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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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眼看时间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残忍的历史
宁死不屈：被苏军枪杀的阿富汗总统阿明
事发时间：1979年12月
事发地点：阿富汗
参与各方：阿富汗总统、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哈菲佐拉·阿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王者简介：哈菲佐拉·阿明（1929年8月1日～1979年12月27日），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早年毕业于喀布尔大学，并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65年，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后成为该党人民派主要领导人。1978年4月，与塔拉基、卡尔迈勒等发动政变，推翻阿富汗共和国达乌德政府后，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79年9月，把时任总统塔拉基赶下台并将其杀害后，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人民民主党总书记。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
王者结局：被枪杀。
苏联预定的“盘中餐”
1979年12月27日，当西方国家还没有在狂欢的圣诞中平静下来时，中亚地区却迎来了另外一种不平静。
就在12月27日晚，苏联克格勃贝洛诺夫上校带领特种部队直奔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并分兵三路进攻阿富汗总统行宫塔日-别克宫、阿富汗内政部和喀布尔电台。亲自担任突击队指挥官的贝洛诺夫上校，率领5辆装甲运输车、10辆步兵战车、12辆T-62型坦克和120名突击队员直逼塔日-别克宫。
19时左右，随着从喀布尔市中心传出一阵巨响，一支特种部队首先攻占了阿富汗内政部。随后，从喀布尔电台传出了昔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前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声音，他宣布阿富汗人民从哈菲佐拉·阿明总统的暴政下解放了。
苏联之所以对阿富汗实施突然袭击，不惜用武力推翻阿明的统治，是因为阿富汗本身的特殊战略意义以及前总统阿明对苏的态度决定的。
地处亚洲中南部的阿富汗因扼守东西方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欧亚通道，是亚洲的十字路口，也是苏联伸向印度洋的桥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彼得大帝在3个世纪前就说过，当谁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谁就能统治世界。所以，沙皇俄国要想在全世界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统治，就必须南下，打开通往印度洋的道路。然而，战略家们打开地图一看，发现经阿富汗的这条通道到达印度洋最为便捷。于是，彼得大帝的后继者都谨遵先皇使命，不遗余力地向这条通道扩张。
为把阿富汗变成自己的“盘中餐”，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历届沙皇们都拼命与英国争夺阿富汗这块不毛之地。由于英俄双方势均力敌，阿富汗成了“缓冲国”，沙俄也未能完成彼得大帝的夙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大国曾对阿富汗虎视眈眈，但都一无所获，因为此时强大的苏联已把阿富汗当成了它的“南方战区”。二战结束后，阿富汗成为“中立国”，但事实上已经沦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20世纪50年代，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发生争执甚至交火。苏联乘机而入，表示坚决站在阿富汗一方，借机打击亲美的巴基斯坦，孤苦伶仃的阿富汗进一步投入到苏联的怀抱。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呈现苏攻美守的态势。由于实现南下战略对苏联称霸至关重要，而南下战略的关键就是控制阿富汗。为此，苏联在冷战时期积极勾画在阿富汗的“美好蓝图”：如果能把阿富汗作为自己的南下基地，进而就能顺利打通直下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接下来就可以在印度洋寻求暖水港和出海口，从而切断欧洲与远东的联系，威胁中东产油国，然后包围欧洲，与其太平洋战略相呼应，最终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目标。由此可见，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绝不是偶然和局部的行动，而是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加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完成这幅“美好蓝图”，苏联在阿富汗已经苦心经营多年。从1973年就开始加强对阿富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渗透的苏联，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1973年，当得知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要摆脱控制时，苏联暗中支持查希尔的堂兄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达乌德推翻其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亲苏政权。1973年7月17日凌晨，在苏联的支持下，达乌德发动军事政变，终结了统治阿富汗40年的查希尔王朝的宿命。7月20日，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达乌德政府的国家。
达乌德上台伊始也懂得“感恩”，因此深讨苏联的喜欢。但达乌德还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不甘心一直在苏联的鼻息下过着卑躬屈膝的生活，于是也开始渐渐疏远昔日的“恩人”。估计达乌德没有预料到，苏联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故伎重演，自己也会重蹈查希尔的覆辙。1978年4月27日，得到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达乌德政权。
上台后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塔拉基一直是苏联的“好朋友”，只是1979年9月，阿富汗国内发生夺权政变，不受苏联欢迎的哈菲佐拉·阿明总统执掌大权。“吃了豹子胆”的阿明总统日益在“太岁爷”苏联头上动土，因此，12月27日苏联不惜动用兵力除掉阿明。至此，阿明政府管理下的阿富汗已是苏联预定好的“盘中餐”，谁要阻碍苏联“吃大餐”，谁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政变甘愿坐牢
哈菲佐拉·阿明，1929年8月1日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南部的帕格曼村的一个小官吏家庭，他的家族属于普什图族旗下的吉尔扎伊部落。阿明从小机智过人，有很大雄心和抱负，立志要成为吉尔扎伊人的骄傲。的确，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时代，普通百姓向社会上层流动比登天还难，上大学是仅有的可行之道。可喜的是，没有辜负对他的期望，阿明成功考取了喀布尔大学，成为阿富汗有极高声望的前议员哈吉·阿卜杜勒·拉苏尔的得意门生。在获得数学和物理学位后，进取心极强的阿明决定赴美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获得了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奖学金。
在美留学期间，阿明积极活跃，极其关心政治。在担任留美阿富汗学生会主席后，阿明竭力把学生会政治化，经常组织学生探讨阿富汗的政治问题和前途命运。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美国中情局用贿赂和威胁的方式试图招募在美留学生，希望他们完成学业归国后充当中情局特工。例如，阿富汗学生会分会主席齐努勒西就为中情局工作，后来回国后成了阿富汗的财政部长。齐努勒西和中情局当时就劝说留美的阿富汗学生阿卜杜勒·拉提甫·何塔基加入中情局，不过劝说未果。1967年据何塔基披露，“大多数在美国学习过的阿富汗政府主要官员，他们不是接受过中情局的训练，就是被中情局洗脑过，而且，其中一些人就是当局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据了解，当时阿富汗学生会的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亚洲基金会，这是中情局在亚洲的主要前沿阵地，阿明从前与这个组织有过密切联系。但是，还是没有过多的证据表明阿明为中情局工作过。
1957年研究生顺利毕业后，阿明起初计划定居在英国，但这个计划后来泡汤了。随后，阿明回到阿富汗，在一所师范学校任了几年教师和校长，后来在教育部负责管理师资训练工作。然而，心怀野心和抱负的阿明不甘于现状。1962年，阿明通过所有入学考试，再次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5年，正当准备专心撰写学位毕业论文的时候，阿明被召唤回国了。因此，没能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成了阿明一生的遗憾。
回到国内后，阿明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书记塔拉基的引荐下很快加入了该党，这成了阿明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不久后，阿明就成为了该党的主要领导人，1969年，阿明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是当时人民民主党人民派中唯一当选的议员。
在塔拉基的指示下，阿明负责在军队内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军人党员，尤其是吸收高级军官入党。1977年，人民民主党“人民派”和“旗帜派”合并后，阿明仍负责这项工作。不过，出于对阿明在军队内培植势力的担忧，阿明的反对派，尤其是卡尔迈勒，多次劝说塔拉基解除阿明的这项工作，但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塔拉基的同意。就在这期间，阿明结识了很多高级军官，其中就包括拥戴他的阿卜杜勒·卡迪尔空军上校。阿明在军队里建立了广泛的网络，为以后他在政治仕途上平步青云打下了良好根基。就在1978年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前夕，阿明顺势成为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帕格曼村山里飞出了金凤凰，阿明这个普什图族吉尔扎伊乡下人的骄傲，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当地学校的普什图族学生。尤其是吉尔扎伊部族的学生们，都对阿明顶礼膜拜，把他当成自己的偶像并以他为学习榜样。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来很多吉尔扎伊部族的学生进入了喀布尔军事学院，在完成学业后，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成了军官，构成未来支持阿明的中坚力量。
然而，真正把阿明缔造成吉尔扎伊人传奇的，是阿富汗历史上的“四月革命”。
1973年7月达乌德推翻了查希尔国王的统治后，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可是，曾得到过人民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力量支持的达乌德在执政后却不念旧情，一直对阿富汗的左派运动和左翼人士进行严厉打压。人民民主党只能长期在夹缝中生存，为此，塔拉基等领导人早就有推翻达乌德的想法和计划，只是迫于时机和力量还不够成熟。
1978年4月17日，旗帜派领袖、工会领导人卡比尔神秘地遭到暗杀。此事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直接成为人民民主党发起反抗运动的导火线。两天后，人民民主党借机组织15000人上街进行反政府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还民公道。达乌德见游行对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开始进行残酷的武力镇压，并下令以违宪罪逮捕人民党的主要领导人。4月25日晚，人民民主党政治局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就在会议要结束时，达乌德的宪警队突然冲了进来，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政治局委员都被抓进了监狱。
当时阿明没有在会场，警察即刻集结部队到其住宅进行搜捕。庆幸的是，负责搜捕的奥马尔·扎伊尔警官是旗帜派的一名秘密成员，他考虑到阿明没有参加秘密会议，估计不知道党的政变计划（其实阿明早已知道），所以，凌晨3点搜查结束后，奥马尔只是将阿明软禁在家中。在塔拉基等政治局委员都被关进监狱的情况下，阿明开始思考如何实施原定计划。
正愁得焦头烂额的阿明忽然灵机一动，他试图与警察周旋起来，为革命争取时间。“诸位警官，现在都近凌晨四点了，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坐下来喝杯上等好茶缓缓神，反正我已经逃不出你们的手掌心了，难道你们还有什么害怕的吗？等到7点天亮了再把我送进监狱也不迟的。”阿明以充满关切和怜悯的眼神对着警官们说。警官们搜查了一夜确实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便接受了阿明的“好意”。他们喝着茶、聊着天，不知不觉5个半小时就过去了。最后阿明怀着一丝笑意、无憾地被送进了监狱。谁知就在这5个半小时内，阿明挽救了革命。在这期间，阿明把政变计划交给了儿子，由其子将计划交给军队内支持自己的人。在接到阿明的命令后，“人民派”成员卡迪尔上校于4月27日领导一批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将关押的人民民主党领袖解救了出来。
阿明在此次政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人民民主党的历史英雄和功臣。在政变的第一天晚上，阿明孤军奋战，在喀布尔电台指挥前线战斗。为了能使政变取得成功，在政变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阿明每天都工作近20个小时。4月27日晚上，在阿明的指挥下，卡迪尔带领军队冲进了总统府，俘获了达乌德。在达乌德拒不投降的情况下，阿明下令将其击毙，至此，达乌德政权被推翻，人民民主党“四月革命”宣告胜利。夺取政权后，人民民主党于4月30日将阿富汗共和国改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塔拉基任新共和国总统和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明任新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此次政变后，吉尔扎伊部落的这只金凤凰的翅膀终于变硬了。
革“导师”命的学生总统
阿明能成为阿富汗新共和国的元老，这一路走来必须感谢的就是他的导师-塔拉基。阿明这个留过洋，不仅反对专制、崇尚民主自由，而且还具有高学历的热血青年，当时深得塔拉基的赏识和厚爱。塔拉基不仅介绍阿明加入人民民主党，还一路对他照顾有加，阿明也曾表示自己是塔拉基的忠实追随者。在塔拉基的提携下，阿明的声望日渐高涨，职务也一路直线上升。
阿明最初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塔拉基失望，但在四月革命后，随着阿明进入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并当上了该党的中央书记，他和塔拉基在政见上存在的巨大分歧逐渐暴露出来。塔拉基一直都是忠诚的亲苏派，在内政问题上，他主张采纳苏联的建议，走比较温和灵活的路线，努力扩大民众的支持。然而，与塔拉基相反，阿明则一直是坚挺的鹰派人物，坚持走强硬路线，主张对反对派一概没有理由地加以严惩和镇压。因此，阿明提出，为了更好的管理国家，人民民主党应该“团结”起来，不应该再分派系。
于是，阿明以“帮助”塔拉基清除政敌旗帜派为由，把旗帜派的领导人赶到国外，使他们远离了权力中心，如卡尔迈勒被迫担任阿富汗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到1978年9月份，政府内的旗帜派人物基本被清除殆尽，形成了人民派独断专政的局面，阿明离最高权力的宝座又近了一步。
随着政敌被清除，塔拉基与阿明的矛盾却逐渐升温和白热化。令塔拉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极度具有野心和权力欲的学生，始终未曾停止对最高权力的觊觎。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极力反对塔拉基搞个人崇拜的阿明，将大量的亲信安插到政府内。这些都引起了塔拉基的极度不满。
