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九色鹿·唐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震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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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九色鹿·唐宋)试读：

中国历史上文武关系的演变是我长期关注的课题，进入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历史系就读后，在指导教授戴仁柱（Richard L.Davis）老师的鼓励下，我决定以探讨从晚唐至北宋前期文武关系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至2001年完成论文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875-1063），取得博士学位。此一论文讨论的时间跨越晚唐、五代、北宋，在当时仍属少见，可能因此而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注意，建议我着手翻译成中文，以便学界利用此成果。不过，我在毕业后随即返回台湾担任教职，而台湾高教机构的升等规范，明确规定升等著作不得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也就是要求助理教授开拓博士论文之外的研究课题。在此情况下，对博士论文进行改写或翻译，就成为难以实现的奢望。直到2016年年底，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郑庆寰博士的提议，又得到研究助理黄庭硕同学的帮助，我才开始着手进行中文版的翻译与修订。

修订过程是由黄庭硕同学先将英文原稿翻译成中文，我再根据译文进行改写。撰写博士论文时为便于英文读者阅读，刻意尽少提及人名、官名，对于直接引文也力求简洁。改成中文书写后，即无此顾忌，可以引用更多的史料，进行较细致的论证。因此，在修订过程中，增添了许多引文与史实，也改正了原英文版存在的各种错误。在注释的部分，为配合中文撰稿格式的规范，重新调整了格式与内容，所有引用的史料皆经过重新核对。近年来，许多唐、宋文献已由专家点校，或有更好的版本影印出版，在修订时皆予以采用。注释查对的工作，担任研究助理的林枫珏同学与黄庭硕同学皆出力甚多。

由于我仍有其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文版的改写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至2017年年底才告结束，距博士论文的完成已有十六年之久。回顾过去这一段时间，我的研究重心虽几经转变，但文武关系始终是关怀的主题之一。几篇发表的论文，如宋代的武举、南宋的统兵文臣家族等，皆与此相关。其中，2012年发表于《台大历史学报》第50期的《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后期士人的军事参与》，对于安史之乱后唐代文武势力的消长，以及文士对军队、战争的态度，有更为清楚的分析。乃借此修订的机会，以附录的形式附于本书之末，以补足原论文对唐代历史讨论的不足。希望此次的修订能为读者提供对于该主题更为完整的分析与诠释，也期待得到批评和指教。2017年12月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致谢辞

在我看来，文武关系是中华文化有异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但这个议题尚未受到现代学者足够的重视。自1989年我进入硕士班就读以来，文武关系就是我探讨的核心议题。正如我的指导教授戴仁柱老师所提示，本论文的完成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从唐至宋文武官的互动仍存有极大研究空间。尽管如此，该成果仍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协助，才得以完成。

戴仁柱老师为本论文提供了最大帮助，他仔细阅读文稿多达三遍，修订各种错误，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我也要感谢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与贾祖麟（Jerome Grieder）教授对于本论文提出的诸多建议，尽管我目前仍未能完整回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但期待日后能持续努力。黄宽重老师自1990年担任我硕士班的指导教授以来，一直鼓励和帮助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他的建议对于本论文的完成有直接的贡献。黄清连研究员指导我探讨唐代的历史，丰富了我对这个领域的认识。Amy Rememsnyder 教授在我就读布朗大学的六年间，给予我诸多支持和鼓励，也引领我体会欧洲中古史的精彩内涵，这是我进入布朗大学之前所不能想象的。

许多重要的帮助来自我的几位朋友，他们的盛情令我难忘。从1999年我开始撰写论文起，Harry Rotheschild先生就长期帮我修改英文，并提供重要的意见。本论文参考的几篇日文论文，有赖刘馨珺小姐于北海道大学工作时帮忙搜集。李卓颖先生则帮助我查阅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图书资料，使我的研究顺利进行。他们三位目前正忙于博士论文的撰写，谨在此预祝他们一切顺利。

整个论文的研究与撰写工作历时三年，其中一半的时间是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度过的，该所丰富的藏书与学术资源使我获益良多。我也要感谢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沈刚伯文教基金会、世华银行文教基金提供的奖学金。上述机构的支持，使我得以专注于研究工作，并能如期完成论文。

最后，我要感谢父母和兄嫂对我的支持，尽管任何言语都难以表达我的谢意。他们总是在我需要时提供各种帮助，使我能专心于研究与写作。本论文的完成，也代表我与家人之间的长期分离即将告终。2001年4月24日于布朗大学历史系绪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句出自《左传》的文字指出，国家的主要政务可分为与礼仪相关的“文”，以及与战争相关的“武”。不过，尽管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对于一个理想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要同时在“文”“武”两方面取得均衡的成就，并非易事。帝制中国的各个王朝，有时会倾向在其中一方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比方说，宋朝（960～1276）以其高度发展的士人文化而被称颂，然却因其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而备受批评。这让宋朝政府与先前的五个短命王朝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五代时期的政府多受军人掌控。即使将宋朝与汉、唐相比，此特征依旧鲜明。尽管汉、唐政府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由文臣官僚来管理，不过这两个王朝在文治与军事上的成就都受到后世史家的颂扬。宋代政治精英对于文治的推崇胜过军事，显示了对国家治理抱有异于前代的理念。这一发展不仅是研究宋代历史的核心主题，同时也与如何理解帝制中国息息相关。

宋代政府的文治倾向源于从唐至宋的政治结构转变。从政治演进的角度来看，唐宋之际的历史可以被区分为几个时段。从公元618年到755年，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唐帝国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发生于755年至763年间的安史之乱终结唐朝的黄金时代，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唐中央政府努力与跋扈的藩镇将领以及强大的游牧族群斗争，以求维系其权威和政权。尽管受制于内、外两方的压力，唐廷仍维系着大部分统治区域的稳定与文化发展，直到875年。从875年至950年，唐朝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陷入分裂。在公元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一连串的叛乱给予唐廷致命一击，各地军阀建立独立政权，并为了扩张领地而相互激战。接续在唐代之后的四个政权，仅能统治北部中国，且一直处于跋扈的藩镇，以及强大的契丹带来的严峻威胁之下。这些政权无力维持和平，也无法在疆域内进行有效统治。然而，自951年开始，强大的中央政府重新在北部中国出现，有效改善了政治上的失序问题。从951年到1004年，重新统一中国的努力由后周发动，并为北宋所接续，再次将中国整合为一统帝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宋廷也与契丹发生战争。1004年缔结宋辽澶渊之盟，终止了宋廷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事，也使宋廷放弃恢复汉、唐疆域的努力。因此，从1004年到1063年，在真宗与仁宗的领导下，宋朝政府将其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学术与经济发展上。武臣因为缺乏展现才能的舞台，失去了影响力。在仁宗朝之后，政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随着改革运动于1069年的展开，整个政府陷入严重的党争，直到“靖康之难”发生。

