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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31 07: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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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芳菲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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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无愁河到凤凰

沿着无愁河到凤凰试读:

你是谁?你来自哪里?

——『无愁河』内外的玉公《艽野尘梦》,是清末一下层军官记录自己带兵入藏,又艰难涉险出藏的笔记体奇书。2001年我读到过钟叔河先生的推荐文章,后来陆续看到过这书的几个版本,以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藏学家任乃强先生注解的版本出得最为用心。据说在出版之前,这书还曾以手抄本、复印件、内部资料等形式流传在各种人群中。我读后亦受任乃强先生影响,觉得“人奇,事奇,文奇”。但也仅此而已,将它作为绝域边塞的传奇,没有把作者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公建立起“常”一方面的联系。[1]

这些年跟读黄永玉先生的“无愁河”,则是难得精细的阅读。每两个月读一期“无愁河”,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如静静站在时间的堤岸上,看大川在面前缓缓流过。本以为对“无愁河”的世界已相当熟悉,没想到在一次兴致勃勃聊天时,韩少功的一问——“你读过《艽野尘梦》吗?”——却惊醒梦中人,如蓦然听见《艽野尘梦》戛然而止时作者那声泪尽声嘶的仰天长号!“无愁河”中有一个见首不见尾、若隐若现的人物,玉公,亦称大王、老师长,原来便是《艽野尘梦》一书的作者陈渠珍。

经此提醒,找来《艽野尘梦》重读。2010年秋去凤凰,在吉首书店买到陈渠珍另一重要著作《军人良心论》(刘萧、鲁岚整理)。后又托友人购得两种书,一是由陈渠珍长女陈元吉编辑、列入“湖湘文库”丛书的《陈渠珍遗著》,内中除前述两种专著外,还收有陈渠珍任湘西镇守使时的讲话、演词、序记、公文若干,及抗战时僻居四川南川期间的日记七万余字(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及晚年书信数封。另一种是由陈元吉之女田俐、田冰、田仃三人合著的《侠骨儒心》,一本传记小说。上编直接为《艽野尘梦》的白话文翻译,下编记叙了陈渠珍自西藏回湘西,治理湘西二十余年,政坛上数起数落的经历。

陈渠珍的遗著和有关资料,“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散失严重”(陈元吉语)。如《寥天一庐日记》原有三十多册,现仅保留五册。但仅存的几种书绵延读来,虽断简残篇,亦能想知其人了。

不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一境界;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而读“无愁河”,是另一境界。何况,这个陈渠珍和沈从文还有那样的一段交往。

——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这三个凤凰人构成了那样一个神奇的系列……『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玉公。一

1882年生于晚清凤凰的陈渠珍,家族中原名陈开琼,九岁丧母,十三岁丧父,由二哥陈开藩抚养成人。七岁读私塾,十四岁转读于聂简堂学馆(聂简堂为凤凰名儒,黄永玉姑公),十六岁就读于芷江明山书院,十七岁考取秀才。自甲午中日海战后,国内变法图强的呼声很高,湖南是新思潮的核心地带,陈渠珍虽按旧例考取了秀才,但也在“废科举、兴时务”的舆论中,阅读了大量时务书籍,明白了列强环伺的危机,产生了投笔从戎、国家兴亡在我的念头。恰好长沙成立湖南武备学堂,他如愿考取。经过两年武备学堂的学习,打下了文武兼修的人生基础。其间,他为自己改名“渠珍”,号“玉鍪”。“渠珍”喻珍宝空遗沟渠,“玉鍪”来自古书中“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淮南子·氾论训》)之语。鍪,即武士头盔。

毕业后,陈渠珍加入了刚成立的湖南新军,任教官,后任队官(连长)。受当时思潮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在成都带兵时,曾一度因受清廷怀疑,离军返乡。后来赵尔巽调四川,陈渠珍是受他器重的学生,又随军再度到四川去了。1909年,英军从印度侵犯西藏,达赖逃到北京向清廷求援,清廷派一旅士兵入藏。陈渠珍“慕古人立功绝域之风”,便参加了由晚清边疆重臣赵尔丰带领的入藏军队。陈渠珍看到这时的赵尔丰,年已七旬,“须发皆白”,而“胆气绝伦”,“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瑟缩之状”。(《艽野尘梦》)

进藏两年半时间内,陈渠珍带兵先后收复现川藏线一带的工布、山南、翠南,进攻波密,完成了任务。于驻扎波密之际,遇辛亥革命发生,清帝逊位。消息通过英文报纸辗转传到西藏后,军中发生内讧,军队被哥老会成员把持,“川人大团结”。陈渠珍不得已率湘西兵卒一百一十五人,觅道青海、甘肃,期冀返乡。在高原绝域,人迹罕逢之地,步行万余里,因迷路而历时七余月!其间有五个月没有粮食,两个月没有火。冰天雪地,狼伺于侧,穷途险状,极人世之至艰危,生还之望屡绝。到达西安时,一百一十五人仅剩下七人。陪同陈渠珍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十九岁藏女西原,也在到达西安后长逝,令陈渠珍“肝肠碎断”。(《艽野尘梦》)

经历了这样的生死大难,陈渠珍回到凤凰,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存养,修复身心,经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数度存招,才于1914年重入军中任事,时年三十二岁。

时序这时已从清到了民国。

湘西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地理环境秀丽险峻,汉、苗、土家等多民族杂居,军队在当地生活中占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从清朝开始实行了近两百年的绿营制度,即清政府在八旗军制之外,以招募当地汉人平定当地变乱的兵役制度。湘西地处苗汉交界,交哄变乱,起灭无常,加以地理上万山深阻,道路险峻,客兵不利。清政府便于凤凰、永绥、乾城、保靖、古丈等县设置绿营,利用土著,以充屯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百余年来,相沿不改。”军事与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和交织,养成了别处所绝难见的生活图景、性格构成。

辛亥以后,湘西绿营更名为防军,易刀为枪械,也有外来的杂牌军进入,但基本建制未变。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曾说: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

陈渠珍入军任事后,从组织成立教官团入手,整顿军队。当时初入军中的沈从文见证,自从陈渠珍上任后,“力图自强,日有振作”。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军队,“一切可完全变了”,“枪械,纪律,完全不同过去那么马虎,每个兵士仿佛十分自重,每个军官皆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那指挥官虽自行伍出身,一派文雅的风度,却使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笔下既异常敏捷,做事又富有经验,好些日子听别人说到他时就使我十分倾心”。

