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通俗讲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翟双庆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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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通俗讲话试读：

前言

纵观中医学的发展，从东汉张仲景开创伤寒研究，到金代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元代朱丹溪等医家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再到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对温病学说的阐发，无不闪耀着《内经》的光芒，可以说中医理论的发展完善与《内经》理论的深入阐释、临床应用息息相关，是中医学理论之渊薮，中医临床实践之鼻祖，是历代传承中医的必读经典。

经典传承是中医学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与表现形式，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始终将“中医经典”课程列为必修科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年则提出优秀临床人才培养模式中应首先强调“读经典”，我想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以《内经》为首的中医经典构建了中医理论体系框架，明晰了中医学学科的内涵与发展方向，尤其是确定了中医学独特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与方法，而这种思维模式与方法决定了中医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最本质的学科特征。明晰学科内涵和强调学术特征则会保障学科的健康发展，否则就有被异化的可能。伴随着西方文化的深入传播与西方医学的快速发展，许多学习中医的人，包括中医临床工作者都不太会运用中医传统思维模式与方法，长此以往，中医学还是否是中医学，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因此，中医学较其他任何学科都应该更加重视经典。

创新，包含着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实践应用创新等，是社会以及各种专业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无创新则谈不到发展，而发展才是硬道理。纵观中医学发展史，也是一部创新史。《内经》虽然建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但举凡对生命的认识，对人体脏腑、经络、腧穴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辨证论治，药物针灸推拿的运用等，无一例外地依靠了后世医家、学派的丰富、发展，使得中医学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断成长壮大，这正是创新的体现。但需要明确的是，创新与传承是互为基础、互为前提、互相为用的。不谈传承、不谈经典，则失去中医学科原有的内涵与特征，谈不上是中医学的发展了；而不谈创新，则不能解决许多出现的新问题，不能满足人类社会新的需求，就有被淘汰的危险，所以，欲保持中医学的特色，发挥中医学更大的作用，必须要创新。换句话说，传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发展，而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将优秀的精华传承下去。《内经》流传数千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临床，主要从医学本身的角度谈及一些肤浅认识，使大家能够将《内经》思维与实践结合并有所体会运用，以己之见给大众一定启发，窥见中医源头活水之一角，为中医学理论的传承、创新、发展贡献一己之力。书中大部分的内容连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12年底到2014年6月之间，今将其汇集、删繁、增补、重新编排，以成是书，虽欲精益求精，但无奈《内经》之学博大精深，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探讨，予以斧正。翟双庆2018年1月于北京第一讲　《黄帝内经》学术源流大要《黄帝内经》 （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81篇，共计162篇。该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的系统结构，反映出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该书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和推动中医学术发展的源泉，中医学发展史上出现的许多著名医家和众多医学流派，从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来说，基本上都是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历代医家非常重视《内经》，尊之为“医家之宗”，是历代学习中医学的必读之书。一、成书流传《内经》一书可以说是秦汉以前医学理论文献的汇集总结，融汇了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多方面的成果，形成了独有的学术体系，对中国医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内经》的流传历经千年，几隐几现，颇具传奇，但从出现即受到众多医家的重视，古今医家从不同角度研究者众多，为我们研读《内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历代不少史学家和医学家们对《内经》编纂成书的时代进行了考证，一般认为《内经》虽冠名“黄帝”，但绝非黄帝书写。黄帝其人及托名

实际上，黄帝并非一个人，它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一个氏族，居住在我国北方，在现河北张家口涿鹿一带。后黄帝氏族与炎帝氏族相合，打败了蚩尤，入主中原。到了春秋时期，这个氏族又称为“华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就是汉以后所谓“汉族”的祖先。

正因为黄帝氏族是华族的始祖，历代都以自己是黄帝子孙为荣，而且为了追本溯源，也常把一切文物制度，都推源到黄帝，托名为黄帝所创造。当时的学者为了使自己的学说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将其著作冠以“黄帝”以取重，也就成为一种风气。正如《淮南子》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现存《内经》的162篇文章，基本上每篇都有自己的主题，即各自成篇而语言风格又不一；《内经》中引用了《奇恒》《五中》《阴阳》《脉要》《上经》《下经》等以前的古医经著作，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秦汉医学文献的本来面目；还有一部分是出自后人的增补，如五运六气的内容。此外，现存《内经》的内容中还显露出许多学术观点的分歧，甚至自相矛盾之处。这些均说明《内经》决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方域的医学成就，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医家们经验的总结汇编。这也就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书以“黄帝”名，仅是托名而已。《内经》成书年代

对《内经》具体成书年代，医家则有不同认识，主要有成书于春秋战国、西汉、东汉等几说。之所以有不同的观点，主要缘由有二：其一，缺乏确凿文物文献证据，推理推测多于考证，因而说服力不够。这一点，由于成书年代久远，古文献佚失较多，不可避免。其二，对“成书”概念认识不一，造成混乱，经过研究，这一点是可以避免的。成书，指通过书面语言把中医学理论记录下来，使之成为书卷。它应与医学思想的形成和流传有所区别，从《史记》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和秦代，有些中医学思想和理论已经形成，并通过口传和师承流传下来；另外，《内经》由多篇组合，也不能由某一篇的成篇来确定《内经》整部书的成书。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内经》成书年代的确定，当以《黄帝内经》作为一部书的名称，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内经》成书年代的下限《黄帝内经》之名，在史籍上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据《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七略》则是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时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其中分工校方技类书籍的是朝廷侍医李柱国。史载李柱国校勘医书的时间是在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书·艺文志》中《方技略》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合为“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故此认为西汉末成帝年间，《黄帝内经》十八卷本已成书问世，而此时亦应为《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下限，即最晚成书于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内经》成书年代的上限

