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会好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培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这个社会会好吗试读：

自序 为自由而担责

2012年底，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思想沙龙。与会者多是这些年来在公共领域较为活跃的歌手、导演、商人、网络精英、学者及出版人。那天的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个“中国梦”环节，主持人让最后上台的几位嘉宾谈自己关于中国未来十年的梦想。这样富有时代特征的氛围与场景，对我来说实在太过熟悉。和往常一样，大家集中表达的多是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既安全又有尊严的国家，那里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民主政治，以及持久保障的人权、法治、自由，等等。

还记得1984年，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的情景。从中国心到中国梦，跨越三十年。不同的是，中国心是以中国塑造中国人，而中国梦是以梦想塑造中国。前者连接过去，后者面向未来。美国梦，中国梦

这个环节也让我不禁想起了不久前看到的一份有关美国梦的民调结果。据《今日美国》报道，24%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美国梦，40%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美国梦，15%的人表示毫无希望，21%的人表示对此并不关心。

什么是美国梦？这个词最初是1931年由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在他的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来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他的美国梦。”“美国梦不是物质丰裕的梦想”，他继续写道，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其天赋与能力来获得他的成就，而且他们的成就也能被其他人认可，不论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地位的偶然境地如何”。

我不知道类似的问卷在中国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它是有关国家的梦想，更是个人的梦想。而国家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一种相对公正的秩序，使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必为上访和躲避城管浪费时间甚至丢掉性命，而是专心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谈中国梦，这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即使措辞尖刻的言论，也是国家赖以上进的动力。所谓“爱一个国家，先要学会恨它”。这里的“恨”，是“恨铁不成钢”，是理性之爱，是清除坏事物的斗志，更是痛定思痛后的透彻。

你是否实现了中国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个人还好，至于这个国家，让我再想想……这是许多人的态度。至于这片土地未来怎样，是即将到来的崩溃还是持久的繁荣，没有谁准确地预言过。正如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所见证的，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变量，也有太多的恒量。有些方面千年不变，有些方面一日千里。

也有人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多赚点钱，能够早日移民美国实现美国梦”。这不是简单的自我解嘲，而是许多人的真实想法或者生活抉择。伴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走出国门。不过在国外我也遇到许多华人，他们苦于去留两难：对异国若即若离，对故乡藕断丝连。就像韩素音在《瑰宝》里说的一样：“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这个社会会好吗？无论是准备离开或回到中国的人，还是久居此地的人，都会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水、空气以及食品的质量问题，什么时候会有所改善？不受约束的权力，什么时候能够被关进笼子里？中国会像过去一样终点又回到起点，在麦比乌斯圈上徒劳无功地打转吗？马斯洛困境

相较于战乱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今天的中国无疑是好时代。从整体上来说，社会也是愈来愈丰富、开放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迎来了一个最关键性的变化，即民众在观念上的脱胎换骨。而这些现代观念也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几个月前，我在德国柏林主持一个“为何我们不能互相理解”的圆桌会议，在与会中西方嘉宾为“中国为何不接受西方人权观念”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们：“各位女士、先生，请回到现实中来，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不接受西方人的人权观念，而在于中国不接受中国人的人权观念。”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是个复数。同样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关于人权的想法也并不一样。

不是吗？尤其是经过百年来的冲撞、反思和演进之后，中国人的人权观念整体上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诸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私有财产等等，无论来自西方世界，还是来自东方传统，抑或只是来自人心的自觉，当代中国人都已见贤思齐、克绍箕裘、策驽砺钝，使之成为时代精神了。若非如此，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敢于公开批评政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维权的案例和钉子户？只是因为他们是刁民吗？

对于我的这个观点，曾在中国留学的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先生在微博上做出了很有意思的回复：“我七十年代末开始对人权观念感兴趣，是因为发现当时的中国青年，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西方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就有很强烈对自由和人权的愿望。民主墙运动是个例子，还有1980年的基层选举。对我来说，人权观念是从中国来的。”

另一方面，随着公民社会与自由网络的成长、阶层的板结、贫富分化的加剧，也包括前文提到的观念变化，现在社会冲突越来越多。从方向上看，这种冲突既发生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也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拆迁户被逼自焚，有的记者被跨省追捕，有的小贩被追打，有的城管被围殴，有的警车被掀翻，有的县长被扒衣……互联网上，人人举起了话筒，同时又掖进了耳塞。过去听太多了，现在只想说。

当公正与信仰被丢弃，当生命被轻视，暴力被纵容，对话被扭曲，整个社会更是戾气蔓延。相较于执政者所追求的政治稳定，社会成员最关心的是个体的安全感。当然，还有尊严。同在德国的那次会议上，我谈到个体尊严同样会体现在他人的不幸命运之中：你吃一千元的冰淇淋，喝十万元的拉菲，却对旁边沙发上正在强奸妇女的歹徒不敢说半个不字，又有什么尊严呢？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广为人知。这位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将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分别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通常，当人的一个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会追求下一个高级需求。