经过六年实践,1920年,陈渠珍从田应诏手中接过湘西军政大权,任湘西镇守使,开始全面治理湘西。

从1914年到军中任事,到1934年被迫交出兵权到长沙任闲职,这二十年,陈渠珍戮力奋斗,在乱世中为湘西拼打来一段好时光。

清朝灭亡后二十多年,是中国政坛极度混乱、各地军阀混战的时期。湘西的地理位置,并非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小,本可让它在一个大局面中被忽略。但当神州赤县全面烽火四起,南(广州)北(北京)对立,东(中原)西(云南)对立,它却成了大军过境常要扫荡和践踏到的地方。湖南的腹部位置,让湖南政坛上的势力变换如走马(谭延闿、汤芗铭、谭浩明、程潜、唐生智、何键……)。而湘西,就成了草芥般的战场。一个又一个仗在附近开打,地方打穷了不说,每仗下来还有散兵游勇,占山为匪,造成湘西匪患层出。陈渠珍殚精竭虑所做的,就是力争不让湘西子弟为各方做无谓的牺牲,也力保湘西不成为各方的战场。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贵州响应,成立护国黔军,讨伐袁世凯,向湖南挺进;袁世凯派遣第六师中将师长马继增率部来湘西堵截;仗要在湘西打,湘西本地的力量也成为双方要争取的对象。陈渠珍深感力量渺小,乡民贫弱,向田应诏献计中立。结果没有损失一枪一卒,从战场上捡来了枪支几千,子弹几万发。

1917至1918年,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讨伐北方黎元洪政府,开始第二次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结果,政局上是使湖南落入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手里,底下,是大批军械散落民间,有的沦入流氓、散勇之手,湘西匪患成灾。

1920年,赵恒惕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湖南总司令,成为驱张战争的主要功臣。当时湖南境内湘军大致分为谭延闿、程潜、赵恒惕三派,赵的实力最强大。他为了能从北洋政府手中获得独立,采用熊希龄提出的设想,提倡联省自治来结束湖南军阀割据的局面。陈渠珍认同这个主张,于是一方面剿匪,一方面热心地筹划起了湘西自治。他的心里,是想尽可能让湘西变成世外桃源,变成《礼运·大同篇》中的世界。

据《侠骨儒心》及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载,陈渠珍曾派人考察过阎锡山的山西自治、南京陶行知的燕子矶小学及晓庄师范学校等,邀请易培基、梁漱溟、李云杭等来湘西协助自治,其中多少强调了阎锡山的山西自治对陈渠珍的影响。但从陈渠珍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看,更大和直接的影响,应该是早年在川藏时期耳闻亲见赵尔丰的施为埋下的种子。

陈渠珍著有数万言的《赵尔丰轶事》,为赵尔丰在川藏的作为立传。“改西康为行省,杜外人窥伺”,“平康三策,拓地三千余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诸大政,皆纲举目张,种牛痘、办教育,优待学生,“一时风行草偃,番人子女争以求学为荣……”他赞美赵尔丰:“虽清祚已终,大功未蒇,而其创造精神之伟大,有足令人惊叹者。”对比那些抱“人生几何,幸勿自苦”观念的官吏,陈渠珍发出“判若云泥”的感叹。

湘西自治着力于四方面:教育、慈善、实业、团务,正可看出赵尔丰的影子。《陈渠珍遗著》中收录陈渠珍湘西自治时期公文若干,原以为此举为充数,担心读来味如嚼蜡,没想却遭遇“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黄永玉形容沈从文《长河》语)般的诚恳风味。

民国十一年十月(1922年10月),陈渠珍颁《颁发乡自治真义的训令》,讲国家的局面、世界的趋势,和湘西的处境,提出“自治”乃救治之道:

共和肇始,岁逾十年,祸乱相寻,讫无休息,言治之流,各标一义,此尚集权,彼尊分治,纷纭纠结,无术调停。迹其谬误,二者为均,一重中央,一在各省。地点虽殊,官司则一。岂知共和关键首在庶民,庶民集合始乎乡党,今但欲以官为理,以上相陵,揆诸国体,已极乖戾,矧今时局又渐有异,人民觉悟所在皆然,若不因势利导,必耳昌言自决,迨其勃发,益难施功。

从这个训令中看,陈渠珍是了解世界局势的,且对于“共和”国体有自己深切的认识——“共和关键首在庶民,庶民集合始乎乡党”,他抛开“中央”、“地方”这些利益集团,直接授权于民,强调一切从民出发,才能“基础既固”,“国是自定”,也才能从政争的乱象中求得自救之道。他说:

本统领身列戎行,巡防此境,既不愿卷入政争,又不忍漠视民命,远察大势,近体俗情,回环审度,冀明机要,结果所知,实未有如乡自治之为最急……

以湘西之穷,之乱,之未“开化”,陈渠珍却敢于信任百姓,做自治的鼓励,让人感慨。

民国十二年五月(1923年5月),又颁布《颁发乡自治白话通告的训令并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陈渠珍先说:“吾国数千年来,人民屈服于官治淫威之下,久已失自动能力。今欲促成人民自动,必先使人民了解自治真义……”训令县令及开明士绅,希望他们务必让人民了解自治真义,无论偏陬僻壤,乡愚妇孺,都须去逐日逐处认真宣讲。

同时,他以白话写成《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以胡适之倡导的“明明白白说话”的白话写来,讲对自治的理解、倡导,情意真挚,苦口婆心。不妨抄录得长一些:

我们防区十县地方,连年以来兵灾、匪患、水旱、虫荒,人民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本统领驻防以来,虽尽力维持,认真剿匪,但大股土匪已平,小股土匪仍然不免。过细推究起来,都是由于人民太无职业,以致谋生无路,饥寒相迫。又加以智识太浅陋了,只顾一时之利,不顾地方之害,也就糊糊涂涂同着一般坏人去打伙行劫……我们要想一个塞源培本的方法,使地方人民安土乐生,无盗匪滋扰,就只有办乡自治一个法子……世间断没有历任都得好官的道理……所以官府是万不可靠,乡自治是一定要办的……你们看现在带兵的人,多是拿着军队来争自己的权利,毫无顾念地方的心思。本统领因为是十县的公民,所以任劳任怨,贴钱替地方筹办乡自治,为十县谋永久的福利。人人都有个良心的,你们这几年所受的兵灾、匪灾、同官府的苛虐,都是知道的……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人民既是自己有了权,又何事不可办!只要不侵官府的权,凡是教育、实业、慈善、团务各项,都可以万众一心,努力去办。有办不去的地方,本统领便尽力来帮助你们。总而言之,你们要想地方无土匪,人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就要办自治。若是……存着一种依赖的性质,如今太平日子是遥遥无期的。只怕自今以后,你们的生活一天艰难一天,地方的土匪也就一天利害一天。到了那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悔就迟了。我这几年,为地方的事心血也用尽了,嘴唇也说破了。我十县的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如果再不猛省,再不努力,错过这种机会,我也就无法救护你们了!《陈渠珍遗著》中现收录公文六十三件,事不分巨细皆有,重要的有以上列举关于“自治真义”的解说,关于筹办教育、慈善、实业、团务四大要案说明;细的如《修理街道、沟渠的训令》《禁止乡长私设法庭受理民事诉讼的训令》《有关学习经费、小学之推广等问题的训令》《成绩优异、家境贫寒之学生准免交学费的指令》《议长、议员非先行辞职不得被选任其他公职的训令》《困难农民欠债可以延息的告示》……多有人情。

