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无难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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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昨夜风试读：

我刚能记事时，三叔就教我记住,我们刘家的籍贯是河北省吴桥县黄河岩。我们这一辈人，都没有去过老家，对家乡也是一无所知。

在民国初年，江苏天花流行，我父亲、二叔在他们的爷爷带领下，回过一次老家，住了半年躲避天花。

听父亲说，在那里整村的人都姓刘。在河北的祖辈武功高强，爷爷的爷爷曾经制服过狂奔的牛；还曾缚着一只胳膊与人搏斗，将对方摔晕过去。祖辈还曾做过镖局的镖师，护送来往贩货的商旅。

大约在清朝末的灾荒年，我爷爷刘占魁投军，辗转来到江南，后来，爷爷当了营长。

我奶奶刘张氏，没有名字，没有文化，受传统的封建礼教束缚，是三寸金莲。奶奶娘家是名门望族。1948年夏天，父亲出差来到南京，带我和妹妹乘着马车出中华门去上坟。车行很久，来到只有一户人家的地方。父亲称这家人为坟亲家，并给了那家人一些钱。在一大片农地中的一座小土丘上，围着一圈矮墙，中间有几十座坟茔，安葬的全是奶奶娘家—张家的祖先。在矮墙外面一角，有两座坟茔，那里长眠着的是父亲的爷爷和我的爷爷。奶奶和舅爷爷未成年时，父母便已双亡，他俩由他们的四叔照顾长大。奶奶的四叔，在清朝末年军队中，是中级军官。爷爷刘占魁，也叫卓堂，正好是奶奶娘家四叔的属下，他看我爷爷一表人才，好学上进，工作勤勉，生活严谨，便做主将奶奶许配给了爷爷。

在清朝末年，爷爷任两淮盐务缉私步兵第八营管带（后来改称营长）。民国以后，改任两淮盐运十二圩总栈水师第二营营长。

这是我爷爷、奶奶最辉煌的时期。奶奶常常很骄傲地对我说：“那时，你爷爷一个月就有一百二十两银子的薪水，平常人家，每月有二三两银子就够生活了。”我爷爷是农家子弟，又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在事业上能走到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

父亲告诉我，爷爷任职的盐运总栈中，有不少学问很高的人，其中有位留过学，教会了父亲英语。还有位国学很好，教父亲古文和诗词。

爷爷和奶奶育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二叔刘自进、三叔刘天洪。他们童年时代在南京舅爷爷家的私塾读书，后来又进新式学校。奶奶还生有两个女儿，那时种牛痘预防传染的方法还不普及，她俩均在一次天花流行中不幸夭折了。

我三岁时，爷爷不幸病故了，才五十九岁。

父亲二十多岁时在胶济铁路工作，后又转津浦铁路工作。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先生的灵车运抵南京时，我父亲荣幸地担任了该专列正列车长。

我母亲在生我之前，曾经生育过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儿，但是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我在他们迫切盼望中出生了。奶奶迷信，认为取个贱名的孩子好养，于是为我赐名“大狗”，希望由我给刘氏家族引来一群狗孙子。当我妹妹出生时，也就不用麻烦，就顺理成章地称为“二狗”。这时，我就成为了奶奶的精神寄托。

奶奶爱看京戏，也看电影。那时是无声电影，有部《火烧红莲寺》，近似现在的武侠片，没有声音，演员穿古装，能飞檐走壁。还记得看过几部当时最有名的明星胡蝶主演的影片。故事与片名大多忘了，印象深的只有一部叫《胭脂泪》，是部单身母亲血泪史。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京戏。奶奶常带我去看京戏。我陪奶奶去看戏，感到很受罪。我没有耐心去坐那么长时间，只对进戏院前给我买的零食感兴趣。那时我只有五六岁，根本不懂得欣赏京戏优美的唱腔和动作。晚饭后，奶奶常常关上房门自己清唱，“一马离了西凉寨，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她告诉我，这叫《武家坡》，是贫苦出身的大将薛平贵，征战十八年之后，回到“武家坡”寻找为他守了十八年寒窑的妻子王宝钏。这个忠贞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感动了幼年时代的我。奶奶也唱“站在城头观山景”，告诉我诸葛亮用智慧退兵的“空城计”，也给我讲满门忠烈的杨家将。我小时候所知道的民间故事、神话故事等等，都是奶奶讲给我听的。

在我上学之前的幼年时代，是奶奶将我引进了文学艺术的殿堂，启发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奶奶虽然是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文盲，但是她们家族的传统文化熏陶使她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她的记性极好，叙述故事的口才极佳，奶奶是我对文学产生爱好的启蒙教师。

我从小喜欢编织，母亲不肯给我竹针。那时，我家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烧香求神的人不少，土地神面前就是一座长条形的石香炉，里面总有很多烧剩下的香香棍，很多小朋友常去拔来玩儿。我也拔了几根拿回家去当竹针，虽然它是方形并非圆形且不光滑，但我总算找着了竹针的代用品。我很高兴地到抽屉里去翻寻，将母亲用剩的小团毛线全拿走，然后躲在外面偷偷地编织。香香棍只有四寸长，只能织十几针。我就这样躲在外面织呀织呀，有时织掉一针，有时又无意中加了一针，织得有的宽有的窄，织了一条很长的五颜六色的带子。我也不知道这条长带子能有什么用。奶奶看到后直夸我，这么小就能织毛线，说我心灵手巧，说我竟能织出这么好看的裤腰带。我高兴极了，原来担心大人看见会骂我糟蹋毛线，想不到还受到了夸奖呢。

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考入盐务税警警官学校，毕业分配到淮北盐务局。在我印象中，父亲在家住的时间总是很短暂。每次回家，总会给我和妹妹买漂亮衣服和玩具。

1936年初，父亲被调往四川三台县川北盐务局税警区部任区长。南京家中，除了奶奶、母亲和我，还有一位高中毕业赋闲在家的三叔。我的“二狗”妹妹，虽然只有三岁，却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挨骂、不怕挨打，甚至连死也不怕。她有着鲜明的叛逆性格，像男孩儿一样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时常无缘无故地推我一把或打我两下。我被告诫：姐姐应该让妹妹。我是既怕挨骂更怕挨打。尽力按大人的要求，对妹妹忍让退避。我这个妹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常常把抽屉拉翻过来，将里面的东西倒翻在地；或是将母亲的针线笸箩掀翻在地，用一双小脚在上面踩着玩儿。她做了错事，决不低头认错。我母亲气急了会打她，她就拼命地死叫：“给你打！给你打!”母亲吓唬她说：“这么不听话，杀死算了。”并把菜刀背压在她后脖子上，她并不讨饶，仍然哭叫：“给你杀，杀死算了！”后来，母亲又把她倒过来放在水缸边上，头发已经挨着水了，说要淹死她。她还是大声喊叫： “给你淹吧，淹死算了。”

那时，家中玩具不多，我只有一个一尺长的大洋娃娃，我非常喜欢抱着它玩儿。有一次，我正抱着我的洋娃娃，我妹妹突然在后面用劲推我，我站立不住跌倒了，把我洋娃娃的腿跌掉下来了，我顾不得自己的疼痛，心疼洋娃娃的腿掉下来了，急得大哭起来。奶奶直骂我妹妹是个“小土匪”。她一边拉起我，一边答应想法子替我把洋娃娃的腿装好。

