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狄马加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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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山一起聆听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与群山一起聆听
作者：吉狄马加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ISBN:9787559426055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古老的土地[1]——答泽希拉·比耶利博士
我们在距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两百公里之遥的乐山市的凌云寺山头上。那是岷江、大渡河和青衣江三江汇合之处，离西藏数千公里远。从这里俯瞰的最大的石刻佛像高七十一米。我会见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诗人吉狄马加，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的彝族人。我问他道：“民族指的是什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民族。我首先要说，我出生在距此五百公里的凉山，我的先辈世代生活在一个叫布特的地方。民族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是有确定的地域，另一个是语言。我们彝族的语言词汇十分丰富。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的历史要比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的语言都久远得多。”“你是位著有多部作品的诗人。我知道你的诗主要描写爱情、人、天和地。诗同民族的事业有何关系？你写诗，从哪些方面获益？你的民族给了你什么教益？”“我为我的民族写了许多诗，大约出版了五个集子，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奖，如《初恋的歌》获得了由中国作家协会评选的国家级诗歌奖。我写诗是为了表达、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民族的悠久历史。我从它的文化和文明中获得许多教益。”“我继承了民族的遗产，为的是唤醒我的民族。我描述民族的情况和自然环境，与此同时，我成为联系人们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纽带。我肩负着使命，为人民而写，为我所爱的人而写。在我的诗歌中洋溢着民族的精神，人道主义的精神。我的诗面向所有的人，写人与人的爱，表达我的忧虑，譬如对核战争威胁的担忧，表达每个人内心隐藏的不安。我们怎么去爱？怎样感到变革？又怎样生活？我愿缩短人与人之间漫长的距离，希望人们懂得爱的热情和善良的价值。”“我们能否聆听一些发自你内心的诗句，以便人们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特点？”“我刚才说过，我想缩短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诗歌是最富感情的艺术，我多么热爱这绵延不尽的土地，它孕育了各个不同的民族。现在我为你朗诵我的一首诗，题目是‘古老的土地’。我站在凉山环绕的山上脚下是神奇的土地比历史更为久远的土地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土地我看见许多印第安人在南美的草原上迅跑逐鹿他们的孩子正在梦乡我望着那些黑皮肤的弟兄非洲鼓震撼着大地他们的眼睛里流出鲜红的黎明他们的脚蹈着非洲的身躯我看到顿河在流淌经过无须耕作的土地黄昏时分，哥萨克人举行婚礼这古老的土地我不知世界上有多少这样的土地我那彝人的头颅镌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中国诗歌的主要题材是什么？”“诗歌表达人的感情，因此诗人应该懂得、把握人们在思索什么。感情只能来自内心，水是自然物，毫无困难地流淌和喷涌。对于诗人来说，水即感觉，而大地是脉搏，是诗人的血。诗人应该从民族乳汁中汲取养分。诗人从每个人的心灵中获得灵感。诗人生活在梦中，憧憬着自然、善良、人道主义。诗人是说梦话的人。诗歌不是普通的语言，不是告示，而是艺术。诗有许多题材可写。譬如友爱、生命、人。让我们迎接和歌颂人道主义精神。现在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忧虑，关于自然，关于政治的方式。1992年10月（关偁译）【注释】[1] 泽希拉·比耶利博士是埃及《十月》杂志的著名女记者，她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文化人。这篇采访录是她1992年作为埃及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中国时写的，1992年12月13日发表于埃及《十月》杂志第842期。——作者注诗坛追星录之同名家对话——与《星星》诗刊记者一席谈时间：1993年10月15日，秋雨绵绵的下午地点：中国西南之一隅记者：艾星
问：如果亲切些称呼，应该叫你吉狄，还是马加呢？
答：都可以，吉狄是姓，马加是名。
问：听说你的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是吗？
答：是的，最近我又有一部诗集获了奖，就是你提到的《一个彝人的梦想》。不过我想说的是，获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作品要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价值，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一个彝人的梦想》是我将现代诗和彝族民谣进行融合的产物，许多朋友读后告诉我非常喜欢，说诗里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深沉和单纯。把诗写得朴素而自然，这是我多年来为之而努力的。
问：能简要地谈谈你对诗歌的艺术精神的看法吗？
答：还是从我自己谈起吧，写作《一个彝人的梦想》时，我的心绪很复杂，就个体来说，多种文化的冲突在我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我的诗都是我内心体验的结晶，当我面对自己的历史，面对部族悠久的生活，我便想去紧紧地抓住祖祖辈辈血脉中沉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强调小说或诗歌的文化贡献，当然这是指小说或诗歌中隐含着的那种独特的文化基因。二十世纪是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交流很快，一方面加快了文化的融合和对话，但同时也使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体化。我历来认为个体民族的文化如不同别的文化进行对话，并注入一些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个文化就会走向自我封闭的死胡同。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作为个体民族的文化，一旦失去了自己对价值的判断，失去了自己文化的主流和“根”性，那么它也会被别的文化所淹没所吞并，这同样是一件令人遗憾、异常可悲的事。我们希望世界的文化也应该是多色调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由此可见，我强调诗歌的“文化贡献”是从这个意义上谈的。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文化贡献”，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不少是形而上的，它带有集体无意识的色彩。比如说：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诗，除了在诗歌艺术上的特殊贡献外，还在文化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类的诗人很多，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都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的诗都有着神性的背景。现在拉美和非洲还有不少让人景仰的这类伟大作家，他们是一片土地的灵魂，代表着一个又一个民族的文化，人类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创造，才不断延续着地球上古老的文明。这是我诗歌追求的方向，也是我写作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的初衷。如果听了我这一席话，有朋友再去读《一个彝人的梦想》，我想他会更了解我的。
