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庆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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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代际流动(1978～2010)试读：
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下文中的“改革”均指经济体制改革），并伴随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社会转型过程。对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和影响机制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是把握转型时期社会的构成和未来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同时，尽管“新结构主义”（New Structuralism）流派注意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分割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并没有就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年全国性调查数据，引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代际的部门流动、行业流动和职业流动三个方面系统考察了转型时期的三个阶段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是如何影响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的，以反映城市代际流动的总体水平、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影响路径。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在代际部门流动方面，首先，整体上转型时期城市的代际部门流动模式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壁垒效应同时存在，这使子代很难跨越流动到与父代工作部门类别差异较大的工作部门。其次，在改革的不同阶段，父代资源对子代进入不同工作部门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在改革初期和改革中期，父代在国有部门工作对子代进入和目前子代国有部门工作获得都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在改革深化期，这种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伴随改革的深入，部门分割对代际部门流动的影响有所减弱。最后，子代受教育程度对进入和目前子代国有部门工作获得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人力资本依然是个体进入较好工作部门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在代际行业流动方面，与代际部门流动类似，整体上转型时期城市代际行业流动仍然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性流动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一方面，父代的行业与子代的行业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但子代向与自己行业距离相近行业流动的可能性也很大。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父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工作对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具有积极影响，且影响日趋明显。而无论在改革的哪个时期，子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都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改革深化期，父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工作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工作的作用在增强。
第三，在代际职业流动方面，总体而言，转型时期城市代际职业流动模式同样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性流动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一方面，父代的职业与子代的职业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子代可以向不同的职业进行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在考虑了父代工作部门和父代行业因素之后，父代职业对子代获得中间职业或精英职业没有影响，这揭示了父代工作部门和父代行业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而子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获得中间职业或精英职业一直有积极作用。
第四，本书将部门因素、行业因素和职业因素整合为综合的职业地位，通过修正以往的地位获得测量模型，对城市居民的家庭背景和教育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决定一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父代受教育程度和父代部门，而非父代行业和父代职业。伴随改革的深入，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子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的职业，特别是初职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代际地位通过教育进行隐性传递的趋势日益明显，研究支持了“阶层再生产机制”假说。从改革中期开始，子代初职地位对子代现职地位的影响有所下降，但依然十分显著。这表明尽管在改革中期以后城镇居民的代内流动日益频繁，但个体的初职地位依然是决定其现职地位的重要因素。
第五，本书是对1978年以来近40年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代际流动模式和趋势的总体性研究，研究支持了“阶层再生产机制”假说，这预示着未来社会结构可能趋于封闭而非开放，而且代际地位主要通过教育进行隐性传递的趋势日益明显，需要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国家需要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政策，干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各种流动壁垒，特别是要打破行业流动壁垒，并大力促进教育机会和质量公平，从而保障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来促进社会结构的开放和稳定发展。本书在最后指出了影响我国今后社会结构转型和代际流动的一些因素、它们对未来社会流动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可能的研究方向。第一章导论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整个社会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一方面，中国开始经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转型”（Institution Transition）。这一转型过程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机制，导致不同社会位置得到回报的规则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经历从一个初级工业化社会向成熟工业化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转变的“现代化转型”（郑杭生等，2004：37～41）。工业化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和职业分布，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成员向不同社会位置的流动。
中国的转型有别于苏联及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转型”，是以国家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转型”，其所带来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成为理论界普遍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之一，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边燕杰，2002；边燕杰等，2008；郝大海、李路路，2006；郝大海、王卫东，2009；李春玲，2005a，2005b；李路路，2002，2003a，2003b；李强，2004；梁玉成，2006，2007a，2007b；刘精明，2006a，2006b；许欣欣，2000a，2000b）。
然而，相关研究的焦点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精英筛选和职业流动机制的变迁，而这一过程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代际流动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当前代际流动状况的结构特征等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讨论和验证（李煜，2009）。进一步而言，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伴随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代际流动视角来解读社会变迁的特征与趋势的意义何在？一 社会分层与代际流动