我用香香棍扎成个小十字架，顶上用白布包上点儿棉花，做成小人头，画上眼睛、鼻子、嘴。然后用碎花布剪成袍子套上，这便是我自制的小娃娃，放在装过皮鞋的纸盒中，盖上小布块做的被子过家家玩儿。我的妹妹不耐心和我坐在一起玩儿，她抢走我的小宝贝，然后撕坏扔在地上。我伤心地坐在小凳子上哭泣，可又不敢碰她一下。奶奶过来搂着我，一边替我擦泪，一边安慰我说：“她是个‘小土匪’，奶奶不喜欢她，奶奶喜欢我大孙女。”奶奶找来花布，给我的大洋娃娃做了一件上衣，做了一条紧身长裤，用胶布把洋娃娃的断腿接上，再穿好上衣、裤子，看起来像好的一样，我高兴地笑了。

1937年，我六周岁了。三叔送我去学校，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活。记得当时的“国语”课本第一课是《狗》，课文是“大狗叫，小狗跳。” 课文中还印有两条狗的彩色图片。“算术”课本是阿拉伯数字配上相同数的桃、梨等水果，教我们数数。

上学以后，我觉得学校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我的学习既算不上太好，也不算太差，属于中游状态。可是在家中却令我胆战心惊。这几个月，是我挨打最多、精神压力最大最痛苦的时期。

我的三叔高中毕业，赋闲在家。对我的教育和学习指导，是他仅能施展才干和拳脚的地方。他脾气暴躁，不懂得教育心理学。既没有爱心又缺乏耐心。他检查我学写的阿拉伯数字，我在学校会写的，在他的书房里，他一喊叫，我便吓得不会写了。我被他骂成“天字第一号小笨蛋”。我常被他打得晕头转向，以致后来他一喊我上楼去他的书房，我便紧张得浑身发软，哭着求奶奶陪我去，以便在我挨打时能救我。三叔的书房，是我最恐怖的地狱。

三叔书桌上有台小闹钟，他教我读时钟的时、分、秒，我为此挨了数不清的打。当时，我恨不得能将这台小闹钟扔出窗外。在这半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感到学校生活是快乐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举办的“恳亲会”。“恳亲会”有点儿像现在的文艺晚会。不过，文艺晚会是师生共同欣赏娱乐，而“恳亲会”带有向学生家长汇报演出，密切学校与家长关系的意图。这是由教师指导学生演出唱歌、跳舞、小歌剧、双簧之类的节目的活动。

第一个节目是高年级女生演唱的《母亲》。她在乐器伴奏下，边唱歌边舞蹈。歌词是：母亲的光辉，好比那灿烂的旭日，永远地永远地照着你的心。母亲的慈爱，好比那和煦的阳春，永远地永远地照着你的身。谁关心你的饥寒？谁督促你的学业？只有你伟大慈祥的母亲。她永不感到疲倦，她始终打起精神，殷殷地期望你上进。

她为你尝尽了人生的苦辛，她太疲劳了，你不见她的额头上，已刻上一条条的皱纹。世界上唯有母亲者，是最辛苦的人！可是你怎样报答母亲的深恩？”

这是我上学后学会的第一首歌。

虽然我学的第一首歌是颂扬母爱的，但是，真正认识到母爱的伟大，却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我自己当了母亲，体验到了母亲的艰辛之后。

另一个节目是《永别了我的弟弟》，一个女孩子边唱边舞的。“我亲爱的小弟弟，天真烂漫活泼美丽。那时候，你小小的年纪，不会胡闹，不会淘气，一天到晚笑眯眯……”

晚会节目中有个小歌剧，一名中年级的小女孩子打扮得很漂亮，双肩用鲜艳的花纱巾扎成两只花翅膀，扮成花蝴蝶。另一名小男孩儿对着舞蹈的蝴蝶唱道：“蝴蝶姑娘我问你，你的家住在哪里？”

蝴蝶姑娘边舞边唱：“我的家就住在此地百花丛里。百花开，请到我的家里来……”低年级小同学表演的是《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

一个头戴狼面具的男孩儿走到舞台中间，后面是几个戴着兔子、螃蟹，以及其他几个动物面具的孩子各自坐在小凳子上。装狼的男孩儿先走到兔子面前唱道：“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小兔子唱道：“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然后，狼又走到其他动物门前，想哄他们开门，这些动物像小兔子一样，坚持“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最后，狼来到小螃蟹门前又唱道：“小螃蟹乖乖，把门儿开开。”小螃蟹毫无警惕地唱道：“就开，就开，我就开！”并用手势表示开门。这时，其他几个动物都齐声唱道：“可怜小螃蟹，一去不回来。”

还有当时盛行的“双簧”，是由两人组合，由一个男生坐在椅子上，脸上画成小丑，一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另一个人蹲在他身后，进行说唱，前面坐在椅子上的人，按照后面人的说唱进行夸张式的表演。这个节目常常逗得人们前仰后合，大笑不止。

还有很多节目，总共演了三个小时。这是我陪着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学校的“恳亲会”。虽然我自己并没有表演任何节目，但是，我和所有同学都感到快乐。

在我幼时的片断记忆中，我们小康之家在南京的家庭生活，以及我刚刚踏进小学校门的学习生活，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与死神擦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节节进攻。

8月13日，日寇在上海登陆后，江南一带吃紧了。到了10月下旬，各学校都停课了。听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后来传说日本鬼子快打过来了，全家决定到四川找我父亲。这时，舅爷爷将他两个年轻的儿媳妇送到我们家，要求奶奶将她俩带到汉口，交给他们当军官的丈夫。这时，船票很难买，奶奶托人用高价买了运送伤兵去武汉的黄鱼船票（即非法加售的票）。

11月初那几天，下关燕子矶一带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据说，有十多万人。街上混乱极了，逃难的人群，背着衣被，拎着食物，东走西窜，不知到哪里落脚是好。由于一天几次警报，有时甚至还没有发出警报，日本鬼子的飞机便突然飞抵南京城上空不停地轰炸。有的亲人被炸死，有的钱物丢失。到处是炸塌的房屋，处处见死伤的人。血流遍地，惨不忍睹。受伤的人或家人跑散了的哭爹叫娘，一片哀号。

我的母亲抱着妹妹，大表婶抱着她的女儿，三叔和二表婶拎着提篮。我紧紧地拉着奶奶的手，穿过极为拥挤的人群，忽然我的新帽子被挤掉了。我哭着要求奶奶等我，让我捡回帽子。奶奶毫不犹豫地拖着我往前挤，一边对我说：“乖乖，帽子不要了，千万不能蹲下去，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会被人踩死的。”

我们艰难地挤到江边，寻找我们将要搭乘的轮船。由于躲避鬼子飞机的轰炸扫射，大轮船都分散地停在离码头有段距离的江中，我们无法像和平时期那样，从趸船直接上船，只得雇了一只小船。