问：你能否谈谈你对当今中国青年诗界的看法呢？
答：你刚才要我谈谈对青年诗歌创作现状的看法，其实这个题目由你们编辑们来谈更合适。中国很大，中国的文坛和诗坛也很大。写诗的诗人很多，青年诗人尤其众多。这几年通过刊物我读了很多作品，也就认识了不少过去陌生的面孔。应该说中国青年诗人的创作态势是非常好的，其中不少诗人才华不凡，综合文学修养也相当好。他们对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了解较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创新意识是他们具备的优秀品格，正因为有这样的开放精神，一批具有先锋色彩的诗，才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但是让人感到忧虑的是，有不少青年诗人的诗，缺少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个性，读来大同小异。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这么一种文学现象，或者说艺术现象吧。有一种诗人艺术家，他们能改变一个时代的艺术模式和符号，同样也还有另外一种诗人或艺术家，他们更多的是丰富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和艺术，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前者如诗人艾略特，画家毕加索、马蒂斯等等；后者如诗人弗罗斯特、聂鲁达，画家怀斯（美国）、达玛耶（墨西哥）等等。对青年诗人们所进行的可贵探索，我是充满了敬意的，因为我相信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从探索开始的。但是那种能划时代地改变一种艺术模式、并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语言的大师，我想一个世纪也就那么几个。当然不可否认，更多的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丰富和加入，而这种加入恐怕是更大量的、更具有广泛性的。
我敬佩那些对艺术具有献身精神的青年诗人们，是他们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我也还要指出，我希望一切探索，都不是单纯的探索，它应该和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能在我们的作品中消失，对人类的同情和怜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是二十世纪一切有良知的艺术家切切不可遗忘的。从这点讲，我渴望我们的青年诗人朋友们，能写出既有独特文化贡献、又有人类意识的大作品。可能是因为偏爱，我更喜欢深沉而恢宏的力作，更崇尚具有史诗品格的大家。
问：那么你认为目前诗坛上什么形式的作品代表了新诗繁荣发展的主流？
答：这个题目也比较大，不大好谈，勉强谈谈我的一点感想。首先我认为，中国新诗能发展到今天。并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无论是胡适、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等，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应该说，新诗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的优秀传统还是很深厚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一切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们。我最讨厌那样的评论，谁谁谁的诗超过了谁谁谁，其实就作家个体而言，都有着不可替代性，何况有的重要诗人和他的作品代表的是一段历史，或者说是一个时代。当然对诗人的作品进行艺术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今后还应该大力加强。中国新诗正在日趋走向成熟，许多具有实力的诗人尤其是中青年诗人，他们除了对诗歌的艺术形式进行更广泛的探索外，还力图让自己的诗获得更新的文本意义。我相信代表中国新诗发展主流的还将是那些关心人类命运、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因为就本质而言，这些作品描述的将是人们的悲泣、爱恋和对世界及人的处境与命运的思索。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问：我们换个实用点的话题吧。你认为《星星》诗刊该如何加强理论方面的建设呢？
答：我不是理论家，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谈一点感想。理论建设对创作的繁荣很重要，同样对刊物的建设也很重要。一个刊物要有一个主张，我想这个主张应该是构建在理论之上的。《星星》过去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比较起创作的实绩来，总还是略显不够。法国的新小说派，并不是一批作家在一面文学主张的旗帜下写作，理论家们根据这批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大的历史背景，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和分类，使这一小说流派蜚声世界。我希望《星星》今后能组织几位视野开阔的理论家，不是就诗论诗，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创作思想以及文本的角度，为刊物写一些扎实的理论文章。我想这类文章，主要是研究重要的文学现象和诗歌现象，对诗的本质性问题做出解答。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诗歌刊物，选发各种风格的优秀作品仍将是首要的大事，不能为门户之见限制了编者的眼光和视野。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很重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祝《星星》越办越好，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样一次谈话的机会。1993年10月15日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时间：1994年4月25日记者：夏婕地点：香港电台直播间
记者：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从内地来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先生。首先请您说说您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名字，好吗？
吉狄马加：我们彝族是父子联名。吉狄是我家族的姓，马加是我的名字，这已经把我父亲的名字省去了，如果全名还更长，假如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您。
记者：您说说全名。
吉狄马加：我的全名是吉狄·略且·马加拉格，现代社会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所以就叫马加，这样更方便一些。
记者：您所生活的地方与您写诗有什么关系呢？
吉狄马加：关系非常深厚，我历来有一个看法，一个诗人，一个真正有出息的诗人，他必须根植于他的土地和他的民族，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一个诗人，都是他的民族文化养育了他。我生活在四川的大凉山，这个地方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是一块非常神奇的土地，它的文化，它的历史，以及现实，都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必须去捕捉的东西，如果说我能写作的话，我只不过是这片土地的河流、岩石，或者这片土地上每一只动物，哪怕是一只鸟的代言人，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传声，而是通过了人的心灵，人的灵魂的过滤。
