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作平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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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试读：
前言
新闻理论需要创新,这是新闻界许多人的共识。那么,创新的途径在哪里呢？
从现代新闻事业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新闻理论问题的思考。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诞生于1918年。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伴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钟声,传媒业发展势头迅猛,新闻理论研究也日益呈现出繁荣景象,学者们纷纷结合国内外新闻事业发展的最新动向展开研究。应该说,这些“与时俱进”式的研究主要是为把握新闻实践活动的新趋势、指导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服务的,客观上也对传统新闻理论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
可能是学术兴趣使然,笔者更倾向于思考新闻学中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因为面对疾速变革的新闻传媒事业,我们只有先从学理上把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带有共性的基本问题研究透彻,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现象背后把握住相对稳定乃至永恒不变的东西,才能对事物本质的思考达到应有的深度。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本书一直是在两个维度下展开研究的:
一个是新闻理论研究应该如何面对历史,面对新闻实践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早期最简陋的报纸作坊到今天庞大的跨国媒介集团,从早期非常原始的手抄新闻到今天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数字媒体,从早期狭小的区域传播到今天的全球传播,从早期的信息稀缺到今天的“信息爆炸”,人类新闻实践活动千姿百态、生生不息,其运动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另一个是新闻理论研究应该如何面对世界,面对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实践有着明显差异的西方资本主义新闻实践,两者究竟在哪些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哪些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这些分歧是如何形成的,在理论的更高层面上应该如何解释？新闻理论研究究竟能否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超越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的争论,达到对古今中外一切新闻实践活动共同遵循的“语法规则”的探讨？
这样一种研究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本研究必然是通过与具体的新闻实践保持距离,来把握新闻实践的本质和总体发展脉络,进而实现对实践前沿问题的审视的。而在理论创新方面,本研究必然是一种反思式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深化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通过对原有理论范式进行解构与重构来达到理论创新目的的。
另外,这种研究也注定了它首先是以探求新闻实践活动存在和发展的奥秘为目的,而不是以解决某些具体操作问题为目的。毋庸否认,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关注形而下的操作问题,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对当今的新闻传播实践来说确实非常重要。但是飞速发展的新闻传媒事业也需要那些以逻辑为本位、关注学术本身范式进展的研究,也需要那些不仅仅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纯粹理论。数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实用价值并不高,但数学家们却宁愿为之殚精竭虑。
所以,本书是抱着一种学术探险的态度去展开思考的,在出发之前,作者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只知道所要去的大致方位。作者愿意与读者一起去经历理论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个“激流险滩”,去感受那“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研究乐趣。
总体来说,本研究始于问题,止于对问题的解决。具体来说,本书是按照以下逻辑顺序展开研究的:
一、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如何？
二、现有新闻理论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其意义何在？
三、现有新闻理论还存在哪些问题？有什么不足？
四、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五、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理想的新闻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
六、这种理想的理论目标有没有可能实现？
七、如果可以实现,新研究应该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可以找到怎样的研究起点？
八、根据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如何来建构新的理论体系？这是全书的核心,具体来说,新研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将回答以下四个层次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对作为逻辑起点的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自己的规定和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概念之间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通过这种逻辑关系怎样对新闻实践现象的本质进行解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让静态的逻辑分析与动态的历史演化有机结合起来,使理论揭示出人类新闻实践运动发展的内在机制？
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类的新闻实践活动最终将走向何处？新理论能不能对这一终极性问题作出理性把握？
这样以来,本书就形成了一个不断追问和环环相扣的结构关系,直到最后,本研究的最终结论才能出现,而这恰恰也是作者思维和心路历程的完整写照。
需要给予重点说明的是,为了实现上述理论研究目标,本书在研究中采用了一些哲学方法。关于这些哲学方法,这里有几点需要解释:
第一,将哲学方法引入新闻学研究当中,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是理论思考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上升。许多人认为,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只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操作要领就可以了,与深奥的哲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哲学作为统摄各种具体学科的最高学科,其最重要的一种功能就是用来指导各种具体学科进行研究。事实上,当我们开始思考新闻实践活动最根本的问题时,就已经注定了要从哲学层面来探讨问题。所以,将哲学方法运用到新闻理论研究中来是必然的,关键是采用什么方法、用于研究什么问题和怎么运用。
第二,本研究对哲学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态度。每一种哲学流派本质上都只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角度,只不过不同的流派由于出发点不同,看到这个世界的侧面不同而已。各种哲学观点对客观世界本身毫发无损,所改变的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所以,哲学方法最大的价值就是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它类似于让人进行一种“思维体操”训练,能够不断对习以为常的经验性思维进行突破。另外,由于每一种哲学流派又都只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解释,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哲学方法来研究新闻理论问题时,应该采用开放、灵活的态度,只要能够为研究新闻理论问题服务,只要不影响到新闻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各种哲学方法就都可以为我所用。基于这样一种考虑,现象学方法对日常思维方式的彻底转换、结构主义方法对复杂事物背后隐秩序的揭示、黑格尔哲学对事物运动发展辩证规律的把握、康德哲学对人类理性极限的追问在本书中都有所体现。而且越是在一些关键之处,就越能显示出哲学的力量。可以说,没有哲学的支撑,就不可能有本研究。
第三,考虑到哲学观点大多具有一定的晦涩性,笔者在运用哲学方法来研究新闻理论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首先要准确反映哲学家的思想,然后尽可能进行自己的理解和消化,最后再以比较通俗、简练的方式进行阐述。但是即便如此,可能普通读者对某些观点的理解仍会感到比较费力,这是哲学思维方式本身所无法避免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理论阐述上是粗线条的,以勾勒出新闻实践活动发展的总体框架和基本脉络为目的,一些问题所给出的解释还比较粗糙,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另外,本书中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作者期待着更有说服力的论著问世。对本书中的一些简陋粗浅之处,也希望大家给予批评和指正。
第一部分 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范式评析
[1]对理论研究来说,“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遵守某个领域同样的规则、原理和标准从事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
一、当前我国新闻理论基本范式概况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尤其是针对国内外传媒发展新动向的研究更是热点频出,从新闻政策到传媒体制改革,从舆论引导到舆论监督,从媒体道德自律到传媒法规建设,从媒体的危机传播到公众的知情权,从传媒市场观察到媒体融资分析,从媒介经营管理到媒介产业化和集团化,从网络媒体到数字多媒体,从加入WTO到参与国际媒体竞争等等,这些领域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充实着原有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式,为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
但是,从学科建设角度看,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发展,研究者就不仅要关注实践和应用理论层面的变化,更要将精力投向基础理论研究,对理论的基本范式的科学性进行考察。因为基本范式代表着一门学科的基本水平,对学科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学科大厦的基石,如果基础理论的根基不扎实,形成的基本范式不科学,应用领域的研究就会出现头重脚轻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没有了后劲。
我国目前的新闻理论基本范式是沿着两条基本线索发展起来的,一条是新闻思想发展历史,另一条是新闻学术发展历史。前者主要是一些在新闻实践领域卓有成就的报人、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思考,后者则是专门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学者、专家们对新闻实践活动比较系统的总结。
新闻思想是新闻理论的重要源泉,在我国早期的新闻实践活动当中,许多著名的新闻活动家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形成了丰富的新闻思想。如洪仁轩、王韬、梁启超、孙中山、邹韬奋等都对报刊和新闻理论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另外,在新闻思想发展历史上,无产阶级新闻思想更是独树一帜,源远流长,中外许多革命领袖都是从创办报刊开始其革命生涯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过深入阐述,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学术研究是推动理论范式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历史上,把新闻学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始于最早的一批新闻学者,这些理论先行者们就新闻学中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为新闻理论范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论著有: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综合新闻学》,黄天鹏的《新闻学概要》,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以及最早翻译过来的一批外国新闻学著作,如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杉村广太郎的《新闻概论》,美国休曼的《实用新闻学》、开乐凯的《新闻学撮要》等等。
关于新闻思想和新闻学术的发展历史,目前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系统梳理,如: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出版),童兵、林涵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单波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李秀云的《中国新闻学术史》(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等。我们在这里就不需要进行重复劳动了。
应该说,新闻理论研究发展到今天,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小进展,出版了一批比较有分量的著作,许多在高等院校中从事了多年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专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一些中青年学术骨干在攻读新闻理论博士学位期间撰写的学位论文,都堪称该领域的研究性专著。
实际上,要研究一个学科的基本范式情况,就需要从公认的基础性教材入手,因为教材的内容设置代表着一门学科的总体架构和理论的基本范式,新的研究成果会促使教材内容不断更新,反过来,新的教材内容也往往体现出新闻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正如库恩所说的那样:“在理论被接受以后,这些应用或其他的应用就会伴随着理论被写入教[2]科书,未来的从业者就会从教科书中学习他的专业。”
那么,我国的新闻理论教材建设情况如何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梳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新闻事业与各种政治运动联系紧密,在新闻理论研究上基本没有什么进展。根据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1903~1987年)记载,从1949年到1982年,我国新闻学方面的书籍只出版了100多本,而且没有一本新闻理论方面的学术著作,多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关新闻工作方面论述的汇编,新闻理论教材建设基本上处于空缺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日渐活跃,新闻理论界开始出版一些比较系统的教材,至今比较有影响的新闻理论教材主要有以下这些:
1982年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的《新闻理论基础》,这是新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教材,为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打下了初步框架。全书共7章,具体分为:新闻、舆论、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作用、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新闻事业和群众、新闻事业和党、附录(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
1987年出版了由全国20余所新闻院校教师联合编写、郑旷任主编的《当代新闻学》。全书共18章,具体分为:绪论、新闻与信息、新闻价值、新闻与宣传、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新闻事业和舆论、新闻事业与受众、新闻事业的自由与控制、新技术革命与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指导性与服务性、新闻宣传中的典型和典型报道、新闻传播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传播中的信息反馈和通联工作、新闻业务中的创新意识、新闻伦理、大众传播学与今日新闻学、新闻边缘学科简介。
1990年出版了中国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的《新闻学导论》。全书共15章,具体分为:绪论、什么是新闻、新闻价值、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客观性与倾向性、新闻的指导性、新闻与信息、新闻与舆论、新闻与宣传、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新闻事业的活动自由与限制、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舆论监督与新闻批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修养。
1991年出版了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的《宏观新闻学》,这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教材。全书共12章,具体分为:宏观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新闻与社会、新闻的特征、报道方式系列、新闻宣传与宣传机制、新闻传播与传播效果、传播与宣传工具系统、新闻自由论、报道与宣传的社会控制、新闻法制、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记者论。
1993年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成美教授和童兵教授合著的《新闻理论教程》。全书共12章,具体分为:导论、信息和新闻、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新闻价值、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自由、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特征、坚持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加强新闻事业的群众性、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新闻工作者。
1993年出版了武汉大学吴高福教授的《新闻学基本原理》,该书在编写体例上比较有特点。全书共11章,具体分为:绪论、新闻本体、新闻传者、新闻受众、新闻媒介、新闻作品、新闻传播、新闻与价值、新闻与真实、新闻与自由、新闻源流、新闻事业。
1995年出版了杭州大学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这是一部比较有独立见解的教材,全书共18章,由上编、下编和附编三部分组成。上编: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传播,包括新闻传播的起源、新闻传播的发展、新闻传播的新时代——新闻事业阶段、新闻事业的基本特征、沟通与联系——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控制——社会对新闻事业作用、新闻自由、新闻传播的发展规律;下编:作为传播过程的新闻传播,包括什么叫新闻传播过程、新闻、新闻价值、新闻传播者、互补共存的大众媒介体系、新闻接收者、新闻传播过程规律;附编:我国新闻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新闻真实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新闻传播的指导性。
1997年出版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的《新闻理论》。全书共10章,具体分为:绪论、新闻传播活动的起源与发展、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的真实性、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新闻自由、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舆论、媒介批评。
1999年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何梓华教授主编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新闻理论教程》,这是集多家高等院校师资力量集体编写的教材。全书共12章,具体分为:导论、新闻、新闻传播、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新闻自由与新闻事业的社会控制、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反映实际·指导实际、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舆论监督、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新闻队伍建设。
1999年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童兵、展江、郭青春合著的《新闻传播学原理》。全书共14章,具体分为:绪论、新闻传播的起源、新闻传播的过程、新闻传播的要求、新闻传受的心理机制、新闻传播的选择、新闻传播的演进与新闻事业的产生、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当代新闻媒介、新闻媒介的有机运动——新闻自由、新闻媒介的有机运动——社会控制、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
1999年出版了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的《新闻理论新探》,该书具有较强的与时俱进意识。全书共11章,具体分为:绪论、新闻传媒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新闻活动的内在规律、与新闻规律密切相关的两个理论问题、新闻报道的受关注度、换一个角度看新闻真实性、市场经济对新闻事业影响两面观、新闻传媒与新闻规律及市场规律、新闻传媒走向市场与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党报的现实境况及对策、对新闻舆论引导的理性思考、新闻舆论监督:一项神圣的使命、余论:21世纪新闻传媒的竞争。
1999年出版了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新闻学导论》。全书共15章,具体分为:绪论、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新闻与舆论、新闻事业的产生、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基本规律、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事业的功能与效果、新闻媒介的受众、中国新闻事业的工作原则、新闻选择、新闻媒介的管理与经营、新闻工作者的修养与职业道德、大众传媒与社会系统、大众传媒与政治、大众传媒与经济、大众传媒与文化。
2000年出版了复旦大学童兵教授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全书共10章,具体分为:绪论、新闻传播行为、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内容、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传播要求、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受众、新闻传播效果、新闻传播调控。
2002年出版了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全书共12章,具体分为:导论、理论新闻学对相关学科的借鉴、对新闻传媒属性的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众的地位、新闻传媒功能的调整与延伸、受多种规律制约的新闻传媒、传媒走向市场与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的经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的管理、新闻舆论引导与新闻规律、新闻舆论监督:传媒的责任与困境、第四媒体的崛起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加入WTO与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
