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杰明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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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此生已近桃花源试读：
引言
这本书的故事，至少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故事、历史的结束有关。
1975年9月，丰子恺去世。这一年，是自1966年开始并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的前一年。这期间，像丰子恺这样的艺术家和作家许多都销声匿迹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革命历程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讲述的主要内容。新时期开始后，无数的个人历史才有了新的起点。
虽然丰子恺没有活到看见伟大领袖去世及其主导时代的结束，但他个人隐秘的艺术创作生涯其实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1979年改革开放后，丰子恺取得了巨大的公众声望，这种声望是他在晚年不曾拥有的。本书想讲述的是一个独特生命的历程，并试图探讨这个生命故事所折射出的20世纪中国历史。
这本传记既围绕艺术家个人的经历，也取材于其他书籍、论文等出版物，这当中有的是找来复印的，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从故纸堆里重新发掘出来的。这样一本关涉文化和文学的传记，其写作本身也是作者个人的文化、阅读和经历的一种记录。我第一次接触到本书所记载的世界，还是少年时期在澳大利亚悉尼，我读到母亲所藏的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大概在同一时期，我的祖母给我介绍罗桑伦巴的著作，无意中有助于我后来完成大学的佛学课程）。而当我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夜来到中国时，才发现这位“典型的中国人”居美期间撰写的充满东方色彩的大众读物在中国大陆居然难以觅见。
丰子恺去世前夕，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此前我从澳大利亚的大学毕业，在大学里我学习了梵文和中文，并于1974年作为交换生去北京学习。和复旦的同窗一样，我学习的是充满革命样板文章和鲁迅作品的“文化大革命”版中国文学史，并因此得以窥见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隐秘之处。那时，我们的学习内容包括“批林批孔”，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从阅读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引申出的对投降主义的狂热批判。
当我开始认真阅读中国大陆的出版物时，我带着消遣和迷恋的心态逐渐养成了某些嗜好，掌握了一些需要很长时间的修炼才能明白的奥秘。例如，每天早晨报纸送到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粗黑字体印在报纸头版右上角的框里，即“报眼”处。这个本应刊登天气预报的位置登载的宏大说辞，很可能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家道路指明方向。
一位中国同学教会了我解读《人民日报》和毛主席语录的微妙技巧。这位同学曾当过红卫兵，下乡后又当过干部，后来被推荐到大学学习。作为那一代人中的精英分子，学会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准确领悟毛主席庄严的最高指示，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学问，而是保全政治生命和求得心灵安宁的必备技巧。
很快，我也学会了从报纸文字的字号、粗体、斜体、字体（从仿宋到魏碑）、横排竖排、标题的微妙，以及对经典著作含糊其辞的引用中看出端倪。更重要的是我初步掌握了解读新闻照片的技能，不仅要看出修饰过的照片中有谁没有谁、哪些人能够填补空出来的位置，连那一页上留下的空白都会在心中暗自估量。
我必须学会“读懂”《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登载的每一张新闻照片背后的含义。读出谁站在哪个位置、前后左右又是哪些人，揣摩其中的等级意义，需要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和一个能够捕捉到政治风云变幻的头脑。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就如后来的地产广告所言——位置就是一切。
简短而含义深奥的最高指示保证着国家的稳定，引导着人民的忠心。城市巨大的标语牌和在出版物中不断重复的口号令我兴趣盎然。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写在复旦大学正门一块大标语牌上的红底白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提醒人们随时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要与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派做殊死的斗争。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外国学生来说，这种经历充满了奇幻的色彩，令人陶醉。当和我年龄相仿的嬉皮士们乘坐飞机到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在异国情调中醉生梦死之时，我们这些在中国的西方学生其实也在进行一场政治和文化的旅行。虽然我们相信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会改变世界革命的进程，但是生活的现实却猛烈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每天早晨就着稀饭和腌菜听到的隐语和小道消息吸引着我这种外来的好奇者，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传言却与他们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前途关系重大，因此，阅读每天的新闻报纸也逐渐变得令人丧气和沉闷。
将近二十年后，我才有机会读到丰子恺在1974年到1975年和他儿子的通信。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也正是我在上海读书的那段时间。这些通信收录于1992年出版的七卷本《丰子恺文集》的最后一卷，显示出了丰子恺小心翼翼地跟随着当时出版物所反映出的种种政治风潮变化。对政治风向的观察，于我而言是一项有趣的任务，但对于丰子恺那样的人，却与他和亲人们的命运休戚相关。
实际上，除了报眼位置的最高指示，所有的文章和新闻中都充斥着粗黑字体的毛泽东语录。无论是长篇理论说教，还是生铁产量分析，处处都要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来装点门面，甚至在课堂上撰写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文章时，老师也指点我们要援引马列经典著作。这种情况很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后学”时的状况。无论在冗长的序言里，还是滔滔不绝的致谢里，人人都要称引本雅明、霍米·巴巴或者德里达，仿佛只有这样引经据典才能证明跟上了潮流。
