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继锋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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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翼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试读：
前言
本书旨在梳理和阐述西方左翼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这里的西方左翼学者，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流派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诸多西方左翼“马克思学”学者。
综览西方左翼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和阐释，二是西方左翼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分析批判。前者主要是理论方面的问题，即通过对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追寻本真的马克思，呈现的是形形色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后者则是对现实的诊治，即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和答案，呈现的是各种各样关于实践的理论。这两个层面既互有区别，又密不可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理解直接关乎如何解释和批判现实，而对现实的分析批判也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反思。
关于第一个层面，众所周知的是，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千差万别。例如，关于马克思就有“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或“老年马克思”之争，有人认为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有人则认为马克思是在与青年时期的人道主义决裂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理论框架，也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后期的思想是早期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也存在截然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一致的，有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关于马克思与列宁的关系，同样有一致与不一致之争，与此相关，有人认为列宁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斯大林背叛了他们的思想，甚至有人基于列宁与马克思的一致关系，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诸如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一系列基本观点方面，西方左翼学者也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解释。
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本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都基于对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而文本的阅读对后人来说存在解释学所提出的“主体间的断裂”的问题，即由阐释者与被阐释者之间时空的间隔所带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意味着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进行纯粹的还原和完全客观的复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影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化身。更何况由于个性、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别，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解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文本原因的另一方面是，相对于作者的思想而言，文本都是未完成式的，它们不可能把作者的思想毫无遗漏地体现出来。事实上，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有许多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有许多想表达的思想来不及以文本的形式记录下来。比如，马克思曾经说过要用几个印张把辩证法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一下，但他直到去世都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情。这便是后人围绕马克思辩证法产生许多争论的文本上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借用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文本中有空白、有缺失的说法。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因有空白、有缺失而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科学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含有一个由基本范畴构成的“理论框架”，一个在随后不断得到证明并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的“科学范式”。但这种空白和缺失难免会给后来的阅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差异。
第二个层面是西方左翼学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察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社会，展望未来。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再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演变。西方左翼学者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新进行思考，并提出种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释，其中一些解释与传统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对西方左翼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应当看到，不论是第一层面还是第二层面的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碰撞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传播、发展的反映。其中的一些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的尽管并不科学，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错综复杂的时代变化，并在现实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也有不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甚至挑战。对此我们既不能人云亦云，跟着西方学者的观点跑，也不能唯我独尊，对他们的观点简单地加以否定，而应以平等的态度与它们进行对话，从对话中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左翼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课题批准号：12JJD710003）的最终成果。具体作者和分工如下：
前言，黄继锋；第一章、第二章，刘明明；第三章、第四章，彭洲飞；第五章，王明哲；第六章，宋德孝；第七章，闫方洁、宋德孝；第八章，曾庆娣；第九章，宋德孝；第十章，王明哲；第十一章，曾涛；第十二章第1～5节，傅强，第六节，雷晓欢；第十三章，闫方洁；第十四章，傅强。
全书由黄继锋统修定稿。第一章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
