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裕民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病之后才明白：何裕民透过癌症悟人生试读：
捱过寒冬，倍觉春暖（代前言）
我发现，一个人从失败与痛苦中学到的，远比成功所给的还要多。——[美国]凯瑟琳·赫本
我的藏书中，有着几十本特别值得珍视的书，都是关于癌症康复者的书。这些书，一大半是当事人成功抗癌后写下的自我体验，送给我留着纪念的，弥足珍视；有些则是临终前他对生命的感怀及醒悟，就像于娟写的《此生未完成》，令人唏嘘不已，心痛彻背；也有些是他们走后，别人对他们的留念和回忆，如《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折射出对生存智慧的理解，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死亡的检视等，有着特别沉甸甸的人生哲理。在我几千册藏书中，这些书充其量只占1%左右。但因为这些书都是当事人面临死神时泣血滴泪写就的，闪烁着对生命真谛的领悟，凝聚着对生活本质及人生意义思索的结晶。生活在健康或亚健康状态中的普罗大众，因缺乏对这些关乎生死等严肃重大问题的思索及领悟，全然不知健康之可贵，疾病危险之临近，大多仍犹如温水中的青蛙，故泣血滴泪写就的这些书，就显得十分凝重而有普遍意义与价值。俗话说得好：参悟了死，才能更好地活。我十分看重这些书中所提及的关乎人类共性难题：一些拷问结论及心得，尽管我没有每本书都认真看完，但是书放在那里，就是一种精神力量—经常提醒我，也促使我—一直在反思生命、生活及人生的一系列最基本问题。
在某大城市癌症俱乐部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幅该城市副市长亲笔写的一个条幅—“向战胜癌症的生命强者致敬！”这句话我赞同一半—的确，癌症康复者是生命的强者，他们经历了苦难的折磨，渡过了癌症难关，赢得了胜利；但不是战胜了癌症—人类最好别奢谈“战胜”癌症（包括各种疾病），曾经有假冒我的名义出版的《癌症完全可以战胜》一书，我第一时间提出抗议，要求立即下架。因为战胜疾病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梦想，体现着新教主义人类至上、无所不能的狂妄。其实，人类应该卑谦点。不用说癌症，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也包括风湿、关节炎、感冒等，人类能够“战胜”吗？除非江湖郎中或医学骗子，否则，严肃的医学家都会耸耸肩、摇摇头，说不可能，但这不等于人类无能为力。人类能够推迟或延缓它的发生发展，减少它的危害，控制一些症状，帮助当事人守住健康。
俗语说得好：缺啥别缺钱，有啥别有病。因为谁都知道，生病，特别是生了癌是可怕的、要命的；而且是生不起的—不管在身心上、财力上、社会生活中，都是难以承受的。人们离癌症等疾病最好都能远远的。然而，现实又是残酷的，中国平均每分钟就有8个人被确诊为患了癌，而患了其他疾病的就更多了。你越不希望它黏上你，它却非常看中你，不时地就会盯上你。因此，对癌症等疾病的躲避与防范成了人们的一大愿望。但不幸的是，它还是时不时地发生着、发展着。
俗话说，经历过寒冬，方知春暖。我们这一代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就是因为经历过太多磨难，其中不少人才有着坚韧的毅力。与大病博弈也一样—要么大病把人打趴了，一蹶不振；要么坚毅者更强大，并在磨难中得到升华。
在与癌症患者长期接触切磋中，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我特别看重他们通过痛苦而备受折磨的抗癌历练，不少人对生命及生活的意义深有感悟。有些人则面对人生的基本难题，进行痛苦思索，凝练出了对生命真谛的深刻认知，而这些，正是我们这些没经历过病痛的芸芸大众所欠缺的。
笔者总结出他们的精神财富，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学会“活在本真中”。“人就是人”（命题看似重复，却是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的哲学遗著，也是他最后写成的代表性册子《人就是“人”》的书名）。人有不同于其他生物的诸多特性。就理想状态而言，人应该“活在本真中”。
何谓“本真”？咬文嚼字的话，指事物（这里指生命、生活、人生）本来所有的属性，不去追求、获取不属于自身之物，或强行改变自己。
也可以说是本源、真相、天性、原本状态；不加修饰的内心世界及追求等。
或简单地说，本，就是本来、本质；真，就是真实。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们换句话说：平平淡淡就是真。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自知”—大病一场，有些智者往往痛定思痛，善于自我反思，冷静下来思索—知晓自己真实需求，明白自身优劣，找准人生定位；然后追随内心，凡事坦然，不为外扰，活在真我中。
而平平淡淡，既指“自知”后的平常心与淡然（其实，人内心真实的需求是不多的，很多都是相互攀比后添加的）；又指因为内心平静后遇事坦然，不易为外扰所困。《黄帝内经》之“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即此意。而“真气从之”，生命处于本真中，机能协调，内外平和，自然可活得舒畅、康宁、好德而寿。
其实，诸葛孔明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句名言中，明志，从入世解，可释为明确志向；从出世解，也可释为洞悉自我需求。致远也一样，从入世解，可释为实现巨大抱负；从出世解，可释为活得更久远、舒畅。前提都是淡泊、宁静。
当然，这些从理论上说，似乎是老生常谈，但结合患癌症等大病之后的思索，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存故事及人生领悟，可就显得沉甸甸且富有醒世意义了。
众所周知，凯瑟琳·赫本是20世纪一代影后，一生获奖无数，被评为美国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位居第一名。晚年，她患有恶性肿瘤，并兼有帕金森症等病。关于恶性肿瘤，由于年事已高，她自己决定不进行医学干预，医生尊重了她的选择。96岁时，她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安详地驾鹤西去。她曾经富有哲理地说：“我发现，一个人从失败与痛苦中学到的，远比成功所给的还要多。”
笔者只是一位临床医生，充其量是个对某些医学哲学问题爱好思考者，何以不知天高地厚地涉及生命、生存、人生等纯哲学命题或宗教范畴？绝非闲来无事，而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在与大难不死的癌症患者长期交往中，历历在目的所见所闻，触动了我的神经，有时，甚至深深地戳痛了我（笔者在电视节目中，谈到一些勇者抗癌经历时，眼睛多次湿润就是例证）。我心静时会反思他们的经历，回味他们的体验，感受他们的领悟。与数万例患者或长或短的接触后，我有种使命感，非要把这些人类痛苦体验的“精华”（或者说财富）形成文字不可，以便有一本当今众人可以享用关乎生命、生存、人生意义的活教材。
