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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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杂闻录（五）试读：
内容提要
历史斑驳不清，真相无法寻觅，只有在梦中，探求于渭水河畔，梦呓于汨罗江边，翻看这一本书，你看到的将是光怪陆离的历史影像……
第一章 史上最不孝的公主：生活淫乱 为权利毒杀亲父
其实，生为女皇武则天的儿女，是世上最不幸的事情之一。
比如中宗李显，在他成长的时候，不得不亲眼看着与自己手足情深的两位兄长李弘、李贤，一位尚在襁褓中连名字都还没有的妹妹，死在亲生母亲的手下。做了母亲向皇位前进的垫脚石。
在这些刺激之下，李显的性格不象他的两位哥哥那么豪爽洒脱，而是懦弱敏感，精神脆弱。
但是他的人生悲剧这才刚刚开始。
公元685年，李显与妻子韦氏一起，被母亲派人押到房州流放。
这年的3月，在去往房州的途中，韦氏在押送的车里痛苦地生下了一个女孩。
穷途末路的前任皇帝皇后，此时心酸地发现，他们连一张多余的被毡都找不到。
李显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将身上穿的衣服脱了下来，将冻得有些发青的女儿裹在里面。
这个小女婴，因此被他称为“裹儿”。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主角：安乐公主。
生于困苦中的李裹儿，从此和父母兄姐一起，在房州生活了下来。
虽然没有记载，但是同样做为韦后的亲生孩子，这时仅有几岁的李重润与李仙蕙没有理由还能留在长安，应该是跟着父母，一起被流放了。
对于血统高贵的她来说，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固然是一种悲哀，但是，她也因此享受到了绝大多数公主不可能享受到的家庭生活。对女儿心怀愧疚的李显和韦氏，自然不必说，是对她百般呵护；而哥哥姐姐对这个小妹妹，更是友爱疼惜。
对于这个如此生不逢时的孩子，家人都给予了尽可能多的关心和爱护。因此，尽管条件艰难，又时时面临死亡威胁，李裹儿还是顺利地长大了。
到她十三岁这年，事情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武家兄弟终于在皇位继承人的争斗中败下阵来，武则天最后还是决定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于是派人将李显一家接回了长安。李裹儿被封为安乐郡主。
破衣败絮一下子变成了锦绣绸缎，蓬头垢面却原来是金枝玉叶。李裹儿立即被如此金碧辉煌的生活强烈地吸引了。
为了与武氏家族维持关系，不让储位之争重演，老谋深算的韦氏将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的婚事也安排得滴水不漏：长女永泰郡主嫁给了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次女安乐郡主则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
然而不久，就发生了李重润、武延基、永泰郡主死于非命的事件。
武承嗣与李显争位失败，又突然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和尚在胎中的孙儿，这个晴天霹雳震得他神魂俱失，不久就死去了。
李显一家人悲悲戚戚，更加小心谨慎地生活。
四年后，李显终于登上了帝位。
终于彻底翻身的韦氏成了皇后，立即开始弄权享乐，誓要将失去的美好年华都补回来。在这方面，安乐公主跟母亲是有同感的。
李显共有八女四子，其中，只有李重润、永泰公主、长宁公主、安乐公主是韦皇后亲生的。其它的公主皇子是：李重福、李重俊、李重茂、永寿公主（她早死，追封永寿公主）、宜城公主、新平公主、定安公主、成安公主。
现在，嫡出的李重润与永泰公主都死了，做为嫡出的小女儿，安乐公主自然享有极度的尊荣。其它的公主皇子根本不能与她相比。
安乐公主看不起庶出的现太子李重俊，常对他指手划脚，嘲弄讥讽，如对仆役。
李重俊终于忍无可忍，于公元707年七月，发动兵变，杀死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但是安乐公主这天正好回了皇宫，逃过一难。
闻听变乱，李显、韦氏与安乐都吓得抖成一团，上官婉儿却非常沉着应变，请求中宗亲临城楼督战，果然平定事态。
李重俊被杀。
此时，被父母宠得无法无天的安乐公主，早已忘了亲哥哥姐姐当年对自己的友爱礼让，更不记得他们的惨死了。她反而暗暗庆幸，幸亏他们早死了，否则，哥哥为皇太子，姐姐为嫡长女，几时才轮到我安乐出头呢？
于是，她赖着父亲，要求让自己顶上哥哥李重润的位子，当“皇太女”，韦氏也大力附和。但是太平公主自然是不会让她们得逞的。于是最后，还是李重茂接任了皇太子。
一样不成，再弄第二样。
安乐公主的驸马武崇训死在兵变中，安乐公主趁机向李显提出，自己与驸马情义深重，日后定会与驸马合葬，因此，现在就要让武崇训的坟墓尊称为“陵”，自己身后才好也葬在里面。——总之，她安乐公主可不能让永泰公主独得这高人一等的待遇。
永泰公主的为人与惨死，朝中大臣们基本都是了解的，因此，并不反对李显疼爱并尊崇她的行为，但是由此及彼，也要给予安乐公主、甚至给她的丈夫，大臣们就不干了。
由给事中卢粲出面，再三上书，坚决地反对李显的这一行为。
李显本就觉得此事不妥，此时也就收回了对安乐公主的承诺。
安乐公主大怒，不久，硬是逼着李显将卢粲贬到河南去当一个州官。
至于她是不是当真与武崇训夫妻情深呢？
事实是：老公武崇训于该年七月死于非命，安乐公主连百日都没过，就跟前夫的堂弟武延秀私通上了。（这个武延秀，倒是个很漂亮的小白脸，因此曾经被武则天送到塞外去和亲，结果人家嫌他不是正宗的李家子弟，给退了回来。）
这年的十一月，尚在新寡中的安乐公主便再次穿上了嫁衣，与武延秀成婚了。
李显与韦后亲自出席这场婚礼，并在皇宫里设宴，请百官都来喝喜酒。
安乐公主趁机来了个表演：她忽然跑出来向父亲行礼跪拜。然后起身，站在李显的身边，再向王公大臣们施礼。唬得王公大臣们丢下碗箸，连忙都跪下来向她叩头。
体会到权势熏天的美好感觉，安乐公主越发为所欲为。
李裹儿这个女人，她这辈子到底爱过谁没有？偶认为是没有。她那颗心里，只装了她自己。
她将空白的赦书塞给李显，撒娇弄痴地让父亲在上面盖御印，然后拿回家里，随意填写内容，任命官员。大约除了宰相和大将军以外，还没有她不敢下的任命。于是数不清的官员士子，都纷纷奔走于安乐公主府门下。安乐公主此时已明显在与太平公主分庭抗礼了。
作为李显和韦后活着的长女，长宁公主虽然不象妹妹那么喜好弄权，但是享受与待遇却极高。不久，安乐公主发现，长姊的府邸豪华壮丽，远远超过自己。于是她强行征拆民居、抢夺祖姑母（太宗的女儿临川大长公主）的府第，并且动用国库的银子，为自己重建奢华的新府。
壮丽可比皇宫的公主府建成时，国库都几乎被掏空了。就这安乐公主还觉得不够排场，又硬让父皇母后批准，由数万军队以及皇帝的骑仗礼乐将自己两夫妻送入新府。
不久，安乐公主与武延秀生下了一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满月，她更让中宗下令大赦天下。爱女儿已经爱得走火入魔的中宗李显，为了再添点喜气，甚至还封安乐与前夫武崇训所生的儿子为镐国公——这位小公爷，这时只有五岁。
安乐公主这辈子，除了祖母武则天，没有怕过任何人，现在祖母死了，她更是无所顾忌。《太平广记》里便记载着这位公主连神佛都不放在眼里的一件事。
某年的五月初五，正是宫中斗草会的日子。安乐公主一惯不愿落在人后，于是在搜集比斗的物件品种时，她忽然想到了一件东西，那就是长安泥恒寺里维摩佶佛像的胡须。——这尊佛像的胡须可不是泥塑的，而是晋朝名人谢灵运被处死之前，亲手剪下赠予寺院的。这可是被天下人都视为奇珍的宝物，不光是善信男女，就连世间的文人墨客、乡间野老都因为谢灵运的关系而景仰不已。
但是现在安乐公主盯上了它。她派人去剪了一绺来，而且因为怕斗草的对手们也想到这件奇物，她干脆让人把剩下的胡须也全部毁去。
这件稀世之物，就此毁去。只换得了安乐公主一场斗草会的小胜。
可就是这么个不把神佛放在眼里的安乐公主，居然也花费了数百万钱，在她那豪华的新府里修了一座壮观的安乐寺。当然不是因为她皤然悔悟，而是因为她的姑姑太平公主修了一座寺庙，她也要修一座更大更好的压过姑姑而已。
同理，她又盯上了长安城里的昆明池，要父亲将这片湖泊送给自己。昆明池虽是皇家游玩的场所，但是也是附近百姓生活渔牧的养命之源。这一次，李显总算清醒了一回，始终不肯答应女儿的要求。
安乐公主大怒之下，强抢民宅民田，硬是在长安城里又开凿了一个“定昆池”，意思是定要超过父亲的昆明池的意思。
然后为了填充自己偌大的庭院池宅，安乐公主又纵使家奴外出，到处强抢百姓的儿女，做为自己的奴仆侍婢。
监察御史上书中宗李显，要求皇帝惩处安乐公主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
可是李显压根不听，反倒百般为女儿开脱。
显而易见，中宗是把对死去的邵王李重润及永泰公主的内疚疼惜，统统移到了这个小女儿的身上了。他对这个长得颇似爱女永泰的小女儿，爱得已经是完全没有了理智。
时人称，李显是“爱一女而取三怨（官怨、兵怨、民怨）于天下”。
如此惹来众人怨的安乐公主，她会有怎样的下场？
安乐公主此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下场，她一门心思地还想当“皇太女”，以后象祖母那样当个女皇。为了这个目的，她甚至让自己的新婚丈夫武延秀去陪亲娘韦皇后寻欢作乐，以得到母亲对自己当“皇太女”一事的首肯与支持。
韦后虽然广纳面首男宠，但是武延秀这小白脸的聪明俊俏想必比那些男人更为出色，因此，韦后对女儿女婿的双重“孝心”大力回报。用尽一切方法，想要把太子拖下台来。
但到这个时候，一向糊涂的中宗李显，总算有点醒神了，他拒绝了妻子女儿的无理要求，并且对她们淫乱后宫的行为表示不满。——哎，李显还是个糊涂蛋啊，堂堂皇帝的老婆偷人，他居然还只是表示一点儿“不满”？
韦皇后与安乐公主，这对被权势色欲泡得已经极度变态的女人，发现中宗李显对她们的态度有变，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联同她们的奸夫一起，将下了毒的面饼送去给李显吃，把他毒死了。
李显恐怕直到死，才不得不相信，曾和自己同舟共济度过患难岁月的妻子、自己万般宠爱的亲生女儿，居然也能忍心下手害死自己。
当韦后与安乐假惺惺来看望中毒的中宗之时，李显用最后一点力气，死死地瞪着这两个恶毒的女人，一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就恨恨地死去了。
韦后与安乐扶立十来岁的太子李重茂为皇帝，做她们的傀儡。
但是太平公主与相王李旦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正当韦后与安乐公主击掌相庆的时候，仅仅过了十三天，以李隆基为首的军队便在一个深夜突袭了皇宫，将韦后一刀两段。
黎明时分，军队冲进了安乐公主府，将正准备梳妆打扮的李裹儿也杀死在了乱刀之下。
这年的七月，新帝李旦贬韦皇后为庶民，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
安乐公主李裹儿贪婪残忍而变态的人生至此，算是真正划上一个句号。
她死的时候，大约是二十五岁左右。
第二章 宋子文死后财产仅800万美元 未贪污抗日美援资金
核心提示：但宋子文还是很有制度约束和规范的意识，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万不要干违纪之事，比如他告诉宋子安，你们不能违反美国政府的规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夹寄股票和有价证券。因此有专家评论说，宋子文不像过去说的那样贪腐，但也不清廉。
宋子文生前，人们就看到，宋氏一家人中，宋子文与宋庆龄的关系最好。宋庆龄在宋家三姐妹中性情最温和，对弟妹的关爱如同母亲。在宋子文看来，妹妹宋美龄贵为“第一夫人”，不缺乏财富和尊重，她需要的更多是亲情关怀和理解。蒋介石对宋子文这位大舅子，一方面对其理财和外交才能颇为器重；另一方面，蒋认为宋的个性并不为自己所驾驭。所以，蒋表面上授予宋对美交涉的全权，实际上并不完全信任宋，很多问题蒋仍要宋向他请示。但宋子文却常常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先直接找白宫和其他美国军政当局了解情况和进行必要的疏通，要谈到有把握时才告诉蒋。
宋子文对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有相当的了解，他希望将西方制度引入中国。不过他并非简单照搬，而是考虑将西方制度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相结合。与孔祥熙被称为Ye*an不同，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楚说“Yes”的原因，实在忍无可忍时，宋子文干脆说“No”。在固守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时，宋子文会同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员发生冲突，他的个性相当鲜明。在宋与蒋交往过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恭敬的言辞背后实际是对蒋介石相当的保留。
宋子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他比较务实，政治倾向也不像国民党营垒中的“顽固派”那样强烈。特别是他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说他能比较客观看待中共、看待周恩来和毛泽东，和他们也有过较好交往。没有这样的基础，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很好作用。
至于宋子文拥有的大量财产，这些财产恐怕不是全由正常的渠道得来的。经有关方面核实，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早在1940年代后期，国民党内部就有很多人攻击宋子文，称他在作为蒋介石在美国的代表时，受美国的支持，利用职务敛财不少。而在1950年，美国国内在检讨失去大陆时，也将罪责怨到了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头上，美国国会为此同意举行听证会调查宋子文的财产。
在得到美国参议院召开听证会调查其财产的消息后，宋子文写信给听证会，表示同意公开自己的财产，但他的律师认为宋子文没有必要公开财产，而在宋子文的一些好友以及被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帮助下，美国国会对宋子文财产调查的听证会不了了之。
目前对宋子文存在疑问的地方是，由于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大量财政经济援助的谈判，有说法认为宋子文有可能将这些财政经济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
实际上，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张确立一个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的身份访美，和美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其后宋又参加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并访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宋子文回国后，审计部门就致函宋，要求他将出访账目报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报告。
这表明，一些现代化制度在那时已经开始确立。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谈判先后达成的钨砂借款、金属借款、平准基金借款和后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这些大数额的国际借款，在银行开设账户和动用账户数额在当时已建立非常严格的制度。对战时借款的动用总体上是有相应的制度约束的，并非个人行为。
这样，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国外借款中饱私囊，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作为驻美特使、外交部长，宋子文确实关注着和他个人相关的事业，比如广东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业务，这几家机构有重大具体事务都会向宋子文请示，宋再以电文告知。
但宋子文还是很有制度约束和规范的意识，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万不要干违纪之事，比如他告诉宋子安，你们不能违反美国政府的规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夹寄股票和有价证券。因此有专家评论说，宋子文不像过去说的那样贪腐，但也不清廉。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相识于北伐时宋子文去武汉途中的九江。婚后，尽管生活奢豪，但张氏只是以夫人身份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他们有三个女儿，分别为宋琼颐、宋曼颐和宋瑞颐，宋子文长女宋琼颐与冯彦达结婚，有冯英祥与冯英翰二子，住在美国，他们的其他七个表兄弟住在香港和菲律宾。在孙辈中，冯英祥与宋子文最为亲密，他从小跟外祖父宋子文生活，直至14岁。每逢放暑假，冯英祥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外祖父。宋子文也非常疼爱冯英祥。让冯英祥印象深刻的是，10岁那年，有次他放学回家，感觉到有几个外国男孩一路尾随并盯着他的钱包，被吓坏了的冯英祥奔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刚好是宋子文接听。他立即叫冯英祥不要动。5分钟之内，他就带着秘书开车匆匆赶来，他居然还带了一把枪，而且已经上了膛，准备来救外孙！冯英祥说：“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做任何事情。”
第三章 陈立夫晚年生活：挺中医 反台独 呼吁毛泽东访台
核心提示：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革”，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响……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心情。李登辉上台后，鼓吹“台独”，对要求统一的台湾爱国人士进行打压，不仅不尊重陈立夫等人有关统一的设想和建议，连陈立夫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拿掉，对此，陈立夫既感到愤懑，又感到忧虑。
先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陈立夫，并没被“西化”掉，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在于民族文化的自我复兴。他担任了文化复兴会副会长，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一是重振和弘扬中医药事业。陈立夫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守护者。他认为，应从舆论入手，改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他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中医药的好处。
他在《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的演讲中，公开提出，要为中医打抱不平，他说：“我支持中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会上不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势力来欺侮中国人，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的。”
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
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绩斐然，就是“文革”也没有把中医“革”去。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这叫“道并行不相悖”。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1972年，陈立夫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他到任后，解散了原来的董事会，选了5个中医、5个西医、5个对学院关心而非医生者，共15人组成董事会。院长一职，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兼中西医二者之长者担任，不得已，只好聘请著名教育家郑通和先生担任。在陈立夫指导、郑通和具体领导下，“中国医药学院”发展很快，他们从香港请来教授，自己编写教材，克服很多困难。开始，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陈立夫亲自找到蒋经国，请予支持，蒋经国即专门拨出款项，建起了教学医院，有病床800多张，成为台湾唯一的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
