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志勇,王鸣野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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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亚地区安全研究(三)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以中亚和南亚为重点，全面探讨和分析了美国、俄罗斯及印度等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态度与认知，并重点分析和研究了各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与合作空间及应对举措。“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亚和南亚地区带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特别是就中-南亚政策调整及其影响作了全面的分析与探讨，针对中亚和南亚地区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建议。总论“一带一路”的地缘意义与挑战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积极推进，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地缘风险，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应正确面对风险，切实做好相关风险评估等防范风险的措施，控制风险，避免损失，更顺利、可持续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亚、南亚地区带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宗教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众多、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复杂，是恐怖主义活动频繁、恐怖主义事件多发的区域。尽管中亚和南亚国家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此起彼伏，给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同时，由于中资企业人员素质和企业文化没有达到较高的标准，中资企业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与建设可能会与当地的社会发展及风俗习惯发生激烈的碰撞，甚至可能阻碍中资企业的投资，从而严重影响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常推进。
因此，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必须高度正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充分做好投资前的项目评估和预案工作（包括当地民族、宗教和风俗习惯，尤其要做好当地恐怖主义活动风险评估），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反映了中国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新蓝图、新途径和新模式。中国以“一带一路”加强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又提出了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审时度势，对密切中国同中亚、南亚周边国家及欧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深化区域交流合作，统筹国内国际发展，维护周边环境，拓展西部大开发和对外开放的空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外交政策与国际经济战略的核心，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机遇。“一带一路”是合作发展的理念与倡议，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为现有的地区机制注入新的内涵与活力。“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实现构建“经济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转变，因而“一带一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一带一路”体现了开放性和包容性。“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封闭、固定、排外的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域和国别范围呈现了开放性的特征。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更详尽，范围更广，涉及国家、地区更多，受益面更大。“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使中国发展引擎所驱动的地缘经济潜力，形成巨大的正外部性，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所共享。“一带一路”也并非从零开始，而是现有合作的延续与升级。而且，“一带一路”具有包容性：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优先方向，中东和东非国家成为“一带一路”的交会之地，欧洲、独联体和非洲部分国家也可融入合作。有关各方可以把现有的、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连接起来，形成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态势，从而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整合效应。
第二，“一带一路”体现了广泛性特征。“一带一路”交流合作范畴非常广泛，优先领域和早期收获项目可以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可以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产业合作，而且，“一带一路”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一带一路”包含的合作项目与合作方式，都可以把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的优势，从而实现物畅其流、政通人和、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目标。
第三，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新秩序构建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进程中，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带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而且通过“一带一路”积极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在扩大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进程中不断提高中国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积极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政治担当，带动和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全面发展。
2014年中国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又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扎实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积极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牢牢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造福沿线各国人民。重点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核心技术研发支撑等战略性优先项目。切实推进统筹协调，坚持陆海统筹，坚持内外统筹，鼓励国内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经营，形成全方位开放发展的局面。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经贸产业合作区为抓手，实施好一批示范性项目，让有关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切实推进金融创新，创新国际化的融资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打造多层次金融平台，建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切实推进安全保障，完善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通过协议、规划、机制、项目等方式，共同推动包容性发展。把握重点方向，瞄准重点地区、重点国家，抓好“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推进落实。加强统筹协调，把有限的资源整合好、利用好，持续形成“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合力。二、“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风险与挑战
