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埃尔·布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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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河大桥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桂河大桥
作者：【法】皮埃尔·布尔
译者：王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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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事并不滑稽，反倒相当凄婉动人；他是那场大玩笑以往一切牺牲品的最佳代表。但世界是在疯狂中运转的，因此它总的来讲仍是件体面的事。此外，他这个人是通常人们称作的好人。约瑟夫·康拉德目 录第一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第二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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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六第三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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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部 大行动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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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八翻译后记第一部一
某些目光在东西方心灵之间看到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许不过是海市蜃楼。或许它只是没有可靠依据的老生常谈的传统表现，这老生常谈有一天被居心叵测地改扮成措辞尖刻的概述，而要为其存在辩解甚至不能引用人人皆懂的道理？或许在这场战争中，“保全面子”的需要对大不列颠人和日本人而言同样迫切，同样生死攸关？或许这种需要支配了一方的行动，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又同样严格和命中注定地左右了另一方的行动，恐怕还左右了各国人民的行动？或许两个敌人表面上针锋相对的行为不过是同一个非物质现实的虽有差别却无伤大雅的表现？或许日本上校佐藤的思想在本质上和他的俘虏尼科尔森上校的思想相似？
以上是少校军医官克利普顿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一名俘虏，和五百名被日本人带到桂河战俘营的不幸者一样，和六万名被日本人分成几个大队集结于世界上最不开化的地区——缅甸和泰国的热带丛林——修筑连接孟加拉湾和曼谷、新加坡的铁路的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荷兰人、美国人一样。克利普顿有时对自己作出肯定的回答，同时承认这个观点完全违情悖理，要求大大地超越表象。要采纳它，尤其需要否认表露大和魂的推推搡搡，用枪托殴打和其他更危险的粗暴行为，以及尼科尔森上校为确认大不列颠人的优越最喜爱使用的武器——大力显示尊严——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不过，此刻克利普顿忍不住作出这个判断，他的长官的表现令他怒火填膺，在抽象和热切的追根溯源中，他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
这番寻觅总导致同一个结论，即构成尼科尔森上校个性的全部特征（他搜集的这些数量可观的特征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富于责任感，眷念先祖遗风，尊重权威，念念不忘纪律，喜欢圆满完成任务），可以最恰当不过地浓缩在一个字眼里：附庸风雅。在狂热探究的期间，他认为上校是个附庸风雅的人，是附庸风雅的军人的完美典型。该典型是自石器时代以来经过长期的综合缓慢形成并日臻成熟的，传统保存了这一类人。
此外，克利普顿生性客观，具有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难得的禀赋。他的结论稍稍平息了上校的某些姿态在他脑海中掀起的风暴，他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宽容，几乎动了感情，承认上校品德高尚。他承认，倘若这些品德为附庸风雅者所特有，那么照此逻辑稍作推演，很可能必须把最美好的情感归入同一类别，并最终在母爱中辨识出附庸风雅在世上最光彩夺目的表现。
尼科尔森上校对纪律的重视以往在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地区是出了名的，一九四二年马来亚遭到入侵后，这一点在新加坡溃败时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最高指挥部下达放下武器的命令后，他团里的一群年轻军官制定了一项抵达海岸、抢一只小船驶往荷属印度的计划。尼科尔森上校一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和勇气表示敬意，另一方面用他依然掌有的一切手段反对这项计划。
他首先试图说服他们，向他们解释这个企图直接违背接到的指示。总司令签署了在全马来亚的投降书，陛下的任何臣民逃跑都是违抗行为。就他而言，他只看到一条可能的行为准则：在原地等待日本高级军官前来接受他、他的干部以及数百名在近几周的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士兵的投降。“如果长官们逃避责任，”他说，“那会给部队树立什么榜样啊！”
