工作寿命长、通信容量大、辐射功率强。至1990年，中央电视台一、二、三套节目全由国内卫星传送，而教育电视一、二套节目由租用的国际通信卫星传送，卫星成为电视广播[10]的主要媒介。

随着运作机制的变化，电视由行政事业向企业经营转化，电视节目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逐步提高。在体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1987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向“经济频道”的转换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电视界外一些企业事业单位提出开办商业电视的请求。1984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对于一些单位提出办商业电视台的要求，鉴于目前条件尚不允许，可以把资金集中起来，由广播电视部统一使用，投资单位可以租用中央电视台一定[11]的时间专门播放商业性节目。”198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指示说：“要办一个经济电视台，着重播经济新闻、经济信息、商业行情和广告。”1986年3月，副总理李鹏在一份报告中批示：“今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开办一套经济信息节目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第二套节目的“转轨”是“开放”和“搞活”的产物。

1987年2月1日，第二套节目（也称“经济信息频道”）由面向北京改为面向全国播出，以经济节目为特色。农牧渔业部、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承办了三个专业栏目——《农业教育与科技》、《星火科技》、《人口与计划生育》。对这三个栏目，中央电视台只管播出，不管制作，实际上是将节目时间租出去了。此外，二套节目晚间有大约2小时的外语节目，内容包括新闻、专题和娱乐。起先只有英语，从1991年起在星期日播出法语节目。

在中央电视台的带动下，1987年6月，上海电视台实行倡导竞争的一台二台分台体制，从组织结构到人员安排，从节目采编到审查播出，都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新格局。这个台的做法更接近商业电视台。此后，广东、浙江、天津等地电视台迅速跟进。

商业性收入已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部分。电视台的体制以及经营策略亦有变化。

1979年，中央电视台改全额预算为差额补助，开始播放广告，接受赞助。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财务体制又从差额补助改为预算大包干，由国家按播出总时数核定事业费用额，在完成承包定额的前提下，超收部分按比例留成。1987年，在4000万元的节目费用中，[12]国家拨款仅1300万元，中央电视台自筹资金2700万元。

1990年11月26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做出了《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若干规定》，再次指出“广播电视是政府的喉舌”。同时，对广告、赞助、创收等活动进行规范。

第三节 繁荣时期（1990年至今）

90年代是高科技占领传播领域的关键时期，在世界上，电视直播卫星、有线电视、高清晰度电视、多声道立体声伴音电视、各种音像纪录器材以及图文电视等纷纷从实验室步入社会生活。传播器材的更新换代令人目不暇接。同时，90年代前期是中国电视大步进入市场的又一个新高潮。中国电视的体制正在经历深刻的改变。

199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首次现场直播中国“长城”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实况。自从1988年11月和1989年1月以来，中央电视台的一二套节目已分别使用中国自己研制发射的实用通信卫星。“亚洲一号”卫星为中国电视传播带来新的生机。自80年代中国采用卫星传播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卫星地面站，1989年底有12658座，1991年底已达20000余座。“亚洲一号”卫星上天以后，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省区先后采用卫星传送节目。全国还有十几个省级电视台的节目已经或者准备上星。“亚洲一号”也带来了问题。鉴于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特别是香港卫星电视中文台的播出，海外节目长驱直入，内地观众数目激增。1990年5月，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节目管理办法》。经国务院批准的这个“办法”规定，只有领取许可证，才能接收规定范[14]围内的节目。

一些单位为接收云南、贵州卫星节目而建立的“亚洲一号”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也可接收海外节目。于是，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于1991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加强亚洲一号卫星接收设施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规定，“除监测部门外，其他任何单位均不得建立亚洲一号卫星接收设施接收海外电视节目”，“个人不得设[15]置亚洲一号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1993年10月5日，李鹏总理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29号）《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该法令规定，“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实行许可证制度”，“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国务院电子工业行政部门指定的企业生产，任何其他单位不得生产”，“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内贸易、广播电视和电子工业行政部门指定的单位销售，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再次规定，单位设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必须提出申请，取得审查机关发给的《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16]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借助卫星，1992年10月，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上天，成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卫星电视频道，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1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每天向北美传送1小时新闻节目。8月，与美籍华人合办美洲东方卫星电视，每天播出12小时中国节目，并用西班牙语向墨西哥传送中国电视新闻，从而覆盖了北美地区。同年，协助建立了“欧洲东方中文卫星电视”，播出中国新闻，在地面建立中国录像带销售网络。

中国从6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有线电视技术。1989年，中国已有较大规模的有线电视台500多个。中国的有线电视分为三类：以转播信号为主的共用天线系统、兼营分配信号与播放节目的有线电视站和专事播放节目的正规有线电视台。随着有线电视的发展走上有序的轨道，作为电视接收事业的公用天线系统和作为节目播发系统的有线电视台成为扶植的重点。1994年2月3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有线[17]电视管理规定》，取消有线电视站。

面对新的传播形势，中国加强了对传播媒介和接收活动的管理，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这也是中国广播电视推进法制建设和管理的开始。

1990年11月16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全国有线电视管理工作和有线电视事业发展规划，企业事业单位可以申请开办有线电视台，个人不得申请开办有线电视台、站。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站必须完整地直接接收、传送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新闻和其他重要节目，禁[18]止利用有线电视站播放自制节目。1991年4月20日，广播电影电视[19]部发布《〈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站播放已公开出版、发行的录像制品，必须经省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并贴有《有线电视节目准播证》方可购买或交换。播放海外影视剧（含录像制品）必须是经广播电影电视部审查批准同意播放的影视剧目。1992年2月19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的《关于有线电视台、站电视节目管理的暂行规定》第13条进一步规定，[20]“有线电视一律不得自办商品广告节目”。

中国有线电视的大发展是在90年代。其标志是，自1992年始，行政区域性的有线电视台开始联网，各大中城市开始建立有线电视台，这些比较正规的有线电视台坚持先规划，后建设，与空中播放的广播电视开展合作和竞争，并力图平分秋色。有线电视的发展，像其他许多事业一样，得到了个良好机遇——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新高潮。

1992年，邓小平巡视南方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改革的步子还要加快，从而掀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高潮。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广播电视被纳入除工业、农业以外的“第三产业”，所有“第三产业”都可以而且必须搞创收，从而自负盈亏。一个全民从商、全面搞活的局面开始形成。1992年9月，中央电视台成立经营开发部。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中国电视发展迅猛。

1993年成立的《东方时空》、《夕阳红》专栏试行承包制。电视剧制作、《中国电视报》、广告部、经济部实行经济承包。在有关政策鼓励下，电视台开始积极与企业合作，开办各类经济专题节目、经济服务和经济信息节目，“为市场经济服务，自己则可以得到广告收[21]入和有偿服务入”。

立足浦东、服务上海、面向长江三角洲、辐射海外的上海东方电视台于1993年成立。东方电视台与先期成立的东方电台一样，按照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从内部体制到节目制作、播映，都进行了全新的改革。创办当年，“东视”创收即达1.23亿元，1994年突破2亿元。[22]

1994年6月1日，广东有线电视台成立。对这个电视台，国家不拨事业经费，采取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办法，由它自收自支。它是事业单位，但实行企业管理，享有《企业法》规定的自主权。1994年12月22日，广东经济电视台开播。这是一个没有国家拨款、没有行政级别、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体制，完全依靠市场、依靠广告生存。

中国的“经济”电台和电视台是一种相当独特的现象，也是一股强劲的发展潮流。

1982年全国广播电视部门的收入还只有0.72亿元，1992年达到20.39亿元，增长了28倍多，相当于当年国家拨款的85.7%。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电视。许多省市自筹资金的比例超过国家拨款，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山东、辽宁、江苏、浙江、四川、湖北、福建的[23]收入都已经超过亿元。1992年中央电视台创收5.7亿元。

1991年，电视广告首次跃居中国四大广告传媒榜首（其次为报纸、广告公司、广播），当年广告收入10.0052亿，比前一年增加82.7％。1992年，电视广告再度名列四大媒介榜首，收入已达20.5亿元，比上年度增长105.4％。1994年仅中央电视台便获得广告收入12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媒介广告收入200亿元的6%，比1993年增长[24]70%。

1994年11月，中央电视台首次进行广告招标，标的是下一年《新闻联播》后、《天气预报》前的12块5秒钟广告。这一分钟最后卖得3.6亿元。1995年11月，CCTV再次为19∶00至20∶00档黄金时间广[25]告招标，这次它一举创收10.6亿元。

新的经济发展政策带来了中国电视节目的繁荣。进入90年代，中国电视台新闻节目又上台阶。从1993年3月1日起，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闻播出增加到12次，实现了整点播出、部分新闻节目直播和重要新闻内容的滚动播出。5月1日，开办了具有新闻性的晨间板块专栏节目《东方时空》。1994年4月1日，创办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和《世界报道》。《世界报道》、《晚间新闻》以及《体育新闻》的集团效应使得每晚22∶00至22∶30这个时段出现了新闻的第二个收视率高峰。1995年4月3日，中央电视台推出午间新闻栏目《新闻30'》。自此，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早、中、晚三个时段都有了供观众了解最新发生的时事及其发展的新闻板块。

继1992年10月开始面向世界的卫星传播第四频道之后，中央电视台开设了第五至第八卫星频道。从199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还增设了《社会经纬》、《东西南北中》、《环球45'》，《与你同行》、《夕阳红》、《第二起跑线》等许多新的栏目。

这一时期电视步入市场，中国电视最初是作为买主走进市场的。1984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批量引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各类节目，每年64小时。1986年，中央电视台引进迪斯尼影片《米老鼠与唐老鸭》，倾倒了无数中国观众。1987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影片固定在周末播放。这些经过慎重挑选的节目，富有娱乐价值。

中国被称为“亚洲最大的节目市场”。中外交流活动比较活跃的北京电视台自1987年起多次举办国际儿童电视节目展播活动，既丰富了屏幕，又借选购优秀节目及其发行获得了经济效益。中国举办的上海国际电视节，每一次都成为信息交流和节目交易的重要机会。继上海国际电视节之后，广播电影电视部又决定逢单年举办四川国际电视节，与逢双年举办的上海国际电视节交替进行。1991年9月，在成都举办的首届四川国际电视节举办电视节目交易会，一举售出中国电视节目213部集，引进海外卡通片和纪录片200多部集、影视剧29部[26]620集。

1990年，一部《渴望》热遍中华大地。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又掀起小小的旋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国内率先采用建立基地、室内搭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的方法，发挥了便捷、经济的电视制作优势。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喜剧电视连续剧”的《编辑部的故事》卖出后，基本做到收支相抵。1992年，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的高价买下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投资200万元制作的41集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其后，中央电视台所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资1000万元，以贴片广告的方式，一举买断30集电视连续剧《武则天》的全[27]部国内版权，包括无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播放权。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后期，广播电视产业经营逐步走向以开发自身资源为基础的新阶段，广电产业初步形成。在这期间，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要求：

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在集中精力办好报纸的同时，要努力搞好经营和管理。”

1998年，全国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国家今后对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大多数事业单位，将逐年减少拨款，三年后这些单位要实行自收自支。

199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82号文件”，规定有线电视网台分离，有线电视网络专门从事传输经营，并进行产业化改造。

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先后提出的上述要求，对把广播电视事业推向市场，对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加快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发表谈话之后，中央电视台明确提出：1997年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产业经营收入成为发展中央电视台事业的[28]重要经济来源。这一年，中央电视台还把它所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作为台的集团公司，按照发展电视产业的大思路建立起了一批专业化公司，如中视节目制作公司、中国电视节目代理公司、中视影视基地发展公司、中视实业公司等。还建立了VCD生产线，把优秀节目做成VCD盘，转化为商品销售，既提高了其社会效益，也提高了经济效益。

与中央电视台一样，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都普遍加快了产业经营的脚步。尤其是人大会议提出的要求，使广播电视业普遍产生了一种必须走向市场的紧迫感。

在广播电视业加速产业经营的几年间，从全国范围来看，动作最大、成为产业经营新热点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有线电视传输网络经营；二是寻求社会资本支持的资本运营。

有线电视传输网络经营。有线电视网络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广播电视诸资源中最具开发价值和良好前景的资源之一。特别是它的传输光缆，以其频带宽的特点，具有巨大的产业开发价值。

我国的有线电视是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发展起来的。最初是在一些大中型企业所属范围内或城市行政区域所属范围内办起来的，它们向用户筹资、实行有偿服务式的经营。当时处于一种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的无序状况。

进入90年代后，国务院授权广播电视部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有线电视的管理法规和条例，使我国的有线电视的管理、运营和发展走上了较为规范的轨道。但在90年代上半期里，有线电视网仍是由各行政区域管理的区域网，大大地限制了业务在全国范围的交互使用，也就限制了网络经济的增长。

从1996年开始的国家和省级有线广播电视干线传输网的建设进展很快，统计数字表明，到2000年底，全国有线传输网络总长有271.7万多公里；全国有线电视用户总数达到8476万户，是世界有线电视用户最多的国家。在信息时代，拥有用户就是拥有财富，传媒产业所拥有的用户资源是一般行业所无法企及的。有线电视网络收取用户的初装费一般在200-300元之间，收视维护费每月在10-15元之间。到1999年有线电视网产值就已经超过100亿元。除了基本运行费用之外，已经有能力进行网络技术设备的升级，实现交互网的改造和扩大网络规模的基本建设。

全国联网的逐步实现，使区域网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单元经营走向多元经营，有力地加强有线电视网的整体实力，为有线电视网络经营形成新的增长点。90年代后期，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积极开发有线电视网络的新功能。如深圳已开通了综合信息网，提供信息传输、因特网接入、桌面和场地会议电视系统、证券期货交易系统、视频点播系统、智能物业管理系统等服务功能。又如天津已开通“电视多媒体数据广播系统”，开办了远程教育、电子报刊、网上点歌、共享软件、综合信息等业务。这些业务的开通，形成了除收视费之外的新的经济收入项目。

1999年国办82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有线电视网台分开，有线电视网要进行产业化改造，并提出以省为单位组建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公司。这是一直走公益型道路的有线电视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大转变。2000年，我国有线电视已从原来台网混合的建制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截止到年底，河北、福建、北京、陕西、青海、广东、吉林、重庆、广西、安徽等省级传输网络公司已经建成并开始运营。传输网络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在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传输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网络增值业务，如数据广播、视频点播、股市信息、市场行情、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

传输网络经营的效益靠的是它的规模优势，规模越大，效益越高。所以，实行全国联网，实现产业化，是必由之路。把现有的全国网络变成全程全网，业务互动，形成一个统一的业务平台，争取更大的空间，是正在逐步实现的一个目标。

有线电视台与和无线电视台合并后，有一些交叉性频道将被调整出来发展专业频道，专业频道是给老百姓提供个性服务的平台，将收取服务费。这些面向特定人群的服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市场。

有线电视网络产业化才刚刚起步。在全国的和各省级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公司全部组建起来之后，网络经营空间将会得到巨大的开拓。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国有线电视网络的巨大市场空间和商业机会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视频服务市场；二是数据服务市场；三是电路出租服务；四是信息家电市场（信息家电是和传输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资本运营。广播电视产业经营与资本市场联姻，进行资本运营，是增强广播电视产业实力的又一条经营之路。1992年兴起于上海，到1999年、2000年才有一个令人注目的发展，这是因为到90年代后期，一些省、市广播电视局要提升广播电视的现代化水平，需要雄厚的资金来支持，特别是要实现网络化、数字化的改造，有线电视宽带交互式信息网络的改造、实现全国范围的联网，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的实施，购买和制作高质量节目产品，更新高新技术设备，建设大型基础设施，要实现这一切，单靠广播电视自身的产业经营收入及很有限的政府财政拨款，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要实现自收自支，难度就更大。于是，走进资本市场寻求发展资金，成为一个重要举措。实践证明，这种借助资本市场融通资金的探索，能促使广播电视产业尽快实现市场化、规模化经营。