当然，平素笔者还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近年来又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中医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研究》。在温习古文献的过程中，我们深刻领会到了中华民族既是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个经历了诸多磨难和坎坷的民族。先秦的哲人们就已睿智地归纳出了人生的要义，这些体现在儒家、道家等典籍中。例如，《尚书》中就归纳了“五福”一说，历代也肯定并延续了这一说法。所谓“五福”非常明确，“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核心则是“康宁”，康宁包含“体康”“心宁”；康宁决定着寿和富；寿、富、康宁又取决于“好德”，取决于品行；而这些又决定着寿命。重要的是：只有平平淡淡，活在本真中，才能体康心宁。
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古文献及古代中国智者们，践行着“五福”等的宗旨。历史的深厚积淀给了后世（包括现代人）莫大的智慧，指引着人们思考该怎么活，该追求什么。什么才是生命、生活的本真..这些，可以说是指引人生活的一盏明灯。而如今，由于社会急剧变化，旧有的秩序被打乱了，新的秩序尚在建构中。芸芸众生的人生旅程缺乏路标和目的地，光怪陆离、诱惑无穷的现实商业世界，直把人刺激得神魂颠倒，天天踮起脚尖、拼命地赶路，却不知路在何方？目的地在何处？如此赶路究竟为了什么？因此，放眼当今世界，财富倍增，幸福感却暴跌；生活必需品不缺，温饱唾手可得，心里却慌得很；医疗技术迅猛发展，各种疾病（怪病，包括癌症）却泛滥成灾；期望寿命有所延伸，心身康宁却成奢望..在如此喧闹而无所适从的时代，静下心，好好重温古贤哲们的教诲，并结合癌症康复者磨难后的领悟（他们毕竟是在生活旅途中有过大坎坷、摔过大跟斗、经历过极地酷寒而倍知生活之春暖者），也许能够平静我们内心的浮躁，抚慰我们枯竭了的心灵，唤起你我重新寻找真实的生命价值、生活意义、人生真谛。至少，我们应该开始思考这类问题。
透过癌症领悟人生，学会好好地“活在本真中”。
因为平平淡淡，身心康宁才是真。第一章癌症将是人类新常态
很可能，癌症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正常态，我们注定最终走向致命的结局。——[美国]悉达多·穆克吉
癌症，半个多世纪前，恐怕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现在却谈癌色变，成了经常纠缠人们绕不过的最常见话题。癌症究竟怎么了，我们还是从它的发病史及危害现状说起吧。癌症，就是人类的新常态
悉达多·穆克吉是印度裔美国医生、科学家和教授，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医生和研究员，有感于人类应对癌症的尴尬，他历时6年，凭借翔实的历史资料、专业文献、患者专访等信息，追寻和阐述了癌症的起源与发展，且较系统地分析、总结了人类对抗癌症的漫长历史过程及现代状况，写下了洋洋大作《众病之王·癌症传》，此书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获得了普利策奖等殊荣。他通过前瞻性分析，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明确指出：尽管历史上癌症并不多见，但进入现代后，由于多种因素，癌症，就是人类的新常态。他在书的最后总结道：“很可能，癌症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正常态，我们注定最终走向致命的结局。的确，在一些国家受癌症影响的人口比例无情地从1/4增长到1/3，再增长到1/2时，癌症无疑将成为无法避免的新常态。于是，问题不再是我们在生命中是否会遇到这种永恒的疾病，而是我们何时会遇到它。”
以前（几乎包括整个20世纪前半叶之前的所有时代），人们总认为癌症只是生命中的一种例外，是灾难降临当事人，是身外的“恶魔”缠身。因此，汲汲于用各种方法去除此恶魔—包括早期的宗教驱邪、烙铁烫烤、截肢隔断，也包括近代的扩大根治术、大剂量化疗、放疗等等。究其认识论根源，都是基于癌症是恶魔缠身，务必彻底清除干净这一基本点。就其病因而言，无论是病毒说、放射说、污染说、毒素堆积说等，都只是对“恶魔”缠身改换了“门面”的解释。
然而，直到20世纪后半叶，人们才开始逐渐弄清楚，原来癌症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尽管是不那么令人喜欢的一部分。癌细胞只是体内的“坏孩子”，它和“好孩子”同根同源；只是发育（细胞成熟）不良或退化而已。到了80年代，人们突然发现更为惊人的事实，居然“原癌基因”原本就是正常基因，之所以成为驱动癌变过程的“元凶”，可能是因为相互间协调出了差池，或信号传递上有些不畅。直到2003年，科学家才明白原来细胞的“正常”和癌细胞的“异常”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其主要区别只是在于积累的基因突变释放了癌细胞的标志性行为。或者说，只是某些基因表达偏高或偏低的差异。
因此，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及医学的进步，癌症的发病率将继续飙升。因为进步让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进步的标志是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生活在纯粹人造的环境中，被各种化学毒素所围困；进步又让人一改过去自然界恬淡地栖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癌症发病率的攀升。这可谓是一个人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可它却是真实的。患癌，再常见不过的一类现象
其实，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被癌症盯上是芸芸众生再常见不过的一类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专家就预测，如果美国人均期望寿命达到90岁，将有47%的男性及32%的女性最终将以患癌方式结束生命。
又如，2013年6月，据英国慈善机构麦克米伦癌症援助中心预测：近20年来，英国癌症发病率增加1/3以上。到2020年，47%的英国人将罹患癌症，但其中40%的癌症患者可长期“带癌生存”。
再如，据2015年初最新的英国研究结论：1960年以后出生的英国人，有一半将会患上癌症。该研究机构利用一种复杂精确的癌症风险计算方法，推翻此前有关“1/3英国人将患癌”的预测。该机构估计，将近54%的男性将会患癌，而女性患癌的比率不足48%。
根据英国专家的分析，更多人患癌的原因之一是死于心脏疾病和感染疾病的人数不断减少，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加上有许多不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导致多数人患上癌症。但好消息是，患癌后治愈的概率越来越大。
从事该研究的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教授皮特·萨西尼说：“癌症并非不可避免，许多方法可以预防癌症。”例如，减肥、戒烟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等会将患癌症的风险从50%降低至30%。
