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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素红

出版社：中国传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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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试读：

前言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半边天”，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都是中国新闻史领域值得着力研究的地方。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非常不够。作为一名研究新闻史的学者，笔者抱着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使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能够成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一

在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事业一直是男性的天下。中国女性与新闻事业无缘，新闻事业里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以女性为读者对象的报刊。从1897年开始，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一片空白的状况开始改变。1897年2月22日，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在华南的宣传阵地，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任该报日文翻译，成为我国第一个参加新闻工作的女性；1898年，主张维新的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他的侄女裘毓芳参加编辑工作，并以“梅侣女史”为笔名，在该报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1898年7月2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以提倡男女平等、兴女学为宣传内容。以此为开端，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逐渐增多，她们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地位日益重要。

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女性的崛起。“让沉默者说话，为无言者立言”成为女性研究的主题之一。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女性的研究呈现出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局面，女子教育、就业、婚姻家庭等领域都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关于女性报刊的研究却呈现出与此不适应的局面。“近代史上女子报刊为数众多，对妇女运动和妇女生活影响极大，但迄今研究得远远不够，蕴藏其中的丰富史料也未充分利用。”

从1897到1949年，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怎样？她们有哪些值得当今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借鉴之处？她们有哪些优良的特色和传统？她们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廓清这些疑问，对于今天的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不无裨益。

因此，无论从女性研究角度，新闻史研究角度，还是从有益于当今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发展的角度，关于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二

妇女报刊，是以研究、探讨人文科学意义上的妇女问题，反映、指导妇女生活与斗争为内容的报刊。而以反映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意义上的妇女问题（如《北平益世报》于1947年开设产科医学专刊《产妇之友》）为内容的刊物、或者是具有“妇女”名目而实际上是学术探讨性的刊物（如《女师大学术季刊》）不在妇女报刊范围之内。妇女报刊的类型除了妇女报纸、期刊之外，还有报纸的妇女副刊，期刊的妇女专栏、专号，以及专门出版物（如类似《中国妇女救护慰劳联合会汇刊》一类不累计出版的刊物）。本文重点研究妇女报纸、期刊，兼顾报纸的妇女副刊，期刊的妇女专栏；期刊的妇女专号以及专门出版物不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

新闻工作者泛指新闻行业中的所有从业人员，包括采写、编辑、管理、印刷、发行、广告、通联、后勤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有时只将从事外勤采写的记者和内勤工作的编辑称为新闻工作者。女新闻工作者即在上述各个环节中工作的女性。本文对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侧重于研究新闻采写、编辑和管理领域的女性。

目前，学术界对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政治宣传性强、新闻业务性弱的特点：首先，一些在中国革命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研究相对较多，如秋瑾及其创办的《中国女报》；而一些在中国新闻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如《妇女杂志》和汤修慧等，则研究不充分，这不利于全面认识中国新闻史上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就研究的时间段来说，大部分研究侧重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报刊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其次，就现有的研究而言，重复率较高。由于秋瑾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对她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大多数研究都是高度评价她的革命活动和《中国女报》的宣传内容，很少进一步探讨她当时办报的艰辛及其原因。再次，现有的研究比较零碎。要么是单个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要么是侧重某一历史阶段的研究，缺乏完整系统性。三

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几方面试图做了一些尝试：力图显现结构的整体系统性，力图实现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

第一，在整体结构方面。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横向剖析，纵向拉纲。既有对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典型分析，又有整体上的综合。在分析具体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以及归纳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本书做了一些创新。例如，经过重新考证，本书认为我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不是裘毓芳，而是康同薇；经详细论证，本书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我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转型期。

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不仅运用个案分析法来研究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作品，还用比较法来研究女新闻工作者，力图得到全方位、立体的认识。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为补充现有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可能条件。

第三，在资料应用方面。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是本书的原则。笔者查阅了大量原始报刊，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料。对妇女报刊在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以便读者从总体上把握。在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只有参考第二手资料。但在参考第二手资料时，尽量集思广益，不偏信一家之言。四

学术研究方法一般取决于两点：一是研究对象的特征，即研究方法必须结合所研究对象的特点；二是研究者所要达到的目标。鉴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故主要采取以下研究方法：（一）系统科学的方法。近现代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发展历程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波澜起伏、风雷激荡的50年。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史，反映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与当时社会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子教育的进步，都与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发展密切相关。不对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生存的特定历史环境作一番考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当时的妇女报刊。这就离不开系统科学的方法，以整体的观点和方式把握研究对象，始终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看待，力求系统把握、重点分析，真实而正确地再现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发展之路。（二）一般分析和典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为数众多，全面撒网式、面面俱到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一般分析和典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有一般综述，展示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发展的大致历程，又有对具体的、典型的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分析，力求做到点面结合。（三）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妇女报刊的研究，采取纵向对比的方法，以体现妇女报刊的发展；对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采取对比的方法，体现女新闻工作者的个性，以探索女新闻工作者的进步与变化。

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这一研究课题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极其庞杂。除了能找到的资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相关资料躺在历史的深处，等待挖掘。因此，本书只能是笔者奉献给对该研究有同样兴趣的读者的一个阶段性作品。由于研究能力的限制，所以，本书仅仅是对50余年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和大致扫描，而且这种梳理和扫描一定会有不少不当之处。笔者相信，随着第一手资料的挖掘、发现，该研究还有继续深入下去的必要。因此，笔者期待着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以便使该研究继续深入下去。

第一章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与妇女报刊的滥觞

从唐代至今，有史可考的中国新闻事业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在这千余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新闻事业主要是男性的事业，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女性的身影。这种状况到了19世纪末戊戌维新时期才开始改变。

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诞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领袖的妇女解放思想有密切关系，是戊戌维新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是1897年参与澳门《知新报》翻译工作的康同薇，稍后有1898年参与创办《无锡白话报》的裘毓芳。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妇女报刊是1898年创办于上海的《女学报》。诞生于维新变法时期的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表现了鲜明的女性特色和关心国事的优良传统。以此为基础，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队伍逐步发展壮大。

第一节 中国近代女新闻工作者的诞生背景

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潮流促进了妇女的觉醒，她们纷纷参加革命，在革命中提出自己的权利，并通过创办妇女报刊为自己的权利呐喊，妇女解放运动开始形成一种时代潮流。这是中国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诞生的国际背景。随着明朝后期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初露端倪，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的封建妇女观念提出了质疑。同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介绍了西方妇女解放的情况。资产阶级维新派借鉴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和西方传教士的妇女解放思想，直接推动了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的诞生。

一、18-19世纪世界范围内妇女的觉醒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国家里的妇女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法兰克早期，妇女的地位并不低。公元5世纪，法兰克酋长克洛维接受罗马基督教的洗礼，同时还接受了基督教禁欲、苦行的教义，法兰克妇女也深受影响。天主教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两性关系的罪恶，保持贞操是妇女最崇高的德行，赞扬专心过宗教生活的法兰克妇女。但是，妇女执掌王权参与政事的史迹并不罕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权利，尊重妇女的生活风尚蔓延于宫廷和民间。

公元843年，法兰克帝国分崩离析，形成了今天欧洲法、德、意的雏形，教会的说教同时遍及西欧诸国，它所宣扬的“女人是祸水”和“禁欲主义”教条严重影响妇女的精神和生活。封建法律规定，妻子应受丈夫的严密控制，丈夫有权处理妻子的财产；社会依然认为妇女是引诱男人犯罪的“邪恶之源”，带有侮辱女性人格的所谓“贞洁带”广泛使用于欧洲已婚妇女之间。

16-17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不仅是文化的黎明，而且也是妇女史上的黎明”。宗教改革第一次将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加以对待。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明确提出新的婚姻观念——男女结合是理所当然的正当事，夫妻应互相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献给对方；托马斯·闵采尔则以实际行动向禁欲主义宣战，反对传统的婚姻观；日内瓦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认为，应该尊重妇女和重视爱情生活。西欧新兴的女市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很活跃，许多手工工场里有大量的女性参加劳动；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批杰出女性，如意大利名重一时的文艺女杰安德烈尼·伊莎贝拉（1562-1604），杰出的风格主义女画家拉维尼娅·方塔娜（1552-1614），法国文坛上的璀璨女星，有女诗人拉贝·路易斯（1524-1566），女文学家斯居戴尼小姐（1607-1701）等。

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不断冲击西欧国家传统的社会观念，女性逐步挣脱自身的枷锁，为提高自己的地位、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为百年以后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二）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妇女报刊的产生

妇女报刊是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产物。18-19世纪，由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巨大浪潮的推动，女权运动兴起，妇女报刊应运而生。

1.法国妇女的觉醒与妇女报刊的产生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已经有了促使女子觉醒的思想启蒙。1622年法国女权运动家玛丽·德·古尔内在《论男女平等》中提出法国的女权问题，并强调教育在填补男女之间差异的作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至理名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唤起了女性的权利意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傅立叶首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准绳，这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观点之一。圣西门认为，如果社会不关心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安全，那么，社会应该感到羞耻。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已有精神准备的法国妇女就开始了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1789年，当巴黎的妇女与男子一样拿着武器攻入巴士底狱之时，世界妇女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1791年法国妇女奥林珀·德·古热以法国大革命中颁布的享誉世界的《人权宣言》为蓝本，写下了献给法国王后的《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简称《女权宣言》），系统地阐述了妇女权益，反映了广大妇女的革命要求。

创办报刊是法国妇女争取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1832年圣西门的女信徒、主张男女两性完全平等的克莱尔·德玛尔出版了《妇女论坛》。女编辑们表示：“决心献身于改善妇女命运的事业”，同时指出：“妇女自由的根本出路在于谋经济独立，和男子一样受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同工同酬。”这份有战斗力的妇女杂志在1834年被当局取消，但它显示了法国妇女要求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

1848年欧洲革命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女权主义者雅娜·德洛皮要求政府给予选举权方面的男女平等，取消性别特权，并主编《妇女舆论》杂志为妇女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同时，出版的妇女杂志还有《妇女之声》和《妇女权利报》等。此后，法国激进的女权运动者继续出版报刊为女性的权利呐喊。如1881年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贝尔蒂娜·奥克莱创办的法国第一家妇女参政报纸《女公民报》；1897年女记者玛格丽特·迪朗独资创办、自己写稿、编辑、印刷的《投石党报》。

2.美国的妇女运动与妇女报刊

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妇女与男子一道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提出妇女的权利要求。但《1787年宪法》并没有承认妇女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19世纪30、40年代，“废奴运动”在美国兴起，妇女趁势将争取女权与废奴运动结合起来。1848年莫特夫人和斯坦顿夫人在纽约召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通过了主张“男女生而平等”的《女性独立宣言》，提出了妇女在参政、教育、就业等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机会与权利，这是“美国妇女争取男女平等道路上的里程碑”。1851年，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全国代表大会由著名的女权运动宣传家露西·斯通发起。会议决定创立“全美妇女选举协会”会刊《妇女日报》。1868年斯坦顿夫人创办了《革命》周刊。翌年，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全国妇女选举协会”，通过《革命》周刊传播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全面改良的主张，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女权主义阵营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和经济独立。同时期的另一批女权主义者以露西·斯通等人为首，组织“美国妇女参政协会”，创办《妇女杂志》，争取地方各州修改宪法，然后用超过多数的办法迫使国家修改联邦宪法，使妇女获得选举权。

19世纪中叶以来，许多美国妇女被聘为漫谈专栏的作者和妇女版的编辑，有时也会被聘为流动通讯员。但很少妇女会被雇用做一个一般新闻报道的长期记者，但伊丽莎白·西蒙在这一防线上有所突破。她曾经在《纽约世界报》工作过。像当时众多女记者一样，她为自己取了个笔名：“奈里·布莱”。经过不断向编辑们提出要求，她开始得到采访任务。她长于揭露腐败和剥削，经常有来自第一线的报道，内容真实生动，报道突出。编辑们不得不采用她的稿件。她曾经乔装精神病人在一个疯人院里呆过一星期，以便了解那里的情况；在一个工厂里，她做了很多收集意见箱来了解工人们的待遇；她曾经让自己被捕以便了解城市监狱的情况；她甚至扮成一个高级妓女，以揭露城市里的好色之徒。1889年，布莱完成了她最著名的壮举：她用72天时间环绕了全球，从而证明了一个妇女能用比科幻小说人物菲里斯·福格所花的80天还要少的时间完成环球旅行。

3.英国的妇女运动与妇女报刊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妇女被封闭于家庭的境遇，机器大生产使大多数妇女有了参与产业劳动的机会，一些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女性首先觉悟，她们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展开了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1797年，英国女权运动史上的著名人物玛丽·华尔史东出版的《女权拥护论》是早期女权运动的经典之作。它认为：男女之间根本没有区别，妇女之所以弱于男性，完全是由环境和教育造成的；男女彼此相依，任何一方的低落，都足以阻碍其他方面的进步。因此，男女应受平等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在职业方面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进一步取得参政权。同期的女权主义者玛丽·阿斯泰尔出版了辩论性的小册子——《致女士们的严肃建议》，认为男女同样是理性的动物，女性应该从自我束缚中解脱出来，脱离男性的保护，接受教育、充实自己、完善自身。进入19世纪，英国妇女参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832年英国制定“选举大修正法”时，英国妇女参政运动进入准备阶段。是时，英国妇女开始有组织地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斗争。以玛丽·史密斯为代表的早期女权运动者向议会上书，要求女子在法律上有与男子平等的发言权，但上书未能生效。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妇女参政运动进入请愿阶段，中产阶级妇女以请愿、宣传、组织团体等手段，向议会施加压力。1855年，史密斯女士组织了以“改正法律为中心”的请愿活动。1858年，《英国妇女杂志》发刊，一方面宣传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妇女的事迹，一方面阐明妇女有能力和男子共同承担各种社会工作，指出妇女要改变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必须首先获得参政权。同时，一批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女出版商、女作家、女诗人也积极参与舆论宣传工作。如女权运动积极分子艾米莉·费思富尔于1860年创办维多利亚印刷所，并出版《维多利亚杂志》及其副刊《妇女工作》。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请愿阶段到20世纪初以暴力阶段的到来而结束。

综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它们无一不是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契机而诞生，无一不是为妇女自身的权利而呼吁和斗争。

二、明朝后期以来的妇女解放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反映女性不幸，同情女性遭遇的文学作品古已有之。自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大胆否定封建传统观念的倾向。表现在妇女问题上，就是对封建礼教压迫、摧残女性的谴责，对古代杰出女性的歌颂，对片面贞操观的批判，对婚姻自主的提倡。

在抨击男尊女卑方面。明代进步的思想家李贽在《焚书》卷二《答以女人道为短见书》中反对“妇人短见，不堪学道”的论调，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是荒唐的。同时，他还大力赞扬古代杰出妇女。与李贽同时代的徐渭创作《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皇得凤》等杂剧，歌颂女子的文治武功。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则借百花仙子谪凡的神话传说，刻画了众多女子的卓越才能与高尚情操。这些对杰出女子的赞扬本身就是对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否定。在批判片面的贞操观方面，李贽反对要求妇女守节的吃人礼教，主张寡妇再嫁。清代的张履祥（1610-1674）主张“寡妇再嫁可也”，钱大昕（1728-1804）、钱泳（1759-1844）、臧庸（1767-1811）等都主张不禁再嫁。在谴责摧残女性方面，主要是声讨缠足恶习。清初的毛蕃著《禁女子缠足表》，呼吁禁止这种陋习。此后，批判缠足者甚众。在清初盛行土葬，视火化为大逆不道时，袁枚指出缠足是“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骨骸，以求福利”，言之痛切。龚自珍则作诗“侯王京庙求元妃，徽音岂在纤厥趾？”“娶妻幸得阴山种，玉颜大脚其仙乎”，非缠足美大脚。在讴歌婚姻自主方面，李贽认为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完全正确，“与其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并歌颂他们的结合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这些进步思想家或文学家所发出的主张男女平等的呼声，对近代妇女解放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近代以前，封闭而保守的中国对西方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一无所知。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中起到了桥梁沟通的作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中国的“福音”，包含有西方先进的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主、文明结婚等思想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与外人打交道的中国人。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介绍各国妇女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他主编的《万国公报》发表《中国女学》、《戒缠足》等文，述说中国兴女学的好处，认为缠足是极不文明之事。19世纪70年代早期改良派代表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在揭露封建政治的腐败、介绍西方议会政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妇女问题，提出过禁缠足和发展女子教育问题。

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借鉴了西方传教士和早期改良派的妇女解放思想。他们让自己家中的女性成为妇女解放的直接受益者，这成为推动中国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产生的直接原因。

三、近代中国女性开眼看世界

近代以来，初步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影响了开明的上层人士，他们抛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狭隘偏见，让女子接受教育，培养女性的才能。甲午战争前，有4位平民女性开始出国学习。1881年，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宁波金雅妹由美国传教士带到纽约医院女子附属医院学习医学；1884年，福州柯金英由福州教会医院资助到美国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学习医学；1892年江西康爱德和湖北石美玉被传教士带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医。她们成为我国女性留学的先驱。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个别妇女开始接触世界。但当时中国上流社会男女界限森严，大多数富家小姐深锁闺中，尚未觉醒。

1899年，单士厘跟随作驻外大使的丈夫钱恂游历了亚欧数国。她写的反映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思想、非常有价值的作品《癸卯游记·归潜记》被喻为“启蒙时期的中国女子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观察”。她是我国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妇女之一。

单士厘于1856年出生于浙江萧山县一个富于文化教养的家庭，其外祖父官至礼部尚书。单士厘自幼丧母，在外祖父家长大，很早便与舅父玩味文词，研讨子史。单士厘天资聪颖，读书精博，积累了丰富的文史知识，造就了犀利的目光，为她以后走出国门深刻洞察、详细记述外洋情形奠定了基础。她的丈夫钱恂是颇为开明、很有学识的外交官，青年时代即随薛福成出使欧洲。海外数国的游历使他具备很强的时代感，这直接影响了单士厘。1899年她随丈夫自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沿途的旅行经历、观察与感受，形成了她的《癸卯游记·归潜记》，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旅行记。《癸卯游记·归潜记》记录作者两万余里行程的所见所闻，其内容涉及日本和俄罗斯等国情况。她从中日对比的角度谈日本，如参观大阪博览会教育馆，感到日本重视教育国乃强，触景生情联想到中国的前途。“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无国民安得有人才？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观彼教育馆，不胜感慨”，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纸上。她看到日本东京所售“西物”中，图书为优，而中国上海的“洋行”里尽是钟表、戒指之类的物质享乐用品，中国人和日本人务实精神之高下顿然分明。至于俄罗斯，她主要是介绍俄罗斯文化。她较有见地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小说，认为它之所以遭俄政府严禁，是因为其“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文学史家阿英曾经引用这段话，并称单士厘是我国“最早赞扬托尔斯泰的女性”。该旅行记中的《彼得寺》、《新释宫》、《章华庭四室》和《育新》等文章则详细介绍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和罗马有关史事、神话故事。这些文章，既有故事的叙说，又从学术源流上对之进行考究，体现了单士厘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史学功底。

该书还表达了作者对沙俄侵略中国的愤慨。作者沿途经中国东北到俄国，对沙俄侵略我国国土和残害国人的暴行多有所记。她看到俄国经营的中亚和中东铁路犹如巨蟹双螯牢牢钳制我国北部，并就该问题与中国驻海参崴商务委员李兰舟进行讨论。对于俄警野蛮殴打中国官员的马车夫和杀害解饷华官之仆二事，单士厘气愤地写到：“俄人肆虐杀淫掠于东三省，自以海兰泡之杀我男妇老幼三千余人于一日，为最著称。……辛、壬以来，被杀一、二命，见公牍于三交涉局者以百数，不见公牍者不知数。至于毁居屋，掠牲畜，夺种植，更‘小事’矣。”她一方面谴责沙俄侵略中国的罪行，另一方面暗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外交软弱。

