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不下的故乡(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意）马可·巴尔扎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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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不下的故乡试读：

你对我一无所知。或许你其实知道很多，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皮肤的气味，呼吸的温度，紧张的神经，我把这些都给了你。我下面和你说的这番话，是把你当作一个能看到我内心的人。

我能描述你的每一个细节。有几个大雪纷飞的清晨，当整栋房子被死一般的寂静包围时，我甚至还能想起一些新的细节。几周前，我想起了你肩膀上的那颗痣，以前我给你洗澡的时候，你老是指给我看。你简直被它迷住了。你那浓密的蜜色头发，只有耳朵后面那一小撮儿的颜色稍有不同。

留存下来的几张照片，我常会拿出来小心翼翼地端详，时间一长，每每看到都惹人落泪。我讨厌哭泣。讨厌哭泣是觉得只有白痴才只知道哭。哭泣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安慰，反而只会让我觉得筋疲力尽，一口饭都吃不下，睡觉也懒得换上睡衣。人要懂得自我疗伤才行，就算手上满是污渍也要握紧拳头。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斗争。这是你父亲教给我的。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好母亲。可靠、聪明、友好……尽是些不属于我的形容词。村里的人依然尊敬地称呼我为老师，可是他们朝我打招呼时总站得远远的。他们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随和的人。有时候我会突然想起在学校和一年级小朋友做的那个游戏：“请画出和你们最像的动物。”如今我会画一只脑袋缩进壳里的乌龟。

我总是想，如果我不是一个强势的母亲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老问你，这是谁，那又是谁，你信任他吗，你是不是打算和他交往。我自己的母亲就总是这样。这或许是我的另一个幻想吧。如果你现在就在我身边，我也会上下打量着你，怀疑着你每一个闪烁其词的回答。岁月越是流逝，父母的优越感就会越少。如果现在非要做个比较的话，父母肯定处于绝对劣势。你外婆是一个急躁而严厉的人，她对一切都心中有数，觉得凡事非黑即白，如刀削斧劈一般棱角分明。而我迷失在灰色地带。她觉得这都是学习的错。只要是上过学的人，她都觉得特别不好相处。他们不是游手好闲就是趾高气扬，要么就是整日吹毛求疵。但是我相信最伟大的知识，尤其对一个女人来说，就是文字。无论是事实真相，还是历史或传奇，一定要对文字如饥似渴并且牢记在心，这样才能应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我坚信能救赎我的，就是文字。第二章

我对男人一直都毫不在乎。我觉得把男人和爱联系起来是一个可笑的悖论。世界上的每一个男人，不是太笨拙、太多毛，就是太粗野。有的甚至三个缺点均沾。这个村里的所有男人都有一块土地、几头牛羊——萦绕在他们身上的味道就来自这儿。棚舍和汗液。如果我非得要和一个人做爱的话，我宁愿和一个女人。女孩儿高高的颧骨完胜男人粗糙的皮肤。但更明智的选择当然是独自一人，谁都不要理。要是我信教的话，去做修女我都愿意。我和世界越是脱离，我就越兴奋，这要比草率地成家好多了。但是上帝向来是一个难以琢磨的话题，每每想起都觉得甚是迷惘。

我唯一注意过的男人就是埃里克。我经常在黎明时看到他路过我的窗外，帽檐压得低低的，一大早嘴角就叼着根香烟。每次我都想去窗边和他打个招呼，可是一旦我真的开了窗，老妈肯定会立马感受到凉气，大喊着让我把窗子关上。“特里纳你疯了吗？！”她一定会这样大叫。

老妈真的特别喜欢大吼大叫。而且就算我真的开了窗，要和他说什么呢？十七岁的我简直就是一个呆子，能磕磕巴巴打个招呼已经不错了。就这样，我看着他朝远处走去，走进了树林里，身边还跟着一只浑身长满斑点的狗，那是赶着牛的灰灰。赶牛的时候，埃里克走得特别慢，好像静止了一样。这个时候我就低头看书，想着过一会儿还能在相同的地方看到他；果然，当我再次抬起头的时候，他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路尽头的那片落叶松下，小小的。就在那片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落叶松下面。

那年春天，我察觉到自己越来越经常地翻开书页，嘴里咬着铅笔，脑袋里想着埃里克。老妈不在我身边转悠的时候，我总爱缠着老爸问，一个梦想家是否真的不愿意过农民的生活。给菜园子锄完草就和牛羊一起去草地上，坐在岩石旁边静静地待着，看着那山谷、河水，还有天空。平静的河水不知道流淌了多少个世纪，冷清的天空不晓得哪里是尽头。“这些事情农民们都是可以做的，对吧老爸？”

老爸不住地笑，咬着烟斗说：“你去问问那个你早上从窗口偷看的小伙子，看他是不是做着梦想家的工作……”

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是在农庄的菜园子里。老爸是一名雷西亚的木匠，他简直把家里都变成了店铺，需要修东西的顾客总是络绎不绝。客人走了以后，老妈就低声嘟囔，说家里从来都不能清净一会儿。他自然是没等她骂完就忍不住了，顶撞她说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嘟囔的，他给客人送杯啤酒、和大家聊聊天也是维持店铺运营的一部分，这才是吸引顾客的方法。老妈不想再继续争论下去了，一把捏住老爸的酒糟鼻。“你还真是长本事了。”她对他说。“而你长的只有屁股！”他反击说。

听到这句话，她可气坏了，大叫：“看看我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白痴！”说着就把抹布朝他扔过去。老爸一下子就恼了，朝她回扔铅笔，她又扔了块抹布，他又扔了支铅笔。他们觉得朝对方扔东西也是表达爱意的方式。

那个下午，埃里克和老爸都在店里抽烟，他们瞪着蜗牛一般的眼睛怔怔地看着奥特拉峰上滑下来的云。老爸让我们等他一会儿，他去拿一小杯格拉巴酒。埃里克看到了我，没有说话，而是抬了抬下巴，淡淡地笑了一下。他那种自信的气场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毕业后想干什么？当老师？”他问我。“可能吧。或者去很远的地方。”说这句话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酷。

我这么说完他就立刻黑了脸。他猛地把香烟从嘴里拿出来，烟灰都差点烫到他的指头。“我才不会想着离开库龙呢。”他指着山谷说。

我像个小女孩一样盯着他，听他说完。埃里克摸摸我的脸颊和我说再见。“跟你父亲说格拉巴酒我改天再喝。”

我点点头，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用手肘支在桌子上看着他离开，时不时瞥一眼门口，生怕老妈会突然出现。有时候陷入爱情会让你觉得自己在做贼。第三章

1923年的春天我在准备毕业考试。墨索里尼专门等我拿到了毕业证以后才把学校搞得一团糟。一年前，法西斯进军博尔扎诺，烧毁公共建筑，殴打人民群众，武力驱赶镇长，而宪兵像往常一样冷眼旁观。如果不是因为宪兵和国王的放任不管，法西斯政权也不会上台。就连今天走在博尔扎诺的大街上，我都还是心神不宁，觉得一切都对我充满了敌意。“法西斯二十年”时期留下的各种标识比比皆是，这让我想起了埃里克：他要是看到了肯定会怒火中烧。