困境不仅仅是欧美的，而是全世界的。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2014年公布了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GLOBOCAN，2012）。该数据显示：2012 年，全球新增 1410万例癌症患者。其中，中国新增 310.2万例，占 22%（这个数据绝对是保守的，中国每年的癌症新增患者应该比这个数据高出至少15%以上）；全球820万人因癌症死亡，中国占27%，即 221.4万人死于癌症。全球 3260万人带瘤生存，中国占 15%（489万人）。IARC认为，到了 2025 年全球每年新发癌症患者预计将达 1930万例，主要与人口增长、生活方式和老年化有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癌症负担将持续增加。
中国癌症发病的快速飙升情况更为严峻，尤其以沿海大城市为甚。2012年，我国首次发布癌症发病情况登记年报，年报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为312万例（数据是缩水的，因为农村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报告制度），平均每天约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据上海市权威的官方机构分析显示，2014年上海癌症发病率已达418/10万。换句话说，每年每千个上海人中，便有4人被诊断为癌症。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只是256/10万。
仅以肺癌为例：2006年与1973年相比，全国增加465%。就北京而言，北京市卫生局统计数据显示，2001—2010年，北京肺癌的发病率增长了56%，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中。素以严肃著称的新华社媒体，也以“癌症爆炸”的醒目字眼出现于某期刊的封面。（《瞭望东方周刊》， 2007年第24期）
癌症高发，你我将难以幸免，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现实。你我可能会被癌症盯上，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因为患上癌症就是新常态。“问题不再是我们在生命中是否会遇到这种永恒的疾病，而是我们何时会遇到它”（悉达多·穆克吉）。还有，就是怎么更好地认识它、更有效地防范它、更从容地应对它。人类抗癌成败史百年回顾
1971年12月下旬，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其椭圆形办公室里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总统还用了约100个词，强烈提议开展深入的癌症研究，以寻找根治癌症的方法。现在看来，这未免太狂妄了点。千万别以为这只是政治家们的无知，因为科学家们早就在摩拳擦掌，一门心思地准备迎接癌症被战胜的那一刻。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美国著名学者坚信癌症很快将被攻克。1963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所长恩迪克特更认定：“下一步，（癌症）完全治愈，势不可挡。”1968年，著名的癌症研究专家盖伯教授则出版了《治愈癌症：国家目标》一书。可以说，政治家是在科学家的捣鼓下，大张旗鼓地鼓动全国力量来征服癌症的，且有积极的配套措施，包括巨额的经费投入。仅就资金而言，要精确计算美国从1971年至今在癌症研究领域投入多少经费是不可能的。粗略估算，各方面总投入不会少于2000亿美元。
然而，略带嘲讽及苦涩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人不断地检讨说这是一场不可能见效的错误运动。2002年国际癌症预防联盟（CPC）在文件中明确承认：“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也在世纪之交时承认这一点。
在美国政府对癌宣战40年后，全球顶级的两份科学期刊—英国的《自然》杂志和美国的《科学》杂志于2011年先后发表了与癌相关的纪念专集。《科学》杂志评论说：癌症领域，是40年前令人不解的问题，如今依然困扰着研究者。但客观地说，巨大投入，包括兴建了诸多研究机构和癌症中心，至少奠定了癌症研究基础；人们初步了解了癌症基因性质，对于某些相对较为罕见的癌症，也有了一些有用的治疗药物。人们已明确，很多癌症源自慢性感染，而慢性感染又与病毒相关，故开发了一些抗病毒疫苗，如抗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降低了宫颈癌发病率；乙肝疫苗的开发和推广，也将改写肝癌的防范史。
2012年9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刊载了《癌症研究200年》一文，指出“癌症之战才刚刚开始，要想取得最终胜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刊回顾了创刊200年以来人类与癌症抗争的历史进程，认为“癌症研究初露萌芽”“癌症的研究已经从过去的‘黑匣子’状态过渡到了今天的‘蓝图’规划阶段”。在系统回顾几大疗法（手术、放疗、化疗、免疫、靶向等）得失的同时，该刊特别强调：“无论癌症治疗是否变得容易，预防仍然是最重要的”，而“预防癌症的重中之重是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尼古丁是已知最有成瘾性的物质之一。迄今为止吸烟或被动吸烟是导致肺癌的最常见原因，估计其致死者占癌症死亡人数的40%。从20世纪60年代厉行戒烟，到1970年美国禁止烟草广告，多种措施使吸烟人数显著减少，在美国，吸烟人数锐减到1950年的一半水平；1990年男性肺癌的发病率开始下降，随后1991年肺癌死亡率开始下降。可见，主要是预防有效地减少了癌症的危害。
该刊还系统地回顾了美国癌症患者生存率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所有癌症的5年相对生存率为38%，而现在是68%。线性预测表明，到2015年5年生存率会升高到80%；美国自从1990年开始，癌症整体死亡率下降24%；直线预测表明，到2015年，癌症整体死亡率将减少约38%。到那个时候，人们预防和治疗癌症的能力会变得更强。NEJM总结说：“总而言之，把癌症转变成可治愈或慢性疾病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道路也是曲折的。”
因此，可以预测，综合的方法将会改写人类与癌症的交往历史。英国帝国医学院的肿瘤学教授卡罗尔·西克拉（K.Sikora）在名为《癌症2025：癌症医护的未来》的报告中写道：“到了2025年，癌症将会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哮喘一样成为慢性病，虽然会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却不会导致必然死亡。”从躲避，到征服，到博弈