中国的“一带一路”正改变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双边关系，正在引发新一轮全球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博弈，并将给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构带来诸多新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也带来了一定的地缘风险，面临着诸多挑战。“一带一路”可能具有潜在的巨大收益，但也不能忽视“一带一路”诸如相关投资收益率偏低、投资安全不确定性、可能加深而非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等潜在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如何保障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安全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中国应切实做好相关风险评估等防范风险的措施，切实强化“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管控问题，更顺利、可持续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目前，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正以“一带一路”为导引，积极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合作。在中国的积极努力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宣告成立。全球的视线正聚焦中国，中国正发展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一带一路”也存在着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风险。相比于欧美地区，“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不仅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存在着政局动荡、腐败严重等一系列的重大风险。中国企业对相应风险应做到充分而准确的评估，并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不断铺开，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全因素陡然上升。中资企业应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一带一路”建设可能成为阻碍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障碍。
以中国与巴基斯坦达成规模达46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为标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正由蓝图变成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但这些项目能否真正落实建设仍有诸多不确定的地缘因素。具体而言：
在全球地缘政治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在团结这些国家上面临着诸多障碍。
首先，中国在规划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想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影响，在美国看来，出于抗衡美国“亚太再平衡”等一系列考虑，中国提出陆海并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在战略空间上可以实现向西拓展；另一方面也能满足中国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进口需求及急迫的海上通道安全需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在经济和外交上拉近“本国与南亚、中亚和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关系”的机遇，超越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和交往主要面向的东亚及太平洋方向，向广阔的西部方向大力拓展。
其次，“一带一路”经过的沿线国家由于政治体制不同，政治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一带一路”建设不得不面对沿线国家主权冲突与世界主要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等现实问题。而且，还不得不面临沿线国家政权更迭所带来的种种被动局面，同时也面临着沿线国家各种政治力量冲突的潜在危险。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面临着沿线国家法律冲突的问题，以及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冲突。
而且，中国将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际密切与阿富汗的经济与商业联系，进一步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打通赴印度洋通道，增强与资源丰富的海湾及非洲国家的互联互通。另外，欧盟也将成为中国扩大共同利益的工作重点。
在安全方面：尽管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但是事实上亚太国家仍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的态度日趋强势，某些国家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保障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相关民族问题将会逐渐升温。中国必须考虑到沿途国家面临的安全困境。而且，极端宗教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已成为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沿途各国顺利实现“五通”的一大障碍。
中巴经济走廊起自瓜达尔港，终于新疆喀什。从瓜达尔港到喀什，中巴经济走廊还途经一系列塔利班武装分子占领区。到目前为止，武装分子仍控制着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西北边境，武装分子在边境地区影响力依然很大。因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安全隐患在于它随时可能因战乱而受阻。潜在的危险性不容忽视。
以中巴铁路为例，西至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东至中国新疆的喀什市。喀什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城市，也是中国新疆南疆地区维吾尔族集中聚居地。一旦中巴铁路修通，那么喀什将无疑成为地区中心，吸引更多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前来居住。
从更深层次考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使中国的触角超越西太平洋海域，向南深入南太平洋、向西开辟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与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在这些海域的海上力量抗衡。
从地缘战略考量，为了应对和牵制中国崛起，美国积极拉拢印度，美、印两国都以牵制中国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出发点。印度出于本国的战略利益，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了极大的摇摆心态，并产生安全方面的担忧。“一带一路”经中亚到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条现代丝绸之路将连接起65个国家和44亿人口。“一带一路”最终将中国与印度洋、东非、红海以及地中海相联结。这些目标的实现完全取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力量，但中国军事力量能否与之相匹配不能不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如果安全没有跟上，很可能导致血本无归。一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局发生波动，或者出现战火，中国的投资能不能收回成本都将成为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采取“平衡外交”和“实用外交”战略，使中国与其合作也面临更多的困难与障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大国对中国周边地区更为关注，大国周边地缘竞争将更为激烈。美国视中国的“一带一路”为地缘挑战，是试图控制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对美国的世界霸权构成挑战，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形成对冲。“地缘政治在美国影响深远，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中，成为政治家、战略家们观察国际事务、思考战略问题的一种习惯性观念。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始终隐含和贯穿着深厚的地缘政治思想，它的战略是以稳定的地理考虑为基础的。”