而我在中国学习时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却是在脚注中碰见的——五四时期关于文化的大辩论（1917—1927）、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出版的盛况、左右翼之争、革命派与反对派的论战，更不用说颓废派、新感觉派、浪漫派的作品等。所有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出版物中，只能从官方审订的鲁迅文集的注释里略窥一斑。在“文化大革命”中，书籍被禁被烧，图书馆关闭大门，作家纷纷噤声，鲁迅是唯一被保留在大中学教材中的作家。正是在上海出版的鲁迅著作的注释中，我找到了丰子恺和很多与他有交集的作家，例如林语堂和周作人，他们的作品和观点将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重点讨论。
一方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鼓吹者，另一方是反动阵营的文人，而上述作家则处于两者之间。30年代，鲁迅曾撰文严厉批评他们的散文，对标榜在左右阵营之间保留一个文化空间的“第三种人”提出指责。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政治斗争的风向猛烈而难以捉摸，鲁迅犀利的文笔又不能勾起我的兴趣，我从教室之外的生活获益最多也就不足为奇了。1975年夏天，丰子恺去世前不久，我们被送往上海郊区的嘉定县农村“开门办学”，向贫下中农学习水稻种植和灌溉。笨手笨脚的我们空有热情，只会给农村添乱，唯有仰仗当地农民的好心帮助。除了可以给贫瘠单调的农村生活增加一点笑料，满足政治需求和城里人的好奇心外，我们在农村实在毫无用处。这就是乡亲们大无畏的革命信念获得的可怜回报。
无论在上海市区还是乡下，“文化大革命”笼罩下的一切使我无法想象被其忽略的个人与集体的历史即将迈向重生。经历过1949年以前的繁盛，70年代的上海只剩下可怜的遗迹，生活在这里，我不能设想二十多年以后上海会逐渐重新焕发出它在20世纪上半叶曾具有的那种活力。
那年夏天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我根本不知道丰子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去了东北，在辽宁省沈阳市继续我的学业。1978年，我终于结束了在内地的学习生活，来到中国香港开始了我的工作历程。
1974年我第一次途经香港北上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公报》下属《新晚报》的编辑罗孚（罗承勋）。大约十二年前，60年代初期，《新晚报》经常刊载丰子恺的作品。罗孚是一位抗战时期成长于大后方桂林的文学青年。我1977年到香港后，又经他引荐结识了来自广西的杨丽君（音）和来自各地、居于港岛和九龙的文化名人。大约同一时期，我还认识了北京的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通过这些分散于南北各方的友人，五四以来的散文、小说、剧本等非正统作品开始出现在我面前。
在香港期间，我在位于湾仔庄士敦路的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地下室办公。天地图书不但出版各种书籍，也编辑《七十年代》月刊，还经营着香港最大的书店。白天我和黄明珍等同事在地下的办公室里工作，翻译或编辑李怡（笔名齐辛）关于内地的政论文章，也常常到书店选择感兴趣的书籍带回去阅读——作为雇员，我可以从书店借书。我们忙于编印书刊，像出版业的所有人一样总是工作到很晚。同事们在书架间支起行军床，我经常躺在上面凑合一宿。宵夜之后，我们就到办公室里读书直至天明。我们读书的范围庞杂，既有武侠小说、有关内地政治斗争和经济改革的最新分析、八卦杂志、台湾通俗小说，也有柏杨和李敖（他们都曾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监禁，释放之后著书批评台湾当局，作品风行一时）的杂文，还有此前在内地被禁的书籍。这些禁书的作者，有的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些被诗人艾青称为“活化石”的健在者。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香港成为内地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得益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上的改革和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对内地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在各式各样的文化潮流和消费主义泛滥之前，很多“文化大革命”之前，甚至1949年以前的传统文化在香港延续着，并在内地的文化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语言、服饰、美食、观念、书籍、电影、戏剧、流行歌曲、漫画小册等元素，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甚至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华人世界中构建着“中华共同体”（或90年代所称的“大中华”）的想象。
香港也是革命之后离开内地的导演和影星的流寓之所。例如在费穆1948年拍摄的杰作《小城之春》中扮演女主角的韦伟，以及来自老北京的文学编剧萧铜（住在油麻地）。更不用提那些来自上海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学者、编辑和商人。他们造就了香港商业和文化混杂的独特景观。虽然内地来客常常将香港视为嘈杂的文化沙漠，但70年代的香港抢先抓住了每一个重大转折时出现的发展机会。这里也是天才作家和学者的乐土，其中有一位学者叫卢玮銮（1939—，笔名小思、明川），她在重新发现丰子恺及其艺术的研究上具有首倡之功。
正是卢玮銮这样的香港作家，能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遗产的复杂全貌，而大陆或台湾的学者往往因为政治的遮蔽只能见到某些侧面。和之前来此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一样，香港特殊的文化环境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就因国共两党的斗争而被遮蔽的文学世界。通过沉浸在丰子恺这类艺术家的作品中，我才得以从政治文化的束缚中暂时解脱出来。