学院也逐步具备了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每年毕业700多学生，深受社会欢迎，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人才。后来，陈立夫继续努力，在台湾确立了中医的法律地位，在台湾一些公、私立医院陆续设立中医部，台湾卫生署对中医的态度也逐渐改变。
二是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著，分7卷共12册，总计850万字，此书涵盖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科技，并兼及中国古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李约瑟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当西方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中国的祖先已在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医学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成绩。他认为没有中国先进的科技对西方的辐射和影响，也就没有16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期间，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在他的支持下，中外科学家鼎力合作，中英联络处的研究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李约瑟的足迹遍及大后方各主要研究机构、学术文化中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与中国工匠进行接触，探讨一些器物的制造方法。这些，都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陈立夫与李约瑟长期形成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友谊，所以当陈立夫提出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时，李约瑟即表示赞成，并致函说明：“翻译我这本书时，可以不必依其原本厚度，可拆开依照其分量分成几本。”
陈立夫要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经济上得到著名船王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嘉新水泥公司张敏钰等企业的财力资助，董先拿出4万美元、张则拿出1万美元。出版上得到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承诺。于是，陈立夫很快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由孙科任召集人，王云五为顾问，委员会下成立由陈立夫为主译，刘拓为辅助的理事机构，遴选各方专家学者共策进行，这样，译事工作全面启动。
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工程十分浩大，蔚为大观，参与人数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均为台湾过去所没有。到1986年，已译成并出版计14册。与此同时，陈立夫又利用各种资料之便，编成了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计25册，涵盖我国所有科技如农业、水力、盐业、蚕业、工艺等，以补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不足。
三是阐扬儒学。陈立夫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像这样精致推展的系统理论乃我国独有之宝贝”。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集合12亿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年光荣历史而不坠，并具有大刚中正之民族特性者，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之原理。此一原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继不绝，及孔子集大成，以公、诚、仁、中、行立教形成道统。”这就是儒学。
陈立夫提出，要“重建儒学，再造国魂，发皇内圣之学，新开外王事功”，因为儒学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学应该流芳千古。为了更好地阐扬儒学，陈立夫担任了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的职务（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他到任后，为孔孟学会制定了两条工作方针：一是向下扎根；二是向外发展。为了向下扎根，学会办了两个刊物，一是每月发行的《孔孟月刊》，二是每年出版两次的《孔孟学报》。除此外，每月举办一次讲演会；在大中学中举行有关儒学的论文竞赛；在小学举行书写四书文句的比赛；暑假中举办国学研究会，分教师班和学生班，每班各100多人，进行学习研究；在台湾各地促成建立孔庙并建立地方分会。
为了向外发展，召开了孔孟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协助当地建立文化公园，公园中建有孔子铜像、中山纪念堂、中国式牌楼、梅花亭等；在德国、日本，协助当地建立孔庙；凡与台北市建立姊妹市的外国城市，由台北市政府赠送孔子像；促成美国、加拿大一些城市举办祭孔大典等。除进行以上工作外，陈立夫本人还亲自到台湾师范大学为博士生讲《伦理学》课程，宣传儒家经典。他本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研究、阐释儒学的大义，如《伦理学》、《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从根救起》、《中国文化概论》、《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陈立夫儒家研究言论集》、《孔子何以被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思想对世界之影响》、《易学应用之研究》等。由于陈立夫在阐扬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在他80岁生辰时，蒋经国亲自为他颁发了中山文化奖，以表彰他弘扬文化之功。1982年，台湾当局又为他颁发了“国家文化奖”。
四是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反对“台独”。陈立夫在潜心研究学问的时候，并非完全钻进故纸堆，忘记了政治、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陈立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反省自己的过去，更着眼于未来。晚年的陈立夫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他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兴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他希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对实现统一的思想基础、形式、进程、前景等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主张，并为此大力呼吁、多方联络、积极行动，为促进台湾当局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形势，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在文中，陈立夫指出：“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两岸必须统一。
同时，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文章的结尾，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1975年，陈立夫开始生出一种想法，他认为国共两党有过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合作的先例，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出发，能够捐弃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在互相接触、谈判的基础上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在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也一定能够通过谈判而渡尽劫波，再度合作的。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革”，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虽然如此，陈立夫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在没有得到中共回音的情况下，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呼吁，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然而此时两岸的最高领导人都已病入膏肓，卧病在床。陈立夫的呼吁自然无法成为现实。
怎样统一中国，以什么思想来统一中国呢？这是陈立夫经常思考的问题。1980年年底，他看了王思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的文稿，一时很多感慨，第二年新春伊始，便为此书写一篇序言。在序言中，他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入现代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于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各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唯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余确认三民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这里，陈立夫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系祖国统一的强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最后归结到三民主义，又明显表现出他的历史局限性。陈立夫在正确与错误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希望找出一条统一祖国的正确道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陈立夫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蒋纬国、赵耀东等30多名国民党中委（“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同时还强调，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怎样实现祖国统一呢？陈立夫等人认为：“谋求统一，必行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些方面，共信是最重要的。
因为“中华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基础。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有了共信，才有互信，然后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合为互助的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以开展两岸经济的合作，进而在合作的过程中消除双方的敌对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等的全面合作。为了建立互信，陈立夫等人主张“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为不可避免”。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是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两岸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
同时，陈立夫首次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情绪，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大业，这是颇有见地的。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提案表示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该文还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是所有中国人的根。”这就肯定了陈立夫等人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基础的提法，认为该提案如能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侨胞也对这一提案表示肯定，他们纷纷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些，使陈立夫深受鼓舞。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1988年8月，陈立夫向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8月20日，陈立夫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说：“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在另一次接受台湾《联合导报》杂志社记者访问时，陈立夫表示：假如中国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又说，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的提案及一系列谈话，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国民党当局既对他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武断地否决了他们的提案。这对陈立夫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他不理解台湾当局为什么如此顽固，他在信中深为惋惜地说：“我与赵耀东同志，连同中央评议委员32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100亿元与大陆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有反应赞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蒋经国之乏诚意，未有进行”，尽管“海内外各方对之反应虽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提出，以及陈立夫诸多有关统一的言论，奠定了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台湾媒体尊之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还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心情。李登辉上台后，鼓吹“台独”，对要求统一的台湾爱国人士进行打压，不仅不尊重陈立夫等人有关统一的设想和建议，连陈立夫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拿掉，对此，陈立夫既感到愤懑，又感到忧虑。
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时提起此事。陈立夫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三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原因是什么呢？陈立夫说：“他有时候要搞‘台独’。”对李登辉上台后的言行，陈立夫十分不满，他说，蒋经国逝世后，推李登辉代之，“及国大召开，一部分代表有不同意见，拟另推他人，乃有八大元老出面斡旋之举，不料事后老国代被迫退休，二届国代，另行产生，并主修宪，‘台独’嚣张……”当记者问如何看两岸统一问题时，他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刻，美、苏两强都有困难，只要两岸把真话讲出来，统一蛮容易”，“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世界第一”。
对于台独，陈立夫坚决反对，他接受大陆学者陈秀惠访问时说：“在自己漫长一生中，从小时候起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
第四章 徐焰少将：中印边界争端和冲突的历史真相
核心提示：当然，目前印度多数军政要人的内心非常清楚，如果再向中国采取军事挑衅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今年8月11日（编者注：系2009年，此文为作者当年旧作），《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印度海军参谋长苏里什·梅赫塔在当天发表的演讲，其中承认本国“在经济和国防等多个方面都比不上中国，也没有办法弥补这种差距”，一旦中印开战印度“注定失败”。印度多家媒体马上评价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名军官最坦白的承认。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还是会长期奉行两面政策，在强调发展中印关系的同时，仍会以中国为潜在对手并采取一些增强边境军事实力的措施。
徐焰将军简介：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军事史专家，军事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曾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防卫大学等讲学。
徐焰将军1969年入伍，先后从事过工兵、炮兵和基层政工干部，后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后读研究生，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年调入国防大学。此后至今长期在军事学院、国防大学从事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的教学和科研。