对于美国的世界霸权而言，其将欧亚大陆出现挑战性国家或联盟视为首要挑战，在战略应对上则是竭尽全力地阻止敌对联盟形成，限制敌对或潜在敌对国家的发展。这也使得美国在这些国家（主要是中、俄两国）的周边地区积极介入并谋求扩大影响。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谋求重点突破的陆上区域——南亚和中亚，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谋求加强地缘战略。在南亚，通过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均衡外交，逐渐建立和扩大了美国影响。在中亚地区，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契机也不断加强介入。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开始不断加强其南亚和中亚政策统合，美国国务院新设了南亚与中亚事务署，试图以阿富汗为中心整合中亚与南亚，打造一个“大中亚”地区。2011年7月，希拉里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进一步统合美国的中亚和南亚政策，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显著的地缘战略意图。与此同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则是谋求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继续维持其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中国“一带一路”从陆海两个方向进行着力，正好与美国的两大战略实现地缘重合，无疑会加剧两国之间的地缘竞争。奥巴马总统更是明确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将挑战美国的规则制定权，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这是美国方面所不愿看到的。由此可见，美国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视为地缘战略挑战，中、美两国未来在此的摩擦不可避免。
中、俄两国互为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处理好两国在地缘方面可能形成的竞争。俄罗斯是一个深受地缘政治影响的国家，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地缘政治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内政外交。在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上，“以地理扩张及由此催生的救世使命为根本内核的地缘政治思想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俄罗斯一直认为周边地区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地缘依托。在欧洲，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构想的底线是可以允许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等国加入北约和欧盟，但对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一俄罗斯的“周边”势力范围却严格控制，加强反击力度。在亚洲，俄罗斯加紧了对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控制，打击格鲁吉亚的离心倾向，对中亚地区的地缘重视也在近年来得到加强，对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运筹力度加大。2011年，俄罗斯提出了“欧亚联盟”，后逐渐演变为“欧亚经济联盟”，其目的在于通过经济合作加强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强俄罗斯对苏联地区的影响。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许多重叠之处，俄罗斯也比较忌讳中国进入其传统地缘势力范围。“一带一路”倡议的布局深化了中国与中亚各国“能资”合作，引起了俄罗斯的疑虑和担忧。尽管当前俄罗斯基于经济利益对中国“一带一路”持欢迎态度，但在具体合作上如何减少摩擦还需谨慎运作。
为了实现中、俄两国战略对接，需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寻求合作契合点，化解两国的地缘竞争。中国对此需要采取务实态度，利用中国的经济优势，照顾俄罗斯的传统地位，积极推进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促进经济互利共赢，淡化地缘竞争色彩。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其地缘战略运筹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日本国土主要散布在海洋上，成狭长带型，自然灾害频繁，这些地缘环境特点塑造了日本民族的性格，也促成了日本的地缘战略运筹。在东南亚地区，日本基于地缘经济积极开展地缘战略运筹，具体而言，一是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积极进行能源合作，获取油气资源；二是密切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维护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优势；三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对外援助，谋求主导东南亚地区经济；四是日本利用南海争端困局激化钓鱼岛争端，并与菲、越等国串联，对华共同施压。在地缘政治方面，谋求控制海上战略通道、谋取政治大国的资本和谋划东亚地区主导权是日本在东南亚地缘战略运筹的主要目标。由于能源需求增加，日本也加强了对中亚地缘战略的关注。“2006年8月小泉首相在卸任之前出访中亚两国，标志着日本中亚外交的深化。”在中亚地区，日本主要推行“丝绸之路外交”，通过对外援助、能源合作，加强日本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日本的地区战略存在竞争，在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尤为显著。可以预计，中、日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竞争将长期化、常态化。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正得到国际上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但也受到一些国家的误解甚至警惕。早在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就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试图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及中亚等地区构建新型经济、交通和能源连同网络。而且，某些地区性大国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态度消极甚至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将引起印度、伊朗及土耳其等地区性大国的猜疑与警惕，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会引起日本、印度的警觉。类似印度这样的国家一开始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心怀疑虑与戒备，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扩张，而且是军事扩张。为此，印度还搞了一个与中国“一带一路”相抗衡的“一丝一路”计划（又称“季风计划”），以分散中国的影响力。印度是中国在西南方向最大的邻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汇聚之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印度至关重要。而印度尼西亚也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出台了一个“海洋强国”计划，旨在对冲或抵消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如何在“一带一路”不断推进进程中与这些满怀狐疑的国家处理好合作关系将成为一个巨大挑战。如何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战略规划的有序对接和有机整合、避免形成地缘战略对抗、减少排他性的恶性竞争，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同时，在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涵盖恐怖主义、能源安全、跨国犯罪、海上救援与搜救、水资源与环境安全等诸多领域。目前，非传统安全挑战已经成为能否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安全因素。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客观上需要中国整合内部资源提供必要的区域公共产品，积极推动网络型安全合作保障机制建设。从长远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和应对客观上有利于沿线国家建立合作框架，推动经济发展和共同安全，提升中国战略影响力，从而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