文、武两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从875年到1063年的这段时间特别重要。当875年以降唐中央权威被地方军阀摧毁后，武官逐步掌控绝大部分的政治权力，造成文官的失势。政治的失序导致了统治阶层重武的倾向。在中国北方，武人政治一直延续到951年后周王朝建立。为改善数十年来武官对于政权的控制，后周皇帝开始扶植文官的权势。文人权力与地位的恢复在960年宋朝建立之后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且在仁宗统治的1022年至1063年间达到最高峰。从中央朝廷到地方政府，具备儒学背景的文官几乎全面取代职业军人，出掌各个重要的职位。在行政与军事领域，文官的权力与声望都压过了武人同僚。因此，从875年至1063年，武人的权力经历了一场快速扩张，随后又猛然紧缩的过程，这在帝制中国的历史上极为少见。此一过程以及隐身其后的因素，鲜少被深入探讨。这是因为研究者习惯聚焦于单一朝代的政治史传统，因而倾向过度简化整个过程，狭隘地聚焦在宋代创建者——宋太祖的政策作为上，而不把宋代的政治体制视为建立在先前朝代的基础之上。

在从唐至宋文武权力剧烈演变的过程里，文武官员的分途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现代史家如陈寅恪业已指出文武关系在唐代经历了重[1]大变化。在唐代前期，政治精英倾向于将文武关系视为互补而非对立，因此尝试兼备文武之才。在唐廷内部，文武官员的区分相对模糊，一个官员的职位经常在文职与武职之间来回更替。但在唐代的后半期，文武之间的区隔逐步扩大。职业武将取代了短期统兵的文臣，掌控了绝大部分的军队。相对地，读书人主要致力于科举或文学，并以之为获取政治权力的方式。文武两端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少，因此官员的仕宦生涯通常只会待在文官或武官体系。在此情况下，文官与武官很容易形成不同的阵营。文武的分途在唐代以后持续进行。政治倾向上从“重武”到“重文”的转变，正反映了两个阵营对政治权力的竞逐。

文武官员的分途，也影响到他们与皇帝的关系。由于统兵工作的职业化，在8世纪之后，被长期赋予军事指挥权的将领，很容易与士兵发展出更紧密的关系。在士兵的支持下，有野心的将领足以挑战君主的权威。如何有效控制军队，遂成为唐代及其后各王朝皇帝维系其政权的关键。相对地，自唐代后半期开始，文臣拥有更多机会在朝廷供职，他们和皇帝变得更为亲近，其仕宦生涯与权力地位也与中央权威的消长息息相关。因此，文官大多倾向于拥护皇帝，支持中央集权，压制跋扈的藩镇。在政治因素之外，10世纪的皇帝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改变了君臣的互动关系。在文武分途的趋势下，皇帝、文官与武臣之间的三角关系，构成了从唐至宋政治上主要的变化动力。

由于8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官与武官关注并从事不同的事务，因而发展出截然有别的工作风格与价值体系。因此，文武官不仅拥有不同的头衔或职位，也对国家发展、道德行为与政治结构有相异的看法。举例来说，文官着重道德领导在治国上的功能，并质疑军事行动的必要性；而武官则坚持军事力量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对礼乐仪式的实质功能感到怀疑。基于不同的价值体系，文武官员开始形成相互区隔的文化认同，这反映在他们相互的批评中。文官认为将领们既残忍又粗鲁，武官则批评文官胆小且无能。文武官员之间的文化差异，也随着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而有所改变。当政治情势改变时，文武官员会进行自我角色的调整，借以保持在政府中的特权和地位。角色的改变进而影响他们的价值系统，因为新的政治角色会使官员面临过去所不熟悉的课题，迫使他们学习新的知识技能以应付变局。当文官、武将试图获得新的能力时，其文化倾向也就跟着改变。例如，当武官们在10世纪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军事之外时，他们开始研读经史，以求驾驭行政管理，因而产生“文儒化”的现象。出于同样的理由，当文官得以统率军队或参与军事决策时，他们也重新考虑兵学研读及学习武艺的价值。职是之故，跟随着政治发展的进程，文武官员身上也产生显著的文化转变。

文武官员的不同价值体系，导致他们在仕宦发展上渐趋分化。向往政治权力的人往往要先在文职与武职二者中择一作为生涯目标，而其选择将会决定他们所要具有的能力与知识。由于训练与能力的不同，文士与武人在社会上也分化成两个相区隔的团体。在承平时期，武人缺乏展示其才能的舞台，文职因而吸引了绝大多数社会精英的注意力。在此情况下，武官与军人的地位就下降了。相对地，在战乱动荡的时代，武职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即便是文士也可能想要去从事军事工作。文武权力的演进，决定了文士与武人阶层的组成。另外，文士以及武人的背景，则传达出文臣或武将的文化倾向与道德形象。

帝制中国文武官员的区分，先由政治因素形成，再因文化因素而强化，使其繁杂而难以理解；而官僚体系与制度的演变又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到了唐代，中国官僚业已发展成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组织。一个官员总是拥有数个头衔，分别表示他的职务、位阶、薪资及特权。由于部分官员只是拥有虚衔而不是拥有实际行政职务，用来表示官员在官僚体制中位置的头衔，往往与他们的实际职务毫无关系。在宋代，这样的头衔被称作“官”。通过“官”的称号，官员被分为两个阶序[2]系统，一个提供给文臣，另一个给武臣。实际从事政府日常运作的官员，拥有另外一个表示其职掌与责任的头衔，一般称作“差遣”。拥有“文官”的官员通常会承担与文事相关的“差遣”，就如同拥有“武官”的官员去承担与军事相关的“差遣”。不过，有些职掌无论是带“文官”或“武官”头衔的官员都可以承担。一个官员的“官”也可以由武转文，即便他依旧承担的是相同的差遣。因此文官与武官的区别，并不完全与他们或文或武的职权一致。当代学者对这个复杂[3]的官僚组织已有讨论，也分析了其特质。然而，他们没能解释文武官员源自“官位”而分离现象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因素，此乃理解宋代文武分途的关键。显然，官僚机构的新发展与文武势力的分流趋势密切相关，而区分文武官员的明确制度规范则进一步加强了双方隔离的程度，最终使得文武的分离难以扭转。