冰峰连绵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麓，是巍巍中华的西部屏障。那雪线之上的冻土荒原虽距内地有万里之遥，却也一直牵系着国人的注意。1962年10月至11月，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地区向入侵的印度军队实施了反击作战，成为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的第一次边界反击战。几十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同陆地邻国相继以和平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了边界问题，惟有同印度的边界至今还未划定。近年来中印两国关系虽然有了改善，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对外贸易国，然而印度国内一些军政要人在战略上仍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不时在边界采取一些刺激性措施并煽动反华情绪。印度方面的这些不友好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众多中国人的愤慨。我们向国人说明中印边界争端的由来，回顾当年反击作战的历史经验，并阐明解决这一争端的前景，更显得十分重要。
英印的扩张政策和旧中国“有边无防”，造成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
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两国基本没有发生过战争。令人遗憾的是，中印两个民族在分别取得民族独立后，双方的边界问题却长期未能解决，并在后来引发了武装冲突。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实质上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所遗留的问题，中印两国的武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侵略所造成的“后遗症”。当年中国军民捍卫自己边疆的那场作战，实际上也成为近代历史上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一种继续。
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划定过边界线，只是两国人民在长期相处中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形成了传统习惯的边界线。自公元13世纪起，西藏纳入作为统一的元帝国的一部分列入中国版图后，对印度基本是以当时人们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作为习惯的边界。由于这两个山脉地区人烟稀少，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在荒凉地区未设行政管理机构和驻军，加之没有近代测绘技术，对边界线具体位置一直没有标定。
19世纪50年代，英国镇压了印度士兵的大起义，并使印度各土邦全部屈服，最后完成了对整个印度大陆的殖民统治。此后英国的亚洲战略，是以印度为最主要的基地，向周边扩张领土，同时建立屏护英属印度的“防御圈”。随后，英属印度政府的测绘局派出了一批批探险和测绘人员，进入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测绘，并侦察当地情况。进入20世纪后，英印殖民军也向北逐步推进，使英国的殖民势力不断向中国的西部和西南边境扩张，中印边界问题就日益变得复杂起来。
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加紧向中国西南边境扩张和渗透，中国的清政府却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力日益削弱。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也乘机干涉西藏并策动十三世纪达赖制造所谓“独立”。1912年初，新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坚持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宣布中国为汉、满、蒙、藏、回（指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五大民族为主组成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北洋军阀政府却因忙于内争而无力顾及平定西藏的叛乱。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国家统一后，也在法理上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不过国民党政府因忙于内战外战，在其当政期间也未派过一兵一卒入藏，因而西藏噶厦政府一再发出不承认中国主权和要求“独立”的狂言。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边疆诸多地段长年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海疆及多数岛屿也处于“有海无防”，对不少边远地区不仅无力控制，甚至不了解外来入侵的状况，这又为外国入侵者蚕食中国领土提供了方便之门。
民国年间，分裂主义势力控制的西藏地方为了获得英印当局对其搞“独立”的支持，在所谓“印藏边界”问题上一再屈从其要求，甚至在1914年在印度的西姆拉会议上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同英印当局以私下换文方式承认了英国人标出的“麦克马洪线”。对于此事，中华民国政府长年都不知晓，而从国际法角度看，一国的地方当局同外国达成的所谓边界协定也是完全非法的。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其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未采取军事行动占领该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的9万平方公里地区。西藏地方政府仍在这一地区内的德让宗、达旺等地派驻官员，实施管辖和收税。西藏错那宗（西藏的“宗”相当于内地的县）的宗政府夏季设在错那，冬季就搬到门隅地区的中心达旺办公，当地居民也主要是藏族及与藏族血缘关系很近的门巴人。1937年，英属印度的测量局出版的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麦克马洪线”的画法，却仍然标明这条界线是“未定标界”。直至1940年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袖珍地图集上，才首次正式标明“麦克马洪线”是印度东部的边界。在这一时期，英印当局开始派兵逐步控制其在东段边界想占领的地区。
在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英印当局出版的一些地图中划出了所谓“约翰逊线”，提出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由于那里属于自然条件恶劣，基本属无固定居民的地区，仅有一些藏族和新疆牧民在夏季到达放牧，英国及其下属的印度殖民政府的势力一直未进入这一地区。
1938年4月，英属印度陆军的一个小队进入达旺地区进行侦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印军队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同日军作战时，于1943年至1944年间又派阿萨姆步枪队（类似于边防守备队）在多处越过传统习惯线进入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德让宗、瓦弄地区，实行了军事占领。在1947年印度独立前，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的原属西藏的土地，已大部被英印军队占领。英国的这一侵略成果，后来又被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所继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便向人民解放军提出了“进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解放军西藏军区也开始了进藏行动，并在昌都战役中歼灭了对抗中央政府的藏军主力。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与中央政府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协议，正式承认西藏回归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随后，解放军以和平方式行军入藏，于1951年10月间正式进驻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却仍继续行使行政权力。
1951年2月，在人民解放军还未进驻西藏腹地时，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由德让宗方向继续向北推进，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重镇达旺，驱逐了当地的西藏地方行政机构。西藏地方政府当时对此提出抗议，印度政府却完全置之不理，并于1953年内将其边境控制线全面推进到“麦线”，从而完全占领了“麦线”南面原属于西藏的9万平方领土。此时人民解放军只有1万多部队刚刚进入西藏，公路未修通，粮食还需通过印度转运，因而无法推进到多数边境地段，对那里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54年这7年间，印度出版的官方地图还都标明中印边界各段均为未定界。例如在1950年印度出版的地图上，在中印边界东段虽然按照“麦克马洪线”画界，却注明“边界未划定”，而在中印边界的中段和西段则未画出边界，并且注明“边界未经规定”。1954年中印两国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印度在西藏所继承的英国留下的特权，印度政府被迫同意从西藏撤军（根据过去英国同西藏达成的条约，英印部队在西藏要地驻有军队）后，印度官方于同年7月下令，要求印度测量局在出版的新地图中却把未定的中印边界线全部改标为已定的国际边界线，并根据印度单方面的要求标界。这一新标定的边界线不仅把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已经占领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划归印度，还向中国索要在中印边界西段阿克赛钦地区3万平方公里领土。此时，解放军新疆军区部队在入藏途中已进驻了阿克赛钦，而印度方面则从来未进入过那里，印方对当地提出领土要求更是荒谬无理的。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了北京，中印双方达成了和平友好的共识。此时印度却向中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恰恰反映出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尼赫鲁早在印度独立前的1944年，就在纲领性的著作《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中公开声称：“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要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一直到中东，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出于这种将本国变为亚洲“中心”的思想，尼赫鲁视中国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对新中国采取了两面政策，即一面表示对华友好，一面又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并反对解放军入藏，还公开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这样，长达2000公里的中印边界上出现了12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印度对华的两面政策，从尼赫鲁政府一直延续至今，导致了其国内反华浪潮不时泛起，中印边界问题也长期不能解决。
中国政府努力维持边界现状，制止印军的蚕食入侵
1954年印度政府在地图上对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时，人民解放军还未推进到西藏的多数边境地段，中央政府也不清楚过去的“麦克马洪线”。看到印度新出版的地图上有边界划定由旧中国申报地图上的画法有12万平方公里的差异，中央政府马上要求驻西藏代表向拉萨的噶厦政府查问。据当地担任中央政府驻藏外交代表杨公素在回忆录中说，他找到主管西藏事务的噶厦政府几位要员询问，这些人才交出了1914年非法签订的“麦克马洪线”的附图，并狡辩说当年签约是出于无奈，希望中央政府帮他们收复失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西藏方面要制止印度进一步扩张的势头，并开始就边界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交涉。当时，除了解放军已经进驻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武装部队驻地同中印边界尚相距甚远。这时印军也未从其所占的克什米尔地区向东北部高寒山区推进，距离阿克赛钦地区也很远。因此，这时中印两国军队在边境还未发生接触，边界的争端并非两国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中印关系的争端重点还是西藏问题。
解放军进藏时，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已造成了控制地区以“麦线”为分界的既成事实，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50年代后期就中印边界问题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即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线，同时承认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未决问题。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单方面划出边界线并强加于中国的做法虽然不能同意，但是从维护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中国方面仍主张，对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应以双方友好的根本利益为重，应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地加以解决。以此之前，作为临时措施，双方应维护边界现状，不在边界上采取片面行动，更不应以武力改变边界状况。
进入5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两面政策显得更为突出，即一方面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方面却又暗中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1958年，印度政府又以外交方式在中印边界西段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因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从未被印度管辖过，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了这一地区后，印方在六年间都不知道。后来印度政府承认，直至1958年7月号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新藏公路通车的消息，印方才知道中国军队进驻了这一地区。同年8月21日，印度政府就中国出版的《人民画报》刊登新藏公路通车消息一事向中国驻印大使馆提出抗议。同年10月，印度军队的一支15人的巡逻队在驮运给养的骡马伴随下，通过克什米尔东北部荒无人迹的高山地区，第一次进入阿克赛钦地区进行侦察，当即被中国边防人员扣留，随后又被解送出境。同年10月印度政府又就中国修筑的新藏公路“通过了印度国土”和巡逻队被扣的问题，无理地向中国提出抗议，当即被中国政府拒绝。中印边界西段的领土争执，就此成为两国领土争端的一个焦点。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印度领导人当即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同情”叛乱分子。印度国内也掀起一股反华逆流。4月间达赖出逃印度，印度官方竟以高规格接纳，尼赫鲁并接见了达赖，后来甚至允许其在印度的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此理所当然地做出了反应。从1959年4月起，《人民日报》上曾登载了一系列文章，公开对印度的反华言论进行了批驳。但是从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整个战略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对印方的不友好行为仍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当时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对手，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对中国形成“三管齐下”的战略威胁。中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东部，并不想在西部分散注意力。
解放军平息西藏叛乱并追击向印度逃窜的叛乱武装时，开始接近“麦克马洪线”。为了避免中印军队发生冲突，中共中央曾要求部队不得越过也不要太靠近“麦线”。当印度利用西藏问题在国内掀起反华浪潮后，毛泽东于同年5月间亲自修改了以中国驻印大使的名义向印度外交部的书面谈话，开诚布公地说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是在东方，而不在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当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国家战略重点在东方，对中印边界问题准备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或以维持现状的方式先行搁置。印度政府却派军队在边界线上向北推进，接应叛乱分子外逃并控制边境的要点。8月25日印军在麦克马洪线北的朗久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印军1死1伤后撤逃。同年10月21日，一支印度巡逻队又在新疆西部空喀山口侵入中国境内，并打死中方哨兵1名，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击毙入侵印度武装人员17名，俘虏印方7人。随后，印度政府在国内加紧鼓动反华，并以中国为假设敌进行备战。
为了避免边界冲突，1959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总参谋部的汇报时提出了在中印边界建立隔离带的设想。11月7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两国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并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度政府却拒绝接受后撤建议，还以不能接受整个边界未划定的说法为借口，认为中印两国之间“不可能举行任何谈判”。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决定采取单方面的隔离措施，中国军队单方面不进入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内，使这两国军队在边界上脱离接触达两年多。
为解决边界问题。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第四次访问印度（尼赫鲁任总理时只访问过中国一次），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提议以尊重边界现状为基础，在东西两段边界上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对此，尼赫鲁却表示：“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他将边界东段已占的9万平方公里地区视为既得利益，对西段印军从未进入过的3万平方地区还继续索要，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
