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丰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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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年到成年：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与城市成年轨迹试读：
第一章 从青年到成年的成年轨迹
第一节 引言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曾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认为三十岁应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形成自我的价值观（南怀瑾，2003）。在后世的解释中，“立”也指自己在社会中获得独立的地位，被他人称为独立的个体。这种独立地位的获得往往伴随着“成家立业”的完成，即实现完成学业、拥有稳定工作、结婚及孕育下一代的成年过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而立”渐渐变成了“三十难立”，成年的步伐逐步被推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稳定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结婚和生育的年龄一再推后。这种当代社会的新现象引起了个人和家庭的焦虑，更成为社会的舆论热点。在归因时，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将“成家立业”的时间后移归咎于青年人不愿意承担责任。《新周刊》将成年的推迟归纳为个人和家庭对出人头地的渴求，将这[1]种变化归纳为“变异的中国人成长链：一心成才，无法成人”。电视剧中常出现的“逼婚”桥段和让人啼笑皆非的相亲场景，综艺节目中关于剩男剩女的热烈讨论，以及社交网络中“单身狗”们略有些无奈的自嘲，都印证着这样一种事实：与父辈相比，当代青年人“成家立业”时间越来越晚，难度越来越大。
这些成年轨迹变化虽然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我们仍然缺乏对成年轨迹变化的系统认识与深入剖析。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成年轨迹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在对成年步伐推迟进行归因时，本书一再强调，成年步伐的推迟和制度环境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这在大众讨论中往往被忽略了。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崭新的面貌，也为中国青年人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校扩招为青年人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国家分配工作逐步被取消，个人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选择职业；户口对地理流动的限制放松，个人可以更自由地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迁移；国家实行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及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使得父母对婚姻的控制显著减弱，个人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心仪的结婚对象；2016年初正式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取消或简化了两孩以内生育审批程序，家庭可自主安排生育，国家放松了对生育的限制。与此同时，当代青年人也比他们的父辈、祖辈面临更多的挑战：工作终身制的取消及单位制的消解增加了工作的不确定性；住房商品化显著提高了结婚生育的门槛；独生子女政策让每个新生家庭面临着沉重的养老负担，人力、物力、财力的压力都有增加。
制度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成年轨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制度变化和已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相结合，将对成年轨迹产生怎样独特的组合效应？社会、历史、个人孰因孰果，它们之间又有怎样微妙的相互作用？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对成年轨迹变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系统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性后果。已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有着深刻的影响（Bian，2002；Keister & Borelli，2012），但改革开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机制仍需要更深入的探究。从青年到成年的过程是人一生中最具活力和机遇的一段生命历程，是研究家庭资源如何传承至下一代的重要窗口（Rindfuss，1991）。成年轨迹中完成学业、就业、结婚、生育的时间和次序，是个人生命历程中重要的“转折点”，对之后的生命历程轨迹也有不可取代的作用（Elder，Johnson & Crosnoe，2003；Maughan & Champion，1990）。
本章的以下部分对成年轨迹及相关研究做一简要介绍。笔者首先讨论“成年”的社会意义，接下来探讨成年轨迹的研究意义，再对成年轨迹的历史变化进行概述。在本章的最后，笔者将简要介绍本书使用的数据和章节结构。
第二节 成年的社会学定义
成年，指人发育到了成熟的时期。它不仅仅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生理阶段，更具有特别的社会意义。成年象征着个人的地位被社会接纳，融入社会。综观文献，有三种常见的成年的定义。
第一，以年龄定义成年。当少年达到某个年龄，就会被认为是成年，具有进入社会的能力和资格。这种年龄上的成年往往用仪式的方式来庆祝，庆祝方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各有不同，在中国的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王权、关溪莹，2014）。在中国古代，汉族士族男子20岁行冠礼。男子加冠，标志着男子已经成年，可脱去童子服饰及佩冠，改穿成人服饰。行过冠礼之后男子享有婚姻、参政、祭祀等权利，但也需履行战斗、社交等各种社会义务。《礼记·昏义》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汉族女子15岁行笄礼。笄是簪子。行笄礼时，女子改变幼年的发饰，将头发绾成髻，并将簪插入发髻。行过及笄女子则可婚配。《仪礼·士婚礼》有曰：“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冠礼和笄礼等成年礼仪式标志着青年被社会和家族所承认，象征着青年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个体，被正式纳入社会结构（周倩平，2011）。