自875年至1063年，政治、文化与制度的纠结，造成文武官的分途，且在两个阵营之间制造紧张，甚至是敌对的情绪。唐代前期将文武视为互补元素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尽管如此，部分文士还是反复提起“才兼文武”的传统，且以此为理想。由于双方的分离，文武官员开始竞逐权力，进而导致政府的政策方针在文武两端之间游移，鲜少能维持其平衡。从政治结构、文化认同，以及制度发展的角度着手，本书尝试分析这个复杂的议题。为了追索这个问题的源头，我的研究将始于文武分途的发端——唐代前期的历史。[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仁书局，1981，第48～49页。[2]关于宋代文武官阶序系统的更进一步讨论，参见Winston W.L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of Sung China：With Emphasis on Its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pp.27-30。[3]关于宋代官僚体系的重要二手学术著作包括：梅原郁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1985；赵雨乐的《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文史哲出版社，1994；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卷六，人民出版社，1996；以及前注提及的Winston W.Lo专著。第一章 文武分途的序曲唐代前期的“文武合一”

中国的官僚体制历史悠久，但直到唐代之前的数个世纪，专业化的程度才明显提高。从制度与管理的角度来看，唐代的文武官僚间有一道清楚的区隔。所有的官员都拥有“散官”头衔，代表他们在官僚体系中的位阶、薪俸与各种特权。文官与武官在散官体系中拥有各自的阶序。参与政府行政的官员则被归类为“职事官”，这是一个文武[1]类别分化得更为显著的群体。朝廷中由不同的部门来管理这两个群体。兵部处理武官事务，比如他们的铨选、迁转与惩处；与之相对的，[2]文官的人事业务则归在吏部的权限之内。因此，只要根据他们的官衔以及职掌，要想区别唐代的文官与武官并不会太困难。

然而，这样的制度分化，不必然表示文武官僚间有着系统性的隔绝。有些官员可能同时持有文武官衔；许多唐代前期的高级官僚同时参与文武事务，其官衔、职位也随着他们在两个领域间的移动而改变。比如，协助唐高祖（566～635，618～626年在位）建国，并删修刑律的刘文静（567～619），也在好几场军事行动中指挥作战。他的官[3]职一开始是军司马，接着升迁为光禄大夫，担任民部尚书。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屈突通（557～628），他在隋代以正直与战技闻名，后于大业十三年（617）投降唐高祖，仍继续统率唐兵作战。为奖赏其军事功绩，高祖曾任命屈突通担任刑部尚书，但屈突通因自己不熟习文法知识，而加以婉拒。高祖转而指派他担任工部尚书，显示高祖仍[4]然认为屈突通堪任高阶文职。

一方面，在太宗（598～649，626～649年在位）及高宗（628～683，649～683年在位）时代，出现了更多“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杰出政治家，这也成为对政治怀抱热忱者的典范。太宗朝的名臣李靖（571～649）出身世族家庭，在他还未涉入文事行政及军事行动[5]的青年时代，便已遍读儒家经典及诸如《孙子》之类的兵书。王珪（571～640）曾向唐太宗推崇李靖是足以作为“才兼文武，出将入[6]相”的表率。至于武官因军功晋升至高层的文官职位更是常见，部分武官甚至缺乏文学背景。例如，大将侯君集（643年逝世）是李世民的旧部，素以勇武著称，经常伴随太宗征战沙场。李世民即位之后，侯君集先被拔擢为兵部尚书，后又迁为吏部尚书。据说他一直到出任[7]这些重要职位后，才开始读书习文。

另一方面，某些没有战争经验的文人，也可能会积极参与军事决策，甚至统军作战。例如，李世民的文人幕僚房玄龄（578～648），[8]便在李世民即位之前，因提供各种军事建言而备受倚重。效法其父太宗，高宗也让文官插手军务，指派毫无统帅经验的文臣统率大军出征。比如，明经科出身，以擅长书法闻名的裴行俭（619～682），在担任吏部尚书十余年后，奉命率领军队对抗吐蕃；随后凭借优异的战功，成为高宗朝最为著名的将领之一。为了表扬他的文武全才，高宗[9]特别同时授予他文武两个散官头衔。

至于地方职任，武人和文人也享受相同的待遇，可以成为各州刺史，出掌方面之权。众多刺史出身武人的事实，曾刺激一位文臣向太[10]宗上书抗议。这些事例证实了唐朝皇帝与上层官僚在考虑职务任命时，会广泛地在文武官中思考有能力的候选人。因此，一位胜任文官事务的人，被认为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军事将领，反之亦然。

有些历史学家将这种在官职任用上只问能力，不问身份背景的倾向，归因于唐代前期统治集团的“文武合一”特质。陈寅恪分析唐代前期统治阶级的种族背景，指出他们主要都是北周、隋代“关陇集团”的后裔，属于汉人与草原民族的混血。此种混合的文化传统，造成他们同等重视文学知识和军事才能。因此，这个跨种族且多文化的统治[11]群体，并没有对文武官员进行截然的区别。史念海研究唐代前期政治精英中另一个重要群体——山东士族，指出他们尽管较少受到[12]草原族群的影响，但同样重视文武之学的结合。正由于唐代前期精英倾向将文武视为互补而非对立，他们也不会将官员的职涯发展框限在单一的领域之中。

然而，陈寅恪与史念海提及的文武官员的重叠现象并非绝对。唐代前期君臣还是承认文武官员的职能有所区别。例如，在武德二年（619），亦即唐朝成立的第二年，高祖告诉他的臣子：“平乱任武臣，[13]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他的继承者太宗，也在[14]即位后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声明。尽管官员们可能会在文武角色之间变动，但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会专注在一条道路上。因此，要发现证明长期服务军旅的官员无法胜任文职事务的事例并不困难，反之亦

[15]然。其理由不难理解：同时精通文学与武事绝非易事，只有极少数才能出众的官员能够真正做到。在初唐，文武官员之间或许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不过两个群体的地位、角色与作用仍实际历经了微妙的变化。[16]