那些年，内地的出版业开始复苏并逐渐取得了极大发展。我所在的出版公司虽然与北京的关系较为紧密，但并未严格执行内地宣传主管部门的意志，也是少数同时拥有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各种出版物的书店。我在天地图书公司当编辑、搞翻译，偶尔也用中文写点文章。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公司的书架上与丰子恺的作品首次相遇。那是一册由波文书局在1976年重印的丰子恺作品集，廉价的纸张已微微泛黄。这也是自60年代后，当时唯一比较容易买到的丰子恺著作。后来我去北京时经杨宪益介绍，书画家黄苗子从他的个人藏书中借给我几册1949年以前出版的丰子恺画集。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书籍复印技术远远落后于日本，而我当时正好去日本学习，就把这些书带到日本影印。人民日报社的姜德明和《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潘际坰加深了我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了解。黄苗子则向我介绍了陈师曾的艺术。陈师曾的弟弟陈寅恪是一位历史学家，曾因写作而受到批判。我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探寻漫画艺术的传承和20世纪的“后文人画”的。这项研究正好集中了我对佛教、日本、20世纪中国文化政治和文学、艺术史及其当代论争的兴趣。
丰子恺被重新发掘的故事，与那些被长期压制的文化名人一样，与香港和台湾的作家、编辑、教育者、出版人有关，也与那些有时间和心情欣赏其作品的观众、读者有关。丰子恺艺术在被压制多年后得以重新发现，而这本书的写作、原始材料的收集与梳理、对相关人物的追寻，也是一个与之同步的过程。
由于丰子恺的政治倾向，他在台湾也如在大陆一样被禁多年。而在1949年以前，丰子恺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翻译家、作家和教育家。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郁达夫就曾评价丰的散文“清幽玄妙”。不过，即使丰子恺在1949年之前一直从事散文创作和翻译，但由于其独特的漫画风格，直到最近，人们一般仍视他为艺术家和漫画家。他是民国时期众多既是画家也是作家的人之一，类似的还包括孙福熙、叶灵凤和倪贻德。不过，和这些人不同的是，丰子恺不是当时任何主流艺术群体或沙龙的积极参与者，这使他被视为画坛独树一帜的边缘人物。1949年以后，他服从国家的需要，也因为自己的沉默寡言，这样的定位从此固定下来，他成了一位为儿童创作的艺术家。直到80年代初期，他的艺术在内地要么被忽略，要么就被主流的文学史学观念曲解。研究现代中国散文的正统史学家林非认为，丰子恺是一位从佛教教义中获得心灵解脱的现实逃避者。而在最近出版的关于20世纪中国艺术家的中英文著作中，丰子恺或被忽略，或仅仅被视为一个漫画家。
尽管从丰子恺的作品——绘画、写作和翻译中，能够看出民国时期逐渐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的各种努力，但从其他大量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与这些努力并不相容的目标。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认为或承认在他超越世俗的浪漫作品与他作为教育者和具有社会关怀的艺术家身份之间，存在冲突和分裂。虽然丰子恺对普通大众（贫困的农夫、忙碌的教员、被社会不公折磨的人们）抱着同情之心，但左翼阵营的成员很难把他视为同路人。而他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中所抱有的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也使保守派不可能将他视为圈子里的一员。徘徊在左右之间，既不激进也不反动，再加上他传统与改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或许，丰子恺只能被当作“第三种人”。“文化大革命”后，文学史研究者和评论家们虽然为丰子恺风格平实的散文留出了一席之地，但往往还是只把他当成不关心政治的漫画家。不过，他风格独特的绘画，无论是通俗的还是带有精英色彩的，逐渐开始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主流中占据小小的位置。另外，在台湾，由于丰子恺1949年之后留居大陆，他也被刻意回避多年。在他去世十多年后的80年代，他才在台湾得到重新评价并获得很高的声誉。而在香港，正如我们所见，由于独特的文化环境，丰子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早在70年代就已经重新得到认可。这也正是我的这本书会从这段“前缘”开始讲述的原因。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历史的故事，也是一段个人的故事，述说了一位艺术家如何与传统相遇，创新它、改革它。他在江南精英文化的熏陶中长大，接受过老师的教诲，受到过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也处于革命党与反对派之间。所有这些都影响着丰子恺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以回应中国文化在20世纪遭遇的危机。而这种风格，可以说超越了那个世纪和那场危机。因此，这本书也不单纯是一部传记，不仅仅是根据文字资料如实记录一段生活，它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位文人、艺术家生命的描述，讲述更多的故事，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第一章师自然
1937年年末，日本侵略军向素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浙江省发动空袭，丰子恺和家人被迫逃亡。这位三十九岁的艺术家希望在浙西金华汤溪镇找到避难之所。二十年前，他在日本求学时第一次听说丰氏远祖曾在那里生活。
丰子恺在东京留学时偶然遇到一位叫丰惠恩的年轻人，他也来自浙江，并与丰子恺同姓，很快他们发现彼此竟是远亲。丰惠恩告诉丰子恺，汤溪有个村庄，村里所有人都姓丰。汤溪丰氏可以追溯到九十代之前的商朝（约公元前1000年）。丰子恺家族所属的这一分支则在17世纪40年代明末满族入主中原时，迁徙到浙江东北部大运河边上的石门湾镇，丰子恺就在这里长大。三百年后，又是一个政权飘摇之际，家园再一次面临侵略者的威胁，丰子恺把汤溪丰村想象成一处田园般的避风港，那里僻静深幽，远离已经席卷往日乐园的动荡和战争。他把这个“听来的故乡”当成了四五世纪诗人陶渊明（又名陶潜，365？—427）笔下的桃花源。
其中定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情景。
陶渊明的田园诗描绘出一个远离沧桑的避难所，那里的居民快乐而自在地生活。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诗歌深深打动了无数诗人和艺术家。然而，几经思考，丰子恺决定放弃寻找桃花源的想法。他考虑到，一辈子绘画和写作意味着他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担心毫无劳动技能，无法适应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将使逃难的家人在丰村根本不受欢迎。事实上，汤溪在19世纪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虽然已近七十年过去，但仍未完全恢复。丰惠恩也早已离开汤溪，在充满机会的沿海城市上海勉强度日。而现在，上海也被日本人占领了。
逃离石门湾，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可能是丰子恺在20世纪战乱的中国寻求慰藉时最始料不及的情景。他曾不止一次把抗战期间全家在战乱和动荡中寻求家园的苦难历程称为“艺术的逃难”。然而，颠沛流离之中的因缘际会、死里逃生、意想不到的深情瞬间、孤独的思索、突如其来的贫困和意外之财，都令丰子恺感到，逃难的岁月对他这样修习佛教的人而言，也如同一场宗教的流亡。在流亡之中，虽然失去了熟悉的家园，但无论去到哪里，他都能找到心灵的家园。
