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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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试读：
第一部
第一章
这是一个明朗清冷的四月天，钟刚刚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快速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下巴紧抵着胸，试图躲避冷风，然而他的速度不够快，没能阻止一股打着旋儿的沙尘跟着他进门。
走廊里弥漫着一股煮卷心菜与旧地毯的气味。走廊尽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大得过分而不适宜在室内展示的彩色海报。海报有一米多宽，上面只有一张巨大的脸，脸的主人约莫四十五岁，他胡须乌黑浓密，轮廓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根本就没想过坐电梯。即使在状况最好的时候，它也很少运行，更何况现在白天不供电。这种节约是在为“仇恨周”做准备。温斯顿住在七楼，他今年三十九岁，右脚踝上方患有静脉曲张性溃疡。他爬得很慢，中途还休息了几次。每次停下时，正对着电梯门墙上的那张海报中巨大的脸都凝视着他。海报设计得匠心独运，当你移动的时候，那双眼睛亦如影随形。“老大哥正看着你”，下面的文字如是说明。
公寓里，一个字正腔圆的声音正在播报一连串与生铁产量相关的数字。这声音来自右手墙上一块形似毛玻璃镜面的长方形金属板。温斯顿调了下开关，声音略有降低，但仍清晰可辨。这个仪器（也叫作电屏幕）可以调低音量，但没法完全关掉。他走向窗户，本来瘦小纤弱的身体在蓝色的工作服——党员制服——的映衬下，显得更为单薄。他发色偏淡，面色红润、自然，皮肤则因劣质肥皂、钝剃须刀片以及刚刚过去的严冬而变得粗糙。
公寓外，即使透过紧闭的门窗，看上去依旧寒冷。楼下的街上，微弱的旋风卷起阵阵尘土与纸屑，在空中打着转儿。尽管阳光灿烂，天空湛蓝，可是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失去了颜色，除了那张随处可见的海报。那张蓄着黑胡须的脸从每一个角落居高临下地凝视着你。对面房子的正面墙上就有一张。“老大哥正看着你”，标题如是，那双黑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温斯顿。楼下街上还有一张海报，被撕破了一角，在风中啪啪作响，一会儿合上，一会儿展开，露出一个词“英社”（INGSOC）。远处一架直升机掠过屋顶，像只反吐丽蝇一样在屋顶上空盘旋片刻，划下一道弧线后便疾飞而去。那是警察巡逻队，在窥探人们的窗户。然而警察巡逻队并不足惧，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背后，从电屏幕那里传来的声音依旧喋喋不休地播报着有关生铁产量以及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消息。电屏幕可以同步进行信息的接收和发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略高于非常低的细语，都会被电屏幕捕捉到。不仅如此，只要停留在那块金属板的可视范围内，他就不仅能被听到，而且能被看到。当然，你没法知道某个时刻你是否被监视着。关于思想警察有多么频繁或者用何种系统接入某个人的线路，都只是臆测，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每个人。但不管怎样，只要他们想，他们就可以随时接入你的线路。你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假想中，从习惯渐渐变成本能，你早已经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监听，你的每个动作都会被审视，除非是在黑暗中。
温斯顿始终保持着背对电屏幕的姿势。这样更安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哪怕只是一个后背，也能泄露些什么。一公里外的真理部，他工作的地方，一栋白色的建筑高高地立在一片污秽之地上。这——他带着一丝隐隐的厌恶感想到——这就是伦敦，一号机场城的首要城市，而一号机场城是大洋国人口稠密的第三大省。他绞尽脑汁地回想一些儿时的记忆，想知道伦敦是否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到处都是破旧的十九世纪老房子，墙面不得不靠木架支撑，窗户用硬纸板糊着，屋顶上盖着波纹瓦楞铁皮，残破的院墙东歪西倒，伦敦是不是一直这样？被轰炸过的地方，空气里灰泥粉尘肆意飘荡，废墟堆中野草枝蔓丛生。在那些被炸弹清理出的大片空地上，冒出了许多像鸡舍一样肮脏的木板屋。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可是没有用，他完全想不起来了。关于儿时的记忆，什么都没留下，除了一帧帧明亮而没有背景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大多数也模糊难辨。
真理部——官方称为“真部”——一眼望去，与视野里的其他东西迥然不同。这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混凝土闪闪发光，整个建筑拔地而起，层层叠叠，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望去，党的三条标语以优美的字体镌刻在真理部白色大楼的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上有三千间房间，地下也有相应的附属建筑。伦敦城中，还散落着另外三座在外观和规模上与其相仿的大楼。它们使周围的建筑相形见绌，以至于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你能同时看到这四座大楼。政府机构被划分成四个部门，而这四栋大楼正是这四个部门的所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以及美术方面的事务，和平部负责战争事务，仁爱部主管法律与秩序，而富裕部则负责经济事务。它们在新话中分别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与富部。
仁爱部是个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整栋大楼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进过仁爱部大楼，也没有进入过其半公里范围之内。除了因公往来，那个地方是禁止旁人进入的，而且进入的时候要穿过重重密布的铁丝网、一道道钢门以及隐蔽的机关枪阵地。甚至在通向其外围屏障的街上，也有凶神恶煞的警卫巡逻，他们身着黑色制服，手持警棍。
温斯顿忽然转过身来。他已经换上了一副安详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屏幕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他穿过房间，走向狭小的厨房。在这个时候离开部里意味着牺牲了食堂的午餐。他意识到厨房里别无他物，除了留作明天早餐的一大块深色面包。他从搁板上取下一瓶无色的液体，白色标签上印着“胜利牌杜松子酒”。就像中国米酒那样，这种酒散发出一股变质的、油腻的气味。温斯顿倒了差不多一茶杯，硬着头皮，像喝药那样一口气灌了下去。
霎时间，他的脸变得通红，泪水流了出来。这玩意儿就像硝酸，不仅如此，喝下去的时候感觉就像后脑勺被一根胶皮棒猛地打了一下。片刻过后，他腹部的灼烧感退却了，世界开始看起来变得美好了。他从一个皱巴巴的印着“胜利牌香烟”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粗心地竖着举起来，结果烟丝撒落一地。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多了。他回到起居室，坐在电屏幕左边的小桌子旁。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大小、有红色封底和大理石花纹封面的空白笔记簿。
不知为何，起居室里电屏幕所处的位置不同寻常。它并没有像通常那样被安放在房间的墙壁上，那样整个房间都在它的可视范围内，而是安放在正对着窗户的那面较长的墙上。在电屏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凹处，温斯顿现在正坐在那里。也许当初修建公寓的时候，这个凹处是用来放置书架的。坐在凹处里，身体尽量往后靠，这样温斯顿可以脱离电屏幕的视野。当然，他还是能够被听到。但是，只要保持目前的姿势，他就不会被看到。他之所以想到现在打算做的事情，一部分是由于这个房间的特殊布局。