马斯洛没有回答——在什么情况下一种需求才算是得到真正的满足，如何量化？又为什么有些官员在貌似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甚至包括爱和归属需求之后，却没有随之而来的尊严需求？否则，过去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们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实行官员财产公开，不愿启动必要的政治改革？

马斯洛错了吗？似乎没有。从需求层次理论来看，那些拒绝财产公开、抵制进一步改革的人的需求仍然停留在第一或者第二层次，姑且称之为“马斯洛主义”的初级阶段。

反讽的是，当一位已经进入需求第四阶段、试图拥抱一种有尊严生活的公民提出要求，希望某些官员公开财产时，后者可能会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动用手中的关系与权柄，使前者重新回到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初级层次上。

如果人格化国家，读者还会发现，当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维稳同样面临“马斯洛困境”，即安全需求永无止境，而尊严需求遥不可及。什么时候，这个国家能够满足安全需求，并进入到爱和归属的需求、尊严的需求，乃至自我实现的需求？光明与黑暗

这个社会会好吗？回望各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曾经有过的腐朽与曲折，实在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不是为当下中国不好的一面辩护，只是从时间与人性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演进与文明的共性。英国出现过羊吃人运动，美国出现过食品危机，日本发生过水俣病，但只要对症下药，建立起相应的规则，这些时代的混乱就一一落幕了。问题只在于，那些与正义和秩序相关的规则将在什么时候得以确立。

2012年底，受美国卡特中心的邀请，我到美国考察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在投票之前的若干天里，我在美国东中部的几个城市里问了不少人，他们几乎都准备将选票投给奥巴马。理由也差不多，奥巴马代表公正。然而为什么几个月来美国的媒体和民调机构都在告诉我另一个事实，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票数可能一半对一半，甚至有可能会重演十二年前布什对阵戈尔时各胜一筹的尴尬局面，即罗姆尼赢了民众票，而奥巴马赢了选举人票。

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支持罗姆尼的人哪去了？为什么我很少遇到？当然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抽样有偏差，因为那些天我接触更多的是美国社会的底层，是少数族裔。事实也是如此，投票日的出口民调结果表明，超过九成的非裔、七成以上的西班牙裔美国人都投了奥巴马。

我没有预测错大选的结果，奥巴马的确获得了连任。但是上面的这个细节在不经意间解开了我关于中国的另一个疑团。过去几年间，我在中国接触了许多人，公民记者、自由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有良知的律师、有情怀的商人、渴望探寻真理的学生以及热忱的义工，等等。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希望朝着一个开阔的地方去，可是相关改革却举步维艰？甚至国退民进的曲线在近三十年走成了马鞍形？只是因为利益集团作祟，或者有理想的人没有组织起来吗？

前面说了，我的抽样有点小问题。所谓人以群分，如果我仅以眼前接触的人来判断中国的未来，以为90%的人想的都和我一样，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一方面，有太多的做着黑暗勾当的人我从来没有接触到；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我所遇到的人，在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光明形象也未必是其精神全貌。不是吗？一个反感香港人骂内地人是“蝗虫”的上海人或者北京人，也有可能为了自己一己之私而大骂那些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人是“蝗虫”。

关于人性中的幽暗，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其著作《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有过精彩论述。是的，人类社会不乏光明之子，但是这些人总是把社会变革想得太过简单，甚至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多做点牺牲，世界就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理论上当然是这样，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无以计数的黑暗之子，他们看重的是现实利益。如果时候到了，他们会滑向光明之子一边，如果时候没到，他们只会死守自己的一城一池，甚至与光明之子势不两立。

光明之子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黑暗之子的力量。在尼布尔看来，虽然光明之子创造了现代文明，但如果不能清醒地理解和应对黑暗，文明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光明之子必须明白自我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力量，他们必须拥有这种智慧，以便能够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引导、调停和控制个体或集体的自我利益。意识到这一点，就知道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变得麻木，不论是非。我平时温文尔雅，有时候也免不了会愤怒，哪怕只是些看似微小的事情，比如在用Google查找资料的时候，好端端的网页总是被重置，这种拦截实在令人生厌。谁不厌恶呢？就好比你心急火燎赶到河边，要到对岸去办件重要的事情，你好不容易找到了桥，正要过去，谁知这桥突然被人拆了。鼓掌的人

今天的美国，华盛顿的雕塑随处可见。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国父们，对美国独立及宪政的落实无疑居功至伟。但是，伟大的华盛顿并未成就一切，他虽有能力拒受王冠，却没有能力解放黑奴。两百年后，奥巴马有朝一日能够问鼎美国总统，得益于其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是林肯、道格拉斯、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还有数以万计的无名氏。

格莱美获奖黑人歌手Jay-Z曾这样深情地说道：“罗莎·帕克斯坐下来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

1955年，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因为占用公交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随后，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