人民民主党执政后，塔拉基认为，只要坚持以苏联为榜样，就能得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但塔拉基的改革只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太过激进和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阿富汗的实际国情和宗教文化传统，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人民的抗议，阿富汗国内一时烽烟四起，暴动和骚乱无处不在。终于，西北部重要城市赫拉特于1979年3月15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武装暴动，阿富汗局势陷入一片混乱，人民民主党的政权岌岌可危。3月28日，塔拉基不得不授权强硬派的阿明全权镇压叛乱。最终，阿明指挥政府军占领了赫拉特，叛乱暂时被平息。为了以儆效尤，政府军报复性地枪杀了上千无辜民众。
由于领导政府军镇压赫拉特叛乱“战功显赫”，阿明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同年7月，塔拉基又被迫把国防部长一职让给了阿明。自此，塔拉基被架空，成为无实权总统，相反，阿明成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一把手。就这样，阿富汗真正的实权人物-阿明，登上了国家权力的最高宝座。
塔拉基其实早就察觉阿明一直对权力和地位虎视眈眈，只是过于相信阿明且出于全局利益考虑，塔拉基长期以来对阿明的欲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6月末，苏联驻阿富汗大使亚历山大·普扎诺夫就善意地提醒过塔拉基，为了消除后患应尽早对阿明先下手为强。由于塔拉基一直走温和路线，更或许他对阿明还抱有最后一丝期望，塔拉基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当阿明这次真的骑到头上来时，不甘心当傀儡总统的塔拉基开始下定决心赶走阿明。同时，在苏联人眼里，阿明是个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一旦阿明掌握阿富汗政权，苏联在阿富汗苦心经营的战略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必须与塔拉基联合，防患于未然。
1979年9月9日，塔拉基在日内瓦参加完不结盟首脑会议后，顺便在莫斯科停留。10日，在与勃列日涅夫会晤的会议上，塔拉基同意了苏联计划先下手为强除掉阿明的意见。回到喀布尔后，塔拉基以“商议要事”为由，要求阿明即刻到总统府与自己进行会谈。阿明认识到这可能是鸿门宴，因此要求，如果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扎诺夫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才同意与塔拉基进行会晤。普扎诺夫很快给予回应，但阿明知道这绝不是真诚的，只是为自己打了一针镇定剂，希望能去总统府赴约而已。其实，阿明很清楚塔拉基的真正意图，提出要大使保证人身安全的要求，只不过是他蒙蔽塔拉基和苏联的精湛伎俩，以打消他们对自己进行防御的考虑。
阿明带着警卫队及8名保镖一行如约来到了人民宫。当阿明前脚刚踏进人民宫大门一步，几发子弹嗖地一声就飞了过来，他们遇到了埋伏，8名保镖顷刻间倒在了血泊中。幸亏阿明反应敏捷，在警卫队的掩护下飞快逃离了现场，躲过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劫。大难不死的阿明回到国防部召集了一批军队和支持者重新回到人民宫，决定把总统彻底“革命掉”的。军队将整个总统府包围起来，见大事不妙的塔拉基立刻命令军队做最后的战斗，一场激烈的枪战在总统府内爆发了。塔拉基的军队溃不成军，自己也身负重伤，阿明立即命令人民宫的警卫将塔拉基抓起来并关进监狱，这就是阿富汗著名的“九月事件”。
客死异乡：在美国后院闹革命的总统阿本斯
事发时间：1954年6月
事发地点：危地马拉
参与各方：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
危地马拉流亡军官卡洛斯·卡斯蒂略·阿玛斯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王者简介：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1913年9月14日～1971年1月27日），危地马拉总统，毕业于危地马拉国家军事学院。1944年，参加军事起义推翻独裁统治者豪尔赫·乌维科及其继任者胡安·费德里科·庞塞·维德斯，随后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后于1951年3月15日到1954年6月27日任危地马拉第25任总统。任职期间，阿本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触动了美国的利益。1954年，在美国的军事干预下，其政权被推翻，阿本斯被迫流亡海外，1971年卒于墨西哥。
王者结局：流亡海外，客死他乡。
身陷绝境的阿本斯
1954年6月18日，危地马拉流亡军人卡洛斯·卡斯蒂略·阿玛斯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成功行动”计划，率领流亡海外的危地马拉武装叛乱分子越过洪都拉斯边境进入危地马拉发动叛乱，目标是要推翻时任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领导的危地马拉民主政府。这场阴谋再次把危地马拉这个曾历经沧桑才获得民族独立不久的中美洲国家，带进了一片混乱和恐惧的内乱中。
为了向世人证明危地马拉是正义、被侵略的事实，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起先并未对叛军进行反击，致使叛军很快占领数个城市。在危地马拉军队开始奋力反击后，阿玛斯领导的叛军节节败退，并在埃斯基普拉斯安营扎寨。为提高士气，在美国提供3架P-51战斗机、6架P-47战斗机和12架运输机的帮助下，叛军对危地马拉展开了空袭。
6月19日，3架叛军飞机被阿本斯政府军击落，叛军的空袭计划遭到重创。美中情局考虑到倘若就此停止空袭，整个入侵计划将会彻底失败。仅隔一天，中情局要求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给轰炸区足够的警告和撤离时间后再次开始轰炸危地马拉亚当地区的防空基地。三天后，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空袭。由于空袭速度较快，致使阿本斯根本没能准确估计叛军的力量，导致其做出阿玛斯拥有强大正规军的错误判断。
一周后，阿玛斯从前线作战部队向阿本斯递交最后通牒，要求他立刻辞去总统职务并同意和自己签订协议。接到最后通牒后，阿本斯下令把武器发放给工人和农民团体以抵抗侵略者，但是已经被美军心理战击垮的军官拒绝执行命令。其结果令阿本斯万万没有想到：当战斗打响之际，自己一手建立的军队在背后捅一刀—危地马拉政府军抛弃了他们的总统阿本斯。
军队的背叛使阿本斯陷入了绝境，他已经彻底绝望了。6月27日午时，阿本斯与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弗伊进行了会谈，表示同意辞职，希望把权力交给军事委员会。6月28日，阿本斯正式辞职，把政权移交给了以迪亚斯上校和蒙松上校为首的军人政权。
落魄的富家公子
1901年，家庭殷实、生意红火的阿本斯家族已经不满足在瑞士这个国度如此安宁、平淡的生活。于是，为了扩大生意，积累更多的财富，阿本斯家族来到了中美洲的“香蕉王国”—危地马拉。经过近十余年的打拼，生意日渐兴隆的阿本斯家族在危地马拉站稳了脚跟，很快就荣升到当地的上等阶层之列。1913年9月14日，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在克萨尔特南戈城出生了，为这个瑞士移民家庭增添了无尽喜悦。
从小生活在相当富裕的家庭里，阿本斯的童年自然是快乐、舒适和美好的。然而，世事无常，阿本斯的父亲自从染上毒瘾后便无心经商，家族生意一落千丈，最后竟把这个原本富裕、幸福的家庭带入了痛苦的深渊。在朋友的帮助下，一无所有的阿本斯一家在乡下安置了一处房产，随后举家搬迁到了农村。面对家境的衰落，阿本斯的父亲终因忍受不了这种落差给心理带来的巨大压力，弃尚未成年的阿本斯而不顾自杀了。从此，阿本斯便和母亲相依为命。
家庭的变故对年少的阿本斯这位昔日的富家公子而言，简直是天崩地裂的打击，从此他柔弱的肩膀便独自挑起照顾家庭的重担，其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改变。
小时候，阿本斯的最初梦想是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或者工程师，如果家庭健全、富足，他的这一梦想可能会顺利地实现。可是家庭的落魄使生活变得极为拮据和窘迫不堪，他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大学学费。被生活劫难磨炼得意志坚强的阿本斯，立志要改变这种饱受苦难的日子，重塑昔日阿本斯家族的辉煌。但当时危地马拉等级制度森严，下层阶级根本没有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那时，危地马拉领导人几乎是通过掌握军队发家，因此，对下层阶级的有志青年来说，选择军人这一职业是个不错的考虑。
尽管阿本斯不愿意成为军人，但军事学院可以为学校学员提供奖学金，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且这几乎也是可以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仅有选择。考虑至此，阿本斯做出了报考军校的决定：在1932年递交申请后，阿本斯凭借社会经验和丰厚的知识功底最终通过了军校的层层入学考试。踏入学校大门那一刻阿本斯获得了重生，也预示着饱经沧桑的危地马拉也从那一刻起开始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阿本斯打小聪明伶俐、爱好学习，小时候由于家庭富足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使他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功底；家庭的变迁使他过早肩负起重任，磨练了坚强勇敢、不服输的斗志。在学校期间，阿本斯热衷于思考国家政治问题，在接受军事训练中从不怕苦、不怕累，勇往直前。因此，阿本斯在军事学院的成绩十分突出，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杰出的优秀学生”，也是所有学员中的“第一个中士”。“中士”头衔是军官学校学员能获得的最高和最珍贵的荣誉，自1924年到1944年的20年间，军事学院也仅有6人获过此项殊荣。阿本斯在各个方面表现的出色能力也赢得了学校军官们高度的认可和赞赏。
在军事学院经过3年的学习后，1935年阿本斯毕业了。由于在校期间的优秀表现，毕业后阿本斯被分配到了首都圣约瑟堡当一名下级军官，不久后，他成为圣胡安·萨卡特佩克斯一个村庄的驻军部队的上校。然而这期间的阿本斯并未真正体会到军人的荣耀和责任，其工作只是领导着一个士兵小组押送一群囚犯（包括政治犯）去劳动。这给阿本斯带来很大的心灵创伤，自己觉得像一个“工头”，监视被奴役的人劳动。
1937年，终于摆脱那份令人苦恼不已的工作的阿本斯被任命去填补军事学院一个空缺的教官岗位。由于知识渊博、经验丰富，阿本斯在学院不仅教授军事，还教授历史、物理学等一系列课程。1943年，因表现相当出色学院晋升阿本斯为上尉，管理学员中所有陆军下士。当时，这一职位在学校的地位级别属于第三位，也是一个年轻军官能取得的最有声望的地位之一。
阿本斯的重生不仅仅体现在身份地位上，还体现在思想上。此前，阿本斯是一个对政治相对冷漠的人，改变他这种态度的一个积极重要的人物就是阿本斯一生挚爱的妻子—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比拉诺娃。阿本斯自己曾经就说过，他的妻子深深地影响了他。玛丽亚出身于萨尔瓦多一个富裕、传统的地主家庭，父亲希望她将来做一个秘书然后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共同生活。但，这不是玛利亚要选择的路，她拒绝接受传统社会给她设定的角色。玛利亚私下阅读了一些政治书籍，由此渐渐向社会主义者转变。
就在此时，阿本斯和玛利亚相遇了，两人彼此被对方深深吸引着。很快，他们在坠入爱河几个月后就结婚了。婚后，玛利亚跟随阿本斯来到了危地马拉，她关于中美洲社会问题的看法对阿本斯产生强烈的影响，很快就转变了丈夫阿本斯的政治哲学观。也正是通过玛利亚的介绍，阿本斯才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玛利亚曾在一个妇女大会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名为《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阅读完后，她对这个“幽灵”“着魔”了并相信自己的丈夫也一定会此书折服。
于是，在一次旅行出发前，玛利亚故意把小册子放到了阿本斯床边的桌子上。果真，向来喜欢读书的阿本斯进来时一看到此书就开始了浏览。当读完第一页时，阿本斯心中那份喜悦已经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他拿着册子在房间里雀跃地跳了起来。猛然间，似乎此书中有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向阿本斯涌来，他终于找到了危地马拉之所以落后、下层阶级之所以贫困的答案了，他心里欢呼到，“来吧，来吧，猛烈的向我冲来吧”。待玛利亚回来后，还没等来得及整理行李，阿本斯便迫不及待地拉着妻子认真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从此以后，阿本斯开始主动阅读了更多关于马克思的著作。潜移默化间，阿本斯慢慢变成了危地马拉独裁者乌维科的秘密反对者。
民族英雄的诞生
19世纪90年代，美国大显“哥们义气”决心要“保护美洲人的美洲”，他们希望：在门罗主义的指导下，要把在拉美国家欧洲殖民者的权力排除出去，使美国真正成为对这一地区的资源、劳动力的唯一“保护者”。这一历史渊源使得美国不断在拉美各国扶持自己的势力，试图控制拉美，危地马拉便是积极向美国靠拢的国家之一。
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不像拉美的其他国家如海地、尼加拉瓜、古巴的领导者，危地马拉的总统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唯美国马首是瞻，为暂且保全自己苟且偷生之命，不惜“皆己所能”出卖国家利益来迎合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危地马拉的军队时刻都与美军和美国国务院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以保护美国在危地马拉哪怕一丝一毫的利益。危地马拉政府不仅给予数个美国公司税收特免权，而且还将一些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公司私有化，甚至出卖给美国公司，更有甚者还向它们赠送大面积的公共土地以便“开发当地经济资源”。有如此“忠心耿耿”的盟友为其利益“誓死护航”，美国根本就不必动用公开的军事力量便能轻易地维持在危地马拉的统治。
1931年，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独裁者乌维科上台了。他的统治绝对是危地马拉史上“罕见的”，他的政府也成了中美洲历史上采取最为残暴镇压手段的政府之一。同时，乌维科还是一个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他极端崇拜墨索里尼、弗朗哥和希特勒，而且超级欣赏和赞同希特勒“先处死，再审问”的方法。
不仅如此，常常自诩为“第二个拿破仑”的乌维科，在布满拿破仑雕塑和画像的办公室里，不时拿自己的相貌与它们比一下。过于自恋的乌维科也经常穿着制服在大批护卫队和内阁成员的陪同下到全国各地视察，此时他也不忘让官方传记作者随行，好让自己的敬业精神写入史册。乌维科是极度鄙视原著居民的，将他们归为“动物类”，他说，“与驯养驴相比，原著居民需要经过强制性的军事训练后才能变得开化”。内政上，他把许多的政治和社会机构军事化，其中包括政府部门、邮局、学校甚至是交响乐队。外交上，乌维科极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为“不辜负”华尔街老板的青睐，乌维科奉送给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上千英亩土地并赐予税收特免权，还允许美国在危地马拉建立军事基地。
乌维科的卖国行径与残酷的镇压政策和傲慢的行为令危地马拉民众深恶痛绝，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下级军官领导的人民起义。1944年6月，危地马拉的教师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进行罢工游行，顿时其他行业的人也参加到教师的游行队伍中来。乌维科随即出动军队血腥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者，在冲突中有200多名抗议者被打死，其中还包括教师工会运动领袖。
起义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包括教师、律师、医生、商人等业界人士在内的300多人向乌维科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其承认游行示威活动的合法性。由于乌维科曾对德国移民放宽政策，这导致美国开始对乌维科表示不信任，而且随着国内反抗者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美国见势不妙，认为乌维科大势已去，随即便将他抛弃。
7月1日，乌维科终因工人的全体性罢工和全国性的抗议而被迫辞职。但这位独裁者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轻易地退出权力舞台的，他把自己的辞职只是当做暂时下野而已。起先，乌维科想把权力移交给可以受他控制的警察局长阿左托接管，但由于阿左托支持纳粹的同情者而不得民心，所以，乌维科转而选择了由帕尼上校、爱德华多上校和庞塞将军组成的三人集团进行统治。
