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作品13册套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约翰·伯格

出版社：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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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伯格作品13册套装试读：

妙呀雪团儿

被难耐暑热的人们含在口中

妙呀春风吹向那些

渴望起航的水手

妙不过一床被子呀

让两个情侣同衾相依

我喜欢不失时机地征引古老的诗句。我几乎过耳不忘，又成天到晚地听，只是我有时不知道这些片段怎样搭配。这时候，我会抱着那些真切入耳的词句或说法不放。

大约一百年前，普拉卡周边的街区是一片沼泽，现在是赶集的地方，这儿的人叫我佐巴纳科斯。意思是牧羊人。大山里出来的人。是一首歌让我得名的。

每天清早去赶集前，我都会擦亮我的黑皮鞋，掸掉我的斯泰森牌1遮阳帽上面的灰尘。城里灰尘大，污染重，给太阳一晒更是变本加厉。我还打领带，对一条蓝白色反光的领带偏爱有加。一个盲人永远不应该对外表粗枝大叶。不然的话，有些人会匆匆忙忙误会他的。我的衣着像个珠宝商人一样，我在集市上卖的倒是塔玛。

塔玛这样的东西，盲人来卖是合适的，因为摸一摸就能分辨出这个和那个不同。塔玛有锡做的，也有银做的，金做的。它们全都像亚麻一样薄，尺寸都像信用卡一样大。塔玛（tama）这个词源于动词tázo，意思是许愿。人们许下一个诺言，希望以此换来保佑，得到解救。年轻人要去服兵役，会先买一个刻印一把刀的塔玛，这是一种祈求：愿我不曾受伤就可以退伍。

不然就是某人身上发生了一件坏事。比方说生病或飞来横祸。一个人身处险境，爱护他的人在上帝跟前许愿：如果他们爱的人康复，他们会做一件好事。假使你在世界上孑然一身，你也可以自己给自己许愿。

光顾我生意的人去祈祷前，会先买个塔玛，用丝带穿过它的小孔，然后把牌子悬在教堂里神像前的栏杆上。他们这么做，是希望上帝不会忘了他们的祷告。

每个塔玛的软金属上都凸印着一个图案，是处于险境的身体部位。胳膊或腿、胃或心脏，或者像我这种情况：一双眼睛。我有过一个狗的塔玛，但是神父看不过去，说这东西亵渎神圣。这神父无知透了。他在雅典住了一辈子，不知道一条狗在山区可能比一只手还要重要，还要有用。他想都想不到，失去一头骡子的惨痛也许会大过失去一条久伤不愈的腿。我给他引了福音书的话：你们看，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它……我对他说完，他扯扯自己的胡子，像躲避魔鬼一样背过身去。

男人女人需要什么，布祖基琴手比神父清楚。

我失明以前干什么，我不打算对你说。如果你猜三次，保准三次都错。

故事从上个复活节开始。就在过节的礼拜天。早晨九、十点钟，空气里飘着咖啡香。出太阳的日子，咖啡香飘得更远。有个男人问我有没有可以送给女儿的礼物。他讲着话不成句的英语。

是个宝宝？我问。

她是成年女子了。

她哪儿受苦？

哪儿都受苦，他说。

心脏的，成吗？我终于提议，一边从托盘里摸索着找到一个塔玛，递给他。

这是锡做的？凭他的口音，我猜他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年纪估计和我差不多，也许大一点。

我用法语说，我还有一个金子的，如果你想要的话。

她康复不了了，他回答。

最重要的是你许的愿，有时候也别无他法。

我是个铁道工，不是个巫师，他说。给我最便宜的、锡做的吧。

我听见他从衣兜里掏钱包的窸窸窣窣。他穿的是皮裤皮夹克。

锡和金子在上帝那里没有分别，是吧？

你骑摩托车来？

带我女儿来玩四天。昨天我们开去看了波塞冬神殿。

苏尼翁那一座？

你去看过？对不起，我是说你去过？

我用一只手指敲了敲我的黑眼镜，说道：在这以前，我看过那座神殿。

锡做的心脏要多少钱？

他跟希腊人不同，没有砍价就付了款。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妮农。

妮农？

N-I-N-O-N。他拼出每个字母。

我会想着她的，我一边归整钞票一边说。就在此时，我忽然听见一个嗓音。他女儿定是去过了集市里别的摊位，现在回到他身边来了。

我的新凉鞋——看！手工做的。谁能猜着我是刚买的呢。没准穿了好些年。也许我是为了我那场没有举行的婚礼买的。

指头中间的绊带不硌脚？铁道工问。

吉诺会喜欢的，女儿说。他对凉鞋有品味。

这鞋子系住脚踝的样子很好看。

走到碎玻璃上，这鞋子可以护脚，女儿说。

过来一下。嗯，这皮子又好又软。

爸，你记得吗，我小时候洗完澡你帮我擦干身子，我坐到你膝头的浴巾上，你会跟我说，每个小脚指头都是一只喜鹊，偷这偷那，偷完就飞走了……

她说话的节奏明快清楚。没有懒音，没有拖腔。

嗓音、声响、气味，现在都给我的眼睛带来礼物。我聆听，我吸气，然后就像在梦中一样观看。听着她的嗓音，我看见一片片瓜果工整地摆在盘子上，我也知道，假使我再次听见妮农的嗓音，会立即辨认出来。

几个礼拜过去了。人群里某个人说法语、我又卖出一个心脏塔玛、一辆摩托车驶离交通灯前发出呼啸——这些事情，时不时就会让我想起那铁道工和他的女儿妮农。他俩只是路过，没有停留。然后，六月初的一天晚上，有点什么变了。

每天晚上，我从普拉卡走路回家。失明有个效应，你会产生一种玄妙的时间感。手表固然无用——虽然我有时也卖手表——我却也知道当下是什么时间，准确到分钟。回家的路上，我照例会从十个人身边经过，和每个人闲聊几句。对他们，我是提醒时辰的人。一年以来，科斯塔斯是这十人之中的一个——不过我和他说来话长，改日再叙了。

在我房间的书架上，我放满了塔玛、我的很多双鞋、一套带托盘的玻璃壶和玻璃杯、我的大理石残件、几块珊瑚、几个海螺壳、放在最上层的巴拉玛琴——很少会取下来——一罐开心果、许多镶了框的照片——真的有——以及我的盆栽：木槿花、海棠花、日影兰、玫瑰。每天晚上我都会摸摸它们，查看它们长得如何，最近又开了几朵。

喝上一杯，冲了澡，我喜欢搭火车去比雷埃夫斯。我沿着码头走，时不时打听打听，哪些大船靠岸了，又有哪些会在当晚起航，然后就去找我的朋友雅尼消遣。他现在开着一家小酒馆。

景象是无时不在的。所以眼睛会疲倦。嗓音不同，它就像一切和词语有关的事物那样来自远方。我站在雅尼的酒馆里，听老人聊天。2

雅尼跟我父亲年纪相仿。他从前是个蓝贝蒂卡音乐家、布祖基3琴手，战后挺受人欢迎，跟伟大的马尔科斯·瓦姆瓦卡里斯一同演奏过。如今只有老朋友出面邀请，他才会抱起他的六弦布祖基琴了。他们大多数晚上都请他弹奏，他也还都记得。他坐在一张藤编坐垫的椅子上弹琴，左手无名指和小指中间夹一支烟，抚动品丝。有时他弹琴，我也会随兴地跳起舞来。

当你随着一首蓝贝蒂卡歌谣起舞，你会踏进音乐的圈中，那节奏就像一个铁条围住的圆形笼子，你跳着，就在那个曾经活过歌曲中的人生的男人或女人面前。音乐挥洒出他们的哀愁，你的舞蹈是一种致敬。