我们认为，近百年来，人类与癌症的“交手”史可以如此总结—其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以前是以“躲避”为主，最好别被恶魔盯上，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面对癌症无能为力，只能听凭自然，好在当时癌症发病率并不很高。
第二阶段，整个20世纪人类可以说是狂妄的，一心试图“征服”癌症—无论是外科的根治术（始自于1891年的外科泰斗霍尔斯特德倡导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内科的超大剂量联合化疗；放射科的大射野、超剂量照射；包括几种方法同用，甚至再加上骨髓移植，都是如此。其宗旨只有一个：用狂轰滥炸来彻底“战胜”癌症。
最典型的要数沃纳·贝兹沃达的疗法。他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最“杰出”和最“成功”的癌症治疗专家。他以大剂量化疗加移植，每位患者数十万美元的诊疗费用，取得了征服乳腺癌的“非凡成功”，轰动全球。整个90年代，他不时地出现在世界各地，大谈他的成功。甚至大胆宣布化疗“剂量限制的障碍”已被“克服了”。大量妇女蜂拥而至，接受他的治疗，全世界约有4万名乳腺癌妇女进行了这类治疗，涉及费用20亿～40亿美元。结果，20世纪末真相被披露，整个事件就是欺诈、数据捏造，一场骗局。2000年2月，随着贝兹沃达的身败名裂，狂妄的癌症征服疗法终于偃旗息鼓，很不情愿地退出了它所主导的癌症治疗舞台。
此事件之后，人类低下了高昂的头，检讨了自身无知所带来的狂妄，开始了新一轮与癌症的“交手”，这就是第三阶段。这一轮的“交手”，既不是试图“征服”癌症，又不是无奈地逃避，而是尽可能努力地在知己知彼基础上，借助智慧与癌症进行“博弈”。就像NEJM所说的有了“蓝图规划”的、相对有底气的相互对垒与抗争。
现在，可以说人类正式进入了借助智慧与癌症“博弈”的阶段。
20世纪人类对癌症征战的“落败”，确实需要系统反思。笔者总结认为：（1）19世纪前的“躲避”：惹不起，可以躲么。但实际上，当时，想躲也躲不了。这只是人类对癌症一筹莫展、十分无奈的流露，也体现着人类的谦卑。（2）20世纪的“征服”：伴随着科技进步，促使人们一心想征服它，不惜代价。折射出该时代“科学至上”、科学无所不能的科学主义之印记；也留下了人类狂妄而不可一世的痕迹。（3）21世纪的“博弈”：在极其痛苦（患者所承受的）及卑劣（欺诈、捏造、骗局）面前，敦促人们进行了沉思与反省，与癌的交手进入借助智慧“博弈”的新阶段。今天，对癌症再也不应奢谈征服了，这种带有敬畏的态度，或许显得更为理性、从容与科学，从而会更有实效。与癌博弈的战略性转折：成效初显
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分析检讨了20世纪美国抗癌的百年曲直历史：提示美国从20世纪初一心狂妄地试图征服癌症，一连串地碰壁、失败，到了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明显的战略性转折，包括手术、化疗、放疗等都开始有所收敛，讲究适度，并接受辩证地看待“根治”与“姑息”、治愈（cure）与呵护（care）的关系，加强了有效预防、姑息呵护等。例如，手术从一味地扩大根治，转向局部或改良；化疗从多药物、大剂量、长疗程，转向少药物、适度剂量、短疗程；放疗则更主张局限于有限照射域。与此同时，对微创、靶向及自然疗法（包括传统中医药）等则又寄予了厚望。
其实，随着医界贤哲、美国的恩格尔教授（1978）倡导医学模式须从原先单纯的生物医学，转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部分医界精英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在人与疾病抗争过程中，怎样设定目标，才是最适度，且合理的？
例如，美国哈斯廷斯研究中心发起的、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的全球性“医学目的”之讨论—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应如何理解医学？医学的最终或最佳目的究竟是什么—已于90年代中期得出结论：很多情况下医学应适度收缩自己的野心及狂妄，应从一味地对疾病“征服”，转向必要时的“姑息”。该中心并以《倡议书》方式，向全球医疗机构及其政府主管提议：对于疾病，需从只知道“治愈”，转向更多的“呵护”。很显然，这可以视为医学界的一大战略性转折，它折射出人类重新开始学会了敬畏（自然、疾病）、尊重（规律、本能），并表现出适度的谦卑与恭敬—因为人只是“自然之子”，而并非只知道狂妄并想凌驾于自然之上。癌症领域的上述战略性转折，则是其体现之一。
更可喜的是，10多年后，这一转折在癌症领域收到明显的效果，以美国女性癌症的发病率变化为例。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重全民癌症预防工作，经过若干年努力，已在女性中明显获益了。不久前，美国公布了新的癌症调查结果，就明显地体现出这一成果。（1）原先发病率最高的乳腺癌，近几年来发病率已趋于稳定，90年代后，死亡率逐步下降，2004年较1990年下降了25.4%。（2）女性发病率处于第二位的肺癌，1990年以前，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呈增长趋势，但近年来开始出现下降趋势。（3）胃癌、肠癌和子宫体癌发病率近年来略有下降，90年代后死亡率逐年有较明显的下降。其中，肠癌死亡率下降了25.4%。（4）卵巢癌发病率1990年后轻微下降，但死亡率数值稳定。（5）宫颈癌也有变化，与1990年相比，2004年子宫颈癌死亡率下降了31.0%。
1998—2006年，女性癌症发病率每年下降0.5%；1990—2006年，女性患者死亡率下降了12.3%。
上述成绩，主要是普及健康的卫生知识及防范癌症常识，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性行为等所获得的。
据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的分析，女性癌症（特别是乳腺癌）控制明显成功，源自两大因素：①重视普查；②告诫少用雌激素。笔者补上重要的两条：①强调适度治疗；②善用自然疗法。
男性健康也同样出现了曙光。2010年7月，在《癌症》杂志上，美国癌症学会公布了该国癌症的统计数据：2010年，美国查出1529560个新发癌症病例，其中，男性789620例（女性739940例），前三位是前列腺癌（28%）、肺癌（15%）和直肠癌（9%）；2010年，全美有569490人死于癌症，其中男性299200例（女性270290例）。2000—2006年，男性癌症发病率每年下降1.3%。男性癌症发病率下降较多是因为肺癌、前列腺癌和直肠癌发病率明显下降；女性癌症死亡率下降主要因为乳腺癌和直肠癌发病率明显下降。由于在癌症预防、检测和治疗方面的进步，1990—2006年，美国男性癌症死亡率下降21%，期间被癌症夺去生命者减少了76.7万（含男女）。在所有癌症中，男性的三大杀手是肺癌（29%）、前列腺癌（11%）和直肠癌（9%）。
例如，最鲜活的数据（均来自美国癌症学会）是2013年男性新发肺癌患者较2010年少了353例（从2010年的118443例，降至2013年的118090例）。