在经济方面：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并不能替代与亚太地区方向重要经济体的联系，在短期内其影响力难以超越美国。而且，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进程中，“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更加欢迎美国的存在，形成“在经济上与中国的向心力越来越大，在政治与安全上与中国的离心力越来越大”的战略悖论，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与中国交往中，对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对中国的疑虑和不安也日趋上升，从而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进一步上升。
同时，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还面临着具体落实的机制缺失挑战。目前，中国国内各部门、各省（区市）之间的有机衔接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国内各部门、各省（区市）为了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可能出现新一轮失序性竞争，许多“一带一路”项目一哄而上，并不利于中国新一轮整体开放战略。中国中央政府应避免各部门、各省（区市）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角色定位重叠、合作项目同质化、新建产能盲目扩张等现象，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大战略。
目前，中国已开始规划并陆续公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如中国承诺将在巴基斯坦投资460亿美元，超过了2008年以来对巴基斯坦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两倍，也超过了自2002年起美国投入巴基斯坦的整个援助规模，一部分基建项目可能会花费10～15年。这些投资项目高度集中于中巴经济走廊上，这条经济走廊结合了一系列交通和能源工程，以及一个直通印度洋的深海港口的开发项目。中国的投资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但是，这些项目如何按时按质实施将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三、中国应做好“一带一路”相关风险评估和对策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应尽快建立“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投资风险评估与海外利益保障机制，以减少因沿线国家和地区政体不同、文化习俗各异及当地法律制度和市场风险等带来的投资损失，尽早规避沿线国家政局动荡、政府腐败等政治风险。同时，中国政府应及早出台保护国内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加大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支持、金融支持、投资保护等力度，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民营企业的诚信意识。中国政府还应尽早建立“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投资服务保障机制，以有效管控对外投资风险，早日形成中国对外投资项目评估、服务保障、风险管控“一条龙”对外投资保障机制，有效促进和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扩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
中国应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一带一路”的统筹谋划，整合配置国内多方面资源，有序推进，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开放和联动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中国应尽早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平衡好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浪费及由此带来的损失。
不可否认，“一带一路”成功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国际新体系的重构，但不能改变全球秩序。因为现存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机制的主导权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会也不愿意看到中国主导世界的进程，这将长期影响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
而且，尽管中国GDP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国内还存在诸多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尽管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国民整体素质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相差甚远。这些软实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并将成为影响中国崛起不可忽视的巨大因素。
尽管亚投行目前已拥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但是，如果资金、组织以及治理问题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亚投行的象征意义将会大大超过其本身的实际意义。许多国家将不会继续投资，甚至会撤资。
因此，中国必须充分进行“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评估，做好各种应对措施，特别要对那些高冲突国家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研究，做好海外投资产业规划与引导，合理避开风险。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对潜在冲突进行风险管控，将损失降到最低。
同时，中国必须强调“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而非战略构想存在，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美政界、学界、商界等公共外交，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性、开放性、非排他性和互利共赢性，淡化零和博弈及对抗的抗美色彩。在具体地区和领域探索和加强中美务实合作的基础。
所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必须对丝绸之路进行现代性的重构，避免大国心态，切实打消这些国家的顾虑，重构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特定区域内的国际秩序，改善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而言，的确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但是，在实施进程中，必须考虑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要全盘考量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地缘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及其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中国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不是包治中国经济的灵丹妙药，若在推进进程中对方方面面考虑不周到，有可能导致在政治上失分、在经济上血本无归、在安全上“引狼入室”等严重后果。因此，笔者个人建议：
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进程中，可以将沿线国家和地区考虑进去，但是，对于那些恐怖活动严重、民族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不可实现互通。
互赢≠独赢：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进程中，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互利共赢，但是，中资企业不可以只顾及自己赚钱赢利而忽视当地的生态环境及当地发展状况。
互惠≠通惠：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进程中，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提供互惠的便利，但是，中资企业不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包大揽，什么都优惠而可能导致“赔本赚吆喝”，得不偿失。