尼赫鲁拒绝和平解决边界问题，重要原因是其内政外交的需要。印度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后，美国改变了过去“重巴轻印”的态度。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9年12月访问印度，许诺增加援助。此前的12年间，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只有17亿美元，可是1959年至1963年这4年间对印的经济援助竟达40亿美元，反华竟成为印度政府争取外援的主要手段。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苏联在印度反华后也增加对印的经济援助并提供军事援助。
1961年中国经济困难进一步加重后，同年11月印度政府下令在中印边境西段开始推行“前进政策”。由于当地中国边防部队于两年前已在边界本侧20公里内已经停止了巡逻，印军利用这一空隙深入该地建立据点。1962年春季中国军队发现这一情况后，在边界西段恢复了巡逻并设立了一些哨所与印军对峙。当时毛泽东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7页。）这一决定，还是准备以武装对峙的方式阻止印军入侵，尽可能不采取军事打击。西段的印军却继续深入，在新疆加勒万河谷等地竟绕到中国哨所后面建立据点。至9月间，印军已在边境西段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军事据点，与中国哨所犬牙交错。印度当局想利用这种以武力蚕食，强行改变边界现状，造成它占领西段争议地区的既成事实。
在中印边界东段，印军也于1962年6月4日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河地区并建立据点，表明印度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已经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领导人被迫考虑对印反击的问题。6月间中央军委命令西藏军区，为配合边境西段反入侵、反蚕食斗争，并阻止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入侵，要拟定作战方案，并集结了一个师的兵力。进入8月间，印度国内对华开战的叫嚣更为强烈，中国方面决定在中印边界东段恢复巡逻，并以步兵一个连于9月8日进入克节朗地区，在印军据点对面建立哨所。当天，印度官方进行了战争动员，并将印军精锐的步兵第7旅紧急调往克节朗地区，表明了其决心在边界开战。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经反复考虑，归纳出尼赫鲁挑起边界冲突，除了想转移国内矛盾、想争取外援及在第三世界打击中国威望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尼赫鲁认为中国不敢反击，就此初步提出了准备反击，并将主战场选择在东段。
9月20日夜间，印军在克节朗河向中国哨所偷袭摸哨，中国军队被迫进行有限还击。中国政府为尽量争取事态不扩大，于10月3日再一次照会印度政府，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当时尼赫鲁政府判断中国面临内外困难，对印度的进犯行动只能提出抗议而不会进行反击。印军参谋局局长考尔曾向印度政府报告说：“我确信中国不会向我们的任何阵地发起进攻。”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中印边界东段成立新的作战军团——第4军，次日印度政府最后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两国讨论边界问题的建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才最后确定了采取自卫反击的决心。10月8日中央军委向驻四川的第54军下达了动员命令，新疆军区边防部队也改变原定下山过冬的计划转入临战准备。
印军步兵第7旅完成在克节朗河地区的集结后，于10月10日以百余人向中国军队发进试探性攻击，当即被击退。10月12日尼赫鲁在启程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问前又宣布：他“向印度武装部队发出的指示是，要把中国入侵者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这时毛泽东仍在进一步考虑反击的时机，曾考虑让印军再深入一步，以此可以显示中国更有理的地位，在军事上也便于对深入之敌包围聚歼。由于印军已经开始了攻击，加上大雪封山即将到来，10月中旬美苏两国在加勒比海出现了“导弹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争取也取得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理解。经过综合研究国际国内各种因素，10月17日中央军委向西藏、新疆军区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命令”。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会议，最后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
历史证明，中国方面采取对印反击作战，是在印军破坏边界现状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被迫之举，作战的目的不是想改变边界现状，而是要教训入侵者，赢得一个长久的安定局面。后来在反击获胜后即主动后撤，正是根据这一既定方针采取的行动。
实行反击作战并速打速撤，赢得长期的边境安定
中印边界的东、中、西三段均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东段因自然条件略好能展开几个建制师，西段属高寒地带一般只能以小分队行动，中段的喜马拉雅山口在秋末和冬季因大雪封山不能通行而无法作战。因此，人民解放军西藏、新疆军区部队分别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入侵印军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
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作战的最大困难，在于只能以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为后方，两国间又横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战场自然条件之恶劣为世界少见。以两军的供应情况对比，印方的处境要有利得多，其作战前沿距印度北部铁路网终端不过一百至几百公里，距中国当时的铁路终端却有两三千公里，有光荣战斗传统且数量众多的人民解放军就此遇到了一个有劲也难用得上的“瓶颈”。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解放军以当时后勤供应能保障的最大限度，投入了藏字419部队（后恢复第52师番号）和第11、第55、第130师（属第54军建制），以及西藏、新疆军区的边防分队，共歼灭、击溃了印军六个旅。参战的印军三个师，其最精锐的第4师被歼大部，另两个师也遭重创，中国军队以较小代价打出了国威军力。
中印双方参战部队总数都在3万多人（不包括后勤支援人员），由于中国军队在重点攻击地段集中了兵力，因而形成了局部优势。当时两国军队的装备对比各有长短，印军轻重武器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军装备，还有部分美国、加拿大武器。中国军队的步兵武器为50年代进口的苏式装备或国内对其仿制品，较印军要先进一代。印军在前沿虽有直升机、运输机和进口的山地汽车保障，东西两段又有少量坦克配合，却因工程保障能力差，虽距后方基地较近而难以将重装备运到前沿。解放军的工兵、步兵却能发扬修筑康藏线的光荣传统，以爆破和突击施工将急造军路修到前沿，保证了汽车牵引的榴弹炮和运输车辆能够进入作战第一线。
初战克节朗河时，解放军藏字419部队集中十几门120毫米重迫击炮和几十门轻便的无后坐力炮、82毫米迫击炮掩护步兵成功实施了正面突破。当面印军第7旅因公路未修通，只有空投下4门英制75毫米山炮（其中2门还因损坏不能使用），4门106毫米迫击炮和队属的81毫米和51毫米的迫击炮实施火力支援，每门炮只有二十至三十发炮弹，在中国军队火力准备开始时就遭压制。攻击西山口前，解放军的三个炮兵团通过突击打通的简易公路进抵前沿，用122毫米榴弹炮的火力压制了印军的24门88毫米榴弹炮，形成了战场的火力优势，有力掩护了步兵攻击。
中印边界作战期间，印军有作战飞机800架，主力为英国堪培拉式战斗机，同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米格-17性能基本相等。中国军机总数虽多，在西藏可用的机场却很少，印度却有靠近边境的完善机场群。印军自认为空军能在战区形成优势，其政府却考虑到其首都等大城市在中国轰炸机飞行半径之内，担心遭受报复性空袭而未敢实施空中攻击。中国方面为避免扩大冲突，本着“你不用我也不用”的原则，未出动空军支援地面部队。在双方互不空袭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后方的漫长运输线不受威胁，更能充分发挥步兵武器的优势。
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反击。在克节朗河附近，西藏军区集中了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共1万余人的兵力；当面印军第7旅约3000余人，其后方第4师师部及下属部队还有4000余人。解放军首战集中兵力歼击印军第7旅，兵力、火力均形成绝对优势。对印军第7旅的正面攻击开始后，印军在既设阵地组织了比较顽强的抵抗，解放军攻击部队以啃骨头的方式逐堡争夺，终于消灭了印军的多数地堡。当天中午，解放军迂回部队到达印军后方并向其第7旅旅部发起突袭，印军全旅失去指挥，分散窜逃。由于当地为深山狭谷地带，难以形成绵密包围，有部分印军零星脱逃。
中国军队一天内便将印军最精锐的1个旅基本消灭，使印度国内大受震动，第二线印军惊恐万分地向纵深逃窜。中国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于10月25日占领达旺后便停止前进。
10月20日，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也开始了反击。因当地印军系分散守点，解放军主要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拔点。西段印军在中国军队攻击震撼下，多数逃向其境内，被歼仅300余人，不过其在边界西段的多数据点被扫除。
第一阶段反击战结束后，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的建议。尼赫鲁政府认为自己还有力量继续较量，又拒绝中国的建议，并在边界集中了3个师近3万人的兵力准备再战。中国领导人就此决定再采取第二阶段的反击，并向中印边界东段增派了3个师的预备队。至11月中旬，中国方面在西山口主方向集中了近3个师，在瓦弄方向集中了1个师近万人的兵力。这时当面印军不足2个师，且惊恐不安。西藏军区根据前一段作战经验，制定了分多路向印军侧后穿插迂回的计划，最后确定了“打头、切尾、斩腰、剖腹”的方案。争取将印军第4师分割成数段加以歼灭。
11月10日，西藏军区向西山口方向迂回的第11师的两个团全部轻装，自携粮食弹药，由千余名藏族民工支援，沿小路向印军深远后方进行距离达160公里的大迂回，其他迂回部队也分头出发。11月14日，印军为庆祝尼赫鲁的生日，首先向瓦弄方向的中国军队发起小规模攻击，解放军第130师打退印军攻击后，于16日向印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因地形所限，战斗基本沿察隅河谷形成一线平推。中国军队于一天内即将印军第11旅击溃，随后转入追击和搜剿，当面印军虽有半数逃脱，却已全部溃散。
11月17日，中国迂回部队从小路到达印军第4师纵深地带时，印军第4师主力发现后方的公路已被切断，战役布势陷入紊乱。次日解放军第55师在西山口正面发起强攻，山南分区部队经迂回从中央切断了西山口与邦迪拉的联系。被切断在邦迪拉以北的印军失去统一指挥，丢弃了全部车辆和重装备各自分散向深山中奔逃，中国军队随即转入搜剿。印军精锐第4师一部被歼，所余人员大都通过不丹境内窜回后方。
11月18日至20日，新疆军区部队也以1个多团的兵力扫除了西段残存的6个印军据点。至此，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越境设置的据点全部被扫除。
印度在边境作战中出现出乎意料的惨败，国内舆论出现了一片惊慌，国际舆论大都认为中国军队会乘胜深入印境。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停火，并下令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内。这一行动，表明了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的诚意，赢得世界舆论的称赞。
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反击战中，中国参战部队总计不足4个师，战斗中伤亡2400余人，击毙印军4900余人，俘虏印军3900余人。印军参战的3万部队中，近万人被击毙、俘虏和击伤，其余多数溃散。中国军队战斗伤亡共2400余人，没有人被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一场规模、时间都很有限的边界作战，在惩罚性打击的目的达到后便主动停火后撤。这场反击战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作战行动紧密地服务于外交斗争的需要。毛泽东称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中央一直坚持中印边界问题应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只是因印度政府企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才不得不以军事打击予以教训。中国在获得胜利后主动撤军，也正表明了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
长期以来，国内有许多人对当年的撤军不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那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战区的地理和后勤供应的难度，确属“不当家不知财米贵”。在中印边界中国一侧，地形以高山和丛林为主，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为冰封期，夏季又有泥石流等灾害，这些困难和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克服和改造。部队在西藏战区作战，又难以就此补给，后方靠两条长达数千里的砂土路面的高原公路保障供应，一辆运油车驶到前线往往自己就要消耗近半车油，想保障大军长时间对一个大国作战是不可能的。
从军事上讲，青藏高原是中国的西南屏障，从地理上看又成为解放军后勤保障体系的极大障碍。在中印边界地区，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克服的“瓶颈”。印度的总体军事实力上虽然不如中国，在边境地带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中印边境印度一侧地势开始渐趋平缓，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和铁路网。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印度是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还有美国等大国支持，在边界作战中只损失了一个师的兵力，完全有能力在较快时间内进行反扑。因此，在边境地区速打速撤，获得胜利后凯旋而归，我国不仅能很好地显示和平诚意，被一些外国舆论称为“潇洒之极”，在军事上也能居于主动而避免陷入被动。
毛泽东曾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最大的意义正在于赢得了中国西南边界上长期的基本稳定。正如《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象》中所评述的，经过中国的反击，印度当局“懂事了一些，中印边境局势才基本上缓和下来。”
边界形势逐渐趋于稳定，谈判解决争端仍存在很大困难
1962年解放军在中印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显示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印度当局经过这次教训，其对外战略从此也有了根本变化，由向北实行“前进政策”改为“北守西攻”，即对华取守势，对巴基斯坦采取攻势。自1963年开始，巴基斯坦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1965年对印战争之后又主要从中国获得军事援助，南亚的战略格局也有了重大变化。
1963年以后，由于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后撤，再度实行了脱离接触的隔离政策，两国军队直接接触的地段只限于中国和锡金边界。当时印军在锡金保持着2至3个旅的兵力，中锡边界上的印军一再向中国军队挑衅。1965年9月以前，在锡金同中国西藏边界上的乃堆拉山口等地，印军还占据了几个骑线制高点，所修筑的阵地有些延伸到中国一侧，对此中国方面一再提出抗议，印军却不肯撤回，并依托这些阵地经常向中国方向鸣枪或派出小分队骚扰。中国边防部队在不越过边界、不前推阵地的原则下了有限的回击。当时，印度政府将这些极为有限的接火大肆渲染，继续向美苏两国要求援助，中印之间的紧张局势实际上已成为其争取外援的一种手段，边境局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
1967年夏季，中国国内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和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军方为对中国进行战略侦察，出动了2个旅的兵力（山地步兵第112旅和炮兵第17旅），于同年9月11日至14日在中锡边界的乃堆拉山口向中国方面发起攻击。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内外受到严重压力，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对印军的进攻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印军的攻击被粉碎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以往的惯例，中国边防部队又通知印军派人前来中国境内，取回了遗弃的武器和几十具尸体。此后，印军未再向中国阵地发起攻击。
1968年，印度表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此后中印双方军队在中锡边界（锡金当时还是印度的保护国，1975年被印度将其并吞为自己的一个“邦”）的武装冲突也随之停止。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互派大使，随后两国的直接贸易和人员往来也逐步恢复。
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依访问了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针对中印边界争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当年确定的方针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向瓦杰帕依提出：中国在东段让，印度在西段让。邓小平同时还表示说，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达不成协议，让下一代人解决。