同样令他想做这件事情的，还有他刚刚从抽屉里取出的那个笔记簿。这个笔记簿纸质细腻光滑，因为年代久远而略微发黄，这种纸至少已经停产四十年了。他估计这个笔记簿的年代更为久远。他是在一家肮脏的小旧货铺的橱窗里发现它的，那家店铺位于城里的一个贫民区（具体哪个区他记不起来了），当时他就产生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想要得到它的冲动。照理说，党员是不会到那种普通商店去的（那里也称作“自由市场”），但是这个规定也不是特别严格的，因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诸如鞋带、剃须刀片，没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他快速地瞥了瞥街道两端，然后溜进铺子，花两元五角将它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特意地想为什么把它买下来。他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像做贼一样把它带回家。尽管里面什么都没写，但是拥有这样的笔记簿还是比较危险的。
他将要开始做的事便是写日记。写日记并不违法（没有什么事情是违法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但是一经发现，就有理由被处以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的劳教。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附着的油。这种钢笔已经过时了，甚至连签名时也很少用到。他偷偷摸摸，很是费了些气力才弄到这么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种精美细腻的纸张得与真正的钢笔尖搭配使用，而不是拿墨水笔划拉。实际上，他并不习惯手写。除了极简短的便条，通常都是直接向述录器口授。当然，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并不便于使用述录器。他拿起钢笔在墨水里蘸了蘸，然后踌躇了仅仅一秒钟。他感到一阵战栗传遍全身，随后果断落笔。他以笨拙的小号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了靠，一种全然无助的感觉袭来。首先，他对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毫无把握，但是能够肯定就是这一年前后，因为他很确定自己今年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自己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不过如今在确定日期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两年的误差。
他瞬间想到，这日记是为谁而写？为未来而写，为后代而写。他的思绪围绕着纸上那个可疑的年份盘旋了片刻，忽然想起了新话中的“双重思想”一词。这是他头一次意识到要做的事有多么重要。你怎么能同未来交流呢？从本质上说，这是毫无可能的。如果未来与现在类似，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未来是不会听从他的；如果未来与现在不同，那么他当前的处境将会毫无意义。
他呆坐在那里，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电屏幕已经切换到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我的力量，甚至全然忘记了原本想说的是什么。在过去的几星期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准备着，从未想过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落笔是易事。他需要做的只是把头脑中多年来一直无休无止、焦躁不安的独白诉诸笔端。然而这一刻，竟连这种独白也枯竭了。此外，静脉曲张性溃疡处开始奇痒无比。他不敢去抓挠，因为要是抓挠的话，溃疡处总会发炎。秒针嘀嗒嘀嗒地走着。除了面前摊开的空白纸张、脚踝上皮肤的瘙痒、电屏幕里刺耳的音乐，以及杜松子酒带来的微醺，他毫无其他感觉。
突然，他慌慌张张地动笔了，对于所写的内容却并非完全心中有数。他用那种小号且充满孩子气的字在纸上上上下下地书写，起先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停顿都省略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电影。全都是战争片。其中一部很好看的电影讲述了满载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炸的事。观众被一个试图游离身后追赶他的直升机却终被射中的大胖子逗乐了，开始你看到他像海豚一样在水里扑腾，然后你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具看到他，接着他全身密布枪眼，身边的海水都变成了粉红色，他和那些枪眼忽然从水面上沉了下去，在他沉没的时候，观众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接着你看到一艘载满了儿童的救生艇，直升机在救生艇上空盘旋。一个貌似犹太人的中年女人抱着一个约三岁大的小男孩坐在船头。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头扎进她的怀里，似乎想钻到她的身体里躲起来。那个女人环抱着他并抚慰着，尽管她自己也吓得脸色发青。她始终尽力用胳膊环绕着他，好像这样就可以为他抵挡子弹。接着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下了一枚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阵剧烈爆炸后，整艘救生艇变成了碎片。接着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在空中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安置在直升机前端的摄像机一直追着拍党员席上传来一阵掌声但无产者席中有个女人突然开始大声抱怨叫喊着他们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放映这部电影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不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直到警察把她拖出去我猜想不到她会怎样没有人关心无产者说什么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从来不——
温斯顿停下了笔，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感到一阵绞痛。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倾吐出这些废话。但奇怪的是，当他写的时候，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心中清晰起来，使他感到自己有能力将它书写出来。现在他意识到，是另一件事情让他忽然决定回家并从今天开始写日记。
如果那样模糊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发生过的话，那么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记录司，人们把椅子从格子间拖出来，在大厅中央正对着大屏幕的地方摆好，那是在为两分钟仇恨会做准备。温斯顿正要在中间一排坐下来时，有两个他脸熟却从未讲过话的人出乎意料地进了房间。其中一个是他经常在走廊里遇到的女孩。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据猜测——他有时看到她满手油污，拿着扳手——她大概做些与小说写作机相关的手工机械工作。她是个大胆的女孩，约莫二十七岁，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布满雀斑，动作像运动员一样迅捷。一条窄窄的鲜红缎带——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部围了几圈，不松不紧，正好凸显了她臀部的优美曲线。温斯顿从见到她的第一刻起就不喜欢她。他知道原因。这是因为她刻意营造的那种代表着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以及总体来说清心寡欲的氛围。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那些女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人，总是党的最狂热的信徒、宣传口号的轻信者、业余的密探与异端思想的“包打听”。但是这个女孩使他感觉到她比其他大多数女人都危险。有一次当他们在走廊上擦肩而过的时候，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那眼神似乎刺进了他的身体，并在刹那间注入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有个念头：她或许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事实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何时，只要她出现在附近，他就会感到一种极度的不安，那种不安里掺杂着恐惧与敌意。