探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融为一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早有定论。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对立论”一度成为学术界的时髦观点。客观地讲，对马恩关系的分析，无疑是有利于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深入研究的。但“对立论”的提出不管初衷如何，都造成了割裂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结果，这无疑会激起持正统观点的“一致论”者的反对。第一节J.D.亨利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对立论”的概括与分析
J.D.亨利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活和思想：重新解释》中对马恩“对立论”进行了经典的概括和归纳，为梳理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的评价提供了重要素材。
在亨利看来，在马克思逝世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的主流意见是共同冒险的伙伴关系。这种“一致论”的代表性例子是著名的马克思传记作家尼古拉耶夫斯基和赫尔芬在《卡尔·马克思：男人和战士》（1936）中所说的：从1844年10月开始到马克思与世长辞，在胜利和失败中，在革命的风暴和悲惨的流放中，他和恩格斯战斗不息，他们肩并肩沿着相同的道路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实际上，同时代的观察者支持这种“一致论”。亨利指出，不仅拉法格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另一个自我，李卜克内西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作为马克思声誉的忠诚捍卫者，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和工作是如此紧密，很难将他们分开。
按照亨利的观点，“对立论”虽然在20世纪下半叶才兴盛起来，但实际上，在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就已经指出两人思想的差异，最著名的就是卢卡奇和柯尔施（又译为科尔施）。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中批评恩格斯追随黑格尔的错误先例，将辩证法拓展至既应用于社会又应用于自然。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中的历史变革等，都没有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中，而恩格斯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表明，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亨利指出，这些“决定性因素”在卢卡奇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卢卡奇暗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存在着分裂。但卢卡奇不是坚定的“对立论者”，他在著作中的几个地方都共同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仿佛他们在多数情况下都同意彼此的观点且形成了一个团队，而且，他在许多地方都赞同性地引述恩格斯的观点。因此，亨利认为，卢卡奇的目标仅仅是暗示两人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持不同意见，而不是笼统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制造分裂，这一点被很多“对立论”的支持者所忽视。
柯尔施是在20世纪初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差异的另一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主旨是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哲学，但在这部代表作中，柯尔施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的一些差异。同卢卡奇一样，柯尔施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对立的观点。针对人们广泛地认为不同于马克思，后期的恩格斯完全堕入了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中，柯尔施为恩格斯辩护，指出“正是恩格斯在最后一部著作中，在他把思想和意识描绘为人脑的产物，把人类自身描述为自然的产物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反对那种把意识和思想‘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的完全‘自然主义的’世界观”。
亨利认为，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在1936年本质上重复了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批评。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书中，胡克指出，马克思从未谈到过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却将辩证法拓展到自然现象中，这表明恩格斯误解了辩证法，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他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过于严重。
在亨利看来，尽管20世纪初存在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不一致”的声音，但是主流的学术观点仍然与拉法格和艾琳娜·马克思的观点一致。转折点在于1961年乔治·李希特海姆《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和批判性研究》一书的问世，该书全面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是马恩“对立论”盛行的开始，所以，亨利颇费笔墨地对此进行了评析。具体来说：
首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定稿中所表现的观点差异。李希特海姆指出，恩格斯在其《共产党宣言》手稿（《共产主义原理》）以及更早的著述中所体现的历史观点和革命学说与马克思有重大的差异，恩格斯的观点比在《共产党宣言》中更具技术统治论的色彩。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灾难性，而恩格斯则强调它们的解放和进步性。
其次，李希特海姆刻画的恩格斯是一个头脑相当简单的决定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而马克思在1843—1848年著作中发展了一种存在与本质、现实与“异化”之间的复杂辩证法。另外，恩格斯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中强调满足人的需要，而马克思则强调人性和社会性的转变。李希特海姆指出，恩格斯的著作既构成了著名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来源，也构成了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与恩格斯逝世之前这12年间作为连贯体系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恩格斯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在恩格斯未完成且逝世后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的思想）也成为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大厦的基石，马克思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和渲染不及恩格斯。李希特海姆认为，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以自然主义的术语构思自然，那么它就不能适用于辩证法，如果以辩证法反过来解读自然，那么唯物主义将被丢弃。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将自然纳入辩证法的范围，恩格斯则在这一马克思不敢涉足的领域冒险。