唐高祖出身武官世家，其才能与经验都局限在军事方面。尽管他在理论上承认必须通过文治以稳定国家，然而他与文士却没有太紧密的个人关系。太祖曾对次子李世民的行为感到不满，向他的臣子抱怨：“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17]也。”高祖显然对拥有文学素养者颇有恶感，谴责他们教坏了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由于身处战乱的大环境，高祖始终没有显现出对文治的欣赏。为追求国家统一，他赋予军事行动较高的优先性，此种态度使得官员们普遍对文官的作用表示怀疑。比如，力劝高祖创业开国的裴寂（570～632），在唐朝建立后成为宰相。刘文静认为裴寂在缺乏军功的情况下晋升至如此高位，是相当不公平的事，因而对裴寂[18]产生了敌意。为求建立军功以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裴寂在武德二年（619）请求高祖让他领兵对抗刘武周（622年逝世）。但由于欠[19]缺军事经验与能力，裴寂的指挥带来了一连串的惨败。裴寂的例子反映了高祖朝文官可能面临来自军事方面的压力，因为在王朝更迭之际，文事成就还没能取得可堪比拟军功的肯定。由于缺乏对于文治的欣赏，高祖朝后来被描述成一个在行政与律法上问题重重的时代，[20]其实是可以预期的。

相较于他的父亲，太宗显然乐于与文士建立更为亲近的关系。他[21]自即位起，就强调指派兼具道德操守与知识素养的人出任官僚。太宗延聘了许多学者作为他的顾问，并时常与他们会面、商议政策。[22]其中有些人因为提出有价值的建言而晋升高位，尽管他们并无实[23]际政绩。不过，太宗并非始终与文人站在同一阵线。例如，他对边疆议题采取的主动性政策，便时常造成其与某些儒士官僚的紧张关

[24]系。太宗也延续了他父亲的做法：指派军事将领成为高级文官，允许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成为朝中重臣，以便他能够在参酌广泛意见之后做出决定。比方说，涉及边疆政策时，拥有军事经验的官僚便时常[25]与职业生涯局限于文职的官员发生争论。尤有甚者，太宗还有一群才兼文武的官僚，比如李靖、李（594～669）和长孙无忌（659年逝世），使得他的朝廷得以平衡文武权力，且同时在两个领域中建立重大的功绩。当高宗继承皇位，成为唐代第三位君主之时，其高阶官僚多是太宗时期的旧臣，这也使得太宗朝的政策得以延续至高宗朝前期。此一趋势直到充满争议的武曌（武则天，624～705，690～705年在位）在永徽六年（655）成为皇后之后，才有所改观。“文武合一”传统在唐代前三位皇帝统治时期得到充分的发挥，[26]并不意味着文武官员之间全然不存在紧张关系。不过，此时期的文武关系有以下四项特征：首先，文武官员之间的交流相当普遍，因此文武之间并没有形成截然分离的两个团体。其次，文武两方面的成就对于一位官员的晋升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朝廷也以相同的标准优待研读文学或兵学知识的人。根据《唐令》，“诸习学文、武者为士”。[27]也就是说，不论是倾向学文抑或习武的士人，都拥有优于普通百[28]姓的法律地位。再次，由于处在朝廷最高位的官僚拥有多元的背景，文武精英的声音都有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被采纳。最后，同时精熟经典知识与军事技能，是那些热切地想成为政治精英者追求的目标。

在武后掌权期间，上述的文武关系有了明显改变。在高宗朝后半期，武后掌握了朝廷，并在高宗死后成为摄政者，直至她自立为帝。武后对权力的独占合计四十六年，深刻影响了文武势力的消长。一方面，她延续“文武合一”的传统，将重大的军事任务指挥权委派给高阶文官。同时，她也拔擢文武官员至朝廷中的最高职位。举例来说，娄师德（630～699）与唐休璟（627～712）在晋升至宰相以前，都同样身兼文武之职，且他们其后的生涯也持续地在朝廷的文事行政以[29]及边境的军事作战之间往返。另一方面，文武领域同等重要的时代风气，则因武后的用人政策而有了变化。

永徽六年（655），在高宗封武曌为皇后之后，反对派的年老大臣们针对武曌发起了一个长时间的抵制行动。为了在朝廷中培养出她自己的党羽，武后重新调整选举制度，以延揽主要拥有文学才能的新官僚。她不仅增加了经由科举入仕的官员数量，也仅因部分官员的文[30]学成就，即将其拔擢至高位。与之相对的，军事成就逐渐不受统治者的青睐。由于与突厥、契丹、吐蕃等族的战事，在高宗朝因杰出军事表现而获得“勋官”的士兵与官员数量剧增。勋官的总额已经远[31]远超过朝廷所能提供的职缺与赏赐。这样的状况导致立功沙场的荣耀贬值，对于那些想要进入政府的人来说，经典知识带来的助益业已凌驾于军事功绩之上。

由于“文治”的重要性在武后时期开始增长，即便官员转换出任[32]文武职事的做法依旧，一些文官已不愿接受转任武职的任命。这一点反映出文武官员更为剧烈的分化。分析8世纪前半叶高级官僚的经历，足以显示文治力量的扩展。尽管军功仍能让部分官员赢得升迁至高级文官职位的机会，但绝大多数的例子都是文官短暂成为边界的军事将领，因为令人惊艳的军事成就，而得以晋升宰辅。例如，在开元年间（731～741），共有五位官员——张嘉贞（666～729）、王晙（732年逝世）、张说（667～730）、萧嵩（749年逝世）与杜暹[33]（740年逝世）——在边界统兵后晋升为宰相。他们都带有文散官衔，仕宦生涯的主要工作都是文职，仅执行过短期的军事任务，只有[34]王晙是一个例外。

相较之下，只有极少数的将领，比如郭元振（656～713），能在[35]军旅中长期服务后，成为宰相。由此可见，原有在文武官员间均衡的势力，已渐渐向文官方面倾斜。同样反映此一趋势的是，坚决反对领土扩张的宰相宋璟（663～737），甚至阻碍了几位在开元四年[36]（716）立下战功的军事将领的升迁。相较高祖朝对于军事功绩的强调，唐朝的文武关系在8世纪产生了剧烈的消长。这正解释了何以怀有政治抱负者更偏好文学知识与文职，而较不喜军事技术和武职。

当军功的报酬逐步削减之际，军士的负担却变得更加沉重，这主要是武周时期对游牧族群持续作战所致。当兵既得不到合理的回报，又身处于偏好习文的环境中，多数汉人乃拒绝从军。许多府兵逃离他们居所，以逃避军事征召，严重地削弱了府兵制的机能。自武周时代[37]晚期起，府兵制度的破坏迫使政府必须建立新的军队作为补充。整个情势持续恶化，因此朝廷最终废止了奠基于征兵的府兵制，而独[38]独仰赖于8世纪前期所建立的职业军队。