互利≠通吃：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进程中，给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互利的同时必须考虑自身因素，量力而行，千万不能“通吃”，而犯“贪多嚼不烂”的错误。第一章“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新特征“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倡议，其沿线涵盖亚洲、欧洲大部分地区及非洲部分地区的广阔地带。“一带一路”沿线是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众多、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复杂且多变的地带，也是恐怖主义活动频繁、恐怖主义事件多发的区域。中亚和南亚地区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势力活动频繁、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多发的核心地带，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南亚地区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家，均承受着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9·11”事件后，虽然中亚和南亚国家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但这并没有消除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甚至因为一些因素的作用，恐怖主义在部分国家出现了膨胀和蔓延的现象。通过对近年来的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数据整理和信息梳理可以发现，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一系列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的新特点。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身上及发生的各类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不少明显或隐约地能看到民族或宗教的影子，甚至民族、宗教两者兼有。这些状况容易产生误导，使不少民众对中亚和南亚地区复杂的恐怖主义形势作出简单而直观性的判断，即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特定宗教生硬地关联在一起。而这种倾向使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的关系比过去显得更为混乱不堪，阻碍着人们正确而科学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制约着中亚和南亚国家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单独或合力打击，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对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梳理和科学认识，是厘清很多恐怖主义现象和问题的根本，是有效打击中亚和南亚地区披着民族、宗教外衣发展和活动的恐怖主义势力的重要前提。第一节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基本状况与新特征
长期以来，中亚和南亚地区是恐怖主义组织众多、恐怖主义活动频繁、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区域，是“恐怖主义弧形带”中连接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关键的中间段。近年来，随着多种因素的作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活动状态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基本状况
2001年的“9·11”事件既是全球恐怖主义组织发展及其活动的分水岭，也是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组织发展及其活动的分水岭。“9·11”事件前，虽然中亚和南亚地区也曾是恐怖主义组织众多且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但“9·11”事件后，恐怖主义组织数量大量增加，恐怖主义活动也更为频繁。在一定程度上，“9·11”事件唤醒了中亚和南亚地区大量“休眠”的恐怖主义组织，催生了大批新的恐怖主义组织，使得恐怖主义势力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存在和蔓延，也使得中亚和南亚地区成为当今世界“恐怖主义弧形带”的重要组成部分。“9·11”事件后，从中东地区到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再到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条充斥着恐怖主义组织、活动、事件的“恐怖主义弧形带”。中东地区是这条“弧形带”的起点。由于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以及复杂的历史、民族、宗教、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存在大量各类形态的恐怖主义组织，每年发生大量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特别是伊拉克、叙利亚先后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滋生地和练兵场。东南亚地区是这条“弧形带”的末端，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也不少，且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多次发生在世界范围内有恶劣影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中相对的“重灾区”。
中亚和南亚地区则是连接这条“弧形带”的关键的中间段。被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称为“世界枢纽地带”的中亚地区，有不少恐怖主义组织存在和活动。其中，在中亚地区较为活跃的恐怖主义组织，按照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相关机构的认定，有20个左右。2015年，在塔吉克斯坦，甚至先后出现了特警司令（哈里莫夫）加入“伊斯兰国”、被解职的国防部副部长（阿布杜哈里穆·纳扎尔佐德）策划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等让外界大跌眼镜的现象。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基地”组织及其前领导人本·拉登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知名”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分子，它们的大本营——阿富汗及其所在的南亚地区也随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01年后，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给了塔利班势力和“基地”组织沉重打击，本·拉登也于2011年被美国特种部队打死，但目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势力仍然在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拥有较强力量并较为活跃，且不断向阿富汗其他区域扩张。在南亚地区，还存在大量其他的恐怖主义组织，有影响的如“虔诚军”、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等。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组织居多，也有一定数量的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组织及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组织。此外，近年来，随着巴基斯坦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打击力度，“基地”组织等一些常年窝藏在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组织逐渐向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国家转移，并相互勾结，发展势力，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与此同时，一些在叙利亚等中东地区的“圣战”分子也不断回流中亚和南亚地区。以中亚地区为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均有不少在叙利亚的“圣战”分子，根据相关资料，哈萨克斯坦在叙利亚的“圣战”分子约有190人，塔吉克斯坦超过200人，吉尔吉斯斯坦有约100人，乌兹别克斯坦有约45人，土库曼斯坦也有数十人。这些人已经陆续回国，策划并实施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随着回国的“圣战”分子的增多，中亚国家将承受更大的恐怖主义袭击威胁。