从历史文献记载上推，《史记》可作为《内经》成书上限的一个重要标志。《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先秦史书，记载医事甚少，且未将医学与黄帝联系起来。《史记》之前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也无《内经》的记载。《史记》为司马迁所作，属官方史志之类，写成于作者入狱（公元前99年）之后。《史记》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并专为战国的秦越人（扁鹊）、汉初的淳于意（仓公）两位医家作传，记录了一批古医籍书目，但未见《黄帝内经》的书名。说明当时《内经》还未出现，故可以认为《内经》汇编成书的时间当在《史记》之后，而此时亦应为《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上限，即最早成书不早于《史记》成书年代（公元前99年）。《内经》的流传

按照《内经》成书的最晚年限计算，到今天也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期间几隐几现，颇具传奇色彩。

据查证，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黄帝内经》的是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该书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然当时既未指出《内经》就是《素问》和《灵枢》，也未见《素问》《灵枢》之名。《素问》的流传《素问》之名，始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在序言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其后，晋代皇甫谧首次提出《内经》包括《素问》和《针经》两部分。如《针灸甲乙经》中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素问》流传至唐代，早已损残散失不全。唐代王冰对照家藏“张公秘本”，对残缺不全的“世本”做了大量的补亡、迁移、别目、加字和削繁等工作，加以注释并重新编次，使《素问》恢复到八十一篇旧数，并以二十四卷本行世。

宋代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高保衡、林亿等奉朝廷之命校勘医籍，对唐代王冰本再行考证，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林亿等的校本，即今之所见《素问》的原型。

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皆据北宋林亿等的校本进行翻刻，未再改易。明代顾从德影宋刊本《素问》堪称善本，为今所据。《灵枢》的流传《灵枢》最早称为《九卷》，也初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灵枢》之名，始见于唐代王冰次注的《黄帝内经素问》序和注中。他在《素问》正文中，《灵枢》与《针经》常并称。说明《针经》《九卷》《灵枢》为同一本书。《灵枢》传至宋代已是残本。宋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有高丽使者来华献书，其中有《黄帝针经》。哲宗于次年正月即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使此书复行于世。惜北宋之末，南宋之初，处于历史动荡、战火纷飞时期，许多书籍被损毁，《针经》亦在劫难逃。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史崧“校正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勒为二十四卷”。南宋史崧校正的《灵枢经》，后人未再改动，成为元、明、清续刻的蓝本。一般而言，明代赵府居敬堂刊本的《灵枢》堪称是善本，为今所据。二、流派划分《内经》是中医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它不仅建立了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而且也是产生中医学各种不同理论观点及各种学术流派的源头。研究《内经》，不仅要抓住其反映出来的共同理论观点，深入研究其理论体系内涵、内容及系统结构等；也应该在其反映出来的不同理论观点、甚或相反观点方面加强研究，以期解决中医学后世发展中某些相互矛盾之处，以期深入了解中医理论及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发展过程，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完善中医学理论。另外，也可以为中医临床诊治开拓思路，创新治则治法，因此，这两个方面于《内经》研究中同等重要，不可或缺。《内经》由多种学术流派构成

春秋战国到西汉，是中国诸子百家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医学学术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潮影响着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已形成四大医学流派，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内经》则是医经派的代表作之一。《内经》凡162篇文章，每篇大多有其相对的独立性，通过分析诸篇，可以发现不同篇章中所反映的社会背景、纪时纪年、学术思想、医理之粗精、治疗方法的运用、文章笔法、文字表述、篇幅大小等存在着一定差异。这一现象可以说明在《内经》成书之前，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论文，甚至学术流派，就已先后产生并予流传，经过整理、加工、补充和完善而编辑成册，遂成《内经》一书。因此，可以说《内经》是春秋战国乃至西汉各医家医学理论及治疗经验的总结，是一部论文汇编，当然该书成编后，随着年移代革、辗转传抄，也有一些增删移易。观《内经》中所涉及的医家有岐伯、伯高、少俞、少师、雷公等多位，其学术主张各异；《内经》中所引用的古代医学文献，明确提及书名者，如《上经》《下经》《本病》《针经》《刺法》等，即达21种之多，其学术观点也各不相同。据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所载，《内经》中还有许多地方只举出经论的普通名称而没有指出确实书名，这些内容其学术主张也不尽相同，有的可以找出它们的立论依据，有些则无法找出它们的出处。

鉴于上述原因，认为《内经》中存在多种学术流派是毫不足怪的，甚或可以说《内经》是各家学说之综合。举凡脏腑的划分及数目、经络气血的流注、脉诊色诊的方法及理论、养生长寿的思想等，其观点或彼此不同，或甚而相反，即是其明证。关于《内经》各种学术流派的划分《内经》学术流派主要指医学流派而言，其划分方法主要有二。

以医家名称为纲划分

日本山田庆儿先生在《中国医学思想的风土·黄帝内经》一书中认为：按《内经》本身所提及的医家名字及所论述的内容，可分为黄帝派、少师派、伯高派、岐伯派、少俞派五个医学流派，其中黄帝、少师称为前期二派，伯高、岐伯、少俞为后期三派。前期二派以阴阳说作为阐述医学理论的基础；后期三派则在阴阳说之外又引用了五行说。前期二派并不特别否定五行说，引为分类原则并予以使用，但作为阐释事理则不予使用；而后期三派则开始用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去阐释医学原理。另外，伯高学派曾在短时期内占居主流，并为引用五行说开始建立后期学派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伯高学派也对古代解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故又可认为它是古代解剖学派的代表。宋知行在《追先圣之绝轨—论〈灵枢〉中伯高等三派的贡献》中也对《内经》中伯高答辞、少俞之论、少师之言做了分析，认为伯高派精于解剖，详于宗气；少俞派重在辨体禀，释五味；少师派则重于析气质，论发音。

