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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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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未来试读：

清朝末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中国应发展现代教育，李鸿章问，多长时间能见效？李提摩太回答：20年。李鸿章认为，等不了。

1898年改革家王照向康有为建议以多办学堂为要务，康有为回答：列强瓜分就在眼前，等不及。

1905年严复在伦敦向孙中山建议：从教育着手，中国方可更新。孙中山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等不及呀。

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等不及，都不愿从教育这个百年大计入手来彻底改变中国，中国精英急功近利的心态昭然若揭！

清末也有个别清醒的人士。李提摩太曾在曾纪泽家做家庭英语教师，曾纪泽对李提摩太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推广。曾纪泽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但清廷顽固不化，把教育改革放在最后考虑，直到鸦片战争过去65年后的1905年才废除科举制度，现代教育才开始萌芽，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教育改革晚了三十多年，而且还是被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得惨败之后的被动之举。

令人不解的是，当今中国的教育，中小学的校园和硬件虽然越来越漂亮、先进，但应试教育却越演越烈，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相比而言缺乏创新能力，比较难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大批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杰出人才更是罕见。中国教育受到了社会各界诸多批评，因为教育直接关乎人的发展，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要靠具有优秀素质的人来保持和培养。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逝世之前，温家宝总理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他，钱学森先生先后五次向温家宝发问：“中国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在临终前曾经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认为中国当今的教育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只能培养基础不宽厚的“竹竿型”学生。

钱学森、任继愈这些大家，他们不约而同地在逝世前向中央领导人发问和写信，而且谈的都是教育问题，可见我们的教育确定存在不少问题。

就在中国教育面临危机，在知识经济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推动下，国外教育改革却如火如荼。美国早在1989年就邀请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制定了全面改革美国基础教育的《2061计划》，提出把学习变为研究的重大战略转变，并持续努力地推进，且已经大见成效。芬兰中小学最近取消了传统的分科教学和考试，采用项目式综合性研究，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不断改革教育体系，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

中国的教育改革何时才能真正开始？又该怎样开始？

我想我们首先要从观念转变开始，决策者和普通老百姓，都要把教育真正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每个人的当务之急！

银湖沙龙多次讨论教育改革问题，目的就是要唤起人们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促进人们的观念转变。胡适先生说过：我们可以永远不将军，但不可一日不“拱卒”。银湖沙龙就在为教育改革不断“拱卒”，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拱卒”，教育改革才会真正开始，未来才可期！

教育不光是国家的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是关乎我们的后代的事，关乎我们的家庭、家族幸福的事。

教育决定未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吧！华夏文明哲学理性突破的路径选择——王国维先生逝世9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第140期银湖沙龙时间：2017年6月2日主讲嘉宾：徐火辉　国际比较教育专家、语言教育专家主持人：刘伟　深圳市原典国际教育集团　副总裁　我今天的主题是，华夏文明哲学理性突破的路径选择，这徐火辉是由王国维50岁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悲剧事件而延伸出的重大问题。

王国维说：“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华夏文明文学积淀深厚，但理性积淀稀薄。情感浓烈而理性相对薄弱，是各民族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人类的特征。一、华夏文明的困境

王国维壮年赴死虽然是一个孤立的悲剧事件，却有深远的历史象征意蕴。胡适曾评论：“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研究考证王国维为什么自沉，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最为中肯：“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扩展而观，华夏文明璀璨辉煌，技术、工具创造均盛，更不必说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但在哲学、科学理性层面，世世代代的努力都有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志不如愿，力不从心”。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二、从人工智能评价人类智能

人类文明，归根到底是人类智能的表现形态。

人工智能可以看作是“第三方”评估人类理性智能的客观且精准的量尺，核心是顶级数学家或根据顶级数学模型所设计的算法。

从大众媒体的角度，人工智能的“进化”有3+1个里程碑，见下表。表1　人工智能进步的3+1里程碑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人工智能胜于人类智能。但是从语音语言识别系统评价，每一个正常的五岁儿童仍旧比最先进的AI更强大，人类智能优于人工智能。这种反差突显了人类的语言智能是顶级智能。表2　按难度递增的智能加工任务对照表

可见语言智能难于顶级的奥数智能。我们几乎难以将幼儿培养成国际象棋冠军、全球有奖智力竞猜冠军、世界围棋冠军，即便创造奇迹，还是会轻易被AI超越。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正规教育”或伟大的教练，就可以将幼儿培养成为娴熟的口语识别和运用者。同时，语言智能人人具有，拥有顶级数学家智能者不足千分之一。这本身就是个值得深思的奇迹。三、乔姆斯基的理论

科学不是结论，科学首先是问题，而后是探讨问题的方法。我先简略介绍一下既是科学家、哲学家，又是思想家的乔姆斯基的相关理论。

乔姆斯基被誉为当代语言学革命之父，也是当代认知科学之父。他的思想影响非常深远，可以用金字塔来概括他的语言学思想。图1　语言的四个层次

语言包含四个层次，最底层是人类的物种基因；第二层是大脑的生理构造，大脑的神经元网络；第三层才是交际行为，日常电话，面对面的交流等；最后才有了文字，才是文字所记载的知识和承载的文明。

人文学者最重视的是金字塔顶端，往往容易忽略底端。但乔姆斯基则认为：“研究语言，研究人类心理，最重要的是金字塔的底层（深层），而非顶层（表层）。”乔姆斯基直接从生物层面剖析，归结到某种与动物相通的属性，动物没有语言，但是有交流系统，有基因确定的智能。他的理论被科学家高度推崇，却被许多学者极度厌恶。

但是从科普角度，它回归到了达尔文理论的常识。毕竟，是基因预设了大脑的生理结构，生理结构决定了行为功能，行为演化创造出文字，诞生了文明。乔姆斯基说：“我们研究人的心理总是从环境、社会和文化入手，但是研究生理的时候却截然不同。”比如说，人之所以长出手而不是翅膀，没有任何科学家认为那与社会结构和外在环境有关，而语言的核心属性也是生物性的，为什么不能从物种的生理禀赋来研究呢？为什么总是局限于社会和文化呢？