2003年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的《当代新闻理论》,这是一部集作者多年积累和最新思考成果的教材。全书共12章,具体分为:什么是新闻、新闻的基本属性、新闻的选择标准、新闻的传播过程、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新闻事业的经营与管理、新闻工作的业务规范、新闻工作的政治规范、新闻工作的道德与法律规范、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与职业修养、新闻从业者的教育与培养。
2003年出版了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的《当代新闻学原理》,该书具有较浓的理论思维色彩。全书共12章,具体分为:新闻媒介的历史观、新闻的本质与构建、新闻的真实性范畴、新闻特征的纵深与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的价值选择、新闻传播及效果调查、新闻媒介的受众分析、新闻传媒的二度功能、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新闻活动的法理、新闻传播体制、新闻产品与传媒市场。
应该说,新闻理论教材建设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统一的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许多新闻理论教材又体现出了不同研究者的个人风格和追求,不少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能够积极关注新闻实践发展的最新动态,并及时吸纳新闻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出强烈的与时俱进意识。如郑保卫教授的《当代新闻理论》、何梓华教授任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新闻理论教程》、丁柏铨教授的《新闻理论新探》、童兵教授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刘建明教授的《当代新闻学原理》等著作都在保证新闻理论基本范式的基础上,或通过增添与实践结合比较紧密的新内容,或通过重新设计理论框架,力图对新闻理论体系建设有所创新和发展。
那么,目前的新闻理论教材具体包括了哪些内涵？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呢？一般而言,比较通行的新闻理论教程大都涉及以下内容:
新闻起源:批驳新闻起源于人类的好奇心、本能等资产阶级唯心论,阐述新闻起源于人类生产劳动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新闻定义:介绍形形色色新闻定义,指出新闻信息具有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等特点,最后大都采用“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陆定一所给出的定义。
新闻真实性:阐述新闻真实性的重要意义,论述现象真实、本质真实等新闻真实性的内涵,分析新闻失实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新闻价值:介绍中外关于新闻价值的各种定义,分析重要性、及时性、新鲜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人情味等新闻价值内涵。
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早期的信息传递、古代的报刊活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形成及发展进行回顾,相当于简略的中外新闻事业发展史。
新闻事业的性质:对新闻事业具有传递新闻信息的共性和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个性进行论述。
当前我国新闻媒体的双重属性:论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新闻事业具有“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
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介绍新闻媒介在报道新闻、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刊播广告等方面的功能。
新闻自由:对新闻自由的来历、含义、条件进行介绍,批驳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阐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思想。
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介绍无产阶级新闻工作中的真实性原则、党性原则、指导性原则、群众性原则的意义、内涵及做法。
新闻舆论:解释舆论的内涵,论述新闻报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意义,介绍开展新闻舆论引导的策略及方法。
舆论监督:论述社会主义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介绍舆论监督的原则、方法及注意事项。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修养:介绍新闻工作者的政治修养、业务修养、道德修养,以及如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修养。
新闻媒介经营与管理:介绍新闻媒介的产业特征,对媒介经营管理的内容、范围进行界定,对媒介集团化、专业化等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等。
媒介批评:指出媒介批评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介绍国外媒介批评的理论流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
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全面、客观地评价目前新闻理论基本范式的贡献和不足,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创新和深化新闻理论研究的前提。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新闻理论研究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对新闻实践活动这一人类社会现象的内涵作出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描述和解释,提出了这一学科领域中许多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和研究范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闻理论范式。通过这些基本范式,人们可以理性地思考新闻现象,进而把握住新闻事业发展中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指导新闻实践的角度看,我国的理论研究者们在尊重新闻实践一般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新闻思想,并结合中国新闻实践活动的特点,建立起了系统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这套理论对解决我国新闻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多年来新闻实践的发展也证明了这套理论范式的有效性。正如库恩所说的那样:“没有应用,理论甚至不可能被接[3]受。”
而且,从这支理论研究队伍的素质来看,他们大多具有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很多人通读了马恩列斯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各种论著,能够比较准确、完整地领会革命导师的报刊和新闻思想;而且他们还善于采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解决新闻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我国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不仅源远流长,自成体系,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阵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将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因此,从应用层面来讲,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对我国新闻实践活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充分肯定目前新闻理论基本范式对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地位。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新闻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新闻学的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新闻学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国家开始对新闻学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于1998年将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由原来的二级学科提升到一级学科。这样,新闻学就摆脱了过去长期隶属于语言文学之下的地位,学术界持“新闻无学”论的人已经大大减少。
但是,我们也必须深刻认识到,从学理开掘的深度和高标准的学术研究要求来看,目前的新闻理论基本范式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问题,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危机。基本范式的研究状况与新闻实践的繁荣景象以及国家给予新闻学的重要地位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学术界一些人的“新闻无学”思想还没有彻底根除。那么,目前新闻理论的基本范式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二、当前新闻理论基本范式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目前的新闻理论基本范式存在以下五个方面问题:
(一)理论内部缺乏逻辑关联
从新闻理论教程所涉及的范畴来看,研究的内容确实非常丰富,无论是新闻活动自身的问题,还是由它连带出来的相关问题,目前的理论都涉及到了,新闻理论的研究范畴几乎囊括了人们所能经验到的关于新闻的所有现象。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看似非常全面的内容设置,一直面临着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人们在通览新闻理论各项内容之后,很难发现构建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看不到进行理论演绎的逻辑性,更无法为新闻事业发展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规律性结论。
总体上看,目前的新闻理论主要是一种“散点透视”,研究者一方面追求对研究对象的全面把握,但是又误以为理论的全面性等于对研究对象没有遗漏的全面分解,没有阐明新闻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逻辑关联和内在结构,只是从不同角度对新闻现象进行观察,将其内涵分解成不同方面。由于采取了孤立静止的研究方法,专注于对各个局部问题的分析,导致无法将各个部分还原成一个有机整体。实际上,理论指导的全面性主要表现为对现实进行解释的有效范围应该尽可能广泛,不能对实践中该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视而不见,而这种功能的实现依靠的是理论严谨的逻辑性和较高的抽象性。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者对新闻理论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分解,但是人们面对丰富多彩的具体内容,却找不到支撑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无法把握住推动理论演绎的逻辑起点和持续动力。事实上,新闻理论研究中的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正如刘建明教授在多年前所言:“一门科学理论,不是一大堆互不联系的概念堆砌,而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只有确定合乎逻辑的起点,才能把握对象多方面的联系和规律,并通过这一起点的逻辑中介,在理论上把各个部分统一起来。缺乏统一的、贯穿始终的理论出发点,它们的逻辑中介、逻辑顺序也必然是杂乱的。这就要造成理论体系的混乱,甚至把和新闻理论研究对象无关的东西掺杂进来,使新闻学变成一门似[4]是而非、史论交叉、时令性显著的综合性资料。”
宁树藩教授对此也有深刻洞见:“从理论建构的科学性来看,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每一部分、每一层面都是不能随意舍弃的,一旦舍弃,必然会破坏整个学科体系,而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则不同,每一个不同层面、部分所涉及的都不是新闻自身的理论而是借助于外在理论来研究新闻问题,因此往往舍弃其中某一部分,不会对整个学科造[5]成根本性危害。”
在这里,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体系,从中发现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他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的细胞——“商品”开始,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从价值中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指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资本主义进行再生产的动力源泉,进而又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最后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出发,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消灭剥削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合理方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批判的理论体系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虽然目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波折,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已经消失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无论如何,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问题依然存在,只要人们运用逻辑思维去思考资本主义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就无法回避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论断。正是因为这一点,至今也没有人能否认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反观目前的新闻理论,最明显的问题莫过于缺乏一个清晰的逻辑起点和一种递进的逻辑演绎,整个理论体系的内容基本上是并列堆砌式的,像一盘散沙,学习理论后留下的印象也是局部的、支离破碎的,无法形成完整的新闻理论体系,这样一种理论状况必然减弱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
(二)内容之间存在悖论和冲突
由于研究者将新闻理论的内涵割裂开来,对各部分进行孤立研究,导致在局部范围内得出的结论具有合理性,而如果将其放在一起对照分析,这种局部结论的合理性就经不起推敲了。在许多情况下,内容之间存在悖论,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因为新闻实践不同于理论的局部推理,而是完整的、活生生的行为,实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理论在局部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可是由于研究者并没有指出这种结论的条件,导致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无条件的、绝对化的。实际上,这种结论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一旦运用到现实当中,就会发现其中许多地方是解释不通的。
比如,在谈到新闻真实性时,研究者看到真实是新闻的基本特征,也是新闻报道的生命,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新闻报道应该与新闻事物的本来面目保持一致,必须坚持真实性;在谈到新闻价值时,研究者看到新闻报道的目的是为受众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报道应该尽可能满足受众需求,必须具有新闻价值;在谈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时,研究者看到为党和政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新闻媒体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分开来看,这三条原则都是成立的,在我们的新闻理论中也都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各自的研究范畴内得出的合乎逻辑的判断。但是,这是否就符合新闻报道的实际情况呢？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复杂问题恰恰却被这些局部结论遮盖住了,被研究者忽略掉了。新闻实践中最经常遇到的情况不是这种相互割裂的局部分解,而是有机统一。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来说,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寻找信息的新闻价值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并不是充要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即每一次新闻报道都必须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而不是只取其中某一两个就可以了。当三者之间不能统一,甚至相互冲突时怎么办？新闻理论并没有对此加以说明,而这恰恰是新闻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也是形成新闻实践复杂性的根源。
比如,有时真实地报道了新闻事实,但舆论导向可能出现问题;有时报道引起了受众关注,但对事实的反映可能比较片面;有时报道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但可能带来了负面社会影响;有时舆论导向十分正确,但受众却不一定喜闻乐见等等。实际上,当前我国新闻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难题也正是上述理论原则错综交织而产生的问题,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孤立式研究那种简单的一阶逻辑判断,可是新闻理论研究依然徘徊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割裂的框架内,对这些现实矛盾熟视无睹,在理论基本的解释功能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就必然影响到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了。
(三)理论的有效统摄范围不够
有效统摄范围不够表现为,目前的新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无法统摄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新闻事业,无法取得不同社会形态下理论研究者的共识。
总的来看,中西新闻理论都通过对自身新闻实践的总结而形成了一套符合自己实践特点的理论体系,虽然二者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如都认为新闻应具有真实性、新鲜性、及时性等,但在对新闻事业功能的理解上以及在新闻实践的指导思想上存在明显差别。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常常攻击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并指责其缺乏新闻自由;而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则揭露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客观公正和超阶级论的虚伪性。客观地看,由于二者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在不同“土壤”里生长出的不同理论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和有效范围,于是谁也统摄不了对方。那么,古今中外的新闻事业究竟在哪些问题上是相同的？在哪些问题上是存在差异的？这些差异性和相同性究竟是怎样形成、如何联系的？其在更高层次上应该怎样进行解释？新闻理论对此没有进行深入反思。目前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总体上争论大于论证,都没有达到理论应有的统摄范围。
面对新闻理论研究的这种状况,就连国外的新闻学同行也发出了感慨:“对新闻的研究至少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出版了各类书籍和论文,但是,至今仍没有探索到一条普遍性的理论。可能为时过早,但是以往的努力不仅是局部的,而且是危险地被弄得很零散,……当然研究的角度不一样是必要的,应该完全尊重学者的自由。但是,真理不等于分散,个人特点不等于混乱。只有对某一学科献身的所有研究者,他们互相之间完全能够理解,在某些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至少对研究的途径[6]有一致的看法,那么,这项学科才能成为一门学科。”
劳丹在论述理论的解释范围与理论的科学性之间的关系时说:“一个理论的总解题有效性可由该理论所解决的经验问题的数目和重要性及由此理论生成的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数目和重要性的估算来[7]确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理论解决的经验问题越多、越重要,导致的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越少、越不重要,该理论就越进步,选择这样的理论就越合理。当反常问题很多时,就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了,而应该是科学基本范式的更替。目前的新闻理论研究就面临着这样的紧迫问题。
(四)理论中的价值判断过多
对目前的新闻理论进行分析,很容易发现处于较低层面的经验描述很多,简单的命令和价值判断充当着主流话语,而具有学术独立性的理性分析偏少。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角色混淆,导致真正有说服力的理论话语缺位,不仅令实践者不满,也为“新闻无学”论者提供了口实,新闻理论逐渐沦为枯燥的说教。
在学术研究中避免过多的价值判断,是保证研究客观性的基础。枯燥的说教是用命令代替了理性分析,因其缺乏从深层用逻辑说服他人的力量,被认为是缺乏学术品位的表现。
什么是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价值判断“应当理解为关于受到我们行动[8]影响的现象是卑下的或是正当的评价”。他认为严格区分价值判断和科学认识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艰巨任务。韦伯致力于建立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一致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张社会科学研究要“价值无涉”。面对学术研究中充斥着太多的价值判断,他深有体会地说:“在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在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而在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科学讨论与评价性的推断之间的不断混淆仍然是我们专业研究中散布最广而且危害最大的特[9]点之一。”在这里,韦伯认为,科学的任务是客观分析,而非指手划脚地下命令。在社会科学里剔除价值判断,这个首先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依然是被治学严谨的学者们广为接受的标准。
