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异鸣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非常言试读：
史景第一
林则徐开展虎门销烟，英国人不服，与清朝在广东开战，不胜而北击福建，又败，再北击渤海湾天津。渤海湾是清朝内海，完全可以水陆夹击痛歼英军，而道光帝吝惜银两，不愿再与英军开战，致使英军得地得款。大清赔列强的银两越多，人家来打大清的军队也越多。英法德日美俄，个个狼吞虎咽。几十年后，清朝就亡了。
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帝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道光病重时，将奕詝、奕訢一起召到榻前，以便决定究竟由谁来继承皇位。两位王子事先都向各自的师傅讨教对策。奕訢的师傅旬秉恬教奕訢说：“上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很会揣摩皇帝的心理，他献计道：“阿哥如条陈政，知识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奕詝如法炮制，道光帝果然大悦，说皇四子仁孝，于是把奕詝定为皇太子。
1860年10月18日，接到命令的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点燃了罪恶之火。一个曾参与英军罪恶活动的牧师在追忆中写道：“焚烧的命令发布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林里蜿蜒曲折升腾起来。顷刻间，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了一缕缕的浓烟密雾。不久，这缕缕的烟，聚成一团团的烟，又集合成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向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天蔽日。”
1861年11月2日，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便联手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次日即在密云抓住头号政敌肃顺。肃顺非杀不可，但用什么罪名杀，却颇费周章；大臣们密商了三日，想出这么几条：一、矫传遗诏，自封顾命大臣——这条已被史料证伪；二、擅坐御座——这条无法证实，也不可证伪；三、“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这是唯一一条可以落实的罪名。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这对坚持洋务运动的奕訢来说刺激很大。他总结过去：自自强新政以来，虽“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他忧患未来：“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为此，他呼吁全国应“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
1873年，同治帝下旨重修圆明园。第二年，工程全面铺开，内外重臣普遍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举，恭亲王奕訢也屡屡谏阻重修圆明园。同治帝大怒，以奕訢“召对失仪”、“无人臣礼”为由，下旨降奕訢为郡王，并撤去一切职务。翌日，慈禧出面，“加恩赏还”奕訢亲王世袭罔替。此后，奕訢对慈禧更加俯首帖耳。
光绪二年（1876）6月，朝廷决定为两宫皇太后册封徽号。按惯例，册封大典由大学士捧上册宝。此次，两位太后同时册封，用人必然要比以往多，于是礼部上奏，要求派大学士16名。这一奏折闹出了笑话。大学士为辅臣首列，是正一品官。其地位崇高，因而朝廷授受历来审慎。按例大学士只有4名，加上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合计是6人。礼部是掌管礼仪的衙门，奏折中凭空多出了10名大学士，此等疏忽，尤为不该。当时翁同龢为光绪帝的老师，在日记上写了三个字：“可笑也。”
光绪十六年（1890），清德宗（载湉）皇帝举行大婚盛典，各国国家元首和驻北京使节纷纷致贺。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送来的贺礼是一座供玩赏的自鸣时辰钟，钟上用汉字镌刻着一副贺联：“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贺者无心，受者有意。慈禧一见“日月同明”的镌字后，立马脸就拉长了。当即指示大太监李莲英将英国时辰钟搬出大殿，匿迹避忌。德宗皇帝知道后，觉得英国女王的贺联，并非有意嘲弄朝廷。弃之不展，有碍中英外交关系。但在慈禧的怒颜威慑下，未敢进言缓颊。
慈禧太后忙做60大寿，翁同龢等大臣上奏要求，能不能寿诞从简，节约宫中开支以补充前线的军费，慈禧听后不悦道：“谁要是令我一时不快乐，我就要他一生都不快乐。”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白银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国民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仅纳人口税，各项机器，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的访问。在欢迎会上，按照国际惯例，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李鸿章临时编制了一首七绝诗，以充国歌，其词曰：“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后来人们称它为《李中堂乐》。
1903年，俄国公使夫人向慈禧赠送沙皇照片。德龄在她的回忆录中记道：“我们忙着准备一切，等候渤兰康太太光临。大约在十一点钟光景，她来了，先由我妹妹在会客厅接见她，然后引她进仁寿殿见太后。太后登了宝座，皇帝坐在太后左边，我站在太后右边做翻译。太后穿着黄缎绣袍，上面绣着彩凤和‘寿’字，还镶着金边，满身挂着鸡蛋般大的珍珠，手上戴着许多金镯、金戒指和金护指。我妹妹领着渤兰康夫人进殿，夫人就向太后行礼，太后也与她握握手，夫人呈上沙皇全家的相片。太后讲了一篇措辞极美的欢迎辞，并谢了沙皇帝后的盛意。我都替她翻成了法语，因为大使夫人不懂英语。太后又命皇帝与夫人相见，于是皇帝与她握握手，并问俄皇帝后安好。于是太后走下宝座，带大使夫人到她的宫中，在那里她们谈了约有十分钟。太后又命我引夫人见皇后。”
1906年7月13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时至今日，惟有及时……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从此“立宪”口号开始成为当时中国的官方话语。