1898年，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东北部崇德县石门湾。石门湾的意思是“河弯处的石头门”，此名源于春秋时（公元前500年）吴国和越国在此地垒石为门，作为界线。石门湾镇位于京杭大运河向北的转弯处，丰家的房子就在离运河仅一百米的支流旁。直到19世纪中叶，这条连接帝都北京和省府杭州的大运河，都是从富庶的南方向帝都运送漕粮和官盐的交通要道。物资源源不断地往来运送，官员、行商和手艺人川流不息。这些物资不仅运往北方，也运往其他繁荣的商业中心，比如邻省江苏的苏州。
石门湾镇是清朝皇帝南巡时的驻跸之处，战略地位令它总是在地区争端中首当其冲。这里的水路错综复杂，农田肥美，丰子恺将它称为“安乐之乡”。1937年，丰子恺离开了出生地。后来，他曾充满怀念地详细描述坐航船沿着大运河去其他城镇和省府的愉悦之旅。（运河）经过我们石门湾的时候，转一个大弯。石门湾由此得名。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麇集在这湾里，等候你去雇。你可挑选最中意的一只。一天到嘉兴，一天半到杭州，船价不过三五元。倘有三四个人同舟，旅费并不比乘轮船火车贵。胜于乘轮船火车者有三：开船时间由你定，不像轮船火车的要你去恭候。一也。行李不必用力捆扎，用心检点，但把被、褥、枕头、书册、烟袋、茶壶、热水瓶，甚至酒壶、菜榼……往船舱里送。船家自会给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你下船时仿佛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二也。经过码头，你可关照船家暂时停泊，上岸去眺瞩或买物。这是轮船火车所办不到的。三也。倘到杭州，你可在塘栖一宿，上岸买些本地名产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点几个小盆：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栗子、熟荸荠……烫两碗花雕。你尽管浅斟细酌，迟迟回船歇息。天下雨也可不管，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下雨是不相干的。这样，半路上多游了一个码头，而且非常从容自由。这种富有诗趣的旅行，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不易做到，只有我们石门湾的人可以自由享受。因为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乘车太便；即使另有水路可通，没有人肯走；因而没有客船的供应。只有石门湾，火车不即不离，而运河躺在身边，方始有这种特殊的旅行法。然客船并非专走长路。往返于相距二三十里的小城市间，是其常业。盖运河两旁，支流繁多，港汊错综。倘从飞机上俯瞰，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镇，二十里一县”。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决不是夸张的。我们石门湾就是位在这网的中央的一个镇。所以水路四通八达，交通运输异常便利。我们不需要用脚走路。下乡，出市，送客，归宁，求神，拜佛，即使三五里的距离，也乐得坐船。丰子恺的“石门丰氏”印章。
石门湾位于浙江省的主要丝绸产区，自16世纪以来就是生丝集散要地。丝绸制品在这里只是普通物什，以至于丰子恺第一次听说其他地方的人竟将丝绸衣物当成奢侈品时惊讶不已。从17世纪开始，此地的工匠就开始为朝廷制作官袍，石门湾就位于以苏杭为基础的丝绸产业中心。“经过农妇和儿童之手，桑叶变成蚕丝，再由街上成百上千的收丝人送到织机上编织作业，高度专业化的生产系统创造了巨大的商业财富。”
石门湾离海岸只有五十公里，沐浴着杭州湾和中国东部沿海的温和气候。1937年，丰子恺在家乡被侵占、举家逃亡的情况下，在作品中颂扬了那里的怡人气候和丰腴土地。
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中产以上的人，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绵袄（薄丝绵）、大绵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递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果不绝，风味各殊……往年我在上海功德林，冬天吃新蚕豆，一时故乡清明赛会、扫墓、踏青、种树之景，以及绸衫、小帽、酒旗、戏鼓之状，憬然在目，恍如身入其境。
实际上，石门湾镇在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几乎被毁。这是由自称“耶稣之弟”的基督徒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这场战争不仅使清帝国最富裕的省份满目疮痍，而且导致中国东部地区人口急剧减少，经济严重衰落，几十年后才勉强恢复。整个嘉兴地区，人口减少了约百分之七十。直到丰子恺幼年，石门湾的人口仍不足一万。与此同时，上海反而得益于内地的纷争，很快发展为海上贸易和金融中心。京杭运河因战事受到封锁，沿岸曾经风光无限的城镇很快被蓬勃发展的沿海大都市所取代。战乱过后，为了从厄运中恢复过来，丰家创立了丰同裕（意为丰氏共享富裕）染坊。染坊的经营谈不上成功，丰子恺一家和一些亲戚共住一处房子。丰子恺的父亲丰（号斛泉，1865—1906）对家族生意并不感兴趣。在母亲的鼓励和肯定下，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参加杭州的科举考试。他母亲一生对两件事情有独钟：阅读和吸食鸦片。
祖母去世多年后，年轻的丰子恺偶然翻开了一些她最喜爱的书籍。其中一本是很出名的戏曲选集《缀白裘》，书中收录当地非常流行的昆曲舞台剧目。书页上有些地方被她的大烟管烧焦了，可能是她躺在鸦片床上读书时打瞌睡烧焦的。她是戏迷，甚至还教孩子们——丰子恺的父亲和姑母——唱曲儿。尽管人们都喜欢听戏，但祖母的举动还是招致了非议，因为在乡亲们眼里，唱戏是下等人的职业。丰子恺也提起过祖母对养蚕的热情，她有这样的癖好，就像她喜欢在夏天穿着竹布衣坐在染坊门外的岸边吃蟹酒一样。她甚至执意给年幼的丰子恺讲陈芸的故事。陈芸（1763—1803）是清乾隆年间苏州才子沈复（1763—1822后）的妻子，也是沈复所著《浮生六记》的女主角，他在书中描述了两人美好而短暂的婚姻生活。丰子恺后来的朋友和同事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这对夫妇：“他俩都是富于艺术性的人，知道怎样尽量地及时行乐……我颇觉得芸是中国文学中所记的女子中最为可爱的一个。”
沈复则这样描述他的妻子：
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
虽然祖母的样子与纤美轻灵的陈芸或有几分相像，但一涉及儿子的前途，她可是个固执己见的人。清代，这块江南腹地士绅文化发达，产生了众多进士。进士是在科举考试中通过最高一级考试的人，不过，地方精英并不局限于官宦世家子弟。石门湾便是著名画家方薰（1736—1799）的家乡，丰子恺也以与他同乡而自豪。丰子恺年少时，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长期被视为大逆重犯的人，如著名的反清哲学家吕留良（号晚村，1629—1683）也被当成本地名人来纪念。值得一提的是，和丰子恺同年代的小说家茅盾（字雁冰，1896—1981），作家、编辑孔另境（1904—1972）和他的姐姐也就是茅盾的妻子孔德沚，哲学家、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的夫人——教育家、编辑汤国梨（1883—1980），还有纪录片导演、摄影师徐肖冰（1916—2009）都来自浙江乌镇。很多现代知名政治人物，还有足球明星戴麟经（1906—1968），都来自这片土地。