他的目光在重大时刻显出的看透人心的锐利支持了他的论据。他的一双眼睛有着印度洋波平浪静时的颜色，始终平静的面孔敏感地映照出不知心绪纷乱为何物的灵魂。他蓄着一部沉着镇定的英雄们那种近乎红棕色的金黄胡髭，皮肤上泛出的红光表明一颗纯洁的心控制着没有缺陷、有力而规则的血液循环。在战役中自始至终跟随着他的克利普顿，每天惊叹不已地看到，这位驻印度部队的英国军官在他眼皮底下奇迹般地幻化成一个他始终以为带有传奇色彩的人，此人过分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惹得他痛苦地时而大为恼火，时而深受感动。
克利普顿为年轻军官们辩护。他赞同他们，并直言不讳。为此，尼科尔森上校对他严加训斥，看到一位身居要职的成年人竟分享没有头脑的年轻人的虚无缥缈的希望，鼓励绝无好下场的仓促冒险，他表示惊奇和难过。
他陈述完自己的理由，然后下达了明确严厉的命令：全体军官、士官和士兵将在原地等待日本人的到来。他们的投降不是一件个人的事，他们绝不该为此感到耻辱。在团里，重负由他一个人来挑。
大多数军官顺从了，因为他有很强的说服力，崇高的威望，他本人无可争辩的勇气不允许把他的行为归因于除责任感之外的其他动机。有几位军官不服从命令，动身去了丛林。尼科尔森上校感到由衷的悲伤。他把他们列为逃兵，焦急地等待着日本人的到来。
为这件大事，他在脑子里筹划了一个有节制地显示尊严的仪式。经过考虑，他决定把别在腰间的左轮手枪作为降服胜利者的象征递交给负责受降的敌军上校。他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好几遍，直至有把握轻而易举地取下枪套。他穿上他最好的军装，并要求部下精心梳洗一番。接着，他集合起队伍，命令架起枪支，亲自检查是否排成了直线。
第一批来的是一群不会讲任何文明世界语言的普通士兵。尼科尔森上校没有动。接着，一名士官乘卡车到了，他示意英国人把武器放进车内。上校禁止部队做任何动作。他要求来一名高级军官。来人中没有军官，无论高级下级，日本人不明白他的要求，他们发了火。士兵们摆出威胁的姿态，士官指着架好的枪发出嘶哑的吼叫。上校命令部下待在原地不动。冲锋枪瞄准了他们，上校被不客气地推来推去。他始终面无表情，再次提出他的请求。英国人不安地面面相觑，克利普顿寻思他们的长官是否为了原则和形式即将使他们全部遭到屠杀。终于一辆满载日本军官的汽车出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位佩戴着少校的标志。退而求其次，尼科尔森上校决定向他投降。他命令部队立正，自己行了个军礼，从腰带上解下手枪套，以庄重的姿势递了过去。
少校大惊失色，面对这件礼物先往后退了一步；继而他显得十分尴尬；最后他抖动着身子粗野地笑了好久。很快，他的同伴们也笑了起来。尼科尔森上校耸了耸肩膀，摆出一副傲岸的姿态。不过他准许他的士兵把武器装上卡车。
在新加坡附近的战俘营度过的那段时间里，尼科尔森上校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在胜利者杂乱无章的活动前保持盎格鲁－撒克逊人规行矩步的作风。一直不离他左右的克利普顿这一时期已经在思忖究竟应该祝福他还是诅咒他。
在他下了命令，以自己的威望认可并发挥了日本人的指示后，他的部下表现良好，但饮食很差。其他团的俘虏们躲过看守，或经常与(1)他们合谋，往往在新加坡挨过轰炸的市郊looting或偷窃罐头及其他食品，给每日配给的清淡饮食带来可贵的补充。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尼科尔森上校都不能容忍这种洗劫。他要军官们开会作报告，痛斥这种行为的卑鄙无耻，论证英国士兵令暂时的胜利者折服的唯一方式，是给他们作出举止无懈可击的表率。他用比看守的搜查更加专横严格的定期搜查监督这项规定的执行。
他强加给团里的苦差使不仅仅是这些宣讲士兵在异国必须诚实正派的会议。那时团里的活儿不重，日本人在新加坡郊区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整治工作。上校确信游手好闲对部队的思想不利，而且他担心士气下降，于是安排了一项利用闲暇的计划。他强迫军官们整章整章地给部下阅读并解释军事规章，他命令举行问答会，分发由他签署的奖状以资奖励。授课时自然忘不了纪律教育，定期强调甚至在战俘营(2)中下级也必须向上级敬礼。因此，那些private除了必须不分军阶向全体日本人敬礼外，随时还有可能——假若他们忘记了命令的话——一方面挨哨兵的脚踢，枪托打，另一方面挨上校的训，受他的罚，甚至在休息时间罚站好几小时。
这种斯巴达式的纪律通常为士兵们所接受，他们服从不再有任何世俗权力支撑的权威，来自一位本人也可能受到欺负和粗暴对待的人的权威，这一点往往叫克利普顿佩服。他思忖是否应该把他们的服从归因于他们对上校人格的尊重，抑或多亏上校才享有的某些好处；因为不可否认，上校的强硬在日本人那里也获得了成效。对于日本人，他的武器是他对原则的坚守，他的固执，他专注于一个确切的问题直到满意为止的力量，以及那本包括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在内的(3)manual of military law。一旦日本人违犯了这部国际法法典，他便平静地把教本摆到他们面前。他很勇敢，但无比蔑视对肉体施暴，这肯定对其权威的树立起了很大作用。有好几次，当日本人违背了战胜者的成文法时，他不仅提出抗议，而且亲自居间调停。有一次，一名特别凶狠的看守提出非法要求，粗暴地打了他。他最终还是赢了，侵犯他的人受到了惩罚。于是，他强化了自己的规章制度，比日本人想出来的花样更加专横暴虐。“重要的是，”当克利普顿提醒他形势也许允许他稍稍和蔼一些时，他对克利普顿说，“重要的是让小伙子们感到指挥他们的始终是我们，而不是那些猴子。只要他们保持这个想法，他们便是战士而不是奴隶。”
始终公允的克利普顿承认这番话讲得有道理，上校的举止一直受到美好情感的启迪。(1) 英文，抢劫。(2) 英文，列兵。(3) 英文，《军法教本》。二
在新加坡营度过的那几个月，如今俘虏们回想起来简直是个极乐时代，细想目前在泰国这个荒凉地区的处境，他们长吁短叹，对那几个月十分怀念。来到此地以前，他们先乘火车作了横穿整个马来亚的漫长旅行，继而又开始耗尽体力的行军。气候恶劣、食品匮乏，他们变得虚弱无力，在途中渐渐丢弃了少得可怜的装备中最沉重、最宝贵的物品，且再无寻回的希望。要他们修建铁路的传闻使他们乐观不起来。
尼科尔森上校及其部队的调动稍晚于别的部队。他们抵达泰国时，工程已然开始。经过令人疲惫不堪的徒步行军后，与新的日本当局的初步接触很不令人鼓舞。在新加坡，他们和士兵们打交道，这些士兵最初受到胜利的毒害，但除了寥寥可数的原始人的野蛮行径外，并不比西方战胜者蛮横多少。被指定监管整个铁路沿线盟军俘虏的军官们的心态似乎就不同了。一开始他们便暴露出凶残的看守面目，并准备变成暴虐的施刑者。
尼科尔森上校和他仍然指挥并以此为荣的团的余部先由一个大战俘营接待，该营是所有运送俘虏车队的中途站，但已有一队人常驻。尼科尔森他们虽然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但已清楚对他们将有何要求，工程结束前他们将忍受怎样的生活条件。那些不幸的人像牛马一样干活。每个人必须完成的任务或许并未超出一个吃得不错，身体健壮的人的体力，但是强加给那些不到两个月就变得骨瘦如柴的可怜人，他们不得不在工地从黎明干到黄昏，有时还要夜战。稍有差失，便招来卫兵们的咒骂，拳头雨点般落到脊背上，他们神情沮丧，士气低落，无时不担心受到更可怕的惩罚。他们的身体状况令克利普顿不安。疟疾、痢疾、脚气病、溃疡司空见惯，战俘营的医生向他透露他担心更严重的流行病，却无法采取防病措施。他没有任何最基本的药品。