记者：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彝族是一个比较大的民族，在您的作品中，您的民族与您生活的土地，对您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吉狄马加：简单说，彝族是一个崇尚黑色并崇拜太阳的民族。彝族的原始宗教认为万物有灵，正因为这样，彝族人和土地以及万物和神灵的关系就非常深厚。我认为任何一个作家诗人，除了土地、文化的养育之外，他自己也应该有一定的天赋。我认为这种天赋更多的是诗人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应该有的一种敏锐的感觉。诗人本身生活在寓言和梦想中的世界，诗人是一个说梦话的人，这种梦寄托了他对现实的理解。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同时在面对现实时，要为他人而写作，关心众多人的命运和他们的生活。
记者：我听一个学者说，彝族崇拜太阳与印第安人崇拜太阳的情况很相像，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吉狄马加：我知道。彝族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是范文澜先生的弟子，名叫刘尧汉，另有一个天文学家卢央，他们两个共同写了一本《中国彝族天文学史》，书中写到对太阳和火的崇拜，以及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古老的太阳历说明，彝族人在古代曾经创造过非常辉煌的文化，从现存的史料看，中间肯定出现过历史与文明的断层，现在也无从考证。从彝族现有的历史遗存来看，彝族过去是一个游牧民族，这个游牧民族的历史，包括它迁徙的过程，史学界说法很多。作为一个诗人，我需要去了解它，但关于考证、考古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去做。
记者：这是一个漫漫的旅程。接下来，请您谈谈大凉山彝族的诗有什么特点，是不是很有太阳的色彩？
吉狄马加：彝族的诗歌与彝族的经历以及它的史诗传统均有关系，每一个彝族诗人作为个体来说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但每一个诗人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都充满了火焰与太阳的色彩。如果把诗比作一种声音，那么在这种声音中也充满着牛血喷涌的声响，这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超自然、超经验的东西，和诗人的生命本体是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民族诗人的诗，和他们先辈的史诗文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太阳是有色彩的，彝族的史诗除了阳光的色彩外，还有高山和流水，有很细腻的一面。你的诗歌里面有没有表现阳光、山水？
吉狄马加：有很多！我曾经写过很短的一首诗，这首诗与我其他的许多诗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这首诗叫《骑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这首诗除了受彝族古典文学影响之外，当然也受到西方的印象派、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记者：请您说说现在少数民族诗歌、小说在中国的情况怎样。
吉狄马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国的文学，要靠各个民族的文学来加以丰富。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也不一定平衡，有的民族人口比较多，那么这个民族出现作家、诗人就可能多一些。但作家的出现也不是按人口比例来的。比如前苏联的吉尔吉斯出了一个伟大作家艾特马托夫，在苏联时代，吉尔吉斯的人口还是很少的。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近十年来发展很快，出现了很多作家，如回族作家张承志、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等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如满族的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第一流的作家，土家族的作家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中国文学。同样，彝族文学近十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彝族文学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学一道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当代文学。1994年4月25日政治与诗歌——我所肩负的双重使命——答《南方周末》记者问采访人：《南方周末》记者张健实习生黄婷张怡微贺靓“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
南方周末：在《最后的酒徒》中，你写道：“你的血液中布满了冲突/我说不清你是不是酋长的儿子/但羊皮的气息却弥漫在你的发间/你注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草原逝去的影子/会让你一生哀哀地嘶鸣。”“酋长”“羊皮”“精神病患者”，这些词对一个彝族诗人意味着什么？
吉狄马加：“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象征，因为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精神信仰缺失和物质主义的侵蚀，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一旦生存环境被改变之后，一个健全的人，精神上一定面临着极大的冲突。作为诗人，我们必须拯救人类的精神生活。因为这种外在的发展不平衡，会带来人类自身精神的失衡。
南方周末：那么在你生活的那个岁月、那个地点，比如说1960年代的大凉山，你观察到的这种“精神失衡”是什么？
吉狄马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恐怕全球都如此，彝族也不例外，很多值得留存的东西、个性的东西开始泯灭了。
南方周末：我想知道你那里具体的例子。
吉狄马加：比如说有很多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开始逐步消失。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许多让人忧虑的问题。高尔基曾说：非洲死一个部落酋长，相当于在欧洲毁掉一个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件最叫人心痛的事。我不同意把文化分成大和小，我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它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对这些文化一定要心存敬畏。你能否认基督教文化存在的前提吗？不能。你能说德国的文化不好吗？不能。同时，你也不能说塞内加尔的文化不好。它们共生共荣，好比一个草原上，你灭鼠灭得太多了，那么天上的雄鹰也没有了。
南方周末：我困惑，是什么“会让你一生哀哀地嘶鸣”？
吉狄马加：因为有的东西是不可逆转。就像你，从你的爷爷到你，有很多属于故乡的文化、家族的传统，在你身上已经很少了，到你儿子还要少，你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人。其实情况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地球上绝不只有抽象的地球人。我担心在一个异化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都失去了个性。
南方周末：《自画像》中的最后一句，“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成了你的名句。在《古老的土地》中，“我站在凉山群峰护卫的山野上/脚下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仿佛看见成群的印第安人……/我仿佛看见黑人……”你也承认，自己和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心理同构”。
吉狄马加：我去哥伦比亚参加国际诗歌节，曾看见印第安人玩的“斗鸡”，跟彝族人玩的“斗鸡”是一样的。我感叹，相隔那么远，他们却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你会感觉到，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或者不同的地域，他们有很多价值追求是相同的，比如向往光明、追求自由、热爱生活、崇尚英雄，往往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一个诗人，你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所以我哭了。