1902年，历尽十年苦读、三次铩羽而归的三十六岁丰终于中举，这也是多年来石门湾镇的第一个举人。丰家曾经出过很多文人，丰子恺的远祖丰尔成是当地一个小官员，曾在康熙（1661—1722年在位）南巡时参与迎接。丰的母亲曾发誓，要活到亲眼看见儿子中举那天，这样将来她的墓碑上才能刻下表明儿子取得官位、光耀门楣的标志。她的愿望实现了，丰中举后不久，她就离开了人世。这是丰科举之路上的重要一步，他期待在这条路上继续向前。然而，就在他为母亲丁忧三年期间，延续了千百年的封建王朝的核心制度——科举在1905年被废除了。去北京参加会试的梦想落空，丰再也不可能沿着传统的路径得到仕途升迁的机会。除了在石门湾办私塾外，他别无选择，唯一的儿子丰子恺成了丰的首个学生。不为孩子讲授儒家经典时，他就把自己的时间消磨在读书、饮酒和抽鸦片上。
在丰的八个孩子中，丰子恺是唯一活下来的男丁，他的两个弟弟都在年幼时夭折。毫无疑问，父母对他宠爱有加，六岁时他便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了正规学习。他的家谱上说，丰子恺作为家族唯一男性继承人所享的特权，以及众多姐妹对他的纵容溺爱，导致他性格中有任性固执的一面，并影响了他的一生。事实上，作为当地名人的后代，丰子恺无论走到哪里都被尊称为“少爷”，外出购物时，总能得到相当的尊重。当他走近某家店铺时，人们甚至会毕恭毕敬地让路。他总是能得到商家赠送的蛋糕和各种零食。然而，在他父亲去世后，这种礼遇就逐渐消失了。数十年后，丰子恺回忆起这一切，感叹命运无常和家道中落对他们母子的深远影响。
丰子恺在私塾首先学习的是背诵儒家传统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然后是《千家诗》。父亲为他选择的版本上，每一页都配有一幅木板画。最初，年幼的丰子恺并不明白书页上一个男人和一头大象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丰子恺对这幅图深深着迷，几乎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图画下面的诗句上。一天，在结束了当天的课程后，他从家里的染坊借来颜料，认真地给那张画上色。墨水浸透了薄薄的纸张，第二天他父亲上课时才发现书已经污损了，一心想当画家的男孩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丰子恺没有被吓倒，在母亲钟云芳（1930年去世）的首肯和支持下，就在那天晚上，他用剩余的染料继续为插画上色。丫头红英是丰子恺童年的知己，也是他最初的绘画作品的唯一鉴赏者。木刻本《千家诗》书影。图片来自何莫邪的《丰子恺：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奥斯陆：大学出版社，1984）。
然而，丰对儿子在绘画上的努力毫无所动，因此丰子恺从他的藏书中偷出一本人物画谱也并未引起他的注意。江南气候湿润，需要不定期将书拿到太阳下晒，以免书籍发霉，这是一种保存书籍的传统方法。丰子恺就是在父亲晒书时看到这本画谱的，他立刻被吸引住了。这本《芥子园画谱》卷二《人物谱》，成了丰子恺最初临摹的范本。此时的丰子恺大约九岁。不久之后，他父亲就去世了。《芥子园画谱》作为18世纪以来最重要、最普及的国画临摹入门书，被广泛使用。此书由王概（1645—1710）等人编绘，王概是浙江嘉兴人，嘉兴离石门湾不远。丰子恺被书中的绘画所吸引，他最初印描的就是书中的唐朝诗人、散文家柳宗元（773—819）。画中的柳宗元身着长袍，两臂高高伸起，仰头大笑。画像想必是要反映柳宗元无拘无束的个性，但多年后丰子恺回想起当时首先印描这幅画的原因时说，大概是因为画中人高举两臂做大笑状的样子很像父亲打哈欠的模样，所以特别感兴趣。最终，这一形象在他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中以更夸张的形式得到再现。木刻版画《柳柳州像》。印自（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年）。
和当时许多小康之家的子弟一样，丰子恺通过精心绘制的图谱开始了与绘画艺术的首次接触。丰子恺的高中知交潘天寿（1897—1971），后来成为20世纪最有名的国画大家之一。他有着与丰子恺相似的经历，在孩提时代通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绘本开始接触绘画艺术。母亲鼓励丰子恺，染坊店的账房更恭敬地称赞他是肖像画家，他则继续照着《芥子园画谱》“印画”。青少年时期，丰子恺将书中所有的画像印了个遍，而且为所印的画都着了色。他的这一爱好引起了家里其他人的关注，不久他的作品就被拿去贴在厨房当灶君菩萨，或者作为装饰挂在卧室了。丰子恺《抬望眼，仰天长啸》，署名TK，主题来自宋代岳飞词《满江红》。图片来自丰子恺《劫余漫画》（上海：万叶书店，1947年）。
高中时期，丰子恺察觉到这种业余画法的局限。成为年轻的专业绘者后，他认为这种抄袭式的绘画和《芥子园画谱》这样的书无甚价值可言，并对它们在没落帝国的艺术传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感到不屑。1935年，丰子恺撰写评论称，《芥子园画谱》之类的手册，若被学习美术专业的学生在艺术形成的最初几年拿来使用，将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尤其是当下流行的大多数版本品质都非常低劣。“我认为这些手摹石印本的《芥子园画谱》比低级趣味的书更为低级，是画匠所用的东西。”学者型的艺术家经常如此抱怨，甚至在他们的艺术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仍会嘲笑那些收入书中的木板画。后来，丰子恺花了多年时间钻研西方潮流的绘画方式，晚年却基本放弃了写实主义的绘画风格，时常以翻阅旧画册为乐。他逐渐开始欣赏以精致、简单的线条传达出事物本质的画作，这种方式与他自己希望达到的艺术目标也更接近。
不管怎么说，这本画谱是九岁的丰子恺的主要灵感来源。1906年，四十二岁的父亲因肺结核突然去世后不久，他被送到另一个私塾正式学习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他用古老的方式记忆这些经典，按部就班地站在课堂上对着老师于云芝背诵课文，对其中的内容却不甚了解。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10年，教育改革延伸到农村地区。石门湾私塾紧跟时代精神，因正好位于溪畔，便更名为“西溪小学堂”，课程的设置也更加现代化，从嘉兴聘来的老师金可铸加入后为学校引入了体育课和音乐课。学生们学唱振奋人心的歌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爱国诗人李叔同谱曲的，他对丰子恺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学校虽因教育改革的潮流而更名，但仍在原址——一座近乎废弃的寺庙办学。僧人们还在寺庙兜售香火，为付得起钱的人士做法事。丰子恺无疑是第一届毕业的七个学生中最棒的。虽然学习四书等传统经典为他将来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后来在诸多随笔中都引用过《孟子》——但在校学习时，他抓住一切机会逃避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把心思放在用自己买来的工具模型印塑泥人上。他在镇上的集市第一次看到泥塑时，就立刻着迷了，存下足够的钱后他把整个摊位的存货都买了回来。这还不够，他买来模型工具，开始自己印塑、上色。