乔姆斯基早在1950年就提出了普遍生成语法理论，直到另一位著名学者Steven Pinker的《语言本能》的问世（The Language Instinct）才普及了乔姆斯基的思想。

心理学家常常简略区分两类智能。要成为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一般要到25岁以后，除了大学的训练还要有实践经验积累。但是从人工智能的角度评估，5岁的儿童就已经具备了专家水平的语言识别智能了。

乔姆斯基的理论认为语言的核心属性与文化无关。在靠近澳大利亚处有一个很大的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主岛地貌独特，周围是平原，中间是高原，人类学家认为没有人住在高原地带。1920年，一个探险队发现高原上不但有人，而且族群很多、语言也特别多，是全球语言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全球有6000多种语言，这个岛的语言就有约850种，但这些族群当时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语言学家发现，他们的语言语法在复杂性上与当代文明社会的语言等价。

这说明，语言的核心属性，与文明的高低、社会的技术水平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不管一个社会多么原始，一定会有语言。语言的核心属性是生物性的，并不是说这就是它的全部属性。

我们有了一个科普结论：语言是被人类物种的基因群所预设的大脑的生物器官。就是说，人类的遗传本身包含了共同普遍的语言本能，但是它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可能是汉语，也可能是英语，或是菲律宾语，等等。

既然语言是人类的物种基因所预设的，它就是大脑语言中枢神经网络的生长。如果从电脑的角度来类比，可以这样理解：语言是生物型的大脑硬件的神经网络算法。

人和动物都有大脑最原始的神经网，有各种原始的感觉知觉和经验。这是人类大脑最基础的神经网。在这个神经网里，经过百万年的进化，有人类独特的语言神经网。

不依赖于文字的“复杂的或高阶的”经验、技能和知识，都可以归属到大脑二级神经网。二级神经网里还有一个特殊神经网，那就是文字。文字加工神经网，是二级神经网里面一个特殊的网络，它也可以不存在，如文盲。

有了文字，就派生了三级神经网，依赖文字符号表达、积淀和传承的知识、智慧。

可以把一级神经网类比成大脑的硬件配置，二级神经网相当于是硬件和软件相互结合的操作系统，固化或半固化在硬件里，三级神经网是我们所学习的依赖文字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相当于在这个操作系统上运行的APP。这样一个类比虽不精确，但有启发。

就像手机升级时，最核心的是CPU、高速缓存和内存。我们做学问的人，通常多是文字和文本传载的知识崇拜者，文字很重要，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但文字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语言，它是依附于语言的。所以，语言的核心能力并不是知识，但有了语言能力之后，可以用来学习知识。

所以，所有文明演化史上特别重大的事件，除了社会、地域、经济、政治，一定有生理层面的根源。这恰恰是乔姆斯基理论范式的延伸。四、不同语言文字的文明贡献

Charles Murray在2003年出版了《追求艺术与科学的卓越：人文成就，从公元前800开始到1950年》。他用自己搜集的大数据、硬指标来研究人类文明的贡献，并对杰出贡献者排名。例如，科学家的贡献，牛顿排第1名，爱因斯坦排第9名，达尔文排第17名。所有涉及科学理性的领域里，基本没有中国人。

下面介绍的是由美国麻省、哈佛、西北和法国Aix-Marseille等四所大学共同完成的《全球语言网》（Global Language Network）大数据研究，简称GLN，它运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数据，以互联网的数据为补充，所得的结论与Charles. Murray一致。

GLN的研究逻辑非常客观。按照信息的产量来说，中文当然高产，但如何评价信息的质量？首轮筛选是能够正式出版的纸书，译著是更严格的第二轮筛选，因为只有价值较高、其他语言文化都特别需要的书，才会被翻译，这是很好的筛选指标，通过书籍的翻译量来显示不同语言的需求量、贡献度，这能显示出高素质信息的传播方向。搜集互联网数据的逻辑，就是判别与搜集互联网高素质数据，要反映出有跨语种的需求和贡献。

这样把所有语言翻译细分流量，用一个数学模型来表达，反映出任何一种语言和其他语言互联互通的程度，也反映被其他语言文明所需求的程度。统计结果是，如果单从中文的翻译量来说，我们占全球总量的约3%，排第14位。翻译有译入和译出，如果按照译出量，中文就更低。表3　语言翻译流量—语言中心指数表（引自MIT Media Lab）

根据GLN的语言中心值，英语排第1位，中文排第20位，已经死亡的古希腊语排到第17位，日本排到第7位。

一篇源自大象公会的文章《汉语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有多大》，对GNL的结论做了更详细的介绍。里面有一句话：“中文基本上是信息孤岛。”我觉得这个话既贴切也客观，大数据的研究令我们知道了方向性的结论。五、古希腊文明和多伦多学派

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在理性科学层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要追溯它的源头：古雅典文明。研究任何一种文明，要从地域、经济、政治等角度，但对于独特的古雅典文明，还应该从语言文字与大脑的关系维度来研究。这个理论路向是多伦多学派（Toronto School）提出来的。多伦多学派国内学术界引进得较多的是M. McLuhan，他主要研究当代媒体文化，几乎提前30年就预测了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公元前500～300年的雅典是人类文明的奇迹，在今天看来，技术落后、非常原始，然而，鸿蒙初辟的古雅典人精神层面却非常超越，被公认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我们可以从技术和人口两个角度分析。表4　从教育技术对比表5　从人口对比（智商分布）

Eric A. Havelock是多伦多学派的核心奠基者，他写了很多著作，同时担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古典文明系的主任，是语言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大牛。以下介绍他的部分理论。1．多伦多学派理论萃取之一：古希腊文明何以“大器早成”？