从社会分层和代际流动的关系来看，二者都是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述，是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但社会分层是指“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李路路，1999：101）。因此，社会分层视角注重的是探索转型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面所呈现的不平等状态，以及这些不平等状态对我国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代际流动是指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体从家庭出身位置到当前位置的流动。代际流动视角更加注重对转型社会中那些有价值的资源的继承和传递程度及其方式的考察，即认为社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差别不仅表现为个人生活境遇的不同，而且在一定的作用机制下将可能延伸到下一代，并影响新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因此，代际流动视角更能反映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结构整体的、长期性的变化趋势。对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和影响机制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是把握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构成和未来变化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状况和未来趋势，推进对结构变迁、制度转型与社会流动、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解释。二 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与分割特征
要研究转型时期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影响机制及其变化过程，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社会的结构变迁及特征。在代际流动研究中，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获得的位置（通常为职业地位）是衡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变量。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先考察转型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
改革以前，中国城市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度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完全由计划决定，政府对城市劳动力实行“统分统配”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一方面，城市单位组织和企业的招工、用人按照统一的计划指标方式进行；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都没有独立的主体身份（沈士仓，1997：33）。
在我国实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城市劳动力市场才逐渐发育起来，并呈现迅速变化的特征。
首先，随着私有经济的出现，企业不再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开始享有用工的自主权。城镇劳动者也随着劳动合同制度的产生逐渐享有劳动和择业的自主权，城市劳动力市场随之发育起来。
其次，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劳动力市场逐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使中国城镇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变化包括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小城镇中涌现出一些局部劳动力市场；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不断地涌入城市，为私有部门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供大于求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9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特别是自1994年开始的、以优化组合和企业改制为主要特征的国企改革，基本上瓦解了国有部门对自身所控制的劳动力市场的垄断。我国政府先后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进行了五次较大幅度的政府机构改革，并推行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干部、人事制度变革，同时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在以事业单位为主的其他公共部门中也基本参照执行。
但是，就目前而言，与其他资本要素市场和产品要素市场的发展相比，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还处于滞后状态。滞后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改革进程的迅速推进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传统制度变革滞后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变化与传统的社会控制体制相冲突。这使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逐步演变出了一种多重分割格局，既有古典意义上的分割，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分割，也有制度性分割，而后者是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主要因素（李建民，2002）。
从长远来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需要逐步消除制度性分割，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统一劳动力市场，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重要保障。三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引入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完全竞争性的假设，以及仅关注市场性因素的局限，将制度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考察劳动力市场对市场运行所产生的各种后果。
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者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对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流动障碍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社会学领域，有些研究者同样关注在影响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那些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这一流派被称为“新结构主义”（New Structuralism）。新结构主义者们并不否认职业地位、教育、收入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意义，并仍然以职业、产业、企业、阶级及权力关系等来划分劳动力市场结构。但他们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在既有的研究中，采用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来研究我国转型时期劳动者的代内流动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性对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原因是这种分割特性会对个体的流动形成障碍，使阶层之间结构壁垒效应增强，社会趋于封闭而非开放，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四 本书研究的问题
结合以上对社会分层和代际流动的关系、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与分割特征，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讨论，本书研究的问题可表述如下：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劳动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考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如何影响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以反映中国城市代际流动的总体水平、不同时期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影响路径。
该研究问题可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中是否存在分割现象，以及这些分割现象的特征是什么？
第二，如果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部门分割、行业分割和职业分割，那么在不同时期，这些结构性分割因素是否影响了代际流动，包括子代最初部门、行业和职业的进入与目前部门、行业和职业的获得？
