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社会动力机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乐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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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社会动力机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试读：

21世纪以来，一个古老而焕发新意的现象重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它就是“风险”。汶川大地震、SARS事件与甲型H1N1流感、三鹿奶粉事故、动辄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屡禁不止伤亡惨重的安全生产事故……这些不断的灾害与意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一个新的风险社会到来了，风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影随形，科技的日益进步不仅仅是意味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它还让人们感到了更多的不安与焦躁。现代风险的演变早已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他们针对现代风险性质、特征以及风险评估与预测、风险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指出，过去的经验已经不再那么可信赖，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在本质上更加难以预测、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影响范围更加广阔、带来的损失更具破坏性。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一员当然也会面对各种风险的挑战，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剧烈的社会转型加速了各类风险的激烈程度和影响范围。因此，审慎而深入地探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运作的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心理过程与机制，提出符合国情的本土化治理策略将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本书也试图对此作出有益的尝试性的探究。第一节 研究背景一 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

在当下的西方语境中，现代化及其实现已经不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随着全球视域的转换，有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诊断快速变迁的当代社会。“风险”被理论家们置于宏观背景中加以考察，用于反思工业化、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性问题。在倡导风险话语的欧美学者中以贝克、吉登斯和拉什最具代表性。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开始了一场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的转换，从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1]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本身是现代化过程所导致的，而现代社会在控制风险过程中又引发出更大的、意料之外的风险。无独有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都对现代社会中的风险问题做出过类似的判断。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描述了核风险、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经济全球化的崩溃和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2]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斯科特·拉什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伴随风险文化时代而来的也许是人类许许多多的惶恐和[3]战栗，并且不再有小规模的恐惧和焦虑。学者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所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为贝克等人的风险理论提供了佐证。而之后，疯牛病在全球的蔓延以及SARS与禽流感的大爆发更使得风险话语占据了学术界的中心位置。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印证了风险理论的深远洞见。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各国都不得不认真反思当今这个新风险时代，与之前的社会[4]相比，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以下的特质。1.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风险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日益不可分割的时空环境，各种类型的经济一体化、政治同盟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高度联结在一起。日益密切的国际关系让各个社会（国家）的相互作用更加显著，例如，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必然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这种基于政治——经济的联合方式不断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使之也具有了紧密性和高度相关性。最近的例证就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一国的爆发让世界各国都感到紧张，并促成更大范围的沟通与合作来共同应对。很多区域性的行动超出了原来的地域引起了全球性后果，如果这种后果不加控制，将会给世界带来不可预期的灭顶之灾。在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时候，世界中的风险是局部的、区域的，风险只会危及少部分区域内人群的安全；全球化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种世界性风险与危机，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将会威胁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应对和规避风险就不再是一国或少数人的任务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责任。2.毁灭性的风险

前工业社会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是小规模的、浅层次的，带来的危害可以在自然更替和人为控制下得到“消融”。这意味着，那时的风险对人们生活的危害是短期的、可恢复的；风险社会中，各种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危害是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使得人类的历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5]着根本的区别。这种独特性让地球上的工业文明具备了两维度的“面孔”：一方面工业文明拓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加深了人类行动的深度，工业的扩展使各国打破了原有的地区限制让全球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迅速扩张也蕴涵着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随着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工业特有的运作方式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让人们感到不安。工业社会尤其是生物与化学工业对自然的干扰超出了它恢复的限度，以至于当人们意识到这种风险和威胁的时候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也只能被迫地接受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在根本上的破坏。3.被制造出来的风险

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存在于自然结束之后，很明显，自然的结束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而是指我们周围的物质环[6]境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风险：一是外部风险，是由于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二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由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人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7]况下所产生的风险。现代社会中，即便是外部的风险也带有人为色彩。这是因为，任何风险只有与人类的活动相联系才能被赋予风险的社会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自然灾害必定会作用于社会，最终影响到人类本身。单纯的地震、海啸是自然现象，没有人类活动它们也会发生，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扩展，人类活动的触及范围大大增加，逐步把原来自然灾害多发地带囊括到了社会生活的区域内，这种将自然与人工结合起来的方式本身就包含着不确定性。被制造出的风险还表现在科技应用上：技术带来的便利让人们越来越依赖它，进而变得不思索地接受它。但是技术并非总是代表积极的力量，它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的控制措施跟不上它的脚步，对它的不良后果缺乏预警和提示。例如，化学工业大大提高了各类食品的存放期限，但同时也让一些添加剂有了滥用的条件，招致了难以应付的风险。4.高度复合性的风险