这种以医家为纲来分析医学流派的思想是可取的，因为所谓学派即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但是以这种思想来划分《内经》学术流派则又当别论，因为《内经》中所出现的医家名称如僦贷季、岐伯、伯高、少俞、少师、鬼臾区、雷公等，其作为医家的史实已无从稽考，至于其师承授受关系则更无法得知。有人遍查当时文献只能发现关于岐伯、鬼臾区和伯高的记载。伯高见于《管子》《列子》；鬼臾区见于《汉书·郊祀志》等；岐伯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惜均非作为医家所述。唯《汉书·艺文志》神仙家书名中提到《黄帝岐伯按摩》，书虽归入神仙类，但按摩仍应属于医术。此外，《汉书·古今人表第八》中也证明《内经》中的六臣子只有岐伯、鬼臾区为班固承认。这个人名表是东汉班固“究极经传”搜集而成。其中属黄帝时的人物共20个，注明是黄帝的老师的有三人，却没有岐伯、鬼臾区。至于僦贷季，据《素问·移精变气论》记载，为比黄帝、岐伯还早的医家，但除此之外，也不见于其他现存汉以前的文献。据此可知，《内经》所述医家之名，或因文献记载较少而无法稽考其作为医家的史实，当然更无法搞清其医家师承关系；或仅是托名而已，与《黄帝内经》托名于“黄帝”同出一辙。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无论怎样，再以医家之名为纲进行“学说师承不同”的学派划分，均恐理不服人。另外，考辨各医家之名所载述之言论，其所反映的主要思想观点，虽有些不同之处，但亦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其中有着内在联系而不可任意分割；而某些医家的个人见解，如岐伯，其间又有若干差之甚远之言论。故从内容上很难认定某一位医家之言就属于一个学术流派，因此单以医家名称作为划分医学流派则难以深入。

以各专题中不同的学说为纲划分

作为学术流派，其最主要的关键点是学术主张不同，尽管医家名称不同，但若其学术主张相同，亦应归属同一学派。而这些学术主张则具体表现于各个专题之中。在某一专题中其学术主张若自成系统则又可称为学说。所谓学说，指在学术上自成系统的主张、理论。各专题中不同学说的划分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有一个共同对象，即同言一个事物或某一个专题理论；其二，每一种学术主张或观点均是独立的，其间也可以是相互矛盾、互不相融的；其三，每一种学术主张或观点应自成系统，即各自均有自己的理论和实际内容。鉴于《内经》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不应被医家名称所限，而应主要从某专题的不同学术主张入手研究《内经》各家学说。

阴阳五行是医学家用以阐释医学理论的一种理论，其间存在着多种学说。王玉川从阴阳学说的发展演变出发，认为《内经》中有“早期阴阳说”“太少阴阳说”“三阴三阳说”“三阴三阳六气说”等多种学说；笔者也从五行与方位、时令的不同配属出发，并引《管子》之文为证，提出了《内经》五行有四分法、五分法、八分法的各个学派。“脏腑”是《内经》藏象理论的重要内容，笔者曾对《内经》中的“脏腑”概念及数目进行了分析，认为《内经》中存在着“形脏”“形腑”“奇恒之腑”“《内经》中占主导地位的脏腑”以及“十一脏腑说”“十二脏腑说”等多种学术主张，这些是“脏腑”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其中有些则可称为《内经》时期关于“脏腑”问题的各家学说。在其他具体理论方面，如认为阴阳经脉气血循环有阴阳表里循环、经水云雨循环、阴出阳入循环、十二经首尾衔接大循环四种形式，也是关于经脉气血循环问题不同流派的代表；又如，关于脉法，《内经》有脏腑经脉遍诊法、全身三部九候法、人迎寸口对比法、独取寸口法四种方法，并认为这四种方法的出现有一定的先后次序，是《内经》脉学的各家学说。这样的例子很多，涉及藏象、经络、病机、诊法、治则及养生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是研究《内经》学术流派的另一个代表。

用这种方法研究《内经》学术流派，虽突破医家名称所限，做到了从实际内容上进行划分，对深入研究各个专题理论的产生、形成、发展确有帮助，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由于专题过多、过细，使得总结出来的不同学说也较纷繁、过于零散，由于标准不统一，很难用几个较大的学术流派把各个专题中的不同学说统帅起来。因此，不能满足于仅在某个专题、某些理论上研究各家学说。《内经》中错综复杂的学说有无主线，能否以什么为纲统帅《内经》不同的医学流派，这点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三、注家注本《内经》自问世以来就被医家称之为医之经典。其研究者甚众，研究方法亦众多。为便于学习、理解《内经》原文，对从类分研究、注解研究及校勘研究的注家与注本进行整理。类分研究《内经》著作

由于《内经》属论文汇编性质，有时某一篇涉及许多不同内容，有时几篇又同时谈论同一个专题，因而一些医家便用分类的方法，按其不同性质，对内容各以类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常用于学习的蓝本的篇章排列是按唐代王冰《素问》注本及宋代史崧《灵枢经》本次序，与隋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本分类编排不同，故这里暂把《黄帝内经太素》归入类分研究之列。按照医家分类方法的不同，类分研究又可分为3种。全部类分《类经·序》认为，《内经》162篇“言言金石，字字珠玑，竟不知孰可摘而孰可遗”，故虽然把每一篇拆散而重新归类编排，但毕竟一字不遗地将所有内容全部保存了下来。其中以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和明代张介宾的《类经》为代表。

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

该书是类分研究《内经》最早的一本著作，可惜的是该书在我国宋代以后渐失传，直至清末民初才有学者东渡日本发现该书，并陆续影印回国，几经修补，现仍缺5卷(缺卷第一、卷第四、卷第七、卷第十八、卷第二十)。它将《素问》《灵枢》原文分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俞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19类，每类又分若干篇目并给予注释。该书不仅开创《内经》分类研究之先河，且对《内经》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了首次探析，为以后《内经》的编次分类研究开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进而为后世“内经学”学术研究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该书同《内经》成书的年代最接近，具有重要的文献校勘价值，对我们学习、理解、研究《内经》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张介宾的《类经》

