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召政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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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贵族精神(熊召政生活随笔集)试读：
第一辑
在把追求财富当成社会前进的唯一目标时，整个民族形成的心理趋同，已经产生了一股巨大的颠覆性的力量。这股力量既能颠覆我们代代相传的贫穷，也能颠覆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与自然两情相悦的理想生活。重建诗意的生活
一近年来，有一个声音令人颇为兴奋，那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重建美丽的家园。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冲突与竞争并存的历史，它每前进一步，在获得新的生活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的忧患。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的改革开放有着无穷的动力，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创造力顷刻间释放了出来，然而为了最快地、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我们的环境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今天，我们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流光溢彩的现代化大都市里，面对那么多撼人心魄的风景，有谁不为我们这个民族选择的发展方向而骄傲？但是，当我们放宽视野，看到广袤国土上日渐萎缩的森林、污染严重的河流、日益扩大的沙漠以及城市里混浊的空气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一颗快乐的心呢？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在把追求财富当成社会前进的唯一目标时，整个民族形成的心理趋同，已经产生了一股巨大的颠覆性的力量。这股力量既能颠覆我们代代相传的贫穷，也能颠覆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与自然两情相悦的理想生活。
中国的《易经》，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充满智慧的哲学大书。它的主旨，是探讨“道”的盈虚消长、穷通变化。所谓道，即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在这个法则里，人不可能成为自然的主宰，而只能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祖先看到这一点，因此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老子写出了《道德经》。在这部体现了东方智慧的著作里，老子告诉我们，只有遵循自然法则来处理自己的事务，或者说规范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才拥有真正的美德。道与德的完美结合，就是古人所推崇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遗憾的是，人类的生活，很少能达到这一理想化的高度。迫于贫穷的压力以及对财富的永无休止的渴望，我们许许多多的同胞，自觉自愿地被改造成“经济动物”。在这种生存状态下，这些人已丢失了理想，支撑他们生命的，只有目的和动机。二
我并不认为某一种社会形态下的文化模式是一成不变的，甚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如对自然的钟爱，对宇宙的敬畏，以及悲天悯人、忧患长存的智者情怀，我们的确不应该舍弃。
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不但产生了历史久远的农业文明，也产生了我们诗意的生活。魏晋时期的陶渊明，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桃花源”；唐代的王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迷人的辋川。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都把自己向往的居住环境描画成一个童话的世界。在古人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换句话说，美丽的家园亦是精神的故乡。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成熟，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充满爱心，二是存有敬畏。处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先哲的态度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者，是因为我们的爱；有所不为者，是因为我们的敬畏。
爱与敬畏，不仅仅是我们处理人类事务的法则，同时也是与自然相处的法则。诗仙李白优游于山水，发出了“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感叹，从物我相吸到物我两忘，人与自然已经融合成一个美丽的整体；爱国词人辛弃疾行舟于水上，发出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歌吟：这种充满爱意的表达，不仅仅是人的倾诉，更是自然的声音。
但是，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有把爱变成恨，把敬畏变成无所顾忌的时候。
我们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提着那可怜的长矛到处征战。我们不惜与自然为敌，得到的回报是，饥饿与贫穷像瘟疫一样紧跟着我们；而自然，也不再把我们当成朋友，地震、洪水、干旱……可怕的灾难接踵而至。此情之下，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都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天怒人怨，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恨的终结并不等于爱的开始。当我们的民族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它首先获得的是身体的反应，而非灵魂的诉求。挨过鞭子的肌肤，感到疼；空洞洞的胃，感到饿。正是这样一些具体的感觉，决定了我们这个国家新的奋斗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国策的提出，其时代意义在于，我们的执政者终于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消灭了饥饿，我们才有可能走向幸福的起点。
英国人文学家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讲过：“人是非凡的，并不因为他从事科学，也不因为他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类头脑惊人的可塑性的表现。”中国二十多年来取得的经济建设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虽然古老，但它的可塑性依然无与伦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我们的国土上成长起一批又一批窝里斗的高手；当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是非成败的尺度时，又有许多陌生的面孔，成为大众崇拜的对象。三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弄潮儿，但历史的经验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能与弄潮儿的兴衰联系得太紧。由此我想到：让一个民族消沉下去，或者亢奋起来，都不是一件难事。但让一个民族理智起来，并保持恒久的激情，则需要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
对财富的渴望，使我们产生了亢奋。现在，重新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诗意的生活，能否再次调动我们的激情呢？