从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来说，进入21世纪后，中亚地区、南亚地区每年发生大量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特别是南亚地区一度成为世界上承受恐怖主义袭击最多的地区之一。例如，2000—2006年，全球共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21460起，其中发生在南亚地区的达4233起，接近总数的20%。2006年南亚恐怖活动致死人数达1841人，比上年增加了82%，是2000年297人的6倍多。2009年，南亚地区是世界上发生恐怖主义袭击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占世界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总数的44%，也是连续两年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占世界恐怖主义袭击死亡总数的42%。近年来，因为中东地区恐怖主义袭击数量的大幅增加，南亚地区虽然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次数占世界总数的比重下降，但从绝对数量上看，仍然是世界上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较多的地区之一。从国家情况来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是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重灾区”，印度甚至已经成为各种恐怖主义的“试验田”。2013年，巴基斯坦因恐怖主义袭击死亡的人数超过5300人，仅2013年7月就发生了27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造成127人死亡，400多人受伤。2013年和2014年，印度国内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共造成了1861人死亡。根据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2014年发布的报告，在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排名中，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均位列前十，排名越靠前，说明这个国家遭受的恐怖主义威胁越大，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越多。此外，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家也经常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二、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新特点
近年来，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厘清这些新特点，有助于对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现存状况和未来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判断。这些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恐怖主义组织将硬目标和软目标都作为袭击对象，但越来越明显地指向了软目标
就世界范围来说，以往的恐怖主义袭击，普遍针对国家领导人等政要或社会活动领袖、外交官等社会名流为代表的有影响力的个人，或者针对重要的政府机构、军事设施、标志性建筑等“重要单位”，这些可称为硬目标。“9·11”事件中对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和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的袭击是恐怖主义组织对硬目标袭击的典型展示。具体到中亚和南亚国家，“9·11”事件之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社会活动领袖、外交官、重要的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曾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袭击对象。“9·11”事件后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组织在袭击对象选择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即部署并鼓动其成员及支持者不再局限于袭击硬目标，要求他们将袭击更多地转向防守薄弱的软目标，如地铁、火车、公交车、旅游景点、教堂、超市、酒店、医院、剧场、学校、银行等交通工具和公共活动场所。毫无疑问，相对于硬目标，恐怖主义组织对软目标的袭击更为容易和可能。对这些软目标的袭击，其受害者大多是普通民众，由于防范意识薄弱，这部分人更容易、更可能因恐怖主义袭击受到伤害。
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仍然重视对硬目标的袭击，但它们也越来越明显地将袭击指向了软目标。就硬目标来说，在中亚和南亚地区，政治领导人、外交官、军事设施、警察等硬目标仍然是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对象之一。例如，2007年12月27日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被自杀式袭击身亡事件、2011年4月23日的塔吉克斯坦边防哨所被恐怖袭击事件、2013年4月17日的印度人民党在班加罗尔的办公室被炸弹袭击事件、2013年8月8日的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安全部队被炸弹袭击事件、2013年9月8日的阿富汗国家安全局驻中部瓦尔达克省分部被恐怖袭击事件、2015年9月4日的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警察局被恐怖袭击事件等都属于对硬目标的袭击。
与此同时，中亚和南亚地区发生了大量恐怖主义组织针对软目标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其中尤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为多，造成的伤亡也更严重。巴基斯坦和印度有较大影响的袭击事件如2008年9月20日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万豪酒店炸弹袭击事件、2008年11月26日的印度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2011年7月13日的印度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2013年2月21日的印度海德拉巴市的炸弹袭击事件、2014年12月16日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军人子弟学校暴力袭击事件、2016年3月27日的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恐怖袭击事件等。在阿富汗发生的针对普通民众的暴力袭击事件更是多发，近年来有较大影响的袭击事件如2011年12月6日和2012年9月18日发生在首都喀布尔市中心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2014年11月23日发生在帕克提卡省乌尔贡地区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2015年8月7日发生在首都喀布尔的恐怖袭击事件、2016年1月17日发生在楠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市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等。2015年7月，阿富汗塔利班前领导人奥马尔的死讯确认后，奥马尔的继任者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成为新头目，但他在塔利班中并不服众。为此，他通过发动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来树立威信、巩固权力，这使得2015年7月后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明显增多，造成的伤亡人数也大大增加。2016年5月，曼苏尔在空袭中被打死，阿富汗塔利班新领导人出于树立威信、巩固权力等因素的考虑，有可能发动新一轮的恐怖主义袭击潮。
对于恐怖主义组织来说，暴力恐怖的行为相对廉价，可以通过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收益”，通过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造成巨大的社会心理创伤，很多时候，恐怖主义组织的“暴力的目标就是想击垮常规的意志”。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对软目标的袭击对当事者及能够影响群体的信心和意志会有更大的损伤力，诱发人们的心理恐惧与精神不安，产生大范围的恐慌氛围。况且，由于软目标更加难以防范，恐怖主义组织袭击的成功概率更大。在恐怖主义组织看来，对普通民众的恐怖主义袭击，恐慌的不仅仅是当地居民或特定人群，而且可能将这种恐慌情绪通过一定的媒介扩散到更多的群体甚至是其他国家的民众。在中亚和南亚地区，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特别是一些有较大影响的暴力袭击事件就产生了类似的效果。
2.“基地”组织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下降，“伊斯兰国”强势向中亚和南亚地区扩张“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被摧毁，但“基地”组织并没有被彻底打垮，其领导层和不少成员转移到阿富汗南部山区及靠近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北部区域活动并对外发号施令。此外，“基地”组织的一些骨干力量还渗透到世界各地，在一些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受“基地”组织的影响，一些恐怖主义组织纷纷复制“基地”组织的架构、理念和行为原则，呈现出“基地”主义化的特点。“基地”组织一度成为其他恐怖主义势力顶礼膜拜和仿效的对象，甚至一度成为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本·拉登也一度成为中亚和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恐怖主义势力的“精神领袖”。“9·11”事件后，中亚和南亚地区包括世界范围内的不少重大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被渲染成“基地”组织所为，其实很多袭击事件是其他恐怖主义组织打着“基地”组织的名义实施的。这些势力并不全部受“基地”组织的直接或间接领导，而是它们接受了“基地”组织的理念和行为原则，或在袭击手段、方式上仿效“基地”组织，并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发动恐怖袭击。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较大转变。随着“基地”组织遭受重创，活动能力减弱，本·拉登也于2011年被美军打死，“基地”组织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开始下降。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也已经不再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去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也不再接受“基地”组织的领导、指导及其理念和行为原则。当然，“基地”组织在中亚和南亚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和作用力的下降是相对的，其仍然是中亚和南亚地区乃至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破坏力的恐怖主义组织之一。