之前的社会很多风险表现比较单一，影响后果也不复杂，风险成[8]因与风险现实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让自然和社会都变得难以捉摸，导致一些原来清晰的关系模糊化，这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广度和深度的变化，引起了风险的构成及其后果趋于高度复合化。首先，风险的表现更加多样化，从自然风险转向人为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性风险；第二，风险的成因也更加多元化，从技术风险转向文化风险与道德风险；第三，风险的后果多面化，从单一风险后果转向多重风险后果。这些变化让评估风险、规避风险的方式也随之复杂化，风险治理从简单应对方式转向综合应对方式。而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风险也变得愈加具有潜伏性。很多生态和环境风险所导致的危害是逐步显露的，其风险后果是在人类后代的身上被体现的。恶劣后果不会马上出现的情况让风险的危害程度加深，人们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也更加困难。这一切都导致全社会对于一些人为后果的把握更加没有信心，应对风险的行动也更加不明确。如此种种的变化都加强了现代风险的复合性。总之，风险社会的到来使人类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重新认识各种风险是当今人类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二 中国的社会风险

如果说风险社会理论是基于发达国家对其现代性过程进行的批判性反思的话，那么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社会风险理论则是借鉴风险社会视角来分析自身社会结构变迁的新维度。当然，中国的社会风险研究[9]和国际上的风险社会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所显现的很多风险从根本上讲也是源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就中国的发展而言，各类社会风险本身是现代化的结果，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某些与现代化伴生的风险也逐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自然灾害风险、生态风险、环境风险、经济金融风险、科技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公共卫生风险等已经组成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当经过30年改革与繁荣之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时就会发现，这个日渐强大的国家除了经历现代化固有的变迁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变化，而且相对于现代化的工具性、物质性的变迁来说，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10]革更为根本。但是，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却蕴涵着各种风险，并且是共生性和叠加性的风险。结果导致多数中国人在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各种新的风险的威胁。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片面强调GDP的增长模式遭到了否定，批判话语进入了主流研究范式中，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理论正[11]是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李培林提出“社会转型”概念后，其他学者发展了该理论，使之成为分析中国社会风险的主导范式之一。郑杭生等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断裂导致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难以达成共识，无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进行有效的社会控[12]制，不利于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孙立平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种“断裂”的运作逻辑，改革初期的资源扩散到一定程度导致资源重新聚集、社会结构两极分化，改革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显性化，人们[13]对于权威的认同程度在不断下降。王绍光等也认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内部的相互冲突，经济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以及多元化，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迅速下降，反过来又加速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多[14]元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隐患。李强从社会分层与贫富分化的角度研究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底层共存的社会，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二者之间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并进一步对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15]形”，社会结构张力加大，十分脆弱。李路路认为现代化和体制转型带来了社会风险，使社会呈现多元化、市场化、非集中化和流动性加强的趋势，削弱了社会控制，因此，要防控社会风险就必须重建社会控制系统，具体的措施有共享价值观体系、建立弹性社会结构、重[16]建组织化体系、加强法治、实现沟通。童星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转型，它包含了从浅入深的五个层面：一是工业化推进，二是城市化扩张，三是社会流动开放化，四是异质性社会的分工化，五是社会调控的平等化，这五个层面的变化不是同步的，[17]越是前边的层面进展越明显。

学界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预警性揭示，恰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正步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一个社会风险高发期。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既是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1090美元，已经进入了社会风险的高发期。从现实背景来看，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改革初期普遍受惠的时代已经终结，社会结构高度紧张。结构性紧张所诱发的社会风险已经表现出来，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一是单一GDP增长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市场化诱发的“寻租”等公共权力失控风险，这表现在整个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依然严重依赖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分配再分配机制，政府结构和个人直接参与到经营性活动中或者利用公权为某些私有部门牟取不当利润，上述政府行为的越位和错位导致公共部门原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被淡化，权力被滥用会诱发腐败和社会生活失序。二是，在资源扩散和重新聚集之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继续拉大，多向度的两极分化滋生了多重的社会矛盾，而且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各类财富的两极分化使得既得利益群体和部门、区域与相对受损的群体、部门、地区之间的“敌意”增加，处在弱势的他们对社会财富和机会的分配变得不满起来，仇富、仇官的现象比较突出。三是和经济有关的其他社会风险，金融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两难境地（国企的经营困难与国有银行投资效益的问题）蕴涵的金融经济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巨大影响所引发的突发经济下滑与社会失业增加，这些都会招致社会动荡和不稳定。[18]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源”型国家，传统农业、现代工业、后现代生活方式同时出现而且长期并存。各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交织、激荡和制约让中国社会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原来历时出现的矛盾[19]聚集在一起共时表现出来。因此，中国社会目前不是纯粹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传统占主流的社会，它是一个混合型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下的社会风险也是颇为复杂的。既有传统的瘟疫和天灾对社会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威胁，又有工业化、城市化畸形发展带来的生态污染、下岗失业与劳资冲突等现代风险。随着转型的深入，社会张力会不断积蓄，在计划经济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控制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没有完全瓦解，新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和体系没有建立和完善，其功效还有待于实践检验的时候，不同利益群体和部门、地区之间的冲突形式就会出现，若不加控制和缓解将会愈演愈烈。毫无疑问，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风险都可能引起整个社会控制的失效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从风险属性上看，这些社会风险被认为是由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故障所引发的，属于深层的结构性风险，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从本质上讲，这些社会风险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其连带性极强、波及面十分广泛，会促成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贝克曾经断言：当代中国社会[20]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可能步入高风险社会。贝克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中国正如处在社会阶层断裂发展不均衡的状态上，而且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那种“压缩式”的社会转型在前所未有的文明冲击和碰撞中变得更加激荡，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其他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其结果是，社会转型、利益结构调整与社会风险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内在连锁机制，而社会风险的酝酿与积累都有可能转化成现实危机的爆发。可以断言，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会变得常规化，冲突加剧了利益分化和社会不稳定，社会风险“突发”的概率大大增加了。三 超出常规的突发风险事件