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我的早期诗歌中能明显看到，但我需要声明的是，我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写我的民族来窥视人类普遍的价值，力求这些作品都具有人类意识。
1982年之前，我和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就开始关注拉丁美洲文学。那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北京、上海、广州等文化中心的作家和读者还很少有人提及马尔克斯，但是我们已经从“文化心理同构”的角度爱上他。拉丁美洲文学的复兴，《百年孤独》是一个标志，它的成功给我们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树立了很大的信心。
我的写作就是从阅读印第安人巴列霍、犹太人耶胡达·阿米亥、捷克人塞弗尔特、拉丁美洲诗人聂鲁达、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开始的。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是个伟大的诗人，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提出了“黑人性”的概念，成为非洲文化崛起的标志，受到世界的尊重。
南方周末：您的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常被引用。我以为这句呼喊是类似“政治正确”的“民族正确”。它会不会影响世界对于你诗歌质量的判断？
吉狄马加：为自己伟大的民族而自豪，这是古今中外许多伟大诗人都具备的高贵品质，歌德是这样，普希金是这样，叶赛宁是这样，惠特曼是这样，艾青是这样，我想，除了他们都具有精湛的诗艺之外，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又都是他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代言人。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的诗集已被数十个国家翻译出版，这些诗作的译者和那个国家的读者，都把我看成是中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彝族的精神和文化的代言人，我想这无疑是我的光荣。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们翻译我的作品，是因为我的这些作品是他们喜欢的诗，而不是所谓的与文学无关的宣传品，请相信，在审美问题上，这些国家的翻译家和诗人都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不会被任何文学之外的因素所左右。
在捷克作家和诗人中，我喜爱塞弗尔特，除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捷克民族诗人之外，还有就是他的诗歌艺术和作品，同样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瑰宝。对捷克人而言，他们会把塞弗尔特当作民族的代表性诗人和灵魂，如果把昆德拉和塞弗尔特进行比较，我以为，从民族性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塞弗尔特更具代表性。
塞弗尔特的作品我可以经常读，不会产生厌倦，但是如果要让我经常去读昆德拉，大概我很难做到。“做官只是为老百姓工作的一个工种”
南方周末：2006年7月，你就任青海省副省长，成为一个“官”。
吉狄马加：其实，我从二十多岁起就在做行政领导工作，当然一直在文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担任过凉山州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后来，又担任过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从1995年开始，我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处书记快十一年。去年，根据中央的安排，到青海担任副省长。
我以为做官和做其他的工作一样，就是分工不同。做官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老百姓服务，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曾经有记者问过我，你既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工作者，这两者能结合好吗？我告诉他们，诗人不是一个职业，他常常是一个角色，而政治工作可以作为一种职业。法国现代主义诗人阿拉贡就担任过法共总书记，捷克戏剧家哈维尔担任过捷克总统，对于他们来说，政治都曾经是一种职业，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南方周末：每个人只有一个脑子一颗心。诗人往往针砭时弊，而官员往往明哲保身，这会导致“诗人省长”人格分裂吗？
吉狄马加：我不这样看。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诗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在从政的过程中和他在写诗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协调。这里有价值判断问题，因为我们从事政府的工作，不是为一个小团体的利益，而是为更广大的人民的利益，我想，一个政治家，如果具有诗人的情怀，他应该会更关注民生，更关注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不认为诗人和政治家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极端。
南方周末：青少年时代，官员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印象？或者说对于官员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什么样的？
吉狄马加：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干部家庭。1950年代，我父亲担任过我故乡布拖县的法院院长，后来又长期在自治州的公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我母亲退休前，曾担任过凉山卫生学校的校长和医院的院长。由于家庭的关系，我有机会接触过许多官员，在我的印象中，官员虽然被人尊重，但他应该为更多的人服务。我父母都是非常传统的人，多少年我的母亲总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工作，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不要贪图享受，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同样，我父亲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彝族人正直、勇敢、无私的品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我父亲还是一位非常人性化的人，我们之间的交流，常常就像是朋友。
南方周末：你早前表现彝族生存状态的诗，让我惊讶。近来的诗，歌唱世界和平、民族和平共处、“一切世界进步的事业”。你会碍于青海省副省长的身份而被迫去改变言说形态么？
吉狄马加：肯定和身份的改变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现在能看见的我所有的诗，都是我在当副省长前写的，非常遗憾，由于政务繁忙，担任副省长之后，我很少写诗。不过我想，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积累同样重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还会写一些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诗。
我可以把我离开中国作家协会时写的最后一首诗念给你听，诗的题目是《我听说》:“我听说/在南美安第斯山的丛林中/蜻蜓翅膀的一次振颤/能引发太平洋上空的/一场暴雨/我不知道/在我的故乡大凉山吉勒布特/一只绵羊的死亡/会不会惊醒东非原野上的猎豹/虽然我没有在一个瞬间/看见过这样的奇迹/但我却相信，这个世界的万物/一定隐藏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你听完这首诗有什么感觉呢？其实从我写诗开始，我就从未改变和丧失过我的写作立场。
南方周末：但是，你还是一个体制内诗人啊。