荷尔普斯有言，“推动世界这部水车运转的水浪，发源于人迹罕至的地方”。罗莎·帕克斯不会想到，那一天筋疲力尽的她，会以坐下去的方式让美国黑人站起来了。2012年的一天，当奥巴马在亨利·福特博物馆里坐上罗莎·帕克斯坐过的编号为2857的公交车，他作何感想？曾几何时，那位黑人母亲，只因为要在这个座位坐下去，竟然会被逮捕。而现在，有着相同肤色的他，当选了美国总统。上图：1955年12月1日晚上的蒙哥马利，纺织工罗莎·帕克斯因为拒绝给白人让座而被捕。一年后的12月21日，这一种族隔离措施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违宪。当天，罗莎·帕克斯再次坐到了白人专座上。持续381天的黑人拒乘公交车的运动结束，罗莎·帕克斯因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座的前几年，有位黑人牧师在公交车上受到侮辱，被白人司机勒令下车，当他号召车上其他人一同下车以示抗议时，却无人响应。然而这件事在罗莎·帕克斯那里不一样了，许多人参与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来，拒乘公交车。从12月5日起，蒙哥马利市的4万黑人开始用各种方式出行，有的人甚至是走20英里上班，就是不乘公交车。381天的坚持，不仅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也改变了盛行种族主义的美国。

我时常听人感叹中国没有华盛顿，其实没有又如何？过去没有不意味着将来没有。别人不做不意味着你不能做。就算你也做不了华盛顿，你还可以做马丁·路德·金。做不了马丁·路德·金，你还可以做罗莎·帕克斯。做不了罗莎·帕克斯，你还可以做一个为他们鼓掌的人。如果你连这也做不了，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归动物的本能，就像特里西娅·奈特（Tricia Knight）所做的那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保卫自己的孩子。

身处转型时期，对自由的争取与保护，对公平与正义的谋求，正因为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更需要日常的持久的参与。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能隐忍的民族，不幸的是，这种隐忍通常都用错了方向。人们有耐心忍受苦难，却没有相同的耐心去结束苦难。

事情也并不那么糟糕。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看到两条新闻。一是2012年10月14日出版的《东方今报》为冻死在立交桥下的流浪汉降低了报头，并且标榜“我们降低报头，是为尊重生命”。过去这些年，有关降国旗的讨论不绝于耳。其实即使国旗不降，你仍可以像这家报纸一样，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弱者的同情。

二是《新京报》报道了兰州男子陈平福终于被撤诉。陈平福原本是一家国企子弟学校的教师，企业破产后，他靠在街头拉小提琴为生。2007年以来，因为在网上发帖、转帖批评政府，他先是在2012年6月被监视居住，接着在8月被以颠覆国家罪公诉。在兰州市检察院的干预下，法院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陈平福说自己发帖不过是“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这样的进步在中国意义深远，在我看来，这是小提琴战胜了大喇叭，是音乐战胜了暴力，是手握权柄的人战胜了自己，站到了良知一边。精英的迷惘

2012年夏天，我在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论坛，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是否会发生动荡”。我无法判断未来中国的走向，但我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比如长期的社会不公正、权力的无所不能以及精英阶层的缺失或者没有真正担当起社会责任。

半年后，我在北京参加百年职校举办的慈善晚宴。那天晚上来的多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有企业家、政府官员，还有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亲临现场，并代表使馆捐了几万美金。短短几个小时，一共募集善款两千多万元。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参加立人图书馆项目，记得在那次年会上，全年的募款目标也不到三十万，而且还颇有难度。在此，我没有贬低草根阶层的意思，而是看到了精英阶层参与救济社会时的效率。

我所理解的精英并非独以金钱衡量，我更倾向于将他们归类于有思想的行动者与建设者，即加塞特所定义的那些对自己有着较高要求、不随波逐流的人。

有网友在给我留言，“故历代仁志之士，举社会变革首当改造自身。从改造自身开始以促社会进步者，乃真精英。若只见批贬社会而不见自身行动者，则为一愤青而已矣。今日之社会，危机所在，非唯制度，在精英阶层之缺失也”。此话不虚。

当然，制度会影响精英的生产与消亡。回想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之所以走向彻头彻尾的暴民政治，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土崩瓦解、全尽无余，所以，当许多人声称要反思“文革”时，我却认为这种反思从一开始便搞错了方向。既然“文革”是中国各行各业社会精英被消灭后的结果，那么最负责任的反思应该是梳理这十年以前的原因，即历史何以至此，而不仅是十年之内愈演愈烈的暴力（结果）。当其他各阶层的精英都被政治精英加以暴力改造、削足适履，当理性与权利的屏障被拆得一览无余，曾经呼风唤雨的政治精英最后同样受到失去理智的暴民的清算，实乃种瓜得瓜，自作自受。刘少奇不能用宪法保卫自己，是因为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保卫宪法的人。