第二，以行为标准定义成年。与以年龄标准定义成年不同，以行为标准定义成年意味着成年并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而是一个需要去实现的目标。从青年到成年的过程由一系列行为转变组成，如完成学业，拥有稳定的工作，结婚和孕育下一代。这些行为转变的完成意味着从青年到成年的转变，意味着个人经济独立并组建自己的家庭，象征着个人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个体。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以年龄为标志的成年定义渐渐被以行为为标志的成年定义所取代（Shanahan，2000）。
第三，以心理状态定义成年。近些年来，一部分学者认为成年渐渐由一个行为标准变成一个心理状态。Arnett（2000）认为，在当今社会，成年不应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标准，不应由他人评判，而应由自己内心判定，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他对美国青年的研究发现，他们对成年的定义倾向于认知和情绪上的成熟，如成年被视为拥有独立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受父母或他人的影响，和父母平等的交流，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等等，而非上述的行为上的转变。Arnett认为，心理上的成年定义的出现使得青年和成年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过渡阶段，为“成年初显期”。这段时期是个人寻找自我、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时期（Arnett，2000；Cote，2000）。有学者基于中国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中国青年承认心理上的成年定义，但相较于美国青年，他们在定义成年时更重视与父母的关系（Nelson & Chen，2007）。
本书采用行为标准定义成年。第一，心理定义上的成年标准出现并不意味着行为定义上的成年标准的弱化。成年的行为标准依然是个人成熟和独立的标志（Blatterer，2007）。成年行为的完成方式影响着个人的身份认同（Settersten，2010）。第二，个人心理上的成年转变往往和个人所处的行为状态相关。在一些情况下，以心理状态定义成年是难以完成成年的行为标准的一种自我调适（Silva，2012）。仅在心理上完成成年转变，而不伴随着相应的行为转变，这种成年方式往往伴随着焦虑和挣扎，并非Arnett所说的自我探索（Silva，2012；McDonald，2006）。第三，以行为标准定义成年更能反映社会变迁，直观且易于比较。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本书采用行为标准定义成年，将成年定义为行为上经济独立并组成独立的家庭，即完成毕业、就业、结婚和生育四种行为转变。
第三节 成年轨迹及其影响
本书研究的是成年轨迹。成年轨迹不仅探究个人是否完成学业、就业、结婚和生育四种行为转变，而且关注这些行为转变的时间、次序及差异性（Hogan & Astone，1986；Shanahan，2000）。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人在生命历程中行为转变不可以孤立来看，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Elder，Johnson & Crosnoe，2003）。行为转变发生的时间，与其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时间和次序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将对个人的生命历程产生不同的意义（Amato et al.，2008；MacMillan & Copher，2005）。例如，同样是结婚这种行为，在18岁结婚和在26岁结婚的意义是不同的，在上学期间结婚和工作后结婚意义也是不同的。同样是26岁在工作后结婚，仅有10%的同伴这样做与有60%的同伴这样做，意义是不同的。因此，本研究定义的成年轨迹，是毕业、就业、结婚和生育这些行为转变的时间、次序和差异性。
不同的成年轨迹会对个体成年之后的生命历程产生不同的影响。Elman和O’Rand（2004）的研究表明，拥有同样高等学历的人薪资水平会有所不同。薪资的差异受高等教育获得时所处的生命历程影响。如果高等教育学历是在工作后重返学校获得的，那么其薪资会低于直接完成高等教育学历再去工作的群体。Harris等发现尽管结婚会对个人健康产生保护作用，但这种保护作用会因结婚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Harris，Lee & Deleone，2010）。过早结婚对健康并没有保护作用，反而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成年轨迹是否遵循学业—就业—结婚—生育这一次序，将影响婚姻稳定性、幸福感和心理健康（Hogan，1978；Mouw，2005）。
成年轨迹从个人的角度反映了社会变迁。成年轨迹不仅仅受个人和家庭因素影响，更反映了宏观的国家政策和经济形势。正如米尔斯（2005：14）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埃尔德（2002）在其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分析了在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的成年轨迹及之后的生命历程。该研究将成年轨迹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情境中理解其变化及意义，确立了生命历程研究和成长轨迹的分析框架。沿此分析框架，中国学者着重研究了1967—197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城市青年的成长轨迹的影响。上山下乡运动对那一代的青年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他们的学业被中断，结婚和生育时间推迟，且返城之后难以找到相匹配的职业（Zhou & Hou，1999）。这种负面影响不仅影响其成年时期，而且贯穿他们整个的生命历程，降低了他们的成年期幸福感，并损害了其老年时期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Qian & Hodson，2011；Fan & Qian，2015）。
第四节 成年轨迹的历史变迁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成年轨迹经历了先标准化后个人化的两个转变过程。成年轨迹的标准化发生在西欧和美国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Kohli，1986）。第一，行为转变的发生时间更加集中，次序更为一致（Modell，Furstenburg & Hershberg，1976；Stevens，1990）。第二，成年轨迹在不同人群中的相似性提高，逐渐形成统一的标准。基于美国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以来，成年轨迹在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及不同国家背景的人群中逐渐一致（Fussell & Furstenberg，2005）。基于荷兰的研究表明，19世纪的荷兰有多种成年轨迹，而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早期组成家庭”这种类型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成年轨迹（Bras，Liefbroer & Elzinga，2010）。标准的成年轨迹逐渐形成，其特点是以完成学业、拥有稳定工作、结婚和孕育下一代这几个行为转变为标准，并以“完成学业—稳定工作—结婚—生育”为标准次序。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青年的成年轨迹逐渐呈现个人化的趋势。个人化的基本特征包括，行为转变的时间推迟，次序打乱，不同人群的成年轨迹的差异性增大（Stanger-Ross，Collins & Stern，2005）。青年越发难以遵循“完成学业—工作—结婚—生育”的次序。一些行为转变越来越难以实现（如结婚生育），一些行为转变被合并（如半工半读），而一些行为转变的次序被打乱（如未婚生育）（Shanahan，2000）。家庭背景成为影响成年轨迹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大多依然遵循标准的“学业—工作—结婚—生育”的成年轨迹，但来自底层家庭的青年的成年轨迹则相对多元化，易出现半工半读或未婚生育等上述新的成年轨迹（Settersten & Bay，2010）。