在那之前，国境线附近的这些山谷中，人们的生活里只有四季变换。那里好像不曾留下历史的印记，恰似一个消逝的回音。这里的人们说德语，信仰天主教，以农耕和畜牧为生。要想了解这群山里人，没有别的信息要补充的了。你也属于这群人，至少你出生在这里。

墨索里尼把街道、河流、山岳……通通重新命名，这些刽子手还跑去骚扰死者，竟然改动了墓碑上的碑文。他们把我们的名字意大利语化，替换了商店的招牌，还不准我们穿自己的衣服。一夜之间，我们去学校遇到的都是来自威尼托、伦巴第和西西里的老师。他们听不懂我们讲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南蒂罗尔，意大利语是外国话，只有在留声机里才会听得到，只有经由特伦蒂诺去奥地利做生意的瓦拉尔萨小贩才会说。

你的名字很特别，听一遍就会让人难以忘怀，但是对于不记得你名字的人来说，你一直是埃里克和特里纳的女儿。大家总说我们俩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如果走丢啦，闻着面包的味儿就能回家！”牙都掉光的面包师傅总爱做鬼脸逗你。你还记得吗？在街上一闻到面包味儿，你就牵着我的手拉我去买一块。没有什么比热腾腾的面包更能让你开心的了。

我认识库龙的每一个居民，但是好朋友只有马娅和芭芭拉两个。她们现在都不住在库龙了。其实她们很早就已经离开了，我连她们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当年我们关系好得不得了，三个人都上的同一所学校。因为师范学校离得太远了，我们没办法去上课，只能每年去博尔扎诺考两次试。去博尔扎诺可有意思了：我们激动地在市里转悠，除了大山、木屋之外，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大楼、商店，还有车水马龙的街道。

我和马娅真的是很喜欢教书，等不及要站到讲台上去。芭芭拉更想当一名裁缝，不过她也注册入学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她这么说道。那个时候我们形影不离，经常晚上互相送对方回家，到了农庄门口，一个人就对另外一个说：“没事儿，天还亮着呢，我把你送回去吧。”

我们散步的时候沿着河流或者树林的边缘走得很远。我记得芭芭拉总是在散步的时候对我说：“要是我有你这样的性格就好了……”“为什么呢？我什么性格？”“就是，思维清晰，知道自己的目标。我什么时候都迷迷糊糊的，需要有人牵着我往前走。”“我觉得我这样不一定好。”“你能这么说是因为你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了。”“总之，”我耸耸肩说，“如果能像你一样美，我可以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性格给你。”

接着她展开了笑脸，如果周围没有人，或者天色正要暗下来，她会给我一个吻，对我说些甜蜜的话。那些话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领袖一来，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失业的危险，因为我们不是意大利人。于是我们开始学习意大利语，希望依然有人愿意雇佣我们。那个春天，我们每个下午都是拿着语法书在湖边度过的。我们一吃完午饭就见面，赶到湖边的时候，有人用餐巾包着水果，有人嘴里还嚼着一口饭。“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讲德语了！”我呼吁大家都遵守约定。“我想当老师，但我想教的可不是别人说的语言！”马娅把满是涂鸦的笔记本摔在地上，抗议道。“我想设计衣服还没说什么呢！”芭芭拉不吐不快。“要我说呀，又没人逼你去当老师。”马娅回了一嘴。“你们听听这个恶毒的人说的什么话……什么叫又没人逼我去当老师？”她一边扎起了辫子一边抗议。她那浓密的红色头发散开得满脸都是。后来她就把话题转到了我们说要一直在一起永远不结婚的事上。“你们要相信我，如果我们结婚了，都会变成仆人的！”她坚定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回家后，我很快就上床睡觉了。我总是渴望独处。躺在床上，我在黑暗潮湿的房间里可以思考上好几个小时。我想着，不管愿不愿意，我都在长大，烦心事也越来越让我觉得神伤。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恐惧，还是说，你更像你的父亲，和他一样觉得人生就像一条河流。一旦事情要起变化或结束，比如毕业，比如婚姻，我总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想把一切都抛在脑后。为什么活着就一定要前进呢？就连我在生你的时候都在想：“为什么我不能把她在肚子里多放一会儿呢？”

五月，我、马娅和芭芭拉整个星期都待在一起，不再像从前那样偶尔才见上一面，或者只有等周日弥撒才能相见。我们对这门新语言勤加练习，希望我们的毕业证可以让法西斯瞧得上眼。但由于内心深处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这套说辞，表面上说是学习语法，其实我们整天都在听芭芭拉的意大利语黑胶唱片。我会亲吻你如果你回到这里但我不会吻你若你要去战场杀敌

笔试前一周，老爸同意我去芭芭拉家过夜。为此我央求了好久，最后总算是得逞了。“好吧孩子，你可以去朋友家，但是你答应我要考出个好成绩。”“那你觉得多少分是好成绩呢？”我亲了亲他的脸颊，问道。“嗯，平均分10分吧！”他伸出双手比了个数字10。老妈坐在他旁边缝袜子，也点了点头。老妈只要一有空就开始缝袜子，她总说脚受凉了全身都会冷。

然而我并没有拿到满分。按开学前的约定，马娅给我们买了喝的东西，还做了水果馅饼。芭芭拉觉得马娅肯定得了10分，因为她的教授是头猪，一直盯着她的胸部看。“我只得了7分，因为我只有这两个小苹果！”芭芭拉用手掂量着自己挺起的乳房，抗议道。“你得了7分是因为你蠢得像头驴！”马娅刚说完，两个人立马抱在了一起，滚倒在草地上。我在日光下眯着眼，笑着看她们打闹。第四章

毕业以后我们还会经常见面，有时在湖边，有时在落叶松下，却再也不提学习意大利语的事了。“如果有学校雇佣我们那还好说，不然的话，都去他的！”马娅匆匆下了结论。“这儿没人有毕业证，他们肯定要雇我们的。”芭芭拉说。“你觉得法西斯会在乎你的毕业证吗？他们只想让意大利人工作！”“我们上了学，到头来什么都没有，”马娅叹息道，“我将来只能和我爸一起看店，整天和他吵架了。”“总比整天缝袜子好。”我说。一想到要和老妈整天待在一起，我都要窒息了。

法西斯不仅占领了学校，还有市政府、邮局和法院。蒂罗尔的公务员都被当场解雇了，意大利人在办公室挂起写着“禁止说德语”和“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标语。他们开始实行宵禁制度，周六下午聚集起来迎接中央任命市长的巡视，这是他们盛大的节日。