该书是现存全部类分《素问》《灵枢》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它将《内经》全部内容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12大类，凡390目，共30卷。张介宾在《类经·序》中云：“夫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曰摄生类。生成之道，两仪主之，阴阳既立，三寸（才）位矣，故二曰阴阳类。人之有生，脏气为本，五内洞然，三垣治矣，故三曰藏象类。欲知其内，须察其外，脉色通神，吉凶判矣，故四曰脉色类。脏腑治内，经络治外，能明终始，四大安矣，故五曰经络类。万事万殊，必有本末，知所先后，握其要矣，故六曰标本类。人之所赖，药食为天，气味得宜，五官强矣，故七曰气味类。驹隙百年，谁保无恙，治之弗失，危者安矣，故八曰论治类。疾之中人，变态莫测，明能烛幽，二竖遁矣，故九曰疾病类。药饵不及，古有针砭，九法搜玄，道超凡矣，故十曰针刺类。至若天道茫茫，运行今古，苞无穷，协惟一，推之以理，指诸掌矣，故十一曰运气类。又若经文连属，难以强分，或附见于别门，欲求之而不得，分条索隐，血脉贯矣，故十二曰会通类。”由于张介宾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著《景岳全书》），加之文字简明畅达，注释结合实际，故影响较大。张介宾将《内经》原文分12类，较隋代杨上善的分类方法有所提高，也扼要得多。选择性分类

此种分类不把《内经》看作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玑”，而只认为《内经》是前人总结经验和理论的资料。由于实践的不断加强、经验的不断丰富、理论的不断提高、科学的不断发展，过去总结的东西不可能完全与现在符合，因此，必须要有选择地吸收。这较“全部类分”来说，确又是一大进步。采用这种方法类分《内经》的以元代滑寿的《读素问钞》、明代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清代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和清代沈又彭的《医经读》为代表。

元代滑寿的《读素问钞》

选择性分类研究《内经》当为元代滑寿所首创。他对《素问》反复研究后，先进行删繁撮要，然后再以类相从。他把经过选择的有关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编次，共分为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脉、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12类。总的来看，此分类达到了钩元提要这一目的。

明代李中梓的《内经知要》

李中梓选择《素问》《灵枢》二书的内容加以分类注释，共分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藏象、经络、治则、病能8类，两卷。所选内容数量少但都很精。如他认为论脏腑不选《灵枢·本输》便遗漏了五脏六腑表里相合的重要问题；言望诊不选《灵枢·五色》则对颜面部位就会茫然无所知；谈经络不选《灵枢·经脉》则对手足阴阳各经的循行起始毫无分晓；而如五运六气等不是急切所需，故省略之亦无大害。其所选内容已足以概括中医学基础理论，且简练实用，故颇受学者欢迎，流传甚广。

清代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这是一部以《素问》为主、《灵枢》为副的选择性分类本，共分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9类。其所加注释十之有七选自唐代王冰、明代马莳、明代吴崑、清代张志聪4家，十之三略陈己见，或节其繁芜，或辨其谬误，或畅其文义，或详其未悉，或置为缺疑，务令语简义明，故名之为“约注”。

清代沈又彭的《医经读》

该书是类分中最简明的选本，分为“平、病、诊、治”4类，即脏腑、疾病、诊法、治则4大类。从实际运用来看，分类虽不多，却是很恰当。调整篇次分类法

此种分类法是因为有些医家认为《内经》162篇文章的顺序略有杂乱，不易理解，于是在保持《素问》《灵枢》各篇原文内容不动的基础上，仅将其篇次予以重新类分注解，以清代黄元御的《素问悬解》《灵枢悬解》为代表，其单注《素问》者，则以清代姚绍虞的《素问经注节解》为佳。

清代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

黄元御精研《素问》《灵枢》，广搜博采，相互参照，对原文重新编次，《素问悬解》分为养生、藏象、脉法、经络、孔穴、病论、论治、刺法、雷公问、运气等类；《灵枢悬解》分为刺法、经络、营卫、神气、藏象、外候、病论、贼邪、疾病等类。黄氏注文，条理分明，详略得当，颇有裨于明畅经旨，为学习《内经》的参考文献之一。但是该书亦以错文为说，以《灵枢》为例，谓《灵枢·经别》前十三段为正经，后十五段为别经，乃《灵枢·经别》之所以命名的原因，但这后十五段，却误在《灵枢·经脉》中；《灵枢·四时气》大半误入《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等等，在今天看来，其编次有擅改经文之弊。

清代姚绍虞《素问经注节解》

姚绍虞殚精《灵》《素》，历时7年完成《素问经注节解》。姚绍虞所注《素问》以唐代王冰注为底本，参以宋之《新校正》，复以明代张介宾、明代马莳诸家注而参断之。除了对原文有所删节注解外，还一改唐代王冰本原来的篇章顺序，将原书分为内、外2篇，内篇3卷48篇，论阴阳、治法等，属义理范畴；外篇5卷31篇，论针灸、岁运等，属象数之类。该书对王注多所议论，并申述己意。其注文未冠“按”字者，悉为唐代王冰注；冠“按”字的，则为姚绍虞注语。姚绍虞对唐代王冰的讹误，发挥自己的见解，多有创见。注解《内经》著作

此种方法不打乱《内经》原有的排列次序，逐字、逐句、逐段或逐篇予以注释阐发，当属此类。注解《内经》最早者，当推梁代全元起的《素问训解》。惜早已亡佚，现仅能从宋代林亿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见到其少数的注释。现尚存较完整的注本可分为单注《素问》与全注《素问》《灵枢》两类。单注《素问》著作

单注《素问》者，自唐代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伊始，此后代有医家发挥。至于单注《素问》的原因，如元代朱丹溪在《格致余论·序》中所云：“《素问》载道之书也……非《素问》无以立论。”估计是医家认为《素问》较重要，且也能全面反映出医学理论体系内涵的原因。

唐代王冰次注的《黄帝内经素问》

王冰历时12年整理《素问》。他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其一，将《素问》重新编为24卷，并补入“旧藏之卷”第七卷—运气部分；其二，对全书各篇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注释，对经旨多有发挥，成为后人注释《素问》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如《黄帝内经素问·序》所云“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可惜的是，在宋代林亿等校书时已经朱墨不分，古今杂糅了。唐代王冰注经宋代林亿等校正后，一直流传至今，是我们今日所见《素问》的底本。