成年轨迹的个人化的趋势在东亚国家也有所显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青年在校时间延长，就业延迟，结婚和生育的年龄推迟（Raymo et al.，2015）。在这些国家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是结婚年龄显著提高，且近30%的30—34岁女性未婚（Jones，2007；Jones & Yeung，2014）。但和西方国家不同，东亚国家青年的成年轨迹的次序并未被打乱（Rindfuss et al.，2010）。以日本为例，尽管日本青年人的结婚年龄推迟，但未婚生育的比例极低。当未婚女性怀孕时，她们会选择迅速结婚，而不是在未婚状态下抚养孩子（Raymo，Iwasawa，& Bumpass，2009）。
已有的关于中国成年轨迹的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的成年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个人化的趋势。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延长了青年在校学习的时间，推迟了他们就业、结婚和生育的时间，但并未改变成年轨迹的次序。中国青年依然遵循“学业—工作—结婚—生育”的成年轨迹（Yeung & Hu，2013；Hannum & Liu，2005）。但已有研究大多呈现的是碎片化的证据，仅对一至两个行为转变进行分析，对成年轨迹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书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追溯成年轨迹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趋势，并探究这种变化如何受已有社会结构的影响，从家庭背景、性别和个人受教育程度三个方面来关注成年轨迹的阶层差异。在探讨成年轨迹变化时，本书采用世代分析的角度，将1970年至2010年这段时期看作1950—1959世代、1960—1969世代、1970—1979世代、1980—1989世代在青年时期（20岁时）经历的时代，即俗称的“50后”、“60后”、“70后”及“80后”。世代和时代的对应情况见表1-1。表1-1 世代及时代的对应情况
本书采用以下定量数据。
1982—2000年普查数据。1982年及1990年的普查数据来自明尼苏达大学人口中心的综合公共使用微观数据-国际项目（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International Project），为1%的抽样样本。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0.098%的抽样样本。
2005年小普查数据。小普查即1%人口抽样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的方式，全国共调查登记常住人口169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25%。本书所用样本为小普查数据的一个20%的抽样样本。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06年和2008年的数据。CGSS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自2003年起，每年一次，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PPS随机抽样方法。2006年数据的家庭模块和2008年的家庭与社会交往及求职模块为本书关注的重点。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urvey，CFPS）2010年数据。CFPS是一个以常住人口为单位，在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进行的追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执行。采用多阶段、分层、PPS随机抽样方法。自2010开始，已发布2012年和2014年两次追踪数据。CFPS样本规模约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括样本家庭户中的所有家庭成员。本书使用2010年CFPS的基线数据。
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Fudan Yangtze River Delta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rvey，FYRST）。FYRST是以跟踪1980—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为主题，以长三角地区为调查区域的一项综合性追踪调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中心执行。采用多阶段、分层、PPS随机抽样方法。2013年进行了上海地区的基线调查。样本规模为2300余人。本书使用2013年的基线数据。
在以上所有数据中，本书的研究群体为城市青年，并将其限定为生活在城镇（非农村）并拥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
第六节 章节结构
本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即导论，旨在说明本书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第二章主要对成长轨迹的个人化的理论进行梳理。笔者从生命历程的制度分析视角中的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出发，认为成年轨迹的变化是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和个人及家庭资源三方面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和经济变化加剧了成年轨迹的风险化，增加了个人及其家庭调节生命历程风险的压力，进而造成成年轨迹的推迟和个人化。已有的社会结构对成年轨迹的影响增加，因此成年轨迹的个人化加剧了既定的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再生产。
第三章从生命历程理论出发，探索成年轨迹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趋势。本章从时间、次序和差异性三个方面对成年轨迹进行结构性的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完成学业和就业的时间得到较大程度的推迟，而结婚和生育的时间的推迟幅度较小。成年轨迹的次序无显著变化，成长轨迹的差异性增强。结果和已有研究相符，成年轨迹的变化呈现个人化的趋势。
第四至第八章进一步探索成年轨迹的个人化在学业、工作、结婚和生育四个行为转变上的特征，从家庭教育背景、性别和个人受教育程度等几个方面分析成年轨迹的阶层分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和家庭资源对成年轨迹的影响增强，成年轨迹的阶层分化现象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成年轨迹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但家庭教育背景对个人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增加，而在初职获得、缔结婚姻和生养子女方面，个人受教育程度影响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社会阶层再生产加剧。