马娅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走在还没爆炸的矿井上。”她很快就对我们的闲聊感到厌倦，说我们总在聊一些不重要的话题。“你们难道都看不见都他妈发生了什么吗？”她再也忍不下去了，“库龙，雷西亚，圣瓦伦蒂诺……只要是法西斯占领了的，就再也不会是我们的了。男人们不再去酒馆，女人们走路都挨着墙脚，晚上街头连个鬼影都没有！你们究竟如何做到让自己置身事外的？”“我哥哥说法西斯来日无多。”芭芭拉想让她平静下来，如此回答她。

马娅却一点儿也平静不下来。她像马一样喘着粗气，一骨碌躺倒在了草地上，说我们净是些爱慕虚荣之徒。

她从小和我们受到的教育就不一样。她父亲上过学，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南蒂罗尔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比如这个统治者是谁，那个部长又是谁。如果他看到我和芭芭拉也在，就会发表一番长篇大论，一连提到无数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和地名，最后这样告诫我们：“你们以后结婚了，一定要把这番话告诉你们的丈夫，你不搞政治，政治就要搞你！”然后他就去别的房间了。马娅特别崇拜自己的父亲，每次他一说完话，她就点头表示认可。我和芭芭拉就看着窗外，觉得自己和驴一样蠢。“这样看来马娅将来会变得比她父亲更狂热。”我们回家的时候芭芭拉说。

有时候我和芭芭拉两个人单独出门。我们骑着自行车，一直到圣瓦伦蒂诺，在湖边感受清凉的湖水滑过大汗淋漓的脸庞。“我觉得山在和我们一起成长。”芭芭拉踩着踏板，在空中扬起下巴，示意着山的方向。“你是说它们把我们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世界？”我问她。我在想，有一天若是想逃离，山是不是会把我困在家里。“你那么关心世界做什么？”她笑答。

老爸从店里回来的时候老说走在路上还能闻到战争的味道。马娅的父母觉得还不如去奥地利呢，好远离法西斯。芭芭拉的父母则想去投奔在德国的亲戚。

这期间南蒂罗尔的人口也发生了变化。几个月过去，不断有领袖派来的意大利殖民者到来。就连库龙也有人来。这些南方来的外来者很好认，他们手里拎着行李，高傲地看着那些从未见过的山坡和低垂的云朵。

他们一来就和我们形成了对立。一群人的语言对立另外一群人的语言，新权力施加的暴政对立数个世纪传承的力量。

埃里克经常来我家拜访，他和老爸是老朋友了。老爸对他很好，因为埃里克没有父母。

老妈却一点都不喜欢他。“那个小伙儿狂妄自大，”她说，“他和人说话都好像是在施舍恩惠。”人们常有的宽容之心在她身上真是一点都找不到。

老爸让他坐在扶手椅上，然后把椅子转过去，手肘搭在椅背上，双手撑起长满胡子的脸颊。看起来埃里克好像是他儿子一样。一个不安分的儿子，一个什么事都要寻求他意见的儿子。我在门框后面偷看他们。我尽量轻手轻脚，屏住呼吸，手掌贴在墙上。如果我弟弟佩皮出现，我就把他拉到身边捂住他的嘴。他当然是要挣扎一番的，可是那个时候以我的体格，把他控制住还是可以的。佩皮比我小7岁，除了夸他听妈妈的话，我真的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就是一个脸上总是脏兮兮的，膝盖上总是蹭破皮的小屁孩儿。“意大利政府好像要重启水坝项目了，”一天晚上埃里克说，“有些赶牛羊去圣瓦伦蒂诺的农夫看到了施工团队。”

老爸耸耸肩。“大家都这么说了好多年了，到头来不都没了下文嘛。”老爸温柔地微笑着，回答他说。“如果他们果真要建水坝的话，我们必须要想办法阻止。”埃里克看着别处，接着说，“法西斯一心想着毁了我们，想让我们流落到意大利去。”“别担心，虽然法西斯还要掌权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在这里建不起来水坝，这里土质很软的。”

然而埃里克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安，宛如猫的眼睛。

第一次听说要修水坝还是在1911年。蒙泰卡蒂尼公司的企业家们想征用雷西亚和库龙的土地，开发水电。意大利的工业家和政客说，上阿迪杰是一座白色的金矿，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派遣工程师来考察山谷，探测水流。我们这些村子将会全部被埋进水的坟墓里，从此杳无踪迹。所有的农庄、教堂、店铺，还有牛羊吃草的牧场，通通要被淹没了。水坝会让我们失去房子，失去牛羊，失去工作。水坝会把我们的一切都夺走，我们到时候只能背井离乡，换另外的职业，去另外的地方，变成另外的人。我们会死在远离韦诺斯塔山谷的地方，远离蒂罗尔的某处。

1911年的时候项目还没有开工，因为这里的水文地质条件不适合，风险很大：底层结构不连续，地表以下都是白云岩的碎屑。但是当法西斯掌权之后，大家都心知肚明，领袖肯定很快就会在博尔扎诺和梅拉诺建工业区——这些城市就会扩大两倍甚至三倍，意大利人就会成群结队拥来找工作——能源需求也会相应地大大增加。

在酒馆里、在教堂门廊下，还有在老爸的店铺中，埃里克疾声高呼：“你们等着瞧吧，他们会回来的。你们别怀疑了，他们会再来的。”但是不论他费了多少心力，村民们喝酒的喝酒，抽烟的抽烟，打牌的打牌。他们不是抿起嘴就是把手好像赶苍蝇一般在空中挥动着，丝毫不理会他说的话。“他们觉得看不见的就是不存在的，”埃里克对老爸说，“只要能喝上一杯葡萄酒，他们什么都不在乎。”第五章

他们没有雇佣我们，而是选择了西西里和威尼托乡村的一些半文盲。至于蒂罗尔的孩子们到底能学到什么，领袖完全不关心。

我们三个整天浑浑噩噩地走过人山人海的广场，那里的商贩摊主从早吆喝到晚，女人们熙熙攘攘地挤在摊子旁边。

一天早上，我们遇到了神父。他把我们拉入一个小巷子，巷子的墙上爬满了青苔。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很想教书，必须要“去地下墓穴”。“去地下墓穴”的意思是当秘密教师。这是违法的，被抓住的话面临的不仅是罚款，还有暴力殴打和灌蓖麻油，最后不知道会被流放到哪个荒岛上去。芭芭拉立刻回绝了神父，我和马娅迟疑地对视了一眼。“没时间考虑了！”神父催促。

回家后我提起这件事，老妈惊呼我会被送去西西里和南蛮生活在一起的，老爸却觉得挺好。其实我并不想去，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去是因为想给埃里克留下一个好印象。我听他说过自己参加秘密集会，读德语报纸，还是德国合并派团体的一员。在地下墓穴教课应该可以让他刮目相看，另外还可以顺便搞清楚我自己到底想不想当老师。

