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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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新：中国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酝酿改革
●邓小平说：“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要争取时间，快一点调整好。”
●邓小平说：“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是重要的组织措施。”
●胡耀邦说：“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
邓小平提出科技改革初步设想
1977年8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开始召开。
这次座谈会是由邓小平提议召开的，他还亲自主持了这次座谈会。
被邀请到会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王大珩、数学所的吴文俊、声学所的马大猷、化学所的钱人元、物理所的郝柏林、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地理所的黄秉维、大气所的叶笃正、半导体所的王守武、上海硅酸盐所的严东生、地质所的张文佑、上海有机所的汪猷、计算技术所的许空时和高庆狮、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
其他的与会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中国农林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
这个名单体现了邓小平所期待的科学家队伍的老中青，特别是中青年的构成。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会议组织者对来京的科学家和教授的生活起居做了周到的安排，特地派专车接送已经70多岁的苏步青教授、杨石先教授和金善宝教授。
8月4日，明亮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照进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两排红丝绒沙发上坐着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教授。
在当时，大家坐得很随便，邓小平采取了同科学家和教授们聊天的方式。他一坐下，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亲切地对大家说：
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这两条战线怎么搞，请大家发表意见。
说到这里，邓小平指指方毅说，这个工作“方毅同我一起抓”，“说他帮我或者我撑他的腰都可以。我说些空话，放点空炮，助点威风”。
接着，他宣布，这个座谈会请方毅主持。
邓小平说，整个座谈会他不可能都到，自己有时间就到，没有时间就到不了，座谈纪要是肯定会看的。但最后的结果是，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们都欣喜地发现，实际5天的会议，邓小平从头到尾，一次不落地出席了全部议程。
邓小平先燃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亲切地与在座的专家学者们打招呼。他语调平稳地说，到会的科学家中，他“只有少数人认识，说过话的一个也没有。看来是多数在四五十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
然后，他介绍了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他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邓小平说，自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从科学教育着手，所以中央、国务院讨论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外行管内行，我这个外行管你们这些内行。”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们畅快地笑出了声，因为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本来就对这位个子不高的老领导怀有特殊的好感，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邓小平做了这样一个开场白之后，方毅开始主持会议。
前两天大家主要讨论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废除高校招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恢复高考制度等有关教育的问题，经过讨论，恢复高考的决策定下来了。
在场的科学家没想到，自己大胆建议献策，如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知识分子名誉；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改变用非所学等建议，均得到了邓小平的当场拍板。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亲自询问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的情况，专门邀请他来参加会议。
8月8日上午，座谈会接着举行，主要讨论科技的问题。因此，这次有关科技改革的座谈会又称“八八座谈会”。
邓小平在座谈会开始时便说：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大家可能没有全讲出来，或者没有时间完全讲清楚，好在以后还有机会讲。
邓小平对科学、教育问题做出了系统论述。他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他特别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光远同志，因身体原因未能亲自参加当时的座谈会，他在给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指出：
这是科教界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不仅对科技教育工作意义重大，其影响更是波及方方面面。在增强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重温这次会议非常有价值。
现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明廷华，30年前在中科院工作，是“八八座谈会”的组织筹备人员，他后来在接受时回忆说：
在座谈会开始时，小平同志就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探讨科学研究怎样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小平同志说：“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
在座谈会结束前，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谈到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及其积极性的调动、科教体制和机构调整、教育改革、科研保障，以及学风等问题。
邓小平说：
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我看，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要争取时间，快一点调整好。
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他说：
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是重要的组织措施。
明廷华参与了“八八座谈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后来，他又和林自新一起负责起草了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他认为，“八八座谈会”是科教战线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的讲话给科学技术进行了重新准确定位，将科学技术放在了正确的位置，影响是长远的。《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执笔人，这次科教座谈会纪录的整理者吴明瑜后来回忆说：
人们谈起这次座谈会多强调其在恢复高考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会议的内容和意义远不止于此。