第九章在第三章至第八章的基础上，探索这些成年轨迹的变化是否带来了青年价值观上的相应变化。研究结果发现，各世代之间在对财富和竞争的态度、对关系的态度及对社会流动的态度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80后的青年对竞争较前几代略显悲观，但对社会流动持乐观态度。随世代变化，青年的家庭观念更为开放，女性对性别平等更加重视。但总体来说，价值观的变化并不剧烈。
第十章对本书的分析进行总结，并与西欧和美国青年的成年轨迹个人化趋势进行比较，探究其异同点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最后对成年轨迹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1] 《变异的中国人成长链：一心成才，无法成人》，《新周刊》2009年6月15日。
第二章 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和风险个人化趋势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化如何对成年轨迹产生影响，本书基于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认为市场化的过程提高了个人成年行为转变的风险，风险管理的制度性保障逐渐减弱，生命历程中的风险大多转嫁到了个人和家庭身上，引起了成年轨迹的推迟和个人化，加剧了成年轨迹的阶层分化。
第一节 生命历程范式
埃尔德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中首创性地系统提出了生命历程的概念。生命历程关注个体生命中的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序列，“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时间，这些角色或时间的顺序是按年龄基层排列的”（埃尔德，2002）。虽然生命历程是个个体层次的概念，但生命历程中的生命事件却不完全是个体行动的结果，而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年龄层次表达的也是一种社会期望。”（埃尔德，2002）总之，生命历程范式寻找一种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背景和社会变迁相联系（李强、邓建伟、晓筝，1999；包蕾萍，2005）。
Elder，Johnson和Crosnoe（2003）提出了生命历程范式的五个基本原则，系统地论述了个体的生命历程和社会背景的连接机制。第一，毕生发展的原则。个体发展不仅限于儿童，也不止于18岁，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过程。第二，个人能动性原则。个人的生命历程虽受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但不代表社会环境决定个人的生命历程。个人可以通过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来构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第三，时间和地点的原则。个人的生命历程不仅是个人的选择和决定，而且嵌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点中。与此同时，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塑造了特定的历史。第四，时间性原则。生命事件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会因这些事件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发生的时间的不同而不同。第五，相互联系的生活的原则。个人的生命历程和他的社会网络中他人的生命历程相关，处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社会-历史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
Shanahan和MacMillan（2008）将生命历程研究大体分为宏观分析视角和微观分析视角。宏观分析视角将生命历程的结构看作制度构建的结果，关心生命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之间是如何变化的；强调每个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及其特征是由社会构建的，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Mayer（1986）认为，从一定程度来说，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有一份基于社会环境的“合法简历”作为参考。尽管宏观分析视角承认主观能动性，但普遍强调社会环境为个人的各类生命事件限定边界（Mayer & Schoepflin，1989）。简言之，宏观分析视角的研究重点就是社会和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个人的生命历程。
如果说生命历程的宏观分析视角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那么生命历程的微观分析视角则重点关注个人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构建自己的生命历程。微观分析视角强调个人的过去生活经历会影响今后的生命历程，个人的身份认同受个体生命历程的事件所影响，也影响着未来生命历程的轨迹。简言之，微观分析视角的研究重点是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状态和变化，关注生命历程构建过程中的自我认同。
生命历程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将宏观分析视角和微观分析视角结合起来，探讨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个人如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来构建自己的生命历程。Shanahan和MacMillan（2008）总结了三类研究起点：以个体行动和生命历程为研究起点，再考虑宏观因素和心理因素；以社会变迁为研究起点，再考虑个体行动和生命历程；以个人的心理状态为起点，再考虑社会因素（最后一种在社会学研究中较少出现）。本书采用以社会变迁为研究起点，基于生命历程的制度分析视角，考虑制度变迁对个体构建生命历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二节 生命历程的制度分析视角
Cain（1964）提出，生命历程研究的出发点应是个人年龄及代际关系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开创了生命历程研究的制度学派。这一学派认为个人的生命历程是镶嵌在其所在的制度环境中的，生命历程是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的转换（Kohli，1986；Mayer & Schoeplin，1989；Mayer，2004）。一方面，制度环境定义了社会角色进入和离开的准则，如学生有在校时间限制，进入和离开劳动力市场有年龄限制等；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对无明确进入和离开准则的社会角色转换，如结婚和生育等，有重要影响。Buchmann（1989）将前者称为“公共”的生命事件，将后者称为“私人”的生命事件。