1992年8月，上海广播电视局为了探索广播电视走“自主建设、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之路，抓住上海证券市场迅速崛起的机遇，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公司向社会发行东方明珠股份400万股，集资2.04亿元，公司发起单位认购3.7亿元，使公司自有资金达5.74亿元。为了尽快产生经济效益，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了九个二级公司，并立即开展了各种经营活动，还上马了一批重大工程。

1996年，中央电视台所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控股的中视基地集团股份公司获准上市。1997年6月16日，以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视股份）正式挂牌上市。它是以无锡太湖影视城全资下属的企业三国城和唐城的资产和业务为基础进行改组、通过募集方式设立的，是国内第一家兼营影视制作和文化旅游业的上市公司。1998年，公司以1.3588亿元收购水浒城，并投资1.5亿元拍摄大型历史电视剧《太平天国》。全部投资来源于中视股份上市募集的资金。公司还投资南海影视城的“少儿节目制作景区”建设，参股北京中科红叶电子有限公司，进入影视节目交易市场。中视公司为中央电视台开创了“频道包装”这一新的业务领域。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科技教育频道开通后，中视公司还为这个频道制作节目，并以此带动大量设备及制片服务的投入，拓展了新的市场空间和收入来源。

进入90年代后期，广播电视产业进入资本市场成为议论热点。从事广告代理、影视节目制作及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湖南电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电广传媒公司），经有关部门批准，于1999年3月25日在深圳招股上市，向社会公开发行4500万股，总计募集资金4.43亿元。电广传媒主营影视节目制作、发行和销售，代理企业和媒体广告，信息传播服务，音像制品出版发行，兼营旅游开发，文化娱乐、贸易等业务。该公司作为湖南省内四家电视台的惟一广告代理商，通过统一价格政策和收款制度，消除无序竞争，直接提高了经济效益。1999年，湖南电视黄金时间的广告价格已经同中央电视台同一时段广告价格相等。文体频道广告的签约额从1999年的80万元骤升到了2000年的2500万元。电广传媒公司还将上市募集的资金先后投资影视节目制作设备的技术改造，广告制作中心机房全数码化改造，湖南广播电视中心演播厅数字设备建设和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建设等项目。该公司还以6600多万元收购长沙有线电视传输网络100%的股份，并通过技术改造，使之增加视频点播、电视会议等众多功能，从而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电广传媒公司还投资1.05亿元分别与湖南卫视、湖南生活频道、湖南文体频道、《湖南广播电视报》及湖南金峰音像出版发行总公司合作开办强档节目。例如生活频道有一个名牌栏目《财富》，有一些富有创意的设想，苦于资金短缺而无法实现，电广传媒公司便投资8600万元。栏目（后改名《财富中国》）得到雄厚资本支持后，以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者、思考者、推动者、参与者的姿态，组成了阵容强大的专业队伍，使栏目的面貌大为改观，并通过现代传输手段，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四地同步直播。同时节目销售到全国90多家电视台。《财富中国》栏目成为全国知名的名牌栏目。它的广告波段也被一家广告公司以一年3000万元一次性买断，使这个栏目得到丰厚回报。

湖南电广媒体依托广播影视行业的优势，在进一步搞活资本运营的基础上，围绕广播影视主业形成一条具有广播影视特色的“产业链”。这种“产业链”能够促进广播影视事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整体上增加效益，使广播影视产品的生产真正形成规模。

上海东方明珠公司在1999年重新进行了定位，并有了新发展。它原来主营广播电视传播服务、电视设施租赁、观光娱乐、房地产开发，兼营广告设计制作、文化交流、餐饮、出租、贸易等业务。到1999年，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定调整管理框架，逐步向信息媒体产业经营转型，将公司宗旨重新定位为“以信息媒体产业为主业继续完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的综合经营开发，推动上海乃至全国信息媒体产业的发展”。这年5月，东方明珠公司投资上海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参股上海信息港投资公司。

1999年，以东方明珠和电广传媒这两支股票为龙头的广电网络股板块一路飙升，带动了深沪两市大盘的全面上扬。

截止到2000年，我国广播电视行业进入沪深股市从事传媒产业经营的上市公司虽只有中视股份、东方明珠、电广传媒三家，但在业内和社会上激起的波澜是不小的。

从三家上市的广播电视传媒公司的运营情况来看，它们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促进了广播电视宣传事业、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以后如何把握好广播电视产业的资本运营方向取得了初步经验。

第三章 中国对外电视传播

第一节 对外电视传播的突破

1992年5月，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中心召开会议，研究怎样开拓对外宣传新局面的问题。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央电视台对外宣传工作要上新的台阶，要有大的发展，必须一手抓“天上”，一手抓“地下”，从而提出了从“天上、地下”两个方面开展对外宣传的[29]发展战略。很快，这个建议得到台领导的赞同。所谓“天上”，就是通过卫星传送中国电视节目，让中国电视节目覆盖全球；所谓“地下”，就是要在世界各地建立销售中国电视节目录像制品的网络。为此，中央电视台制订了对外宣传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根据国外有近5000万华人、华侨的情况，首先要设立一个中文频道。通过卫星把电视信号传到全球，让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和台、港、澳同胞都能看到我们的电视节目。第二步：设立一个英语频道，让西方主流社会都能看到中国的电视节目。第三步：发展多语种的对外频道。利用数字压缩技术，在一个频道上传送综合频道、多语种新闻频道、英语频道、体育和音乐频道等多套电视节目。这里的多语种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等语种。此后，我国电视对外宣传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了七个转变。

从航空邮寄节目转变到卫星直播节目。1990年以前，中央电视台对外报道主要是向我驻外使领馆和少数华语电视台寄送节目，供其使用。90年代以后，电视对外宣传逐步从寄送节目转变为播出节目。1992年10月1日，以海外华语观众为主要对象的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亦称国际频道）开播，通过卫星覆盖港澳台和亚洲、澳洲以及独联体、东欧、中东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1月1日，又通过国际卫星每天向美国传送一小时中、英文中国新闻节目，然后送上北美卫星，覆盖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加勒比海地区。1995年1月1日，第四套节目通过五颗卫星传送，全天24小时播出。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租用泛美二号、泛美三号、泛美四号三颗卫星上的转发器，使国际频道信号传播达于全世界98％人口居住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实现在20世纪末覆盖全球的目标（北极圈还覆盖不到）。之后，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蒙古等国家的电视台也陆续转播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节目。此外，我国台湾地区到1997年5月，也有许多家有线电视台转播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节目，台湾有274万户可以收看到，占台湾有线电视用户总数410万户的67%。1997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还实现了在拉丁美洲地区的落地播出。现在这一频道的播出信号采用数字压缩技术，通过八颗卫星的十个转发器传输，基本实现了C波段信号全球覆盖和重点地区的KU波段信号覆盖。

从寄送节目转变为卫星直接传送、播出节目，既扩大了节目的覆盖面、信息量，又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

从租台播出转变为租台播出和建台播出并重。1990年以前，中国的电视节目在海外通过租用外国电视台的时段来安排播出，时间很少，收视率不高。1993年8月，中央电视台同美国3C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在美国创办了美洲东方卫星电视，每天播出中央电视台第四套中、英文节目12小时，实现了从租台播出到租台播出和建台播出并重的格局。美洲东方卫星电视播出的节目，覆盖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地区。北美观众可使用小型地面天线（俗称“小耳朵”）直接接收。

1994年，美洲东方卫星电视进入了美国皇冠有线电视网。1996年又相继进入澳大利亚、墨西哥、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有线电视网。我国电视从租台播出到建台播出，进而把整个频道送入外国的有线电视网，这是电视对外播出历史性的变化。

从单一语种的节目转变为多语种节目。1990年以前，对外电视基本上都是中文节目。从1991年起，逐步发展为以中文节目为主，英、法、西班牙语节目为辅的多语种节目结构。1997年，在香港回归的对外报道中，中央电视台临时开办英语频道，连续直播41小时。这次试播实际上是为正式开办英语频道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演习，结果播出效果良好，被58个外国英语传媒转播。香港回归以后，这套节目一直在传送英语节目，每天传送17小时。2000年9月25日，第九套节目（英语频道）正式开播，中央电视台从此由一个对外宣传频道增加为两个对外宣传频道。英语频道的正式开播，对加快中国电视进入外国主流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电视走向世界、与国际电视接轨的关键性举措。

从面向海外华人转变为既面向华人又面向外国主流社会。1990年以前，对外电视的对象主要是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1991年以后，观众对象逐步扩大到外国的主流社会。美国CNN、墨西哥“特莱维萨”电视公司、法国电视二台、澳大利亚SBS和新加坡有线电视台等均播出中央电视台提供的节目。199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中央电视台在12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家电视台举办中国电视周，制作播出了10种语言版的各类节目22小时，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和现代风貌，从而首次实现中国电视大规模进入外国主流社会。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央电视台再次在海外举办中国电视周，制作7个专题节目，内容、形式、风格多样，题材广泛，全方位介绍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用9种外语版在137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家电视机构播出，成为迄今中国电视媒体在海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播活动。其中许多节目进入外国主流社会。中国电视节目进入外国主流社会，是海外传播的主要奋斗目标。

从只选编节目转变为选编与制作专门的对外节目同时并举。1990年以前，电视对外节目基本上是从电视台现有的对内节目中选编的。从1991年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制作专门对外播出的节目，出现了以《中国新闻》、《中国报道》、《中国文艺》、《天涯共此时》和《中国投资指南》为代表的自办优秀栏目，并且制作播出了一批在海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节目，如《香港沧桑》、《达赖喇嘛》、《最后的山神》、《大京九》、《三峡备忘录》、《跨越星空》和《枫雪桑梓情》等，其中《香港沧桑》、《大京九》获“五个一工程奖”，《最后的山神》获亚广联电视大奖，实现了中国电视节目在亚广联获奖“零”的突破。

从以专题节目为主转变为以新闻和新闻性节目为主。1990年以前，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节目还是以专题节目为主，主要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民情。此后，逐步转为以新闻和新闻性节目为主，主要报道当代的、现实的中国，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种转变，在英语频道中尤为明显。英语频道每个整点都有新闻。除各综合新闻节目外，还有国际新闻、亚洲新闻、财经报道、文化报道、体育新闻，以及一周新闻回顾、热点话题访谈等。各档新闻实行滚动播出。从1995年起，国际频道的《中国新闻》栏目也开始实行新闻滚动播出，并且采用直播形式。此后每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在中央电视台对外节目优先报道之列。1997年，美国CNN和美国国会电视台连续转播了我英语频道播出的《江泽民元旦献词：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邓小平追悼大会》、《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式》、《香港回归》、《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长江三峡大坝截流》、《江主席访美》等节目。这两家电视台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对西方观众，特别是美国政界了解中国在邓小平逝世之后政策的走向和未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99年，中央电视台对外电视在国庆50周年、澳门回归、声讨北约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揭批“法轮功”邪教、揭批李登辉“两国论”等报道中，都充分运用了新闻这个强有力的武器。电视对外报道从以专题节目为主转变为以新闻和新闻性节目为主，这是国际新闻界的大趋势，也是争夺国际社会舆论之必需。

从免费寄送节目转变为建立节目销售网络。1991年以前，中央电视台对外宣传以免费寄送的方式进行。1992年6月，由中央电视台倡议，在北京召开了北京台、广东台、上海台、四川台和中央电视台台长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电视节目外销联合体，把全国电视台联合起来，把电视节目集中起来，共用销售渠道，保护节目版权，有计划、成批量地把中国电视节目投放到国际市场。

从1993年起，中央电视台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以及香港建立了磁带销售网点。经过中央台和地方台的共同努力，现在录像带的销售已在亚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基本形成网络，每年的发行量都在3000小时以上。节目出售后，海外观众非常喜欢，特别是根据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和其他优秀电视节目录像带，观众购买踊跃。

1997年后，中央电视台对中国电视节目代理公司进行了大量投入，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聘用优秀人才进行管理，并制定了今后外销节目发展的计划：第一阶段，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现有16个国家和地区节目磁带销售网点的建设。第二阶段，进一步开发欧美市场。中国电视节目代理公司与外国电视节目公司合作，向世界各国电视市场销售中国电视节目磁带。第三阶段，完成在海外设立中国电视节目代理公司分支机构的任务，建设在世界各国主要城市销售中国电视节目磁带的网络，从而实现“地下”发展的战略目标。现在一手抓“天上”、一手抓“地下”的发展战略进展顺利，“天上”、“地下”并举，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目前，中央电视台1992年制订的对外宣传分三步走的计划已基本实现。

在中央电视台开办国际频道加强对海外报道的同时，地方电视台的海外报道也有了明显加强。各台除了向中央电视台提供外宣节目外，自办对外节目也日益增多。黑龙江电视台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办起了《俄语》栏目。这一节目还交换给俄罗斯的太平洋、远东、萨哈林等电视台播出。同时，该台还加强了与韩国、日本等友好电视台的联系。海南电视台推出了对外杂志型栏目《海南潮》。1994年，黄河电视台的对外宣传又有加强，每天提供节目达两小时，并主办了“’94斯科拉世界年会”，从此确立了中国黄河台在斯科拉世界电视网中的主要成员国的地位。同年8月，经中央外宣办和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成立了由15家省市电视台组成的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黄河电视台已成为我国在美国的重要宣传基地。1994年，上海东方电视台与日本NHK两次成功地举办了亚洲歌坛实况演出，江苏电视台举办了第四届中国江苏电视艺术节。1995年，为配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江苏电视台摄制了大型电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上、下）、《血证——16张照片的故事》和《女人的故事》。这些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片子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海外华语电视机构纷纷来函要求购买。1997年，浙江电视台与韩国光州放送社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福井举办了电视周。同年10月，四川电视台成功地举办了“’97四川国际电视节”，有国际、国内几百个影视机构携片参加交易，卖出国产电视剧与电视片956部（集）。年终，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与上海电视台及上海东方电视台在上海联合举办了《我们共同的亚细亚——’98新年晚会》，通过卫星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现场直播。晚会有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16个国家的400多人参加演出，节目受到海外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出期间共接到热线电话三万多个。

地方电视台普遍地、大力地参与外宣活动，对中国电视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批准的“九五”外宣工作规划曾经提出，到20世纪末争取使中国的声音能够达到世界上主要地区，进入各国主流社会，使各国广大公众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或为我们说话的声音，而不只是西方传媒一种声音，以初步打破西方的舆论垄断，使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此后，我国电视业从两方面作了努力：一是借助外力，以各种方式通过外国的主要电视传媒播出了我们制作的节目或他们的摄制组来华拍摄的节目。这种做法，业内人士称之为“借船出海”。二是积极地逐步地发展我们自己的外宣事业，增强节目的制作和播出能力，提高节目质量，增加语言节目品种，通过进入外国直播卫星网、无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初步达到方便观众收视的目的。这种做法，[30]业内人士称之为“造船出海”。通过“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以及“商业销售”节目录像带等途径，我国电视外宣有了很大发展。但限于国力等条件和主观上的因素，我国的电视外宣还有不少问题和不足，诸如整体水平还不高，针对性、艺术性还不强，在规模、技术、设备及资金投入方面与西方主要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对外有效覆盖地域还形不成规模，影响有限，对外合作渠道还不够畅通等等，致使我国在与西方媒体的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节 福建海峡卫视对外传播策略

福建海峡卫视前身为福建东南电视台国际频道，于2005年1月25日开播。2005年10月1日，东南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更名为福建海峡卫视，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旗下的以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电视频道。节目以6小时为一单元，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以适应世界各地的收视时差。通过长城平台和亚洲平台，福建海峡卫视的节目在北美、东南亚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都有很好的覆盖，并已通过有线网络覆盖福建全省。一、节目架构：突显特色文化