通过“价值无涉”标准,我们会看到,许多在社会科学(包括新闻理论在内)中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如果其拒绝理性分析,没有进行逻辑论证,而是采取一种简单命令的方式进行说教,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不能提供给人们理性知识的价值判断,因为凡是涉及诸如“应该与否”、“对错与否”等问题都只表明一种价值观、态度甚至情绪。而态度往往是多元的,我们不可能用一种价值观替代所有的价值选择,无论一个价值判断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正确,解决实际问题是多么有效,但其学术地位永远都要受到质疑。因为一旦脱离了特定的行为主体和特定的历史条件,这种判断的不适应性就立刻会表现出来。所以,理论的操守永远是描述、解释、揭示甚至可以预测,但决不能使用以偏概全式的命令。理论工作者至多可以将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转化成一种因果关系问题,韦伯说:“科学能够对两种信念进行某种分析,但是不能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类信念的当与否……如果科学还能够有利于人们的价值选择的话,那么这就是在确立了十分明确的目标的情况下,它可以分析达到此种目的的种种可能的途径和手段。但是,即使手段的选[10]择也不是科学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价值取向和信念内容的。”“价值无涉”的背后是理性,是对规律的把握,离开了这一准则就是争论和命令。目前,在我们的新闻理论中,冷静、理性的分析偏少,“应该如何如何”、“必须如何如何”式的命令和说教偏多。我们的理论研究者缺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审视目光,倒更像是一个个在一线拼杀得正酣的士兵,并且丝毫没有觉察到在理论中大量使用价值判断有什么不妥。
(五)研究水平低层次徘徊
当前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研究水平徘徊不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该领域研究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许多人认为传统的基础理论领域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甲研究者所想到的,也是乙和丙研究者所能想到的,偶尔只有个别关于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的不同看法,对推动学科进步的意义不大;(2)新闻理论以直白通识性语言为主,缺乏自身特有的术语体系,研究中约定俗成的东西很多,动辄给所研究的范畴加上某某性,这种浅层次的概括归纳导致新闻理论难以达到应有的理论层次;(3)新闻理论自形成以来就在一些地方存在语义界定不清楚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比较随意,仅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的定义就有数十种,这也说明学术研究缺乏规范,理论的成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理论创新角度看,目前的研究者多被一套既有的理论框架束缚,只能在原地打转。研究者只要进入新闻理论领域,大都只能在前人制订好的概念框架中展开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几乎都一样。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理论范式和整体框架创新的希望寄托在借助传播学对新闻学的改造和重新设计上。对此,郑保卫教授分析说:“由于经过长期的积累,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今天似乎难以有新的突破。同时,由于新闻学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往往在政策上受到的限制较多,因而理论创新的难度较大,这使得近年来新闻学的研究步伐显得缓慢,有时给人以停滞不前的感觉。一些新闻学研究人员只好转到传播学方面,有时成为‘两栖’学者,有时则进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11]究,希望从中找到突破点。”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的这些新闻传播类研究和教材还显得比较生硬,无法有效地解决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根本症结。
不善于从学理层面对新闻理论范式的基本概念、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这种情况导致许多人放弃了思考新闻理论研究是否还存在着另外的、不同于现有的可能性,而倾向于对原有理论框架和内容进行扩充和细化研究。在一般情况下,扩充和细化研究对学科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这种研究是在一种学术水准较低的理论范式内进行,无疑会使学科水平很难得到跨越式的提高。因为扩充是不以改变理论基本范式为前提的,细化也只解决局部问题,这些都无法对推动学科整体发展产生实际效果。
童兵教授在谈到新闻理论研究徘徊不前状况时深有感触地说:“‘新闻无学论’虽有所纠正,但新闻学研究尚未走完从术到学的科学化进程。新闻理论研究从总体上看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上:要么简单地描述新闻业务经验,要么对某些新闻政策作图解式的阐释,探讨新闻规律、扎扎实实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和作品都太少,研究成果中论题[12]重复者甚多。”
由于新闻理论基本范式存在着缺乏逻辑性、观点冲突、统摄面不足、价值判断过多、低层次徘徊等诸多问题,不仅使新闻理论的学术水平难以有突破性提高,也导致新闻理论的说服力和指导性大打折扣。当前,在一些高校中,确实存在着新闻理论教学效果不佳,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的现象。而在新闻实践一线,也有一些人对新闻理论比较漠视。2002年,有学者对某大城市报社、电台、电视台的新闻从业人员进行调查,在问及“你对新闻教育中知识和能力培养重要性的评价”时,调查结果显示,从业人员将新闻教育中应该培养和训练的内容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为:1.分析问题能力;2.语言表达水平;3.广博的知识;4.把握宣传导向的能力;5.采写编评等专业技能;6.文史哲基础;7.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8.新闻之外某个领域专门知识;9.电脑技能;10.新闻职业伦理;11.新闻理论。而且调查结果显示,三大媒体从业者一致将新闻理论的重要性排在最后一位。调查报告对其中的原因没有说明,只是在结尾时说:“尤其是新闻理论和新闻职业伦理教育被认为是新闻教育中最不重要的内容,而这本应该是新闻教育推动新闻专业化进程的重要方面。在中国媒介快速发展的今天,新闻业的成长需要从业者相应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新闻教育在其中究竟能起到何种重要作用,值[13]得深思。”
也许某一地区的调查对我国新闻队伍的整体情况来说还不具备代表性,也许这项调查本身还有许多值得推敲和商榷的地方,也许导致将新闻理论的重要性放在最后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它毕竟也说明了某些问题,我们不能说这与新闻理论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没有关系。
三、导致新闻理论基本范式陷入困境的根源
对学术研究来说,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分析新闻理论基本范式陷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上找到根源。
(一)单一的分解式研究方法
目前的新闻理论只是泛泛地提到了理论应该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而并没有对这些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和构建,导致缺乏理论思维所应该具有的整体性、逻辑性和统摄性,人们基本上看不出其中所涉及的不同侧面、不同层面问题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新闻和新闻事业的起源属于历史问题,新闻的定义属于抽象概括问题,新闻事业则属于现实形态问题,新闻的特征属于新闻本体问题,而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属于外部社会属性问题,新闻舆论属于新闻传播与公共意见的交叉问题,媒介经营属于新闻事业的经济属性问题,新闻法规属于新闻活动的法律规范问题,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则属于活动主体的伦理学问题。把这么多不同属性、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东西,简单地堆放在一起就能构成理论体系吗？人们实在看不出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的一致性,学习这些内容只能让人越来越陷入片面、茫然和不知所云的困境。
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索绪尔在研究语言问题时所面对的情形与此种情况十分类似,他在痛陈了当时语言学研究的混乱和不能切中语言研究的核心时说:“同时从几个方面去研究语言活动,这样,语言学的对象就像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两种做法都将同时为好几种科学——心理学、人类学、规范语法、语文学等等同时打开大门;这几种科学,我们要求把它们跟语言学划分清楚,但是由于用了错误方法,它们都将会要求言语活动作为它们的一个对象。”[14]
实际上,分解内涵是人们研究事物、探求对象内涵的一种常用方法,但决不能把它当成惟一的方法。关于分析法给人们认识事物可能带来的误区,哲学家有许多精辟论断:“在知觉里,我们具有一个多样性的具体的内容,对于它的种种规定,我们必须一层一层地加以分析,犹如剥葱一般。这种分析过程的主旨,即在于分解并拆散那些集在一起的规定,除了我们主观的分解活动外,不增加任何成分。但分析乃是从知觉的直接性进展到思想的过程,只要把这被分析的对象所包含的联合在一起的一些规定分辨明白了,这些规定便具有普遍性的形式了。但经验主义在分析对象时,便陷于错觉:它自以为它是让对象呈现其本来面目,不增减改变任何成分,但事实上,却将对象具体的内容转变成为抽象的了。这样以来,那有生命的内容便成为僵死的了,因为只有具体的[15]整个的才是有生命的”。
黑格尔在这里指出了分解法存在的弊端,那么,在分解法之后,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什么呢？康德对此做了回答:“当事关决定人类心灵一个特殊能力的源泉、内容和界限时,依照人类认识的本性,人们惟有从心灵的各个部分开始,从这些部分的精确而详尽(就我们已经获知的要素现状而言)的描述开始。但是还有第二个更具哲学意味和建筑学意味的应行注意之点:这就是要正确地把握整体的理念,并且从这个理念出发,在所有那部分的彼此交互关联里面,借助于从那个整体的概念将它们推导出来的方式,在同一个纯粹理性的能力之中考虑这些部分。这种检视和保障只有在具有对于那个体系的真知灼见之后才有可能。那些对第一步已经厌烦的人,达不到第二阶段,即综览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以综合的方式返回到先前以分析的方式被给予的那些原理。于是难怪他们处处都发现不一致,虽然这种漏洞他们可以推测出来,但是他们不是在体系本身,而是在他们自己不一贯的思路中找[16]到。”在康德看来,分解与综合是研究事物两种必不可少的方法,局部分析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起点,对分解后的内容用整体眼光进行结构归位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只有在二者的交相辉映中才能真正把握住事物的内涵。如果只有分解方法,没有综合方法,最常见的后果就是导致观点冲突和不一致,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在体系本身,而是在他们自己不一贯的思路中找到”。目前新闻理论内部观点冲突的根源正在于此。
所以,新闻理论基本范式的困境之所以形成,关键也是研究者缺乏整体总揽方法和逻辑演绎方法,一味地将活生生的新闻实践用概念肢解开来,再用填补漏洞的方法不断地给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理论体系增加新的成分,导致许多概念都是跳跃的、非逻辑关联的,当内涵的断裂达到一定程度时,理论内部的相互冲突和不合逻辑性就会暴露出来。可以说,是单一的分解式研究方法导致思维出现片面性,是思维的孤立性和片面性导致理论陷入顾此失彼和观点冲突的境地。
(二)朴素的经验归纳方法
阅读目前的新闻理论著作,让人明显地感觉到理论研究的深度不够,探讨一些浅层次问题比较多,真正的学术问题则涉及较少。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我们新闻理论提供的原理和结论是绝大多数从业者依靠自身的切身体验就能感悟出来,其理论水平几乎等同于路人皆知的一般常识。理论中回答新闻工作者任务、原则、要求、责任、效果等内容占很大比重,而理论要解决的“对象的本质与联系”、“对象的关系范畴”、“对象的真理体系”、“对象的功能系统”以及由此[17]推导出的原理却很少论及。
分析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会发现研究者在对新闻现象进行研究时采取了较为初级的方法,即简单的经验观察和分解归纳。这种朴素的研究方法是与新闻事业诞生初期的低级形态相匹配的,在新闻事业不太发达的阶段,由于它的许多内涵还没有充分发育起来,其主要形态用一般的经验直观和归纳法就可以把握住,这在无产阶级新闻理论诞生以前的早期新闻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但是,随着新闻传播事业不断发展,影响新闻事业的因素越来越多,新闻事业自身的内涵变得日益丰富,如果再用这种朴素的、经验观察式的方法来把握日益错综复杂的新闻事业,就必然陷入到缺乏学术规范和比较表层化的境地。
那么,传统研究方法所采用的下定义、归纳出几种属性、研究一些具体现象,究竟算不算是理论研究呢？实际上,它只能算作是初级理论研究,这种初级理论研究所能起到的仅仅是一种界定作用,远未进入理论研究的真正境地。真正的学术研究决不能只停留在对一些基础概念的解释上,理论的高级形态要求必须建立自身的概念体系,提出假设和定律,形成明晰的演绎体系,确立科学解释的类型,并不断倡导理论创新。
另外,高级形态的理论研究还鼓励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讨论,主张理论应在各种学术流派或学说模式相互作用基础上进行发展。而新闻理论研究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不同的流派或学说模式,即使是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两大理论阵营的对立也不能称为学派交锋,因为二者都未能达到应有的抽象统摄面而只能看作是居于自身经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争论,“新闻无学”论也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来的。
所以,新闻理论的学术水平不在于弄懂了什么是新闻,新闻具有什么属性,或者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有什么区别,而在于通过独特的理论假设和逻辑演绎揭示新闻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达到对新闻现象完整的理论解释,而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通过对传统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的扬弃来实现。
(三)研究的抽象程度不够
理论研究和一般工作经验最明显的区别标志有两个:一个是看其是否具有系统性,即理论研究具有逻辑完整性,而一般工作经验具有片面性和随意性;另一个是看其是否达到了理论应有的抽象点。一般来说,越是抽象的概念,其所包含的外延就越广阔,越是具体的概念,其外延就越狭窄,包容性就越差。人们在使用抽象程度较低概念时,容易看到事物间的差异性,而在使用抽象程度较高概念时,容易注意到事物间的共性。哲学之所以能够统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现象,成为一切具体学科的基础,是因为它在最抽象的层面上使用语言,而各种具体学科则都是对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明显。但是对某个具体学科而言,衡量其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看该学科的基础理论是否达到了对本领域内各种对象的全面统摄,也就是看其是否达到了该学科应有的抽象点。如果没有达到,理论就会暴露出统摄面不够的问题,该理论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
从新闻理论的研究状况来看,目前就面临着因抽象程度不足所带来的诸多分歧。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对有些概念是互不认可的,有些概念虽然认可,但在具体内涵的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比如:关于“党性原则”这一概念,西方新闻理论基本上对其持否定态度,而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则大力倡导;在新闻事业所有制上,西方主张新闻媒体可以私有化,而社会主义国家对此则持否定态度;在新闻自由问题上,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资产阶级新闻理论都认可新闻自由,但是在对具体内涵的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新闻价值”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方的新闻理论当中,当这一概念刚被引入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时,有人对其持批评态度,后来也认可新闻价值,但在对其内涵的理解上仍与西方有一定差异。
由此可见,中外新闻理论研究将注意力较多地放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新闻事业的差异性上,对新闻事业的共同规律研究不够,导致理论研究无法达到应有的统摄面。西方学者施拉姆等人提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从古至今各种社会形态下新闻传播体制上的差异,其价值在于让人们能比较深入地了解各种新闻思想的起源和脉络,准确把握不同社会条件下新闻事业的内涵,缺点在于只是对已有新闻思想和新闻体制进行了经验总结,由于也没能达到理论应有的抽象点,并没有揭示出一切新闻事业所共同遵循的发展规律。
(四)实用主义学术研究取向
新闻事业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于是研究者便不遗余力地研究新闻事业有什么用处,有关新闻事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属性方面的论述数不胜数,而对新闻活动“是什么”问题的研究力度显得不够,长期以来只停留在对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或者新闻信息的简单分析上,研究中存在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实际上,新闻理论研究必然要涉及新闻事业的功能问题,功能问题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以为搞懂了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就等于将新闻理论的内涵都挖掘出来,进而把握住了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有学者指出:“几十年来,我们的新闻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没有完全把新闻学当作科学体系来探讨,有时竟简单地把它当作一种运动工具去使用。这种忽视科学内在规律的态度,不能不使新闻的学术活[18]动深受政策变动的影响,实用主义色彩不时掩盖了理论上的浅薄。”
实用主义研究取向的另一个表现是学术研究功利化。在新闻实践领域,由于解决具体问题远比解决学理问题往往更为迫切,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许多研究者认为,新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研究必须关注现实的发展,为实践提供帮助,不能搞成“象牙塔”内的纯学术研究。这样以来,研究者们纷纷走向具体的、当下的问题研究,与现实距离较远的形而上问题的研究遂无人问津。其实,相对超脱的形而上问题永远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这种问题的学术价值常常是不朽的、终极的,它对各种形而下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性。尽管不同时期现实问题的彰显程度不同,新问题层出不穷,但只要把握住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对具体问题的思考自然就有了一种学术穿透力。
在缺乏形而上理论关照下,实用主义研究还存在着一种潜在危机,即一旦实践层面发生矛盾或困难,理论研究也随之发生矛盾,陷入困境,导致学术思维完全被现实思维束缚住。比如,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导向与市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由于新闻理论研究过于紧跟实践,于是现实中的困难也就成了理论上的难点,现实中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成为理论研究中难以克服的困难,这种“贴身紧逼”式的学术研究,必然导致学术研究放弃对现实问题应有的超越性思考。另外,有时现实运作中存在的禁区,也会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而理论研究的突破,也就意味着现实运作的突破,学术研究与具体运作完全等同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混淆。由于站得一样高,看得一样远,研究者会误以为当下所面临的实践问题就是理论中的终极问题,最终沦为实践的奴隶。其实,问题的出路很简单,研究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过于功利的研究取向,通过保持与实践的距离进而保持住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然后再回过头来关照现实,这样才有可能超越现实难点。新闻理论研究者必须深刻认识到:过于实用的研究取向可能遮蔽住自己的视野,而形而上的研究则永远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这在社会发展瞬息万变、传媒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我们对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进行了简要评析,指出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意义、价值所在。同时,也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学科基础理论和基本范式在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危机,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重新思考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去探寻更为科学、合理的理论范式。正如库恩所说:“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更换工[19]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刘建明:《宏观新闻学》第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5]宁树藩、芮必峰、陆晔:《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对话——21世纪新闻传播学丛书代总序》,见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第1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第229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7]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第65至66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8]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3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9]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10]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汉译本序第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11]郑保卫:《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12]童兵、林涵:《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第41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3]陆晔、俞卫东:《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化——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五》,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5期。[1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9至30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5]黑格尔:《小逻辑》第11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16]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17]参见刘建明:《理论新闻学的述语形态》,载《现代传播》2001年6期。[18]刘建明:《宏观新闻学》第10至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9]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二部分 新闻理论的研究方法及逻辑起点
前文我们对当前新闻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重点讨论了理论范式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那么,如何找到更科学的理论范式,进而走出目前的困境,就成为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从本部分开始,我们将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一、新闻理论研究的理想目标