这个七嘴八舌的“情况收集会”，成为半年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思想的蓝本。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评价这次座谈会时，他说：
如果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技春天的到来，那么这次会议就是春天前的惊雷。
科教座谈会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前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为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邓小平同志通过这次座谈会，让科学家们了解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科技发展的最新决策。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78年3月18日，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隆重举行。
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彩色画像，画像两侧是迎风飘扬的10面红旗。两条红色巨幅标语横贯大会会场，一幅是：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另一幅是：
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主席台上还悬挂着郭沫若为大会题写的《全国科学大会》的横幅。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等与5000多名科技界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
当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笑容满面地登上主席台，并在前排就坐时，全场欢腾起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郭沫若、韦国清、乌兰夫、方毅、苏振华、余秋里、张廷发、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陈慕华、赛福鼎、王震、谷牧、康世恩，以及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罗瑞卿等。
出席大会前，郭沫若还在住院，病情很严重，行动很困难，医生不同意他出席大会。郭沫若说这样的大会，我不能不参加。医生只得为他做好一切准备，同意他赴会，但时间不能长。
后来，郭沫若坐在轮椅上被人推上了主席台。但当时郭沫若的病情实在严重，所以大会开了不到一半，就被几个人连人带轮椅一起抬下主席台，送回了医院。
在主席台就坐的除了各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国防科委的负责人、大会领导小组成员、各代表团团长之外，还有老中青科学家：马大猷、王大珩、王淦昌、叶笃正、朱光亚、华罗庚、严济慈、苏步青、吴征镒、汪德昭、张光斗、陈景润、茅以升、林巧稚、侯祥麟、钱三强、钱学森、高士其、黄昆、童第周……
许多已入古稀或耄耋之年的老科学家，彼此握着手，老泪纵横。吴征镒、吴征铠、吴征鑑一家出了3个院士，这次会上，重新相见，无限感慨。
出席大会的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直和国家机关，以及解放军和国防工业部门，共32个代表团。参加这次空前盛会的代表中，有820个先进集体代表和1189个先进个人。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22岁，80岁以上的有31人，年纪最大的90岁。
这位90岁高龄的科学家是我国地质学界的老前辈何杰教授。他早年创建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后来又在9所大学连续任教几十年。他曾和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一起，培养了许多地质科学工作者，桃李满天下。参加大会的地质工作者，有12位都是何杰的学生。
成都地质学院59岁的罗蛰潭教授，在会上一看到自己的老师何杰，马上前去伸出双手，扶着老师走进了休息室。何杰说：“别看我老了，我还没有退休，还要为地质工作作贡献，不久前我还为国家写了一份发展我国矿业科研的意见书。我希望能亲眼看到2000年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15时，大会开幕。在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操着他那口浓重的四川口音，作了重要讲话。首先他提纲挈领地指出：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接着，邓小平谈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明廷华后来说：“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和科技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三大著名论断。这为知识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全力以赴进行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
文件起草时有人就反对，应该改成继续坚持“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邓小平还是坚持了原稿。
起草组的吴明瑜说，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说了“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在科教座谈会也强调了这一点，这是他一贯的观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
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是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的老师。他听了邓小平的讲话，频频点头。大会间休息时，休息厅里一片欢乐，大家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71岁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说得好，“四人帮”时期我们有压力，那是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现在也有压力，但这是鼓舞人心的革命压力，这种压力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讲话的第三部分中，着重阐明了：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他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学家们诚恳地表白：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讲到这里，会场上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这句话，说到了科学家们的心坎里，也为各级科技单位和部门党委领导人，给出了一个最准确的定位和示范。
邓小平说，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他说：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需要，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也都应当有相应的转变。
邓小平指的转变是针对当时科研单位用非所学，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提出的。早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就明确主张科研院所应该配备“三套马车”：一个党委书记，热心科学和教育，多半是外行，当然找内行更好；一个研究所所长，能组织领导科研工作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当时，邓小平就提出由自己来当后勤部长。
说起邓小平当后勤部长，还有一段故事。
1975年，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得知我国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和固体物理学专家黄昆，从北大物理系发配到电子仪器厂边教学边在半导体车间劳动。
邓小平当时很生气，他严厉指出：“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他是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