海峡卫视在节目架构上除了常规的新闻资讯、评论、综艺、戏曲、人物访谈等栏目之外，重点推出文化类栏目，如《精彩出击》、《魅力福建》、《张帝两岸行》、《华夏神韵》、《联播中国》以及即将播出的《萍水相逢》，形成独有的频道特色。

用纪录片展示民族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观念态度。文化在历史中承接，沉淀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和传统。它又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价值观和行为观，这些观念时时刻刻指导和控制我们的行为。文化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融通是很常见的。

电视纪录片的主题是人，是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的性格和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对宇宙和世界的思维。它从看似平常处取材，以原始形态的素材来结构影片，表现一些个人化的生活内容，达到一种蕴含着人类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同情与反感、生存与抗争、美的追求等，强调人文内涵、文化品质。也正是这种反映人类共同本质、共同理想和追求的题材，让纪录片可以轻松地跨出国门，让异域观众也受到强有力的震撼。

海峡卫视的文化栏目大多采用纪录片的形式，看中的正是纪录片所擅长的传播文化的功能。以《精彩出击》栏目之《西南丝路》系列的创作为例，三个人组成的摄制组，花了四十多天，跨高原、跃峡谷、走马帮、睡牛棚，跋涉三千公里，拍摄制作了大量纪录片，让观众领略了丝绸古道的古老、神秘、传奇、美丽。《精彩出击》栏目要找寻的正是这种文化的脉搏，让海外观众感受中华民间文化的魅力。

纪录片由于其影像的纪实性、情感性等特点，使它在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能够抓住人类情感的共同性，并对其做立体的多角度的透视。但是在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语境中，电视纪录片并未被我们很好地重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英国的DISCOVERY和美国的GEOGRAPHY这样的国外纪录片频道已经大量地占领了全球市场，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如何在“文化版图”的审视下，以我为主不断克服文化背景、历史渊源、民族风俗、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审美习惯、语言体系的差异，将民族文化的精华用题材多样、内容充实、视域广阔、信息量密集的纪录片呈现给海外观众，是我们在从事对外传播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海峡卫视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魅力福建》栏目通过纪录片向观众展示的是福建的地域文化：从闽西红土到闽北的风土人情，从闽东的畲乡风采到闽南的河洛文化，节目充分挖掘本土题材的文化内涵，并赋予其浓厚的现代气息。地域性在纪录片中并不抽象，它具体地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存状态之中，渗透在创作者的日常视野中。地域特色是人性和自然结合的成果，人类的一切活动和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打上了地域的烙印。认识和发掘这种地域特色正是一种十分现代的行为。民族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创作者把摄像镜头对准脚下这片充满异质文化色彩与民族氛围的土地，去挖掘地域文化的宝藏，去提炼地域文化的精髓，去展现地域文化的魅力。“从对外传播效果来看，文化传播不同于其他信息，因为它寓教育、说服等传播功能于受众的愉悦之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作用更为深远。它的传播效果常常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显现，一旦形成[31]难以在一朝一夕加以改变。”海峡卫视在对外传播时追求的正是这种长期的效应、长期的谋略。

用娱乐包装文化。学者尹鸿这样来界定电视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需要；人和世界发生交流的需要；娱乐，供人宣泄心中的情绪，得到放松。娱乐性对电视来说十分重要。CBS的王牌主持丹·拉瑟提出的“后院篱笆原则”，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按照拉瑟的解释，就是设想一天结束的时候，两位家庭主妇倚在后院的篱笆上聊天，她们讨论的话题应该是轻松的，内容应该是能吸引人们兴趣的。《张帝两岸行》是海峡卫视精心制作的一档文化栏目，它以闽台之间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等“五缘”为依托，致力于展示闽台文化。该栏目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用娱乐来包装文化。节目组邀请台湾艺人张帝担任主持人。从该栏目已播出的《乡音不改》、《大话二胡》、《客家山歌》、《筷人筷语》等节目内容来看，这档栏目谈的是传统文化，在娱乐模式上则主要采用了明星的非经典化表演、模仿秀等类型。主持人张帝这样来诠释节目：“用欢乐的方法，让海内外观众不但了解一些传统文化，而且疏解心中的压力，希望节目能让观众开心和快乐。”二、大型活动：提升品牌与传播文化

活动营销，即媒体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整合社会资源，通过精心策划、组织和利用单一的或延续性的具有名人效应、社会影响和新闻价值的活动，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从而达成媒体的品牌效应和经济效应。海峡卫视创办一年多来，在办好特色栏目的同时，致力于推出各种大型活动。

活动的类型多样。据笔者分析，海峡卫视举办的活动主要包括这样几种类型：一是主题晚会，如《海峡情·2006梨园百花春》、《情满香江·相约东南》、《情声艺动·相约东南》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采用晚会的形式，主题明确；二是文化考察活动，2005年10月，海峡卫视推出了大型文化行旅活动《魅力福建行》，在行走中发现，在行走中记录，对全省各地市做全景式地扫描，在城市与乡村间发现最闪亮点，向海外华人展示整个福建的迷人魅力；三是地域文化推介活动，2006年12月，海峡卫视与沙县合作举办了《沙县小吃节》，除了展示当地惯有的风味小吃外，还有海峡两岸小吃精英技艺邀请赛及千人现场制作沙县扁食的表演活动；四是评选活动，2006年6月，《中华首届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拉开序幕，本次活动包括了北京、福州、厦门、台北、多伦多、洛杉矶、新加坡、吉隆坡等十几个分赛区，从初赛到决赛历时6个月，最后决出冠、亚、季军和大赛人气王各一名；五是论坛活动，如《海峡两岸城市青年创新论坛》、《海峡两岸石化电视论坛》等；六是地域经济推介活动。2006年5月，海峡卫视与晋江市合作举办《晋江鞋博会》，对当地的特色经济进行推介。

活动的特色鲜明。首先，海峡卫视在策划大型活动时立足地域特点，如《魅力福建行》、《沙县小吃节》、《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等都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本地历史、文化的节目可以拉近媒体与观众的距离，培养观众的忠诚度，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的话来说就是“用老文化培养新忠诚”。其次，立足“海峡”这一特殊区位优势，活动大打“海峡牌”，为两岸深入交流搭建平台。第三，海峡卫视注重了活动的延续性，如《相约东南》、《梨园百花春》等都已连续举办多次，成为频道招牌式的活动。

活动的功效显著。一是提升和延伸品牌。品牌专家大卫·艾克认为，品牌是关系的建筑师，是一种体验，是一种消费者能亲身参与的更深层次的关系，一种与消费者进行理性和感性互动的总和，总之，他关注的是品牌作为一种关系的存在，强调的是参与。海峡卫视利用自身优势，策划出大众参与性强的特色活动，吸引受众的关注和参与，从而提升了频道知名度和关注度，推动频道品牌升级。电视品牌延伸是指将著名电视品牌或已经有较大知名度的电视品牌使用到其他电视产品甚至非电视产品上，原电视品牌的知名度有助于提高新电视产品[32]的认知度并减少导入费用，使新节目的品牌定位更为便捷。《相约东南》原是一档名人访谈节目，在福建东南卫视已播出多年，有相当的知名度，海峡卫视成立后，节目被归入该频道。海峡卫视利用其品牌优势延伸出了《情满香江·相约东南》、《情声艺动·相约东南》等主题晚会，分别在香港和台北举办，在海内外引起良好反响。二是传播文化，传递情感。海峡卫视通过大型活动的平台，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将闽台港澳四地，以及海外华人的同胞亲情、乡情连接在一起。比如《相约东南》电视晚会的定位就是“传中华文化，结同胞情谊”。三、与华语媒体的合作：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

在合作竞争、联合竞争或者说协作竞争的时代，“双赢”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双赢”，就是要从传统的媒体之间非赢即输、针锋相对的关系，改变为更具合作性、共同为谋求更大利益而努力的关系。

海峡卫视在与华语媒体的合作方面是以资源共享为核心来拓展合作的领域和范围，除了与TVBS、凤凰卫视、香港亚洲电视台等华语媒体有合作关系外，更与台湾东森电视台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海峡卫视与东森的合作可圈可点：建立技术保障机制，在两者之间搭建起一个可以互通有无的资源共享的技术平台；建立节目交换机制，这种交换既包括新闻节目也包括专题等节目资源；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通过搭建平台，海峡卫视与台湾东森实现了经常性的合作交流，在新闻资源、时间资源、节目资源、技术资源和人才优势等方面可以进行共享、优化和合理配置，从而增强了海峡卫视的竞争力，扩大了有效覆盖。海峡卫视与东森的合作主要包括联合举办大型活动、联制联播节目、互换互购节目等形式。以双方合作的第八届晋江鞋博会为例，东森方面派出了由东森亚洲新闻台台长黄宝慧带队、以东森大陆事务部主任陈昕为核心的采访团参与联合报道；安排鞋博会特别节目在东森亚洲台、亚洲新闻台以及美洲台播出；东森团队同时采访晋江知名品牌，制作7集专题，系列播出；新华社等数十家媒体纷纷以“两岸媒体联袂在闽制作大型节目”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7年2月在海峡卫视推出的周播文化栏目《萍水相逢》，是海峡卫视联合东森电视台精心制作的一档节目，海峡卫视负责提供素材和主创人员，东森派出主持人和部分创作人员，节目分别在海峡卫视和东森电视台播出，在创作节目的过程中，双方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海峡卫视与台湾东森电视台的合作是比较成功的，但与东南亚及北美等地的华语媒体的合作还有待拓展。

第四章 中国的付费电视

数字电视是继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之后的第三代电视。从传输体制来看，数字电视是一种新的电视信号传输体制。从产业链角度来看，数字电视则指从演播室到发射、传输、接收的所有环节，都使用数字信号或对该系统所有的信号传播都通过数字流来传播的电视。数字电视包括高清晰度数字电视（HDTV）和标准清晰度数字电视（SDTV）两个层次。因此，广义的数字电视是一个涵盖了高清晰度电视和标准清晰度电视的数字化视听和数据广播系统。

目前，与付费电视类似的概念和称谓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新的名词和术语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含。这些概念有的是从管理的角度提出的，有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的。

广义地讲，有线电视也是用户按月交纳收视费，是收费电视的一种。但与我们在此所指的收费电视不同，这里特指的是以互动而收费的电视，可称作“付费电视”或“收费频道”——除有线电视基础费用之外的，额外收费的可选择服务。

一、我国数字电视行业发展现状与战略

我国数字电视机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随着国内数字电视行业的不断发展，国内彩电厂商纷纷推出基于数字动态图像处理、数字解码、数字滤波等数字技术的新一代彩色电视机产品。如：海信TPW4211是第四代等离子电视，实现内置机顶盒，支持全球数字高清信号格式。并且其独有的DFAT宽频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将信号处理容量由普通高清电视的20兆提升到30兆，还原高清晰度数字信号，实现了真正的数字高清。还有康佳的P3460T产品，其所应用的高清DSP超微数字点阵显像技术，具有高像素、逐点优化等超前的特性，最大可实现200万像素处理，而且还兼容了未来的数字信号，配备的VGA/Ypbpr接口可以通过机顶盒接收数字信号。国内厂商的数字技术彩电产品在技术水平和性能上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我国电视数字化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前几年试验的基础上，从2004年开始大力发展有线数字电视。我国有线电视用户主要分布在城镇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居民收入较高，有线电视网络基础较好，基本具备了数字化的条件。因此，我国电视数字化必须从有线切入，只要给用户的电视机安装数字机顶盒，就可以接收数字信号，实现端到端的数字化。第二步是到2005年，我国发射直播卫星后开始开展卫星直播业务，同时开始播出地面数字电视。第三步是到2008年利用北京奥运会转播之机，大力发展地面数字电视和高清晰度电视。在完成三个发展阶段后，我国的数字电视可以通过有线、卫星、无线三种方式实现对全国的覆盖。

2004年以来，广电总局抓紧制订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来规范数字电视。《广播电视付费频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付费频道开办条件、主体、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并在开办主体、合作主体方面有所突破，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引入竞争，形成合力，推动数字付费电视产业的大发展。《建立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新体系的实施意见》和14项行业技术要求规定了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新体系的框架以及数字电视节目制作、播出、集成、传输、分配、服务、监管、机顶盒等方面的技术规范，为有线数字电视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有线电视数字化不仅仅是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而是建立一个新体系。重构运营主体，重塑业务流程，建立运营新模式，架构以节目为龙头、以用户为基础、以网络为纽带、利益共享、共同繁荣的产业发展格局。

二、付费电视的收费类型

付费看电视绝对不是利用垄断进行无理的索取，即使付费电视政策出台，也不可能使目前已经长期免费提供的节目重新收费，额外的需求才应支付额外的费用。对现在的免费电视进行重新收费，唯一的盈利途径只能是提供可令观众自愿付费的节目和服务。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前景的展望来看，具体能够收费的服务有：

付费电视节目。付费电视可以让观众免除在传统电视节目收看垃圾节目和广告的烦恼，直接可以选择在什么时间看什么节目。收费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几类：1.新闻节目。受众可以集中在某个时间段点播收看他所需的新闻节目。2.体育节目。体育节目具有很大的受众市场，能为互动电视带来滚滚财源。一些已经开办付费电视的国家都非常重视体育节目的互动。3.付费影视剧。在我国，影视剧的收视率一般都高于其他节目，从我国目前已经开办的各个频道的运行情况来看，电视剧频道和电影频道将是目前我国付费电视的主要节目形式。4.其他娱乐节目。如MTV的点播等。

节目预定。在节目预定和录制方面，用户只要设置确认自己喜欢的节目，录制系统就会把节目存储到服务器上，当用户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调出来观看。如果用户临时想了解前段时间某个电视节目的内容，则可以通过电视点播来收看。对下载的或点播的节目，用户可以进行各项操作，如快慢放、暂停、设时等，这样用户不仅能大大节省收看节目的时间，还不会影响处理其他事务，可以有重点地赏析精彩内容。

内容整合。内容整合具体包括电视节目的编排、修饰、优化等，这便于用户进一步浏览。受众对所浏览收费电视频道的选择，通常有很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而且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只有内容生动、外延丰富的付费电视频道，才能足够吸引住观众的眼球，激发出受众更多的浏览兴趣。内容整合就是为了激发用户的兴趣，维持更多的浏览而进行的。内容整合可以加强收费电视频道的品牌效应，向更多的用户展示它的特点。因此，内容整合也是付费电视节目价值增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电视购物与电视商务。收费电视逐步开发电视购物和电视商务，也是盈利的一种可行性模式。随着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数字电视网络技术的逐步成熟，收费电视的开发与应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将为我国的收费电视开发商、运营商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电视购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据报道，日本中年妇女中有26%的人都会通过日本的“丘比特电视购物”频道购买宝石、时装、化妆品等商品，她们是这个电视直销频道的最主要的客户群。

中间费。收取广电总局批准的境外有限落地频道的中间费，也是一项收入来源。目前广东省已有很多境外节目落地，电视台或运营公司会相应的收取一些费用。

远程教育服务。包括实现即时广播电视课程、视像文本教学、课程点播下载等收费。

提供证券投资炒股等方面的服务。

三、突破瓶颈求发展

收费电视有许多优势：收看时间上自由灵活；观众拥有自主选片权；不受广告烦扰；运用跨媒体间的互动技术及点播传播新技术。收费电视的产生可以说是电视传播方式上的一次飞跃。美好的前景固然令人兴奋，但如果付费电视和观众的关系没有理顺，关键之关键的“内容”问题没有解决，为了利润就盲目开发试行，收费电视最终难逃虎头蛇尾的命运。由于国内的收费电视刚刚起步，很多频道都在尝试中，而且受技术和观众消费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收费频道实现利润的回报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节目内容匮乏，影响收费电视扩大规模。推广收费电视的最大瓶颈在于如何让观众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免费看电视的习惯，接受新的收费模式，而收费模式又取决于播出的内容。数字电视以更高的压缩技术大大提高传输频道资源。观众在接入数字电视服务后，能够收看的电视节目将从目前有线电视的平均50多个频道扩充到500个频道。数字电视的频道资源极大提高。但是，目前我国电视节目制作、引进的提供能力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从北京、深圳、上海等这些已经进行试播的地区来看，数字电视的节目内容和原来的有线电视并没有太大区别，节目多是将现有模拟电视节目转为数字节目。内容匮乏已成为数字收费电视发展的最大瓶颈。