目前新闻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很多,包括缺乏逻辑、观点冲突、统摄面不足、价值判断过多、低层次徘徊等。理论研究的这种状况令人不满。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任务是确立新闻理论研究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再去寻找和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
索绪尔在建构语言学体系时,所面临的情形与我们比较类似,他将自己的研究目标定为三点:“(a)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b)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普遍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c)确定自己的界限的[1]定义。”
那么,新闻理论的研究任务和理想目标应该如何确定呢？作为学科基础理论,新闻理论首先应该像索绪尔给自己所确定的任务那样,达到理论的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新的研究还应该针对原来理论中显而易见的问题,提出有效解决办法。具体来说,我们应该将新研究的理想目标确定为以下几点:
第一,克服原来理论统摄面不足的问题,超越目前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或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有限范围,建立起能够统摄古今中外乃至未来的一切新闻事业的理论模式。这是对新闻理论研究的最高要求,也是终极目标。
第二,剔除原来理论中的价值判断和说教成分,增强理论的理性色彩,以对新闻实践活动客观、科学的分析为始终不移的操守。这也是对各种社会科学研究共同的规范和要求。
第三,解决原来理论散点透视、观点冲突的问题,建立理论的演绎模型,使新闻理论具有清晰的逻辑起点、严谨的推理脉络和无可辩驳的结论,必须能够保证理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这是对理论在重构客体过程中保证自身逻辑说服力的必然要求。
第四,克服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相互脱节的问题,新理论要经得起新闻实践的检验,能够做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这是理论从抽象的逻辑演绎到能够得到实践证明的必然选择,也是检验理论是否科学的最重要标志。
第五,克服原来理论各种范畴、概念缺乏关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在新的理论体系中,原先的各种研究范畴能够找到定位,并能够清晰地看到新闻理论的全貌和各种具体概念所形成的内在结构。这是新理论对原有理论继承和发展的表现,它体现出新理论的优越性。
确立理想目标对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今后研究工作的指南,更将为在研究中排除各种干扰、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始终如一的目标提供动力支持。如果真能完成这一任务,不仅会使目前的研究状况得到很大改观,更对推进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对观察、分析和指导新闻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在设定这一目标时,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新闻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它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一种大胆设想。在这里,有一种疑问油然而生,我们究竟能不能研究出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想的理论目标是不是研究者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关心另一个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即什么是理论？理论的本质是什么？
从理论的本质及其进化历程来看,理论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创造性解释。理论不等同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对客观事物某种规律的一种合理解释,通过这种解释,一切在现象界杂乱无章的事物变得可以被理解。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客观世界进行观察、思考之后得出的合乎逻辑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大多是从有限的经验而来,凭借理性思维能力最终达到普遍性认识。“苹果落地”是一个许多人都经验到的事实,但只有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这一理论解释,并将这一理论用于解释其他现象,指导其他社会实践。“苹果落地”可以用“万有引力”来解释,但是这一现象不等于“万有引力”,如果等于的话,普通人早就发现了,就不需要超常的理解力和创造力了,就不需要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了。但是,毋庸置疑,“万有引力”这一创造性的解释是有局限、有条件的,随着经验的拓展和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理论也要发生改变。当人们用“万有引力”理论解释超出其产生的经验基础,企图达到这一理论有效范围以外的事物时,“万有引力”理论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悖论。而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则更为先进和有效,它不仅解释了水星近日点的运动,预言了引力场中的光线弯曲和谱线红移,还以科学论据推论宇宙的时空结构,开创了现代宇宙学。
从哲学上说,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解释的,衡量理论先进程度的标志是看其解释范围的大小、内部逻辑的严谨程度;在此基础上,还要看用它指导解决难点问题的有效性。所以,理论的本质就是对经验进行合理的解释,理论的进步就是人们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提高。从这种意义来看,与其说理论与客观事物的属性有关,倒不如说它更与人的理解能力、创造能力有关。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对我们思考理论的本质有很大启示。在《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哲学巨著中,康德首先阐述了人的先天综合判断能力在人类思维活动中的能动性,然后系统分析了先验感性、先验知性、先验理性在人类形成知识、获取知识乃至导致步入形而上学误区的途径。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主观的感性形式,人的直观能力先于直观对象,并且决定着他所能直观到的内容。不仅如此,人将知性范畴运用于对象便形成了知识,使认识主体在自然客体面前居于主导地位。他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不能运用于物自体,只能运用于经验,人们所能经验到的一切现象都服从于范畴的综合作用,人们习惯于把事物之间普遍的、必然的联系称为法则。但是康德认为,这些普遍的、必然的联系不见得就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人类知性范畴所具有的。所以,人的知性和理性能力在形成知识方面居于能动地位,是“理性为自然立法”。
实际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一直也在研究理论的本质和知识的进步问题。它们通过对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的考察,提供了关于科学认识及其发展的逻辑模型。对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理论评价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涌现出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等诸多流派。卡尔纳普、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夏佩尔、劳丹等都是这一领域里的著名哲学家。科学哲学深入到科学形成的前提和方法中去考察,尽管不同流派的哲学家分歧很多,比如,有人认为科学理论应该被证实,有人认为科学理论应该被证伪,有人认为科学理论始于经验,有人认为科学理论始于问题。但是这些科学哲学家们都认为科学理论首先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一种创造性解释。
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提出了著名的理论成长公式:P1→TT→EE→P2。公式中的P1代表“问题”, TT代表“假设”或“试探性理论”, EE代表“证伪”或“排除错误”, P2代表“排除谬误后的理论”或“新问题”。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2]从问题P1到问题P2(或Pn)是衡量理论成长的标尺。
在《猜想与反驳》中,波普尔认为一切知识都只能由于纠正了人们的错误而增长,并提出了科学发现包括猜想和反驳两大环节。他认为科学不是始于观察,而是始于问题,问题就是矛盾或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包括新观察与旧理论的不一致、理论与理论之间的不一致、理论内部的不一致。面对这些问题,人们提出试探性理论,即大胆假设或猜想。猜想应该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被证伪这三项要求。反驳就是从证伪度最高的理论中推导出预见,再同实验观察作比较,力求证伪它、反驳它。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用“范式”一词来描述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科学发展的模式是:在科学的常规时期,科学在范式的支配下为解决一定范式内的各种“疑点”进行高度定向研究;当已有范式不足以应付新问题的挑战时,常规的发展暂时中断,科学陷入危机,最后导致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使科学发生了革命。
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中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科学的主旨在于解决问题。他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具有高度解决问题效力的理论,科学的进步表现为后继理论比以前理论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
总体上看,现代科学哲学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只从存在论意义上探讨科学理论的真伪问题,消解了科学理论的绝对真实性问题,而主要是从科学发展的观点去思考理论的本质。即理论的进步主要是来自对原有理论漏洞的发现和改进,科学的进步就是解释的进步。
根据以上介绍,我们不难发现,对新闻理论研究来说,要实现给自己确定的理想目标,主要是对研究者理解能力、创造性解释能力的考验。它需要我们对现有的理论范式进行彻底超越,而这种超越是通过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来完成的。所以,从科学的进化和发展来看,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实现上述理论理想目标是有可能的。
既然这种理想目标是可能实现的,那么,实现它的条件是什么呢？除了刚才所说的研究者自身因素以外,具体到研究过程中,新闻理论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问题就上升到了首要位置。
二、新闻理论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的重要性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对目前新闻理论中的问题和漏洞进行追根溯源,最终可以在研究方法上找到症结。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欠缺,才导致新闻理论在逻辑起点和内容构成上出现种种弊端。所以,在展开新研究之前,为了避免重又陷入过去的误区,我们必须对新闻理论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
实际上,在新闻学术界,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当前新闻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但是能够发现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上有问题的人则比较少,而在研究中能彻底走出困境的人几乎没有。许多学者虽然针对新闻理论内容当中存在的问题,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进,但由于还是采用原来朴素的分解式研究方法,继续以原来的概念体系作为逻辑起点,导致仍然无法摆脱传统理论研究的困境。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研究方法的不科学和逻辑起点的不合理,在研究中试图通过一些局部变通来克服目前理论存在的弊端,这些努力也同样很难实现新闻理论范式的跨越式发展。
芮必峰教授曾对新闻学的专业视域进行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闻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3]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这种反思应该说是比较深刻、准确的。但是在提出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时,芮必峰教授认为研究以下问题很重要:“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并认为:“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4]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不难看出,芮必峰教授主张的彻底反思实际上仍然是对一些传统新闻理论范畴进行深入思考,并没有意识到目前新闻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本身存在什么问题。总的来看,这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仍没有摆脱传统新闻理论的窠臼,采用这些范畴,仍很难建立起新闻学的“元理论”。
刘建明教授在《宏观新闻学》中对新闻理论存在的问题批判得也很深刻,认为以往的新闻理论研究“容易把社会多种矛盾形成的复杂的新闻理论问题简单化,这就出现了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向——使新闻学的诸概念相互抵触”。而且,由于“缺少宏观变项的描述与分析,最重大的新闻理论问题——例如新闻党性、阶级性以及真实性的论述,总是混乱不堪,……新闻理论的许多论点不能令人信服,也就无法真正[5]指导现实的新闻工作”。但是在构建新理论时,刘建明教授也面临同样问题。《宏观新闻学》是一部研究性著作,全书共12章,具体分为:宏观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新闻与社会、新闻的特征、报道方式系列、新闻宣传与宣传机制、新闻传播与传播效果、传播与宣传工具系统、新闻自由论、报道与宣传的社会控制、新闻法制、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记者论。应该说,作者主要是想将新闻传播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把握其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对新闻理论进行批判和改造。但是,不难看出,这样的体系设置依然是单一的分解式研究,依然面临着缺乏逻辑关联、统摄面不够等问题,也无法根本解决新闻理论研究的种种弊端。
陈力丹教授在《大力加强新闻学科的理论和体系的建设》中对新闻理论的研究现状也进行了反思,认为“大力加强各门学科的理论和体系的建设,这对于新闻学尤为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新闻学的理论一向薄弱,缺少自身独立的学术概念系统,经验性的、难以进行科学论证的概念(诸如‘××性’)较多。而基础理论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能够[6]独立存在的基石”。关于如何提高新闻学研究水平,陈力丹教授认为:“深化新闻学,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和新现象外,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应该重新赋予较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是把新闻理论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里的一个点上挖下去,掘一口井,涌出水来,然后再向四面扩散。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学科进步的一[7]个标志。”陈力丹教授在这里主要是针对新闻理论基本范畴同质重复研究、不能深入钻研而提出来的,并没有对目前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质疑,而是持一种对现有范畴进行深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取向。
宁树藩教授在《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对新闻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有深刻洞见:“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理论新闻学’都还没有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我国现有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著作来看,一方面在‘新闻学’这一名称下,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研究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对新闻学这一学科自身理论的探究,在现有的研究框架里,内涵却无法深入。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理论新闻学’,一些基本概念上的逻辑混乱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而且越是深入研究下去,问题越多,逻辑上越是混乱。在西方媒介[8]发达国家,新闻学研究也存在同样问题。”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宁树藩教授认为,应该将新闻理论研究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本义新闻学”以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是在新闻和新闻传播质的规定性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即建立起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学;“广义新闻学”则以新闻媒介或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内容、结构与运用方式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面,不可能构建出真正的新闻理论体系。宁树藩教授认为,目前的新闻理论应该以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为主。应该说,与传统的将新闻本体和新闻事业混淆在一起的研究相比,这种分开式研究对克服新闻理论研究的弊端有一定针对性,对构建比较严谨的新闻理论体系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是,这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将“新闻媒介”或“新闻事业”这一新闻实践活动非常重要的范畴排除到“本义新闻学”体系之外,不仅对新闻理论研究来说不够完整,何况失去了对新闻事业及其性质和功能的研究,“本义新闻学”未必能真正把握住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
还有其他一些新闻学者对新闻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有着同感,在此就不一一罗列。可以说,在对新闻理论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把脉”时,不少学者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开出的“药方”却常常不见得十分有效,问题都在于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没有彻底超越传统新闻理论。
面对新闻理论研究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一些学者不仅从内容层面上反思,也开始从研究方法层面进行反思。童兵教授在《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序言中深有感触地说:“研究方法的陈旧和不科学,害苦了包括我在内几代新闻学探索者。希望后来人能在我们的教训的基础[9]上有所创新。这方面,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太多太多了。”
那么,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在新闻理论研究中究竟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呢？
通常来看,科学的结论都是通过科学的理论体系演绎出来的,马克思在论述理论研究应该遵守的规范时这样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10]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引向结果的途径”是合乎真理的呢？这就不仅要求理论演绎的过程是严谨的,而且要求理论演绎的逻辑起点也是科学的。因为逻辑起点是构建理论体系的前提,只有逻辑起点科学,演绎步骤严谨,才可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进而得出真理性结论。
那么,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又是如何保证的呢？这又要追溯到一项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上。研究方法科学,其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就在抽象程度、划分标准、逻辑周全性等方面是符合理论规范的。科学的理论演绎就是从这样一些逻辑起点出发,推导出许多必然性结论。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从本源上看,逻辑起点是构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而研究方法又是逻辑起点的前提,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寻找到合理的逻辑起点是保证理论演绎科学性的先决条件。对理论构建和学术研究来说,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的重要性超过了内容和结论的重要性。所以,深刻的反思都会从对内容和结论的质疑追溯到对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上的反思上来。
实际上,一种理论的内容构成如果存在问题,人们只要将其与现实经验进行对照就很容易发现;而如果一种理论的研究方法不科学,逻辑起点不合理,人们就需要通过不断追问和反思才能认识到。因为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多是潜在的,不容易被察觉,要深入洞察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上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是一般性的反思,而必须是最彻底的反思,而这样的反思就会进入到哲学反思层面。
郭湛在《哲学素质培养》中这样说:“如果可以说哲学是反思的学问,那么就可以说哲学能力是反思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的反思能力,就是审视、质疑原有的概念框架、思维定势、理论平台的能力。它大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理论体系自身的反思,二是对理论的前提[11]和原则的反思,三是对自身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反思。”
西方哲学家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为思想找到一个最初、最原始的逻辑起点,再从这一起点出发,推导出整个世界的发展演化来。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宇宙的本原,柏拉图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理念;近代哲学家培根认为经验是最可靠的,笛卡儿认为“我思”是不容质疑的。到了近现代,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大师们之所以名垂青史,各领风骚,就在于他们都具有超乎寻常的哲学反思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他们就能从最根本的层面对前人的思想进行彻底批判,从前人看似天衣无缝的理论体系中发现前提、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上的漏洞,并针对这些漏洞和缺陷提出自己独特而崭新的逻辑起点,进而推演出气势恢弘的理论体系。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哲学反思能力常常是欠缺的。黑格尔说:“一般来说,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12]的。”说的就是面对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一般都会有一个习惯性的认识和结论,并喜欢将这些结论直接拿过来就用,而不去追问它的由来。而实际上,那些看上去非常熟悉的东西,人们却不见得就真正理解了它的涵义。黑格尔强调的就是对常规经验进行哲学反思的重要性。