尼科尔森上校双眉紧蹙，未作评论。他不“负责”这个营，有点把自己当成客人。他仅有一次向在日本人主管下负责该营的英国中校表示了愤慨：他发觉直至少校衔的全体军官在与士兵相同的条件下参加劳动，就是说像小工一样挖土装车。中校垂下了眼帘。他解释说他曾尽力避免这种屈辱，只是在粗暴的强制下才被迫服从，以免受到报复，令大家遭殃。尼科尔森上校好像未被说服似的摇了摇头，然后又高傲地保持缄默。
他们在这个集合地点停留了两天，从日本人那里领到路上吃的少得可怜的食品，和一块用绳子系在腰间，被日本人称作“工作服”的三角形粗布；他们还听了山下将军的讲话，他高踞于临时搭的台子上，腰挎军刀，戴着浅灰色手套，用蹩脚的英语向他们说明，他遵照天皇陛下的旨意当他们的最高统帅，以及他对他们有何期望。
逆耳的训话长达两个多小时，至少和打骂一样刺伤了民族自尊心。他说日本人不怨恨他们，他们听信了政府的谎言才误入歧途，只要他们的举止像“绅士”，就是说毫无二心，全力以赴地协助建立南亚共荣圈，他们将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人人应该感激天皇陛下给他们机会补救错误，通过修建铁路参与共同的事业。接着山下解释说，为了普遍的利益，他不得不执行严明的纪律，不容许任何违抗。懒惰和疏忽将被视为犯罪。任何逃跑的企图将以死刑论处。英国军官将在日本人面前对部下的表现和劳动热情负责。“疾病不能被当作借口。”山下将军补充说，“适当的劳动大大有助于保持充沛的精力，痢疾不敢袭击每天努力向天皇尽义务的人。”
他以乐观的调子结束训话，使听众气得发狂。“快乐并起劲地干活吧，”他说，“这是我的座右铭。从今天起也应该成为你们的座右铭。如此行动的人丝毫不必怕我，也不必怕保护你们的大日本皇军的军官。”
接着，部队分散开，各自前往指定的地段。尼科尔森上校和他的团朝桂河营走去。该营比较远，离缅甸边境只有几英里，由佐藤上校指挥。三
初到桂河营便发生了几件令人不快的事，气氛一开始就带着敌意，且有一触即发之势。
佐藤上校宣布，军官必须与部下在同样的条件下一起劳动。这项规定引起了第一阵混乱，促使尼科尔森上校采取了一个礼貌而有力的步骤。他诚恳客观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结束时说英国军官的任务是指挥士兵，不是挥镐舞锹。
佐藤听完他的抗议，没有显得不耐烦，上校觉得这是个吉兆。接着，佐藤说要考虑一下，把他打发走了。尼科尔森上校信心十足地回到他与克利普顿以及另外两名军官共同占用的那间破旧的竹屋，洋洋自得地把他为打动日本人所用的几个论据重述了一遍。在他看来每个论据都无法驳倒，而他认为最重要的论据是：几个没有经过体力劳动锻炼的人对劳动力的补充微乎其微，而任用称职的长官当干部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为了日本人的利益，为了施工的顺利进行，倒不如保留这些长官的全部声誉和威望，而如果强制他们完成和士兵一样的任务，这一点就难以做到了。他在自己的军官们面前再一次坚持这个观点，越讲越兴奋。“我到底有无道理？”他问休斯少校，“你，一位企业家，你能设想没有负责干部的等级制，一个企业能办好吗？”
他的参谋部在那场惨烈的战役中受到损失，除医生克利普顿外，只剩下了两名军官。从新加坡起他成功地把他们留在自己身边，因为他欣赏他们的意见，时刻需要在作出决定前把自己的想法交给集体讨论。这是两名预备役军官，其中一位休斯少校参军前是马来亚一家矿产公司的经理。他被分配到尼科尔森上校的团，后者立即看出他有组织才干。另一位里夫斯上尉战前在印度担任公共工程的工程师，入伍后被编入工兵部队，但打了几场仗后，便脱离原部，被上校任用，也在他手下当参谋。他不是粗鲁的武夫，喜欢身边有一群专家。他老老实实地承认某些民用企业往往有些方法可供军队卓有成效地借鉴，而且他不坐失任何学习的良机。他对技术人员和组织者同样敬重。“先生，你当然有道理。”休斯答道。“这也是我的意见。”里夫斯说，“修建铁路和桥梁（我想是要在桂河上架桥）不容许仓促上阵，临阵磨枪。”“的确你是这类工程的专家。”上校高声道。“你们看到了吧，”他最后说，“我希望给那个没头脑的人的脑壳里灌进了一点铅。”“再说，”克利普顿注视着长官补充道，“假如这个合乎情理的论据不够的话，还有《军法教本》和国际公约哩。”“还有国际公约。”尼科尔森上校表示赞同，“我把这留给下一次，如果下一次有必要的话。”
克利普顿之所以用略带悲观的嘲讽语气这样讲，是因为他十分担心单单呼唤理性是不够的。在丛林行军中途停留期间，他听到一些有关佐藤性格的传闻，这位日本军官没喝酒时偶尔还听得进道理，但开怀畅饮后，据说会变成最可憎的野蛮人。
尼科尔森上校是俘虏们在营地半塌的棚屋里安顿下来的第一天早上采取这个步骤的。佐藤如他所许诺的那样做了考虑。开始他觉得反对意见十分蹊跷，便喝起酒来，希望理出个头绪。渐渐地他确信上校对他的命令提出异议是对他进行了无法接受的凌辱，他不知不觉从满腹狐疑变为怒火中烧。
太阳快要落山前，他气愤到了极点，决定立即显示自己的权威，要求全体集合，他也有意发表一通训话。演说一开始，不祥的乌云便显眼地密布于桂河的上空。“我恨英国人……”
他以这句话开场，并把它当作标点符号置于他的语句之间。他英语讲得不错，因为过去曾出任一个英语国家的武官，由于酗酒而被迫离职。他没有升迁的希望，将可悲地以苦役犯看守的职务结束职业生涯。他对俘虏的怨恨负载着他因不能参加战斗而感到的全部屈辱。“我恨英国人。”佐藤上校开始说，“你们在此受我一个人的指挥，实施对大日本皇军的胜利必不可少的工程。我想只对你们说一次，我不容许对我的命令有一点异议。我恨英国人。只要一提抗议，你们就会受到严惩。纪律必须得到维持。如果某些人打算一意孤行，就会被告知我对你们大家掌有生杀大权。为了保证天皇陛下交托给我的工程能顺利实施，我会毫不犹豫地行使这个权利。我恨英国人。死几名俘虏不会触动我。对大日本皇军的高级军官来说，你们大家的死不足挂齿。”
他像山下将军之前所做的那样爬到了一张桌子上。和山下一样，他认为有必要戴上浅灰色的手套，并脱下早上人们见他穿的旧拖鞋，换上一双锃亮的长统靴。他自然腰挎军刀，时时刻刻敲着刀柄，以便给他的话增加分量，或者使自己情绪激昂，保持他认为必不可少的冲天怒气。他很滑稽，脑袋像牵线木偶似的乱晃。他喝醉了，喝欧洲的烧酒、丢弃在仰光和新加坡的威士忌和白兰地喝醉了。