第三，如果这些结构性分割因素的确在不同层面影响了子代的地位获得，那么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条件下，它们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影响的路径是什么？第二节 研究意义一 理论意义
代际流动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机会结构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Featherman et al.，1975；Ganzeboom et al.，1991），也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
以往国际上主流的代际流动理论，基本上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在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渐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虽然也曾经历过战争和各种社会运动的冲击，但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关代际流动范围、程度和模式的探讨主要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的静态分析，很多研究工作是对经典理论模型的深化或细化。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以体制转型为核心的深刻社会变迁。特别是中国，转型的规模与深度在当代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体制转型，已经并将继续对已有的代际流动模式提出挑战，为相关理论的发展和更新提供新的动力。首先，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原有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的解释框架（包括“工业化-功能主义解释逻辑”或“制度主义解释逻辑”）和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解释框架（如“单位制解释逻辑”等）已无法适用于分析和反映当前的社会现实。其次，近年来基于制度转型的解释框架，包括“再生产逻辑”和“双重流动逻辑”尚存争议。
因此，探究我国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模式、特点和机制，既有助于发展出与针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功能主义解释逻辑”和“制度主义解释逻辑”不同的理论解释，又能对国内学者已提出的“阶层再生产机制”和“双重流动机制”进行验证和回应。二 现实意义
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迄今已逾30年。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从局部的制度变革，到逐步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亦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化已经显现，很少有像中国那样在短短二三十年里从最平均的国家一举成为最不平均的国家之一。
诸多研究者已经向我们描绘了一幅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图景，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各种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和财富被社会上层精英控制；社会阶层壁垒增强，广大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以流动到社会精英位置；社会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伦理缺失；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充满对立与冲突情绪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不断攀升；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要求政府必须建立起协调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解决矛盾冲突的缓解机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机制。
首先，转型时期社会的代际流动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不同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某一时期的代际流动机会较少，原有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会得以延续，非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就难以得到满足，这将加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则能够对这一矛盾和冲突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
其次，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由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现象本身就是公平失衡的结果，对个人、企业与社会都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因此，本研究对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分割因素如何影响代际流动的分析，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保证社会公正、公平、健康和稳定地向前发展。第三节 章节安排
全文一共分为七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提出本书的研究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劳动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考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是如何影响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的，以反映城市代际流动的总体水平、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影响路径。
第二章为文献回顾和研究设计部分。首先，通过回顾国内外有关代际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提出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角度来考察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其次，提出本书的研究设计，包括理论框架、分析思路与研究假设、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以及具体的分析方法。
第三章至第六章为本书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三章至第五章的论述结构基本相同，分别考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在结构变迁过程中是否存在部门分割、行业分割和职业分割。如果研究证明这些分割状况的确存在，那么研究将转入探讨这些分割状况是否分别影响了子代的地位获得，包括最初部门、行业和职业的进入与目前部门、行业和职业的获得。第六章在第三章至第五章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的地位获得模型，以对以往转型经济下的地位获得模型进行修订，从而对“再生产逻辑”和“双重流动逻辑”进行验证与回应。
第七章为总结和讨论部分。归纳本书的主要结论，以及可能的贡献与存在的不足，并指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第一节 文献回顾一 国外代际流动相关研究
代际流动研究的核心是考察父代和子代在社会地位上的传承模式、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以揭示父辈间的不平等是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下一代的。最早有关社会流动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索罗金的《社会流动》，但全国性、系统性的研究在二战以后才展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代际流动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长足进展。按照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的推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流动率分析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代际流动研究逐渐在各国展开，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代际职业流动模式有什么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程度有多大？索罗金并没有从社会的开放性角度对社会流动进行研究，这项工作是由Glass及其研究小组完成的，他们首次提出了与社会开放性密切相关的完全流动（Perfect Mobility）概念（Glass，1954）。通过对职业流入、流出的占比进行简单比较，研究者发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流动模式大体相同（Lipset and Zetterberg，1956；Lipset and Bendix，1959），但工业化社会与非工业化社会相比有较高的流动率（Fox and Miller，1956；Lenski，1966）。