府兵制的废除，让绝大多数的汉人得以从强制性的兵役中解脱出来，使他们得以致力于文学技艺。在玄宗（685～762，713～756年在位）朝，社会风气倾向“重文”已变得相当明显。社会精英开始将写诗视为重要才能，以获得文学教养为荣，在皇帝身边担任文胆则为[39]最崇高的工作。因此，研读经书以参与科举考试，成为最主要的[40][41]仕进策略，据说连孩童都会嘲笑那些不能作诗的人。相反，武官地位跌至谷底，有段话甚至这么说：“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42]之不齿。”即便这段陈述有夸大之嫌，它看来仍可作为武官地位急剧下降的标志。

武职贬值到有才者能避则避的情况，绝非玄宗所乐见。为了提高武职的地位，他指派几位高阶文官至军中服务。开元八年（720），韦凑（658～722）由原本的文职转任右卫大将军之时，玄宗对他如此说道：

皇家故事，诸卫大将军共尚书交互为之。近日渐贵文物，乃轻此[43]职。卿声实俱美，故暂用卿，以光此官，勿辞也。

显然，玄宗尝试通过文武双方间的人事轮调，恢复文武职地位均等的传统，但这是当时许多文官所抗拒的运作方式。

玄宗用来提升“武”的价值的另一个策略，是建立武庙，供奉兵学经典记录的重要人物——传说中的太公。开元十九年（731），朝[44]廷下令在两京以及诸州建立武庙，并举办类似孔庙释奠的仪式。对太公的祠庙规划及礼仪实践，全盘仿效孔子的释奠礼，表明朝廷有意识地给予军事知识与儒学经典相同的地位。然而，建立这种类型的武庙，无益于弥合文武之间的鸿沟，只是显示朝廷在国家祭祀上承认文武之间日益对立的现实。因此，曾发挥淡化文武官之别的“文武合一”传统，到了玄宗时代，不论在实践面抑或理论面都已成为明日黄花。

事实上，上述玄宗的努力并未能挽回汉人对军事工作的厌恶。于是，热衷于领土扩张却又缺乏汉人支持的玄宗，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45]仰赖非汉族将领及士兵。延揽非汉族战士进入军旅始于太宗朝，起初他们的数量相当有限，直到玄宗废除府兵制，并沿着边区建立起[46]职业军队，才有越来越多的非汉族群被雇佣进入大唐军队。

就在玄宗以职业军人取代府兵之际，他也重新安排了沿边的防卫体系。边境被分割为好几个防御区，每一区指派一名节度使治理。统[47]辖大军的节度使们，很快成为玄宗朝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刚开始时，有些高层文官还领有这些职位，不过随着对非汉族将士的日渐倚赖，玄宗也逐渐倾向指派非汉族将领充任沿边节度使。把持着开元二十三年至天宝十一载（735～752）朝政的宰相李林甫（752年逝[48]世），又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进一步强化了蕃将领勃兴的权力。在李林甫晋升宰相以前，文官通常会在出任短期军事职务后，被任命为宰相。李林甫为了维持其地位，努力地防范其他文官靠着战功而赢取晋升宰相的机会。在李林甫心中，缺乏足够文学素养的非汉将领无法奢求文官的最高职位，因而不会威胁他已得之权位。与此同时，李[49]林甫与一些非汉族将领有着私人联结，使他对自己驾驭这些将领的能力很有信心。李林甫力劝玄宗派遣蕃将取代文臣出任沿边节度使，宣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50]寒族即无党援。”顺利获得玄宗批准。到了天宝年间（742～756），绝大多数的沿边军队都由非汉将领统辖，再也没有官员在从事军旅之后被拔擢为宰相。撇开个人动机不谈，李林甫之所以能够说服玄宗接受他的提案，还是因为文武职涯分途已成既有的事实，文人不再热衷于从军，以蕃将取代文臣统兵，不过是顺势而为。在此情况下，“出将入相”的传统也就烟消云散了。

放弃唐代前期传统的负面影响很快就浮现出来。随着绝大多数的军事将领不再会被调回朝廷，其生涯也就转而集中在统辖军队之上，这自然让他们与士兵们的联结益趋紧密。较有野心的军事将领，得以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私人的权力基础。这样的政策，让在8世纪40～50年代最受玄宗宠幸的蕃将领安禄山（757年逝世），得以在天宝十四载（755）组织一支以蕃兵、蕃将为主体的大军，并进而发动叛乱。安史之乱后文官与武官的互动

安禄山的部队成功地占领了包含长安、洛阳在内的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几乎推翻了唐王朝。但在长达八年的血腥激战后，效忠唐室的军队至少在名义上重新统一唐王朝。为了击败叛军，并巩固统治，唐廷也在帝国的腹地指派了越来越多的节度使，赋予他们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以处理辖区内的政、军事宜。但是，中央政府的姑息政策让一些节度使越发跋扈不恭，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数河北，也就是安禄山的原根据地。在名义上归顺唐室之后，前叛军将领继续通过私人军队[51]的支持，占有其辖区，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一旦对朝廷不满，跋扈的节度使会毫不犹豫地发起军事行动。最严重的叛变发生在德宗（779～805年在位）朝，共有六名节度使参与其事，迫使皇帝撤出京[52]城长安达两年之久。

唐政府的另一个危机来自游牧部族，特别是吐蕃与回纥。在广德元年（763），代宗（726～779，762～779年在位）甚至逃离长安以躲避吐蕃的入侵。其后，吐蕃的军队持续攻击长安邻近的区域，威胁[53]唐室的生存。尽管由于宪宗（778～820，805～820年在位）的努

[54]力，让唐廷的权威在9世纪10年代有短暂的扩张，但军事动乱以及外族侵扰依然持续性地发生。不安的情势贯穿着整个唐朝后期，唐帝国被更多的、源自内外两面势力带来的杀戮动荡所困扰。

在此情势下，无论武官们对朝廷的态度为何，他们都扮演着影响深远的角色。然而，随着武将地位与角色的日渐重要，他们与朝廷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安禄山之乱提醒着统治者跋扈武将的危险，特别是那些久任军旅者。为了防范军事叛乱的威胁，在8世纪30年代早期，玄宗开始指派宫廷内的宦官充任监军，这种方式在玄宗朝之后越来越[55]普遍且趋于常规化。然而，此一监察机制运作得并不好，因为许多监军滥用其权力，事无大小地干预、指挥节度使的工作。假若军事将领拒绝遵循监军的指示，监军宦官就会向朝廷发送假的，甚至是中伤性的报告。一种恶性循环因此产生：皇帝与武将变得越来越猜忌彼此，因为他们的沟通通道被监军宦官所屏蔽；而皇帝对武将的猜疑，让他们更加仰赖监军的报告。在唐代后半期，具有才干的武将从来没能摆脱忌妒的猜疑，越是成功的武将，来自君主与朝廷的猜忌就越深。[56]这是唐代中央政府最终无法依靠武力重新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