收费价位制约付费电视发展。收看付费电视，首先需要安装一个机顶盒。机顶盒是扩展电视机功能的一种新的家用电器，它的售价约在1000到2000多元之间。除此之外，还须每月支付收视费用。上海文广新闻集团互动电视有限公司曾经做过一个市场调查，上海人对机顶盒的心理价位在500元左右，而即使是近期刚刚上市的国产机顶盒，价格也只能下调到1000元左右。如果给上海340万户有线电视用户每户免费安装一台价值1000元钱的机顶盒，就必须有30多个亿的投[33]入，这样庞大的资金，光靠运营商的努力无疑是杯水车薪。可以预见，一旦这些收费远超过广大观众所能接受的范围，收费电视的发展就会步履维艰。

纵观国际数字电视发展的风云，数字电视发展到今天，技术上已无根本性的难题。当务之急，是拓展用户的规模，以求早日获得投入与收入的平衡，以利再生产的发展。我国更是如此，应尽快形成起码的用户规模。

现在是试行收费电视的初始阶段，万事开头难，如何突破“内容”和“收费价位”两个瓶颈对症下药，是下阶段推广和实施收费电视的关键。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1.加强付费数字电视的有关宣传。国人付费看电视的观念是很薄弱的，要加强宣传，让广大观众明白，看数字电视是好东西，但数字电视白看是不行的，要走付费电视的市场运营道路才行。

2.在频道开办之前就应该全面了解受众需求，找准市场定位，针对受众市场安排节目内容和栏目设置，强化对象化和个性化服务，满足不同细分观众群体的要求。要求付费频道播放的专业节目比例应达到90%，真正按照专业频道办专业节目的要求操作付费电视。当免费电视以大众化的节目吸引大批观众时，付费电视应以分众化的节目赢得竞争空间，以不同市场定位的节目内容赢得不同的稳定受众。

3.应鼓励频道资源和内容占优势的机构开办或参与付费频道合作，如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以此确保付费电视的实施有足够的资金和节目来源，同时也可以增强频道的专业化水平，增加吸引力。

4.鼓励社会资本或机构投资、参与广播影视等虚构类节目的制作，充实节目内容，提供更多更好的节目，既解决制播分离难的问题，又可确保节目内容的丰富多彩。

5.在全球传播一体化的压力下，引入合适的国际性频道非常重要。引进国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的播放比例也可在原来限定的基础上再适当提高。

6.给付费频道创造宽松的环境，加强频道自律，除电影、电视剧、进口动画片外，其他节目，频道自审自播。新节目、好节目优先在付费频道播放，真正树立付费电视的品牌效应。

第五章 中央电视台新闻的发展与改革

第一节 央视新闻的发展历程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实验广播，9月2日，经过4个月实验广播，正式播出。它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1978年5月1日，经中央批准，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英文缩写为“CCTV”，对国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早在筹备初期，即明确自己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办好新闻节目是社会主义国家电视台的重要任务。“1958年4月29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北京电视台在定期播出的节目中，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尽可能地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34]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

国内新闻艰难起步。《图片报道》是我国电视新闻的最初形态。1958年5月15日，在北京电视台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图片报道》。其稿源有的来自新华社，有的是记者自拍的，播出时由播音员解说图片内容。电视新闻的另一种形式是《简明新闻》。这是一种口语形态的消息类新闻节目，由播音员在演播室出图像直播，其制作播出程序简单，基本上可以做到每次播出时，都有《简明新闻》。电视新闻的主要形式是电视新闻片。记者使用16毫米反转胶片拍摄新闻素材，冲洗后剪接成完成片。除上述三种常用的形式外，还有实况转播。1958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时，北京电视台在天安门广场首次转播了阅兵式和盛大群众游行的实况。从1960年开始，北京电视台有了固定的《电视新闻》栏目，作为每天晚上同观众见面的第一个节目，每次播出四五条，约10分钟。1960年以后，电视台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单位调进了一批毕业生和干部，电视新闻队伍进一步扩大。1960年5月1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决定成立北京电视台新闻部，新闻部的成立，加强了对电视新闻工作的领导，对搞好队伍的思想和业务建设也有积极意义。

兴办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这个时期，国际新闻除口播新闻外，主要来源是北京电视台和外国电视机构交换、互购的电视新闻片，有少量的国际新闻是临时派电视记者去外国拍摄的。从1959年下半年起，国际新闻的来源渐多，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于是取消了单国新闻专辑的编辑方法，改为《国际新闻》专辑，综合选编外国新闻片。从1963年起，国际组还利用大量的新闻资料片汇编成述评重大国际事件的国际专题节目。早在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播不久，就有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电视体育报道真正对观众形成冲击是在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当年的4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幕，这是在我国举行的第一次世界级比赛，也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次转播世界性的国际赛事。2.“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这时，电视新闻宣传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群众运动”、“造反有理”、“抓革命，促生产”等。为了“突出政治”，每条新闻片必须先有学习毛泽东语录，开展大批判两组镜头，然后才能表现生产活动。电视新闻公式化、概念化，解说词充满了空话、套话、大话。由于北京电视台全体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电视新闻还是报道和记录了一些重大事件和建设成就，如我国人民欢呼发射导弹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等。北京电视台自建台起，就把军事报道列入全台整个宣传计划之中。在电视新闻刚刚起步、电视记者很少的情况下，便派了几名青年记者兼管军事报道工作。1964年，开办了《解放军生活》栏目，不定期播出，内容主要是北京电视台记者采拍的新闻和电影厂拍的新闻纪录片。“文革”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国际新闻》选材范围越来越小。1967年，北京电视台停止向英国维斯新闻社购买电视新闻片，国际节目的来源只有常驻越南记者拍摄的电视新闻片和日本“中国通讯社”寄来的电视新闻片。至此，《国际新闻》栏目因片源不足陷入停播状态。“文革”使北京电视台对国外寄送电视新闻片受到严重破坏，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出国片根本不受外国电视机构欢迎，他们往往不予播出。针对这种情况，北京电视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改进对外宣传，注意“内外有别”，经过调整，出国片的工作有了一定改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电视台本着在国际上争取和平和同各国人民友好的精神，真诚地同一切友好国家的电视台及电视机构恢复或建立交换节目关系。3.《新闻联播》的创办

1976年3月29日，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创办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议题。技术条件的进步、电视队伍的扩大，成为《新闻联播》节目创办的有利条件，从而加快了《新闻联播》问世的步伐。1976年7月1日，《全国电视台新闻节目联播》开始试办，北京电视台向全国10多个直辖市电视台传送信号，其内容基本上和原来的电视新闻节目相似。当时的节目中还不包括国际新闻，报道面比较窄，大部分新闻节奏缓慢、冗长拖沓。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正式打出栏目名称字幕，定名播出。由于录像设备当时尚未引进，所以《新闻联播》创办之初，是以直播形式播出。1978年7月，继上海、广东之后，河北、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四川6个省的电视台开始试验通过微波线路向北京传送新闻。1978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使用电子新闻采集设备（ENG）。1979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与英美合资的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UPITN）签订合同，每天从香港收录10分钟卫星新闻，航寄北京。加上每天接收新华社专为中央电视台编发的5分钟国际要闻简讯，便每天都有了国际新闻。

北京电视台创办之初，尚没有固定的新闻栏目。1960年元旦，北京电视台开始实行固定的节目表，设立了每周三次的电视新闻栏目，每次播出10分钟。当时，虽然电视新闻栏目出现了，但它只是简单粗糙的电视新闻片与新闻电影纪录片的拼凑，处于不规范状态，随意性强，节目形态单一。直到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节目开办后，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新闻栏目才开始在我国出现。央视新闻节目历时长达20年的停滞状态，这与我国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有关。政治上的极左思潮流行；经济上处于落后状态；电视采、编、播设备陈旧，受技术条件制约，采用胶片洗印；电视人才匮乏；创作思想脱胎于新闻纪录电影等，都严重影响了电视新闻的发展进程。家庭电视机的稀缺制约了电视的大众传播功能的发挥，自然也使电视新闻节目的改革失去了最基本的动力。这些都使这一阶段的电视新闻没能从根本上克服“慢、长、空”的问题。二、调整改进阶段（1980-1992年）1.第一个评论性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

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创办了第一个带评论性质的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观察与思考》的宗旨是对具有普遍意义或群众关心的事件、问题或人物进行调查、介绍、分析和研究，说明某种道理，引起群众的思考，起到影响并引导舆论的作用。这个栏目开办后播出的第一个节目名叫《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此后又播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节目。《观察与思考》栏目的创办，改变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性节目只有报道没有评论的格局，是电视新闻改革的举措之一。这一变革顺应了公众的需求，因而很快成为一个较有名气的栏目。这个栏目已经采用主持人主持的形式，但不固定。1983年以后，由于《观察与思考》栏目的部分主创人员陆续被抽调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以及受社会舆论环境的影响，节目播出时断时续，曾停办过一段时间。1985年，当时的新闻部成立了评论组，充实了力量，在继续开办《观察与思考》的同时，又创办了《电视论坛》。1988年7月，重建评论组，将《社会瞭望》与《观察与思考》栏目合并，力量得到充实和加强，10月份开始播出，栏目名称改为《观察思考》，并设立了固定的节目主持人——肖晓琳，每周播出一次，长度为20分钟。节目熔新闻性、社会性、评论性于一炉，反映和分析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新观点。1993年底，中央电视台成立了评论部，决定停办《观察思考》栏目，创办《焦点访谈》。从创办《观察与思考》到改名为《观察思考》，到《焦点访谈》栏目的创办，共经历了14个寒暑，这一段曲折的路程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中国电视新闻事业的变革。2.《新闻联播》的发展

为了动员全国电视台的力量共同办好《新闻联播》，中央电视台1981年4月13日在青岛召开了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提出一个奋斗目标：“力争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比如两三年），把《新闻联播》办成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对国内、国际重要事件及时进行形象化报道的节目，使它成为电视观众获得新闻的重要途径[35]之一。”在我国电视新闻发展史上，青岛会议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它不仅讨论了改进电视新闻的问题，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新闻联播》的改革方向和发展目标。作为青岛会议精神的落实和反响，1981年7月1日，《新闻联播》实行了创办以来的第一次“改版”。将以前明确分为三块的国内新闻片、国际口播新闻稿和国际新闻录像，按其内容重要程度进行统一编排。单调、缺乏形象感的口播新闻尽可能地配上照片、地图、影片、幻灯或字幕。20多年中一直沿用的新闻片配乐的做法被取消。重要新闻首先在《新闻联播》中发布。进入1987年，《新闻联播》节目再次进行了改革。实行了两个播音员串联播音；增设了《观众论坛》和《观众信箱》，架设一座联系观众的桥梁；“刚刚收到的消息”常见于屏幕，时效性再度提高；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增多；过去七八分钟的“纪录片”新闻被一两分钟甚至是几十秒的新闻代替。

为了适应电视新闻工作的特点，建立采、编、播“一条龙”的管理体制，1989年8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成立。《新闻联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伴之不断改革，已从早期广播、报纸的补充，发展成为一个发布党和国家政令、及时报道国际国内大事、具有很高权威性的新闻栏目。1992年10月1日，第四套节目开播后同时播出《新闻联播》，使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收看到《新闻联播》。其影响已越出国门，走向世界。自1992年以后，《新闻联播》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它的编排形式已被亿万观众所接受。3.迈出电视新闻改革的步伐

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980年11月21日，有关“两案”的报道第一次在《新闻联播》中播出。这次“两案”报道，一改以往只见人嘴动、不见人出声、由播音员滔滔不绝解说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法庭上的气氛和场面。这是我国电视新闻史上的成功尝试。198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中央电视台同步向世界报道了“十三大”开幕的盛况，与事件发展同步报道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这在中国电视史上还是第一次，使观众对会议报道有耳目一新之感。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改革是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改革而进行的。1979年初以前，在《新闻联播》中，还未见真正的批评性报道。9月12日，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一条解说词不多、但纪实性颇强的批评性报道《王府井停车场见闻》，舆论顿时哗然。以往《新闻联播》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先进人物、模范集体、农业丰收、工厂提前完成计划等正面报道。这条批评性报道起到了先导作用，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新闻联播》中的批评性报道开始增多，舆论监督的作用得以发挥。1986年1月29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后爆炸，中央电视台新闻部通过卫星收到这一消息后，立刻意识到这是当天的最大新闻。值班编辑和有关领导商议后决定：打破传统编排形式，将这一举世震惊的国际事件放在《新闻联播》头条播出。在《新闻联播》中，把一条长达四分钟的反映灾难性事件的国际新闻放在头条，而把总书记的外事活动放在第三条，这还是第一次。它符合观众收视兴趣，适应观众求新、求快的心理，突出了重大新闻。

党的十二大后，电视系统提出了“全面改革，开创电视工作新局面”的奋斗目标。1985年中央电视台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闻改革的方案和设计。“电视新闻要以多、快、短和形声并茂为改革目标；中央电视台应办成事实准确、信息量大、时效迅速、报道面宽，在全国[36]最有影响的重要新闻舆论中心之一。”措施之一，从1986年起，中央电视台开始把“提高时效，力争首播”作为提高电视新闻权威性的重要问题来抓；措施之二，压短单条新闻的长度，增加新闻的播出条数。能从屏幕上反映出电视新闻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自80年代中期起，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曾多次推出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如大兴安岭森林火灾，自1987年5月8日起，连续报道一个多月，就此事件共播发100多条新闻。又如1989年播出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为庆祝建国40周年，从9月10日到11月7日，《弹指一挥间》共播出180条新闻。这个系列报道以大量的事实，把我国40年来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比较系统、具体、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内容充实，气势恢弘。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中央电视台对这次亚运会的报道，获得了空前成功。前后播出亚运会新闻达66次之多，其中有亚运会小知识介绍，有规模宏大的开幕式，有连续多天亚运赛况，也有亚运之最，把亚运会上的重大赛事都一览无余地介绍给了观众。同时，还采用主持人插播、飞字幕报告快讯等方式，播出了大量刚刚发生的消息。亚运会的成功报道，在中国电视史上创造了许多新的记录，被称为中国电视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新闻时效的增强，组织大型报道的成功，编排手法的改进，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的推出等，都折射出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的步伐加快了。4.新闻性栏目增多

自1984年起，先后增办了《午间新闻》、《晚间新闻》、《早间新闻》、《体育新闻》、《英语新闻》等栏目，新闻有了更多出口。《国际新闻》并入《新闻联播》后，不仅提高了时效，也增加了播出数量，但这些国际新闻毕竟是简短和零散的。为了使电视观众对当前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有比较深入系统的了解，1984年7月，《今日世界》在荧屏上正式亮相。该栏目的编辑方针是，对近期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综合报道和分析评价，并尽可能广泛地介绍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文化教育的新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新动态。具体内容有时事述评、新闻综述、科技革新、文化动态、新闻人物、历史事件等。该栏目创办以来，受到电视观众的普遍欢迎。《今日世界》栏目的播出，历时10年之久，到1994年才为《世界报道》栏目所代替。