诗意的生活包括了很多内容，诸如安全感、舒适感、优雅的环境等等。近年来，随着财富的累积，国人的幸福感却普遍降低。乍一听觉得不可思议，再仔细一想，便不觉得奇怪了。幸福与财富虽然有着直接的联系，但财富并不等同于幸福。财富可以满足一个人物质的需求、感官的享乐，却不能让人获得心灵的平静，更不可能帮助我们获得仁慈的心境、道德的美感。多少年来，科技兴国的口号已深入人心，对于提升国力、获取财富，科技无疑是最为强劲的驱动力。但对于人类的心灵，科技却显得束手无策。换而言之，幸福不是一个技术的概念，而是一个心灵的概念。现在，我们讲以人为本，就是要时刻关注民生福祉，建造诗意的生活。
我所说的诗意的生活，应包括人与自然两个部分。古人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里的仁智之士，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精英。任何一个时代，那些与自然为敌的人，都会遭到知识精英的痛斥与批判。当今之世，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已日益被边缘化。物欲膨胀而带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淹没了智者的声音。面对经济腾飞背景下的道德真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扭曲，我们的知识精英，绝不能仅仅只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哀叹，而是应该真诚地告诫国人：以人为本，不能只强调人的物质的一面，更应该关注人的精神的需求。所谓诗意的生活，它对应的不是物欲横流，也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与自然的相亲相爱。四
佛家说，有多少执着，就有多少束缚。
不能简单地把佛理解为一个宗教的概念。中国的汉字赋予它特别的含义：人为为伪，人弗为佛。这意思是：凡是人所刻意追求的东西，就一定是伪的，不合乎天道的；凡是人所不肯作为的，就必定是佛的境界。
中国的先哲，由此悟到机心与道心的区别。机心，指一个人处理事务的方式以利益至上，有伪的成分；道心，就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培植悲天悯人的优雅情怀。禅宗五祖弘忍告诫弟子要“看住自家心”，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坠入执着与妄想之中。
遗憾的是，在财富至上的现代社会中，我们的机心越来越发达，变化多端，迷不知终其所止；我们的道心却日渐迟钝，犹如古道西风中的瘦马。整个人类偏离了理想的轨道，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人与自然的相亲，变成了人对自然的掠夺。人类越来越自私了。在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国，这一点也不能幸免。自然中所有的物质，不管是森林、河流、矿山或土地，甚至小心翼翼生活在远离人烟地区的藏羚羊，或者是藏于春天深处的一声蛙鼓，都被贴上商标，从中榨取金钱。如此作为，似乎只有一个动机，为的是在全球的财富争夺战中，得到一个名次。
从道心出发，我们可以合理地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从机心出发，我们的很多活动都体现了极端的功利性。为了暂时的辉煌，我们不惜伐林驱雀，竭泽而渔，这是多么愚蠢，又是多么可悲的举动啊！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讲一个小故事。
三十五年前，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被下放农村，在大别山深处一个小小的村落，一位年届五十的老农民接待了我。这位农民一辈子到过的最远地方，就是二十里路外的区政府所在的一座小镇。局促的视野，使他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他没有故乡的概念，因为他不是浪迹天涯的游子。闲谈中，他听说我到过北京，便问我见过毛主席没有，我说没有。他顿时感到十分诧异，问道：“你和毛主席住在一条街上，怎么见不到他呢？他难道早晨不出来挑水吗？也不出来买菜吗？”听到这句问话，我立刻笑了起来，这是一种嘲笑。去年，我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老农民还健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的笑容仍像当年一样憨厚，仍然过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生活。所不同的是，村子周围的山林都分给了农户，老农民将属于他的那片山林，培植得非常茂密。他领着我走进那片森林，告诉我这些树是怎么种养的，这一棵树为什么长得很快，那一棵树为什么长得很慢。什么时候，林子里出现了锦鸡；又是什么时候，豹子在这林子里叼走了山羊……他娓娓道来，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故事，但我仍被他的谈话深深地吸引。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过分地矫情，到处都是“真士隐去，假语村言”，可是，在这个老农民的口中，我听到了已经久违的童话。我当年曾嘲笑过这位农民，现在，这位农民却用他平淡无奇的生活，嘲笑了我们整个时代。
这位老农民不懂得科学，也不会想到借用那些稀奇古怪的名词来装饰自己的人生，但我依然敬重他生活的智慧。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爱与敬畏，所以他没有机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建造了诗意的生活。
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阐发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观点，提出“知行合一”。一百年过去了，这口号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显出了它的紧迫性。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不但要“知”，更要身体力行。几年前我到西安，专程去了一趟辋川，结果大失所望。王维笔下的人间仙境已不复存在，既无蓊郁的松林掩映明月，亦无潺湲的清泉在石上流淌，眼前所见，是一片裸露的黄土地。毋庸置疑，这是人伤害自然的结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土地的沙漠化与感情的沙漠化是同时进行的。重建美丽的自然，我们不能没有爱，构建诗意的生活，爱更是须臾不可或缺。我衷心希望，诗意的辋川重新回到荒凉的西北，爱与敬畏重新主宰我们的生活。2004年10月11日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演讲
旧体诗词与当代生活
尊敬的各位诗人、专家和学者，一个月前，首届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的组织者、湖北诗词学会会长罗辉先生，邀请我在今天的学术交流会上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我本想推辞，但罗会长坚持要给我一个机会，于是我就站在这里了。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旧体诗词与当代生活》。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可以借此避免谈高深的理论，那实在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是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谈一点实际的感受。
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四十多年，早年写诗，后来又写散文、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20世纪90年代以前，文化圈内的人都把我称作诗人。早在1980年，我即获得中国作家协会评定的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随后，又连续出了四本新诗集。所以说，朋友们称我为诗人也未尝不可。但有一个秘密大家都不知道，我学习写诗的最初，不是写新诗而是写旧体诗词。