为博得民众的支持，帕尼上校、爱德华多上校和庞塞将军承诺召开全国大会选举一位临时总统并推举庞塞为总统候选人，反对派则选择因受迫害长期流亡在阿根廷的危地马拉哲学教授胡安·何塞·阿雷瓦洛为总统候选人。庞塞因在乌维科政府时期的违反民意之举而感到心虚，非常担心竞选会失败。为保证胜利当选的绝对性，庞塞命令军队待阿雷瓦洛一回到危地马拉便将其逮捕。更为卑劣的是，在7月3日的全国大会选举上，持枪士兵逼迫每个投票人均投庞塞的票，而不支持阿雷瓦洛。
毫无疑问，“赢得”了这次选举的庞塞以独裁者乌维科代理人的身份上台了。当政后，庞塞遵照乌维科的旨意，任命了众多前政府官员担任政府要职。如此一来，乌维科就能继续控制危地马拉的全国局势，其镇压政策也能继续“前行”，自己便能隐性地维持独裁统治。
庞塞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反对派再次联合起来发起抗议。这次抗议的规模是全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不仅仅处于下层被压迫统治的人民联合了起来，很多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也加入到起义大军中来。这些不满庞塞独裁统治，进而指控庞塞政权是违宪的军官中就有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陆军上尉和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上校。
作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者，阿本斯一直在为危地马拉人民寻找独立发展的道路。受妻子的影响，阿本斯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但作为军人的阿本斯对军队仍抱有一丝幻想，他将对乌维科和庞塞暴政的痛恨埋藏在心里，只是作为秘密的反对者。随着庞塞违反民意的暴行日渐残酷，对现存政权已经彻底绝望的阿本斯终于公开加入到了反抗队伍中来，也因为他参与反政府行为而被军事学院解除了教官职务。此时，没有任何负担的阿本斯有了将自己沉默已久的愤怒爆发和把革命事业大展宏图的机会。
不久，阿本斯来到了萨尔瓦多。在这里，他把流亡在此的危地马拉革命分子组织起来继续反抗庞塞政权。1944年10月19日，阿本斯和阿拉纳领导着一群士兵和学生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发动了一场革命武装起义，击败了支持庞塞的军队和警察力量，占领了庞塞政府机构，推翻了庞塞政权。看到政府军遭到惨败，庞塞仓皇逃到海外。到此，危地马拉革命取得胜利，这也就是危地马拉著名的“十月革命”。阿本斯赶走了独裁者挽救了危地马拉、解放了危地马拉人民，是危地马拉人民的民族英雄，从此开启了危地马拉人民幸福的10年。
庞塞下台后，阿本斯和阿拉纳协同商业集团代表豪尔赫·托里埃略·加里多建立了三人联合统治的临时军人政权，并宣布在年底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阿本斯参与制定和实施了民主的新宪法，宪法规定：终止审查制，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种族歧视视为犯罪，对政府管理的高等教育免费，禁止私人垄断，实施工人一周44小时工作制，禁止以优待券支付薪资，工会合法等。阿本斯政权兑现诺言，在1944年底举行了公正、公开的总统选举。这次选举中，声望极高、深受人民欢迎的阿雷瓦洛获得了85%的选票，以决定性优势成功赢得了第一届选举，当选为危地马拉第24任总统，也是危地马拉的第一位民选总统。
在1944年革命期间，阿拉纳曾要求阿雷瓦洛执政后任命自己为武装部队司令。但是，阿雷瓦洛对阿拉纳始终不信任，当选后，他提升阿本斯为上校，任命他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这引起阿拉纳内心的极度不满和怀恨，进而反对阿雷瓦洛这位“精神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左倾政策和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阿雷瓦洛和阿拉纳的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在阿雷瓦洛总统任期即将届满时，国防部长阿本斯和武装部队司令阿拉纳成为人民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阿拉纳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1950年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上，他能否成功当选还直接关系到危地马拉国内保守派的命运。1949年7月，阿拉纳在国内保守派势力和美国中情局、联合果品公司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向阿雷瓦洛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阿雷瓦洛将权力移交至军队，目的是逼迫他同意在剩余的任期内仅仅充当军队的傀儡，并挟持他任命自己为下任总统。
阿雷瓦洛认识到危地马拉的民主正处在极端危险之中，因此向仍然接受民主体制、捍卫民选政府的阿本斯求助。阿本斯率领一些忠于民主的年轻军官逮捕了阿拉纳。在押送途中，阿拉纳因拼命抵抗被枪击身亡。在紧要关头，阿本斯镇压了这场预谋已久的叛乱，捍卫了革命，再次挽救了危地马拉的民主。
铁腕总统的雄起
阿拉纳被击毙后，一直呼声较高的阿本斯在竞选总统之路上已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了。
1950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阿本斯赢得了65%的选票，比竞争对手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多3倍。伊迪戈拉斯是前独裁者乌维科的好友，是位野心极大、极端激进的右派人物，不甘心接受选举结果的他指控大选存在支持阿本斯的舞弊行为，还指控阿本斯为大选精心策划了对阿拉纳的谋杀。
尽管如此，由于阿本斯在危地马拉人民心中的神圣的地位和形象，丝毫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成功当选，因为这是众望所归、历史的必然。就像学者们指出的，即使存在舞弊行为可能会使阿本斯获得更多的选票，但这绝不是他赢得大选的理由。1951年3月15日，阿本斯这位民族英雄正式就任为危地马拉第25任总统。
阿本斯选举获胜给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政府指出：“阿拉纳一直是阿雷瓦洛政府中积极的保守派人物，他的死，势必会大大增强左翼派的力量，可以预测政府会朝着极端左翼的趋势发展。”在就职演说中，阿本斯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改革目标：把危地马拉从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将危地马拉从封建经济占主导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他许诺将努力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使危地马拉成为繁荣民主的国家典范。阿本斯还宣布“要减少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抑制外国公司对危地马拉政治的影响”，表示“将在没有外国资本的援助下实现危地马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阿本斯在任的四年，是危地马拉人民最光辉的四年。这位铁腕总统的光辉业绩最突出的表现在：开展土地改革，公然反抗美国的霸权。
危地马拉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土地就成了人民生存的命根子。在危地马拉，2%的人却拥有了70%的土地，所以，要走向现代化、实现民主自由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因此，阿本斯把开展土地改革作为上台后的中心目标和任务。此外，曾帮助阿本斯上台执政的革命团体也不断给阿本斯施压要求其兑现竞选中关于土地改革的承诺，于是阿本斯继续了阿雷瓦洛的改革议程。
1952年6月，政府颁布了一个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案。6月17日，阿本斯正式签署颁布了一个名为“900号政令”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法令，法令授权政府建立一个土地所有权委员会网络，负责征用未开发的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分配给每户家庭。被征收者根据1952年5月10日规定的税收核定地价标准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即以3%的年息，25年期限的公债形式予以补偿。这个法令有效地执行了18个月，据统计，这期间有约150万英亩的土地分给了约10万户家庭。由于出身地主本身也拥有大量土地的阿本斯，在此次土地改革中也将自己46个农场的1700英亩土地征用出来分给农民。
阿本斯征用如此大面积的土地近乎无偿的形式分配给无地的农户，必然会使大地主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也必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抗。在危地马拉，最大的地主莫过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这个“绿色恶魔”。到20世纪50年代，联合果品公司占有危地马拉大西洋海岸约55万英亩土地，而其中85%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不仅如此，联合果品公司还控制了危地马拉主要的电力设施和香蕉产业。香蕉产业是危地马拉主要的农业出口产业，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危地马拉的香蕉种植业占到了联合果品公司在拉美总产量的1/4以上，控制了香蕉产业等于控制了危地马拉一半的经济命脉。而且还通过控制大西洋海岸唯一的港口巴里奥斯港实现对危地马拉海运业的垄断，它的子公司—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控制了这个国家唯一的铁路。可见，联合果品公司俨然是危地马拉的“国中之国”。联合国品公司必然是阻碍阿本斯改革的主要反对派，也是土地改革中应该受到最严厉打击的对象。
根据土地改革法令，阿本斯政府于1953年2月26日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位于危地马拉太平洋沿岸地区约23万多英亩的士地，以政府债券形式对其进行补偿。1954年2月24日，阿本斯政府又宣布最终没收其在危地马拉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的另外17万多英亩土地，并同样以长期的农业债券给予补偿。
阿本斯的这些举措，使联合果品公司失去了40万英亩的土地，对其在危地马拉的经济利益而言简直是致命一击。在补偿价格上，阿本斯政府也表现得相当强硬。阿本斯政府依据当年联合果品公司向危地马拉政府少报应纳税额和压低土地价格计算，每英亩补偿3美元，即总补偿金额118万美元。这很快遭到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国务院的强烈抗议，要求以每英亩75美元以上的价格进行补偿，即补偿总额1500多万美元。阿本斯政府自然毫不示弱。于是，为维护联合果品公司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于1954年4月20日向阿本斯政府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断然拒绝此照会时，阿本斯神色黯然、极为愤慨地说道：“开展土地改革纯属危地马拉一国的内政，纯属执行危地马拉国家主权的行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也不应该将它作为国际讨论的议题。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土地改革法令对所有在危地马拉拥有土地的人都一视同仁。”联合果品公司面对执著强硬的阿本斯也只能无奈叹气。
外交上，阿本斯政府也表现出了独立自主的立场。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阿本斯出席了由左派人士召开的反对美国入侵朝鲜的群众大会，并在会上喊出了“美国佬退出朝鲜”“联合国是美国的傀儡工具”的口号。战争期间，多次给朝鲜人民共和国发去电报，对朝鲜人民的英勇抵抗表示支持，并预祝他们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同时在学校还给学生放映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卑劣行为的电影。斯大林逝世后，危地马拉又是中美洲地区唯一为他举行默哀的国家。
这位铁腕总统公然对世界霸权说不的举动，不仅使美国如此强大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还给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榜样。切·格瓦拉后来在一次演说中对阿本斯给予了高度总结和赞扬：“我们应该向阿本斯总统致意，他第一个毫无畏惧地向殖民主义发出了反抗的声音；他领导危地马拉进行了一场意义深刻和勇敢的土地改革，表达了劳苦大众的理想和愿望。我们应该向阿本斯总统表示谢意，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和准确的评价标准，让我们勇于正视和解决那些危地马拉政府未能克服的弱点。”
心理战术下的缴械
阿本斯的一系列改革极大地威胁到了美国在危地马拉经济利益，尤其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因此，联合果品公司责无旁贷地竭己所能制造政变阴谋舆论，进而游说本国政府策划隐蔽行动推翻阿本斯政权。
就当时整个国际环境来看，冷战开始逐步升级，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争霸竞赛愈演愈烈。由于阿本斯政府日渐明显的倾向，使美国感觉共产主义已经越来越渗透到了它的后院。终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国内极度盛行麦卡锡主义之时制定了推翻阿本斯政权的“成功行动”。
其实，在阿本斯上台之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早已考虑到了他潜在的思想倾向。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1年就草拟了一份名为“幸运行动”的可能性计划，即如果阿本斯对西半球构成了威胁，就将他从权力舞台撵走。不过，此计划的结果是阿本斯不仅没有被赶走，还得到了更多左翼力量的支持。执政后，阿本斯对危地马拉劳动党和左翼人士势力的发展持比较宽松的态度，使得劳动党在1952年获得了合法地位，这同样让美国感到无比的头痛。
随着事态的严重发展，美国认识到是该做出正式回应的时候了。1953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有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等重要政府官员在内的专家小组会议，会上正式确定了推翻阿本斯政权的隐蔽行动。中情局鉴于之前“幸运行动”的流产，所以为此次行动命了一个相当吉利的名字。
危地马拉位置图—“成功行动”。“成功行动”主要分为两部分：心理战和小规模军事入侵。整个行动确定下来之后，中情局局长助理弗兰克威斯纳任命艾伯特·哈尼上校负责指挥整个行动。但令中情局苦恼的是，还得找一个合适的反对派作代理人。因为这个角色极其重要，不仅关乎到此次行动的成功，还关乎到美国在危地马拉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这个代理人必须是听话的。经过缜密的挑选后，中情局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军官出身的阿玛斯身上。
阿玛斯是个积极、保守的反动派领军人物，阿拉纳死后，他于1950年11月发动政变，失败后逃亡到洪都拉斯寻求政治避难，并结交了流亡领袖伊迪戈拉斯和考德瓦。阿玛斯声称，他“有责任”领导一场“国内起义”，“解放”危地马拉。在美国金钱和武器的援助下，阿玛斯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招兵买马，训练入侵军队，他已“万事俱备”，只待有利时机“杀回”危地马拉。
为师出有名，中情局大造阴谋政变的反动舆论。1954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伪造船上的货物清单，秘密把武器存放于瑞士阿尔弗海姆号货船上运往危地马拉。此次武器运送难逃美国“法眼”，被逮个正着。这为没有抓到阿本斯政府通共的现实把柄正发愁的美国来说，着实是“雪中送炭”。美国得意地把它视为证明阿本斯与苏联“勾搭”的确凿证据。
其实，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现代化武器装备，只不过是还能凑合使用的二战中被德国废弃的武器，而且是有偿交易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借此事件在拉美地区大肆展开政治宣传运动，宣称是时候采取行动推翻阿本斯政权了。因此，为加强入侵队伍的武器装备，美国还不断向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提供武器，此次武器事件奏响了美国开始武装颠覆阿本斯民主政权的序曲。
武装干涉之初，美国为节省出兵成本其实还考虑过包括暗杀阿本斯、贿赂阿本斯和拉拢军队高级官员的方法来摧垮阿本斯政府，但这些计策都失败了。于是，美军转向了心攻战术，这在此次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政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心理战在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初联合果品公司为游说政府教训阿巴斯，就收买了包括《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大西洋月刊》等在内的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大肆报道危地马拉的新闻，以引起美国政府和公众的关注。尤其在1954年的武器事件曝光后，美国新闻媒体在短时间内就发表了约200篇文章诋毁阿巴斯及其政府，设计了约2万多幅的漫画和海报，并制作成电影进行放映，还借助无线电等现代通讯工具将之迅速传播到拉美地区。