随着对各类风险研究的深入，一个具有悖论性质的现象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那就是当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的健康水平、预期寿命和生活品质得到稳步提高的时候，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更容易受到各种各样风险的伤害，人们对于任何与危险相关的事情都高度警惕，而且有时的反应显得非常激烈。社会对现代化工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事故反应特别敏感，以至于通常的风险管理难以应对。1979年3月28日，美国宾州三哩岛（TMI）压水堆核电站发生了“堆心”熔毁的严重事故，一座反应堆大部分元件被烧毁，一部分放射性物质外泄，泄漏事故造成核电站“二号堆”严重损毁，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之巨。事故对环境和居民都没有造成直接的危害和伤亡，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放射性影响。但是，该事故被官方确认和媒体曝光后不仅导致了核电公司垮台，还给整个核工业带来其他后果，诸如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世界范围内核反应堆运行减少，公众对核能的抵制与抗议提高，甚至加深了公众对其他复杂高新技术的关注度。[21]1987年在巴西戈尔涅一个废旧金属回收站无意将100克铯-137的放射物质扩散城市中，导致了严重的核事故，249人被感染，64人住院，4人死亡。事故中，政府应急反应迟缓，媒体的夸张报道致使100万城市人口中的10%去做核辐射体检，其他地区的开始排斥戈尔涅居[22]民，最终导致整个巴西的核能项目遭到质疑。无独有偶，在国内2005年由于化工厂的爆炸事故引起的水体污染导致了松花江沿岸城市的谣言与大恐慌，甚至波及中俄两国外交领域，而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让一个具有几十年良好经营业绩的乳制品企业一夜之间倒塌，数百亿的品牌价值蒸发为零，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的质疑声高涨并催生了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

种种迹象表明，各类风险事故让人们愈加谨慎地生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社会发生的一切。这时，一些物理或者社会性事件无论规模大小都会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甚至导致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些后果的影响深度与广度常常超出一般性风险管理和预测的能力范围。面对类似的风险情景，20世纪80年代，国外研究者卡斯帕森（Kasperson）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风险及其社会反应的路径——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框架。该研究框架的主要观点是：与危险有关的事件总是和各种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过程产生互动，从而强化或者弱化个人、社会对风险的感知，并形塑人们的风险行为。反过来，这些被形塑的人们的行为反应又会产生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后果。这些后果远远超出了对人们健康或者生存环境的直接损害范围，导致了一些更大更深远的[23]影响。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一经提出，就很快得到其他研究者的回应，后续的研究不断应用和完善了该理论模型和分析路径。风险的社会放大研究的深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现有的突发事件往往超出了一般风险管理理论研究范围和也突破了以往管理机制的技术能力极限。新的情况要求新的研究要突破单纯的技术管理范式，把突发事件放到其发生、发展的社会与文化的领域中，利用新的研究视域解读风险的文化与社会过程，从而找到风险治理的有效途径。第二节 研究意义一 克服风险技术研究视角的不足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风险的研究始终是沿着“科学”的技术路线展开。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旨在认识风险、评估风险和管理风险的研究项目和实施计划。这其中既有国家层面的大规模参与，也有独立科研机构的研究项目。尽管花费了数以万计的金钱和数不清的时间和精力，尽管这些投入也确实带来了社会安全性的提高、人们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但是人们依然觉得自身和家人还是容易受到各种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的伤害。风险的技术评估一般将重点放在灾害或者社会事件的直接影响上，伤亡人数、环境污染程度、经济损失等。其分析的重点局限在对某些事件的发生概率与特定后果的规模确定上。在技术范式中，风险总是被界定为事件概率与影响规模大小的乘积，是一种非常数学化的符号表达方式。持有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人们对于“后果轻微但高概率的事情”和“后果[24]严重但低概率的事件”的风险期望没有明显区别。很明显，多数人对现实发生的各种风险事件的感知和后续行动在实践上否认了上述论断，公众对风险概念的理解要比技术概率丰富得多。而且，由于风险放大效应的存在，有时候哪怕是非常微小的物理性伤害或者是日常生活的琐事都会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进而导致及其严重的社会后果。面对这样的后果，传统的技术路线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因此，无论风险的技术计算概率如何精确，风险评估如何至关重要，它们都不能帮助人们了解风险的社会选择和文化意义，更难以在根本上解决风险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路径，重新评估风险的社会反应机制，洞察风险技术路线所忽视、遗漏或者低估的环节。有研究表明，风险的其他属性，诸如自愿性、个人属性、熟悉程度、毁灭性和灾难潜能等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风险的反应进而形塑风险行为。[25]另外，风险的心理学研究也指出，个体的风险感知有着特定的捷[26]思路径和文化偏见。上述研究识别出的一系列风险感知模式中实际上就包含了对风险特征的关注，而这些微观的研究结果往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纯粹技术路线的不足。二 整合风险客观主义与风险主观主义的视角