两位表婶和母亲坐在船篷里，三叔坐在船老板划船的船尾，奶奶带着我坐在船头。小船划出不远，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了，船老板吓得划不动了。这时，前面有一艘挂着美国星条旗的豪华大轮船，船老板想把小船靠在这艘美国船旁边。三叔告诉我们大家，美日两国并未交战，日本鬼子不敢炸这艘美国船，这船的船票很贵又难买。这船上贴的布告，说这船是安全保险的。我们的小船还没有靠近，美国船上的大鼻子卫兵，突然向我们的小船举枪并哇哇大叫。三叔懂点儿英语，对我们说：“他命令我们离开，说我们带去了轰炸目标。我们离开吧！”这时，船老板几乎被吓瘫了，他只好拼命用力地划几下，让小船离开以逃避美国船上的机关枪。随后,他就无力地靠在那儿，任凭小船在长江中漂流。小船在滔滔江水中漂游着，小船在敌机轰鸣中漂流着。飞机在天空盘旋着，不时扔下炸弹。爆炸的火光不断闪耀，这是一副多么惊心动魄的景象啊！我们全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了！

不知过了多久，奶奶忽然大喊：“狗子妈，快看！鬼子飞机又丢炸弹了！”我母亲紧闭着双眼说：“我不敢看。”我却糊涂胆子大，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机翼上有着太阳标志的飞机，黑色的炸弹一颗接着一颗摇晃而下，落在大轮船的大烟筒里。随即便是命中的轰隆轰隆声，接着便是夺目的闪光和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声，轮船熊熊燃烧起来，炸碎的散片在空中、江面飞舞。接着敌机又丢下几颗炸弹，另一艘轮船也被命中。还有的炸弹落入江中，江面溅起高大的水柱。江面一片火海，人们的哭叫声、哀号声震天动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敌机飞走后，船老板将船靠在江边，要我们下船。奶奶请求他将我们送回下关江边。奶奶说：“船老板，你做做好事吧。你可怜可怜我们老的老，小的小。船已经漂下来十多里了，我们大半天没有吃一点儿东西，走也走不动了。多给点儿钱，把我们划回去吧！”船老板坚决地说：“你就是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去了。我还要我的老命哩！”我们没办法，只好下船往回走。奶奶是三寸金莲，这大约是她老人家第一次长途跋涉吧。她扶着我的肩当拐杖。母亲和大表婶抱着孩子走，也很艰难。我们走呀走，走到天已经完全黑了才赶回码头。担心轮船开走，顾不上吃东西，也找不到卖东西的，连忙寻找小船，紧赶慢赶,才登上了我们买票的运送伤兵的大轮船。

上了船，听到人们议论才知道，那个大烟筒挨炸弹的轮船，正是那艘声称安全保险，怕我们带去轰炸目标，不准停靠的美国豪华大轮船。好险哪！我们全家在这里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不是那船上的大鼻子卫兵向我们举枪威胁，如果他们没有禁止我们停靠，那么，我们这一群不会游泳的妇孺老幼，只能葬身于长江的火海鱼腹之中了。我奶奶常常重复夸耀那次惊险经历，几乎每年都要多次讲述，以致后来她一提到我们躲鬼子逃难，坐小船上大船，鬼子飞机丢炸弹，亲眼看见炸弹丢进轮船的大烟筒里……这时，小弟便会学着奶奶的声调说：“一道白豪光……”奶奶还要重复补充说：“都是因为你们奶奶心地好，常做善事，菩萨保佑，我们全家才能躲过这一劫难。”

这条船上，在我们入住的大舱里，密密麻麻地放满了小床，上面全躺着伤兵，却看不见任何医生和护士。我们这些难民，将行李堆放在伤兵床位之间的空隙处，坐在自己的行李之上。那些伤兵大都躺着或者靠在床被上。他们全都缠着绷带，只是缠的部位不尽相同。有的缠在头上，有的吊着胳膊，有的缠着腿脚。他们的脾气大得吓人，谁要是不小心挤着他们，或者无意间碰着他们，他们便会大声骂娘。有的人虽然并没有碰他，可是他们被伤痛折磨得哭叫呻吟，让我们听得心酸。他们是为了保卫祖国而受伤，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船上的难民，有的来回寻找跑散的亲人，有的到各船舱挤来挤去寻找自己的行李食物。我们的行李也丢失了一部分，携带的食物全被别人拿走了。在这朝不保夕的生死关头，难民们在街上已经流浪了好几天，到处买不到食物。一碰到食物就拿着吃，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母亲忙了几天准备的馒头、咸菜全没了，我们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又跑了那么多路，实在饿得难受。还没有过门的十七岁的小表婶，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乡，又遭受了这样的惊吓、劳累和饥饿，竟坐在那里哭了起来。

船在夜晚十二点起锚开航，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经过几天的奔波劳累，承受着生死攸关的强大压力，大家都疲倦已极。我趴在奶奶的双腿上睡着了，奶奶靠在我们的行李上。因为船舱里太拥挤，母亲抱着妹妹坐在靠船舷的甲板上。母亲忽然惊叫起来，奶奶推开我，赶快去到母亲身边。原来母亲打了个盹儿，手一松，我妹妹竟然滑到一边去了，母亲摸不到妹妹，吓了一大跳，以为妹妹掉到江里了。幸好船舷上的一根小铁栏杆挡住，差一点儿掉进江里。我那命大的妹妹，竟然安睡在船舷旁，并未惊醒，更未哭闹。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那些伤兵有米饭和咸萝卜干供应。我们眼馋地望着。后来，奶奶厚着脸向一位伤势比较轻的伤兵说：“老总，你看，我们带的食物全被别人拿走了，实在饿得可怜，你做做好事，把吃不完的饭，给我们两碗吧。菩萨会保佑你们的。”那位伤兵也就顺手把两碗饭推给了奶奶。奶奶将一碗饭分成两碗，一半倒入茶缸，先给二表婶和我。把另一碗分给了母亲和大表婶。将一支筷子折成两截用。我们便用那半截筷子吃那半碗米饭。另一位好心的伤兵又将他们吃不完的米饭推给奶奶，我们全家每人都吃到了半碗饭。

逃难的生活虽然这样艰难、辛酸，但是，我们毕竟逃脱了日寇疯狂的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我们的家庭成员无一伤亡。与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相比，我们是不幸中的大幸，也可以说是十分侥幸。

到了武汉，我们住在奶奶的表妹家中，大表叔帮我们买了去宜昌的轮船票，送我们上船。我们总算顺利而平安地到了宜昌。可是到重庆的船票更难买。由于要经过三峡，江面狭窄、水流湍急，又有礁石险滩，一些船不敢冒险前去。而沿江各地滞留了想去四川的大批难民，我们只好耐心等待。奶奶感到，常住旅店花费太贵，就租了两间民房暂住。

我们在宜昌住了一个多月，想不到日本鬼子的飞机又追到了宜昌，狂轰滥炸。我们在宜昌人生地不熟，又没有防空洞的入洞证。偏偏又遇上紧急警报，当时三叔正在街上。母亲带着妹妹，奶奶拉着我，向屋外冲去。吓得我们胆战心惊，不知该往哪里躲藏。日本鬼子不仅丢炸弹，还会低空机枪扫射。奶奶也顾不上管母亲和妹妹了，拉着我往外跑。可是，她的三寸金莲无法跑快，我们跑到一处上次轰炸的残垣断壁前，鬼子的飞机已在头上轰鸣，奶奶赶快退到墙脚，用她的身体把我捂在里面。我听到扫射的机枪声，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吓得我一动也不敢动，双臂紧紧抱住奶奶。不知过了多久，飞机的轰鸣声、机枪的扫射声都消失了。人们的哭喊声一阵高过一阵，还有噼噼啪啪的炸裂声阵阵传来。