同时，阿玛斯禁止所有新闻媒体工作者进入到“战区”，甚至切断通向这一区域的所有电话线，为此，得不到任何真实消息的新闻媒体只能依赖他们发布的少量且掩盖事实的“战争公告”。这样一来，美国把那些起初反对战争、同情危地马拉的人也拉拢到了自己一边，为武装颠覆“赢得”了舆论支持。
在危地马拉领土上，美国从危军队和民众两个方向下手。美军在危军队中到处散发不合事实的海报和传单，煽动那些不认同阿本斯的军人站出来反抗他。同时，哈尼上校通过在危地马拉国内和周边国家建立秘密电台，对危地马拉电台进行干扰，给危地马拉的军队和民众造成混乱。危军中首先投敌的是空军。由于有专门电台报道空军飞行员投敌的新闻，这在危地马拉空军的思想中种下了背叛的火苗。为阻止更多飞行员发生叛逃行为，阿本斯命令空军若没有自己的命令禁止起飞，这使得危地马拉空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未能及时起飞作战。
与此同时，对危地马拉民众的心理战也正是拉开了帷幕。1954年5月1日，这天正值国际劳动节，大部分危地马拉人民当天都准备在电台旁耐心等待阿本斯总统对节日热情洋溢的祝福和演说。此时，广播里顿时播出了从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危地马拉流亡分子发出的反对阿本斯的声音。这些流亡分子都是由中情局训练和资助的，他们以“工作、面包和祖国”的响亮口号，向人民传递“解放者”领袖阿玛斯将军已经做好推翻阿本斯政府的一切准备，不久便会返回祖国解放人民的讯息。这一切听起来似乎都是那么真实可靠，连许多外国媒体都信以为真了。
中情局这一计谋施展得实在到位，达到了很好的预期效果。当时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阿本斯本人和军队官兵都在听，广播一播出霎时就引起危地马拉人民的心理恐慌，仿佛整个国家被一张恐惧之幕笼罩着，人民一下变得如此脆弱不堪。
做足了心理战工作后，美国接下来就是实地战争的部署了。由于阿玛斯的军队都是危地拉的海外反动流亡分子和用钱招买来的雇佣兵组成的“杂牌军”，为使它看起来像支正规军以蒙蔽阿本斯，中情局就以尼加拉瓜为基地加紧了对这支“杂牌军”的军事训练，并雇佣了一些飞行员组成了阿玛斯的临时空军。中情局还为阿玛斯提供了一切作战的必需物资。
如果历史可以倒退，阿本斯是不会就这么轻易被击垮的，他完全被中情局制造的假象欺骗了。在当时，危地马拉虽然没有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但与周边邻国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相比，它在中美洲地区军事力量还是相对强大的。阿本斯政府拥有经过专门严格训练的正规军队和警察部队总计约6000人，而阿玛斯所谓的“解放军”，区区300人，其中一半已提前被派往危地马拉在国内搞阴谋破坏活动，制造内乱，参加地面入侵作战的仅仅有150人。
在阿玛斯率领150名叛军进入危地马拉后，美国协助叛军进行了空袭，但空袭只是美军打的一个幌子，真正目的在于给阿本斯制造叛军实力强大的假象。同时，秘密电台又发挥了它的迷惑功能，通过干扰危地马拉国家电台信号，阻止正确消息传出，使得危地马拉人民只能收听到中情局不断播报的谎情，甚至连阿本斯和政府官员唯一的信息来源就只剩下中情局的广播了。广播里大肆宣扬阿玛斯叛军所向披靡、政府军在边境频频败退的消息，为进一步威吓民众，还宣扬叛军已占领危地马拉大部分地区，即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入侵进攻首都。电台里还不断播放炸弹爆炸声，使得很多民众开始相信阿玛斯叛军的实力。为稳定局势，避免叛军进一步扰乱民心，阿本斯下令停止供电，以阻止电台散布谣言。然而，这一措施使民众对假信息更加信以为真，导致成千上万的民众开始计划逃离危地马拉，使原本紧张的态势变得更加严重。
美国策划的“成功行动”在心理上一步步削弱了危地马拉人民的信心和阿本斯的权威，最后彻底击垮了危地马拉的人民、军队和政府。1954年6月27日晚，阿本斯在美国“成功行动”的强大攻势下宣布辞职。
1954年推翻阿本斯政权的政变是危地马拉历史上的转折点，它严重阻碍了危地马拉的民主改革步伐，宣告了阿雷瓦洛和阿本斯在危地马拉十年社会变革的失败，再次把危地马拉推进了贫困、动乱、恐怖和独裁统治的万恶深渊之中且长期难以自拔。这场政变，对整个拉美地区的社会改革和进步也带来了深远影响。
客死异乡的王者
下台后的阿本斯是不幸的，痛苦的。政治宿敌阿玛斯当然不会在本国给他留下容身之地，从此阿本斯便永远离开了自己深爱的祖国，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1954年6月27日晚被迫宣布辞职的阿本斯为躲避阿玛斯叛军的追捕举家来到墨西哥驻危地马拉的大使馆寻求避难，并得到墨西哥政府的允许在其境内居住。由于阿本斯的父辈是瑞士移民，他渴望能够回到父辈的故土以安抚自己绞如刀割的心。不久，阿本斯便携全家移居到了瑞士。但上天还是没有同情这位早已心力憔悴的民族英雄，瑞士政府表示，除非阿本斯愿意放弃危地马拉的国籍才能允许他以瑞士居民身份永久居住在瑞士。军人出身的阿本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骨子里始终都保持着对祖国的忠诚，因此他“婉言”拒绝了瑞士政府的要求，被迫来到了巴黎。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是没有自由的，阿本斯时刻处在法国警方的监视下，因此，一个月后，他向苏联发出了避难请求，然后选择了他认为是东欧最具国际化的都市布拉格。然而，由于历史原因，阿本斯并没有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热情欢迎。相反，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员对阿本斯的停留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们不确定阿本斯此次来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用意何在，他们担心阿本斯会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赔偿1954年卖给他的劣质的二战武器。不过令他们安心的是，三个月后，阿本斯搬迁到了莫斯科这个美国一直误以为是他精神寄托的圣地。
故土始终牵绊着阿本斯的心，他总是尽一切可能回到危地马拉，哪怕是距离祖国不远的任何一个拉美国家。幸运的是，上帝终于眷顾到他了，拉美终于有个国家肯收留阿本斯，这个国家就是乌拉圭。不过乌拉圭不容许阿本斯参加工作、参与政治，必须一星期到警察局做一次报告。尽管条件苛刻，但回到了拉美就类似于回到了故乡，所以阿本斯依然同意了。
1960年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诚心邀请阿本斯到古巴去居住。阿本斯一直很欣赏和钦佩卡斯特罗这位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当卡斯特罗发出邀请后，他很快也很乐意地接受了。在古巴，他开始喝酒，希望这能缓解一下自己的生活。原本以为来到了这片热情又充满激情的地方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阿本斯却遭到了丧女之痛：他最疼爱的长女哈科沃·阿本斯·阿拉贝拉自杀离世了。可见，上天并没有就此放过这个历经沧桑的磨难者。阿拉贝拉是家里比较叛逆的孩子。1965年，这个想成为演员的时尚模特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个餐馆里与男友玛他多·杰米·布拉沃发生激烈争吵后，从包里拿出了一把枪在男友面前开枪自杀了。
阿拉贝拉离世时才25岁。女儿的死对阿本斯是一场莫大的灾难，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彻底击垮了这位曾经的铁血英雄，处于人生最低谷的阿本斯从此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最终，被允许返回墨西哥葬送爱女的阿本斯已经不想再颠沛流离了，只想静静地在女儿的墓前了却余生。1970年，容许阿本斯可以永久避难的墨西哥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
1971年1月27日，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死在了浴室，享年58岁。外界猜测其死因可能是因溺水身亡，也可能是被水烫伤而死。或许，已经身心疲惫的阿本斯，不想再为世俗权欲奋力抗争了。
9月15日晚，阿明就在人民宫召开了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一致作出决定将塔拉基及其“同伙”开除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16日清晨，阿明又召开了人民民主党的中央全会，会上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选举”阿明为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随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任命阿明为委员会主席、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
9月对阿明来说是一个“喜获丰收”的月份，他终于“名正言顺”地完全掌控了阿富汗政府，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人。在塔拉基被俘几天后，阿明政府发出通告，“前总统塔拉基因患不明疾病身亡”。对于这一通告的真实性，阿明、苏联、反对派都心如明镜。后来卡尔迈勒执政后，政府发布了一份对塔拉基死亡原因说明的声明，声明指出塔拉基是在10月8日，在阿明的命令下，被人民宫当时的主管和两名近卫军官用枕头活活闷死的，而当时阿明正在与美国中情局的一个特工在举行秘密会谈。
估计塔拉基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自己：这么多年一直精心栽培了谋害自己的凶手。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铁腕
从1979年9月16日开始执掌阿富汗政权的阿明也许不会想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夺来的总统之位，只坐了104天，自己就成了所谓的“百日总统”。不过，别看总统在位只有百来日，但是其“业绩”可真是“不平凡”。
在内政问题上，阿明的统治以铁腕著称。由于考虑到自己总统之位来源的“非正当性”，阿明显得有些心虚。所以，在夺权之后，阿明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洗清塔拉基的支持者。据苏联有关方面统计，在阿明当政期间，有500多名人民民主党党员丧生，另有很多人逃到了邻国伊朗或巴基斯坦，随后，这些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组织反政府运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这些团体转向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市组织活动，后来成为西方媒体中描述的阿富汗“自由战士”。
阿明的大清洗使得反政府武装迅速从农村蔓延至城市，扩展到全国28个省的23个省，阿明政权危机四伏。为了给叛乱者一个“深刻”的教训，1979年11月中旬，阿明在帕克蒂亚省的赛德卡拉姆对叛乱者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于反政府游击队成员多为缺乏军事训练的无业游民，面对来势汹汹的阿明政府军的攻击，很快就溃败了。异常顺利的进攻，让阿明心理着实爽快了一把，使他在“百日总统”的日子里振了一次“雄风”。此次战斗中，包括起义者及其亲人和支持者在内，政府军共消灭了一千多人，彻底将起义军在赛德卡拉姆的基地夷为了平地，迫使幸存下来的起义力量中的大部分人逃往巴基斯坦，从此他们便流离失所。阿明如此残暴的手段，以至于在他当政的104天里，除了一个失败的军事叛乱外，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起义。
当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阿明对人民也不忘施以一定的“仁政”。阿明心里很清楚自己树敌太多，有必要安慰人民愤慨的情绪，进而扩大自己在民众中的支持基础。为此，阿明精心实施了一个偷梁换柱的伎俩。释放一万多名在塔拉基政府时期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这些人出来后也不忘对阿明“感恩戴德”，成为维持他专政的忠实力量。阿明此举意在向民众宣称自己的政府是个“民主、公正”的政府，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是清白无辜的，是被腐败残忍的塔拉基政府陷害的，塔拉基应该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阿明与塔拉基同为无神论者，因此，有许多阿富汗人视他们反宗教人士。为此，阿阿富汗及周边国家位置示意图明适当吸取了塔拉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教训。为了缓和自己与信教民众之间的矛盾，阿明向天真、淳朴的阿富汗人玩起了障眼法。阿明向阿富汗人许诺了更多的宗教自由，政府帮助修复清真寺，以示政府的“真心和诚意”。阿明还在演讲中声称“四月革命”就是完全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的。此时的阿明，似乎出卖了人民民主党，把自己叛逆一面照得光鲜透亮。
此外，阿明这个叛逆的“学生”着实让“太上皇”苏联恼羞成怒了一把。早年，苏联就很看不惯向来桀骜不驯的阿明，只因他不是阿富汗的一把手，对苏联的利益构不成太大威胁也就假装视而不见。可是“九月事件”中，阿明干掉了一直非常听苏联话的塔拉基，让苏联加大了对阿明的不满和戒心。但是，阿富汗易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对苏联而言，谁在阿富汗当权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他甘作苏联的“小伙伴”、作苏联的“好同事”就行。所以，不管苏联再怎么不喜欢阿明，现在木已成舟，出于对整个亚洲战略利益的考虑，也必须违心地向“阿明当选为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还昧着良心称“阿明一直是苏联忠实的朋友”。同时，苏联担心在阿富汗的利益有危险，还增加了在阿富汗的军事顾问。
当然，阿明也不傻，跟苏联打交道这么些年，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尤其在“九月事件”后，阿明与苏联矛盾越来越深，他指责苏联在背后鼓动塔拉基谋害他，插手阿富汗内政，对此阿明一直怀恨在心。因此，上台后的阿明开始对苏联变脸了。1979年10月27日，阿明要求苏联召回驻阿富汗大使普扎诺夫，不久又要求苏联撤回驻阿富汗的3000名军事顾问、技术工程师和教官，而且不顾莫斯科多次向他发出的访问“邀请”，阿明始终也没有给莫斯科个面子。阿明深知彼此早已是同床异梦了，做足面子功夫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阿明开始把自己的亲戚都安插到重要的权力位置上，委任他的侄子阿萨杜拉·阿明任阿富汗中央情报局局长兼外交部副部长，同时还掌控阿富汗的秘密警察部队，寄希望于阿萨杜拉为他誓死效忠，能在关键时刻保全自己，只可惜后来阿萨杜拉也被苏军暗杀了。
不过，再强硬的阿明也没有笨到不顾一切公然与苏联“老大哥”叫板，然后被苏联活生生打击致死的地步。其实，在走到今天这步棋之前，阿明早就想好了一步棋，这就是他圆滑聪明之处：阿明巧妙地运用冷战的特殊背景来打苏美牌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由于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被阿富汗恐怖分子劫持后遭杀害，美阿两国几乎断绝了所有外交来往，阿明一直在等待时机与美国进行接触。机会来了，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严重受挫，阿明一下就看到了自己可以安抚美国伤口的潜在价值。不出所料，1979年9月在阿明夺权后，美国就向喀布尔抛来了“橄榄枝”。时任美国驻阿富汗特派团副团长布鲁斯·阿姆斯特茨与阿明进行了友好会谈。他给阿明吃了一颗“定心丸”，让阿明放心，只要美国在阿富汗能维持一个强势状态，就不用担心令他不愉快的苏联的态度。惯常善于施展心理战术的美国，这下对阿明也一样起作用了。进入9月后期，阿明特别召见了阿姆斯特茨，表示愿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此次会见两天后，阿富汗外交部长瓦利在纽约向美国国务院官员也悄悄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和要求。
阿明背叛苏联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而且还要向西方“一边倒”，投向死对头美国的怀抱。一想到此，苏联政府就火冒三丈，越来越感觉到阿明是个“铁托式”人物，阿富汗俨然有成为潜在的罗马尼亚式的危险。莫斯科又岂能容忍阿明的这种叛逆的离心倾向的独立的民族主义呢？苏联准备已久的入侵行动要拉开帷幕了，过了把“百日总统”瘾而已的阿明终究是要为自己的叛逆而付出代价的。
苏联十万大军入侵
1979年12月下旬，当全世界准备迎接新年来临之际，苏联正在中亚上空架构一条巨大的“空中桥梁”，将10多万苏军运到了阿富汗，从而开始了对其长达近十年之久的军事占领。
入侵阿富汗绝不是苏联心血来潮，也不是简单为了教训阿明而做出的鲁莽决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