调整改进阶段以《观察与思考》的创办为标志。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创办了第一个评论性电视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它的特征是不满足于一般的动态性报道，而是把报道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进行深度分析报道，引起观众的思考。1980年第10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明确了“坚持自己走路，发挥广播电视的长处，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方针，1988年，央视又提出“电视新闻要摆脱广播、报纸、电影的影响，发挥自己多通[37]道传播的优势”。这样，就把电视新闻的自身特点从被其他媒介的掩盖中完全剥离出来，电视新闻快、新、活等优势开始显露。1980年以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全部使用录像带播出，ENG（电子新闻采集设备）逐渐普及，为大幅度提高新闻时效，加大新闻信息量提供了保证。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年播出新闻数千条，到90年代初，年播出新闻数万条，都是这一时期探索的结晶。这些探索尚没有形成规模，而且多是一些形式的变革，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大的突破。电视新闻栏目日渐增多，但存在不足：一是栏目设置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稳定程度不高；二是栏目定位较单一，大多为纵向型的动态新闻组合式，缺乏深度与层次感，样式也较单调；三是栏目虽然开始由主持人主持，但缺乏特点，主持得不活，播音调较浓。三、高速发展阶段（1993年至今）1.增加播出次数，实行滚动播出

1992年10月，台编委会提出新闻改革问题，确定199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的主要内容：“增加播出次数，实行滚动播出，提高新[38]闻时效，扩大报道内容，增加现场采访报道等。”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需要，也作为1992年10月会议精神的贯彻和落实，1993年3月1日，《早间新闻》、《午间新闻》、《新闻联播》、《晚间新闻》每天四块新闻的格局被打破，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的新闻由每天4次增加到12次（包括体育新闻），并且除了《新闻联播》外，全都实现了直播和滚动播出。《新闻联播》直到1996年元月1日才开始直播。所谓滚动播出，就是重大新闻可以多次重播，随时增加新的内容。

1994年4月1日，《晚间新闻》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改版。包括主播形象、片头片尾直到演播室布景都有了新的变化。改版后的《晚间新闻》，其形式是：今日要闻、几条有一定深度的长新闻和一组简讯。做到长短搭配，轻重并举。其内容上的变化是：经济新闻、经验报道大幅度减少，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方面的内容也明显少于以前，社会新闻和评论明显加大了篇幅和力度。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易于引起人们关注的新闻明显增加。改版后的《晚间新闻》长度为8分钟，在22点的《世界报道》之后播出。1994年4月1日，《世界报道》开播。中央电视台在诸多新闻改革中，《世界报道》的推出是重要的一项。《世界报道》是专事国际新闻报道的栏目，长度10分钟，每天在一套22点播出。随着改革开放，人们越来越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世界报道》的推出，为观众打开了一个瞭望世界的窗口。除了内容新、时效快，在编辑手法上也独具匠心。或三言两语的简讯，或夹叙夹议的评论，也经常有深度报道和连续报道。在报道手法上，《世界报道》也常有创新和突破。1996年3月，首届亚欧会议在马来西亚召开，《世界报道》首先采用模拟双视窗方式报道了会议开幕式，为中央电视台以后直播中采用双视窗方式积累了经验。1995年9月1日，《世界报道》改版。《世界报道》、《晚间新闻》、《体育新闻》三个栏目合为一体，22点播出，总称《晚间新闻报道》。随着新闻的滚动播出，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日益显示出其主体地位。早上的《东方时空》和晚上的《新闻联播》形成了中央电视台两个收视高峰。两头强、中间弱的现象已日显突出。1994年底，改革《午间新闻》被提到中央电视台的议事日程。在1995年3月初的台编委会上，台领导为《午间新闻》的改革定了方案，定名为《新闻30分》。1995年4月3日中午12点，已播出9年的《午间新闻》由《新闻30分》替代。该栏目以消息类为主，将尊重新闻规律与把握正确的导向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新闻30分》还得到了台里给的特殊政策：采编播合一，人财物独立。《新闻30分》开播后，以其时效性强、题材贴近群众、国际国内新闻混编的风格，在国际新闻中把亚洲新闻放在最显要的位置，并多采用记者现场报道形式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2.创办《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一批有影响的栏目

1993年3月1日，第一套节目首次实现了新闻的滚动播出。以它为契机，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驶入了快车道，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是《东方时空》的开播，以及后来新闻评论部的成立和《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新闻栏目的开办。1993年初，新闻中心根据台领导和编委会的意见，决定创办一档早间节目，实行承包制，即台里不出钱，只给5分钟广告时间。显然，如果节目不受欢迎，拉不到广告，栏目就难以维持和发展。孙玉胜等人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1993年5月1日正式开办了一个栏目：《东方时空》。最初的《东方时空》是一个类似当时广播电台的板块节目，它由《新闻》、《东方之子》、《金曲榜》、《焦点时刻》等几个板块构成。其中《焦点时刻》是新闻深度报道栏目，它以泼辣、鲜活、清新的报道见长，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早间栏目中最吸引观众的亮点。同年12月，在《东方时空》原有人员的基础上，成立了新闻评论部。同月，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中央电视台决定新闻评论部公开面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和主持人，开创了中央电视台人员使用聘用制（即“第二用工制度”）的先河。同时，在新闻评论部实行“制片人制”。1996年1月27日，《东方时空》改版，撤销了《音乐电视》，增加《面对面》，成为一个集新闻报道、评论、专题等节目于一体的电视新闻杂志栏目。后《东方时空》又经几次改版，但其电视新闻杂志的定位始终不变。《焦点访谈》于1994年4月1日开播，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承担制作，每晚黄金时间在一套首播。在各种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出台、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多种思想交错碰撞的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亟需引导。这正是《焦点访谈》所要承担的首要任务。无论是对政策的正面宣讲，对先进人物、典型事件的传扬，还是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曝光，都一直贯穿于《焦点访谈》节目的始终。正因如此，《焦点访谈》一开播，便受到了中央宣传部门的首肯和广大观众的欢迎。该栏目响亮提出舆论监督的口号，舆论监督节目占总节目的三分之一，《焦点访谈》所披露的事件中，大多数引起了中央和省部委领导的重视，不少陈案积案难案都在中央领导的直接重视下得到解决。《焦点访谈》的成功和进步，有一个不断总结和探索的过程，随着对电视规律、特点及其优势的认识，从1995年开始，形成了主要为现场采访，只有头尾加以点评的形态。《焦点访谈》在国内电视界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该栏目既注重新闻性、时效性，又追求和体现报道的深度和厚重感，以其独家采访、分析精到而成为中国电视界影响较大的新闻评论类栏目。《新闻调查》栏目是根据中央电视台编委会要求进一步深化电视新闻改革，由新闻评论部于1996年创办的，5月17日开播，节目长度为45分钟。《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深度报道栏目。其选题方面集中在复杂的社会现象、热点焦点事件、新闻人物和个别普通人物四大类上。在报道体裁上存在着解释式或分析式报道、调查式报道、新闻人物专访等方式，同时栏目还存在着纪录片形式的节目。《新闻调查》栏目是舆论监督节目中新的里程碑。1996年4月28日，《东方时空》推出一档“周日特别奉献”节目：《实话实说》，它是一种新型的节目样式——电视新闻性谈话节目，在国外称为“脱口秀”（TALK SHOW）。《实话实说》节目的形式为群体现场交谈，通过主持人、嘉宾、观众的共同参与和直接对话，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让参与者各抒己见，从而增进交流和理解。谈话节目的题材选择大众关注的话题，要有新闻性、社会性和针对性，并注意生活中存在的异议。2003年1月11日，再次以《面对面》命名的大型新闻人物访谈节目每周六开始在《东方时空》播出，主持人固定为王志。在央视国际网站《面对面》栏目首页上有这样一句醒目的话：“我们相信，新闻是由人来构成，人来推动的，人永远是新闻的主体。所以，[39]我们试图用‘人’来解读新闻，见证历史。”也许，正是遵循着这一理念，《面对面》栏目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人物访谈之路，在完成对新闻事件的调查印证的同时，还成功地为观众刻画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3.对重大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同步直播

真正大规模、长时间直播重大新闻事件，始于1997年，曾有人称1997年是中央电视台直播年。1997年3月9日，中央电视台与黑龙江电视台、江苏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合作，成功地向国内外现场直播了发生在我国漠河地区的日全食以及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日偏食。这是中央电视台，也是国内电视新闻界首次对在全国延续着的新闻事件进行多点直播报道。这也是1997年初，中央电视台引进了卫星地球站，才使这次多点直播报道成为可能。从1997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与第四套节目连续72小时向全世界报道了香港回归盛况，其中有25次重大活动是现场直播，共计达18个小时。这次报道队伍阵容之强，节目之丰富，不间断播出时间之长，对同一事件直播次数之多，在中央电视台发展史上都是第一次。1997年10月28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对小浪底水利工程截流合龙进行直播报道。与历次直播不同的是，这次直播没有演播室，镜头始终跟着主持人，以主持人的说话和行进路线引导观众，是一次成功的多点移动式直播。同年11月8日，中央电视台又一次推出了大型现场直播报道——三峡大江截流，这次报道连续播出时间长达14小时。该报道的第一个创新是把演播室直接设在离龙口200米处江面上的一艘船上，另一个创新是第一次把播出总控制中心搬到了新闻现场。1999年12月20日，中央电视台开始对澳门回归进行48小时直播，这次报道在演播室启用了嘉宾，三位嘉宾的侃侃而谈及丰富的澳门知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整个直播报道的成功，与主持人功能的拓展、嘉宾作用的发挥是分不开的。澳门直播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从容，是央视政治性直播报道走向成熟的标志。2003年3月20日，中国电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达32天数百小时的伊拉克战争直播特别报道在中央电视台拉开了序幕。中央电视台围绕伊拉克战争的直播报道，在报道的时效、报道持续的规模、报道品质的提升、直播节目的现场感、电视高新技术的运用、组织运作的流畅等多个方面超过了以往的国际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4.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

所谓突发事件，是指那些突然发生、无法预知、带有异常性质的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是新闻媒体的重要任务之一，能否成功完成是衡量媒体实力和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1998年夏天的这场百年不遇的突发洪水，中央电视台可谓当机立断。从7月中旬到10月上旬，历时近3个月，先后派出近400人的报道队伍和22个对外报道组，分赴8个受灾省区共拍摄了近千小时影像素材。涉及到新闻中心、社教中心、广告经济信息中心、总编室，以及后方播出部门的工作人员、技术制作部门、后勤保障人员等就达600多人。投入的力量是继香港回归后最多的一次，在历次突发灾情报道中，反应之迅速、报道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分布之广，是创纪录的。作为一场重大突发新闻事件，央视的’98抗洪是成功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对这起渐进的突发事件，新闻中心一直跟踪并始终把握着准备工作的提前量。“9·11”事件发生后，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迅速投以大量篇幅，而中国媒体过于保守，社会反响强烈。经过一年多的反思，普遍的结论是，当国际上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特别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该及时做出反应，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应该先声夺人。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后，预警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北京时间3月20日10时35分，伊拉克战争爆发，CCTV-4在10时41分40秒立即三管齐下：主持人口播新闻、切入美军大规模空袭巴格达的爆炸画面，同时飞出字幕。报道时间只比事发国媒体CNN晚了不到一分钟，比香港凤凰卫视快1分钟，抢得华语电视媒体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头筹，与国际大媒体几乎同步。央视的这次直播踏出了应对非可控事件直播的第一步，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大为增强。2003年4月底，当北京因“非典”出现恐慌时，央视关于官方的信息发布使抢购风潮只持续了两天就平息下来。5月初，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在接受《面对面》采访时对北京老百姓说：“你们的市长愿意把事实告诉你们”，他说：“面对老百姓的恐慌，政府要一边说一边做。我需要通过媒体把我的想法，实际上是中央、市委、市政府和我们广大干部现[40]在日夜所做的这些事情，把真相告诉市民。”中央电视台在这次“非典”疫情的报道中，不仅开辟专门时段作特别报道，还有大量的深度新闻报道，以权威部门官员和专家学者的访谈、病愈患者现身说法为主要内容，细说前因后果，开展分析评论。央视在此次“非典”疫情，以及在此之前的“伊拉克战事”等新闻报道活动中的表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央视在新闻改革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尝试，尤其是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媒体应当起到怎样的作用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5.创建新闻频道

2003年5月1日早晨6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试播，7月1日正式播出。新闻频道是受众对新闻的需求形成充分的市场规模和电视媒体细分市场，实行频道专业化战略的产物。近年来，中央电视台为新闻频道的最终推出，进行着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储备，伊拉克战事、“非典”疫情等的报道，就是新闻频道推出之前的大练兵。2003年2月下旬，中央电视台正式向中央递交了几易其稿的新闻频道总体策划方案，并很快得到了批准。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亲笔批示：“办出[41]特色，办出水平，贴近生活，服务大局。”新闻中心将“与世界同步”锁定为整个频道的追求目标和基本理念，在这样的理念与目标指导下，新闻中心对一个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新闻频道进行了架构。在节目形态上，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整点综合新闻中包括24档新闻，以及从整点新闻衍生出财经、体育、文化三大类的分类新闻；此外还有国际新闻报道。另一方面就是整点之后的新闻专题，包括新闻背景、新闻调查、新闻评论、舆论监督、民意调查、法制等各类节目形态。在内容上新闻频道对整点新闻和新闻专题实现有动态的关联，保持延续性，通过对事件动态的报道和深度的开掘，由事实层面逐步延伸至深度的背景分析和言论评说，体现频道对当天新闻的总体取向。

央视从1993年3月1日开始设立《早间新闻》，从而实现每天12次的新闻整点滚动播出；而5月1日开播的《东方时空》则被广泛认为是这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发端。孙玉胜在《十年》中十分感慨地写道：“前一轮改革开始时我还未出校门，但我有幸成为了第二轮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上一轮改革不同，始于1993年的新一轮改革不仅发端于春天，而且发端于早晨、发端于新闻。决策者选择早晨，一是为了填补一个泱泱大国国家电视台没有早间节目的空白，二是敏感的[42]电视新闻改革由于早间节目影响小而可降低风险。”说《东方时空》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改革的发端，不仅仅是因为后来创办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面对面》等晚间名牌栏目以及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王志、董倩等一大批标志性主持人都与《东方时空》有关，而且还在于确保这些栏目和主持人成功的运作体制——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也都是在《东方时空》实验的。1993年中央电视台开始的这一轮电视新闻改革还实验了一种新的电视理念——重新检讨媒体与观众的关系，重新认识电视的“家用媒体”属性及其特有的传播规律。开始实验一种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叙述的态度应该是真诚和平和的；叙述的内容应该是观众关心和真实的；叙述的技巧应该是有过程和有悬念的；叙述的效果应该是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的。新闻频道是这一轮改革的最终产物。一批有影响的新闻栏目的创办；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从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到2003年伊拉克战事直播；这一系列实践催生了新闻频道。新闻频道的诞生预示着央视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发端，进展如何、成功与否，无疑将取决于在电视形态和内容上如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

第二节 新时期新闻主导思想的演进史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变，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首要议题是：新闻工作的中心如何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中宣部长到会讲话，号召解放思想，改革工作，把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密切结合起来，努力改进工作，把新闻媒介办得有思想性、科学性和战斗性，又丰富多彩、引人入胜。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即现在的首都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在会上阐述了邓小平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促进这个政治局面的发展。会议提出，“为了当好党的思想中心，就要从加强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结合抓起，从抓重大主题、新生事物、重[43]大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入手，这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我国广播电视的改革是从1980年起步的，以1980年10月召开的第10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为起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在走出“文革”阴影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自身改革发展的道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广播电视宣传重新确立了‘自己走路’的方针，坚持按照自身特点，尽可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办[44]广播电视。”在“自己走路”方针指导下，广播电视新闻报道逐渐改变单纯依赖报纸、通讯社稿件和照搬报纸宣传方式的做法，自采自编的报道增多，录音和图像报道增多。中央电视台在主要的新闻栏目中扩大地方和国际新闻来源，增加新闻条数，提高新闻时效，广播电视“新、快、短、活”的特点开始显现出来。中央台和一些地方台相继开办了评论专栏，具有广播电视特点的主持人节目也初露头角。