另外，尽管宦官严密地监视节度使，朝廷却经常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惩处那些证据确凿的不恭行径。由于忧心潜在的叛乱，朝廷被迫无视部分节度使的非法行为，这进一步地损害了中央政府与节度使之间的关系。对于效忠皇帝的军事将领来说，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尴尬的。在唐代中期同时以军事贡献与坚定不移之忠心著称的武将郭子仪（697～781），曾经奏举一名地方官，结果其请求为朝廷所拒。当他的文官僚佐为此事倍感气愤之时，郭子仪却对他们说：

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57]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

在郭子仪看来，安史之乱后，朝廷十分猜忌武臣节度使，对其请求一概接受，以防止其叛变。现在自己的请求遭拒，反而显示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不把他当成一般的“武臣”来对待。一位戎马多年的大将，反而不愿意被当成一位武官来对待，显示了武官与朝廷关系的紧张，以及那些真心想与朝廷合作的将领所面临的挑战。

武官与朝廷的紧张关系深深地影响了文武两类官员的作用与地位。尽管在唐代后半期，文武官员间的转任仍时有所见，然而专业化的趋势终究无法逆转。就像玄宗过去所做的，皇帝有时会派遣著名的[58]文臣充任武职，以展现他们对军事的高度关注。然而，文武职涯的持续分化并未因此而改变。安史之乱后不久，朝廷恢复了指派文臣出任军事统帅的传统。至德元载（756），宰相房琯（697～763）与两位作为其主要助手的儒者，统兵迎击叛军。由于房琯和他的主要幕[59]僚皆缺乏军事经验，其结果只能是一场全面性的灾难。接着，为肃宗（756～762年在位）深信兼具文才武略的宰相张镐（764年逝[60]世），在南方战场统军时同样也没能获得显著的成果。朝廷用以压[61]制叛军的主要统帅，是那些久在军旅的武臣，特别是蕃将。

安史之乱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几则“出将入相”的案例。最成功的例子是裴度（763～839）。考取进士，并在长时间担任文职而后晋升为宰相的裴度，在元和十年（815）成功地率军镇压反叛的淮西镇。接下来，裴度的职涯在宰相与节度使之间来回交替达二十年之久。[62]其他文官诸如韦皋（745～805）、严武（726～765）也在出任边[63]区节度使时，留下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军事成就。然而，这些军事才能出众的文官，无论在数量或成就上都要较他们唐代前期的前辈来得逊色，即使是统领军队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由于缺乏强健的体魄与高超的战技，裴度等人鲜少参与实际的战斗，而是发布命令给手下武[64]将去执行。这个事实反映了文武职涯分化的结果：文官对于战斗技术十分生疏。尽管一些宋代史家过度强调统兵文臣的军事贡献，甚至于把裴度抬升到像郭子仪那般崇高的地位，然而从现有证据来看，[65]他们的论点其实难以被证实。在唐代的后半叶，兵权主要掌握在职业军人手里。

专业化的趋势在武臣的职涯模式中也有清楚的显现。为了奖赏将领所做出的军事贡献，朝廷很慷慨地给予他们高层职位与荣誉头衔。[66]因此有许多武将，包括许多蕃将，得到了宰相头衔。然而这些例[67]子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继续留在地方任职，而非真正进入朝廷。少数握有宰相头衔，并在朝供职的将领，如李晟（727～793）和马燧（726～795），其实际角色是高度仪式化的，鲜少涉入重要的决策。毕竟，指派他们出任朝官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除他们的兵权，而不是[68]期待他们将才干施展于文事行政之上。因此，少数武将或许会在朝充任名义上的宰相，然而却从来不曾真正掌握政务。朝廷的决策主要掌控在宦官及充任翰林学士的文臣手中。尽管武臣仍旧拥有向皇帝表达其意见的途径，然而相较于唐前期，他们在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明[69]显衰退。这也就造成许多地方武臣被隔绝在朝廷之外，甚至有人故意避免前往京城，因为他们已不习惯朝廷的文化。在朝的文臣并不在意这种隔绝，只要将领们继续保持他们的忠诚，朝廷就会允许他们[70]长期不朝见君主。

政坛上的文武分途其实反映了文人疏离军事的学术风气。在朝廷掌控的绝大多数地区，玄宗朝已出现的好文之风并没有发生显著的转变。尽管处于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多数的文臣与文士却毫无追求兵学或参与军务的意图。不过，面对着日衰的朝廷权威，以及武将的难以控制，一些文臣开始怀念起唐代前期“出将入相”的传统。杜牧（803～852）对于兵学的倡导，代表着恢复该传统的努力。杜牧主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周公、孔子都是才兼文武的典范；然而，现今文武已如泾渭般分流，以至于士大夫只要一论及军事，就会被认为粗鄙或怪异。即便他们的国家正遭受军事上的威胁，文士仍鲜少忧心，而将平定叛乱之事交付给善于战斗的武人。在杜牧看来，军队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军队若由饱学之士掌管，便能建立稳定的帝国；军队若由不学无术的武人领导，国家则将土崩瓦解。为了要控制军队，士人必须要娴熟军事及兵学，因此杜牧特别为兵学经典《孙子》一书做了注

[71]解。

杜牧的理想与唐代前期政治家的作风极为相近，所以他在《注孙子序》中提及兼通儒家经典与兵学著作的李靖、裴行俭等人。但是，杜牧在文中却暗示，兵学知识涉及战略，因而与战斗技能并不相同。他倡导前者，并将后者摆放到一个较为次等的地位。他宣称李靖等人的贡献是：“其所出计划，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彼壮轻死善击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岂可知其由来哉！”[72]也就是说，才兼文武的军事统帅根据所学做出高明的计划，擅长打斗的武人只是听命行事。由此看来，文武的分途在当时已是如此盛行，以至于即便是想要恢复文武合一理念的文士，也只倡导研读兵学著作，这显然是文臣与文士在军事领域中较为擅长的部分。