该旅行记没有过多批评清政府，而是通过对俄罗斯封建专制主义的谴责来表达对制造愚昧和迷信的专制政治的不满，其中记载的关于俄罗斯、希腊、罗马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孕育着单士厘思想启蒙、开启民智、传播新风的特色，体现出作者鲜明的观点立场，从中可以体会到这位新女性启蒙者的良苦用心与爱国深情。

单士厘是我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女性之一。幼年时所受严格的家庭教育是她工于文章的基础，年轻时所接触的敢于突破封建藩篱的新思想是她写出该书的重要条件。

从19世纪80年代起，中国妇女开始走向世界并接触西方社会文化。尽管是少数，却代表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第二节 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

在中国女新闻工作者出现20余年前，中国土地上已经有了外国女新闻工作者的活动。1874年，与教会有关的两名外籍妇女普洛姆夫人和胡巴尔夫人在福州创办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小孩月刊》；1876年，外籍妇女培荪小姐主编的《福音新报》在福州创刊。20年后，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产生。1897年2月22 日，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在华南的宣传阵地，从第30期起，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在该报任日文翻译，成为我国参加新闻工作的第一个女性；1898年，裘毓芳在江苏无锡协助叔父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成为我国第一个参与创办报纸的女性。这在当时的新闻界是开天辟地的事情。虽然比中国境内的外国女报人晚了20年。但毕竟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中国新闻事业里开始有了她们的身影。

一、中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考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维新派办的报刊，维新报刊为女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最初的活动舞台。那么，在中国新闻史上，谁是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呢？

戈公振认为“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毓芳）女士为第一人矣”。裘毓芳，字梅侣，笔名梅侣女史，江苏无锡人，是戊戌时期名才女之一。她最早的办报活动是1898年5月11日协助其叔父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担任编辑工作，并以梅侣女史为笔名，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戈公振的观点成了以后比较普遍的看法，后来诸多妇女运动史、新闻事业史在谈到中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的时候，均以戈公振的看法为准。有以下为例：“《无锡白话报》的问世，使裘毓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报人。”“裘毓芳是我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开我国妇女办报活动的先声，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1898年5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无锡白话报》在无锡创刊。裘廷梁的侄女裘毓芳参加编辑工作，并以梅侣女史的笔名，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我国第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

可以看出:裘毓芳是我国第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这是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但据笔者考察，在裘毓芳从事新闻活动的前一年即1897年，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已经在澳门《知新报》从事新闻活动。康同薇应该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闻活动的女性。

康同薇（1879—1974），字文□，号薇君，广东南海人，著名维新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的长女。受其父的影响，自幼不缠足，不穿耳，姐妹、族人多效之，为女界先锋。康同薇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勤学强记，精通国学和英语、日语。她15岁时即根据《二十四史》编纂《风俗制度考》，后翻译大量日文书籍，协助其父编纂《日本政变考》和《日本书目志》。1897年，她参与澳门《知新报》的译报工作。1898年夏，康同薇与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等在上海创办《女学报》，并任编辑。这是中国最早由妇女创办、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妇女报刊。戊戌政变后，康同薇逃至澳门。1899年，康同薇与康有为大弟子麦孟华的二弟麦仲华结婚，后一直居留海外，直到1974年病逝。

1897年2月22 日，维新派在华南的宣传阵地《知新报》在澳门创办。该报创刊不久，康同薇就担任该报的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知新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向读者告知近几期《知新报》的日文翻译由康同薇担任，“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这篇告白没有声明康同薇是该报正式的日文翻译，到了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康同薇就开始完全接替《知新报》原日文翻译山本正义，“本馆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译山本正义、英文翻译陈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辞去。嗣后所译日文拟请南海康文□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译则添聘香山容君廉臣与旧聘之新会周君灵生总其事。此布。”据统计， 在《知新报》工作期间，康同薇翻译的日文报纸主要有以下几种：日本《内阁官报》、《东京日日新闻》、《长崎新报》、《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时事新闻报》、《东京时事西文报》、日本《时事新报》、日本《太阳报》、日本《新闻报》等。

除了在《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外，康同薇还是该报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分别发表于《知新报》第32、52期期首。这些文章用一气呵成的排比句式、古今中外纵横对比的写作手法表达了她要求变法以“振士气”、兴女学以强国的强烈愿望，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显示了较深的文字功底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与当时《知新报》其他男性撰稿人的水平不分上下。

由上可知：康同薇至少在1897年9月26日已经参与《知新报》的工作，到1898年2月11日开始成为该报的正式人员，这些新闻活动均早于裘毓芳在1898年5月11日开始《无锡白话报》的活动。因此，康同薇应该是我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

二、康同薇的变法思想

康同薇在《知新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这两篇文章可以代表她的变法维新与兴女学主张。（一）“士”是振兴中国的基础

康同薇身出名门，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精通数种外语，而且文史功底深厚。她的文章立意高远，气势恢弘，语言流畅，论证严密。《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是表达康同薇维新思想的重要篇章。该文由流畅的排比句开篇，一语点中“士”的重要性，一气呵成，给人以持久的震撼力，接着又以三重排比句式总结了近世“士”的蜕变，指出真正的“士”应该“仰观造化，俯查宗教，纵览今古，横审中外，以圣人之学，治天生之民”。历史上朝代的兴衰均与“士”之气有关，所以，“士者，国之基也；士者，才之宅也。士盛则其国强，士寡则其国殃。”

日本也曾有过非常严重的内忧外患，但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甲午之战，泱泱中国败于日本撮尔小国，国人的心理受到重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索其中的原因。康同薇认为，这是中国“士”气不振的结果。日本的“士”或著述立说，倡尊王之义，激励人心；或译西书，或发表演说，劝化黎民；或面斥权贵，刺主和之臣。而中国的“士”要么贞逸自高，要么独善其身，要么风流自命，要么皓首词章，民生之疾苦，国家之利病，种族之存亡，宗教之兴替与其无关。即使一二有志之士，怀满腔热血，合大群，倡实学，攘除国耻，整理天下，但事未成而谣诼旋加，横遭猜忌，“锐气而前，无聊而返”，重振士气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时候。康同薇认为，“公车上书”后，全国激动，学会纷立，天下士气为之一振，是振兴全国士气的大好时机。“合天下之士气，乃心王事，日美之所以兴隆也；士与国离，自私自利，波斯土耳其印度之所以衰颓也”，中国已经到了亟宜合士气之时。

康同薇所主张的“士”是既传统又现代，既保守又开放的知识分子形象；她要求的“士”不仅要有知识有学问，更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切关怀。她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深谙传统经学兼通务实西学、具有国家观念和开放情怀。同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还吸收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他们主张维新变法，却又是在不触动君主制度的前提之下进行。康同薇所主张的“士”恰恰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形象概括，她从根本上肯定了维新派在救国于危难、挽民于涂炭之时的地位，无疑是一封维新派知识分子向世人宣告自身时代使命的宣言书，而这宣言书出自一介女子康同薇之手。不仅如此，康同薇还以借助《时务报》表达了自己同男子一样的忧国忧民思想和振兴士气的强烈愿望，“吾也漆室抱忧，投梭而起，杞人之念，益用拳拳，天下士其同此衷否耶？”

历史上，“男主内，女主外”、“女子唯酒食是议”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说教成为一条束缚妇女安于家庭、脱离社会的无形链条，妇女的受教育权被剥夺，即使少数上层妇女能受到教育，其内容也仅仅是怎样做贤妻良母，与国家社会毫无关联。但是，到了近代尤其是维新运动前后，国家的外忧内患空前严重，一部分有识之士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女性的教育逐步突破了传统的封建模式，开始注入时代内容。康同薇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良好的家教、家庭出身是她的言论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之一。（二）兴女学是实现国家强盛、保障变法维新顺利的基本前提

发表于《知新报》第52册的《女学利弊说》是最能阐释康同薇妇女解放思想的文章。该文以“男女形质不同，而为人之道则一”开篇，将兴女学提升到与兴男学同样重要的地位。康同薇曾经有过轻视女子、怨天尤人的思想，但通过对比印度“耻其国有女也，不敢以示人”和美国“见其女之多也，群喜而贺之”对待女子的不同态度，康同薇认识到自己的看法“大谬不然”，“男女之轩轾良有所因，而国家之盛衰亦非无故也”。

美国兴女学导致国家空前强盛，日本“步武泰西，亦重女学。其女学之制，约分十三科，……其所以异于男学者，不过数事。盖德足以自辅，才足以自养，相砺以廉节，相信以德义，而不为严密之防，不兴猜疑之心。内顾既寡，而工业得力，既无坐食蠹国之民，即收兴业植产之益，此西方之所以致富强，而王道之成，治外必先乎内也”。借美国和日本兴女学而国强，康同薇指出中国兴女学之急不可待。

康同薇批判封建妇德对妇女的摧残。她认为，女子是孩童的启蒙老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贻害无数女子，不讲女学而欲使女子成为贤妻良母，犹如“止沸而加薪，南辕而北辙矣”。所以，“欲为起化之渐，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而“唯酒食是议”的行为规范将全国女子变成了一个个不知痛痒的废物，让外国“嗤为半教，视为野蛮”。号称文明之邦的中国，不设女学，却让西人在我境内设女学，“我之子民，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泽及林木，仁被禽兽，而教不逮于妇女”，这是中国的怪现象，更是中国的悲哀。

女子缺乏教育导致女界风气不开，直接影响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例如，以扫荡旧俗为目的的“不缠足会”创办后，“开会者不过通商数区，入会者不过通人数辈”，原因是“知此理者尚少也”。欲使女子有助于变法，“非先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兴女学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康同薇提出了自己的办女学主张，“遍立小学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仪，略通书礼，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特立大学于会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材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起二万万沈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昌我圣道，复我大同”。

维新变法是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一步。但国家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和国人素质的提高，发展教育，提高国人素质只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而决非全部。康同薇在论证女子教育的时候，过分强调女子教育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有点不切合实际。但是，康同薇考察了中外对待女子教育的态度，论证了兴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维新时期的兴女学提供了舆论支持。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没有囿于狭隘的个人立场，而是从国家和个人相结合的角度阐述妇女解放尤其是女子教育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意识和大局意识，这为以后的女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典范。

第三节 裘毓芳与《无锡白话报》

裘毓芳是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她自幼受叔父裘廷梁的教育，她的新闻活动也和她的叔父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裘毓芳的启蒙老师——裘廷梁

主张维新、倡导白话的裘廷梁是裘毓芳从事报刊工作的启蒙老师。

裘廷梁（1857—1943），字葆良，江苏无锡人，1912年民国成立后移居上海。裘廷梁出身封建仕宦家庭，幼年随父亲宦居开封，祖母周太夫人贤而知书，督教甚严。稍长，他又在侯蓉庄、秦来卿、龚书度等名流指导下，“为经术性理考据之学”，对古文辞、周秦诸子、《史》、《汉》所述尤为精究。但裘廷梁在科举之路上并不顺利。1892年曾中乡试，此后两试不中，遂绝意仕途，转而致力教育。他与梁启超、严复熟识，是位鼓吹新学的维新派人士。他极力主张兴办学校，写白话文，办白话报，认为白话是维新之本。他认为，中国教育不普及，与中国文字太深有很大关系。他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诗词歌赋之类，喜用汉文，译报纯用和文，泰西农工商矿诸学之书，日本译印略备。其书愈切于民用者，和文愈多，汉文愈少，务令易晓而已。是以变法不数载，民智大开，未始非和文盛行之效”。因此，他主张文字改革，办法之一是“设法浅之”，即变文言为白话。此时，正值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朝野人士深受刺激之时，进步知识分子大多以开民智为己任，并认为其途径在于兴学和办报。裘廷梁将提倡白话和办报结合在一起，“欲民智大开，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日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始”。

1897年裘廷梁到上海，建议汪康年“增设浅报”，但忙于办《时务报》的汪康年，“事冗不遑”，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不久，他回到家乡，先教其侄女裘毓芳把《格致启蒙》一书译成白话，各方面反映极佳。投石问路的成功增加了他办白话报刊的信心。于是，裘廷梁着手筹备《无锡白话报》。虽然当时许多进步学者也认识到白话作为普及教育之利器的价值，但在著书立说时仍然使用文言文，对白话文依然心存鄙视。裘廷梁不但主张白话，而且在办报中身体力行之。为了推广白话，他曾经和他的好友邓似周（与裘廷梁同为梁溪七子，其余五人为华若汀、秦潜叔、秦湘丞、杨范甫、杨仁。上述七人在当时均负盛名）展开舌战，成为中国最早的“文白之争”。

裘毓芳11岁时就住在叔父裘廷梁家，由叔父教读。裘廷梁主张维新、提倡白话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裘毓芳，这在《无锡白话报》上有明显的体现。

二、裘毓芳与《无锡白话报》

裘毓芳，字梅侣，笔名梅侣女史，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早的女性报刊宣传家之一。她于1871年生于江苏无锡城内沙巷，卒于1902年5月，是戊戌时期著名的才女之一。裘毓芳的父亲裘蕴山，官居四品黄堂，出仕浙江乍浦海防。有兄弟姐妹6人。裘毓芳自幼颖悟，5岁即能背诵数百首唐诗，7岁时和兄裘昌年一起受业于秦老夫子，9岁和弟弟裘二乐入塾读书。至11岁时，她的父母认为男女有别，即令出塾，住在叔父裘廷梁家，由其叔教读。

在叔父裘廷梁的悉心培育下，青年时代的裘毓芳以深厚的文史与国学根底蜚声于时，精通英文，思想敏锐，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故有才女之称。她不仅熟知中外历史与现状，善于汲取一切新鲜思想的养料，而且立志办通俗报刊，主张以通俗的白话来推广新文化、新知识，以开通民智，宣传变法维新。

1897年7月，裘廷梁到上海，建议《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增办一白话报，因汪康年无暇顾及，未果。于是，裘廷梁独自为之，先请侄女裘毓芳用白话演义《格致启蒙》一文，印刷成册，分赠读者，征求意见，作为办白话报的先导。此书的出版，显示了裘毓芳的才华，顿使裘毓芳蜚声于时。

1898年5月11日，裘廷梁与同乡顾述之、吴荫阶、汪赞卿、丁仲祐等共同创办《无锡白话报》，五日刊，每册十余页不等，木活字，毛边纸印刷，线装本。第一期在无锡城内沙巷9号裘家出版。这份刊物全部用白话文写作，成为戊戌时期在全国范围内较有影响的白话报纸之一。后来裘廷梁担心读者误会该报是用无锡方言编写的，“谨遵良友箴言”，从第五期起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由27岁的裘毓芳主持编务，面向全国发行，每半月出版一次。“每报一纸，不必子目悉备，取满幅而止。惟末附货殖必逐日登载。间述市面情形，以便理民用。酒谈茗话，亦偶载焉。汰芜秽存精英，以话代文，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为广开民智之助。”1898年9月26日，因维新变法失败，报纸出版26期而告终。《无锡白话报》以新闻和译文为主，主要栏目有《上谕恭录》、《五大洲邮电杂闻》、《中外纪闻》、《无锡新闻》、《孟子年谱》、《养民新法》、《海国奇闻》、《海国妙喻》、《洋报药言》等。27岁的裘毓芳实际主持该报编辑工作，并发挥了自己的写作与翻译才能。几乎每期《无锡白话报》上都有她编译的作品，有时多至三四篇，其中有不少是直接或间接呼吁变法维新的文章，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主张。她在报纸上译介李提摩太的《俄皇彼得变法记》，向读者译介了《哥伦布探新洲纪略》、《麦哲伦探地》、《蒙哥巴克探地》、《富兰克令探北极》等科学小故事和《嫩脸狗》、《贪嘴苍蝇》等生动有趣、富含哲理的西方寓言。她还撰写了《日本变法记》、《印度记》、《化学启蒙》、《孟子年谱》、《女诫注释》等论文。署名为“金匮裘毓芳演”的《孟子年谱卷一》从全新的角度，把孟子的母亲刻画成为具有高度男女平等思想的女性。这种笔法，类似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体现的微言大义，将古代人物戴上一个拥护维新的光环，以便使自己的宣传更易于为时人接受。署名为“金匮梅侣女史演”的《海国妙喻》系列文章，以寓言体裁，借动物之口，用轻盈的笔调，滑稽的语言讽刺学无以用、无识无胆、睚眦必报的不良社会现象。尤为可贵的是，裘毓芳将“文字交给大众”，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来演义，真正将传播的触角伸向大众，易于为多数受众接受，有效地宣传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有利于扩大报纸的影响。

裘廷梁在发刊词《无锡白话报》中介绍说：“报分三大类：一演古，曰经、曰史，取其足以扶翼孔教者，取其与西事相发明者；二演今，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取泰西小说之有隽理者；三曰演报，取中外近事，取西政西艺，取外人论说之足以药石我者。谈新述古，务撷其精；间涉诙谐，以博其趣。”《无锡白话报》三“演”并存。演古有如《孟子年谱》等，演今有如李提摩太的《俄皇彼得变法记》，演报有如“中外纪闻”、“五大洲邮电杂闻”等栏目内发表的大量国内外新闻。

为了推广白话，裘毓芳还与叔父裘廷梁一起，以《无锡白话报》为发起单位，于1898年8月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白话学会”，主张官府文书应用白话文，学校应推行白话文。在《无锡白话报》第19、20期合刊上，刊登了《开办白话学会简明章程》，并准备开办白话书局，广译中西有用之书，以飨读者。

同年夏，裘毓芳还担任上海《官话女学报》（旬刊）的主笔之一，并在该报上发表《论女学堂与洋学堂》等文，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无锡白话报》成为维新时期影响最大的白话报刊，裘毓芳功不可没。她和叔父裘廷梁一道主持《无锡白话报》的编辑工作，并以梅侣女史的笔名，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位参与报纸编辑工作的女性。在该报的影响下，白话报刊风行，如《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京话报》等相继创刊。《无锡白话报》停刊后，裘毓芳随丈夫到安徽。1902年5月，裘毓芳病逝。天津《大公报》刊发了这一消息。7月27日，一位署名为“菡初”的读者在《大公报》上发表自己对于裘毓芳的钦佩与怀念：“余往读裘女史所著白话丛书，敬慕其人不已。近阅天津《大公报》，始知女史已于五月中病逝。适其时，太后阅京话报知女史所著书，命内监访购于书肆中未得。此事为中国兴起女学之动机，不胜为二百兆女子幸而愈惜裘女史遽逝也。”这位读者还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并高度评价了裘毓芳作为女性开创白话报刊的功劳：“当代江南一女宗，班昭而后继高风。热心讲演开民智，著述新翻白话丛。欲拜宣文仰德仪，素心常向锡山驰。怆怀津报传消息，乍陨彤徽五月时。近闻母后访遗编，启发慈衷籍女权。日本俄国兴国记，凭伊文字好回天。近时女校启新规，遗训堪为后学师。我祝兰闺都向学，家家先绣女相如。”