主要是有两大因素。第一，按字母-音位原则（Alphabetic Principle）评测，从整体到细节的认知效率衡量，近乎完美的古希腊文均优于现代英文——在文字、声韵、语言、思想之间建立了心理加工自然度最高的映射匹配，其文字的脑加工效率最高、脑资源占用最少，由此大大解放了脑神经资源，为分析性、综合性、艺术性思维的孕育、生长、综合与创新，提供了更优越的大脑神经硬件，引发了生理、心理的革命，从而成为古雅典思想和艺术喷薄而出的重大因素之一。

第二是鼎盛期的口语文明与“突发且完美”的文字文明之间优势“杂交”。字母-音位原则（Alphabetic Principle）是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奠定了整个西方文明。比如阿尔法狗的设计师团队用Alpha命名，Google的总裁都特别推崇Alphabetic Principle，成立以Alphabet直接命名的公司。这个命名有三千年理性文明传承的内涵，并不是简单的拼音文字。2．多伦多学派理论萃取之二：双文明理论

多伦多学派语言文化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H. Innis和口语文化研究的泰斗Walter Ong等人的思想，发展了E. Havelock理论，我们简称为双文明理论框架。

第一，口语文明向文字文明的演变。这是通过将语言和思维外化为文字和符号，将文字和符号内化为语言和思维这样的双向互动过程，持续再造了个体大脑的生理结构，由此促进了个人意识的觉醒、理性思维（包括数学思维）的生长和淬炼。

第二，从纯口语文明到文字文明，其常态过渡有两大特征。一是渐变型，纯口语文化→绘画符号→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意—音节混合文字→音节文字或音节—词素混合文字→字母—音位文字（或字母—音位—词素混合文字）的演变路径。二是口语与文字的“峰谷—此长彼消型”，象形文字诞生后各大文明涌现文字图腾，口语文明从峰顶坠落，拾级而下式微，但文字文明才刚从谷底急速爬坡。

基本所有的民族都把文字当成神的发明，如华夏有仓颉造字时惊天地泣鬼神的传说，古埃及、美洲都把文字看成是神的创造。一旦创造了文字，我们就有文字图腾，这带来了口语文明的迅速衰落。这呈现文明的峰谷对冲，这是文明演化的普遍状态。

第三，公元前500～300年的雅典与众不同，它呈现“奇点”跳跃突变的路径：口语文明→字母—音位文字文明。文字最优化的文明拔地而起，与口语最大化峰值的文明，两者“同代”接力。这一叠加的杂交期，全球独此一地，人类千载难逢，由此诞生了文化大爆炸。

第四，人类有可能创造出“第二波双文明共存叠加期”，即在文字文明主导的同时，口语文化可以再度复兴。过去，文明靠口语代代传承，此后可以用文字符号传承。当我们把语言和意识外化为文字和符号的时候，每个个体又可以把文字和符号内化为思想和意识，这是一个不断持续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持续不断再造每一代人大脑的生理结构。当然每个人怎么再造，是和他所受的教育有关的。文字符号促进了个人意识的不断觉醒，这是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

回顾Havelock的观点，古希腊文字普及前后，完全为两种不同文明的分界线。从口语文明到文字文明的常态演进是渐变的、慢慢演化的。

但古雅典的文明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它从口语一步跳到字母，没有任何中间的过渡状态。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又是一个奇迹。它不是一个峰谷态的文明对冲，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奇点飞跃。

图2是常规的普遍的文明演进，浅色表示口语文明，深色表达文字文明。公元前约1500年文字，产生并在社会的贵族阶层适度普及之后，口语文明开始衰落了。哪怕是象形文字比较成熟的时候，口语文明就非常快地坠落，而文字文明快速蹿升。图2　口语文明衰落与文字文明兴趣——常规路径

图3就是独特的古雅典文明。古希腊文字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很完善了，已经是充分满足字母英文原则的文字体系了。但是从荷马一直到苏格拉底为止，都拼命地反对文字的普及。在柏拉图《对话录》的Phaedrus篇里，有详细记载，为什么苏格拉底反对文字，反对阅读的普及。这很奇怪，甚至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千古之谜。由此，文字的普及被阻抗了将近400年。图3　古雅典口语文明—拼音文明叠加型跨越

双峰叠加导致了什么呢？口语文明有非常独特之处，会令大脑的语言原发型神经网充分生长，远远超过大多数现代人的口语语言神经网。由此，公元前500～200年之间，古雅典自由民的语言神经和记忆神经获得了两种极限型的互动生长，一种是口语文明极大化严格淬炼的原发型极限生长，另一种是完美的古希腊文字突然普及之后，同时代古雅典人大脑的文字神经网也极限生长。

古希腊时代之后，文字文明扶摇而上，成为各大文明的主导，文字图腾风靡各族，口语文明被迅速边缘化。作为族群整体的文化实践，包括古雅典在内，大脑生物工程的原发型极限生长不复存在。六、中英文大脑的差异

古代文化往往通过艺术来表达其整体特征。在古希腊，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奥林匹克的竞赛之外，还有诗歌的大赛，而且诗歌的大赛常常不允许用文本。大家都知道《荷马史诗》，每一部作品的诗句都在一万多行。即便是这样，在诗歌竞赛中，荷马输给另外一位大诗人Hesiod，他强大的记忆力，是依赖载歌载舞的文化实践获得的。

多伦多学派认为，古雅典人独特的口语文化实践和拼音文字文化的叠加，使得他们大脑的发育更高端，由此造成了古雅典文明的大爆炸。这一套假说如果成立，就“一通百通”了。第一，它需要脑科学证实研究的数据支持，第二，如果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就对我们有重大提示。我们正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提倡人类增强，提倡大脑增强。大脑增强要有路径凭依，要有可行的切入点：大脑增强→文字的神经网的再造和生长，要匹配语言神经网的优化生长。图4　大脑皮层分区

大脑的皮层有四个叶，额叶、顶叶、枕叶、颞叶。颞-顶四核区是大脑四大叶的枢纽交汇区，人类的很多高端思维都是以这个区为枢纽加工的。大脑科学界对这个区域还有一个俗称，叫作词典区。西方人的语言和阅读加工，特别是词汇加工，都以颞—顶四核区为枢纽。我们把它比喻成是语言超级智慧的CPU组。