吉狄马加：什么是体制内的诗人？什么又是体制外的诗人？中外诗歌史上，我还没有见谁这样划分过诗人，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划分是可笑的，因为我只知道有好诗和不好的诗之分，同样也有写得好的诗人和写得不好的诗人之分。普希金是贵族，你能告诉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是体制内的诗人，还是体制外的诗人？歌德是宫廷诗人，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但我没听说有任何一个公正的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是所谓体制内的文学。现在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南美、非洲都有一些很好的诗人，他们要么是教授要么是医生要么是记者，你很难简单地把他们划分成哪一类诗人。
诗人是典型的个体精神劳动者，他的诗写得好不好，跟所谓的体制内或者说体制外没有一点关系。你的诗写得不好，你说你是体制外的诗人，别人也不会承认你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是每个诗人都有这个能力”
南方周末：撇除你副省长的身份，作为诗人，你平时关心中国诗坛的现状吗？有自己的看法么？
吉狄马加：当然关心。但我认为诗人的精神劳动一定是个体的，每一个诗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你看我写诗那么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加入过哪个派别，或者说，想利用某种小圈子的力量，来达到什么目的。诗人一定要有道德操守，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写作原则，这一点我们要向俄罗斯诗人学习，同样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也好，茨维塔耶娃也好，在面对苦难和死亡的阴影时，她们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优雅以及人性美，是让我们当今的许多诗人汗颜的，她们的作品永远不会和肮脏连在一起。就是普拉斯这样的女诗人，在揭露人性丑陋的时候，她也没忘记过展示人性美的光芒。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诗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关注人类的命运。
南方周末：你有双重身份：分管文化的副省长，诗人。手中同时握有行政实权和公共话语权。无论你评论没有行政实权的诗人，还是评论没有公共话语权的官员，似乎对他们都不大公平。
吉狄马加：我觉得没有。写诗是我面对自己的灵魂的独语，是我对这个世界倾诉我的思想的一种方式。但作为一个副省长，对我的工作如何评价，我想，这个话语权应该在青海省的老百姓手中。绝不因为我是一个诗人，我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相反，作为一个副省长，我有义务和责任接受更多来自大众的批评和建议。
南方周末：那照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中国有更多的省份，执掌文化和教育的副省长都能是诗人，那将是一个更美好的中国。
吉狄马加：在中国最怕的事情就是搞一刀切，不是每一个诗人都具备从政的能力，都有从政的经历，这一定要因人而异。不过我希望有更多的、有人文背景的人来参与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在国际上，有很多政治家，他们都有很好的学养和学术背景，我相信，一个开放的、民主的中国一定会有更多的、有学术才能的而又具备行政能力的人走上政府工作的领导岗位。
南方周末：你喜欢的李白曾作《大猎赋》向唐玄宗邀官。古代文人以文采取官者不胜枚举。不知你诗歌方面的才华有没有给你做副省长提供本钱？
吉狄马加：不可否认我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从二十多岁开始，我就已经开始从事党和政府的文化和文学组织工作了。我想从党的组织上来看，我是一个有专业背景的干部。我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
南方周末：那么副省长的官衔，有没有给你的诗名带来本钱呢？
吉狄马加：这个诗歌界和诗歌史自有公论。2007年8月5日（刊登于2007年8月15日《南方周末》）与世界对话——就大型音画歌舞史诗《秘境青海》接受《文化月刊》记者专访记者杜洁芳吉狄马加在《一种声音》中说道：“我写诗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彝族，我的母亲也是彝族。他们都是神人支呷阿鲁的子孙。”种族的自我认同使吉狄马加站到了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点上，民族文化的深深浸润使他对民族文化有种由衷的眷恋。走上青海这片土地的几年时间里，他为这方土地上世代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艺术所震撼，他觉得应该为青海的璀璨艺术做点什么，《秘境青海》的构想由此而生。
记者：您怎么会想到打造一台关于青海的歌舞史诗？
吉狄马加：作为青藏高原主体构成部分的青海省，有着源远流长的高原文化，孕育了中国远古文明的昆仑山神话也在此地诞生。1973年在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期舞蹈文彩陶盆，就证明了在四五千年前，青海地区的先民创造的文化艺术就已达到相当水平。所以我们一直在问自己：地处中国西部高原、深居内陆腹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青海，除了那些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科学有序开发的自然资源，我们其他方面的突出优势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青海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更具体地说，是以藏文化为特征、多民族文化共存的多元民族文化和以三江源为代表、青藏高原为基础的自然生态文化。这些都为我们推出具有青海独特的文化、民族和自然地理标志、又具有现代精神和国际水准的精品节目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我们打造《秘境青海》的前提。
记者：在以前的采访中您谈过，青海有责任为全国守住一方净土。这是否意味着青海正在向一个生态大省挺进？
吉狄马加：实际上，青海省确定的生态立省、以生态和文化为品牌打造旅游名省的战略，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路。同样，近几年青海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三江源国际摄影节暨世界山地纪录片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国际唐卡艺术节和热贡艺术出国展示、青海民族歌舞出国演出等等，都取得了让世界了解青海、让青海走向世界的成效，赢得了国际认同，实现了交流与对话。
记者：那么，打造大型音画歌舞史诗《秘境青海》这部戏也是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青海了？
吉狄马加：对。我觉得需要有这么一台节目来展现青海文化艺术的精华，使青海的品牌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喜欢它。
记者：展现青海的民族文化形式有很多种，为什么想到用歌舞史诗？
吉狄马加：因为青海这个地方民族民间歌舞资源的蕴藏量十分丰富。在青海各民族中，都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说法，说明高原人个个能歌善舞。而且，青海各民族的舞蹈多姿多彩，各具特色。如土族舞蹈非常热情纯朴，撒拉族舞蹈又给人一种柔美抒情的感觉，藏族舞蹈显示着浪漫豪放。各民族的民间舞蹈是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涵极其丰富，涉及到历史、宗教、战争、劳动、生活、爱情、民俗等多方面，再现了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情景。这些浩如烟海、包罗万象的民族民间舞蹈，凝聚了青海各族人民群众的理想和希望，表现了人们的情趣和追求，反映了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现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