克利普顿听着这篇刺痛他神经的演说，记起一位长期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友人过去对他的忠告：“假如你与他们打交道，千万不要忘记该国国民视自己为神的子嗣，如同这是无可置疑的信经。”不过，经过思考，他发现世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其或远或近的神圣渊源抱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于是他寻找如此自负和恼怒的其他原因。说实话，他很快便确信佐藤的演说从普世的、无论东方抑或西方的气质中吸取了许多基本成分。透过日本人口中吐出的语句，他顺便辨认出各种影响并向其致意：种族的自豪感，对权威的狂热信仰，不受人重视的担心，奇怪的自卑感，这自卑感使佐藤以猜疑不安的目光扫视一张张面孔，仿佛怕看到人们脸上的讪笑。佐藤在英国的属地生活过，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人的某些奢望在那里受到怎样的嘲笑，一个缺乏幽默的民族仿效本能地具有幽默感的民族的姿态在那里惹出了什么笑话。不过，他的言辞和杂乱动作的粗暴应当归咎于残留的原始人的野蛮。听到他大谈纪律，克利普顿心里感到莫名的慌乱，但是见他像布袋木偶一样摇来晃去，他放了心，断定西方世界的绅士们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灌饱烧酒后的表现。
军官们在部下面前沉默地听着，看押他们的士兵为了强调长官的狂怒，摆出一副威胁的姿态。军官们个个握紧拳头，费力地作出恰当的表情，模仿尼科尔森上校表面上的无动于衷，他曾指示以冷静和尊严迎接一切敌对的表示。
在这段旨在给人以强烈印象的开场白之后，佐藤触及了问题的要害。他的口气和缓下来，几乎有点庄严。他们一度曾希望听到明智的话。“大家听我说。你们知道天皇陛下俯允吸收英国战俘参与什么大业，这就是横穿四百英里热带丛林将泰国和缅甸的首都衔接起来，使日本的军车得以通行，为把这两个国家从欧洲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军队开辟通往孟加拉的道路。日本需要这条铁道从胜利走向胜利，征服印度，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尽快竣工，天皇陛下命令在六个月内完成。这对你们也有利。战争结束后，也许你们能在我军的保护下重返家园。”
佐藤上校仿佛醉意全消，用更加慢条斯理的语气继续往下讲。“你们这些在本战俘营受我指挥的人，现在你们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吗？我召集你们开会正是为了告诉你们。”“你们只需修两小段与其他地段相接的铁路，特别要在你们眼前的桂河上造一座桥。这座桥将是你们的主要工作，你们运气真好，因为这是全线最重要的工程。工作是愉快的，它需要心灵手巧的人，不需要小工。此外，你们将荣幸地跻于南亚共荣圈开路先锋之列……”“又是一句本该西方人讲得出的鼓舞人心的话。”克利普顿不由自主地想……
佐藤整个上身向前倾，一动不动，右手支在军刀柄上，盯着前面几排看。“工作在技术上当然由一位有资格的工程师，一位日本工程师领导。至于纪律，你们将与我和我的下属打交道。干部是不会缺少的。出于我乐于向你们解释的这些理由，我命令英国军官与他们的士兵情同手足地并肩劳动。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容许有人不劳而食。我希望不必重复这个命令，否则的话……”
佐藤毫无过渡地恢复了先前的怒气，又开始像疯子似的指手画脚。“否则的话，我将使用武力。我恨英国人。如果必要的话，我宁可把你们全部枪毙，也不愿养活懒汉。疾病将不是一个豁免的理由。病人总可以尽些力。我将在战俘的白骨堆上造桥，如果必须如此的话。我恨英国人。工作将于明天黎明开始。听到哨音在此集合。军官们单独列队。他们将编成一组，完成和别人一样的任务。将给你们分发工具。日本工程师将给你们作指示。今晚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提醒你们记住山下将军的座右铭：‘快乐并起劲地干活吧。’你们要记牢。”
佐藤走下讲台，怒气冲冲地跨着大步返回司令部。战俘们解散后朝各自的棚屋走去，听了这篇东拉西扯、振振有辞的演讲，他们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先生，他似乎没有明白；我认为应该求助于国际公约。”克利普顿对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的尼科尔森上校说。“我也这样想，克利普顿，”上校郑重其事地回答，“我担心我们将面临一段混乱的时期。”四
克利普顿一度担心尼科尔森上校预料的混乱时期不会长久，刚一开始便以惨不忍睹的悲剧告终。作为医生，他是唯一与争执无直接关系的军官。他工作繁忙，要治疗许多在热带丛林中艰苦跋涉腿脚受了伤的人，因此他没有被算作劳动力；但是，黎明前，当他前往被夸大其辞地命名为“医院”的棚屋，目睹第一场冲突的时候，他的焦虑更深了。
夜里，士兵们被哨声和哨兵的喊叫声吵醒，怀着恶劣的情绪去集合。由于蚊虫叮咬，住宿条件简陋，他们依然疲乏不堪，体力没有恢复过来。军官们聚集在指定的地点，尼科尔森上校向他们作了明确的指示。“必须拿出诚意来，”他说，“只要这不损及我们的荣誉。我，我也会去集合的。”
对佐藤命令的服从自然到此为止。
他们在寒冷的潮气中久久站着不动。接着，天亮了，佐藤上校被几名下级军官簇拥着来到，后面跟着领导工程的工程师。他面有愠色，但当他发现英国军官们在长官身后排成了一行，他的脸色开朗了。
一辆满载工具的卡车随后开来。尼科尔森上校乘工程师分发工具的当儿朝前迈了一步，要求与佐藤谈一次话。后者的目光黯淡了，他一句话也没说，但上校佯装视沉默为同意，朝他走了过来。
克利普顿背对着上校，看不到他的动作。过了片刻，医生挪了挪脚，侧过身来，见上校把一本小书伸到日本人的鼻子底下，用手指着一段文字。这无疑是那册《军法教本》。佐藤犹豫不决。克利普顿一时以为或许后者一夜之间恢复了比较正常的情感，但他很快明白这是妄想。在头一天的演说后，即使佐藤消了气，“保全面子”的责任依然不可推卸地支配着他的行动。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原希望此事已经了结，哪知这位上校不依不饶，这份固执一下子又使他歇斯底里地大发脾气。尼科尔森上校顺着手指一行行低声读着，没有发觉这个变化。克利普顿注视着日本人的面部表情，险些大叫一声要长官留神。但是太迟了。佐藤迅速地用手一下打掉了书，另一下给了上校一个耳光。现在他站在上校面前，向前倾着身子，怒目圆睁，指手画脚，滑稽地交替用英语和日语破口大骂。
尼科尔森上校没有料到这一反应，尽管吃了一惊，仍然保持着镇静。他捡起掉在泥里的书，在比他矮一头的日本人面前挺直身子，只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佐藤上校，既然日本当局不遵守文明世界的现行法律，我们认为完全解除了服从它的义务。我还要通知你我下的命令：军官们不参加劳动。”
讲完这番话，他毫不还手，一声不吭地承受了第二次更加猛烈的袭击。佐藤似乎丧失了理智，朝他扑过去，踮着脚尖在他脸上乱捶。