如前所述，文字阅读是大脑神经的再造过程，再生长过程。大脑科学发现，包括英文在内的西语西文的阅读，高强度地运用颞—顶四核区——这是大脑的语言和多感官融合与和创造思维的一个区。美国印度裔大脑科学家V. S. Ramachandranr被称作大脑科学界的马可波罗，他形容颞—顶四核区存在的镜像神经细胞是“甘地细胞”，它们负责产生同情心和道德感。图5　阅读中英文的大脑皮层示意图

上图是根据大脑阅读的科学家Maryanne Wolf研究绘制的。左侧是左视图，右侧是右视图，上部是阅读英文的大脑，下部是阅读中文的大脑。因为文字复杂，中文阅读的大脑需要调动左右大脑的枕叶区，而且在写中文的时候，动作复杂，所以额叶区也用得比较多，但很少用关键的颞—顶四核区。图6　阅读中英文的大脑皮简化图

再看下面这幅简化图。左图是正常阅读的大脑，右图是阅读障碍症的大脑。对于西方语言文字的人，当有阅读障碍时，基本不用颞-顶四核区。用进废退是普遍原理。这些数据已经提示：恪守单语单文（中文）的阅读，很不利于大脑语言加工中枢神经的二次优化生长。文字加工有三大效率指标。第一是大脑皮层空间资源效率，第二是大脑加工时间资源效率，第三是个体大脑成长效率，即阅读母文所需要的大脑神经生长的平均时程。研究的结果是，西语西文无可置疑地超越了中文汉字，即使在西语西文之间，也有比较。意大利文、德文的阅读的平均成长效率就比英文缩短八九个月。假设恪守单语单文，就意味着把大脑的潜能大大浪费了。

语言是人类大脑的最高端神经网，文字阅读又是对个体大脑的再造。将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进行综合，就有一个方向性的揭示：哲学理性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厚积薄发，有其生理层面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大脑神经的生长和再造。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理解，人类不同的语言文字文明，等于是在持续做一组自发的大脑生物工程对比实验。这并不是说西方人天生就比其他种族优越，它仅仅是各种机缘巧合的人类文明实践。

我们在热爱母语母文的同时，不要陷入文字部落情结而干扰理性思维，为了我们大脑神经的优化生长和再造，文字和阅读必须往极限匹配语言的声韵这个方向迈进。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体系都是遵循“大道至简”的原则。对文字体系，同样要做简化。有人说，繁体字的“爱”有“心”，简体字的“爱”没有了心，那这个文化就没有“爱”了。这种论证是思维混乱的。英语爱是Love，它没有Heart，难道英美人就都没有爱吗？这是荒谬的。但汉字文化中，这类思维却很普遍。

文字既然表达语言，那么天然语言是以声音为物理和生理介质的，最好的文字，就应该无穷逼近语言的声音表达。七、通往高阶文明之路

郑樵的《通志》相当于华夏文明第一部百科全书，梁启超非常推崇。郑樵在《通志》里强调语言的声音：“三百篇之《诗》，尽在声歌……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诗者乐章也。诗三百篇皆可歌可诵可舞可弦……自成童至既冠皆往习焉，诵之则习其文，歌之则识其声，舞之则见其容，弦之则寓其意……后之弦歌与舞者皆废，直诵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义，故论者多失诗之意。”

由此，我们要重新思考语言之声。声音是什么？有三个关键词：能量、频率、共振。语言就是声音的能量和频率。文字再重要，相对于语言之声，它也是次要的、从属的。苏格拉底认为语言的声音是远远高于语言的文字，他对学生强调，如果过分看重文字，重视阅读，会有三大后果：第一，令人变蠢；第二，令记忆力下降；第三，最终失去对语言的掌握。

中国孟子也说：“金声玉振而集大成；金声者，始条理也；玉振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也；终条理者，圣也。”智慧始于声韵，最后集大成者也是声韵，它是声音和大脑的某种和谐共振。

华夏成语只要是包含声音，往往会把声音或耳朵放在前面，例如，音容笑貌、有声有色、先声夺人、声泪俱下、耳濡目染、耳聪目明、耳目一新、耳熟能详。这都是有道理的。

看看当代的案例。新加坡1965年独立，那时几乎是一个荒蛮之地，76%是华人。此时，李光耀力排众议，没有把汉语中文作为第一官方语言，而是把英语英文作为第一官方语言，李光耀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就双语政策、多语政策。在全球产业链中，新加坡地理位置优势，全民英语娴熟，才能发挥这个优势。李光耀的语言政策不是排斥母语，马来人要学马来语，华裔要学中文，但英语是官方第一语言。

双语双文不仅能提高各种认知能力，而且能够延长大脑的健康生命，将大脑衰老、痴呆平均推迟4～5年以上。这是一个加拿大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因此获得了加拿大的国家级奖项。2015年，印度科学家对608名脑卒中患者追踪研究。这些患者有两类，一类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另一类是单语单文（母语）使用者，结果发现：双语或多语使用者认知能力的康复率，平均是单语者的两倍以上！

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之后，在相当程度上是原地打转。重要的缘故之一，可能是被我们的文字所限，令我们迄今难以突破理性文明大关。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所有重大文化事件都与语言相关，通过语言文字又与大脑相关。西方文化科学理性的起源可以回溯到古雅典时代，源于独特的口语文明与文字文明的双峰叠加，近代的文艺复兴也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的，宗教革命的路径就是语言文字的转换。

如今我们开始领悟，语言文字也是大脑的再造，所以，双语双文应该是华夏文明凤凰涅槃的路径，是教育改革脱胎换骨的主要路径之一。我做的《原典英语原著教育体系》（Homer Approach），简称原典法。原典法并非日常话语中狭义的“技法”，它是原理、方法、实操、素材的集成化体系，它首先是方法论层面的，希望既帮助个人，又可以探索出一个大方向。