即便杜牧只是提倡军事传统中的特定面向，他的理念仍没有受到多数文人的支持。9世纪绝大多数的士大夫持续专注在文学知识及政治管理之上。晚唐的情形反映在五代时期孙光宪的一则议论中：“唐自大中（847～860）以来，以兵为戏者久矣，廊庙之上，耻言韬[73]略，以橐鞬为凶物，以钤匮为凶言。”因此，在唐代后期，“书生”或“儒生”等身份便被等同于“不知兵者”，以致在战场上，当武人[74]面对文臣敌手时，他们经常将对方贬为易与之辈。这种优越感并不仅限于武人，即便是朝廷，有时也会犹豫是否要将重要的军事行动[75]交付给被认为是“儒者”的官员。

在学术倾向之外，不同的社会背景也强化了唐代后期文武官员的分途。在唐代的后半叶，家世背景仍持续作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识。出身世族家庭者习惯性地在文的轨道上追逐事业，相对地，非汉族出身或家世较低微的武人只能通过军功获得官位的晋升，而不能与上层的文官、士人享有相同的社会声望。如果职业军人尝试与世族家庭缔结关系，以提高其地位，他们多半会换来轻视，而不是尊敬。宪宗朝[76]著名蕃将领李光颜（761～826）的事例，便清楚展现了高阶武官在当时的矛盾地位。

李太师光颜，以大勋康国，品位穹崇。爱女未聘，幕僚谓其必选佳婿，因从容语次，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异常，冀太师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师谢幕僚曰：“李光颜，一健儿也，遭遇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乎？某已选得一佳婿，诸[77]贤未见。”乃召一客司小将，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

对李光颜来说，即便身在官僚体系的高层，也不足以将他的社会地位抬升至可与世家大族相比拟的程度。即便有一些世族成员可能会同意迎娶他的女儿，借以利用他的影响力，但此种不平等的婚配仍旧可能招致他人的责难。因此，李光颜宁可选择一位没有太高地位的武人作为他的女婿。

文、武人的区别，在著名将领李晟与文官张延赏（727～787）之间的冲突中益发突出。李、张彼此的敌视，源自他们早年对于一名官妓的争夺。贞元元年（785），当德宗指派张延赏出任宰相之时，李晟上表反对此人事升迁，当时德宗正仰赖李晟的军队压制反叛的节度使，因而取消了对张延赏的任命。两年后，在德宗的敦促下，李晟表荐张延赏担任宰相，借以释出双方和解之意。然而，当李晟接下来试图让他的一个儿子与张延赏之女结亲时，却遭到张延赏的拒绝，这让李晟忍不住向人大吐苦水。

武人性快，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终欢可解。文士难犯，虽修睦[78]于外，而蓄怒于内，今不许婚，衅未忘也，得无惧焉！

李晟显然认为武人的个性及行为，在先天上就与文人不同；武人是正直而爽快的，文人却是表里不一的。由后来的发展看来，李晟显然有先见之明，张延赏很快地说服了皇帝剥夺李晟的兵权。不过，张延赏因私怨罢免李晟的行动激怒了其他的武官，他们因而对张延赏的[79]政策加以抵制。由此可见，武官们拥有某种集体意识，这个意识在他们对抗某位不当对待其同袍的文官时会体现出来。

另外，文官同样认为某些作为专属于武人，因而与自己不相配。例如，武官出身的节度使通常会以对待下属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文人幕僚。一旦幕僚犯错，就会毫不犹豫地要求朝廷处死或流放他们。但是，如果一位担任节度使的文官也用同样严厉的方式对待他的幕僚，[80]文臣同僚则会批判他。文人也认为某些领域或议题是他们所独占的，不允许武人插手。李晟与一位文人幕僚间的对话，阐明了这个信念。李晟曾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道：“此搢绅儒者之事，[81]非勋德所宜。”李叔度的看法暗示着普遍存在于文人心中的自我优越感。无论官员的品级为何，文人认为唯有他们才拥有劝谏皇帝的资格。由此延伸，文官也认定在重大决策上，皇帝只能与他们进行讨论。因此，前面提到文臣为了防范将领参与朝廷事务而做出的各种努力，正反映了此种偏见的现实存在。

文臣对于自己手下的军人，则会更直接地表达出他们的鄙夷。长庆元年（821），一些身处幽州的文臣嘲笑当地的军人：“今天下无事，[82]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此种仗恃文学知识而视武艺为无物的言辞，随后引发了当地士卒的叛变。在中央政府的文官则为了巩固“文”的优越，与将领们在国家祀典上争胜，引发贞元四年（788）关于武庙祭仪的辩论。在一位文臣质疑太公是否有资格与孔子享受相同的祭祀仪式后，德宗下令群臣讨论武庙的祭仪，武臣与文臣为此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武官们力主军事知识应当与文学教养并兴，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内外动荡不安的时代，唯有军事上的图强才能根除动乱。反之，文臣则争辩说：太公之学仅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人们的认可，不像孔子的教导乃永恒之真理，因此他不值得拥有与孔子同样尊崇的地位。文臣的主张隐而不宣地将军事专业贬低为一个较低层次的知识范畴。他们驳斥将领们的主张，辩称文武之道不应全然分离，且理想的军队应该来自农民，并接受文臣的管理和指挥。为了让双方满意，德宗颁布了维持太公祭祀的诏令，不过接受了文臣的要[83]求，修改其祭仪，并以一位武官取代宰相来主持这项祭祀。

文士对于武人的鄙夷，致使许多针对武臣的负面情绪在其书写中呈现。杜牧向士大夫提倡兵学之时，也尖锐地批评了当代的将领。

近代已来，于其将也，弊复爲甚。人嚣曰：廷诏命将矣！名出视之，率市儿辈。盖多赂金玉……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壹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

[84]馆。

杜牧将当时的武官比拟为商人，因为他们是靠着贿赂取得职位的。他们不遵守任何道德原则，也缺乏正直的性格。武官中强悍残酷者一旦取得地方的统治权，就会违反法律、杀害忠良。若其权力巩固，就会反抗朝廷。至于武官中较为巧诈者则会横争暴敛，以丰盈自己的财富。杜牧因此总结说，正是由于武人的这些恶劣行为，唐帝国才会[85]经常发生军事叛变，社会风俗也因而败坏。显然，杜牧将他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归咎到武官的身上。杜牧对武官的批评并非[86]特例，敌视武官的文臣甚至建议朝廷缩减武官的数量。