我的祖父与外祖父都是读书人，但我的父亲母亲因为在少年青年时代遭逢乱世而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正因为如此，父母对我读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的继外祖父也是一位读书人出身的老中医，他不但医术好，书法与旧体诗词的写作也在当地颇有名气。我四岁就跟着继外祖父背诵诗词，五岁时就开始跟着他对对子，从一个字开始，后来对到五十个字，他说“绿”，我对“红”，他说“绿叶”，我对“红花”。如此数年，终于培养出我对中国文字的敏感以及初步的应用技巧。大约十岁之后，我就尝试写对联、绝句。十三岁时，外祖父出城去问诊，我跟着他，对着芳菲三月，外祖父给了《春景》这个题目，让我写五言绝句，我脱口说出“花如初嫁女，树似有情郎”这样的句子，外祖父大加赞赏。但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确实不知道“初嫁女”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之所以能这样写，应该是数年进行诗词语言训练的结果。
几年之后，我成了一名下乡知识青年，由于受到的家教，遇事我还是用旧体诗词来表达，但村子里让我办黑板报，我的诗词写作立刻受到了限制。我无法在规定的句式、格律、对仗中完成对生活对象的描写，比如说“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样一些语言，的确没有办法进入格律诗。由此我认识到，旧体诗词写作的年代，适合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我比较熟悉明朝，在其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文风与用词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从《明史》中留存的第一位皇帝朱元璋的《登极诏书》到最后一位崇祯皇帝的御批，我们从文字上看不到有什么变化。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语言环境的单纯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单调。终明一代，农耕文明的社会环境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所以，诗词创作的环境上承唐宋，也没有发生什么动摇根基的转变。但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传统诗词不再可能成为表现生活的主流文体。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文学样式越来越散文化、自由化，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从《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到小说是一个逐步散文化的过程。到现在的电影、电视、网络文学的出现，从中可以看出，主流文学的走向越来越复杂，离传统的诗词越来越远。
我喜欢旧体诗词，但十八岁时在农村办黑板报，遭逢了第一次障碍。从此，这障碍便如影随形，跟随我四十多年。
传统的格律诗词是建立在以单音节词为主体的语言环境中。在它成形的唐宋朝代，当时的诗人描写身边的生活，并不会感到这种严格的形式对他有任何的约束。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生活是可以用诗词来表现的。但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十之八九是旧体诗词无法表现的，像“GDP”“国际贸易顺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哥本哈根协定”这样的词语，与旧体诗词的创作要求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旧体诗词在描写现代生活时毫无优势可言，但在抒发感情、描写心灵的领域里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支撑现代社会生活的，是政治、科学和经济。在这三大领域中，表现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词语诞生，当然，也会有很多词语死亡。对于一个习惯于过传统的生活，愿意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人，这种现代生活很无奈。大约在十五年前，我在一篇散文里就说过：“对于喜欢心灵生活的人来说，科技是一场瘟疫！”因此，我每天都在面对一些事物，也在抗拒一些事物，在面对与抗拒中，旧体诗词的写作给了我心灵很多慰藉、很多帮助。今天，我们再也不能驾一叶孤舟到江湖中去，也不能坐一辆牛车优游在乡村泥泞的路上。但是，我们面对一朵花的开放、一片秋叶的凋零，同李白、杜牧、王维、苏东坡等唐宋时代的伟大诗人所看到的春花秋叶，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没有坐过飞机、高速列车，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在物质的世界里，我们无法传统；但在精神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排斥现代。描摹心灵生活，旧体诗词不但不会让我们捉襟见肘，反而让我们的感情变得典雅起来，古朴起来。
自从20世纪初新诗问世以来，一百年来，新诗与旧体诗词两者之间优劣与取舍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毛主席曾说过，给他一百块大洋，他也不读新诗。我没有他这么绝对，我既读新诗，也写新诗；既读旧诗，也写旧诗。新诗与旧诗，虽然都是诗，但两者的创作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选取的题材都大相径庭。从二十岁开始，到三十五岁，我基本上是以新诗写作为主；三十五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新诗旧诗都写；五十五岁之后，我几乎只写旧体诗词了，每年写作的新诗，不会超过十首。原因很简单，当我不再想在生活中扮演强者，我便愿意过恬静的心灵生活，在这种生活中，读古人的诗，然后又像古人一样写诗，便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2014年10月6日
在首届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暨聂绀弩诗词奖颁奖大会上的演讲
中国的读书人
一今天到这里和同学们交流，看到这个报告厅里人都坐满了，很多同学站着听我的讲座，我很感动。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交流，因我这次到广州来是参加“南国书香节”的，因此准备的讲稿便与读书有关。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读书人》。
读书人全世界都有，但我今天只讲中国的读书人。大家会问，中国的读书人与外国的读书人有什么不同吗？我要告诉你们，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我认为一生只读专业书的人，不是真正的读书人。读书的真正快乐，在于读闲书、读杂书。专业书养志，闲杂书养心。西方的读书人，大多数专注于专业方面的书籍，所以好认死理、坚守原则。中国读书人要谦和一些、通融一些。这就是不同。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读书人，我认为当个读书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今天改革开放，提出了“科技就是生产力”的口号，学理科的知识分子地位大大提高。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科技精英，都成了光环中的人物。相比之下，文科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却明显地衰落了许多。我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第一名，奖金是三万元。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是五百万。这就是差别。我这么说，不是忌妒人家科学家，他们造福人类、造福国家，应该得到足够的荣誉和财富。我只是想说明，时代风气改变了，读书人的差别也就显现出来。现在是科技时代，因此也就是科学家的时代，文学家们不再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我这样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读书人，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是一种福气。二
读书不是一种职业，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从阅读中获得快感。我们讲读书人，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知识分子的代称，另一种是有读书爱好的人。这两种解释都行得通，只不过对应的问题不一样。我现在先说说第一种读书人。