神父把我派去了圣瓦伦蒂诺的一个地下室，而马娅则被分到了雷西亚的一个农庄棚舍。我们下午五点上课，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或者周日做弥撒前，那个时候天也是黑的。我气喘吁吁地骑车过去，走一条我以前都不知道的泥路。树叶飘落和蟋蟀鸣叫都能把我吓个半死。我把自行车藏在村外的树林边，低头赶路，避免遇到宪兵。我现在觉得这些该死的宪兵更像是蛾子一样，哪里都能遇到。

玛尔塔女士的地下室里堆满了坛子和旧家具，大家坐在一堆稻草上上课。所有人都压低声音说话，因为随时要注意从外面传来的声音。有人从菜园子里经过都能把我们吓得不轻。小男孩儿们什么都不懂，而小女孩儿们都瞪大眼睛看着我，双眼充满了警觉。我有七个学生，我教他们阅读和写字。我用手握住他们的小手，如甲胄一般保护着他们。我领着他们一笔一画地写下字母、词语，还有人生中的第一个句子。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渐渐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晚上以后，他们已经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高声朗读了，读的时候用指头指着字，生怕看错行。教德语真的是太美妙了。我特别喜欢这个工作，有时候甚至会忘记自己秘密教师的身份。我想起埃里克，如果他能看到我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在一块石板上写下字母和数字，让孩子们抄写下来并轻轻地齐声跟读，他肯定会为我感到骄傲的。准备回家的时候，我把头发全部放下来，不然的话会一直头疼。但是我觉得头疼也挺好的，这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不会一直胆战心惊。

一天晚上，两个宪兵破门而入，好像我们是土匪一样。一个小女孩儿开始尖叫，其他人四散而去，跑到角落里转过身去面对着墙，不敢看眼前的景象。只有泽普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他缓缓地走到一个宪兵跟前，带着一种平静的怒火开始辱骂他，这个画面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宪兵虽然听不懂德语，但还是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小男孩儿纹丝不动，没有哭，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继续瞪着他。

离开前，宪兵还在墙上摔断了黑板，踢坏了坛子，弄翻了家具。“我们要把你关进监狱！”他们一边把我拖向市政厅，一边大声叫喊。

我整晚都被锁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连草垫都没有。墙上有一张墨索里尼的照片，他双手叉腰，目光炯炯有神。大家都说他很受女性欢迎，于是我仔细研究他的脸，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昏昏欲睡之际，一个宪兵用棍子敲了一下桌子叫醒了我。他用一盏台灯照着我的眼睛，不断地问：“是谁给你的材料？”“其他的秘密教师藏在哪里？”“孩子们的父母是谁？”

老爸来接我的时候还被他们揪了胡子，他们对不喜欢的人都这样干。不仅如此，他们还敲诈了他一大笔钱。我感觉糟糕极了，胃一直抽搐，眼睛也血红。我以为老爸会命令我不要再去了，但当我去喷泉旁边浸湿手巾擦脸的时候，他说：“如今你只能继续干下去了。”

我们换了地方，教室搬到了老爸一个顾客的阁楼里。大家都来了，除了那天尖叫的那个小女孩儿不愿意再来了。学生们勉强能有几张作业纸，有时候连纸都没有。有的人从意大利学校发的笔记本上撕下几张纸来用。去意大利学校学习是强制的。下课后我会让他们从后门出去。有一次突然有人敲门，我们急忙跑上房顶，身手敏捷得像耗子一样。学生们害怕跌下去，紧紧地靠在我身边。结果最后主人上来笑着说，是面包师忘记送面包了。

夏天来了以后，上课就简单多了。我们去田地里上课，太阳和明亮的光线让我们忘记了一切不好的事。在室外如何藏好秘密学校变成了我们的游戏。我们一连几个小时都在排练节目，那是我准备让他们圣诞节的时候在马娅的农庄演出的节目，我们大声朗读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我们还教他们读禁诗，都是些我儿时上奥地利学校的时候背下来的。路上时不时会传来一些声音，我每次都吓得立刻噤声，而泽普会拉起我的手，用他深邃的眼神安抚我。多年以后我得知，泽普成了最年轻的通纳粹分子之一，在博尔扎诺的集中营筛选犯人。

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宪兵和黑衫军，经常浑身大汗地突然惊醒，盯着天花板久久不能再次入睡。睡前我都会在农庄转一圈，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闯进家里。我每个地方都要检查一遍，床底和衣柜里也不放过。老妈睡眠很浅，会从隔壁房间朝我喊：“特里纳，都这个点儿了，你不睡觉在干什么？”“我得检查检查有没有宪兵！”我回答。“检查床底下？”“呃……”

然后我听见她翻了个身，嘟囔着说我已经快疯了。

与此同时，秘密学校的规模扩大了。有人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给我们走私来了笔记本、算盘和黑板。我们把这些教学用品都先放在神父们那里，再由他们分配。虽然法西斯四处都挂着“禁止说德语”的标语，可是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没法儿意大利化，于是变得越来越暴力了。

冬天来的时候，为了骗过宪兵，孩子们都伪装了起来。他们用大衣紧紧包裹住自己，看起来好像发烧了一样，还有人穿着自己父亲精心打过补丁的工作服。这盛装出行的架势，简直像是要去参加初领圣体弥撒礼仪……晚上我骑着自行车终于看到家、看到煤油灯透过布满油烟的玻璃发出的光芒的时候，我开心极了，觉得自己又一次侥幸取胜了。

有一天我和芭芭拉出门。我们在草地上亲吻，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衣服都刮破了。我们喜欢互相亲吻，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或许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并不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坐在砍断的树桩上，芭芭拉拿出用纸包起来的巧克力饼干。“我喜欢教德语，”我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对她说，“而且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在和法西斯作对，我就更喜欢了。”“你不害怕吗？”“开始的时候害怕，现在我学会了观察孩子们的脸。当他们平静的时候，我也会变得平静。”“那些混蛋肯定不会让我们教一天书的。”她绝望地说。“你为什么不来呢？”我问她说。“特里纳，我告诉过你了，我没有你那种性格，如果我遇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肯定会心脏病发作而死的。”“他们只会狠狠地吓唬你。”“可现在我要在父亲的店铺里帮忙。”她接着为自己辩解道。“你教书并不意味着不能干活儿了！你可以在闲下来的时候上几个小时的课，”我匆忙地想要结束这个话题，说，“你会发现，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对你有好处，他们比大人好多了！”

她咬着嘴唇想了很久，说：“好吧，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连我父母也不行。”

我和神父说了这事，他立刻同意了。在雷西亚有另外一个小组就要开课了。

我差点没有赶上亲耳听到芭芭拉告诉我，她乐在其中而且很喜欢这个工作。

那是一个周四的晚上，库龙下着雨。每年十一月的下午，都会出现这样的斜风细雨。我和佩皮在家里捏肉丸子。

外面有人一把扔下了自行车，用拳头砸门想要进屋。“她正在上课，他们突然就下来了，把圣器室都搬空了，什么都给摔碎了，还踢跑了孩子们！”马娅大喊。“只剩她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把她拽着头发塞到了车里，”她喘着粗气，眼神冷峻，继续说道，“他们要把她送到利帕里关起来。”