邓小平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这一表态，集中体现了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对解决这一复杂历史问题的远见。考虑到当地的特殊情况，以及中国的战略全局和国家建设的长远需要，中国希望能以互谅互让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如果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也可以采取维持现状、拖下去的方针。中印之间维持一个长期的和平局面，有利于国家的安宁和建设，符合中国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
进入80年代后，印度的对外政策开始有了转变，也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1981年，中国外长黄华应邀访问了印度，并就解决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印度政府改变了过去对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顽固态度，不再坚持自己索要的领土都是“无可争议的印度领土”的立场，承认中印两国有争议地区，可以用“互谅互让”方式解决，并同中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边界谈判。不过印度在谈判中的基本立场是，东段争议区因属其既得利益而不愿讨论，只想同中国在西段讨论“互谅互让”，这实质上是要中国单方面再做些让步。这一要求，显然不能为中方所接受。中印两国官员虽然不断进行商谈，却一直未能在边界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过双方进行边界谈判的本身，就是对稳定边界局势和改善两国起到了有益作用。
印度在改善对华关系后，仍长期采取两面政策，在军事战略上把巴基斯坦视为直接对手，将中国当作潜在对手。印军在中印边界长期保持9个山地师，形成对当面中国军队较大的数量优势，以构成所谓“优势防御”，印度一些反华势力也一再掀起对中国挑衅的浪潮。1987年，印度政府宣布在非法的“麦线”以南争议地区上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引发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当中方多次严正声明并要求印撤回所有越线设点的军事人员之后，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应邀访华，双方表示在寻求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此后，中印双方在边界上都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避免了出现冲突。
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两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协议。1993年9月，印度的拉奥总理访华，两国政府又签署了包括《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印，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是中印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
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了核试验，并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中印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中国方面对印度的污蔑和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印方有所收敛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修复两国关系。2000年5月28日至6月3日，印度总统科切里尔·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一系列国际问题达成了共识。
进入21世纪后，中印两国领导人继续频繁互访，如印度总理在2008年便两次来华访问，双方贸易也有了大幅增长。2003年11月，负责中印边界东段防务的印度第四军军长马亨德拉·辛格并率代表团访问了拉萨，这也是中国首次允许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西藏，表明双方的信任增强。2007年和2008年，中印两国军队还在双方领土上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显示了两军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近些年来，中印两国关系虽然有了改善和发展，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尚难完全解决，印度一些人在战略上仍把中国视为主要潜在对手，在北部边境地区一直部署重兵。为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为维护中印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也不得不长期进行军事上的一些必要准备。对印度国内一些势力仍抱有的地区扩张主义念头，中方也一直认真对待。
印度国内始终存在一些势力在煽动反华浪潮，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从1947年独立开始，印度的一些政治家出于充当“亚洲中心”的梦想，便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独立之初的印度虽然同样是个穷国，在经济水平方面还略高于中国。以1950年的统计数据而论，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5亿美元，高于中国的100亿美元，而在钢产量、发电量等主要工业指标上要高于中国近一倍。到了50年代后期，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就已经高于印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对印度的经济优势更是日益拉大。以去年的经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国民产值已达4.3万亿美元，而印度的国民产值只有1.1万亿美元，中国的钢产量是印度的十几倍，发电量是印度的四倍半，中国的军费开支也是印度的两倍半。近年来印度一些势力故意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主要出于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索要援助，二是向国会索要更多的军费以增强军事实力。
当然，目前印度多数军政要人的内心非常清楚，如果再向中国采取军事挑衅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今年8月11日，《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印度海军参谋长苏里什·梅赫塔在当天发表的演讲，其中承认本国“在经济和国防等多个方面都比不上中国，也没有办法弥补这种差距”，一旦中印开战印度“注定失败”。印度多家媒体马上评价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名军官最坦白的承认。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还是会长期奉行两面政策，在强调发展中印关系的同时，仍会以中国为潜在对手并采取一些增强边境军事实力的措施。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目前综合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强，西南方向的国防建设也随着国家财力投入增加有了很大加强。不过，我国追求的目标的是和平崛起，一向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以利建设，从来不打算诉诸武力来改变边界现状。国内在教育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待对外关系问题时，既要提倡爱国主义，也要反对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实力是处理对外问题的基本保证。今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越增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便会具备更有利的地位，“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基本原理应该为人们所始终遵循。
第五章 宜昌三千抗战烈士：幸存纪念碑97年被老师们炸毁
核心提示：到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块纪念碑也轰然倒下。老村支书刘光柱回忆，90年代南边村搞起“普九”，为响应这又一次运动，南边村盖了一所小学，校址恰在傅正模纪念碑的位置。小学建起后，纪念碑留在院中，正对一间教室大门，这为很多忌讳的老师所诟病。
1997年春，陵园最后的残留物厄运降临——学校经向上级部门请示后，用几包炸药将傅正模当年的题词变成碎片，一段段碎石被抬到后山垒成了垫脚的台阶。
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生者寻找死者。
这是一次联系亲情、跨越时空的寻找，却无意中撞见一部悲壮的历史。
寻找的起因，是两个兄弟的故事，也是两个老兵的故事。60多年前，在湖北宜昌抗日保卫战中，两个湖南兄弟，一个阵亡，一个幸存；50多年后，幸存的弟弟嘱托亲人重返墓地，寻回胞兄遗骸，但最终变成一次伤心的旅程。
在这次保卫民族的人类历史厮杀中，将士们成批死去，有的埋下忠骨，有的只留下刻在石碑上的姓名。但如今，这些墓碑大多已不复存在：或是做了猪槽，或是垫进粪坑，或是砌成台阶，再或者被水泥抹平碑文，摆作村民院中晾晒玉米的石板。
这是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早在五六十年前，这些将士遗骸连同刻载他们姓名的墓碑，还曾体面地存在和被呵护过，但在历史的岁月中，被有意无意破坏。“给逝者以尊严”，所幸今年9月，三千国民党抗战将士遗骸在宜昌被发现后，当地政府释放出体现人道精神的善后，使我们看到，弥散于数十年间的历史以及政治的隔阂，正在被一种民族大义和正视历史的态度所逐渐消融，而这对那些逝去的生命，将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老兵“遗愿”寻找阵亡胞兄遗骨
58岁的刘功仕从北京前往宜昌，任务是寻找一块墓碑。
若是找到墓碑，刘功仕还有一个任务，将墓碑下的遗体移出，带回湖南老家；如若不便，也要将遗体火化后，带着骨灰回老家。
这是1998年秋，12年前的一次寻找。葬在碑下的，是刘功仕从未谋面的六舅，一个叫钟友幌的原国民党抗战阵亡军官。
这也是刘功仕八舅当年的一份“临终”嘱托。
在刘的湖南老家，八舅钟友帆已80多岁，自感时日无多。老人最后的牵挂，就是远在宜昌的胞兄——这一年，他向已年近花甲的外甥，托付人生最后的遗愿：寻回胞兄遗骨，身后合葬一处。
这是两个兄弟的故事。也是两个老兵的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次年夏，国民党第四预备师在湘西招募抗战健儿，老家湖南新化，家有8兄弟的钟友幌、钟友帆两兄弟加入了抗战队伍，追随师长傅正模从湖南转战湖北，与日军鏖战多年。由于作战勇敢钟友幌升至连长，钟友帆也当了排长。
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国民党75军第四预备师在师长傅正模、副师长王中柱带领下退守宜昌郊外的晓峰一带，继续抵御日军向西南重庆陪都一带逼进。
1943年前后，鄂西会战打响。不幸的是，在宜昌一次战役中哥哥钟友幌阵亡。悲恸的钟友帆将胞兄遗体葬在宜昌郊外一处山坡，立下一块墓碑，并亲笔题写找人刻下碑文，随后便跟随部队匆匆离开了宜昌。
这一去就是数十载。解放后，战争中幸存的钟友帆回到湖南老家，一直隐匿国民党身份，在离新化县180公里外的益阳市，靠做木匠躲避尘嚣几十年。这期间，钟友帆没能重返宜昌，甚至连当年掩埋六哥的墓地所在，都已经记忆模糊了。
刘功仕深知，这年秋天的宜昌之行，对一个耄耋长者意味着什么。
而找到六舅遗骨，也是刘功仕多年来隐在心中的一份情结。六舅阵亡时，刘功仕才几岁，刻在他脑中的儿时记忆是：他的母亲，也就是钟友幌的大姐，在弟弟阵亡消息从战场传回家乡后，足足哭了一个多月。30多岁，没有结婚，打了很多年仗——这是儿时的他浅浅的六舅印象。
1998年9月，带着家族长辈的嘱托，刘功仕从北京出发了。此时刘是中国民航总局一位干部，任职研究室主任。在家乡八舅眼中，在京城做官的外甥，也是家族为数不多有条件有能力了其夙愿的一位晚辈。
这是一次艰难的寻找。12年后，如今刘功仕依然记得当初的茫然：只听八舅描述，是在宜昌郊外的一处山坡，那里除了六舅，还掩埋了很多国民党抗战阵亡的将士。除此之外别无更多信息。
在宜昌郊外的村庄和墓地，刘四处踏访打听，连续多日均无头绪。直到这一天，在宜昌市夷陵区政协办公室，他遇到时为区政协委员、文史委员会主任的简兴安。
三千遗骨唤醒60多年沉埋历史
今年9月，回忆起12年前为寻亲远道而来的北京客人，简兴安依旧情不自禁流露出崇敬之意。“一个快60岁的老干部，为了长辈的遗愿，专程跑宜昌帮老人寻找阵亡的亲兄弟。当时我就被感动了。”
在宜昌市夷陵区，简兴安也是对当地抗战文史有研究的权威专家，对国民党抗战时期遗留的大小墓地比较熟悉。刘功仕从简兴安处得到的信息是，仅夷陵区，埋有上千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的大型公墓，就有三个，但基本上都给毁掉了。
连天联络、分析、打听、奔跑之后，简兴安最终还是锁定了目标。刘功仕六舅钟友幌的埋葬地，就在原晓峰乡南边村（如今属黄花乡）旁的一处土坡——有当地村民回忆，曾见过刻有钟友幌姓名的一块石碑，而且当地老人还能清晰记起，这块墓碑是阵亡者弟弟亲自为哥哥立的，碑上题字也是弟弟所写。这些都与刘功仕的讲述相吻合。
然而那个秋天的上午，当简兴安带着刘功仕兴冲冲找到南边村这块坡地时，留给他们的却只剩满眼青翠——昔日的墓碑早已不见踪影，30多亩的山坡长满青草、种着庄稼，当年的墓地已无从寻找。“当时他就蛮伤心的，情绪也十分低落。”简兴安回忆。
12年后。在今年9月初，全国上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的这几天，正是黄花乡南边村的这处山坡，经媒体报道后成为全国关注焦点。引爆外界眼球的，是南边村63岁村民李先爱。
今年4月，宜昌至巴东的沪蓉高速宜巴段修到了南边村，在轰隆的挖掘机刨过的山坡，李先爱先后捡到20余截长短不一、已经发黄的白骨，这段沉埋的历史由此被唤醒。
经过专家化验并考证，这些白骨均为国民党75军第四预备师抗战将士的遗骸，而埋在山坡的将士至少有3000多人。
9月初，宜昌市委书记郭有明对此作出批示：三千余抗日将士遗骸在宜昌被发现，是中华儿女浴血抗日的历史见证。随后市长李乐成也作出批示：体现人道主义原则，清理埋葬遗骸，给逝者以尊严。
60多年前的历史被进一步揭开。根据考证，南边村村委会一带，抗战时期是一处野战医院，许多前线受伤将士在这里牺牲后，埋在附近的山坡。起初，达到一定级别的军官会单独立碑，但随着伤亡人员越来越多，大多数牺牲将士只在几块大碑上刻下名字，就草草掩埋。
但如今，那些刻载牺牲将士姓名的石碑，连同当年刘功仕所寻找的六舅墓碑一起，去向早已是一个个沉甸甸的谜。
血色墓地惨烈抗战，数千将士长眠
宜昌寻亲的刘功仕，无意中撞见了一部悲壮的历史。
让刘功仕内心隐隐作痛的，并非只是个人家族寻而不见的那块墓碑，“那么多抗日将士，为了国家命都没了，到最后却连个姓名都没留下来。”
刘功仕看到的山坡，一块块庄稼地种着秋天的粮食作物或蔬菜。那场景至今还刺激着他的记忆。他那时已经知道，这片崖峰下的坡地曾是一个大规模的公墓。“解放前，那片山坡是一个很大的陵园，修得相当气派，相当漂亮，也保护得很好。”现今81岁的易蓝英，是土生土长的南边村人，大约67年前陵园在村边修建时，她还是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
历史留给易蓝英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国民党部队从宜昌大撤退时的情景。1940年初夏，宜昌沦陷后，国民党部队向四川方向撤退，南边村是必经之地。“好多当兵的，光从我们村过，就走了七天七夜，公路上、河沟里全是人，满满的，有挑扁担的，有骑马的，耳朵里整天轰轰声。”
部队通过后，傅正模师长率领的75军第四预备师留在了南边村，师部设在枣子树岭一个易姓大地主家，并在河边平地建起了野战医院。
这一驻就是4年。对这4年抗战有过研究的简兴安，至今保存着一张摄于南边村北坡、由傅正模题写的最大一块纪念碑的照片。碑高约3米，宽约1.5米，碑基是一只约2米长的石雕乌龟，碑文为：七十五军第四预备师阵亡病故员兵纪念碑，师长傅正模敬题，中华民国三十年夏四月。
简兴安考证认为，民国三十年即公历1941年，这是纪念碑的建造年代。而当时抗战并未结束，其后在宜昌周边小溪塔等多个地区，预四师还参与过多次反攻作战，伤亡惨重。
碑建于夏天，而预四师最惨烈的战役是1941年冬血战沙坝店子。这天凌晨，预四师指挥部向10团下达夜袭日军据点的命令，但在剪铁丝网时触发敌人警报，1000余人顿时暴露无遗，被日军火力成排扫倒。此役后10团仅剩下13人。
近20年来，简兴安寻访数十位当年历史的见证者，南边村坡地公墓的形成被这样还原：“以傅正模所立这块碑为中心点，4年多的战斗中，将士们不断阵亡、伤亡，不断在山坡上掩埋，工匠不断地刻碑，到战争结束后，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易蓝英记得大约1944年前后，战事稍有缓和，而陵园的大规模修建正是这个时期。和预四师一起动手兴建的，还有南边村村民，包括易的父兄也都参与其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傅正模离开南边村前，还专门将陵园托付给两位村民负责照看，每年清明给埋在这里的将士上坟扫墓，以示怀念。而这两位村民，正是易蓝英的父亲易行柱和兄长易仁安。
驻军往事抗战之余禁鸦片、办学堂
如今已90岁高龄的易仁安，依然能记起当年陵园建成后的模样。2010年9月，这位老人在一张纸上勾画出60多年前的记忆。
还是南边村的这片坡地。陵园大门，是一幅约15米宽、5米高的弧顶牌坊，两侧为两根石柱，牌坊上刻有“不成功、便成仁”六个大字，疑为当时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陈诚所题。
从牌坊进入，便是直通坡顶崖边的石砌台阶。面朝牌坊的，是傅正模题写的那块最高的纪念碑。两边的坡地，分别建有两个亭子，里面立着石碑。拾级而上至坡的高处，是陵园内最大的一个纪念亭，约120平方米，亭内成排立着几十块墓碑，排长以上单独刻了小碑，没有官职的士兵则将姓名统一刻在几块大碑上。其中一块碑，据说刻了800多士兵的姓名。
整个墓地占地约12亩，四周是一圈用石头砌的围墙，两米多高。
直至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陵园留给看护人易仁安的记忆都是完整的，安详的。甚至成为当地的地标，南边村很多地名都因之而起，如坡前那块地后来叫做“牌坊地”，至今还在沿用；坡后那片悬崖，则被远近村民喊作“公墓岩”；而原野战医院一处房舍遗址，解放后很多年还被村民习惯性喊作“重症室”。
预四师驻南边村的四年，也给村民留下绵长的回忆。尤其发生在师长傅正模身上的故事，很多年后还被几代村民口口相传。而村民们并不知道，傅正模在离开南边村后，于解放前夕的1949年8月，与30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名和平起义，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直至1968年在武汉病逝。
傅正模到来之前的晓峰是个“鸦片之乡”，几百人的村子就有三家鸦片馆。傅正模来后严令禁止种、吸、贩鸦片，轻者处以罚款，重者执行枪决。一个四川烟贩黄道圣以卖香烟为名贩卖毒品，被傅正模毙于南边村四组的拱桥下。自此，鸦片在当地绝迹。
预四师刚来时，由于兵荒马乱粮食供应不及，有士兵抢老百姓的猪，傅正模知道后当即在全乡张贴公告，让老百姓直接向他申告，并承诺以军法处置。此举亦赢得民心。
宜昌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向晓峰，许多学童无处读书，傅正模就在南边村借用民房创办了“刚正民众小学校”，入学儿童免交学费、书本费。易仁安还记得，逢年过节，傅正模就会叫大师傅做饭，请全村老百姓吃一顿饱饭，还给每人发一套新衣服。
易生钱从父亲易顺沧那听来的往事则是：傅正模每次从前线回来，从没骑过马，马匹上总驮着伤员，而他在一旁牵马步行。
预四师一位营长让南边村52岁村民易强至今感激涕零。他已故父亲刘邦锐曾是预四师士兵，一次战斗中腿部受重伤，当时以为会死在战场，但营长坚持让士兵将他抬回后方。后来这位营长又多次救过他，成了刘生前最好的战友。
这位营长后来战死，也埋在坡地公墓。刘邦锐生前每年都去给这位营长扫墓，直到“文革”时某一天，这位营长的墓碑不见了。
陵园劫难运动浩劫墓园不存