事态恶化了。几名英国军官走出队列，带着威胁的神情走过来。队伍中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声。日本军士吼叫着短促的口令，士兵们把子弹推上了膛，尼科尔森上校请求他的军官们回到原位，命令部下保持平静。鲜血从他的嘴角淌下来，但他一脸我自岿然不动的神色。
佐藤气喘吁吁，朝后退了几步，做了个拔枪的手势；接着他似乎改变了主意，又朝后退了几步，用暗藏杀机的平静嗓音下了几道命令。日本卫兵围住战俘，示意他们前进，领着他们朝河边的工地走去。有人抗议，试图抵抗，好几道焦虑的目光向尼科尔森上校发出询问。后者示意他们服从。他们很快便失去了踪影，英国军官们面对佐藤上校留在原地。
佐藤仍在讲话，声调平稳，令克利普顿惴惴不安。他的不安是有道理的。一些士兵走开了，扛回两挺安在战俘营入口处的机关枪，在佐藤的左右两侧架好。克利普顿的担心变成了惶恐。他透过“医院”的竹板壁目睹了这一幕。在他身后，四十来个不幸的人挤成一团，身上布满化脓的伤口。有几个拖着步子来到他身边，也朝外面看。其中一位声调低沉地惊呼：“大夫，他们不会……！这办不到！这只黄猴子不敢吧？……老头子顽固得很！”
克利普顿几乎肯定黄猴子敢作敢为。聚集在上校身后的军官大多坚信这一点。攻克新加坡时已有过好几次集体处决。佐藤命令部队走开，显然是怕留下碍事的证人。现在他用英语讲话，命令军官们拿上工具去干活。
尼科尔森上校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他声明他们不服从。谁也没动。佐藤又发了一道口令。机关枪上好子弹带，枪口对准了这群人。“大夫！”克利普顿身旁的士兵呻吟起来，“大夫，老头子不会让步，我对你说……他不明白。得想个办法！”
这番话使全身好像瘫了似的克利普顿惊醒过来。“老头子”显然不明白此时的处境，他想不到佐藤会一不做，二不休。正如这名士兵所说，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向他解释他不能这样出于固执和为了原则牺牲二十来个人；屈服于暴力，如大家在别的战俘营里所做的那样，不会损害他的荣誉和尊严。这些话涌到了他的嘴边。他猛然冲了出去，一边呼喊佐藤。“等等，上校，只一会儿；我这就向他解释！”
尼科尔森上校朝他严厉地望了一眼。“够了，克利普顿。无需向我做任何解释。我完全知道我在做什么。”
医生也没来得及走近这群人。两名卫兵粗暴地抓住他，把他按住。但是他的突然出现似乎毕竟令佐藤三思。他迟疑了。克利普顿连珠炮似的冲他嚷着，确信别的日本人听不懂他的话。“我警告你，上校，我目睹了这一幕的全过程，我，还有医院的四十名病人。以集体暴动或企图越狱为理由是办不到的。”
他打出了最后一张、也是危险的牌。即使在日本当局眼中，佐藤也没有理由无故处决，他不该留下英国见证人。他要么一条道走到黑，杀害全体病号和他们的医生，要么放弃报复。
克利普顿感到他暂时赢了一局。佐藤似乎考虑了很久。事实上，他夹在仇恨和失败的屈辱之间感到窒息，但是他没有下令开火。
他没有给坐在对准目标的机关枪前的机枪手们下任何命令。他们这样相持了很长时间，因为佐藤不能同意“丢面子”，下令撤走武器。他们在那儿度过了大半个上午，没有冒险动一动，直至集合地点空无一人。
这是一次十分有限的成功，克利普顿不敢多想等待造反者的是什么命运。他安慰自己，心想他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卫兵们把军官带向战俘营的监狱。尼科尔森上校被佐藤私人卫队中的两名朝鲜族彪形大汉拖走了。他被带到日本上校的办公室，一个与他卧室相连的小房间，这使上校可以经常光顾他的储酒仓库。佐藤缓缓地跟在他的俘虏身后，仔细地带上了门。不久，骨子里心肠很软的克利普顿听到了拳打脚踢的声音，浑身发起抖来。五
上校挨了半小时的打，然后被安置在一间既无床褥又无椅子的棚屋里，他累得站不住时，只好躺在潮湿的泥地上。有人给他端来一碗撒了一层盐的米饭，佐藤有言在先，他决定服从以前将一直待在这里。
一个星期内，除了一名朝鲜族卫兵外，他没有见过其他的面孔。这卫兵是个脸长得像大猩猩的粗人，每天自作主张地在配给的米饭上多加一点盐。然而上校不得不吞下几口米饭，一口气喝光他那份不够解渴的水，然后躺到地上，试图对自己受的苦不屑一顾。他被禁止走出单人牢房，于是它变成了臭气熏天的垃圾场。
一周后，克利普顿终于获准去看他。在此之前，大夫被佐藤召去，他发觉后者脸色阴沉得像个忧心忡忡的暴君，猜想他在愤怒和试图以冰冷的口气掩饰的不安之间游移不定。“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不负责任。”他说，“桂河大桥必须迅速建成，而一名日本军官不能容忍这种对抗。你要叫他明白我是不会让步的。你告诉他，由于他的错，全体军官受到同样的对待。如果这还不够，那么士兵们将由于他的顽固而吃苦头。我至今没有打扰你们，你和你的病人。我甚至好心地同意免除他们的劳动。如果他不改变态度，我将把这份好意视为软弱。”
佐藤讲完这段恐吓话后把他打发走了，克利普顿被带到俘虏面前。长官被迫忍受的处境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机体遭到的损害首先令他震惊和惶遽。几乎听不清的嗓音似乎是仍在医生耳畔回响的威严声调的遥远沉闷的回声。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尼科尔森上校的思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音色不同，讲的话却始终一样。进来时克利普顿曾打定主意说服他让步，此时发觉根本说服不了他。他很快把准备好的论据用光，再也讲不出新的道理。上校根本不容争辩，只是说：“请把我的不可更改的意愿转告给其他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容忍本团军官像小工一样劳动。”
克利普顿离开单人牢房，又一次处于钦佩和恼怒的矛盾之中，心里乱纷纷地对长官的举止没有把握，不知该把他尊为英雄抑或视为大傻瓜。他寻思是否应该祈求天主把一个行为有可能给桂河营招来灭顶之灾的危险的疯子尽快召回去，同时赐予他烈士的光环。佐藤讲的差不多是实情。给予其他军官的待遇几乎同样不人道，部队时时受到卫兵的粗暴对待。克利普顿走开时，想着他的病人们面临的危险。
佐藤一定在等他出来，因为他朝他扑过来，两眼流露出真实的焦虑，他问道：“怎么样？”
他还没喝过酒，看上去很沮丧。克利普顿试图估计上校的态度能使佐藤失去多少威望，他恢复了镇定，决心拿出毅力来。“怎么样？尼科尔森上校不会向武力让步；他的军官们也一样。鉴于他受到的待遇，我没有劝他这样做。”
他首先援引国际公约，继而从医学观点，最后仅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受罚俘虏的饮食提出抗议，甚至宣称如此残酷的对待无异于谋杀。他料想会有强烈的反应，但是反应没有出现。佐藤只低声说这全是上校的错，然后匆匆离开了他。克利普顿此时想佐藤骨子里其实并不坏，他的行为可用重重惧怕来解释：怕上司在造桥问题上与他纠缠不休，怕表现不出叫人服从的能力而在下属面前“丢面子”。