与“基地”组织影响力和作用力在下降相对应的是，一个新的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作用力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IS）正在强势崛起，并强势向中亚和南亚地区扩张。最初，“伊斯兰国”是一个活跃在伊拉克、叙利亚及周边区域的组织，前身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但后来与其他恐怖主义组织合并、改组，并于2013年开始强势崛起。“伊斯兰国”目前不仅已经摆脱了“基地”组织的控制，甚至已经与“基地”组织疏远并公开决裂，还拥有了代替“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领头羊”的实力和野心。2014年6月，“伊斯兰国”建立了一个拥有一定管辖区和人口的所谓的“哈里发国家”，并设立了相对完整的国家机构“治理”控制区。从这方面说，“伊斯兰国”已经俨然是一个“政权”而非仅仅是恐怖主义组织。这是“基地”组织都没有实现的目标，而建立真正的用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正是很多伊斯兰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梦寐以求的目标。“伊斯兰国”也借此谋求成为“国际圣战运动”的新领导者，它公开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对其效忠，为其效命。随着“伊斯兰国”影响力的扩大，其他地区的恐怖分子不断投奔“伊斯兰国”，包括南亚和中亚地区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一些恐怖主义组织甚至隔空向“伊斯兰国”称臣。2014年7月，巴基斯坦的“圣战与哈里发运动”宣布悬挂“伊斯兰国”旗帜，成为南亚向“伊斯兰国”称臣的首个极端组织。根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6年2月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2015年12月，全球范围内已经有34个极端组织宣誓效忠“伊斯兰国”。这其中就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也在通过实际行动强势地向中亚和南亚地区渗透、扩张，在中亚和南亚地区大量招募成员，发展支持力量。目前，“伊斯兰国”在南亚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由宣传、招募、训练、派遣等各环节组成的扩张体系。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等伊斯兰激进势力众多的国家的不少地方出现了“伊斯兰国”的宣传材料，“伊斯兰国”的旗帜甚至公开在一些地方“迎风飘扬”，不少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派成员到中东支援“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已经派遣人员在一些国家活动，建立分支机构。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些学生甚至成立了支持“伊斯兰国”的地下组织，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向阿富汗渗透的程度。“伊斯兰国”甚至挖角“基地”组织及其长期盟友阿富汗塔利班的成员，双方在多领域、多方面展开了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国”日益占据优势，并不断取得成功。例如，2013年4月，“伊斯兰国”在崛起的初期就兼并了“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支持阵线”。2014年6月，“伊斯兰国”建立“哈里发国家”时，呼吁全球的穆斯林向其效忠，颇有领导“国际圣战运动”之势，这也是公开向一直自视为“国际圣战运动”领导者的“基地”组织示威、挑战。在“伊斯兰国”影响、诱惑下，“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的一些分支也倒向了“伊斯兰国”。2014年4月，来自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伊朗的9位“基地”组织大佬宣布退出“基地”组织，加入“伊斯兰国”。2014年10月，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发言人沙希杜拉·沙希德等人公开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并称将为“伊斯兰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包括“圣战的战士”。2015年，“伊斯兰国”更是宣布在南亚地区建立一个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大部分及其他国家部分区域的所谓的“呼罗珊省”，并成立了相关分支机构，以表明其对南亚地区拥有“管辖权”。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基地”组织高层的强烈不满，双方在中亚和南亚地区展开了争夺支持者和势力范围的“暗战”甚至“明战”。例如，针对“伊斯兰国”在南亚地区咄咄逼人的行动，“基地”组织也采取反制措施，宣布建立新的南亚分支机构，具体领导在南亚地区的“圣战”，并对抗“伊斯兰国”在南亚地区的扩张。同时，为了应对“伊斯兰国”的强势扩张，“基地”组织也加强了同阿富汗塔利班等组织的联系和“友谊”，甚至暂时抛开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联合起来对付“伊斯兰国”的“争权夺利”行为。为了相互竞争，“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及其盟友不断制造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以彰显自身的存在和实力，甚至进行了直接针对对方的暴力袭击。事实上，在中亚和南亚地区，一些恐怖主义组织之间是合作与竞争甚至斗争共存的关系，形成了竞相作恶的态势。例如，2014年6月8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联合袭击了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造成至少28人死亡。
目前，随着“伊斯兰国”势力的增强、影响力的扩大，其所采用的暴恐模式正在成为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模仿的对象，“‘基地’开创了恐怖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伊斯兰国’则继承并升级了这一模式，使恐怖主义模式进入新的时代”。
3.恐怖主义组织借助高科技发动恐怖袭击的危险不断增加
近年来，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越来越注重借助高科技发动恐怖主义袭击，这是它们活动的一个新特点。中亚和南亚地区的不少恐怖主义组织重视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组织、策划、实施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正在被恐怖主义组织无限放大、极力实践。近年来，“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组织加强了对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引诱和招募。一些恐怖主义组织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了一批掌握高科技的“骨干队伍”，并通过各种方式引诱和招募高科技人才。这些掌握高技能的成员能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恐怖主义宣传、募集资金、协调行动，使恐怖主义组织在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更为便利、周密，危害也更大。在中亚和南亚地区，“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组织也善于利用网络指挥、动员成员或支持者发动恐怖主义袭击，这使得恐怖主义袭击行为更加难以预防，其造成的袭击效果和危害也更大。在近年来中亚和南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大都有恐怖主义组织借助高科技策划、实施的痕迹。在一些袭击事件中，一些恐怖分子甚至表现出比当地警方更善于使用高科技的特点。此外，“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组织在千方百计获得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高科技含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被其掌握和使用，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从人才和制造技术来说，“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组织已经招募了一些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技术的人才。