慈禧太后病危，张之洞请定大计，慈禧太后只是点头。第二天，慈禧太后让奕劻去察看易州陵墓的工期，密召世续及张之洞入内，宣布将立的皇上要继承同治皇帝的位置。将立的皇上，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已经四岁了。世续及张之洞惟恐皇后再出垂帘听政，所以一起上奏慈禧太后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慈禧太后戚然道：“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而无所憾也。”张之洞说：“然则宜正其名。”慈禧问：“古有之乎？”张之洞回答道：“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慈禧太后说：“善，可两用之。”
1911年（宣统三年）8月19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面对眼前的严峻形势，载沣被迫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试图通过自我责斥摆脱危机的局面。诏书中明显吐露出他对大清王朝可能就此不保的极度忧虑，并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说自己的才干不足，“用人无方，施治寡术”；二是说受小人蒙蔽，官绅只顾谋私，自己对这些“不知”、“不觉”。诏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倘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华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彷徨，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清廷的名义，颁布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其文曰：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南京政府迎袁专使来北京后，袁世凯命令部下发动“北京兵变”，兵变的第二天，唐绍仪去访问袁世凯，正巧碰上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曹锟向袁世凯请安后说：“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妥矣！”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立刻大骂：“胡说，滚出去！”
为了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宋教仁于1912年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组成内阁第一大党，用来牵制袁世凯的势力。改组后的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贫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纲领。
袁世凯准备用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他以中国的盐税作抵押、以监督中国财政作交换条件，与英、法、德、日、俄五国签订了2500万镑的“善后借款合同”。上海《时报》刊出“袁总统前日令人传语国民党人”的谈话，声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之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但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兴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袁世凯先后罢免了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然后挥兵南下，打算消灭国民党。李烈钧在湖口起义，通电讨袁，列举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外债，盛暑兴师”等等罪状，“二次革命”爆发。“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迫切地要改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1913年10月6日参众两院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由于袁世凯做贼心虚，担心国会议员不选自己，于是他派出几千名便衣警察、侦探、土匪、流氓等组成所谓的公民团，在选举的这天，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只许进不许出，并在门外大声叫喊：“今天不选举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来！”两院议员从上午8时进场投票，一直忍饥挨饿，到晚上10时才得恢复自由，经过三次投票选举，袁世凯才被选为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致电黎元洪及各都督、民政长，说国民党自恃在国会中居于多数地位，“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电一发，袁世凯的心腹干将心领神会，于是，要求解散国会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以冯国璋、倪嗣冲、张勋、张镇芳、汤芗铭等北洋军阀叫嚣得最凶。倪嗣冲还说：“似此害群之马不除，天下安有和平之望，拟请通令京外各处，将国民党一律解散。”
袁世凯复辟帝制如火如荼，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他在《讨袁檄文》中怒斥袁世凯：“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他指出“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椎天，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反对变更国体，他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社会上风传一时。他还与自己的学生蔡锷面议，在云南举兵讨袁。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成立云南军政府，以唐继尧为都督，并组成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赣；第三军为预备队，唐继尧兼任总司令。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于无奈之中撤消了帝制，但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痛斥袁“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严正声明：“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尽管袁世凯为保全自己的总统之位费尽心机，但还是无济于事。而袁世凯的心腹们此时也弃袁不顾。在众叛亲离之中，在全国人民痛骂之下，袁世凯一病不起，死于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出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提议给中国贷款作经费，要求中国参战。当时，日、美两国都想操纵中国参战，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日本极力拉拢段祺瑞，美国则支持黎元洪，从而引发了段祺瑞的国务院与黎元洪的总统府之间的斗争，是为“府院之争”。