将死神赶出院子吧，

好让我不必见他。

墙上的钟呀

领起了葬礼的挽歌。

夜复一夜地听蓝贝蒂卡，就像在身体上刺青。*

在那个六月之夜，两杯茴香酒下肚，雅尼对我说，朋友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一块儿住？

他眼睛不盲，我说。

你又来了，他说。

我离开酒馆，买了一点烤串在街角吃。之后，我照旧请雅尼的孙儿瓦西利替我搬来一张椅子，把自己安顿在窄巷深处的人行道上，那里对着一些树木，是一波波喧闹中独享幽静的所在。我背靠朝西的空墙，感觉到它储备了一整天的温暖。

远远地，我听见雅尼弹着一曲蓝贝蒂卡，他知道那是我偏爱的：

你的眼睛哟，小妹妹，

敲开了我的心扉。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回酒馆去。我坐在藤编坐垫的椅子上，背靠着墙，手杖倚在双腿间，等待着，就像准备慢慢站起来跳舞的人一样。那首蓝贝蒂卡弹完了，大概始终没有人起舞。

我坐着，听见起重机在卸货，它们要卸一整夜的货。然后有个寂静无声的嗓音说了起来，我认出是那个铁道工的嗓音。

费德里科，你怎么样呀？他在说。听到你的声音真好，费德里科。对，明天我大清早出发，就是几个钟头以后，礼拜五咱们就在一起了。别忘了，费德里科，香槟都归我付钱，都归我，所以订它个三四箱啊！你看着办。我只有妮农这一个女儿。她马上要出嫁了。对，一定。

铁道工对着电话用意大利语聊天，他在有三个房间的自家屋子里，在厨房，屋子坐落在阿尔卑斯山麓的法国市镇莫达讷。他是二级信号工，信箱上的名字是尚·菲列罗。父母是移民，来自意大利产稻米的小城韦尔切利。

这厨房不大，临街的前门后还有一辆硕大的摩托车停在停放架上，因此更显窄小。平底锅搁在瓦斯炉上的样子表示掌厨的是个男人。他这地方，正如我在雅典的房间一样，没有丝毫女性的印记。这是个男人独立于女人生活的地方，人和地方都习以为常。

铁道工挂了电话，走到摊开一张地图的餐桌前，拿起一份单子，上面写有道路的编码和城镇的名字：皮内罗洛、隆布里亚斯科、都灵、蒙费拉托堡、帕维亚、马焦雷堡、博尔戈福尔泰、费拉拉。他用透明胶带把单子贴到摩托车的表盘旁边。他检查了刹车油、冷却液、燃油、轮胎压。他用左手食指掂了掂链条的重量，测试它够不够紧。他开了点火开关。表盘亮起红灯。他验看了两个前灯。他的动作是仔细的、有条理的，尤其该说是轻柔的，仿佛车子是个活物。

二十六年前，尚和妻子妮戈尔一起住在这个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里。有一天妮戈尔离开了他。她说自己受够了他夜间工作，他一有空闲就给法国总工会做组织策划，他在床上读宣传册——她想要生活。然后她砰上前门，再也没回到莫达讷来。他们俩没有孩子。

同一天夜里返回雅典的火车上，我听见了另一个城市播放的钢琴音乐。

一道宽宽的楼梯，没有地毯也没有墙纸，只有一道光滑的木扶手。音乐从五楼的一个套间传来。这栋楼的电梯很少有开工的时候。不会是唱盘也不会是CD，只是一盒普通的磁带。上面的声响全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一支钢琴夜曲。

套间里有个女人坐在一张挺直的椅子上，对着一个通向阳台的高高的窗户。她刚掀开了窗帘，久久地俯视着夜色中整个城市的屋顶。她的头发朝后梳成发髻，双眼疲倦。她埋头工作了一天，绘制一个地下停车场的工程详图。她叹了口气，揉了揉疼痛的左手手指。她的名字是泽德娜。

二十五年前她在布拉格念书。1968年8月20日夜间红军的坦克开进城中，她一度上前和那些苏联士兵讲理。次年，坦克之夜的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她加入了瓦茨拉夫广场的群众队伍。一千人被警察拘押载走，五人被杀。数月后几个亲密朋友被逮捕了，到1969年圣诞节那天，泽德娜成功越过边境去到维也纳，又转程去到巴黎。

她跟尚·菲列罗相遇在格勒诺布尔的声援捷克难民的一场晚会上。他走进来，泽德娜一眼就注意到他，因为他长得像她在一部关于铁路工人的捷克影片里看过的某个演员。稍后她发现尚真的在铁道工作，马上觉得他和自己注定会变成朋友。他问泽德娜怎么用捷克语说：波希米亚是我的国家。她听了笑起来。他们成了情人。

铁道工每次在莫达讷有两天休假的时候，都会开摩托车到格勒诺布尔探望泽德娜。两人骑着他的摩托一起出游。尚带她去到她从未见4过的地中海边。萨尔瓦多·阿连德赢了智利总统大选，当时他们谈过要迁居圣地亚哥。

然后，十一月时，泽德娜透露她怀孕了。尚说服泽德娜留住他们的孩子。他说，我会照顾你们俩的。来我莫达讷的家一块儿生活吧，有三个房间，一个是厨房，一个卧室给我们，另一个卧室给小男孩或小女孩。我想我们的宝宝会是个女孩，泽德娜忽然心醉地说。

在雅典的火车站月台上有人说可以陪我行走。我假装自己既瞎又聋。

他们的女儿妮农六岁时，一天晚上，泽德娜听见电台上说，布拉格有一百个捷克公民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人权和公民权利。她问自己，这可会是个转折点？她出国已有八年。她需要了解多一些。

你去吧，尚坐在厨房的餐桌上说，妮农和我没事儿的。你慢慢来，也许还能弄到延期签证。回来过圣诞节吧，咱们一家坐雪橇去莫里耶讷！噢，不要伤感，泽德娜。这是你的本分，同志，你会高高兴兴回来的。我们会很好。

泽德娜依然在五楼的房间里听那支夜曲，她掩上窗帘，走到蓝白瓷砖的壁炉旁的贴墙镜子前。她望着镜子出神。

十七年前那天晚上，她对尚问及签证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否像着魔的人、疯狂的人那样，同意他们三个不再拥有一个共同的家？

我们究竟如何抉择？5

镜子的底角嵌着一张汽车票：布拉迪斯拉发——威尼斯。她用手指疼痛的左手抚弄票子。

一张毯子从摩托车的鞍座上披挂下来。毯子上有三只睡着的猫。

尚·菲列罗一身黑皮革、皮靴，走下楼梯，走进厨房。他打开后门底部的一扇小活门，拍拍手，猫儿便跳下车子，溜到花园里去了。活门是他十五年前做的，当时妮农得了一只她唤作伟伟的小狗。

然后我听见了那个令我想起瓜果切片的嗓音。是同一个嗓音，但这时它吻合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她说：我走过我们的火车站，伟伟在我的外套下面。每二十四小时，我们的站有六十一班火车通过。任何送往意大利的货物都经过我们的隧道。我把他抱在外套下面，他的下巴挨着我最顶上那一粒纽扣，他的耳朵蹭着我的翻领。如果不算蜗牛呀、蚯蚓呀、毛毛虫、蝌蚪、花大姐和小龙虾的话，他是我的第一个宠物。我叫他伟伟，是因为他才那么点儿大。