按照“自己走路”方针的要求，第10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第一次确定了20世纪末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目标：建成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广播和电视宣传网，把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建成全国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舆论中心。会议特别强调，把加速发展电视放在优先地位，宣传工作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特点和长处。2.新闻改革的展开

1983年3月，新成立不久的广播电视部召开第11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党的十二大关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精神，确定了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在宣传上提出“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整个广播电视宣传改革”的要求；在全国实行中央、省、有条件的地市和[45]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建设方针；在管理上明确提出，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具有新闻宣传机关和事业管理机关双重性质和职能，中心工作是宣传，并确定实行上级广播电视部门和同级党委政府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10月26日，中央转发了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第37号）的形式发出通知。中央的这个文件，是历次对广播电视工作指示的继续和发展，是建国以来最全面、最详细、最明确的一次，带有历史新时期的特征。文件规定了我国广播电视的根本性质和根本任务，“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号召“各级党政部门要学会利用广播电视来宣传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学会使用广播电视[46]来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

按照中央37号文件和第11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指出的方向，广播电视新闻改革迈出了新的步伐。一是增加了新闻节目次数，延长广播电视播出时间。二是进一步提高新闻时效，努力发挥广播电视新闻快、短、新的特点。三是扩大报道面，丰富报道内容。四是活跃节目形式，增加了节目的吸引力。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新闻改革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大会政治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党务政务活动的报道”，“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受这种精神鼓舞，仅中央电视台在10天会期中就播出67条电视新闻、13个专题新闻，加上开幕式和闭幕式现场直播，总计播出25小时15分钟。

1987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部、新华社发出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我对内对外新闻报道已面临外国新闻机构的严峻挑战，要求我新闻机构对新闻报道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必要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仅要求对国内的报道更好地发挥新闻工具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47]而且要求对国外的报道力争主动权，同外国新闻机构争雄。”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要讲求新闻时效，“我新闻机构对国内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理应在西方记者报道前向国内外公布真相（事先要经过必要的请示），争取主动”。《意见》表现出了党和政府对对外宣传的重视。1988年6月，中宣部《关于当前舆论宣传中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198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宣部发出《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都对《意见》进行了补充规定，“原来的‘模糊政策’变成了‘清晰政策’，原来的‘开放’态度变成‘审慎’态度，[48]‘事先事后的审查’制度显而易见。”

我国的新闻改革是从具体的、所谓微观的改革，也即新闻业务的改革入手的。按理说，新闻改革也应包括新闻体制的改革，但是我们又不能先从新闻体制的改革入手，这主要因为，“新闻体制，总是和[49]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未有大的动作之前，新闻体制的改革不仅不能超前改革，连同步也常常会发生碰撞。所以，新闻改革只能从业务改革开始。

为了引导新闻事业健康发展，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江泽民、李瑞环分别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重要讲话。江泽民的讲话着重论述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基本方针、党性。我们党指导新闻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就要坚定地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决策，宣传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业绩和经验。”江泽民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党性原则，就必须在新闻宣传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李瑞环的讲话，着重论述当前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意义和贯彻这一方针的要求。他强调指出：“无论是从新闻工作的一般意义上讲，还是从当前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来讲，或是从稳定是压倒一切这个大局来讲，关键的问题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50]关于继续新闻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李瑞环指出：“新闻必须适应形势，进行深刻的改革。新闻改革如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怎样改的问题。”当前新闻改革要做好的工作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要完善新闻单位内部的领导体制”；二是“要把新闻报道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面向群众上来”；三是“要改革新闻宣传内容”；四是“要改革新闻宣传的形式”。在新闻改革中，要注意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后，各新闻单位根据江泽民、李瑞环讲话的精神，认真总结新闻改革的经验教训，促进中国新闻事业在不断改革中发展。二、发展深化期（1992年至今）1.市场体制的引入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及其讲话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提出，对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也拉开了新一轮广播电视改革的序幕。

市场体制的引入，对新闻改革来说，首先表现为体制上的二元性，即“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要同时肩负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进行新闻报道和宣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另一方面，在服务社会的同时，自己也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其次，表现为新闻单位引入激励和竞争机制，改革用人和分配制度。1993年，央视早间新闻杂志栏目《东方时空》诞生，《东方时空》率先在栏目运作上进行探索。栏目实行经费承包制和制片人制，用栏目的广告收入办节目；面向社会招聘人才，实行第二用工制度。这一改革在电视系统以至整个新闻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再次，是报道内容上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以中央电视台为例，一是表现为争相创办名牌和精品节目，提高节目质量。《经济信息联播》、《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新闻30分》等新闻栏目相继在几年内问世。二是表现为各类对象化、专业化栏目纷纷涌现，为频道专业化的推进奠定节目基础。2.媒体产业改革的深化

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之后开展的国家机构改革中，原来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撤消，并被纳入信息产业部，大众传播的产业性质进一步明确。产业改革的主要标志是集团化建设。徐光春指出：“集团化是大方向，是应对国际媒体挑战，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力量的重大举[51]措。”1996年2月，中国大陆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1999年6月，全国成立了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即无锡广播电视集团。1999年9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建包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内的广播[52]电视集团”。200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把集团做大做强。在现有试点基础上，组建若干大型报业集团、[53]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广电集团。”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的组建，突显了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发展方向，也是我国新闻改革取得成效的一个显著特征。2003年，中央电视台根据事业发展的整体目标，提出“三个强化，四个确保”的目标，即“强化管理、强化改革、强化创新，确保导向正确，确保事业发展，确保安全播出，确保经营创收”。[54]逐渐确立了由重规模、重数量的粗放、外延式向集约型、内涵式转变的发展模式。3.舆论引导的重视和舆论监督的加强

199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自觉遵守宣传纪律。意见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新闻阅评制度、新闻调研制度、新闻通气会制度、形势报告会制度、[55]新闻发布会制度、谈话制度。1996年9月，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时，提出了舆论导向“祸福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成为新闻工作的头等大事。

2002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说：统一思想是统一行动的前提，是凝聚人心，凝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重要保证。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必须努力保持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新闻媒体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胡锦涛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我们党80多年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代传媒一定要深入群众生产生活第一线，挖掘、报道好这样的典型。

2003年年初，李长春在同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代表座谈时谈道：“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宣传思想工作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56]吸引力、感染力的根本实现途径。”“三贴近”是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重要前提，是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之后的十四大、十五大，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出要加强舆论监督，十四大报告中指出：“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57]监督下。”90年代中期以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越来越大：一是许多电台、电视台开设了专门节目，报纸开辟专栏，加强舆论监督，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其三分之一的节目内容是批评报道，积极推进各级政府工作；二是各种大案要案、贪污腐败事件、特大事故、灾情的报道更为迅速、及时，如成克杰案、胡长青案、厦门走私案等都在媒体上得到公开、深入的报道，不仅使社会公众享有更充分的知情权，也敦促社会和政府完善机制。

我国新时期新闻政策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形成若干比较稳定的、长远起作用的政策：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正确发挥新闻舆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导向作用；增强新闻宣传的党性，遵守新闻宣传纪律；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讲求和提高新闻时效；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积极搞好批评报道；坚持新闻改革；新闻媒体要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力求两者的统一等。

第三节 央视新闻改革的实践

电视系列报道分量加大，逐步成为成就报道的重要手段。“系列报道即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的立体化、全方位同时报道，它以集中宣传形成规模，扩大新闻的社会影响，能满足观众对某一新闻事件整体[59]把握的要求，尤其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上更能够深入人心。”

中央电视台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新闻联播》中推出系列报道并逐渐成为成就报道的重要手段。1987年推出《改革在你身边》，这是央视联合部分省、市电视台共同录制的，它从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事件入手，从人们嘴边的话题谈起，客观而深刻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人们精神面貌发生的变化。1989年为庆祝建国40周年，推出《弹指一挥间》，这个系列报道以大量的事实，把我国40年来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比较系统、具体、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为纪念改革开放20年，1998年10月，《新闻联播》隆重推出系列报道《历史的跨越》，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报道了20年跨越式进步的具体事实，展示了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弘扬了时代主旋律。2000年为集中反映我国“九五”期间不平凡的建设成就，采制播出了系列报道《继往开来话“九五”》，共计20集，节目报道范围涵盖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层面，客观、全面、充分地展示了“九五”成就。《新闻联播》在拓展系列成就报道方面，注重成就报道的生命力，推出精品，特别是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报道，注意策划到位、采访到位、点题到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联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成就宣传报道，都能很好地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利用故事来增强宣传报道的感染力，实现故事的陈述和成就宣传报道的有效统一，捕捉故事，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拉近了成就宣传报道与观众间的距离，更易于观众去体验，去感受；精心选择典型人物，实现以点带面，通过典型人物的形象传播，完成成就报道的使命。

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的报道手法。“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实施[60]办法》。”之后，《新闻联播》加大了会议新闻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改革的力度。用“短新闻大背景”的制作方法表现会议，即新闻来自于会议，但用会外纵深背景表现新闻内涵，加大背景介绍；加强会议的现场采访和人物专访，改变会议报道模式；适当减少会议新闻，缩短会议新闻时长；改进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角度，让观众不仅能了解到国家领导人的治国方略，还能领略到他们的智慧、风趣、鲜明的个性和人格魅力。

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抗击“非典”一线的报道就引起观众的共鸣：胡锦涛出现在当时疫情最严重的广州街头的镜头，他的“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的话语，温家宝五次视察北京，与民工握手、与学生同堂用餐等画面，以及“我惦记全国的孩子们”等话语，都深深打动了民众的心。

从2004年《新闻联播》关于“两会”的报道可以看出其对会议新闻报道的改革举措。一是将会议期间的《新闻联播》全都控制在原定时长30分钟内。今年“两会”报道的这一改进不是简单的删短和压缩，而是不断改进报道方式，提升报道质量的体现：在内容上，力戒空话套话，新事实、新思想、新举措被精炼；在拍摄上，镜头总体运动速度加快，增加大面摇的镜头以缩短时长；在编辑上，加快节奏，增加单位时间内信息的密集度。“2003年3月3日《新闻联播》时长45分钟，播出11条新闻，而2004年3月3日的《新闻联播》严格控制在[61]30分钟，却播发了32条新闻。”二是多方配合，保证节目内容丰富，可看性强。如在每天的《新闻联播》中结合会议进程穿插配发了一些花絮性的新闻特写，其中基层代表真实自然的表达，各具特色的人物故事极大地丰富了程序性报道的生动性和鲜活性。

不断改进和丰富编排手段和形式，增强报道效果。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联播》就对栏目的编排手段和形式进行改进。一是组合式报道增加。栏目将各地方台送来的同一主题的消息作为素材，打乱混编，合并“同类”，这种编排方式是汇集最有价值的部分，省略多条同类题材新闻中的重复内容，通过归纳和重新组合，使新闻显得更为精练、全面，更具思想深度和宣传力度。二是增加编后话和短评。这种编排方式突出和深化了新闻的主题意义。三是开辟专栏，加强系列报道。这样在受众心理上形成一个强势，在宣传上造成一定的声势。四是为增强新闻报道的分量，采用“简讯集纳”。它的特点是把同一主题、同类题材或同等价值的短新闻编排在一起，以若干个点构成一个面，由若干部分组成一个整体，给受众的感觉是变零散、琐碎为精练、集中，在宣传上形成整体感。五是改变一直沿用的先国内、后国际的编排，采用国内、国际新闻混编的方法，重要新闻在前，次要新闻在后，遵循了新闻规律。采取国内重要新闻——国际重要新闻——国内其他新闻——国际其他新闻这样大致的四段编排法，使国内、国际又有明显的界限，保证了观众收视的顺畅。

借助与《焦点访谈》的组合播出，形成黄金时间的“舆论中心”。《新闻联播》在每晚19：00播出，《焦点访谈》紧随其后。《新闻联播》主要播出消息，有时也配发编前语和编后话之类的言论，由于这些短评播出的时间短，独立性差，缺少鞭辟入里的气势，因而《新闻联播》只做到了“消息总汇”。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并与《新闻联播》联袂播出，这就在保证提供足够的消息的前提下，强化了新闻评论的作用，重视消息与评论的优化组合。首先，《新闻联播》权威的政策性和严谨的措辞，为《焦点访谈》的评论定下了基本的评论基调和一致的宣传口径，为《焦点访谈》的论述指明了正确的宣传方向。其次，《焦点访谈》重视从《新闻联播》中选取评论的题材，或者是当天的重要消息，或者是新近形成的热点消息，将《新闻联播》中刚刚报道的新闻及时地进行深加工，容易形成强烈的连贯感和冲击力。《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一前一后地播出，既使各自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又使两者互相配合，形成黄金时间的“舆论中心”。《新闻联播》存在的有待改进的几个问题。一是真正地进一步做到“三贴近”。首先，要注意新闻中使用的语言。坚决去掉空话、套话，改变时政记者不采访、少采访、多用现成新闻稿的现状，通过现场提问与对内容的重新组织，让时政新闻中也充满了记者的思考和活动，使观众真正能听懂，并且爱听。其次，要注意新闻的故事化。《新闻联播》曾经播出的《徐虎的故事》、《真的好想你》、《大坝上的“兵妈妈”》等新闻让观众真实地感受到这种新闻故事化创作所带来的魅力，但这种故事化创作的新闻还太少。电视新闻的故事化能突出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拉近电视新闻报道与观众间的距离，丰富新闻报道的内涵，提高新闻节目的可视性，值得在《新闻联播》中推广。再次，应适当扩大报道领域，丰富报道题材，努力寻找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切入点，使新闻富有贴近性和人情味。

二是应增强信息量和可视性。首先，会议和时政新闻报道要积极探索报道方式的创新，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方式，适当压缩其节目时长，增加《新闻联播》的信息量，特别应增加“三贴近”新闻和来自国外的重大新闻，让该栏目真正成为国内外消息的总汇，使老百姓爱看，特别是青少年也能爱看。其次，内容提要要有“回报”，新闻的头条对观众来说具有不确定性，许多时候会漏看，重要新闻的“回报”同时也会加深观众的印象，如天气预报对北京的“回报”就获得很好的效果。再次，《新闻联播》播报的多年一贯制，主播面无表情，播报形式单一，也有改进的必要。

三是改进同期声的使用。“同期声（现场声）是指在拍摄人物讲话的同时录下的讲话声和背景声，包括现场效果同期声（伴随新闻事件发生而同时发出的各种音响）和现场采访同期声（新闻现场中被采[62]访对象说话的声音）两种。”周小普、徐福健指出：“《新闻联播》中很多新闻都以人物讲话为主要内容，如会议报道等，但这些新闻却往往从头到尾没有一点儿同期声，人们只看到新闻中的人张嘴，不闻[63]其声，很多信息就随着同期声流失了。”有些时政新闻有新闻现场声，但也限于国家领导人观看晚会等的现场声音，同期声种类还比较单调，其他国内新闻中使用同期采访的新闻比较多，而对现场的背景声挖掘不太够。比较而言，国际新闻的同期声运用较多。同期声是新闻事实的一部分，能够增加新闻的准确性、权威性、生动感和现场感，增强新闻的表现力。《新闻联播》应注意选择使用有针对性、有表现力、说服力的同期声来报道新闻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拍摄时将重要的同期声采录到。2.《新闻30分》：寻找消息新闻个性发展之路《新闻30分》于1995年4月3日开播，它是根据中央电视台1995年初提出的“巩固两头（早、晚新闻节目）、提高中间”的战略部署而创办的消息类新闻栏目，取代了原来同一时段的《午间新闻》。开播前，杨伟光明确指出：“在内容保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大胆尝试新[64]的电视表现形式。”创办当年，《新闻30分》被评为央视“十大名牌栏目”。