段祺瑞通过张勋来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但他坚决反对临时约法和恢复旧国会，想另谋成立由自己操纵的新国会。孙中山把国会和约法看作共和国的真谛，他于1917年7月17日到达广州，正式举起了护法运动的旗帜。他说：“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许多国人认为中国“能与英、法、美并驾齐驱”，和会是“国人仰手伸眉，理直气壮，求公判于世界各国之会”。许多社会舆论欢呼“公理战胜强权，将来的世界上，弱国小国可以出头了”，从此以后“人道有了光明，民智可以普遍了”。而当美国提出山东归五国共管的建议后，国人的幻想与希望彻底破灭了，“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陈独秀坚定地从事革命活动，已经成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他提出：“现在如不能用武，就改用文。”他用革命的宣传活动，启发教育人民，准备革命力量。他认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在孙中山的奋斗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无情打击”。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希望俄国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真诚盟友。他认识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领导当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军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简称“平”），并立南京为首都（简称“京”）。国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其后东北易帜），并订于国府的《训政时期约法》中。《约法》相当于宪法。《卿云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所撰训辞“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国歌。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局势日益危急，蒋介石却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不抵抗的主张。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6日，张学良电令东北各军：“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法西斯分子的直接策划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24小时内攻占沈阳和长春，不到一百天就侵占了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2.5倍的整个东北。1932年3月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日高，从9月下旬开始，各地学生代表纷纷汇集南京，请愿抗日。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率先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很快得到了各地人民的响应。1936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许多爱国团体纷纷加入。全国又一次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坚定地举起了抗日的旗帜。1933年初，中共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同任何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3年，日军发动了对热河、察哈尔的进攻，热河省主席兼第5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承德。承德沦陷后，日军又分别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突破长城防线，进一步向华北扩大侵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几经激战，被迫后撤。日军占领长城各口，打开了进军关内的门户。1935年，日本统治集团根据“征服支那”的既定方针，又相继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河北事件，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据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又制造丰台事件、香河事件，唆使河北省政府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东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日军模仿制造伪“满洲国”的故伎，以内蒙古德王为傀儡，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至此，与东北相邻的内蒙、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一部都被日军控制了。
1934年蒋介石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在次年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当局虽然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但又声称：“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华北危急后，蒋介石开始试探联合苏联的可能并设法与中共谈判。然而，由于国民党单方面的条件变化，提出要红军解除武装，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没有结果。蒋介石再次准备以武力消灭红军。