和改革开放以后世俗精英逐渐消亡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都得到了恢复性成长，政治精英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观念。如果仅从个人奋斗而言，其中许多人都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然而中国梦不能脱离中国本身，如果社会发生转型危机，相较于普罗大众，他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为了避免在不同的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暴力循环，避免社会运动蜕变为将张家的猪赶进李家的厨房，精英阶层更应该有紧迫感，以推动中国走出唐德刚意义上的险象环生的“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

而现在，从总体上看，精英仍是迷惘的。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精英本可以是非常幸运的一群，现有体制已积累足够多的恶例，他们只要稍微做点事（比如在任内废除千夫所指的劳教制度、建立民心所向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便足以让他们因此建功立业，留下不朽的名声。遗憾的是，在最近这些年，无雨点亦无雷声，许多人虽然身居高位，却并没有珍惜历史给予他们的机会。至于社会精英，他们当中不乏有心推动社会建设甚至政治变革者，但又不得不在现实的羁绊下踌躇不前——就像河南企业家曹天所遭遇的困境一样，当他宣布竞选郑州市长，得到的教训是他的企业很快被当地税务部门罚税三四千万。自由与责任

荷马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对此，阿诺德补充说，“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态时，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时候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人争取解放的时候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针见血的对比着实让人赞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在被压迫时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时，又变得飞扬跋扈，伤及同类？

从概念上说，它关系到对自由与权利的理解。托克维尔曾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为仇恨大于自由，法国大革命最终血流成河。反抗与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这种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从政治上说，它关系到对强力的约束。没有谁甘愿受人压迫，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不是因为这个人强而另一个人弱，而是因为那里奉行暴力逻辑，强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约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强者。同理，只要这种暴力逻辑不被打破，当有朝一日强者转弱，弱者转强，类似恃强凌弱的悲剧仍会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是暴力的结构并没有变化。如阿诺德所揭示的，在暴力的施与受的双重进程中，人类几乎失去了全部的美德。

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剧终”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着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价值。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哭”，不革命，百姓苦，革命，百姓甚至更苦。当革命因对暴力的迷信而冲出应有的边界，否定人的意义本身，革命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

简而言之，转型期的中国，有关自由的思考并未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讲座中我多次谈到，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就在于假自由泛滥、真责任缺失。在政府方面，表现为权力大而责任小，很多方面自我授权，为所欲为；在社会方面，则表现为各种底线的缺失，对于可能到来的时代巨变，社会也没有做好充足的观念或者心理上的准备。

美国著名心理医生弗兰克尔曾经建议美国人不能只在东海岸建一座自由女神像，还应该在西海岸建一座责任女神像。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人，按说最珍视的就是自由，但为什么他还要强调仅有自由是不够的？因为他知道，与自由对应的还有责任，没有责任也不会有自由。责任女神像的价值就在于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套用《新京报》当年的一句广告词，责任感不仅能使我们出类拔萃，责任感同样会给我们自由。所谓美好社会的密码，无外乎人人能为自由担起责任。我的人生，我的土地

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尤其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的变革少不了外部力量的卷入。前不久，读到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德国的民主受到了威胁，他还会以老迈之躯冲上街垒挥舞拐杖，但如果将民主引进一个发展中国家，他是一点力气也不愿出的。

我不想将施密特的这段话简单归类为国外政客的势利或者犬儒主义，积极一点说，我更愿意视其为忠告，即不要渴望别人来帮你多做什么，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当务之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

而这也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缘起之一。近几年来，我之所以在各地做有关“这个社会会好吗”的同题演讲或者讲座，除了探讨当下中国的一些紧要问题，更多的是着眼于将来的建设，希望自己能为这个社会的转型播下一些真正的自由与宽恕的种子。虽然力所不逮，忧思之心却是赤诚。

相较于讲堂前的麦克风，我更喜欢的是书斋里的文字。我不是一个喜欢争强好胜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好争论的人，就像罗曼·罗兰笔下的奥里维一样，只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目光明亮。奥里维之所以不愿斗争，并非害怕失败，而是由于对胜利漠然视之。那个时代，谁反对仇恨，谁就被打成叛徒，谨慎的人被称为胆小鬼，有人性的人被称为软弱的人。

今日中国话语暴力与仇恨情绪同样盛行。这里不仅缺少底线派，也缺少茨威格所说的“思想上的英雄主义”；这里不仅缺少中产阶级，也缺少中间意见阶层。在各种“主张的冲突”中，底线派与中间意见阶层往往也是遭受各方误解和伤害最多的，因为他们离开战壕，手无寸铁地走到了枪林弹雨的中央，走到左派与右派、政府与民众等各方火力的交叉点。那又能怎样呢？被民众围攻、被朋友孤立，甚至被权力嫉恨，本来就是独立思想者应受的。客观上说，这也是其价值所在。