强调新闻时效。电视新闻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快，在于第一时间播报。《新闻30分》是中央电视台滚动新闻中的一次，每天中午12点播出，它的内容是以反映头日夜间到次日午前发生的新闻为主。《新闻30分》创办之前，新闻采访队伍在这一时段抢发新闻的意识比较薄弱，尤其头日夜里发生的消息，常常不能最快地反映到屏幕上来。时效是午间新闻节目面临的最大考验。为保证时效性，新闻中心在每天上午为《新闻30分》安排了半小时的地方新闻传送时间，为及时获得全国各地的最新消息铺平了道路，有的新闻甚至抢在当地电视台之前播出。消息新闻栏目通常的截稿时间是在节目开播之前，为抢时效，《新闻30分》将截稿时间推后到12点20分，抢发了大量首播新闻。由于时差原因，中午是获得最新国际新闻的最好时机之一，有时为了获取最新情况，《新闻30分》还通过电话与驻当地的中国记者联系，请他们将有关信息传到直播现场，从而提高了新闻的时效。在发生新闻的现场进行直播是时效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新闻30分》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尝试，为在消息新闻栏目中推广新闻现场的直播报道积累了经验。

突出大编辑部意识。大编辑部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指一个栏目的编辑部门应能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指导选题、策划，将整个新闻栏目统一起来，有机地组织报道，使编采播各工种协调一致，从而达到最好的宣传效应。首先，在采访中突出大编辑部的思想。《新闻30分》设立了一个栏目编辑部，指导和组织所有的采访工作。由编辑部出思想指导的采访，往往容易产生超越记者、编辑个人思维局限的报道，有助于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源，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并在实践中产生一批体现编辑部思想的深度报道。其次，实行编采播合一的栏目化管理方式。即编采播等一切工作紧紧围绕编辑部的要求来运作，栏目的好坏直接与每一个编采播人员挂钩，形成极大的合力和凝聚力。这种栏目化管理方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采播人员在工作中实行双向选择，记者要定期考评，一方面以业务统计为准，另一方面由编辑来评价，而编辑也要接受记者的考评；二是实行责任编辑负责制，责任编辑负责《新闻30分》节目的改稿、选稿、编排，并参与出思想、出选题和创意，同时有权根据栏目的需要决定新闻片子的长短，进行统一编辑，这种操作方式适合电视新闻的现代化“大生产”流水作业。

在消息新闻中拓展深度报道。《新闻30分》一直以深度报道作为报道重点之一。针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度报道，已成为《新闻30分》的栏目特色和保持稳定收视率的重要因素。在《新闻30分》中，深度报道表现形式大致分为单篇类和多篇类两种：单篇类大多为调查类长消息，结构特点是对新闻事件进行纪实、透视、解释、评述，由表及里，独立成篇；多篇类深度报道内容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连篇播出，冲击力强，易于产生轰动的舆论效应。根据结构特点，《新闻30分》中的多篇类深度报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连续报道。也被称为追踪报道，是对正在发生和发展的新闻事件进行连续性的追踪报道，多用于影响较大，事件性较强的新闻题材，报道形态为“正在进行时”。《新闻30分》对“三菱帕杰罗”事件的追踪报道是一个典型范例，在近一个半月的追踪报道中，共播出了23条相关新闻，从汽车专家的技术分析、法律专家建议、中消协投诉统计、三菱总部派代表来表态、维修及车祸受害者赔偿情况等多个角度对事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一系列报道，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二是系列报道。与连续报道相比，题材多为非事件性新闻。如2002年5至6月播出的“学习三个代表从身边事做起”系列报道，通过“群木成林”的方式深化主题。三是组合报道。即对新闻事件进行大容量、密集型、全方位组合的一种报道方式，组合式报道的理念实质是“编辑”，围绕同一主题，对新闻题材进行编排提炼，或多个事件的平行并列，或由一个事件引申出其他事件层层递进，通过结构的设置来影响受众对某一新闻事件的认知角度和态度。2001年2月26日，民航总局同意机票公开打折，对此，《新闻30分》有如下一组报道：

动态消息：机票打折——公开的秘密

新闻背景：打折票的危害

新闻分析：禁折令为何演变成暗折票

新闻资料：外国机票销售方式

这组报道使用了消息、新闻背景、新闻分析、新闻资料等多种报道样式，每条大约两分钟，既说明了历史、现状，又分析了原因，还有经验介绍，从而迅速、全面、深入地回答了观众想了解的所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电视组合报道使得新闻事件的报道由单一而多样，由分散而集中，由平面而立体，信息量大，视野开阔，有深度，扩大了报道效果。

1993年3月1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消息新闻节目除《新闻联播》之外全部实行滚动播出，使当天的各次新闻节目既有重要新闻的重复播出，又有不同题材的多侧面报道，更有动态新闻的及时跟踪，并随着时间段的推移，不断把国内外最新动态和重要信息展示给观众，使信息传播呈滚动态势。1999年7月5日，央视一套推出全新的消息新闻栏目《现在播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除了它的节奏快、时效强、信息量大等特点，最大的变化在于新闻内容更具贴近性，其主播形式也令人耳目一新。《现在播报》在题材的选择和新闻价值的判断上，以受众对新闻的关切度和新闻对受众的吸引力为主要目标，侧重提供涉及国计民生、社会普遍关注的新闻报道。该栏目的定位是：[65]“汇集天下大事，关注老百姓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在新闻价值取向上，着重受众特别是普通人的需要。《现在播报》有别于《新闻联播》等消息新闻栏目，在题材选择上，更侧重与老百姓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环境、交通、卫生、安全等方面。其次，运用多种报道方式实现新闻贴近性。《现在播报》大量运用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多种报道方式，形象、立体、完整地反映现实，揭示新闻事件与民众的关系。再次，新闻主播制使新闻栏目贴近性进一步增强。该栏目主播海霞尝试了“说”新闻的播报样式，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栏目个性。二、新闻述评节目登上央视舞台1.《观察与思考》：央视新闻述评节目的发端“电视述评是指叙述新闻事件与发表议论相结合的评论形式，述评性评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电视评论节目一般是由主持人主持的，在新[66]闻专栏中播出。”在节目中，既报道了事实的真实情况，又对事实进行分析与评论；既可夹叙夹议，又可先展示记者对问题的调查，让观众弄清事态的来龙去脉，最后集中议论，以事实作为评论的基础。

1980年7月，以《观察与思考》命名的电视述评栏目开播，它以一种全新的评论手法和评论形态出现：融记者采访、各方人士参与议论和记者有针对性的分析点评于一体；融叙事与议论、纪实性与思辨性于一体。《观察与思考》播出的第一期节目题为《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在这期由粟于钊编导、庞啸主持的节目中，播音员出身的庞啸，以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通过现场拍摄的画面，观众看到他直接采访北京市民和有关领导，借助于众人之口分析议论，并做出适时的补充和评点。这期节目改变了以往大多数电视新闻节目中由摄影机（或摄像机）记录画面、后期制作时配以画外音的传统的制作方式和表现手法，用同期声记录新闻并评析新闻。在此后的几年里，《观察与思考》栏目播出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生活、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新闻特征和政论色彩的电视述评节目。《观察与思考》以及后来的《观察思考》的播出，标志着一种不同于报刊评论和广播评论的新型的、独特的电视评论样式——电视述评的出现。它使电视评论类节目在栏目化的基础上，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包括确定固定的节目周期与播出时间，设立固定的节目主持人，栏目的风格与包装也相对固定，以培养较为固定的收视群体。在今天看来，这个栏目的作品并非所有都属于电视述评，有的只能划在今天大家都认可的新闻调查、热线追踪、深度报道或新闻专题中，也就是叙述有余，评论不足。2.《东方时空》中《焦点时刻》的前期探索《东方时空》创办之初，具体负责筹备的孙玉胜为栏目提出了“以纪实的手法反映生活，以平视的角度贴近群众”的创作理念，为[67]栏目规划了“鲜活的新闻性、板块式的杂志节目”的基本格式，从而形成了“纵览天下事”的《早新闻》、“浓缩人生精华”的《东方之子》、“讲述老百姓故事”的《生活空间》、富于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东方金曲榜》、迅速且详细反映国内外热点事件的《焦点时刻》等子栏目。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正式开播。

开播不久，《焦点时刻》就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因为它贴近生活，播出了大量真实、鲜活的内容，特点是一些批评性报道，回答和聚集了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并涉及到了一些尖锐的社会现象。1993年《焦点时刻》开播仅半年多，就有两个节目在“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奖“评选中获得评论类的一等奖。今天我们在梳理初期的《焦点时刻》时，从中不难发现具有自己独特发现的新闻热点还不多，与平面媒体不同的只是具有了一些自己独特的视角。尤其是所报道的热点、焦点问题，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并没有完全抓住这些焦点、热点问题背后的人和事，离舆论监督的主阵地尚有一段距离，特别关键的是由于环境与条件所限，舆论监督内[68]容的节目数量不多。纵观初期的《焦点时刻》，虽然在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进行报道和评论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它有两个先天不足：一是它包裹在整个《东方时空》播出板块中，因而无法凸现其独特的影响力；二是《东方时空》是早间节目，尽管《东方时空》的诞生改变了中国的电视观众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但毕竟晚间看电视的人是最多的，《焦点时刻》在早间播出，其收视率无疑是影响它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在黄金时间段推出一个评论色彩浓厚的新闻述评栏目。1994年4月1日，新闻述评节目《焦点访谈》在一套晚间黄金时间播出，其定位语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焦点时刻》的初期探索为中央电视台在捕捉热点新闻上提供了一方舞台，有了自己固定的阵地，为中央电视台进行深度改革，并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焦点访谈》：新闻述评节目走向成熟的标志《焦点访谈》的开播，可以被视为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大发展的开端，它比过去此类节目具有更强烈的时效性、更生动的纪实手法、更多样的评析方式、更自觉的喉舌意识、更大的舆论监督力度。

严把选题关。自创办以来，《焦点访谈》始终把选题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严把选题关，在长期的舆论监督报道中没有出现政治偏差，并且受到上下的一致肯定，使其保持很强的生命力。首先确定明确的选题原则：“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表现在积极主动地与中央的中心工作相配合，当好“耳目”，做好舆情监测，为中央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做好“喉舌”，为中央工作提供舆论支持，尤其是对违反中央工作精神的做法和行为进行及时的揭露，坚持以正确的导向引导舆论，在具体操作中，做到“抓大放小不添乱”。其次，把握好选题角度。《焦点访谈》坚持在全面、完整掌握事实的基础上来选取恰当的角度，不说没有事实根据的话；依据政策确定选题角度，这里所说的政策既包括党和政府在一段时期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度规定，也包括国家的法律和宣传纪律，因为政策是为保护大多数人利益而制定出来的规范，只有顺着政策的角度深入，做出的报道才能被大多数观众接受、认可；抓住独到的选题角度，这里说的选题角度的独到，不是越偏越刁越好，而是越准越深越佳，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鲜活生动的新闻事实，为媒体寻求独到的选题角度提供了可能。再次，在《焦点访谈》内部建立完善的选题制度：一是选题的“预警”机制，对来信、来电、来访进行分类管理、制定量化分析标准并跟踪监控，当达到一定量的积累且有报道价值，则会从中筛选报道选题；二是选题的筛选机制，为保证所有的反映线索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焦点访谈》确立了选题筛选分工负责的做法；三是选题的储备机制，当《焦点访谈》播出某个舆论监督的节目后，观众常常会大量反映同类问题的线索，并且具有较高的利用和参考价值，而栏目显然短期内不宜重复报道相同题材的节目，为此，栏目实行的是选题储备制度；四是选题的论证机制，选题论证是确立选题的最重要的环节，《焦点访谈》几乎对每一个舆论监督选题，都进行相反的论证：选题与党和政府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有不和谐的地方，选题事实是否包含有可能引起不安定的因素，对于基本轮廓清楚的选题，关键事实是否存在疑点和不确定性，选题所包含的事例是否非常极端，不具普遍性，选题是否符合电视新闻的操作规律，选题清楚、事实准[69]确、责任明白，但报道后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等；五是选题的优化机制，作到记者把关，制片人和部主任把关，主管台领导终审把关，保证《焦点访谈》的安全播出。

注重事实的精心选择与表现。《焦点访谈》运作多年，在选择事实时，已具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原则，并且为所有记者所熟记，这个原则概括为“八要”、“八不要”。所谓的“八要”就是要坚持正确导向，要心系大局，要坚持真理，要出于公心、公正、公平，要平等待人，要以理服人，要严明纪律，要把握好度。“八不要”则是所有的职业行为都不能超越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和职业定位：不要包打官司当法官，不要当“信访办主任”，不要当所谓的“包青天”，不要将个人的情绪好恶带进节目中，不要陷入局部利益的纷争，把某个地区、某一部门的利益观念带进节目中，不要超越所获得的事实做出主观判断，不要截取片断事实强加于人，不要在动态事实中只交代阶段性的[70]事实。出于对事实的选择把关严格，多年来，《焦点访谈》报道了大量舆论监督节目，没有出现过问题，包括法律上的纠纷。

在制作节目时，《焦点访谈》对于事实的表现，更多地强调要用事实的过程说话，记者调查的起点和终点都要有事实依据，所有结论都必须在节目中找到事实的支持，应该是在对事实的发现和了解过程中形成媒介的观点。《焦点访谈》在表现事实时遵循了一些原则：节目中的事实应包括当事的各方发表的意见，这样的事实才是公正的完整的事实；节目中的事实应是看得见的流动的过程，符合电视传播线性特点的叙述过程；节目中的事实应是充满了细节的事实。在表现事实时，栏目倡导“主题事实化，事实故事化，故事人物化”。

充分发挥评论的功用。在《焦点访谈》，一方面整个节目以新闻事实的报道为主导，使新闻评论真正具有客观实证的效果；另一方面，主持人和记者的主观评述和新闻化的论证方式又加强了整个报道的主观性。《焦点访谈》常用的节目结构模式是：演播室主持人评论（1分钟左右）+新闻事实陈述及分析（10分钟左右）+演播室主持人评论（1分钟左右）。较之传统的述评，《焦点访谈》更注重评论的事实依据，更加注重评论的针对性。《焦点访谈》中的评论分为三类：一是主持人评论。栏目设立前后演播室，由主持人出面，代表栏目进行评述，是其强化评论色彩的重要手段，在前后演播室，由于主持人能够集中、独立地发表议论，主持话语如同在记者、编辑的第一人称之外又多了另一种视角、另一种声音，因而加重了节目的分量与厚度。二是权威人士进行透彻的剖析。这里的权威通常包括专家类人物和权力类人物，前者代表社会的权威，他们在某一领域的意见领袖地位为社会所公认，后者为政府官员，代表政府及职能机构的权威。“让权威说话”和“让公众说话”一样，能起到由媒介直接说话所起不到的作用。三是群众发表生动而质朴的议论。这些民间“评论家”的语言最具时代气息和活力，可谓生动活泼。让公众参与到节目中来，让他们的意见成为媒体意见的有机组成部分，让公众从单纯的传播接受者变成传播的参与者，使电视评论充满新鲜的活力。这里的公众可能是事实的亲历者，也可能是事实的知情者，或者只是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71]