蒋介石在南京对全国300多师生代表讲述对日政策，表示：“中国决不签订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也不订立秘密条款，如到最后关头，则当不惜一战。”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作《御侮之限度》的报告，对“最后关头”作了解释。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在捉拿蒋介石的时候，张学良曾焦急地说：“若找不到蒋，我要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变成了千古罪人！”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彻底表明抗战决心：“如果战端一开，那么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平津相继沦陷后，蒋介石发表谈话，他说：“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1937年8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战士书》。书中说：“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完全是为了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必须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鼓动知识青年从军入伍。年底，12万知识青年被编为青年远征军，成为抗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据初步统计，中国的直接损失约6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5000亿美元。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一行人到达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机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说，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原则。他说：“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之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者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凭借其军事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悍然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10月13日蒋介石发出内战密令：“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面对蒋介石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坚决主张抵抗，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广大解放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走向街头进行反内战反卖国的爱国宣传，他们喊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
1948年，于右任参加副总统选举。当时的候选人除他以外，还有孙科、程潜、李宗仁等，竞争相当激烈，有的人还大发钞票，请客送礼的贿选情形时有发生。由于于右任两袖清风，既没钱请客，也送不起礼，于是他就提笔为每一个与会代表写了“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然后裱好送出。但毕竟是金钱贿选时代，他这种方式毫无作用，所以没有被选上。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国共双方战地主帅都是黄埔学生。这次战役以国民党大败而告终，蒋介石气得大发雷霆：“林彪是四期的，而你们是一期的，全是一期的……教官打不过学生，一期打不过四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自1949年9月27日起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在天安门前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同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乐队奏国歌。毛泽东开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时，在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56岁的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国事第二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道光帝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亲信主和派的谗言，改变了抗英态度，决定惩治林则徐。9月17日，道光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林则徐虽然身处不利的境地，但仍然坚持抗英斗争。他还上书给道光帝，阐述了抗英的必要性。同时还建议朝廷制造坚实精致的船炮，坚决抵抗侵略者。他言辞恳切地指出：“即以船炮而言，本为海防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能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昏庸的道光帝竟把这些卓越见解斥责为“无理，可恶！”10月3日，以“误国误民，办理不善”的莫须有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
1849年，道光病逝，奕詝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咸丰元年，并加封奕訢为恭亲王。他之所以在奕訢的亲王爵上加一个“恭”字，目的显然是希望这位很受父皇喜欢的弟弟，对自己也能恭谨服从。当然，咸丰对奕訢还是另眼看待的，1852年，恭亲王分府时，就把当时京城内最好的一座宅第赐给了他。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焚抢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据英国《泰晤士报》称：“据估计，被掠夺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英镑。在场的每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后，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为了拿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拿镶有珠玉的饰品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器，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咸丰十年冬，英、美租界先后划定，英租界占地四百八十九亩，美租界占地一百三十一亩。次年五月划定的法租界后来居上，占地达四百九十三亩。光绪二十一年，德国借口干涉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开辟了占地一千余亩的租界。光绪二十四年，日本又根据《马关条约》强占了一千六百余亩的租界。