然而，通过流动表分析计算出的流动率和流动指数，在对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开放性进行说明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在统计技术上控制职业结构变迁对流动率计算的影响，以便将由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流动（Structural Mobility）与由社会阶层开放性引起的循环流动（Exchange Mobility）区分开（Treiman，1970）。尽管研究者希望借助“流动比率”（Mobility Ratio）这一指标来克服（如Glass，1954；Carlsson，1958），但后来证明这一方法并没有能够完全将流动机会从边缘分布（职业结构）的影响下彻底地剥离出来（Featherman and Hauser，1978）。2.地位获得模式
区别于“阶层流动分析”对代际流动趋势的宏观层次研究，Blau和Duncan（1967）从个体层次来考察代际流动。首先，他们通过计算各个职业群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来衡量这些不同的群体，开创了一种新的可用于连续性数据分析技术的职业地位量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al Economic Status Index，SESI），从此将个人的资源引入社会分层的过程之中。其次，他们采用路径分析来探讨美国成年男性人口的地位获得，即本人当前的职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先赋性因素（父亲的职业、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自致性因素（本人的受教育程度、本人的初职）的影响，被称为“地位获得模型”。研究发现，先赋性因素（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的解释水平仅占总体影响强度的20%，由此得出美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结论。该研究的贡献在于区分了父亲职业地位对子代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对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回答。一方面，教育独立于家庭背景对本人职业地位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又是社会不平等不断再生的主要动力之一，因为大部分现存的社会不平等是通过教育获得过程来完成代际传递的。
在此之后，Duncan等人试图引入智能因素、子女数和收入（Duncan et al.，1972），Sewell等人引入社会心理因素（Sewell et al.，1975）来扩展地位获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结构方程模型的引入（Joreskog，1970）也促进了对地位获得模型的不断修正。
总体而言，地位获得模型的核心在于强调工业化在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它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种工业化-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必然要求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的核心，社会选择的标准将从家庭出身转变为成就，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层结构将日益开放，社会流动率将不断增长，流动机会的平等化趋势将占据主导地位（Blau and Duncan，1967；Treiman，1970）。
然而，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扩展模型是一种个体主义取向的研究，对个人在地位获得上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忽视也不断受到后来研究者的质疑与挑战。3.阶层流动模式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们为比较分析而搜集的各国数据基础上，Featherman、Jones和Hauser（1975）的工作又一次推动了代际流动研究重心的转移。他们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方法，利用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的数据，对家庭出身和最终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由于两国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结构比例不同，它们在绝对流动率上存在差异，但它们有着相同的相对流动率。换言之，在用对数线性模型控制家庭出身和最终地位分布的国家间差异后，所得出的这两个国家代际社会地位的关联度是相同的。由此他们给出了一个普遍假设，即“FJH假设”：在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国家里，不同国家尽管流动率有所不同，但代际的关系模式都是相似的。其所建立的代际流动的跨国比较模型，亦被称为“共同社会流动模型”（Common Social Fluidity）。
后继学者不断对FJH假设进行更大范围的检验或修正（Erikson and Goldthorpe，1987a，1987b；Hauser，1984a，1984b；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Breen and Whelan，1996），但在基本的代际关系模式上仍持同样的结论，即在不同的国家，家庭出身与最终地位间的关联强度有所差异，但关联的模式（流动模式）则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都是以社会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为主导特征，代际优势的持续性都是显著的（Hout，2004）。这一研究结论否定了工业化-功能主义假设提出的社会流动率将随工业化过程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预测，为社会流动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
在分析方法上，研究者所使用的对数线性模型能够将绝对流动率和相对流动率分开，并将双变量关系分解为多维度模型进行考察，解决了传统粗流动率分析不能控制和消除结构变迁因素的影响这一难题。此后也有学者做出新的改进，如对数可乘积面效应模型能更加简约地检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际流动差异（Xie，1992）。然而，由于对数线性模型只能提供二元分布的信息，采用这一方法的流动研究也被指责为只重视分析流动的结果，而忽视对流动过程和机制的解析。4.对两种模式的反思
以上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式和阶层流动模式及其理论逻辑可以称为社会流动研究的传统研究方式和基本理论。此后，整个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进入一个对传统理论进行挑战和批判的时代。研究者对所谓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结构重新进行反思，将在社会分层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和历史因素等宏观变量，纳入分析和研究之中。此时的研究者认为除了工业化发展之外，其他一些因素对社会流动和不平等的结构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必定呈现出单一方向的变化趋势。
因此，研究一方面对阶层流动模式的适用性进行更大范围的检验，另一方面对在理论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以个人特征为导向的地位获得模式提出理论批判，这些理论流派主要有新结构主义和社会网络理论。
新结构主义研究者深受制度学派的影响，他们拒绝隐含在传统理论中的现代化、产业化预设，尖锐批评传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影响。其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代表性的研究有Doeringer和Piore（1971）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Dual Labor Market Model）。尽管二元劳动力市场和之前其他研究者提出的诸多“结构”理论，包括双重经济理论（Dual Economy Theory）（Averitt，1968）、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Internal Labor Market Theory）（Kerr，1954）等在概念上尚有争议，但其共同的主题是强调在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中那些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被称为“新结构主义”。研究者们并不否认职业地位、教育、收入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意义，实际上仍然是以职业结构或收入结构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分层结构。但是他们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结构性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地位获得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研究者们致力于概念化和测量由劳动就业所形成的阶层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并探讨其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如Baron和Bielby（1980）、Hodson（1984）对“企业”间差异所造成的结构特征的强调；Wright（1978，1979）、Wright和Perrone（1977）对“阶级”，Stolzenberg（1975）对“职业”，Beck、Horan和Tolbert（1978）对“产业”，以及Baron和Newman（1990），Tigges（1988），Kalleberg、Wallace和Althauser（1981）对“权力关系”所导致的结构特征的强调，Reid和Rubin（2003）则强调对各种结构要素的多元整合。