我连他们有没有碰她都没能问出口。我就这样呆住了，唾液一直哽在喉咙里。

雨不住地落着，我站在门口，脸都湿了。第六章

老爸和埃里克和往常一样，终日在闲聊、格拉巴酒和香烟中度过。我也重复着往常的生活，靠在门框后面，做着我的白日梦。他刚一站起来准备回家，我就跑到厨房躲起来。每次为了掩饰自己，我都假装折桌布或者像快渴死的人一样大口喝水。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其实我还挺喜欢这样的，看着他总是一个人，总是在那把扶手椅上坐着，我自己也不觉得孤单了。这难道不能成为一种相爱的方式吗？就在这里悄悄地看着他，而不必上演结婚生子的寻常戏码？

十一月的一天，他来家里的时候下巴上被划了一个大口子，伤口划过整个脖子，一直延伸到衬衫里面，好像有人想把他的头像椰子一样切成两半。老爸本能地架住他的腋下，把他扶到了火炉对面的椅子上。“最近几个晚上，我都和一群村民埋伏在村子后面。今天看到一群意大利探测员来了。‘我们在这里住了几个世纪，我们的父辈和子女都住在这里：我们死去的祖先都在这里！’我这样大喊。然后他们中间的一个懦夫拿出了警棍，结果一个工程师制止了他，回应我说一定可以达成一个共识的。‘发展肯定要比几座房子更有价值。’他这样对我说。”

看到他受伤我很伤心，但是终于能和他靠这么近，还不用藏起来，我觉得很幸福。我想用棉布给他处理伤口，想告诉他说，埃里克，你接着说吧，照顾你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就回去的，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奋起抵抗。‘我们会举起干草叉，敞开棚舍，放狗咬人！’他这样喊道。于是警棍和鞭子落到了我们身上。”他摸了一下伤口，好像没有这个动作我们就无法相信他似的。

老爸听得目瞪口呆。“你要留下来吃饭吗？”我问他说。但是老妈立即瞪了我一眼。

埃里克却说他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一天下午，我上芭芭拉家去。我们两家相距仅仅一百步之遥，我们竟突然就开始不和对方拉手，不一起散步了，这让我无法接受。于是吃完午饭，老妈刚躺到床上，我就从桌子上拿了一块蛋糕，包在餐巾里，悄悄地出门了。

我满身大汗地到了她家农庄的门口，站在那里，我突然僵住了。我没能敲门也没能叫出她的名字。我希望能看见芭芭拉出现在对着棚舍的窗口，她父母不让她出门的时候她总这样。夏天，她有时候不关窗，我路过的时候就吹个口哨呼唤她。她听到以后回我一个口哨，从窗台上跳下来，手里总是拿着纸包起来的小甜食，我们一起边走边吃。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总说我们那样吹口哨比牧羊人还要粗野。

我不知道在门口待了多久，两条腿紧紧地粘在一起，连回去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了。直到亚历山德拉出来了。她手里拿着几个包裹，一看到我就把它们扔在了地上。“我可以和芭芭拉说句话吗？”我细声细气地问。

亚历山德拉看了我好久，不知道她眼睛里的是蔑视还是震惊。然后她抬了抬下巴，示意我离开。“我可以和芭芭拉说句话吗？”我又问了一遍。“她不在家。”“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不想让我说那件事儿。”“我是不想，”她紧紧地抿着嘴说，“她也不想。”“求求你了，”我又说，“在这儿也行，让我见她一分钟就可以。”“就是因为你，他们要把她送去监禁，你知道吗？”

我们都沉默着，好像两个正在决斗的人，气氛剑拔弩张。羊的咩咩叫声从棚舍传来。“让开！”我突然冲她喊，“让开！”我又喊了一声。

我低着头朝着她冲过去，像牛一样，推她的时候觉得控制我动作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不认识的一部分身体。我们像泼妇一样撕打了起来。亚历山德拉揪住了我的头发，一脚把我踹倒在地上。“你如果不走，我就要叫我爸了。”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羞愧得恨不得死去。被她抓破的脸上流满了泪水。

她守着门，直到我离开。我走在路上，想最后一次转身求她，求她至少把我带的那块蛋糕交给芭芭拉。蛋糕已经掉在那堆包裹旁边的地面上。我却说不出话来。

我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没有方向。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刚到家，老爸就迎了上来。“能说说你去哪儿了吗？天都黑了好一会儿了，混账东西！”

我的脸都哭红了，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察觉到，就连我脸上的抓痕他都没看见，一副只想教训我的样子。“你妈妈发烧了，已经早早上床睡觉了，你觉得你这样好吗？”

我向他道歉，发誓说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我准备睡觉的时候，他说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明天吧，老爸，我今天过得很不好。”

他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叫我坐在扶手椅上。“我和他说了。”他说。“和谁？”“还能和谁？！”“我跟你说过了老爸，我今天过得很不好。让我睡觉吧。”“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但他觉得挺好的。其实呀，他挺开心的。”

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他在说埃里克。我用手揉了揉脸，拿手帕把眼泪擦干。“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问他？”“哎呀孩子，我这是帮你呢，你就这样对我？你不是想和他结婚吗？你是想一辈子折你的桌布吗？”

我从来没有感觉如此晕眩过，太阳穴处的神经不断跳动，我啜泣不止。“那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哽咽中，我唯一能问出来的就是这句话了。“当然了！你这么漂亮！”“我只有在你眼中才漂亮，老爸。他喜欢我吗？”“你倒是告诉我，他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那老妈呢，现在谁要去跟老妈说？”我生气地大叫，被这一团混乱搞得很崩溃。“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解决。”他说着向我伸出双臂，看着我，丝毫不理解我为什么是这个反应。“我现在可以去睡觉了吗？”“你至少告诉我你想不想和他结婚啊。”“我觉得和埃里克结婚挺好的。”我一边说着一边从扶手椅上站了起来。“你想和他结婚怎么还一直哭呢？”他磕磕烟斗，说了这么一句。

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走到我跟前，紧紧地抱住我，比我毕业考试回来那次的拥抱更加用力。“我很高兴，特里纳。他是一个孤儿，命途多舛，就连他的那块土地也是整个村里最小的。总之你要是跟着他呀，肯定要挨饿的！”他笑着，希望我也能笑起来。

那天之后，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才感觉好起来。终于平静下来并且振作一点儿后，我去问老妈：“那我可以和他结婚吗？”

老妈一直在扫地，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回答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特里纳。就你那三寸不烂之舌，还和我讨论个什么劲儿。你若真想听我的意见老早就问我了。”