尚打开临街的门，跨上摩托车，用脚蹬了蹬。后轮一抬上门阶，车子就自动滑出路面。他举头望了望天空。没有星星。黑暗，一种有能见度的黑暗。

我走过火车站，伟伟从我的外套里探头探脑，每个人都停下来，指指点点，带着笑容。有认识我们的人，也有不认识的人。他是个新生命。本堂神父先生问我他的名字，好像他打算安排一场洗礼似的！伟伟！我跟他说。

铁道工去锁上家门。他在门上转钥匙的动作，已经像是担保他下个礼拜就会回家。他手工的操作都有一种给人信心的风度。他属于那种信赖手势多过言语的人。他套紧手套，发动引擎，扫视燃油表，挂一挡，释放离合器，便滑行而去。

火车站旁的交通灯亮着红灯。尚·菲列罗等着它变换。没有别的车。他可以轻易溜过去，毫无风险。但是他一辈子是个信号工，他要等。

伟伟七岁的时候，一辆货车撞死了他。我接他回来那天，他的下巴歇在我的第一颗纽扣上，我把他抱在我的外套下面一路回家一路说：伟伟，我的小伟伟，从那一天起他就是个谜。

交通灯转为绿色，骑手与机车发动之际，尚让穿靴的右脚拖曳在后，同时用左脚脚趾挂二挡，到达电话亭时又加到三挡。

我是昨天看见它的，这条裙子挂在离贸易酒店很近的一个橱窗里，裙子上有我的名字NINON！它是通身黑色的中国丝绸，点缀着白花。长度也合适，到膝盖以上三个指头的地方。领子是连幅剪裁的V形长翻领，不是缝上去的。纽扣一路扣到底。裙子迎着光略有点通透，但不至于招摇。丝绸一向清凉。如果我晃动裙摆，大腿碰到裙子，就会像舔着冰激凌。我要找到一条银腰带，一条银光闪闪的阔腰带搭配它。

摩托车亮着前灯蜿蜒曲折地开上山去。车子时不时会消失在悬崖和岩石后面，一路不断爬坡，逐渐变小。现在它的灯光忽明忽暗，像茫茫石壁前一支祈愿烛的火焰。

对车手来说不是这样的。他是在黑暗中打洞，像鼹鼠钻过土地，他的光束穿行隧道，隧道在扭摆，因为公路要避开大石也要上升，常常拐弯。当他回头一瞥——他刚这样做了一次——后面除了他的尾灯和茫茫黑暗，也一无所有。他的双膝紧抵着油箱。每当骑手与机车驶进拐角，拐角都承受他们，托举他们。他们徐徐进入，快速离开。进入之际，他们尽可能延宕，等待拐角把横坡送过来，然后他们便疾驰而去。

他们攀山越岭，一路越来越荒凉。黑暗之中看不见那荒凉，但是信号工从空气和声响中能够感觉出来。他再次掀开头盔的挡风镜。空气又薄又寒又湿。岩石把他的引擎噪音抛了回来，粗嘎刺耳。

眼睛第一年失明，最坏而一再出现的瞬间是我早晨醒来那一刻。睡与醒的边界上昏暗无光，令我经常想发出尖叫。我慢慢才习惯这样的情状。现在我一醒过来，首先就要摸到一点什么东西：我自己的身体、床单、床头板上木雕的树叶。

第二天，我在自己的房间醒来时，摸了摸我放衣服的椅子，又一次听见妮农的嗓音，很生动，好像她刚刚沿着一架梯子从街道攀了上来，就坐在窗台上。不再是孩子了，却仍然不算是女人。

今天——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我喜欢身在云端。无处落足之地，能让我感觉到上帝无处不在。爸爸开摩托车送我去了里昂的机场。第一程越过阿尔卑斯山，飞到维也纳。第二程飞到布拉迪斯拉发。以前这个城对于我只是个邮戳，或是妈妈地址的一部分，现在我总算亲身来到这里了。多瑙河很美，沿岸的房子也很美。妈妈来接飞机。她比我心目中的样子漂亮些。我都忘了她的嗓音有多美。保准很多男人都爱上她的声线。她戴着她的婚戒。那个五楼的公寓套间有高高的天花板、高高的窗、瘦脚伶仃的家具。一个适宜长谈的套间。所有的抽屉都装满文件。我看傻了眼！我回自己的房间得出门走到楼梯口，用钥匙打开另一扇前门。我想，这个房间以前是属于另一套公寓的。妈妈提到事情“跟可耻的告密者有关”，我不很明白她的意思。我喜欢我的房间。窗外有棵大树。什么树？妈妈用她美妙的声线说，这你应该认识，是金合欢树。最美妙的是，这儿有台机器可以播我的磁带。

三天一字没写。我一定是太快活了。

去森林里远足一趟采蘑菇。采到一些雀鹰。妈妈不知道雀鹰菇这样东西——她以为仅仅是一种鸟！——于是我说我给咱们烹调吧。如果你不晓得怎么烹调它，味道可能很苦。我们吃了雀鹰菇做馅儿的煎蛋卷。

她一直问个没完。中学会考后我准备干什么？朋友多不多？我想读什么专业？他们想读什么专业？念外语怎么样？念俄语我觉得如何？最后我告诉她，我想学杂技当演员！她马上回答：布拉格有一所很好的学校，是培养马戏团艺人的，让我问问看。我亲吻了她，因为她不懂我是在开玩笑。

星期天，在多瑙河上的一家馆子午餐。之前我们去了游泳。昨天她给我买了泳衣。黑色的，挺性感。她告诉我，几年前有一晚她游泳横渡了多瑙河——这是违法的——来证明她还年轻！只有她一个？她说不是，却不再说什么。她的泳衣黑黄相间，像一只蜜蜂。6

教皇正在波兰访问，午餐时妈妈一直在说那边的时事。莱赫·瓦文萨躲藏起来了，他的工会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Solidarność，爸爸这样称呼它。照妈妈说，那个姓氏以J打头的老将军越来越捉襟见肘，将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跟瓦文萨谈判。老统领完了，她悄悄说。我们都要了第二客冰激凌。勃列日涅夫们和胡萨克们长久不了，他们会下台的，被扫到一边。你知道街上的人怎么称呼我们的总统？——她弯身贴近我的耳朵——他们叫他遗忘总统！

妈妈有两个女儿！这我最近才知道。我有个妹妹。妈妈对我们两个都爱。我妹妹叫Social Justice（社会正义），小名Justie（贾斯媞）。其实妈妈在写一本书。题目是《政治术语及其用法词典：1947年迄今》。排在最前的词条有弃权（Abstention）、活动家（Activist）、密探（Agent Provocateur）……她提起这些词儿的语气，使它们听上去都像情话。我觉得她有个情人。一个叫安东的男人常打电话来，她跟他聊天——我一概听不懂，除了她说起我名字的时候——她跟他聊天的嗓音猫声猫气，又纤细又温暖又沙哑。我问她，她说安东想带我们去乡间，我们回头再说。她的书全是讲我妹妹的。她比我样子老实。但更有价值。他们已经写到字母I了。理想主义（Idealism）、意识形态（Ideology）。很快她就会推进到K。我们在餐馆里喝着咖啡的当儿，一支交响乐队鱼贯而入，调了音，演奏起来。柴可夫斯基！妈妈嘘了一声。丢脸呀！叫捷克人丢脸！咱们有自己的作曲家。我问她可知道7门户乐队？她摇头。吉姆·莫里森呢？不知道，给我讲讲，你就给我讲讲他吧。我用我蹩脚的英语背了起来：