李希特海姆继续就关于自然的问题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他详细地引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段落，在这本书中，恩格斯讨论了自然和人类历史在历史和自然法则运动方面的差异：“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李希特海姆称其为“黑格尔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混合物”。不同于恩格斯，马克思将人类历史想象成一种独特的历史事件，后者能使人类将历史理解成自己的创造性行为。
根据李希特海姆的观点，对马克思来说，没有脱离人类的自然。他引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据此，李希特海姆总结指出，对早期马克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对成熟时期马克思来说也是如此），自然和人类是复杂的实体，它们的相互作用需要在社会中考察。恩格斯与此相反，他从被设想成一种外在于人类的独立实体的自然运动中推断出历史“法则”。
在《反杜林论》和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的著作中，历史的逻辑似乎是包含整个宇宙在内的更普遍逻辑的一种特殊情况。在李希特海姆看来，恩格斯也将马克思的推理方式等同于经验科学。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根本倒转。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没有将历史唯物主义归于一种普遍的进化论，更不用说一种普遍的推问逻辑。
亨利指出，随着李希特海姆著作的发表，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差异而不是相似的学者迅速由少数变为多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活和思想：重新解释》一书出版的同年，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一书出版，塔克在书中指出，关于（离开人类历史的）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产生于恩格斯晚期的某些著作中。塔克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学说是黑格尔的最坏方面与19世纪唯物主义作家海克尔的大杂烩，这与李希特海姆的观点相同。但是，塔克也指出了恩格斯对改变自然的人类活动这一马克思主义主题的持续强调。同时，塔克还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差异的一个新领域，即关于权威的看法。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换言之，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权威；而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中，工厂中非权威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其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预言。
1962年，德国学者施密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差异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视角。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他说，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因使自然科学辩证化而重新陷入了一种教条的形而上学中。但是，施密特又指出，恩格斯不是一个还原论者，因为他根本没有努力向自然科学家建议把辩证法作为一个直接的研究方法，这与李希特海姆存在部分矛盾。施密特与李希特海姆都认为，在晚期恩格斯那里，人类看起来只是进化的产物——是自然过程的一种被动反映，而不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这陷入了一种朴素的实在论。
施密特指出，对马克思来说，自然和历史不可分解地相互交织，对恩格斯来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这一点上，施密特基本同意李希特海姆的观点。但是施密特批评对马克思来说自然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意义的观点，他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对物理学家库格曼的评论：自然法则通常不能被废除，在历史不同的情况下能够改变的仅仅是这些法则被实施的形式。施密特将这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类似的陈述相比较。通过比较，施密特认为，对恩格斯来说，人类不是简单的进化产物，而是自然的积极改造者，而且恩格斯的自然观点与马克思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施密特为了进一步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上的一致性，指出了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中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以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似观点。此外，施密特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方式的不同。对恩格斯来说，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化将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的真正统治者，从而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跳跃至自由王国。对马克思来说，自由也来自社会化的人们将经济置于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被它所统治，但马克思比恩格斯更具怀疑和辩证精神。
在亨利看来，李希特海姆、塔克和施密特这三个人的论点预示了随后“对立论者”强调或展示至今的大多数的主题和特征。第一，他们彼此矛盾，有时甚至自我矛盾。第二，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强调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假定的创始人）著作中的技术主义、决定主义和实证主义。他们认为这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不同，尽管塔克和施密特也指出了恩格斯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成分。第三，他们认为恩格斯的认识论存在混乱。
亨利认为，可能在上述三人之后最强调马克思著作中的技术主义的是施罗莫·阿维内里（Shlomo Avineri）。在《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他重复了李希特海姆的指责，即恩格斯所著的《共产主义原理》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最终版本更具“技术导向”，因为在《共产党宣言》中技术只是一个次要问题。阿维内里认为，恩格斯影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机械论和决定论两个方向。
亨利指出，有些类似的是，诺曼·莱文指责恩格斯将马克思的“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否定的实践”转变成了“社会主义生产率外衣下的机械唯物主义、社会实证论、工具理性和清教工作伦理”。但是，莱文和其他“对立论者”指出，恩格斯著作中机械主义成分比所谓的实证主义要多。
在指责恩格斯（马克思则没有）相信存在一套支配物质世界和人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者中，Z.A.乔丹是典型的代表。阿维内里同样宣称，马克思探寻自然科学的人性意义，恩格斯却在寻求一种能应用于人类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卡弗则指责恩格斯信奉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在许多方面接近对哲学唯心主义的简单颠倒，也接近于忠实反映实证论者所刻画的自然科学。
相比之下，卡弗试图将马克思从一切实证主义的污染中分离出来。他不得不承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化学中的分子说“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但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从未宣称存在一种运动物质的辩证法则，通过这些转化决定物质的方式，他既不同意黑格尔法则的形而上学，也不同意恩格斯的科学世界观。