易蓝英的记忆里，陵园建成后曾经历了10余年的“风光”，呵护和保存得相当完好。尤其是气派的大牌坊和格调雅致的纪念亭，成为许多南边村的外来人凡到必游的“景致”。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1957年，全国上下“开荒造田”的热潮席卷至南边村。上世纪90年代曾任南边村村支书的刘光柱记得，那时连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都扛着锄头、铁锹，爬上陵园的坡地掘土开荒，大量包谷、水稻、蔬菜种上山坡。在被各种劳动工具刨开的坡地，很多村民捡到过国民党的帽徽、军用皮带扣等，甚至还有人挖到了被掩埋的尸骨。
陵园周围的石墙，也被那个年代高涨的群众运动推翻。有村民提出反对，但很快被群起而攻之——“他们是国民党哎，你怎么还替他们说话？”
1958年，易强的父亲刘邦锐被第一次批斗。这位参加过1941年血战沙坝店子战役、预四师10团仅剩13名幸存者之一的老兵，从此再也不敢对外炫耀自己的过去，做着老实本分的农民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与世长辞。“文革”期间，刘邦锐再一次被揪出批斗。而正是那几年，曾多次救他性命的那位营长的墓碑，在这场接踵而至的浩大风波中被砸烂或抬走。
这次始于1964年“破四旧”的运动浩劫，几乎将12亩陵园内所有建筑物洗劫一空。
陵园入口的牌坊被戴着红袖章的村民们合力推倒。刘光柱记得，牌坊上原有两根三四米长、预四师当年用来抬葬将士遗体的棺木，在那天之后不知所终。公墓坡地上的三个纪念亭也被推倒，垮塌的木梁被抱回家的村民劈成干柴烧掉。
亭内的大小墓碑、石碑，也是那时悉数被村民连根挖出。有的当场砸碎，有的被村民搬回家中，或是做了猪槽，或是垫进粪坑，或是砌成台阶，再或者被水泥抹平碑文，拼成村民院中晾晒玉米的石板。“经过‘文革’后，陵园基本上不存在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傅正模的纪念碑。”2010年9月，易蓝英回忆这场浩劫时，其兄易仁安坐在旁边。曾经的守墓人久久沉默无语，似是不愿再碰触让他内心复杂的那段历史。
到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块纪念碑也轰然倒下。老村支书刘光柱回忆，90年代南边村搞起“普九”，为响应这又一次运动，南边村盖了一所小学，校址恰在傅正模纪念碑的位置。小学建起后，纪念碑留在院中，正对一间教室大门，这为很多忌讳的老师所诟病。
1997年春，陵园最后的残留物厄运降临——学校经向上级部门请示后，用几包炸药将傅正模当年的题词变成碎片，一段段碎石被抬到后山垒成了垫脚的台阶。
一年后，从北京前来寻访六舅墓碑的刘功仕姗姗来迟。
碑还魂去砌进粪池的墓碑，越发孤僻的老人
1998年的寻找最终变成一次伤心的旅程。
离开宜昌前，刘功仕留给简兴安一份沉甸甸的嘱托：“老简，请你一定费心，帮我尽量找到墓碑。还有那片墓园，如果还有可能恢复，我愿意捐出一部分钱，让那些亡灵有个安息的地方。”
回到北京后的刘功仕一直心潮起伏难平。“为这个事我心里老想不通，我总觉得这些国民党抗日将士把命都搭上了，死后却这么个下场，对不起他们。对他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评价。”
身为“东道主”的简兴安，面对刘功仕的黯然离去，心里倒像落下了一份歉疚。在北京客人走后，他并没有放弃继续寻找，终于在一个月后找到了刘功仕的六舅——钟友幌的那块墓碑。
墓碑还在。被南边村一位村民搬到了家中。但已经砌成了粪池。
被当做石料的墓碑，砌进了粪池的底部，取出过程相当费事，但终于被抬上地面的时候，简兴安不禁长舒一口气：墓碑是完好的，300多斤重，沉沉甸甸。
但简兴安也为此付出代价。由于扒开了粪池要恢复原样，这位村民向其索要了300块钱“还原费”。
电话很快打到北京，刘功仕异常高兴，但问题接踵而来：300多斤的石碑怎么运回呢？刘将消息告知远在湖南的八舅，钟友帆问外甥：还能不能找到墓碑下的那块墓地，重新再立起来？
刘功仕不知如何回答八舅。最后还是拜托简兴安，将墓碑妥善保管。简兴安随后将碑送到夷陵区的石牌抗战纪念馆，一直存放至今。
1998年已80多岁的钟友帆，虽然没能了却当年“遗愿”，但也并没像他自己预感的那样，很快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径直地活了下来。但性格变得越发孤僻。
日本投降后，钟友帆又随部队去了华东。淮海战役后跑回湖南新化，仅在老家呆了两三个月，就又不知去向。直到30多年后的1984年，刘功仕几经打听才找到躲在湖南益阳的八舅。
离乡后的钟友帆一直隐匿国民党身份，在益阳靠做木匠、给人盖房子生活。后来在益阳成家，有4个孩子。“他幸亏只是个排长，要是连长以上就成反革命了，要被通缉的。”刘功仕说。解放后，人民政府规定，国民党军队连长以上的（1945年到1949年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与亲人离散30多载后，被找到的钟友帆在外甥眼里，是一个封闭而孤僻的老头。“他一个人住，也不要孩子在身边，任何人进不去他的生活圈子。过去的事他从来不提，但有时你又能感觉到，他一直都还活在过去的岁月里。”
从宜昌回来后，刘功仕给八舅带回了很多的照片：掩埋六舅的那个山坡，附近的南边村，和村前的那条小河。他以为这些可以勾起八舅的回忆，聊慰他对胞兄的思念。但刘功仕看到的却是，老人没有任何表情，没有点头，没有笑，看过后就将照片塞还给他。
面对这些近60年后的照片，刘功仕猜不到，老人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能感觉到的是，自那以后八舅愈发地孤独，不再与所有亲属联络。直到今年9月13日，早在北京退休的刘功仕往湖南老家打电话，才知道，八舅钟友帆已于一个月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六章 孔东梅：外婆贺子珍的五个子女如何一一夭折？
作者简介：孔东梅，女，1972年出生。身材高挑清瘦，下巴有颗明显的毛泽东痣。母亲是毛泽东长女李敏，父亲是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1996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参与组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1999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硕士学位，2001年回国创办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目的是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现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擅长英语、日语，爱好电影、文学、旅游。
·我（系作者孔东梅）那成为记忆的舅、姨“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这种说法大家想必都熟悉。但又究竟有多少人清楚：外公及他的两位夫人还因此失去过六个儿女呢？其中，除了岸龙舅舅是开慧外婆所生，其他三男二女都是我外婆的骨肉。我到现在还仍然认为：不了解这些，就不能叫真正了解我的外公和外婆。舅舅、阿姨，我想说：虽然你们已经成为记忆，但永远是我们家的成员。
·长女毛金花
1929年，外婆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一如妈妈的“娇娇”，这又是个“金贵”的名字。红军队伍又要开拔，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20岁初做母亲的外婆一阵心酸，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她更不会料到：自己一共生下六个孩子，有四个都像他们的大姐这样一别不返，唯一幸免的就是我的妈妈。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从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长子毛岸红
1932年，外婆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自己第一个儿子。
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与前边三个哥哥的排行相衔接，“红”字大概是取自红区、红军吧。只是不知外公是否还给他按远字辈起了谱名。不过，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养育小毛毛，是外婆戎马生涯中难得的幸福时光；失去小毛毛，是她自问前半辈子里仅次于出国的伤痛。当然，一家三口的日子也必然夹杂着婆婆妈妈、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平凡琐碎，这些别说让身为统帅的外公头疼，与“武将军”外婆跃马持枪的形象也相去甚远。
无独有偶，他们的邻居——外公战友古柏及其妻子曾碧漪也遇到同样的家庭烦恼。而每当两家爸爸们指着妈妈们，批评她们天天把时间用去带娃娃，不积极上进时，妻子就会齐刷刷把孩子塞到丈夫怀中，让他们自己带带试试。毛泽东和古柏只好双双“缴械投降”，夫妻们这才言归于好。
可是，失散长女的阴影也在暗中笼罩着小毛毛。长征开始，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家属被留在苏区，外婆也被迫与爱子分离。据《毛泽东之路》所述，当时情景是这样的：1934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外公和希均外婆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
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外公和贺怡姨婆。说起小毛毛，外婆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父亲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婶婶。等到外公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外婆。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外公站过岗，跟外婆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小鬼，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许多从未讲过的往事，不久就去世了。他道出了外公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一张写满了“红”，一张写着：
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外公有过四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锥心之痛，也许只有同样失去过儿子的父亲才能理解于万一吧。
直到20多年后，外公在老战友曾志面前谈起岸红，还那样说道：最后一次看见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向我招手了。谁知道，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此时，记忆中永远可爱的儿子让父亲哽咽失声，眼圈也红了，说得有同样失子经历的曾志奶奶百感交集，只有陪着落泪。
写到这段，我心情格外沉重。据自己猜想，外公之所以如此动情，固然是人到老年，格外珍视早已失落的儿子当年给自己带来的无限喜悦。但就小毛毛而言，离开父母时两岁的他已远远不止代表自己，而与叔叔泽覃、婶婶贺怡为他付出的生命代价永远连在了一起。
原来，泽覃外公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姨婆为了自己的姐姐，更为了姐夫，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死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奶奶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有关毛岸红的故事仍在继续，寻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60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
近20多年来，倒是没听说再寻访出的“小毛毛”。我却在报纸上发现了这样一件事，那便是斯诺在延安拍摄照片中著名的小红军主人公“山西娃娃”的回忆，当时十四岁的他在内务警卫连工作。文章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常常在院子里一边谈问题一边散步，有时碰到他，总是老远就招呼他，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亲切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有一次他到毛主席室内送文件，看到毛主席正在欣赏照片，就凑了过去，毛主席看到他好奇的神态问道：“小鬼，送你一张怎样”？他如获至宝地接过毛主席亲笔签名的“全家福”，照片是毛泽东、贺子珍、毛岸英的合影。这张照片他一直珍藏在身边，转战南北都没有丢失，可惜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时弄丢了。
这里有一个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外公、外婆从没一起与岸英舅舅合过影（虽然我希望他们合过！），那么这三个人里必有两个是错的（我想外公他是认识的，不会错）。会不会是他把毛岸红记成了毛岸英呢？或者，就是把杨开慧当成了贺子珍？但是无论那种结果，这张照片对我们家都是极其珍贵的。但它和岸红舅舅一样失落了，一起汇入万千人海，成为无形的历史，从而载入记忆。
·江西夭折的男婴
1930年，在失去长女后，外婆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个是男孩，但生下来就死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1929年，外公在打下福建长汀后吐血不止，也是他救活的。
·长征生下的女婴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据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在后面追来，枪声很紧。”“眼看孩子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说起来也真够运气，路上两头都没有房子，唯独中间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我们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屋里没有人，吊着的铜壶还在冒热气。”
当时希均外婆在一旁做助手，她说：“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同时还有一位女红军生产，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傅连璋则回忆：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连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三十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而这，就是我外婆贺子珍第四个孩子的故事。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1938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三百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的岸英、岸青舅舅大概又想起了那在上海早夭的岸龙舅舅。他们看着这个襁褓之中颇似父亲毛泽东的小生命，是不是已经兴奋地想到了不久会出现新的“毛氏三兄弟”？
可幸福的时光总嫌太短，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儿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这个词从他们失去开慧外婆后，已经快八年没说出口了，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而这，是我的廖瓦舅舅以自己小小的生命换来的。
第七章 清代最大规模的回门礼：3000将士披甲跪迎新娘子
核心提示：老夫娶少妻在当时也有风光一时、盛况空前的。嘉庆、道光时的回族人萧福禄，出身行伍，积功至浙江狼山镇总兵官。他72岁时夫人去世，他想再娶，好些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事出凑巧，浙江嘉兴有一户姓马的人家，也是回族，家里有个闺女，已经38岁了，待字闺中，早就下决心一辈子不嫁人了。萧福禄听说后，就请人前去提亲。女子思忖，这个女婿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不管怎样也是朝廷的二品官，嫁了他总比一辈子守空房强吧？于是欣然同意了这桩婚事。成婚不到一个月，萧福禄就升任浙江提督，成为一品大员。他携新婚夫人一同赴任，途经嘉兴，专程行归宁之礼，与夫人一起回娘家。这一下动静就大了，城中自副将以下营兵3000人“披甲挂刀，排列成行，跪迎于西城门外”，引得老百姓出城观看，万人空巷。这可算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回门礼了。
老年人亦有情感需求，有时因为身体的变化和生活的寂寞，此种要求甚至会变得更为强烈，实为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袁枚《随园诗话》引康节先生诗云：“花见白头花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袁氏为清代著名才子，放纵不羁，认为：“风情之事，不宜于老；然借老解嘲，颇可强词夺理。”并仿邵氏诗曰：“若道风情老无分，夕阳不合照桃花。”（清）袁枚：《随园诗话》卷10，第77条。直接说明老人的感情需求，在那个时代，也算是无所顾忌的了。
其实，老夫少妻之事古来有之。不过，在清代，既有娶而得福的故事，也有因义而不娶的佳话。当然，在很多时候，老人娶年轻女子，多半是纳妾，晚景自娱而已。
清代文人吴鼐于科举登第之前，续娶文人孙星衍的族妹。有人送一印章，文为“垂老遇仙”四字。吴入都参加科考，孙夫人送了一首小诗：“小语临歧记可真，回头仍怕阿兄嗔。看花迟早寻常事，莫做蓬莱第二人。”后来，吴与孙同科及第，孙为第二名进士，吴为第三名，传为一时佳话。还有一个故事，说袁枚有个好友叫陶镛，因为一个心爱的小妾被夫人赶走，郁郁不乐。袁枚有个婢女叫招儿，刚刚15岁，袁悄悄地问她愿不愿意跟着陶学士，招儿笑着答应了。于是袁枚将招儿嫁给了好友陶镛。十多年后，再次见面时，陶带着招儿一起来了，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女了，而且他们的儿子也善于写诗。这也是一段老夫少妻的佳话。（清）袁枚：《随园诗话》卷12，第32条。
康熙时，进士孙勷娶会写诗的女孩章秀的故事，在当时则更有点反潮流的意味。章秀是居住在开封的徐州人，这女孩有点文化，能写诗，最初嫁给了一个做小生意的，不久，嫌丈夫太粗俗，主动提出离异，自己独居。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在那个时代，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在人们的一般概念中，妇女的离异，本身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何况是主动提出离异的。后来，孙勷到开封，与章秀结识。孙是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博学多才，康熙四十四年被授官贵州学政。章秀与他结识时是康熙四十六年，这时孙已经65岁了。两人相见恨晚，以诗唱和，遂成佳偶。婚后，二人“倡随甚相得也”。以今人的观念来看，章秀也是一个追求理想婚姻的时尚青年了，因为觉得丈夫太俗而主动离婚，看中了有才学的老人，不顾一切地嫁给他，可谓敢爱敢恨了。可惜史书中关于这个故事，只有这一点简单的记载，更详细的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只知道，大约后来章秀与孙勷的感情很好，还有和大学士王士禛的三首绝句诗传世。（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5，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8页。