这一时期的女报人还有参与创办《女报》的陈撷芬。

陈撷芬是《苏报》馆主陈范的长女，笔名楚南女子，祖籍湖南衡山，1883年出生于江苏阳湖（今常州市）。陈范原是一个落职的山西铅山县知县，有一点维新思想。由于陈撷芬的推动，他才大胆接近革命，聘请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为其撰述，章士钊为《苏报》主编。1899年冬，16岁的陈撷芬在上海创办《女报》，并担任主笔。该报不久即告停刊。1902年续出《女报》月刊，仍由陈撷芬担任主编。1903年，《女报》改名《女学报》继续出版，由苏报馆发行。该报鼓吹女权运动，反对外国侵略。同时，陈撷芬参与《苏报》的编辑，并担任上海爱国女校的校长。1903年，“《苏报》案”发生，陈撷芬随父避居日本，在东京续出《女学报》第4期，由上海《国民日日报》发行。

在日本，陈撷芬一边在横滨基督教公立女学校学习，一边出版《女报》，同时还参加反清秘密革命组织三合会。她和秋瑾一道重组留日女学生组织共爱会，被推选为共爱会会长。后与四川人杨儁结婚，夫妻同赴美国留学。为了资助《国民日日报》的出版，她曾典卖首饰。“应该承认，在我国近代报业草创时期，她是一位踏实工作的女英雄”。

康同薇、裘毓芳和陈撷芬作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女报人，她们诞生于维新派办的报纸中，吸收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她们参与报刊活动，表达了变法图存的愿望和妇女解放的声音。同时，她们在办报活动中得到了锻炼，养成了基本的新闻工作技能，为后来从事妇女报刊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康同薇、裘毓芳和陈撷芬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活动，可以看作是中国女报人的滥觞，“是中国报刊人才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她们人数不多，影响有限，但它标志着被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观念压抑了几千年的中国妇女终于开始觉醒，她们破天荒第一次出现在报人队伍中，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第四节 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

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天赋人权”、“历史进化观”为思想武器，把妇女解放和挽救国家危亡、变法维新相结合，提出了初步反映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妇女特殊状况的妇女解放主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妇女解放的思想，是《女学报》诞生的思想基础。

一、维新派的妇女解放思想

康有为在其《大同书》里历数封建社会剥夺妇女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罪行，指出妇女“婚姻不自由”、“为奴”、“为囚”、“为玩”并被迫“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不得为公民，不得预议会，甚至不得事学问，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等等社会限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一家之中妻之于夫，比如一国之中臣之于君，以为纲，以为统”。在总结了封建社会妇女悲惨处境之后，康有为打算为“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为“女子拯沉溺之苦”。他认为男女同为天民，男尊女卑有悖于天赋人权的原理，也不符合实际。他说，“至于人，则有男女，此固天理之必至，而物形所不可少者也。既得为人，其聪明睿哲同，其性情气质同，其德义嗜欲同……其能执事穷理同。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从理论上指出男女平等的合理性。康有为所向往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男女平等，同事学问，同充师长，同得名誉，同操事权”的理想社会。

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在继承康有为“男女平等”思想的基础上，他第一次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妇女问题，提出了兴女学主张。《论女学》一文指出，“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所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之比例。何以故，无业之人，必待养于有业之人，不养则无业者殆，养之则有业者殆。斯义也，西人译者谓之生利分利。”生利之人多，分利之人少，国家即强；反之则弱。梁启超认为，“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故男子以犬马奴隶蓄之，于是妇人极苦”。而这种由一人须养数人、妇人嗷嗷待哺于男子的局面是由“妇人无业”造成的。“盖天下任取一业，则必有此业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当行之事，非经学问不能达也”，妇女之无业是由于传统社会歧视妇女，“以妇人为不足轻重，而不复教之。既不教矣，其无从执业，有固然也”。他认为女子经济不独立的原因是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缺乏从事职业的本领。生利之人少而分利之人多，所以待养于男子，造成妇女地位低下，国家穷困。“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 这种观点直接把妇女解放和国家富强联系起来，并突出论述了发展女子教育以提高妇女素质的问题。梁启超批判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论，此外还从母教和胎教出发，认为兴女学于国于家均有利。1897年11月-12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刊登《倡设女学堂启》，提出兴女学“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倡，千室良善”，首倡以贤妻良母为目标的女子教育。

1898年5月，经梁启超和民族资本家经元善酝酿，由经元善筹办的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办，招收8-15岁的女生。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女学堂设立后，国内外报刊争相报道，女学堂声誉鹊起。

中国第一份女报、中国女学会和女学堂的机关报——《女学报》是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影响下诞生的，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妇女解放思想则是《女学报》诞生的思想基础。

二、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的创办

中国第一份女报在维新时期国人办报的高潮中诞生，这就是1898年7月24日创刊于上海的《女学报》。停刊时间不详。旬刊，每期1单张4版。现见到1至7期，每期第一页上方印有CHINESE GIRL’S PROGRESS，第7期是1898年9月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有四个代售处。从第10期开始改为5日刊，续出至1898年10月29日第12期。前3期免费赠送，从第4期起“每张暂取纸料钱三文”。

受维新派变法主张的影响，戊戌时期已有少数知识妇女提出了自身解放的要求。早在中国女学堂成立之前的1897年夏秋，为了讨论创办女学堂有关事情，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妇女，如谭嗣同夫人李闰、康广仁的夫人黄谨娱等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创立了中国女学会。1898年5月下旬，中国女学会在《知新报》上刊登《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宣布拟在上海出版的《官话女子白话报》及其办报宗旨：“中国女学不讲已二千余年矣。同人以生才之本在斯，于是倡立女学堂，……欲再振兴女学会，更拟开设官话女学报，以通坤道消息，以广博爱之心。”

1898年7月24日,《女学报》在上海创刊，“本馆设在高昌乡，经家路桂墅里女公学书塾内，……本报由塾中华洋教习主持笔政，西文总教习美国林梅蕊小姐主译报事”。同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康、梁逃亡海外。《女学报》第8期刊登了光绪帝的上谕，并且出现了三处与政变有关的变化：一是主笔姓名栏内少了康同薇、李蕙仙、廖佩琼、睢念劬、丁素清、周远香等6人的名字；二是取消了坭城桥不缠足会代售处（大概是因为该会主持人康广仁被害的缘故）。9月份出版的第10期上，增加了一个美国主笔林玛莱。这个外国人名字的出现，显系政变缘故，请洋人为《女学报》做挡箭牌，以免政府查抄；三是从第8期开始，发表了《修婚礼以端正风华说》、《四德颂》等内容明显倒退的文章。《女学报》希望通过这些策略性的变化来保全自己。《女学报》是中国女学会的机关报，又是女学堂的校刊。这是中国第一份由女子主办、面向女性的报纸。据《女学报》第2期报道，该报的主笔有以下诸位，她们是：晋安薛绍徽女史、金匮裘梅侣女史、番禺蒋畹芳女史、武进刘可青女史、诸暨丁素清女史、皖江章畹香女史、京兆龚慧苹女史、江右文静芳女史、南海康文□女史、贵筑李端惠女史、临桂廖元华女史、邗江睢念劬女史、梁溪沈静英女史、梁溪沈翠英女史、古吴朱莳兰女史、上海潘仰兰女史。《女学报》每期设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栏目，并附女学会所办女学堂事数例，其内容包括女学、修身、教育、家事、体操、官话、汉文、洋文、史学、地理、算学、格致、习字、绘画、裁缝、音乐等。

就兴女学而言，该报主张教育上男女平等，如金匮女士裘毓芳撰的《论女学堂与男学堂并重》；赞扬历史上做出成绩的女性，证明女子的能力不在男子之下，如晋安女士薛绍徽撰的《女教与治道相关说》；主张女子在入学资格上不问贵贱，不问贫富，一律教育，中西并习，如上虞女士蒋畹芳撰的《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兴女学于国于家均有利，如古高城女士刘纫兰、淑惠谨撰的《劝兴女学启》。

就该报与女学堂、女学会的关系而论，《女学报》的首要任务是：1.报道女学会与女学堂的消息，“那女学会内的消息，女学堂内的章程，与关系女学会、女学堂的一切情形，有了《女学报》，可以淋淋漓漓地写在那里，像绿的叶，红的花，人见了不悦目，不爽心的吗？”。2.协助女学会、女学堂的工作。“有了这报，知道会中一切情事，省了会内司笔许多信札笔墨”。该报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方便阅读，主笔之一潘璇认为使用白话可以使更多的人看得懂。“我们这报，不致文义太深，看了不懂。字句皆雅俗共赏，所论多女子实学，……本报无论哪一条，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

但这时兴办女学的依据是御定的《内则衍义》。女学堂创始人之一经元善认为，该规定“圣谟洋洋，典垂万世，实为塾中必不可少之书，俾天下亿兆妇女，有所遵守，则感发性情，渐摩礼仪，所以阐扬圣教，仰体圣天子法祖牖民之义，正非浅鲜”。《女学报》所宣传的女学以此为纲，一方面是因为初创的中国女学堂处于无纲可依的困境所致，同时也表明它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兴女学原则是有进步意义的。这就是：教育上男女平等的原则，如《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女学报》第7期，1898年9月）；关于女子入学资格不分贫富无论贵贱，一视同仁的教育平等原则，如《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历史上作出成绩的女子大有人在，女子的能力不在男子之下，如《女教与治道相关说》（《女学报》第3、4期，1898年8月15、20日）；兴女学与国与家均有利，如《劝兴女学启》（《女学报》第4期，1898年8月20日）。《女学报》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报道女界新闻。1898年8月3日，《女学报》第2期报道了华洋官绅夫人曾于1897年12月6日在上海“张氏味莼园”设宴畅叙、杯酒联欢的盛况。整个新闻报道共224字，全文如下：裙钗大会上海女学堂之设，创议于电报局总办经莲珊太守，而严筱舫观察、陈敬如军门、施子英太守等从而助之。既大会宾客，互相讨论，妥定章程矣，又以事关坤教，非大启巾帼之会，不足以广集益之思，爰于去冬十一月十三日，假座张氏味莼园之安垲第，设宴畅叙。是日到者，华官以蔡和甫观察夫人为主，而沪上各官绅瀛眷从之；西国各领事及各专使之夫人并教会中妇女，罔不簪环毕集，杯酒联欢。共计到者一百二十有二人，而西女居其大半。是诚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也，何幸于今日见之！

如果以今天我们对新闻的要求来看，这篇报道也许有诸多不足：时效性不足、整个文章头重脚轻。从报道的内容上看，这篇会议报道没有给我们提供会议议论的主题，仅仅是会议盛况的描述，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会议花絮。

但是，我们不能苛求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女报。与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近代化报纸——1833年8月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新闻大多译自外报相比，《女学报》的新闻则出自该报的工作人员之手；与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国人自办报纸——1873年艾小梅创办于汉口的、内容“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以营利为目的《昭文新报》相比，《女学报》的内容以新闻和论说为主，以提倡女子教育和男女平等为目的，更具备报纸的特点。从写法上看，该文已经初具新闻写作的模式，而且在文末来一句点睛之笔，不仅有实际情况的描述，还有主观感情的流露。今天的新闻写作观依然认为：新闻要用事实说话，但也不排除必要的点睛之笔。

第三，主张男女平等。王春林的《男女平等论》认为，“人有男女，无不各具阴阳之理，即无不有相资相济之道也”，而且古圣所做的六经中并没有歧视女性的倾向，男尊女卑完全是后来的世人怀私智所造成的；揭露封建的道德法律对妇女的歧视与摧残，诉说女子被迫“凿其耳，削其足，粉黛其面首，以悦男子之目；供养服役，以适男子之意。一以为花鸟，一以为犬马”，而男子对女子的态度是“怒则加之箠楚，喜则视若优伶”，于是“古今女子之由是而郁郁以死者，盖不知几千万矣”。而女子无学更加重这种遭遇，“女子生而不学，不复知敌体同尊卑之义，及长而视为当然，但使无詈骂棒笞之加，则亦安之若素。又且不使之治生，不使之预事，更不得不一览其夫，而听之惟命”，妇女的依赖性变得根深蒂固难以去除。于是，通过兴女学来实现男女平等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女学报》在维新时期是颇有影响的。据该报第8期《本报告白》说：“本报价廉物美，每期一出海内称赏，远近来购者云集。每印数千，一瞬而完。”它的读者主要是上层妇女，“本报现今销路，以宦绅公馆居多。致市商零卖，除上海外，外岸尚无定处”。《女学报》曾打算重印数千张，并想在外埠设立寄售处，以便扩大发行。1898年底，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被迫停刊。《女学报》不仅在内容上为妇女的权利鼓与呼，还勇于向歧视妇女的传统习惯挑战。它的编辑写作人员全部为女性，在报头印上女主笔的姓名和籍贯。《女学报》（第2期）介绍了该报的女性撰稿人，并广揽女性投稿者，以丰富报纸内容。

作为中国女学会机关报和女学堂校刊的《女学报》，以讨论女子教育问题和其他有关女子权利问题为宗旨，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主张男女平等，是中国妇女利用报刊宣传妇女解放的最初尝试。该报虽然只存在了几个月，但它的创办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开了中国近代妇女报刊的先河，它所体现的反封建与爱国思想对于以后的中国妇女报刊有深远影响。

康同薇和裘毓芳以及在《女学报》里工作的女性主笔是我国早期的女新闻工作者。她们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为以后的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所继承，构成了妇女报刊历史发展的基础，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所体现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关心国家命运和呼吁自身解放相结合。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的《女学利弊说》在论证了兴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并没有囿于狭隘的个人立场，而是从国家和个人相结合的角度阐述妇女解放尤其是女子教育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意识和大局意识；不仅如此，康同薇还借助《知新报》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吾也漆室抱忧，投梭而起，杞人之念，益用拳拳，天下士其同此衷否耶？”这些为以后的女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典范。此后，绝大多数女新闻工作者在进行妇女解放的报刊宣传时，均从这一立场出发。

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明显受到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的影响。《女学报》的女报人明显受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关于妇女解放观点的影响。早期女报人的思想养分来源于康、梁等维新派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是妇女解放理论的鼓吹者，而且中国最早的女报人就诞生于维新派的报刊中。维新派报刊为女报人的思想形成准备了土壤，为她们提供了新闻实践的机会。

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所表现出的白话特点为以后的妇女报刊所继承，构成中国妇女报刊的白话特色。这种特色有助于实现裘毓芳所主张的将“文字交给大众”的宣传目的，真正将传播的触角伸向大众，易于为多数人接受，有利于扩大报纸的影响。这种特色是中国绝大多数女子知识水平相对低下的客观情况的反映，是向占国民总数一半的妇女进行宣传、教育和交流的需要，也顺应了中国报刊发展的历史潮流。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自己的发言权，更没有公开发表自己言论的园地，妇女的活动很少见于历史，中国女性一直处于“失语”状态。戊戌维新时期，不仅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而且中国妇女开始为自己的姐妹们办报。中国妇女第一次有了发表自己言论的园地和传播工具，她们可以从自身的感受来表达要求自身解放的愿望，从自身的角度与立场表达妇女的苦衷、呼声、愿望、意见，从而打破了以往男性报刊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前，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有一些反映女子悲惨遭遇的报道，例如《申报》上有反对歧视妇女、反对虐待婢女以及主张兴女学的报道，但这只是零星的报道与主张，没有形成规模，也不可能成为一种运动。

第二章 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次发展高潮

经过戊戌时期的酝酿，辛亥时期的中国妇女报刊，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和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妇女报刊的发展高潮提供了条件。辛亥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为妇女报刊在下一时期的转型孕育着条件。妇女报刊在动员妇女参加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杰出的女报人秋瑾成为这一时期女新闻工作者的代表。

第一节 辛亥时期妇女报刊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深入

就整个中国妇女运动史来看，维新时期以不缠足、兴女学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解放运动，仅仅是一个启蒙阶段。这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倡导者是少数男性维新派领袖，觉醒者也仅仅是与这些维新派领袖有密切关系的个别女性，尚未达到广大妇女自己起来求解放的阶段。但是，这些启蒙宣传孕育着冲破封建罗网、要求妇女解放的革命种子，成为辛亥时期妇女报刊发展的历史基因。

辛亥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与“爱自由者金一”所著的《女界钟》的震撼密不可分。1903年由上海爱国女学发行的《女界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妇女问题的纲领性阐述。该书不仅批判束缚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缠足等恶习，提倡女子教育，还大胆地提出了对女权的呼吁。

金一，又名金天翮，1874年生于江苏吴江，中国教育会会员，1947年去世。他在《女界钟》“小引”中认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不自由勿宁死”等自由民主学说如“一线之阳光入牖”射进了古老黑暗的中国，“独我二百兆同胞姐妹，……绝不知文明国自由民，有所谓男女平权，女子参与政治之说也。……吾是以三熏三沐，缥笔礼天，渡苦海以慈航，照漆室之一灯，婆心说法，苦口陈辞而著此《女界钟》。”在《女界钟》里，金一批判束缚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缠足等恶习，鼓励妇女走向社会。他认为中国女子是奴隶的奴隶，处于万重压制之下，养成了奴隶的根性，而解救奴隶的方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兴教育。他将男女比做人身体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而废”。他还反对“贤妻良母”式的女子教育，主张教育女子的目标是使女子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为此，他提出了八条内容作为女子教育的目的：“一、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教成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教成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

他认为，要达到上述目的，“须绞尽脑汁，摇唇鼓舌，飞笔疾书，如果脑涸舌焦笔秃的话，就大声哀哭，泪流尽了就涌出鲜血，血流完了就拿起剑，剑用钝了就用炸弹和毒枪。这已经是破坏之事了。女子们不要吃惊，这就是我们同胞争权夺利要自由的誓言”。

他认为女权与国家兴亡休戚相关，“大抵女权不昌之国，其邻于亡也近”，号召妇女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他提出“思想自由、议论自由、出版自由三者，个人权利也。而集会自由，则一群之权利也”，这是他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言禁的勇敢挑战。金一尤其提到女子的政治权利，并用一节的内容来阐述它。他一一批驳反对妇女参政的谬论，总结了女子适合参政的优点，它们是“女性者，文学之优美，哲理之深秘，技术之高尚，宗教之翕合，姿势之纤美，语言之柔和，疾病之阴郁，恋爱之附著，皆是也。……女子感化力之大，则异日女子，必立于显著之地位，盖无可疑也。女子而参与政治乎，是可决矣。吾祝吾女子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女子之足迹也。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德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统领也。”这无疑是对中国女子空前的盛赞，也是对中国女子前途美好而大胆的设想。《女界钟》为在数千年黑暗中昏睡的中国女子敲响了革命与自由之钟，为广大女子的奋斗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大大激起当时女学生们的共鸣。日本实践女校留学生林宗素，超越这个号召，写了《女界钟序》，促使女学生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起：“金君的确是我们中国的卢梭，可是争取权利这件事，是绝不能让给男子的，现在若让金君为我们女子辩护，替我们谋求权利的获得，就和不流血、不搞颠覆，期待着政府和平地立宪是一样的。”

与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主张的废缠足、兴女学主张相比，金天翮的主张带有妇女解放纲领性的意义，对辛亥时期妇女运动有深远影响。

同时，辛亥时期妇女运动的发展与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的妇女解放思想分不开。孙中山领导创建的同盟会，在1906年《军政府宣言》中明确表示：“我汉人同为轩辕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孙中山注意吸收妇女参加同盟会，他说：“只要志愿参加同盟会，不论厨子、丫环、老妈，我们一律接收。”在他的领导下，出现了大量从事革命活动的妇女团体，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加各种革命团体，从事起义活动，组织赤十字会，投身辛亥革命洪流的骨干积极分子（如各种妇女团体、军事组织的发起人，报刊的负责人，争取参政的带头人），有姓名可查的380多人，其中参加同盟会的54人，比较著名的有何香凝、秋瑾、林宗素等。