老妈能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第七章

老爸挽着我的手走到圣坛前，教堂里四处都是马娅布置的天竺葵。我努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我想哭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就在同一天，他们要把芭芭拉装进车里送去监禁地。他们用比对待妓女还恶劣的方式对待她，逼她戴着手铐游街示众。我穿着浆洗过的褶边白裙，头顶发髻，脚蹬发亮的皮鞋，而她头发蓬乱，脚上只有两只旧拖鞋。大家在教堂等我，连神父在内的所有人都觉得我是故意迟到，以为我实际上是为了给精彩亮相做伏笔。其实我是在教堂门廊哭着请求老爸，拜托他就这样带我去见芭芭拉，让我和宪兵说句话，让我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承认自己也应该被关起来。“孩子，别这样。”老爸耐心地劝导着，把他的手帕递给我。如果不是佩皮出来帮他把我拖去了圣坛，我说不定就真的把结婚典礼毁了。

我们住在埃里克的农庄，农庄是他父母留给他的。能看得出来，这间房子里曾有人过世。客厅黑漆漆的，家具上目光所及之处都摆放着他母亲的照片——母亲少女时期的照片，母亲和孩子们一起的照片，母亲和自己母亲的照片。他把装修房间的任务交给我了，让我一个人刷墙，一个人搬家具。搬家具的时候，他母亲的相框冷不丁地就会从哪个角落掉下来，玻璃碎了一地。我用扫帚拂走碎玻璃，亲吻着她的照片乞求逝者的原谅，然后把照片“砰”地关进最后一个抽屉，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家具全都搬了出去。

农庄里从来都不缺少空间，外面围着一片草地，灰灰喜欢在那上面跑来跑去。但棚舍离家里太近了，一种垃圾和草料的味道怎么都飘散不去，恶臭刺鼻，好几个晚上恶心得我都要吐出来了。更别说家里还冷得让人受不了，冬天我们只能把被子披在肩上御寒，走来走去简直像鬼在飘。冰冷的风从门缝底下钻进来，发出恐怖的嘶嘶声。我们整日都贴在瓷砖火炉旁，只能偶尔洗一次澡，一吃完晚饭就躲进被子里。埃里克几乎每天都像一头驯服的野兽一样，贴近我，和我做爱。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仪式，不能说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这让他觉得很好，就够了。有时候我正在和他做爱，脑子里却想着芭芭拉，不知道她现在到底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有多恨我。

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起床给他煮奶汤，需要的话我也去棚舍帮忙挤牛奶、铺干草。我不觉得这么早起床会很累。独处时，我就给自己再倒上一杯大麦咖啡，然后去给孩子们上课。神父派我去一家钟表店后面的工具房上课。法西斯扫荡了整个山谷，其他的老师都被罚了钱并被关了起来。只有教士们以“教义问答”为托辞，依然可以教授德语课。

课后我去父母家里吃饭。通常我吃完饭就和他们待在一起，有时候也回家看书。老妈打心底里不支持我这样浪费时间。一看到我手里拿着书，她就咕哝着说，书只能带我去地狱，然后开始碎碎念着给我推荐一些别的手艺，不停地唠叨说我应该学女红，给未来有孩子的时候做准备。

周日我和埃里克骑车出游。我们在河边装满整整一筐的蘑菇，探索通向悬崖的小路。我很熟悉这片山谷，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出生，而是因为他总带我来。在海拔高的地方觉得冷时，他就揉搓我的肩膀。他纤长的手喜欢神经质地做些小动作，我很喜欢他的手搭在我身上的感觉。就连每次过节，他也会凌晨就起床，说：“快来，我们去散步吧，天色特别纯净！”我通常喜欢继续赖床，埃里克就去煮大麦咖啡，端到床上后开始掀我的被子。

他总说自己没想过孩子的事，我回他说我自己想要孩子的时候，他耸了耸肩。“他们想来就会来的。”他这样结束了话题。

这样的谈话没发生几次，我就怀孕了。我当时刚走出工具房不久，突然就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如阵痛般传来。我急忙骑车回家，刚奔到洗手台旁边，我又像往常那样拿不定主意了，我停了下来，想着说不定待在外边要更好一点。结果当然就是我吐在了门上。“我告诉过你，他们想来就会来的！”埃里克笑着说，把我的头埋在他的胸前。

怀孕期间我总是犯困，每次从工具房回来后，我吃几口饭就上床了。我也不害怕法西斯了，即使怀孕了，我也一点儿都不打算放弃当秘密教师。

埃里克从田地回来之后会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腹部，说他觉得我生的肯定会是个女孩。他要给孩子起名叫安娜，这是他母亲的名字。“如果是女孩的话，我们要叫她马里卡。”我不容分辩地说。第八章

米夏埃尔起初都幸福地睡在摇篮里——摇篮是老爸亲手做的，里面的棉花是老妈铺上去的。他从来都不哭闹，甚至都不怎么开口说话，过了整整三年才吐出人生中第一个字。这和你完全相反。埃里克仅仅有的时候哄哄他，或者把他放在自己的肩头睡觉，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我问埃里克为什么不和孩子在一起待久一点，他说孩子不会开口说话，自己不知道和他说啥。

我还是挺有精力的，可以接着教德语，和马娅出去游玩。这是因为我还可以依靠老妈，她每天早上都来帮我。我其实不喜欢她来帮忙。她一进屋子就摸摸我的乳房，指责我太瘦了：“你这个样子出不了多少奶水的。”她总这么说。她还总想一直把小孩抱在怀里，想时时刻刻都给他喂奶。

又过了四年你才出生。这四年来我一直因为你而心神不宁，就算老妈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我也想要生你。我发觉自己怀上你的那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当时就觉得你肯定是个女孩，我很确定要给你起那个我在一本小说里面读到过的名字，虽然老妈觉得这个名字是我因为读师范学校而产生的又一个怪念头。

你是在一个冬夜出生的。那天风雪交加，接生婆来晚了，你的头都已经出来了。老妈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她给我裹上干燥的布，点燃炉子提供持续不断的热水，给我换纱布，让我有时间交替使劲和放松，确保我不至于筋疲力尽。就连那种紧张时刻她都像将军一样在发号施令。但她确实小心谨慎，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自始至终都没有松开过我的手。

你生出来以后，房间里弥漫着分娩的味道，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只是觉得很羞耻。老妈就给你洗了个澡。你干干净净的，头上都是浓密的小头发。她把你靠在了我的乳房上，满头大汗地叉着腰说：“她长得可和你一模一样，我们要注意了，一定不要让她碰书籍！”她看着你白皙光洁的皮肤，满意地笑了——幸亏不是红彤彤皱巴巴的。

埃里克一连几天都在外面伐木。他带着雪橇和一群村民一起出去了。他每次出去伐木我都非常担心。这可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曾经发生过雪橇滑得太快而失控撞上树或是冲下峡谷的事故。他回来的时候，我对他说老爸已经在市政厅登记了你的名字，没有办法再改了。“你的这个母亲呀，真是世界第一倔强。”他说着，拥你入怀，仔细打量着你的脸。