早在1979年3月份苏联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三巨头”（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时任苏联国防部长；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时任苏联外交部长）共同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阿富汗”，这既是苏联有关方面的基本原则，也是决定是否出兵的底线。但是，掌权后的阿明处处与苏联作对，使得苏联控制阿富汗愈加吃力。这样，苏联高层认为若要实现南下战略就必须干掉阿明，而干掉阿明苏联就必须直接出兵，除此之外，已“别无他法”。于是，苏联方面不顾一切，决定军事入侵阿富汗。
远在入侵之前，苏联就通过多年“无私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阿富汗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地建设，比如修建了喀布尔国际机场、巴格兰姆空军基地和几条战略公路，并在苏阿边境修建了几个大型的后勤补给站。就在“援助”过程中，几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牢牢控制了阿富汗的一些要害部门和军队。如此看来，苏联早就在为入侵做精心准备。
1979年8月至10月间，苏联以援助阿富汗打击某游击队为名向阿大量派兵，控制了阿巴格兰、马扎里沙里夫等重要战略要地，并以武器换装备和检查维修为名封存军队的轻武器，拆除主要重武器，使其失去紧急应战的能力。在此期间，苏联派遣由陆军总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将军等人组成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多次进入阿富汗进行实地勘察，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才最终确定了入侵方案。随后，在苏阿边境的特尔梅兹苏联军方建立了前方指挥部。
1979年12月8日，勃列日涅夫召开了政治局“小范围”会议，会上作出了由卡尔迈勒代替阿明，并向阿富汗派遣一定数量军队的决定，并下达指令相关部门务必予以落实。12月12日，勃列日涅夫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会议，会上正式通过了出兵阿富汗的决议，由国防部副部长索科洛夫元帅担任总指挥。
决议通过后，苏军就开始向阿富汗调运大批先遣部队。12月14日、15日两天，苏军以远程空运演习为名，将白俄罗斯军区第103空降师和南高加索军区第104空降师调至中亚，同时，将中亚军区第105空降师秘密推进至特尔梅兹。接下来几天，苏军先后向喀布尔机场和巴格兰姆空军基地分别运送了2个空降师和1个空降团。与此同时，一支以“协助剿匪”为名的苏军特种部队，秘密进驻了巴格兰姆空军基地，抢先占领和控制了那里的战略要地。
10天后，入侵准备基本完成，一切蓄势待发。入侵苏军共约12万人，有2个空降师、6个摩步师、2个运输直升机团和3个武装直升机团。装备包括2000余辆坦克、1000辆装甲车、25000辆汽车、200架各种固定翼飞机、2000门各种火炮、150架直升机等。
12月25日，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签署了苏军越过阿富汗边界的命令。一天后，行动命令正式下达了。
12月27日晚7时许，苏军全副武装，攻进喀布尔，入侵行动正式开始。短短在一周之内，苏军就基本占领了阿富汗。
苏联如愿推翻了阿明政府，建立了以卡尔迈勒为总统的亲苏政权。但是，随着入侵阿富汗的步伐，苏联的噩梦也悄悄来临了。此后漫长的10年，是阿富汗人民深陷战争深渊，抵抗苏联入侵的灾难的10年，也是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灾难性泥潭”中无法自拔的痛苦的10年。
10年间，1500万的阿富汗人民被这场战争摧残着，130多万人丧生在炮火之下。全国2/3的人口变成了难民流民，其中300多万人逃到巴基斯坦，200万人流落到伊朗，还有8万人寄居在西方国家，以及13万人被关押。
10年间，苏联先后派兵150多万进入阿富汗，并阵亡15000人、伤36000人，很多苏军士兵从此患上了“阿富汗综合症”。军备上，苏联损失了近千辆装甲车和坦克，数百架飞机以及5000余辆各种型号的军车。
可见，苏联入侵阿富汗，只是暂时赢得一场战争，而这还成了苏联的最后一场战争。
总统血溅别克宫
阿明越来越无视苏联，甚至要把苏联赶出阿富汗的态度让强硬、傲慢的“老大哥”如坐针毡。于是，针对阿明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随着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上演了。
苏联早就想除掉阿明这颗眼中钉。1979年10月10日，安德罗波夫按照指示，将卡尔迈勒从捷克斯洛伐克接到了莫斯科，开始策划由卡尔迈勒取代阿明的总统位置。就在月末的一个晚上，勃列日涅夫在绝密室与政治局委员对如何处置阿明进行了专门讨论。会议陷入了沉默，勃列日涅夫顿时清了清嗓子，严肃有力地说道：“我决定，干掉他！”与会委员对此也表示了一致同意，共同制定了多套解决阿明的暗杀方式，并把任务交给了克格勃第8局执行。为了避免动大规模的武力干戈，因此决定对阿明进行投毒。
此次投毒行动代号为“萨比尔”，12月13日，克格勃特工米塔里·塔利波夫成功潜入了人民宫，成为总统府内的一名厨师。然而，当看到塔利波夫为自己精心准备好的食物时，阿明似乎感到了一些异样，突然决定要更换这些食物，结果被他的女婿误食而身中剧毒。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心与苏联叫板的阿明最后决定用飞机把自己的女婿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当然，苏联为阿明准备的毒药是上乘的，没等准备好飞机，误食毒药的这位女婿便不幸气绝身亡了。阿明悲伤、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如果不是警惕性高，今天丧命黄泉的恐怕就是自己了。因此，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阿明把总统办公室从人民宫搬到了喀布尔郊外的塔日别克宫。
在又一个投毒行动失败后，苏联决定用武力直接干掉阿明。苏联假装以保护塔日-别克宫为名，派遣了大量士兵在宫殿附近巡逻视察。无需赘言，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侦察宫殿的地形，以制定突击宫殿的行动计划。此次突击行动的代号为“风暴-333”，由克格勃的阿尔法小组和格鲁乌（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的简称）的斯佩特纳兹特种部队这一苏联著名的特种部队执行。
12月27日19点20分，刺杀阿明的突击行动正式开始。此时，塔日一别克宫里正灯火辉煌，看上去焦急万分的阿明正在办公室里踱步来踱步去地沉思着，他似乎也已经预感今晚有大事要发生。忽然，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布萨诺夫打进电话来：“尊敬的哈菲佐拉·阿明同志，作为党总书记和民主共和国总统，很遗憾您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目前这个混乱局势的能力。因此，为了避免阿富汗局势继续恶化，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建议阁下辞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辞职以后，莫斯科将妥善安置您及家人的一切，并绝对保证您及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布萨诺夫最后态度坚决地补充到，这是莫斯科向他发出的最后通牒。并通知阿明，1小时后将有4辆苏军装甲车来护送他及其家人安全撤退，让他做好撤离准备。
虽然是最后通牒，但想到苏军没那么快行动，所以阿明谎称要考虑一下以拖延时间，等待军队前来救驾。还在抱着能够突围美梦的阿明太天真了，殊不知自己现在已四面楚歌。为了扼杀阿明的最后一点反击能力，27号下午“阿尔法小组”就控制了电话局，切断了塔日-别克宫与外界的全部联系，只留下一条阿明与苏联大使馆通话的专线。
20时40分左右，苏联驻阿大使馆再次打来电话，又给阿明泼了一盆致命的冷水。布萨诺夫冷笑着要他放弃最后一丝挣扎的机会，并告诉阿明，他忠诚的军队高级将领和政府部长们正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喝得烂醉如泥。放下电话，阿明倍感无奈，此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他已经彻底绝望了。
就在此时，贝洛诺夫上校正指挥一支特种部队悄悄向塔日-别克宫逼进。当抵宫外时，贝洛诺夫一声令下，特种部队将守卫塔日-别克宫的警卫楼一举摧毁。而后，贝洛诺夫命令向塔日-别克宫进攻，顷刻间装甲榴弹像冰雹一样倾泻下去，整个宫殿顿时在巨大的爆炸威力下摇摇欲坠。
在短暂的激战后，特种部队很快制服了防守在宫殿门口的阿明军队，进而攻占了塔日-别克宫。贝洛诺夫把阿明及府内所有人赶到了总统办公室，然后从公文包内取出一份文件，要求阿明签字。阿明不屑地瞥了文件一眼，这是苏联事先草拟好的“阿富汗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函”。此时此刻，阿明深知自己已经气数已绝，无力回天，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他要保持最后一份尊严，于是他用力将文件撕得粉碎。当失去耐心的贝洛诺夫对特种队员做出暗示后，在旁的阿明内卫领会了其中意思，立即拔出身上的匕首扑向贝洛诺夫，显然，护主心切的他要与贝洛诺夫同归于尽。即刻，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阿明当时正躲在一个柜台后面，被苏军特种兵击中身亡。另有苏军特种兵投掷了数枚手榴弹，眨眼间，阿明的4个妻子、24个子女便倒在了血泊中。仅仅不足4个小时，阿明的政治生涯与生命就终结了。
事件发生后，苏联政治局宣称，这次行动是应“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邀请”而出兵的，他们只是在履行1978年与塔拉基总统签署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践行国际主义义务而已，还指出，处决阿明的不是苏军，而是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为了平息国际社会的压力，随后，迫使阿富汗革命委员会选举流亡在莫斯科的卡尔迈勒为政府首脑。
毫无疑问，苏联的入侵将无辜的阿富汗民众带入了长年的战争和痛苦的深渊中。然而，苏联这次入侵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不仅没有获得预期的收获，还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自此，苏联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出现了极为不利的形势。戈尔巴乔夫总统后来对此做了“阿富汗就是苏联一个日夜流血不止的伤口”这一非常恰当的总结。虽然尚不能说这个伤口一定导致苏联解体，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苏联解体起了加速器的作用。
阿明生前并未将阿富汗带入富强独立的国度，却把苏联推上了解体的道路，这不得不说是个历史的大玩笑。
戴季陶论日本两性：比中国自由妥当得多
我们且先从日本人的家庭看起。日本人的社会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女子是绝没有地位的。所谓三从四德、贤母良妻这些道德标准，在日本是很确实地存在着，很生动地行使着。可是再没有像中国那样把女子关锁在后房里，不许与人见面的习惯。女子的言语行动，在一定的制度下面，是有相当的自由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是绝对服从、绝对恭顺。每天丈夫出门回家，必定是跪迎跪送，但是她这一种跪送，已经成了一种很活泼的自动的动作。女子所使用的语言和男子所使用的语言，在文法上、修辞上是绝对不同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很少听见有女子使用普通的简语。男子却是不同的，在社会交际上，中流以上的男子，他们有几种的交际语，这些交际语处处都相当的表现出男性。在很恭顺地向对方使用最敬语的时候，也处处很留意地保持着人格的威严。男子在幼年稚年时代的用语，已经很显明表现男子的独立性和自尊性。这种地方，学校和家庭里面都是很奖励的。在这样一个男女阶级最彰著而且悬殊的社会里面，却有一个很特殊的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且把它比较论出来。
一、中国的男尊女卑，是一个表里很不相同的畸形制度，尤其在上层阶级的家庭里面更是如此。一方面有极端男子虐待女子的事实，一方面更极端的有女子压迫男子的事实。男子在名誉的压迫下面，虚伪的忍耐和虚伪的隐瞒是很普通的。而日本的社会绝不如此。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固然也有例外，然而例外很少。具备威严的保护爱和具备同情的体谅爱在很巧妙的组织下面调和着。我们在日本社会里面很少看见有女子对男子的河东狮吼，更少看见有男子对女子的虐待。爱护弱者这一种武士的道德，尤其在男女间是看得很亲切的。虽然也有置外妾的事，但一夫一妻的制度，比较确实地维持着，妻妾同室的事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日本人的家庭比起中国人的家庭来，要圆满得多。我常觉得日本的男子在他的奋斗生活当中，有两个安慰，一个是日本人所最欢喜的热汤沐浴，一个就是很温和的家庭。日本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的确可以安慰他、同情他，使在社会上吃一整天苦恼的男子由一夜的安慰而消除他的疲劳的精神。中国男子很普遍的家庭苦，在日本社会是绝不经见的。
二、中国的蓄婢制度在日本是没有的，同时中国这一种虐婢的事实在日本更是没有。阶级分限很严格的封建制所产生的日本社会里，主人对于使用的婢仆，绝不像中国都会地方的习惯那样无情冷遇。他们家庭里面的使用人，很像是家庭一部分的组织分子。主人对于使用的人，处处都看得出一种温情。这一种温情不是发生于个人的性格，而个人性格的养成，倒是缘因于制度。现代的都市生活下面渐渐地把这一种温情的从属关系打破了。契约的责任观念替代了阶级的从属观念。不过，在中国这种畸形的虐待和变相的佣金制度，在日本社会里面，我是不曾见过。
三、宗法社会的男系家督相续制和财产相续制，是连成一个东西的，这也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应有之义。但是长男对于次男以下的家属的义务观念，也是很明确的。这一层情形，更是和中国绝对不同的地方。
四、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一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这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很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来。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绝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第一，日本人对于处女的贞操观念，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第二，日本孀妇的贞操，固然也主张的，然而社会的习惯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至于有逼死女儿去请旌表的荒谬事件。第三，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的心理多过轻蔑的心理。讨妓女做正妻的事是很普遍的。尤其是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这也可以证明日本社会对于妓女，并不比中国社会的残酷。第四，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象的那样荒淫的社会。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绝不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得多。
第二章 二战秘闻
二战铁幕：希特勒曾想征召妇女入伍参战
2月14日，艾森豪威尔在他位于比利时宗霍芬的战术总部会见了蒙哥马利。对于富有争议性的指挥问题，艾森豪威尔仍然非常担心。他抱怨“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总是指责他过于偏向英国人，而首相（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则指责他过于偏向美国人”。蒙蒂对于形势怎么想？和往常一样，这位陆军元帅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允许辛普森的美国第九军帮助他发动主攻，那么，蒙哥马利便会认为当前的安排是令人满意的。他在日记中记道：
我对当前的指挥形势很满意，这让艾克感到高兴。毫无疑问，他到达宗霍芬时正在为某些事情担心，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也表现了出来。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担心什么。但是，很显然，当我说我对当前的指挥形势非常满意时，他立刻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之后便笑容满面地开车走了。
他还写信给布鲁克，表达了他的喜悦：“艾克同意我的一切行动。”并且答应在余下的战斗里由他指挥辛普森。“一切都很好。我真的相信我们终于遇上了顺风，可以成功返回港口。我们曾经遭遇过一些风暴，但是现在雨过天晴了。”
九天之后，因水坝被德国人破坏而泛滥成灾的鲁尔河，终于下降到了一定水位，可以开始进行“手榴弹”行动，一次将有三十万三千二百四十三人参加的超大规模行动了。2月23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辛普森的第九军开始了重炮弹幕射击。四十分钟后，射击停止了，第一批战士——四个步兵师——开始乘突击艇穿越依旧水流泛滥的鲁尔河。起初，他们并没有遇到多少敌人的反抗，但是汹涌的河水淹没了许多突击艇，妨碍了架桥。