孙中山对参加辛亥革命的妇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敢从戎，同仇北伐，后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二、近代化妇女知识分子的出现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教会女子学校；2.国人所办女学；3.女子出国留学。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由外国人设的教会女学开先河。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并学习缝纫和刺绣，这是近代外国人在华最早设立的一所教会女学。据不完全统计，到1876年为止，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女子教育机构有：女日校82所，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共计2000多人。1878-1879年间，仅江南一带就有天主会办的女校213所，学生达2791人，而当时中国人自己还没有创办任何女子教育机构。

教会女校学生人数较国人自办学堂女生人数所占比例大得多，而且其中等和高等女子教育的产生，均早于中国人自办的女子中学和大学。教会女校给中国教育观带来了变革。出于宗教的男女观，它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纳妾、缠足，鼓励妇女走出闺房，和男子一道进学校读书。教育内容与中国传统教育也有所不同，除了一些浅近的自然科学课程外，还有一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科目。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给处于危机中的中国传统教育提供了向近代教育转变的某种示范与启迪。它培养了我国最早的知识女性和职业妇女。教会女学培养的女知识分子，为数之多，专业之广泛，是其他各类女校难以相提并论的。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从国人兴女学开始的。我国近代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学是1898年在上海创立的经正女学。20世纪初年，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女学校立矣，女学会开矣，女报馆设矣，女子游学之风行矣”。为了加强管理和控制，清政府于1907年出台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堂分初、高两等，学制各四年，凡女子小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女子师范学堂每州、县必设一所，允许民办，学制亦为四年。女子小学与师范比男子小学和师范各少一年。这种两性双轨的教育体制，虽然无论从受教育的时间、层次还是教学内容来说，男女都是极不平等的，但却使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合法化。

辛亥时期的女学大多集中在江苏、上海等地区。1906年中国人自办女校内的学生数为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至1909年一跃而为12164名，1915年为180949名。从全国范围看女子初等教育，1907年全国共有女学生11936人，占学生总数的2%，1918-1919年，全国初等小学女生达190882人，占初等小学生总数的4.3%。此外，还有革命党人所办的学校。1902年至辛亥革命，约有38所进步的、重视革命思想教育的女校问世。这些女校在许多方面都渗入了民族意识和女权意识。

在清政府正式派遣女子留学之前，中国女子留学已经在江浙一带兴起。她们往往跟随父亲、兄长或丈夫去日本留学，如林宗素随哥哥林白水到日本留学，陈撷芬与父亲陈范一起到日本。当时日本的东西女学附设中国女子留学速成师范学堂，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主办的实践女校也设中国女子留学师范工艺速成科。东西女学本科修业二年，并有修业六月的音乐专修科和游戏体操专修科，实践女校本科一年，工艺科六个月。当时去日本的女生大多在此补习。1905年，湖南派20名女子赴日学习速成师范，奉天派熊希龄去日本考察教育，并与下田歌子特约每年派15名女生至该校学习师范，这是女子官费留日之始。1907年官费女子留学美国开始。尽管女子留学的数量很少，仅及男生数量的十分之一，但毕竟标志着中国女子留学教育的开始。

20世纪初的日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海外活动基地之一，中国留日女学生的思想和活动深受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她们通过参加政治团体或创办报刊来从事革命活动，或从日本归国后，直接参加辛亥革命。

教会女学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女知识分子，国人自办女学和女子留学则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具有民主革命意识和妇女解放思想的女知识分子群体。据《女子世界》1905年驻日本东京调查员称：“据最近调查，中国女子在东京者百人许，而其著名者共三十人，就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女士及陈撷芬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几何代数学者，有陈光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她们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极为愤慨，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极为不满，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也极为迫切，成为当时社会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她们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投身妇女报刊事业，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妇女报刊发展的骨干力量。（二）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同情与赞助《辛丑条约》签定以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民主革命思潮正在蓬勃发展。为了满足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抵制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浪潮，清政府不得不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新政”在主观上是为了延续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它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兴学堂、奖励游学是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之后，中国迅速形成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群，这是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李泽厚在《20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一文中指出“经由庚子之后大批留日学生的出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层在开始向近代行进和转化，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而且也开始在情感上和心态上”。

受到维新变法失败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这批近代化的男性知识分子很快摆脱维新思想而趋向革命化，或对妇女解放持同情和赞助态度，或者亲自参与创办妇女报刊。如曾经留学日本、五四时期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协助妻子曾兰于1912年创办《女界报》，由曾兰撰写，吴虞修改、录正的《女界报缘起》一文充满了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精神。1907年6月，留日学生何震、刘师培（1884-1919）夫妇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妇女报纸。该报由女留学生何震主编，以“破坏固有的社会，实现人类平等为宗旨提倡女界革命”，揭露封建专制主义对妇女的压迫，抵抗男性对女性的统治，鼓吹对男子复仇，所不足的是，面对妇女解放的现实和具体问题，该杂志却显得比较冷淡。

辛亥时期著名的商办妇女期刊《妇女时报》撰稿人主要是赞成妇女解放的男性知识分子。主编包天笑切身体会到，由于当时女子读书识字的较少，能写旧式诗词的女子稍微多些，“此辈女子，大都渊源于家学。故投稿中的写诗词者颇多。”《妇女时报》虽然有诗词一栏，但杂志的宗旨并不以发表诗词为主，而是开发女子的新知识，激励新学问。“当时女学界有几位卓越的人物，可以握管写稿外，便不能不以男子充数了。”在清末，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妇女解放问题上都表现出相当的自觉。“此忧时之士，所以不惜精力，不避劳瘁，欲使天下女子皆晓畅时务，勉为通才也。于是时也，有《妇女时报》之出版，抉国势于累卵，醒同胞于罪梦，张女权，增民智，其益岂浅鲜哉。”

留日女学生深受明治遗风的刺激，迫切要求把资本主义的新风气移植到中国，上海和长江一带女学发达区域的女性也行动起来。她们开始筹办报章杂志，倡导妇女解放，也有一些赞成妇女解放的男性投身妇女报刊活动。1902年留日女学生陈撷芬在上海主办《女苏报》（1903年转到日本出版），1904年潘朴在东京创办《女子魂》，秋瑾在东京创办《白话》月刊，1906年燕斌在东京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何震在东京创办《天义报》，1911年唐群英在东京创办《留日女学会杂志》。在国内，1903年冯活泉在广州创办《岭南女学新报》，丁初我、曾孟朴于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1905年张筠卿、张展云在北京创办《北京女报》，1905年袁书鼎在江苏阜宁创办《妇孺易知白话报》，1906年陈以益在上海创办《新女子世界》，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等。

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参与妇女解放，创办或主编妇女报刊，为妇女解放献计献策，使妇女运动呈现出部分“男性特色”。

第二节 妇女报刊的第一次创办高潮

一、辛亥时期妇女报刊第一次创办高潮

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的发展，女子教育的振兴以及知识女性群体的出现和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报刊的支持为妇女报刊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妇女报刊随革命形势的高涨而大量增加，女子教育的振兴提高了女性（包括读者和办报人）知识素质，也扩大了妇女报刊的读者群体。辛亥时期出现了妇女报刊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一）刊物总体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辛亥时期全国各地的主要妇女报刊大约有70多种。具体情况见下表：资料来源：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王会林、朱汉国编：《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书海出版社1997年6月版；姚福申、史和、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局发行，1936年6月版。曹正文、张国瀛著：《漫谈上海近代妇女报刊》第24-2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妇女报刊名录说明》，载于《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臧健、董乃强主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这些妇女报刊绝大多数在日本东京和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出版，主编大多是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新型知识妇女和留学生。

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以讨论妇女问题、鼓吹革命与妇女解放为主流。从内容上看，这些妇女报刊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单纯的“提倡女学”、“开通女智”、“讲论女德”、“尊重女权”和反对缠足为主旨，着重于对妇女进行启蒙教育，虽然也鼓励女子成为“社会女子”，但并不急于要她们参加政治活动。这类刊物以《北京女报》、《妇女日报》、《女镜报》、《女界灯学报》为代表，政治上倾向改良。另一类妇女报刊也提倡女学和女权，但它把这方面的宣传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密切结合起来，鼓励妇女既做女权运动的先锋，又做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这类刊物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女报》等为代表，政治上倾向革命。

这一时期，参与办报的女性还有汪康年夫人汪禾青。著名报人汪康年和夫人汪禾青于1907年3月28日在北京创办《京报》，并自任编辑。社址在宣武门外五道庙，文实权任采访主任，日出对开2张，“附上谕条一纸”，“网罗既富，印刷亦精”。“以政闻为主体，言论超重监督政府，与上海新闻报相呼应。以故在北京报界颇负敢言之名。”（二）主要刊物介绍

1.《北京女报》

1905年8月20日出版的、倾向改良的《北京女报》是我国第一份妇女日报。该报由杜筠芗主编，其母张展云为报馆馆主，满族女知识分子、肃亲王之郡主葆淑舫任名誉主笔。该报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主要内容有激励妇女爱国，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自主，提倡女子教育，推动移风易俗，白话文字，通俗易懂。经营则取价甚廉，是当时国内空前独有的一张妇女日报。

2.《妇女日报》

1911年5月创刊。该报简章明确说明：“本报以发挥妇女固有之道德，增进妇女普通之知识，使人人先知修身齐家之必要，以为合群爱国之始基，兼为我女界交通声气，发表意见之机关，冀由组织善良之家庭，渐推而成善良之社会，上为国家树极巩固之基础，下为国民立最正淑之母仪，是为本报惟一宗旨。”温和改良、指导生活的色彩非常明显。

3.陈撷芬主编的《女报·女学报》

1899年，年仅16岁的陈撷芬在上海编辑《女报》，随《苏报》附送，被称为《苏报》女性版。送了6期，不久停刊。1902年5月改名为《女学报》独立出版，是资产阶级革命女性创办的、宣传女界革命的第一份妇女报刊。陈撷芬自任主笔，撰稿最多。她在《独立篇》中明确了女子独立，通过自己兴办女学，自主地争取女权、成为革命主体的观点。冯自由称她“开吾国革命教育宣传事业之先河”。

该刊内容分论说、演说、新闻、女界近史、同声集、谐译、词翰、最新眉语等栏目。在新闻栏目里，《女学报》十分重视鼓吹女权、提倡女学的新闻。如鼓吹和报道妇女自由、独立的新闻有《平等阁笔记》、《俄妇革命》、《女权日盛》、《女工独盛》等；报道女子教育的新闻有《女学生赴日本》、《爱国女学校》等。在翻译和文艺方面，《女报·女学报》也很有特色。它主要介绍西方的妇女教育理论与实践，如《女子教育论》、《泰西妇女近世史》，以及外国女名人传记、演说等。“词翰”栏，政治色彩浓厚，如《沈荩死》、《章邹囚》，都有鲜明的反清革命色彩。该报还发表红灯照的故事和历代才女传，鼓励妇女起来斗争。该刊是革命女性派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

1903年6月，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逮捕革命派章炳麟，查封《苏报》，陈撷芬与父亲陈范避往日本。在那里，她秘密参加三合会，重组留日女生组织实行共爱会，担任会长。陈撷芬以小小年纪任报纸编辑，同时还积极参与几方面的政治活动，确实难能可贵。

除了主编《女报·女学报》之外，陈撷芬还全力资助《国民日日报》的创刊。在繁忙的办报活动中，她对报刊的内容宣传形成了一定的认识。“要叫别人看得喜欢，劝人的话要劝得使人相信，他才肯改。激励人的话要激励出人的精神兴致，他才肯出来做事。痛切的话，要说得人悲愤填胸，他才能立定宗旨。骂人的话，要骂得刺心钻骨，他才肯改过”，否则，“虽说得热闹，也没有人相信它。”这些话至今仍然有借鉴作用。

4.《女子世界》《女子世界》，1904年1月创办于上海，1906年停刊，共出版17期。1907年2月陈以益又续办一期，总计出版18期。这是辛亥革命前夕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家妇女刊物。刊物内容分社说、演坛、科学、实业、教育、史传、译林、专件、记事、文艺等栏目。该刊创办初期，由丁初我、曾孟朴任主编，第二年第六期起，由陈以益（志群）主编。他们都是当时的政治活跃分子，丁初我是中国教育会会员，陈以益和当时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有密切来往，并引秋瑾为“同志”，与她保持密切联系。编辑和主要撰稿者有柳亚子、徐觉我、沈同午、蒋维乔、丁慕卢等人。在他们的主持下，使得《女子世界》成为《中国女报》创刊以前的一段时期中，“宣传最持久，言论最勇猛，反映最强烈的一家革命妇女报纸”。《女子世界》的办刊宗旨在于“改铸女魂”。“欲拯今日之危亡，必先解脱女子之羁勒，俾立于平等地位，而聪其听焉！明其视焉！鼓吹其精神而感刺其脑筋焉！是不可无物以司其运动之机，此本志发行之目的也。”

刊物内容定位于爱国、革命，通过政治革命实现妇女解放。该刊指出，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继绝的危急关头，并告诉当时的女性：俄罗斯、英国、德国都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因此，女性要“断绝其劣根性，而后恢复其固有根性；跳出于旧风气，而后接近于新风气；排除其依赖心，而后养成其独立心”，呼吁女性担负起国民责任。对于当时进行的反美拒约爱国运动，《女子世界》大力报道妇女拒约活动的情况，号召妇女抵制美货。它还提出了“女子家庭革命”的口号，主张把政治革命与女子家庭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并认为“论男女革命之轻重，则女实急于男子万倍！”《女子世界》还提倡女子教育，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女权，养成女国民资格等，并且把这一切都与爱国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它号召妇女“要握定一个坚贞激烈的宗旨，做他日女军人的预备工夫。”它大声疾呼妇女觉醒，“摆脱贤妻良母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教那什么伯伦知理们，反对女权的一班陈死鬼，就冢中枯骨，也要受到刺激。”

秋瑾对这个刊物十分赞赏，她曾经写信给该刊记者陈以益，称之为妇女报刊中的“巨擘”。

此外，还有民初女子参政运动领袖唐群英1911年4月在日本创办《留日女学生杂志》并任主编，燕斌于1907年在日本任《中国新女界杂志》主编，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还参与了1906年12月创刊的《豫报》月刊的撰稿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秋瑾，她于1904年8月在东京创办《白话》杂志，鼓吹反清救国，提倡男女平等。1906年春回国后，在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于1907年1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宣传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批判毒害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她以革命与办报为职志，呕心沥血，最终以身殉报。

辛亥时期的大部分妇女报刊痛陈女子之苦，鼓励妇女觉醒，赞成革命，把妇女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结合起来。这种宣传鼓动深受社会欢迎，《神州女报》的销售量就曾高达五千份。

妇女报刊的宣传对于长期禁锢在封建礼教下的中国妇女来说，起了极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激励她们冲破封建束缚，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有利于实现妇女解放。江苏无锡女子杨寿梅，在妇女报刊的影响下，走出封建家庭，“孑身独行，附汽船至上海，入天足会女学堂肄业”。

妇女报刊对于动员女子参加辛亥革命，促进推翻封建王朝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此，孙中山评价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后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辛亥时期鼓吹改良的女子报刊，在移风易俗、改良女子生活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天足会报》是以劝导妇女不缠足和为妇女谋利益的专门性报刊，专以发动妇女参加天足会及其附设的女学堂为目的。经过该报的广泛宣传，仅上海一地参加天足会的妇女就约五万人，全国各地的分会也有许多妇女参加。它对于改变缠足恶俗，改良社会风俗，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其力足以提挈群黎，鼓吹社会也”。

二、民国初年的妇女报刊活动

1.民初妇女报刊短暂勃兴

武昌起义后，伴随着政治革命的大风暴，全国某些地方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有湖南的唐群英、丁佩兰、王昌国，浙江的沈佩贞、尹锐志，江西的吴木兰，广东的徐宗汉等。她们组织妇女军事团体、救护团体和筹饷团体，掀起了女子从军运动。1912年1月南北议和后，临时政府陆军部下令解散女子军队，妇女的热情转向参政运动，女子军事团体纷纷改组为参政团体，她们大声疾呼男女平等，在议会和政府部门力争女子名额，要学校规定男女同校，反对家庭包办婚姻，提倡女子剪发、放足等。她们抛头露面，出入官衙，开会演说，印发传单，并创办报刊作为参政的舆论工具。

女子参政团体或个人创办的一系列报刊，以开通女界、提倡女学、扶植女权、养成女子参与政治之知识为宗旨。这类刊物以上海最多。1912年在上海创办的女报有：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会员刘舜英主办的《民国女报》，汤云秋主办的《中华女报》，张昭汉、杨季威、谈社英主编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机关刊物《神州女报》，张亚昭主编的以“破除依赖性，提倡独立精神，使男女受同等教育同等幸福”为宗旨的《女权报》，社会党党员文典、乐勤、滋生、冷亚等人发起的、以争取妇女权利为目的的《女权月报》。1913年创刊的上海《万国女子参政会月刊》（一个月后改为旬刊）。此外，还有1912年在北京由女子参政同盟会主办的《女子白话旬报》，在天津有潘连璧、伍崇敏、郑毓秀等发起的《女子国学报》于1912年4月1日创刊，湖北武汉有女子参政同盟会发起创办的《女学日报》，成都有以曾兰为主笔的《女界报》。湖南有丁云龙丁步兰夫妇发起、唐群英张汉英参与的长沙《女权日报》，是湖南地区第一份提倡女权的报纸。

在民国初年的一个短暂时期内，女记者的采访活动空间也相对宽松。即使在独立最晚，由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控制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所颁布的《独立协定》中，也规定“巡警不得干预报馆”。四川都督府政务处每次开会时，为便于女记者旁听采访，特在旁听席上为女记者用红布围了一个女记者室。“那时公认报界势力和优待报界，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算得报界的黄金时代。就是女界，也由报界的势力，发展出些新天地来。”

2.北洋政府初期的妇女报刊：复古性妇女刊物与商业性妇女刊物并存

袁世凯上台后，开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妇女运动遭受极力压制，妇女报刊发展势头遭到遏止。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到1917年，仅有14种妇女报刊创刊，其中还包括3份女子学校的刊物。这14份妇女报刊是：《女子世界》（1914）、《妇女鉴》（1914）、《香艳杂志》（1914）、《眉语》（1914）、《妇女杂志》（1915）、《家庭》（1915）、《女子杂志》（1915）、《中华妇女界》（1915）、《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刊》（1915）、《家庭杂志》（1915）、《直隶第一女师范校友会杂志》（1916）、《青年女报》（1916）、《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7）、《妇女旬刊》（1917）。

1914年，袁世凯在思想领域掀起了尊孔读经复古逆流，大肆表彰贞妇、烈女、节妇，一时间宣扬封建礼教、鼓吹妇女贞节、为封建精神摇旗呐喊、主张“消闲”的妇女报刊应运而生。1914年由佘余涛发起了《妇女鉴》，该报因反对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而受到封建官僚和卫道士的欢迎。1914年12月，天虚我生（陈蝶仙）主编的《女子世界》创办，刊物设有图画、文选、译著、谭丛、笔记、诗话、说部、家庭、美术等栏目。该杂志标榜以“为阴教发凡”为宗旨，几乎全部用文言表达，复古色彩浓厚，极力与妇女运动唱反调，主张妇女要为男子守贞、守节，甚至极力鼓吹夫死妻殉，未婚夫死，未婚妻要守贞至老甚至从死地下。

主张“消闲”、侧重为妇女增加知识的妇女刊物有《中华妇女界》。1915年1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妇女界》标榜“贤母良妻淑女之主义”。“仿东西洋家庭杂志、妇女杂志办法，为女学生徒，家庭妇女增加知识，培养灵性。凡昔贤学说，女界美德，无不殚述而表彰之。而立身处事之道，裁缝烹饪之法，教养儿童之方，以及中外妇女之技术，职业情形，悉为搜集，以资模范，而供研究”。