明代吴崑的《素问吴注》

该书是以唐代王冰的二十四卷本为底本。其特点有二，一是凡他认为原文有错简讹误之处就直改原文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这与其他本不敢改动经文，而仅在注释中指出其讹误者不同。二是阐发医理较深入而不流于空泛。如注《素问·灵兰秘典论》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时说：“决，开也。渎，水道也。上焦不治，水滥高原；中焦不治，水停中脘；下焦不治，水蓄膀胱。故三焦气治，则为开决渎之官，水道无泛溢停蓄之患矣。”结合临床所见的病变说明三焦决渎的生理作用，便不觉空泛，且有实际意义。

清代高世栻的《素问直解》

高世栻曾从其师清代张志聪集注《内经》，但认为《集注》“义意艰深，其失也晦”，因而他“不得已而更注之”，遂成《素问直解》。他的注释明白晓畅，语言通俗易懂，而且每篇之中还分数小节，眉目清晰，使人一目了然，故称《直解》。

清代张琦的《素问释义》

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书中之注语多采用清代黄元御《素灵微蕴》及清代章和节的《素问阙疑》两家之说，而黄书、章书流传较少，故可于《释义》中求之。另一个特点是，宋代林亿《新校正》关于篇卷变迁的校语，基本上他都采用了。其注释较为精炼，亦偶有所发挥。全注《素问》《灵枢》著作

有些医家将《素问》《灵枢》两部著作在保持原有篇次顺序的基础上进行全文注释。这些著作也是现行流传较多的《内经》参考书。

明代马莳的《素问注证发微》和《灵枢注证发微》

马莳素来长于针灸经脉，故其对经脉俞穴证治、注证颇为详尽，而《灵枢》多论经脉、俞穴和针刺，因此，马莳所注的《灵枢》很受人们重视。又由于马注之前《灵枢》被人重视不够，故马莳注《灵枢》又被认为是专门研究《灵枢》之启端，而其《素问注证发微》则并不太为他人所称许。正如清代汪昂在《素问灵枢类纂约注》中所云：“至明始有马玄台之注，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虽其中间有出入，然以从来畏难之书，而能力开坛坫，以视《素问》注，则过之远矣。”

清代张志聪的《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

张志聪精于医理，治学严谨，会同其同学、门人数十人，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历五载写成《素问集注》9卷，继而又完成《灵枢集注》9卷。因其集众人之智慧而成，故注释质量较高，亦开集体著作之先河。其特点有二：其一，联系《内经》各篇解释原文，注意到《素问》与《灵枢》二书医理的相互联系，互相印证，这一特点又称以经释经；其二，在注释中并不拘泥于历代医家的看法，而主张以临床实践为标准，强调从临床应用来阐发医理。

日人丹波元简的《素问识》和《灵枢识》

该书的特点是重在选用他人的注释。在选注方面，多采用唐代王冰、明代马莳、明代张介宾、明代吴崑、明代张志聪等家注释，以考证精确、符合经旨而有发挥者入选。对各家注释有分歧时，则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孰是孰非。如未能肯定，或可并存者，则用“恐非”“似是”“可并存”等口吻，望学习者思考抉择。本书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旁征博引，逻辑性强，对学者分析诸注、体会经旨很有帮助。校勘《内经》著作

汉以前的书籍主要是用竹简、帛书、木版等方式流传，不易保存。时间一长便发生错落遗佚、涣散剥蚀等现象。加之，古今语言文字的不断变迁，时间间隔愈远，其间的变化愈大。所以，阅读古代书籍往往要通过仔细的校勘和训诂才能真正读懂和理解。由此校勘、训诂便成为阅读古书不可缺少的手段。可惜的是，向来注释《内经》的医学家鲜有精于校勘者，而对《素问》《灵枢》校勘、训诂做出一定贡献者往往不是医学家。

宋代林亿的《新校正》

公元1057年北宋政府成立校正医书局，对一批古医书进行了校正。其中，《新校正》就是宋代林亿等校《素问》时所作的校勘，今存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新校正》校的时间较早，数量也多，如《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云“正缪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所勘定的质量亦较高。如唐代王冰注释《素问·生气通天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曰：“所以丁生于足者，四支为诸阳之本也，以其甚费于下，邪毒袭虚故尔。”《新校正》则云：“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膏粱之变，饶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把“足”训为虚词，较唐代王冰为优。

清代胡澍的《素问校义》

胡澍为清代安徽绩县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中举，次年升户部郎中，其精于小学，因多病而留心医方，著《素问校义》一卷，未成而逝，故仅存32条，但其精通声韵训诂，故其校勘法度谨严。该书借汉学考据之法，博引诸子经籍，旁及元代熊本、明代《道藏》本，或正全氏、王氏之讹误，或纠宋代林亿之偏失，勘正《内经》文字，穷及音韵训诂之原，彰明《素问》之蕴意，于后学对经文之校勘，窥见经旨原貌多有裨益。

清代俞樾的《内经辨言》

俞樾为清代浙江德清县人，道光进士，撰有《群经评议》《诸子评议》等著作。俞樾“湛深经学”，长于正句读、审字义、辨假借。《内经辨言》对《素问》难字疑句考据精详，探赜索引，辨讹正误，引证确切。惜该书仅限于《素问》，且只有48条。

清代孙诒让的《素问王冰注校》

孙诒让为浙江瑞安人，同治举人，曾任刑部主事，对经学、文学皆有研究，著述极丰，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等20余种著作。《素问王冰注校》为《札迻》卷第十一。其校勘训释《素问》凡13条，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以声类通转为依据，或审核字体流变以改形讹，多有创获性见解。且孙诒让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在清儒校勘《素问》诸书中，以孙诒让最为后出，故可供借鉴之处甚多。如指《素问·阴阳别论》云“偏枯痿易”之“易”为“弛”、《素问·痹论》云“逢寒则虫”之“虫”为“痋”，均至切当，资料丰富，论证严谨，逻辑性强，故该书对学习研究《内经》不无裨益。