亨利指出，“对立论者”用实证主义的画笔玷污恩格斯，而撇清实证主义与马克思的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来自诺曼·莱文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的观点。不同于卡弗，莱文在将马克思同黑格尔联系起来这一点上并没有感到不舒服，所以，他会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语气和语言上是黑格尔主义的。至于他不得不承认的《资本论》使用了自然科学的语言，莱文将其归咎于两本书写作期间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是马克思有任何实证主义的倾向。因此，马克思一再谈及“规律”，是因为他做出了语言的调整，转向一种在推动科学发展的时代时髦的修辞模式。莱文还从《资本论》第1卷中引用了几处不可否认的实证主义和决定主义段落，然后否认它们是实证主义。例如曾指出过：“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他还说道：“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莱文认为，仔细解读这些引述之处就会发现：马克思没有断言规律以其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方式同样存在于社会之中。如果他是这样说的，那他就同恩格斯一样采取的是实证论立场。相反，马克思使用“规律”这个词作为比拟，他是在肯定社会总体的结构规则起着“类似”自然规律的作用。莱文说，在每个引用的段落中，马克思使用的是介词“以”，而不是动词“是”。这些语言上的模棱两可几乎无法消除马克思论述中的实证主义意涵。更重要的是，这是莱文和“对立论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使用双重标准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他们从未在恩格斯使用类似语言的地方提出这些论点。莱文实行双重标准的另一个例子体现在对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2卷的探讨上，他指出，恩格斯对马克思留下的手稿的看法从开始就是实证主义的，援引的证据是恩格斯在一封信中称《资本论》第3卷为“纯粹科学的”。马克思也频繁地谈到他的著作是科学的，但莱文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语言调整”，而不认为是实证主义的。
亨利指出，尽管莱文对恩格斯做了一些不公平的指责，但他确实成功地表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手稿做了某些改动却没有用脚注标示出来。虽然莱文认为这些未被认可的改动歪曲了马克思的观点，使得《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比马克思的手稿更具决定主义和实证主义特征，但是亨利认为，这实际上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尤其是考虑到恩格斯将马克思未完成的手稿转化成能出版的文体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亨利指出，与莱文的观点不同，“非常有趣的是，杰罗尔德·西格尔（Jerrold Seigel）发现《资本论》第3卷中一些未被承认的改动在反实证主义的方向上改变了马克思最初的论点”。西格尔发现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第13章和第14章的某些部分做了重新整理，以至与马克思的原稿相比，那些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相抵触的因素显得更具独立性，从而弱化了马克思把利润率下降规律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经济规律的意图。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的改动并没有使这本著作更具实证主义色彩，反而走在了相反的方向上。正是马克思提出了利润率下降规律，通过编辑改动，恩格斯突出了这一规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而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些矛盾却倾向于淡化它们。
亨利具体比较了莱文与西格尔在利润率下降规律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莱文承认，尽管在第13章马克思涉及了利润率下降规律，但紧随其后的第14章接着探讨了反作用力的影响因素。莱文指出，在第15章，马克思继续列举那些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打破了任何认为存在一种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虚假理解。但是西格尔指出，恩格斯正是从第13章马克思对这一规律的阐述中为第14章提取资料。因此，正是恩格斯的改动使得马克思对运动规律的信心看起来不像原稿里的那样强烈。西格尔也指出，第15章的标题“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是恩格斯的意图。在西格尔看来，马克思从未谈及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矛盾，只谈及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因此，亨利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恩格斯的改动为莱文的论点——马克思不相信社会规律——提供了基础。所以，与莱文的观点相反，亨利认为，马克思在他的一些原始手稿中看起来比恩格斯编辑的版本具有更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
在亨利看来，除了李希特海姆和莱文之外，其他“对立论者”也认为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不仅仅是实证主义的，而且是宿命论的。例如，弗雷德里克·本德（Frederick Bender）断言，恩格斯将辩证唯物主义融入自然科学中，并且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展示了“宿命论宇宙的形式规律”。亨利指出，相当多的“对立论者”重复了李希特海姆的这一指责，即是恩格斯而非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乔丹是附和这一主张的学者之一，他还指出，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而非恩格斯杜撰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乔丹声称，在马克思与黑格尔决裂后，马克思对学术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不再感兴趣，而恩格斯将马克思呈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持者。
阿维内里也附和说，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论断是由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撰写的，而且大多数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撰写的。他指出，马克思从未使用像“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术语描述他的系统观点。
亨利指出，在大多数“对立论者”看来，不同于恩格斯，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乔丹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将马克思看作一个自然主义者，因为马克思没有取消外部自然的优先性，但通过强调人类对世界的创造，马克思取消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别。类似地，阿维内里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改造自然世界从而为了人类目的使其人道化的生物存在。作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为，宇宙中的基本力量是物质和运动，而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看作人类异化和非人化的终结、自由的开始、一种让人类和谐相处并符合自然本质的状态。相反，恩格斯将变化或运动的动力置于人类之外。同样，本德声称，恩格斯已经丧失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角色的认识，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平等、休闲、产品的充足性和生产的合理规划来构思共产主义，而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个体和社会的自由和自我创造。