在9世纪，出任节度使的文臣有时会称自己为“儒将”，以示有别于多数行伍出身的武将。“儒将”一词，意指具有儒学素养的军事指挥官，是在唐代末期才出现的概念。上文提过的几位唐代前期才兼文武的官员，既深具儒学素养，又经常统兵。他们像“儒将”一般地行事，却不曾以此自我标榜。“儒将”这个词在唐代后期出现，并不意味着具有儒学背景的军事将领有所增加，而是反映了9世纪出任武职的士大夫怀有的优越感。因此，当他们承担军事职任时，仍旧试图强调自己“儒者”的身份，而不是军人。其中一个例子是薛能（880年逝世），一位以自己的文学才能而自豪的节度使，相当憎恶军事工作，认为自己所担任的职位乃是“麄官”，也就是只适合粗鄙之人。[87]由于不愿意被认为只是一名“武将”，薛能在他的诗中使用了“儒[88]将”一词，宣称：“儒将不须夸郄縠，未闻诗句解风流。”认为春秋时代因“说礼乐而敦诗书”而获得晋文公任命为军事统帅的郄縠不[89]能算是儒将的代表，因为他不能像自己那样懂得诗句。薛能显然是想强调自己是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军事指挥官。由此看来，到了9世纪，文武之分已超越了官衔与职位，而涉及一个人的文化认同。

文武官员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如此鲜明，甚至影响到那些武人主导区域的地方文化。如陈寅恪指出，在武人的支配下，河北地区无论在文化上或政治上，都与朝廷控制的区域判然有别。在河北，军事技能掩盖了对儒家经典论著学习的锋芒，成为最受重视的学习项目。在其他地方，为了参与科举考试而读书，仍被认为是提升地位的最佳途径。[90]

尽管我们可以在9世纪找到许多文武官员相互仇视的例子，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以前，这两个群体并没有在政治上发生太多的冲突，因为双方都没能拥有足以压制对方的实力。安史之乱后，宦官是掌控朝廷的主要群体。朝廷与军队的重要职务委派，鲜有不经他们之手而决定者。因此，不论拥有怎样出身背景的官员，都希望能够与宦官建立关系，以利自我晋升。由于他们特殊的生理状态及孤绝的工作环境，宦官形成了自己有别于文武官员的集团，也因如此，没有哪[91]一个集团得以完全掌控中央政府。地方行政同样也存在着平衡关系。一份关于节度使背景的分析材料显示，文武官员各有自己的支配区域。大体说来，武人任职于战略要地，所担负防御责任超过一般行政。相对地，文官主管那些对朝廷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区域，并多以[92]文职管理者的身份工作，较少掌控军务。

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上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文武官员之间的文化鸿沟。武人的政治活动使得他们有机会和文士共事，进而让双方交流各自的理念。此种交流的一个显著事例是，武人节度使府延聘文士作为其文职僚佐。由于掌管着地方行政，无论是什么背景出身的节度使，都需要学养丰厚者的协助，以便处理各种行政工作。即使是河北地区的半独立节度使，也试图援引饱学之士作为其僚属。对于无法在科举试场上求胜的文士，在节度使的麾下工作，尤其是为那些与朝廷关系疏离的节度使效命，使他们获得另一条通往权力之路。即便是拥有科举功名或已任官职者，当他们对自己在中央政府的前途感到[93]悲观时，也会转向节度使求职。少数出身较低的文人甚至倾向用极谦卑的姿态面对他们的武人长官，经常到了巴结奉承以谋求一官半[94]职的地步。当武臣与文人共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一[95]些9世纪的将领相当喜爱文学知识，以至深以自己能够赋诗为荣。部分武人则谨守儒家的礼法，为自己和家人赢得了全国性的声望。例如，祖上都不是汉人的大将李光颜及其兄长李光进（751～815），便[96]以他们在家族内的孝顺行为和对儒家原则的遵从而扬名。

在唐代后半叶，由于不同的社会、知识背景，以及政治上的各分轸域，文人与武人逐渐形成两个相互敌视的群体。然而，他们之间的权力平衡预防了严重冲突的发生，也阻止了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乾符二年（875）以降，一连串的叛乱很快地改变了唐帝国的命运，文武关系也随之产生剧变。[1]散官制度在唐代以前业已存在，不过文武散官分立是从唐代前期才开始的。见黄清连《唐代散官试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本1分，1987，第134～151页。对于唐代政治制度中文武官员之区别的更进一步讨论，参见高明士《唐朝的文和武》，《台大文史哲学报》1998年第1期（总第48期），第3～10页。[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中华书局，1981，第1818、1832页。[3]《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第2292～2293页。[4]《旧唐书》卷五九《屈突通传》，第2319～2322页。[5]《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第2475～2482页；（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中华书局，1975，第3811～3816页。[6]《旧唐书》卷七〇《王珪传》，第2529页。[7]《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第2509～2510页。[8]李世民即位之后，宣称房玄龄是他众多下属中功劳最大的一位。见《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56～2461页。[9]《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第2801～2803页。[10]《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第2618页。尽管据称太宗对这份上书的内容甚表赞许，然而他并没有对刺史任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1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8～49页。[12]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收于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141～169页。[13]《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第2636页。[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正月，中华书局，1956，第6030页。[15]关于缺乏文学素养的武人负责文职行政事务的例子，见《旧唐书》卷七二《李玄道传》，第2583页；卷八四《刘仁轨传》，第2792页。有关文官无法有效指挥军队，导致挫败的例子，见《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第2755页。[16]《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1～2页。[17]《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第2415～2416页。[18]《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第2293页。[19]《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第2287页。[20]这是太宗对高祖统治时期的评论，见《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第2288页。[21]见《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第2732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正月，第6030页；（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黎明文化，1990，第189页。[22]《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187页。[23]例如，太宗最信任的文臣魏徵（580～643），就认为自己“无功于国，徒以辩说，遂参帷幄”。见《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第2550页。[24]比如太宗的两位重要文臣——魏徵与房玄龄——便经常不赞同太宗的侵略性政策。见《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第3881页；《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4～2466页。[25]官僚们对于征伐高丽一事的辩论，就是一个显例。见《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第2734页。[26]例如，在唐太宗时，武臣李靖与文臣魏徵、褚遂良在对外政策上因意见分歧而相互批判，参见《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第2733～2734页。[27]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卷九《户令第九》“士农工商四业”，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第154页。[28]唐代士人与庶民在身份上的区别，见Denis C.Twitchet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 in Arthur Wright and Dennis C.Twitchett ed.，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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