在中国古代，尽管当官始终是最荣耀的事情，但人们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最好的职业，却不包括当官。尽管我个人认为，终生当一个读书人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古人并不这样认为。古人将贤人分为渔、樵、耕、读四种，第四种才是读书人。同学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要把渔翁放在最前面呢？打鱼的人出没于风波里，社会地位那么低，有什么好的？在这里，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渔翁的了不起。
第一个故事是在春秋时期，当时中国的长江流域有三个诸侯国，楚国、吴国和越国。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楚国最强大，但是楚国的国君楚平王很平庸。楚平王派使者到秦国为自己的儿子找媳妇。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互相通婚的现象很普遍，这叫政治联姻。楚平王之所以要到秦国找一个儿媳妇，是为了他“西结强秦”的政治目的。应该说，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等到秦女来到楚国都城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位秦女很漂亮，便舍不得给儿子了。于是他听信奸臣的话，把这位秦女纳为自己的老婆。这件事遭到朝中老臣伍奢的极力反对。楚平王于是杀了伍奢一家三百余人，只有他的第二个儿子伍子胥逃了出来。“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的故事，同学们应该知道。我今天就讲伍子胥是怎样过昭关的。伍子胥历尽磨难逃到昭关，这是吴楚分界的边城。此时，前有大江堵截，后有楚平王派的追兵，跑不掉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芦苇深处荡来了一只小船，一位老渔翁一边唱歌一边把船摇到伍子胥跟前，说：“你上船吧。”伍子胥刚刚上船，楚国的追兵就到了岸边，追兵高叫渔翁将船开回来。渔翁笑了笑，仍是一边唱歌一边将船摇到江中心。伍子胥脱离了危险，他非常感谢这位渔翁，把老人尊称为丈人，说：“丈人，我该怎么感谢你呢？”渔翁反问：“你说怎么感谢我呢？”伍子胥说：“我这里有一把祖传的宝剑，我把它送给你。”在春秋时期能够将自己最好的剑送给别人，这是最高的馈赠。伍子胥的这把宝剑上镶嵌了很多宝石，而且他带着这把宝剑参加了很多次战斗，因此伍子胥觉得将这把宝剑送给渔翁，最能表达他的感激之情。谁知，渔翁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是伍子胥，我知道楚王在追杀你，我也知道楚王悬赏的价值，如果我将你交出去，我不但可以得到爵位，还可以得到五千顷的土地，可以说是封侯拜相啊！我连那个都不要，我还要你这把剑吗？”伍子胥非常感动，渔翁仍然一边唱歌一边摇船将伍子胥送走。当伍子胥上岸，再回头一看，小船上已经没有人了。那位渔翁已经沉江自杀了，他知道自己回去就会被楚王的军队杀掉，于是干脆沉江。这是中国历史上渔翁的形象，渔翁是智慧的化身，是英雄的化身，也是有儒雅之气的侠客的化身。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帮助吴国强大起来，现在的苏州就是他建的。
第二个渔翁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晚期，与伟大的诗人屈原有关。屈原的不朽之作《离骚》可以和《荷马史诗》媲美，是中国文学发源期的高峰。屈原是楚国的高官，屡进忠言而遭到国君排斥。楚国灭亡之际，屈原已被放逐到郢都之南——就是今天湖南汨罗县，他悲愤交集，准备投汨罗江一死了之。屈原走到江边，正准备投江，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渔翁。渔翁问屈原要干什么，屈原回答说他要自杀，楚国被灭了，奸人当道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自杀算了。这时渔翁针对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句话，回答说你应该“淈其泥而扬其波”。渔翁的意思是：世人都醉了你一个人醒着干什么？就像世上的水都浑浊了，大家都喝不干净的水，你也喝啊，你应该随其流而逐其波。渔翁这是告诉屈原：你要接受这个时代，你要接受命运给你的安排。但屈原没有接受渔翁的劝告，还是倔强地沉江了。这位渔翁的形象也随着屈原的故事一同留在了中国的历史中。这个渔翁是中国老庄哲学的代表，明哲保身，不与世界对抗，只讲求“独善其身”。
现在讲第三个渔翁的故事。大家还记得《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词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明嘉靖年间状元出身的杨慎写的一首词。这个杨慎学问很好，但官运不佳，因为参与大礼案，与嘉靖皇帝结下不解之仇，被流放云南，终生不赦。他的这首词成了《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杨慎是在流放的路上写下这首词的。个人的坎坷遭遇，让他羡慕一辈子与世无争的江上渔翁。从古到今几千年，今天这个朝代垮掉了，明天那个朝代建立起来了，在渔翁的眼里，这只不过是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是自然的规律。人间的兴衰更替，不必看得太认真。渔翁在日夜流淌的江河上，长年累月看着秋风春雨，不会被小人构陷，不会被功名所累，多好呀！
通过以上这三个渔翁的形象分析，大家就知道“渔樵耕读”，为什么要把渔翁放在第一了。中国的四大贤人排座次，不是皇帝排的，也不是外国人排的，而是中国的读书人给自己排的位置。渔翁是独善其身的，他永远那么悠闲，这是读书人将他摆在第一位的原因。读书人羡慕渔翁的那一份平淡、那一份悠闲。渔翁充满智慧，但是他并不用这样丰富的智慧去博取功名。中国古代读书人从思想深处是认同这样一种思想态度的。大家不难看出，渔翁是读书人理想的化身，是老庄哲学的典型代表。渔翁在沉重的世俗生活中，显得那么飘逸、那么超然。正因为如此，渔翁经常担任历史仲裁者的角色。没有渔翁，我们的历史便缺乏第三者的眼光，即客观的眼光。历史有成功者的历史，也有失败者的历史，还有旁观者的历史，渔翁是作为旁观者来看待我们的历史的。三
下面我要说一下读书人。读书人也有三种：一种是积极创造历史的，一种是积极塑造自己人品的，还有一种比较接近渔翁，即以一种豁达悠闲的心情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有一副对联，叫“看门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是最典型的第三种读书人。
我们先说第一种积极创造历史的人。屈原梦想破灭，因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班超将笔一丢，说大丈夫每日坐在书斋里有什么意思，应该到边疆厮杀，争取封侯。这都是为时代效命的一种方式。这一种人有很多，伍子胥是这种人，范蠡是这种人，秦始皇的宰相李斯、汉高祖的军师张良以及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翁同龢等等，都是这种人。这种人是立功的，他们心存社稷，铭记苍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一种读书人，是立德立言的。如司马迁、贾谊、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此类人中，还有诸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一批又一批文学家。这样一批立德立言的读书人，总代表还是孔夫子。孔夫子最早的志向不是当思想家，而是当政治家。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各处游说，希望能得到一个平台、一个治理国家的机会，但是国君们都不愿意用他，认为他是书呆子。这实际上是老天爷帮了他。他如果去当一个入世很深的政治家，就不可能有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变化，最后成为中国的万世师表。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建有孔子学院，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并吸收他的思想。如果他当了政治家，不会比伍子胥或者李斯干得更好。伍子胥与张居正一样，都是楚狂人，都是我的老乡。他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很有建树的。他这种读书人，是建功立业的代表。