洋务派兴建军事工业，以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其后有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南京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同治五年，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以及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由于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转而兴办民用企业，以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为发端，其后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光绪五年相继开办的开平矿物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等。
咸丰死后，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即位，上层统治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以载垣、端华、肃顺为代表的八位顾命大臣，坚决反对太后垂帘听政，双方剑拔弩张，气氛极度紧张。当时醇郡王奕譞在热河，由于和小皇帝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使得他果断地站在太后一边，并积极采取行动。他与在京师的恭亲王奕訢联络，在热河与北京之间，悄悄地进行着周密的政变筹划。其后，他亲自带兵在半壁店拿下了肃顺，把他解京弃市。关于奕譞的这段经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有生动的回忆：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
中法战争爆发，奕訢对慈禧太后说：“法人吞越，显背公法，专尚诈谋。朝廷不得已而用兵，非徒保护属邦，实以遏绝外侮。此举成败利钝，关系非轻。……臣等惟有秉承庙算，殚竭血诚冀伐狡谋而维全局。”
1865年，在慈禧的暗中支持下，忽有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参劾恭亲王奕訢。慈禧召集查办，随即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诏：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
同治四年（1865）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企图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仍还任两江总督。
光绪皇帝载湉4岁即位，此时朝政大权被慈禧太后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光绪帝18岁时，慈禧为他筹办婚事。选后活动在太和殿进行，经过多次筛选的5名秀女依次排列：第一位是叶赫那拉氏——慈禧胞弟桂祥之女，其次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最后是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照规定，选中妃子授予荷包，选中皇后则授予如意。慈禧将如意递给光绪，假意让他自己挑选皇后。光绪感到有些为难，不敢擅自做主，慈禧却仍故作姿态，坚持让他自己选定。光绪这才慢慢走到德馨的长女面前，正要把如意递到她的手里，这时慈禧却大叫一声：“皇上！”并暗示他将如意交给站在第一位的秀女。光绪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到桂祥之女面前，把如意授给了她。慈禧看到光绪中意的是德馨的女儿，想到她们一旦被选为妃嫔，也会有夺宠之忧，便不容光绪再选，匆匆命公主把两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
1888年12月15日深夜，紫禁城内贞度门失火。东邻的昭德门、太和门及附近的皮库、毡库、茶库等仓库化为灰烬。大火烧起来后，王公大臣及各部尚书、侍郎、各旗副都统、各衙门司员警卫兵等7000余人，用了两天时间，才将其扑灭。火灾过后，光绪帝接连颁布圣谕，奖励救火者。得到奖赏的贵族、官员有156人。其他兵丁、杂役等各赏银2两，受伤者赏银10两。十余处水会赏银万两。肇事者则处死、降级或罚俸不等。翌年正月，光绪帝大婚，此时距离大火发生日仅40余天。婚期在即，被烧毁的建筑无法立即修复，于是搭了几座与原建筑同样的彩棚，作应急之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但清朝没有国旗，而只有象征皇权的黄龙旗。1889年5月，一个叫张荫桓的大臣要出使国外，请求朝廷定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国旗，于是，龙旗就成为了清朝的国旗。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由于内忧外困，光绪帝颁布圣谕，传达慈禧的旨意，意思是不要大肆庆祝，也不用进献贺礼。而实际上，庆贺的规模非但没有明显的缩减，就连日程安排、进贡的礼品等，也一件都不少。由于臣属们实在“心意诚恳”，慈禧于是特令大臣王公将贺寿贡品于9月25日前呈进，蒙古王公则于9月26日呈进。搜刮得盆满钵满的慈禧，发表懿旨说：“该王公大臣等仍循旧例呈进贡物，系属出于至诚，若仍不允准，无以申臣下将敬之忱，转若近于矫情，均着加恩赏收。”
郑孝胥听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1896年，梁启超写道：“……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项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到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戮，很多与变法有关联的人遭到株连。慈禧为了废黜甚至加害光绪，先是颁布诏书说皇帝得了重病，要求各地推荐名医诊治。然而此举却弄巧成拙，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外国驻京公使也非常关注此事，他们一再通过总理衙门交涉，要求为光绪帝诊病。最后，慈禧被迫同意法国医生前往瀛台，结果证明皇帝并没有患重病，借病废帝的企图不攻自破。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临走时还忘不了处置珍妃。命李莲英指挥崔玉贵、王德环将珍妃推入井内。光绪见此情景，心如刀绞，赶忙跪在慈禧面前，请求饶恕珍妃。慈禧厉声斥责光绪，转身命令手下人快执行。珍妃喝令太监不准靠近，径自走到一口八角琉璃井边，自己纵身跳入。崔玉贵马上向井内投了两块大石头。珍妃就这样被残害了，时年仅25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据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记录说：“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由此而死之人，究有若干，实永远不能调查。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然重大无疑。”