制度通过四个机制来影响生命历程（Leisering，2003）。首先，制度构建生命历程，将连续的年龄变化划分成制度性的阶段（Mayer & Schopelin，1989）。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划分与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儿童和青少年不仅仅是年龄上的区分，往往和学生这个角色结合在一起（Aries，1965）。其次，制度链接生命历程。制度环境保证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的有效链接。如教育系统的目的之一是实现个人从学校到职场的顺利转换。再次，制度维系生命历程。如“五险一金”维持了个人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稳定，为生命历程中的突发事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最后，制度还对社会成员有社会化的作用。制度往往是依据一套标准的生命历程准则设计出来的，其运行逻辑也向个人施加这种标准化的社会压力。
Buchmann（1989）的生命剧本（life scripts）理论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系统性地考虑了制度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将个人能动性放在社会结构中考虑，其核心是“惯习”这个概念（Jenkins，2002）。惯习是沉积在行动者身上的历史经验，是外在于行动者的客观的共同社会规则和价值在行动者身上的内化形式，形成指导行动者认识世界、评判事物以及行动的解释模式。布迪厄认为，惯习具有主观能动性，但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布迪厄称之为“场域”）中，社会制度不断地内化至个人的行动意识和模式中，即为惯习。
基于“惯习”概念，Buchmann认为生命剧本是由个人独立地、有意识地塑造出来的，是个人能动性的表现，但生命剧本的构思和编写过程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制度环境会塑造一个合法剧本，即Mayer（1986）所说的“合法简历”，它规定了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和相应轨迹。违背该合法剧本会带来相应的心理上和经济上的惩罚，尤其会影响个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当个人的生命剧本和合法剧本相差不大时，个人的自我认同形成和生活经历会相对平缓和稳定，也更容易获得他人的认可；而当个人的生命剧本和合法剧本相差较多时，他的自我认同和生活经历会因此受到影响，难以获得他人的认可，甚至会影响他的社会地位。因此，个人倾向于根据合法剧本来编纂和修改自己的生命剧本。
在工业社会，影响生命历程的主要制度安排是围绕着工作展开的，生命历程可以定义为围绕着工作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角色的转换（Kohli，1986）。根据工作状态的不同，可将生命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工作的准备阶段，工作、成家阶段和退休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生命历程的三个年龄阶段，即儿童和青少年、成年及老年。如图2-1所示，这三个阶段所处的制度环境各有不同（Leisering，2003）。图2-1 工业社会的生命历程的制度模型
资料来源：改编自Leisering（2003：212）。
在工作的准备阶段，生命历程主要是由教育系统构建的。教育系统将工作的准备阶段的生命历程划分成连续的学生角色，对学生按一定标准进行社会化和筛选。教育系统同时还承担着工作准备阶段至工作、成家阶段的链接。教育系统至劳动力市场的过渡难度直接影响个人构建生命剧本的难度（Buchmann，1989）。退休阶段主要是由养老金系统构建的。养老金系统也决定着从工作阶段向退休阶段转变的难度，影响个人在退休阶段的生命剧本的编写。工作阶段同时也是成家阶段。这个阶段的生命剧本不仅受教育系统和养老金系统的影响，而且是三个阶段中社会化程度最高，即受合法剧本影响最大的阶段。最后，社会保障体系承担了整个三个阶段的维系工作。社会保障体系如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个人社会服务等对生命历程进行风险管理，降低向下流动的风险。成年轨迹位于从工作的准备阶段向工作、成家阶段转换的节点，受教育系统、经济形势及国家政策三方面的影响。这三者构成了成年轨迹的制度环境。
基于Esping-Anderson（1990）的福利国家模式，Mayer（2001）将不同福利国家模式下的生命事件的特征进行了归纳（见表2-1）。自由市场模式的代表国家为英国和美国，其特点是制度链接程度相对较低，福利国家对生命历程的维系程度较低。在这种制度背景下，生命历程的差异性较大，阶段转换困难，家庭相对不稳定。保守主义模式的代表国家为德国，其特点是制度链接程度相对较高，福利国家对生命历程的维系程度相对较高，但社会保障体系会因职业和性别有所不同。在这种制度背景下，生命历程的学校经历呈高度阶层分化，女性的工作参与水平相对较低且易被家庭时间打断，但劳动力市场准入相对容易，人力资本专业性强，职业阶梯明显，退休差异性较小。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代表国家为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其特点是制度链接程度较保守主义模式低些，但福利国家对生命历程的维系程度很高，且不因个人特征产生较大差别。在这种制度背景下，生命历程差异小，劳动力市场准入难度低，收入轨迹差异性低，家庭相对稳定。Mayer的这个分析模型成为生命历程比较研究的基本框架（Buchmann & Kriesi，2011；Mayer，2009）。表2-1 不同福利国家模式下的生命事件特征
第三节 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
Mayer提出的生命历程的比较分析模型尽管有助于分析不同制度环境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为什么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会产生相应的生命历程形式，即关于福利国家模式对生命历程的影响机制，却没有过多的叙述。其次，该分析模型也受到Esping-Anderson的福利国家模式框架的制约，对除西欧或美国以外国家的制度背景对生命历程影响的预测力则显得不足。最后，此比较分析模型也并不能充分解释制度变迁如何影响生命历程，因而在分析东欧和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生命历程的影响时尤为无力。O’Rand（2011）的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恰好可以弥补这三点不足。O’Rand将制度对生命历程影响归结为对生命历程的风险管理，为解释制度变迁对生命历程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O’Rand将风险定义为“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不同的决定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潜在）收益或损失”（O’Rand，2011：2）。生命历程的风险主要是指个体在做出某些生命事件时，所需承担的负面后果的可能性。生命历程中最主要的负面后果是向下流动（Buckmann，1989），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风险”这个概念的含义，这里将“风险”（risk）、“危险”（hazards）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三个概念做一区分。“风险”和“危险”最大的区别是是否外生于个人的决定（O’Rand，2003；2011）。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或霍乱、“非典”这类传染病，是“危险”事件最好的例子。