任何语言作为第二语言，都有它的脑神经生长期窗口，生长期过了，生理生长功能就下降了。科学家认为，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很可能跟我们语言高端的神经算法的迁移有关。比如AI阿尔法狗一旦成功，可以迁移用来做气象预报、法律咨询、股市对弈、医学诊断，等等。那么语言的高端神经算法，如果在关键期能够充分运用，它的生长期就像人的寿命一样能够延长，由此获得延长最优化的语言神经算法的生长，迁移到其他创造性思维上。

原法典希望把这个高端思维的神经生长年龄窗口充分扩展。我们发现，通过恰当海量的声音浸润，可以扩展语言神经的生长期。基因潜能并不等于基因的实现，全世界长得最高的树是北美红杉，可以长到120米那么高，甚至是更高，但是有的甚至只有二三十米，因为后天匹配的条件不够。我们高端语言神经网需要后天匹配双语，潜能才能发挥。所以，多语言文化是高阶大脑的文化实践。

最后看一看，自古到今规模化双语多语实践最成功的一个民族。图7　以色列政府前的一个示意牌

这是一个以色列政府机构前挂的牌子，有四种语言。犹太人多是使用双语或多语的，大多精通希伯来语、英语、俄语和阿拉伯语，他们在童年期就实现多语言浸润，需要读很多原典，《圣经》《塔木德》等。犹太民族长时间流离失所，既要保存自己的文化经典，又要融入当地社会，永远是一个在多语种环境中挣扎求存而实践的民族，这正是大脑生物工程历久而弥新的最佳案例。图8　美国人智商曲线正态分布

这是C. Murray等学者研究的美国人智商曲线正态分布。华裔智商不低，甚至最高。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多语文化的实践，让智商分布曲线向高端略微的推进一点点，再配合其他各种社会条件，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会更富于理性，就可以凤凰涅槃了。

两岸同胞若能跳出单语单文的语言文字部落情结，就能积极乐观地在理性的苍穹里，与柏拉图共对话，与达尔文同远航，华夏文明方有真正的出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　我听到了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掌握中文是远远不够的。我是刘伟学数学的，数学是科学的魂，没有数学所有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但中国人没有发现一个数学定理。我曾经长期思考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最后我们发现西方文字，特别是英语，确实对形而上的抽象思维特别有好处。下面请戴老师分享自己的感受。　语言对我来讲就是一种激情，已经远远超越知识的层面。我戴杰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语言的奥妙和乐趣，而且是从语言的声音部分开始的。在我不到十岁时，第一次听到外语，我觉得非常美、非常悦耳，就像动物的声音。

一开始学习，读音笔记全部是用汉字标的，没有国际音标。后来我觉得不行，然后我就听“美国之音”，同时又自己琢磨，几乎每个周日都跑到新华书店寻找与英语学习有关的图书。这两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第一本书是英文原版的《牛津大辞典》，这本字典告诉我原来学英语是不需要翻译成汉语的，Apple这个词不需要翻译成“苹果”，只需要用英语来理解词的定义就好了。还有一本书，是美国语言学家写的《Choose The Right Word》，它教会我Good和Nice的区别，还有类似很多容易混淆的英语词汇之间的区别和用法。

美国电影的《音乐之声》也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这部电影的音乐太好听了，我对英语的兴趣其实是从这部音乐剧的十几首歌曲中萌发的。

我觉得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文明，是一种文化。我体验它的美首先就是从声音开始的。我学日语的动机是看了《望乡》和《追捕》这两部日本电影，听了芹洋子的《四季歌》，觉得日语也很美，就自己开始琢磨了。

回顾我的整个人生经历，语言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我高考失利，只上了一所普通大学，在大学里，我花了几乎一半的时间继续学外语，除了英语和日语，还有德语和法语。在1988年毕业的时候，我们全校有几百个毕业生，只有一个出国做翻译的机会，我便是不二之选，因为当时我的英语是全校第一，听说读写都很强，尤其是口语方面，所以我得到了难得的工作机会，去了美国。

1999年，我在哈佛见到了马云，那时候我们亚洲学生会组织了一场亚洲互联网发展论坛，当时孙正义代表日本、马云和丁磊几个人代表中国出席了论坛会议。在中国的企业家代表团里，只有马云可以用英语讲演，他用非常清晰简单的英语把他的梦想表达给美国的投资人，所以他那次的美国之行获得了第一轮风险投资，500万美金。所以马云的成功，不仅有智慧和运气，还有他的英语语言沟通能力，成就了现在。

我再分享一个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星面临转型，收购了美国的几家电脑公司，但三星总部95%的员工都是韩国人，很难与美国人沟通。于是，三星董事长看到被收购的美国公司的企业文化要远远强于三星的企业文化，便萌发了一个灵感和想法，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确立英语作为三星的官方语言，所有韩国员工都要以英语进行官方业务交流。这个阻力不亚于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后，三星从二三流品牌一跃成为国际一流品牌。

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美国高科技突飞猛进的年代，我赶上了第一波全球化的浪潮，当时微软、苹果、IBM等大公司，都需要把自己的产品翻译成世界上的十几种主要的语言，这不仅仅是语言翻译工作，还要考虑当地文化的适应性，实现更好的本地化。在哈佛和波士顿，我碰到了很多世界精英人士，我发现他们有几个特点，其中一个就是国际化的视野、双语和多语。

我因为受他们浸润，在将近30岁时，有机会去哈佛读书，我选择了学文学，这对我的事业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我想了解语言背后的东西，所以我学了古希腊语、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等。这些知识和学问看起来虽然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帮助，但对我人生成长的影响是无量的。

Robert Johnson是世界上第一个英语字典的编辑人，他说：“语言是思维的外衣。”我学习和研究英语二三十年，一开始我是的思维严重偏右脑的，典型的感性的人，但是把英语学好后，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理性了，还具备了一些批判性思维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是学习英语潜移默化的结果。