在收笔之前，还是让我回到故乡。因为演讲的关系，去年底我回了一趟九江，并且再上庐山。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遗憾的是，当年庐山孤军浴血奋战的故事，渐渐被国史无知、无情地淡忘。不过，山间有文字的地方总还是免不了让我感到慰藉与着迷。这里不仅有刻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墓，在东林寺的藏经楼外我还看到这样一副对联——“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而且，我立刻喜欢上了这副对联。

实话实说，我在外地演讲的时候曾经借花献佛，把它赠给了所有在场的听众。现在，借着这本书的机缘我也把它献给所有的读者。这副对联既是决心，也是愿望，更是对“中国梦”的最好注解。当时有人问我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我便自作主张，将它翻译成了几句大白话：我将用心于此生此地，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圆满；这是我的土地，我必让它自由。

与读者共勉。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写于家中

[革命]如何告别革命

中国到哪里去？谈到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喜欢拿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与之相提并论。比如说它像辛克莱尔《丛林》里的美国，像水俣病泛滥时期的日本，抑或更像政治和解之前的南非——那时候南非也有人会莫名其妙地死在监牢里，而原因据说是他在洗澡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肥皂。

当然，读者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历史截面，说今天的中国像是某个时期的苏联、北非、阿富汗，甚至中东——理由也许只是前些天中国某个地方竟然也发生了自杀性袭击事件。如果遇到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他可能还会皱着眉头说现在的中国像先秦，像盛唐或者晚清。总之，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几个可以重叠的特征，将两个天遥地远甚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但那些特征却又是真实的，绝非杜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评价似乎同样适于今天的“盛世中国”。这里是朝气蓬勃的新世界，又是悖论满身的旧王国。这里愚蠢与聪明交织，黑暗与光明缠绕。这里有的人踌躇满志，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家徒四壁；有的人直登天堂，有的人直下地狱。一

201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西单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和一位法国学者聊天。他说，今天的中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也像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我笑了笑，说如果对照法国历史，今日中国所处的时代既像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理由如下：

前者，1789年开启的大革命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成功，革命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进步，同样带来了预料之外的恶果，甚至一次次回到帝制时代。革命不过是历史转型的开始，而承受了暴力之苦的许多法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已经惧怕流血，从而寄希望于日积月累的社会建设。我曾说中国是“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纪代替流血之世纪，也是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之所想。

至于说像法国大革命以前，并不是说社会矛盾使中国一定会再次爆发革命，而是说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有着惊人的相似。和路易十五时代相比，路易十六的有限改革已使法国面貌一新：政治由专制走向开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国民自由可谓有增无减，然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生活难以忍受。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所分析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就好比一个生来手脚都被戴上镣铐的人，当他有朝一日被解除了手铐，自由虽然增加了，但这种局部改善可能让他感受到更深的痛苦，也让他有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其一，当他开始行使双手的自由时，不仅发现脚上的镣铐会间接限制双手的自由，还有可能将脚上的镣铐视为一切不幸生活的根源，并为此感到羞耻；其二，因为恢复了对现实的疼痛感，在手铐被去除后，他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脚镣同样应该去掉，道理是一样的，而且迫不及待；其三，他不再是个被绑着四肢的人，双手的自由将为他除去脚上的镣铐提供条件。

路易十六的不幸在于，虽然他已经着手改革，但他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格局却没有跟上巴黎那些脚戴镣铐的“半自由人”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观。然而，由于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约束，社会间的侮辱与损害日积月累，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权利观念的变化，这个“最好的时代”正积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情绪。

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李泽厚与刘再复一齐喊出“告别革命”时，他们的思考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在2011年底，当年轻的韩寒因为“不想再讨好任何人”而公开“拒绝革命”时，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尤其是“革命派”的冷嘲热讽。无论你是否支持或信任韩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最初对“政治不正确”的讨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韩运动”，韩寒的“拒绝革命”是导火索。二

法国如何终于告别革命——在十九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近百年之后？

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变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国的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

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的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不知道珍视本国的价值与传统，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从圣西门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以及人道主义、法的精神等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正是政治与社会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像傅勒所说的那样，“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革命的硝烟如何从人心中散尽？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方面，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与决断，读者不妨随我到法国西部做一次短暂的旅行。

今天，走在布列塔尼乡下，如果你是个我这样的异乡人，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四季繁花、雨水涟涟。最动人是在和风朗日，好端端的天空竟会突然筛落一阵明晃晃的太阳雨。然而，早在两百年前，这片土地却比巴黎更腥风血雨，因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营，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杀戮之地。大约十年前，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一份有关革命的判词，一曲人道主义的挽歌。