印塑模型在当地孩子中非常流行。丰子恺最初做的小塑像来源于民间宗教里的各式人物，包括家里用来装饰神龛的艳丽年画、观音像在内的各种佛像，还有关羽、文殊菩萨、孙猴子，以及动物、宝塔，甚至还有遍布各地、随处可见的科举牌坊和贞节牌坊。丰子恺后来回忆，虽然屡次因玩泥塑疏忽学业而被老师和母亲责骂，但这是他童年时代最喜爱的消遣。对子恺而言，不用受限于样式一成不变的玩具，全凭自己的奇思妙想自由创作是泥塑最大的吸引力所在。他早期发表的漫画《最初的朋友》就描绘了一个小男孩和一群塑像一块玩耍的情景。塑像有的像狗，有的像灶神，还有一个穿着衣服、像熊一样的动物。二十多年后，当丰子恺站在大上海玩具商店的橱窗外，不由得感叹现代工业生产的玩具极少能像他童年时简单的红沙泥模型那样带给人愉悦。尽管泥塑让丰子恺的童年多姿多彩，但真正点燃他艺术兴趣的是石门湾的元宵节。丰子恺《最初的朋友》，署名“恺”。图片来自丰子恺《儿童生活漫画》（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各地都会张灯结彩庆祝元宵。但石门湾与其他地方不同，要隔数年乃至十几年才办一次灯会。丰子恺三十七岁时回忆说，印象中石门湾只举行过三次迎花灯庆元宵。其中一次正是在他幼年时期。家人为准备迎花灯，从箱笼中找出一顶旧彩伞，这还是丰子恺的父亲和姑母丰黹红孩提时合作完成的。彩伞是六面形的，每面由三张扁方形的黑纸用绿色绫条粘接而成，用书画装饰，被公推为石门湾最精致的花灯。
丰子恺几乎顾不上欣赏装点街道的花灯，在父亲和姑母制作的彩伞的鼓舞下，他第一次决定在元宵节创作自己的彩伞。虽然和姐妹们制作的小彩伞在灯会结束时还没有完工——
但这一番的尝试，给了我美术制作的最初的欢喜。我们于灯会散后在屋里张起这顶自制的小彩伞来，共相欣赏，比较，批评。自然远不及大彩伞的高明。但是，能知道自己的不高明，我们的鉴赏眼已有几分进步了。我的学书学画的动机，即肇始于此。我的美术研究的兴味，因了这次灯会期间的彩伞的试制而更加浓重了。
丰子恺迷上了绘画。当时，同龄人都不得不隐藏对《红楼梦》和《封神榜》这类通俗流行小说的爱好，因为父母希望孩子只接触正面、积极、向上的作品。正如丰子恺所言，在他开始追求新的爱好时，他不得不像偷偷摸摸的瘾君子般行事。下午下课后，老师和朋友喝茶聊天去了，子恺就为同学描画，并收取一些小摆件作为报酬。在描摹完《芥子园画谱》的所有插图后，他开始描摹当时领先的教育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艺术教材。这种秘密的活动因两位同学为争抢他的一幅作品大打出手而暴露。让人意外的是，老师不但没有没收他的纸笔，第二天还叫他照孔子的画像画了一张大的，挂在教室堂前供学生们朝拜。从那以后，同学们就给他起了“小画家”的绰号。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新名号，他就可以索要在石门湾买不到的描摹装备来画人们请他放大的各种图像，最后费了不少力气才从外面买到工具。这让家里染房店的管账先生印象深刻，他积极鼓励这个男孩发挥自己的天赋。在介绍了少用墨的传统观念之后（尽管子恺当时主要用炭笔作画），他向丰子恺传授了中国肖像绘画的基本技能。当时小画家已经常接受亲戚朋友的约请，为逝者画遗像。他乐于接受他人提出的各种建议。甚至丰子恺离家求学以后，每当寒暑假等节假日回到石门湾，还常常收到这类请求。直到十八年后，还有老邻居和乡里乡亲请他为逝去的亲人画像。丰子恺在学校里第二次被正式约画，是老师要他在黄布上画出一条龙，用在校旗上——龙是清王朝的象征。
在家乡赢得“小画家”的美誉后，丰子恺又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尝试，开启了他一生对绘画和散文不倦的痴迷追求。丰子恺的文学事业起步平平，处女作是发表于当地《少年》杂志上的四则寓言，署名丰仁，这是他小时候的名字。其中《猎人》描写了一个懊恼的猎人，他本要猎兔子，注意力却被一旁跑过的鹿所吸引，因逐鹿而放跑兔子，鹿兔两失。乳臭未干的十六岁少年装出睿智老男人口吻，以寥寥数语的忠告结束了这段一百二十五个字的文章：“贪心一起，每易失败，寄语少年，勿如猎人之两无所得也；斯可矣。”《藤与桂》写的是类似的道理，但更能反映丰子恺年少时的某种心态。
青藤盘于古屋之上，自以为得计也，俯视屋左老桂，笑而谓之曰：“君具其昂昂之干，何自甘于卑污，日与儿卉伍乎？我虽柔如棉絮，而力能攀附，竟得凭空而上，悠然四顾，无有能与我并之者，君亦可谓不善自谋矣。”桂不以答。已而屋倾，压藤且断。桂乃笑谓之曰：“君固善于自谋，今日何之若此？”藤惭无藏身地，遂愤而死。丰仁曰：人无自立之精神，惟以依赖为事，鲜有不失败者。吾辈少年，其慎思之。
丰子恺的母亲像许多父母一样，热切地期盼有朝一日恢复科举考试，这样显现出一定文采的儿子才能像祖父辈一样博得功名。她仍然保留着子恺父亲当年参加考试的装备，以备这一天的到来。每年新年走亲访友的时候，她甚至要求儿子穿上他已逝父亲的长袍礼服，这令少年丰子恺感到非常尴尬。他回忆道：“她不管科举已废，还希望我将来也中个举人，重振家声，所以把我如此打扮，聊以慰情。”同时，由于丰子恺是大家族中唯一的男丁，她要儿子慎重考虑下一步的学业。当丰子恺被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录取，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甲种商校（在联考中排名第一）时，母亲认为家族生意前景堪忧，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反对经商，因此劝他放弃商科学习，选择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为教书胜过其他职业。她鼓励丰子恺到杭州的师范学校就读，并说从事文字的职业要优于其他行业。当时新式学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她坚信儿子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教师工作，即便不能留在石门湾，也不会离家太远。对丰子恺的母亲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免收学杂费。当时丰家的经济状况已捉襟见肘，无力支付大笔学费。
1914年，十七岁的丰子恺带着母亲的殷切期望踏上了去往杭州的船只，成为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寄宿生。学校建在浙江贡院旧址，十多年前丰子恺的父亲曾在这里参加乡试。杭州因西湖美景闻名，自宋朝，特别是南宋以来，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文为自然景观平添姿色，创造出中国最负盛名的天堂美景。西湖的魅力虽然被数十年的沧桑巨变削弱，但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无数学生和游客因向往文学艺术编织出的美景来到这个城市，西湖在他们心中依然如诗如画。北宋诗人苏轼（号东坡居士，1037—1101）曾这样描写这座人间天堂：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始建于1908年，其时晚清政府发动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丰子恺的小学也受此影响而发生变化。第一师范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县立国民小学的数学、艺术、手工艺、音乐和物理等传统儒学从未开设的西方学科的教师，促进当地社区的新公民精神的建设”。遵从母亲愿望入学的丰子恺，可想不到如此宏伟的蓝图。
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