年近花甲的黄昆调到半导体所后，科学院又配备了所党委书记和管后勤的副所长，组成了“三架马车”。
邓小平的谈话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经邓小平讲话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科学家们的反应非常热烈。南京天文台的台长张钰哲，已经70多岁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老泪纵横。过去被当作异端的知识分子，现在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终于成为自己人了，张钰哲怎能不激动。
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
上海生物所所长冯德培说：“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以后，过去很多争论都解决了，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干事情了。”
聂荣臻和邓小平都接见了陈景润，当时还照了一张很有名的合影，影响很大。
方毅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方毅的报告分三个部分：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党动员，大办科学。
方毅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确定了我们在本世纪内的奋斗目标，决定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方毅在报告中对《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作了说明。他说，我们的规划应该是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规划，一个高速度发展的规划，一个先进的规划。
方毅说，8年规划纲要，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做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一批研究项目作为重点。
8年规划纲要（草案）还要求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兴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放在突出的地位，集中力量，做出显著成绩，以推动整个科学技术和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
方毅说，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
方毅还在报告提出了中国科学院侧重的办院方针。他说：
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
此后，中国科学院提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办院方针。
3月27日至30日，每天上午分组活动，交流工作经验，下午则为全体大会，由代表作大会发言。
在大会发言者中，除按惯例有一批领导发言外，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一批科技专家，包括物理学家周培源、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生物农学家金善宝、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大庆总地质师闵豫、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物理室主任陈篪、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孙家栋、成都工具研究所工程师黄潼年等。
3月30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介绍中国科学院贯彻中央关于“科学院要整顿，要把科学研究搞上去”指示的情况和经验。
1978年3月31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和授奖仪式，大会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75项优秀科研成果。
大会闭幕前，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篇讲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虹云代读。
女播音员声音抑扬顿挫，饱含深情，掷地有声的念道：
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毋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掌声经久不息。《科学的春天》成为全国科学大会上的亮点之一，也成为许多科学家终生难忘的记忆。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期间，大会秘书处先后收到各地区、各部门向大会献礼的科技成果1319项，收到贺电、贺信、建议、其他来信共2万多件。
这次大会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核物理专家高潮后来说：
开了科技大会，回来就发现研究所的气氛非常热烈。解放了！解放了！我们组织“科技苦战能过关”，大家从早到晚干活，好像都不知道累一样。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会后，全国上下奋起直追、争分夺秒，大家发誓“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解放了知识分子，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此揭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新篇章。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科技政策，辽宁的营口市率先制定了科技发展规划，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科研所，到1980年市级科研所达到13个，并取得了427项科技成果。
1980年6月10日，召开了营口市科技成果表彰大会，市委和营口军分区及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部分领导干部、科技工作者共1000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宣布了《关于奖励科学技术成果的决定》，对54项优秀科技成果进行了褒奖，这些成果有的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的填补了国内空白。
例如营口灯具厂的LQ80-I型卤钨汽车前大灯、水稻新品种迎春二号、高密度流水养虹鳟鱼、IQX-100型侧置旋转清淤机、大型结晶池深卤结晶浮卷法塑料苫盖晒盐新工艺等。
1984年7月开始，营口市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首先选定了市电子研究所、石油化工研究所、镁质材料研究所、工业造型研究所4家为试点单位。
改革科研单位的事业费开支为有偿合同制，扩大科研单位的自主权，即包括实行所长负责制、经济收入管理自主、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资金分配等有关配套政策。营口市通过改革试点，探索出了一条科技改革的路子。
胡耀邦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
1980年3月15日至23日，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00名。其中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代表369人，地方科协代表1131人。
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全国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茅以升致大会开幕词，周培源作题为《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协历史上的第一部章程，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大会还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了《关于为四化建设开展建议活动的倡议书》。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接见了全体代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闭幕式的讲话中，提出动员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三大措施。他说：