克利普顿天生喜好归纳，他把这种对上司和下属的畏惧的交集视为人类灾难的主要根源。他为自己表述这一看法时，似乎觉得过去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句类似的箴言。他感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激奋的情绪稍稍平静下来。他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来到医院门前时得出了以下结论：除这些有可能是世上最可怕的灾难之外，其余一切应归咎于那些既无上级又无下级的人。
佐藤一定考虑过了。俘虏的待遇在第二周有所好转。周末佐藤来看上校，问他是否终于打定主意像“绅士”一样行事。佐藤来时很冷静，打算唤起他的理智；但他固执地拒绝讨论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佐藤的情绪又激动起来，达到了不再呈现任何文明特征的谵妄状态。上校又挨了打，猴脸朝鲜族人接到了恢复最初非人饮食的严令。佐藤甚至把卫兵也痛打了一顿。他发作时无法控制自己，指责卫兵表现得过于温和。他像精神失常的人一样在单人牢房里指手画脚，挥舞手枪，威胁说为整饬纪律他要亲手处死狱卒和囚犯。
克利普顿试图再次出面干预，结果也挨了打，凡能站立的病人全被赶出了医院。他们被迫拖着病体去工地，用大车运送建筑材料，以免被鞭子抽死。几天当中，恐怖笼罩了桂河营。尼科尔森上校以傲然的沉默回应虐待。
佐藤的灵魂似乎轮番蜕变为无恶不作的海德先生的灵魂和比较有(1)人情味的杰基尔博士的灵魂。大施暴力之后，紧接着饮食有了非同一般的改善。尼科尔森上校不仅有权领到全份口粮，而且还领到原则上留给病号的额外食品。克利普顿获准去看他，给他治疗，佐藤甚至警告他要为上校的健康负责。
一天晚上，佐藤叫人把俘虏带到他的卧室并命令卫兵们退下。只剩下他俩时，他请俘虏坐下，从一只旅行箱里取出一个美国咸牛肉罐头、一些香烟和一瓶上等威士忌。他对俘虏说，作为军人，他无限钦佩他的举止，但这是战争，对战争他俩谁也负不了责任。他应该明白他佐藤不得不服从长官的命令，而这些命令规定桂河大桥必须迅速造好，所以他被迫使用全部可以支配的劳动力。上校拒绝了咸牛肉、香烟和威士忌，但很有兴趣地听了这番话。他平静地回答说，佐藤对如此重大工程的有效施工毫无概念。
他重提原先的论据，争吵似乎了无止期。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佐藤是否会理智地参加讨论，抑或又一次发狂。当这个问题的辩论大概触及宇宙的神秘领域时，他久久沉默不语。上校乘机提出一个问题。“我能否问问你，佐藤上校，你对初期工程是否满意？”
这个不怀好意的问题本来会使天平向歇斯底里大发作倾斜，因为工程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是佐藤上校最主要的挂虑之一；他的个人处境和荣誉都押在这场战役上。不过，这不是海德先生的时刻。他乱了方寸，垂下眼帘，咕噜了一句含糊不清的答话。然后，他把一只盛满威士忌的酒杯放到俘虏手里，自己也满满斟了一杯，说道：“哦，尼科尔森上校，我不能肯定你是否真正听懂了我的话。我们之间不该有误会。当我说全体军官应该劳动的时候，我决没有想到你，他们的长官。我的命令只涉及其他人……”“任何军官都不劳动。”上校把酒杯放到桌上，说道。
佐藤抑制住急躁的情绪，努力保持镇静。“几天来我考虑再三，”他又说，“我认为可以让少校们从事行政工作。只有下级军官才动手干……”“任何军官都不干体力活儿。”尼科尔森上校说，“军官们应该指挥部下。”
佐藤无法更久地克制他的怒气。尽管他利诱、威胁、殴打和近乎恳求，上校仍不改原来的立场。回到单人牢房时，上校坚信较量已经开始，而敌人的妥协指日可待。(1) Mr. Hyde, Dr Jekyll，苏格兰作家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医学博士杰基尔为探索人们内心善与恶两种不同的倾向，发明了一种药物，服药后创造出一个名为海德先生的化身，并把内心的全部恶念分给了他。后来杰基尔无法摆脱海德，只好以自杀结束了这次试验。六
工程停滞不前。上校向佐藤询问施工的进度是触到了痛处，他作出明智的判断，料定这日本人迫不得已时会让步。
三个星期即将过去，不仅桥还没有一点影子，而且几项初步作业被战俘们搞得如此巧妙，以致需要一段时间来纠正犯下的错误。
英国士兵欣赏他们长官的坚定和勇气，对他受到的待遇义愤填膺，卫兵们的一连串辱骂和雨点般落在他们身上的拳头激怒了他们，不得不像奴隶似的为一项对敌人很宝贵的工程出力使他们气得发疯。他们与军官们分开，听不到通常的号令，感到手足无措，因此他们争先恐后地尽量少卖力气，甚至佯装诚意，犯下最大的错误。
任何惩罚也打消不了他们使坏的热情，日本小工程师有时绝望得直哭。哨兵人数不够，不可能时时刻刻监视他们；哨兵们也不够聪明，发觉不了工程中的毛病。两段路的木桩不得不重竖了二十次。工程师精确计算出来并设置了白色标杆的直线和曲线，他一转身就变成纵横交错、切成怪角的折线，令他回来时叫苦不迭。各在河流一侧、将被桥衔接起来的两端高度相差悬殊，永远对接不上。一队人突然拼命地掘起地来，结果挖了一个火山口似的坑，比规定标高低得多，而愚蠢的哨兵见他们终于起劲地干活，心里十分高兴。工程师路过时则大发脾气，不分青红皂白，把俘虏和卫兵打了一顿。卫兵们明白又一次受了愚弄，也进行了报复。但是错误已经铸成，纠正它需要好几小时或者好几天。
一队人被派往丛林砍伐造桥所需的树木。他们精挑细选，运回最七扭八歪、最不结实的木材；或者他们花大力气锯一株硕大无朋的树，树倒在河里，拖不出来；或者他们选择被虫蛀空、承受不了一点负荷的木料。
佐藤每天来工地巡视，以愈来愈暴烈的表现发泄他的怒气。他骂人，恫吓，亲自动手打人，甚至责怪工程师。后者不服，说劳动力不顶用。于是，他更大声地叫嚷，发出更可怕的诅咒，试图想出新的野蛮手段结束这场暗中的对抗。他叫俘虏们吃的苦，只有怀恨在心、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生怕因无能被免职的狱卒才做得出来。消极怠工或进行破坏被当场抓住的人被绑在树上，挨带刺的木棒打，浑身是血，赤身裸体，任蚂蚁咬，烈日晒，整整几小时无人过问。晚上，克利普顿见一些人被同伴们抬到医院，发着高烧，背上血肉模糊。他们甚至不能在医院久留。佐藤没有忘记他们，一旦他们能拖着腿走路，便又被他送到工地，他还命令卫兵专门监视他们。
这些捣乱分子的忍耐力令克利普顿感动，有时还叫他落泪。他惊愕地看到他们顶住了这种对待。他们中间有人和他单独在一起时，总努力挺直腰杆，眨眨眼睛，用开始在缅甸和泰国的全体战俘中间流传的语言悄悄地说：(1)(2)“f…ing bridge还没造好，大夫；f…ing天皇的f…ing railway还没横穿这个f…ing国家的f…ing河。我们f…ing上校有道理，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如果你看到他，请告诉他我们全和他在一起，那只f…ing猴子和f…ing英军的事情还没了结！”