你不像米夏埃尔。你老是吐奶，每天给你喂奶都特别费劲。我必须要把奶挤进你的嘴里，因为你吸着吸着就觉得累了。为了让你睡着，我必须抱着你不停地摇啊摇，你手里还非得要抓着老妈用线系在你手腕上的一个绒球。她觉得，你总担心自己会掉到地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让你一个人待着，担惊受怕。米夏埃尔晚上看着你，直到你入眠。你盯着煤油灯，榛子一样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突然就合上了。如果你的手在空中挥来挥去，他就抚摸你的肚皮，让你不要惊醒。你很快就会说话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一直觉得你会是一个特别健谈的人，可以和任何人无障碍交流。

你三岁的时候就跑得像兔子一样快了。你的腿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老爸在你后面很快就跟不上你了。后来你就开始和埃里克一起出去玩，如果你乱跑，他就一把抓住你的脖子。看着你在他们两个中间朝着教堂走去，这是我脑海里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之一。

要同时照顾你和你哥哥，我很快就吃不消了。只要不和你在一起，我就特别痛苦。教课，访友，散步的时候，我都在想你。我当时觉得，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就可以一直感受到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但是你们长大了以后，这些美好就会不复存在了。每当我和埃里克倾诉这些想法时，他总说我过得太苦了。

如果回到家后晚饭还没有做好，埃里克也不生气，他换上睡裤，一手抱着你，有时候切几片波伦塔，有时候用黄油煎几个鸡蛋。饭做好了以后他就站着吃饭，去不去餐桌旁坐下吃他都觉得无所谓。

渐渐地，你越长大他就越爱你。他抱着你简直犹如抱着一座奖杯一样骄傲。他把你放在肩头，如果你不在他耳边尖叫的话，他会点上一根香烟，像常胜将军一样朝广场走去。他带米夏埃尔去钓鱼，或者去卡尔的酒馆。为了让米夏埃尔感觉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他还让米夏埃尔用啤酒杯喝牛奶。

晚上你和你哥哥坐在门口等他回家，一看到他的身影就跑过去抱在他身上，都等不及让他进屋。他身上臭哄哄的，都是牛羊的气味，你们从他的腿中间探出头来，让他知道你们一点儿也不介意。你们喜欢和他在外面跑来跑去。相比之下，你们肯定觉得我特别没劲儿。我喜欢把你们放在地毯上，静静地看着你们。

你们如果觉得困了，就会想和我待在一起，过不了一会儿就能睡着。你睡在他的肩头，米夏埃尔睡在他的行军床上。这个时候埃里克会点上香烟，一边抽着烟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和我说话。法西斯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他们会把我们送去非洲干活儿，或者送去他们那个荒谬帝国某处已经失守的领土上打仗。”他表示抗议，嘴里还含着一口烟，“现在他们已经夺去了我们的工作和语言，接下来，一旦我们陷入绝望和悲惨的境地，他们就要把我们送走，然后在这里建起那该死的水坝。”

我听着，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从来都不懂得如何安抚他。“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带着孩子们离开吧。”“不行！”他喊。“如果没有工作，如果我们不能讲德语，如果他们把村庄都摧毁了，你为什么还愿意留下？”“因为我在这里出生，特里纳。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这里出生，你在这里出生，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里出生。如果我们离开了，他们就赢了。”第九章

1936年，埃里克的姐姐来库龙了。她和丈夫原来住在因斯布鲁克。她丈夫是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胡子很长。他们是城里人，比较有钱，我只在结婚那天见过他们一面。阿妮塔和洛伦茨比我们大很多。他们从本地银行家手中众多空下来的农庄中挑了一个买了下来。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周日一起吃饭，就连工作日晚上也都待在一起。她喜欢下厨，经常给我们家送甜甜圈。“给孩子们吃。”她总这样说。

阿妮塔和埃里克长得很像，不论是身材还是宽额头，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她个头很小，性情温和，总是面带微笑。洛伦茨每次从奥地利——他是一名保险经纪人——回来的时候总给你们两个带礼物，你们看着那些玩具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了有大概一百遍“谢谢洛伦茨姑父”，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抱过你们，或许因为他是一个威严的人，或许因为他害怕自己满脸的胡子扎着你们。埃里克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他经常傻笑着问他姐姐：“你们到底来库龙干嘛？”“在城市里，我没办法整理自己的思绪。”阿妮塔盯着自己的手说。

我有点怕洛伦茨。他终日穿着棕色外套，就算在家里也系着领结。天气好的时候他会邀请我们去外边吃饭。我推辞说要做家务，他一再坚持，我就给你们穿好衣服，和他们一起出门了。他和埃里克讨论政治，说的都是一些让人很难跟上他们思路的话题。我只听懂了洛伦茨觉得德国本来是可以拯救世界的。我和阿妮塔跟在他们后面几步远的地方。她总和我谈论你们。她研究你们的性格，问我对你们的未来都有些什么规划。我每次都不知道如何作答。她总说你们的皮肤如何宛若瓷器般光滑。我也问过她：“你们为什么来库龙？”她告诉我，自己已经跟着丈夫在欧洲大陆奔波多年，如今再也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了。向我倾诉这些后，她的脸上总会浮现一层忧郁，好几分钟都不言不语。或者她也会说：“整天跑来跑去地生活，让我连一个知心好友都没有。”接着做一个表示厌恶的鬼脸。至于她没有孩子这件事，我从来都没有勇气问她个中缘由。

米夏埃尔如小牛一般，一转眼就长大了。他十一岁的时候简直像是埃里克的一个影子。他不想上学，好几次本应该在教室读书，却逃去田里。如果我想教训他几句，洛伦茨就赶忙拦在中间，说米夏埃尔没有做错什么。“意大利学校是藏污纳垢之地，那里教的只有如何拍领袖马屁，还不如学习如何耕地。”他高声嘟囔。

我咬着舌头克制自己，避免说出什么不好的话。晚上，我睡不着觉，想着米夏埃尔都不上学了。埃里克却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让米夏埃尔跟着他，教他怎么种土豆，怎么种大麦和黑麦，怎么剪羊毛，怎么挤牛奶。或者换老爸管着他，老爸可是那种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手艺教给别人的人。

你却很愿意上学，意大利语说得很好。晚上你骑在埃里克身上，用手捂住他的眼睛，朗诵他让你翻译的小作文，你念的时候，埃里克就用骨节嶙峋的手把你扔到空中，整个房间充满了开心的笑闹声。有一次你在学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回家后一边在我面前挥动着笔记本，一边问我：“妈妈，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当老师，你高不高兴呀？”

还有一天，我找到了一张老照片，棕褐色的，被拙劣地贴在一张白纸上，那张纸看起来是日记本的内页。照片很模糊，我觉得是洛伦茨照的。照片上米夏埃尔激动地抱着我，而你抱着埃里克。

老爸对我说自己不想去店铺了，他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去雷西亚心脏受不了。于是我开始去店铺，因为我当时还是没有工作，也不再去工具房当秘密教师了。