奇异的时日已经找到了我们，

奇异的时日已经追踪而来。

它们就快要摧毁

我们随意的欢乐了。

我们要继续嬉戏

或者找到一个新的城……

再说给我听听，慢慢地说，妈妈要求道。我照办了。她坐在那儿定定看着我。沉默片刻之后，她说了一些我马上希望写到日记里的话。她说，你们，你们所有人，永远都不会有我们为之牺牲一切的未来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和她无比亲近，而且是妹妹永远不及的亲近。过后，在电车上，我们伏在彼此肩膀上哭了一阵子，她碰到我的耳朵，像学校里男孩子试图对我做的那样抚弄着。

轰轰的瀑布声。叫尚的信号工将他的摩托车留在山路上，两盏前灯依然炯炯发光，他自己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大致算是石头岸滩的地方。瀑布在他身后。岸滩上有许多圆石，有的和他一样小，有的块头大得多，是从山峰坠落下来的。也许在昨天，也许在一百年前。全都是石头，全都诉说着一个不牵涉我们的时间，一个和永恒相触但无法回归其内的时间。也许是这个原因令尚·菲列罗继续开着前灯。岸滩周围的崖石和山岭被一种微光照亮，星星越来越黯淡了。他向东行走，那边的天色如同一个包扎着的流血伤口。他在周围的旷野中看起来全然孤独，但可能只是在我想来如此，在他自己倒并不觉得。

一座山就像一个人那样难于形容，因此，人会给群山以名字：奥8瓦尔达。奇弗里阿里。奥尔谢拉。恰马雷拉。维索。群山每天在同一个地方。它们经常消失。有时显得近，有时显得远。但是它们永远在同一个地方。它们的妻子和丈夫是水和风。在另一个行星上，群山的妻子和丈夫可能只是氦气和热能。

他在一块大石前停下步子，蹲了下来，石头朝南的一面长满了地衣。从撒哈拉沙漠吹来的南风给这里降雨。这些风横越地中海，收集了饱含水汽的云，触到寒山便凝聚成雨。

他蹲在那里，注视着大石下面的一个水洼。水洼有脸盆大。从岩石底下流过来的一条溪涧向它注入，在他下蹲那一侧涨大开来，变成一个水池，截取了那条不过两指宽的小水流。在池子的深处，那细细的水流就像轰轰的瀑布声一样不息不绝，他呆呆地看着。水的涟漪如同头发的波浪，在这崎岖山地的破晓时分，唯一可以想象的柔软连绵之物就是它了。他换了个姿势，膝盖着地，俯着头。突然他一手伸进水洼中，掬起一捧冰水泼到脸上。猛撞上来的冷水止住了他的眼泪。

和爸爸一起坐火车，他会大谈铁路。我一个人的时候，就会看见很多士兵。我知道是为什么。历史老师给我们讲过1917那年的事故，后来我总是看见他们。今早火车是空的，但凡这种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检票员进来只说了一句：哎呀，妮农小姐，你这学期要拿到高中文凭了嘛！现在他走了，我在这该死的火车上看见的全是那些士兵。

不是军官，是普通士兵。就像跟我在顺利咖啡馆聊天的青年。他们背着步枪，挎着帆布包，在火车上挤得满满当当。爸爸说，长长一列载满士兵的火车可以创造历史。

我的士兵们很快乐，圣诞节已近，十二月十二号，他们从前线过来，正在回家的途中。他们已经穿过了我们的隧道。他们在莫达讷等了很久，开始唱《我们为何等待》。由于只有一个火车头，铁轨上又结了冰，火车司机不愿意开动列车去莫里耶讷。但是指挥官对他下了命令。

一节节载满休假回家的士兵的车厢向平原冲下去，我和他们在一起。可以不这样的话，我怎样都肯。我熟悉那惨剧，但是搭上这趟车我就没法不看见他们。每次乘坐这条线，我都和士兵们同车。

眺望窗外，我能看到另一条铁轨、河流、公路。我们的山谷这么狭小，这三条线难舍难分。它们唯一能做的是变换位置。公路可以跑到桥上高过铁轨。河流可以从公路下方经过。铁轨可以凌驾于两者之上。永远是铁轨、河流、公路，而对于火车里的我，还有那些士兵。

他们在我面前传递一瓶瓶皮纳尔葡萄酒。火车上没有亮灯，但是有人带了盏防风灯上来。有个人合着眼睛唱歌。窗子旁边有个人拉手风琴。火车头呼啸起来，声音又尖又高，像切进木材的圆锯子。没有人停止唱歌。没有人怀疑自己会回不到家里跟老婆上床，和孩子团聚。谁也不怕什么。

这时火车跑得飞快，车轮下迸出火星溅入黑夜，车厢左摇右晃，惊险连连。他们停下不唱了。面面相觑。然后都低垂了头。一个红头发的男人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得跳车！同伴拉扯着不让他靠近车门。你们不想死，就要跳啊！红头发男子挣脱，打开了车门，跳下去。死了。

火车的轮子在车厢下方互相贴近，近得超乎你的意料，就安装在正下方，所以，被抛来抛去的人，又以他们的重量加剧了车厢的颠簸。站到中间去，一个下士喊道。妈的在中间别动！士兵们努力着。他们努力远离车窗和车门，抱着彼此的胳膊站在车厢的中央，这时火车向着造纸厂的转角猛冲而去。

此处以铁路来说是个大转弯。造纸厂建了很高的砖砌斜护墙，我经常从公路上看它。现在这里没有事故的痕迹了，但是那些砖头让我想到流血。

首先脱开车钩的车厢出轨，撞上那堵墙。后继的车厢坍缩到前面的车厢内。末尾的车厢弹到最上面，轮子碾轧着屋顶和头盖骨。一盏防风灯打翻了，车里的木头和行军包和木座位起火。那天晚上的事故死了八百人。五十人幸存。我当然没死。

事发六十周年，莫里耶讷为他们举行悼念仪式，那一回我在。我是和博松寡妇一起去的，我小时候她常常给我做裙子。有几个幸存者垂垂老矣，从巴黎来了。他们紧挨彼此站着，就像火车上那个下士告诫他们的那样。我和博松寡妇寻找着一个单腿的男子。他在那儿！博松寡妇紧抓了我的手一下，撇下我，向他挤过去。我知道她要做什么，她跟我说了。她打算问他：后来他结过婚没有？如果他结过婚，是不是已经丧偶？我觉得她不该这么做。我对她说过了。可是我只是个小孩，照她说来，我还不懂得人生艰难。

事故当晚博松寡妇十五岁。噪声把莫里耶讷全城惊醒，几百人凭着火光的引导冲向那堆残骸。他们几乎无能为力。有些仍然活着的士兵被桎梏在废铁底下，被烈火围困。一个士兵哀求旁观者接过他的步枪，把他射死！另一个士兵瞥见后来做了博松太太的十五岁女孩。天使呀，他恳求，快取把斧头来！她跑回家，找到一把斧头，拿着跑了回来。快点砍掉我这条腿！他命令她。火的热度如同地狱。有个人砍了那士兵的腿。六十年后，博松寡妇存着几分盼望，要嫁给那个她当晚救活的单腿人。

从莫里耶讷火车站步行到高中只要几分钟。我不慌不忙地走，一边默想着：我要离开这个真他妈凶险的山沟，我要看看世界！

失明好比电影院，因为它的眼睛不在鼻子两边，而是在故事需要的任何地方。

在11路靠站的街角，当天首班车的女司机闻见新烤的面包香，露出微笑，那气味透进来，是因为她用自己的一只鞋把电车的挡风玻璃顶开了一条缝。向上五层楼，泽德娜也闻见了同一种面包香。她的房间开着窗户。这房间长而狭窄，狭窄到纵向放下一张单人床后，床与墙的距离也只将就可以走动，它像一个长走廊，尽头是窗，窗外是一棵金合欢树，下面有电车轨道。