亨利指出，许多“对立论者”还认为恩格斯在认识论上与马克思存在差异，正如早期的“对立论者”所注意到的那样。李希特海姆之后的“对立论者”仍然关注这一问题：按照乔丹的观点，恩格斯有一套马克思从未认可过的反映论；本德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菲利普·卡因（Philip Kain）部分同意这一观点，并提出了一种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复杂的论点。
卡弗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存在决裂，而在恩格斯的思想中却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不同于卡弗，卡因发现，马克思的一生中在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几处重大的改变。卡因解释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将感觉和理论范式视为彼此相互决定的。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一两年之后，马克思彻底转向了对理论构思的经验主义认识上，认为感觉决定理论构思。根据卡因的观点，恩格斯仍然陷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方法论之中，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超越了这一方法论。亨利指出，与卡因的观点部分一致，卡弗写道，在对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匿名评论中，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的方法，因为他宣称马克思的方法就是黑格尔的逻辑方法。卡弗指出，恩格斯也写道，“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方法相反，马克思写道：“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
亨利认为，在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上，卡弗本质上同意卡因的观点，因为卡因也声称：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的方法，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将观点的演化视作与历史的演化相类似，而实际上马克思的立场恰恰与此相反。卡弗从这点出发，宣称恩格斯将马克思的思想误解为黑格尔的范围，并认为研究黑格尔对理解马克思及其方法是必要的。莱文并不认可这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消极看法，他也拒绝恩格斯完全信奉真理的摹写论。莱文说，有迹象表明恩格斯信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观点，但在《自然辩证法》中他皈依了一种反映论，即“观念”不是一面消极的镜子，而是一个通过假设而发挥作用的思想的积极建构者，它通过检验（testing）来判定这些假设的真理性。在亨利看来，相比于其他“对立论者”，莱文对恩格斯认识论的认识更复杂，莱文坚持认为恩格斯的认识论与马克思的不同，前者的概念是一种实验形式，而后者的实践是一个概念和周围世界交互作用的创造过程。
除此之外，亨利认为，“对立论者”的论点中还有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元素，例如，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是他和马克思的朋友爱德华·伯恩施坦信奉改良主义的前兆。换言之，恩格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名改良主义者。本德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他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理论家视为恩格斯正统的继承者，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激进人道主义的削弱是导致该党走向改良主义的重要原因。
亨利指出，“对立论者”还抛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真正伙伴关系的论点，阿维内里就反对“两人是共同的性格形象”的看法。卡弗持类似的观点，他承认马克思受到了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并且他也认可两个人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写作上是合作关系，另外，许多短篇报道和论文也是他们联合署名的。但是他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就如同一个人一样思考，或者他们是剩余著作的共同作者。实际上，在卡弗看来，他们遵从着一个独立的出版计划。在他们的独立性方面，卡弗认为，他们的观点有重大分歧。恩格斯发展了一种准黑格尔主义的框架，与马克思严谨且独立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的方法大相径庭。在1859年之后，恩格斯构建了辩证法，而且相应地重建了马克思的生活和著作。“对立论者”之间不仅存在分歧，而且“对立论者”自己有时也前后不一。亨利以乔丹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的演变》一书为例，他指出，乔丹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一套单一的规律统治物理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观点，另一方面在该书后面的章节又指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赞成人类的行为遵循同自然现象一样的法则。再如，乔丹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关系看法上也存在矛盾之处，具体表现是：在一个地方他说，尽管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马克思仍然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但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框架和特殊概念不能从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那里推衍出来。在乔丹看来，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失去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因为恩格斯将黑格尔理想化了，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获得了许多唯心主义特征，并且弥漫着抽象和非理性的成分。乔丹认为，恩格斯的历史观以对英国社会发展的观察和一般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为基础，而马克思的方法则是哲学的，不是社会学的。
其他的“对立论者”没有像乔丹那样频繁地自相矛盾，但他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例如，卡弗始终坚持认为，恩格斯曲解马克思的事业为黑格尔主义的。尽管卡弗赞赏青年恩格斯，但他抱怨在1859年后，恩格斯变成了一个“体系化的哲学家”。他变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而马克思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立研究者。卡弗的这种观点与乔丹的某些观点相一致，但完全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观点。
亨利指出，类似地，莱文颠覆了施密特的这一观点，即对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相当于人类从必然王国跳跃至自由王国，而对马克思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下仍然存在一个自由所依赖的必然。莱文声称，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异化和非人性化的终结，是自由的开始（一种人类和谐相处并符合自然本质的状态），而恩格斯却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被严密组织、高度监管并且在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方面高产的巨大的工厂。
亨利继续论证说，本德在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关系方面与李希特海姆和大多数“对立论者”不同。在本德看来，必须承认恩格斯所列举的辩证法三大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准确代表了马克思预先假定的辩证元素，他还认为是马克思（而不是恩格斯）误解了黑格尔。同样的，卡因坚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信自然界中存在辩证法，因为他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承认将质量互变规律应用于自然科学中，这将其置于与大多数“对立论者”意见相左的境地。莱文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将辩证法限制在精神依赖的领域，但他也承认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是辩证的。