奶奶说：“走吧，我们回家吧！”这时，我睁开双眼一看，在这残垣断壁的废墟中，只有奶奶和我孤零零的一老一少，母亲和三叔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抬头却见冲天的火光，我们的心仍然悬着。奶奶扶着我的肩往回走时，一路上看到倒塌的房屋，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肚子炸开了花，肠子都流了出来，还有的炸裂了头部，脑浆迸裂，真是可怕极了。人们哭叫着，哀号着，真是一幅人间地狱图。还有两个被炸死的孩子，用张破席子盖着，我看见了他们半握的小手，心里难过极了，我吓得不敢再看，紧闭双眼躲在奶奶身旁，靠着奶奶，摸索着往前走。

三叔、母亲和妹妹，已经回到家中。我们的房东女主人，在两个妇女的陪伴下，不停地哭泣。她生完孩子还没有出满月，拉警报时，她仍然待在家里，倒也安然无恙。她的丈夫跑到防空洞门前，却被敌机机枪扫射而死，她的婆婆逃到街上，不幸也被炸死了。不一会儿，屋里挤满了人，是来帮忙料理后事的。我们无法再住下去，只好离开。住进一家小客店，大家都惊魂未定。而且整座城市一片混乱。我们盼望着赶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我们终于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民生公司的大轮船。这船比前两次所乘的船舒适多了。每位旅客都有一张床位可以休息，在靠墙的两排铁床之间，还有空间可以行走活动。在靠门口的上铺，住着一位时髦女士，她烫着头发，嘴唇涂抹着鲜艳的口红。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吹口琴。在逃难之中，很多人心情不好，心里很烦，也就讨厌这位女士又吹又唱。有人就骂了起来，另一个在旁助阵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哪知，这位女士不但没有偃旗息鼓之意，反而跳下床来讲演开了：“同胞们！我们现在是国难时期，是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应当精诚团结，打回老家去，打败日本鬼子，我也正为这做准备。但是，我们灰心丧气就能打败日本鬼子吗？同胞们，我们要鼓起勇气，树立信心，乐观地对待目前的困难。我们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她讲了很多，讲得很精彩。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她的讲演把大家镇住了。有人小声说：“她不是商女，是有学问的。”有人说：“她讲得对。”船舱里的沉闷气氛被她扭转了，人们不再唉声叹气，沉重的心情放松了。七十多年过去了，可我至今还记得她吹口琴和演说时的神情。

穿过三峡时，大家都很紧张。可是，孩子们有的还在打闹，有的孩子正在哭叫，大人就吓唬说：“这里有娃娃鱼，它叫的声音像小娃娃在叫，就是想引孩子叫，如果它听见有孩子叫，就不让船往前开，必须将孩子丢进江中喂娃娃鱼。否则，娃娃鱼就会把船拱翻。” 这个故事吓得吵闹、哭叫的孩子马上停止吵叫，我们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虽然并不完全相信，却也不敢出声。当时，三峡航道没有经过整治，江中有不少暗礁隐患，航船经常会在这一带发生倾覆事故。船过三峡时，人们心中忐忑不安，嫌孩子闹得人心烦，或者因此故意编成“娃娃鱼要吃小娃娃”的故事，以便使孩子安静。

重庆是抗战时的陪都。我们到达重庆后，顾不得休息，一心只想赶快到父亲那里安身。当时汽车很少，我们找不到别的交通工具，三叔无奈找来几乘滑竿。滑竿是比较原始的人力交通工具，使用两根粗壮竹竿做架子，中间再用麻绳将长条竹片连缀起来。躺在上面感觉有点儿像躺椅，不过，因为下面是空的，感到是软软的，没有躺椅舒服。长竹竿两头两个人抬着。因为我们还带着行李，每个人的滑竿上再放一件行李或皮箱。给我坐的滑竿上放了一件大箱子。我坐靠在滑竿上，感到很不自在。特别是在上坡时，感到好像要从后面倒翻下去；下坡时，又好像要从上面摔下来。我很害怕，常想下来自己走。

中午吃饭休息时，我悄悄地对奶奶说：“我坐在上面很害怕，是不是可以把奶奶滑竿上的行李，放在我的滑竿上，让我过来和奶奶坐在一起？”我和奶奶都很瘦弱，抬滑竿的人同意了，我便坐在奶奶两腿之间，奶奶不断地给我讲故事，我感到坐滑竿也并不那么可怕了。时间长了，奶奶感到我挤在那里，她的两条腿太累。我要求下来自己跟着走。三叔瞪着我，令我坐回自己的滑竿。后来道路也比较平坦，我也逐渐习惯了。

当我们的滑竿小队，走到离三台县还有十多里的地方，见前面有两位骑马的戎装军官，向我们奔来。其中一位立即下马，另一位也跟着下马。他们向我奶奶走来，这时，我才看清前面这位是我父亲。父亲向奶奶叫道：“妈，您老人家辛苦了！”后面那位也接着大声喊：“老太太，您好！”我已经两年未见父亲了，有一种陌生感。见他穿着军装和南京家中客厅里挂的那张放大戎装照片一样精神。我和妹妹叫过爸爸后，爸爸令我们叫那位随行军官“程伯伯”。

寒暄过后，父亲提出让我过去和他一道骑马。当时还没有见过公园里供人骑着漫游或照相的驯马，只从无声电影里见过狂奔的战马。因此，我觉得马的飞奔，比滑竿更为可怕而不敢上去。我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比我小三岁的妹妹，在她的记忆中还没有父亲的印象，这时就显示出她的优势，她竟然毫不畏缩地坐在父亲胸前的马背上，我好羡慕她。但是，如果再叫我去，虽然也明明知道有父亲在后面保护着，并没有危险，可是我仍然不敢上去。三台的家

家父名去恶，号君曼。由两淮盐务局调往四川省三台县川北盐务局税警区任区长。

川北三台县，是比较大的县城，商业和文化都比较发达。我们于1938年初春到达这里，县城到处都有逃难来的外省人，当时，东北大学也在这里。父亲和他的同事合租了很大的一院房子。

我被送进“三台县立女子小学”上学。由于抗日战争，学校拥进大批被当地人称为“下江人”（这是他们对外省人的统称）的子女，包括东北大学教职员工子女，都被送进这所小学。因此，这所学校已经不是完全的女子小学，而是男生、女生都有，不知什么原因，校牌还没有换。

当时，家里将我四岁的妹妹送进我们小学的“幼稚园”，学校离家很远，她又太小，不能自己上学。奶奶自告奋勇担当接送妹妹的“重任”。我没有进过幼稚园，对幼稚园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好奇，常在课间休息时，跑去扒在窗台上看我妹妹。有时，他们在风琴伴奏下，跳着简单优美的舞步；有时，坐在小椅子上，吃着小桌子上小碟子里的蛋黄饼干，我羡慕极了。