记者：其实，大家对青海最深的印象大概都来源于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这样的歌曲，说明青海的民歌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只是陕北民歌之类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大型音画歌舞史诗《秘境青海》《雪白的鸽子——青海花儿音乐诗剧》是不是就是要来扩大青海民歌的影响？
吉狄马加：青海的民歌与舞蹈一样丰富多彩。“花儿”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情歌为主的民歌。它有着独特的歌词格律，有着优美动人的音乐旋律，为文学界、音乐界所关注，使众多中外来客为之倾倒。在民间，有着许多“花儿”歌手，他们不但会演唱许多脍炙人口的传统“花儿”，还能即兴编词演唱和对歌，演唱场面十分热烈精彩。虽然现在“花儿”没有大范围流行，没有被更多的人了解，但是我相信青海“花儿”也一定会像陕北民歌一样被大家喜欢。《雪白的鸽子》采用的曲调主要是来源于著名的乐曲《花儿与少年》，而《花儿与少年》就是根据青海“花儿”的曲调“四季歌”“五更鼓”等改编的。
记者：大型音画歌舞史诗《秘境青海》几位主创人员都说，这部戏的故事架构其实比较难。听说之前有人写了个剧本出来，但是都不满意，最后还是由您来执笔了？
吉狄马加：确定用什么样的主线来串这部戏是比较难的。之前大家也想过一些别的题材，但是最后我想还应该以昆仑文化为线来表现青海。而且我在青海工作了几年时间，会有些切身感受，又加上诗人的名号，所以剧本就由我来做。
记者：那您为什么会想到用昆仑文化中的西王母的传说了呢？
吉狄马加：古老的汉藏文记载和民间传说普遍认为青海湖神是一位女神。学者们一般倾向于认为青海（西海）神就是大名鼎鼎的西王母，这是中国古老而深厚的昆仑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结合环青海湖地区的地理及民间故事论证了诸如《山海经》这样的典籍中记述的有关西王母的各种业绩，西王母的瑶池就是今天的青海湖似乎已是无疑。古藏文文献中记载的神通广大的女神王赤雪洁莫与汉族西王母的传说有诸多一致之处。在以昆仑山为脊梁的青海高原，西王母这一伟大的远古创造者和统治者，已经超越时空而幻化为一种不朽的精神力量，她化为无处不在的声音和气息运行于大地，化为世象万物的形象对我们说话。
记者：您能给我们简单讲讲这个故事大概是什么情节吗？
吉狄马加：这是一个以众神之神西王母女神为核心的故事；这是一个宣扬天人合一、人类和谐的极具象征意义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试图通过阐释神与神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表达人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深刻而微妙的关系。故事的背景远在亘古的青海高原和莽莽昆仑山，故事的灵魂是立足当今、面向未来的生存思考。在这个具有史诗意味的宏大故事里，西王母率领诸神从固有的神话与传说中复活，她是具体世界和象征世界的创造者、救赎者与引领者，她以充满人性光芒的大爱和牺牲精神照亮时空，她以至高至善的自然之神和人文之神形象受到神人万物的顶礼称颂。
记者：大型音画歌舞史诗《秘境青海》分几幕演出？每一幕大概是什么情形？
吉狄马加：这台节目共分为六幕。整个故事，是对善的彰显，对爱的肯定，对美的礼赞，是对人与神以及人类与万物和谐共存的欢呼歌唱。
第一幕，神鸟的眼泪。主要表现在创世之初，人类对生命的赞颂，对诸神的赞颂。
第二幕，三江源的爱情。主要表现水与人类万物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讲述人神之间从原始的自然和平状态到相互对立，再到相互沟通、理解并达成友好默契的故事。
第三幕，太阳部落的儿子。讲述人类和万物与太阳神（亦是火神）的故事。展示了文明与火、生存与火的息息相关。
第四幕，沙漠中的灵山。讲述人类和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山神之间恩恩怨怨的故事。
第五幕，生命树下的轮回。讲述人类在轮回中从生到死的故事，以美丽中略带忧伤的旋律咏唱人的诞生、相爱、繁衍和死亡的过程。
第六幕，风与影的述说。讲述人与万物和谐共处和西王母女神呼唤众神并且率领众神重返净土秘境的故事。在这里，神的人性化和人的神性化成分都得到张扬和提升，展现出感天动人的精神之美、人文之美、交融之美。
记者：听起来是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啊！从您开始创作到完稿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呢？
吉狄马加：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记者：其实对于您来说，在这部戏中的身份是编剧，但是又不仅仅是编剧，整部戏的构想以及需要达到的效果与目的也是在您的考虑范围之内的吧？
吉狄马加：打造两台节目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为新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探路架桥。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重建中，文化的影响力已从旧时代的从属地位上升到了起决定作用的主导地位。历史将证明这种影响力甚至会表现得比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和持久。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文化作为一种源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创造性生产力，它所产生的文化经济正成为提升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力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当是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题中之义，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其中，一个拥有健康发达的文化产业的青海，才是一个真正繁荣和充满希望的青海。
发展文化旅游正成为当今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我省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方面。把开发和利用高原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重点，充分认识文化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确立旅游发展与文化资源同步开发的原则，利用我省特殊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特别是把民族民间歌舞资源与旅游结合起来，可以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优势。
采访后记在跟随大型音画歌舞史诗《秘境青海》剧组采访的这段时间里，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台戏的主要促成因素在于吉狄马加。可以说，吉狄马加是这部戏的主要推动者。就他自身来说，不管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青海省副省长，吉狄马加始终站在弘扬青海民族文化的最前沿，我们也同样相信，大型音画歌舞史诗《秘境青海》这部颂歌与天籁的共鸣能够为更多的人打开喜爱青海的窗口。2009年1月（刊登于《文化月刊》2009年第1期）永远在路上——吉狄马加答《上层》杂志记者问
记者：2006年您四十五岁，从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到青海省副省长，角色的置换带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副省长”和“诗人”，您更喜欢别人怎样称呼您？请注意，是“喜欢”而不是“习惯”。
吉狄马加：对于我个人来说，从中国作协到青海省，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生活环境或者社会角色的简单转换，更重要的，这是我人生历程的一次转折与变更。
中国作协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社团，我的重点是从事作家群体的组织、协调和交流等方面的服务工作，而地方政府的工作是面向社会、服务公众。作为一个诗人这是十分难得、十分有意义的经历。这个任职，不仅为我创造了一个更直接、更广泛了解现实生活的机遇，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把握时代脉搏、思考社会现象、实施政府决策、直接献身公众事业的平台。对我而言，它不仅是一种人生阅历，更是一种人生实践。所以我很看重这个转换，并且努力胜任新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承担着对人民和历史的责任，丝毫不容懈怠。这是我最深刻的感受。