建功立业的人，命运一般都不好，不是像伍子胥那样被赐死，就是像诸葛亮那样被累死。孔子想建功立业，想当政治家，没当成是他的福气。处理当下的政治，他便没有时间独立思考问题了，也没有可能当大思想家了。今天，也就没有那么多人研究他了。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第二种读书人的方阵里，其人性的光芒、智慧的魅力，甚至比第一种读书人更为灿烂。这里再讲两个唐代的故事。
现在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的人才出家当和尚，认为遁入空门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其实在唐宋两朝，当和尚也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有这么一个故事：唐代有一个皇帝非常喜欢佛教，也很喜欢当时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和尚马祖。有一天，他终于把马祖请进了皇宫。可是马祖见到皇帝不下跪，大臣们就问他为什么见到皇帝不下跪。马祖回答说：我见皇帝不能下跪，因为他是管理天下众生的，是人王；我呢，我是法王，是管法的。这个法不是法律，法王也不是政法委书记，而类似于西方所说的宗教领袖。在老百姓心中，法王就是神的化身，是佛的化身。马祖的法王之说，是对皇帝权威的一种挑战，但皇帝并没有迁怒于马祖，这表明唐朝皇权的宽容与宗教情感的培育状态。
第二个故事是说明读书人的无行。唐代有一个大诗人叫骆宾王。武则天时期他写了一篇《讨武瞾檄》，这篇文章收在《古文观止》里，是一篇最好的檄文。骆宾王这个人当过小官，怀才不遇，每天在长安街上喝酒，天天都是烂醉。他酒鬼的名声和他才子的名声都很大，皇帝都知道。有一次外国进贡美酒，皇上品过之后，说真是好酒啊。他想起骆宾王也很喜欢酒，就吩咐身边的太监也给他送一坛去。多不容易啊，皇帝并没有因为你骆宾王官职卑微，就高高在上，不跟你来往。那时候从皇帝到一般老百姓，都爱惜和尊重有才华的人。这一点跟今天有点不大一样，现在是谁有钱谁就是大哥大。且说两个太监抬着一坛子酒在长安酒家一家一家找，最后在一个小酒馆，类似于我们广州的大排档里找到骆宾王。当时骆宾王已经半醉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来圣旨了就要下跪接，太监说明来意，骆宾王就把送来的酒尝了一尝，连声称赞：“哎呀，真是好酒！”骆宾王于是找店小二要了一只木盆，把美酒倒进盆子里，然后脱了袜子洗脚。这一下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用皇帝御赐的美酒洗脚，这可是闯了大祸了。有人就问骆宾王：“你吃了豹子胆啊，怎么敢用皇帝送给你的美酒洗脚？”骆宾王说：“皇帝送酒时并没有说这酒只是送给我嘴的，没有说吧？要知道脚也是我骆宾王的，嘴也是我骆宾王的。我如果只管嘴不管脚，岂不是欺上瞒下？”你们听，骆宾王回答得多么巧妙。他是借着美酒来说事儿呢，讽刺皇上身边的大臣欺上瞒下。太监回到后宫中，把这件事说给皇帝听，皇帝只是笑笑，并没有责怪骆宾王。所以我说，唐代皇帝胸襟宽广，尊重文化人，而文化人也能够特立独行，保持自己的文化品格。四
在历史上，骆宾王这样的读书人还不算是另类。按品性划分，读书人也可分为三类：狂生、狷生和乡愿。狂者不拘小节，但有担当天下事的勇气；狷者执着，有一往无前的决心；乡愿比较玲珑，会做人。一般来说，狂者有个性，比较遭人忌。李白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是以狂人自居的。敢以狂人自居的读书人，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不少。
继骆宾王之后，晚唐有一个大诗人叫杜牧，他不算狂人，但也有狂人那种与世俗抗争的勇气。杜牧非常有才，官也比骆宾王做得好很多。他最大的官职按照今天来说，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那也是副总理级别了。他当初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中当幕僚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风流才子。杜牧在扬州，最大的乐趣是下班之后去泡妞。扬州在唐代是最繁华的城市，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城里头到处都是青楼酒馆，最漂亮的女孩子都跑到扬州来了。有一句话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杜牧天天都跟这些女孩子泡在一起。他毕竟是政府官员，哪能这样胡闹呢？于是有人跑到牛僧孺跟前告他的状。牛僧孺听了只是笑了笑，每天偷偷派几个便衣警察跟着杜牧，不是伤害他而是保护他。
三年之后牛僧孺升官了，走之前，他把杜牧叫到办公室。只见他的书案上摆了老大的一只箱子，他让杜牧打开箱子，只见箱子里放着一扎一扎的纸条子，都是杜牧到妓院去平安归来的记录。杜牧这才知道牛僧孺一直派人暗中保护他，因此对牛僧孺非常感激。但他秉性难改。
多少年之后，杜牧回到长安当了监察御史。那时候长安城的达官贵人家里，每天晚上都有堂会。那时候的达官贵人家里都养着歌舞班子。有一个京兆尹，家里歌舞班子非常有名，其中有两个很有名的舞女，歌唱得相当好，像现在的超女这样，名气大得很。这个京兆尹经常请人到家里吃酒席看歌舞，但是从来没有请杜牧。杜牧就很奇怪，问朋友这个京兆尹为何不请他。朋友说不敢请你，你是管司法的官员，怎么敢请你呢？他一听，当天晚上跑去京兆尹的家，说你不敢请我，我自己来了。刚坐下就问：“谁叫紫云啊？”紫云就是那个红得发紫的舞女，当时长安城中的超女。他让紫云坐在他旁边，陪他喝酒，给他唱歌。这是唐代的读书人。“文人无行”这句话，在唐朝表现得比较充分。五
现在，我再讲一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读书人承担社会功能的问题。每一个读书人都承担着社会责任，有的人当渔翁，有的人当李斯，有的人当李白，等等。每一个读书人都是不同的。为什么他们承担的功能不一样？换句话说，为什么他们的文化身份千差万别呢？这是因为他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汲取的知识和他们传承的关系不一样，后世对他们精神的领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有两种文化，一种文化是以毁灭为能事，另一种文化则致力于创造。这么说，大家可能不好理解。为什么说以毁灭为能事呢？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毁灭，不破不立嘛，破就是毁灭，将旧的东西打破，这个过程就是毁灭的过程。我们现在的改革，重点在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一种创造。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往往改朝换代，毁灭旧的王朝的时候，不读书的人起了重要作用，读书人却只是配角。唐人的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讽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但也道出了“英雄未必是书生”的道理。刘邦和项羽，两个人都胸无点墨，是大老粗，但两人推翻了秦王朝。他们是大英雄，善于毁灭，却不善于建设。在建设一个世界的时候，读书人的优势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读书人的分别在于，有的人愿意研究毁灭一个世界的学问，而更多的读书人，是为我们的社会承担建设的责任。
有着建设责任的读书人不见得要当官，但一定要有专门的知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今社会中，这些状元就是两院院士，就是各行各业的带头人，就是那些大公司的老板。我常和人讲，当一个时代的建设者，是有福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生活，虽然刺激，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而对于赚钱的差事，大部分人都有积极性。如今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没有专业，赚钱是很难的。但这些赚钱的、经邦济世的学问，不是说你泡吧、泡妞可以泡出来的，你必须下苦功夫去学习才能掌握。人间的学问很多很多，当今之世同古代不一样，学问分得很细，非常非常细。就说你们华南理工大学，设置了多少个专业？每个专业里，又容纳了多少学科？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过：知识是有方向性的。比如说科学技术所承担的任务是创造世界；人文科学，我们的哲学、文学、法律、经济等等这些文科的学问，是用来管理这个社会、管理这个世界的。这就是知识的方向性。美国建国以来的总统百分之九十是学历史、学哲学、学法律出身的，他们所学的知识在他们管理国家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是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你就应该在科技领域为国家进步做贡献。没有他们，“神六”上不了天啊！但是，管理国家、创新制度，就应该让更多的学习人文科学的读书人来承担责任。这就是知识的分工。六