此外，商办妇女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1911年6月11日上海《时报》馆增办《妇女时报》，开创了商办妇女刊物的先河。该报的发刊辞称：“籍以唤醒同胞，同人等于是谋为月刊，谓吾于女界中发其光芒，亦绍介所得以贡献于国民，则本志尽之职务也。”该刊以灌输新知识，改良恶风俗，发扬旧道德为宗旨，内容有论说、游记、文艺、医学知识、家庭游戏、各国妇女生活、小说、短评、读者俱乐部、妇女谈话会、各地风俗调查等，以指导家庭生活为主。该报印刷非常精美，文字以白话和浅显的文言文为主，文苑栏刊登旧体的诗词。

从刊出内容来考察，《妇女时报》与以前出版的妇女报刊有显著的不同。《女学报》开创了妇女报刊的先河，它所提倡的开办女塾、出国游学、反对缠足等主张，具有浓厚的进步色彩。《女子世界》提出了女子家庭革命、男女平等、文明婚姻和女子参加华工禁约运动等，也已开始刊出育儿法、料理新法等。“秋瑾案”以后的女子报刊多借该案攻击清廷罪恶，而《妇女时报》则以指导家庭生活为主，偶尔刊登一些关于妇女参政与职业问题的文字，同时介绍一些海外妇女生活情况，软性内容较多，如莳花、剪裁、妇女卫生、妇女心理等，基本不涉及国内政治，但它提出的《论娼妓之有百害而无一利》、《论贵族妇女有革除妆饰奢侈之责》之类的社会问题，受到中上层家庭妇女的欢迎。《妇女时报》的内容表现了商办妇女报刊的特点。由于不涉及时政，该刊的寿命延续了七八年，而且引出了一大批竞争者。如中华图书馆的《香艳杂志》（1914）、《女子世界》（1914）、广益书局的《女子杂志》（1915）、中华书局的《中华妇女界》（1915）、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1915）。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吸收了《妇女时报》的经营特色，而且在内容上逐步改良，竟然连续出版了17卷，到1931年“一·二八”事变时才停刊，成为中国妇女报刊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二）主要刊物介绍

1.《神州女报》《神州女报》是“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机关报，1912年11月创刊于上海。初为旬刊，1913年3月改为月刊，卷期另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是民国元年以来的妇女参政团体之一，主要领导人有张昭汉、姚景苏、汤国黎、杨季威等。《神州女报之宣言书》写道：“其宗旨则发挥共和真旨，代表社会言论，导启女界政治及实业思想，鼓吹国民道德及尚武精神。”刊物设有社论、国政及要闻、女界要事、本社纪事、学术、传记、小说、文苑、杂俎、时评等栏目。《神州女报》的内容，主要反映民初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斗争。它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共和国女子享有权利的情况，认为女子应该有参政权。“方今世界日进文明，男女平权，尤资实际，泰西先进诸国，国会虽无女子列席之例，而区选举有调查女子之条，是女子参政之动机，英美已开先导，吾共和告成，即应提此事。”它还认为，女子心细坚韧，忍劳而勤敏，知廉耻而重视名誉，完全有能力掌好权。因此，号召女子积极争取参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否决了女子有参政权，引起了革命妇女的义愤。该报连续发表文章，指其乖谬，“今日者，共和开幕，五族同仁，而独屏我女子于种种权利之外，此可忍孰不可忍？” 女子参政被否决后，《神州女报》提出，第一，妇女当前应当积极创造参政条件，学习政法、财政、国际法的知识，“苟能致力于此数者，则举凡政治之措施，男子所为者，吾女子且优为之”。否则，即使参政，也只能作为“傀儡”，装点门面而已。第二，妇女应争取女子财产继承权。“承袭遗产问题为女界人人所应争者，女子同为人类，何能独自放弃。论男女平等亦当争之，论人权天赋亦当争之。”

2.《女权月报》

1912年12月1日创刊于上海，发起人为社会党成员文典、乐勤、滋生、冷亚等，赞成人有孙中山、黄兴、张昭汉、辛素贞、武问梅等。刊物设有图画、论说、记事、小说、传记、文艺、科学问答、杂录等12个栏目，其宗旨为发扬女子固有本能，恢复女子固有权利。发刊缘起说：“今种族政治革命告终，社会革命方兴。而其不平之最，实为男女，同是天赋，焉可歧视。今则习惯已成，非即为是，无正大光明之报以鼓吹学识，造成舆论，俾女同胞得自立，得自由，恢复其天赋之权，断难以达平等之目的也。”

三、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特色

戊戌时期是妇女解放的启蒙阶段，妇女报刊最早产生于经济发达的上海。近代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中西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上海的新闻事业在全国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妇女报刊这方面也不例外。同时，上海也是近代中国典型的华洋杂处之地，是一个多元统治的地区，启蒙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相对容易和活跃，这都有利于妇女解放思想的产生发展，也有利于妇女报刊的产生。于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就诞生在上海。

戊戌变法失败，血的教训惊醒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改良之梦，使他们自觉接受革命思想的洗染。辛丑条约的签定，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反动妥协本质，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危亡，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掀起革命的浪潮。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几个大城市迅速传播，妇女报刊在革命思想活跃的地方迅速发展。辛亥时期妇女报刊的数量达到几十种，范围从上海一地发展到广州、北京、苏州、武汉等几个大城市。从创刊的地点看，以上海为最多，东京、北京次之，其余的分散在全国各地。

1901年，清政府宣布“变法”，在几年内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新政”的措施之一是派遣留学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日本改革成功的经验深受国人重视。于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就成了国内学子的主要留学之地。辛亥时期的女子到海外留学最初是在父兄或友人的带领下完成的，这在江浙等沿海一带表现尤为明显，例如林宗素随哥哥林白水到日本留学，陈撷芬则与父陈范一起到日本。留日女学生在东京出版了许多刊物宣传妇女解放，这在上述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大多由近代女性知识分子主办

戊戌维新时期是妇女运动的启蒙时期，这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倡导者还主要是几位男性维新领袖，尚未达到妇女自己求解放的阶段。与此相适应，戊戌时期的女新闻工作者，包括上海《女学报》的编辑和主笔们，主要是一些家庭条件优越的上层妇女，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谭嗣同的夫人李闰等。她们的觉醒并不是受近代教育的影响，而主要受传统家庭教育或私塾教育，在男性知识分子先觉者的影响下觉醒的。例如，李蕙仙深受自己的堂兄、清末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影响。李端棻受西方政治、学术思想的影响，倾向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改良，大力支持维新变法和中国近代教育变革，并用进步思想影响李蕙仙。李蕙仙，“累代清门，家学劭茂”，生活条件优裕，勤奋好学，自幼熟读诗书。在堂兄的影响下，李蕙仙思想解放，成为中国最早的妇女报刊的编辑之一。由于不是女性的主动觉醒，《女学报》对妇女解放的宣传是不彻底的。例如，《女学报》除了主张女子学习基本知识之外，还强调女子在体操、修身、家事、绘画、裁缝等方面的训练。这是维新派遵从“保国保种”的愿望对女子的要求，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这种教育观逐步沦落为阻碍妇女解放的绊脚石。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报刊的编辑或主笔大多受过近代化教育，接触过近代的科学和文明，她们结合时代和自身的要求提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妇女解放的主张，所办报刊带有很大主动性和自觉性，并将所办的报刊视为一种事业。为此，她们不惧怕清政府的威胁和迫害。1899年创办、1902年复出的《女报》（1903年改名《女学报》）由《苏报》馆主人陈范之女陈撷芬创办，该报随《苏报》发行，故有《女苏报》之称。1903年“苏报案”发生，陈撷芬避居日本，在东京继续出版《女学报》，由上海民国日报代为发行。该报以倡女学兴女权为宗旨，反映了一部分先进女性反对封建压迫，奋起挽救国家危亡和女子独立的要求。主笔陈撷芬的《独立篇》思想深刻，议论大胆泼辣，在当时颇有影响。该报的出版成为辛亥时期妇女报刊发展的前奏。1906年燕斌在东京创办《新女界杂志》，以“发明新理，提倡精神，联络感情”为宗旨。其办报方针有五大主义，即“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提倡道德鼓吹教育；破旧沉迷开新社会；结合感情表彰幽遗”。丁初我、曾孟朴创办的《女子世界》明确提出女子的责任，“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一种主动承担责任、树立女国民精神的态度逐渐凸现，女子不再是匍匐于封建专制制度、俯首于男权社会的奴隶。而秋瑾的《中国女报》则飞扬着中国女子冲决封建罗网的斗争精神，它提倡女权、女学，鼓吹革命救国的宗旨十分明确。该报虽然只出了两期，但它犹如一面旗帜，召唤着中国“二万万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

辛亥时期女知识分子自觉的办报意识与解放自身的观念，是戊戌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与女子教育的进展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是分不开的。（三）宣传内容相对广泛深刻

戊戌时期的《女学报》既是上海女学会的机关报，又是女学堂的校刊。由于对妇女问题认识的不足，《女学报》的宣传内容集中在兴女学以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它大力赞扬在历史上作出成绩的女性，证明女子的能力不在男子之下；极力主张教育上男女平等，所有女子在入学资格上一律平等。

辛亥时期的女报揭露清朝反动统治，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种种束缚禁锢，谴责“三从四德”，争取更广泛意义上的女权，包括人格独立、家庭革命、男女平等和婚姻革命甚至废除奴婢和娼妓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向社会抗争的勇气。燕斌1906年在东京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批判封建妇德、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占大多数，如《女德论》（巾侠，第1期）、《女界与国家之关系》（炼石，第2 期）、《中国婚俗五大弊说》（炼石，第3期）、《女子无才便是德驳》（赵之耀，第3期）等。宣传男女平等的文章，如《男女平等的真理》（珮公，第1期）、《男女平等的必要》（珮公，第2期）、《男女并尊论》（第4期）。尤其是“巾侠”的《女德论》，为加在女子头上的诸如“妒”、“媚”、“阴”、“懦”等“不德”罪名辩护。该文认为，“妒”起于不平等，“媚”起于不独立，“阴”起于不履外，“懦”起于不阅事，这些完全是女子在封建社会和旧家庭中所处的地位造成的。

辛亥时期的女报以反封建为基调来提倡男女平权。著名的反封建斗士秋瑾在《勉女权》一诗中说：“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在一些女报停留在宣传女学、女权、反对妇女缠足等活动时，秋瑾的《中国女报》则明确地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和当时的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署名“黄公”的《大魂篇》说：“吾之所祝于同胞姊妹者，为我女子辟大世界，为我祖国发大光明，为我女界编大历史，争已失之女权于四千年，造已死之国魂于万万世。……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不亦我女子之天职乎，尽我天职，以效祖国。”

辛亥时期的妇女报刊以妇女解放为宗旨，“其着眼点在将盘根错节之复什事汇，皆加以彻底之判断，如国家政治、家族制度、婚姻、迷信等等思想上之问题，举数千百年来之积习而推翻之，诚我国思想界之一大变迁也。”

但是，中国的女子并没有随着清王朝被推翻而获得解放，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没有规定女子参政权，女界团体稍后进行的女子参政运动亦归于失败。对此，民国时期《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的作者陈东原认为：“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失败，并非败在女子军队之未正式成立，也不失败在参政权之没有获得。乃失败在徒警声势，没有彻底的见解，失败在没有减轻男子玩视的心理”，而“民国元年的参议院袭击，正暴露了维新十几年来女权运动的短处——浅薄，无实力，不彻底”。虽然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使世人知道中国女子不像从前那样驯服了，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但中国妇女还没有寻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正确解放道路，这个任务在五四时期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转型中逐渐得到解决。

第三节 秋瑾：女界先驱 报人楷模

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报刊史、中国妇女文学史上都有一个不朽的名字，这就是秋瑾；在她为革命献身后，以报刊评论、文学、历史、电影、剧本、传记、回忆录等形式加以纪念的，还是秋瑾；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被纪念与赞扬的，依然是秋瑾。秋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以其勇于冲破封建束缚的勇气、甘心为国献身的豪气、呕心沥血的办报精神、奋不顾身争取自身解放的执著，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秋瑾，是中国妇女报刊史上第一个为妇女解放、艰苦办报而牺牲的女性。

一、秋瑾的革命与报刊活动

秋瑾（1875-1907），原名闰瑾，字竞雄，自号鉴湖女侠，出生于福建，时其父在闽任官，1884年7月由福建迁回浙江绍兴。秋瑾自幼“天资颖慧，过目成诵，为先君所钟爱。教以吟咏，偶成小诗，清丽可颂”。1892年，她随母亲由浙江前往湖南，1895年许婚于湘潭富户之子王廷钧。1902年，王廷钧捐官任户部主事，秋瑾携子随夫到北京。在北京，秋瑾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是她结识了北京女界名流——工书法、善诗文、思想倾向维新的吴芝瑛（上海开明书局的创办者、当时在户部任职的廉泉的夫人，清末知名学者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的侄女），并由吴芝瑛介绍认识了在华的日本女子服部繁子（1904年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随服部繁子到日本留学）。二是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新报，其中有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具有爱国精神和民主思想的作品。这使秋瑾开阔了视野，其思想也日趋先进。在目睹了庚子事变国难后，秋瑾萌生了救国之心，“女士居京师有年，痛愤庚子之变，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凡新书新报，靡不批览，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刺激亦渐深。”

1904年5月，秋瑾冲破家庭的束缚，变卖首饰等物，自费到日本留学。到东京后，先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同年秋，经冯自由之妻李自平介绍，加入以“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为宗旨的“三合会”，并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同期，她又与留日同志组织“演说练习会”，著文称赞演说的好处，主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方便适用的形式向群众宣传。秋瑾有善于演说的口才，据吴芝瑛回忆：“生平豪纵尚气，有口辩，每稠坐议论风发，不可一世。”同年10月，她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在留学生馆召开大会，重组“共爱会”，改名为“实行共爱会”，宗旨是“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一面通信国内女学，要求推广”，陈撷芬任会长，秋瑾任招待，负责联络工作。1905年二三月间，秋瑾归国探亲，经徐锡麟介绍于6月上旬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纲领。8月14日，秋瑾加入同盟会，任评议员、浙江分会主盟人，成为浙江入同盟会的第一位女性。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清国入学之公私学校章程》（即《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生异常愤怒，陈天华愤而蹈海自杀，秋瑾则与一部分留学生主张回国，以示抗议。

秋瑾的日本之行，提高了她的认识水平，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她已经从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女性，发展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并立志为革命献身。“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而男子之死于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女界之羞也。”

1905年12月初，秋瑾回国后，在浙江湖州浔溪女学任日文、理科、卫生课程的教员，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对学生进行革命熏陶和精神感化。1906年夏，她到上海、湖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联络会党，试制炸药，作起义准备。10月上旬，徐锡麟因授安徽候补道员离开杭州，秋瑾成为光复会浙江方面的主要领导人，发展会员，宣传鼓动。1907年正月，秋瑾正式主持大通学堂。她以该校为据点，以办学为名义，在上海、杭州之间的军界和学界发展会员，并于3月组织光复军以统一浙江的秘密军事组织。她四处筹饷，购置武器，准备与徐锡麟相约，浙皖呼应，两军会师于南京，以响应同盟会组织的黄冈、惠州等地的武装暴动。但因保密不严，浙江武义革命党人、金华革命党人于5月22、23、24日相继死难，被搜出的数本党人名册牵连出大通学堂及秋瑾诸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秋瑾决定挺身暴露自己。她在《致徐小淑绝命词》中表达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6月4日，秋瑾被捕，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悲壮之言，带着对国家的无限忧思血洒绍兴古轩亭口，遗著有《秋瑾集》。（二）秋瑾的办报活动

秋瑾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妇女报刊宣传活动家。难能可贵的是，她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办报宣传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1904年她在日本参与《白话》的创办活动，归国后于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宣传革命与妇女解放思想。

1.创办《白话》杂志

秋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是鼓吹反清救国，提倡男女平等的《白话》（月刊）杂志。1904年秋，秋瑾与留日革命同志在位于日本东京市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组织“演说练习会”，成员有秋瑾、刘道一、朱俊、宋教仁等。他们主张通过演说的方式，在群众中进行有关革命的宣传。秋瑾参与该会机关报《白话》的创办工作，并担任主编。秋瑾认为：“欲图光复，非普及知识不可”，乃“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故创办此杂志。

1904年中秋，由演说练习会编辑发行的《白话》第一期问世，月出一册，先后出版出六期。“封面为署名旭窗者所制，绘一中年人，蓄小髭，着西装，高擎《白话报》一本；其下四人，三男而一女，伫立凝视，渴望甚殷”，可见该报的宣传对象不仅仅是男性。内容以鼓吹民主革命为主，兼及妇女解放。在目前仅见的三期上，秋瑾撰写的文章有《演说的好处》（第一期）、《警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第二期）、《警告我同胞》的前半部分（第三期）。她的文章提倡以演说方式宣传革命，批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主张妇女自立以求解放；她目睹日本重视军人的社会风气，批判中国传统的轻视兵勇、以兵为贱的错误观点。秋瑾撰写的《警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被称为“妇女运动的檄文”。文章用简明通俗的白话文字、浅显易懂的内容，以确凿的事实，讲述妇女缠足、包办婚姻的痛苦。文中渗透着血泪，引起了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

文章开头就哀叹中国女性生为女儿身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

接着又说到缠足和包办婚姻的痛苦，“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

秋瑾还批判不许女子再嫁的封建婚姻双重道德标准，“还有一桩不公的事，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二嫁。女子死了，男子只带几根蓝辫线，有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生出这些人来么？为什么这样不公道呢？那些男子，天天说‘心是公的，待人是要和平的’，又为什么把女子当作非洲的黑奴一样看待，不公不平到这步田地呢？”

女子为什么听任这种状况呢？秋瑾分析，这是没有知识，不做事，靠男人吃白饭的结果。“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做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它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什么不赞成呢？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吗？自然是有学问、有见识、出力做事的男人得了权利，我们做他的奴隶了。既做了他的奴隶，怎么不压制呢？自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英雄事业凭身造，天职岂容袖手观”。最后，秋瑾呼吁广大女子奋起，“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去做，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诸位晓得国是要亡得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什么？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白话》是一个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刊物，“其内容则抨击清廷极烈，多言人之不敢言者”，这与秋瑾的主持不无关系。在《白话》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大多不署真实姓名，但秋瑾则直书其名，毫不隐讳，表现出敢作敢当的勇气。

2.创办《中国女报》

秋瑾创办的第二份报纸是《中国女报》。

1906年冬，秋瑾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九十一号蠡城学社租赁房屋，筹办《中国女报》，并在上海《中外日报》上刊登自己撰写的《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说明办报目的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会之基础为宗旨”，并把广告送到各女子学校，欲招募股金，呼吁捐款，但响应者寥寥，入股者四五人，仅筹到几百元，最后由徐双韵姐妹捐款一千五百元才勉强开印。1907年1月4日《中国女报》（月刊）创刊，留日学生陈伯平为总编辑，徐双韵任校对，秋瑾负责发行及总务工作。

该报设有图画、社说、演坛、译编、传记、文苑、新闻、调查等栏目。第一期上有秋瑾的《发刊辞》、《警告姊妹们》和她编译的《看护学教程》。其中，《警告姊妹们》一文，用通俗易懂而且相当巧妙的语言诉说女性的悲苦，在当时是很新鲜的文章。“唉！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儿缎儿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她将女子所受的束缚、女子对男子的依赖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很能激起身处此境女子的共鸣。在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能作这样透彻的呼吁妇女解放的文字，不能不算杰出。没有觉悟的女子是说不出这话的。