清代冯承熙的《校余偶识》

冯承熙为江苏阳湖人，咸丰年间为国子监学正。冯承熙崇尚清代黄元御之学，为弘扬黄氏医术，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将黄元御遗著《素问悬解》《难经悬解》等校而梓行。《校余偶识》为冯承熙校订《素问悬解》的资料汇编。书中辑录了《太素》、唐代王冰注、《甲乙经》《新校正》等注释《素问》某些章节的不同见解，与黄注并行，交相辉映，可为参考。

清代张文虎的《舒艺室续笔·内经素问》

张文虎为浙江南汇人，其自幼精研经学、历算、乐律等，著有《校史记三注札记》《舒艺室随笔》等。本书是张文虎在俞樾校勘之基础上，对《素问》中余存的衍文奥义、舛误错乱、全本残缺、王注疏漏而进行的考其源流，识其异同，逐句校订工作。尽管仅有19条，但对于《素问》之校勘却不乏精当之处。

清代于鬯的《香草续校书·内经素问》

于鬯，字醴尊，号香草，江苏南汇人，清末有名的小学文字大师，著述甚富。于鬯著的《香草校书》60卷是校勘经部的著作，《续校书》22卷是校勘子史部的著作，《内经素问》属于子部，故校之。于鬯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大精深的小学知识，旁征博引诸如小学文字、篆书、隶书、经、史、诸子、传记等，对《素问》102条原文进行了校勘和训诂。其论述精审，义理详明，创见甚多。

清代顾观光的《素问校勘记》和《灵枢校勘记》

顾观光，字宾王，号尚之，别号武陵山人，江苏金山人，清末学者。顾观光笃学嗜古，博览经史，精于考据，兼通医学。就医著而言，除《素问校勘记》和《灵枢校勘记》外，还有《伤寒杂病论补注》，并辑有《神农本草经》。就此而言，亦算作医家之一。《素问校勘记》和《灵枢校勘记》博引古今文献，几乎每篇都经校雠，且对唐代王冰注、宋代林亿《新校正》均有所补正，或引旧说，或出己见，均期于精当。其精深程度虽不能与胡澍、俞樾、孙诒让诸大家相比，但其对校勘误，亦大有助于学者。

清代沈祖绵的《读素问臆断》

沈祖绵为浙江余杭人，对经学及小学深有研究，虽非医工，但喜读医书，每有所获，辄记录以存之，遂成《读素问臆断》和《读灵枢臆断》各1卷，于两个81篇，均已校勘过半数。惜《读灵枢臆断》于抗日战争期间佚于邮。沈祖绵曾受益于清代俞樾、清代孙诒让诸儒，且医易造诣甚深。《读素问臆断》对《素问》62篇100余条原文之校勘，先治训诂，次明章句，考据精详，训解明晰。援《易》释经亦多创见，可为参考。

日人喜多村直宽的《素问札记》

喜多村直宽，字士栗，日本江户、明治时代名医。曾任医学教谕、宫廷侍医等职，注释医书30余部。其释《内经》以唐代王冰注文为本，旁校杨注，且就诸书，每有所考，记之余纸，厘为《素问札记》。该书广征博引，校勘有据，不乏创见。

日人度会常珍的《校》

度会常珍生平事迹不详，大致相当于我国清代时期人。唐代王冰次注《素问》24卷明代翻刻本存于世者不一，讹舛甚多。《校》以群书异文对《素问》经文及唐代王冰注文进行了全面校勘。该书多以日本医庠古抄本、元椠诸本为校本，庶乎不失宋本之旧，而嘉祐之真厘然可见，故对研究《内经》有重要价值。四、学术体系《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其中《内经》学术体系是其关键。《内经》主要围绕人的健康、疾病进行阐述，形成了有关人的生命规律及其医学应用的知识和理论，而这些知识和理论的形成，必有古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的渗透与影响，它既是医学理论形成的基础，也是《内经》学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内经》学术体系结构主要包括医学理论和医学基础两部分。医学理论《内经》学术体系医学理论的内容，基本上可以由历代医家对《内经》内容的分类来概括。在分类研究《内经》的诸注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隋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分19类，元代滑寿《读素问钞》分11类，明代张介宾《类经》分11类、明代李中梓《黄帝内经知要》分8类，清代沈又彭《医经读》分4类，虽繁简精粗不同、类别间有出入，但大体可以概括《内经》医学理论的内容。经过繁简修合、纲目条贯的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藏象

藏象是研究脏腑经脉形体官窍的形态结构、生理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是《内经》学术体系的核心。“象”，指外在的生命现象，既包括有形可见的躯体肢节脏腑血脉的形象及其动态变化，又包括各种无形的生理、精神现象；“藏”，是指藏于体内的脏腑组织。藏象学说的内容主要包括脏腑、经络、精气神。同时，人的活动与天地自然、社会人事密切相关，因而人们在探索人体生命活动时，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因而也成为藏象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疾病

论异常的生命活动，有两部分内容：一是病因病机。病因即生病的原因。病机是阐述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及转归的机理和规律，其内容包括发病、病理、传变等。其中的病理，主要论述病变的机理，如表里出入、寒热进退、邪正虚实等的具体病变机理。二是论疾病的概念、分类及其临床表现，即病证。《内经》论疾病多以“疾”“病”“候”表述，个别之处提到“证”，与候同义。《内经》论疾病重其整体功能异常和阶段变化性质，后世概括为“证候”，体现了中医疾病学理论的特色。

诊法

论疾病的诊断方法，包括疾病的诊断原理、诊察方法与判断法则。《内经》深刻地阐述了中医的诊病原理，主要是创造性提出望闻问切与四诊合参的直观察验的疾病诊察方法。此外，在疾病判断法则方面，《内经》的特点是以“审察病机”为中心的审机论病，并体现在疾病的脏腑分证、经络分证、病因分证等，实为后世“证候诊断”之源。