另外一位是个叫奥布赖恩的男人，他是核心党的成员，他的职务过于重要和高不可测，以至于温斯顿对此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看到一位身着黑色工作服的核心党党员走近时，椅子周围的人群安静了片刻。奥布赖恩体格魁梧，脖子很粗，面容粗糙、滑稽而又冷酷。尽管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举止却别有一种魅力。他有一招能够很神奇地让人解除戒心，那就是推推鼻梁上的眼镜——以某种说不清楚的姿势，却奇怪地使人感觉颇有教养。如果还有人依旧那么想的话，这个姿势可能让人想起十八世纪的贵族邀人享用他的鼻烟壶。温斯顿这么多年来大概见过奥布赖恩十几次。他被奥布赖恩深深吸引，并不仅仅是因为奥布赖恩温文尔雅的举止与其职业拳击手般的体形形成的反差，更多则是因为他心中私密的信念——也许并不是信念，仅仅是希望——奥布赖恩的政治正统性并非完美无缺。他面部的某种表情毋庸置疑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也许他脸上表现的甚至不是不正统，只是单纯的睿智。但是不管怎样，他从外表上看起来是那种可以与之谈一谈的人，假如你可以躲过电屏幕并与之独处的话。温斯顿从没尝试过去验证这个猜想，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这么做。此刻，奥布赖恩瞥了眼手表，差不多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记录司直到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在与温斯顿同一排相隔两个座位的地方坐了下来。一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坐在他们中间，这个女人在温斯顿隔壁的格子间工作。那个黑发女孩坐在他们正后方。
接着，房间另一头的电屏幕里传来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就像巨大的机器缺少润滑油时运作发出的那种声音。这噪声简直令人咬牙切齿。仇恨会开始了。
一如往常，伊曼纽尔·戈德斯坦——这个全民公敌——的脸闪现在屏幕上。观众中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嘘声。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发出了短促的尖叫声，里面夹杂着恐惧与厌恶。戈德斯坦是个叛徒、变节者，他在很久以前（到底多久之前，没人能记得清楚）曾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几乎和老大哥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神秘出逃，而后不知所终。两分钟仇恨会的程式每天都不一样，但无一例外都以戈德斯坦为主角。他是头号叛徒，最早玷污党的纯洁性的人。随后的一切反党罪行、叛国行为、破坏活动、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源自他的教唆。他仍旧在世，在某个地方策划着阴谋：也许在海外某个地方，在他外国后台的庇护下；也许甚至——不时有这样的传言——就在大洋国的某个隐蔽地方藏匿着。
温斯顿的横膈膜一阵抽搐。他每次看到戈德斯坦的脸，都会感到一阵痛楚。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顶着一头异常蓬松的白发，蓄着一小撮山羊胡子——这是一张聪明的脸，却有些天生可鄙，细长的鼻子使他看起来年迈孱弱，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看起来像绵羊，声音也像绵羊那样。戈德斯坦一如既往地用恶毒的言辞攻击着党的教条——这种极尽夸张与荒谬的言论，连孩童都能一眼看穿，但其谬论刚好引起人们的警惕，使人觉得那些辨识力不如自己的人或许会轻信。他在谩骂老大哥，诋毁党的专政统治，他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他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嚣着革命已被背叛——所有这些都是以多音节词飞快地迸出，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方式的拙劣模仿，甚至夹杂着一些新话词汇。事实上，比任何一个党员在实际生活中惯常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而且自始至终，为了防止有人对戈德斯坦那似是而非的荒谬说辞所提及的事实有所怀疑，在电屏幕上，他的脑袋后面不停地有欧亚军队列队行进——壮实的士兵带着面无表情的亚洲面孔拥到电屏幕前，一队接着一队，而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之完全相似的其他士兵。这些士兵单调而有节奏的军靴踢踏声构成了戈德斯坦绵羊般声音的背景。
仇恨会还没进行到三十秒，房间中超过半数的人便发出了无法遏制的怒吼声。电屏幕上那扬扬自得的羊脸以及羊脸后面欧亚军队的威慑力，通通让人无法忍受。此外，看到戈德斯坦那张脸，甚至只是想到他，就会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与愤怒。他比欧亚国或者东亚国更经常地成为被仇恨的对象，因为当大洋国与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处于交战状态时，通常会与另一个大国和平相待。但奇怪的是，尽管戈德斯坦被每一个人憎恨、鄙夷，尽管每一天，每天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屏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讽，让普罗大众看到这些理论是多么可鄙的垃圾——尽管如此，他的影响力似乎从未减弱。总有新的傻瓜等着被他蛊惑。每天都有一些奉他的指示行事的间谍与破坏分子被思想警察揪出来。他是一个庞大的影子军队的司令，这是一个由力图推翻政权的阴谋家组成的地下网络，据说这个组织叫作兄弟会。据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戈德斯坦。那本书没有名字。大家提到它时，简称之“那本书”。但是人们都是通过模糊的谣传得知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有办法避免，就绝不会提兄弟会或者“那本书”。
仇恨会进行到第二分钟的时候达到了狂热状态。人们在座位上上蹿下跳，拼命想用最大嗓门淹没电屏幕上传来的癫狂的羊叫声。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脸涨得通红，嘴巴一开一合，像是离了水的鱼。奥布赖恩那张庄重的脸也涨红了。他在椅子上笔挺地坐着，健硕的胸膛鼓胀起来、战栗着，就像是在经受电击。温斯顿身后的那个黑发女孩开始大声喊着：“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拿起一本厚重的《新话词典》，砸向电屏幕。它击中了戈德斯坦的鼻子，又弹了开去。那个声音不为所动地继续着。片刻之后，温斯顿清醒过来，发现自己也跟其他人一样在叫喊着，用鞋跟暴烈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会令人可怕的不是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的是，你不可避免地会加入其中。不出三十秒，一切伪饰都不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与复仇情绪的可怕快意，一种要杀戮、折磨、用大铁锤敲碎别人脸的欲望，似乎像电流一样穿过了整个人群，甚至令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变成面目狰狞、惊声尖叫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受到的愤怒是一种那么抽象而盲目的情绪，好像喷灯的火焰一样，可以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那么一刻，温斯顿的仇恨完全没有指向戈德斯坦，反而指向老大哥、党以及思想警察；在这种时刻，他的心奔向了电屏幕上那个孤独的、备受嘲讽的异端分子，那个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保持真理与理智的唯一卫士。然而下一刻，他又会跟身边的人一样，关于戈德斯坦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正确的。那些时刻，他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变成一个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岩石般屹立着，对抗来自亚洲的暴徒。而戈德斯坦，尽管孤立无援，连他的存在也不确定，可是他就像一个阴险狡诈的术士，仅仅靠他的话语就可以摧毁文明的架构。