逃出京城后的慈禧一行，睡土炕，吃粗粮，时而一日三餐、住宿都无法保证，要向百姓乞求玉米充饥，咀嚼秫秸秆解渴。然而，此行人一到太原即忘记伤痛，故态复发：享用祖宗当年巡幸时的行宫，着令各省解送钱粮，继续挥霍。各省接到命令，立即开始筹措银粮，先后解送太原的银两达500万之多。行至西安后，愈发铺张。翌年折返京城，开始大修道路，建华丽行宫、驿站、公馆不计其数。而各省孝敬慈禧的私财，从金银到珍奇宝物用3000辆大车还装载不完。
1902年慈禧太后发布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人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1903年1月18日，清政府特别为克林德碑举行落成典礼，并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对此，一位在场的美国人有如下记述：北京的各国公使馆中的外交使节还有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参加了落成仪式。到场的还有很多中国官员，有的代表当地政府，有的来自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外务部。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不管他是否喜欢这样做，醇亲王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大清帝国亲王的非凡气度。醇亲王双手托着一个中国古代祭祀时用的三角酒杯，那桐把酒从一个造型独特精美的大酒杯中倒进醇亲王手中的酒杯。醇亲王似乎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还听说了另外一件事：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建造这个石拱门，不是为了纪念克林德，而是为了纪念杀死克林德的人。
光绪三十年，德国皇储来华，时光绪帝已被软禁，接见他的自然是慈禧太后了，所以不但拍下了接见的场面，而且让他在京城内外到处照相。据说，慈禧还以帝王出巡的仪式将自己的照片赠送给德国皇后，算是代表自己去德国游历。这可谓是中国统治者对西方科研成果独出心裁的运用。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政府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考察归国后，奏报清廷称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一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9年为立宪的预备期。
庚子赔款后，清廷实行“新政”，在大办新式学堂的同时，遣出大批的留学生。留学人中，以赴日者最多：1901年为280人，1905年增加到800人，1906年则激增到23000人。其中官费留学者最多。之所以派大批人员赴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有这样的解释：“同文、同种、同省。”
光绪末年，善耆觊觎奕譞的位置，蠢蠢欲动。善耆本人轻佻，威仪不足，经常亲执鼓板和下人杂坐弹唱，然其财力雄厚，与之争风者，一时无二。
袁树勋曾被提为顺天府尹，奕譞向其借银50万两，不得，于是对任命一事抑而不发。袁随后被提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前拜谒慈禧太后。慈禧问起顺天府的事，袁说：“……旅居数月，尚未接到任命。”慈禧愕然，方知是奕譞从中作梗。
1908年11月14日，慈禧任命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规定：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15日，慈禧病势转危，自知回天无术，应该全面交权了。于是，她又颁布一道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1908年末，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慈禧的灵柩停在皇极殿，光绪的灵柩停在乾清宫。按照礼仪，群臣应哭灵三天。然而，大臣中除了孙家鼐伏地痛哭外，余者皆无戚容。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遗命3岁的溥仪即皇帝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则成了清朝继慈禧之后的又一位皇太后。按照慈禧遗命，监国摄政王载沣须在太后面前称臣，代行国政时遇有大事也要向她请示。但隆裕对此并不满足，总觉得摄政王监国之制与她的想象相差太远，于是便迁怒于载沣，常常与他为难。宣统二年七月十三日，毓朗、徐世昌被载沣任命为军机大臣。可几天以后，隆裕却不说明任何理由，硬要载沣撤掉这两个人。起初载沣还婉言相劝，想把时间拖延一下再说。然而隆裕并不肯罢休，弄得一向软弱的载沣也不免生起气来，说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两位军机大臣才未被撤职。
慈禧死后，载沣正式开始行使监国摄政王的职权。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于十月二十七日以宣统帝溥仪的名义颁布诏书：本月二十二日，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慈禧）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庶几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
1909年（宣统元年）2月6日，清廷颁布诏谕，禁止蓄养买卖奴婢，此次废奴诏谕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自此，历经两千余年的奴婢制度告终。