论治《内经》除了阐述天人合一、心身一体以及治未病等治疗思想外，主要阐述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治疗原则，是指导治法、疗法的准绳和法则，如治病求本、调节阴阳、因势利导等。治疗方法又有无形的方略技巧与有形的处理措施之别，前者称治法，如解表清里、理气活血等；后者称疗法，如药物疗法、针灸疗法、饮食疗法、精神疗法等。《内经》记载了多种疗法，并论述了它们的治病原理、使用方法与宜忌等。《内经》论治内容丰富，形成了完整的论治体系。

养生

即颐养生命，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无病之摄养，目的是健身缓老与防病。在对疾病和衰老的认知基础上，《内经》确立了“治未病”养生思想，并提出外以避邪、内以养正的原则和多种养生方法，建立了中医学独特的养生学说。二是病后康复。

以上内容，未将阴阳五行与运气学说包括于内。阴阳五行，是战国秦汉占主流的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在《内经》学术体系之中，它虽然含有具体的医学内容，但其主要作用也是论证和规范医学知识与理论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学工具，因而未列入医学理论，而是将其划归于医学基础的哲学部分。运气学说，不仅讨论气候变化规律同生物生存、人的生理病理关系，也探索论治、方药原理与原则，还富含藏象、病机、病证、诊法与摄生等内容，属于综合性理论，宜作专题研究，非医学理论固有组成部分。医学基础《内经》学术体系的医学基础，无论其固有内涵、表述方式，还是其研究方法、形成过程，广泛涉及中国古代传统科学的各个领域，主要包括哲学、天文历法、气象学以及社会学等。

哲学

在战国秦汉时期，科学技术处于萌芽时期。在医学领域，对于动物和人体器官、组织，即使解剖也难以完全了解其功能，更难以将实质器官、组织与生命现象完全结合起来，医学研究只能在日常生活和医疗实践基础上，借助自然哲学进行，因而精气、阴阳、五行等学说，不仅成为《内经》学术体系的方法学基础，渗透到中医理论的各部分，而且还借助其哲学术语表述医学概念。具体而言，哲学的作用，一是引导医疗活动的指向，赋予医学观察和医疗实践以特定内容；二是约定医学概念独特内涵及其表述方式；三是建立推理体系、理论模型。

天文历法、地理学、气象学

人生天地之间，气交之中，在广泛的时空条件下受着自然力量的制约，因而人类必须了解自然、把握自然，进而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同时，中医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它的建立、发展和成熟，也有赖于其他学科，成为医学理论形成和建立的基础。

社会学《内经》中许多篇章阐述了古代社会与医学起源、发展情况。随着社会发展，私有制的建立，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增多，疾病也渐致复杂，单纯的汤液醪醴不能适应临床需要，于是发展了多种剂型、多种治法。此外，《内经》还有大量社会经济状况、风土习俗、人情、心理以及社会地位变迁等及其与疾病关系的记载，并贯穿于病因、发病、诊断、治疗、养生诸学说之中。它将人与社会生存环境的失调作为重要致病因素，丰富了中医病因学理论；它重视在疾病防治过程中纠正社会性致病因素，并以此作为疾病防治的重要原则，完善了中医学疾病防治理论，为中医学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外，农学、数学、物候学等，对《内经》医学理论的形成均有着重要影响，也是其学术体系形成的基础。五、学术特征《内经》作为一部医学著作，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探索和研究与人体生命有关的基本规律。从学术特征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从功能角度把握生命规律

在医学理论形成初期，东西方都以解剖作为研究手段，如《内经》就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记载。但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古人难以将解剖发现的实质器官、组织与生命现象完全结合起来，其结果也难以指导临床实践的发展，当中国古代的先人们意识到解剖并不能直接解释生命现象与指导医疗活动后，转而采用当时盛行的古代自然哲学方法。他们首先对生命现象及与其相联系的各方面进行观察，然后把观察内容中的“共相”提取出来，按其形态、功能、格局、演化方式进行分类，并将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共相的“类”，用象征性符号、图像或有代表性的具体事物表达，进而以类相推，探讨生命现象的机理，这就是古代的意象思维方式。中医学概念与实体脏器不符，并不违背结构与功能统一的原则。清代王夫之《周易外传》云：“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疑待哉？”生命活动机制是复杂的，生命活动规律也应从多角度探索。

从功能角度把握生命规律是《内经》理论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点，其他特点以此为前提而建立。如讲整体应是功能上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因而《内经》中的五脏应是生命活动中各种功能相互联系的方式、机制与过程的概括。而所谓辨证治疗也是辨别人体病理性综合功能状态，并进而进行综合调节。中医作为应用科学在解剖形态方面研究和认识确实存在着缺憾，但也有其一定的优势。它从功能上进行宏观而综合调节，这种论治思路，对于多系统、多脏器、多组织的复杂病变，精神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以及原因不明的疾病等，均显示出不凡的疗效，不但具有使用价值，在医学模式转变的今天更有深刻的学术意义。从整体角度把握生命规律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源于把生命现象放在其生存环境，即自然、社会中所进行的观察活动，并接受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指导，将对这种观察结果的分析引向理性认识的层次，形成“天人一体”“人自身一体”“形神一体”观。同时，古人还将这种整体观融入中医学的基本概念之中，形成中医理论的基本学术内涵和临床诊治的指导原则。体现人与自然有机联系，《内经》有“生气通天”的著名论断，因而中医五脏不仅有维持体内生理环境的协调，同时还有时空的内涵，主司人体适应自然界季节昼夜、方域水土的调节功能。于是，五脏成为人体联系内外、协调心身的生命活动中枢，是中医整体观在基本概念的集中体现。五脏之外的中医学其他基本概念，如经络、气血等，其内涵均类于此。这就造就了中医学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躯体生理与精神心理整体联系上研究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应用的医学模式。