另外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在1999年，我3岁的儿子Andy被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中等偏严重的自闭症患者，语言中枢很弱、智力发育迟缓，而且经过两年的专家治疗也没太大的效果。我毅然辞职，专心陪伴他半年，他的语言进步非常大，虽然我自闭症方面的知识是远远不如哈佛的专家，但是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却不亚于哈佛医学专家。我总共陪伴了他十年，全职八年，半职两年。十年以后，我46岁时才重新出来工作。Andy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非常聪明，可以口算完成三位数乘四位数的算术题。

与此同时，我又带了我的女儿Amy，Amy比哥哥Andy小3岁，是个普通的女孩。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一起带这两个孩子，最后无心插柳柳成荫，女儿12岁的语言能力已经达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12岁写出来的文章就是高中优秀毕业生的水平。

对此成就，起初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讶。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我有语言天赋，但是我在深港两地待了五年，不会讲一句当地方言，而且对于很多中国方言，我学得也很吃力，但是我学西语却很快。

语言的学习，一部分是靠大脑的，一部分是靠心理的。很多中国人学不好，首先是心，我的例子也证明了，我从小对语言是一种爆棚式的热爱，没办法用仪器来测量。第二个才是方法论，如果不遵守科学规律就一定学不好。

中国人所有的考试在全球各种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唯独在托福雅思等语言类考试方面是全世界倒数第三名。日本人、韩国人也是如此，这与东亚文化有关。以汉字作为载体的文化，是不是在它的伟大的一面以外，也有其致命的弱点？这个是我最近十年在研究的课题。

美国一个学者认为，汉字的结构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偏右脑倾向，因为汉字是半抽象文字，是从图形演变过来的，“人”字就是从人形演变过来的，但英语的Person这个词跟人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脑不需要经过太多加工，就可以自然吸收汉字，这样大脑加工的层次就不够了，形象的东西是在右脑加工处理，抽象的东西是在左脑加工处理的。

而我学习英语的方法是用研究式的学习方法，把语言分拆开来，然后分类联想和对比。我发现，在英语里，Mercy这个词和法语的Merci这个词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叫作同源词，英语的Grace跟西班牙的Gracias又是一样的，英语的Obligated跟葡萄牙语的Obligado也是一样的。从逻辑学来讲，这是一种归纳法、体验式的学习，是人类自然的学习方法。但是如果要超越归纳法，我们必须要用推理法。

我无形中走了两步棋，一方面是把语言当成艺术来体验，另一方面我把语言当成一种科学来研究。双管齐下的二维学习方法对我是非常有效，并且在我的两个孩子身上也非常有效的。我去年成立了教育机构，带过几十个学生，90%的学生学得非常棒，其中有一个学生原来英语成绩在全校排第100名，学习两年后，成功通过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少年中心的CTY语言类测试。当时在中国只有两个人考过，他便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语言的学习对一个人的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要保持对语言的真正的热爱和虚心的学习态度。　徐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白话文运动，这是一次中文嘉宾的进步吗？　这个问题很好，也挺复杂。汉字三千年来，它本身对语言徐火辉产生了某种约束。

白话文对于教育和文化普及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首先，这是要肯定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文字大范围普及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理性思维没有充分的发展，就会带来一个后果：群体的智商不但很少进步，可能还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退化。

西方的文字，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爆炸以后，后来到拉丁文、英文，它们在形式化和精细化的方面，有充分的舒展。如果童年段就浸润其中，可以在大脑语言算法神经里面获得比较充分的生长。这很可能是说中文的孩子所缺乏的。

胡适那一代人在对中西比较融通的基础上，能够把西方优秀文化带回祖国，然后推动祖国的进步。但大部分知识分子没有选择蔡元培、胡适提出的路径，我们选择了陈独秀。

我们绝对不是要贬低中文的形象化思维，但是，音乐、美术、雕塑、日常的手工制作，这些东西都包含了右侧大脑和综合性思维，都包含形象化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汉字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艺术形式所取代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白话文运动普及了文字和教育，但另一方面确实是带来了整体智慧传承方面某种程度上的丧失。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因素。　在我和国外人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觉得中文是非常有意嘉宾思的，觉得中文很好学，不需要学太多的字。我们说自行车就是自行车，但国外是学战斗机，就有六千多个词汇，每一个词对应一个东西。不断简化的中文，让我们的词汇量不断减少，我们只能用组合来描述，是不是导致了我们语言的局限性？　很好的问题，但是一定要就语言和文字做一个区分。西方徐火辉人说中文好学，他其实是说汉语好学，并不是说中文好学。汉语的口语是不难学的，也包含了很多逻辑性的东西。比如说桃树、苹果树，尾缀都有一个树，前面加一个限定，就比英文中对应的单词容易掌握。

对各种语言做局部考察，都有各自的优越性，但是核心是文字体系的整体，第一是能不能把语言声韵所包含的智慧成分充分发挥，例如音乐的符号体系，我们并不需要在五线谱上加上额外的逻辑和含义，只要它精准地反映声音。数学符号只要表达精准的数量和逻辑关系。

汉字无法像英语或俄语，用30来个字母组成，我们保留了大量的汉字形态，但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自己不认识，这就是低效和浪费。举个例子，2008年奥运会，差不多200个国家的队伍要进场，我想要大体估计一下某一个国家的代表队什么时候上场，如果用英文，很简单，根据字母顺序可以大体预测。但用中文就比较难预测，因为当时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入场的次序是按照中文的笔画来排序的。

大脑本身要求高效率的工作，文字相当于是一个人类为大脑所设计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本身美不美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直接反映声音，提升思维加工的速度，最小耗费大脑资源，让大脑的其他部分可以充分发挥起来。这才是最有效的文字。

汉字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声音的分化性表达。比如英语中哪怕是最简单最普通的ing，我们用语法来解释，就要区分为分词、动名词等，需要各种各样的概念范畴，这个简单的ing是很难精准翻译的。声音的分化性表达可以让语言体系越来越精细，能够承载词汇爆炸、但视觉辨别的文字符号图形却做不到。通过精细复杂的视觉图形创造的符号，大脑记忆效率不高，我们甚至认不出《新华词典》里面的很多汉字。