这些结果被癌症专家们称为“希望之光”。“这个数据非常鼓舞人心，人们在预防、诊断、治疗癌症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终于看到了回报。”美国肿瘤流行病学家大卫·奥斯佩博士指出：“以往发病率最高的15种癌症，男女性发病率都有所下降。其中，男性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下降明显；女性乳腺癌和结直肠癌下降明显。”出乎意料的是，在各类癌症发病率中，男性的下降比例都比女性要高，“他们在健康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值得赞赏”。
而男性肺癌发病率下降的成就，悉达多分析认为，主要归功于有效控制烟草。
控制烟草，也就是控制自我不良行为。联系到乳腺癌等女性癌症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下降，一大半归功于少用雌激素、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那么，人类应该学会“好好生活，活在本真中”，看来就是防范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疾病、守住健康、争取尽享天年的不二法则。第二章应对癌症新常态，从改变认知做起
医学科技进步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以至人们来不及思考进步中带来的很多问题，常常忘记医疗的根本目的，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韩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既然癌症已经成为新常态，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呢？这可是个严肃而需要理性深刻反思的大命题。一个悖论引发的质疑
有研究提示：1975—2005年的30年间，美国甲状腺癌、肾癌、乳腺癌、黑色素瘤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都增加了3倍左右，但这5种癌症的死亡率并没有明显变化。一种解释是：在这30年间癌症发病率的确不断增高，但由于诊疗水平的提高，做到了早发现、早治疗，大大降低了死亡率。这与后面将要提及的相关研究揭示不同癌症筛检组和对照组死亡率并无明显区别的结论相矛盾。因此，更可能的解释应该是：近几十年医学诊断技术的快速进步，查出了很多本来不治疗也不会死的“癌症”患者，人为地拔高了发病率。
后一个结论是韩启德院士做出的，他是资深而成就显著的病理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认为主要是不必要的癌症筛检，查出了很多本不致命的“癌”，引起人群广泛恐惧的同时，还人为地拔高了癌症发病率。鉴于他的特殊身份，此论可谓是惊世骇俗，被媒体誉为“颠覆医疗认知”。我却为他的深刻分析及敢于直言而深深折服，他的所言表明，他是一位睿智且有道义感、有良知的学者，故值得尊敬。
当然，笔者完全认同他的这一分析。
事实上，现已有不少严肃的科学研究支持这种解释。例如，有研究发现：对非死于甲状腺癌者的甲状腺做薄层切片病理检查，其中36%的人患有甲状腺癌，如果切片更薄些，也许会发现更多的甲状腺癌患者。法医学家尼尔森在对死于非癌症的40～50岁妇女进行尸体解剖，乳腺组织切片中发现约40%女性乳腺已经癌变。底特律的科学家萨克尔等进行研究，对525例意外死亡的男性死者前列腺做病理切片，发现即使20多岁的年轻男性中也有近10%的人前列腺已经癌变。而且，癌细胞的检出率与年龄明显相关，70岁以上者，80%以上患有前列腺癌。但他们生前并没有任何症状与征兆。
由于诊断水平的提升，诊疗中无意发现的肿块越来越多。其中，多数是非致命性癌症。韩启德院士举例说：一项在50岁人群中进行的研究，肺脏CT发现，吸烟人群中50%有肿块，只有3.6%会成为致命性肺癌。非吸烟人群中15%也有肿块，只有0.7%是致命性肺癌。肾脏和肝脏的CT扫描，分别发现23%和15%的人有肿块，其中，只有0.2%和0.5%为致命性癌症。对甲状腺做超声检查，发现67%的人有肿瘤，其中，只有0.01%为致命性甲状腺癌。
可明确地说，人群中确实存在相当数量的、终生没有征兆、不出现麻烦、不做病理切片也不会被发现的“癌症”。结合进化论及遗传学家的研究，细胞在适应中时时刻刻都在呈现“钟摆样”效应，摆动幅度过大，就可能出差错（细胞蜕变），差错积累过多，可诱发癌变。因此，只要生存着，只要有进化，细胞癌变就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些蜕变不等于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致命性癌魔。癌症的概念须重新界定
鉴于上述事实，国外也有强烈的呼吁。例如，2013年，美国一些重要癌症研究机构担任顾问的资深肿瘤专家建议：应当对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进行彻底改革。其中，特别强调须改变癌症的定义本身，把这个恶魔般的词从一些常见的诊断中彻底去除。
这些建议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个专家工作组，他们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论文说：一些癌前病变或症状，如影响乳房的原位导管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癌”，应当去掉“癌”这个字，进行重命名。这样，患者就不会太害怕，也不太会寻求很可能是不必要的乳房切除手术。
他们认为：许多在乳房、前列腺、甲状腺和肺部等部位进行癌症筛查中所发现的所谓“癌变”，完全不应被称为癌症，应当被重新归类为IDLE（indolent lesions of epithelial origin）症状，意思是“上皮来源性的慢性病变”。其中“indolent”（可译为“慢性”）意思是惰性很大，发展缓慢，或不活跃的。“我们需要一个21世纪的癌症定义，而不是19世纪的癌症定义，而我们一直都在使用后者。”美国癌症学会首席医疗官布劳利博士（O.W.Brawley）说。
呼吁重新定义癌症的更强大原动力来自医生、科学家和患者权益倡导人士对现状的担忧。因为今天冷酷的现实是：每年，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男男女女正在接受不必要的、有时有严重损害的诊疗方法，以治疗癌前和癌性病变，而这些病变本身很有可能永远不会产生致命的伤害。
近年来，高敏度筛查技术的出现，提高了发现这类所谓“偶发瘤”的可能性。偶发瘤，指医学扫描检查时意外发现的肿块或异常病变，这些肿块几乎永远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然而，一旦医生和患者得知这样一个病变存在，他们通常会认为必须马上进行活检、治疗，并想尽办法摘除它。这一定会为患者的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和风险，这通常被称为过度诊断，因此而承受不必要治疗则称过度治疗。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有关负责人称：过度诊断是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也是该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重点。“我们还是无法说服人们，乳房X线胸片检查、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测试和其他筛查手段所发现的问题，并非总是传统意义上会杀死你的恶性（癌症）征兆。”国家癌症研究所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瓦默斯博士（H.Varmus）说，“正如公众正在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一些科学家也正在认识到这一点。”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巴克乳房保健中心主任埃瑟曼博士是这份报告的主要起草者，她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更改筛查中发现病变的名称。