“危险”外生于个人的决定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因个人的决定和行动而改变，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也相对随机。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对这类“危险”事件的发生都有一套系统的反应模式。还有一些“危险”事件是外生的，但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并非随机，而对一部分人的影响更大。一个例子是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属于“危险”事件，虽然其影响并非随机，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外生于个人的决定和行动。与之相对，“风险”事件则是内生的，受个人的决定和行动所影响。做出任何一个生命事件，例如结婚或在社保基金中投入金额，个人都要承担做出这项决定的后果。这个后果的大小就是“风险”的程度。“风险”内生于个人的决定和行动，与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相关。“风险”（而非“危险”）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生命历程负面后果的主要来源。正如吉登斯（Giddens）所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自己所制造的危机，相比于来自外界的危机，更为危险”（Giddens，2000：52）。“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在于负面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是否可以估计。Knight（1921）认为在“风险”的情境下，个人可以根据已有的经验或其他条件来估计出，当做出某项决定的时候，所发生的后果的概率。而在“不确定”的情景下，个人则无法计算或估计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也见Guesva & Rona-Tas，2001）。个人可以根据某些条件将“不确定”转变为“风险”。Guesva和Rona-Tas（2001）总结了“不确定性”向“风险”转变的三个条件。当个人要对某项负面后果做相应估计时，估计的准确性会受这类转变的负面发生可能性：①参考人群中的相似性，②历史上的相似性，以及③足够大的样本所影响。也就是说，参照人群的生活经历越相似，情况越稳定，人们估计生命事件的后果就越容易，即可以更好地对生命历程的风险进行估计。
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将生命历程中的风险管理途径分成两个方面：①制度层面，②个人或家庭层面。制度层面的风险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对应着Leisering（2003）的制度模型（见图2-1）中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链接和维系作用，可降低生命历程中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另外，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将制度的风险管理方式看作去商品化的，即对每个个人或家庭，不论其背景或资源，都相对一视同仁（Esping-Anderson，1990）。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度层面的风险管理模式降低了生命历程的差异性。个人或家庭层面的风险管理模式是利用个人或资源降低生命历程中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这种风险管理模式会因资源的多寡而造成差异的大小，因此，会提高生命历程的差异性和不平等程度。制度和家庭层面的风险管理程度是此消彼长的，当制度层面风险管理的程度较低时，个人或家庭资源在生命历程的风险管理中就非常重要。当制度层面风险管理的程度较高时，个人或家庭资源在生命历程的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就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生命历程的差异性和不平等程度与制度层面的风险管理程度成反比。DiPrete（2002）的美国、瑞典和德国的家庭向下流动的比较研究证明了该假设。家庭在降低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时主要有两种规避手段：第一种是制度性的规避，即制度层面的风险管理，例如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种是个人性的规避，即个人或家庭层面的风险管理，例如提高受教育程度和延长技能培训的时间。美国、瑞典和德国的两种规避途径的组合是不同的。瑞典主要通过制度性的规避，提供了三个国家中最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来降低个人和家庭向下流动的风险。美国主要通过个人性的规避，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依赖个人和家庭资源来降低向下流动的风险。德国处于两者之间。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向下流动（如陷入贫困、离婚、换工作）的概率和不平等程度最高，德国次之，瑞典最低。图2-2 成年轨迹个人化的制度模型
从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出发，成年轨迹的个人化趋势的制度背景正是生命历程风险的个人化（见图2-2）。一方面，生命历程的不确定性增加。合法剧本的清晰度取决于生命历程的相似性和稳定性。当今工作不稳定性增加，更多的雇主不愿意为雇员提供工作保证（Kalleberg，2009；Western & Rosenfeld，2011）。因此，个人在构建自己的生命剧本时，合法剧本的参照作用降低，在为某项生命事件做决定时的不确定性增加，对负面后果估计的有效性降低。另一方面，制度性的风险管理模式的效力减弱。福利国家大多向私有化方向改革，强调有针对性的、个人化的规避风险方式（O’Rand，2011），个人或家庭性的风险管理方式在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性上升。因此，制度变迁的后果是成年轨迹的不确定性上升，个人在成年轨迹构建中的制度性保障降低，个人需更多地承担决定的后果。个人及其家庭资源对决定个人成年轨迹越发重要。
第四节 中国城市成年轨迹变化的两个基本假设
中国城市自1980年代以来基本呈现风险个人化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和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的制度变化，如单位制解体，劳动力市场逐步取代工作分配制，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化等，这都提高了工作的不确定性并降低了制度性的保障。这些制度变迁使得青年在走向成年的过程中面临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要面临的个人风险管理的压力越来越大，生命历程风险个人化程度日益增加。基于生命历程的风险理论，本书提出如下两个假设性命题。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成年轨迹呈逐步推迟态势。风险个人化增加了个人资源积累的压力和难度，青年需要更长的个人资源积累时间。风险个人化也提高了青年在向成年角色转换时做出错误决定所需承担的后果的可能性。基于风险规避的原则，青年将倾向于积累更多的个人资本，延长受教育和培训的时间，以便在竞争中获得更多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保障。