女儿来访过后，泽德娜就把这个“走廊”称为妮农的房间。她时不时会过来找本书。寻找一本，却拿起了另一本。比如某本诗人的著作，作者曾经是她的情人。又如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然后她会坐到一把椅子上，将读开了头的文字读完。这样的时候，她会在这个走廊式房间至少逗留一个钟头，这时她就好像能看见妮农的睡袍依然挂在房门的钩子上。

前几天晚上开始，泽德娜便在这个房间的窄床上就寝，希望可以对女儿不那么认生。

不知他怎么会知道那首关于我名字的歌：《妮农的名字多可爱》。反正是知道。他说他是个厨子。我觉得是军队里的厨子。我觉得他才退伍不久。头发还只有板寸长，耳朵招风。我问他是否从北方来，他蓝眼睛泛出笑意，没有回答。看相貌，确实像是从北方来的。他肤色很淡，身上有许多涡、许多沟——比如颧骨以下或上臂两块肌肉之间，又如膝盖后面。仿佛你的手会在两块相靠近的岩石间忽然一滑，落入更远的一个深潭。他全身都是关节。

起先我看见他在土伦的海港边沿着街道正中走过来。他这样是为了引人注目。像个演员或醉汉。他笑嘻嘻的。板寸头的脑后扣着一顶软帽。身上挂着两块板，用伸缩肩带相连，板子到达他的膝盖。正面和背面的板上写着一家海鲜餐馆的菜单。是个便宜馆子，大多数餐品9的价格低于50块。青口这个词写在最高处，他的下巴底下。下边罗列了这道菜的各种烹调方法。美国式、马赛式、家常式、印度式、玛蒂尔德王后式、魔鬼式……单子很搞笑。塔希提式、拉罗歇尔式、海岛美味、渔夫式、匈牙利式……所以匈牙利人另有一种烹调青口的方法！那么捷克人，我可怜的妈妈他们，也肯定有一种了！有一天妈妈开玩笑，说咱们的国菜是刀叉！我喜欢她笑的时候。就像发现一棵树还活着，虽然它身处冬天，没有叶子。她的刀叉笑话我一直没懂。酸味蛋黄酱、留尼汪式、意大利式、希腊式……我喜欢她笑的时候。此时此刻我也在笑。

他看到我了。他看到我正在笑他的菜单，鞠了一躬。他不能鞠躬太深，因为随身广告牌的底部撞在他的小腿上。

我坐在一根系船柱上，港口里停满了游艇和机动船。青口人搭讪着说：

我们四点关门。你还会在这儿么？

不会，我说。

度假？

打工。

他脱了帽子，又把它戴回去，位置更靠后了。

哪一行？

租车服务。赫兹公司。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我第一份工作。他点点头，调整了自己的肩带。

勒得慌，他说。暂时做做，晚些找个掌厨的差事。

不容易。

想坐那游艇转一程吗？他指着一条叫任人说的船。

匈牙利人怎么烹调青口的？我问他。

想坐那游艇转一程吗？

他跟他背上的菜单一样笨。

我要迟到了，我说，转身离去。

泽德娜躺在窄床上，在她布拉迪斯拉发的走廊式房间里呼出一口气——就像刚叹息或抽泣了一声。

晚上十点，我从赫兹的办公室出来，青口人站在火车站书报亭旁边。

你在这儿多久了？我忍不住问。

告诉过你了，我们四点关门。

他站着。不再说什么。微笑站着。我也站着。他没有戴帽子，也不再扛着广告牌。身上的T恤印着棕榈树，皮腰带打满了饰钉。他慢慢地提高一个塑料袋，取出一个保温包。

给你买了点儿青口，他说，匈牙利式烧法。

我晚些吃。

你叫什么？

我告诉了他，这时他哼起我那首歌——《妮农的名字多可爱》。

我们沿着林荫大道向大海走去。他提着那个塑料袋。路边人来人往，商店橱窗里还亮着灯。他一言不发，足足有五分钟。

你一整天扛着菜单走？我问他。

他们这边凌晨三点半才关掉商店里的灯，他说。

我们继续前行。我停下来看橱窗里的一件大衣。

防弹玻璃，这个，他说。

我神往大衣、裙子、鞋子、手袋、紧身裤、头巾。尤其痴迷鞋子。但是我从来不在珠宝店门前徘徊。我讨厌珠宝店。他在这样一家店的门前停下来，我没有等他。

嘿，他说，这儿可能有你喜欢的东西！

那又怎样？

你只要告诉我就行。

我讨厌珠宝店，我说。

我也是，他说。

他的脸在两只杯把子耳朵之间露出一点笑容，有点迟疑，我们继续朝大海走去。我在海滩上吃了青口，旁边叠放着躺椅。这个烧法叫匈牙利式是因为当中的红辣椒。

我一边吃，他一边解了跑鞋的鞋带。他干什么都慢慢悠悠，好像他无法一心二用。弄完左脚。再来弄右脚。

我去游泳，他说，你不想游游吗？

我刚下班出来。什么都没带。

这儿没有人会看到我们，他说，然后脱下印着棕榈树的T恤。他的肤色那么淡，我能隐约看见每一条肋骨。

我站了起来，脱下鞋子，离开他赤脚走到水边，小小的波浪在沙子和卵石滩上破开。天色说暗也暗，看得见星星；说亮也还亮，看得见他脱了多少衣服。他翻着跟斗过沙滩下水。我很惊讶，随即笑了起来，因为我猜到他翻跟斗是出于礼貌。这样他走下沙滩就不会露出鸡鸡。不知我是怎么明白的，我也没问过他。反正是不期然想到了。

正当我笑着，他跑进了幽暗的大海中。当时我就应该离去。他游出去很远。我不再能找见他的位置了。

你试过把一个人留在黑夜的大海吗？没那么简单。

我走回我们原先坐的地方。他的衣服在沙上堆成一堆，叠着。不是像入伍新兵必须叠的那样。衣服放置的样子，让人想到预备在情急之时摸黑找到的东西。那样放置，如果你是匆匆返回的话，可以迅速捡起衣服来。一件棉T恤。一条牛仔裤。一双跑鞋，左脚脚底有个洞，大脚板，44码。瘦长条子。还有条腰带，带扣上镌刻着一只手。我坐下来张望大海。

过了想必有二十分钟。浪潮听上去像是电台上大家鼓掌的声音。只是平稳些，也没人喊叫“约翰尼！”他从我身后走了上来，湿淋淋的。他站在那儿滴水，一条瘦骨嶙峋的胳膊底下夹着两张躺椅，另一条胳膊抱着把遮阳伞。我笑了起来。

我和厨子就这么开始了。他的木讷中有一种实在；那不会改变。

我们干完以后，我问他：你听见波浪声吗？

他没有回答。他只发出：舒——舒——舒。

泽德娜在床上坐了起来，双脚落地，赤足走到敞开的窗前。她的睡袍有镂空纱的领口，掩着她细小的锁骨。她朝电车轨道俯视。新烤的面包香还在。街上有几个去上班的人。

我散步散到停泊着度假船的港口，不由得想起那个厨子。我什么也不希望，只是好奇他见了我会如何。这时我看到他的菜单牌，便推搡着穿过人群，却发现不是他，是个五十多岁的银发老头。我问老头认不认识厨子，他摇了摇头，指着自己的嘴，好像在说他无法说话。这下我决定要找到那个餐馆。