其实，笔者完全赞同这一倡议。临床上，像一些老年性的前列腺局灶癌、一般甲状腺局灶癌、肺的肺泡癌、脑垂体微腺瘤，包括胃的肠化生、多发性肠息肉等，都是常见的惰性很强的病变。动不动就手术，化、放疗，往往得不偿失。
但我深知，这些提议短期内是不会被接受的。阻力主要来自医疗界，包括部分社会人群。刊载上述消息的《纽约时报》在同一篇文章中，就转引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劳德乳房医学中心的医疗总监诺顿博士观点，他反驳说：“哪些原位导管癌会演变成恶性癌症，哪些不会？你能告诉我吗？”“我很希望我们知道这个答案，但并没有非常精确的方法。”
此话不假，就像当时对于根治性乳腺癌手术的反对者的诘问一样。因为多数民众被灌输了癌症绝对是另类的恶魔，故一旦已知，的确多数人进入了癌变快速发展的倒计时，恐惧、担忧足以促使它加快进程。如果不知，或者没被发现，这些“上皮来源性的慢性病变”中的绝大多数不会发展成恶性癌症（注意，癌症前面多加了“恶性”两字）。丹麦学者的基因探针研究发现40岁女性乳腺组织中40%有异常蜕变细胞，到了50～60岁后，这个比例逐渐减少。美国的前列腺局灶癌前瞻性研究发现，20年后只有7%的患者最后死于此癌，都是例证。
的确，我们不主张鸵鸟对策。但对被恶魔化且泛化了的癌症概念，却坚定地认为有重新定义之必要。因为仅仅“癌症”这个词本身，就足以杀死很多无辜者。
考虑到历史上“癌”的诸多艰难变迁，相信癌症的重新定义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还有不少人“寄生”在癌症防治的利益链上，会有人为的大阻力存在。癌症新共识：只是一类慢性病
笔者在几年前写下了《癌症只是慢性病》一书，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仅获得了许多奖，销售了数十万册，而且，被誉为是癌症领域认识上的一场革命。现在，癌症是慢性病已经成为医界及社会的普遍共识。
大学有关部门曾要求笔者就这一观点申报科技进步奖。而申报科技进步奖必须委托第三方“科技查新”，证明你的创新性。一检查，这观点居然是本人最早正式提出的（笔者在2002—2003年间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民生健康节目里，最早公开且多次宣讲此观点；2006年6月，在一份公开报刊上发文阐述“癌症只是慢性病”观点；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12月在一份文件中，以《面对慢性病：癌症》为题，涉及此观点；之后，国内著名化疗专家孙燕教授也明确谈及了这一点。此后类似的观点讨论就越来越多，《健康报》等都就此展开了专题讨论）。
问题不在于谁先明确提出，而在于凭什么这样说。
换句话，为什么说癌症只是慢性病？“慢性病”代表什么呢？很显然，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深入浅出地做出回答。
20世纪80年代起，医学界就讨论过到底要把癌症分到哪一类疾病里面去，那时候，国外专家们倾向于最好把癌症单独分成一大类疾病。
可经过20多年的研讨，人们逐渐改变了看法，并渐渐地达成了新共识：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只不过有点特殊而已。这是对癌症认识的根本性变革。
癌症是慢性病包含了几个含义。
第一，癌症的发病常常是一个漫长过程。从生物动力学来看，从细胞蜕变发展成癌症，最短的要4～5年，稍快的10余年，通常需要20多年。所以，临床看到的胃癌患者往往是40～50岁发病的；源自母体感染的肝癌患者往往是30～40岁发病的，他也许从小就是肝炎病毒携带者；肺癌患者则大都是50～60岁出现症状的，他也许已经抽了20～30年的烟..这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是慢性病的一大特征，它提示人们—完全可以早期防范，杜绝或推迟癌症的发生。
形象地说，临床所看到的癌症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下边还有很大一块未发现。如把癌症比喻为一场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最后一幕，已是尾声，没有看到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既然已认识到癌症的孕育、发生、发展是一个漫长过程，就应该重视早期防范。因此，确定癌症是慢性病，就要将临床工作重点往前移，不能等到了生癌之后，而要在健康时就从生活细节做起，防癌要趁早。
鉴于此，癌症防治须前移才能出成果。因为在几十年前，这些致癌的危险因素就已存在，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预防，做到早期阻断。如果不前移，让癌症发展到了晚期，就只能看到糟糕的后果了。前述美国的成功，就是例证。
第二，临床上如果合理应对的话，大多数癌症的病情发展并不快，不是马上会要命的，甚至可能不影响寿限。对此，后面引用的韩启德院士的研究，癌症有3种发展类型，可以支持这一观点。
第三，即使已经出现了临床症状，甚至属于晚期，合理的对策是想办法令其转化为慢性病，让其进展速度慢下来，让其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得到控制，让患者能与癌和平共处很多年。目前很多癌症患者经过治疗可以很好地带癌生存。最好的例子就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可以生存几十年。
作为辅助证据，研究表明：癌细胞的进程往往是走走停停的，常会停顿于某个阶段，不再恶化，或长期带癌生存而不表现出明显的进展。若应对合理，甚至会倒回去，回归正常。这一事实既可解释为什么很多死于其他疾病的老年人，尸检发现有恶性实体癌，活着时，却没有任何不适；更可说明很多癌症有自愈现象，或者没有运用征服性疗法，只是使用各种温和的自然疗法而临床痊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晚期癌症还可能扯扯“后腿”，把它转为慢性疾病，这是《健康报》上专家讨论的共识。晚期的乳腺癌肝转移、肺转移，肠癌肝转移等患者活了10～20年的不是少数，也是铁证。例如，沸沸扬扬的自行车赛手阿姆斯特朗曾经因为偷吃禁药而被炮轰，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抗癌英雄。1992年起他参加国际比赛，1996年世界顶级公路赛时被确诊患了晚期睾丸癌，癌变已扩散到体内。当时医生对其康复不抱希望。但他于1998年2月复出，并在其后创造了环法大赛七连冠的奇迹，被人们称为“环法英雄”。他偷吃禁药，是品行问题，而从晚期睾丸癌中康复，有足够体力参与这类高度竞争性的比赛，则是事实。在这方面，他至少是癌症康复患者的楷模。