在北面，蒙哥马利完成了一件一周前还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在混乱状态中重建秩序。因“手榴弹”行动的推迟而暂时乱了阵脚的“真实”行动恢复了最初的势头，此刻正缓慢而稳定地穿过茂密的森林，在洪水淹没的平原上向前推进。霍罗克斯的第三十集团军一路攻破了数座设防的村镇，在经历了一场这次大战中最为激烈的肉搏战之后，拿下了它的两个主要目标：克莱韦斯和戈赫。
戈赫的攻克让蒙哥马利松了口气，因为戈赫被看做齐格菲防线最后一个坚固的堡垒。然而，下一座城市证明了是另一个“戈赫”，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似乎永无突破之日。十一个德国师挤在鲁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上，打算死守阵地，战斗到底。但是，显而易见，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苦战而来的胜利使辛普森的道路大为平坦了。夜幕降临之时，美国人已经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安全地过了河，只付出了九十二条生命的代价。翌日，德国的飞机大炮企图阻止辛普森的工兵施工，但是七座能通过坦克的40型大桥和十二座轻型桥已经在鲁尔河上建了起来。
次日，即2月25日早晨，第三十步兵师艰难地通过了汉巴赫森林。现在，辛普森面前除了开阔平坦的科隆平原外，再也没有其他障碍了。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柏油公路网正是坦克手的天堂。第二和第五装甲师的作战大队冲过步兵挖下的掩体坑，扑向莱茵河。《时代周刊》记者西德尼·奥尔森看着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从一架“派柏”式飞机上走下来；他看到大批美国坦克像黑压压的甲壳虫一样急速穿过绿油油的卷心菜地；随后，当“雷电”式飞机突然向德国的战略要点俯冲而下时，不计其数的卡车载着步兵滚滚向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扫尾工作。在奥尔森笔下，这是“最为壮观的战争景象之一，是军事机器在纯粹战斗行为的至高时刻，完美而一致的运转”。
尽管德国对“真实”行动的反应迟钝，但是，随着辛普森渡过鲁尔河，盟国的目标已完全暴露了。上了年纪的西线指挥官、德国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终于意识到了，除非自己尽快撤退，否则，盟军以“真实”行动为砧，以“手榴弹”行动为锤，必将把他的两支军队砸得稀烂。这两次对其北翼发起的进攻让他损失如此惨重，他感觉，南部令人难以捉摸的乔治·巴顿更具威胁。2月25日，他向希特勒请求新的指示。他声称，除非全面撤回莱茵河南岸，否则整个西线便将彻底瓦解。
这一绝望的呼吁无人理睬。于是，龙德施泰特再次请命，要求在鲁尔河和默兹河的交汇处适度后退。这一次，柏林予以了草率的否定。随后，在2月27日，龙德施泰特收到了一封希特勒亲自签署的电报。电报通知他，压根就别想考虑全面撤回莱茵河南岸。
几天后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奚落了一番龙德施泰特执意撤退的要求。“我希望他尽全力地长期稳定住齐格菲防线。首先，我们应该打消他撤退的念头。因为，此时此刻，敌人手里的整个英国第六军（他是想说英国第二军）和全部美国军队都空闲了下来，他们一定会将其全部投至这里。这些人毫无远见。撤退只会意味着将灾难从此处移至彼处。一旦我从这里撤走，敌人的全部军队便都空了出来。他不敢向我保证，敌人一定会留在这里，而不开赴其他地方。”听起来，他好像是偷听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的计划。盟军决定在南部牵制敌人，同时在北部发起主攻。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被某些怀疑所困扰着。他建议派两名观察员前往西线。“我们应该有两名军官在那里——哪怕他们只有一条腿或一条胳膊——他们应该非常出色，可以让我们对形势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他说他不信任官方的报告，“它们只会干扰我们的视线。报告上面解释了一切，但过后我们就会发现，什么都没发生。”
至于东线，希特勒敦促希姆莱，无论如何也要建立一条战线，哪怕需要征召妇女入伍。“现在有这么多想开枪射击的妇女志愿入伍，我真的认为应当立刻接纳她们。”使用妇女的想法让古德里安这样的军人非常反感。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至少，她们更加勇敢，”希特勒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把她们放在第二道防线，男人们起码不会逃跑。面前就是莱茵河，他们也不能跑到敌人那边。这就是妙处所在。从这里，他们只能去后方。”
霍奇斯和巴顿都已向前推进了很大幅度，不过目前都被艾森豪威尔牵制住了：要等蒙哥马利到达莱茵河，霍奇斯才能攻打科隆，巴顿才能占领科布伦茨。苦恼的巴顿对布雷德利说，历史将谴责美国最高统帅部软弱无能。他一再要求布雷德利让他“突袭科布伦茨”，并且最终得到答复说，只要时机出现，他就可以行动。2月27日，机会来了。暂时借给巴顿的第十装甲师推进到了距古城特里尔不足六英里之处。特里尔位于摩泽尔河畔，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一旦德国人被逐出该城，就只能一路退回莱茵河。
傍晚，巴顿打电话给布雷德利，说自己已经看到了特里尔，请求允许他继续前进。尽管当晚第十装甲师将奉命作为后备返回最高统帅部。布雷德利答道，继续前进，这是说，在艾森豪威尔亲自命令他返回师部之前，可以继续前进。接着，他轻声笑了起来，说他会离电话远远的。巴顿心想，他和布雷德利骗了艾森豪威尔一次。不过，布雷德利所谓的违抗命令只是伪装。他和艾森豪威尔已经私下决定让巴顿偷偷挺进至莱茵河。这是一个秘密的协定，就连布雷德利自己的参谋部也对其一无所知。
于是，第十装甲师继续向特里尔挺进。2月28日午夜刚过，杰克·J.理查逊中校的特遣队平静地进入了该城东南郊，他们一弹未发就俘虏了一个用四门反坦克大炮守卫着一个铁路交叉点的连队。一个俘虏透露说，他的工作是将美国人到达的消息告知负责破坏摩泽尔河上两座桥梁的那个小组。理查逊决心尽可能完整无损地夺取这两座桥，于是便派出一半部下赶往北面的桥梁。然而，他们还没到，桥便被炸掉了。另一半兵力则赶往南面的皇帝桥，该桥建于罗马时代。
理查逊亲自率部前往皇帝桥。在满月的照耀下，他看见自己的士兵被摩泽尔河对岸的轻武器牵制住了。他抓过自己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扫射着桥梁的尽头，而后命令步兵排和五辆坦克过桥。六个醉醺醺的德国士兵试图将另一端的通道炸掉，但是，他们还没引燃炸药，美国人就扑了过去。
拂晓时分，在第九十四师几支小队的增援下，第十装甲师的两支作战大队横扫了全城，围捕着茫然而困乏的德国士兵。如今，特里尔和它的桥梁都掌握在巴顿的手中，他既可以溯摩泽尔河而上，直抵科布伦茨和莱茵河，也可以转向东南，进攻萨尔工业区。无论他选择哪条路线，谁又能阻挡他呢？正在这时，有人给巴顿送来了一封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报，命令他绕开特里尔，因为要占领该城需要四个师的兵力。巴顿机智地回复道：我已经用两个师拿下了特里尔。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把它还回去？
同一天，即3月1日，辛普森的第二十九师中的步兵占领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这是迄今为止攻克的最大的德国城市，距莱茵河只有十二英里。在辛普森看来，“手榴弹”行动是一场“每一脚都踢得完美无缺的足球比赛”。
艾森豪威尔视察了第九军的司令部。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辛普森有何计划在莱茵河上夺桥。这一地区有八座桥梁，只要大胆而迅速地追击，至少可以夺取一座。辛普森说，他计划在第二天出击，夺取诺伊斯·杜塞尔多夫的三座大桥中的一座。他们坐着一辆敞篷吉普冒雨赶赴前线，去检阅刚刚夺取了门兴—格拉德巴赫的那个团。艾森豪威尔说道：“我想向你们透露，过几天，你们将可以见到丘吉尔首相。你们有什么车？”
辛普森只有一辆普利茅斯，显然，后方总有人“挪用”配给他的车子。“我来处理这件事。”艾森豪威尔说，“还有一件事。丘吉尔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一定要准备充足。”
战士们认出了坐在吉普车前座上的艾森豪威尔，狂喊道：“那是艾克！”两位将军踏着泥泞登上了山坡。大约三千六百名步兵聚集在那里。辛普森介绍了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动人地向大家讲了五分钟的话。但是，当他转身离去时，他的脚滑了一下，重重地坐在了泥水中。战士们一阵哄笑。艾森豪威尔费力地站了起来，微微一笑，像拳击手那样敬了个礼。战士们又是一阵轰响——不过这一次是欢呼。
当天，艾森豪威尔还拜会了蒙哥马利。他暗示说，他对布鲁克施计使亚历山大成为其指挥地面军事行动的副手一事完全清楚。另外，蒙蒂对此主意有何看法呢？蒙哥马利回答，战争的结束已然在望，而亚历山大的任命只会激起某些美国人的不满。“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再有进一步的摩擦了。我们马上就要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让亚历山大留在意大利。让特德作为盟军副总司令支撑到最后吧。”
蒙哥马利还有另外一位重要的来访者。首相为了亲自分享第二十一集团军的伟大胜利，动身来到了欧洲大陆。3月3日上午，丘吉尔、布鲁克和蒙哥马利分乘两辆劳斯莱斯前往马斯特里赫特探望辛普森。几人在数名记者的陪同下上了车，启程前往战区。辛普森想知道，丘吉尔是否想先去看看战士们的住处。“齐格菲防线有多远？”首相问。当他得知防线距此只有半小时的路程时，便说等等再去看望战士们。
按照蒙哥马利的建议，辛普森坐在了丘吉尔旁边。不久，一辆吉普车追了上来，一名通信兵递给首相一个小盒子。丘吉尔打开盒子，取出一副假牙，十分自然地塞进了嘴里，然后开始向辛普森讲起战争初期的一些故事。这让辛普森深感荣幸。首相说，1940年德国入侵时，他曾飞到巴黎，向法国人建议与英国结成永久性的联盟，但法国领导人拒绝了这一建议。提起敦刻尔克，他说：“我认为，能撤回五万名士兵，我们很幸运。”
当他们靠近一座横跨在小溪上的桥梁时，辛普森说：“丘吉尔先生，我们前面的桥下就是荷兰和德国之间的国境线。”“停车，”丘吉尔说，“我们下车。”他穿过桥梁，爬下河岸，向一排“龙牙”走去。那是德国的坦克防卫系统。他等在那里，直到蒙哥马利、布鲁克、辛普森和其他几名将军来到他身边。桥上，一群通讯记者和摄影记者正期待地看着他们。“先生们，”丘吉尔声音洪亮地说道，“我想请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让我们一起向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撒尿。”他向正将镜头对准他们的摄影记者们晃着一根手指，大声喊道：“这是与这场伟大战争有联系的行动之一，但是，不准拍照。”
布鲁克站在首相身边，“当丘吉尔在关键时刻向下看去时，脸上洋溢起孩子般惬意的笑容”，这让他印象尤其深刻。
在飞往西线之前，面对激烈的争议，丘吉尔曾要求下议院通过克里米亚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关系到世界的整个未来。”他说。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发生某些可怕的分裂，那么，人类的命运将会真的黯淡无光。“联结三大国的纽带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已经得到加强。美国已经深入地、建设性地卷入了欧洲的生活以及对其的拯救。我们三国已既实际又庄重地同时签署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保证。”
下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雅尔塔会议上的决议，只有二十五票反对。
次日，即3月1日，罗斯福和他的夫人、女儿安娜以及女婿离开白宫，前往国会大厦。他想仿效丘吉尔，赢得两院对雅尔塔决议的赞同。
罗斯福夫人注意到，丈夫从雅尔塔回来后，有了显著的变化。她发现他中午开始需要休息，越来越不愿意见人。只有向她谈起雅尔塔时，旧日的热情才重回罗斯福身上。“看看克里米亚会议的公报吧，”他说，“它指明了道路！从雅尔塔到莫斯科，到旧金山和墨西哥城，到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别忘了它还提到柏林！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而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全球性的和平！”
曾和总统一起准备雅尔塔会议上的讲稿的萨姆·罗森曼觉得，总统已经倦怠了。“一切都已消耗殆尽。”他做了十二年总统，如今，这一工作压垮性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劳工部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看着总统走进演讲厅时，简直喜出望外。他神情愉悦，目光炯炯，肤色又变得很好。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罗斯福简直是个奇迹。他累了，然而只要让他稍作休息，到海边度个假，就能恢复精力。
罗斯福总是在众议院的讲坛上向国会发表演说。此刻，一张安放了麦克风的桌子摆在距第一排座位仅仅一码远的地方。罗斯福走了进来。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和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跟在后面。罗斯福第一次没有站着讲话。“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以及各位国会议员们，”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坐着讲话。不过，我知道你们很清楚，这样我就不用拖着双腿下端那十磅重的钢铁站着，对我来说就轻松得多。况且，我刚刚结束了一次一万四千英里的旅行。”
这是罗斯福第一次提到他的病痛，正在收听广播的很多美国人都大吃了一惊。大多数人从不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个瘸子。珀金斯女士想，他这番话说得那么轻松随意，亲切和蔼，而且毫不自怨自艾，因此，大家都没有觉得不安。他接下来的演讲也让她印象深刻。演讲回答了那些她应该会有但却没有说出来的顾虑。然而，与她相反，杜鲁门却没有看出罗斯福那独有的风格与手势。而罗森曼不仅对罗斯福那结结巴巴、有气无力的姿态心生沮丧，还觉得他某些即席的表述几近荒唐，肯定是刚刚蹦进脑袋里的。
总统大略描述了雅尔塔会议的两个主要目的：“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损失打败德国”，以及“继续为一项国际协定奠定基础。该协定将在战后带来秩序与安全，确保世界各国的持久和平”。他谈到了新的联合国组织，以及预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的首次会议。“这一次，我们没有错误地等到战争结束再来建立和平机构，”他说，“这一次，正像我们通过共同的战斗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一样，我们还要共同工作，以防止战争再次发生。”
如果说这次演讲缺少罗斯福平素的口才，但它还是震动了国会。几乎每一个与会者都被总统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意志深深打动了。最后，他赢得了一片诚挚的、充满深情的欢呼。“我会尽快去温泉疗养院休息一下。”过了一会儿，他疲惫地对杜鲁门说，“如果能在那儿待上两三个星期，我就可以恢复健康。”
就在丘吉尔和罗斯福向他们的人民阐述克里米亚会议的成就之时，三大国自我夸耀的团结在罗马尼亚出现了一道裂缝。美国在布加勒斯特的政治代表报告说：“一些极端的共党分子开始加大要求，歪曲事实，并且指责政府所采取的对人民有利的立场。”警察驱散了反拉德斯库联合内阁的群众示威，当地共产党报纸将此事称做“血腥屠杀”，并要求立即解散政府。
罗马尼亚管理委员会的英美成员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这场危机，但是委员会的苏联主席却予以拒绝。为了表示抗议，哈里曼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正式信函，宣称依照雅尔塔会议的协定，在罗马尼亚发生的政治事件应该按照《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解决。对此，斯大林的回复是，派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前往布加列斯特。在雅尔塔时，维辛斯基总是露出一副亲切的笑容，至少在表面上很吸引人。而来到布加勒斯特，他却选择危言恫吓，命令罗马尼亚国王立即解散拉德斯库政府——而且只给他两小时零五分钟去物色一位新总理，并公开宣布这一任命。外交大臣维索阿努抗议说，国王必须遵守宪法原则。维辛斯基叫道：“闭嘴！”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门走掉了。