第一，建立一支能够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干的干部队伍；第二，大规模地培养中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和后备队，第三，全党都要充分支持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展宏图。
胡耀邦还谈到如何改善和加强党对科技工作领导的问题。他说：
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科学愈来愈迅速地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四个现代化。掌握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关系我们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
1981年5月11日，增选扩大400人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隆重举行，胡耀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出席开幕式。
在大会闭幕那天，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邀请全体学部委员到中南海做客。
在大家参观了中南海的一些景点后，在怀仁堂举行了座谈。胡耀邦在座谈会上说：
这次学部委员大会是把全国最优秀的、最有威望的科学泰斗组织了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强大的领导集团。
这意味着中国科学院的天空升起了一个巨大光芒的星团，这个星团将照亮中国科学事业的前进道路，指引我国的科学大军披荆斩棘，满怀信心，向现代化的科学高峰前进。
胡耀邦向科学界提出两点希望，第一点，深入生产实际找任务。第二点，是希望用主人翁姿态工作。他说：“最近我看到有一副对联说，‘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生；国事大事不问事平安无事’。我主张把它改一改，改成：‘风声雷声悲哀声枉此一生；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
1982年3月，数学家华罗庚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20多年来深入工厂、农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的亲身体会。
华罗庚深深感到，科学家要深入生产实际找课题，把科学理论与生产实际联合起来，很不容易，且有风险，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就更是阻力重重。即使决心下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只有如此做，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他还在信中列举了自己在有生之年打算做的事情。
华罗庚这封信寄出10天，就接到胡耀邦的亲笔复信。胡耀邦用饱蘸浓墨的毛笔写了7页宣纸。他饱含深情地写道：
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作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类认识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更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
这封信充满了对科学家的深情，引申出了希望中国科学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四个现代化，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情。
广大科研院所和科技工作积极探索科技改革，开创科技事业的美好未来。
1982年，株洲电子研究所没花国家一分钱，向银行贷款40万，研制成功了CMC80微型机，一上市便畅销全国。
按照所内改革规定，参加研制的5个科技人员共获得成果奖金3300元。
在科技体改探索过程中，株洲电子研究所依靠向工厂转让技术成果，获得了500多万元的经济收入。在自力更生办科研的过程中，该所为了鼓励科技人员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科技人员实行自行选题，费用包干，按科研成果经济效益大小发提成奖，对工人实行合同制，对行政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
电子所“对内实行课题承包责任制，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经费由国家事业费用开支改为经济自主”的做法，得到了当时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光明日报》、《湖南日报》等媒体都在一版显要位置予以报道，认为：
改事业费开支为有偿合同制，对于科技体制改革以及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方针都有重要意义。
此后，株洲市的开发性科研单位普遍推广了电子所的经验，实行干部聘用、人才流动、内部技术职称和奖金等办法。
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电子所的改革方向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其科技体制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
1984年4月1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在株洲市召开科技体制改革现场会，表彰株洲市电子所的改革精神。
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出席会议并宣布，国务院已批准国家科委和国家体改委提出的《关于开发研究单位由事业费开支改为有偿合同制的改革试点意见》。
由此，一场科技体制改革热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科技人员主体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成果更直接联系实际需求，摆脱了体制束缚，科学技术在全国经济浪潮中迎涛而立。
株洲电子所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一开始就深刻理解了中央的科技政策，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并走了科技改革的新路子。
二、全面启动
●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杨浚充满感情地地对仲济学说：“不要以为与科技无关、与星火无关就不管。科技是靠人来搞的，首先得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中央制定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1982年11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一个国家科技计划。
这个计划的宗旨是坚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集中力量攻克产业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这个计划是从1982年起，由原国家计委和原国家科委联合组织研究2000年全国科技发展规划而制定的。其指导思想是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解决一批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促进科技为经济服务。
该项研究在各学科各产业和大中型企业上千位专家的共同参与下，详细分析了各领域的国内外经济、科技现状，发展目标，存在的主要技术问题并提出了重大科研项目建议。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科委在项目建议的基础上进行汇总筛选，从中提出最急迫和有条件实现的38项目，由原国家科委负责编制了《“六五”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攻关）计划》（草案）。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委和原国家科委广泛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后，共同修订编制出《“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是第一个国家科技计划，也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科技计划，从1982年开始实施。