目前,面对新闻基础理论研究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将哲学反思运用到理论研究中来显得尤其迫切,而要对新闻学科的基础理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所提出的一整套基本概念进行反思确实是一件很费力、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新闻、新闻信息、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新闻舆论、新闻自由、媒介经营管理、新闻工作者的素养,这些研究范畴对许多新闻理论研究者来说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人们几乎想象不出新闻理论不去研究这些范畴,还能去研究别的什么东西？而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出在这里。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知道,目前新闻理论的概念范畴都是在单一的分解式研究、朴素的经验直观和缺乏更高抽象基础上形成的。由于这些概念主要是从实践层面去把握新闻活动内涵,因而对描述、解释和指导新闻实践活动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作为理论“元件”的概念系统,在对其进行创建过程中,不能只考虑应付实践需要,更需要从整个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上去形成概念。由于当初创造新闻理论概念系统时,缺少这种意识,没有从理论体系的演绎层面去思考概念的合理性,而基本上以经验归纳为主,使理论研究的范畴与实践经验基本等同,这就导致用这套概念系统去构建理论体系时,必然出现种种弊端。新闻理论长期以来徘徊不前的根源正在于无法摆脱这些传统概念的羁绊和束缚。
三、新闻理论研究的现象学方法及新的逻辑起点
既然新闻理论原来的概念系统和研究方法存在明显弊端,不利于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那么,科学的、合理的逻辑起点和概念系统又是什么呢？
前文我们将新闻理论的研究目标确定为:超越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社会或国家的新闻实践活动,探寻古今中外一切新闻事业发展的共同规律。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呢？其实,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困难,只要我们熟悉特殊性与普遍性、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就会知道,这种研究需要我们透过各种现象抓住人类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共同本质,将把握新闻实践的共相或普遍性作为理论研究的目标。惟有这样,才能冲破局部经验束缚,揭示出一切新闻实践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律。
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我们发现,以“回到事物本身”为宗旨,强调“本质还原”的现象学方法不仅对我们获得新闻实践活动的本质和共相有很大帮助,也是我们用来克服目前新闻理论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存在的弊端、进行理论创新非常有效的方法。
现象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是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它由胡塞尔创立,其显著特征有两个:一是强调本质性。现象学的基本纲领是“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认为只有本质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因此对现象进行本质分析,从特殊的、个别的情况中获取一般的、必然的、不变的共同特性,是现象学的主要任务。但是现象学反对通过对繁杂的个别对象进行分析,进而概括出事物本质来的经验主义观点,认为本质只有通过直观的洞察才能得到。二是强调方法论的独特性。现象学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反对经验主义,主张放弃一切传统观念和成见,通过回到原始的意识现象,按照事物直接向我们显现的样子去描述和分析本质、概念、范畴的构成过程,以此获得有关概念和意义规定性的实在证明。现象学创造了一系列方法术语,如悬置、直观、变换、本质还原、先验还原、意向性等。现象学对后来的哲学、美学、宗教学、心理学,甚至数学、生物学、精神病理学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海德格尔、舍勒、萨特、梅洛·庞蒂等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是熟练掌握现象学方法的大师。在研究新闻理论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现象学方法做些简要介绍。
在哲学史上,人们一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问题。按照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识主体的意识是一个封闭的整体,是一种内在状态,它永远也走不出自己。而客观事物是意识之外的彼岸,是一种超越状态,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如何解决主体与客体、内在与超越的断裂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任务。
胡塞尔认为,以往哲学家们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解是不对的,这种理解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为楷模,是自然思维发展的结果,真正的哲学必须批判自然态度和自然思维。胡塞尔为此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方法——现象学方法。
现象学方法为了破除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对立,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至于如何才能“回到事物本身”,现象学主要是采用“还原”方法,并认为“还原”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本质还原,这种方法是通过对事物本身状态的描述回到事物的本质结构;第二步是先验还原,这种方法是通过最彻底的还原,将一切现象还原为先验意识和先验主体。胡塞尔最终的目的是想通过先验还原打开人的纯粹意识领域,研究纯粹意识的本质结构,进而完成自己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出于新闻理论研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主要对胡塞尔“本质还原”的步骤和方法进行一些介绍。“本质还原”的第一步是通过“悬置”或“中止判断”回到对事物的感性直观。
悬置要求认识主体在开始认识活动之前,不接受任何先入之见,将原来一切知识、概念先放置一边,存而不论。胡塞尔说:“在认识批判一开始,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13]在,它们的有效性被存而不论。”
但是,“悬置”或“存而不论”的目的不是取消一切、否定一切,不是把什么都存而不论,它去掉的只是有关这些事物原来的知识、概念等预设的规定性,并不是连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直观体验和意识再现活动都一笔勾销。所以,悬置的目的是为了让认识主体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让事物本身直接暴露在人的意识活动之中,达到感性直观。现象学的“悬置”和“回到事物本身”目的是要把某个知识转变成属于自我的,同自我不可分的,纯粹由自我亲自把握、亲自建立的。因此,现象学方法不是外在的、强加的,而是认识主体自身实际发生的过程,它认为只有主体亲自构建起来的东西才是不容置疑的。胡塞尔强调这是“一切原则的原则”。他说:“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14]解。应当看到,每一理论只能从原初给予物中引出真理。”
需要注意的是,现象学提出的“回到事物本身”并不是说人类就可以真的回到自然事物本身。现象学中的事物本身,不是康德的物自体,而是“意识到的事物本身”或“纯意识”,是指人们在原初的意识活动中被意指的东西,这一点不可搞混。“回到事物本身”要求人们突破经验科学和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的种种成见,回到自己原始的直观体验中。这样以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超越这些传统认识论的对立范畴就处在了同一个现象学的平面上了,它们之间的鸿沟就消失了,因为作为现象,它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通过“悬置”和“感性直观”,在人们的意识活动中,有关该事物的一切意识就可以充分涌现出来。涌现是直观式的,人们会获得有关该事物的原初景象;涌现也是增添式的,包括在一开始就被悬置在一旁的知识也可能重新出现。所以说,“还原并不是把一切东西都去掉,它去掉的只是这些东西的事先设定的存在性,但是存在设定被去掉了也没关系,只要它能显现出来,我们就讨论它。所以,还原后的世界并没有缩小,反而更丰富了,还原后的研究领域反而更扩大了。因为经过还原,事物死而复生,重新出现,甚至连原先没看到的,都出现了。这时,凡是能显现自身、能自身被给予的都可以成为有效的、可利用的认识对[15]象”。
为了进一步说明直观还原方法与传统的概念表意方法的不同,胡塞尔还将人们的意向行为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直观行为,另一种是符号行为。符号行为与直观行为的区别在于充盈。所谓“充盈”,就是指对事物的直观表象或图像的清晰丰富程度。胡塞尔认为,表象越是清楚,它的活力越强,它所达到的图像性阶段越高,这个表象的充盈也就越丰富。显然,直观行为具有充盈,而符号行为只指向对象,不具有充盈。胡塞尔打比方说:“从一个符号意向到相应直观的过渡中,我们不仅只体验到一种单纯的上升,就像在从一个苍白的图像或一个单纯的草图[16]向一个完全活生生的绘画的过渡所体验的那样。”
区分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对理论研究有很大启示:进行理论研究,究竟是以保持对事物的直观状态为出发点？还是以原有的理论、概念为出发点？如果采用了后者,研究者大多就只能在以前的概念框架内修修补补,很难有根本性突破;如果从现象直观出发,就可以克服语言符号表达意义的局限,让事物呈现本来面目,从而为激活人的创新潜能打开大门。
现象学的“直观”和“还原”为把握事物的本质创造了条件,通过这个步骤,人们的目光集中到事物向我们直接显现的方面,达到纯粹的现象阶段。有了这一步,人们就可以执行第二个步骤,即在对个别事物直观的基础上使共相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意识面前。
如果直观只能处理一个个具体的东西,它就回答不了科学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因为科学认识处理的是一般性的东西和普遍性的规律,而一般性和普遍性能不能在直观中达到呢？现象学认为是可以的,通过意向性活动,事物的本质完全可以在直观中看出来。我们经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现象学可算是真正地透过现象“看出”本质。
那么,现象学是怎么“看出”事物的本质的呢？在直观本质过程中,现象学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自由变换”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就可以从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中去把握共相。
自由变换就是自由地想象,就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所知道的一切,这种可能性包括过去生成的实例、目前的实例以及未来尚未生成的实例(可能性实例)。
自由变换的目的是为了直观出不同事物的共相,它要求在自由变换中把握无论怎么变都变不掉的方面,并把它们不加掩饰地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就是本质直观。举例来说,几何学家在规定一个纯粹的球体时,可以脱离一个个特定的球的具体空间对象,在他的想象中自由地改变个别对象所给予的一切可能性,如篮球、足球、乒乓球、氢气球、玻璃球、钢珠球等等。在自由变换和想象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不变的常态——几何学中的球体。这是一个摆脱了各种具体形态的纯粹的球,是事物的共相,它的内容特征就是该类事物的本质特征。这样,个别事实(如篮球)是与偶然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个别事物的共相(球)就是事物本质所特有的,是必然的。因为个别事物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而本质则不能是另外的样子,它必须保持自身的稳定性、一致性。刘放桐对此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方法是以我们知道这一类东西的‘边界’为前提的。在边界这一边的东西属于这一类东西,在边界那一边的东西不属于这一类东西。边界定在什么地方,对于确定某一类东西的本质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本质就是边界之内的这[17]一类东西所共同具有的规定性。”现象学方法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来把握事物本质的。
现象学的直观和自由变换类似一种“过滤”方法,如果说“悬置”和“终止判断”过滤掉的是人们认识事物之前以自然态度给予事物的存在设定,那么,自由变换则主要过滤掉的是意识流中的变化不居者,留下的是常驻不变的一般本质。自由变换与传统的概念抽象不同,概念抽象是从一个低级的种或属上升到更具普遍性的属或类的逻辑推演,是空洞的概念等级提升。比如从“小轿车”到“汽车”,从“汽车”到“交通工具”,从“交通工具”到“工具”等等。在不断抽象化和普遍化的过程中,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少。现象学与此不同,由于它去掉了对事物一切预设的存在性,而主要是一种本质再现活动,个别事物与一般事物之间主要是映现和构成式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特点,胡塞尔认为,本质直观甚至不必都通过自由变换来完成,一次完成也是可能的。他说:“个别之物在其内在之中只能被设定为‘此物’,作为这个流逝的感知、回忆等等。它本身是偶然的,它不是本质,但它‘有’一个本质。通过对本质联系的揭示,那些主导性的‘原理’以及那些通过它们而被规定的‘存在’与‘意[18]识’之相关方式便可以被看见。”张祥龙以“红色”的本质的获得为例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本质直观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本质直观里面已经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里头有感觉材料,也包括激活感觉材料而获得的一般的红,提供给感觉直观的具体的红的感觉材料应该与[19]提供本质直观的红的感觉材料有共通之处。
胡塞尔充分肯定了这种通过本质直观方式获得事物规定和知识的科学性,他强调:“任何原本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理源泉,所有在‘直观’中原本地展现给我们的东西都可作为自身被给予之物接受下[20]来。”
在直观出了事物的本质之后,现象学认为就可以对本质进行概念化处理,这些用来指代事物本质的概念为进一步表达本质的内涵提供了条件。胡塞尔说:“本质研究是对意识行为的分析。直观便意味着直接地意识到。它伸展得有多远,相应的‘观念化’或‘本质直观’之可能性便伸展得有多远。只要直观是纯粹的,完全停留在自身之中,被直观的本质便是绝对名见,并且在概念中得到确定,这些概念为单义[21]的、客观的和绝对有效的陈述提供了可能。”
以上我们对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流派,现象学方法对许多学科都有重大启示,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方法运用到研究新闻实践活动上来。
以下我们就比照传统新闻理论,研究如何运用现象学方法来寻找新闻理论新的逻辑起点问题。
对新闻理论研究来说,我们的目的要建立那种能够统摄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而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可以有效地把握事物的共相,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很容易发现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然后以这些共相为逻辑起点,去完成对新闻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实现理论研究的目标。“回到事物本身去思考”是现象学方法的一个基本态度,也是我们研究新闻理论问题应有的出发点。那么,怎样才能“回到新闻实践活动本身去思考”呢？它要求我们在思考新闻理论问题之前,尽量消减主体意识中原先固有的知识,先把关于新闻学各种已有的理论和概念“悬置”起来,暂且存而不论,然后保持自我意识的独立性,进入到对新闻实践活动的直观状态,在意识中把一切新闻实践活动都逼入纯现象的范围,让新闻实践活动自身显现自身。
通俗点说,就是我们在进行新闻理论研究时,先不要像过去那样,从新闻的定义出发去思考什么是新闻？更不要让新闻的真实性、新闻价值、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新闻自由等已有概念占据我们的大脑。因为对“我”来说,新闻的定义也好,其他各种概念也好,都不是新闻实践活动本身,也都不是“我”大脑中活生生的新闻实践现象,而是一些现成的知识,这些知识都不是由“我”亲自建立起来的,而是别人告诉“我”的,是一些先入之见,它们的科学性、合理性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这些知识搁置到一旁,甚至将一切语言活动和逻辑思维都停止,只从“我”对新闻实践活动最直观的印象出发,将新闻实践活动最原始的状态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的意识当中,而且将这种原始状态作为一切新闻知识惟一的合法来源。所以,对“我”来说,所谓“回到新闻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回到我们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最直接的意象中去,就是尽量在自己的大脑中浮现有关新闻传播活动最直观的场景,达到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感性直观,然后再去形成有关知识。
按照这种要求,我们就会在大脑中浮现出这样一幅幅有关新闻传播活动的活生生的景象:
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新闻传播实践生生不息,川流不止。从中国最早的报纸——唐代的进奏院状到宋代的邸报以及明清的民间报房,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到中国人自己的报纸,从维新运动的报刊活动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报刊,从无产阶级报刊的诞生到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从欧洲封建社会时期的报纸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党报纸,从大众化报刊的兴起到强调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报刊,从黄色新闻的泛滥到法西斯的舆论宣传,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到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从以笔和纸为工具的手抄新闻到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从广播电视的诞生到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的普及,从互联网的出现到数字多媒体,从最初的报纸作坊到近代的报社企业,从多种媒体混合的媒体集团到国际传媒跨国公司,人类新闻实践活动来来往往,千姿百态。这一切在我们的大脑中如同放电影一样,一幕接着一幕,都是直观的、涌现式的,是一幅幅活生生的场景。通过直观,我们尽量使各种新闻实践现象在自我意识中充分涌现,不断增添新的成分,达到对新闻实践活动的直观。这些在我们大脑中涌现出的场景远比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新闻理论概念生动、丰富得多。这种直观就是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感性直观,是我们把握一切新闻实践活动共相和本质的第一步。
应该说,现象学方法中第一步所采用的“悬置”或“感性直观”并不完全是现象学的专利,传统的新闻理论研究者虽然采用自然思维方式,将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思考问题,但只要研究者富有创新精神,并打算从源头上彻底思考新闻实践活动是怎样一回事,一般也会采用悬置方法,也会让自己尽量保持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感性直观,即“回到新闻实践活动本身去思考”,在与新闻实践活动原初形态的参照比较中,形成概念,进而构建理论知识。只是他们的直观在许多时候可能是下意识的,还不够彻底和纯粹,在直观的同时可能还夹杂着概念的抽象和逻辑推理。我们可以将这种直观视为一种朴素的经验直观,而非现象学上的直观。
另外,在对大脑中浮现出的场景的理解上,自然思维方法认为这种场景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是对客观的真实写照,甚至在自我意识中,经常把这种场景混同为客观事物本身。而在现象学看来,这种场景主要是一种纯粹的意识,无论自然思维者多么坚信自己大脑中的图像就是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现象学都认为这无非是人们在意识中将客观事物还原成它原始的现象而已。
完成了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悬置和感性直观,我们就可以进行本质还原的第二个步骤——“自由变换”,即在对个别现象的自由变换中提取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和本质。这是采用现象学方法区别于采用自然思维方法研究新闻实践活动的关键所在。这里有必要将两种方法对照起来论述。
目前新闻理论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自然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把握新闻实践活动共相和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全面统摄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通过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实践活动的内涵。一般来说,理论范畴越具体,其现实针对性就越强,但也往往缺乏对研究对象高屋建瓴的把握。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由于理论建立在局部经验总结基础上,而新闻实践活动的发展速度很快,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下,人们从事新闻实践的经验差别很大,于是理论研究在实践面前经常陷入被动,理论常常被不断变化的实践拖着走,面对新闻实践活动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研究者的经验在不断调整,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形成新概念,然后用这些概念去跟踪实践的发展。这种经验式的和随机式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的不断分解和切割,使概念变得支离破碎,一直无法提升到应有的统摄范围上来。
现象学方法的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它以揭示各种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和本质为目标,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的自然思维彻底分道扬镳,它是采用自由变换的方法,在直观中把握新闻实践活动的本质。具体来说,可以这样进行:
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在大脑中不断变换各式各样新闻实践活动的场景,逐渐地,有关新闻实践活动历史的差异、社会的差异、国家的差异、媒介形态的差异、组织形式的差异等等,都因为这种不断变换而慢慢模糊,直到最后完全隐退,剩下了一些对新闻实践活动无论怎么变换都变不掉的方面,这些方面在我们的意识中依然十分清晰、直观,只不过它已经由原先的个别景象变成了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图景。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这幅共相图景: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千变万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了解这些变化信息的需要。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依靠一定的组织机构,每天忙忙碌碌,到处采集最新发生的真实信息,然后进行加工、整理,把它制作成新闻报道,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这些新闻报道传递给社会和广大受众,人们接收到新闻信息之后,就对身边的生存环境乃至自己大脑中的整个世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新印象,这些印象影响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决策。