说了读书人承担社会功能的问题，我还想专门说一说读书人的领悟能力、智商和情商的问题。首先，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中的佼佼者，智慧可不见得比我们读书人低。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广东的一位前辈，一千多年前的惠能，也就是禅宗六祖。惠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有一天他到一户人家卖柴火，听到东家在诵《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四个字时，他忽然就领悟了。惠能听完之后就问这是什么书，有人告诉他是《金刚经》。惠能又问现在最懂这个经的人在哪里，人家告诉他是禅宗五祖弘忍，住在黄梅东山五祖寺。惠能听了之后，千里迢迢从韶关穿过江西，从九江渡过长江来到湖北黄梅的五祖寺。惠能的广东口音很难懂，他到了五祖寺后，弘忍大师问他是从哪儿来的。惠能回答说是岭南。那时候中原人对广东人很蔑视，称呼广东人是“獦獠”。弘忍问，你一个獦獠怎么学佛？惠能立即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这使弘忍大师大吃一惊，于是把惠能留了下来，但还是不让他出家，而是让他随众劳动。和尚们每天的任务是听经讲经，而惠能的任务是种菜做饭。惠能入寺八个月之后，弘忍命各人呈上一首偈语。这实际上是一场考试，他要选择继承人。但惠能没资格参加，因为他还不是和尚。弘忍的弟子上千人，最有学问的一个弟子叫神秀，和尚们称他为上座，相当于今天的学生会主席，其地位仅次于弘忍。神秀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写了一个偈，类似于今天的打油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有的人都说他写得好，夸他学佛十七年，了解了佛的真谛。惠能这位“獦獠”不识字，就请人念给他听。听了之后，他说我也有四句，但是他写不了字，便让人帮他写。他口授的四句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下子推翻了神秀对佛的理解。和尚们都耻笑惠能胡说八道。弘忍看了惠能的偈语后，当夜就把惠能叫去，把世代相传的袈裟交给他，正式传给他衣钵。他知道神秀势力大，没有当上继承人，肯定会对惠能不满。于是让惠能连夜离开五祖寺，回广东老家去。惠能这四句偈，道出了禅宗的真谛，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惠能功不可没。我们今天读到的《六祖坛经》，便是惠能讲授禅学的语录，是他的弟子们记录的。他同孔子一样述而不作，孔子述而不作，是摆老师的权威，惠能是因为不识字。神秀学富五车，但根器不如惠能，这根器就是领悟能力，也就是智慧。
孔子说有的人是“生而知之”，有的人是“学而知之”，这就是智商的差别。毛泽东一辈子掌握了这么多学问，可能有人学五百年都学不会。有人说毛泽东这样的天才五百年才出一个，这句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毛泽东既生而知之，又学而知之。惠能就是生而知之，这种人是天才。孔子和神秀这种人是学而知之，通过艰苦的学习参透知识，这叫人才。人才是可以培养的。我们所有的大学，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是为学而知之的人所创办的。我们的每一本书，都是为学而知之的人写作、出版、发行的。有的人读书读了一辈子，始终是一知半解，这就是领悟能力不够。大凡智商与情商比较高的人士，只要培养了读书的爱好，大都能够融会贯通，达到学而知之的效果。
最后我要告诉同学们：读书是快乐的，不要将快乐让给别人。这句话我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凤凰卫视每次为李敖的专栏节目做广告时说：“李敖读书，我们读李敖。”我就想，读书是多么快乐的事啊！我们为什么要读李敖呢？那多枯燥呀！
我从十一岁时起，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每天不读几页书，会感到不舒服，晚上不读几页书，就睡不着觉。四十余年来，我从未改变每天读书的习惯。我喜欢在下雨天读书，喜欢在冬天下雪时读书，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少走动。这个时候待在家里读书，感觉很快乐。我经常一到下雪的时候，心情就特别好，因为只有这样萧瑟的环境，才能给人非常充足的空间以及非常闲适的心情把书读下去。所以我说读书人的要求很低，只要天上有雨、有雪，只要有一盏清茶一杯淡酒，就可以读一本书，思考人生的大问题。这样的快乐你在读李敖时肯定找不到。所以我们不要读人，也不要去读周围世俗的风气，我们只要有一点点时间，就用茶用酒来相伴，度过一段愉快的读书时间。附：回答听众提问
听众：熊老师，请问您写《张居正》用了多少时间？
熊召政：我读书读了五年，主要是研究明代的历史，然后写了五年，一共是十年。
听众：熊老师您好，我听您的演讲总是讲古代的，很少讲近代的。我想问一下您对鲁迅的看法。
熊召政：大约是因为我这个人线装书读得太多了，所以随手拿来的例子都是古代的。我非常喜欢30年代的一帮作家，包括巴金老人，我非常敬佩30年代这一批作家的成就。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处于巅峰的位置，他的确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文学家，非常了不起。
听众：熊老师您好，听说您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集、散文集以及长篇小说《张居正》，请您谈谈创作和读书之间的联系。
熊召政：我的《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最早是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一共有四卷，分四年出完，一年出一本。为什么这样出呢？当时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是我的责任编辑，对我用了一个激将法，他说：“你可以一本一本地出，也可以一次出，这就要看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有的人作品第一卷出来反应很好，后来写得不怎么样，到最后没有人看了。还有人一卷比一卷写得好，读者越来越多，后一种人愿意一本一本出。”我一想，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前一种人，对写作没有信心，于是答应写一本出一本，这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压力。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我重新来看这本书，发现有一些可以订正的地方。比如说，里面说到了奏折，其实明代只有奏本没有奏折，这样小的事可能读者不在意，但是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作家，不能因为读者忽略，你就可以忽略。因此我就将它做了一个订正，这个校订本就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这套书出得非常考究，我很满意。这个校订本究竟订正了多少处，我自己也不知道，改得密密麻麻。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林文询先生告诉我，修订的地方有二千二百四十八处。
另外，我的散文集《青山自在红》，它是在写《张居正》过程中诞生的，是对历史的一些研究。我将这本书送给贾平凹，他说你这是将写《张居正》剩下的余料再回炉一次，变废为宝，很好。我说不是，我的这些文章体现了我的历史观，是我写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与《张居正》相得益彰。这位同学问到我还写不写诗，我最后的一首诗《千年虫》是1999年写的，那之后我就没有再写了。但是，《张居正》中，我仍替里面的人物写了大量的诗词。不过，今后我想我还是会写一点新诗的。
听众：我自己比较喜欢读书，最近我在网络上遇到一位像您一样的师长，通过QQ或者其他论坛针对我们大学生的思想发表看法。他说大家都在读书，但是真正能够用心去读书的人，却是很少。我现在处于比较茫然的状态，我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与您进行交流呢？