奶奶在接送妹妹时，路过我们低年级教室，有时也顺便看看我。有一天下午，她看见我在教室外面和同学一起跳绳，远远地大声喊叫：“大狗子，大狗子。”我正想答应，一个调皮男生学着奶奶腔调喊着：“大狗子，大狗子！”接着，又有一个男生跟着用变了调的带侮辱性的语气，像唤真狗那样喊道：“大狗子，大狗子，啰啰狗子啰！”我气愤已极，赌气不理奶奶。转身进了教室，泪水忍不住地直往下掉。心中怨恨地想，只有文盲奶奶，才会给我取这么丢人的下贱小名。放学回到家中，坐在饭桌前，饭也不想吃，就严肃地向家人宣布：“以后，不准再叫我大狗，我再也不要这个小名了。要喊爸爸给我取的学名。也不准喊我妈‘狗子妈’，我妈有她自己的名字。谁要再喊我小名，我决不理他。”这是我第一次捍卫自己的尊严，也是我的第一次家庭革命。其实呢，喊我小名的也只有奶奶一人。学校里的一幕，她已耳闻目睹，又见我哭得双眼红肿，就连忙哄着我说：“奶奶再不喊了，再不喊了。”

我们的家，住在县城里的后北街。据说，这里原是一个军阀修建的私宅。四周有青砖围墙，前后两所大院子，前院种满了花卉，后院种满了树木。前院成直角形两套房屋，父亲和他的同事，各住一套。每套各三间，两旁住人，中间是餐厅。住房门前有两丛芭蕉树，芭蕉树直径有二十五厘米粗，好几棵连着长在一起，叶子有一米多长，很光滑。街坊邻居蒸包子、猪儿粑就来向奶奶要，砍两片芭蕉叶代替笼布，蒸出的食品有股清香味。芭蕉树曾经开过一次红色的花，颜色有点儿像荷花，是深红色转为粉红色的。花瓣很大，花瓣之间还长出像小香蕉那样的果实。我曾盼望果实长大，可是，它只长到大人手指那么大，就再也不长了，这使我很失望。父亲说：“这比较像广东的香蕉，但果实不能食用。”

另一套房前是很大的葡萄架，这套房子是父亲的同事住，后来他调离三台，就租给东北大学的赵教授一家住。在这两套房子之间，种满繁茂的玫瑰花、菊花、栀子花、茉莉花，以及其他一些花卉。这里还有两株不太高的不结石榴的石榴树，但它开满了鲜红的花。我常喜欢坐在树杈上，摘朵石榴花戴在胸前。再往后面去是一横排四间房子，我和奶奶住在这里，还给三叔留有一间卧室，在靠奶奶卧室旁边有间小耳房，是我的卧室。这里有我的小床、小柜子、小书架，还有一张小圆桌、四只小圆凳。这是父亲特地为我请木工打制，供我学习用的。这排房子的侧面，是做饭的厨房和工人住的房子。

在住房的最后面，还有个大院子，那里没有花卉只有树木，其中有几棵果树，有核桃树、柚子树。后院地势低洼，用石料砌成两间石屋，但并不住人。在石屋上面盖了两大间宽敞的客厅，两家各用一间。我们这个客厅兼做父亲的书房。客厅的门是与前院小花园平行的，一推开后窗低头便看见一片绿荫。我偶然也去后院转转，那里的树木浓荫遮蔽了阳光，石屋寒气逼人。后院给我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不太喜欢那里。我喜欢前院的小花园，这里洒满阳光，满园鲜花，这里的花儿又香又美。

后北街的这院房屋，是砖木结构的中式建筑，虽然谈不上豪华，但是，前院的小花园，后院的绿树，宽敞的空间，是我一生中住过的最宽大舒适的居所。

这时，三叔已到一个工程处去上班了，只偶尔回家看看奶奶，也没有精力来折腾我了。日本鬼子的飞机还没有“光顾”过这里，那种战争的灾难威胁，似乎远离了我们。

我常常自由自在地在前院摘朵花戴在胸前。有时，带着我的小朋友到后院打核桃，或者在树下游荡，拔狗尾巴草玩儿。

我在这里度过童年时代最快乐的两年。这里是我童年时代仅有的短暂的乐园。同仇敌忾

30年代末期，在抗战的大后方，群众抗战热情高涨。经常有抗日的歌曲、话剧在舞台演出。还有街头活报剧的演出，内容都是关于抗日的。如《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等。

无论哪次演出，都少不了《流亡三部曲》，迁到三台的东北大学的师生，主体都是东北人，他们唱起《流亡三部曲》非常感人。在舞台演出时，只要一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下观众中的东北人就会跟着唱，接着，所有观众都会跟着唱下去，常常是台上台下汇集成宏伟雄壮的大合唱，唱到后来声泪俱下，唱成一片，哭成一片。那种感人至深的场面，我一生中只在此时此地感受过。

有一次，有个剧团演出，其中有一场慰问伤兵的剧，剧情需要几个小学生当群众演员，他们就在剧院大门口等待并寻找，我和另外三名女同学被选中。我们是群众角色，随着十来位演员一道出场，在一道战壕前，有十来位缠着绷带的伤兵仍在坚守阵地。老百姓给他们送去烧饼和茶水，那些士兵狼吞虎咽地吃着，我们就唱慰劳伤兵歌：“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正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演完之后，剧团里的演员竟把我们当成了朋友，其中两位演员一位姓赵一位姓易，还曾带着我们四人去合照了一张四寸照片，这张照片我保存了六十多年。我的三位女同学，其中两位是东北大学教职员的女儿，姓名已忘，另一位是我父亲同事的女儿魏传馨，她们当时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好朋友。

在我们二年级的班里，正班长是男生叫张松年，副班长是女生叫王雪如，他们的家长都是东北大学的教师。张松年这个小小的班长学习优秀，也很厉害。有时，自习课秩序不好，他就会站在讲台前，学着老师的样子，拿起讲台上的教鞭，敲打桌子并喊叫：“不许吵！”

在1938年10月底，有一次班上是自习课，同学们吵吵闹闹，忽然一位高年级女生一下冲到讲台前，用她小拳头将讲台用力一捶，我抬头一看，她的眼睛红红的。这时，全班同学都安静下来，注视着她。她慷慨激昂地讲起来：“同学们！我们的大武汉已经失守，你们却仍然毫不痛心地在这里吵闹。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就没有亡国恨吗？你们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吗？”她也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六年级小学生，她一边讲，一边痛哭流涕。此刻，我们全班同学似乎感到就要当亡国奴了，我们被当亡国奴的惨境吓住了，我们全班同学都跟着这位高年级女同学号啕大哭起来。