这是川流不息的新闻实践活动的一种共相,这种共相不是从概念中抽象出来的,而是透过新闻实践活动大量的感性材料最后被直观到的。由于这种共相是古今中外一切新闻实践活动都无法摆脱掉的,它也就隐藏着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本质,是事物本质的所在之处。我们要发现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普遍规律,就一定要紧紧围绕着这种共相展开研究。
但是我们的理论研究也不能只停留在对这种共相场景的整体描述上,因为如果不能将其概念化,就无法明确新闻实践活动本质的具体内涵,就无法为进一步探讨理论问题创造条件。所以,接下来必须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本质进行概念化处理,即通过概念对这种共相场景进行把握。
传播学研究的先驱——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围绕着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提出了一个著名的5W传播模式,这个理论模式对我们将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进行概念化处理具有借鉴价值。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包括了这样几个基本环节: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于是,与这五个环节相对应的理论研究范畴就被划分为:针对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针对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针对传播媒介的“媒介分析”,针对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针对传播效果的“效果分析”。“这五类分析好比是构筑传播学大厦的[22]一张蓝图,不妨说传播学的一切理论构想无不脱胎于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是对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概括和抽象,也可以认为是在直观到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共相之后所进行的概念分解。拉斯韦尔用这套概念来把握信息传播活动,是按照信息传播流程来划分研究对象、设置理论范畴的,其特点是比较形象,便于理解。传播学有时之所以被认为比新闻学更富学术味道,就在于它是对这种共相的把握。这种共相源于人们能够感知到的经验,但是又超越了具体的经验的束缚,是从传播行为的共同属性层面去展开理论研究;而新闻学研究时至今日仍难以摆脱具体经验对理论构建的羁绊,无法上升到共相层面去研究新闻实践活动发展的共同规律。所以,提到新闻学,人们更多地注意到的是中西研究的差异性;提到传播学,人们更多地注意到的是研究的相同性。
作为一般性的传播理论研究,通过拉斯韦尔所创设的概念体系就可以对人类信息传播活动进行普遍化和本质化分解了,就可以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了。但是,新闻理论研究却不能就此满足。虽然传播学的许多理论对新闻理论研究具有很大帮助,新闻理论研究却不适合照搬拉斯韦尔的这套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传播学以人类信息传播为研究对象,其外延远远大于新闻传播,采用这套概念体系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容易将新闻传播活动与其他传播行为混淆,导致将新闻学研究泛化,丧失掉新闻实践活动的个性和独特内涵;二是这套概念体系只是人们认识信息传播活动的一种常规角度,偏重于从比较微观的个体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方面去认识信息传播活动,容易忽略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特有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三是这套概念体系属于简单的流程分解,与理论演绎所强调的抽象性、简练性尚有一定距离。所以,新闻理论在寻找自己的逻辑起点时应该另辟蹊径。
在这里,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拉斯韦尔模式的新的划分视角:
出于理论研究周全性和起点概念精炼性方面的考虑,我们可以从社会实践角度出发,把直观到的这幅共相图景进行这样一种区分,即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人类一种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新闻实践活动自身是什么”、“新闻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或“新闻实践活动为什么”这样两个基本范畴。前者指向新闻传播实践活动本身,这一范畴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物质手段、组织机构、运行流程、活动方式等方面问题,不仅包含了拉斯韦尔模式中的“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还包含了拉斯韦尔模式中难以涉及的其他内容。后者则指向通过新闻传播活动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这是新闻实践活动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它涉及新闻传播活动背后的动机、目的以及在这种动机、目的支配下的新闻传播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和功能。应该说,这两个基本命题的划分比起拉斯韦尔的传播流程划分,显得更加精练、概括些。而且由于这两个范畴是构成性的,是对新闻实践活动的完整把握和周全划分,逻辑联系也十分紧密。尤其是这两个范畴从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这两个人类社会实践最基本的范畴来划分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图景,更具有哲学意味和人文精神,更能够从理论研究的制高点上切中新闻实践活动的核心内涵。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上述划分,我们还可以在大脑中将所直观到的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图景再稍微调整一下,来进行这样一种理解和划分:人类依托一定的技术工具和组织机构进行新闻信息的采集、加工和传播活动,这种活动为社会搭建了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各种利益团体和个人都将这个平台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总是试图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或者使它能够为其所用。于是,这幅共相图景就可以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这个平台是什么,二是这个平台有什么用。换言之,就是“新闻实践活动是什么”和“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这样两个问题。与前一种划分相比,第一个命题没有任何变化,后一个命题则产生了细微变化,由“新闻实践活动为什么”变成了“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仔细分析其中的差别,会发现前者指向行为主体的内在动机,后者指向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外在效果;前者看到的是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起点,后者看到的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归宿。二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将目光投向新闻传播活动本身以外的其他事物。因此,从这一点上说,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但是,对具体的理论研究来说,“新闻实践活动是什么”和“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只是一种粗略的研究范畴区分,直接用这两个范畴来把握新闻实践活动的本质还显得过于笼统,无法对问题形成深入探讨。为了进一步把握新闻实践活动的本质,还需要对这两个范畴的内涵进行明确,即用更为清晰的概念将其具体化。所以,下面我们再来探讨怎样将这两个基本范畴进行概念化处理。“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这一范畴指向新闻实践活动与外部世界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实际上就是指向新闻实践活动的功能。以下我们可以采用“媒介功能”这一概念来表示。媒介功能包含了新闻实践活动的一切价值和功能,价值判断的主体或参照系不同,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内容也就不同。透过中外新闻事业发展史,我们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社会形态下,由于利益主体不同,新闻事业的功能千差万别。新闻事业可以是维护政权的工具、革命斗争的工具、满足大众信息消费的工具、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传承文化的工具、监督社会运行的工具、获取商业利润的工具等等。但是无论新闻事业的功能怎样变化,有一点是怎么变也摆脱不了的,那就是无目的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不存在的,新闻传播活动都会指向一定的目的和用途,都会指向一定的功能,而各种具体功能都已经包含在“媒介功能”这一概念范畴之内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研究中,媒介功能并不泛指“大众传播媒介的一切功能”,而是指通过新闻传播活动所实现的媒介功能。本研究是将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限制在新闻传播领域,只是出于表达上的方便,我们将“通过新闻传播活动所实现的媒介功能”简称为“媒介功能”。“新闻实践活动是什么”则指向新闻实践活动自身,是自身的属性和状况。这一范畴看起来很容易理解,实际上却比较复杂。这里首先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一范畴中,包含着两个基本属性各不相同的事物,一个是新闻事业,另一个是新闻信息。
新闻事业是新闻传播机构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组织形式开展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总称,是新闻实践有形的物质活动状态。以下我们可以采用“媒体形态”这一概念来表示。媒体形态的具体内涵包括这样一些层次:(1)传播新闻活动要依托一定的信息传播技术或工具;(2)围绕一定的传播技术形成了特定的新闻信息采集、加工、传播工作流程;(3)新闻媒体机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有自己在管理、经营、发展上的总体策略;(4)新闻媒体在社会当中不是孤立存在的,都面临着一定的社会控制。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媒体形态的基本内涵。实际上,这些内涵已经涵盖了传统新闻理论中“新闻事业”所涉及到的所有内容。我们之所以将媒体形态的内涵确定为上述四个方面,是因为这些方面同样是来自对新闻实践活动共相图景的分解,是对“新闻实践活动的组织和行为方式是什么”的细化。由于这些方面也是我们在直观中面对各种新闻实践现象怎么变换都摆脱不掉的特质,所以它们也属于本质性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从人类完整的新闻实践活动来看,在新闻事业诞生以前,还存在着一个“前新闻事业”阶段,即人类社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新闻信息的交流活动,那时的人们通过肢体、口头等方式也在传递新闻信息,这一阶段的新闻传播活动基本上不具备上述某些特质。由于这时的新闻传播活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融合在一般的信息传播活动之中,所以这一阶段的新闻传播活动不在我们的探讨范围之内,我们所要探讨的是独立存在的、专门化的新闻传播活动,即新闻事业阶段的新闻实践活动。
接下来我们再来研究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则是媒体形态作为一种工具所承载的内容。在“新闻信息”这一范畴中,尤其需要加以区分的是,新闻信息的外在形式和本质属性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其外在形式多体现为一些有形的存在方式,比如以消息、通讯、深度报道、广播录音报道、电视现场直播等形式来传递新闻信息;而本质属性则完全是一些抽象的规定,人们一般用“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来规定新闻信息,以使新闻信息能与其他各种信息区别开来。在这里,为了能够切中新闻实践活动的要害,我们将这种抽象的规定从“新闻实践活动是什么”中单独提炼出来,并在新的理论研究中给予它应有的地位。我们把对新闻信息的这些抽象的规定称为“新闻理念”,而把新闻信息的具体内容以及外在形式仍然划归媒体形态范畴。
运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新闻理念的内涵,我们发现,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作为新闻理念的具体内涵,同样是我们对各种新闻信息进行自由变换而得来的,是一切新闻信息无论怎么变换都摆脱不掉的特质。只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当中,许多人认为,新闻价值也应该作为新闻信息的本质属性,一切新闻信息都必须具有新闻价值。表面上看,这种观点很有道理,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严格按照现象学方法的标准和要求来观察,在人类完整的新闻传播实践史上,有些时候的新闻媒体并不将满足受众的新闻价值需要作为新闻信息的必备条件。比如,许多政党报刊所刊登的宣传性信息主要是为了实现传播者的政治意图,并不见得一定要满足受众的新闻价值需要。但是这些信息也具备真实性、新鲜性和公开性这样一些特征,也被视为新闻信息。因此,我们只能说人类所传播的新闻信息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或媒介功能指向,但将新闻价值作为新闻信息的必备条件却不是必然的。由于在我们对新闻信息的自由变换中,新闻价值不具备必然性,因而它不能作为新闻理念的本质内涵来看待。
以上我们对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划分,将新闻实践活动用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体形态这三个概念来把握,构成了对新闻实践活动一种全新的读解,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保证了能够把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与具体现象严格区别开来,使新闻理论研究能够以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为逻辑起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根除传统新闻理论局限于局部经验的弊端,把握住古今中外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共同规律,从而使新闻理论达到应有的统摄范围。
那么,在新闻理论研究中,面对各种具体的概念、范畴,怎样才能严格区分出哪些是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哪些是新闻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呢？
根据前文介绍的现象学本质还原方法的要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区别新闻实践活动共相与特殊性的关键点在于,特殊性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偶然属性,共相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必然属性。必然属性也是新闻传播活动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它必须是构成新闻实践活动的不同方面,缺失了任何一个方面,新闻实践活动将不复存在。对任何一种具体的新闻实践活动,这种共相特质都能够对其进行把握,这就是现象学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经验归纳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胡塞尔认为本质直观之所以也可以不通过自由变换方法,而是通过一次性直观来完成,关键也在这里。因为如果本质或共相不能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事物之中,它也就不能成其为本质。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体形态这三个元素之所以能够统摄古今中外一切新闻实践活动,也是因为任何一种具体的新闻实践活动都包含着三元素这样一些本质成分。
而特殊性或差异性则可以看作是共相的各种变化和具体内涵。共相具有恒久不变的特征,特殊性则因社会历史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传统新闻理论中的许多范畴进行重新甄别。
比如,受众作为完成新闻传播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是共相,但是新闻价值不是共相,因为历史上一些媒体并不将满足受众的新闻价值需要作为自己的传播目的;传媒技术和新闻事业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共相,而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则不是共相,它们是传媒技术和新闻事业的具体变化;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是一般信息能够成为新闻信息的条件,它们是共相,而新闻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具体功能都不是共相,因为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新闻传播活动的使命和功能一直都在变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新闻理论花很大精力去研究的一些范畴不是普遍意义上新闻理论所必须研究的范畴,只是某种共相的一些变化或具体内涵。在第一部分里,我们分析了传统理论存在的种种弊端,现在来看,其方法论根源就在于没有对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与共相的内涵进行严格区分,导致将共相范畴与特殊范畴混为一谈。新研究要想夯实基础,理清头绪,把握方向,就必须遵循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先紧紧抓住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展开研究,然后再去研究共相的各种变化或发展。
在与传统新闻理论的比较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如果以三元素这种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与传统新闻理论形成了显著区别,而且有效地解决了原来的许多难题。
传统新闻理论研究采用的是一种自然思维方式,虽然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但是许多学者也在努力构建新闻理论的逻辑体系。他们大多主张通过两种方法寻找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种是偏重经验和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倾向于通过对新闻、新闻事业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进行历史考证来把握新闻实践活动的演化规律;二是偏重逻辑推演式的研究,这种研究通过对新闻实践活动的基本概念进行逻辑分析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主张先搞清楚什么是新闻,比如对“新闻”、“新闻信息”、“新闻价值”等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内涵进行推敲和规范,然后以这些概念为逻辑起点,去构建新闻理论大厦。可以说,在目前的新闻理论研究中,这两种倾向是并存的。在研究新闻本体或本质特征时,概念分析和逻辑演绎的成分多一些,在研究新闻事业时,历史和经验总结的成分多一些。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如果以抽象色彩较浓的新闻本体为出发点,很难将“新闻事业”这一范畴纳入自身的逻辑推理体系;而如果从现实中的新闻事业出发,又很难将新闻本体的抽象内涵统摄进来。新闻的本质属性与现实中的新闻事业简直就像是在两条不同道路上跑的车,没有多少关系。于是,在目前的新闻理论研究中,两个重要范畴在同一理论体系内各行其是,无法融为一体,导致理论内部产生明显断裂感。长期以来,新闻理论研究者一直面临着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新闻事业作为新闻实践活动的承担者,是新闻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范畴。但是将其纳入新闻理论体系中,就会与新闻本体研究难以衔接;如果不将其纳入,新闻理论研究则面临着明显的缺失,就会丧失完整性。面对这种困境,一些学者对新闻理论基本范畴的设置产生了分歧。
刘建明教授就主张新闻理论研究应该放弃对新闻事业的研究,他认为:“就像文学理论不把文学事业,哲学不把哲学研究机关作为对象[23]一样。新闻理论不应该把新闻事业与新闻并列起来作为对象。”
吴高福教授则认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新闻,而新闻又不能离开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不断地向着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组织系统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新闻事业。因此,新[24]闻学的研究范围,自然应包括新闻事业。”
宁树藩教授则从理论体系建构的角度出发,主张将新闻理论研究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就像前文介绍过的那样,“本义新闻学”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学,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在新闻和新闻传播质的规定性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广义新闻学”则主要考虑建立关于新闻理论较为完整的知识面,它以新闻媒介或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内容、结构与[25]运用方式为研究对象。
面对难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范畴设置上的分歧源于逻辑起点上的分歧。那么,本研究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
在本研究中,我们主张必须将“新闻事业”纳入新闻理论体系中,但是它所找到的逻辑起点与原来理论完全不同。新研究以寻找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为目的,在发现共相以后,将其分解为“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和“媒体形态”这样三个概念。新闻理念指向抽象的新闻本体问题,而媒体形态指向有形的新闻事业,媒介功能则指向新闻事业的功能和作用。以这三个基本元素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既不是追根溯源式的,也不是单一概念的逻辑演绎式的,而是共时性、构成式的,它可以选择任何时期、任何社会的任意一种新闻实践活动展开研究。这样,新研究的逻辑起点就不是某个单一的概念,而是能够全面统摄新闻实践活动本质内涵的三个基本元素。
探讨了新闻理论三元素的形成过程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以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体形态作为新的逻辑起点,究竟对新闻理论研究意味着什么？新研究又将如何通过三个基本元素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四、新闻理论研究的转型与超越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三元素作为逻辑起点的意义,那就是意味着新闻理论研究基本范式的转型,意味着对传统新闻理论的根本性超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一)新研究将对原有概念进行重新归位
用三元素所形成的概念框架来关照传统新闻理论研究,我们会发现传统理论中的所有概念在以三元素为逻辑起点的新理论中可以得到系统梳理,并可以进行重新定位。这是我们对新逻辑起点的第一层意义的理解。
必须承认,传统新闻理论的许多范畴也涉及到了新闻实践领域的核心内涵,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共相范畴。但是,传统新闻理论的概念系统一直存在着严重问题,理论只是涉及到了新闻实践活动方方面面的内涵,并没有对这些内涵进行有效地梳理和整合,只是将很多不同属性、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概念简单地堆放在一起,导致新闻理论在概念层面十分混乱。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概念的划分标准杂乱,理论内部结构松散,缺乏逻辑性。比如,前文曾经指出,在新闻理论现有的概念系统中,新闻和新闻事业的起源属于历史问题,新闻的定义属于抽象概括问题,新闻事业属于现实形态问题,新闻的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都属于新闻信息的本体规定问题,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新闻价值、党性原则、新闻舆论等都属于新闻传播活动与外部世界的价值关系问题,媒介经营属于新闻事业的经济管理问题,新闻自由与新闻法规属于新闻活动的社会控制和法律规范问题,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则属于活动主体的职业伦理问题,媒介批评属于对大众传媒的社会文化反思问题等等。在一套理论体系内部,既有抽象概括、实体形态、历史追溯、本体研究、外部功能,又有新闻实践活动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道德、文化等交叉问题,新闻理论体系成了有关新闻实践活动知识的“大杂烩”,理论研究所需要的逻辑推理和概念演绎几乎无从谈起。