作为家里的独子，丰子恺在故乡石门湾度过了备受宠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来到师范学校后，他发现很难适应那里的集体生活。不过，像其他同学一样，丰子恺默默地忍受和服从学校强加于学生的种种限制和规矩。学校依照改革派教育家经亨颐（字子渊，1877—1938）的先进方针组建，并由他任校长。经亨颐出身于浙江的名门望族，其家族在晚清时就拥护地方和全国的教育和政治改革。他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物理科，1908年回国后受聘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2年，时值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诞生，经亨颐升任该校校长。学校成为民国初期投资最大的省级学校，很快又成为浙江省教职员和学生最多的师范学校。凭借经亨颐的号召力和积极招贤纳士的政策，学校一度吸引了众多名士投身教育，包括后来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周树人（笔名鲁迅，1881—1936）。1909年，二十八岁的周树人加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生物教员和学校日本教员的翻译。经亨颐任校长期间，学校还吸引了著名作家编辑夏丏尊、教育家陈望道等一批文化界名人，以及朱自清、叶圣陶和俞平伯等年轻作家，诗人刘大白也曾在此任教。
经亨颐亲自面试和选拔学生，不动用私人关系，不染指公帑，因清廉和不惧强权而闻名。在这样一个本地人情关系网发达的环境中，经亨颐的办学理念——“学校的质量依赖于学生的质量”——令他显得格格不入。以“建立友谊，鼓励学生平等互助地讨论学习”为目标，学校全部四个年级的学生被编入各个班级。学校的制度创新包括对德育、美育的重视，课程设置远离浮夸的传统儒家的影响——尽管新儒家伦理和社会责任受到拥护，并将严肃的氛围注入校园。校规禁止学生在学习时间、用餐时间和熄灯以后交谈吵闹，要求学生保持校园的清洁，参加果园和菜园劳动，一来保证果蔬产出，二来教育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体力劳动。这符合民初的尚武精神，强调在增长智慧的同时增强体魄。学生还要参加半军事化的训练，在这方面丰子恺一点也不擅长。由夏丏尊作词、李叔同谱曲的校歌豪情满怀：“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学校重视教员培养和培育全面发展的“新民”——一个能在中国转型和现代化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理想化的人才群体。这是晚清政治家、社会改革家梁启超（1873—1929）毕生推行的理想。道德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学校的核心理念，旨在鼓励学生树立公民价值观、责任感，忠于新民国和成为社会改革的先锋。
怀抱如此明确的目标，经亨颐为教育倾尽心血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学校管理上，他提出“勤、慎、诚、恕、定”五字方针。“对他的学生而言，经校长不仅是他们的道德立法者、时事评论员、健康顾问、情感导师、性格评估师，还是他们学习、玩耍和生活的学校的最高控制者。”
在学校令人生畏的严格管教下，对石门湾过惯闲适日子的小伙子来说，唯一的安慰是与同为新生的杨伯豪（名家俊，字伯豪）的友谊。伯豪略长于子恺，余姚人，对学校过于严厉而不近人情的管教同样心存不满。
杨伯豪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意识、不轻易屈服的年轻人。他鄙视学校繁复的规章制度，对此常抱不平之念，认为学校定时关灯、不许夜出的宿舍规定是拿学生当犯人一样对待。他曾对同学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伯豪对他眼中乏味无聊的老师不屑一顾，拒绝上他们的课，甚至不屑于假装生病，因特立独行而扬名全校。伯豪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凝神读《昭明文选》或《史记》，对舍监或学监的批评训斥无动于衷。
丰子恺很快被这个大家视为麻烦和傲慢的年轻人所吸引。伯豪斥责子恺只知服从母命、师命到师范学校读书，而不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和理想，子恺顿时失掉早先以第三名考进学校时的扬扬自得。伯豪痛责顺从的伙伴：“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那么你的来此不是诚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于师范而来的。”丰子恺后来回忆：“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突然悟到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
两人在初入校的第一年形影不离，一起游览西湖的山山水水。经校长曾告诫学生“留恋湖光山色会让人丧失社会使命和责任感”，伯豪却告诉子恺，游西湖一定要到无名之处、众人所不到的地方，这些地方能让他们暂时逃离学校生活的束缚。他们寻找隐秘之处的方法很简单：拿两枚铜板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当下周他们重回旧地时，如发现铜板无人碰过，那里就是他们的钱库，是“以天地为室庐”的地方。天地为庐的说法源于传奇酒鬼刘伶的故事，记载于15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世说新语》由刘义庆（403—444）编撰，收录了名人遗闻轶事和佳言妙句。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于丰子恺来说，伯豪之精神如刘伶一样鼓舞人心。
我当时虽然仍是一个庸愚无知的小学生，自己没有一点的创见，但对于他这种奇特、新颖而卓拔不群的举止言语，亦颇有鉴赏的眼识，觉得他的一举一动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觉地倾向他，追随他。
杨伯豪给丰子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29年，伯豪突然因病去世，丰子恺为他写下一篇触动人心的文章，印证了两人年少时深厚的友谊。杨伯豪是第一个在个人主义和浪漫情怀上对丰子恺产生深远影响的人，这是一种与传统儒家精英文化残余及民国初期社会改革都格格不入的性格。杨伯豪拒绝接受校长和教员要求学生牢记的各种规章和社会使命感，频繁违反校规，不喜欢的课都不上，对老师吹毛求疵的劝导不以为然。很快，全校就盛传“杨家俊神经病了”。有时连丰子恺都对他奇怪的举动感到疑惑，担心自己的朋友不要果真“神经病”了。最后，这种高压的环境令伯豪难以承受，他在第一学年结束后离开了学校。“校中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子恺感到无比难过：“先生们少了一个赘累，同学们少了一个笑柄，学校似乎比前安静了些。我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益堆积起来了。”在怀念文章的结尾，丰子恺重复了这一段，不过，这一次是从伯豪逝去和自己后来生活的角度出发，讲述朋友的离世于他是何等痛苦的感受。
世间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自然界少了一个赘累，人类界少了一个笑柄，世间似乎比前安静了些。我少了这个私淑的朋友，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惧与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世间的反感，对于人类的嫌恶，和对于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益堆积起来了。