有些时候，你甚至可以自由转换仇恨的对象。突然，就像你在噩梦中猛然坐起来一样，温斯顿成功地把他对电屏幕上那张脸的仇恨转移到了他身后的那个黑发女孩身上。栩栩如生、美丽动人的幻象在他脑海中闪过：他会用橡胶警棍把她殴打致死；或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然后让她像圣塞巴斯蒂安那样在乱箭和棍棒下丧生；又或者强暴她，然后在达到高潮的时候割断她的喉咙。而且，他比以往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为什么这么恨她。他恨她，因为她年轻、漂亮、不性感，因为他想要与她同床共枕却绝无可能，因为她那婀娜多姿的纤腰似乎邀你用手去搂住，围着它的却是那条令人厌恶的鲜红缎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标志。
仇恨会达到了高潮。戈德斯坦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且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个羊脸又化作一个看起来大步前行的欧亚国战士的形貌，高大、吓人，他的机枪嗒嗒嗒咆哮着，似乎有破幕而出的架势，吓得前排一些人真的在座椅上向后退。但是与此同时，每个人都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电屏幕上的敌人逐渐消失，转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须，充满力量与异乎寻常的镇定，脸大得几乎占满了整个屏幕。没有人听到老大哥说了什么。那只不过是几句鼓励士气的话，就像是那种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话，没法逐字逐句地听清楚，但说了就能鼓舞士气。而后，老大哥的脸再次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那用醒目的大写字母书写的党的三条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还在屏幕中停留了几秒钟，就好像它带给每个人的视觉冲击太强烈了，以至无法即刻消隐。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扑到她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喃喃自语，听起来像是“我的救星！”她向电屏幕伸出双臂，接着又双手掩面。很明显，她是在祈祷。
这时，全场的人发出了低沉、缓慢、颇有节奏的呼喊：“B-B！……B-B！……”——一遍又一遍，非常慢，在第一个B与第二个B之间停顿良久，这个低沉的声音不知道为何听上去有点奇异的野蛮，在这种背景声中，你似乎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声与手鼓咚咚的敲打声。他们一直这样喊着，大约持续了三十秒。这是一种当势不可当的情绪来临时常常能够听到的压抑的声音。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和王权的颂歌，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刻意用有节奏的噪声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感到五内俱寒。在两分钟仇恨会中，他不能自已地与其他人一样陷入癫狂，但这种非正常人所能发出的“B-B！……B-B！”的喊叫还是常常让他满怀恐惧。当然，他也跟大家一起高喊，不这么做是不可能的。掩饰你的感情，控制你的表情，别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眼中的神色或许泄露了他的真实情绪。正好就是那一刹那，那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发生了——如果它的确发生过的话。
就在那时，他与奥布赖恩四目相对。奥布赖恩已经站了起来，取下了眼镜，正要以他标志性的动作把眼镜重新架到鼻梁上。在他们目光交会的那一瞬间，那件事情发生了，温斯顿知道——对，他知道了！——奥布赖恩也跟他一样在想着同样的事情。他们交换了一个确凿无疑的信息。这就好像他们打开心门，通过眼神传递彼此的思想。“我跟你一样。”奥布赖恩似乎在对他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厌恶，我通通知道。不过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然而那心领神会的片刻瞬间即逝，奥布赖恩的表情也跟其他人的一样高深莫测了。
整个经过就是这样，他已经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发生过。这种事情绝不可能有任何后续。结果不过是在他心中保持一种信念，或者希望，那就是除了他自己，还有其他人与党为敌。也许，关于庞大的地下阴谋活动的谣言确有其事——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那些逮捕、招供与处决没完没了，但要想确定兄弟会不只是个传说，也几乎不可能。有时候他相信，有时候他不相信。并没什么确凿的证据，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念头，或许意味着什么，或许毫无意义，无意间听来的只言片语，厕所墙上模糊难辨的涂鸦——甚至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手里的小动作看起来都像是在打暗号。全都是臆测，很有可能全部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他回到自己的办公间，再也没有看奥布赖恩一眼。他根本没有想过对那片刻的交流采取下一步行动。即使他知道怎么进行，那种危险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他们只不过是在一秒或者两秒钟里交换了一下模棱两可的眼神，这个故事到此为止。即便这样，在一个人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与世隔绝的孤寂中，那也是意义非凡的事情。
温斯顿直起身，坐了起来。他打了个嗝。杜松子酒从他的胃里泛了起来。
他又定睛看着那张纸。他发现，即便在他无助地陷入沉思的时候，手里也一直在写着，就好像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动作。而且笔迹不再是之前那样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书写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页纸。
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恐慌。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写下那些字并不比写日记这个举动危险，但是有那么一刻，他曾想把这几页写了字的纸撕下来，彻底放弃写日记。可他并没有那么做，因为他知道那是徒劳无益的。不管是他写下“打倒老大哥”，还是克制自己不去写，并没有什么分别。他继续写日记，或者干脆停笔，也没有什么分别。思想警察还是会逮住他。他已经犯下了——哪怕他没有用笔在纸上写，他还是犯下了——包含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行，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不是那种可以永远掩盖的东西。或许你可以成功地躲避一时，甚至躲避几年，但是他们一定会抓到你，这是迟早的事。
通常都是在夜里——逮捕行动总是发生在夜里。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粗暴的手摇着你的肩膀，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严肃的脸。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审判，也没有逮捕报告。人们就这么在夜里消失了。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注销了，所有你做过的事情的记录都被删除了，你曾经的存在也被清除了，接着就会被遗忘。你被除掉了、消灭了，通常用的词是“被蒸发了”。