1911年9月26日，清廷批准了袁世凯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皇族无一人参与。这时的载沣也已精疲力竭。10月16日，他向隆裕太后面奏请求退位：“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月1日晚上十点，孙文在南京两江总督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宣读誓词如下：“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1912年，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东亚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1912年1月6日，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进宫面见太后和小皇帝溥仪，并递上了一份密折。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掉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继任，并于当月19日，南下福州。当船抵马尾时，孙中山看到欢迎人群中晃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就立即命令把纸旗去掉，方才登岸，他还生气地对福建都督孙道仁说：总统交卸后就是贫民了，怎么还称我总统呢？“万岁”二字是封建专制皇帝要他手下的臣民对他的称呼，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反抗“万岁”二字，流了多少鲜血，丢了多少头颅！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呢？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患痰症医治无效，在紫禁城长春宫去世，享年仅46岁。据说她在弥留之际，对侍于病榻前的小皇帝垂泣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吾别汝之期至矣。”说完便离开了人世。隆裕六脉既绝，清室便以逊帝溥仪的名义颁布哀旨：朕以冲龄，钦奉皇祖妣孝钦显皇后懿旨，承继皇考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皇考德宗景皇帝之祧……兼祧皇妣大行皇太后，……自去岁冬令以来，渐致违和。屡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安痊。不意服药罔效，遽于正月十七日丑时，仙驭升遐，……谨遵遗制，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日，稍申哀悃。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0分左右，宋教仁在上海准备乘火车去北京，就在他和几个送行者走进检票口，刚伸手去取检票员剪过的车票时，突然一声枪响，众人只见一个黑衣矮个子窜逃而出，同时宋教仁用手摸着自己的右腰，大叫说：“我中枪了，有刺客！”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把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当面递交袁世凯。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在商谈中，请贵大总统严守秘密。”5月25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袁世凯厚颜无耻地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同时，他却亲笔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日子的惨痛教训。
同年5月，孙中山复函北京学生，揭露“二十一条”真相，指斥袁世凯“袁氏以求僭帝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
1915年袁世凯任命王士珍为陆军总长，其人城府很深，在政府里面，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好好先生。当很多人上表劝袁世凯早日登基，但王士珍始终不肯在劝进书上签字，筹安会里少数激进分子恫吓他，他也不以为然。有一次雷震春又找他啰嗦，他端坐在太师椅上，眼皮也不抬，淡然地说：“自己人嘛！不要来这一套。”
1915年12月，袁世凯接受“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各省的“推戴书”上都一字不差地写道：“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决定在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基大典。
1917年6月16日溥仪身穿朝服，登上养心殿宝座。张勋首先跪下磕头，口称“臣张勋跪请圣安”；溥仪赐坐，张勋再次磕头谢恩，然后就坐了下来。关于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溥仪后来回忆道：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他说：“皇上真是天亶聪明！”我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1917年，康有为伙同张勋发动复辟，身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却支持段祺瑞，讨伐复辟。当时有人对梁启超说：“你的老师康有为正在建立新朝，你却草檄声讨，不为老师留丝毫余地，这在师徒情谊上实在讲不过去。”梁启超回答道：“师徒归师徒，在政治方面，不妨各有其主张，我不能与我师同为国家罪人。”
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发表通电，被迫辞去大元帅职，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离粤取道日本返沪。6月26日抵上海，“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对于时局问题，实无具体办法”。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国人欣喜若狂，均以战胜国而自豪。北京政府为此作了三日大庆，并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了大型阅兵典礼。北京各学校亦放假三天，以示庆贺。北京商民“闻此佳信，笑逐颜开，鼓掌欢舞，遂纷纷高揭国旗，张灯结彩，五光十色，辉煌耀目，全城街市顿呈一种兴高采烈之景况”。
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会上，日方代表牧野伸显坚持要求继承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方代表，身为中国代表之一的顾维钧强忍心头怒火，站起来冷静地说：“西方有位圣人叫耶稣，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所在地耶路撒冷，如今成为基督教的圣地，谁都不可侵犯。在场诸位代表先生，应该同意我的这番话吧！”他见众代表点头，于是继续说：“我们东方也有一位圣人，名叫孔子，不但是中国，就连邻近的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牧野先生，您说对不对？”牧野伸显只得点头同意。顾维钧顿了一顿，环顾众人，朗声说：“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也是所有认为孔子是圣人的圣地，当然就不容侵犯了。”他的一席话，说得牧野伸显哑口无言。