目前，已有的风险研究所提供的解释尽管视角繁多，但都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是客观主义范式，一类是文化主观主义范式，这两者都不乏有洞见的见解，但是他们都存在偏见甚至冲突之处。客观范式和文化范式两种风险分析视角各执一词，在经验研究中具体表现为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研究路径之间、风险技术理性行为理论和文化人类学之间的长期争论。属于个体主义的技术心理学派坚持认为，对风险感知的解释根源在于个体行为的认知，在一个由社会概念构成的世界[27]里，人们做出判断时通常会使用“情感捷思法”来应对他们获得[28]的复杂风险信息。文化人类学派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提出个体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对何种对象产生恐惧主要是一种文化偏见的产物或者是对特定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支持，社会文化背景形塑了人们的风险感

[29]知。实际上，这些彼此竞争的视角都可以说明个人或社会的风险经历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因此，有必要使用一个能够将风险的技术分析和形塑人们的风险经验的文化、社会、个体的反应结构整合起来的综合框架，既要融合风险的技术概念和社会含义，又要增加和吸收不同的社会理论，认可不同的知识和经验途径，从而提供一个新的纠正机制让风险分析和评估更加符合风险的真正本质。风险的社会动力学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就具备上述优势。三 突出风险议题的公正性与社会争论

风险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会落脚在公共政策上面，但是当前的风险政策不足以解释和预测人们对于风险反应的本质。很多关于风险议题的社会讨论带有明显的分歧，不同的风险“当事人”对于为解决风险而进行评估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存在认识上的冲突，尤其是各个社会群体在风险数量和风险属性上的争论依然激烈。造成上述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风险研究和风险分析本身包括了多种识别和评估的方法，不同的社会群体会根据自己的风险经验和社会立场提出各自的关注点甚至是对抗的证据。各利益群体在科学的“光环”下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去说服另外的群体或决策者，让人们相信自己有关风险的论证和评估在科学性和有效性上都优于其他评估。在极端的时候，立场各异乃至竞争的声音会进一步加大公众和专家以及专家与专家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风险决策过程的信心。这更加说明部分研究者和决策者把风险单纯地描述为客观可控的做法并不科学，他们忽视了风险的时间维度、空间属性以及在社会群体间的公正性。很明显，已经发生的很多风险事件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它们对人们的直接伤害，表现出了诸如社会成本增加、制度失败和信心丧失、社会疏离等间接影响。在那些伤亡和财产损失等直接影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更加关心的是风险制度安排能否足以控制和管理风险并作出有效的预警，能否将风险责任归咎于明确的个人或者组织，在这些风险管理过程中措施的公正性如何？而强调风险的社会建构本性的研究视角恰恰与人们的愿望与呼声非常契合，这就为实现“善治”的风险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四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层面上讲，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关注某些特殊事件中除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外的意外因素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把这些后果看做是更高一级的社会影响，以纠正单纯“成本—收益”式的风险分析低估事件负面效果的弊端。研究风险的社会动力学就是要为当前风险分析和决策提供一个矫正机制。一方面避免当某种风险被人为夸大的时候会强化个体或者社会对危险的感知，造成公众“大惊小怪”的反应；另一方面也防止出现当风险被有意无意忽略的时候所导致的人们对于风险估计不足、“轻描淡写”而反应不够等消极后果。要全面地看待这些现象，对于某些风险事件既不要低估它的社会后果也不要故意夸大它，而是对它进行整体性风险评价。只有把风险研究建立在对整体性的公开把握这样的目标基础上，才能将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衰减概念从个体的经历和社会意图中抽离出来，更加全面地理解风险问题。在上述思路指导下，有必要加强风险的文化研究，将文化看做是一个重量级“变量”来重新考察风险的社会过程。从更深层次看，研究风险的社会动力学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在科学无知与关系混乱环境中社会各要素处理危险的组织过程和方法，从而达到认清制度本质、个体尊严和社会公正的目标。唯有如此，形成关于风险研究的中国经验型知识才能成为可能，而这些知识对于理解“灾难与危险”或者“风险”的概念和制定社会意义的公共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从实践层面上讲，近些年，中国接连经历了“SARS”危机、汶川地震、食品安全事故、瓮安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严重威胁到公众的健康与财产安全，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这些突发事件常常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些后果的影响深度与广度经常超出现有的政府与社会的管理能力范围。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度案例研究，把典型案例放到具体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中进行重建，分析它们的发生机制，揭示文化与社会化过程对其的影响作用，阐明主流文化和群体亚文化从属关系对风险事件的社会放大和衰减过程的效应范围，展现个人的风险经历与社会的风险经验相互作用等风险的社会处理过程。可以说，只有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典型案例研究，探寻其风险的社会放大路径，才能更好地理解塑造社会风险经验的文化内涵，从而有的放矢地培养公民的风险观念，转变突发事件的治理结构，提高政府对突发事件的管理水平。在众多风险理论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与中国当前的风险研究具有某种契合性，它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提供解释张力。本文的主旨就是要应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说明当代中国不同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机制与模式，以期望建立适合中国风险治理经验的理论阐释。第三节 研究设计一 核心概念阐释（一）风险与被感知到的风险