武汉失守以后，三台组织了一次防空演习，一下子又把我们带进战火氛围之中。后来，各学校又组织学生上街进行抗日募捐活动。给我们每人发了本募捐收据册。我们将书包中的书本倒出来，装进募捐收据册和钢笔，离开学校去募捐。满街都是募捐的学生，街上行人比学生还少。我想在街上募捐是很困难的，就带了一名女同学，到我父亲任职的“川北盐务局”去募捐。我见办公室的门就推开进去，向他们宣传“为了抗日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并不需要我讲多少道理，而且，当时我也讲不了多少道理。他们听说是去为抗日募捐的，就都掏钱出来给我。当时，我已上二年级了。可是，那时二年级学生会写的字比现在的二年级学生会的要少，写收据时我只会写钱数，写捐款人的姓，他们的大名很多字都不会写。办公室走完了，最后到我父亲办公室去。我告诉父亲，我们是来为抗日募捐的，并向他报告了我募捐的“辉煌”成绩。父亲问我，捐得最多的是多少钱？我告诉了他。父亲给了我比那位捐款最多的还要多一点儿的钱，这使我很高兴，感到在我同学面前很有面子，我有一位爱国的父亲。

我又来到家中，向奶奶、母亲以及家中雇佣的工人，都进行了募捐。我是班里几个募捐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古朴小镇

1938年年底，父亲调往川南自贡市川康盐务管理局。

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鬼子的空袭已经延伸到川北，虽然三台还没有遭到轰炸，但已拉过警报。有太阳标志的日本飞机，已从三台上空掠过，使我们再次陷入战火惊恐之中。为了逃避警报，也为了节省开支，奶奶想搬家了。此时，正好有位盐务局税警区下属税警队长徐兆明（他曾是父亲的下属，也是父亲的朋友）。他陪抗战夫人来三台探望岳父岳母，也顺便来看望我奶奶。奶奶和他谈到一家老少跑警报的忧心和艰难，徐队长慷慨地提出邀请，请我们到他任职的射洪县洋溪镇盐务税警队去住，说他们税警队后院有空闲房子，可以给我们两间住，又不用付租金。那里是个小镇，不用担心跑警报。

1939年年底，我们乘运盐的木船，搬到射洪县洋溪镇税警队的后院住了下来。洋溪镇是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小镇。有四五条连接在一起的，用石板铺成的能并行两辆卡车的长街。不过，那时这里根本没有汽车，小镇与外面联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小木船。小街上大多是居民住户，也有一些杂货铺，还有十来家小饭店。有三四家小布店卖的都是花布、土布，还有被称为阴丹士林的鲜蓝色布。有两三家小小的中药店，其中一家还兼卖万金油、十滴水、人丹、红药水，以及幼儿发烧时，供退烧用的鹧鸪菜等中成药。

在这小镇中心的半坡上有座庙宇。镇郊的一处地方，有两座连接的山峰，在山峰的连接处有座庙宇叫“龙延阁”。镇里的人很看重这庙，说那两座山是两条龙，这庙是宝珠，站在远处看，这里是双龙戏珠，因此，认为洋溪镇是个好地方。在距镇二十里的地方，

还有一座称为“大佛寺”的庙。我曾随大人去过一次。那庙里的正殿有尊非常高大的菩萨，称为“千手观音”。这尊观音菩萨赤脚站在一朵大莲花上，面容慈祥，双目下垂。特别之处是佛像肩部、胸前密密地有着无数的手臂，而且每只手掌中都有一只眼睛。我当时很想数清到底有多少手，那手臂上下四层，形状一样，我仰着头数，数来数去，也没有数清到底有多少手。当然绝对不足百只。我想“千手”的意思，是象征“佛”的法力无边，能随佛心所欲地完成很多事情吧！那众多的眼睛，象征“佛”能洞察一切吧！当时，大人们也探讨过，为什么这座庙要修在这偏僻的地方，人们烧香很不方便。

建这庙的人，原是个大军阀，他为曾杀死无数的同胞而忏悔，按阴阳先生的指引，选择这里的风水宝地修庙，以此来悔过修行。

洋溪镇的房屋建筑，都是木石结构的中式建筑。在小镇中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在小溪河的上面，有座廊桥，但又不像桥，两侧是木板墙，顶上像房屋那样盖着瓦，而这里又是过河的行人通道，在桥中心宽敞的地方，放着一排排长条木凳子，常常坐满了人。有位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长袍马褂，坐在靠木板墙的高处，前面放了一张方桌，方桌中间有个一尺长五寸宽的长方形木牌，上面是已经灰暗的金字“圣谕”。他面前总放着一本手抄书本。我上学来回都必须从这里经过，总听见他在讲，有时还唱几句。我不知道“圣谕”是什么意思，但总见那么多人听他讲，也很好奇。在假期中，我也去那里听了一次，我被他所讲的故事吸引住了，一直听完才离开。

故事的题目是“红萝卜顶子”。

故事是说，在朝廷当官，是以宝石、玛瑙、珍珠、水晶装饰帽顶，并以此区别官阶品级。有个青年是平民，没有帽顶，别人捉弄、取笑他，给他的帽顶上安了半截胡萝卜做帽顶，引得哄堂大笑，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一怒之下，发愤苦读，果然中举当官，帽子上终于有了红宝石帽顶。

这位老人所讲“圣谕”，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按“皇帝圣上”还是按“圣人”孔夫子的思想在教化人民，教人行善，追求功名富贵。这时是40代初期，我觉得他所宣扬的有点儿太古老、太陈旧。后来，我也就不想再去听了。这位宣讲“圣谕”的人，不同于说书人，他只宣讲并不收钱。我路过那里有时想，他靠什么生活？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来说，听讲“圣谕”，也许是一种文化消遣吧！

在洋溪镇的中式建筑群之外，还挺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西式结构两层青砖小洋楼的基督教小教堂。这个小镇对不同的宗教信仰，还是兼容并蓄的。

小镇上也有一家剧场，观众座椅是长木条靠背椅，靠背后面还有一块长条木板，上面挖了圆洞，是给后面的观众放盖碗茶用的。这个剧场大多演川剧，有时也演话剧。演出时他们常给税警队送票，我和奶奶常和徐队长的抗战夫人一道来看演出。演出的内容都与抗日无关。我感到这里完全没有三台那种同仇敌忾的抗日氛围，除了学校里教抗日歌曲外，简直感觉不到一点儿抗日的气氛。

小镇的街上平时行人不多，但逢阴历的二、五、八赶会，人就多了起来。粮食、蔬菜、鸡鸭、蛋类、油类、农具、土布，以及其他日用杂货的买卖很热闹。

每逢过节、过年，小镇就非常热闹。春节时，从初一晚上一直闹到十五晚上。白天有各种杂耍游街，供人观赏取乐。他们还找来十几个流浪乞讨的孩子，脸上用白粉、胭脂抹得白里透红，再用戏装头饰将他们打扮起来，然后将他们每人绑在一根粗壮的楠竹长竿上，在一个木板方台上固定着一张方桌，桌子中间有个孔洞，将绑着戏装孩子的长竹竿，插进方桌的孔洞中固定起来，四个人抬一张台子，走成长队游行，供大家欣赏。戏装打扮的孩子，看起来很漂亮，但他们面无表情。那竹竿高过屋檐很多，又摇摇晃晃，特别是上、下坡时，竹竿弯斜重心不稳，由两个人用两根竹竿叉，分别架在孩子的双臂腋下，扶持他们一个个上坡，税警队的大门前，正好是个坡。我常站在大门前观看，看到他们像要倒下来的样子，真替他们捏把汗。