那店主一身接近浅蓝的西装，长着胖男孩的面容，一脸僵冷的肉。我问他厨子的事。

你谁呀？他摁着计算器头也不抬地说。

我是他的朋友，有个东西交给他。

你能寄去吗？

他走了？

他第一次抬起眼睛。他们把他带走了。你要他的地址吗？

我点点头。

是拘留所，在南特……来杯咖啡？

他不管说什么都是用喊的。他得大喊大叫，打破自己僵硬的面容。他把咖啡搁在一张空桌上，在我对面坐下来。

他们找你的厨子找了三年，他说。他们有七个人越狱，只有他逃脱。别人都给逮住了。可是他一放心就大意，就混不成了，你的厨子。

我觉察他感到事情好笑，不是从他脸上看出来，是因为他的语调。

他们将他归案纯属运气。有个南特的狱警上这儿度假，和太太进馆子来吃青口。出门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老相识。昨天，他从码头回来，他们十来个人在屋子背后等着。

啥这么好笑？

本来下礼拜我要调他去后厨干活的！他要在后厨的话，那警察就不会看到他了，不是么？

是这个好笑？

喜事啊！你的厨子在等待时机。哪个礼拜六晚上他就会把柜台洗劫一空。毫无疑问。亏得他们给他铐上了手铐。你对喜事从来不开笑脸？

死胖子，我对他说。

一只鸫鸟在金合欢树上唱了起来。鸟鸣，比任何一切都更令我想起万物从前的模样。鸫鸟看上去刚洗了个尘浴，不是吗？而黑鹂，凭那身油亮的黑羽毛，看上去是刚从池塘里踏出来的，但是它们俩一开嗓就恰恰相反。黑鹂的歌干涩。鸫鸟却像是幸存者一样歌唱——像是有个人游泳求生，越过水域到了黑夜的安全彼岸，飞进枝叶间抖掉背上的水珠，宣告：我在这儿！

尚·菲列罗依然开着前灯，因为他刚从云中出来，白云弥漫在嶙峋石壁上。盘山公路逐渐下坡。他来到第一个松树林。零碎的岩石被野草所替代。

下面隔着些距离，有个男人在走路，双手插在裤兜里。

凭他走路的样子，我猜他是个牧羊人。牧羊人的流动与众不同。他们口袋里没有钥匙，没有硬币，没有手帕，也许有一把小刀，但是小刀更可能插在他身上的皮夹克的兽毛衬里中。他走路气定神闲，表明他是独立的，独立于刚从黑夜浮现出来迎接新一天的群峰，他对这一天既不知日期也不知是礼拜几。他这样走路，因为他自豪黑夜已经过去了。黑夜的顺利过去跟他有关系。

靠近牧羊人的时候，信号工减慢速度。最后一刻他停了下来，掀开挡风镜，双脚落地。他为什么停下？似乎他自己并不知道。也许是时辰，而且四周不见人烟的缘故。牧羊人有只狗遥遥吠了起来。

牧羊人越过外国摩托车手又走出几步，才并不回头地发话道：远？去很远吗？

远！摩托车手说。

大概这牧羊人少说也有两个礼拜没说话了。两人都一时感到词穷；都在一边斟酌一边大声说着。他们摸索于意大利语、法语和一种在理论上两人都讲的山地土话之间。他们试验每一个词，时而重复，就像牧羊人的狗重复自己的吠叫。

我把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吠叫、他们的混种语言翻译出来。

今天是礼拜天吗？牧羊人问，转身面对摩托车手。

礼拜三。

你出门很早？

很早。

现在夜里还是冷。

没有火？尚·菲列罗问。

没有柴。

没有？

有些东西我会偷，牧羊人说。

柴？

不，你的车子。

你要去哪儿？

下山去皮内罗洛。

皮内罗洛有多远？

皮内罗洛要走十二公里。

皮内罗洛有啥？

女人。

早晨六点钟？

还有个牙医！

上来吧。坐过摩托车吗？尚问道。

没有。

看过牙医吗？

没有。

上来。

我不来喽。

你痛吗？

不。

你真的不来？

我就在这里痛吧。你去很远？

去皮内罗洛。

好吧，牧羊人说。

这两个男人驱车下山到意大利，牧羊人用手臂环抱着信号工。

它在我的上颚产生腴润的口感。烤成焦褐色的外皮则是干的。每天早晨，我总是拣一眼望去褐色最深的巧克力面包。你给你爸爸烧好咖啡啦，面包师的太太说，上学去是吧！她说这些是因为妈妈已经走了，我和爸爸两个人生活。我先用牙齿接触黑巧克力，然后用舌头慢慢舔它。它是液体，未足以喝下去，你得吞咽，但相比面皮，它是液体。考验功夫的是要吞咽你最先找到的部分，也要留下足量的，来用舌头扫进丝滑面包的每一角，让巧克力浓香四溢。

他们在皮内罗洛的桥边停下来。牧羊人爬下摩托车，一言不发地挥了挥手，走进咖啡馆。路随河转，光线将柳叶的底面照得银光灿灿，河水闪耀着，有个渔夫在撒网捕鳟鱼，尚·菲列罗一直前进，膝盖紧抵油箱。

卡西俄尼河在快到隆布里亚斯科的地方汇入波河。这村庄的居民习惯听见流水汤汤，如果半夜截停了两条河，他们会蓦然醒转，以为自己死了。骑手与机车穿越而过，仿佛是一个生物那样协调，像一只低飞的翠鸟掠过水面。

我午休时喝杯卡布奇诺。不管是哪天下午的一点三刻，你都可以在G. 卡杜奇大道上找到我。我来摩德纳已经有十八个月了。就像是十八个月前，有人趁我熟睡的时候，把两个字母对调了一下：MODANE（莫达讷），MODENA（摩德纳）。我找到一个新的城了。我讲的意大利语带有法国口音，他们对我说：“单词们没有唱歌，倒是在跳踢踏舞！”摩德纳这里生产拖拉机和跑车，也出产大量的樱桃10果酱。我很喜欢这里。我不semplice，他们也不。我们都知道一颗杏再大也超不过五厘米！即使在摩德纳，如果一个人给当年出产的樱桃定价定得太苛刻，垃圾车也可能会撞死他。但是我晚上会在这里走街串巷，想象着每一种幸福，期待着奇遇来临。

天空是清晨的蓝，靠近树梢的地方有些白云。公路笔直，信号工的时速为200公里。

维罗纳有这么个展览，我和玛瑞拉决定去看。外头海报上有一个女子的侧影。那脖子绝了！世界上最性感的长颈鹿，玛瑞拉说。从另一幅海报上，我留意到埃及人怎样系住裙子。反正礼拜天免费，玛瑞拉说。他们在左边屁股上系住裙子。于是我们进去了。我什么都看，好像他们住在隔壁。这条街的门牌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是3000B.C.，我们是A.D.2000，但他们就在隔壁。我找到他们一个民居的模型：厨房、浴室、餐室、战车的车库。

那些墙壁上有贴合身形的凹洞，挖空了来安放肩膀、腰、屁股、大腿……像是制作海绵蛋糕的饼模子，但这些模子却是为了无尽美丽的身体，要像秘密一样保护的身体。这些埃及人，他们热衷于保护。玛瑞拉说，踏入这样一所房子，他们就把你砌到墙里了！慢慢看，妮农，我要去买个冰激凌！如果你一个钟头还不出来，我会去木乃伊棺材那边找你！

这样死去也是绝了！你躺在木乃伊的棺材里，像豆荚中的豆子，只是豆荚内层有如同新生儿头发的、绸缎般的绒毛，这里则有打磨得舒舒服服的木头——说是金合欢木——棺材上画着情人之神，吻你到海枯石烂。埃及人不让任何东西磨灭。甚至有一个猫用的木乃伊棺材。雕像行走的姿态也可叹！他们面对你，大大方方，抬着手臂，屈着手腕，掌心向外。男男女女都这样。如果是夫妻，女人会用一只手臂搂着她的男人。他们向前走来，偶尔迈一小步退后，但是他们绝对绝对不会背转身离去。埃及没有背转身这回事，没有离去，没有分别。