人类的知识会爆炸，语义会爆炸，就会带来词汇量的爆炸，用增加文字图形复杂性的方法增加文本词汇，是低效率的。现在看来，在语言的语义爆炸性生长方面，以最简化的表达声音的符号来构造文字体系，才是最有效率的。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第72期银湖沙龙时间：2011年6月10日主讲嘉宾：刘伟　深圳高级中学教师主持人：李津逵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理事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怎样回答‘钱学森之问’”，副标题是刘伟“学习方法的哥白尼革命”。

首先我讲讲“钱学森之问”的内容是什么？“钱学森之问”到底问了什么？他问的是：“中国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并不是只问了一次，在三年里，钱学森连续向温家宝总理问了五次。无独有偶，著名的学者任继愈，原来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是一位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他在临终的时候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不宽厚，全是竹竿型人才。大家知道最好的结构是金字塔形，基础非常宽厚，但是我们的竹竿型结构，风一吹就会倒。

任继愈先生是哲学家和宗教学家，是文科的泰斗，钱学森是理工科的泰斗，他们都向中央提出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可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发现一个突出现象，中国的科学家在国内很难获得诺贝尔奖，大多到美国之后才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这个现象其实与“钱学森之问”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钱学森之问”发表之后，全国学者做了很多的讨论，大多数人都归于外部原因，比如说政治体制，或者说是经济困难、贫穷人口众多。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简单化。我认为回答得最好的是杨振宁。有一次开讲座，一位校长问他：“为什么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长期得不了诺贝尔奖？”杨振宁说有两条原因，第一是中国的经济落后，这是很多人都能想到的；第二是中国缺乏科研传统。

我们会问，美国建国才两百多年，但是却形成了科研传统，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最多，中国的历史都五千多年了，为什么没有形成科研传统？杨振宁说得比较准确。第一个原因现在差不多解决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中国人出国旅游时抢购奢侈品。但是中国人却不太愿意去博物馆，我觉得这是因为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思想境界却还在土豪层次上。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关键。中国难以形成科研传统，其原因要从中国的教育水平中去寻找。

我们看看中国的课堂，一个老师讲，下面小孩规矩地背着手认真听，这种“老师满堂灌，学生乖乖听”的模式，是中国最普遍的教育模式，但是教学效果很差。

中国人的学习方式和上课方式太落后，学习方式与上课方式是一回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普遍是不愿意做概念分析，很讨厌抽象概念，所以欧美很多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因为中国人不喜欢抽象的东西，不喜欢形而上的东西，而这些正是哲学的特征。我觉得在中国教育界最大的误区是对教育和学习概念的理解，这两个概念，我们用了很多年，但是很少人去分析什么叫教育，什么叫学习。我们被教育了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教育，学习了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学习。

我们来分析一下。学，就是效仿，就是有现成的结论、模式摆在面前，只需要去照搬它、模仿；习，就是练习，让模仿更为娴熟。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学习方法一直就是这样，述而不作，代圣人立言，并用科举制度化和功利化。当今的应试教育本质上就是新式科举，是把这种学习模式推到了极端。

我们常常在微博上看到非常多这样的新闻，学生在高考前举行了撕考卷的仪式，有一次一共撕了14万张。学生们在高三一年里至少做了14万张考卷，多么惊人和可怕！在仪式上，学校合唱团还到现场去唱歌助兴。他们在歌颂什么啊？终于可以不做考卷了？其实这是对应试教育的愤怒发泄。

在这种教育背景下，我们的学生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成为被动的客体。废除科举制度近一百年来，出现了很多新式学校，学校的样子变了，教学内容从四书五经改成数理化，但学习的方式却没有改变，还是老师讲、学生听、定时考试的模式，学生很被动，很容易厌学，早早摧残了大约5%的潜在杰出人才。

这种传统的学习方式，造成了今天中国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局面。现在都在讨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企业要自主创新，如果学校不能培养自主创新的学生，几十年让他老实听话地学习，考试都有标准答案，毕业之后他就会自主创新了吗？天上会掉馅饼吗？不会的。

在古代，西方的学习方式、学习水平、学习内容都不如中国，但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越来越好，他们的学习方式朝着哪几个方面发生了变化？西方的学习方式，逐渐变为“study”，即在没有现成的结论、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原理、规律、规则、公式，重视探索、研究和发现的方法和过程。这点跟中国截然不同，这是一个探索研究的过程。

钱学森说我们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那首先要明白杰出人才有什么特征？我研究后发现有这样几个特点：（1）有信仰。许多杰出人物都有自己的信仰，像爱因斯坦这样的杰出人才，都有自己坚定的信仰。（2）有文、理、艺术三大精神支柱。这样的人精神上比较健全，典型代表是爱因斯坦。他是物理学家，但是文笔非常好，既简洁幽默又充满哲理，而且爱因斯坦特别喜欢艺术，从小拉小提琴，他说：“没有早期的音乐教育，我将一事无成。”钱学森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而且会吹圆号，还很会画画。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人文功底也特别好，他曾说：“杰出的人才都是精神浩瀚、想象活跃、心灵勤奋。”（3）先进的学习方法。杰出人才大多很早就开始了自主研究，爱因斯坦又是典型。他经常逃课，自己在宿舍里读物理大师的理论著作。他最喜欢做实验，讨厌考试。（4）善于利用和享受孤独。典型的是毛泽东，他上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经常不上课，而是去自学和搞社会调查。（5）可交流的高素质朋友圈。爱因斯坦在瑞士当小科员的时候，结交了三个青年朋友，他们经常在咖啡馆里阅读经典名著，一起交流、辩论，爱因斯坦将此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在晚年的时候说：“我的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不是获得诺贝尔奖，而是‘奥林匹亚科学院’里一年多的讨论交流，在精神上非常充实。”中国古人也喜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素质高的朋友在一起，近朱者赤，更容易成为杰出的人才。