有一刻他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他开始急急忙忙杂乱无章地写着：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向我脖子后面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向你脖子后面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往椅背上靠了靠，有点儿为自己感到难为情，便放下了笔。接着他又开始狂乱地书写着。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已经来了！他像只耗子似的坐着一动不动，在徒劳地希望着不论是谁，敲几下就会走开。事实并非如此，敲门声还在继续。最糟糕的就是迟迟不开门。他的心跳得像在打鼓，但他的脸由于长久的习惯，极可能还是面无表情。他站了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口走去。
第二章
当温斯顿把手放到门把手上的时候，他看到日记本摊开在桌子上。上面写满了“打倒老大哥”的字样，字体几乎大到隔着房间也能清晰可辨。这简直太愚蠢了。但他意识到，即便在惊慌中，他也不愿意在墨迹未干的时候就合上日记本而弄脏那么乳白的纸。
他吸了一口气，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如释重负。门口站着一个面色枯黄、形容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哦，同志，”她以一种凄凉的声音开了口，“我想我听到您进门了。您能不能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的水池？它好像堵住了——”
是帕森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词在党内是禁止使用的，你应该称呼每个人为“同志”，但对一些女人，你仍是本能地称她们为“太太”）。她年约三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了。她会令你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那便是她脸上的皱纹里都积满了灰尘。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成了烦扰人的日常例行公事。胜利大厦是栋老公寓，建于一九三〇年左右，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灰泥不时从墙上和天花板上剥落，霜冻的时候水管都会爆裂，一下雪，屋顶就会漏水，如果供暖系统没有因为节约运动而完全关闭的话，就只开一半的蒸汽。至于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动手，否则就得等着高高在上的委员会批准，他们竟然连修理一扇窗户玻璃这样的事情都要拖两年。“当然只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嘟囔道。
帕森斯太太的公寓比温斯顿的大，呈现出另一种脏乱的景象。每一样东西都是一副被反复捶打践踏过的样子，就好像这个地方被什么猛兽蹂躏了一番。地板上满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一只爆了的足球、一条汗迹斑斑且向外翻着的短裤——桌子上则是一堆脏碗碟和折角的练习簿。墙上有青年团与侦察队的鲜红旗帜，还有一张老大哥的巨幅宣传画。房间里同整栋大厦一样，弥漫着一股煮卷心菜的气味，但还是掩盖不住一股刺鼻的汗味，那汗味——你一闻便知，虽然说不出为什么——属于这会儿并不在场的某个人的气味。另一个房间里，一个人正拿着一个梳子和一片手纸吹着，想尽力跟上从电屏幕里传来的军乐声。“那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道，有点儿忧虑地朝门口看了看，“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
她有个习惯，就是话说到一半便停顿一下。厨房水池里发绿的脏水快要溢出来了，那气味比卷心菜的气味还难闻。温斯顿跪下来，检查了一下弯管的接合处。他很不愿意动手做这些事情，也很不愿意弯下身子，因为这样做老是引起咳嗽。帕森斯太太无助地看着他。“当然，如果汤姆在家，他一会儿就能修好。”她说道，“他喜欢干这些事。他的手总是很灵巧，真的。”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长得有点儿胖，是个头脑愚蠢的活跃分子，空有一腔盲目的热情——是那种唯命是从、忠心卖苦力的走卒，党的稳定统治依赖他们更甚于思想警察。三十五岁时，他才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而在升到青年团之前，他想尽办法超龄在少年侦察队里多待了一年。在部里他担任一个不怎么需要智力的低级职位，但另一方面，他是运动协会与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与义务劳动的委员会的重要人物。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平静而自豪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每天晚上他都到社区活动中心参加活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带着那股浓烈的汗味，那成了他精力充沛的生活一个无意而为之的佐证，即使他走开，那股气味也会经久不散。“你有扳手吗？”温斯顿问道，摸着弯管接合处的螺帽。“扳手，”帕森斯太太说道，瞬间变得瘫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或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靴子踢踏声以及一阵吹梳子的声音，孩子们冲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扳手。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拿掉了那团堵住水管的头发。他在自来水龙头下用冷水洗干净手，回到另一个房间。“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一个五官英俊却面目凶恶的九岁小男孩从桌子后面跳出来，用一只玩具自动手枪对准他，而旁边大约小他两岁的妹妹也拿着一块木头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都穿着蓝色的短裤、灰色的衬衣，系着红领巾，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心里闪过一丝不安，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得完全不像是在玩游戏。“你是个叛徒！”那个男孩叫嚷道，“你是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蒸发了你，我要送你去盐矿！”
突然，他们开始围着他蹦跳，叫着“叛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一举一动都在模仿她的哥哥。他们就像那些很快会长成吃人猛兽的小虎崽子一样嬉闹，不知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儿令人心悸。那个小男孩的眼里有一种冷漠的残忍，流露出一种相当明显的对温斯顿又踢又打的欲望，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大到可以那么做。幸亏他手里握的不是真枪，温斯顿想。
帕森斯太太的目光不安地在温斯顿与孩子们之间游移。在起居室明亮的灯光下，他饶有兴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面真的有灰尘。“他们真是太吵了。”她说，“他们很失望，因为不能去看绞刑，就是这样。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带他们去，汤姆也因为工作不能准时回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扯着大嗓门叫嚷道。“要去看绞刑！要去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喊道，依旧在蹦蹦跳跳。