第二天，差不多是在罗斯福向国会发表讲话的同时，国王任命斯蒂尔比亲王代替拉德斯库。然而，共产党人却拒绝加入这个政府。于是，维辛斯基命令国王重新作出选择——任命皮特勒·格罗萨，他和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在匈牙利的一个无名村庄，一位军人却进行了一场更为友好的外交。这就是托尔布欣元帅，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司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给他发了好几封电报，要求与其会晤，讨论一些军事问题：他们的两支部队正在迅速地靠近，亚历山大希望阻止它们正面冲突。托尔布欣显然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动。起初，他对这些电报不加理睬，但是，在亚历山大礼貌的再三坚持下，他最终邀请其和几位英美专家到乌克兰第三方面军驻匈牙利总部会面。这些盟国人员乘坐一架苏联C-47飞机飞至位于匈牙利边境的一个秘密空军基地，然后，又乘车在路况糟糕的乡间公路上走了一个半小时。查尔斯·W.塞耶中校，美国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一名职业外交官，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向陪同的俄国将军询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将军说，他也不知道是南斯拉夫还是匈牙利。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座鲜花与果树簇拥着的大村落。“这里，”将军说，“就是托尔布欣元帅的总部。”
塞耶数了一下，大概有一百间小农舍。路上除了几个哨兵，没有其他行人车辆；也没有电话线，或者任何本应在集团军总部见到的设备。他们被带到了托尔布欣的指挥所所在的农舍。等了一会儿，元帅便大步走了进来。在塞耶看来，他似乎是从《战争与和平》中活生生地走出来的。托尔布欣块头很大，圆脸盘，头发稀稀落落。亚历山大的情报处处长，英国师长特伦斯·奥雷也认为，他像个典型的革命前的皇家军官——性格豪爽，让人印象深刻。
托尔布欣隐藏起自己因被迫与亚历山大会晤所致的一切烦扰，相当热情地问候了客人们。他首先建议简单吃顿早餐，然后带领客人们来到膳厅，大家开始享用摆好的腌鲱鱼、火腿、沙丁鱼、奶酪和伏特加酒。塞耶注意到，有人用一个特殊的酒瓶给苏联元帅斟酒。托尔布欣发现他在观察自己，快活地以窥探的罪名罚了他三杯伏特加。过了一会儿，又罚了他四杯，因为他又在观察另一名俄国人使用同一个酒瓶。
饭后，军事专家们开始开会。塞耶和菲茨罗伊·马克莱恩准将——由丘吉尔派至南斯拉夫那位——在村中闲逛着。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新奇的军事基地。看上去，似乎托尔布欣和他的参谋人员，带着一群漂亮的当地女兵，几个小时前才到达这里。这让塞耶想起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宠臣波将金为取悦他的情妇而建造的那些假村庄。
亚历山大觉得，这次正式会晤非常友好，但是却没有成效。他为盟国战斗机的飞行员无意中炸死了一名红军集团军司令而表示歉意。他说，如果托尔布欣可以通知他前线的位置，就可以防止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故。托尔布欣答道，死去的集团军司令是他最好的一位朋友。接着又一脸顺从地补充说，“没必要再谈论是否告诉你我们前线的位置。莫斯科方面说不行。”
当晚的宴会十分丰盛，巨大的鳟鱼、烤火鸡、整只的乳猪、伏特加、香甜的克里米亚香槟酒，还有来自高加索的甘醇的白兰地。最后，隆重地呈上了一个冰淇淋蛋糕，上面装饰着富有寓意的小雕像和象征爱国的符号。大家推杯换盏，气氛越来越轻松。巨大的餐桌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位红军的四星上将问麦克莱恩，他是在哪儿学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位英国准将说，莫斯科大审判期间，他在苏联待过几年。俄国人友好的面孔上突然布满了阴云。“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那肯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年代。”他说，然后便转向了另一侧的邻座。
宴会结束后，一位苏联中将陪同亚历山大来到他的住处，塞耶作为翻译随行。当他们走进亚历山大下榻的那间村舍时，一位身穿制服的迷人的金发女郎正睡在一张长椅上。“我可以问一下这是谁吗？”亚历山大礼貌地问道。
俄国将军结结巴巴地说他不知道，这话让人很难相信。“事实上，”他又飞快地补充道，“她平时就住在这间村舍里。可能是出于本能又回来了。”“就像一只回家的信鸽？”亚历山大反问道。
他们叫醒了那个女孩，然后把她打发走了。塞耶在他和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一个美国人莱曼·兰尼兹尔少将合用的住处也发现了一个女孩。“该死，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兰尼兹尔问道，“这个女兵是干嘛的？”
塞耶解释说，表面上看来，她似乎是个勤务兵。“她会住在外面的房间里，不用担心。”
在那个房间里，她已经在长椅上为塞耶铺好了床位。她像对待一个孩子似的帮他掖好被子，给他拿来一杯热牛奶，然后裹上大衣躺在地板上。早上五点，她用一块又湿又凉的破布给塞耶擦脸，把他惊醒了。给他刮完脸之后，她说：“张开嘴吧，我给您刷牙。”
大家和托尔布欣共进早餐时，又是从头到尾的伏特加。第二天在贝尔格莱德醒来时，大部分盟国成员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莫斯科事先计划好的。
在布加勒斯特，自从维辛斯基让罗马尼亚国王组建以苏联选择的格罗萨为首的新政府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是，国王的大臣们仍在犹豫。最后，在3月5日，维辛斯基的耐心耗尽了。他命令国王在当天宣布成立格罗萨政府。他叫嚷道，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苏联认为是一种敌对行为。七点钟，新内阁——包括十三名格罗萨的支持者，以及四名其他党派的代表——宣誓就职。
和他在危机之初所做过的一样，哈里曼提出了抗议。然而，他只是被平淡地告知，旧政府是法西斯政府。苏联人摆出唯一真正的民主捍卫者的姿态，宣称“与民主原则水火不容的拉德斯库的恐怖主义政策已被新政府的成立排除了”。
而历史总是极尽嘲讽之能事：约瑟夫·戈培尔博士最近写了一篇题为《2000年》的文章，警告西方注意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可是，谁会相信一个敌人呢？尤其是当他随意地把事实与虚构混为一谈的时候。
……在雅尔塔会议上，帝国的三位军事领袖为了实现其灭绝德国人民的计划，决定将德国占领到2000年……
这三位人物多么没有头脑！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两位。因为第三位，斯大林，比他的两个搭档要远为深思熟虑。
如果德国人投降，苏联将占领……德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整个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在这一大片领土前方，包括苏联，铁幕将要落下……欧洲的其余部分将陷入政治混乱之中，而这正是布尔什维主义到来之前的准备时期……
如果说戈培尔没有什么别的成绩，至少他所发明的“铁幕”一词足以使西方人久久思索——并最终将其当成自己的话说出来。
维基解密：美中情局窃听中国的通讯工具
美国可用于窃听中国通讯的工具很多，范围包括从潜艇之类的海底平台到地面上的各种无线系统，直到运行于太空中万公里卫星。
1.中情局“监听门”事件幕后
据“维基解密”自2010年11月开始逐步公布数十万份美国驻外250多个大使馆和领事馆与美国国务院互发的秘密电报，这是迄今最大的机密文件解密事件，给世界一个“史无前例的洞察美国政府外交活动”的机会，也可能引发美国的全球外交危机。“维基解密”创始者阿桑奇指出，“这些密件将展示出美国暗中监视自己的盟友及联合国，对‘客户国家’的腐败及侵犯人权行为视而不见，与潜在的中立国家进行幕后交易，为美国的企业游说等”。
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签署命令，要求美国外交官暗中调查联合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收集他们详细的DNA数据，包括虹膜扫描、指纹等，以及工作日程、手机号、常用车牌号、个人邮箱密码、信用卡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手机号、传真和传呼号码，甚至还有航空会员账号信息。
这项任务的调查对象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令要求，收集有关潘基文“管理和决策风格以及影响秘书处”的情报。此外，还有各位副秘书长、5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专门机构的负责人及其主要顾问、秘书长的高级助手、维和行动的负责人等。
在电报中，美国针对联合国高官的监视行动牵涉到美国所有重要的情报部门，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这些指令显示美国利用其万名驻外工作人员收集了盟国与敌国的大量高度敏感信息。
据美国《纽约时报》称，希拉里下达的“美国人力情报搜集指南”被发往美国各大驻外机构，如美国驻联合国使团、驻维也纳和罗马的外交使团、33个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其中包括美国驻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的大使馆。外交官们披着“外交行动”的外衣从事特工行动非常普遍，但美国的外交官们毕竟不都是职业特工，他们卷入特工行动显然将严重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根据1964年签署的条约，联合国的外交官享有豁免特权，各国不得对联合国外交实施特工行动。“维基解密”公布的这些文件表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的情报机构显然已经违背了这一条约的规定。据《华盛顿邮报》调查，美国的情报网络从2001年“9·11”事件后开始大规模秘密铺开，以至于发展至今，就连美国的情报官员都无法说清究竟有多少人在为其效力，有多少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美国拥有庞大的情报系统，仅是与反恐战争有关的情报部门，就包括了1271个政府组织和1931个私人公司。自2001年至今，为安置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而建成或在建的办公楼就有33个，而全部面积加起来相当于五角大楼的3倍。
这些情报组织遍布在全美近1万个不同的地点。每年发出大约5万份分析报告，美国国家代理情报总监龚培德指出，美国的情报人员“每天都在取得胜利”，只不过他们的成就不为人所知。
在美国的情报体系里，私人承包商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美国，掌握国家“头等机密”的大约有84万5千人，其中26万5千人都来自私人情报公司，他们与美国联邦情报部门签订合同，为其工作。私人雇员的人数相当于三分之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半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华盛顿邮报》称，这些私人雇员的工作是，刺杀在伊拉克的敌人，到外国政府或恐怖网络中做卧底特工，制作战争计划以及收集战乱地区叛乱分子的信息。
雇佣私人情报组织参与情报工作的做法始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当时这被认为是一种迅速而成本低廉的做法。从2008年起的情报工作报告显示，私人雇员占美国全部情报部门人数的29%，私人情报组织向联邦特工提供各类情报。据《华盛顿邮报》称，在政府情报部门工作的通常都是最年轻和最没有经验的情报人员，而那些有着丰富经验的情报人员都已经转而投向私人组织。美国防长罗伯特·盖茨证实，联邦政府的情报人员比私人情报组织的雇员要少25%。
2.谁在说坏话
2010年末，美国遭受了类似“9·11”的“维基解密”事件，对美国的软实力是沉重的打击。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称，“维基解密”网站获取逾数十万份美国政府机密外交密件。美国国务院为亡羊补牢，防范更多机密被挟走泄露，切断了美军计算机网络与外交密件数据库的连接。“维基解密”曾先后把数十万份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军秘密文件在媒体上曝光。这些秘密文件显示，美军滥杀平民、虐待囚徒，战争失算等。之后，“维基解密”网站公布出来的所谓美国外交密函，内容五花八门：有某国领导人海外巨额存款的，有某国背地里要“私相授受”其铁杆盟友于“敌人”怀抱的，有某国要偷偷开发铀矿的，有某国唆使他国攻打邻国的。所有这些充斥着丑陋、背叛、伪善的“秘密”，令世界各国领导人愤怒不已。使得美国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以及外交可信性大打折扣，因为在政治语言的外套下，隐藏着另一种真相。
最具传播效力的首先是八卦。在美外交密电中，俄罗斯总理普京被美国外交人士视为“带头大哥”（Alpha-dog）。美国外交人士称，俄罗斯是一个被腐败商人和安全人员控制的“准黑手党国家”；英国安德鲁王子在一个商人聚会上的谈话也被记录在案，他说，“愚蠢的英国和美国政府”未能规划好中亚地区策略，“美国人不了解地理，从来就不懂，在英国，我们有全球最棒的地理老师”。安德鲁王子还讪笑一名商人抱怨在吉尔吉斯必须靠贿赂才有钱赚，他说：“这听起来完全就像法国！”“维基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外交人员对多个国家领导人显然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以负面批评居多。
正如著名政治寓言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说，“政治语言的目的就是让谎言听上去像真理，使谋杀变得合理，还能把无形的风说得像是坚固的实体”。
它们将使外界能够前所未有地了解地球上唯一超级大国如何使用种种手段，与其盟友和对手打交道：谈判、施压，有时候对外国领导人进行粗鲁的指责。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密码员和加密设备的保护下进行的。
从“维基解密”公布的文件不难看出，美国构筑其世界帝国的“宏图霸业”，美国的“道德光环”与“普世价值光环”也黯然失色。“维基解密”所引发的世界背面的真相危机，反映出美国民众更深层顾虑：现实与掌权者所言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背道而驰。
2009年，曾在奥巴马竞选时任其外交事务顾问的波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一次专访中指出，2015年左右，美国或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未来，或者可能在一个时期美国面临解体，甚至可能出现此起彼伏的“城市游击战”。美国将逐渐从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具有主导作用的领导者。但美国不会就此放弃对全球的领导，而是希望通过调整，加强对全球的控制力。美国认为今天的世界需要其领导，但是“美国的权力已不足以支持美国的立场”，而且“如何把它的权力转成拥有道德的合法性的领导”也已成问题。
布热津斯基开出了一个清单，列举美国面临的二十个问题：1.债务2.贸易赤字3.低储蓄率和投资率4.缺乏工业竞争力5.生产率增长速度低6.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7.低质量的中等教育8.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和普遍的城市衰败现象9.贪婪的富有阶级10.爱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11.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12.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13.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14.社会上绝望情绪的滋生15.过度的性自由16.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17.公民意识下降18.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19.政治制度已不能沟通上下20.精神空虚感日益弥漫。
布热津斯基心目中的未来世界的图景已经现出相当清晰的轮廓了：越来越多的人口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上。唯一有资格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实际上已丧失领导能力，不但因为它物质力量不足，也因为它在精神上失去了像十八世纪法国能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世界所起的“催化作用”。美国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一方面引起其他国家的羡慕与追求，使它们腐化堕落，一方面又引起后者的嫉妒与憎恨。当大多数人力求要过平等生活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新的政治上的荒谬事件可能又一阵阵爆发，可能会出现新的“准法西斯主义”。
3.中美“特工门”事件调查
2011年1月，据“维基解密”披露，美国与德国正计划联合研制超级间谍卫星，其在夜间也可以拍摄红外线照片。据称，这种高科技间谍卫星将在2012年至2013年开始投入使用，它能拍摄显示地面上长50厘米物体的高清晰度照片，甚至在夜间还能拍摄红外线照片，它还能以比目前间谍卫星更快的速度将照片传回地球。
德国政府曾表示，这项名为“海洛斯”的卫星计划是以环保为目的民用项目。而事实上，该项目完全掌握在德国联邦情报局和德国航空航天中心手中。该项目并无其他欧盟国家参与，据报道，其耗资高达亿欧元。
一个平常不过的日子，在美国南部一个平常不过的小机场，一架平常不过的飞机迅速拉高起飞，消失在松树和甘薯田地的上空。
这一切，看起来平常不过。然而，这架飞机却又不那么平常——这架航空承包商有限公司的飞机中的飞行员是美国反恐战争的“大巴司机”，它的飞行目的地往往是巴格达、喀布尔和开罗。任务？那是美国中情局的秘密……