这一时期,陈渠珍一面在地方上进行自治的各项建设,湘西出现了升平景象;另一方面他总结多年来带兵和人生经历,进行军队建设,著《军人良心论》。若说《艽野尘梦》是一奇书,《军人良心论》亦是一奇书,虽然全书以“军人”冠名,是一本军人的教科书,却大部分不涉军事,只于良心一节,于身心修养之道,用白话反复详说。全书主体部分以问答构成,共一百八十一问。从“天地为什么生人生”开始,自天地,到人生,到人心,到军人修养,环环相扣:人是含有什么目的而生的呢?衣食住用的生活,何以还不算稳固?何谓因果?何谓损益?何谓恒久、至诚、自然?“我执”的害是怎样?良心是什么?军人的良心,要如何才能发挥出来?……如果说《艽野尘梦》是情感之书,《军人良心论》则是信仰之书。陈渠珍在其中梳理表达了自己的宇宙观、知识论、伦理观和军队建设理论。他的军队理论在“人民军队”理论提出之前,有相近之处,更有肝胆肺腑历历在前的真率:“有良心的人拿枪,才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军人存心是处处求人民利益,不顾自己牺牲的。土匪存心,是处处求自己利益,不顾别人痛苦的”,“军人的武器不是枪”,而是“良心”,军人靠什么来保护人民?也是“良心”,“如果人民有什么痛不了的事,就要舍命去救他,才能成仁,才算是军人”。

在陈渠珍专心建设与著述之际,外面的世界并未安宁,“革命快二十年了,国家还是一团乱麻”。

1925年,北伐战事又起。川军借道北伐,因孙中山逝世中止,于是发生了川军滞留湘西与四川交界地的局面,给地方造成沉重给养负担,民怨载道。后来省府发来堵剿令。结果,一些地方川军取胜,洗劫空城,一些地方陈渠珍部队苦战获胜,但多年苦心经营的建设成果遭到破坏,商店、工厂这些他精心维护的核心群体损失惨重。

1926年,北伐军再度从广州出发,分左中右三路推进。与黔川接壤的湘西,又有被借道或被重兵驻扎的可能,如果再打一仗,所有的经济基础会被完全打烂,拿什么来搞自治?

1927年,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北伐遭到挫折,同时,也使湘系三派卷入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之中。陈渠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九师师长。

一个月之后,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接替唐生智任湖南省主席,将湖南置于白色恐怖之中。此后,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成立红军,进入湘西永、桑边区,陈渠珍又多了一方需要对付的力量。这期间,陈渠珍和贺龙打了交道。因陈渠珍的核心价值是湘西的和平与建设,所以对剿共一事,既不愿牺牲惨重去赢取胜利,对对方也没有必要痛下杀手。因此,与贺龙似乎建立了一种惺惺相惜的英雄默契。当时有陈渠珍“剿共不剿贺”的传言。几次冲突,让红军退入洪湖。后来红军主力撤退入贵州时,取道湘西,何键再次令陈渠珍阻击,也是冀图消耗陈的兵力。

由于“剿共不力”,更因何键对这个不乖驯的湘西统领常思剪除,终于在1934年,陈渠珍为湘西和平大局计,与何键达成协议,一面保部下顾家齐继任,一面辞职移居长沙,任省府委员的闲职。时年五十二岁。

在长沙的一年多时间,陈渠珍回顾生平,写下了记录西藏之行的《艽野尘梦》(附篇《亡姬西原、琼林合葬墓志》《赵尔丰轶事》《西藏见闻杂记》)。这期间,他也曾接到贺龙从延安的来信。

陈渠珍的个性、不愿牺牲湘西的立场和治军有方的实力,让他与中央政府历任湘事主管关系紧张,似乎是官场中的情理之事。他多年来厕身军政界,却未参加任何党派,始终孑然一身。但1936年张治中接替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却与陈渠珍“不知怎的竟一见如故”,那种管鲍之交,对比之前的“情理中事”,才真正让人感叹,恬淡无私的品格是为上者一种多么宝贵的品德。

张治中信任陈渠珍对湘西的了解、爱惜和治理能力,充分肯定他在湘西做出的成绩,任命他重掌湘西行署,收拾自他离开后苗民起义和匪患频仍的湘西局面。

陈渠珍又回到湘西。

不过这一次只停留了一年多时间。

回去后陈渠珍一边安定叛乱,随中日战事起,又协助张治中收留安顿内迁人员,并特别提出收留教育文化界力量,冀图为湘西造福。至今在吉首还有国立八中内迁时的旧址及纪念碑。朱镕基总理及夫人劳安都曾在这里读书学习。

长沙大火后,张治中调重庆,薛岳继任湖南省主席。薛岳个性轻浮暴躁,且听信何键,对陈渠珍有成见,致陈渠珍对前途绝望,在张治中安排下赴重庆见蒋介石。但他个性清高耿介,有乡野气,认为一官半职非自己所求,不肯和诸大人物周旋,终于辞去了本兼各职,回归一介布衣。为避薛岳加害,又迁居四川南川,于乡间从事耕种纺织,离乡背井一住就是六年。

1945年7月日本投降,薛岳离开湖南,陈渠珍第三次回到家乡凤凰。这时他已六十三岁。

陈渠珍当时一家共十七口人,加上亲戚故旧多年住在他家的还有七口人,吃饭也是大问题。回凤凰三年多,陈渠珍带领一家人勉力从事农业生产。大局仍然动荡不宁,1949年湘西麻阳张玉琳闹匪患,一时各县匪患都起来趁机作乱,湖南主席程潜又派人来凤凰,请陈渠珍一定要出来担任沅陵行署。在此后短暂的时期,他一面控制了匪患,同时接受了共产党方面派来人员的劝说,一面接洽苗区领袖,办妥了为大军入黔让道之事,并于11月宣布和平起义。

时序由民国进入了共和。

1950年4月,陈渠珍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6月,他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却又差点被杀头(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杀过两批“不安定”力量,沈从文之弟沈荃即在这第二批中被枪毙),被毛泽东批示保下来,中共中央1951年1月5日关于陈渠珍的指示中说:“……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1952年2月陈渠珍于长沙病故。终年七十岁。二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

今天重看陈渠珍生平,可能仍是一“奇”字。只是,我今天感受到的这个“奇”,内涵可能已大大超出当年任乃强先生所指。

揣度任先生的“奇”,大抵是两层意思:以行伍之人,写出如此深邃秀丽文字,此为一奇;绝域之地,少人涉猎,陈渠珍不仅涉猎,且遭难得之事、难遇之情,此为二奇。而如今我心里的惊奇和不平静,还关联着如下一些疑问:他究竟是一个脑子里充满“抱残守缺”不合时宜念头的旧式军人,还是一个在时代中脚跟立定、不随波转的修道苦行僧?他毕生的努力,是可以扫进历史废纸篓的无用功,还是仍保有未散发尽的积极能量?他究竟是不东不西、不古不今的半吊子,还是试图兼容东西古今、造福于民的志士?在一个艰难时世,凭借信仰、感情之力来护卫建设家园的种种努力,值得今天的人们怎么看待呢?