最为人称道的是秋瑾写的《中国女报发刊词》。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篇章的《中国女报发刊词》最能代表秋瑾因忧国忧民奋然而起、心系女界而奔走呼号的办报宗旨，“……一念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怃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姊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在发刊词中，秋瑾以她那富有鼓动性而且酣畅淋漓的语言来表达《中国女报》所要达到的高远目标，“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气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处于旧中国“弱女”地位的秋瑾，能发出这样的高论，与她的胆量与自信、远见与学识不无关系，而写该文所用的锦词绣句则表现了秋瑾良好的文学素养。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的同时，还积极支持《女子世界》的出版，为之撰稿，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有较大影响力。

生命短暂的《中国女报》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与秋瑾的工作是分不开的。“黄金意气铁肝肠，革命运中最擅场”，柳亚子对秋瑾的怀念用于《中国女报》的革命宣传上也很适宜。

二、呕心沥血 艰难办报

从筹办《中国女报》的经费上看，秋瑾可谓费尽心思。据秋瑾的好友徐双韵回忆，1906年秋瑾就在上海准备创办《中国女报》，预定集股一万元，购置印刷机件，准备印报编书。尽管积极征求，入股的仅有寥寥四五人，筹到的股款仅有数百元，同预期的目标相去甚远，最后由徐双韵姐妹捐助一千五百元才勉强开办。在发刊词中，秋瑾向读者透露了报纸经费紧张的苦衷，“惟凡是办一个报，如经费多的，自然是好办；如没有钱，未免就有种种为难。所以，前头想集万金股本（二十元作一股），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像像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报，也不枉是《中国女报》为二万万同胞生一生色；也算我们不落人后，自己也能立个基础，后来诸事要便利得多呢。”秋瑾希望《中国女报》能得到读者的同情与帮助，但应者依然寥寥。由于经费紧张，第一期就仓促出版，创刊号用纸质最劣的普通纸印刷，装帧与印刷都不理想，销路也不广。第二期改用纸质较好的道林纸印刷，又扩充了篇幅，印刷成本大为增加，经济更为紧张。后来实在无奈，秋瑾的嫂嫂张顺以家藏的《又补斋画册》交付秋瑾去典押，第二期才勉强出刊。现实中经费异常紧张与编者对报纸的宏远目标产生矛盾，《中国女报》出版两期即告停刊。

报人的主观热情与读者的冷淡反映令秋瑾心痛，但并未使她灰心。秋瑾曾将《中国女报》的章程登在《中外日报》，并将另印的章程，分送各女学堂，希望读者予以力所能及的资助，但多天之后连问的人都没有。经费短绌，未能按预定计划筹到万金股本，“想起来实在痛心的呢！”但又不忍使“我最亲爱的姊妹，长埋在这地狱中，只得勉强凑点经费，和血和泪的做点报出来，供诸姊妹的赏阅。”“和血和泪”道出秋瑾主持《中国女报》举步维艰的处境，该报原定每月出版一期，第一期于1907年1月14日出版，但第二期也没有按时出版，而是于同年3月4日出版。勉强撑了两期，《中国女报》遂告停刊。

女性对妇女报刊的冷淡并非她们对自己的解放漠不关心，而是广大妇女还处于不觉醒的状态。刚刚发端的中国女子教育还没有为妇女报刊培养出有一定认识水平的读者群体，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没有从思想上对妇女解放进行足够的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新文化运动先驱对妇女解放理论的鼓吹，妇女的知识水平和觉悟水平都有了提高，上述状况逐步得到改变。（二）孤独的呐喊者与寥寥的响应者之间的矛盾

秋瑾对《中国女报》抱有远大的理想。她在《发刊词》中说明创办目的是“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秋瑾曾经将《中国女报》的创办章程刊登在上海《中外日报》，并分送各女学堂，期望能得到同志，但应者寥寥。通过这件事，秋瑾越发感到通过办报开中国女智的重要性，“潜移默化，则女报之创为不可缓”。于是，《中国女报》就在惨淡中开始经营了。这样一份为全体女子谋利益的报纸理应受到妇女的支持。但事与愿违，无论她怎样勉力而为，还是臂助无人，只出了两期便告停刊。

秋瑾是孤独的呐喊者，她尽心尽力为广大女子谋利益的《中国女报》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除了几位好朋友帮忙外，秋瑾还是该报的独立支撑者。“报既印行，集编辑、校对、发行之责于一身，不辞劳怨。除躬身撰述外，旌德吕碧城女士之文、石门徐寄尘女士之诗、会稽挽澜女士之小说，均有投寄。”《中国女报》的来稿大部分集中于几个人，如秋瑾、黄公、会稽挽澜女士，此外还有徐双韵、燕斌女士，其他人的来稿很少，还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办报环境。这与当时绝大多数女子的知识水平有关。即使接受了教育，当时的大多数女性也顶多能写一些文学作品，有思想有见识的文章还有待于她们对妇女问题理解的深化。

尽管秋瑾的愿望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实现，但她的远大办报理想为中国妇女报刊树立了典范。对于秋瑾的远大办报目标来说，《中国女报》是抱憾而终的，但这种无奈在当时是无法超越的。（三）主张妇女报刊以白话进行宣传

秋瑾主张报刊宣传要用白话，尤其是对于读者大多是知识水平不高的妇女报刊更应该这样。她批评《女子世界》“文法太深”，考虑到“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之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有鉴于此，《中国女报》“内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的，以便姊妹的浏览，却也就算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

秋瑾重视并且擅长演说，她的文章更是通俗易懂，可以看作是演说的文本形式。她认为演说可以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而且具有方便（可随地进行）、免费（可招来听众）、易懂（可适应妇孺等不识字者）、只需动口而没什么花费等种种益处。她本人就是一个杰出的演讲家，据徐自华回忆，秋瑾“性慷慨，工词令，善辩高谈，听之忘倦，登台演说，舌灿莲花”。秋瑾1904年8月13日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举行的“戊戌六君子”殉难纪念会，秋瑾“演说之沉痛，闻者皆泣下，其爱国爱同胞之热忱，溢于言表。虽俄之苏非亚，法之玛利亚，有过之无不及”。曾与秋瑾相处甚密的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留日学生王时泽回忆，秋瑾每遇留学生大会及湘、浙同乡会，“烈士必到，常登坛讲演革命救国及男女平权问题，慷慨激昂，闻者无不为之动容”。既然如此，她的文章能打动人心就不足为奇了。

1904年9月24日创办的《白话报》，顾名思义就是用白话进行宣传的刊物。该刊“内容抨击清廷极烈，多言人之不敢言者”。秋瑾在《白话报》第二期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第三期发表《敬告我同胞》一文，均用白话来唤醒群众，唤醒妇女。《中国女报》上大多是秋瑾的文章。在目前可以见到的两期《中国女报》目录上，第一期上秋瑾的文章有：社说栏的《发刊词》，演坛栏的《敬告姊妹们》，译编栏的《看护学教程》。第二期上秋瑾的文章有：《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译编《看护学教程》诗歌三首。除了她那脍炙人口的《中国女报发刊词》和《敬告姊妹们》外，秋瑾翻译的《看护学教程》认为女子本性“绵密周致”，最适宜看护之职。她批判了社会上视看护为贱业的错误观点，肯定了看护工作的光荣与重要。这是妇女报刊上较早对妇女职业的提倡。

秋瑾是白话文的实践者。她的文章语言生动，浅显易懂。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用通俗巧妙的语言述说女性的悲惨遭遇，写得感情真挚，明白流畅。提倡白话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中国妇女报刊创刊伊始就主张使用白话文，这是由于妇女报刊的宣传对象大多是识字不深的妇女。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手段，报刊必须使更多的受众接受其宣传内容，才能达到其传播目的，而这是文法艰深的文言文所不能达到的。重视白话成为妇女报刊的一个优良传统，并代表了报刊发展的方向。

为了革命和妇女解放，秋瑾身死而精神未亡。她牺牲后5个月，《中国女报》和《女子世界》合并出版，改名为《神州女报》，刊出专刊纪念秋瑾，继续进行妇女解放和革命宣传。

秋瑾生命短暂，但精神永存。

秋瑾牺牲一个月后，何震在日本出版《天义》报，提出“女子复仇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北伐队的宣言即以安慰秋瑾的在天之灵为目标之一；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在上海创建竞雄女校，纪念秋瑾在革命和妇女运动方面的功绩。辛亥时期女记者汪韫玉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的《吊秋女士》一诗，代表了时人对秋瑾的怀念之情。“西山日暮景萧条，屠伯从容独鼓刀。锻炼词成莫须有，皖江潮接浙江潮。药云弹雨一天愁，杯影蛇弓到女流。制就虚无新活剧，无教红粉占千秋。泉江水碧浙山青，夜半时闻环佩声。云诉上仓终得直，就中煽起自由魂。”

秋瑾牺牲后，每到她的牺牲纪念日，都会有相关的文章来纪念她。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许多妇女刊物都对秋瑾做了特别的纪念，这是因为，在抗日救亡的形势下，需要更多像秋瑾那样敢于献身于救国和妇女解放的女性。“她的工作范围较宽，影响较大，她对于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文字的宣传到实际的行动，她都参加。她有见事之明，杀身之勇，正合现时的要求。”

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何在？“求得应分的知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做牺牲——这便是正确的答案。这答案，易卜生自己并不曾写出的，但秋瑾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写出了。”

秋瑾难能可贵的是，她集革命家与报人的身份于一身，不仅是革命的鼓吹者，还是革命的实践者；不仅是妇女解放理论的鼓吹者，还是妇女解放的实行者。秋瑾的《中国女报》虽然只发行了两期，存在时间很短，但是，她所体现出的不屈办报精神，她所鼓吹的激烈的革命言论，她所主张的彻底的妇女解放，都成为后来女新闻工作者的宝贵精神财富。秋瑾办报时间虽短，但她的精神是永恒的，她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

辛亥时期由于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和近代妇女知识分子的出现，为这一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不仅视男女平权为民权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注意把妇女吸引到革命洪流中，把妇女解放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妇女刊物在这一时期大有发展。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宣传内容深刻，而且大多由近代女知识分子主办。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不少妇女新闻工作者，秋瑾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她的办报精神成为我国女新闻工作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四节 刘青霞：散尽千金 支持办报

辛亥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进一步深入，不但有秋瑾这样舍弃家庭办女报的报人，还有散尽家资资助革命报刊的女性，她就是刘青霞。她先是出资出版了同盟会河南分会宣传革命思想的机关刊物《河南》杂志，后是资助了难以为继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继续发行，接着于民国初年捐资创办《自由报》。

一、刘青霞简介

刘青霞，原名马青霞，1877年生于河南安阳，卒于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父亲马丕瑶为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先后任山西牧令、贵州臬司、广西潘司、广西巡抚、广东巡抚。光绪帝评价他“性情纯良，才能称职”。大兄长马吉森对人和蔼，无一般显贵子弟的恃傲之气，热心地方公益，如设车马局以轻徭役、创立酉山书院以培士子等。他思想开明，醉心近代实业，曾集资在安阳设立广益纱厂，聘技师开采煤矿，是当地创办近代实业的开拓者。二兄长马吉樟1883年中进士，为官后行事多有父风，先后筹集赈款，赈济1890年畿辅大灾和1899年河南黄河以北的旱灾。马氏父兄开明通达、热心任事、扶危济困的善举对刘青霞良好品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青霞18岁时嫁给开封尉氏县刘煦德为妻，改姓刘。刘煦德是有名的富户，有刘半县之称。1901年，刘煦德去世，刘青霞继承了偌大的产业。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后，河南京官捐款成立京师豫学堂，以便随任子弟求学。刘青霞在哥哥马吉樟的动员下，捐款三万两。河南留日学生创办的《豫报》报道了刘青霞的义举。 随着《豫报》的发行，刘青霞捐资兴学之事被广泛传播。捐助豫学堂虽然是在哥哥的动员下参与的，但却成为她融入时代的开始。

1907年，刘青霞随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哥哥一起赴日考察。在日本，她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融入匡救祖国危亡的大潮中。

二、刘青霞的捐资办报活动

20世纪初的日本是中国同盟会的大本营。河南留日学生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以张钟瑞为首的激进派决定创办自己的喉舌——《河南》。虽多方筹集资金，但仍然杯水车薪。刘青霞的二哥马吉樟与张钟瑞是莫逆之交。马氏兄妹到日本考察时，造访张钟瑞，使张钟瑞结识了刘青霞。刘青霞钦佩张钟瑞的举动，当即捐洋一万六千元，使《河南》杂志于1907年12月20日创刊。该杂志在《本刊二十大特色》一文中写到：“炊而无米则巧妇束手，战而乏饷则名将灰心，本刊经刘氏（青霞）出资巨万……有一日千里之势。”《河南》面世使河南同盟会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此报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鸿文伟论足以与《民报》相伯仲。时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湖南游学译编等月刊停刊已久，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实为首屈一指。”《河南》每期销售数千份，“输入本省者占半数，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此杂志之力为多。”1908年12月20日《河南》第9期出版，第10期在印刷中被清政府勾结日本当局于1909年初查封。《河南》能够成功创办，并且办成革命刊物中的佼佼者，刘清霞资助之功不可没。（二）资助《中国新女界》杂志继续发行

在日本考察期间，刘青霞还资助了《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出版。该刊物于1906年12月30日在东京创刊，以宣传妇女解放为主。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同盟会河南支部的负责人朱炳麟任总经理，留日女学生燕斌（炼石女士）任主编发行人。该杂志开留学女界创办女报之先河。

该杂志创刊后颇受欢迎，销售一度达5000册。当出版至第4期时，因经费问题未能按期出版。刘青霞得知后，多方筹集资金，本人捐洋6600元，使得杂志继续出版，并“准于西历八九月内，定将五、六、七、八四期杂志相继发行”。（三）捐资创办《自由报》

民国初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努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其中包括新闻出版方面的言论自由政策。1912年6月30日，河南同盟会成员曾昭文、刘基炎等在开封创办《自由报》，以“监督政治之改良，增进国民之知识，发挥自由之真髓”为宗旨。《自由报》创办之初，刘青霞捐洋2000元。

辛亥革命在武昌取得胜利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而被袁世凯控制的河南奉袁旨意，宣布共和而不独立。1912年9月1日，同盟会河南支部改为国民党河南支部，《自由报》转为国民党河南支部机关报，然而，仅出版半年，即被河南总督张镇芳封禁。

从千金小姐、孀居富妇到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志士，刘青霞捐助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的公益活动受到时人赞誉，也受到刘氏家族保守势力的攻击和诽谤。面对族人不间断的财产纠纷和争讼，刘青霞有时候甚觉短气灰心，但由于内心坚定而高尚的信念支撑，她对于报刊业不忍放弃，“宁节己襄助，未当做守财之奴”。

第五节 民初女报人唐群英、张汉英

一、唐群英的报刊活动

唐群英，名恭懿，号希陶，1871年出生于湖南衡山一个湘军将领家庭，1937年病逝。她是民初著名女报人，一生参与创办多种报纸。她去世后，时人哀挽：“心存忧乐关天下，论功应与补天同。”评价虽过了点，但是唐群英在民初报坛确实是一位活跃的女性。

唐群英10岁时，因做《清流依村图》一诗而名噪一时。“清流依村曲，绿树接丹崖。邻烟连雾起，山鸟唤晴来”。其诗“清逸潇洒，意气磅礴”，被诗家誉为“女中奇才”。唐群英后来嫁给同县曾传钢，不久即青年守寡。1904年，唐群英脱离曾家只身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开始为宁调元主办的革命刊物《洞庭波》撰稿，1910年秘密回国参加革命宣传活动，1911年在南京组织女子北伐队，任队长。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唐群英上书参议院，反对三纲五常，要求男女有平等的选举权利。《临时约法》公布后，唐群英以其中缺少说明男女平等的条款，曾联名上书孙中山，表示不满。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政治风暴，全国某些地方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有湖南的唐群英和丁步兰、王昌国，浙江的沈佩贞、尹锐志，江西的吴木兰，广东的徐宗汉等一道，或组织“女子北伐队”，或组织“女子救护队”，准备开往战地服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出现了女子参政会，要求男女平权，在议会和政府部门中力争女子名额，学校要规定男女同校，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女子剪发、放足等。她们抛头露面，出入官衙，开会演说，印发传单，无人敢加以非难，甚至大总统、大都督之流还得礼聘为顾问、参议，以示尊重女权。

1912年10月，唐群英在北京组织全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任会长，并创办《女子白话报》作为该报的宣传机关，自称“以至诚之言，引伸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目的为宗旨”，并以编辑名义在该报发表《女子参政同盟始末记》、《女子参政之先声》等。同年12月，唐群英返回湖南，在长沙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分会。1913年初，唐群英与张汉英、丁步兰合作，在长沙创办《女权日报》，作为该会的言论机关。该报社址在长沙南门上墙湾，日出两大张，内容也相当完整。可惜出版仅两个月就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刊。

唐群英青年守寡，毅然积极参加报刊和女权活动，这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并因此和《长沙日报》引发一场名誉权官司。1913年2月16日，长沙的国民党系统报纸《长沙日报》上发表了浙江无赖郑师道捏造的《唐群英、郑师道结婚启事》，这种损毁名誉的广告引起了唐群英的极度愤怒。这天下午3点及晚8点，唐群英两次率众捣毁该报馆。第一次，“打碎玻璃窗、茶碗、椅子等件”。第二次，“将门窗招牌取去，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上铅字、铅料、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毁。”《长沙日报》从该日起被迫暂时停刊。捣毁报馆后，唐群英在《申报》（同年2月26日）发表通电如下：《长沙日报》阳历二月十六日广告栏内登载唐群英与郑师道同婚一则，此事实系一面捏诬。查郑师道为浙江极无赖之人，昨称调查盐务来湘，屡来群英处求见未遂。遂捏造同婚，往该馆登载，为污蔑计。未付印时，适张汉英先生往该馆，闻之斥其谬误，乃该报不问事实，竟行刊登，此其受贿营私，损失名誉，毫无道德，不顾公理，不畏法律，已达极点。《长沙日报》本系公资开办，如此荒谬，实与社会人心有大障碍。除由群英将该馆诘责外，一面呈请湘都督将郑拿办，并将该报取消，另行组织，以为不法者戒。诚恐各界误听，特此通告。唐群英谨叩。

唐群英捣毁《长沙日报》事件发生后，双方互控于长沙地方检查厅，一方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一方要求赔偿报馆损失。2月18日，该厅举行预审，唐群英未到庭。同日，她主办的《女权日报》开始连日对《长沙日报》发起攻击，《长沙日报》则以号外的方式为自己申辩。第二次预审于2月25日进行，唐群英由丁宝龙代表出庭，《长沙日报》由文斐代表出庭。经调解，最后双方不再涉讼。《长沙日报》的损失，由湘督谭延拨公款2000元以为补偿了事。

后来查明郑师道是个亢进性精神病患者，这条广告是他自己上门刊登的。他追求唐群英未果，便耍此无赖，想弄假成真，不料弄巧成拙。《长沙日报》未尽审查义务，刊登虚假广告，侵害了唐群英的名誉权，有错在先。唐群英通过捣毁《长沙日报》来泄愤，手段有失妥当。《女权日报》和《长沙日报》对垒攻击，也非明智之举。