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航空承包商有限公司声称自己是一个出租飞机和飞行员的私营包机公司，但据中情局的一位前雇员称，“这家公司看起来由中情局控制”。
自“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开始调整其在海外部署间谍的方式，改变其以官方身份为掩护进行海外运作的传统方式，转而通过设立私人公司为掩护收集情报。除了航空公司，中情局控制的“公司”现在隐身在世界各地。
美国杂志《连线》网站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下属的投资机构与谷歌共同为一家名为Recorded Future的互联网实时监控企业进行投资，Recorder Future公司可以利用互联网中公布的大量信息预测某一事件的发展趋势，从而为中情局提供情报。
很久前就有报道称，谷歌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保障网络安全，甚至还向情报机构出售设备。而In-Q-Tel曾经投资的地图公司Keyhole于2004年被谷歌收购，随后成为“谷歌地球”的支柱。
谷歌是“情报百科”的核心搜索技术供应商，这套高度安全的在线系统，诸如名为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样的机构，已经购买了使用谷歌支持搜索技术的服务器，处理由美国间谍在这个星球上收集的信息。
另外，通过谷歌地球软件项目。这款软件背后的技术，由锁眼公司（Keyhole Inc。）开发，这是一家由In-Q-Tel公司资助的单位，该投资公司的幕后，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存在种种“联系”。
谷歌在2004年收购了锁眼公司，同样的技术，现在正被美国军事与情报系统使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对这个星球“全方位的支配”。此外，鉴于谷歌与中情局及其投资公司的联系，有些人本身就是“双面人物”。比如2004年，In-Q-Tel公司的技术评估总监Rob Painter，直接从中情局到了谷歌，成为谷歌的“高级联盟经理”（Senior Federal Manager）。
从战略武器、军事基地，到常规军演，中国各个层面的“军事机密”，均在“谷歌地球”使用者监视之内。
2007年夏天，美国FAS核情报项目组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声称根据“谷歌地球”提供的卫星照片，中国正在对位于青海德令哈地区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进行升级改造。FAS认为，这里的发射平台本为老式“东风-4”型战略导弹设计，中国把它升级改造后可以发射新型“东风-21”导弹。“东风-21”射程至少有1800公里，在此发射北可打击俄罗斯、南可打击印度。
据《华盛顿时报》军事记者比尔·盖特茨披露，美国的军事间谍卫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潜艇建设进度，包括“锁眼”在内的军事间谍卫星“经常性有规模”地拍照中国的核潜艇制造厂。美国中情局特工也“通过其他特殊渠道”关注中国的新型核潜艇装备！
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近十年来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发展新型潜艇。
如今，在美国各大城市，一些商业建筑外表看起来很普通，但进入其中，就会知道这里正在生产某种与安全需要有关的产品。因此，其安全防护设施也相当到位。
例如，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的国家商业中心，这里的窗户上贴有防窃听膜，墙壁和天花板上有隔音层，通风管道也设有金属格架，以防有人进入。据媒体透漏，就是在这座商业中心大楼里，雅典娜配药公司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对抗炭疽菌等生物武器的疫苗。而往上走3层便是安全处理公司的办公室，那里正在研发电脑网络安全软件。
先驱联合公司的研究人员同样也在这座大楼里研究一种语言转换软件，以把阿拉伯语人名转换为英文，并自动与美国政府通缉名单上的名字对照。公司官员说，这套软件即将完成，很快会出现在安全局总部的电脑上。
在中情局2006年度“特工培训班”中，从性别比例来分，3/4的学员是男性，女性只有1/4；从年龄结构来看，班里一半人年仅20来岁，另一半人30来岁；将近70%的人来自海外私人公司，约30%来自本国军队。这些成员的背景也是五花八门：有职业运动员、有公司老板、演员与律师，另外还有前海豹突击队队员、某大报的战地记者等。
拿破仑曾经说过，一个被安排在正确地点的特工能抵得过战场上的两万名士兵。无论是在现实还是虚拟世界中，对于特工快速适应环境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一个特工需要能很好地融入周围环境，做一个外表普通的人。
2010年7月6日，美籍华裔地质学家薛峰因窃取中国石油机密被判处八年监禁，中美间“谍战”风波又起。在过去数年中，中美之间针对特工问题摩擦不断，既有北汽工程师被控窃取福特技术的商业特工案，又有美国国会报告渲染中国网络特工的风波等等。
美国情报学家杰弗瑞·里切尔森指出：“美国可用于窃听中国通讯的手段很多，范围包括从潜艇之类的海底平台到地面上的各种无线系统，直到运行于太空中万公里卫星。大体上说，这是个耗资数以十亿计的大项目，而中国就是其主要目标。”
美国刺探中国的能力的关键，是有50年历史的UKUSA条约。此协议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特工活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通过这五国的科学专门技术和地区分布，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发展成超级特工机器的全球特工网络。此网络由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被他们用来进行截取中国通讯的窃听活动。用来拦截中国通讯的“窃听器”，简单的只是玻璃纤维制的假树枝——其实是一个扩音器，复杂者则如价值五亿美元的特工卫星。
假树枝曾被用来收集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重要情报。需要指出的是，越来越多的事情表明，情报搜集工作已不仅仅是满身特殊装备的特务人员掏出微型相机偷拍那样的工作了。美国刺探中国情报的活动，大量地采用了高科技设备。可以说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披露：堪培拉的中国驻澳新使馆在施工期间被人安装了窃听器，使整座使馆建筑本身成为一台庞大而非常有效的窃听器。设于海外的美国使馆，包括驻北京的美国使馆，通常是小型特工站，装有能接收首都城市的短波通讯的天线。
美国及其盟国在许多偏僻地点安放了许多下载点。每个点都有两组碟形卫星天线，一组用于截取通信，另一组则把这些情报通过五角大楼的通信系统发送给国家安全局在各地区的情报中心以进行分析研究。但更有效的是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用来窃听范围广泛的通讯的UKUS地面窃听站。被监听的通讯包括国际长途电话和高频就绪的外交专线。
许多横跨太平洋的光缆经过关岛或夏威夷美军基地附近的某个海底地点，而且大多数跨太平洋光缆均以美国为起点或终点，即使光缆不经过美国或英美某一个谍报协议成员国控制下的地域，要想截取其信号传输也是有办法的。据报道，美国曾派遣装备有特殊装置的特制潜艇潜入某国港口，将国家安全局的“窃听器”安装在海底电缆上。从某国发出的通讯或从国外发到某国的通讯，即发送、接收端都在某国的通讯同样容易被窃听。如果这些通讯通过中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卫星传送，美国也可以用另一个太平洋边缘站点、位于日本北部的见泽空军基地进行窃听。“猎户座”是美国一种最新的特工卫星系列，被用来截获世界许多本地及长途电话所采用的点到点无线信号——微波通讯。通过这种手段，美国可以窃听到电话内容。“猎户座”原先设计用途是侦听前苏联内部重要的指挥控制系统的通讯。后来国家安全局得知无线电话可发射出可被截收的信号。于是，利用北极上空的卫星，美国便可以窃听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内的手机通话。美国国家安全局以“梯队系统”（Echelon）作为监听网络，“梯队系统”有着强大功能，它可利用美国的卫星网络，截取移动通讯的微波讯号，在同一时间可记录数以百万个电话通讯，然后利用效能强大的搜寻设备，找出那些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字眼。美国情报史学者里切尔森说：“只要把信号发到空中，总有办法弄它。”过去，华盛顿曾对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帮助中国利用中国自行开发的火箭发射卫星而十分恼火，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件事对美国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美国情报专家指出，中国如果依赖劳拉和休斯公司的通讯卫星，对美国来说将有莫大好处。因为正如里切尔森所说：“你不会听到国家安全局抱怨中国政府或军方使用美国的通讯卫星，因为他们想让中国把通讯发射到太空或空气之中，以便我们进行截收，而使用我们了如指掌的美国卫星更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情报专家派克说：“美国在太空跟踪中国通讯，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卫星掌握之中，这岂不是更好。”
美国还采用新技术对中国进行计算机窃听。最先进的偷听科技可以在计算机键盘上放置一个偷听器，这样就可以监视使用者按进的键码，因为按每一个键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只要把这些声音转化成字母就可以知道使用者的文件内容。美国对华的窃听活动，不但技术手段先进，形式多样，它们甚至置国际法公约和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例如，前两年美国出售给中国的民用客机上，居然也被安装了大量复杂先进的窃听装置。
4.“限制级”阴谋——中情局谍战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昂·帕内塔在2010年末下达命令，成立“‘维基解密’特遣小组”（WTF），以评估近期“维基解密”网站泄密风波会对中情局的海外关系及工作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
阴谋，酷刑，颠覆，投毒……一系列阴暗而暴力的词汇，曾被各国媒体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CIA）身上，成为人们对CIA的“刻板印象”。中央情报局徽章——昂首立于盾牌与罗盘之上的秃鹰告诉人们，CIA的首要职能是像鹰一般的四处游弋、攻击。
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确立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责和地位：领导美国政府的整个情报机构，他身兼数职，既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又是总统情报顾问，还是中央情况室主任和国家情报系统的总管。中情局下设四处：管理处、行动处、情报处、科技处。每一处由一名副局长领导。
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不同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国内安全、情报、刑事案件等工作，隶属于美国司法部。而中央情报局（CIA）主要负责国外的情报、特种作战等工作。隶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前苏联解体后，当时的总统老布什认为，“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的重点”。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整个情报体系都在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美国在当时的目的，即为制造亚洲紧张局势，发表中国威胁论，意在挑起亚洲各国树敌于中国，以利于美国从中渔利，从而让亚洲各国政府买美国的军火，也就是让亚洲各国人民各国政府为美国军伙商买单，并抑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有着庞大的情报系统，它的情报机构包括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即CIA。它的工作重点在于获取外国情报和在海外进行秘密活动。中央情报局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的“统帅机关”。此外，美国还有12个情报搜集机构，包括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联邦安全局等等，就连能源部、财政部、国务院等也都有数量庞大的情报机构，其中较重要的有：国务院情报与政策研究司、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财政部的秘密勤务局等。
据美国作家马克·佩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加紧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们有计划地每年在中国政府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从中发现和挑选亲美派，并招募特工人员。
另一方面，他们利用高校的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以基金会的方式向他们提供美元作为活动经费，在背后操纵各种秘密活动和特工活动。
近年来，美国不只是中情局，整个情报系统都日益重视并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它在对中国加强特工活动的同时，不断扩大招募反华谍报人员的范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从2002年开始，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更显著加强了监控和争取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力图从中招募合适人员作为特工。联邦调查局的招募活动主要针对美国大学内的中国内地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主要跟踪的学生专业有核子物理、空气动力学、导弹和空间卫星相关工程、纳米技术、同超级电脑和加密相关的专业。为了跟这些专业中国留学生挂上钩，联邦调查局以招聘中文翻译为由，通过中国学生团体举办了一些座谈会，进行摸底。
一些安全雇员猎头公司纷纷出现，以美国凯利联邦安全猎头公司为例，近几年的收入直线上涨。尽管在中情局历史上不乏采用商务身份作为掩护的特工，但新成立的这些公司规模远远大于以前那些只有一两个人的咨询事务所。除了辅助性的职员外，这些新公司通常“雇佣”6到9名海外特工。
在此之前，中情局的大多数间谍采用官方身份作掩护，如外交官或政府机构的雇员，这种做法的好处包括可以获得外交豁免：如果被发现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将被驱逐出境，从而避免被判刑甚至被处死的后果。
中情局所招募的不仅有情报分析人员，还有特工人员。行动处的谍报岗位是诱人的地方，从业者将被单独派往他们自己的国家从事特工工作，但应聘者必须接受全面的安全检查，包括心理测试和测谎检查，还要查明应聘者的全部个人史，包括在海外的旅行和结交、毒品的使用、犯罪记录、甚至包括性生活史，因为一个人的性生活容易使他或她受到敲诈。新招募人员一律要试用6个月到1年，并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正式招募之前，中情局一般会对候选人暗中考察，看他是否具备成为一名特工的基本素质。例如对金钱态度等，如果哪位候选人加入时，第一件事就谈钱，那这种人一定来错了地方。这种人今天在为中情局工作，明天就会变节，给“出价”更高的雇主卖命。
新学员进入培训基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胎换骨”：姓名、年龄、出生地、爱好、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职业及姓名都要更换。因此，对许多特工来说，做情报工作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还不如说是换一种生活方式。
在学校学习中，特工业务课程学习时间最长，例如如何窃、拍照。如何在成为人质后逃生，特工学校还特别注意训练“女色特工”和“男色特工”。在特工培训基地，训练的课程包括：如何报偷情报，如何在成为人质后逃生，如何发展下线拉人下水、如何诱捕“猎物”以及反诱捕等等。
在中情局中，许多美国特工以非官方身份被安排在大型的跨国公司或其他外资公司里。“一旦有人给公司打电话询问，公司秘书就会说这个人是为公司工作的”，以此为掩护，从事特工活动。
特别挺身队员：日本为美军提供慰安纪实
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1945年9月20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8月20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8月18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8月28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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