很难回答。

仅以文白之变而言,如果“当代”的力量尚不足以让文言与白话的世界互相打开,那部“非此文不能写此事,非此事不能写此文”的《艽野尘梦》,就只能是掉落进历史深山中的一部“奇书”,以“现代化”为潜在线索的白话文学史上很难有它的位置。

插叙一段陈渠珍和沈从文的关系。

了解了陈渠珍的生平,很容易顺藤摸瓜到陈渠珍和沈从文的关系。这个人,其实早就在沈从文笔下出现过。只是他没有名字,只叫“军官”、“统领官”、“指挥官”、“上司”。《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回顾了自己在故乡的生活经历、家庭生活、学校教育,和当兵生涯。沈从文十三岁进入军队,那几年,正是陈渠珍初掌湘西兵权,整顿军队的时候,后来,沈从文当了陈渠珍的书记员,而正是这个书记员的位置,给沈从文一生带来了转机:

从川东回湘西后,我的缮写能力得到了一方面的认识,我在那个治军有方,名誉极佳的统领官身边做书记了。薪饷仍然每月九元,却住在一个山上高处单独新房子里。那地方是本军的会议室,有什么会议需要纪录时,机要秘书不在场,间或便应归我担任。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原来这房中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

做书记员,清闲的时候不少,沈从文便常去翻那些书和藏品,把旧画取出来挂到墙壁上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人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若说这是个人的幸运,这点幸运是不得不感谢那个统领官的。”

不光是以藏书藏品拓宽了沈从文的眼界,陈渠珍的人格和精神也在沈从文一生中留下烙印。自传中写道:(除了望文生义地认识了不少新字,)使我很感动的,影响到一生工作的,却是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说来,他还天真烂漫,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

当小兵沈从文深受耳闻目睹的各种生死刺激,决定无论怎样,要向更远处走,到一个陌生的世界中押上姓名去“赌”一把时,这位“上司”又鼓励了他。“尽我拿了三个月的薪水之外,还给了我一种鼓励,临走时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于是,沈从文,拿了陈渠珍的一份手谕,向军需处领了一份钱,“连带他给我的一份勇气”,离开故乡那个学校,开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去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可是,沈从文在文中为什么完全不提陈渠珍的名字呢?1932年,沈从文在写作《从文自传》时,有一句话写到当下的陈渠珍,“直到现在,(他)还依然在湘西抱残守缺,与一万余年轻军人同过那种甘苦与共的日子”。

不提名字,既是因为自己珍之宝之而对旁人无意义,一方面恐也有复杂难言的态度在其中。

不过,即使不做评价,也无妨罢。古人说:象形会意,有感动就有收获。我说说我的感动。

1、出生秉受

陈渠珍的一生,历经艰难卓尔不群的品德与意志最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品德与意志,是怎么来的?它是真实的吗?

陈渠珍曾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任湘西镇守使期间,治军之余,撰《先考杏圃府君事略》及《仲兄小圃事略》,追叙父兄生平,让人看到了他的所受。

陈家原祖居麻阳,因祖父陈宏文迷恋医术,拜凤凰名医胡学文为师,才迁居凤凰。祖父个性“慈祥喜施”,只着意于救人医病,若遇贫者来看病,常不收药费诊费,致家庭财产日益空虚。

祖父去世时,陈渠珍父亲仅十二岁。由祖母许太夫人抚养。许太夫人忧贫中累倒,陈渠珍父亲“躬侍汤药,不弛衣带者半载”。后来从军,在征讨苗民石仲华叛乱中立了功,许太夫人闻讯,喜曰“吾可以见尔翁地下矣”而卒。后太平军起,陈渠珍父亲入曾国藩的湘军,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苏等省,征战英勇,获授三品武功将军,后以伤病返乡,领抚恤金生活。后来与四儿子一起管理凤凰县的屯谷,“周贫振乏,一切不计”。只管多多地借出,平平地还进,其间的盈亏,都由自己补贴。子女夫人或有烦言,认为应以子孙为念,留下些财物,他总认为不能以自己将来可能的忧患,来做不救济别人眼前痛苦的理由。陈渠珍耳闻目睹,看到周围乡人不论是造船修房、开山填谷,还是贫穷不能生存,只要向父亲求助,“必人人如其意以反”。乡邻以神庙中“有求必应”之言来称颂父亲。在他管理屯仓八年期间,自己补贴进去的钱达“四千金”。后来因为事情得罪上司,上面借故稽查,父亲倾家还债。以致县里的贫民都哭着登门,怪自己害了他。而父亲“顾怡然”。父亲有句话是:“人遗子孙以财,吾遗子孙以义。”

这真是现在很难想象的古风了。

陈渠珍十三岁丧父,由二哥陈开藩兄嫂抚养,教养聘娶,都为他做主。资助他读书深造,为他买书花费几个月的俸禄也不惜。陈开藩性格仁孝忠诚,在护国战争中,北军和黔军鏖战麻阳,凤凰大震。他任城防司令,昼夜巡逻,数月内睫不交合,终于积劳成疾去世,仅五十五岁。

我有一个感受,在不知道陈渠珍有这样的祖父、父亲、兄长之前,他在西藏逃亡路上始终不图私利、生死关头以民胞物与为念,自治时颁布诸多扶贫济困的法令,从良心着眼来训练部队和军人……的这些行为,让我尊敬;知道了他的家传,尊敬慢慢转化为信任。“信任”说起来朴素平淡,但内心却知道这个转化意义重大,难以言表。

2、选择入藏

在《艽野尘梦》“总叙”中,陈渠珍曾说到入藏的因果和心理:

余自长沙军校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其时革命思潮已萌芽于内地,湖南民气尤激昂。革命先进,迭遭失败,知非联络军队不足以颠覆满清,乃设同盟会支部于长沙。予鉴于清政不纲,外侮侵陵,方醉心于政治革命。

晚清末年,有志青年不满现状,“醉心于政治革命”已不罕见,同盟会在军队中已有广泛势力。如果陈渠珍被这样的思潮裹挟,以湘籍人士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特出表现来看,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陈渠珍接着写到,青年军人加入同盟会后“思想为之一变”:

士气日张,泛驾跅弛之行,不可复制。

泛驾,不服从驾驭之意;跅弛,放荡不偱规矩之意。寥寥数语,勾画出当时拥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以为世界在我、不可一世的形象。陈渠珍对此议论道:

予既怀古人勿撄人心之戒,以为从此鼓励激撮,清政可复。然偾骄之祸,收拾綦难,则始于救国者,必终于误国。因是,决计解职归里。

既不满现实,却也对张扬革命者所易积累的“偾骄之祸”,生出惕然之心。怀疑这样去救国,最终将误国。这样的思虑中,可见出陈渠珍的个性。

1931年任湘西镇守使期间,在给《陆军新编三十四师军官教育团第三期毕业同学录》所做序言中,陈渠珍纵论古今,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人,批评东晋崇尚空谈的风气,寄语年轻军官要深自修养,不要落入偾事之讥:

昔者,子使漆雕开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古人之审己,自重如此,其不苟也。闲尝读叶水心《习学纪言》云,东晋人才如殷浩者多,当时诸人一前一却,乍进乍退,随潮流所趋,立身不自求定,殆与浪战无异。若春秋战国时人,自己先做一二十年工夫,然后出来,使自不同,嗟乎!人之成就大小,岂不视乎修养之久暂也哉!今之轻浮少年,未更事变,所业短浅,辄敢翘然自异,卑视万有,迨其任事,非鲁莽灭裂,泛驾偾辕,即呆若木鸡,茫无措手,可胜叹乎!……愿益奋其深长之修养,以出校之岁月,补在校之不逮,则其成就之远大,纵未能企及古人,而毋敢自足,毋敢自信,则庶几其免于偾事之讥也欤,诸生勉之哉。

在晚年日记中,记载为两儿讲解《史鉴》,讲到汉灵帝之变,有一段议论也可与之呼应:

太学生之嚣张促成党祸固矣,予因之有感于现代学生之政治运动,真一丘之貉也,可为嗟叹。

将这些不同生命阶段的议论和思想贯穿起来,来观照陈渠珍入藏时的心理——“深慕古人建功绝域”——就不会以轻率来看待了。这不是年轻人好大喜功,轻赴死地。而是他在时代潮流中谋“定”与“信”的选择。不求自定,何以任天下事?“先做一二十年工夫,然后出来”,“人之成就大小,岂不视乎修养之久暂也哉!”

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风景与内地同,自是以后,气象迥殊。

山岭陡峻,鸟道羊肠,险同剑阁,而荒过之。(《艽野尘梦》)

当整个中国迎接着从东部沿海而来的力量自我更新时,陈渠珍返身走入雪域西藏,虽谈不上建立奇伟功勋,藏地雪域却以另一时空的能量注入他的人生。见识迥异的山川风物,看到沧海桑田之变(至彝贡……番人云:“二十年前,此地森林甚多,自山崩成海,森林遂大半汩没水中矣”……历历言之,如闻长爪仙人,谈东海三扬尘也——《艽野尘梦》),得到藏传佛教的传习,佛家的宇宙观在藏地开阔、富于宗教联想的天地间深植入心——“佛言深心直心广大心,即至善也,即宇宙本体也。故善不与恶对,其相对者,皆人事界之幻象也”(《军人良心论》)——更加上生死路上整整七个月幻灭与希望的重重考验,西原勇敢纯真的生命,以至情参与到陈渠珍生命构成之中;知天下之辽阔,历艰险之极境,回到家乡,此人已非原来那人了。

每每观陈渠珍之后的人生经历,其坚守湘西,将湘西苦心孤诣经营二十年的耐心、勇毅、不随时转的气象,常让人生出高山盘踞、深固不拔之感。“他人生的底子是在西藏打下的”,黄永玉先生曾说。陈渠珍在藏两年,经历九死一生,以艽野雪岭一介微尘炼狱般的经历,感应了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变动,并在重重极限考验之下坚持为人。其间壮烈广阔的得失,我等安居小户人恐怕难以凭想象来穷其尽。《艽野尘梦》如今最通行与优质的版本,是以任乃强先生的序和导读作先导。任先生历史地理学的背景,吻合现代人的知识路径,一方面有其长处,而另一方面,则可能会导致对《艽野尘梦》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忽略。若以儒家“知人论事”的文论原则来看,当时《艽野尘梦》的读者中,能让陈渠珍有知音之感的,另有其人。

在《陈渠珍遗著》所收的《艽野尘梦》中,收录了三种陈渠珍同时代人所作的序,他们分别是曹典球、陈继训、滕文昭。陈继训是清赐进士出身、度支部主事、军饷司司长、出使俄国参赞,他赞陈渠珍“儒而侠者也”,“生平备尝险阻,往往艰贞壁立,千折不挠”,“惊叹其坚毅之操,诚不可及已”。滕文昭是陈渠珍的凤凰同邑,也是同龄朋友,陈渠珍入川时,他便以“人生贵适志耳,远涉风涛胡为”相劝,陈渠珍不为所动。数年后当他读到《艽野尘梦》,再联想二十年来陈渠珍治理湘西的经历,不禁浩叹:“人歌蜀道难,公直坦然处之。盖其毅力坚定,勇气富于侪辈,故能慷慨长往,而不疑不惧也”,说他“驰驱二十年,终不能舍一苦字。别有所持守,曾湘乡谓扎硬寨、打死仗者,庶几近之”。

曹典球,湖南省教育家,曾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湖南大学校长,时兼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其文排在《艽野尘梦》三种序之第一。摘录一段,看看他的评价:

大地山河,自开辟至今,所通之道路,所垦之田亩,所建之宫室,皆人类与自然相竞争以成之也。惟其险者,已为前人所辟易,而后之人,仅就其夷者以宴乐而苟安。于是中原沃土,遂成为群饕争食之场。而四裔边陲,则视为无足重轻,相率规避,而不之顾。彼外人者,则往往挟其新锐之气,垂涎域外,日事探险,得寸进尺,未尝告劳。故国势之削弱阽危,其所由来者渐矣!荒远略营近利,此清之所以亡也。环顾天下,如君之赴险趋危,眷恋国土,虽九死而不悔者,能有几人哉?昔张骞使西域,从行者百余人,归途仅存其二,然经时逾十三载;君行仅七阅月,而同人之难,不减张骞。余又知君之中心惨怛,过于乘槎万里者多矣。君智深勇沉,而性情恳挚,卓然有古人之风。

联想清亡未远,曹典球发出“荒远略营近利,此清之所以亡也”的沉痛之语。他点出人类文明应艰险而创立、而人性多苟安贪图宴乐这一对矛盾,将陈渠珍与张骞并举,寓文明拓路人的联想于其中。这是一般讲人情世故、讲个性解放者所不愿也不能涉及的了。