那么，对于你刚才那个近于苛刻的选择题，我必须做多项选择：副省长和诗人，这两个称呼我都喜欢。因为副省长是我的公共职务，是一个服务社会的角色，我以副省长身份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希望人们认可我对这个角色的把握。“诗人”是一个崇高的称谓，是我终生的敬畏与渴求，而不仅仅是喜欢与否。
记者：到青海任职第二年，您就创立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诗歌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您的初衷是什么？文学需要“社交”吗？2007年8月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是否达到您的期望值？
吉狄马加：创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并不是突发奇想。我曾经多次出席世界上几个重要的国际诗歌节，这些诗歌节几乎都在欧美，而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作为一个立于世界诗歌艺术史并且影响世界文化的国度，在当今社会却没有一个国际诗歌节，这一直是我深深的遗憾。可以说，在中国创办一个具有世界地位和国际品质的现代诗歌节，既是我个人的梦想，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和新世纪民族振兴的必然要求。这是我的初衷。而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拥有神奇的自然造化、独特的文化积淀和充满魅力的人类生活传承，这是诗歌的基础。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源于人们心灵中对诗歌的热爱，便共同成就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2007年8月，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青海省人民政府和中国诗歌学会极其成功地举办了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来自世界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余位杰出的并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当代诗人，在中国青海美丽的青海湖畔，共同签署并向世界发布了《青海湖诗歌宣言》。同时还举办了演唱会、论坛、交流、采风考察等活动。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可以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给这个有着伟大的诗歌传统以及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送去了一个惊奇，送去了来自于被称之为人类最后净土青藏高原的一次从未有过的文化震撼。
正如波兰国家作协主席、著名诗人马雷克·瓦夫凯维奇所做的评价：“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是东方的一个创举，它把关注自然和环境作为了一个重要主题，特别是选择了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特殊地域，作为诗歌节的永久举办地，同时，它还是一个让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诗人理解差异性文化和差异性地理的最好去处。它是世界的高地，能给不同种族的诗人们带来无限的灵感。”
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不仅高品质、高质量地完成了它全部的议程和各项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它就像一条连接过去和未来、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链条，它既延续着青藏高原悠久的各民族古老文化，又通过这个平台，为复活这个世界神奇的诗意梦想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一个刚刚创立就被普遍认同的国际性文化品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经以它特殊的地域载体、新颖的时代创意和深刻的诗歌文化内涵，毫无愧色地载入当代国际诗歌和中国文化发展史册。
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中外诗人植根于自己丰厚的文化传统，面对青藏高原的启示，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是第一次，全世界众多诗人以诗意的目光共同关注青藏高原。我们征集、翻译并出版了部分作品，我们把这些诞生于高原沃土的诗篇命名为“最后净土的入口”，这无疑就是“无限灵感”的结晶。
可以说，文学艺术一直是国际社交圈里的明星。在人类的历史中，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形态和文明成果中，恐怕没有什么比文学艺术的传播交流更加广泛、更加宽容、更加迅速的事物了。今天更是一个开放和交流的时代，而立于地球屋脊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打造了又一个世界对话的平台。
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多元文化的共享与传承”。我认为，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诗人们在此履行了他们在《宣言》中的神圣承诺：“我们将以诗的名义把敬畏还给自然，把自由还给生命，把尊严还给文明，把爱与美还给世界，让诗歌重返人类生活！”
记者：2009年8月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即将举行，此次诗歌节是否有新的更高的展望？诗歌节除了对外（国外）打开“安检通道”，对内（国内）尤其是青海本土人们对“诗歌”的认知与接受、喜爱程度是否有所提升？在一位副省长诗人的推动和带领下“全民兴诗”，会不会成为可能？
吉狄马加：我们不仅仅希望，而且可以预见，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将会是一次更为成功的国际诗歌盛典。
我们把本届诗歌节的主题定为：“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举办时间是2009年8月7日至10日。本届诗歌节已经邀请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位著名诗人，更具有代表性，诗人的文化背景更加多样，涉及地域和语言的覆盖面更为广泛，他们的声望和成就将进一步提高诗歌节的品质和地位。不仅国家和人员之多、活动内容之丰富超过上届，相信这也是迄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诗歌节。
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有多项重点活动，包括开幕式暨高峰文化论坛、诗人采风创作、青海湖诗歌墙揭幕仪式、诗歌朗诵会、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颁奖、诗歌音乐演唱会等。
我认为，本届有这样一些更为突出的亮点值得关注：首先，本届诗歌节以“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为主题，更加关注诗与社会、生活和人类的精神的关系，把关于诗的思考引向深远的意境，所以我相信，在开幕式的论坛上将会有很多精彩的演讲值得期待。第二，本届诗歌节将首次评选颁发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藏羚羊是世界珍稀物种，被誉为“高原精灵”，自由而美丽，这正是诗歌精神的绝好象征。这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最高荣誉。本届评奖委员会已将此奖项授予阿根廷著名诗人、塞万提斯奖获得者胡安·赫尔曼。这个奖项将会持续下去。第三，本届诗歌节将举行青海湖诗歌纪念墙揭幕仪式。青海湖是富有诗意的地方，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这里庄严诞生了“青海湖诗歌宣言”。我们正在青海湖畔修建一座长四十五米、高五米并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诗歌纪念墙，将历史上三十位伟大的中外诗人的头像、青海湖诗歌宣言、诗人签名及荣获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诗人的肖像一起镌刻在青海湖诗歌墙上，以汉、英、藏三种文字镌刻，而每届获奖诗人介绍还将刻上他们的母语，这对于打造诗歌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世界上第一座诗歌纪念墙，它将以高原文化传统中最为神圣的嘛尼石经墙的形式在地球之巅耸立与延伸。这是诗歌的长城。