风险（risk）与“危险”（hazard）紧密相连。危险一般是指一些危及人类及其生存环境、人工设施的物质与事件，也可以是指危害其生存发展的某些情景事态。而风险这一概念在多数语境中被理解为一[30]种不希望的事件危险。从技术层面理解，风险被量化为事件发生的概率与特定后果的规模乘积。在早期的风险管理研究范式中，风险被认为是在某些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危险所导致的物理、人为的危害或者社会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与风险的技术路径完全不同的文化研究认为，风险天然具有建构性，风险感知正是人们对正在或者可能影响他们（健康、生命、财产、生存环境等）危险的判断和评估，而这些判断和评估效果也会在社会环境中被放大或者衰减，产生其他的社会后果。大多数人对风险的理解远比“一个乘积”全面得多，风险的一些其他方面诸如自愿性、个人利益权衡、风险的毁灭性和潜在性都影响着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与反

[31]应。这表明无论风险如何被科学地界定，只有那些放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被人们普遍感知到的风险才是“真实的”。

实际上，风险研究既是一种科学活动也是一种文化解读。世界的复杂性导致对风险研究及其评估管理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只有将技术维度与文化研究路径相结合，拓展风险的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当风险来临时人们是如何体验、评估并作出反应等一系列现象。故而，风险可以被理解为人们的行动、情景或者事件会带来某些影响人们所珍视的东西的后果的可能性。风险既是对人们造成伤害的一种客观威胁，也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经历的产物。这就暗含着不同事件（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损失和伤害总是实在的；同时那些实在的损伤给公众带来的风险体验又会被“嵌入”在文化、社会与心理的结构之中。（二）风险事件与突发公共事件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风险事件是一系列促使风险成为现实的离散事件流。这些风险事件流与风险因果模型的每一个阶段相联系，初始事件（如灾难）的演变经历着能量、物质、信息的释放，其结果会[32]不断暴露从而产生新的后果。构成风险事件流的初始事件，可以是任何物理或者人为事件，比如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的曝光、个人疾病诊断、普通民事纠纷，甚至是自然的雨雪天气。这类事件开始的时候未必极端，但却能构成人们通常认为的持续过程，比如冰冻雨雪天气影响范围由小到大的扩散，或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断被媒介传播、渲染成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界定，突发公共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33]这些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甚至危及公共安全，都属于风险事件。它们由连续的或者突然（甚至是偶发）的物质能量、信息的释放引发，导致客观环境或者人们身心健康的转变，甚至引起社会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变迁。其中，自然灾害属于外在风险事件，多数情况下是客观物理过程的物质能量释放；而社会安全事件尤其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属于内在风险事件，是人为建构过程的信息能量的释放。这两者的区分对理解风险的社会放大尤为重要。（三）风险的放大“放大”一词是源自电子信号学的类比。风险事件带来的放大后果分为直接效应（物理放大）和波及效应（社会放大）两种。前者会引起健康伤害、财产损失，后者是风险事件的直接后果与风险事件社会处理过程的互动效应，它会导致医疗成本、社会应急成本的变化、社会组织污名化、群体冲突、社会矛盾掩盖与粉饰、集体道德意识丧失等社会后果。具体来说，自然灾害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物理能量放大，而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间接的波及效应。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风险放大”的理解存在片面性，甚至仅仅把风险的“放大”曲解为一种公众“夸大的”、非理性的恐惧工

[34]具。事实上，过度关注和强化“夸大”的反应不利于该理论框架的理解与应用。而且，自然灾害的影响力也不仅依赖于人为地夸大，它的放大过程是建立在自然规律基础之上。

就风险的社会放大而言，放大概念同时包括了加强风险与减弱风险的双重含义。突发事件所诱发的效应在风险加强的情况下会引起额外的制度反应和保护行为；与此相对应，在风险衰减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对风险估计不足、反应不够，进而减少保护性行为。将风险事件的物理放大和社会放大综合起来考察时，风险的加强或衰减都是对特定风险事件波及效应的扩大或者减小。加强或者衰减导致了风险事件的直接效应不断向波及效应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风险的影响不再局限于风险事件最初的时空范围内，而是进入了更广大的、影响更深远的社会领域中。（四）风险的放大站