归纳而言，新结构主义有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①探讨经济、产业部门、公司、劳动力市场结构及其分割情形；②这些分割现象对个人收入的影响；③不同的产业部门、公司或劳动力市场结构对职业生涯和流动的影响。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有关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研究中所描绘的“个人资源”，包含的是个人的财富、地位和权力，而“社会资源”的概念则围绕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社会关系以及经这些社会关系而联结到的“位置”中所嵌入的资源，即社会资源是嵌入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而联结的他人的位置中的。有关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与社会流动间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Granovetter对利用人际关系找工作的开创性研究。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经济，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即信息拥有者的信息是确定的、丰足的，而信息需要者却得不到确定的信息，其信息量也是相对贫乏的。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很难想象劳动力的配置能职遇其人、人施其才、才尽其用，无序流动和自愿失业不可避免。而弥补这一不足的机制就是社会关系网络（Granovetter，1973）。通过分析社会资本、关系强度与地位强度三者之间的联系，他发现通过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而通过亲属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了。他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弱关系的强度”，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假设”。在他看来，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信息桥的角色。使用弱关系谋求职业流动的人，正是由于了解到非重复的更有价值的信息，才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林南扩展和修正了弱关系假设，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Lin，1982）。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在一个分层体系中，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方面的相似性高，他们之间往往是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资源的相似性低，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连接高地位人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Granovetter和林南的理论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Granovetter，1995）。总之，社会网络理论研究者们强调个体间存在不同类型的资本（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不平等，这将导致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这一理论为传统社会流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路径。
总体而言，研究者对地位获得模式和阶层流动模式的反思，体现了研究者试图突破传统流动分析框架，开始注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经济结构、个人网络结构等）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约束性。Hout和DiPrete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的研究总结为六大领域，包括：①家庭结构的影响；②社区的影响；③教育体系的影响；④劳动力市场的影响；⑤福利国家的影响；⑥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Hout and DiPrete，2006）。在分析方法上，研究者同样试图结合地位获得模式路径分析的简约性和阶层流动模式强调的阶层多维性，尝试将对数线性模型用Logistic模型（Logan，1983）的形式重新表述，用于揭示代际流动的过程和机制。其贡献在于能够将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中介变量——教育，整合进入代际职业流动表的分析中，Logistic模型及其各种拓展形式不仅可以非常灵活地设定预设的流动模式矩阵，也可以将相关的解释变量直接加入模型进行分析。尽管Logistic模型应用于流动分析的时间还很短，但模型的灵活性和对过程的可分析性已经预示了这一模型有很强的应用前景。二 中国代际流动相关研究
尽管有研究者总结，阶层流动模式和地位获得模式所提供的基本解释逻辑和基本分析工具的普遍运用，使延续上述两种解释逻辑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给后继者留下的讨论余地已经很少（Grusky，2001），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为代际流动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一方面，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导致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另一方面，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又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因此，在具体制度背景和具体转型阶段下的代际流动研究成为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研究范式，对西方的理论范式进行检验或修正；另一方面从实际调查数据分析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判断。总体而言，中国代际流动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计划经济下的代际流动研究
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最早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改革前）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利用二手资料，主要分析了中国居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文革”前、“文革”初的状况的回顾。他认为，与旧中国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是一个更为平等的国家（Whyte，1975）。
后来，白威廉（William Parish）运用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来分析中国“文革”和“文革”前两个时期人们获得教育、职业、收入三个重要的社会地位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发现，“文革”对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使家庭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的提高无所助益。即使在“文革”前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显著，这种来自父辈的作用力也显得微乎其微，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比较平缓的社会分层结构转变为“文革”时期非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大平均主义结构。他的解释是，正是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政治经济变革与转型使地位的代际传递被显著削弱，而非源于类似西方的工业化过程（Parish，1984）。
然而，社会地位的传承在“文革”后的中国真的不存在了吗？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职业地位”是否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社会地位”。由于不满足于既有的学术解释，其他研究者从中国具体的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入手，对地位获得模型进行了修正。