小说是这样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保皇派叛军枪杀革命的蓝军，纵火焚烧城市，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烧光杀光，决不留情”。面对贵族的烧杀，蓝军则以暴制暴，绝不宽恕。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蓝军围困以后。本已成功脱逃的朗特纳克，在半路上听到一位母亲绝望的求救，又折返回去营救三个落难火场的孩子，却被蓝军擒获。受其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蓝军司令官戈万认为应该以人道对待人道，于是放走了朗特纳克。为此，戈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断头台。根据革命派的法令，“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都必须处以极刑”。而坚持行刑的，正是戈万的老师西穆尔丹。他们原本深爱着对方，然而，革命的教义杀死了革命的信徒，革命的老师杀死了革命的学生。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旧制度，是为了改造不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消灭人。在雨果笔下，当革命的意义超出了人的意义，革命者便只有死路一条——戈万脑袋落地，西穆尔丹举枪自尽。显然，雨果并不诅咒革命，也不反对共和国的建立，他反对的是你死我活背后的换汤不换药。他在《九三年》里安排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险些杀了戈万的保皇派在被捕后求死，而戈万的态度却是，“你要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让一切回到人的命运本身，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国大革命。为自由而战，而不是为革命而战，“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三

回顾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改朝换代，或曰“运动”，或曰“起义”，或曰“暴动”，为什么无一堪称革命？因为这些暴力群体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杀戮哲学，爱的都是水浒式反抗而不是穆勒式自由。

整理各式各样的革命，从最终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这种情况有时会被称为“革命”，但是考虑到它并没有促成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故而并非真正的革命。即便从一开始有打掉王冠的革命性纲领，但因为结果并不触及上述实质性变化，所以至少从客观上说是革命没完成或者半途而废，例如克伦威尔弑杀了查理一世，大权在握后偏偏又让自己当起了英国国王。“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的现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它们多被视“治—乱”宿命中的一环，与真正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种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这是最残酷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旧制度，同时因为仇恨和急功近利等原因而将革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最终结果是血流成河——从逻辑上说，如果束手就擒的国王可以被当作敌人杀掉，那么任何反对革命的人也都可能被杀掉，其历史典型是法国大革命。谓其残酷，是因为这里打掉的不只是国王的脑袋，而且有革命者的脑袋。简而言之，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打掉了革命者”。革命不断吃掉自己的孩子，先是丹东死了，接着是罗伯斯庇尔死了。到最后，最荒谬的一幕是，当革命难以为继，被打掉的王冠又被某个历史的拾荒者捡了起来，戴在自己的头上。

第三种是“打掉了王冠，保住了脑袋”。这是最光荣的革命。它着力改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坏关系，而不是消灭人，更不是照搬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更换血淋淋的统治者。这方面，最成功的是发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它不是通过流血而是经过各方妥协解决了革命的诉求。经此一役，不仅赶走了倒行逆施的国王，而且在转年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权利法案》，自此英国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原则。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当年的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流血，但是詹姆斯放弃抵抗，还是有暴力（或者压力）作为后盾：一来此前有查理一世被革命者杀戮的前例，二来支持议会的义军（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

就此展开，几百年后远在东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在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在日本人来之前互相开炮，等日本人走了之后还在互相开炮。

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龙写在《结束革命》里的追问让人警醒——为什么每当这个国家“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又是暴力的深渊？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为什么“光荣革命”没有流血牺牲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国革命暴力不断却在原地转圈，这是盘桓在包括基佐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心头的梦魇。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整体性的自由，在于从此告别革命而非不断革命，否则革命从一开始便已经误入歧途。

必须承认，在经过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纪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如前文中谈到的，法国最终告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够做到。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造坏的关系）有了另一层含义，即政治改革既是为了拒绝暴力革命，同时也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彻底告别革命。四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独立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时常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之中，不仅在于乐趣本身，还在于思想之中另有国土。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火烧出来，同时又不让它熄灭。这些年，尤其在各地的讲座中，我见到了许多热爱思想的人，大家本着一颗自由交流的心，坐到了一起。而在所有的讲座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贵阳，我是在到了之后才知道，邀请我去的是一群爱读书的老年人，因为《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他们拐弯抹角找到了我。多么让人感恩的相遇！还记得那天，阳光正好，我们在花溪公园，贤良桥畔，谈国家与社会，谈读书与阅世，在座者多是白发苍苍。这都是些读书人的种子，在他们身上，我闻到了久违的八十年代的气息。那是一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美好年代，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思想共和国而又戛然而止的悲情年代。

时至今日，在一个既没有真正完成又没有真正告别革命，在一个暴力还在指挥头脑的年代里，这样美好的记忆在我的生命里毕竟稀缺。好在我们总能够坚持做一些事情。

2011年，《南方周末》报道了我在湖北蕲春参加立人大学的暑期讲学的事。由于学校突然停电，当晚学生们只能点着蜡烛听我讲课。仿佛夜航船，多么浪漫的夜晚啊！然而背后的故事却没有那么浪漫，否则，转天上午在并不需要电的情况下，我们何苦将课堂转移到河滩上？