老夫娶少妻在当时也有风光一时、盛况空前的。嘉庆、道光时的回族人萧福禄，出身行伍，积功至浙江狼山镇总兵官。他72岁时夫人去世，他想再娶，好些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事出凑巧，浙江嘉兴有一户姓马的人家，也是回族，家里有个闺女，已经38岁了，待字闺中，早就下决心一辈子不嫁人了。萧福禄听说后，就请人前去提亲。女子思忖，这个女婿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不管怎样也是朝廷的二品官，嫁了他总比一辈子守空房强吧？于是欣然同意了这桩婚事。成婚不到一个月，萧福禄就升任浙江提督，成为一品大员。他携新婚夫人一同赴任，途经嘉兴，专程行归宁之礼，与夫人一起回娘家。这一下动静就大了，城中自副将以下营兵3000人“披甲挂刀，排列成行，跪迎于西城门外”，引得老百姓出城观看，万人空巷。这可算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回门礼了。
也有因故友之义而不娶的故事。康乾时代的封疆大吏、著名文人方观承，到了50岁时还没有儿子，托人从南京找来一女子，女子之兄也专程送妹到杭州完婚。已经定下完婚的日子了，方有一天偶然到女子兄长处，看到一本诗集，上面有自己老朋友的名字，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这女子带来的她祖父的诗集。方观承感叹说，我年轻时曾与这女子的祖父联诗社，怎么能娶朋友的孙女呢？于是出资令其还家，并送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后来，方到61岁时，夫人居然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后来也跟他一样，官至直隶总督。人们都说这是他不娶朋友孙女的义举感动了上天所致。（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41页。
不过，也有因为一念之差不娶少妻而留下终身遗憾的故事。袁枚的小妾金姬有个妹妹叫凤龄，自幼卖给人家为婢，袁娶了金姬后就把凤龄从那家赎了回来。这时，凤龄已经14岁了，金姬劝袁枚把凤龄也收为妾室，凤龄也欣然应允。但袁枚觉得自己年龄已太大，应该给凤龄找个好人家，就把凤龄嫁到一个姓隋的大户人家。结果，凤龄因遭到隋家大太太的虐待，不久就死了。袁枚深有悔意，但也无可挽回，只有以诗相哭了。（清）袁枚：《随园诗话》卷14，第88条。
在清代，老年人续娶也有为子嗣计的情况。乾、嘉时，江苏青浦有个姓徐的老翁，家道殷实，只有一子，娶妻吴氏。不想，不到一年，儿子忽然死了。宗族中也没有人能继嗣。一个月后，儿媳吴氏对老人说，我夫已亡，宗族也没人能继承，你忍心让宗族中这一支就这么断了吗？老翁说，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吗？吴氏说，我有办法，现在公公你还健壮，如能续娶，则宗族传承有望。老翁说自己年纪大了，恐怕不行。吴氏不征求老翁同意，就为他纳了一妾回来。三年之中，生育了两个儿子。老翁去世后，吴氏把两个孩子都带大成人，家族也终于得到延续。
老而能生育毕竟是个别情况，多数时候老人纳妾，主要还是为了老来有伴，自娱晚景。中国很早就进入男权社会了，《易经》中就有“枯杨生稊”一说，以老杨树生出新花来比喻老人得少妻。此外，清代官场黑暗，当官辛苦，从官场上退休的老人，往往有纳妾之举，也为一般观念所接受。有一位高官致仕后，一日连纳二妾，有人笑话这老人，也有说此事正合古礼。文士钱泳很羡慕地说，我要是有钱，也要学他纳两个妾来，娱乐晚年。
老夫少妻的事，所在多有。方贞观曾有一首《戏示小婢》诗，云：“可能便结垂檐子，自顾将为就木身。我已轻舟将出世，得卿来作挂帆人。”（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7，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78页。说自己是行将就木的人啦，娶了一个年轻太太，好像是为自己去另一世界的小船来挂帆的人，虽系游戏之句，却也真实地反映了老夫娶少妻时的心态。
第八章 为何禁止色情行业的的法律在近代日本屡屡难产？
核心提示：到1948年才由政府提出了“卖春等处罚法案”，但是在审议过程中不了了之。后来，该法案被提到第十五次国会，但该国会在审议未见结果时就被解散了。接着又被提到第十九次国会、第二十二次国会，因为反对和主张延期实施的议员过多，法案未获通过。就这样，处罚卖春法案常常在国会中被反复议论，终于引起社会舆论对于反卖春问题的普遍关注，正面反对该法案的议员们受到舆论的普遍批评，1956年《卖春防止法》制定，1958年公布实施。
风俗业在近现代日本依然是好色男人不可或缺的性欲排解方式，尤其对于那些无法结婚的男人来说更为需要。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的单身生活历史便是最好的证明，这里我们还得感谢渡边淳一这位重视以性爱方式分析人格的日本作家，他在《遥远的落日——细菌学家野口英世传》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位日本著名科学家的嫖娼生活。
年轻的野口英世（那时尚叫清作）在东京一所医学校“济生学舍”读书的时候，暗恋上了一个名叫山内夜音子的少女，但夜音子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尽管他们后来在同一个“济生学舍”里巧遇了并一起学习，尽管野口清作极力向她自吹自擂，厚着脸皮推销自己，并不失时机地向夜音子大献殷勤，但夜音子仅对他表示感谢而未表示过热情。
这个身材矮小的青年男人由于“对夜音子的追求得不到回应，这种无法泯灭的焦虑使得清作开始频繁出入花街柳巷”。那个时代日本的青年男人第一次接触异性、第一次性生活大都是在花街柳巷。野口清作在三城泻的时候，虽然在母亲的强迫之下，和一个叫乙女的少女订婚，在举行过简单的订婚仪式之后，乙女也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但由于清作不喜欢她，据说连乙女的手也未碰过一下。“清作第一次接触女人是在芝伊皿子时被学院的看门人带到洲崎去玩的那一趟”，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他很穷。“当时有句俗话说：吉原的女人，哪怕是小店面也要四十钱。可是一经尝到了玩女人的乐趣，清作只要手里一有钱马上就会跑到那里去享乐一番”。而他一个月的收入不过十五元钱。他并不是因为在花街柳巷找到了爱，或者被爱他的女人纠缠住而不能自拔，而是由于精力旺盛的他得不到心爱的夜音子的欢心而烦闷，才去那种地方寻找发泄的途径。有时候，清作正看着书，突然情欲来了就无法忍耐。一旦跑去玩过之后，很快就神清气爽地回来了，仿佛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对于清作来说，花街柳巷是个不需要装腔作势、强颜欢笑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那里他可以不必顾及任何人的脸色，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玩乐”。日本自武士社会以来形成了一个压抑的等级社会，尤其是那些有生理缺陷的人或出身低贱的人，他们还要受到精神上的压抑，他们排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拼命地工作、拼命地钻研技术以期望别人对自己另眼相看；一是在花街柳巷中迷失自我，忘记痛苦，在女人的肉体上寻找自尊。比如这位身材矮小的清作，在妓院里他比较喜欢的是身材高大的女人。“只要身材比较偏大，那么无论是谁都可以。说得更极端一些，只要是女人就行”。
这位日本后来的大科学家为了满足随时激发的冲动，到处借钱，有时根本不是借，而是勒索和要挟他的朋友。写信无效的时候，有时甚至上门找朋友要钱，“他厚颜无耻的劲头简直连入户强盗都自叹不如”。
战后的日本与战前的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尽管一切都在改变，但风俗业以及妓女、艺伎的存在对于日本社会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看守政府似乎比法西斯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军立即进驻日本，曾经纵容本国大兵强奸他国妇女的日本政治家们不免担忧起来。日本是一个善于忧患的民族，他们总要防患于未然。看守政府立即决定，继续推行“慰安妇制度”，希望借助那些日本“神女”们来保护所谓良家妻女的贞节，于是慰安妇们的工作比战前更有意义了。
由于日本政府的这一肮脏操作致使娼妓泛滥、性病蔓延，首先威胁了美占领军的安全，1946年，占领军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在日本废止公娼”的备忘录。但日本政府并没有立即废止，而是将公娼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私娼地域营业，将坐地妓院变成了接待所，娼妓变为接待妇，想继续保持战前的集娼政策。
但是，麦克阿瑟的美军总司令部非常重视在各个街道里泛滥起来的以私娼为中心的卖春妇对占领军和国民生活的影响，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处罚卖春的法令。日本政府则以战后性风俗的紊乱为借口，将游廓（即妓院）及其他卖春地域存在的特殊饮食店限定为“风纪上的障碍地域，承认在这里集体卖淫”，制定了“赤线区域”（红灯区），采取部分的禁止。到1948年才由政府提出了“卖春等处罚法案”，但是在审议过程中不了了之。后来，该法案被提到第十五次国会，但该国会在审议未见结果时就被解散了。接着又被提到第十九次国会、第二十二次国会，因为反对和主张延期实施的议员过多，法案未获通过。就这样，处罚卖春法案常常在国会中被反复议论，终于引起社会舆论对于反卖春问题的普遍关注，正面反对该法案的议员们受到舆论的普遍批评，1956年《卖春防止法》制定，1958年公布实施。
直到今天，私娼在日本仍是公开的秘密。我在大阪府某地留学的时候，一位日本姑娘在晚上的卡拉OK结束后指着车站旁边的楼房说“那里是做那种事的地方”，其经营者是类似黑社会的流氓地痞，在日本称暴力团、恶党。
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那些为“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服务的日本女人们失业了，没有其他技能的她们流浪在街头成了暗娼，这无论在收入还是在人身安全方面都缺乏保障。曾经响应政府号召从事慰安的妓女们于是集体游行，要求政府给她们一定的待遇和职业公开化，她们振振有词地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平息了美军离开家属后的性骚动和孤独情绪，使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得到满足，才使日本战后的秩序得到安宁，我们对日本战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驻日美军太多，即使日本政府筑起了肉体保护墙，美军强奸日本女人的事件也经常发生，日本人敢怒不敢言，正如日本电影《人证》所反映的一般。假如日本政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相信类似的强奸事件会更多。
在占领初期，一般的美军士兵是寻找妓女，至于高级将军和美国商人，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日本艺伎了。对于这一现象的最好说明还是一部众所周知的小说《艺伎回忆录》及被美国人改编的电影《艺伎的回忆》。据说这一电影拍摄的时候，日本没有人愿意去演艺伎，因为对于日本来说那是屈辱。
第九章 耿飚之女忆父亲：习近平曾在他身边担任秘书3年
核心提示：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庆阳的耿飚与习仲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耿焱说：“因为都很熟悉，他们俩性格都很耿直，几十年来都比较合得来，习仲勋伯伯的儿子近平还曾经在父亲身边担任秘书。”
6月23日，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耿飚去世十周年。八年抗战，他保卫陕甘宁，收复张家口；解放战争中，他是著名的“杨罗耿”兵团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位驻西方国家的“将军大使”。
耿飚长女耿莹，小女耿焱，一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一位曾求学于哈佛大学、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无论现在做的是什么，在均已年过花甲的她们看来，父亲并不遥远，永远都在那里。“我父亲12岁拿枪杆子，到91岁去世，他一辈子只有一个信念：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耿莹说。
留守“抗日大本营”“共赴国难！”当1937年8月1日，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两面旗在延安共同升起时，耿飚心里想着这样一句话。“七七卢沟桥事变”时，耿飚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任参谋长。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挥戈出征抗日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抗日大本营。
1937年9月6日，耿飚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10月中旬，耿飚随部队进驻陇东防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栒邑。“385旅的防区，是我们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耿莹说。
之前，毛泽东还与耿飚有过一段对话。“主席说话很幽默，他一直叫我父亲小老乡，湖南人嘛。”耿莹说。
毛泽东说：“小老乡，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飚说：“报告主席，我不知道。”
毛泽东说：“鸟有巢，毛毛有摇篮，你说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莹解释说：“主席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很难捉摸。我们湖南是管婴儿叫毛毛。我父亲想了想，他说报告主席，你是不是让我建立根据地，到什么地方？”
毛泽东回答：“对头，小老乡就是小老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耿飚带领部队在甘肃庆阳建立了根据地。“庆阳城很小，没多少户人家，战士们没地方住，我父亲就带领战士们挖了119孔窑洞，作为战士们的住地。这些窑洞至今保留着。”耿莹说。
当年对于开辟根据地的部队来说，最棘手的还不是吃住，而是深山丛林里出没的猛兽。
耿飚便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狐狸，上千只野兔。”
在这些猎物中，最难打的是豹子。耿飚就出了个主意：把手榴弹塞进兔子的肚子里、裹在羊肉里，拉火弦固定在树桩上，豹子咬上就走，手榴弹一炸，豹子就被炸死了。
耿飚还曾经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品尝。耿飚本人曾经对此有详细的回忆：看到老虎，毛泽东对朱德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他举起来？朱德试了试说：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的力气。“无所畏惧的领导”
在耿焱家中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影集，是一个美国友人送给耿飚的。这本影集的第一页就是一张耿飚与一位美国军人的合影。
这位军人就是耿飚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护送到晋察冀去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1988年5月，已经成为美国政府顾问的德穆克随一个美国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派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与他会面。此时的耿飚正忙于其他活动，未能抽空与德穆克见面。德穆克在归国前托人转来一本影集，扉页上方用英文写着：“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时间追溯到1944年9月。耿莹说：“那时有个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考察，父亲率部队护送。美国人习惯了坐车，不会骑马，我们哪有汽车啊？骑不上马就骂人，一路上笑话很多。”
一路上，这些美国人架子大、脾气大，他们把警卫当作他们的勤务兵，埋怨他们照顾不周，甚至提出要吃西餐。
让耿飚头疼的是，这些美国人不仅不会骑马，连从哪边上马都不知道，总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于是，他们就抽打牲口。
耿飚没办法，只好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教他们学骑马。几天后，他们的骑术大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拍拍马脖子、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
美国人对中国的事物充满好奇。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他们还经常会问“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么变小的”这类问题。
耿莹说：“父亲说，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我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
然而这些美国人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套，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策马乱穿，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听不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花一个小时才能收拢队伍。有的人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警卫排的战士们不得不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德穆克曾问耿飚：“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回答说：“无所畏惧。”德穆克向他的同伴们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
习近平给耿飚当秘书
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庆阳的耿飚与习仲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耿焱说：“因为都很熟悉，他们俩性格都很耿直，几十年来都比较合得来，习仲勋伯伯的儿子近平还曾经在父亲身边担任秘书。”
耿焱补充说：“近平先是在陕北插队，后来从清华毕业，就直接去了我父亲那儿，工作了大概3年。”
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耿飚的秘书。“父亲觉得近平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小伙子，用心学习。当时父亲有3个秘书，习近平最年轻。”耿焱说。
在习近平3年的秘书生涯中，“其中两年我父亲在任上。这段经历应该对他很重要，他可以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参与一些军队、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他应该都很清楚。”耿焱说。
习近平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还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飚的妻子赵兰香老人，“当时他说那3年秘书工作对他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港澳台工作，当年我父亲曾负责港澳台工作，近平做秘书时看了很多的资料，还随我父亲接见港澳台的人物。近平说，那时候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陌生。”
如今，每逢新年，习近平都会送贺年片给赵兰香老人，并写上“身体健康”等祝福语。
女儿眼里的耿将军
耿飚的长女耿莹现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救。作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她花费了长达4年的时间才拿下批文。“基金会的作用就是唤醒大家：老祖宗的东西不要都破坏完了，要留下来。”