我骑车去木匠店，做一些管理上的工作。我学会了给供货商写商业信函，给工人支付工资，清点总账簿。你回家找不到大人，就去阿妮塔姑母家。阿妮塔对你也总是温柔相待，脸上一直笑盈盈的。我去接你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自己都吃了哪些我们家里吃不起的东西，有巧克力，还有帕尔玛火腿。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不宽裕，有几个晚上饭桌上都没有多少东西。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家指望着我做老师能赚一些钱，还以为就算有法西斯，我迟早还是会找到一份教职的。1938年，牛羊都生病了，我们为了控制传染扑杀了一半。如今家里几乎都没有羊了。

洛伦茨想接济我们，但是我们自尊心太强了，都不愿意接受。埃里克开始想着去梅拉诺找工作。博尔扎诺和梅拉诺完全变成了领袖想要的样子：工业区和城市边缘不断扩张，蓝旗亚、华宝钢厂和镁厂都迁址了，意大利人成群结队地赶来。“你要去哪儿啊，墨索里尼不会让蒂罗尔人找到工作的，”洛伦茨总说，“你去那里也没用。”“工作是有的，他们不会不让我们工作的。”“他们会的。”他捋着胡子，叹了一口气。

埃里克听罢一拳砸在了墙上，说法西斯这简直就是想把他剥皮削骨。“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来解放我们的。”洛伦茨安慰他说。第十章

法西斯好像一直都存在着。市政厅里坐着的始终是中央任命的市长及其党羽，墙上挂着的始终是领袖像，宪兵也始终都对我们的私事指手画脚，还强迫我们去广场听通知。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做自己。虽然我们全都怒火中烧，但因为日子过得飞快，怒火转眼就转化成了一片虚弱和瘫软。我们的怒火变成了忧郁，而忧郁永远都不会爆发。大家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期望，来源就是那场真正的暴动。那场暴动的事迹在酒馆的桌椅间流传，在阅读德语报纸、秘密会面的人们口中流传；然而当他们独自一人待在棚舍挤奶，或者去喷泉边饮牛的时候，那场暴动的事迹就俨然消散不见了。

我们就这样呆滞地在压抑中打盹，直到1939年夏天，希特勒的德军宣布，如果南蒂罗尔人愿意的话，可以离开意大利去德意志帝国生活。他们称之为“伟大的选择”。

村子里的人们立刻庆贺起来。人们走在街上欢呼雀跃，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们也跟着蹦蹦跳跳转着圈圈，年轻人们互相拥抱道别，男人们走过宪兵身旁时用德语辱骂他们。如今宪兵可不敢开口说话了，他们手里抓着警棍垂着头。这就是墨索里尼想要的联盟。

那天，埃里克在家抽着烟，没有和我说一句话。洛伦茨来敲门说准备去酒馆和大家一起庆祝庆祝，埃里克也没有陪他去。洛伦茨深夜里醉醺醺地又来了，他说自己回家之前想和埃里克说上几句话。埃里克已经睡下了。我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衣，披着一床被子去开的门。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径直走进了房间，坐到埃里克旁边靠在墙上说：“我迟早是要走的，因为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根。可是如果这个地方对你很重要，如果你属于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座山，那你就不要害怕，留下来吧。”说着他抱住了埃里克的头。

直到年底，村子里都喧嚣不已。大家整天说要离开，想象着元首到底会派他们去什么地方，会分给他们什么东西来补偿他们留在这里的家当，德意志帝国的哪些农庄、哪些地区、多少头牛羊、多少土地将会属于他们。这些人对法西斯绝望到会相信那些狗屁。少数决定留下来的人，比如我们，还会遭受他们的侮辱。他们叫我们间谍、叛徒。突然之间，那些我从小就认识的人再也不愿意理我了，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还会朝我脚边吐口水。和我一起去河边洗衣服的女人们分成了两派，“离派”和“留派”，两个派别连洗衣服也不在一个地方了。谈论战争可以让灵魂躁动起来：我们这些被抛弃的和被压迫的群体，几年之后，也可以成为世界的主人。

我问马娅：“你要走吗？”“我是想离开库龙，但不想就这样走。”“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我对她坦白。“芭芭拉一家要走，”她扭过头去，没有看我，“他们想去德国。”

听到芭芭拉的名字，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当年我们还是好朋友，一起去湖边学意大利语，一起在草地上嬉笑。距离那个时期我觉得有一个世纪之久。我已经不习惯听到她的名字了。这是我藏在心底的痛苦，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连和我自己也没有。

广场从这头到那头都摆满了小桌子。纳粹在钟楼旁，意大利人在制鞋店旁。只要有人走过，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分发小册子。纳粹说，要小心了，意大利人会把我们送去西西里或者非洲，我们将来会像苍蝇一样死去。意大利人也如此恐吓：“德国人会把你们送去加利西亚、苏台德区或者更东边的地方，你们会在冰天雪地中战斗而亡。”

有人向我们的窗户扔石子，搞得我们白天也得把窗户关严。我对那些日子的记忆就是昏暗的家和黑暗中我的呼吸声。

一天早上，几个小孩抓住米夏埃尔揍了他一顿，因为他是“留派”的儿子。我发现他的时候他躺在菜园子里，嘴里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衣服和头发上抹满了屎。第二天我就不让你去学校了。我骑自行车载着你去店铺，一刻都不敢让你离开我的视线。“我自己教你。”我安慰你说。

你不高兴，说我掌控欲太强，说班里没有人会打你，因为你知道如何获得他们的尊重。在店铺里你不停地问我：“为什么我们不走呢？”“因为这是你父亲的决定。”“妈妈，我想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不自由，连上学的自由都没有。”第十一章

有人在年底已经收拾好了去德国的行李。他们把凹凸不平的床垫卷起来放到马车上，把家具拆卸开来，在麻布袋里塞满碗碟和摆设。晚上，男人们把女人们认真叠好的一包包衣服从家里搬出来，女人们锁门前把剩下的所有食材都拿来做最后一顿很扛饿的晚餐。肉、土豆和猪油香煎波伦塔的香味飘在空中。窗玻璃后面，一家人在桌子旁、煤油灯光下一言不发地做饭，一言不发地咀嚼吞咽。我们在自家门口或者路过他们菜园子的时候观察他们，深知这些肉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如“鸩”在喉。他们总对别人说自己很满意，说自己相信希特勒会让他们变得富裕，给他们分农庄、分土地、分牛羊，不断自我安慰说领袖很快就要在库龙建水坝了，到时候无论如何都是要走的。然而，看看他们抿起的嘴和捏紧的拳头就明白了，这样离开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这对女人们很残酷，对孩子们也很残酷，对老人们更残酷。他们给老人让出马车里最好的位置，让他们试着睡觉。马车出发去博尔扎诺火车站或者因斯布鲁克火车站，那里有元首的火车等待着他们，库龙的路上回荡着丧钟敲响后的死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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