温斯顿想起来了，当晚几个犯了战争罪的欧亚国俘虏将在公园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大概一个月发生一次，相当受欢迎。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家长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辞，朝门口走去。但在过道上还没走上六步，他就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中了脖子后面，疼痛难忍，感觉就像一根烧红的铁丝刺进了肉里。他转过身去，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把她的儿子拖进门去，那孩子正把一个弹弓揣进兜里。“戈德斯坦！”那个男孩子在房门被关上的时候吼了一嗓子。但让温斯顿更为骇然的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助与惊恐。
回到公寓后，他快步走过电屏幕，在桌子前重新坐下来，继续揉着脖子。电屏幕里面的音乐声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方声音传了出来，带着种残忍的津津有味，读着一篇关于新式水上浮堡的武器的描述，这个水上浮堡刚刚在冰岛与法罗群岛之间抛锚。
他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定过得提心吊胆。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日夜夜监视她，以期发现异端思想的征兆。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变得很可怕。最糟糕的是，通过类似侦察队这样的组织，他们都被系统地训练成了放肆的小野人，却不会令他们产生任何反对党的纪律的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和与之相关的一切。歌唱、游行、旗帜、远足、手持木枪操练、高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光荣的趣事。他们的凶残是对外的，指向国家公敌、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以及思想犯。年逾三十的人都惧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成了常事。这不无理由，因为每个星期《泰晤士报》都会有一段描述某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称作“少年英雄”——如何偷听到父母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言论，并向思想警察告发他们。
弹弓带来的痛楚已经消退。他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想着如何才能找到更多可以写在日记中的事，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赖恩。
几年前——多久了？一定有七年了——他梦到他正在穿过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一个坐在他旁边的人在他经过时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会面。”这话说得很平静，就像是随意说的——是个陈述句，而不是命令。他没有停留，继续前行。奇怪的是那时候，在梦里，这句话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只是到了后来，这句话的意义才逐渐显现出来。他现在已经不记得第一次遇到奥布赖恩是在做这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他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才辨认出这是奥布赖恩的声音。但不管怎样，他的确辨认出来了，那个在黑暗中跟他讲话的就是奥布赖恩。
温斯顿从来没办法确信——即使在今天早晨与那个目光交会后，他依然无法确信奥布赖恩是朋友还是敌人。这其实无关紧要。他们之间有一种理解的纽带，比友爱或者党派之谊更加重要。“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会面。”他说道。温斯顿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它会以某种方式变成现实。
电屏幕上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凝滞的空气中响起了一阵清脆动听的号声。那声音继续刺耳地响着：“注意！请注意！现在插播一份从马拉巴尔海岸前线来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打了一个胜仗。我有权宣布，我们现在播报的胜利将大大推动战争结束的进程。急电如下——”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不其然，接下来是一段关于欧亚国军队被歼灭的血腥场面的描述，报告了被击毙、俘虏的惊人数字，随后是一条通知，从下星期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酒劲儿过去了，留给人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屏幕——或许为了庆祝胜利，也或许为了要盖过人们对巧克力减量供应的印象——雄壮地奏响了《为了你，大洋国》。照理应该立正，但处在他目前的位置，电屏幕是看不见他的。《为了你，大洋国》结束后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向窗户，背对着电屏幕。天气依旧寒冷。远处某个地方，一枚火箭弹爆炸了，沉闷的爆炸声在空中回响着。目前，伦敦每星期要挨二三十枚这样的火箭弹。
下面的街道上，冷风刮起那张已经破损的海报，“英社”两个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幻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丛林中游荡，迷失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孑然一身。过去已经死去，未来无法想象。他怎么确信一个活人站在他这边呢？他又有什么办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持久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条标语，就像答案一样出现在他眼前：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来。那里以纤小清晰的字体同样刻着这三句口号，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这枚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盯着你不放。硬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海报上、烟盒上——无处不在。那双眼睛总是盯着你，声音也总是在你耳边回响。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屋里还是屋外，在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躲藏。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除了你脑壳里的几立方厘米。
太阳已经西斜，真理部那无数扇窗户没有了阳光的照射，看上去像堡垒上的枪眼一样阴森可怖。在这金字塔般的庞然大物前，他的心里一阵惶恐。它太强大了，它坚不可摧。哪怕是一千枚火箭弹也无法摧毁它。他又开始琢磨这日记到底是为谁而写的。为将来，为过去——为那个子虚乌有的时代。在前面等待他的不是死亡，而是毁灭。日记将会化成灰烬，而他也会被蒸发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这些，而后把它销毁，从记忆中抹杀。当你自己甚至那片纸上涂抹的一个未知的字都不留一丝痕迹时，你怎么能够向未来疾呼呢？
电屏幕里钟响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前赶回去工作。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令他换了另一种心境。他如孤魂野鬼一般，讲述着一个谁也不会理会的事实。但只要他说出来了，那种连贯性就以某种难以言状的方式得以保存了。不是靠被别人听到，而是靠保持清醒，才得以将人类的传统传承下去。他重新坐回桌前，蘸了下笔，写道：
致将来或者致过去，致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致那个求同存异、毫不孤独的时代——致那个真理尚存、历史无法被抹杀的时代：