第二,概念的内涵界定模糊,一些概念在理论内部的逻辑归属关系交叉重叠。比如“真实性”这一概念,在新闻的本质特征部分,人们都认为真实性是对新闻信息的基本规定,脱离了真实性,新闻就会丧失存在的基础。因此,真实性一般都被纳入新闻的本质特征范畴;而在新闻价值部分,一些学者将新闻价值分为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可变要素包括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而将真实性和新鲜性纳入新闻价值的不变要素之中(参见郑旷主编的《当代新闻学》、王益民的《系统理论新闻学》等著作);也有学者未作可变因素与不变因素的区分,直接将真实性纳入新闻价值范畴(参见吴高福的《新闻学基本原理》、缪雨的《新闻学通论》、蔡铭泽的《新闻学概论新编》等著作)。此外,由于研究者又都非常重视真实性,经常将真实性视为新闻工作的生命,于是,几乎所有的新闻理论教材又都将真实性纳入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当中。由于对概念的意义指向缺少严格界定,主要凭借直觉把握其内涵,导致同一概念在理论内部的不同部分交叉重叠,理论的逻辑严谨性大为削弱。
第三,概念设置缺少整体规划,经常见机行事,比较随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理论基本上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将政治性作为新闻理论的惟一内涵。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满足大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在新闻理论中开始得到重视,新闻理论体系中陆续增加了新闻价值、新闻舆论等方面内容。近些年来,新闻媒介的产业属性日益彰显,新闻理论中又加入了新闻的商品属性、媒介经营管理等方面内容。当前,随着传媒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引入,一些新闻理论著作中又将媒介批评等内容增加进去。特别是一些学者为了提高新闻理论的学术水平,直接将传播学的研究范畴“移植”到新闻理论中来,对新闻理论整体架构和体系进行“大换血”,诞生了一批将传播学与新闻学“嫁接”在一起的新闻传播理论著作。另外,由于缺少整体规划和把握,甚至对新闻理论到底该不该设立“新闻事业”这一范畴也发生了分歧。种种情况表明,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新闻理论所研究的概念范畴缺乏稳定性,内容设置多是根据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随意增设或改变。
所以,虽然传统新闻理论中的研究范畴都已经涉及到了三元素问题,但大多是三元素的一些具体内涵。由于一直没能上升到完整的、综合建构层面去对这些概念进行逻辑梳理,导致理论的概念系统出现诸多问题。
对理论研究来说,弄清概念的逻辑归属,并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对每个概念进行定位十分重要。索绪尔在研究语言学问题时,发现心理学、人类学、规范语法、语文学等内容都掺杂进当时的语言学研究中了,使语言学的核心内涵正面临着被分解掉的危险。于是,他在研究一开始,首先对语言学进行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分,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区分为言语和语言,正是这一区分使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顿时清晰起来。他说:“我们在全部言语活动中为语言科学安排好了它的真正的位置,同时也就确定了整个语言学的地位。言语活动中其他一切构成言语的要素都会自动来归附于这一门科学。正是由于这种归附,语[26]言学的各部分也就都找到了它们的自然位置。”
面对新闻实践活动这一客观存在,传统理论分解出了许多概念范畴,诸如:新闻、新闻事业、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新闻的客观性、新闻的商品性、新闻事业的阶级属性、产业属性、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媒体集团、媒介专业化、媒体经营、媒体管理、媒体所有制、受众需要、监视环境、党性原则、新闻舆论、新闻队伍、新闻自由、新闻法规、新闻道德、媒介批评等等。而我们对这些概念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理清头绪,让各种概念能够在理论的整体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元素作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系,提供了分析新闻实践活动、把握传统新闻理论概念的一种全新视角。它注意到了概念对事物内涵分解的逻辑性和对外延把握的周全性。在最高层面上,用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体形态三个概念去把握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涵,这种分解和构建都是完整周全的;在三元素内部,新研究对每一个元素外延的把握同样注意了周全性。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是对新闻理念的一种完整分解,只要符合这三个必要条件,就可以是新闻;无论缺少了哪一个,都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在媒体形态上,从传媒技术、新闻信息的运行流程、媒体内部管理和社会控制等四个方面来把握媒体形态的内涵,层次是分明的,内涵也是完整的。媒介功能虽然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变易,对各种功能无法穷尽列举,但新研究主要是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其进行追问,即通过研究新闻实践活动功能的本质属性,寻找其恒久的规律。
这样一来,三元素及其下属的子概念就对新闻实践活动的内涵形成了完整把握,为新闻理论研究打开了新视野。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新的逻辑起点,具有了以下两方面重要意义:
第一,使人们在大脑中建立起清晰的概念体系,原先的各种概念可以在新体系中得到系统梳理,并进行准确定位。
传统新闻理论大体上也包括了新闻本体特性研究、新闻事业特点研究和新闻事业功能研究,这些研究范畴与新闻理念、媒体形态和媒介功能基本上是对应的。但是,三元素则是对新闻实践活动内涵的重新划分和构建。从三元素出发,可以对传统理论中杂乱的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和重新界定。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归类:新闻的定义、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新鲜性、公开性等概念都属于新闻理念范畴;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新闻价值、党性原则、舆论宣传、舆论监督、商业价值、媒介批评等概念都属于媒介功能范畴;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都属于媒体形态中的技术范畴;新闻信息的采访、写作、编辑、制作、发布、接收都属于媒体形态中的运行流程范畴;媒体定位、媒体发展战略、媒体集团化、频道专业化、制播分离、广告经营、发行经营等属于媒体形态中的内部管理范畴;媒体所有制、新闻政策、新闻法规、新闻职业道德等都属于媒体形态中的社会控制范畴。
在重构理论框架过程中,新体系十分重视解决原先概念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求理论内部划分的标准要统一,概念之间的界限要清晰,层次要分明。而且由于这种划分是以给出概念的逻辑方位为主要目的,在最大程度上使概念的外延尽可能周全。所以,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研究范畴,都应该能够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传统的新闻理论范畴在三元素中得到梳理和重新归位,就连那些可能被传统理论忽略掉的范畴,或者随着新闻实践活动发展而新出现的内容也将被纳入其中。
以三元素作为逻辑起点所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会使人们获得一种理论上的整体感。这种整体把握感来自一个由诸多概念组成的概念系统,它分为这样几个层级: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和媒体形态构成了这个概念系统的第一个层次,是一级概念;而这些一级概念内部又可以分出多个子元素,这是第二个层次。比如,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属于新闻理念范畴,就是理论体系中的二级概念;而印刷技术、广播技术、电视技术、网络技术、新媒体技术等都属于媒体形态中的媒介技术范畴,在理论体系中是三级概念。在本研究中,新闻理念和媒介功能内涵只分解到二级概念,媒体形态内涵分解到三级概念。但不论是一级概念、二级概念,还是三级概念,每一个概念都有自己的归属层次。整个理论就是由诸多概念组成的一个内涵界限清晰、层次分明的概念体系。
库恩在谈到新范式对旧范式中的材料进行改造时介绍说:“一位富于洞察力的历史学家,最近在考察由范式改变而使科学重新定向的经典例子时,把它比做‘倒转乾坤’。指出这一过程包含着‘处理与以前一样的同一堆资料,但通过给它们一个不同的框架,使它们处于一个[27]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了’。”
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意味着新研究将尽量避免那种一叶障目式的研究,而是时刻保持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整体把握,并将每个具体问题都放到整个新闻实践活动中去考察,将每个具体概念都置于理论的整体框架之内去理解,这是理论研究上的一次跨越。新研究将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审视新闻实践活动中的各种现象和最新变化。正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库利在评价社会整体演化研究的理论价值时所说的那样:“其实,人们所期望从我们的研究中获得的最好的成果之一就是一种以博大、镇定的态度看待人类生活发展的能力,[28]一种看出生活所具有的完美的统一和美好事物的能力。”
第二,由于所有概念都处在一种相互关联的结构之中,人们将时刻用普遍联系的眼光去认识每个局部变化。
概念系统的有序排列,使人们对各种概念的理解就不再是单向度的或支离破碎的了,而倾向于在事物不同侧面的普遍联系中把握局部变化,并分析某一局部的变动对整个事物所产生的影响。
具体到操作上,人们对新闻理论所涉及的每一个概念,都应该先找到其所归属的元素范畴,再顺藤摸瓜,注意到与这一概念相关的上下层次,以及处在同一层次的相邻概念,看看这一概念所处的层次与其他层次、这一概念与处于同一层次的其他概念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这有点类似于在汽车上安装了GPS定位系统,无论汽车走多远,我们都能通过定位系统迅速发现它的方位,进而跟踪它,掌控它。
而且,通过这一概念系统,我们还可以对各种概念之间的作用方式进行梳理,分析某一概念的变化将导致其他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从而揭示出各种概念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比如,新闻理念中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的实现程度和媒介功能、媒体形态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新闻理念是怎样保证新闻事业自身的独立性,而不至于被媒介功能完全异化的。又如,媒体形态的变化会给媒介功能带来哪些变化,而媒介功能的变化又如何推进媒体形态的变革,中国当前新闻实践中哪些问题属于功能与形态的调整,哪些问题属于形态内部的调整,哪些问题属于功能之间的妥协。再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新闻自由、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等每个概念在三元素中是怎样被结构的,对它们意义的诠释,只能在概念的结构关系中展开,而不能做孤立、静止的理解。上述许多问题既是理论应该研究的重要领域,更是当今新闻实践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但是,如果不能从三元素层面去作高屋建瓴的把握,就只能就事论事,继续在狭隘的经验中徘徊不前。
从概念的整体结构出发,我们还可以对新闻理论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考察,甚至列出一个问题单子,再去展开系统研究。比如,网络传播技术对新闻采集、制作、传播流程的影响,对媒体经营方式的变革,对媒体控制的冲击,对新闻理念的影响,以及在媒介功能方面形成的新变化等等。又如,新闻舆论引导这一功能需要对媒体控制、信息内容采集、加工、制作、传播的影响和制约,对新闻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的影响,对其他媒介功能的影响等等。实际上,新闻实践活动的运动变化规律就存在于这种系统的结构关系之中。
从知识进化的角度看,以三元素为逻辑起点所建构的新闻理论可谓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新整合与超越,它预示着新闻理论研究将从较低形态走向较高形态。皮亚杰在研究思维结构发育时,对思维结构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进化时如何超越原有知识有着深刻见解。他认为,在思维的成长发育过程中,原来的知识在许多时候并不是被简单地否定掉了,而是由于视野的拓展,整合能力的提高,被一种更为高级的知识形态吸纳进来,并整合成新的、更高级知识的一部分了。他说:“反身抽象总是在于对从早期形式中演变出来的东西进行新的调整——这已经就是对运演进行种种运演了。例如,把不同的类组合到一个包罗更广的类中,就是由以前那种把许多个体组合到一些类中去的活动为之作了准备的一种运演;它也是使先前的运演整合起来、丰富起来[29]的一种新运演。”
以三元素为逻辑起点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就是将传统概念包罗进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更高级的运演。在新的运演体系中,原来的各种概念被重新定位,进而为推演出科学的结论打下了基础。
(二)新研究将转向抽象范畴研究
任何一种理论都起始于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概念框架对理论研究具有决定性作用。“概念框架是由概念构成的产生和表达理论的空间,它规定着理论的视野、深度和容量。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概念框架中存在和发展的,一定的概念框架形成和规定着一定的思维定势,造成[30]了一定的理论界限,即所谓‘理论平台’。”
传统新闻理论创造了许多概念,研究了许多内容范畴,但是,这些概念和研究范畴存在诸多问题,除前文所述的那些问题之外,还有另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没有提到,那就是概念框架所规定的理论视野、深度和容量十分有限。在一般人看来,像新闻价值、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社会责任、新闻自由、新闻法规、新闻道德等概念都是对新闻实践领域核心问题的概括和提炼,都已经够抽象的了。但是,如果将这些概念放在人类新闻实践活动的整体中去仔细分析,就很容易发现,这些范畴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实际需要和具体经验中得来的。由于专注于某些具体领域研究,使得概念的抽象程度偏低,外延的包容量偏小,面对新闻实践活动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新闻理论内部容易产生分歧。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与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分歧之大,有时甚至会到无法理解的地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说那些真诚而有水平的学者无法对新闻学基础理论达到一致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谈的都不是一回事。有些人合理地主张久经考验的自由化观点,他们认为新闻是自发诞生的浪潮,任意流动,因此,他们难以想象在一个经济制度完全与私营企业为主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社会里怎么能有新闻存在。另一些人认为人类都是服从于一些不可改变的力量,他们经常考虑到有必要采用计划化来利用这些力量为社会利益服务: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也就是为国家服务。这两种观点之间几乎没有共同语言。”[31]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新闻理论研究很难沟通和理解的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简言之,就是因为新闻理论研究中的概念范畴的抽象程度不够,导致研究者只看到新闻实践活动的差异性,无法把握新闻实践活动的共性。
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经常听说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这种说法是有其针对性的,而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如果理论本身就只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该怎么办？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是两码事,理论研究首先应该超越实际,从实际中抽象出普遍性,使理论达到应有的抽象程度,只有先超越了实际才有可能谈到联系实际。目前的新闻理论研究本身就偏重于对局部经验进行总结,所研究的许多范畴尚无法构成普遍意义上的理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就越无法使理论研究上升到应有的抽象水平,就越可能使理论沦为实践的奴隶。
以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体形态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试图通过新闻理论研究范畴的彻底转型来解决这一问题。转向何处呢？转向能够囊括更多外延、更为抽象的范畴研究。这就是我们对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第二层意义理解。
在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抽象是从特殊到一般的必由之路。在抽象过程中,人的逻辑思维对处于抽象层次较低的材料进行概括,对知识观念进行反身思考,提取事物的共同特征,达到对共性的认识。一般地,研究的范畴越抽象,其统摄面就越广,包容性就越强,也就越容易在更大范围内把握住事物之间的共性;而研究的范畴越具体,其包容范围就越小,也就越能够更细致地把握事物之间的差异性。
例如,人们的眼前停留着一只蚊子,如果一个人能辨认出其存活时间,以及这只蚊子与其他种类蚊子在生活习性上的差异,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研究昆虫方面的专家。因为普通人没有这种辨别能力,只有对蚊子观察研究得非常仔细,掌握了大量经验材料的人,才具备这种异乎寻常的辨认差异的能力。相反,河流里有一头大象在喝水,如果一个人能够发现这条河流和这只大象之间所具有的相同属性(都属于“物质”范畴),那么,他很有可能是哲学工作者或思想家。因为能发现在常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的相同之处的人,其概括和发现共性的能力是超过常人的。哲学家应该被视为抽象能力最强的人,在他们眼里,事物之间各自固守的差异性消失了,世界是统一的,无论事物的差异和分歧多么巨大,它们都被统一在“存在”里面了。普通语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川一荣曾提出过“抽象的阶梯”这一观点,认为抽象概念可以被分成若干等级,形成抽象阶梯。等级较低的概念比较接近现实,等级越高的概念比较远离现实。比如,在“波音747飞机”、“波音飞机”、“民航飞机”、“飞机”、“交通工具”、“工具”、“物质”这一系列概念中,“波音747飞机”的抽象程度最低,包容性也最差,但是它最具体,最精确,也最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物质”的抽象程度最高,它最模糊,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但是它所包含的事物也最多,统摄面也最广。
所以,客观地看,研究范畴抽象程度的高与低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在不同情况下,人们对二者有着不同的需求而已。但是,就新闻理论研究来说,目前,面对大量抽象程度比较低的研究范畴,面对新闻理论研究中的明显分歧,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实践发展,那种高屋建瓴,能够把握一切新闻实践活动共性特征和基本规律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提高研究的抽象程度是当前新闻基础理论研究迫在眉睫的需要。
库利对研究抽象问题(普遍事实)的价值有一段精彩论述:“我们知道的普遍事实越多,我们就能为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宽容地生活做出更好的准备。我们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辨认出在混乱的表面状态下,人类本质和社会过程的永恒法则的运作,通过认识其主要的发展趋势,我们能使事物的发展清晰明了,就像在战争中,军事地图上标明了主要的军事行动,但省略了那些分散人注意力的细节,在这种地图的帮助下,一名将军就能更好地掌握战争的进程。这不能确保我们对生活的控制,但[32]能使我们设计出一种获胜把握比较大的方法。”
三元素就代表着新闻实践领域更为抽象的问题或更为普遍的事实,以它们为逻辑起点展开理论研究,有利于人们高瞻远瞩地认识新闻实践活动中的本质和基本规律。
实际上,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新的逻辑起点还具有这样的意义:传统新闻理论研究多是对局部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许多概念是对新闻实践活动的初级抽象,提供的只是一些具体知识。由于概念的抽象程度不够,导致从这些研究范畴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具备普遍性。三元素则是对传统新闻理论研究范畴的再抽象,它建立在对传统概念范畴反思的基础上,是对新闻理论研究的研究,是理论的理论,可以称为新闻学的“元理论”。因为当我们把新闻事业当成被研究对象时,我们依照现实经验所总结出的新闻知识可以称为“常规新闻理论”,或者叫做“应用型新闻理论”;当我们使用三元素来把握新闻实践活动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以往理论研究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更抽象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新闻理论研究来说,是不可再追问或再抽象的。
从抽象程度来看,应该说,三元素是研究新闻实践活动最恰当的层面,因为鉴别概念设置对某一领域的理论研究是否恰当,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能否把握住本领域最抽象的本质,又不至于丧失本领域的个性,即达到共性与个性的平衡。参照这一标准,通过前文论述我们知道,三元素是对一切新闻实践活动共相的把握,它达到了对新闻实践领域最抽象的认识;同时,三元素也是根据新闻实践活动的本来面目而形成的概念,能够保持住新闻实践活动的个性特征。所以,用“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体形态”来把握新闻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揭示出新闻实践的共同规律,而且不至于将新闻理论研究与其他理论研究混同,或者陷到更抽象的哲学研究中去。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也可以从概念的逻辑归属来说明三元素与原先概念的关系。根据种概念与属概念的逻辑划分,实际上,原先理论中的许多属概念,在三元素中都变成了种概念,三元素则成为目前新闻理论诸多概念的属概念。比如,大众需要、商业价值、舆论监督、党性原则等概念都可以划归“媒介功能”概念范畴,传媒技术、经营管理、新闻法规、职业道德等概念都可以划归“媒体形态”概念范畴,而新闻的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客观性、及时性等都可以划归“新闻理念”概念范畴。
在这一“种”与“属”的转换中,传统新闻理论研究的许多范畴成为新理论的研究对象,为三元素提供了丰富的具体内容和材料。传统新闻理论研究由于多采用朴素的经验观察和归纳总结方法,导致研究成果缺乏穿透力,成为被经验束缚着的初级理论。我们可以将传统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归结为研究者抽象能力的欠缺和理论中抽象范畴的失落。在没有采用更具概括性、更为抽象的概念研究新闻理论问题之前,研究者的任何努力都是在一种抽象水平较低的层面上展开的,都难以达到高瞻远瞩的理性认识。正如古人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意味着将研究的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地带,它使得研究者不断拉开与新闻实践活动具体知识的距离,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后退或上升。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由过去只专注于具体知识,转为关注能够统摄这些具体知识的更抽象的概念范畴。于是,理论研究的思路也作了根本性调整,即由过去只关注具体知识,转向首先关注能够统摄各种具体知识的抽象范畴,再去研究抽象范畴的具体内涵,将具体知识视为抽象范畴内涵的现实表现。这样,新闻理论研究就可以克服具体知识的束缚,达到本领域研究应有的抽象高度。从新闻实践活动最抽象的制高点来审视具体知识,就为构建能够统摄古今中外甚至未来新闻实践活动发展的理论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新研究将转向以理性把握为主