在亨利看来，“对立论者”中这些尖锐的不同意见几乎使人们怀疑是否他们讨论的是同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缺乏共识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单个解释者的邪恶行为，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浩瀚著作。在某些议题上，马克思有时与恩格斯观点不一。此外，马克思有时也与自己相冲突，恩格斯同样如此。第二节马恩“对立论”的代表人物：莱文与卡弗
正如亨利所分析的，马恩“对立论”自李希特海姆之后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提出“对立论”成为西方学界的一种时髦，各种“对立论”纷纷登场，莱文与卡弗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通过他们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对立论”的立场与问题域。
一、莱文：马克思反对恩格斯
诺曼·莱文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德堡大学的教授，在1975年撰写了《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成为马恩“对立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莱文看来，作为一生的合作伙伴和挚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方面存在共同点，他们意见相同的领域主要体现在应用层面。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两人都认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必要前提条件和环境。尽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界定经济学，但两人都认为经济状况决定历史的进程。两人都信奉阶级斗争，都认为工人阶级一定是革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他们的一生都在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而奋斗，一个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政党而不是精英主义政党，领导权当然也置于人民群众手中。两人都对广大人民群众做了过高的估计，都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浪漫化了。尽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解不同，但两人都认为，工业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生产过剩引发的萧条将导致共产主义革命，而资本主义社会将在革命中消亡。两人都对俄国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认为，俄国的革命已经成熟了；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欧洲反应的中心，一场俄国革命的影响可以传播到西方。另外，两人都看到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积极性和消极性。两人都是人道主义者和预言家。两人都梦想着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期望它能取代资本主义的恐怖。两人都相信，他们发现了这种转变将要发生的方式。
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见分歧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哲学和预言层面，正是在这一层面出现了恩格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一层面恩格斯的机械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变得显明起来。具体而言，莱文归纳了四个方面，即自然观、历史观、共产主义观和策略思想。（一）自然观：辩证的自然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莱文认为，在自然哲学方面，马克思的辩证的自然主义与恩格斯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存在根本对立。“马克思谈论人道的和辩证的自然主义，认为人改变无机世界，而恩格斯谈到形而上学一元论，认为有机和无机的存在都可以还原为宇宙的一种单一物质。”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并不存在于自然本身，而存在于人类和自然的交互关系中。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过程是形式和内容的运动；类存在是内容，自然界是形式。恩格斯主义完全消除了主体因素，对恩格斯来说，自然是辩证的。
按照莱文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人与外部自然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两者构成一个总体的自然界。“当马克思说到人的时候，他总是说到人的生产实践，人对无感觉的自然界的改造和影响。当他说到无感觉的自然界的时候，他总是反映出这个被动的物质在什么程度上，以什么方式被人的活动所改变和人化。”换言之，马克思思想中的人是改造自然的人，寓于自然中，而在他思想中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烙有人类劳动痕迹的自然。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人居于主导地位，自然界处于被动的受改造的地位。可见，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存在于人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将自然界看作独立的存在，并把辩证法推至自然界。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是辩证的，它自成系统，不需要人为因素的作用。而且，包括人类社会和外部自然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服从于质量互变律、对立统一律和否定之否定律这三大规律。由于规律具有客观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在恩格斯那里，人几乎对历史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人就成了规律发挥作用的被动者。“人与其说是历史的主体，还不如说基本上是铁面无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客体。”
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上截然不同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黑格尔的思想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取舍，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的主观性，人的实践和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等概念，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恩格斯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强调自然界的主体性，忽视人的实践的作用，将人类意识置于单纯对物质进行“摹写”的地位，忽视其能动性。“相比于恩格斯，马克思与黑格尔保持着更紧密的关系。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而恩格斯则完全歪曲了他。马克思体系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保留了黑格尔的东西。恩格斯体系的独特性部分地是由于它拒绝了和失去了黑格尔的东西。”