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推迟结婚、生育等社会角色的转换时间。这些角色转换不利于个人资本的积累，且需长期承诺并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McDonald，2006；Blossfeld et al.，2005）。因此，风险个人化会延长成年轨迹中向积累个人资本的行为转变的时间（如教育投资），而推迟或减弱向不利于个人资本的行为转变的转换（如生育），造成成年轨迹的延迟。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成年轨迹的阶层分化程度加剧。风险个人化会加剧成年轨迹中的不平等程度。如前文所说，制度性的风险管理方式可以降低生命历程的不平等程度，因为这种风险管理模式从很大程度来说是不以个人或家庭资源为依据的；而个体性的风险管理模式则会加剧生命历程的不平等程度，因为风险管理的能力会因资源的不同而产生差异。风险个人化的过程是个体性的风险管理模式逐步取代制度性的风险管理模式的过程。当制度性因素管理风险的能力逐渐下降时，个人及其家庭资源对成年轨迹的影响力增加，成年轨迹的不平等程度加剧。第三章 成年轨迹的结构性变化：1982—[1]2010年第一节 引言
本章将从成年轨迹的行为转变发生的时间、次序及异质性三个结构性因素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成年轨迹的变化。时间指行为转变发生的年龄，用以判断分析成年轨迹是否延迟；如果确有延迟，时间因素可用以分析具体行为转变的延迟及延迟幅度。次序指行为转变发生的先后顺序。成年轨迹的标准次序是完成学业—工作—结婚—生育（也包括完成学业—工作或完成学业—工作—结婚等）。在分析次序变化时，笔者主要考察行为转变是否有乱序现象（如成年轨迹为完成学业—结婚—工作），以及行为转变是否有跳步现象（如完成学业—结婚—生育或完成学业—工作—生育等）。异质性是指行为转变的时间和次序在同龄人中的差异性。异质性程度越低，表明青年人的成年轨迹越统一，标准化程度越高。异质性程度越高，表明青年人的成年轨迹差异性越大，个人化程度越高。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章使用1982、1990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的小普查数据，2010年CFPS的城市数据，采用模拟世代（synthetic cohort）的方法来分析成长轨迹的结构性变化。笔者在每个样本中截取18—30岁的被访者，将其看作一个模拟世代。模拟世代将截面数据看作追踪数据，认为样本中18—30岁的行为转变的特征是这群人从18—30岁的行为转变经历。这是一种常见的人口学方法。
表3-1是这四个样本的特征。1982年普查数据中18—30岁的被访者大致相当于195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以此类推，1990年普查数据中的被访者大致相当于196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2000年普查数据中的被访者大致相当于197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2010年普查数据中的被访者大致相当于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而2005年小普查数据中的被访者则是1975—1987年出生的青年人，可用于与2000和2010年的数据相比较。换句话说，比较1982、1990、2000、2005及2010年的这五个数据中18—30岁的人的变化相当于比较50后、60后、70后、80后的成年轨迹的差异。表3-1 模拟世代及样本量
本章在计算成年轨迹时使用了四种行为转变：在校学习、就业、结婚和生育。因为普查数据只采集了女性的生育信息，因此男性的成年轨迹只拥有前三个行为指标。这四个行为指标都用虚拟变量测量，即当被访者是学生时，在校学习状态为1，否则为0；当被访者有工作时（包括非全职工作），工作状态为1，否则为0；当被访者已结婚时，结婚状态为1，未婚、离异或丧偶时，结婚状态为0；当被访者有至少一个小孩时，生育状态为1，否则为0。这些行为状态并非互斥，因此被访者可以同时占据几个行为状态（如同时在校学习和工作）。需指出的是，2000年和2005年的数据没有收集未婚女性的生育状态。因为中国的未婚生育子女的女性数量非常少（Yeung & Hu，2013），因此在计算中假定未婚女性的生育状态为0。
在分析成年轨迹变化时，笔者将男性和女性分开进行研究。因中国存在着明确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结婚生育等行为转变对男性和女性的意义不尽相同（Parish & Farrer，2000）。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不断增大，这使女性在收入和升职方面相较于男性，劣势更加明显（Zhang，Hannum & Wang，2008；Cao & Hu，2007）。因此，成年轨迹的变化可能会存在性别差异。第三节 成年轨迹的时间变化
图3-1显示了不同行为转变在不同年龄的比例，用以测量成年轨迹的时间变化。因为2010年数据的样本量较小，因此其线条不如其他年份光滑。综合来看，从1982至2010年，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延长，就业推迟，但结婚生育行为变化不大。除工作状态外，其他行为状态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下文我们将分别分析每个行为状态的时间变化趋势。图3-1 成年轨迹行为转化的年龄分布（1982—2010年）
从1982至2010年，男性和女性的在校学习时间都有大幅度的延长，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例如，在1982年只有约20%的青年人在19岁时依然在校学习，在1990年这个比例提升至约40%，而在2000年后这个比例提升至约60%。19岁的青年人大致处于高等教育的第二年，因此这种在校学习时间的延长可以近似看作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的上升。至24岁起青年人在校学习的比例变化不大，低于10%，而在25岁之后，基本趋于0。因此，在校学习时间的延长主要集中在18至24岁。这种变化和2000年后大学扩招政策是分不开的。1998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始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目标是在201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国家在2012年停止了扩招政策。
在校学习时间的延长带来了就业的稳步推迟。在校学习的青年人比例随年龄的增加逐步下降，至25岁左右趋于平缓，相对应的，工作的青年人比例随年龄的增加逐步上升，至25岁趋于平缓。在18—24岁，在校学习的青年人比例的逐年增加对应着工作的青年人比例的逐年下降。例如，在1982至2010年，伴随19岁青年人在校学习比例的稳步上升的，是19岁青年人工作比例的稳步下降，从1982年的近80%下降至2000年后的不足20%。
但工作的青年人比例的下降不完全是由在校学习造成的。如26岁的青年人的在校学习比例在各个年份都趋近于0，而工作比例则逐年下降，对男性来说，从1982年的100%下降至2000年后的80%，女性的工作比例则下降得更多，从1982年的近90%下降至2000年后的略高于60%。青年人工作比例的下降和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变化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后单位制的解体终结了城市就业的“铁饭碗”（Davis，1992；Lu & Perry，1997）。中国城市人口不再实现全体就业，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失业率上升。