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从威权到社会，“统治者思维”无处不在。“认真你就输了！”这是犬儒世界的墓志铭。而我偏偏是个认真的人。苏格拉底说，不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同样，不曾抵抗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而且我相信，没有哪一个人真能阻止另一个人独立思考。就像弥尔顿说的那样，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思想自由，其荒唐无异于关上园门捉园子里的乌鸦。你以为地面归你管，可是乌鸦另有维度，它还有翅膀属于天空。你一靠近，它便飞远了。

相较于某些官员的一面软弱一面颐指气使，社会成员间自带干粮的互害与自毁更让人失望。有些时候，你只是秉持自己的良心与理性在表达一种观点，然而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份“死刑判决”。而这也是我这些年的真实阅历。当我谈自由的时候，有网站以“西奴”的罪名将我推上绞刑架；当我谈改良时，又被激进的“革命派”推上断头台；当我谈个体的具体命运，希望社会能够公正地对待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又有数以千计的留言前来向我索命。虽然你可以宽心地说那只是些“胡言乱语”，但许多人因为种种“暴力话语”而对未来失去安全感，也是千真万确的。

告别革命，同样在日常的话语与行动中。知识分子必须学会谦卑，他应该是理性的奴仆，而不是真理的化身。他反对别人做君王的时候，也必须打掉自己心里的王冠。他必须告别内心的暴力，因爱智慧而肩负道义，但又不被政治激情所淹没，即朱利安·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理性之路又是何其艰难，写下《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班达本人，当年曾是何等清澈——他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人类虽然作恶，但是崇善；可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知识分子发明了一套理论，使得政治家不但作恶，而且崇恶。然而，即便是他这样一个小心翼翼的知识分子，一个在德雷弗斯案中坚持正义的法国良心，竟然在后来鬼迷心窍，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政治辩护。

正是因为认同知识分子必须谦卑，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做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

你很难相信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社会是告别了革命的。温家宝总理担心“文革”再次发生，如果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话语暴力，你会发现，我们需要讨论的根本不是“文革”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文革”为什么没有离去。

顺我者友，逆我者“汉奸”；顺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经过上世纪漫长的“革命训练”之后，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学会平等对话。按说，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需要派别平衡，然而在中国想找一个坚定且有底线的左、中、右派却是很困难的。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冒充左派败坏左派的名声，复仇主义者冒充右派败坏右派的名声，而你死我活的暴力思维让左派消灭右派，右派消灭左派，左派右派一起消灭中间派。人们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审美的观点，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敌人。

2012年的方韩之争，据说有夫妻因为意见不合还离婚了，但愿这不是真的。在此过程中，我真切地见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如何被污名化。当一些我平素非常尊重的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开始满嘴“公知”、“母知”以嘲讽他们所反对的人，与“公知”撇清，我看到这个自甘堕落、无善不摧的社会，又在互掷刀剑，自毁长城。

每个人道德未必相同，但总有共通之处，以彰显人的高贵与神性，然而在许多公共讨论中，道德也被污名化。坚守底线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认为是“抢占道德高地”。事实上，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在这个国家，有理想的人尤其必须内心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读书人一生取经，命当如此。我在微博上对灰心丧气的朋友们说，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五“别绕圈子啦，熊先生，讲讲中国会在哪一年转型成功吧。”当讲座进入提问环节，我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追问。只言片语间，半是对美好生活的心驰神往，半是对困厄现实的焦躁不安，仿佛中国若不转型成功，这日子就真的没法过了。

当然，我并不是这样想的。即使是身处逆境之中，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即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至于中国何时成功转型，我只能一笑置之。我不是手扶墨镜的算命先生，虽然从趋势上相信这个国家终究会朝着一个宽阔的前途走，但也不能断定前面就没有深渊和回头浪。中国仍是个未解之谜。无论你公开支持谁或反对谁，在你之外仍有无数的变量和因果链条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醉后不知天在水，坐在时代浩浩荡荡的梦境里，你不知道风朝着哪个方向吹。

上面的问题时常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现在大学门口的保安都是哲学家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三个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对于大多数主张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问题通常都不是什么问题。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好好活着，穷尽此生欢乐，是人生第一要务。一旦日子过得不好，比如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强征，自己被跨省追捕，他们就会问“中国到哪里去”。

中国到哪里去？它不仅是困扰中国人心灵的“终极问题”，也让世界各地的中国学专家茶饭不思，为伊消得人憔悴。如读者所知，这曾经是个已经解决的终极问题——中国将奔向共产主义。然而现在，在经历了上一世纪的迷失以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不再那么好高骛远。他们更想知道的是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自己所期许的未来。

其实，中国到哪里去并不重要，或者说并非问题的关键。既然你并不能够决定中国的未来，唯一能决定的是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态度，那么就想想你自己该到哪里去。这才是你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悲悯的，就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如果你热爱言论自由，就要毫不吝惜地表达你的自由，你要配得上你的热爱。