在莱文看来，受自然观立场不同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识论方面也存在着广泛的差别。恩格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对待认识论问题，他将一切认识论问题归结为精神和物质何为第一性的问题，认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人就是唯物主义者，主张精神第一性的人就是唯心主义者。恩格斯创造了一个绝对两极化的认识论世界，“意识和物质是对立的实体。这两种力量之间没有混合、没有相互渗透、没有融合”。对于唯物主义，恩格斯将其理解为精神是物质的产物，思想只是外界事物的复制品，精神只是一种被动力量。莱文认为，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同黑格尔一样，他力图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绝对分离；对马克思而言，认识是通过人的实践和批判活动所要创造或获得的东西。类存在意味着处于一种人自身与其环境不断交换的状态，意味着与客观世界相互渗透，意味着去改变它，与之融合，并且因此使之人道主义化。
正是在哲学立场上的重大差别，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重大分歧。（二）历史观：多线的历史发展路径与单线的历史发展路径
莱文认为，在历史观问题上，马克思的多线历史观与恩格斯“经济决定论”的单线历史观存在对立。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强调每个社会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虽然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受一种客观力量的支配，即生产资料的发展，但他也看到了每个社会的结构因为人的实践、社会风尚、人们相互关系的复杂组合而具有特殊性，不同社会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所以，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所有社会都适用并按照单一方式演进的普遍规律，历史的发展过程因为每个社会的差异而呈现出多线式样态，而不是单线式样态。马克思在阐述其社会发展理论时，重点不在于突出制度变迁的时间先后顺序和历史的必然性，而是聚焦于社会结构内部的变化上。
莱文认为，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看到的是每个社会发展模式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恩格斯的历史哲学受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完全是“经济决定论”，他设想所有人类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单线发展道路演进，任何社会都无法跨越其中的某个阶段而进入另一个阶段。对于恩格斯的单线历史观，莱文认为其在表达对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的看法时有充分的流露：“民粹派坚持认为俄国没有必要沿着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而恩格斯认为他们不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俄国实际上必定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才能到共产主义，恩格斯由此认定民粹派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的路径只能是单一发展路线。”
在社会历史的主体方面，莱文认为，马克思因为看到了人类实践在历史发展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而构建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由于把人看作能动的、批判的力量，马克思决不能够说人的相互关系不是带生产性的。”马克思认为，人类内部的关系能够成为生产力，改变和形成社会的结构。与此相反，恩格斯的历史思考中因为没有人类实践的概念，而认为历史的主体是自然界，或技术力量，或外在于人类的更大的力量。由于恩格斯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人之外的东西上，所以，他只会从具体的物质中寻找事物发生的缘由，虽然他和马克思都看到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他眼中的“生产力”总是指像机器、货币、牲畜、人口等具体的物质的东西，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将其归结为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恩格斯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类似：“作为远超出人类控制的力量，物质和运动在自然界中居于支配地位；技术和经济也作为人类主体控制之外的力量在社会中发挥因果的优先性。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主要是客体和被动者。”简而言之，恩格斯因为将历史发展的最终因素归结为技术和经济，所以，每个社会都必须在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步入下一个阶段，这是铁的规律，从而构成了单线历史观；而马克思因为将每个社会都看作一个独特的总体，都由不同的内容构成，所以，每个社会总体会根据它本身的内在结构发生变化，没有完全一致的变迁路线，从而形成了多线历史观。但是，马克思的多线历史观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中没有发展，而是意味着这种发展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每种演进模式必须按照自身的条件发展。此外，恩格斯是一个必然论者：所有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连续更替的阶段，恩格斯将进步界定为成功地通过这些阶段。（三）共产主义观：以人的自我复归为核心特征与以物质丰富为核心特征的对立
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的分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不同看法。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类存在概念的影响，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方面，将人的本质处于何种状态作为核心指征，即人能否自由地使自己对象化，能否重新占有自己的活动，能否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被重新确证。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在那里人能自由地接近自然界的和人的环境，因此能不断地确证自己的本质”。恩格斯则因为忽视了费尔巴哈的“人”，而将物质的丰富度视为未来社会的核心指征。在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能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那时就不需要为占有而斗争，也就不存在阶级对立。
对于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将不复存在，但在具体的替代形式上存在根本分歧。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政治职能将结束，但社会调节、对生产过程的指导将继续存在。不同于恩格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政治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将附属于其社会生活，国家将由一个高于社会并统治社会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机关，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和谐统一。
在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上，恩格斯奉行平均主义，认为生产将由中央计划组织实施，每个人按平等的劳动时间量从事劳动，平等地分配劳动产品。马克思则强调“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贡献不是等量的，将由每个人的天赋和才能决定，每个人被分配的产品也不尽相同，将由他的具体需要决定，判断的标准是人的类存在而不是物质的东西（如生产力）。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即人的自然主义本质决定生产和分配的程序和平衡，而恩格斯的经济学是数学的，他通过数学公式测算共产主义下的生产和分配。
自由王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代名词，必然王国则是指前共产主义社会的状态。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必然”和“自由”的理解上存在巨大鸿沟。恩格斯将“必然”看作人类受到其意识控制之外的规律的约束和限制，而将“自由”理解为不受外部力量的控制和主宰。马克思则将“自由”视为人类按其本性的规律活动的能力，而不是对外部力量约束的摆脱。