最残忍的暴力行为没有任何结果。士兵们已经习以为常，尼科尔森上校的榜样比他们喝不上的啤酒和威士忌更令他们陶醉。当他们中间的一个受了重罚无法继续，否则会遭到报复性命难保时，总有另一个人来接替他。他们建立了轮班制。“更值得称道的是，”克利普顿心里想，“他们看穿了佐藤在灰心丧气之时表现出来的令人肉麻的伪善，他伤心地发觉用尽了通常那套酷刑，再也想象不出别的刑罚。”
一天，佐藤命令提前收工，对他们说怕他们劳累过度，然后要他们在他的办公室前集合。他向他们分发从邻村泰国农民那里买来的米糕和水果，作为日军激励他们不再消极怠工的礼物。他摒弃一切傲气，低三下四，以和他们一样出身平民为荣，他普普通通，只求尽责任，不想找麻烦。他提醒他们，军官们拒绝劳动，结果加重了每个人的任务。他理解他们的怨恨，不责怪他们。他不怨他们，为了表示同情，他自作主张减轻了任务。工程师规定每人填土一方半；他佐藤呢，他决定改为一方。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可怜他们，但他们受苦责任不在他。他希望他们在这一友善的举动面前表现出诚意，赶快结束这项有助于缩短这场该死的战争的简易工作。
讲到最后，他的语调近乎恳求，但是祈求并不比酷刑更有效。次日，任务如数完成。每个人一丝不苟地挖掘并运走了自己的那方土，有些人甚至更多；但是土被运到的地点违反最起码的常识。
佐藤让步了。他已经山穷水尽，俘虏的固执使他变得委实可怜。失败之前，他眼里露出困兽的惊慌，在营地跑来跑去。他甚至哀求最年轻的中尉们亲自挑选工作，许诺给予特别奖励和大大超出常量的饮食。但是人人坚定不移。他怕日本最高当局来视察，只好忍气吞声，丢脸地投降了。
为了“保全面子”，掩饰他的失败，他筹划了一个绝望的活动，但是这个可悲的企图连他自己的士兵也欺骗不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是日本参战纪念日，他命人宣布为纪念这个日子，他主动撤消一切惩罚。他和上校谈了一次话，通知后者他采取了一项仁至义尽的措施：免除军官的体力劳动。作为交换，他希望军官们尽心尽力地领导部下工作，争取获得良好的效益。
尼科尔森上校表示他会考虑如何行事。既然双方的立场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他没有理由设法反对战胜者的方案。和在一切文明军队中一样，他当然认为军官应对士兵的行为负责。
日方彻底投降了。这天晚上，英军战俘营用歌声、欢呼声和一份额外的米饭庆祝胜利，这是佐藤为强调他作出的姿态，咬着牙下令分发的。当晚，日本上校早早把自己关在房中，为受到玷污的荣誉哭泣，把一腔怒火淹没在酒中，一刻不停地独自痛饮至半夜；他烂醉如泥，摔倒在床上，只有在特别场合他才落到这步田地，因为他酒量大得出奇，最不合规范的混合酒一般也醉不倒他。(1)(2) 英文，“他妈的桥”，“他妈的铁路”之意。f…ing系fucking的缩写，是个粗俗的俚语。七
尼科尔森上校在通常的顾问休斯少校和里夫斯上尉陪同下，沿着战俘们正在修建的路堤朝桂河走去。
他缓缓而行，毫不着急。获释后他立即赢得了第二个胜利，为自己和军官们争得了四天全休，作为受到不公正惩罚的补偿。佐藤想到新的延误，攥紧了拳头，但还是屈服了。他甚至下令对战俘以礼相待，还打扁了一个日本兵的脸，他以为在这张脸上看到了讥讽的微笑。
尼科尔森上校要求放松四天，不仅是到地狱走了一遭后需要恢复体力，这也是为了如一切有责任心的长官所做的那样进行思考，认清形势，与自己的参谋讨论，制订行动计划，而不像他最恨的那样盲目乱闯，临阵磨枪。
他无需多久便发觉他的部下一贯地不按标准施工。休斯和里夫斯发现他们工作的惊人结果时不禁大叫。“多妙的铁路堤啊！”休斯说，“先生，我提议在团内表扬负责人。想想看，满载弹药的火车得在上面行驶呵！”
上校保持庄重的神色。“干得漂亮。”原公共工程工程师里夫斯上尉补充道，“任何一个明白人都不会相信他们有意在这些俄罗斯山峦上建造铁路。我宁可再与日军对阵，先生，也不愿在这条线路上旅行。”
上校沉默片刻，提了一个问题：“照你的意见，里夫斯，照你技术人员的意见，这一切能不能用？”“我想不能，先生。”里夫斯思考了一下说，“他们应当马上丢开这个乱摊子，在不远处另修一条路。”
尼科尔森上校似乎心事越来越重。他摇摇头，继续一言不发地走路。他坚持看完整个工地再发表意见。
他们来到桂河附近。一队人正在未来的铁路周围忙碌，他们有五十余人，几乎赤身露体，只戴一条日本人发的、权当工作服的三角巾。一名荷枪哨兵在他们眼前走来走去。队里的一部分人在远处掘地，另一部分人用竹筐运土，把土倒在用白色小木桩标出的一条线的两侧。最初划定的线与河岸垂直，但战俘们不怀好意地巧施妙计，把它改得几乎与河岸平行。日本工程师不在场。人们瞥见他在河对岸，在每天早上用筏子运往左岸的另一群人中间指手画脚。还听得见叫骂声。“这行木桩是谁立的？”上校停下来问道。“是‘他’立的，先生。”一名英军下士在长官面前立正，指着工程师说。“是‘他’立的，但我帮了点忙。他走后我做了小小的更正。先生，我们的想法并不始终一致。”
由于哨兵稍稍走远了一点，他乘机默不作声地挤了挤眼睛。尼科尔森上校没有回答这个心照不宣的表示。他阴着脸。“我看到了。”他用冷冰冰的语调说。
他未作其他评论，依然走他的路，在另一名下士面前停下来。这人和几个帮手在一名日本兵毫无表情的注视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清除工地上的巨大树根，把树根拖到一道坡的坡顶，而不将其推到沟底。“这个队今早有多少人干活？”上校气势汹汹地问道。
卫兵瞪圆眼睛盯着他看，寻思是否有令任人这样质问俘虏；但上校的口气如此蛮横，结果他一动也没动。下士急忙站起来，用迟疑的声音回答：“二十或二十五个，先生，我不大清楚。有个人到达工地时感到不舒服，突然头昏眼花……原因不明，先生，因为他醒来时身体还很好。三四个同志‘不得不’把他抬到医院，先生，因为他走不动。他们还没回来。先生，他是全队最重、最结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我们将无法完成任务。一切倒霉的事似乎都联合起来反对这条铁路。”“下士们应当知道他们指挥的准确人数……”上校说，“是什么任务？”“每人每天挖运一方土，先生。有这些该死的树根，先生，我觉得这超出了我们的体力。”“我看得出来。”上校更加生硬地说。
他在牙缝里叽咕了几句难懂的话走开了，休斯和里夫斯跟在后面。