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会议首先由《京报》社长、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发表演说。他在演说的最后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讲演使会场的气氛变得格外热烈。各校代表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当场通过了次日在天安门前大示威的决议。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前。他们手持小旗、条幅，上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争回青岛方罢休”、“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字样。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加“中国”二字，以区别1912年的国民党），并公布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1920年秋，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1月，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它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正式召开，确定了党的纲领（即《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和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1921年，溥仪所在深宫安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装好后，电话局送来了电话本。16岁的溥仪开始兴致勃勃地给人打电话，先是让全聚德送鸭子来，又学京腔打给杨小楼，随后又拨通了留洋博士胡适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于是溥仪请他来宫里走走。没两天，小太监递进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二人开始了第一次宫廷会晤。胡的到来，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不该去觐见废帝。胡适则说，他并不是去见一位前朝的皇帝，而只是去见一个可怜的少年。事实上，接到溥仪的电话，胡适亦激动不已。从紫禁城养心殿回来，就连夜给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有一席位。”
1922年，溥仪刚满16岁，将届“大婚”之年。他虽早已宣告退位，但仍留在紫禁城内，过着皇帝生活，照例要选后选妃。按照清朝制度，皇帝挑选后妃必须从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这时，文绣12岁，家世和年龄都合乎条件，于是被选中，居婉容之下称妃。1922年，溥仪结婚，文绣被娶进宫内。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手段，建立劳农专政，铲除私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在现阶段，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正式确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
1923年7月16日，随着逊清皇帝溥仪的一声令下，在宫中当差的近千名太监，一天之内都被驱逐出了紫禁城。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时间溥仪受到了新闻媒体的普遍赞誉：宣统皇帝的这种行动，受到本地新闻界和一般老百姓的欢迎，人们把宣统作为今天少数进步的满族王公之一向他欢呼，如果他早出生三四十年，也许不会有中华民国。
黄埔军校于1924年5月正式建立，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讲话，勉励学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孙中山演讲完毕后，胡汉民用广东话宣读“总理训词”：“三位煮鸡，萝卜大葱……”众人硬是没听懂他说些什么，事后看了贴在墙上的训词，才恍然大悟——“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毕信毕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篇总理训词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座右铭，为历届学员所熟诵。
1925年孙中山卧病北京协和医院，有人推荐名中医师陆仲安来诊治，被孙中山拒绝了。他说：“我自己学过医，知道中医靠经验有时也能把病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医不好病。但科学犹如船上的罗盘，行船用罗盘有时也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船有时也会到岸，但我宁愿相信罗盘。”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典礼，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发表北伐誓词：“国民疾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1927年春，北伐军开到南京，有一位政治部科员贪污，被判死刑。当那位科员被带出来准备行刑时，大家都认为执行军法的总指挥何应钦会训斥那位科员一番，但是他并没有大动肝火，只是连连对那科员说：“你不行，太不行了，革命纪律无法饶恕你。”
1927年6月中旬，汪精卫集团加紧筹划“分共”。随后，便发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并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指出党今后“要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枪杆子里出政权”便成为中共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旧历9月13日，淑妃文绣与末代皇帝溥仪协议离婚。当时报载：“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文绣离婚后终身未嫁，过了20多年平民生活，1950年因病去世。后来溥仪感叹万分：“现在想起，文绣早日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生活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在南昌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蒋介石坚决采取“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