3、应对时代

文言写成的《艽野尘梦》,以及军人身份,往往会让人对陈渠珍有守旧和落后时代的印象,但细读“遗著”中种种,却发现,他不仅有早期加入同盟会的思想经历,更在湘西自治中厉行“共和”的国体原则。他了解湘西多民族的特殊民情,将家族制和议会制结合起来,成立了以家族为选举单位的自治政府,是相当有魄力和胸襟的。

在《张治中回忆录》中,关于陈渠珍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和陈渠珍在长沙初次会谈时,他纵论湘西一般情况,从他的谈吐中,我发现了耿直忠诚的气质。他讲到他在湘西二十三年的历史以及其中不少的曲折艰难和委屈,归结到“怨尤丛集”,但他一再讲起良心,这里面自然是含蓄了一种精神上的苦楚。我当时想:要是现在能把这一位有着历史、地理、人事渊源的“老统领”请回去,对于糜烂的湘西,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吧?我后来征询他的意见,他保持了很远的距离。他的意思是:离开了湘西以后,雅不愿再回到湘西去。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以为深痛的。然而我们以真诚相见,在三个月后,在我的敦促之下,在湘西人民的盼望之下,他接受了省府的决定。“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以为深痛的”——张治中的这一见证,对理解陈渠珍的人格很关键。至今人们在谈到陈渠珍时,不少人还是习惯用“湘西王”来指称,这个名号,对陈渠珍的精神世界可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遮蔽和歪曲。陈渠珍接受过现代思想洗礼和传统精英文化浸润的重要特征被遮蔽了。

以当时湘西民众反应最为强烈的《教育案》和《慈善案》为例。对教育的理解,陈渠珍便标举了国内新学制的七项标准,认为应使教育: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重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在湘西实施的具体方法上,又包括:

限年取消私塾,创办各县幼稚园(“幼稚园是初等教育的基础,关系重大。东西文明各国,无不注意及此……为普及教育起见,又应先设保姆养成所,以储师资”)。

设立各县儿童游乐园(“仿照英国各都市集中运动场的成例……藉以发展体育”)。

创办各小学附设平民补习学校(“一般平民没有知识,是民治国家最危险的地方……以后每一个小学校,应当附设一个平民夜学校,使一般年长失学的男女,得吸收少许知识。当教师的,对于劳动界,应当有真挚的扶助。关于种种培植的方法,关于制造建筑的改良,以及消遣娱乐的事项,时时为他讲究。了解他们的辛苦,敬爱他们的人格,使他们相信学校可以作他们的乐场;知道学校是传播文化的利器,于是社会与学校乃无隔膜,方能尽教育的最大职务”)。

实行巡回教授,分期实行强迫教育(即现所谓“强制义务教育”)等等。

将教化作为一切自治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同时,辅之以赈灾、救济、育婴、施药、贫民习艺所等慈善项目,陈渠珍以敬爱的情感把湘西当成自己的家庭来经营。《慈善案》中,除了上述一些传统项目外,还专列一条“劳动者地位之维持”,关注当时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地位低下的现象,不满劳动者“除得足以维持生活之赁银以外,再没有一点自由幸福的希望”。直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的批判精神。

在这些措施中,既能看到陈渠珍激发人天良的热切冀望,对“大同世界”的理想,也能见出他对国内国外局势的了解,及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军人良心论》的基本思想虽来自宋明理学,初读会觉有夫子气,但认真读下去,作者融会贯通、无一字无体会的切身之感便扑面而来,这是凝聚了陈渠珍当下努力的一部书。尤其是其中对时代思潮的几处直言回应,对我们至今习而不察的一些观念也有针对,读来竟不无悚然。

如,他反对尊崇个人,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张扬个性,而是天下得其“平”:

古人说了许多“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的话。其结果也只是平天下一件事。平字的意义,是要天下人各得其平,各安其分,能平则不相争,能安分则不妄动。同西洋人所说的发展,是绝对相反的。因为,此不安分,彼亦不能安分。此求发展,彼亦不能不求发展。人人不安本分,人人争求发展,把良心的公准,完全推倒……他的意思以为天地间,只有个体是真实的存在的,极端反对公准。所以就偏重个体的发展,同我们中国杨朱的“为我”主义一般……这种流毒一直传到今日,便造成世界革命的大流血。

如,他批评占据时代主流的物竞天择说,反对把竞争作为求知的目的,鲜明果敢地指出,“人的知识,为的是要了解人生真义需要的,不是为争奇斗胜所需要的”,“人人能够了解人生的真义,趋向才能一致,而无相争相夺的事发生。”“这种知识,才是良知,才是道德”,“如果蔑视良心公准,而偏重个体的主观,在知识以外求知识,这就是大乱的根本……”“在知识以外求知识,这就是大乱的根本”——这是陈渠珍对天下动荡不宁所做的哲学思考。

张扬个性的学说,强调离苦得乐,认为追求快乐是人正当的权利,陈渠珍亦对此做了回应:

从情意方面求来的乐,不是真乐,不能持久,结果,乐极还要生悲。只有“人境不夺”,“苦节危行”,所得的乐,才算真乐……所以人的真乐,要从苦中去求,要从忍字入手。

可能是感叹随新文学而起的种种恋爱至上主义,他语含沉重:“西洋人未闻大道,原不足责。却是我们中国近来有般自命为学者的人,也吠影吠声的说,恋爱自杀是正当的人生观。不晓得把知识两个字,到底看作什么一件东西?真可为人心世道一哭。”

陈渠珍以“天人合一”说来对治“竞争”说。承认“物竞天择”是一种客观现象,但仅是“现象界”一原则,不能当作人类进化的标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了解更真实的宇宙原则而遵循之。他认为人类须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样深刻的认识;良心是“天地之心”,是“寂然不动的道心”;有良心、致良知,是人生的目的,也是求知的要义;“不争”才是宇宙自然原则,而“当仁不让”是“让与争”的唯一界限。“人类进化在互助,不在竞争。”

在生死存亡的乱世,能有这样的眼光已不易,更难得的是陈渠珍作为一方统领,做到了言行相随。

4、固穷守困

陈渠珍是军人,也是个读书人,自述“经书是读遍了,也涉猎了不少子书”。在诸子中,对老庄别有感情。据陈元吉讲,陈渠珍给家里盖房子,都是土木结构。他对亲友说:“我建房子,只管二十年,子弟有能力就维修,否则就让它倒塌。”门额题为“寥天一庐”,取自庄子“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庄子·大宗师》)。

1939年,陈渠珍带领家人迁居四川南川,因为薛岳的作梗,他的抚恤金断绝,一切靠手足之力,以平民的身份开始以耕种和纺织谋生。生活是艰苦的。如果说一个人从低处走向高处,考验人,看一个人如何从高处走下低处,更试探人。