对于这种人体内外的普遍联系，《内经》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论证。其中精气论概括生命之气浑然一体的生成、演变与消亡过程，阴阳五行论则具体演绎生命体与自然界之间，以及生命体内有机联系之相反相成、生克制化的活动机理。这样就把人体的形体与神志，人体脏腑器官组织的各个局部，人体与外界的时空、地理等从纵向与横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自组织系统，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提出“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的论断。从变化角度把握生命规律

中医学在形成初期，只能整体观察、综合研究，从而形成了中医学从运动变化角度把握生命规律的学术特征及其动态化的理论表述。其结论虽然失于粗疏，但却反映了生命的自然与真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医学概念具有时间内涵。时间是事物运动及其状态变化的度量，凡某概念标示有时间含义，便说明这一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二是在医学理论中，明确表述了生命的运动变化原理。如生命过程的生长壮老已，生理活动的脏腑经络气血升降出入等。三是辨证论治体现中医诊治动态观。证是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病机的概括，它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但随病变而变；同时证本身的形成与内外环境的时序流转也有密切关系，如外感邪气形成、致病特点及病证种类时效性很强，内伤病证与患者年龄变化、与体内脏腑经络气血营卫运动节律无不相关。诸如此类，皆为中医诊断所关注，并成为治疗中重视时间因素的依据。而一病前后证异，用药施治随时变换，则是中医理论动态化特征的明显表现。《内经》理论的这些学术特征，造就了中医方法学上的两大倾向和特点：一是不得不忽略生命体物质的规定性和测量性，而主要从功能象变角度对生命的动态轨迹进行模糊的整体表述，如脉证太过不及和死证死脉的度量，色泽浮沉夭泽的判断，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的表述都具有模糊的性质。与之相应，在疾病治疗的探索中，中医也摸索到使用天然药物等进行模糊调控的临床处理方法，至今仍有其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二是把时间流转和空间变化结合起来，认为时间流变具有周期性，即随着时间的流转而发生着空间状态的周期性演变，在《内经》则形成有关生命节律的理论。中医学不但早就观察到这种生命现象，而且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治，显示出它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内经》学术体系的3个方面特征，体现在中医理论的各个方面，如脏腑概念也反映了这一点。以肝为例，肝的生理特性之一是主人体之气的升发，与自然界的春季之气升发相应，而春季的主令之气为风，另外，木性曲直，枝叶条达，亦有生发的特性，故肝在五行属木，在六气为风，在时令与春通应，其生理功能亦被归纳为主疏泄。在人体脏腑组织与精神活动中，通过五行归类构成了以肝脏为主体的肝系统，包括胆、筋、目、爪、怒、魂等。肝脏系统功能活动正常，其生理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否则就会出现肝失疏泄的病理变化。如，胸胁满闷、烦躁易怒、筋脉拘挛、肢体震颤、头目眩晕等病证。而肝脏病变也因四时变化而变化，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云：“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即肝病在夏天容易痊愈，因为夏天是五行中火气所主管的季节，火克金，减弱了金对木的制约。如果夏天不好，到了秋天就会加重，秋为金气所主管的季节，金克木。到了冬天病情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为冬天在五行中属于水，水能滋生涵养木。到了春天，为一年中肝气最旺的季节，疾病就会好转。由此可见，中医所讲的肝，是功能性、整体性、运动变化的，是时脏，而不是单纯的血肉之脏。由此也可看到《内经》学术特征之一斑。

作为《内经》理论体系的学术特征，从整体、功能与运动变化角度把握人体生命规律，三者之间无论在思想方法和实际应用意义方面，都是相互联系、彼此照应的。六、临证之源《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其对中医学的重要贡献不仅体现在建立了丰富而完善的理论体系，还在于其蕴含着丰富的临床应用内容，是中医临床实践的源头活水。《内经》在临床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原文及理论在临床中的应用《内经》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可以说现在中医临床的治疗思路、方法都与《内经》的临床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金代张子和就认为《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素问》《灵枢》的162篇原文不单是医学理论的基础，更是临床实践的指导。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所说：“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指出了五郁的治疗原则，其对临床就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又如《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中的华佗以怒愈病案，《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文挚》中的以怒愈病案，《儒门事亲·内伤形》中的因忧结块的喜胜悲案、病怒不食的喜胜怒案、惊门的“惊者平之”案，《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术》中的恐惧胜喜案，《续名医类案·癫狂》中的喜愈因忧致癫案，《续名医类案·哭笑》中的悲胜喜案，均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情志理论—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忧、忧胜怒，以及由于七情作用于人体引起人体气机的不同变化，如《素问·举痛论》所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再如“损者温之”“劳者温之”，指出治疗劳损虚弱的疾病应重视阳气，从补益阳气入手治疗，也对临床很有启发。《内经》思维在临床中的应用

意象思维是《内经》中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意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方法，既对《内经》理论构建有很深远的影响，又对临床运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治疗哮喘从肝论治，肝在五行中属木，与自然界的风气相应，风性主动，而哮喘突发突止的症状恰与风之动的特性相应，故治疗哮喘时在治肺的基础上，加以平肝息风之药常能收到更好的疗效。再如治干燥之病从辛温发散治疗，五气之燥与秋相应，秋的主令之气为燥，而秋在五化中主收，在五行属金，具有收敛的特性，故燥性收敛，在治疗中应从发散的角度考虑，使用辛温的药物。这些均是《内经》意象思维在临床运用的代表范例。注家之论在临床中的应用《内经》成书之后，后世皆奉其为圭臬。到1990年底，演绎发挥、考校编次、注释研究的著作达到400多部。而因注家所处时代、环境以及临床实践等因素，他们对原文的解释不尽相同。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其中“因于气”，古人有两说法：一说“气”为“气虚”，指气虚浮肿之证，如清代姚绍虞说“阳气盛，则四肢实而霍乱动；阳气虚，则手足浮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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