他与随从登高俯视河流和工程的全貌。桂河在此地宽百余米，陡峭的河岸大大高出水面。上校从各个方向细察了地形，然后和下属讲话。他发表的是些老生常谈，但嗓音又变得浑厚有力：“这些人，我是说日本人，刚刚脱离野蛮状态，而且脱离得太快。他们试图抄袭我们的方法，但没有消化吸收。夺走他们的样板，他们就完了。在这儿，在这个峡谷，他们没有能力把需要一点聪明才智的事情办好。他们不知道，与其毫无章法地忙乱，不如事先稍作考虑倒能赢得时间。里夫斯，你怎么看？铁路和桥梁是你的专业。”“当然，先生。”上尉带着本能的机敏回答，“这类工程我在印度搞了不止十项。靠丛林中的材料和我们现有的劳动力，一名合格的工程师造桥用不了半年……有些时候，我承认，他们的无能使我怒气冲天！”“我也一样。”休斯坦言道，“我承认这片混乱景象有时令我恼怒。当事情简单得……”“而我呢，”上校打断他的话，“你们以为我对这件丢脸的事感到高兴？今天早上的所见所闻着实令我不快。”“无论如何，先生，我认为在入侵印度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放心，”里夫斯上尉笑着说，“倘若，如他们所说，他们的铁路应该有助于此的话。桂河大桥尚未准备好承载他们的火车！”
尼科尔森上校追随着自己的思路，一双蓝眼睛盯着他的合作者们。“各位，”他说，“我想我们大家必须十分坚定，重新把部下控制在手中。他们从这些蛮子那里沾染了与英国士兵的身份不相容的放任懒惰的习惯。对此还需要耐心和分寸感，因为他们不能对这种状况负直接的责任。他们需要权威，但他们没有。拳头代替不了权威，我们见到的情况便是证明……只有忙乱，没有任何实效。这些亚洲人自己证明了他们在指挥上是外行。”
出现了片刻的静默。两名军官暗暗思忖这番话的真实含义。话讲得很明白，没有任何弦外之音。尼科尔森上校以惯常的率直讲话。他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所以我要求你们，也将要求全体军官，一开始要为理解作出努力。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耐心都不应变为软弱，否则我们很快会沉沦得和这些原始人一样深。我将亲自和部下谈。自今日起，我们应该纠正最激起反感的错误。士兵们显然不该以任何借口离开工地。下士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无需强调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破坏或耍花招的意图。铁路必须是水平的，不该呈现俄罗斯山脉的形状，正如你作的十分贴切的比喻，里夫斯……”第二部一
在加尔各答，“三一六部队”首长格林上校正聚精会神地重读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充实了半打军事或民政机密部门的批注后才转到他手里的。三一六部队（圈内人称其为“塑性炸药和破坏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发展到战争后期在远东具备的规模，但已经积极地、特别精心地为了明确的目的照管着日本在马来亚、缅甸、泰国和中国等被占领国家的设施，努力以执行者的胆略替代手段的不足。“我是头一次看到他们意见完全一致。”格林上校低声说，“我们该干些事。”
这句评语的第一部分是针对三一六部队必须与之合作的许多机密部门讲的，这些部门互不通气，小心翼翼地保持对各自手法的垄断，常常作出互相矛盾的结论。这使格林上校大为恼火，他必须根据收到的情报制订一项行动计划。——“行动”是三一六部队的专长；格林上校只在理论和讨论会聚于行动时才肯表示兴趣。他甚至由于每天至少向下属阐述一遍该观点而出了名。——他必须花费一部分时间试图从各份报告中得出真相，不仅要考虑情报本身，还要考虑各发报机构的心理倾向（乐观、悲观、想随便渲染事实，或者相反，完全没有阐释能力）。
在格林上校的心中，一个特殊的位置留给了真正的、伟大的、鼎(1)鼎大名的、独一无二的Intelligence service。该情报处认为自己超凡脱俗，一贯拒绝与行政部门合作，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以过分机密为借口，不让任何有可能加以利用的人翻阅最珍贵的档案，细心地将其锁在保险柜里，经年累月，直至变得没有用处。更确切地说，直至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一位大老板感到有必要在去世前撰写回忆录，向后人袒露心迹，向赞叹不已的国民透露，在某个日期，某个场合，情报处多么洞察入微地识破了敌人的全部计划，对敌人进攻的时间地点事先作了十分精确的测定。这些预测准确得不差毫厘，因为上述敌人的确在此种情况下发动了攻击，并取得了同样事先估计到的成功。
这至少是格林上校或许有点极端的看法，他不欣赏情报方面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想到以前的一些遭遇，他咕哝了一句难以听懂的评语；接着，面对当前各份情报的准确和奇迹般的一致，他几乎为必须承认这一次情报部门完成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而感到悲伤。他宽慰自己，不大诚恳地断定报告中包含的情报在整个印度早已为人知晓。最后，他在头脑中把这些情报作了概括和分类，思考着如何加以利用。“缅泰铁路正在修建中。日本人带去的六万名盟军俘虏被当作劳动力，在非人的条件下工作。尽管伤亡惨重，但可以预料这项对敌人至关重要的工程将在几个月后完工。附上近似路线图一份，该路线数次经木桥过河……”
格林上校默默回想到这里，感到完全恢复了愉快的心境。他满意地浅浅一笑，继续回想：“泰国人民对其保护者极为不满，后者征用了大米，士兵们胡作非为。铁路沿线的农民情绪尤为激昂。泰军数名高级军官，甚至王室的一些成员，与盟军进行了秘密接触，准备从内部支持有许多游击队员志愿参加的抗日行动。他们需要武器和教官。”“不该犹豫了。”格林上校作出结论，“我必须派一队人到铁路沿线去。”
他作出决定后，对这个特遣组的组长应该具备的种种品质沉思良久。经过费力的筛选，他召见了希思少校，少校原是骑兵军官，三一六部队刚一组建便转入了这个特殊的机构，甚至还是它的发起人之一。这支部队是靠了个人的顽强主动精神，并得到寥寥几位军事权威毫无热情的支持才得见天日的。希思在欧洲完成了好几项棘手的任务，最近才从欧洲抵达此地。格林上校与他进行了长谈，告知他全部情报，勾勒了他的使命的大致轮廓。“你随身带上一些装备，”他说，“以后根据需要再向你空投。至于如何行动，你到现场再看，但是不必太着急。依我看，与其进行几次不大重要的干涉引起警觉，不如等铁路竣工再给予重击。”
说明“行动”的确切形式和有关装备的类别是没有必要的。“塑性炸药和破坏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的理由使任何补充解释成为多余。
在此期间，希思应该与泰国人接触，证实他们的善意和忠诚，然后开始训练游击队员。“我看你的小组目前由三人组成。”格林上校建议道，“你看如何？”“我觉得很合适，先生。”希思表示赞同，“至少需要一个由三名欧洲人组成的核心；如果人更多，我们有可能引起注意。”“我们意见一致。你想带谁去？”“我提议沃登，先生。”“沃登上尉？沃登教授？你真会挑人，希思。加上你，这是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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