这项计划是要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方向性、关键性和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农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材料、资源勘探、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领域。“六五”科技攻关计划包括农业、消费品工业、能源开发及节能、地质和原材料、机械电子设备、交通运输、新兴技术、社会发展8个方面的38个项目，112项攻关课题，分为1467个研究专题。
其选题重点为：对国民经济起重大作用和有较大经济效益；研究研制工作有一定基础，能较快取得成果；研制成功后能使长线产品转为产销对路产品；能显著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出口创汇；带有综合性，需要跨部门、跨地区组织力量实施的项目。
从“六五”到“九五”实施的4个科技攻关计划，为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3年12月13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科技与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以来，我国科技战线由于贯彻了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大量事实表明，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新方针完全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是这个新方针，使我国的科技工作更好地转向了为经济服务的轨道。
赵东宛说，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继续贯彻科技面向经济的新方针，认真总结交流前一阶段的经验，讨论一些政策性措施和必要的体制改革；从战略上、政策上和措施上研究如何加速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兴技术；安排1984年的科技工作，研究如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继续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讨论地方科委的工作等。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有关科学技术进步的奖励条例、科技攻关管理办法、关于设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整顿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试行有偿合同制等问题。
由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预计为期10天。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副市长、副主任，科委主任和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全国科技大会的一个重要铺垫。
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1985年3月2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方毅在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现在，改革科技体制人心所向，时机比较成熟。要搞好这场有历史意义的改革，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社会波动，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耐心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争取花几年时间，取得显著的成效。
方毅还说：
搞好这场改革，需要各级政府的精心指导，需要科技部门、计划部门、经济部门、教育部门的通力合作，需要基层单位的不懈努力。特别是需要充分依靠科技工作者的自觉行动。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为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
国务委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平主持了开幕式。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就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
在谈到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宋健说，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紧密衔接的。它的任务是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造成这样一种环境，使大部分研究机构，特别是那些与技术开发密切相关的研究单位产生面向经济的内在活力，自动地面向经济，重视经济效益，社会将给予为振兴经济而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以更多的尊敬和荣誉，科技人员的物质待遇也将和他们的贡献相联系。
宋健说，科技要面向经济，就需要开放技术市场。把技术流通的一切大门都打开，使科技从研究部门、高等院校源源不断地流向企业，流向农村，流向内地，带动企业的进步，推动农村乡镇企业的兴旺，促进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开发。要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不重视市场人才的观念，培养一大批能够献身于开拓技术市场的科技人才。
宋健还在当天开幕式上强调，应当依靠大科技振兴大农业，他认为这是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
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李绪鄂在3月4日的会上，首次披露我国“八五”期间科技工作的设想。主要是有关“863”高技术研究计划、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农村科技工作、“火炬计划”、科技成果推广、科技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企业科技进步、科技经费投入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3月5日，国务委员陈俊生代表国务院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科技兴农不是权宜之计，它是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和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吸取国外成功的经验而确定的长远发展战略。他强调说，科技兴农要搞大合唱，要方方面面结合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凝聚力。这样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的面貌。
在3月6日上午，在这次全国科技会议上，中央有关领导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当天，方毅、余秋里、胡乔木、姚依林，郝建秀、宋平等，以及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
3月7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闭幕式。
胡耀邦、邓小平、彭真、邓颖超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闭幕式，会见了与会同志和首都科技界代表。
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
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做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做了准备。
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中央有关领导在讲话说：
改革科技体制，目的就是要动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千军万马，是指整个科技界、知识界。上山，是指投入“四化”建设的洪流中去。摘桃子，是指把创造出来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四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