二、张汉英的报刊活动

张汉英（1872-1915），湖南澧陵人，早年肄业于长沙女校，1905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09年后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汉英在上海发起组织女子后援会，在妇女界中募集捐款，支持各地民军的武装斗争。1912年联络各女子团体聚集南京，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被选为总务部负责人。该会本部迁到北京后，张汉英改任南京支部长。1913年张汉英离开上海返回湖南，与唐群英一起建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分会，一起创办《女权日报》，宣传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1913年4月，张汉英到上海，继续从事女权活动，并以“增进女子常识，阐明天赋人权，为将来女子参政之准备”为宗旨，创办《万国女子参政会旬刊》，大量刊载反对袁世凯的文章。“二次革命”后被迫停刊，但张汉英继续从事反袁活动。1914年张汉英回到湖南，1915年病故，是民国初年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工作者之一。

第六节 其他女报人的报刊活动

除了秋瑾和刘青霞、唐群英和张汉英之外，辛亥时期还有大量知识女性参加报刊活动。

林宗素就是一例。她是福建闽侯人。胞兄林白水是清末民初著名报人，叔叔林履中是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扬威舰管带。1898年前后，林宗素随哥哥林白水到杭州，参加了浙江教育会的活动，结识了秋瑾。1902年，林宗素到上海爱国女校学习，同时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的各项活动。1903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经常在留日学生的革命集会上发表演讲，并参加了革命妇女团体“共爱会”，和秋瑾一道练习过制造炸药的技术。1904年春，林宗素到上海，开始投入资产阶级革命报刊活动，先是为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写了大量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继而担任在上海出版的《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的编辑。《警钟日报》停刊后，她继续报刊活动，开始为《妇女时报》撰稿。

辛亥时期在大型摄影画报《世界画报》从事编辑工作的女编辑是姚蕙，她是中国最早从事摄影刊物编辑工作的女性。姚蕙为清学使姚菊仁之女。她于1907年起从事摄影刊物《世界画报》的编辑工作。《世界画报》（季刊）1907年创刊于巴黎，是一份用中文编印的大型摄影画报。目前仅见两本，9×12寸开本，铜版纸印刷，制作精美，以旅法华侨和海外华人为主要对象，并通过设在上海的发行所在国内销售，栏目有“世界各殊之景物”、“世界真理之科学”、“世界最近之现象”、“世界纪念之历史”和“世界进化之略迹”等，依次刊登照片和图画，解说用三号字铅字印刷，十分醒目。每期刊用各类图片三四百幅，半数以上为世界各地的风光名胜、科学技术、文化生活作品和时事照片。取材着眼于全球，国内情况偶有报道。姚蕙在这个刊物上编发了许多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照片。其中“女子天足会”、“淮北饥荒”等图片以及“广东运动会”等照片，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女编辑刘博鸿任广东《东莞旬报》（1908年7月3日创刊）编辑。

清末湖北第一位留日女学生王莲协助丈夫王璟芳创办《湖北学生界》，并任该刊撰稿人之一。她1902年随丈夫到日本留学，1904年回国，1940年在北京去世，终年64岁。

湖南女子陈超是辛亥革命报刊《女学报》的一名女记者。她在《呈梦坡先生亦示撷芬吾友》一文中，这样表达自己的从业理念：“为念国势弱，皆因女教失。二万万裙钗，未能食其力。贵者习骄奢，贱者等奴仆。教子与相夫，几人能杰出。于是创女报，纤手羊毫握。拔簪供报资，挑灯亲著述。奉劝同志人，人人习四术（注：女学会号召女子习中文、西文、医学、女红四种课程）。算法与舆图，致知在格物。男子之能事，女子岂可忽。齐家平天下，共挽斯危局。勿使中华人，一半居桎梏。”

江苏兴化女子刘韵琴任民初上海《中华新报》女记者。她用笔告诉读者：“那独夫（袁世凯）一天不死，一天不退位，著者这支笔也是一天不能停下，必要把它种种奸谋揭了出来，在报上宣布，以尽我笔诛的天职！”《中华新报》一读者陈荣广为刘韵琴的《韵琴杂著》（刘韵琴收集的自己在报章上发表的作品）作序说：“吾国女界能以文字托业于新闻，影响政局，启迪人群者，当推刘女士韵琴也。”1945年，刘韵琴去世，时年61岁。她自制墓联云：仗剑走天涯，寻求真理酬壮志；买舟归故土，声讨袁贼惊国人。

民初《女子世界》杂志的女记者吕清扬、丁志隽善用诗词为宣传手段。吕清扬的《古剑行》抒发了自己的革命豪情。“宝剑切石如切水，风沙一震天容北。斩虏建勋血点殷，滴作胭脂塞花紫。壮士由来重报恩，黄金台上酬知己。而今边靖楼兰斩，更无人佩谁磨洗。愿挂徐君墓树表高谊，羞藏玉匣金函里。” 丁志隽的诗则多以忧国忧民之章而饮誉于时。她的《癸丑感时》正是这样：“党派纷争忘国计，谁为独鹤立鸡群？漫言事不关巾帼，漆室哀吟大有人。”《留美学生年报》编辑胡彬夏。1911年7月，《留美学生年报》在上海创刊。上海留美学生会主办，年刊，胡彬夏编辑，所载分美国留学界情形、美国之政治风俗、时事感言、新思想等。1914年起改名《留美学生季刊》继续出版。

张昭汉，辛亥革命时期女记者、上海《时报》妇女周刊编辑。张昭汉是湖南湘乡人，与父亲张伯莼同时加入同盟会，同为反清革命组织南社社员。辛亥前张昭汉在苏州创办《大汉报》，宣传民族革命，后倡妇女解放，曾经赴欧美考察并著述介绍女子教育，回国后在上海《时报》妇女周刊任编辑。1964年去世，年82岁。张昭汉工诗文，有诗悼念宋教仁先生：“衮衮时贤竟厌贫，本来面目独斯人。争传渔父终兴汉，忍说桃源可避秦。养虎而今贻祸患，伤麟千古共辛酸。碑前泪迹红如血，遗爱从知在国民。”

辛亥革命时期女记者徐自华。徐自华字寄尘，号忏慧词人，浙江石门人，工诗词，驰名于清末民初，早年与秋瑾结为姐妹，共同任教于南洵女校。秋瑾到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后，徐自华在上海襄助报事。徐自华后来先后担任《神州女报》、《妇女杂志》、《女子杂志》等报刊主撰，民国时期主持两湖秋瑾纪念馆，1935年去世，时年63岁。

第三章 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的转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激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这一时期，新与旧、专制与民主、保守与开放、科学与愚昧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马克思主义此时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随后成立，工农妇女运动随之兴起。这是一个新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旧观念逐步退出阵地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新的革命力量逐渐融合旧革命力量的历史时期。妇女报刊在诸多思想的交锋中得到了洗礼，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革，并开始转型。同时，女新闻工作者也开始转型，工作类别多样化，出现了著名的妇女报业经营家。

第一节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理论的建构

一、民初妇女报刊的短暂回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旋即归于失败。1912年9月4日，袁世凯公然规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沉重打击了民初资产阶级上层妇女的参政热情。1914年创刊的《妇女鉴》因提倡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而受到封建官僚、道学先生以及女界卫道者的欢迎和赞扬，天虚我生陈蝶仙主编的《女子世界》和《香艳杂志》也与其臭味相投。1914年中华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在《政府公报》第662号中公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褒扬条例》，公开鼓吹“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内务总长据其事状分别等差，经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给予匾额题字并金质或银质褒章。”1917年的《修正褒扬条例》所提倡的愚昧的封建节烈观与1914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封建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思想界一些关心妇女解放者的义愤，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对此进行口诛笔伐。“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强化专制，取缔群众团体，妇女团体更是荡然无存，造成了“妇女刊物亦俱停顿，一时几无妇运之痕迹”的局面，妇女报刊的发展遇到了短暂的回落，同时，统治者还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封建复古逆流。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到1918年，仅有14种妇女报刊创办，仅比1912年一年创办的妇女报刊多两种，其中不少是提倡封建妇女道德、鼓吹妇女贞节的妇女刊物。

二、《新青年》及其他进步报刊对妇女解放理论的建构

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报刊经过短暂的回落后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其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起了推动作用。1915年，以《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批判千百年来压迫与摧残妇女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妇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将妇女问题纳入反封建压迫求民主科学，反奴隶羁绊求独立自由的主题范围内，集中批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压制与摧残，恢复妇女独立自由的人格，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所宣称的“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理论的建构主要表现在《新青年》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上。《新青年》讨论妇女问题的角度是新颖的，涉及的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并最终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途径。

1915年《新青年》上刊发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译介方面，“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新青年》以西方妇女为镜鉴，宣传她们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杰出贡献，以此启发人们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关心。例如陈独秀在《欧洲七女杰》中指出：“居恒以为男子轻视女流，每藉口于女子智能之薄弱，犹之政府蹂躏民权，每藉口于人民程度之不足，此皆蔽于一时之幻象，而未尝深求其本质也，其本质于何证之，欧洲记载所传女流之事业，吾侪须眉对之，能毋汗颜乎？爰录其脍炙人口者七人，以为吾青年女同胞之观感焉”。初创的《新青年》重在译介，所以没有实际涉及中国的妇女问题。但译介本身也是一种立场，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妇女社团遭到摧残，妇女刊物遇到挫折的情况下，《新青年》关注妇女问题，为处于迷茫中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1916年《新青年》揭开了关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一页。除了继续刊登关于妇女问题的译作外，更重要的是开始面对中国妇女问题，讨论解决的办法。如李平的《新青年之家庭》涉及女子权利及解放问题，力主男女平等，提出“子女必受同等之教育”，“男子不置妾，女子不畜婢”的主张。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以思想家的深邃和敏锐指出，孔教不适合现代文明的生活。在批判孔学之际，他以较大的篇幅谈论孔教名节对中国妇女的摧残，进而倡言应以“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打破以夫为妇纲”的局面，以经济上的独立争取妇女的个性解放。他赞扬道：“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

从1915年对妇女问题的译介到1916年直面中国的妇女问题，《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引起了进步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并热心投入这场宣传运动。此后，《新青年》加大了对妇女问题关注的力度。1917年《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一时期，除总论妇女问题外，对妇女解放的具体途径如女子教育、妇女经济独立、妇女参政、婚姻与家庭等也进行了专门探讨。这些言论在当时的舆论界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它指引着时人对妇女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甚至成了妇女解放的“议题设置者”。《新青年》从2卷6号起专辟《女子问题》专栏，这是五四时期最早设立妇女专栏的期刊之一，也是《新青年》探讨妇女问题的一个重要论坛。栏目虽小，却标志着《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无疑为同时期的报刊讨论妇女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形式。栏目为一些知识女性提供了舆论园地，吸引女性诉说自身苦衷，控诉封建礼教，讨论妇女问题，宣传妇女解放。著名女报人曾兰在上面发表《女权平议》，从欧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谈起，在欧美“妇女起而同男子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尤卓著于世界”的感慨中，自然过渡到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的批判。但《女子问题》专栏并没有囊括《新青年》上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该栏目停刊后，妇女问题仍然是《新青年》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日本与谢野晶子著、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引起了新文化运动主将对封建的片面贞操观的批判。胡适的《贞操问题》指出：“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鲁迅以唐俟为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的《我之节烈观》，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猛烈地抨击了北洋政府的褒扬条例，指出节烈是强加在妇女头上的“畸形道德”，必须摈弃。《新青年》以对“贞操问题”的讨论对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新青年》第4卷第6号出“易卜生号”专刊后，伴随着《娜拉》（《玩偶之家》）的发表，人们开始对妇女解放与经济自立问题进行思考，那就是妇女解放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便是一句空话。1919年后的《新青年》继续倡导妇女解放，清算封建礼教，同时，还重视社会调查。通过调查中国妇女的生活现状，将研究视角伸向现实，这是探讨妇女解放具体途径的必由之路，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妇女问题。这些调查关注底层受压迫女性的生活，直面她们的痛苦，调查的对象也从农村摧残妇女的鄙俗到在资本家压榨下的女工。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6号、由陈独秀撰写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社会调查报告表现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半边天——女工的关心，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则表明《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翻译与介绍社会主义劳动妇女的业绩是《新青年》的一个特征，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

从内容上而言，《新青年》的创刊冲破了袁世凯政治独裁和复古逆流局面，重新提出妇女解放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讨论了妇女问题，并首创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将妇女解放置于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条件下，使妇女解放有了坚实的根基，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健康发展。

从形式上而言，《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有以下创新：在版面安排上，设立《女子问题》专栏，从不同侧面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为女性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园地；在文体运用上，运用社会调查这种文体，使妇女问题的研究从理论走向实际，为进一步深刻、准确地研究妇女问题打下基础。

关于《新青年》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的作者陈东原回忆道：“民国五年，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一九一六年》，沉痛地向青年喊道‘自居征服地位，勿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才对于三纲五常的旧说，开始炸毁。在那篇文章以后，《新青年》陆续发表了许多为女子呼不平的鸣声，也有些建议的议论。等到‘五四’一起，这些理论被青年所尝试，妇女的生活才真正改了个局面。”

在妇女解放运动再度高涨的历史时刻，《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它提倡的独立人格是指导中国妇女发展的瑰宝之一，它开辟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新纪元；在五四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的宣传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除了《新青年》之外，五四时期的其他进步刊物也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1919年1月，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杂志也以论说、译著、小说、人物传记等形式讨论了妇女问题。从1919-1920年，《新潮》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主要有：叶绍钧的探讨女子独立人格丧失原因的《女子人格问题》（《新潮》1卷2期，1919年2月1日），以小说形式塑造不幸女子遭遇的《这也是一个人！》（《新潮》1卷3期，1919年3月）；有罗家伦探讨妇女解放原因、步骤和途径的《妇女解放》（《新潮》2卷1期，1919年10月）；有李大钊探讨物质变动、精神变动和妇女解放关系的《物质变动与精神变动》（《新潮》2卷2期，1919年12月）。胡适的《李超传》纪念为争取妇女经济权而自杀的李超（《新潮》2卷2期，1919年12月），顾诚吾《对于旧家庭的感想》则论说了旧家庭的名份与伦理对妇女身体和精神的摧残（《新潮》2卷4期，1920年5月），朱洪的《女权与法律》则探讨了妇女解放的障碍和妇女在新世界应享的权利（《新潮》2卷3期，1920年2月）。

妇女运动是什么呢？五四以后有人这样定义：“妇女对于宗法社会、封建思想、传统观念及一切恶势力加以攻击的革命运动，……妇女运动就是要打破一切束缚，把她们从贤妻良母的梦中，唤醒转来，把片面独断的男性社会取消。妇女运动的第一信念，就是男女绝对平等，所谓智力的差别、体力的差别、技能的差别，女子是绝对不承认的。”五四时期进步刊物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在当时的社会中形成一股合力，引起全社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也为妇女报刊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二节 个性鲜明的五四妇女报刊

一、数量众多 形式各异

五四时期，伴随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种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妇女解放思潮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此外，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妇女报刊的繁荣提供了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与作者群。据“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统计，1909年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0.7%，1912年民国成立，女学生人数较1909年比例激增，比率上升至4.81%，呈现蓬勃的成长。这种趋势不断增强，据该社1923年4月的报告，女学生在学生总数所占比率，1912-1917年约在4-5%之间，1922年则上升至6.32%，人数则增加了三倍。更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方面，1920年成立了唯一国立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2-1923年的全国大学生调查统计表明，女大学生占学生总体的2.54%，此时大学开女禁刚刚三年。

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成为五四时期许多刊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通讯”专栏中，几乎讨论了五四时期男女青年最关心的一切问题，包括婚姻、恋爱、求学等；《星期评论》进行了“妇女解放从哪里做起”的讨论。五四时期整个社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使妇女问题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问题，与此相适应，妇女报刊的发展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繁荣景象，妇女报刊数量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仅1915年到1920年创刊的妇女刊物就有33种。此外，当时各个女子学校，几乎都办有刊物，宣传妇女解放。

五四时期妇女报刊的大致情况，见下表：资料来源：《中国报界交通录》，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印，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局发行，1936年6月版；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姚福申、史和、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第115-116页，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刘巨才主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481-482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7月版；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9年6月版；《妇女报刊名录说明》，载于《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臧健、董乃强主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这些妇女刊物中有一部分是在五四运动高潮中由女学生创办的，如天津《醒世周刊》由女师学生许广平、蒋云主编，先是油印刊物，后改为铅印刊物。该报在报道国内外时事消息和全国各地爱国学生运动及反压迫斗争，传播新思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后因经济困难停刊。长沙周南女校的《女界钟》也是当时有影响的刊物，主编为学生会会长周敦祥，该刊主旨是倡导妇女解放，曾大力宣传了本地的“赵五贞自杀事件”，推动了反封建的妇女解放宣传。（二）五四时期妇女报刊种类多样

五四时期，除了出现一些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妇女刊物之外，一些非妇女报刊上也辟有妇女专刊、专栏或专号，探讨妇女婚姻、教育、就业等问题，介绍新思想新学说，注重关于妇女问题的调查，使这一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局面。五四时期，辟有女性专栏专刊的非妇女报刊很多，如北京《晨报》第七版的“妇女与家庭问题”专栏（1919年5月4日设），《京报》的《妇女周刊》（1924年12月10日设），天津《益世报》北京版的《女子周刊》（1920年10月30日设），天津《新民意报》的《女星》副刊（1923年4月25日设），上海《时报》的《妇女周刊》（1920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1921年8月3日设）。

辟妇女专号最著名的当属1918年《新青年》“易卜生专号”。在该号中，胡适论述了易卜生主义，并与罗家伦合译《娜拉》（A Dolls House），这引起了时人对妇女解放之路的热烈探讨。接着，《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1919年10月）的“妇女问题号”，刊出田汉的《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Democracy》、黄如葵的《何故不许女子平等？》、王会吾的《中国妇女问题—圈套—解放》、周炳琳的《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等文章，从理论层次上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少年世界》1920年7月1卷7期的“妇女号”调查国内女子学校，报道国内外女学生动态，刊登妇女解放的专论，武汉《星期评论》于1922年6月的“妇女运动号”刊登了李汉俊、陈潭秋的文章。

二、议题深刻 主题鲜明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妇女解放运动暂时处于沉寂阶段。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视妇女解放为冲决旧道德、争取个性解放的必要内容，这是五四时期对中国妇女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发端。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先彻底打破封建枷锁。《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以妇女的封建枷锁为攻击目标，为妇女解放大声呐喊，给当时社会以震古烁今之感，成为在新形势下探讨妇女问题的嚆矢，促使一批人参与或投入妇女解放运动。从翻译《妇人观》，到介绍欧洲七女杰，从撰写《一九一六年》，再到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逐步强化中国妇女解放的意识，对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认识的一致使他对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封建枷锁孔教发起了猛烈攻击，两者的契合便使他成为当时关心中国妇女解放最著名的人物，而他高扬的大旗则吸引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健将，包括胡适、吴虞、鲁迅等人深情地投入。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刊物对妇女问题的探讨为妇女报刊的发展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对新文化运动的无限热情，从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角度出发，对封建的妇女道德与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成为妇女报刊提倡妇女新道德与新观念的思想基础。

有“破”才有“立”。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对封建妇女伦理道德的批判，五四时期妇女报刊的妇女解放思想主要集中在赋予男女平等以新的涵义。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即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维新时期的妇女解放侧重于废缠足和兴女学方面，初步提出了妇女在形体和精神上的解放；辛亥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已经出现像秋瑾那样自觉求解放的代表性人物，也出现了“从军的踊跃和参政运动之激烈，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女权运动光荣的一页”，但由于西方真正的妇女解放观还没有传入中国，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不过静久思动，一种时势使然”，所以只是妇女解放的“新潮之蠢动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以人的个性解放为价值取向，赋予男女平等以新的涵义。这主要表现在男女交际公开、男女教育平等、男女经济平等。（一）男女交际公开