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界定上意见不相一致的主要原因是，不同于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学术词典中没有诸如对象化、异化、重新占有和自我确证这类概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人获得类本质的过程。具体而言，人借助对象化将自身的力量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劳动是对象化过程的主要手段，它是人的对象性本质与人所创造的外在对象客体的中介形式。恩格斯因为没有类的概念，所以无法形成对象化概念，对他来说，劳动不是人的本质与外在客体的中介，而是物质的控制，即掌握物质规律以控制物质，从而使物质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发挥作用。对马克思来说，异化意味着人所创造的客体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分离，换言之，对象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无法回到它的创造者那里去，就不被用来确证或补充人类学核心（anthropological core）。被创造的客体同人相分离。共产主义社会则意味着异化的终结，意味着人的对象化将复归到他那里，并且因此确证他的对象化力量。恩格斯没有异化理论，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管理职能将取代国家，从而构成自由的基础。殊不知经济生活的管理也可能成为异化的力量。重新占有的概念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界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将重新占有他自己的对象化，对象化在这种意义上意味着直接的复归或者完全没有中介，复归到人那里的不是物质性，不仅仅是被创造的客体的形式方面，而是其内容。也就是说，包含在外部对象化中的人的天赋、才能、气质和欲望等部分将直接展现在人的面前，为人所体验。这种体验使得人肯定了自身，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我肯定的社会。相比之下，恩格斯没有重新占有的概念，他将共产主义等同于物质性，在这一社会中，复归的只是物质性（等量的劳动），而不是人内在对象性的内容。所以，恩格斯更加关注实物的获得，如食物、衣服、住所、教育和休闲等。自我确证是马克思的另一个关键概念。他指出，通过外在对象化确证的内在对象性本质确证了人自身，即人自身的天赋、能力、欲望通过外在对象得到积极的确证。共产主义社会通过使重新占有变得直接而无中介，最终使自我确证也变得直接而无中介。总之，马克思关注内在的人，共产主义对他而言是与幸福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恩格斯没有自我确证的概念，他更加关注自我对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关注自我对工作的投入。（四）策略思想：渐进主义与暴力革命的对立
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共产主义策略思想方面的差异比较隐蔽，似乎给人观点一致的印象。但实际上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应用策略方面，如都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有独立的政党，都认为资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等等。他们在理论策略方面则存在较大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是对人的自为性在共产主义实现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不同。马克思虽然承认生产方式在历史变革中的决定作用，但他反对将历史看作独立于人之外的抽象演进。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在历史进程中自行产生的，作为主体的人不应该静待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无所作为。马克思认为，没有人的行动，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但对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造成工人的贫困化、贫富的两极化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样，共产主义革命会自己产生，而不必由有觉悟的人们去进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不提革命的实践和干劲，而是期待社会进化的无情法则会产生共产主义革命。
二是对在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存在不同看法。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恩格斯开始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他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主要有六点：“（1）武装起义成为过去的事情；（2）应该避免战争；（3）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革命能够逐渐向左发展的最好政治环境；（4）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必需的；（5）民族国家的领土结构是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6）必须考虑到俄国的革命潜力和反动潜力。”这些结论表明恩格斯开始思考采取和平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1890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方面取得的胜利无疑坚定了恩格斯走和平道路的决心，也向他展现了议会道路这种新斗争方式的可能性。所以，恩格斯在晚年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基点积极探索和憧憬议会斗争的前景。恩格斯晚期实际上是采取了不革命的进化主义和渐进主义政策，他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应该对第二国际盛行的修正主义负责。马克思则认为革命意味着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需要使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在他的心目中，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理想的革命模式。《辩证法内部对话》是《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继续，莱文探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辩证法方面的区别：第一，关于自然世界，两人都是实在论者，都认为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的心灵而存在，不同的是，恩格斯将唯物主义扩展为自然哲学，而马克思将辩证法限制在哲学、政治理论和经济学等思想领域，而不承认自然界有辩证法。第二，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强调社会进化过程中依附于思想的力量优先于独立于思想之外的力量，而恩格斯受辩证唯物主义影响，强调技术因素等独立于思想之外的力量。第三，马克思与恩格斯辩证法方面的差异主要源于对黑格尔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东西，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关于行动的方法和理论，但没有接受他的唯心主义（莱文在这里似乎有点自相矛盾），而恩格斯则继承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面，虽然也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观点的差异源于两人是不同的主观实体，他们的心理倾向和逻辑前提不同，他们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分别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莱文认为，恩格斯实际上是马克思宿命论的经济决定主义这一观点的奠基者，他开创了实证主义、教条主义和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一流派成为第二国际和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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