我更喜欢看晚上在火光中耍龙灯，龙灯的前面还有各色花灯，还有踩高跷的，以及各类怪模怪样的丑角。龙灯由十多名年轻小伙子举着长龙，龙尾上的人往往是丑角，做各种怪样、丑态引人发笑。

长龙灯在爆竹火光中翻腾舞动。我既喜欢看，又很害怕爆竹的炸裂声和火花的迸溅，常常寻找税警叔叔，躲在他们的棉大衣后面，捂着耳朵歪着头在他们的身旁观看。

有一年，正巧是星期天放假，碰到日食，小镇上的人说，是天狗要吞吃太阳。大家准备好铜盆破锅、铜脸盆之类的东西，日食开始了，人们便喊叫：“天狗来了！”顿时人声鼎沸，锣鼓喧天，锅盆齐鸣。孩子们呐喊着，跳跃着，奔跑着。可是，太阳依然逐渐被遮蔽着。人们更加疯狂地敲打着各自手中的东西，拼命地喊叫着，这样折腾了半个多小时，被遮住半边的太阳，终于逐渐地恢复了她圆圆的笑脸。这时，人们欢呼雀跃，欢呼终于赶走天狗救出太阳。第二天上自然课时，老师告诉我们，昨天是日食，并非有什么天狗吞吃太阳。同时在黑板上画图，向我们讲解日食和月食是地球、月亮围绕太阳转动所形成的自然现象。

我们住在盐务税警队的后院，徐队长给了我家两间住房，母亲带着妹妹住一间，奶奶带我住一间。另外，还有一间厨房。这院里住了十几家盐务税警职员及他们的家属。这些家属大都高小毕业。她们除了洗衣服、做饭，常爱在一起一边绣花、做鞋、织毛衣，一边谈笑。有时，她们还在一起唱《小白菜》，唱《可怜的秋香》，唱：“一根竹管直苗苗，送予妹妹做管箫……”等等。她们更喜欢听讲故事。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坐在税警操练的操场上乘凉，她们就讲故事。

可是，讲来讲去都脱离不开所看过的戏。而这些来自戏中的故事，又是大家所熟知的，人们也就不太爱听了。

不久，她们便发现我奶奶的故事多，而且都是她们没有听过的。后来，几乎每晚都是我奶奶主讲。奶奶在这里所讲的故事，都是以前在南京、在三台时，从来没有听她讲过的。讲的都是鬼怪、狐狸精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听，但又有一种恐惧感。我总是坐在奶奶胸前，一面依靠奶奶保护，一面享受奶奶挥动大芭蕉扇驱赶蚊虫的凉风。奶奶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

十二年后的1953年，我到东北教育学院学习时，读了《聊斋志异》，才知道奶奶在洋溪镇所讲的故事，全是这本书上的。奶奶是文盲不能读书。那么，这些故事她都是听别人给她讲的吗？我三叔爱读书，却从来不会讲故事。我父亲大多时间不在家，而且，在家也是在他书房中赋诗写文，也从来不讲故事。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我爷爷。爷爷去世十多年了，这些故事，很可能是二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爷爷讲给奶奶听的。经过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竟然还能清楚地、生动地、流畅地讲述这些在她脑海中尘封已久的故事，我真佩服奶奶惊人的记忆力。

从1939年末到1943年底，我们在洋溪镇住了四年。镇里只有一所中心小学，校长是高中毕业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的教师提升的。高小的教师，大都是高中毕业。学校设备因陋就简。初小和高小分别设在相距很远的不同地方，初小在镇子中心的一座祠堂里，高小设在镇郊的一所旧庙里，但里面已经没有菩萨。上高小要走很远的路，还要经过小溪河上一座摇摇晃晃的木板桥。走在上面，我总是提心吊胆的。

学校要求高小学生都要上早自习和晚自习。我晚上回家跟大群同学一道走，并不害怕。在20世纪40年代，钟表是奢侈品，绝大多数人家都买不起，我们家在三台时有架小钟，在离开三台前就坏了，母亲虽然把它带来洋溪镇，却无处可修，也只能做摆设而不能用。税警士兵虽然要上操，但他们天亮之后才出操。我们学生只能“闻鸡起床”。我深深体会到鸡叫起床，是极不科学的。那时，小镇根本无电，我有时打着火把，有时端着上自习用的小菜油灯，独自走向学校。有时，被鸡鸣所骗，起得太早，路上碰不到同学，担惊受怕地走着；有时，又猛然间蹿出一条大狗，把我吓一大跳。到了学校大门口，有时校门还没开，我只能在黑暗中紧贴校门站着，盼望着时间快过，盼望着校工快点儿来，打开校门让我进去。

学校虽然简陋，但应有的设备也都有，篮球场、乒乓球台桌都有，我是在这里学会了打乒乓球的。当地乡绅给学校捐赠了一些图书，在课外活动时，我常常进入这个小小的图书室借阅书籍。

除了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公民课，学校还开设了美术课和音乐课。音乐老师教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进行曲，还有《卖报歌》等等。

当时，我们同学最喜欢唱的是《黄河大合唱》。这是由好几首歌组合而成的，也可以分开单独唱。我最喜欢其中的两支歌，一是女高音独唱的《黄河怨》，这首歌凄婉动人，表达了我们被日本鬼子逼离家乡的流亡民众的痛苦心情。我更喜欢唱的是最后那首《保卫黄河》，这首歌雄壮有力，表现了我们英勇的民族精神和保卫黄河、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和信念。

我们上学时，走过小溪河上摇晃的木桥后，要走一段两边都是庄稼、只能通过架子车的土路。有时，同学们会顺手拽根麦穗放到嘴里嚼着玩儿。有一次，我也这样，可是不知怎么把麦芒也弄到嘴里，而且一下子粘在喉咙里不得出来，我怎么用力咳也咳不出来，难受极了，却也束手无策。有位女同学说，她有办法，带我到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女信徒家中，一进门就见她家墙上挂着耶稣殉难的十字架图，下面的条桌上放着两排常用药和药水。同学告诉她我们的来意，她让我和她一道跪在耶稣十字架前，跟着她祷告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求主保佑。”然后从玻璃瓶中倒出一杯药水，让我喝下。不久，我便感到麦芒消失了。

在1942年暑假中，有位叫王本莲的女同学邀请我到她农村的家中去玩儿，走了十多里路才到她家。她家靠山面水，一排六间大瓦房，房前是个大场子，场上晒着刚收打的粮食。她的父母也都参加劳动，我们俩一道去爬山，一道去小河边蹚水、抓小鱼。她们一家对我很友善。她母亲为我炸油糕、蒸猪儿粑，用新收的嫩玉米磨成浆，做玉米饼给我吃。还用好几种豆子掺在大米中熬稀饭吃。这些都是我在家中从来没有吃过的。我在她家玩儿了一星期，这几天新鲜有趣的生活，令我终生难忘。