也就是说，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具备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初级甚至更高的技术水平，只要拥有一定的设备和材料，它们有可能制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实中，一些恐怖主义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窃取、走私相关的设备、材料甚至成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亚和南亚国家在这方面为它们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印度和巴基斯坦均是有核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虽然目前均是非核国家，但拥有一定数量的核设备和材料，一些国家也拥有成型的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或制造材料。这些国家的核武器、设备和材料的保管并非绝对保险，存在被恐怖主义组织窃取的可能性，况且也不能完全杜绝这些国家中掌握或可以接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备和材料的人向恐怖主义组织走私、输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制造材料的可能性。第二节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因素的关系分析一、恐怖主义与民族因素的“特定关联性”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超过2000个大大小小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积淀，不同的民族普遍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民族习俗、文化观念、价值信仰。从古至今，这些为数众多的民族在所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作用，不少民族成为影响所在国家发展轨迹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包括中亚和南亚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共同为某一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贡献着力量。
民族主义从来不是纯粹的，它具有利己和排他的特性，这种特性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就容易形成民族分裂主义。长期以来，不少民族分裂势力为了实现分裂目的而不择手段，包括暴力恐怖的手段，这就是“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近代以来被广为演绎和应用的民族自决理论。但实际上，现实中的民族分裂主义者是在滥用民族自决理论，是在将民族自决理论庸俗化，而这将导致“民族自决权是国际生活的无序状态而不是有序状态的主要制造者”。
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组织普遍持有“本民族第一”“本民族至上”的思想，他们利用民众对本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心理、生活习俗等的高度认同，打着维护本民族整体利益的旗号，煽动本民族民众对所在国的中央政府、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心理仇恨，并建立一定的政治军事组织，以便使他们实现目的获得硬性条件。这在上述分裂组织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中亚和南亚地区的不少民族分裂势力还得到了外部势力不同程度的支持。由于国际社会目前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存在较大的模糊性，缺乏统一、权威的界定。这也为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争取外部支持或外部势力出于某种战略目的或意识形态思维而主动支持某些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借口。二、恐怖主义与宗教因素的“特定关联性”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曾总结说，宗教在历史上既表现为维系世界的力量，又表现为动摇世界的力量，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并且，“由于宗教能够使人类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从而可能变成一种最强有力、最顽固的社会控制方式”。有西方学者认为，“暴力是宗教的本质因素，没有无宗教的暴力，也没有无暴力的宗教”，这个观点有点绝对，但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影响较大的地区却有其合理性，每个宗教有可能成为暴力的精神依托和动力。此外，在冲突和存在困难的地区，宗教更容易吸收民众，宗教的这一特点也容易为从事恐怖主义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所利用，这也是存在冲突和发展困难的地区宗教极端组织活动频繁、恐怖主义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中亚和南亚地区就属于类似地区，是各种宗教并存、博弈和斗争的区域，也是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宗教极端势力并存、博弈和斗争的区域，有不少宗教极端势力选择了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成为宗教极端型的恐怖主义组织。
纵观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和宗教发展史，可以看出，宗教矛盾和冲突是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之一，也是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各类宗教的极端势力，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或争取最大的利益，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恐怖的暴力手段成为很多宗教极端势力的选择，这些宗教极端势力用一种偏执、无限扩大化、极端片面、绝对化的观点来诠释自己的信仰体系，最终形成了恐怖主义。极端化了的宗教因素所导致或激化的暴力冲突，不仅可以发生在不同宗教之间，在宗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也经常发生。例如，在古代到近代的印度（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曾同为一个国家），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这成为近代以来在印度多次爆发宗教性质的大规模冲突甚至战争的重要诱因，也是最终导致印巴分治的宗教性原因。在印巴分治过程中及印巴分治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冲突甚至战争，这其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宗教因素作祟。而印巴分治遗留下来的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则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的根源。冷战结束以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内部，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印度教教徒和其他宗教的教徒之间、穆斯林和其他宗教的教徒之间都多次爆发暴力冲突，且这种冲突仍在持续。例如，2013年9月，因为两个印度教和穆斯林家庭的矛盾，引发了印度的北方邦穆扎法尔讷格尔地区的宗教暴力冲突，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2013年2月，“印度圣战者组织”在印度海德拉巴一个购物中心发动的炸弹袭击，造成了数百人伤亡。在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内部的逊尼派、什叶派和艾哈迈迪亚派等彼此之间也时常发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在巴基斯坦，逊尼派占据主导，什叶派和艾哈迈迪亚派则居少数，这些教派均有自己的激进组织，这些不同教派的激进组织之间不断发动针对对方的暴力袭击。2012年，巴基斯坦发生了173起教派冲突，造成了507人死亡。2013年则发生了128起教派冲突，造成525人死亡。近两年来，巴基斯坦国内的教派冲突仍然不断，造成的伤亡人数居高不下。如果目前这些国家内部的宗教状态持续，上述的事件很有可能在未来会经常性地发生。此外，对这些国家来说，处理与宗教相关的突发事件也是棘手的。2014年12月，巴基斯坦逊尼派领导人沙姆斯·穆阿维叶遭到暗杀，引发了巴基斯坦各大城市逊尼派的抗议活动，此前的一名什叶派领导人在卡拉奇被暗杀，同样引发了什叶派的强烈不满。这样的重大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失当，也很容易使不同教派的教众将矛头指向有矛盾的教派的教众，从而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教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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