封建社会以各种清规戒律将妇女禁锢于深闺之中，使妇女与社会严重隔绝。封建卫道士认为“男子弃其治外之天职，而国事废；女子荒其治内之天职，而家道废。刚柔失德而人道乖，内外易位而礼仪坏”，对妇女的社会活动表现出极度的恐惧。但随着妇女与男子一样走进工厂，走向社会，传统的腐朽观念受到了致命冲击。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大造男女平等的舆论，认为“把男女的界限渐渐的化除，各尽各的责任，那就是我国的进步。”这引起了社会上进步舆论的支持。

五四时期著名的妇女刊物《妇女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雁冰从经济角度看待男女社交公开，“男女社交不公开……背后藏的，便是经济的知识的道德的不平等”，他还从男女都是“人”这个角度来分析男女社交公开，“男女既然同是人，便该同做人类的事。男人们可以到的地方，女人当然也可以到。能这样的便是合理的状态，不能这样的便是反常的状态。……我们主张男女社交公开的人，见女人不知其为女人，只觉得伊是和我一样的一个人，……我们只觉得那些服式和我们不同的姊姊妹妹们，是和我们共同撑起一个社会的，犹如一车之两轮”。此外，李大钊在《新潮》第2卷第2号探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关系，认为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封建小农经济，又为妇女就业提供了机会，女子和男子共同参加社会生产，对女子的道德要求“就由绝对的变成相对的，由片面的变为双方的，由强制的变为自由的”，男女社交公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李汉俊和雁冰均认为，男女社交公开的前提是男子在观念上破除对女子的偏见，亦即提倡对女子的新道德，在观念上“破除轻视女子和专在性上认识女子的心理”，“创造合理的新道德”。雁冰认为这种“男子对于女子心理的改变”的新道德是男女社交公开的前提。

五四时期关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讨论引起了部分青年对该问题的初步实践，长沙新民学会和天津觉悟社最具代表性。新民学会实行男女社交公开，会员入会不分男女，最后入会的女子有蔡畅、向警予、周敦祥、劳君展等19人。天津觉悟社成立时通过女会员的提议，发展社员时男女各一，干部选举上也采取男女对等的原则，而且用抽签法确定每个人对外的姓名，如邓颖超抽到一号，取名“逸豪”，李毅韬抽到四十三号，由此而来的“峙山”便成为她长期使用的名字，她在《女星》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给读者的回信均用此名。（二）男女教育平等

五四时期对男女教育平等的讨论以王卓民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的《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与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的《读王卓民君论吾国大学不宜男女同校商兑》的争论为代表。《妇女杂志》1918年4卷5期发表了王卓民的《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文章，认为女子的社会职能是“贤妻良母”，女子只可从事一些轻便的手工活动，不需要有高深的学问；他还从“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教条反对男女教育平等，如果同上大学，男女之间“必有往来，投绢赠紵，必有多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偶或不慎，指摘随之，伤风败俗之事起，道德之破坏无余地矣”。此文一发表立即遭到了康白情的反驳，他列举中国女子远征欧美、留学日本以及国内个别女学生要求进入北大学习的事实，说明男女同校必会“蔚为欧美学府之盛观者”，“贤妻良母”的陈词滥调必将被世界汹涌澎湃的潮流所激荡。传统的女学带有浓厚的家塾味道，只有男女同校才能提高女学生的水平。王卓民又写了题为《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之驳议》，从“大学男女同校可以弃妇离夫”、“大学男女同校其收效必微之又微，盖教育之根本不在此而重在中小学校也”、“大学男女同校者多以先进国为例，而不知今之先进国如美国者，大学犹未尽男女同校也”三方面列举男女同校的危害与时机的不成熟。这种封建保守的观点，引起了康白情再次与他辩驳。《妇女杂志》的读者也加入了这场讨论。“通讯”栏中署名“瞿宣颖”的《共同教育论之辩护》，对“男女同校导致抉破礼防发生不道德”和“中国此时无女子受大学教育之必要”进行驳斥，指出男女之间有礼防并不一定有道德，封建的男女礼防不仅戕伤人道，绝害天理，而且男子“内则淫于妾，外则淫于妓，秽形昭彰，公言不讳”。中国古时重视礼防，其结果并不道德，而“男女平等之社交，女子易保持其贞洁，而交际昌明之社会，亦足使暧昧之举动难于发生。……欲期社会道德之发达，惟有令社交公开，男女平等”。作者还从世界潮流的发展角度指出中国此时女子受大学教育正是“因应时宜”。

这种讨论使男女同校观念深入人心，直接推动了男女同校的发展。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20年，9名女生进入北大学习，成为中国国立大学第一批女大学生。（三）男女经济平等

维新时期的梁启超指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女子没有受教育权而导致经济上对男子的依赖。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启发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从经济角度去考察社会问题。李达认为“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也是‘人’，就当为生产者。这是社会所必需的经济要素，是左右个人的重要问题”，女子“果能如此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条件，也可以无形消灭了。”

五四时期的妇女刊物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实现妇女经济独立问题。1920年1月1日创刊于苏州的《妇女评论》发表关于女子经济独立的先决条件的几种观点：有人认为女子经济不独立主要是子女的拖累，家庭的束缚。因此，要实现女子解放，非实行“儿童公育”不可；有人认为，女子经济独立，非先谋职业上的生活不可。一边做工一边读书的“工读主义”可使妇女“由职业上的发展，而达到经济独立的地步”。《妇女评论》则更进一步指出女子经济独立的前提是有和男子同样的劳动权。它在创刊宣言中指出，“我们认为现社会的一切问题有一个总归结；这总归结就是‘胃的问题’，就是‘食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这经济问题就是人人有劳动权，人人有生存权。 ……我们虽不鼓吹任何女子皆当谋生计的独立（因为这与全社会的经济组织相关很切，在现社会的经济组织下，断不能立时这样办到，而且办到也是无益的），但我们却极端主张女子应有绝对的自由劳动权”。而1921年2月13日创刊、由广州群报社发行的《劳动与妇女》则指出，“在阶级制度下面受经济的压迫，劳动者和妇女是一样的。……阶级制度有一日存在，劳动者和妇女就活受一日的压迫”，“所以打破阶级和改造经济制度，……妇人和农夫，工人当一致努力”，“根本解决办法有二：（一）把各种产业完全收归公有。（二）把国家政权由工人收回执掌。”这种观点表明妇女刊物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开始抛弃点滴改良的方法，也突破男女平等是单纯的男女两性之间问题的界限，开始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革入手。这已初步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观点，为中共成立后妇女运动与劳动运动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五四时期妇女报刊改革的代表——《妇女杂志》

一、初创的《妇女杂志》在形式与内容上对《妇女时报》的模仿与超越

作为第一份商办妇女刊物，《妇女时报》印刷非常精美。彩色封面，并借鉴西方妇女刊物注重图画以增进读者的兴趣，唤起读者的美术精神之特点， 十分注重搜罗图画，并用铜版印刷。每期有数十种彩色插画，主要是人物画，尤其是表现女性装饰打扮的照片以及一些男着西装、女着婚纱的新式结婚小照。《妇女时报》中还有不少闺秀的照片，有的是编辑写信征求得来的，有的是读者自动寄来的。还有一些文物古迹照片和女界新奇之事，如“月蕙王宫女子舞蹈戏”、“破天荒中国女子之凌空”等画面，而且每篇文章都配有插图。注重生活性与消遣性的图画，表现出《妇女时报》商办妇女刊物的休闲娱乐特点。《妇女时报》初创时的栏目主要有“论说”、介绍中西妇女生活教育状况的“妇女之种种”、“童话”、“上海妇女之新装束”等等。但该刊栏目不断更新，内容日益丰富。第二期增辟“读者俱乐部”，以与读者相互切磋，交换知识，推广见闻；第十期辟“卫生问答”栏，特请医学大师做顾问，详细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第十八期辟“妇女谈话会”，专供女性读者投稿，“无论长篇巨制、隽语名言，皆可归纳其中。或论时事，或述闻见，或谈经验，或记游戏，俱悉任投稿者之自由”；第十九期辟“弹词”栏目，“以词句宜清新，宗旨贵正大”为准，邀请女子发表文学作品，以供一般妇孺之浏览。此外，还有专门刊登读者小影的“相片”、“小说”、“短评”、“各地风俗调查”等栏目。从栏目不断丰富的变化中可以透视到《妇女时报》通过关心读者来促进刊物发展的良苦用心。《妇女时报》不仅形式美观，而且内容通俗，可读性强。该刊以“提倡女子学问，增进女界知识”为办刊宗旨，关注家庭建设和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如娼妓问题、女子教育问题与女子职业问题等。在家庭建设方面，该刊从住宅位置、房间分配及装饰、衣服与食物、儿童教育、家庭娱乐、家庭经济预算等方面谈论改良旧家庭，创造温馨舒适的新家庭。该刊还为解决娼妓问题出谋划策，主张广兴女学使妇女珍视其权利，厉行法律以禁绝娼妓，而以筹划女子职业为第一要务。该刊同时主张“贤妻良母”式的女子教育，如果女子专事学问而置儿童之教育、家庭之布置、收支之平衡于不顾，则为舍本逐末之行为，这是该刊主张“新知识，旧道德”的表现之一。关于女子职业，该刊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介绍了西方女子职业状况，如女军人、女律师、女陪审员等，并在文中刊登她们的照片。中国女子职业状况侧重在现状调查方面，如发表在《妇女时报》第18期、署名“晚秀”的《上海贫女生活之调查》对上海各业女工的调查。但其调查的目的是“辅助学术，供人消遣，略表同情”，并没有脱离《妇女时报》以消遣为主旨的范畴，这与新文化运动后期妇女刊物注重调查以寻求解决妇女问题的目的不同。《妇女时报》以指导家庭生活为主，兼及若干社会问题，有关国内政治的内容不多。在当时，这种作法避免了以纯粹政治宣传为宗旨的妇女期刊难以长期出版的命运，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出版不久，便有订户六七千户，这在当时是一个难得的数目，《妇女时报》则连续出版了七八年。《妇女时报》印刷精美、内容通俗、栏目不断丰富以吸引读者等商办刊物特点，直接影响到初创时期的《妇女杂志》。（二）《妇女杂志》的前身与后续

1.《东方杂志》重视妇女问题《东方杂志》对妇女问题的宣传是《妇女杂志》创刊的前奏。《东方杂志》自创刊时起就关心妇女问题。据统计，自创刊到终刊，44卷《东方杂志》月刊上直接讨论妇女问题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近500篇，平均每一期上就有一篇关于妇女的文章，这种努力在当时的期刊中是少见的。《东方杂志》在1932年10月16日设立“妇女与家庭”栏目之前，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主要分布在“教育”、“实业”、“时评”、“内务”、“社说”、“杂俎”、“内外时报”、“谈屑”、“世界新潮”、“读者论坛”、“杂评”、“女权运动”、“新语林”以及“现代史料”等十余个小栏目中。

早期的《东方杂志》仿效日本《太阳报》和英、美等国的文摘报的做法，除了本社自撰的“社论”一篇和“广辑新闻”外，主要是选录各报的名论要件，性质类似于“选报”。与此编辑方针相适应，散布于《东方杂志》中各个专栏中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绝大部分摘自当时其他报纸，属于本刊自撰的稿件很少。如刊于《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1904年7月8日）“教育”栏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节录自“四月初六日大公报的吕兰清女士来稿”；刊于《东方杂志》第1卷第8期（1904年10月4日）“实业”栏的《论女工》节录自“甲辰第二十一期商务报”；刊于《东方杂志》第3卷第6期（1906年7月16日）“教育”栏的《论女学应注重德育》节录自“丙午第十三期北洋学报”；刊于《东方杂志》第5卷第11期（1908年12月18日）“杂俎”栏的《婚姻沿革谈》译自“日本法学新报”。自创刊到1911年3月大改良前，共出版六卷的《东方杂志》中，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中，只有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卷第13期的《兴女学议》是本社撰稿，其他全部是摘录或节译。同时，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所讨论的妇女问题主要以兴女学为主，内容比较单一，所以重点较为突出。

自从1911年进行大改良后，《东方杂志》改变了“选报”性质，朝着综合性学术期刊方向发展，其所涉及的各个学术领域不少是“延请名家写的”，妇女问题除了在“内外时报”栏的个别文章是节录其他报的内容外，其他栏目中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均是署名的论文。经常发表妇女问题方面论文的男性作者有：《东方杂志》的编辑、后来任《妇女杂志》主编的章锡琛，《东方杂志》的编辑钱智修，后来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东方杂志》的编辑俞颂华，曾主编《东方杂志》“妇女与家庭”栏目的金仲华，中共党员恽代英，当时就学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马星野，科学家竺可桢等。女性作者主要有：妇女运动领导人罗琼，刘王立明，《大公报》女记者陈学昭，出版《上海报纸改良论》一书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郭箴一女士。作者队伍比较庞杂，决定了其研究妇女问题文章内容的多面性。《东方杂志》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从稿件的多源性到作者队伍的广泛性，《东方杂志》的“杂志中的杂志”特征有了鲜明的体现。

2.《妇女杂志》的出版与内容演变《妇女杂志》于1915年1月5日创刊，1931年12月因商务印书馆毁于“一·二八”日军的炮火而不幸停刊。《妇女杂志》连续出版17年，是中国妇女期刊史上第一份历史悠久的大型刊物。在其存在的17年间，它由一个一般影响的妇女期刊，经编者的努力和读者的爱护而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妇女期刊。《妇女杂志》还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专号。在这些专号中，有关于离婚问题、娼妓问题、妇女运动、职业问题、家事研究、妇女生活、妇女与政治、妇女与文学等，此外还有产儿限制号、美术专号、爱之专号、男女理解号、婚姻号等。在妇女读物并不是很多的时代，这种专号对妇女而言是很有益处的。

3.《妇女杂志》的停刊与《东方杂志》“妇女与家庭”栏的设立

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一·二八”日军的炮火摧毁，《妇女杂志》被迫停刊。几年后，商务复业，但《妇女杂志》没有继续出版，而是在《东方杂志》中设立“妇女与家庭”栏目，来代替《妇女杂志》。该栏目由金仲华主编。

该栏目结合抗战实际，刊发了一系列讨论战时妇女儿童保育问题、妇女抗战与中国妇女的出路问题等文章，婚姻问题、女子职业问题、儿童教育问题也是该栏目所关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妇女与家庭”栏就已经很重视对儿童的性教育问题，如刊于《东方杂志》第30卷第15期（1933年8月1日）的《儿童性教育问答》，刊于《东方杂志》第33卷第9期（1936年5月1日）的《实施儿童性教育之理论与方法》。此外，还有关于国外妇女儿童尤其是美国、苏联妇女儿童状况的介绍，而且从题目中可以看出编辑所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急转直下的美国男女问题》（《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期），《美国妇女的失业》（《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期），《苏联建设中的妇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9期），《不景气的美国流浪儿童》（《东方杂志》第30卷第9期），《苏联妇女儿童保护的理论》（《东方杂志》第30卷第9期），《美国妇女的职业斗争》（《东方杂志》第32卷第3期），《美国产业法规下的妇女雇佣问题》（《东方杂志》第31卷第23期），《苏联妇女职业之进展》（《东方杂志》第32卷第9期），对美苏妇女状况的贬褒抑扬尽见于文章标题中。

总的来说，“妇女与家庭”栏目一方面体现了《东方杂志》“杂”的特点，内容涉及妇女儿童问题、婚姻问题、儿童教育问题、妇女生理卫生、妇女装饰美容、两性问题、妇女教育、妇女职业、生育节制、娼妓问题等，雅俗共赏，兼顾多阶层妇女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栏目还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指导性，如金仲华的《中国妇女往何处去》（《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刘王立明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新阵线》（《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期），孟如的《从职业回到家庭去吗》（《东方杂志》第30卷第23期）等。（三）《妇女杂志》初创时的形式与内容

1915-1919年是《妇女杂志》的初创阶段，其内容和形式与《妇女时报》极其相似。由思想较为保守的王蕴章任主编。王蕴章，江苏无锡人，别号西神残客，清光绪壬寅科副榜举人，民国旧派人物，鸳鸯蝴蝶派小说家。

从形式上看，《妇女杂志》的彩色封面、诸多插图、铜版印刷等特点堪与《妇女时报》相媲美，版面设置、字号大小也相差无几。《妇女杂志》每期设有十余个栏目，它们是“图画”、“论说”、“学艺”、“家政”、“名著”、“小说”、“译海”、“文苑”、“美术”、“杂俎”、“传记”、“记载”、“余兴”等，内容涉及女子教育、家庭管理、科学常识等方面，杂志的知识性、趣味性与消遣性强于思想性，思想倾向于保守，与消闲读物差不多。论说没有指导性，有些文章的观点明显与时相悖，或者显得过于谨小慎微，前者如第1卷第7号的“传记”栏目宣扬封建节烈，专门为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烈妇立传，后者如第2卷第5号的“社说”——《论夫妻平等无碍于三纲》。《妇女杂志》创刊初期也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其发刊词之一认为，“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也，实由贤妻良母淑女之教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妇女最大之天职，岂非在相夫教子”，《妇女杂志》的发刊就是为了“遵此职志，为国中造多数之贤妻良母耶。”该杂志还从男女身体构造的不同分析贤妻良母主义的必然，认为如果不顾客观事实蔑视这种差异，而为男女完全平等，则“不特为女子之不利，而又为国家民族全人类之不幸不利”，“殊不知人决不能集合同等而相对峙之男女以造成家庭与国家，必须由各为互异之分业之男女，共相和合，而始为完全一个，乃可以组织圆满之家庭，造成隆盛之国家”，“贤妻良母主义基于男女根本的差异，在乎使发挥其所长而为才地适宜之分配，必如是斯足以提高男女身体的能率而增进社会之幸福；反之，极端之男女同权说实一种思想之游戏，而为蔑视男女间根本的差异之空论，其结果足以来社会之不幸，招国家之衰亡，可断言也。”这种理由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谬论。

在五四时期进步潮流的推动下，觉醒的知识女性为自身解放呐喊、奋斗，进步的社会舆论给予妇女解放以充分的支持，一时间各报刊掀起了广泛讨论妇女问题的热潮。但商务编译所对五四运动并未留意，认为只是一件与文化无关的政治事件，《妇女杂志》仍然以贤妻良母为主导方向。《妇女杂志》保守落后的立场遭到了时人的严厉批评。据中国现代著名妇女活动家王会吾回忆，“我从前在嘉兴女子师范里，修身一科的结晶体是‘服从’和‘敬顺’，又有什么‘贤妻良母’，什么‘三从四德’，时时总要接触这我的耳鼓。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也是脱不了这个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罗家伦指出：“商务印书馆刊行的较有‘理论性’的杂志，如《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不过是构成了难以理解的思想的支柱，应予以彻底改革”，其中“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并将该杂志归入他所分的杂志类别“学理派”中的“脑筋混沌类”，这种杂志“名为谈学理，实在没有清楚的脑筋、适当的方法研究学理的真相；只是混混沌沌的信口开河。这种谈法，真是误人不浅，……这类杂志，若不根本改革，真无存在的余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妇女杂志》处于一个急待转变论调的关头。

二、《妇女杂志》的革新

1919年，商务的几种杂志为追随新的思想潮流，进行了重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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