熊召政：我这个人好像与生俱来就喜欢读书。客观地讲，我当年的读书条件比你们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没有收音机，全中国都没有电视机，更没有电脑与害人的网络游戏。我生活在一个偏僻山区的小县城里，漫漫的长夜，全靠读书来度过。所以我说我的读书条件比你们好，整个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诱惑让我放弃读书的快乐。如果让你们像我小时候那样去读书是很残忍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房子里的世界很无奈。对当年的我来说，读书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今天对你们来说，读书可能成为一种痛苦了。往电脑跟前一坐，进QQ聊天室，与网友们一聊一个通宵，那多快乐啊！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你说想和我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太上网，我只用电脑处理电子邮件，但从来不会网上聊天，也不开博客。
听众：熊老师，您既是作家也是诗人，我想知道诗歌在您的生命中是什么地位，还有您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怎么看。
熊召政：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了一套我的作品自选集，其中有一本诗选，叫《南歌》。我为这本诗选写了一个自序，标题是《诗在心灵中的位置》。从这个名字，你们可以看到我对诗歌多么钟情。在《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不少记者问我一个问题：“你还写诗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可是我却感到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跟你问的差不多，我回答一个记者说：“我之所以写历史小说，是因为我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史诗。作为一个诗人，能写出史诗性的作品，那该多么快乐啊！当然，我不见得写得出史诗性的作品，但这却是我的文学理想。这个时代可能不需要诗，但是我的生命一天也不能离开诗。一个没有诗的激情的作家，在我看来，他便缺乏一种人文的东西，他的作品不会产生感染力。如果我们整个的时代没有诗，那么这个时代就没有制约铜臭的力量。所以我认为时代的健康发展，既要有众星捧月的大商人、企业家，也要有孤独的但受人敬仰的诗人存在，这才是正常的。”
听众：我想问三个问题。第一，对您影响最深最大的是什么书、什么人？第二，您觉得您现在文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也就是您最得意的地方是什么？第三，您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或者可以说您给希望从事创作的人，给初学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熊召政：第一，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真不好说，但是如果说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我还可以说。《楚辞》、唐诗、宋词、《悲惨世界》等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大仲马编故事的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还有将文学推到极致的屠格涅夫，他的《猎人笔记》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第二，我最得意的地方，就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忧患意识，没有放弃我为这个民族思考的责任。
第三，我写作中最大的苦恼，就是故事的生动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不能有机地融合。
第四，如果给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提一点建议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我是经历了多少次退稿，多少次被人误解而走到今天的。现在我坐在这里跟同学们交流，你们觉得我成功，其实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以失败者的身份生活着的。
听众：前一阵子，文坛巨匠巴金先生去世了，作协提出要设巴金文学奖，您又是一个文人作家，对设不设巴金文学奖应该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熊召政：巴金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以他的名义设奖，以他个人的影响力、威望，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他的家属提出来不同意设这个奖，我觉得也是应该充分尊重的。因为现在的确奖项太乱。即便是一些权威性的大奖，评出的作品质量也参差不齐。巴金的家属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出来凑热闹设奖，的确是明智之举。
听众：熊老师您好，您对余秋雨的散文怎么看？
熊召政：余秋雨的散文，在中国文学界应该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余秋雨对于文化散文做了很有贡献的探索，他的文章写得非常有特色。
听众：熊老师，您好。我们知道这几年来中国一些文学新人比如说韩寒，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您对以韩寒为代表的文学新锐有怎样的看法？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熊召政：我认为作家是不分年龄大小的，有志不在年高嘛。韩寒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显然和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的理解隔得比较远。学生们很欢迎他们的作品，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我们不应该去反对这种现象。我们还应该观察一下，因为文学最终取决于生活的积累以及理解。“韩寒现象”究竟是快餐文化，还是文学的转变，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是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才气，以及他们进入文学的勇气和方式，表示敬佩。
你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未来文学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回避不了历史给我们生活打下的烙印，今天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历史小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有那么多人喜欢校园青春派的小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灿烂多彩。所以我相信未来的文学，应该比现在更辉煌，传统文化的回归会比今天的步伐更快。2005年12月16日在华南理工大学的演讲
作家的责任
一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作家的责任》。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样走上作家之路的。我五岁开始上学，十一岁以语文成绩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到初中去报到的时候，学校大厅的两边挂了两条标语，一条是“欢迎你，未来的科学家”，另一条是“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我看了看就站在文学家的条幅底下去了。当时是我母亲陪我去报名的，她见我站在标语下不走就说：“你老站在这里干什么？”说着，拉着我就走。这时学校的一个老师看到了，就问我：“你想当文学家，是吗？”我回答：“是啊！”谁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他就说：“我在报到那天看到我们班有个同学站在文学家的标语下，他想当文学家，现在我请他起来和大家见面。”我当时个头儿很矮，十一岁，大概连一米五都不到，体重也很轻，完全是一个发育不成熟的样子。我站起来，老师就问我：“文学家有很多种，你愿意当什么呢？”我说：“我想当诗人！”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一个绰号“熊诗人”。他们喊我“熊诗人”的时候并不是一种鼓励，而是取笑。“你们看，全班最矮的一个人，发育都不成熟，还想当诗人。”就是这种嘲讽和玩笑，激发了我做人的尊严。这些细节决定了我最终走上文学的道路。之后的四十多年中，虽然我经历了很多坎坷很多曲折，可我还是按照我十一岁时立下的决心走到了今天。