至于“全民兴诗”是否成为可能，我是这样认为：中国的第一本诗歌总集《诗经》没有留下诗人的名字，她最为优秀的部分来自民间，这正好说明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在诗歌营养中成长的民族。自从《诗经》诞生以来，有许多事物不断在我们身边出现，也有许多事物相继在我们眼前消失，但是《诗经》和她所体现的诗歌精神、她所孕育的诗歌智慧却和我们民族同行至今。我曾在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上发问：那么，我们为什么又会如此固执地需要诗歌呢？这并不仅仅由于从我们咿呀学语就开始背诵大师的不朽之作，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追求自由、渴望真理、崇尚真善美的心灵，这颗心灵就是让世界变得精彩、让生命变得高贵的诗魂。它召唤我们，引领我们，升华我们。诗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人类精神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全民成为诗人，但是我相信，诗歌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和它永不衰退的感召力，必将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复兴中承担起一份光荣的职责。诗歌是中华民族走出混沌的火把，也必将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号角。
记者：据说，在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上，您做了题为“诗与我们共同面临的时代”的演讲，在演讲中，您认为诗与我们共同面临着怎样的一个时代？
吉狄马加：第二届中国诗歌节是我们在这片古老的诗性土地上为诗歌女神举行的又一次庆典，同时它也唤起了我们对新时代诗歌现状的思考与探索。我认为，在当今世界，诗与我们共同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变革如此巨大，发展如此迅猛，构成如此庞杂，以致我们身处其中都应接不暇，难以把握和理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世界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彩、多变、多元的时代。诗人作为这个时代的居住者、见证者、讲述者和传承者，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和孤单无助。在当今世界后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语境中，我们使用传统话语讨论诗歌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消费主义或者盲目享乐主义的背景下，诗歌主体性的迷失必然导致了诗歌信仰的缺失。然而，我还认为，诗人对这种现状的宿命式的意识正唤起一种自觉，而这种自觉就是诗的出路。
因为我们同样处在一个大时代。历史证明，这样的大时代总是诗的机遇。后工业化和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肢解了由诗歌所守护的传统时空结构，为此我们不得不以全新的诗学理念思考和重建人类的精神世界。当代中国和世界许多杰出的诗人做出了勇敢而理性的抉择。在我们这个多变的、充满挑战的时代，如同我们期待的那样，诗歌正在艰难却又坚定地走在重返人类生活的道路上。诗歌正在以它对时代的呼唤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回应。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诗歌的末日，而是诗歌的新生。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很多人有兴致勃勃交会务费参加笔会的经历，现在这类活动较上世纪多，而那些在歌星影星身上的“出场费”这个标签也贴到了诗人作家身上，这是对文学尊重的体现吗？据说有无“出场费”却成了某些名家是否出席活动的理由，您怎么认为？
吉狄马加：我想说的是，比七十年代出生更早的一些人，比如我，我们经历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纯粹文学时代。那个时代的文学以热情、思考、表达、理想和理解的光芒鼓舞着重新获得创作生命的老一代作家、诗人和刚刚迈入文学圣殿的浪漫青年，那是一个非功利性的文学年代，它在我的灵魂中确立了对文学的仰慕和敬畏。作家和诗人没有想过企图通过文学索取世俗的回报。这是我热爱并且一直在心中珍惜的岁月。
七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恰恰成长成熟于上世纪末商业化和功利性不断膨胀的社会环境，我觉得，某些人以文学之名追逐明星化、标签化和物质利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也毫不含糊地确信，这种现象既是文学的不幸，也是写作者的个人悲剧。因为文学或者诗，是由心灵而来又向心灵而去的事物，它必然是崇高的、神圣的象征。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如果为了养活自己、为了延续肉体的生命，可以有很多更为简便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文学。当作家成为商人之时，艺术的守护神已经离他而去。
我并不认为孤独寂寞与穷困潦倒是诗人的宿命，但是我肯定，在聚光灯下追逐喝彩与金钱的诗人决不是真正的诗人。我相信心灵的书写、生命的诠释、真理的表达。文学或诗，只有源于血液的热与光，才能具有超越和升华的意义，才具有全人类的价值。
记者：每个诗人、作家都会经历一个偶像崇拜到没有偶像的过程，您呢？在文学界“热爱”这类词现在使用频率极少，您怎么看这现象？
吉狄马加：我进入文学领域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伊始，文学的大解放使我置身于一个重新开启的、大师云集的殿堂。这让我成为一个阅读面很广的人。我的阅读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彝族传统文学，丰富的民族史诗和多彩的民间故事；二是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第三，特别重要的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欧洲、北美、拉丁美洲、东欧以及非洲文学。这三个领域里有许多我敬重和崇拜的名家与名作。我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曾经多次列举过那些名字。他们创造了高峰，他们对人类的影响是深刻而永恒的，对我的影响也将延续终生。所以他们并非简单的偶像，而是土地、源泉、空气和乳汁。
就汉语词汇的意义而言，“热爱”这个词语肯定与心灵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热爱就没有文学、没有诗。热爱文学，学习经典，理解大师，融入时代，感知生活，接近真理，是文学家和诗人永远的功课。作家是人类文明的儿子，是文明沃土的耕作者和收获者。
记者：您出版作品有《初恋的歌》（1985年）、《一个彝人的梦想》（1990年）、《罗马的太阳》（1991年）、《吉狄马加诗选译》（1992年）、《吉狄马加诗选》（1992年）、《遗忘的词》（1998年）等，您觉得最能代表您创作高峰或您自己偏爱的是哪一部？为什么？
吉狄马加：对我个人而言，无论职业和环境如何变化，创作一直是持续的，从未间断。在我过去的作品中，许多读者喜欢我的含有民族元素的诗歌，评论家对它们也多有较高的评价，我想这得益于我生长的山水土地和养育我心智的民族文化；同样，也有人偏爱我关注现实社会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对当今普遍问题的思考产生了共鸣。我相信，这些作品都是因为表达了对生命与死亡、生活与爱、人与自然，社会与文明的探索、体会、思考或者赞美而受到读者认可。至于我自己，我想，令我满意的应该永远是下一部作品、下一首诗。
记者：很多诗人转型写小说，您有没有诗歌之外的文体的创作计划？
吉狄马加：即使表达与讲述，也有许多事物是诗歌特别是抒情诗不能自如驾驭或者完成的。我一直在想，比如关于彝族的命运、历史和社会生活，就需要大型的叙事表述。就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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