美国有研究提示：乳腺癌有转移的，术后合理治疗，15年生存率仍旧可以高达82%，更是明证。请注意，这是指平均值，而不是个案。
试问：严重冠心病平均可以活多久，有资料说只有8年。那癌症不是慢性病是什么？
第四，有生物学研究提示，在有效的免疫监管下，加上周边微环境良好，蜕变的癌细胞可以长期休眠，不再发展。这既是对癌症不同类型的生物学机制解释，也是韩启德院士所说的最后一种类型，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癌症的慢性病特征。
当然，癌症慢性病特征，需要我们以对付慢性病的方式来对待。如果还是停留在过去“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放过一个”的征服式对策，那么，结局仍将是令人悲哀的。此时往往不是真正死于癌，而是死于无知的狂妄对策。癌症的不同类型及特点
如前所述，由于诊断水平的提升，临床诊疗中，无意中发现的肿块越来越多，但其中多数并非致命性的癌症。这些肿瘤常被称为偶发瘤（incidentaloma）。
基于上述事实，韩启德院士认为：据其进展程度，癌症（恶性肿瘤）可大致分为3种类型。
第一类：发展极快，一旦发现后，即使立刻治疗也往往难以逆转。
第二类：进展比较缓慢，症状出现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窗口可被检出，且病理上还属于早期，通过治疗后可以减缓或中断其病理进程。
第三类：属于惰性很大的停滞型，其发展非常缓慢，患者的生命终结时还不会出现症状或引起死亡。有些甚至自动消失。很多人其实早已存在这类癌症，自己没有发现，且一直相安无事而已。
韩院士进一步指出：其实，每种癌症都包含这3种类型，只是不同癌症中所包含具体类型概率不同而已。如食管癌、胰腺癌中多数为第一种类型；结肠癌、子宫颈癌中含第二种类型较多；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中多数为第三种类型。
他还指出，近年来，在乳腺癌、肺癌和黑色素瘤等中也发现越来越多的第三种癌症类型者。
结合临床4万余例癌症患者的长期观察，笔者补充认为，就总体而言，临床第一类占5%～15%；第二类则占35%～45%；第三类占45%～50%。
根据笔者临床观察，每种癌症的确都包含这3种类型，但其百分比大不相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中，1%～3%属于第一类型；胰腺癌、胆管癌等中，超过40%属于第一类型。而且，不同细胞病理类型也大有差异。例如，同为肺癌，小细胞肺癌恶性程度很高，60%～75%属于第一类型的，不过其特点是来得快，若积极有效地控制，去得也快；第一时间失误，则后果严峻。肺泡癌则85%～95%属于第三类型，除非过度化疗等，激活它。胰腺癌也一样，一般腺癌恶性程度不低，神经内分泌癌恶性程度要低得多了。其他癌症也可细分出很多亚型，分别有着不同的属性特点。
依据上述分析，韩启德院士表示癌症早诊断的价值取决于不同癌症病理特点。例如，结肠癌、子宫颈癌等一般属于第二类的“渐进型肿瘤”，筛查后有一段时间可以进行有效治疗，以避免其进展。而食管癌、乳腺导管内瘤等是“进展极快型肿瘤”，相比而言，前者的筛查意义高于后者。或更直白地说，“进展极快型”癌症即使发现了，积极措施的实际价值也比较有限。更重要的是，包括前列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黑色素瘤等在内的绝大多数肿瘤都是“滞进性肿瘤”，或可与人体较长期地和谐相处。因此，患者能否从目前的筛查手段中获益，综合效益如何，还需进一步思考。
当然，对于当事人或家属来说，自我很难确定发现的瘤究竟是“滞进型”的偶发瘤，还是已进入“渐进型”进展的肿瘤，抑或是“进展极快型”的肿瘤。因为，仅仅凭肿瘤发生的部位，并不足以确定这一点。对此，我们的经验是“一停、二看、三通过”。短期内不妨做些追踪，根据追踪结果，再下定论，决定对策。对此，我们在《生了癌，怎么办》一书中，较为详细地做了阐述。在此不作展开。癌症机制的“同花顺”假说
尽管癌症很复杂，其大类型有200多种；细分更多，且各不相同；有些类型虽然伤害不大，但没有人会喜欢它、乐于接受它。而对付癌的最好方法还是预防，早预防绝对是对的。但预防要有抓手与切入点，要有针对性。
这些，都涉及对癌症发病机制的认识。
虽然癌症机制的科学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有成果的论文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然而，由于认识方法局限于生物学细节，缺乏整体思维之引领，故依然如同瞎子摸象般的，成果高度碎片化—虽局部细节了解不少，各个亚分科似乎都有比较明确的进展，但总体认识支离破碎，难以形成大致清晰的框架。
这些，制约了对癌症认识的深化，也影响到癌症的防范，包括如何从癌症的磨难和挫折中走出，并提升人类的生活品位。
笔者喜好沉思。一个亲诊案例分析，也许能帮助理解癌症发病的机制。
我有个老患者，姓冯，从事汽车配件的。1998年时他的企业已相当不错，他原来就有胆囊炎、胆结石，我建议他手术切除。但因为没有征兆，他也的确一直非常忙碌，自认为没有时间。该年年底前的一天，他告诉我要到北京去与外商谈个大生意。那天，他踩着时间节点匆匆赶到机场。非常遗憾，天下了点雨，他的车和别的车撞了。他匆忙处理后赶到机场，飞机已飞走。那时航班没有如今这么频繁，当晚在机场宾馆住下，他有点不舒服，因为与人理论时淋了点雨。第二天他赶头班飞机到北京，到谈判地点时，外方代表已走了，不谈了。他很郁闷，驱车回机场路上，感到很不舒服，被重新送回北京城里医院。经检查：高热，胆囊炎发作。只能住医院治疗，一住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他特郁闷，仅仅因为小的擦碰，大订单丢了，生了一场大病，人也瘦了。回到上海，企业也出了点事，等他把企业调整好，慢慢恢复了活力，生龙活虎，好像一切过去了。没想到，春节过后3个多月，他妻子发现他脸黄、尿黄，出现黄疸。经检查，确诊为胆管癌。其实，我很早就提醒他，要控制胆囊炎症，实在不行，早点手术。他一直没当回事。
这个癌症个案，非常典型，其发病就是叠加效应。他一直处在持续压力的慢性应激状态（经营企业），又有慢性胆囊炎、胆石综合征（慢性炎症），局部也许早就有异变（癌前病变），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他是工作狂，平时非常累，也不会轻易“吭”一声，充满激情，所有不适都被自我忍了、掩盖了；病症早期的蛛丝马迹被忽略了。如果不淋那场雨，如果能赶上飞机，如果不丢大订单，如果没有重症感染，如果不郁闷几个月，也许，直到今天，他还是癌前病变，不会发展成胆管癌。但祸根总是存在的，或许，有一天会爆发；或许会被一直隐藏着，直至老去。患者本人事后则完全同意我的分析。
这类例子经历多了，我总结出了癌症发生、发展的“同花顺”假说。所谓“同花顺”，就像打牌，抓了一手的顺号牌，最大的了。笔者发现，促成癌症的发生，几乎都有着“同花顺”现象—是一连串因素，如持续压力、基因变异、免疫力偏差、饮食不当、代谢失衡、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等；复加上环境污染、个人嗜好不良（抽烟、酗酒）等；再遭遇某些小概率事件，诱发了“蝴蝶效应”，最后促成癌症的发生、发展。至少，大多数癌症发生机制，不是一两个环节失常所能解释的，每每涉及多个因素或环节。其中，除基因、饮食、环境等因素外，其他一些都与慢性应激相关，可以说慢性应激是这一过程中的基础性环节。
这样，我们可以拼出癌症发病机制的总体图案，尽管多数细节失之粗疏。