通过提高研究范畴的抽象程度扩大了理论的统摄面,这是我们对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层意义上的理解。其实,在第二层意义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转向,那就是以三元素作为逻辑起点,预示着新闻理论研究将由传统的以经验总结为主转向以理性把握为主。
经验通常是指“人们在同客观事物的直接接触中,通过感觉器官[33]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理性一般是指“作[34]为人的特征的推出逻辑结论的能力”。
最早提出“理性”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志、理性、激情;德国哲学家康德把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阶段,理性指在经验中无法达到的知识的完备性和无条件性。康德认为,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上的知性认识能力所取得的知识是局部的、有条件的,但人总是要求有全面的、无条件的知识,这样就有了“理性”这一概念;黑格尔则认为理性是精神发展的第三阶段,将理性的成长结果归结为绝对理性,认为理性是世界的灵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观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认为理性是对感性认识材料的改造,它能够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围绕着经验与理性的关系,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展开了激烈争论。无论是唯物主义经验论者培根、霍布斯,还是唯心主义经验论者贝克莱、休谟、马赫等,都肯定经验在人们认知世界过程中的惟一性。而唯理论者,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笛卡尔等人一般都否定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定性,认为经验知识没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他们认为不经过经验,而是通过理性的反思和抽象推理就可以获得对事物真理的认识。真理是由具有逻辑定性的标准来检验的,只有从理性引申出来的必然的和自明的真理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实在的和确定的,因而理性方法可以运用于任何事物而得到恰当的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在经验与理性问题上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认为经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感性知识,它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把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经验多是指向感觉到的局部、片段和表象事实,肤浅的认识多停留在这些感性经验层面,并以自身有限的经验为事物的全部。康德对其进行批判时说:“要从经验之中榨取必然性,并想[35]借此给一个判断谋得真正的普遍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矛盾。”而深刻的理性认识总是力图把握事物稳定的、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并追求这些特征对事物统摄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实际上,理性认识在许多时候并不完全靠对经验的抽象或概括获得,而是通过反身思考或感悟获得的。康德说:“经验主义建立在一种感觉到的必然性上面,而理性[36]主义建立在一种领会到的必然性上面。”
在人类社会实践领域,康德本人在建构人类实践哲学的理论体系时,正是以“领会到的必然性”为指导,发现了人类实践理性领域的两个先天原则,一个是人的认识能力,另一个是人的欲求能力。这两个先天原则也是康德用来建构人类实践理性批判体系的两个逻辑起点。他说:“心灵两个能力,即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的先天原则从现在起就被查明了,它们应用的条件、范围和界限也就得到了规定,不过,稳固的基础也因此为作为科学的、成体系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奠立起来了。”[37]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必然涉及实践的内容(包括主体、手段、对象)和实践的目的。实际上,前者属于实践活动的事实形态,可以用“实践活动是什么”来表示;后者属于实践活动的价值形态,可以用“实践活动为什么”或“实践活动有什么用”来表示。这两大范畴对人类实践活动本身来说也是两个先天原则,它与康德发现的人的实践理性两个先天原则相对应,其中,人的认识能力指向实践活动的事实形态,是对人类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什么”的认识;人的欲求能力则指向实践活动的价值形态,是对人类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目的的追问,是对社会实践活动“为什么”或“有什么用”的认识。
新闻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一,也必然涉及到新闻实践活动“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个基本命题。这两个命题是新闻实践领域的最高命题,它对一切具体的新闻实践活动都具有必然的统摄性。
前文我们已经论述过,新闻理念和媒体形态就是对新闻实践活动“是什么”的认识,媒介功能是对新闻实践活动“为什么”的认识,三元素是人类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和必然范畴。获得新闻理论三元素的途径不是对现实经验的总结,而是通过对新闻实践活动共相的分解才发现的。在这里,通过对实践哲学的介绍,我们认为,通过理性反思能力也是可以发现这两个命题的。但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它不是建立在“感觉到的必然性”上,而是建立在“领会到的必然性”上。这是我们对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新的逻辑起点具有理性特征的一个基本判断。
现实中,人们习惯于将新闻事业的功能分解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并站在不同立场上围绕着新闻事业的功能进行争论;人们习惯于将新闻事业划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集权主义等类型,并且在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等媒体形态问题上保持不同看法;人们习惯于将新闻划归信息范畴,并用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描述新闻信息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继续追问,什么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什么是新闻事业的存在形态？什么是新闻事业的功能？人们就不得不让一味指向具体内容的经验性思维停顿下来,进行反思之后才能作答。因为在日常的新闻实践活动中,人们一般不会去思考一个超越了新闻实践经验而存在的空洞的概念,而更愿意去研究某个具体对象,然后再把研究成果拿过来直接运用到新闻实践当中。
但是,面对各种知识,理性主义者认为,在知识、观念、真理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产生知识的原则,这种原则早已作为潜能而存在于人心,它们在经验和知识中起着感觉不到的现实作用,由于经验提供的机缘,它们通过我们对内心的反省而被认识到。
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人类在从事新闻实践活动之前,早已存在着某种先天的原则？这种先天原则也是各种经验知识产生的原则,它使得我们对新闻实践活动的认识从一上手就不可能不在一些已经确定好了的知识形式或概念范畴之内展开？如果有这样一些原则,那么,它就应该是我们各种经验知识的形式或先天范畴,这些先天范畴应该是我们无法继续追问下去的元概念,它使得有关新闻实践活动的各种具体经验知识成为可能,人们所谈论的一切有关新闻实践活动的经验性知识都只能在这种知识形式或先天范畴中展开。
如前所述,新闻理念、媒体形态和媒介功能是对新闻实践活动“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个先天原则的进一步理解。对新闻实践活动来说,三元素虽然是一些脱离了具体经验的抽象范畴,但是它明确地给出了有关新闻实践活动的一切经验知识的变化范围,离开了这些变化范围,新闻实践活动就不能再保持自身,就会异化成其他事物。比如,就新闻理念来说,如果没有真实性,新闻就可以虚构,就可能异化为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新鲜性,新闻就可能异化为历史,或者异化为没有任何新意可言的重复性信息;如果没有公开性,新闻就可能异化为各种内部情报。这种边界框架类似于一种用来承载具体经验的容器,无论经验怎样变化,都不能超越容器所给予的活动范围。边界之内的东西虽然千差万别,但是都具有同一属性。
正因为三元素给出了新闻实践和理论知识变化的边界范围,也就决定了人们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思考,从一上手开始,就必然处在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和媒体形态所设定的范畴之内。离开了这些范畴,人们对新闻实践活动的认识就无从谈起。作为一种意义符号,我们可以设想脱离了具体经验内容的抽象的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和媒体形态,但是却无法想象脱离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和媒体形态而存在的新闻实践经验。三元素实际上就是新闻实践活动的先天范畴和知识形式,将这些先天范畴和知识形式运用到具体的新闻实践活动当中,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经验知识。
因此,我们认为,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为新闻实践活动展开理性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它预示着新闻理论将在更具理性色彩的平台上展开研究。新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一味采取实际观察和经验总结的研究方法,时刻用理性思维来把握纷繁复杂的新闻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新闻理论研究才能彻底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达到崭新的阶段。
再进一步讲,以三元素作为逻辑起点,对新闻实践活动展开理性研究,与哲学密不可分,需要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哲学思维能力,而且最终将促使新闻理论研究走向新闻哲学研究。
哲学思维主要以理性为手段,将各种具体科学和实践经验作为感性材料,通过抽象和反思,从不同现象中发现事物恒一的本质。哲学和理性的价值就在于对经验背后的永恒属性的把握。从古至今,西方哲学家一直倾向于在变易的现象流之后把握永恒的本质,在孤立的个别事物之上把握具有统摄能力的一般。从毕达哥拉斯提出的“数是万物本源”到巴门尼德的“一是万物本性”,从柏拉图的“理念说”到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从笛卡儿对“我思故我在”中绝对可靠逻辑起点的论证,到康德以“先验演绎”对直观与知性概念的沟通,在变与不变、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之间,哲学家们一直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除了追求恒一性和不变性,哲学思维还体现为对无限性和总体性的追求。正如郭湛所言:“哲学思维则力求从有限的局部中把握全局和总体,从事物的转化和运动中把握其中的无限和永恒。可以说,以对普遍必然性、全局总体性、无限性和永恒性的思考来把握个别的、特殊的、局部的和有限的现实对象世界,是哲学能力发挥作用的独特方[38]式,也是哲学能力的概括性价值的集中体现。”
反观传统的新闻理论研究,正是由于缺少哲学思维,导致研究者无法对新闻实践活动永恒本质和总体规律的把握,只能将目光过多地集中在具体的经验问题上。更为严重的是,研究者几乎将新闻实践领域的差异也原封不动移植到了理论研究领域中来,使理论研究出现许多分歧。而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新的逻辑起点,就力图运用哲学思维改变这种状况。新研究将视野由过去局限于具体的实践经验内容,转为投向实践经验所可能达到的极限和边界。边界之内的事物虽然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异,但也都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新研究将首先关注这些抽象的、恒一的边界,然后再去研究边界之内的具体经验,将具体经验视为边界之内的现实表现。
所以,以三元素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带有鲜明的理性色彩,无论古今中外的新闻实践活动怎样变化不居,只要人们能够不断克服自身经验的局限和束缚,运用理性思维去把握现象和经验背后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发现支配事物运动变化的作用方式,进而把握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律。因此,从总体上看,以三元素为逻辑起点所展开的理论研究,对新闻实践活动来说,是一种终极规律的研究,也是对新闻的哲学研究。不管这一目的最后能否真正实现,但是起码可以说,这种研究是倾向于对终极规律的探索的。正如郭湛所言:“所谓哲学能力的极限性,并不是说哲学能力已经达到某种极限,而是说哲学能力在本[39]性上是指向极限、追求极限、挑战极限。”
五、新研究的具体研究步骤
明确了新闻理论新的逻辑起点及其意义,接下来就要对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进行分析和梳理了。
具体来说,新研究将分三步走,建构新闻理论体系。
第一步:基本概念分析
从严格的、完整的理论研究角度讲,理论建构的第一个步骤包括概念分解和概念分析两个环节。概念分解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它在于提出怎样的概念设置,概念分析则是对所设置的各种概念进行意义指向分析。
新闻理论建构的第一个步骤要求将新闻实践活动视为一种被研究的对象,用概念对其各种属性做出规定和分解。
新闻实践活动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存在,对研究者来说,它是外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人们尽量消减主体意识中原先固有的概念和经验,将新闻事业视为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客观存在时,人们意识到这个客观存在之物是完整的、自在的,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和演化规律。
当人们在思维中为了把握住新闻实践活动这一客观存在的本质属性,以研究者的身份将其视为一个研究对象时,思维的先天局限性使人们不得不用语言这种十分有限的工具将这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分解开来,用各式各样的概念去把握事物各个方面的规定性。这种分解必然使得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完整状态受到破坏,但这却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惟一通道,是人类思维所无法避免的,没有这一环节,理论建构和对事物的规律性把握就无从谈起。
尽管这一步骤有明显缺陷,使事物的本来面目受到破坏,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这一步骤所形成的概念都能够超越具体对象的局限,达到对事物某种共同的、稳定的、属性的把握,使人们对事物本质进行自由表达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曾经将认识对象划分为“第一性实体”和“第二性实体”。第一性实体是指某个具体的、惟一的个体;第二性实体是指具有同一性质的一类东西。这样划分的意义在于,“凡[40]是个别的和具有单一性的东西,就绝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而一个“第二性实体并不像一个第一性实体那样是单一的、个别的,而[41]是可以用来言说一个以上的主体”。比如“柏拉图”就是一个第一性主体,而“人”则是一个第二性主体。“人”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以上的主体。
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性实体与第二性实体的区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抽象概念(第二性实体)是对具有同一性事物的简要指代,它掠取形态各异的事物之间的相同特质,将其用最为简练的方式概括出来。由于概念保证了在其规定的意义内所有事物的一致性,就使得事物某方面的属性能够得到稳定把握,并使得这种共同属性成为可以言说的对象。
所以,概念虽然是从具体的表象中抽取事物的某一本质属性,使事物的整体在思维中被分解了,特定的对象被孤立化、片面化了,但由于它是对事物某一方面本质的反映,因此,它比具体的表象认识更可靠、更准确。
既然用概念打破事物的本来面目,对其进行分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一步骤的关键问题就是用怎样的概念体系去打破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分解研究对象。
应该说,面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可以形成不同的概念体系,而科学的概念划分和设置应该同时兼顾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方面,从研究对象角度看,科学的概念设置必须能够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内涵,对研究对象进行完整分解,对它的各种具体形态进行全面统摄。如果所设置的概念是随机式、经验式的,就可能不够周全,就可能导致出现挂一漏万情况。所以,周全性要求研究者在设置概念时,必须抓住事物带有普遍性的、本质性的属性,然后对其进行完整分解。
另一方面,理论体系建构的需要对概念的设置提出了逻辑上的要求。它要求概念设置必须为下一步展开逻辑演绎和理论建构打下坚实基础。这种要求主要包括:一是概念划分和设置的标准必须统一,概念之间的区别必须严格,否则将导致理论体系内部产生混乱;二是概念的意义指向要明确,尤其是对那些内涵丰富的概念,要对其不同的意义指向进行细致梳理,并且在论证过程中时刻注意对概念的使用加以限制,明确不同语境下概念的意义指向。否则,将导致逻辑推理和演绎出现内涵所指不一致现象。
参照上述标准,我们认为,用三元素来划分新闻实践活动的内涵,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只是需要我们在今后的逻辑演绎和体系建构中对各个元素的内涵变化加以注意。
关于概念分解的过程,前文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后续研究将从概念分析开始。这里只对概念分析的具体思路加以说明。
在本研究当中,概念分析阶段的研究思路具体如下:
首先,将对三元素的基本内涵做出自己的规定。这是对一级概念的分析,目的是把握事物在某个方面的总体属性。由于研究目的、语境等方面的差异,本研究可能会就某些概念做出自己的限定。
然后,进入到每个元素的内部,对各种具体内涵进行梳理。这是对一些二级或三级概念的分析,目的是在一级概念的关照下,细致挖掘具体内涵,细致解读意义,使二级或三级概念具有方位感。
第二步:概念结构关系分析
抽象的概念是在观念中对具体事物的属性加以分解和概括,从而达到对事物某方面属性的认识。由于概念在本质上保持了与认识客体原型的联系,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超出或偏离了客体原型,单一的概念对揭示事物本质属性意义不大,其只能处于理性思维的较低阶段。如果认识只停留在这种层面上,就不可能正确反映客体综合的和整体的性质,事物的本质只有在相互关联的整体中才能显现出来。所以,理论研究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对概念关系进行重建,即从抽象的分解再上升到综合,力求在思想上将客体各方面规定性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达到理性具体层面。马克思在论述理性具体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42]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打比方说,如果我们把概念比作是一个机器的零件,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如何将各种零件组装成一部完整的机器。
理论是对现实的能动的反映,现实中的新闻实践活动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而且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某些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部分乃至整体发生变化。这说明新闻实践活动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新闻理论研究就是要通过对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去揭示新闻实践活动的内部规律。
基于现实与理论之间的这种关系,现实中的新闻实践活动必然制约着新闻理论的建构,新闻理论的建构必须参照现实,并与现实保持一致。但是也要看到,理论又是一种能动性创造,它创造性地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将混沌的现实在思维中重建出来。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起着核心作用。逻辑思维能力是“思维通过概念、范畴的关系而把自在客体的内在联系逻辑地转化为特定观念客[43]体的能力,也就是认识主体运用逻辑思维构建观念客体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是自在的客体和客体的观念之间转化的中介,是观念的[44]逻辑和客体的逻辑之间的转化器”。
所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使人在用概念分解了完整的事物之后,还有能力将这些局部概念重新组合起来,将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作用方式揭示出来,通过把握事物内在的结构关系,从而使理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一来,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变得更为准确、全面、深刻。人们将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内清晰地认识到某一局部因素的变化怎样引起其他局部或整体的变动。库利说:“如果普遍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它意味着社会生活是一个只有通过研究它的总体运行才能予以把握的整体,不能采用仅仅研究某一个活动并试图[45]将研究结论推广到其他活动上去的方法。”对新闻理论建构来说,第二个步骤就是揭示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作用方式,在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的运动变化特点。
建构理论客体必须按照两个方面的要求展开:一是时刻保持对现实的洞察,以实际情况作为理论建构的参照,并时刻通过实际状态对理论的偏离进行矫正。也就是在思维中保持对新闻活动最直观的再现,使理论中的各种关系判断必须能够在现实中得到检验,从而确保理论建构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二是符合思维的规律。即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判断、推理要遵守思维的逻辑规范,符合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等形式逻辑要求,保证逻辑思维过程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只有坚持这样两条标准,才能建构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才能正确揭示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
参照上述要求,本研究在进行概念关系分析时,将根据三元素之间的关联,对它们进行不同组合,对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新闻理念与媒体形态之间的关系逐一进行细致梳理,力图揭示出这些范畴之间稳定的作用方式和本质性联系。
第三步:新闻实践活动的运动发展分析
在这一研究步骤里,我们将理论研究的目光从一般性的逻辑分析领域,转移到现实事物的运动发展领域,将新闻实践活动视为一个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如果说第二个步骤是用普遍联系的眼光建构新闻实践活动的内在结构的话,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用运动发展的眼光来考察这个内在结构是如何在新闻实践的实际活动中起作用的,也就是给这个结构关系加上时间轴,考察新闻实践活动的演化规律。
实际上,在完整的新闻理论建构过程中,理论与现实之间一直存在着“来源——回归”这样一种关系。理论来源于现实,超越了现实,但最后必须回归现实。
在本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和第二个步骤里,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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