南川期间,陈渠珍靠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发明了弹花机、灌田机等数种机械,以出售收专利费为生,办起了纺织厂。静坐与记日记,是这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沈从文语)的日常修身事务。翻看现存的两年日记,有生病、搬家、涨价、钱粮断绝,回家旅费难以筹措等困境,也有发明、读书、教子、静坐等内容。日记中虽也有“六十老龄尚漂泊于异乡,受此困厄”,“暮景逼人,言之愕然”,“念双亲坟茔久缺祭扫,深以为痛”,“天之困我,一何酷耶”等伤感语,但更多的,是坦然应对,是日日不空过的言行。

1943年元旦,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陈渠珍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对入川几年的生活做了回顾和小结:

昨晚八时睡,十一时起溲一次,三时半醒,即起生火,气候尚不甚寒。

予二十八年二月来川,今已五载。携眷远窝数千里外之南川,此梦想所不及也。以生平不善于治生之人,而处此生活高压之下,穷愁交加,亦既三载,更非梦想所及也。予何以处此?亦曰‘知天乐命而已’。人惟知命,则穷亦乐,富亦乐,于何云乐?乐天而已。凡予五载来,所处之困厄,在旁观多有为予慨叹者。岂知此五载中得以纵观经史,涵咏有得,著述之书,皆有多种腹稿,一俟到达印江,家中书籍运到,即可克期编出。予历年治兵乡土,则军事倥偬,竟无一日之暇。自开府沅陵,则政务鞅掌,则恒夜以继日,长此不改,则诸子无法自课,结果将不堪言。近自土桥起,即专意课督大小两儿,文字日进不已。援经讲史,亦自得益不少。此二幸事也。吾人苟无一定之趋向,但求身前之富贵,则以予之才能,焉往而不利?顾以没世而名不彰,此与草木何殊也?予入川时即下最大决心,必求身死之后,有不死之精神,不与此身而俱埋黄壤,故除殚心著述垂诸久远而外,更究心纺织,精研机械,所幸有志竟成。纺织既有不少之新发明,而机械更有新兴之创作。此又一幸事也。凡此不幸中之幸事,而局外人乌从而知之?而予心不但不觉其苦,反觉兴味勃然。此乐岂世俗、富贵、利禄所能易耶!予亦念及此,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老之将至也。

流离四川,是他从官位上下来的日子,却也是他发愿求不死的日子;是他“穷愁交加”、身外之物尽失的日子,却也是他“涵咏有得”、身内之乐日增的日子;他历数不幸中的幸事:可读书、可著述、可教儿、可发明……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老之将至”。看此情此景,再读“良心论”,似乎十多年前他早为这样的遭遇做好了准备:“做官是替众人负责任,不是为我求荣华。所以,做官时,只知有人,不知有我。官来听其自来,不必推卸。官去听其自去,不必留恋。”“富贵福泽,不过是厚吾所生。与人有什么关系呢?贫贱忧戚,都是玉汝于成,又与人有什么关系呢?”他是实实在在践行了他的话——“要知人生自有‘天爵’之可贵,决不可蝇营狗苟的去求人爵”。

困,德之辨也。低处的陈渠珍,再次显示了不平凡的意志品德。

5、善终

1935年,陈渠珍于长沙赋闲期间,曾拜访过当时有名的精于命相的吴竟成,吴竟成的判语:“怪哉!此命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穷不死,饿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气不死。”无一不中陈渠珍心头之痛。“九不死”固然说来一一都是痛,但毕竟命悬一线而终不死,就像卦辞所说的“贞疾,恒不死”。张文江老师解释为“只要有一点是对头的,那口气就不会断”。

陈渠珍经历了清朝、民国、共和三个激烈变化的朝代,三朝为官,且是刀尖上行走的军人生涯,不依附任何一方势力,审时度势,带领乡梓自强,能够终获平安,殊大不易。带领凤凰和平举义,是陈渠珍人生棋局上落下的最后一颗子,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湘西的平安。想他的思虑中,必是以后者为大,这是他一生贞吉不死的关键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那一点对头处”?我尚不得知。

凤凰有一个传说,说陈渠珍在北京被任命为政协委员后,苗区发生叛乱,被解放军大战攻破后,苗民首领龙云飞自杀。陈渠珍梦到血淋淋的龙云飞来到自己面前,说:“大哥,还是你狠!”陈渠珍道:“我不过比你多混了一副棺材板,你在前面等我,我随后就来。”说完惊醒。

这一副棺材板,是梦中凄然安抚兄弟的话,却也正是陈渠珍的上出之处——在时代的大变动中,看轻个人遭际,以民生天下为重的人,终得善终。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这个话,用在陈渠珍身上不为过吧!

钱基博先生抗战期间避居湖南,曾著《近百年湖南学风》,标举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十几位为代表的湘籍人士好学深思、辅世长民的突出品德。他赞美湖南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宏识孤怀,涵今茹古。其中这个表达——“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不禁也让人联想陈渠珍。我还联想起陈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王国维先生身上的最初表达。思想的独立与自由,一而再地,出现在一批有浓重传统文化色彩的人士身上。三

该回到“无愁河”中来了。“无愁河”是小说,不是史;但它又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与“史”有很大关联。黄永玉先生曾说:“百分之九十都是真的!”(另外百分之十是笔墨,那是作家气性所在,不用历史的真实性来衡量。)

了解了陈渠珍,对“无愁河”“史”的这一面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如仅把它当小说读,玉公这个人物似乎无足轻重;有了陈渠珍再去看,看到他的影子原来在在处处:

狗狗被王伯带入木里避难,背景就是1927年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陈渠珍跟着在湘西也捕杀共产党,致狗狗父母双双逃亡;事后陈渠珍有些后悔,一年多后“王顾左右”,慢慢解禁,狗狗才回到朱雀。

狗狗上的那些精彩的学堂是陈渠珍搞湘西自治、湘西呈现教育曙光后的成果。

父亲提了一个火腿去为狗狗拜来的武术师傅,是陈渠珍从南京请来为军官团上课的形意拳名师朱国福(此人曾在中央国术馆任教官)。

狗狗曾和同学去郊外李子园偷李子,那是陈渠珍为纪念西原建的。

狗狗后来进的实验小学,也是陈渠珍为那个抓起来不知如何处理的共产党员而想出的一个“开明”点子……“无愁河”中还隐隐有另一个节奏,那是从外面世界传来的。知道了玉公就是陈渠珍,这些细节就更明白了。

比如北伐。北伐战事起来时,玉公在朱雀街上搞游行,弄得热热闹闹,表明自己从来不是“北洋”。“无愁河”作者笑说——“又何尝是南洋西洋东洋?”“九一八”后,玉公,“像只慢慢在苍苔上游徙的带壳蜗牛。脑门顶四根触角一下这边、一下那边地探索,一下又收缩回去……有如下棋。不是蒋介石、何键将他的军,是日本的隔山炮让他不便动弹……”[2]