从一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从一个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一个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您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对他来说，好像只有现在，在他梳理思绪的时候，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一个行为的结果都包含于行为本身。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既然现在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已死之人，尽可能活得长久一些就变得尤为重要。他右手的两根手指沾上了墨水。这种细节非常可能暴露你。部里某个好打听的狂热分子（也许是个女人，就像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女人或者小说司的黑发女孩）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午餐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的笔，他到底写了些什么——然后给有关部门一个暗示。他走进浴室，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那种肥皂就像砂纸一样摩擦着皮肤，正好洗净墨迹。
他把日记放回抽屉。想着把它藏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他至少要确信它的存在是否被人发现。在本子里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他用指尖蘸起一粒依旧可辨的白色尘土放到封皮的角上，如果有人动了这本日记的话，它一定会被抖落。
第三章
温斯顿梦到了他的母亲。
他想，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一定是十岁或者十一岁。她身形高挑，体态优美，话不多，动作缓慢，头发漂亮而浓密。关于他的父亲，他的记忆更为模糊，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是一身整洁的深色衣服（温斯顿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他父亲的鞋底非常薄），戴一副眼镜。显然，他们两个一定是在五十年代第一场浩大的清洗运动中被吞噬了。
此刻，他的母亲正坐在他下方很深的某个地方，臂弯里是他的妹妹。他完全记不起妹妹了，只记得她是个瘦小虚弱的婴儿，不怎么说话，有一双警觉的大眼睛。她们两个正抬头望着他。她们在地下的某个地方——比如说井底，或者一个很深的墓穴里——那是个在他下方离他很远且依旧在下沉的地方。她们在一艘沉船的船舱里，正透过逐渐变黑的海水仰望着他。船舱里还有一点儿空气，她们依旧能看到他，他也能看到她们，但她们一直在下沉，沉到那绿色海水的深处，再过一会儿，那海水就会将她们从他的视线中永远带走。他在明亮与空气中，而她们正在被死亡吞噬，她们之所以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知道这一点，她们也知道，而且从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对此了然于心。她们的脸上或者她们的心里并没有责备之意，她们知道她们必须死去，为了让他可以继续活下去，她们也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但在梦里他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与妹妹是为了他而牺牲的。这就是那种梦，它保持着典型的梦境，但人的思维活动依旧进行着，哪怕在人醒来之后，也会觉得梦中发生的事实与想法依然是新颖且有价值的。此刻突然击中温斯顿的是近三十年前他母亲的死，那么悲惨，令人哀痛，而这在如今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悲剧只属于遥远的过去，那个时代依然有隐私、爱情与友谊，那个时代一家人互相支持而不需要知道理由。他对母亲的回忆撕扯着他的心，因为她至死都爱着他，可是他太小太自私而没有以爱来回报，因为不知为什么——他不记得那是怎样发生的了——她为了一种只属于她自己的坚如磐石的忠贞信念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明白，那样的事情现在不会发生了。如今，有的是恐惧、仇恨与痛苦，却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沉而复杂的悲痛。所有这些，他好似都从他母亲与妹妹的大眼睛里看到了，她们从那绿色的海水中抬头望着他，已经几百英尺深了，却还在继续下沉。
突然，他站在一块矮矮的柔软的草皮上，那是个夏日的黄昏，余晖将大地染得一片金黄。他看到的这景色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里，以至于他从来拿不准是不是在现实中见到过。醒来后，他称之为黄金乡。那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噬的牧场，一条踩踏出来的小径从中间穿过，到处都是鼹鼠打洞刨出的土堆起的小土丘。在牧场另一边那参差不齐的树篱边，榆树枝在轻风中曼舞，茂密的树叶只是微微颤动，就像女人的头发。近在咫尺的某处，虽然看不见，却有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流淌，鲮鱼在柳树下的池塘里游弋。
那个黑发女孩穿过牧场朝柳树走去。仿佛就在一瞬间，她脱掉了衣服，很不屑地把它们扔到一边。她的胴体白皙嫩滑，却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欲念，说真的，他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一刻，令他钦佩的是她把衣服扔到一旁的那个姿态。就那么优雅地、漫不经心地一扔，好像摧毁了整个文明、整个思想体系，老大哥、党与思想警察好像在这个漂亮的挥手之间化为乌有。这也是属于遥远的过去的姿态。当温斯顿醒来的时候，唇边呓语着“莎士比亚”。
电屏幕传来一阵刺耳的哨声，以同一个调子持续了三十秒钟。时间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间。温斯顿挣扎着起了床——光着身子，因为外党成员每年有三千张布票，而一件睡衣就要六百张——抓起搭在椅子上的一件脏背心与一条短裤。体操在三分钟后开始。下一刻他就因为一阵剧烈的咳嗽而直不起腰了，几乎每天起床后总要这么咳一阵子。这阵咳嗽清空了肺，他不得不回到床上仰面躺下，深深地喘上几口气，才能恢复呼吸。他咳得青筋毕露，静脉曲张性溃疡处又开始痒起来了。“三十到四十岁的组！”一个刺耳的女声尖叫道，“三十到四十岁的组！请你们站好。三十到四十岁的组！”
温斯顿一跃而起，在电屏幕前站好。电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脸，骨瘦如柴却肌肉发达，穿着一身紧身长运动衣与运动鞋。“屈伸胳膊！”她叫道，“跟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拿出点儿精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引起的疼痛并没有驱散梦境带给温斯顿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运动反而有点儿恢复了那个印象。他一边机械地前后伸着胳膊，脸上挂着做体操时被认为适宜的欢愉表情，一边拼命回想他幼年时代模糊的记忆。这简直太难了。五十年代后期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淡去了。没有任何外部记录可考，甚至连你自己的生活也模糊不清。你记得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没发生过，你记得事情的细节却无法重温当时的氛围，还有大片大片的空白，你却记不起其间发生过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不同了。甚至国家的名字、地图上它们的形状都变得不同了。譬如，一号机场城，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当时叫作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叫作伦敦，他对这一点相当有把握。
温斯顿无法清晰地记得他们国家什么时候不在战争状态，但是显然在他童年时代曾有相当长的一段和平时期，因为他早期记忆之一就是一场空袭令人们大吃一惊。或许就是原子弹扔到科尔切斯特那次。关于空袭本身，他并没有印象，但他记得父亲紧紧抓着他的手急急忙忙地向下走，走啊走啊，一直下到地下很深的某个地方，绕过了一圈又一圈的螺旋楼梯，一直走到后来双腿发软，他开始哭闹，他们才停下来休息。而他的母亲依旧缓慢、梦游般远远地在后面跟着，怀抱着他的妹妹——也可能抱着的只是一卷毯子，他不确定当时他的妹妹是否出生了。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嘈杂、拥挤不堪的地方，他认出那是一个地铁站。