父亲调往自贡市后，每月寄一次生活费给我们。父亲总要写几句话，问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这信便由我读给奶奶听，并按奶奶指示给父亲写回信。父亲有时到重庆开会或学习，总要为我买些书籍，辗转托人给我们送来。这使我接触到《中华少年》杂志，读到《小学生模范作文》之类的书籍。有一次，父亲在送书的同时，还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双黄色皮鞋，样式很漂亮。但我的那双却小了一点儿，穿着挤脚。在我的心里，这不仅仅是双皮鞋，它体现了父亲对我的爱和关怀。所以，我不甘心让妹妹独得两双而我一无所有，我决定让我的脚受点儿罪，也要向同学显示一下父亲对我的关爱。第二天，我咬紧牙穿上我好不容易得到的这双新皮鞋，穿着这双用汽车轮胎做厚底的皮鞋，走起路来神气多了。同学们询问我在哪里买的，我便得意地告诉他们，是我爸爸在重庆买的。这得意，是极短暂的。放学回家，我走在路上一瘸一拐，实在无法忍受。虽然极不情愿，却又不得不让给我妹妹。

1940年，父亲来信告诉奶奶，他与三叔家各添了一个儿子，请奶奶赐名。奶奶特别高兴，认为刘氏家族同时有了两个传宗接代的孩子，对得起祖宗了。她没有文化，怕自己取的名字小家子气。让我陪她到当时被认为最有学问的赵老先生家，为奶奶的两个孙子取名字。赵老先生共取了三组六个名字供奶奶挑选。奶奶选取了安华、定华这一组。三叔的长子出生在前叫安华。父亲的儿子出生在后叫定华。奶奶认为她的两个孙子长大之后，可以安邦定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很欣慰。三叔是个图省事的人，就让他的长子小名、大名都用安华。后来出生的孩子就顺序叫兴华、建华。

我父亲对儿子的期盼更宏伟。定华只用作大弟的小名。他期盼大弟力争世界第一，期盼小弟同样力争全球最优。于是，他给大弟更名为宇一；小弟出生后，径直给小弟起名为宇甲。

后来奶奶的肺结核病发作了。洋溪镇没有西医，更没有医院，母亲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请中医来。奶奶脸色苍白，虚弱得不能讲话。那时，我们还没有听说过青霉素、雷米封之类的特效药。中医说“童便”可以止吐血。母亲赶紧找小男孩儿，给点儿钱，要他们撒尿，然后拿回来给奶奶喝。这也真灵，奶奶喝了男孩儿的尿，就止住了吐血。但身体还是很虚弱。

徐兆明队长是山东大汉，为人豪爽侠义。他原配夫人和一双儿女都在山东老家。这位四川籍的抗战夫人没生孩子，他们夫妻特别喜欢我们。我放学回家，见徐队长一条腿跪在奶奶床前，守护着奶奶。

奶奶声音微弱地念叨：“我恐怕不行了，可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在身边……”。徐队长仗义地说：“老太，您放心，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我就是您儿子。不过，希望您挺住，等您病好了，我就派人送您到自贡市，与您三个儿子团聚。”徐队长是父亲的朋友，不是我们的亲人。可是在奶奶病危时，他给了奶奶极大的精神支持和安慰，也给了我慌乱中的母亲极大的安慰支持。真像人们所说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当时，医疗条件极差，奶奶吃了几服中药，在我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在徐队长的关照下，竟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在奶奶身体恢复得差不多时，徐队长果不食言，选派了一名姓刘的班长，护送奶奶到自贡市去。奶奶乘坐滑竿，刘班长步行，当时，奶奶答应刘班长，到自贡市后，由我父亲给他安排工作。后来，刘班长就留在自贡市，在盐务分局当了一名小职员，并与自贡市的一名女子结了婚。

在我们母女孤苦寂寞的生活中，突然有一天，大表叔来到我们家中，他送来大表婶为我们姐妹三人缝制的花麻纱布连衣裙，并给母亲留了一点儿钱，大表叔给我们送来了亲情温暖。大表叔工作的军事单位，同样在射洪县，在距洋溪镇三十里路的太和镇。两镇之间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步行。他步行三十里来看望我们，母亲感动得热泪长流。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新娘子。大表婶是让我看个够的、我心目中最美丽的新娘子。留在五岁时记忆中的片段，就有大表婶做新娘子的一幕。大表叔结婚时，我奶奶是他至亲的姑妈，带着我住在舅爷爷家。婚礼是在宾馆举行的，大表婶穿着粉红色绣花旗袍，头上戴着缀满粉红色绢花的花冠，披着粉红色长长的薄纱，坐在一把椅子上低头不语。她非常漂亮，我就围着她看来看去，左看看右看看，用手摸摸她披的薄纱。有时进来一些亲朋好友看新娘子，我就始终陪在大表婶身边。可是大表婶始终不理我，总是一语不发地坐在那里，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那时的新娘子，可不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那是很辛苦很劳累的。

后来，大表婶也走了三十里路来我们家住了两天。大表婶很能干，会做各种时兴的衣服。她到我们家后，帮母亲将年轻时穿过的两条黑纱长裙，给我和妹妹改制成两件短袖连衣裙。又将常年不穿的毛线袜子、毛线帽子拆了，并找出所有剩余的各色毛线带走，后来给妹妹和我织了两件毛衣。

当年逃离南京时，大表婶怀抱的婴儿叫张娴，大表婶因步行不便，将她留在太和镇。我和妹妹都很想去看看这位小表妹。暑假中的一天，我和妹妹决心去太和镇表叔家。那条路是土路，一路上人来人往并不孤寂。有时，路上还有小毛驴拉的小板车通过。走三五里路，在路的交叉处，常常有块指路石碑，上面刻着字并用红漆描填过，上面是“将军箭”，下面刻着上走太和镇二十里，下走洋溪镇十里。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里程碑吧！

走了二十里路以后，还要乘渡船过河。在河岸的山岩上聚集着很多人吵吵嚷嚷的。在渡船上听见人们议论着，山岩上出现了豹子，昨天伤了一个行人，乡人组织起来，晚上用猎枪打死了这头豹子，人们正在那里商议，将豹子皮、肉卖钱，然后用这钱为无辜受伤死亡的行人办后事。

表叔家住两间房子，张娴表妹五岁。她坐在那里，瞪着好奇的大眼睛看着我们，并不和我们说话，更不和我们玩耍。中午，大表婶在街上买了一斤猪肉，又买了一斤豹子肉，混在一起红烧给我们吃。说是吃了豹子肉体壮胆大。我们也分辨不出哪块是猪肉，哪块是豹子肉。

大表婶带我们到太和镇街上玩耍，太和镇比洋溪镇大多了，马路宽阔，商店林立。还有管盐务的盐场，还有管薪金提取的银行。太和镇虽然比不上三台县城，比洋溪镇可繁华热闹多了。挣脱困境

1943年春天，母亲打摆子。现在，患疟疾吃几粒奎宁就好了。但是，那时的洋溪镇缺医少药，根本不知道还有能治打摆子的奎宁，甚至不懂得这种病叫疟疾。母亲隔一天发一次高烧。刚开始她凭借健康良好的身体素质，与疾病抗争。洋溪镇的人，认为打摆子是鬼找着了，唯一的办法是出去躲鬼，他们也是这样教我母亲。母亲按照他们所教也出去躲了，可是，并没有躲掉。

母亲发病时，先是冷得发抖，我们便将家中所有被子，都给她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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