我喜欢文学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文学不是百花齐放，而是百花凋零。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全部下放农村劳动。我1969年下乡，跟我一起的知识青年有好几十个，组成了一个知识青年宣传队。在宣传队里，我这个半瓢水，成了难得的笔杆子。我从编三句半开始，到写歌词、快板书，到编舞蹈、歌剧、小话剧。我记得很清楚，到了1976年，我们县里的宣传队到省里会演，结果省里文艺界的领导一看，怎么这个宣传队的节目全是熊召政一个人写的啊？熊召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感到好奇，等见到我本人，他们才发现熊召政是个矮个儿的毛头小伙子。在那之前的1974年，我要写一首诗朗诵来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记得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写了一首《献给祖国的歌》。后来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长江文艺》上，整整八个页码，非常长的一首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而且是头条。这首诗发表的时候，我还在乡村当知识青年宣传队的队长。白天劳动，晚上写作、排练或者演出。每天的劳动负荷非常大，又没有什么吃的，幸亏年轻，不然，身体早垮掉了。有一天，我在田里插秧，看到一辆华沙牌小汽车，远远地从山间公路上开过来，我开玩笑地说：“这不知道又是哪个‘走资派’来了！”正说着，只见那辆车就停在了我插秧的田头上。从车上下来一个胖老头，还有县里的一个干部跟着他。一会儿大队长就叫我：“熊召政，你起来！”和我一起做农活的同伴们说：“你说他是‘走资派’，他听见了，找你算账来了！”当然这是玩笑话。我带着两腿泥走到胖老头跟前。通过介绍，我才知道这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他问我：“你就是小熊啊？”我说：“是啊，我就是熊召政。”他就把我带到大队部里面，喝了一碗凉茶，然后从包里拿出发表我长诗的那份《长江文艺》，问我：“这首诗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我怎么觉得这首诗好像不是你写的。这里面写到了很多地方，你年纪轻轻又没去过，怎么写得出来呢？你是抄的吧？”我说：“你若不信是我写的，我现在就背一遍你听听。”说着我就站起来，从头到尾把这首诗背了一遍。我记得其中有一句：“祖国啊，我是你大手大脚的儿子，我将用我坚强的臂膀承担你给我的责任。”我二十岁的时候就觉得应该为这个国家，为民族承担责任。但是我那天晚上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知道为国家承担责任是怎么样一回事。十年、二十年以后，当我真正有勇气为国家承担责任的时候，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我把这首诗背完以后，那位领导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熊啊，你这首诗在我们湖北文艺界等于放了一颗原子弹啊！”这句话是夸我，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我回答说：“这首诗发表以后，我收到来自全国的八百多封信。”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文学“粉丝”。我最早的“粉丝”现在都已年过半百了。这时候，距离人家嘲笑我是“熊诗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年。不久，武汉大学招生，因为种种原因，我那一年没有跨进武大的门槛。不过，我还是结束了五年的农民生活，被调入了县文化馆，当一名创作辅导干部。为什么叫创作辅导呢？就是辅导全县的业余作者学习写作。
就这样到了1979年的夏天，有一天我去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山村，拜访一位乡村中学老师。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忽然迎面来了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农妇。我和那位乡村老师上山，农妇下山。我无意间抬头看了农妇一眼，她也看了我一眼。记得那是8月下旬，天气还非常热，可是那位农妇的眼神却非常冷，冷得让人心里发寒。农妇走过去以后，我回过头去看着她的背影走远，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她的眼神怎么这么冷？”那位姓王的中学老师说：“她是我们村的，她这又是去告状了！”我问：“她告什么状呢？”他说：“她的丈夫被大队民兵连的连长打死了，有冤申不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申不了呢？”王老师详细讲述了整件事情。
三年前的一个冬天，她的丈夫在修水库的工地上，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有一天，他请了一天假回家拿咸菜。回家后，他看到家里什么都没有，连柴都没有一根。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于是上山帮他们砍柴，又把家里收拾了一下，结果就晚了一天回到工地。按道理说，这不应该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县里集中数万民工修水库，由于太苦太累，民工逃跑的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为制止这类事件，各个大队经常会抓一些典型来批斗。这叫“杀鸡给猴看”。因此，这位民工一回到工地，立刻被民兵连长关起来，并组织批斗。这位民工觉得心里很憋屈，一个月没有回家，家里连烧的柴都没有了，我只是去砍了一些柴，并不是偷懒，怎么就成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阶级敌人了呢？他想不通，就在批斗会上，和民兵连长争辩了几句。民兵连长就说：“你还狡辩，你这就是反革命！”说着就把他吊起来打。打着打着没有声音了，放下来时已经断气了。人虽然死了，可民兵连长一点都不恐慌，他反咬一口，说这位民工“抗拒批斗，畏罪自杀”，通知他家里来把尸首拉回去。这个悲剧发生在1976年的冬天，“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但拨乱反正还没有开始。中国大地上，极左势力仍肆虐横行。那位农妇在当时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两年后，党中央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潮流进行清算。农妇看到了希望，便开始为死去的丈夫申冤。但是，她从公社告到区里，又从区里告到县里，三级政府都没有一个人搭理她。她后来又给地区、省里领导写信。她花五分钱买一张白纸，回到家裁成A4纸那么大，一张白纸可裁十六张；然后她让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歪歪扭扭地写上冤情；再用一个鸡蛋换了邮票，寄到县里、省里。可是这些信又一封封被打回乡里，乡里又打回大队。大队干部都幸灾乐祸地说：“看，信又回来了吧，你再告，就把你一家人的口粮都停下。”不管大队干部怎么威胁，农妇仍锲而不舍，三年如一日为丈夫鸣冤。
这位农妇不到四十岁，可是却像一个老太婆，头发枯槁，眼神呆滞。那天，我心情本来很好，但就是那位农妇的眼神把我带进了严寒的冬季。走在山路上，我一句话都没有。我觉得好像是我对这个农妇犯了罪，我对王老师说：“今天晚上，你带我到她家去。”晚上我们去了两次，那个农妇都还没有回来。从那个地方到区委会有二十五里山路，她在区委会坐到天色黑尽，没有一个人理她，她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又走回来。见到她时已经是深夜了，王老师喊住她，说：“这是县里来的同志，他特意来看你的。”那时天太黑了，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只看得到她的一个轮廓，只觉得她的嘴角轻轻抿了一下。我想那是给我的一个微笑，但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微笑。我们到她家里，里面没有灯，虽然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但没有钱买煤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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