有这几条之后，再回答“钱学森之问”，结论是中国的学校不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地方，反而会阻碍杰出人才的发展。你会发现所有的杰出人才都讨厌学校的上课和考试，这成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下面讲讲哥白尼革命。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中国人看来，这有什么关系？管它谁绕着谁转，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大多是实用的，跟自己利益无关的事情往往不太关心。但是在欧洲却是了不得的大事，欧洲人长期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会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教会的人为什么要维护地球中心说？其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哥白尼的日心说的重大意义是摆脱了传统的思维束缚，德国著名作家歌德说过：“哥白尼学说撼动人类意识之深，自古以来无一种创见、无一种发明可与伦比。”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无数古人相信的事物将成为一场空了，谁还相信伊甸的乐园，赞美诗的歌颂，宗教的故事呢？传统的思想都颠覆了。

人类一切文明的发展首先是思想革命。大家想想，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句话至关重要，这句话在如今看来是常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这句话当时全国有很多争议。可见，观念一定要走在前面，如果不走在前面，一切都前进不了。

日心说是欧洲的观念革命，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革命。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教授认为，日心说最重大的意义是把人类的目光从“神本位”引向了“人本位”。宗教宣扬神本位，神比人重要，画画都只能画神，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开始回到人间，人们发现人类生活是最美好的。英国思想家洛克从这一新的世界观来研究人类社会，提出了“人本位”的思想。日心说本来是科学研究，把它用在人类学，颠覆了“君本位”，提出了“人本位”思想，洛克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鼻祖。

历史上发生过科学上的哥白尼革命，引起一连串思想观念的解放，最后回到人本位，本来是科学上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观念变革，最后落实到人类社会。

现在的学习方法也应该发生一场“哥白尼革命”，引起一系列的观念变革、教育改变。什么是学习方法的哥白尼革命？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1989年，在美国，有一个民间组织，叫科学促进协会，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组织的协会，它在官方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下，聘请了400多位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教授、教师以及科学教育机构的负责人，用了近4年的时间精心研究和探讨，于1989年完成并公布了一份文件，题为《2061计划：为了全体美国人的科学》。这份长达200多页的总体报告和其他5份专题报告，详细地论述了美国基础教育体系全面改革的设想、步骤、目标和科学依据，是一项严谨又庞大的系统工程。《2061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将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13年教育中，应获得的基本科学知识浓缩为12大类课题：科学、数学、技术的本质、自然界的构成、生态环境、人体机能、人类社会、技术世界、数学世界、科学史观、共同主题、思维习惯。不像我们中国（把应获得的知识）分为课程或学科，而是将其分成12大类“课题”，这个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就是内容改革。

教学方法也跟着改革，因为内容一变，教学方法也一定要变，一改传统的按照不同学科分科教学的做法，而是要求师生围绕不同的课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把学习变成了研究，不再分数学、物理等学科了，变成综合性的研究。这个变革是很惊人的。《2061计划》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就像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太阳变成了宇宙中心一样，学习和考试不再是中心，研究课题变成了中心。我这么理解，就像太阳不再围绕地球旋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从此学习围绕研究课题旋转，按研究的程序和方法来带动知识学习。研究课题是核心，学习是附带的，用研究来带动学习。就像“君本位”变成“人本位”一样，从此“教师本位”变成“学生本位”。研究是谁的研究？是老师与学生一块儿研究。现在的老师未必比学生懂得多，特别是在这个信息社会，所以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研究。表面上，老师的地位降低了，实际上是和学生更加平等了，他们可以相互学习。

学习转变为研究，颠覆了整个教育体系。大家不要小看，源头一改变，会引起一连串的改变。从前要分科学习很多年后，直到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做研究，而《2061计划》要求从幼儿园就开始研究，并且要终生研究。很多人认为幼儿怎么会研究？其实人天生就会研究，譬如小孩子研究蚂蚁、毛毛虫，美国的幼儿园会设计很多的小课题，让孩子去研究。

从前要分科学习，需要一本一本的教科书，大家知道，中国不仅有一堆的教科书，还有配套的教辅资料，而且现在教辅资料比教科书还多。《2061计划》要求研究一个个综合性的课题，课题是主角，教科书成为配角，是研究课题的参考，不是唯一的，是为研究课题服务的。这个意义也很重大。因为如果教科书是权威，不能质疑，考试也有标准答案，让你思维入套，不能越雷池半步，那就没有创新精神。

从前是老师教，学生被动地学，现在是学生主动地提出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老师给予协助，学生真正成了研究的主体，老师成了组织者和协助者，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提高。这是更高层次的教学相长。

从前学生的接受多于思考、继承多于创新，现在学生越研究越能感受到研究的乐趣，并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练，激发潜能和自主创新精神，不厌学。北京教育研究院做过一个调查，北京中学生的厌学率高达到96%，这是很惊人的。学习本应是很有趣、很享受的过程，是高级的思维活动，现在却变成了最让人讨厌的过程。高考前，学生甚至把教科书和教辅资料烧掉，可见痛恨到了什么程度，这是很可悲的。以研究为主导，学生很少会厌学。原来我在学校做过研究性学习，坚持一段时间后被取消了。有一个学生流着泪来问我：“为什么取消，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课程。”学生越研究越爱学习，学习变成了主动的过程。现在，父母最担心的是，学生学习不主动，不做作业，我觉得学生现在的作业，其实是在做一些没有多大价值、低水平、重复的练习。

学习变成研究，对人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从前的学习主要是个体行为，现在是分成小组集体研究，要求五六个学生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彼此之间学会了合作和交往，增强了情商，更适应今后的集体研究性工作。大家知道，现在高科技公司的工作大多是集体研究，比如华为，研发人员很多，不是一个人研发，一定是组成一个团队来研发，项目小组，集体研究等等。所以在学校里，就应该模拟这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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