新闻述评是“形象化的政论”，它将形象的画面语言与抽象的分析、论述性语言相结合，用具体的视听形象支撑并强化分析、议论的内容，用缜密的思辨性提炼和提升画面所无法表达的思想内涵和理性分析，以此使电视述评达到在画面上吸引人、在感情上打动人、在道理上说服人的目的。《焦点访谈》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不断的探索。4.《焦点访谈》与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中国新闻界创造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它来自中国报业作为舆论工具并从事监督的传统。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机制，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江泽民总书记从政治的高度肯定了舆论监督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学者朱月昌认为：“新闻舆论监督（简称‘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以及社会事态进行评说、披露乃至批评的一种倾向性传播活动。舆论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客体是所有国家机关和一切公职人员、党和国家的一切事务以及一切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物，[72]它的载体是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体。”学者郭镇之认为，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是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理论上的舆论监督分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而新闻媒介通常是公众实施舆论监督的代表和喉舌。舆论监督的矛头可以对上（监督政府），也可以对下（监督社会各界，包括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主要指向是政府和各级权力部门。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民主方式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批评报道是新闻媒介从事舆论监督的主要方式，政府和媒介的上级主管部门在大众媒介的舆论监督活动[73]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指出，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传播媒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新闻宣传的重要内容。正确地开展舆论监督，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74]法制建设。《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中具有鲜明的特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朱镕基语）。

在《焦点访谈》诞生以前，更多的新闻批评报道是通过内参方式进行的。内参形式反映问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作用，有时甚至作用很大，但是由于它带有内部反映情况的性质，因此还无法算是现代传播学意义上的舆论监督。《焦点访谈》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原则下，用事实的力量实现了舆论监督的公开性，同时在监督中实行“实名制”，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名副其实，不再是隔靴搔痒。在《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中，一开始就以精细的选题、翔实的资料、鲜明的观点，对一切丑恶现象、腐败分子、不法行为实行了“对号入座”式的“实名制”。“实名制”的运用，使《焦点访谈》在反映人民意愿，聚集新闻热点，披露事实真相中，更加具像直接，形成锐利的风格。《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中的实践特点还表现在实现了监督的广泛性。通过对已播出的舆论监督节目进行分析得出的数据可以看出，报道中最突出的是反映滥用职权，滥用权力包括行政和行业特权、侵犯公民权利以及贪污受贿，其次是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和各种社会[75]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报道涉及的领域来看，《焦点访谈》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工商业、农林牧副渔业和科、教、文、体类以及财政金融，是《焦点访谈》监督报道比较集中的领域，对公用事业、生态环保、交通通讯，这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目前报道比例虽不大，但呈逐步上升趋势。《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中注意“度”的把握。首先，是分寸感的把握。《焦点访谈》认为，批评人要给“梯子”，“即给犯错误的部门和人员留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又让观众看到舆论监督的正面效益，[76]对解决问题充满希望。”这种观点便成为它衡量监督力度和效果、促进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不使“与人为善”还是“不与人为善”极端化的一个很好的做法。《焦点访谈》在具体动作中一直非常注意把握分寸的度，不把话说满，不以偏概全，而是本着实事求是原则，辩证地看待问题。舆论监督一定要注意报道的分寸，这是媒体能够把舆论监督长期坚持下去的一个很好的策略。恰当地掌握好分寸，不仅不会削弱节目舆论监督的力度，而且由于分寸的把握恰如其分，能更加增强其客观公正性，尤其是能够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分寸的把握还表现在除了违法乱纪之流，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要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另一方面，既要揭露问题，也要认识问题，更要报道问题的解决。这种分寸的把握，使《焦点访谈》在报道事实表达观点的新闻功能之外，又承载了一种社会功能——推动社会进步。

其次，是注意把握时机的“度”。新闻讲究时效性，应尽可能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同报道发出时间之间的时间差压至最低值。但对舆论监督来说，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用时机这个词更为恰当，相机行事、相机而播，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播出一个恰当的节目达到一种恰当的效果。

隐性采访运用在《焦点访谈》舆论监督中。在《新闻学大辞典》中，隐性采访的定义是指记者隐瞒自己的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隐性采访常用的手段就是偷拍偷录。由于大多数的舆论监督具有曝光性质，因此就会较多地运用隐性采访，拍摄难度大。隐性采访在舆论监督中的特殊功能，在于它能突破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向受众推出真实的新闻。梁建增根据《焦点访谈》多年的创作实践，总结出隐性采访在舆论监督中的几点作用：节目现场感强，鲜活生动，能发挥电视的优势；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暗中取胜，记者的人身比较安全；只需略施小计，就可掌握对手于股掌之中，易于出彩；减少了节目被毙的概率，抗“说情”，保播出；领导、群众都爱看，满足人们正常的窥秘心理，大大提高了收视率；拓展了节目的领域，许多明访不能拍、拍不好、最好不拍的节目，都被秘拍“搞[77]定”。但也应该看到，秘拍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偷拍技术让实施舆论监督的记者占据着技术和心理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可能会越过法律规定的界限而触犯了采访对象的个人隐私权。因此，《焦点访谈》严格规定了偷拍的对象必须是公务人员的公务行为或者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组织行为及公民行为，而不能是公民的个人行为甚至是个人隐私。三、新闻性谈话节目的探索1.电视谈话节目源起美国的广播界

在1930年代就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谈话节目，即围绕时政话题展开的讨论、辩论节目。电视发展以后，学习了广播的这种节目形式，并且把给电视台写信讲述他们的问题的一部分观众作为嘉宾邀请到电视台的演播厅与主持人和观众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和心路历程，或分享他们对政治、经济、社会、心理问题的看法。主持人在节目进行当中引导谈话的进行，他们或者诙谐幽默，或者善于访问和交流。这就是美国人发明的“脱口秀”（TALK SHOW）节目方式。美国谈话节目以60年代《唐纳·休节目》为起点，以80年代《奥普拉·温弗莉节目》、《拉里·金直播》为代表，以90年代《莉基·莱克节目》、《杰尼·琼斯节目》等为后起之秀，可以说谈话节目是90年代以来美国电视[78]节目中发展最快的一种节目类型。

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流行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一般不会像制作电视剧或者游戏节目那样为演员支付高额的报酬。二是电视谈话节目把许多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话题，比如感情、家庭、邻居、人际交往、心理困境等公众化，满足了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人际交流逐渐疏离的人们观看或者窥视他人生活和心理经验的欲望；一些谈话节目将社会各界如政治、商业、娱乐界等公众领域的新闻事件和特定的个人联系起来，满足着一部分观众对社会事务虚拟的参与感。从话题所涉及的内容来划分，美国谈话节目大致可分为三类：新闻时事类，主要以时事政治等硬话题为主，谈话风格比较严肃，同时不乏幽默；人际关系和心理问题类，这类节目的话题常常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类节目；滑稽娱乐类，这类节目常与明星有关，节目常伴有明星表演，风格轻松，主持人非常幽默。2.新闻性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的创办与传播观念的更新“新闻性谈话节目，是在主持人主持下，邀请嘉宾和观众，就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平等的对话交流方式，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79]观点和见解。”1996年3月16日，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新闻性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开播，固定主持人为崔永元。《实话实说》中存在的人际传播倾向。美国人际传播学者约翰·斯图尔特在其畅销著作《桥，不是墙》中提出：“人际传播是两个或更多的人愿意，并能够作为人相遇，发挥他们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测量的特性、选择、反思和言语的能力，同时，意识到其他的在者，并[80]与人发生共鸣时所出现的那种交往样式、交往类型和交往质量。”交谈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口语传播活动，是最基本、最普通的人际传播。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是在正常谈话状态下，以面对面人际传播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介进行的大众传播活动。《实话实说》的人际传播倾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现在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实现了对个体人的回归。长期以来，以传者为中心的大众传播观念，使传播者产生了很强的自我中心意识，但多年的传播实践使传播者认识到，受众作为个体，其主体性在传播活动中也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实话实说》主持人口语化的表达和个性魅力的展现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一种交流者的状态，他的出现以个人化的形式确立了一种对话的机制和富有人情味的沟通渠道。二是体现在传播内容的人格化。《实话实说》以个体真实的生存状态、个人情感及态度取代对观念意识作直白的传达和图解。从尊重和表达人的个性及社会多元性出发，营造正常的谈话氛围，还镜头前的交谈双方以真实的心态、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情感，通过谈话的形式最大限度地逼近人物心灵，同时折射出整个社会的状态。三是体现在人际化表达的趋势。《实话实说》对电子传媒中人际性层面的重视实际上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滋润、调节心灵，表达、宣泄情感的通道，从而协调人际关系，健全社会道德与良知，促进整个社会机体的稳定和发展。《实话实说》仍是大众传播。首先，传受双方的地位、关系没有改变。《实话实说》是媒介向电视机前的广大受众传播，是媒介在制作、播放这个节目，观众在电视机前收看，虽然节目中有人际传播的形式及内容存在，但节目之外，依然是一种“传—受”模式，受众直接参与节目的机率并不大，反馈信息的渠道与手段也终究非常有限，并没有实现“传—传”方式，受众并没有参与到传播中去，也成为传者，与媒介对等地交流。虽然现场也有观众，但毕竟数量有限，发言机会也不多，并且他们作为相关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被节目化了，不可能流露出真实的自我。既然《实话实说》的出现不能改变传受关系，那就应该把电视谈话节目看作是大众传播的形式。

其次，传播机构依然扮演把关人角色。一是话题的选择由媒介决定。可谈论的话题可以说成千上万，但最终被搬上屏幕的终究只是少数，这中间自然经过了筛选，而筛选的标准则完全掌握在媒介手中。虽然观众可以建议，媒介在选题时也会把受众的兴趣作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但最终决定者依然是媒介而非受众。二是嘉宾由媒介精心选定。《实话实说》策划人曾在书中介绍：“在决定嘉宾人选之前，策划人、主持人、编导都要同物色到的嘉宾候选人见面，以判断该人是否能侃，并搞好拼盘——尽量为一个节目选择职业、文化、风格不[81]同的几个嘉宾。”三是现场制作中体现媒介的地位和作用。《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向观众展示其幽默与机智的同时，还要控制全局，把握现场的节奏与气氛，及时将话题引向深层和高处，有时为了节目整体效果，主持人不得不打断观众的谈话，转换话题。至于节目的后期制作，更是由媒介来操作、把握，在其中贯穿自己的意志及匠心。《实话实说》中人际传播的介入使大众传播互动性增强，亲和力显现，最终提高了传播效力。《实话实说》作为一种表述方式的创新，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即人人都有平等交流、表达意见的权力。3.《实话实说》主持风格分析《实话实说》注重主持人的平民形象定位。首先是主持心态的平民化。崔永元认为，谈话节目需要平民心态，主持人与观众平等，观众就可以用平等的心态，以同学、朋友的身份同你聊天，那么你也成[82]了一个普通的人，谈话才能正常进行。《实话实说》是个有观众参与的言论节目，节目的本意不是要把现成的结论灌输给受众，而是要激活参与者的思维，广开言路，以期碰撞出火花，所以最忌讳主持人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架式，以智者自居，盛气凌人。崔永元作为该节目的主持人，在深刻领会了节目的宗旨、特点之后，提出要让观众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人，他希望观众把他看成“邻居大妈的儿子”。其次是说话方式的平民化。崔永元的语言风格都是平民化的，平易亲切、明白晓畅，他很好地把握住了话场的民间特色、百姓风采，极力褪去雅致、粉饰和做作，用老百姓的话说出并不简单的道理。再次是行为方式的平民化。崔永元相貌平平，与人们常见的英俊潇洒的男主持人形象根本不着边，他的着装介于正装与休闲之间，把握在“有意无意”之间，符合《实话实说》那种既让人感到随意平常，又让人精神、兴奋的谈话氛围。崔永元在节目中的走位、手势、体态、眼神、表情，谦和而不失自信，礼貌而不失真情，充分表现出对每一个参与者的尊重。《实话实说》主持人在控制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控制场面气氛。谈话节目中的气氛非常重要，但是，良好的气氛并不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天然具备的，也并不一定在节目进行的始终都能够很好地保持。良好的谈话氛围需要主持人合理地利用语言技巧来营造。嘉宾和现场观众是谈话节目的两大要素，他们临场发挥的好坏将对场面气氛和节目的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实话实说》在录制之前，崔永元总爱讲一些笑话，这个过程叫“热场”，让观众进入状态，大家一笑，主持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同时，要为观众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氛围，淡化嘉宾的权威地位，如崔永元在介绍现场嘉宾时，只会说演员某某，作家某某，从来不说著名演员，著名作家之类的话，这样一来，观众对权威的惧怕也就淡化了，从而为正常的谈话提供一个很好的心理基础。在谈话中要合理把握谈话的节奏。谈话节目往往是三四十分钟时间，在这几十分钟里要让观众的注意力始终如一地保持恐怕也不那么容易，这时就需要主持人运用语言技巧来调控。当观众爆笑过后，崔永元注意找一个较为平稳的话题；当现场气氛长时间比较沉闷时，他就会适当运用幽默来让观众放松一下神经。这样时而稳重，时而放松，有利于吸引谈话者的注意力。

二是对嘉宾与现场观众的话语控制。主持人是整个谈话节目的中心和灵魂，在场上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当嘉宾或观众的谈话内容偏离主题或不适宜大众传播时，主持人应巧妙地进行引导，绝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干预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谈话者的面子，又要兼顾现场气氛和对后来谈话者的影响。崔永元注意了这种火候的把握，有时一句调侃胜过几句大道理，一句到位的点评可以使人心服口服。主持人的现场话语控制能力是与采访技巧、采访感觉密切相关的。如何把一个大的、笼统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问题分化为小的、具体的、能够引发出回答者回答兴趣的问题，问题的设计是关键。主持人事先应对回答者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引发回答者个性、人性化的回答，而这种问题的设计无疑也体现了提问者的个性特点。主持人的问话成了演播室及电视机前所有观众的问话，主持人的问题引发了大家的期待，一旦当回答者说出了富有个性特征的话语时，观众的这种期待欲望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在控制话语时就善于制造这样的兴趣点。每当嘉宾或观众一句幽默或生动的又含义颇深的个性化语言出现时，主持人都及时抓住，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加以引导，使之扩展为活跃全场气氛的兴奋点，使整个节目显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实话实说》主持人注重幽默语言的运用。幽默，从来就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缓冲剂，它像一座桥梁，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崔永元幽默的语言风格，是吸引人们参与讨论、关注《实话实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常用幽默的方式来消除紧张，活跃气氛；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倾向；用幽默来缓解矛盾，冲淡尴尬；以幽默方式礼貌地打断对方；用机智的语言，带出对方的幽默。

幽默不是尖刻、嘲弄，不是讥讽、挖苦。幽默是善意的，是一种智慧，需要对生活的爱，对生活的观察，对生活哲理的睿智。运用幽默时，分寸的把握是很重要的。崔永元对于幽默的把握也是有个过程的。进入《实话实说》之初，他说话不注意对象，有些无所顾忌。有一次节目他问一个小女孩见过什么鸟，女孩很紧张，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崔永元解嘲地说：“她连见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这样说，倒不会冷场，却可能会伤害小女孩及家长的心。这正是崔永元初上节目时曾给人油滑、尖刻的原因。但是，崔永元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节目中不断调整自己。学者吴郁总结出谈话节目主持人在掌握幽默的“度”时应注意的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与人为善的态度，不损人，不拿别人的弱点、缺陷开玩笑，不拿别人的真诚开玩笑；二是把握受话者对幽默的理解力和承受力，使用幽默必须看对象；三是幽默的内容与谈话内容紧密关联，不可为笑而笑，不是‘抖机灵’，[83]不能把幽默变为廉价的油滑。”4.新闻性谈话节目的现实困境

2000年末，《实话实说》正式从早上7∶20移到晚上的9∶15。虽然《实话实说》信心十足，但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的数据表明，由早间移到晚间黄金时间后，收视率不升反降。电视节目要做到每期都有稳定的收视率，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和观众形成一个“约会心理”，稳定的播出时间非常重要。《实话实说》移入晚间后基本上没有稳定的播出时间，与观众屡屡失约，观众原有的收视习惯被打破。《实话实说》原本在周日早上播出，这个时间是各台节目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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