石板地上坐满了人，其他人都紧挨着坐在铁板架床上，一层叠一层。温斯顿和他的父母在地板上找到一块空地坐了下来。有一个老头儿与一个老太太并排坐在他们近旁的一张床架上。老头儿穿着一身相当体面的深色正装，后脑勺上扣着一顶黑布帽，露出一头白发。他满脸通红，蓝色眼睛中蓄满泪水。一阵酒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就好像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渗透出来一样，不禁令人想到，也许从他眼睛里涌出来的也是纯杜松子酒。虽然他有些醉意，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他心中真切的无法忍受的悲恸。温斯顿幼小的心灵感觉到，在这个老人家身上一定发生了一件无法原谅、永远无法挽回的事。他也意识到他好像知道发生了什么。老人家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也许是小孙女——被炸死了。每隔几分钟老人家就重复着：“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不是这么说的吗，孩子他妈？这就是相信他们的下场。我早说了，我们不该相信那些狗娘养的。”
可是他们不该相信的那些“狗娘养的”到底是谁，温斯顿现在无法记起来了。
大约从那时起，战火绵延不绝，不过严格说来，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的孩童时期，伦敦发生过乱打乱杀的巷战，持续了几个月之久，有些巷战他还记得非常清楚。但是想要弄清楚整个时期的历史，或者说出某个具体时间是谁跟谁在交战，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现在那个同盟国之外，以前大洋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都没有记载：没有书面的记录，也没有人会在谈话中提起。就好比当下——一九八四年（如果是一九八四年的话），大洋国正与欧亚国交战，与东亚国结盟。但是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谈中，都没有人承认过这三国曾经有过其他各种结盟关系。实际上，温斯顿非常清楚，就在四年前，大洋国与东亚国交战，而与欧亚国结盟。但这些只是因为他的记忆超出控制而得以保留下来的一丁点儿不可告人的隐私罢了。就官方而言，大洋国从来没有更换过盟友。大洋国正在同欧亚国交战，那么它就一直在同欧亚国敌对。现在的敌人代表着绝对的邪恶，所以，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大洋国都绝不可能跟邪恶势力达成什么协议。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当他努力将肩膀往后仰（手撑在臀部上，腰部以上做着扭转运动，据说这对背部肌肉有好处）的时候，不止千万次地想到——这可能全是真的。如果党能够插手干预过去的历史，说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从未发生过，那就真的比单纯的严刑拷打或死亡更加可怕。
党说大洋国从未同欧亚国结过盟。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在短短的四年前就与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种认知存在于何处？只是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且很快就会被消灭。如果其他人都接受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的记录都如出一辙——那么这个谎言就会被载入历史，成为真相。党的口号如是说：“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然而过去从未被改变过，虽然究其本质来说是可变的。任何现在真实的事情，就会永远都是真实的。就这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永不停歇地战胜你自己的记忆。他们称之为“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就是“双重思想”。“稍息！”女教练喊道，口气稍稍温和了些。
温斯顿把胳膊垂在身旁，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绪滑向了双重思想的迷幻世界：知与不知；明知全盘真相却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持有两种相抵触的观点，明知它们相互排斥却要二者皆信；用逻辑来推翻逻辑；一方面拥护道德，一方面又在批判道德；相信民主是绝无可能的，却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记任何必须被忘记的，却在需要的时候又让它们重回记忆，然后迅速再次遗忘；而更重要的是，对于过程本身也要如法处理。真可谓绝妙：有意识地诱导自己进入无意识，然后变得对自己刚实施的催眠行为浑然不知。甚至理解“双重思想”也得用到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谁的手指能够碰到脚趾！”她激动地说，“请把上身往下弯，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恨这一节体操，因为这会带来一阵刺痛，从脚跟一直疼到屁股，随后常常以又一次咳嗽结束。他从沉思中得到的那一点点乐趣也消失殆尽。“过去，”他想，“岂止是被篡改，实际上是被毁灭了。”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之外不存在任何记录，你又如何能够确定哪怕是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呢？他试图回忆起从哪一年他第一次听人提到老大哥。他想应该是在六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吧，但是这根本不可能被确定。当然，在党史中，老大哥从革命之初就一直是领导人与捍卫者。他建功立业的时间被逐步回溯，一直回溯到那个充满传奇的三四十年代，那时候戴着奇形怪状的高筒礼帽的资本家们，或是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是坐在带玻璃窗的马车里，在伦敦街头驶过。无从知道这种传奇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杜撰的。温斯顿甚至记不起来党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他不相信自己在一九六〇前听说过“英社”这个词，但有可能它以其旧话中的形式——也就是“英国社会主义”——早就流行了。一切都陷入迷雾之中。有时候，实际上，你能够辨出什么是明显的谎言。譬如，党史中声称，飞机是党发明的，这就是谎言。他记得早在童年时期就见过飞机了。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任何证据。他这一生只有一次掌握了党篡改历史的确凿无疑的文档证据，而那一次——“史密斯！”那个泼妇般的尖叫声从电屏幕里传来，“6079号温斯顿·史密斯！是的，就是你！再弯得低一些。你可以做得更好些。你没有尽力。再低一些！这样好多了，同志。现在全队稍息，看着我。”
温斯顿突然冒出一身热汗。他的面部表情依旧完全神秘莫测。绝不要显现出沮丧！绝不要显现出不满！眼光一闪就会出卖你自己。他站在那里，看着女教练双手高举过头顶——说不上姿态优美，但是非常干脆利落——再弯下身，把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垫到脚下。“好啦，同志们！这就是我要看到你们做的。再看一遍。我三十九岁了，生过四个孩子。喏，你们瞧。”她又弯下身，“你们看到我的膝盖没有弯。如果你们想做的话，你们就能做到。”她直起身子，接着说，“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碰到他的脚趾。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上前线作战，可是至少做到保持身体健康。记住我们在马拉巴尔前线的那些小伙子！那些在水上浮堡的士兵！只是想想他们所要经受的。现在再来一次！好多了，同志，好多了！”看到温斯顿猛地弯下身，膝盖直立，手终于碰到了脚趾，她鼓励地说。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做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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