尽管如此，丰子恺对学校的课程大体感到满意，而且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尤其喜爱国文课。他的第一位国文老师、著名散文作家单不厂（1879—1930）给他取了一个笔名“子恺”，后来他写文、作画均用此名。“子恺”两个字的意思是安乐的人。丰子恺最初的名字“仁”，是儒家经典常用的一个字，意为仁慈、仁爱、仁义、仁心。“仁”与丰子恺幼时乳名“润”的发音相近，“润”有滋润、滋养的意思。子恺的父亲感念先祖保佑他得此一子，特为儿子取名润以志纪念。
丰子恺在浙一师的第三年，一位名叫李叔同（字息霜，法号弘一，1880—1942）的新老师接管了他们的音乐课和美术课。1912年，身为书画家的经亨颐在浙一师开设绘画和工艺课程，李叔同应经亨颐之邀赴杭州，任音乐、图画课老师，还教授一些与艺术和书法相关的知识。这位新老师的到来不仅让丰子恺的专业成绩立竿见影地提升，而且改变了他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甚至他的一生。
师范学校是培养教师之处，三年级以后，丰子恺不得不接受教育学与教授法的课程，这使他花在感兴趣的科目上的时间大大减少。新课程引不起他的丝毫兴趣，反而有将他的注意力从真正吸引他的东西上拉开之势。学习只为了将来谋生之需，这种明显的功利主义令丰子恺痛苦不已。他越来越感到失望和恐惧，担心永远也不能实现似乎已经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学业深造之旅：成为像他尊敬的夏丏尊（1886—1946）老师那样既精通古文又精通白话文的国文老师；去大学深造，学习自然科学；或者去教会学校学外语。十年后，丰子恺回忆起这段时期时说：“但我终于受着这学校的支配，我自恨不能生翅而奋飞。”正在这烦恼时候，幸得李叔同先生接管了图画课。
虽然在江苏省会南京，美术入门读物和基础美术教育出现已有一段时间，但李叔同仍被视为将西方现代美术和音乐介绍到中国的先驱。1906年至1910年，李叔同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留学，师从日本著名画家、政治家黑田清辉（1866—1924）学习油画，从而熟知西方美术教学方法。黑田清辉留学法国期间，师从画家拉菲尔·柯林斯学习现代绘画，旅欧十年后，黑田于19世纪90年代初回到日本，向本土引入融合了自然主义学院风格的早期印象派西洋画。因为推行当时最受欢迎的西方艺术实践和教学方法，黑田与日本画坛上追随意大利人安东尼奥·丰塔内西陈旧画风的学院派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黑田的外光派写实主义画法不同于欧洲正规的学院派画法，偏爱使用明快的色调和自然的户外光线。1897年，黑田清辉通过叔叔黑田清纲成为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教授。1907年，他继承了叔叔的子爵爵位，很快又以“日本西洋画之父”闻名。虽然关于李叔同与黑田清辉的友谊及这种关系对李叔同艺术思想的影响鲜有记载，但毋庸置疑的是，日本外光派一些重要的绘画元素通过李叔同传到中国，进而影响了他的学生——尤其是丰子恺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
在杭州期间，李叔同有两间配备石膏模型的教室，用来教学生石膏模型写生基础。他还编写了一本名为《石膏模型用法》的小册子，这是他在当老师时所写的为数不多但颇具影响的文学、音乐和艺术文章之一，也是最早用中文写成的现代艺术教学专著之一。他在文中写道：“普通教育设图画科，不仅练习手法，当以练习目力为主。此说为今日一般教育家所公认。因眼所见之物体，须知觉其正确之形状……但依旧式临画之方法以养成此种之能力，至为困难……然能减杀初学者之独创力，生依赖定式之恶习惯……故学图画者，当确信实物写生为第一良善之方法。”在李叔同的指导下，丰子恺很快就摒弃了在石门湾所学的印画方法，全力投入静物写生的练习中。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李叔同在教育方法上的创新，还有他作为艺术家所显示出的难得天分。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的学者高美庆（Mayching Margaret Kao）发现，“李叔同是为数不多的掌握了外国技法的中国艺术家，但让他成为卓越艺术家的并不仅仅是精湛的技术，而是我们在他的画作中看到的精神力量和神秘之感”。1913年，李叔同率先使用裸体模特进行教学，这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艺术革命。艺术史学者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这样评论李叔同的艺术才能：
李叔同和其他先驱们的艺术，不应以西方艺术的标准来评判。它们甚至不亚于四十年前日本现代主义已经达到了的成就。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是在反击一种严重的无知、冷漠和敌视，正如在日本明治时期，非西方风格的画家曾经不得不面对的那样。应该随时警觉的是，当众人指责他们是在破坏中华文化时，其实他们是在努力地复兴它。
成为李叔同的学生后不久，对丰子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导师充分肯定了他最初受兴趣引领而展现出的绘画天分。孩提时代，周遭物体的形状、线条与明暗都会令他产生不可言喻的兴奋。尽管这种情趣令他倍感愉悦，但他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天分。丰子恺认为，自己对这些感受和看法的研究并没有实际意义，他几乎以为，这世间并没有专究这件事情的学问。而现在，他突然在一间摆满画架和模型而非旧式桌椅的美术教室里找到了本来的自己。多年来的爱好兴趣——在头脑中描摹物体——一夜之间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原来世间也有研究这些事的学问！我私下的玩意，不期也有公开而经先生教导的一日！”后来，丰子恺在回忆这段艰苦却非常愉快的求学历程时说，他坚信模型写生对任何画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批评放弃石膏模型写生、认为这种基本绘画技能不过是陈腐旧法的西洋新派画家，也批评那些认为石膏模型写生过于机械和平庸的中国写意派画家。“我始终确信，绘画以‘肖似’为起码条件，同人生以衣食为起码条件一样。谋衣食固然不及讲学问道德一般清高。然而衣食不足，学问道德无从讲起，除非伯夷、叔齐之流。学画也如此，单求肖似固然不及讲笔法气韵的清高。然而不肖似物象，笔法气韵亦无从寄托。有之，只有立体派构成派之流。”自从坚定了这个信念，丰子恺便开始艰苦的石膏模型写生，所有空余时间都花在画架旁侧。
美术课上的苦练并未立刻获得成果，非但如此，还屡遭挫败。他曾懊恼地回忆，自己花费了十余个小时描绘一个维纳斯像，但是失败了。即便如此，丰子恺坦陈，后来在上海讲授的第一堂美术课上，他将这幅失败的画作示与学生，以说明人像写生于学画者是何等重要。类似的例子还有，他曾经费力描画一个拉奥孔像，因为疏忽了用笔的刚柔也失败了。拉奥孔雕像曾启发德国作家、文艺理论家戈特霍尔德·莱辛写出讨论西方绘画与诗歌区别的长篇论文。描画荷马像的努力同样令他失望，在多次描画经典西方艺术形象失败后，他开始怀疑，西西弗式徒劳无功的努力换不来他企望从艺术中得到的视觉享受。小时候，他曾经从红沙泥模子的塑印及彩伞的制作中获得的愉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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