田应诏将湘西军政大权交给陈渠珍的事发生在狗狗出生之前,黄先生后面借写田应诏照应了那段史,写得很美,禅让。

黄永玉1924——1936年在凤凰度过的童年,基本对应了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玉公在“无愁河”中头回出现,不显眼,两岁多的狗狗跟着父母年初五上他家去拜年。“老头子高颧骨,留着日本士官头,丹凤眼,黑呢子中山服,嗓子清亮。”狗狗不说话,盯着他那撮八字胡看。谈的不过几句礼数话。但展开来交代的背景好笑,也有点让人敬畏:

老师长有九个老婆,听说有个是从西藏带回来的,不久死了,埋在李子园。啊?不是九个,是十一个?是吗?九个和十一个差不多。莫管它。

老师长管十四个县,有三万多枝枪,好多人马;省里的何键总想打他的主意,怕的就是埋伏在山窝窝里这一股力量。名义上说是“师长“,其实他底下又有好多师长由他管,甚至管到四川、贵州那边去了。

他的公馆不算讲究……这房院的特点是高,占了地势的便宜。周围各山环拱,说风水、战略和权威角度看,都选得不错。

表面上他不大理会山底下的事,其实他像个“大白天”,哪里都照得着,连阴影都管。

这几句话,可看成凤凰当时对玉公的一般性舆论,其中的笑谑与善喻,是对一个权威人物的爱昵冲撞。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凤凰,这个时间至关重要,这是玉公治理了近十年的湘西凤凰,早十年,晚十年,话可能都不是这么说。“无愁河”中的玉公,不一定会引起读者多大的注意,因为狗狗和他没有直接浓重的交往,这符合一个幼童与一个当权者的关系(陈渠珍长黄永玉四十二岁),他不过跟着父母去陈家拜访(陈渠珍的一位太太,是黄永玉母亲师范学院的同学)。

但在对玉公的几段散淡描写中,却有一段特别的情节。

逃亡回来的父母,带着狗狗去见玉公,试探凶吉。大人说话,狗狗静静在旁守坐。后来他插话,引起玉公的兴趣。有了这样一段交谈和心理活动:

玉公边走边想,这孩子脾气像谁呢?朱雀城有这类型号的人吗?长大能当兵打仗?秘书长?军法官?财政局长?教育局长?进黄埔?进北大?都不像……“听我问你,狗狗!长大想做什么?”“我不晓得长大做什么。”“你可以想想唦!”“不好想,我长大才想!”

这孩子怪!他究竟代表朱雀哪种人?朱雀人热烈的“仗火”?不像;冷漠的反叛?朱雀从未有过。既不偏处一隅认命,也不坦怀赴难就义,这脾气是内外交汇之物?还是我从未发觉过的朱雀古老根苗?

……

说这段描写有点特别,是因为,“无愁河”不大写心理活动,它的写作状态是世界出现什么便承认什么。但此处,却出现了一个“他者的目光”,这是来自玉公心里的对狗狗的琢磨和发问。五岁的狗狗,能感觉到玉公心里所想吗?不太可能。那什么时候黄永玉接受到玉公的这一问?不能考证。可以确定的只是,黄永玉八十多岁的时候,他将这个“问”在“无愁河”中写出来,玉公成为他一生最初的发问者。穿过时空,陈渠珍默默投来思虑的目光——

你是谁?你来自哪里?

这是黄永玉所感受的来自陈渠珍的发问,也可以说是自问。不管是哪一种,这样的提问显示一种深切交流的开始。而一个人选择自己一生的发问者,往往也是在选择自己人生答卷的收卷人吧?

将“无愁河”放在黄永玉与陈渠珍的精神对话中去读,去理解,世界真的不一样了。

具体看“无愁河”在观念上和陈渠珍的几处要紧的呼应。

陈渠珍将人生的内容分为“衣、食、住、用、乐”五方面(《军人良心论》);“乐”不是享乐,而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之“乐”,陈渠珍解释为“自然相安”。这种观念,反复在“无愁河”中出现,黄先生说:“文化,就是让人过日子!”“无愁河”虽然包含一股奇气,但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才写日常生活,而《红楼梦》的日常生活是残缺的,没有生产劳动),几乎样样贴着“衣食住用”展开,作家笔底含着情趣,写手艺人、农人、猎人、保姆、更夫、厨子、渔夫、当兵的、染布的、老人、醉人、教师、采药的,写伙伴,写父子,写师生,写同事,写来往行人,写杜鹃、桃花、鹭鸶、狗,写河、写山、写雨、写路、写井、写春风……在“自然相安”的“乐”中,还有“乐感万物”的呼吸往来。这呼吸往来,是“无愁河”中最值得静静体会的妙处。多数作家写小说,把命运、情节、悬念当动力,“无愁河”的动力是人天之间的呼吸。

陈渠珍将人群分为治国、护国、生产三种阶级。这虽然是借用西人的划分,但应用到凤凰来,有特别的意义。在实行绿营军制度的凤凰,在“因为小,所以文化凝聚得格外坚实”的凤凰,这与其说是阶级的划分,不如说是对人三种原始天责的直观。生产、护国、治国的人,都在耳目接触的范围内;生产、护国、治国,是人以社会形式生存须承担的天责。因这样的领悟,凤凰人的人生是从“职责”,而不是从“权利”开始的。在以“职责”来联系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生中,人是爱的源泉和主体;而以权利来联系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生中,人实际上只是爱的客体。

由于特殊的际遇,陈渠珍一生经历了三种身份,体验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情感,也承担了完整的人之责。虽然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都缺“治国”一项,不如他(一般文人之流,离他们更远),但“护国”与“生产”的责任、情感,却深沉地体现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他们笔下最优美的形象,都是劳动者和士兵的形象。“无愁河”中母豹子一般的王伯,老树根般沉默而灵巧能干的苗人隆庆,严厉得不近人情、又极尽人情的爷爷……令人难以忘怀。黄永玉先生的故园之爱中,有一种雄强的气质表达,有时候我想,这是否也是“护国者”身份寄予人的要求?你即使流离失所,你即使漂流万里,你还是必须回来守卫你的家乡!(凤凰的尚武精神,须从“护国者”这个天责中去认识,才更准确,以这样的认识去看黄永玉为沈从文先生写的墓志“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也更落实。)

陈渠珍讲“勤”。“一个人要晓得,从早到晚,从生到死,总要劳动,总要做事”,“古人说:‘民生在勤’。就是说人生天地间,定要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才能尽人的天职,全自己的人格。因为一人之需用,百工为之备。”“生活必须勤苦,勤苦不必富贵,这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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