我自己试了试，右脚稍微领先，背部挺直，下巴微扬，左臂抬起，掌心向前，手指尖和肩膀齐平……

忽然我觉得有人看着我，便僵住不动。我感觉出来，那双看着我的眼睛在我左肩的后方。顶多四五米之外。肯定是个男的。我保持比埃及人更静止的姿态。

别的参观者开始对我身后的男人瞪眼。他们看到我，但是我没有让他们厌烦，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加入了埃及人的行列，而且我纹丝不动，然后他们注意到我身后的男人，于是敌意地瞪着他，怪罪是他令我滞留的！

消停吧，自私鬼！我听见有个女人低声呵斥他。这是我最难忍的一瞬间，因为我很想笑起来。微笑无妨，但是我不能出声，哈哈大笑更不可想象。

我继续不动，后来感觉到注视消失了。我从一个玻璃匣子的倒影中，看见自己背后不再有人。他被挤进了下一个展厅。我这才放弃了埃及人的身段。

我自忖，要瞧瞧这人才好。下一个房间里有五只猿猴。实物大小的大理石狒狒，坐在那儿晒太阳。我觉得是太阳要落山了，每天傍晚，它们都坐到同一块岩石上观看日落。那个人，他戴着墨镜，挎着照相机。我无法看透他的镜片。再说在古埃及戴墨镜干吗？

我出了展览，准备去冰激凌店找玛瑞拉，这家伙跟着我通过旋杆闸口，呼吸声很重。11

你的名字是纳芙蒂蒂吗？他问。

我的名字是妮农。

我是路易吉，路上的人都喊我吉诺。

泽德娜鞋跟橐橐，小心走下一个地下室的楼梯。十年前，她常去斯塔哈诺夫斯卡大街上的一个地下室领取成沓的私印出版物。有个男人今天在楼梯下面吹口哨。她敲了敲一扇房门，口哨声停止。

谁呀？

泽德娜·霍莱切克。

进来吧，公民。

边界开放后，她从未听见谁在公共场合叫人“公民”。她眉心一蹙，如同打发一个无聊的笑话，便推门走进一个木匠的作坊，地方宽敞，灯光明亮。两个穿蓝色罩衣的男人坐在工作台前。年纪较大的那个戴着一块钟表匠的单片眼镜，镜片的橡皮筋箍住额头。

泽德娜说，有个朋友告诉我，你们制作鸟笛。

坐吧。我们制作鸟笛，年纪较大的男人说。我们现在有三十三个物种。

不知你们有没有鸫鸟？

你心目中的是哪一种？檞鸫还是西伯利亚地鸫？蓝喉鸫还是红翅12鸫？

就是这阵子枝头上的歌鸫。

公民，你明白我们为什么制作鸟笛吧？永远不该利用它来诱捕或杀害那些物种的生灵。我们要求每个买者记得这一点，每个盒子里面都印着告示语：“我用鸟笛跟鸟儿聊天！”当初我是哲学系的学生。这儿的马雷克在爵士乐团演奏过。我们反思了很多年，后来相信制作鸟笛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可以做的伤害最少、同时又能赖以为生的事情。

你们卖得多不多？

世界各地的订单都有，年轻的马雷克说。我们下一个试验是新西兰几维鸟的叫声。马雷克说着，眼睛里有狂热的神情。斯洛伐克的鸫鸟数量在减少，这你知道吗，公民？

我想送个鸟笛给我女儿。

我们有两种型号。一种是啾啾声，另一种悠扬。

能不能让我听听？

穿蓝色罩衣的哲学学者走向一个橱柜，拿回来两只推盖式的自制小木盒。他打开一只，递给泽德娜。里面有个东西——不比蛋杯大——看上去有几分像一个用按压橡皮球来发出响声的迷你汽车喇叭，几分像一个微缩的灌肠器。橡皮另一端有一条金属管，上面有个长笛音栓般的小洞，一根金属簧片横贯管子内部。

你左手握住它，公民，右手压橡皮。

泽德娜把手袋放在椅子上，起身执行。她的右掌拍打、摁压橡皮时，流过管子的空气发出一种啾啾声，只能来自鸫鸟的喙。她反复挤压，闭上眼睛。合着眼皮的她，好像我一样，觉得响声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如同确实来自一只鸫鸟的喉咙，它的鸣管。

这时马雷克从那另一只盒子也取出了鸟笛。它的形状像个非常小的高脚杯，却是实木做的，除了一根中空而纤细的、从杯脚贯通到杯沿水平线的音管。马雷克一只大手握着它，将音管就到唇边。他的气息通过微小的风管，一吸一呼连成流淌的鸟唱。泽德娜停了，手悬在半空，闭着双眼。马雷克暂停。泽德娜再次挤压那黑色橡皮，马雷克应和。就这样，在斯塔哈诺夫斯卡大街的一个地下室内，马雷克和泽德娜以啾啾声和颤音开始了鸫鸟二重唱。

你为什么想送这个给她呢？二重奏停止时，戴单片眼镜的人问道。

我家外面每天早晨都有一只鸫鸟唱歌，我希望你们的发明会——怎么说？——会跟我女儿头脑中的鸫鸟聊天！

鸟笛可以带来安慰。所以我们才制作它……

妮农，我们去走走，吉诺对我说。我们朝格雷扎纳行去。吉诺认得的路没有人知道。不可思议。他能从一个城去到另一个城，一次也不用跨越国道。后来我叫他野兔，因为他的脸、他的长鼻子，我这样叫也有理，因为他知道旁人无法看到、更别说找到的小径。那天他没有碰我。他时不时会扶我一把，帮助我走下河岸，或者从葡萄藤下钻过。他做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男人做的事情，他收敛自己。和猴子的行为刚好相反，它们一刻也不消停。他像一个怀抱乐器的萨克斯风手，用身体来包围它。在俯临维罗纳的柏树林，在阳光中，吉诺这样做着，没有乐器。我因此渴望碰他，但是我没有。

平原上处于初夏，草儿青嫩。每一次公路靠近波河，河流就又更加开阔了。

在希腊这里，诸岛间的大海叫人明白它比一切恒久。那里平原上的淡水并不一样；波河积聚着，膨胀着——某个时刻之后，所有的大河都会吸引来越来越多的水——波河显示变动是一切的常态。

罂粟花沿着公路的边缘生长。河岸柳树成行，一阵风将柳花吹过公路，像枕头逸出羽毛，飘飘曳曳。

同时土地变得越来越坦荡，渐渐失去褶子，就像某个老妇人用一只手抹平的桌布。她另一只手上拿着许多盘子和刀叉。土地越发坦荡，景深也随之增加，最终令人感到自己很微小。

信号工风驰电掣地驾驶，脚跟靠后，肘部屈着，手腕放松，腹部贴近油箱。也许晨曦使他目光敏锐，不禁加快了速度。但是以我对他的想象，我知道，正如河流有奔向海洋的本性，人也有追求速度的本性。速度包含在人类最初归于神明的特性当中。在这大河之畔，交通尚未繁忙起来的晴朗早晨，尚·菲列罗如神一般驾驶着。他最细微的目光移动、手指接触或肩部运动都立见效果，轻松自如，没有一丝凡人的延迟。

棚屋是吉诺的朋友马迪奥的。马迪奥不在，房子就只有我们用了。吉诺有钥匙，我们开门进去。房子在一片田野上，临近阿迪杰河的河岸。马迪奥卖汽车，休假一两天的时候会过来。里头有点像个健身房。一个拳击沙球，百慕大短裤挂在一根绳上，双杠靠墙，一台音响，角落有一张床垫，十来张拳击手的照片剪报钉在它周围的墙上。