同已有研究的发现一致，女性工作比例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男性。在这30年间，青年男性的工作比例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青年女性的工作比例下降了30个百分点。Wu和Zhou（2015）的研究也发现女性的就业率在1990年和2000年后显著下降。自2000年后，女性是否就业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的多寡，即女性的就业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Cao和Hu（2007）的研究也表明，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的职业流动更多的是与家庭相关，更少的是与职业发展相关，且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被解雇或被迫下岗。
相对于在校学习和工作的明显变化，结婚和生育行为的变化幅度较小。1982年前的结婚生育行为因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结婚和生育时间整体较1990年更晚（Cai & Wang，2011）（详见第六章和第七章）。因此，这里的比较以1990年之后为主。从结婚行为来看，结婚年龄在22—27岁，有一定的推迟。以25岁为例，在1990年约有50%的青年男性结婚，在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至约40%。这个变化在女性中更为明显，在1990年有近80%的25岁的青年女性结婚，在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至不到60%。过了27岁之后，结婚比例出现追赶现象，在青年女性上更为突出。2010年的数据显示至30岁，超80%的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都已结婚。这和Jones（2007，也参见Jones & Yeung，2014）的研究发现一致。中国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比例非常低，这和东亚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结婚行为的变化相似，青年女性的生育行为也出现先推迟后追赶的变化。在22—27岁，生育行为得到推迟。仍然以25岁为例，在25岁的青年女性中，已生育的比例在1990年约为60%，而在2010年降至略大于35%。在27岁之后，生育比例出现追赶现象，在2010年时，至30岁时近80%的青年女性都已生育。
综上所述，成年轨迹的时间变化不能简单地用推迟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明显延长，就业时间推迟，但结婚和生育行为的延迟幅度较小。在25岁左右结婚和生育的比例有所下降，但27岁之后发生明显的追赶现象，在30岁时绝大多数青年已结婚和生育。第四节 成年轨迹的次序变化
因为普查数据并未收集这些行为转变发生的时间，所以笔者采用分年龄行为组合的分布来计算次序。这里采用两条原则来判定行为组合是否有序。第一，在校学习（S）不与其他行为指标同时进行。第二，生育（P）在结婚（M）后进行。因此有序的行为组合中并不包括在校学习（S）和其他行为指标（W，M，P）的组合；如果出现生育（P）这个行为指标，就必须与结婚（M）和生育（P）成对出现。
图3-2显示了男性在不同年份有序的行为组合所占的比例。青年男性的成年轨迹中没有生育（P）这个指标，因此其有序的行为组合包括学习（S）、工作（W）、工作—结婚（WM）和结婚（M）。有序的行为组合在1982年占整体的96%，之后持续下降，2010年时占整体的80%。这说明成年轨迹的次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变化。图3-2 分年份的男性有序的行为组合所占的比例
在男性有序的行为组合中，在校学习（S）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这和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在校学习时间的延长是分不开的。另外，在2000年之后结婚（M）的比例逐步上升，即已婚但处于失业状态的男性比例从1982年的不足1%上升至2010年的6%，这和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有关。
图3-3显示了女性在不同年份有序的行为组合所占的比例。青年女性的成年轨迹包括生育（P）这个指标，因此有序的行为组合包括在校学习（S）、工作（W）、工作—结婚（WM）、工作—结婚—生育（WMP）、结婚—生育（MP）。和男性相似，女性有序的行为组合在1982年至2010年间持续下降，从整体的96%下降至83%。图3-3 分年份的女性有序的行为组合所占的比例
在女性有序的行为组合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结婚—生育（MP）所占的比例增加，这说明选择做全职妈妈的女性比例上升了，在2000年之后，这种上升的幅度尤其明显。在1982年和1990年，18—30岁的全职妈妈的比例只占3.5%左右，在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至11%，在2010年上升至近15%，在近30年内增长了11.5个百分点。全职妈妈的增加可能和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扩大（Zhang，Hannum & Wang，2008）和传统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抬头（Evans，2010）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将优秀女性形象定义为“贤妻良母”。新中国成立后“贤妻良母”的形象被“女子能顶半边天”的形象取代，国家从政策上鼓励女性和男性获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鼓励女性工作（Cooke，2001；Robinson，1985）。改革开放后，传统意识抬头，号召女性回归家庭，重新将女性的形象定义为“贤妻良母”。
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当代女性仍然有进入职场、实现职业理想的诉求，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考虑将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定义为照顾家庭（Parish & Busse，2000）。城市老龄化加剧以及城市人日益晚婚晚育，中国家庭抚养孩子的主力——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第三代的抚养时常显得有心无力，很多家庭会选择请月嫂或保姆来协助照顾孩子。如果孩子母亲的收入无法比月嫂、保姆等的工资高，那么她很可能会选择辞去工作，做一名“全职太太”，将全部精力放在照顾家庭上。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之后，这种状况会愈演愈烈。尽管女性在非特殊情况下完全可以胜任职场和母亲的双重角色，但相当一部分现代女性仍会面临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难题。
表3-2 显示了乱序的行为组合在1982年至2010年的变化。男性乱序的行为组合包括“不在任何行为状态”（None）、“在校学习—工作”（SW）、“在校学习—结婚”（SM）以及“在校学习—工作—结婚”（SWM），而女性乱序的行为组合包括“不在任何行为状态”（None）、“生育”（P）、“在校学习—工作”（SW）、“在校学习—结婚”（SM）、“在校学习—生育”（SP）、“工作—生育”（WP）、“在校学习—结婚—生育”（SMP）、“在校学习—工作—生育”（SWP）、“在校学习—工作—结婚”（SWM）以及“在校学习—工作—结婚—生育”（SWMP）。表3-2 分性别和年份的乱序的行为组合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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