把初始风险事件的能量与信息扩散到社会中去的中介称为“风险的放大站”。在风险的放大过程中，有关风险的信息通过社会过程被汇总和重新阐释，信息会被用来与其他人或者群体进行交流。对于这些收集相关风险信息并对此作出反应的个体或者组织就称为风险的“社会放大站”。它主要包括新闻传媒、政府、各类专家体系、企业公司、人际网络或者互联网络、个体行动者（包括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等几类。鉴于自然灾害类风险放大的特殊机制，本书将此类风险事件的放大站分成“物理放大站”和“社会放大站”两类。其中，物理放大站又分为自然放大站和人工设施放大站两个子类，它们的作用在社会放大站的参与下得到加强或者衰减。（五）风险的社会放大途径

在现代社会，风险放大的社会途径主要有下几类。

·新闻传播

·互联网传播

·信件尤其是电子邮件

·电话与手机以及短信息传播

·面对面的直接谈论

·政府及其机构的领导人或者群众意见领袖的公开言论传播

无论是自然灾害的持续时间与严重程度乃至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等议题，还是面对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公共机构的反应，它们都会被社会察觉，通过各种信息放大途径成为公共议题，都会被个人或者组织加工选择后传播给每一个“在场”和“不在场”的信息接受者，而人数众多的信息接受者同时又继续加入到这些信息的放大或者衰减的进程中，继续传播相关风险信息，直到局势得到控制为止。二 研究框架与章节结构（一）基本分析框架

本研究使用风险放大的社会动力学分析框架描绘了一种耐人寻味的风险图景，即个体、组织对突发风险事件的信息处理、制度结构与反应、社会群体的行为与个人活动共同塑造了风险的社会经验，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到风险的后果，这些后果很多是原来风险管理者意料之外的。将这种描绘浓缩成简化图（见图1-1）可以清楚地表明：风险既是绝对真实的，也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当我们去研究风险的时候不应该再去刻意追求“客观真实”的风险或者主观歪曲的风险。只有在考虑了人们如何思考世界及其关系的时候，所谓的风险才是有意义的。本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进一步阐明：将一粒石子投向平静水面，石子激起的涟漪向外扩展，首先影响到的是直接受害者或密切关注社会的那些人，之后，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及沟通反应会超出直接受损人群，引发新的次级后果，这些后果反过来又会被其他群体感知到，从而开始下一级风险放大过程并有可能进而产生第三级后果，导致不断的、新阶段的放大效应，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波及其他产业甚至遥远地区乃至社会核心价值、制度政策取向等层面。图1-1 风险放大及其潜在影响的简化图示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风险的一部分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一部分被概念化为某些危险或者事故的一种客观属性。这样的思路可以避免完全从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和纯粹的文化相对主义角度看待风险的社会影响。这就意味着个体和社会的风险经验不仅仅是他们对实际伤害的一些片段适度体验，也同时包含了人们获取或者制造对危险解读的社会文化过程。应用框架分析典型案例时，我们会重点强调三个方面。一是风险信号的放大“隐喻”及其过程。放大和衰减都是对风险社会反应的隐喻，它们实际上指的是随着风险的能量、信息在社会中不断展开，各种信号被解读、转换、强化和弱化的过程。与此同时，这个过程还伴随着很多物理性的真实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可能就源自人们对风险信号的加工处理行为（比如污名化、社会动员等）。二是对信号制造和传播的刻画。框架中始终承认社会对风险感知的形成是任何风险传播中有关各方交互反应过程的结果。在风险放大中，把风险传播视为双向的对话过程。任何风险事件都会导致大量网络传播的报道和信号，甚至包含各种谣言信息。很多情况下，这些传播是有目的的，是个体、群体和公共机构之间面对风险进行的信息交换和意见反馈的互动过程。三是风险放大过程中人们的反应。我们对个体放大站和社会放大站给予同等关注。展现人们在面对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时是如何表达关切、意见和态度的，那些负有相关责任的组织又是如何做出制度性安排或者非制度性反应的，而针对各类组织的反应，公众和媒体意在对风险问题的定义和政治表达等风险争论又是如何推进社会的风险管理政策革新等一系列问题。（二）本书的章节结构

第一章是研究绪论，结合全球风险语境和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介绍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核心概念并对研究方法进行说明。

第二章是主要文献综述，与研究紧密相关的重要学科和领域的文献如风险感知研究、危机管理研究特别是国外的风险社会放大的研究在本章节中都得到了系统详尽的介绍与简要评价。

第三章分析了我国自然灾害风险的放大机制，突出物理现象在社会文化作用下发生的自然与人为因素交互效应对风险事件的实际影响机制。

第四章是有关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突出政府、企业、媒体等现代性元素的“有组织不负责任”的风险衰减行为对风险治理的影响效果，特别揭示三者之间的风险博弈与合谋对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的破坏性结果。

第五章选取公共卫生事故典型案例，揭示食品安全与人们健康恐慌的内在关联，重点关注外生性风险的“内在化”和内生性风险的“外在化”的对比效应。

第六章是结合我国发生过的典型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内生性社会风险事件的放大机制，突出人为风险中的谣言传播对风险放大的重要作用，提炼出风险信息的社会阐释机制。