基于此，防范癌症就有了粗略的路线图：各个相关环节都需纠治，以改善癌变可能的基础状态；持续的慢性应激不可取，会导致沙漏样效应；小概率事件不可大意，以堵住“蝴蝶效应”的放大..而这些，都涉及生活方式。癌症的“早诊断”，需要不需要
笔者从事癌症研究30多年，熟知癌症防治有朗朗上口的“三字诀”—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但从90年代后，在诸多的论著或科普书籍（含讲座）中早预防依然是笔者十分强调的；早治疗则要看癌是“什么”类型；对早诊断则很不以为然，认为盲目强调，很可能是个巨大的“陷阱”。因此，近20年来，笔者绝不再提癌症的“早诊断”问题。
韩启德院士有感于今天临床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过度控制及对癌症的过度筛查（即俗话说的早诊断）之利弊， 2014年10月在南京医科大学讲课时，他强调说：“人们所公式化认定的癌症‘早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能够降低癌症死亡率。面对癌症，很多人都有个观念：要早发现、早治疗。人人都去检查，健康体检都要带上癌症指标的检查，这个有没有用呢？结论是否定的。”
他并以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来论证这一点。
他先以前列腺癌为例，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来筛检前列腺癌被认为是十分可靠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PSA得到了广泛应用。美国有一个很规范的循证医学研究，对7.6万多例55～74岁男性进行追踪，其中，一半人入筛检组，每年做一次血液PSA检测，外加直肠指诊（肛门手指触诊，是传统的前列腺检查方法）；另一半人为对照组，不做任何筛检。92%的人完成了10年随访，近六成人完成了13年随访。结果显示：定期筛检组中发现前列腺癌108.4例/（万人·年），对照组中97.1例/（万人·年），筛检组较不筛检组多查出12%的患者。但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数，筛检组为3.7例/（万人·年），与对照组的3.4例/（万人·年）没有显著差别，而筛检组死亡率还高出10%。因此，显然缺乏明确的意义。
欧洲多中心的前列腺癌筛查随机研究结果略有不同。他们研究了18万名中老年男性，其中72890人每4年做一次PSA检查，其余为对照组，不做相关检查。近9年的随访中，累积发病率在筛检和未筛检组分别为8.2%和4.8%，有些差别，筛检组的死亡率相对下降约20%。但如作进一步思考，死亡率相对下降20%意味着每筛选1409人才能减少1例死亡。而根据发病率之差，每筛选1409人，将多检出49例患者，其中48例属过度诊断，患者常活在恐惧中。故韩院士认为，综合性地看，筛检者并没有从早诊断和随后的早治疗中获得明显的益处。
进一步以肺癌为例：美国一项45万人群的荟萃研究，比较了运用各种筛检肺癌检查的效果。与不筛检组比较，每年X线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没差别；每年两次以上检查组，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如果X线胸片加痰细胞学检查与单独X线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统计学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吸烟和曾吸烟（戒烟少于15年）的肺癌高危人群，显示CT检查与X线胸片检查相比，肺癌死亡率有所降低。而与前面欧洲前列腺癌降低20%死亡率例子一样，落实到个体则意义不大，没有说服力。故普通人做肺癌筛检，并不能减少肺癌死亡人数，而抽烟者肺癌筛检则有一定意义。
2014年，《柳叶刀》医学杂志发表了加拿大研究人员的结果，他们在近9万人的研究中发现，按照先前美国建议的40岁以上女性每年接受一次乳房钼靶检查，在5～25年之间，尽管发现的乳腺癌患者有所增加，但因此死亡的人数却没有变化，故他们否定了每年一次钼靶筛检的意义。尽管美国等的学者对此有异议。因为他们先前的研究表明：钼靶筛检能使乳腺癌10年死亡率降低30%。即便如此，从绝对数看，人群中乳腺癌死亡率只是从0.33%降到0.23%。即每年每筛检1000个人，才减少1个人死于乳腺癌，似乎同样可忽略不计。
韩院士还提及了国外2011年的一项研究：50岁男性意外检出的肿块，包括肺、肾、肝及甲状腺在内，99%左右都不是致命性的癌症，10年死亡风险几乎都小于0.1%。鉴于此，他指出一些终生没有征兆或症状、不产生麻烦的癌，以当前的筛查手段进行干预，将造成过度医疗。早诊断的科学价值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自患者的感受：积极治疗未必是福
我与某位胰腺癌患者因长期医疗来往，发展成了挚友。2007年他被确诊为中晚期胰腺癌，去了全球最著名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肿瘤中心。当时，他的主治专家是以色列裔的美国人，很权威，也很直率，明确告诉他：“我是全球最权威的胰腺癌专家。你这个病，化疗可活6个月，不化疗只能活3个月..”且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其他可能！”他回到国内，因化、放疗没法继续了，在我处寻求中医药治疗。此后，他又去了美国，这时，胰腺的肿块缩小了，也已经大大超过医生断定的6个月了。那位医生很诧异，要求对他进行追踪，他俩也变成了朋友。因为他俩都喜欢打高尔夫球，常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聊天。那位医生闲聊到：美国从尼克松时代签署“国家癌症法案”后，加强对肿瘤研究的投入；千军万马研究癌症。尽管对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没有直接作用，却研发出非常多的成套而精密的检测设备与方法。若干年后，人们突然发现：这些设备与方法尽管标志着科研的重大进步，对癌症的早期认识或蛛丝马迹的发现，似乎很有好处，但这些东西推广后，是福是祸，说不清楚。似乎并没有显著延长人们的生存时间。那位专家认为：许多肿瘤早发现，不见得是好事情。例如，前列腺癌高龄老年男性都会有，一早发现了，告诉患者，你患了癌症，然后需要一连串的诊疗，也许只能再活四五年，够积极了吧。但如果没有发现，他优哉游哉，没有症状的，也许就能拖个七八年；有了症状后，再诊疗，还能再活两三年，不是更好吗？该患友把这个观点转述给我，他是深刻赞同该专家的意见的。因为他自己是从容与癌症博弈的受益者，而且，“对手”是凶险的胰腺癌。
我当然更赞同，由于接触临床患者多了，太有感触了。
笔者的一位亲属，插队落户在外地，1994年回到上海，插队所在地是内陆，食的不是海盐，而是矿盐，长期缺碘，加上工作压力大，回上海时她脖子一大串硬结节，医院高度怀疑甲状腺癌，强烈建议她第一时间手术。她找到我，我摸了摸，像是一块块小石头，蹦蹦硬，且不可移动，也确认她患的是甲状腺癌，建议她尽快手术。没想到她笑笑，根本不当回事。只求中医药治疗。仅吃了两年药，后来她遗忘了。20年过去了，身体没有变化，局部硬块反而软化了，原来脖子的憋闷紧绷感也早已消失了。当然，除了中医药治疗外，上海饮食不缺碘，加上退休了，压力减轻了，优哉游哉地生活等都是促使她康复的因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