改革科技体制一定要牢记这个根本宗旨。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把我们现有科技力量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使之对经济建设做出在现有条件下可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调动老年知识分子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李鹏，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发挥科技优势为振兴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的讲话。他评价这次会议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精神，加快和深化改革，推动科技全面进入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必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接着，他就如何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发挥科技优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为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在这次会议上，凝聚着全国800多万科技工作者智慧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正式出台。“决定”提出：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转变科技工作运行机制、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
这一阶段以改革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为突破口，使科学技术机构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鼓励科技人员以多种方式创办、领办企业等。
在这些措施的引导下，科技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以多种形式进入和长入经济。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在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等也在会上讲了话。
方毅主持了当天的会议。
乌兰夫、习仲勋、王震、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廷发、胡乔木、姚依林、秦基伟、邓力群、谷牧、陈丕显、乔石、田纪云、吴学谦、宋平，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宋健、吕东、赵守一、何东昌、严东生、王兆国等出席了闭幕式。
这次会议，充分表现了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体制的改革。
在全国科技大会后，国务院陆续做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两大决定对转变科技工作运行机制、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做出了具体部署。
宋健亲身经历了这段时间，他后来回忆说：
1984年，我受命担任国家科委主任职务的时候，有些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有一个重大难题需要去破解，那就是寻找和开拓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新路。
科技体制改革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时很多人尚不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对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存有疑虑。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取得科技界、经济界对这一重大转变的理解和支持，做到既面向经济又能更快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创造新的方法，开拓新的途径。
以改革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为突破口，国家鼓励科技人员以多种方式创办、领办企业。这些政策，促使科技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全国迅速掀起了科技体制改革的高潮。
曾经率先进行科技改革探索的营口市大受鼓舞。1985年8月2日，营口市召开科技工作会议，传达了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讨论修改《中共营口市委、营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若干规定》。“规定”主要内容有：
在运行机制方面，改革科技经费拨款制度。逐年抵减事业经费，建立科技发展基金，对于重大科研和开发项目实行重点扶持。大力开发技术市场，要打破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无偿转让技术成果的做法，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营口市委、市政府积极促进与生产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联合。科研单位打破部门所有，面向社会，从“计划科研型”转变为“科研经营型”，逐步达到科研方向社会化、科研管理企业化、科研成果商品化，最终实现经济自主。
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引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理的配置。
在人事制度方面，营口市委、市政府实行“双放”方针，即放活科研单位，放活科技人员，促使科技人员流动出现活跃的局面。让科技人员走出科研所大门，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社会、大搞技术承包、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开拓技术市场，把科研成果及时地转化为生产力。
市委副书记、市长许仕廉指出，全市的科技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曾经显示过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某些重大科技课题的优点，但是现在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这种体制的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科技与生产相脱节，其表现在国家对科研单位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使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缺乏活力，因此长期以来科研单位基本上是供给制，靠国家拨款过日子，课题上面定，经费上面拨，成果交上级转让。
在组织上，是科研、设计、教育、生产部门相脱节，各自分割，缺乏横向联系。科研和生产之间本来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应当有横向的、经常的、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渠道。过死的体制，把它们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堵塞了；在人事制度方面，科技人员由国家统包统配，部门所有，不能流动，影响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因此，许仕廉认为，为了更好地进行“四化”建设，科技体制非改不可。
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进而大大提高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这就是营口市委、市政府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较早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探索了一条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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