第七章是在案例分析之后的理论小结，并对四类突发事件的风险动力学机制进行比较，将风险放大框架进行本土化整合，提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发现和结论。

第八章是政策分析，根据突发事件的风险社会动力学机理提出多元治理的模型与方案，指出风险沟通是整个风险治理的核心环节，而有效沟通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恢复和重建被风险破坏的公共信任才是风险治理的必由出路。三 研究方法（一）方法论基础

在本研究中可以找到两种解释模式，一是个体主义范式，二是背景主义范式。前者的分析起点是公众的风险认知单元，包括人们在风险环境中的思考、感知、态度以及评价等个体的风险经验；后者强调文化的、群体的、组织的、生活关系对风险的社会影响。1.个体主义

认知理论指出，人们会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来对风险作出[35]反应。个体通过认知结构来调节自我与外界环境的关系，进而表达出个体的风险偏好。它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会低估一种风险而选择关注另外一种风险的心理机制，即当人们面对涉及概率估计这样的复杂问题时，个体会使用一种“捷思推理法”的判断规则来简化问题，当然这种方法经常会导致偏见。认知的个体主义还指出，人们会区分自愿性风险和非自愿性风险事件，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更愿意低估自愿性风险。这种研究范式可以为明确个体的风险接受程度，为公共决策提供微观信息。2.背景主义

风险的背景主义解释大多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视角。将风险放在特定的背景中考察关于风险本体论的问题，着重探讨风险是对客观事物的测量还是一个随着背景文化转化的主观价值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该范式强调，风险，尽管在自然界中有物质基础，仍然不[36]可避免地受社会进程的控制。团体和社会背景，而不是个人的认知在选择和应对风险中起到主要作用。风险的解释顺序应该是从社会背景到个人。人们对风险的选择是由与他们相联系的社会制度决定的，组织和文化联系限定风险的信仰结构。总的来看，风险总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人们发现风险、命名风险、规避风险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二）研究视角1.理性行动

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是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兹（Ajzen）于1975年提出的，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理性行动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对社会行为的分析和各个社会科学中。风险及其引发的社会活动可以被看做是个人和群体参与者规避危险、最大化各自利益的有意识的行动。如果社会原本就存在某些利益冲突，那么风险的到来就会给不同群体一个重新整合与分配利益的机会，这时的风险就变成了制度变迁的中介变量。参与风险活动的各方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而选择性的作出放大风险或者衰减风险的活动。可以说，所有基于风险的隐藏、说服、控制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行为都是利益群体完成既定目标的最好策略，降低风险对自己一方的威胁是他们理性行动的最终出发点。2.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这个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S.N.艾森施塔特在其1965年发表的《现代化：对抗与变迁》中首次提出的，后被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普遍使用。它是指一种广泛的、激发公众积极参与并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的运动，它充分发挥社会各种相关方面的作用，是一个通过众多参与者相互关联和互补的[37]努力、有效推进变化和发展的有计划的进程。社会动员理论对风险的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面对风险的威胁，个人和社会在什么情况下被驱使采取行动，谁来组织和激发他们采取行动？这个问题涉及引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第二个问题是风险的急迫性和突发性是如何让动员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充分考虑社会分工及其社会结构性因素来促进风险动员的绩效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动员传统的国家，进入新世纪每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都借助于其所掌握的舆论媒介进行行动宣传，通过直达基层的行政组织渠道把国家的战略意图渗透给公众，力求达成大范围的共识和多方面的支持，使整个社会的潜能得到释放、资源得到整合，从而在短时间内形成解决危机的巨大社会合力。3.社会建构

在社会建构理论看来，风险指的是一种“真实”后果的潜在可[38]能，它既是一种社会建构物，也是一种现实的再现。有害的事件总是通过社会定义以后才会被人们广泛感知。“真实的”后果总是经过社会解释的中介与群体价值和利益发生关联。对于那些未来的潜在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不能只限于理性计算，还包括特定群体的知识和远见。在这里，风险被当做是由社会结构性的力量所决定的概念。像其他一些公正、控制、威胁等重要的社会问题一样，风险不完全是由客观的科学分析来决定，它只能从社会不同参与者的信念和理性中得以重建。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有关风险的社会语境建构和讨论将塑造出一个风险的竞技场域，场域的构造和质地反映了参与其中的各个群体和组织的利益与价值，风险的话语权力和风险文化现象都打上了社会的意义。因此，风险政策的制定则是各个参与者不断博弈斗争的结果，是不同群体和个体将自己的风险理解置于公共议程之中并试图说服他人接受的过程。当然，不应该就此而误解风险的建构本性，就如风险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和发生的实际损害并非是一种与现实损失无关的“心智建构物”一样，建构理论强调风险的讨论与确认首先是各利益群体构建属于自己的特定风险现实，然后他们之间再进行必要的交流与妥协，建构一个社会意义的风险现实。4.风险文化