Walder（1986）首先指出了工作单位在中国作为政治经济地位表现的至关重要性。Lin和Bian（1991）也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分配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地位大多由政治权力而非市场机制所决定。因此，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研究“地位获得”，应该着重研究“单位地位”，而不是职业地位。他们在1985年的天津调查时加入一个重要的“单位地位”指标，即所有制性质——国有与非国有。研究发现，用这个中介变量来测量父亲和子女的社会地位时，虽然代际职业地位的传承关系已不存在，但代际单位地位的传承关系非常强。这一发现说明对地位获得的研究必须考虑具体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不能依赖所谓的“通用性指标”。边燕杰又探讨了其他的“单位地位”指标，如单位性质级别、行业地位、人员规模等（Bian，1994）。此外，党员身份也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指标被纳入地位获得模型（Lin and Bian，1991；Walder，1995）。这些研究表明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举足轻重。2.转型经济下的代际流动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对有关中国市场发育程度与社会分层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尽管当时这场争论并没有直接关注代际流动，而是集中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精英筛选和职业流动机制的变迁等方面，但它对中国代际流动的研究起到了持续性的、重要的影响。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关市场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代际流动研究成果开始涌现。在理论推进上，研究者通过对中国代际流动模式的概括性分析，提出了“阶层再生产机制”和“双重流动机制”两种机制。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上，研究者不仅对现存的单位、地区、户籍等结构壁垒因素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以揭示这些因素对社会流动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同时还对地位获得过程，特别是初职的地位获得过程进行了历时性分析，并尝试用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1）市场转型理论及其争论
该争论始于倪志伟1985年对福建农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资本的经济回报，而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由此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与工业化-功能主义解释逻辑赋予“经济-技术”理性以重构社会分层结构的“魔力”（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相类似，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赋予市场机制的兴起以同样重要的意义，即认为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将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Nee，1989，1996）。然而，倪志伟将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的绝对主义看法，遭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的理论包括罗纳-塔斯的“权利变形论”、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双重转型论”、Walder的“产权变形论”、周雪光的“政治经济同步演化论”等（参见边燕杰，2002；边燕杰等，2008）。
研究者在争论中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并没有像市场转型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固定不变，“谁赢谁输”取决于具体的制度条件。因此，代际流动研究同样应该注重对具体制度的作用的分析，才能理解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变化。它强调了在市场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的差异。如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形式也在不断调整，对干部的选拔标准也从“政治忠诚”转向学历和文化标准。因此，认清特定历史情境下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变化机制，对代际流动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于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市场机制本身的性质，还取决于市场机制运行和发展的制度环境。正如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一样，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和特定的转型阶段，市场机制的兴起对社会分层结构的作用有很大差别（Walder，1996；Szelenyi and Kostello，1996）。
后继的代际流动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中国具体的制度背景和所处的转型阶段，并明确将对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检验纳入既有的研究框架。自变量基于两个维度：第一，先赋性和自致性；第二，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这两个维度构成了地位获得研究的基础（李路路，2003a）。陆学艺也同样指出：“5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几度重大的变革背景下发生的。而工业化国家学者研究的社会流动，一般都是研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的代际流动，所以两者在社会流动的机会、规则、方向、速度、规模等方面都是不同的……所以，仅仅应用现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社会流动研究理论、模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的许多现象，都不好解释。”（陆学艺，2004：9）“那么，适宜的分析框架应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使用的社会流动解释框架，就由四类基本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起作用的变量以及一类综合性变量组成：①先赋性变量；②后致性变量；③经济-社会结构变量；④制度-政策安排；⑤具有综合性的社会资本（或关系网络）。”（陆学艺，2004：29）（2）阶层再生产机制的提出
在市场转型理论及其争论的部分思想（如权力维续论等）基础上，以李路路为代表，中国研究者针对市场转型以来的社会流动状况，提出了“阶层再生产机制”。
李路路利用1998年北京、珠海、无锡三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建立了代际相对关系分析模型，以揭示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即改革前后）阶层相对关系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分层模式，固然取决于经济技术状况和经济机制的基础，但同时也受到政治、社会利益以及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建立在阶层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利益相对独立于经济理性。社会分层结构所具有的再生产性和阶层间的相对封闭性不仅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现象，而且自身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仍然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下来。特别是那些在资源和权力占有方面具有优势的阶层，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将所拥有的资本和权力传递下来，从而在社会变迁甚至是社会动荡的过程中也保持着阶层地位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李路路，2002：117）。因此，他认为阶层再生产机制比工业化-功能主义机制能更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后的地位。
但是，在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分析中，与相对关系模式同样重要的是有关结构化（阶层化）机制的分析，即对人们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机制或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李路路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结构化（阶层化）的机制，或者说，改变了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李路路，2003a：42）由此，他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建立个人地位获得模型，来探讨制度变迁（改革前与改革后）与结构化机制变化（个人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出一种看似复杂的变化趋势：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凸显了父代地位的影响；同时保持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的作用；政治身份的作用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通过对父代地位和教育获得关系的进一步考察，他发现，在改革前，由于再分配体制中较为强烈的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以及国家对于资源分配的集中控制，代际再生产是以教育为中介进行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教育还具有代际再生产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代际再生产具有一种“从间接到间接与直接并存”的转变（李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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