耿莹说，正是父亲让她懂得了什么是“文化”，懂得了什么叫“遗产”。“和平解放宁夏的前夕，我父亲在前线，我跟在他身边。那是在一个破庙里，我发现父亲手里头有一大张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作了标记，蓝颜色的圈圈，还有红颜色的箭头。我就问爸爸说蓝颜色的是什么？我爸爸说是我们的炮口啊，我说那为什么不打啊？爸爸也在发愁，指着地图说：你看看这里头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物。”
耿莹说：“你看他们一边打仗，一边还想着给后代留下什么。现在还有没有哪个干部心里想着要给后代留下什么？拆一片和建一片，天壤之别！”
与姐姐耿莹一样，耿焱认为父亲的爱好特别多，而摄影这一爱好贯穿了父亲的一生。“1932年部队缴获了五六个相机和全套的冲洗设备。他拿着银元到照相馆去，让师傅教他照相，师傅就把全套都教了他，从此他一路照相，长征全程他都记录了。”“斯诺写西行漫记的时候，收集资料，问他要，他不给，后来上级只好下命令要。后来这东西就没还回来，成为他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
耿焱说，“长征沿途的照片，包括过雪山、草地，照片都被斯诺拿走了。父亲从来没间断过找寻，解放后，他通过外交部找了斯诺，斯诺说给了丁玲，让丁玲转交。但是当时丁玲已经在农场劳改了。后来他又找了农业部，农业部就派人到丁玲的地方去问她，丁玲说‘我的东西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肯定没有了。’”
在耿焱的记忆里，父亲对一样东西保存的特别好，那就是他的党证。“那是他在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时候组织上发的。当时就那么一两年发过党证。他保护的别提多好了，拿个塑料布包着，长征期间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被水洇过，里面交党费的签字都清清楚楚”。
无论是耿莹还是耿焱，对父亲的爱都被埋藏在心底。当被问及“现在想起父亲会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耿莹说：“我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在他坟前和他聊聊天。我觉得我父亲好像没死，在什么地方等我。我一定要去找他。”“前些日子去参加革命前辈、开国少将陈锐霆伯伯的葬礼，他今年6月13日去世，享年105岁。我看着满墙的照片对他女儿说：父亲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老了父亲才走，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幸福的。我也给陈伯伯说，如果见着我父亲，给他带个好。”耿莹说。
第十章 运气好的让人羡慕的恶魔：希特勒躲过46次刺杀
核心提示：1932年，42岁的希特勒参选德国总理，他鼓吹种族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这使许多人对他怀恨在心。在有些人看来，暗杀是唯一的选择。随着希特勒侵略战争的逐渐升级，一些人认为这是德国厄运到来的前兆，刺杀他的行动越发频繁。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霍夫曼的研究，自1921-1945年间，至少有46次重大的谋刺希特勒的计划，每次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游行、演讲、视察，几乎都有人欲将他置于死地，就连他身边的高级军官也蠢蠢欲动。
1932年，42岁的希特勒参选德国总理，他鼓吹种族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这使许多人对他怀恨在心。在有些人看来，暗杀是唯一的选择。随着希特勒侵略战争的逐渐升级，一些人认为这是德国厄运到来的前兆，刺杀他的行动越发频繁。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霍夫曼的研究，自1921-1945年间，至少有46次重大的谋刺希特勒的计划，每次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游行、演讲、视察，几乎都有人欲将他置于死地，就连他身边的高级军官也蠢蠢欲动。
早期的刺客十分勇敢，但他们的刺杀方式过于简单，成功几率极低。1933年1月，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针对他的刺杀行动也在升级。在此后的五年中，他至少遭遇了16次暗杀。有人递给希特勒一束鲜花，试图将隐藏的毒液喷到他脸上，还有人将一只装有炸药的钢笔交给希特勒，但刺杀行动都没有得手。
居高不下的民众支持率，使希特勒错误地以为自己的处境十分安全。上台五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保安措施仍然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接下来的行动，使希特勒明白他已经成为一批坚定“反独裁者”的行刺目标。
格奥尔格·埃尔塞尔：孤独的投弹手
希特勒执政后，纳粹势力在德国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刺杀希特勒变得更加艰难与危险，但仍有人选择使用暴力对抗纳粹，36岁的格奥尔格·埃尔塞尔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出身贫寒的德国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属下一支准军事力量“防卫军”——“红色先锋营”的一员。他在1938年秋做出决定——刺杀希特勒。
1938年11月8日，埃尔塞尔来到慕尼黑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观看纳粹党徒纪念1923年啤酒馆政变而举行的庆祝活动。
经过一番侦察，埃尔塞尔对刺杀方案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里安放一枚足以炸死希特勒和纳粹核心成员的炸弹。他计划用12个月收集所必需的材料，然后自己设计制造一枚炸弹。
埃尔塞尔首先从他老板——柯尼希斯布龙的一个军械制造商那里偷来了一根引信和一些炸药。然后他又在附近采石场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能相对容易弄到炸药和雷管。他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他的车间里工作，起草了不同计划并进行了试验。由于没有引爆炸药的经验，他在自己家周围的农田里反复试验模型炸弹，直到弄清楚所需要炸药数量。在春天的时候，他返回慕尼黑测量了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画了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大厅更加详细的草图。他为自己的炸弹物色了一个理想的安放地点：讲台和讲桌后面的一根粗大石柱，它支撑着一个如同大厅一般长的楼台。埃尔塞尔认为，如果炸弹在那里引爆的话，不仅可以炸死周围的人，还能炸塌上面那个巨大的楼台。
1939年8月初，埃尔塞尔离开家乡来到了慕尼黑。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木质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工具：刨子、锤子、锯子、锉刀以及藏在特殊夹层里的炸弹，除此之外，他还带有50公斤炸药、6个计时秒表以及雷管、电线、电池。埃尔塞尔用自己的真名登记，在找到住处以后，开始了工作。
埃尔塞尔每晚9点左右来到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用餐。大约一小时之后，他会悄悄溜到试图爆炸的那个楼台上，然后躲到一个贮藏室里，直到啤酒馆关门，大门上锁为止。此后他便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安心地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时半左右。此时，啤酒馆的工作人员就来上班了，他便悄悄从后门溜出去。
埃尔塞尔最初的方法是在石柱上凿开一个小洞用来放置炸弹。但是当发现石柱外面新加了一层木质的护墙板时，他不得不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在护墙板上锯出一个小洞。他要蹑手蹑脚，把声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收集每一堆锯末并把它们清理掉。他要确保完工后不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锯下的木质护墙板也被精心制成了一扇对接完好的暗门。
露出石柱后，埃尔塞尔就开始在上面开凿一个凹槽用来放置炸弹。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手钻、锤子和凿子作为工具，弄松砂土，撬开砖块。当然，做完所有这些工作后都要非常仔细地清理干净，并用一个布袋把碎砂土和砖头带出去。整个工程进行得异常艰苦，非常缓慢。在这个如同山洞一般的大厅里，锤子敲击出的每一声声响都如同枪声一般发出回音。为了不被发现，他必须让每次敲击声与外部的响声同时发出。
按照埃尔塞尔的计划，当炸弹爆炸时，他会安然无恙地身处瑞士。因此，他需要制作一个能提前设定好几天的自动计时器连接在导线上。他用外加的齿轮和杠杆，改造了一只钟的运转，然后神奇地制作出一只在杠杆被激活前最多能走上144个小时的计时器。该杠杆通过触发一个弹压系统来启动一个钢质尖头梭子，然后弹出的梭子反方向刺进雷管里。这个雷管被装在没有子弹的步枪里，包裹着炸药。为了确保精确，埃尔塞尔又增加了一个时钟计时器，作为整个炸弹的自动安全装置。
11月2日晚上，经过两个月认真艰苦的工作，埃尔塞尔终于将炸弹安放进了石柱。又过了三个晚上，计时器也准备完毕，他把爆炸时间设定在11月8日晚上的21:20——刚好是希特勒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间。
啤酒馆爆炸：希特勒躲过一劫
1939年11月8日下午，希特勒由约瑟夫·戈培尔和一个秘书陪同，从柏林乘飞机抵达慕尼黑。三天前，也就是11月5日，他下达了进军法国的命令。
由于要进攻法国，希特勒原本想取消8日晚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的演说。然而这不现实，因为啤酒馆政变纪念活动是纳粹活动日程中的高潮之一。希特勒坚持要在当晚赶回柏林参与战事。可他专机的飞行员担心大雾会影响回程的飞行，于是希特勒决定改乘火车返回，因此只得缩短这一活动中的议程。所以对“老战士们”的演讲将比以往提前进行——演讲改在了晚上8时。
当晚8时，以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为背景，希特勒登上了石柱前的讲台。石柱里埃尔塞尔制作的炸弹计时器正悄无声息地走着。他以老一套的开场白对1923年的老兵们赞扬了一番。
希特勒的演说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在一片喧闹的掌声与欢呼声中，希特勒结束了当晚的活动，在纳粹高层的陪同下迅速赶往火车站，此时是晚上21:07。
原先有3000多人的大厅，现在只剩下大约100来号人，这些人大多是演奏音乐的人和清理杯子的酒吧服务生。21:20，埃尔塞尔的炸弹爆炸了。
爆炸达到了预期效果。它把大厅中央放置炸弹的石柱炸得粉碎，炸塌了楼台和大厅的屋顶。石柱附近的桌椅成了木头碎片，演讲台和演讲桌成为一堆粉末。爆炸造成8人死亡，至少62人受伤。
在炸弹爆炸的同时，希特勒已踏上了返回柏林的火车。火车当晚21:31离开慕尼黑，到次日早上才抵达柏林。当火车停靠在纽伦堡时，他才得知爆炸的消息。
炸弹爆炸时埃尔塞尔已经到了瑞士边境。由于欧洲大陆又一次燃起了战火，这里被严格看守了起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跑步前进，希望不要被引起注意。
当他到边界栏附近时，招来两个德国边防军士兵的盘问。那天晚上他的随身物品等于是一纸招供书。除了一把剪断栅栏的钳子，埃尔塞尔还带有一张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的明信片，一根引信，一枚“共产党”（“红色前线战士协会”）的徽章，几张制造炸弹的图纸。
11月13日是埃尔塞尔被逮捕的第五天，他最终招供了。他没有供出任何共犯，尽管被反复拷打、折磨并被使用了催眠术，埃尔塞尔还是顽强地坚持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口供：他没有共犯，没有得到任何外国帮助。
认罪后的埃尔塞尔，被送到柏林城外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2月转移到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最终，埃尔塞尔死于党卫军的枪下，尸体被焚烧。
严冬冻住了君度酒炸弹
除了埃尔塞尔的单打独斗，有组织的政变和刺杀计划也在秘密进行。
1943年，驻军于东线集团军总部的特雷斯科少将联络近20名参谋军官，密谋寻机刺杀希特勒。此时，希特勒正在设于斯摩棱斯克的集团军总部视察。特雷斯科计划将英国制造的炸弹包装成两瓶君度酒（君度酒是一种晶莹剔透的水果酒，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甜味、苦味橙皮完美混合制成）的样子，密谋炸毁希特勒的座机。在集团军总部中午会餐之时，特雷斯科装成无意间询问希特勒的某位侍从，是否可帮他带两瓶酒送交给他在拉斯登堡希特勒总部的朋友，因为拉斯登堡是希特勒座机即将前往之地。这个看似普通的请求很自然地就被接受了。随后，特雷斯科的好友，以侍从官身份在集团军总部活动的史拉布伦多夫中尉带着装有两瓶酒的包裹守候在机场，以确定希特勒将乘坐哪架飞机，然后启动炸弹，再将包裹交给那位侍从。
飞机在战斗机的护卫下起飞，特雷斯科回到集团军总部，通过电话用密语告诉柏林的同志，表示刺杀行动已在进行中。他们估计，当飞机到达明斯克上空时包裹就会爆炸。事后，史拉布伦多夫写道：“万分紧张地等待意外事故的新闻。但两个小时过去后，我们听到希特勒座机丝毫无损地降落在东普鲁士拉斯登堡的跑道上，而希特勒本人也安然返抵总部的惊人消息。”
拟定中的政变立即被叫停，特雷斯科心急如焚，爆炸装置必须在被发现之前收回。特雷斯科立即打电话给那位侍从，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询问东西是否已交给了对方。得到尚未转交的回答之后，特雷斯科谎说不好意思拿错了包裹，他会立刻派人去换回来。翌日，史拉布伦多夫带着两瓶真正的君度酒抵达拉斯登堡，从侍从手里换回了炸弹包裹。也许是因为俄国3月的严冬导致了炸药无法引爆，希特勒再次逃过一劫。
8天后，特雷斯科和史拉布伦多夫计划再次行刺希特勒。1943年3月21日是德国英雄纪念日，希特勒将由人陪同参观陈列在林登大街柏林兵工厂的缴获的武器。摩德尔元帅将引导希特勒参观展示品，另有一名来自集团军总部的军官——特雷斯科的密友、情报处长格里斯多夫——陪侍在旁回答问题。20日，史拉布伦多夫把同样的但只有10分钟引信的英国炸药交给格里斯多夫，格里斯多夫将炸药绑在身上，准备与希特勒同归于尽。
21日，庆典准时开始，希特勒做了简短的演说之后，即走向展示厅的入口，格里斯多夫以右手敬礼的时候，左手启动了化学引信。但似乎有所预感，希特勒拒绝观赏展示物品，尽管摩德尔和格里斯多夫试图以俘获的东西来引起他的兴趣，但希特勒在大厅逗留不过两三分钟即匆匆离开。剩下的几分钟，格里斯多夫立即冲向附近的洗手间拆除了引爆装置。他还算很幸运，一直活到了战后。
折翅的“女武神计划”
桌子腿救了希特勒一命
前不久德国第二电视台，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了最棒德国人的调查评选，结果很多曾经坚决抵制纳粹的军人都名列前茅。在报道当中，还特别指出了一个令德国人自豪的日子——1944年7月20日。这一天，以施道芬堡为首的五人曾经制定和实施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暗杀希特勒行动——“女武神”计划。“女武神”计划原本是经过希特勒首肯的一项应急方案，即如果国内发生危急事件，该计划立即生效。按照计划，将会立即动员后备军，占领城市，由军方取得政权。计划的实施完全掌握在军方手中，纳粹党及党卫队对其一无所知。但讽刺的是，这个方案在当时的高级军官手中却是谋杀首相、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变的蓝图。施道芬堡便是谋杀计划最主要组织和策划者之一。
施道芬堡于1907年11月15日出生在斯图加特附近的小城叶廷根。1926年在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开始了其军事生涯，毕业后很快就被擢升为上尉。希特勒上台后，年轻的施道芬堡也被纳粹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感染，成为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1943年初，施道芬堡奔赴北非突尼斯战场，在隆美尔非洲军团中指挥一个装甲师。4月，他在战斗中失去左手两个手指和整只右手，左眼重伤，右眼破裂完全失明。由于无法在野战部队继续服役，施道芬堡奉调回国。1944年6月，施道芬堡晋升上校，并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得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防军发布命令，也可以有机会更直接、更经常地接触希特勒。
作为希特勒支持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施道芬堡第一次接触到了帝国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希特勒的狂妄口吻以及纳粹党打砸犹太人商店的“水晶之夜”事件，开始引起了他的反感。不过在1941年之前，他对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地参与刺杀计划。直到希特勒将枪口调向苏联，俄罗斯战场的寒冬和残酷的战争才说服他“希特勒在滥用军队”。
在被送回国休养的过程中，施道芬堡“倒希”的信念愈发坚定，这段时间他与柏林的“反对派”频频接触，逐渐由希特勒的拥护者变成了行刺人。
此时，德国在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特别是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德国面临着被占领的危险，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必须加紧进行。施道芬堡表示：“目前处于火刑柱上的不只是元首、国家、我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还有整个德意志民族。”由于政变集团只有施道芬堡有机会直接接触希特勒，因而刺杀行动，除非由施氏本人充任杀手否则别无办法。1944年7月6日、11日和15日，施道芬堡先后三次亲自向希特勒汇报工作，他在公文包中放置了定时炸弹，但由于希特勒最重要的助手戈林和希姆莱当时都不在场，三次刺杀行动都被迫延期。
1944年7月19日晚，施道芬堡得到消息，第二天即7月20日下午，希特勒要在被称为“狼穴”的东普鲁士拉斯登堡举行一次会议，他也被要求前往作报告。对于施道芬堡来说，这是无数失败了的刺杀行动之后的又一次机会，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次难得的机会都要认真对待。施道芬堡在参加会议的文件袋里放了三件物品：炸弹、引爆装置和一件干净衬衫。
7月20日，星期四，早上8点，施道芬堡从柏林登上军用飞机前往拉斯登堡，随行者有他的侍从官海夫腾中尉和另一名军官，均属“反对派”集团。10点30分，飞机在“狼穴”军用机场降落，施道芬堡随即被汽车接往元首总部。与元首的会议本来预计在中午13点开始，施道芬堡必须在开会前启动定时炸弹的点火装置。然而希特勒12点30分来到会议室并决定立即召开会议，因为他会后还要会见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
希特勒提前开会的决定把施道芬堡搞得措手不及，因为炸弹需要提前启动引爆装置。施道芬堡以天气湿热为由，要求先进入室内的洗手间换掉汗酸扑鼻的外衣，并且稍事梳洗。一位漫不经心的军官随即把他带到洗手间，海夫腾也带着装有两颗炸弹的公文包一同前往。他从黑色公文包中取出炸药、引信、钳子，靠着他残存的左手上的三根手指吃力地将引信插入炸药。由于他的残疾影响了进度，原本计划的两块炸药，因为向元首作报告的时间已到，在元首副官的催促下，只得放弃原来的计划，改用一块，定时装置大概为10分钟。
施道芬堡换下湿透的衬衫，匆忙赶到会场。他原以为会议会在地下室里举行——地下室的墙是钢筋混凝土，墙上无窗，炸弹的威力会非常集中。可是他却被领进了一座木屋，这座木屋有三个窗子。炸弹在这里的威力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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