风险文化视角揭示的是在物质风险感知的背后正被攻击或捍卫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较早的研究是玛丽·道格拉斯的象征人类学经典著作《洁净与危险》。她在书中关注了生活禁忌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认为对污染的判断和确定有其文化上的功能与意义。文化会对那些被认为是污秽和危险的东西给予特别关注，让群体和个人接受某[39]些价值、拒绝另外一些，这些被选择的价值影响着风险的感知。文化理论认为，人们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文化定义的理解和评价。强调价值观而不是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是风险的文化理论的主要成就。首先，风险是基于蕴藏在社会组织特定形式中的原则而被定义、被感知、被管理的。风险文化理论不同于传统的风险研究之处在于它预设了一个积极而非被动的感知者。但是，这个感知者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受组织和群体文化所驱动去挑选在管理中应得到重视的风险或者让风险消失的制度和组织。人们对风险的评估和感受并非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都是这样，制度结构是风险感知的最终原因，而风险管理只是其最近的刺激而非结果。其次，现实世界无论出现何种所谓客观的风险，各个社会中的文化都会自动强调那些增进群体凝聚力的道德、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内容，把风险放在确定的文化秩序中加以考察确定其社会位置。因此，只有将利益、价值规范和制度文化都要纳入其中加以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人和组织在风险中的行为。（三）具体研究方法1.“过程—事件”分析法

倡导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者认为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是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一种新的尝试，用它可以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社会现象与社会过程。想要对于某些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就要把这一现象和其他现象以及现象内部要素进行关系比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来。这种“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展现方式，就是一种可以展示事物逻辑的事件性过程。关注、描述、分析这样的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就是[40]这里所说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

本研究将突发事件的研究由静态结构转向由若干环节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不再把突发事件仅仅看做是一个结果，而是把事件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项进行因果分析。这种因果分析不是简单的堆砌事件之后的材料，而是把突发事件的形成、展开、消融及社会结果的机制进行描述，突出不同风险被各种“放大站”阐释、传播、交流、解读、控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展示突发事件的一些重要特征，揭示事件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件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蕴涵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的社会、文化意义。概言之，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这种研究策略来分析突发事件，是因为它能够在既定的社会文化中理解风险本身，在关注某些社会组织结构特征的同时，突出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研究突发事件风险策略的最基本点，就是要力图将所有风险事件由静态结构转向由若干环节所构成的动态过程。本研究策略是，首先将突发风险事件进行静态的恢复与重建，使之转化为一种事件文本，从发生时间维度上把握。其次，赋予事件中各方参与者的风险行为以能动的特性，从而克服静态结构分析的死板和僵硬。在对具体的风险行为互动过程的分析中，强调“情境”和“场景”的因素，这样的情境或场景，不是静态的、共时性的，而是动态的、历时性的。其三，在分析风险事件的过程中，无论是个体的视角还是背景的视角，无论是心理的因素还是社会组织的因素，无论是结构的因素还是文化的因素，都介入进来，都整合到这样的一种过程分析之中。风险事件表象和风险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某个片面的一方，而是它们之间复杂互动的关系，而且，这些因素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之中。2.文献分析法

文献研究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文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材料来探讨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的研究方式。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性质，采用文献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和二次资料分析法两种形式对风险传播的社会机制与过程进行阐述。内容分析主要针对大众传媒信息尤其是主要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以及它们之间的[41]“媒体报的共鸣”效果展开，对突发事件的风险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尤其是对突发事件发生后的信息传播内容当中的信息量及其内容变化进行分析，进而透视风险信息表征的社会阐释机制。二次资料分析法主要是对官方和学术机构已有的数据进行再次研究和解析，本研究主要采用人民网“舆情频道”的官方统计数据来构成原始分析资料，用新的、启发式的方式将原来分散、孤立的有关风险传播和放大的资料联系起来进行资料再创造得出新的结论。

有关突发风险事件的文献资料为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基本背景和经验材料支撑，对于媒体文本以及政府和公众决策、表现等方面的分析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同时，本研究不仅有关于新闻报道的分析，还要求考察政府面对风险事件的管理、决策，媒介信息传递的生产过程、表现方式，以及公众在风险中的心理表现等，但这些通常是隐匿在风险传播与放大的过程之中，有信度的调查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官方和权威文献资料来增强信度。其来源主要包括：体现政府管理的意图、决策等一些法律法规和新闻发布资料方面；体现媒介信息传播的内在运作机制、媒介从业人员心态与思考内容可以在一些记者、编辑发表的报道体会式的文章、报人回忆录、博客等线索；另外，突发事件之后，国内外学者所做的大量关于公共危机的案例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注解：[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第15页。[2] 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25.[3] 〔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4] 参见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以及庄友刚等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著中关于风险社会特征的总结。[5] 〔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年第3期。[6]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3页。[7]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4页。[8] 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第22页。[9] 社会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风险是泛指任何一个领域波及整个社会引起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风险。狭义的社会风险是相对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的社会利益冲突、社会意识争端和宗教纠纷的一种风险形式。[10] 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58页。[11]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12] 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13] 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4]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15] 李强：《“丁字形”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16] 李路路：《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17] 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42～46页。[18] 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9] 李淑梅：《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方式与人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20]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理论创始人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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