我跪下来细看。吉诺放上音乐，拉起小木窗的镂空纱窗帘，开始脱衣服。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像孩子在游戏。他像一个站在悬崖边准备跳水的人。非常专注。膝盖并拢。他不时扫视我一眼，让我知道这件壮举会是为了我！我就是壮举本身，他希望我也观看！相比那些拳击手，他骨瘦如柴。他举手投足间只见一双大眼。我不再叫他野兔，改口叫他眼珠子。我让他知道我可以用指甲使他搐动。我戏弄了他不知多久。最后我们做了爱。只记得我在他上面，我们越发彼此大声呼喊，忽然我听见啪嗒一声以及大树倒下一样的轰响，然后到处是阳光，我在阳光中闭着眼睛翻到一边去。睁眼时，我发现自己仰面躺着，我们脚边有一棵苹果树，满树红苹果。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摸索他的手。手被我碰到的时候，他开始大笑，使我坐了起来。这时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看见碎裂的灰色木板条。棚屋的一面墙向外倒塌在田野上。拳击手的照片落在草丛里，面向天空。吉诺说，我的脚抵着木板条推呀推，推呀推——他的笑声跟太阳光和他的话语交融在一起——托得你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房子的墙就塌下来了！看这些苹果，妮农！他递给我一只，我光着身子跪着，握住苹果，好像我见过的一幅油画中那样。啊！吉诺。画中的不是夏娃。

巨大的词语，或是彩漆或是闪烁，宣告城市到了。一公里又一公里互相冲突的词语，应许着产品、服务、享受、名号。有些字母硕大到似乎震耳欲聋，嚣声混入车流的怒吼又咆哮而去。尚·菲列罗在词语中间穿梭，时而在它们底下骑行，时而在两个字母之间滑过，或者在一句标语末尾转弯。BOSCH，IVECO，BANCA SELLA，ZOLA，AGIP，MODO，ERG。

正在堵车。他变换车道，在车道夹缝里驰过，始终在辨识。他辨识迹象，领会另一个驾驶员在其后五秒内预备的行动。他观察司机头部的姿势，他们的手臂如何搁在打开的车窗上，他们的手指如何敲打车身。然后他会加速或刹车，宕后或扬长而去。他一辈子是个信号工。

爸爸给我解说了科学原理。一切在于你倾侧的方式。他说，如果一个靠轮子运动的物体要转弯或改变方向，就会产生一股离心力。依据永远要节省能量的惯性定律，这股力试图把我们从拐弯拉回直线。在转弯情况下，直线运动是耗能最少的，所以我们的斗争就开始了。我们把体重向弯位倾斜，从而调整摩托车的重心，这便抵消了离心力和惯性定律的作用！鸟儿在空中也这么做，爸爸说，只是鸟儿在空中不是为了旅行——空中就是它们的家！

交通已停顿。信号工在静止的车辆之间继续穿行，寻觅一切足够宽的通道，沿着道路中央时而偏左，时而贴近右侧人行道前进。他操纵着、引导着摩托车。薄雾和烟尘像幕布一般笼罩全城，蒙住阳光。行进太慢，他的马达变得过热，电动冷却系统自行开启。到了车队前头，他察见了交通停滞的原因。一群白色小母牛正在一个男子、一个小男孩和一条狗的驱赶下沿街而行。牲口一头跟着一头，像一行已经缴械投降的士兵。然后一辆电车从反方向出现，摇着车铃。一个开着梅赛德斯Vision A的人向上帝咒骂，说屠宰场没有迁到都灵以外更远的地方，天理难容。尚·菲列罗拉开了夹克的拉链。

吉诺给了我一枚戒指，是金色的，上面有只海龟。我每天都会做一个佩戴的选择。我可以戴着戒指让海龟回家，向我游过来，头朝着我的手腕，也可以戴成相反的方向，让海龟游泳出去和世界相遇。这金属比金子轻，它的黄也更加泛白。照吉诺说，这戒指来自非洲；是他在帕尔马找到的。今天我要跟海龟一起游泳出去和世界相遇。

阿斯克利皮欧大街上有一家店，是我剪头发的地方。它外面写着：Κουρεῖον，意思是理发店。还有一道标语：Αψε σβῆσε，“眨眼工夫”。两个人、两把椅子，就这么多。没有相片，没有杂志，没有灯。他们连镜子都不使用。有的是信赖。店门开向卡车来往的大街，尘土飞扬。全雅典的理发师谁也不如这两位活儿麻利。剪刀口一直咔嚓咔嚓，无论中间有头发没有。一刻不停。他们俩之中总有一把剪子在空中嘎嘎响。他们不围着椅子走动。他们待在原地，将顾客转过来转过去。当他们拿起一把剃刀，他们只用一根手指的压力按住头，就令它纹风不动。我坐在这里，在自己最喜欢的理发店剃短头发，剪子嘎嘎和卡车隆隆在耳边回响，听见了一个男人的笑声。

那笑声来自一个身体的天性，不来自一句玩笑。一个老男人的笑声。这笑声就像在话语的肩膀上披了一件斗篷。老男人问道：你在看上面那张照片？那是我儿子，吉诺。你看见了，他在自己的救生艇上。13你猜出他是我儿子？老木头分出来的一块嘛！从前不用链锯时都这么说。他比较挺拔，比我挺拔。你说得对，也比较瘦削。他挺拔是因为他生活比较轻松，我祈求上帝，往后也能这样。困苦把人压弯，身上逼出硬结来。我儿子有他的秘密，这当然，他不让我见他的女人，但是他没有什么大烦恼、过不了的坎儿。所以你是要找一个船锚？那么大的喔！我能问你要它来干吗么？迪斯科舞厅的名字叫金船锚？（笑声）我有好几个，但是有点儿路程。你总也可以把一个漆成金色。它们在离锅炉远的那头，轮胎的左边。咱们去吧。我刚才说，我儿子吉诺，我以为他会继续念书，可是他不念了。你不要一些小便池吗？他八岁就能自个儿划一条救生艇——船上没有别人。现在他每个礼拜二礼拜四去费卡尔多，在波河上打鱼。不，周末他不能去，他要赶集：礼拜六费拉拉，礼拜天摩德纳，礼拜三帕尔马。浴缸你不感兴趣？他讲究方法，可能这也是从我身上来的。废品没别的，你知道，无非讲求方法。方法、足够的地儿、认识东西来源的能耐。样样都得认识，归置到同一类里面。吉诺本来可以研究电子学，但问题是这孩子不能在户内干活儿。四面墙壁对他就是牢笼。他到我办公室来——就是你看见他划船照片的小屋——三分钟他都待不住。他是个永远在“听邻村钟声”的孩子——这是高速公路出现之前的一句老话。所以他选择了他的棚屋，每个礼拜各处赶集。销售他很在行。他有本事在公墓门前卖出婚礼彩屑呢！（笑声）是啊，他是“布贩子”。服装生意。船锚都在这里了。那边最大的那个来自一艘灯塔船。多少钱？你14付现金吗？那就四千两百万。你说太贵？你真是，有便宜也不会捡。去问问看，大家会异口同声告诉你——费德里科没有兴趣卖——他白给东西。四千两百万。

在都灵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桥附近，一条狗站在码头上的渔夫身边。尚·菲列罗从上方的道路俯视着他们。他把摩托车停在人行道旁，把长手套和头盔搁在自己靠着的石护墙上。没有阳光，但是空气很闷，护墙石的颜色——罐子打开已久的榅桲果冻的颜色——在吸收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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