我曾经想着以文字立世，军书羽檄，风樯阵马，好不快哉！十几年过去，有时我真觉得自己需要彻底回到内心，我疲倦于和这个国家纠缠不清，我不想让自己过得太支离破碎，我想回到文学，我想另起炉灶，我想和这个时代平起平坐。我很清楚，让我终身受益、恩泽灵魂的是文学，而非时事评论。当我将《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我的心灵圣经，将《九三年》视为告别革命的预言书，我更明白文学与宗教一样，另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那个文字搭建的城堡里，有着现实世界永远无法剥夺的自由。而在现实世界里，人人生而平等，在灵魂上的平起平坐也是天经地义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宇宙，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是自我世界的帝王。我们的终极问题不是这个国家到哪里去，而是我们自己要到哪里去。我将重新发现社会视为“中国的新革命”，我同样愿意看到“中国的心革命”。我们热心于改造世界，其实我们自己恰恰是那个最需要改造的世界。我这样说，不是落魄的李煜学渔父归隐，吟咏“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不是为了向世界告别，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世界。六

2007年4月，我在柬埔寨有一次短暂的旅行，痛惜那个国家的破败，哀叹红色高棉政权带来的千疮百孔。而就在此前一个月，一位叫哥沙纳达的法师刚刚逝去，当月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还为他推出了悼念文章。正是哥沙纳达的故事，让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更多崇敬之心。他双手胸前合十，瘦小的身影在柬埔寨中部雨林的羊肠小道中深一脚浅一脚俯首前行。行走时必须时时留意脚下，地雷甚至埋到小路边。湿气模糊了眼镜，汗水却令头顶更加光亮。黄色的袈裟被拉起以免和灌木丛纠缠，下面露出结实的鞋袜。身后诵经之声随鼓点起伏，引领两三百名僧俗步行穿越柬埔寨，只为祈求和平……弹壳从行众头上呼啸而过，炮火四处开花。一些人死去了。怯懦之人逃回家中，法师却一意孤行，穿行于冲突地区。行众时常发现身后跟随了大批难民，和他们一样走痛了脚，带着满载床垫、平锅和活鸡的牛车和自行车一路跋涉……

1974年波尔布特上台后，原本高贵的僧侣作为“社会寄生虫”很快被驱逐出寺院，剥下僧袍，甚至被折磨致死。到1978年，柬埔寨境内几乎没有了活着的僧人。高压统治下的幸存者流亡至泰国边界，在那里建立了难民营。几年以后，红色高棉被赶进丛林，一些有责任心的僧侣在哥沙纳达法师的带领下，开始离开寺院，走向民间。当他们开始“真理朝圣”，每天三四点便出发，而沿路的人们也会早早地在路上守候他们，跟上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告别革命”的队伍在柬埔寨越走越长。

据说有一次，一些和平行者陷入红色高棉武装和政府士兵的交火中。很多士兵看到他们都会放下武器，跪着哭着祈祷：“我们不想打仗，但我们没有办法，但愿我手中枪里的子弹能打进人体却打不死人。”因为倡导和平，阻止战争，把柬埔寨的难民营、监狱、贫民区、战场当作修行的庙宇，哥沙纳达被人称为“柬埔寨的甘地”。最初读到哥沙纳达法师的故事时，恍惚之间我仿佛看到僧侣们走过的每个脚印里都长出莲花。这是一次次感化人心的旅程。世界如此离乱，但即使是一个手握刀剑的人也在试图找回自己。

先问你要去哪里，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而不是时代去哪里，国家去哪里，世界去哪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时代，你就是怎样的时代。你热爱怎样的国家，你便拥有怎样的国家。你走到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世界可能还跟不上你，国家可能跟不上你，时代可能跟不上你，但只要你已经在为自由担起责任，你就要有耐心，对未来的日子保持虔敬之心。就像我曾经在新年来临时表达过的——如果三月播种，九月将有收获，焦虑的人啊请你不要守着四月的土地哭泣。土地已经平整，种子已经发芽，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来完成。2012年5月17日（摘自《思想国》再版序言，有删节，原题为《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在哥沙纳达法师的感召下，许多爱好和平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观念]观念与中国

我想先从网络的角度来阐释中国的变化：一是社会网，二是互联网。前者是社会之网，相较于国家而言，也就是借着“state-society”（国家—社会）这组关系看社会领域的消长。后者则是技术之网，但是这种技术并非孤立的，它融合于我们的社会。近十几年来，正是因为互联网及互联网精神的注入使这个社会脱胎换骨。我属于中国最早上网的一批人，在这方面有不少见证与体悟。A：社会网

先说社会网的重建。按说，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或者政治存在都是由社会建立的，而社会既然有权利建立一套政治组织，同样有权利建立其他组织。然而，自新政府在1949年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之后，中国社会的这一权利很快被剥夺了。更严重的是，不但建立其他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的权利被剥夺，甚至连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也被剥夺了。

在这里，我把过去的六十年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是中国政府（国家）不断集权化的三十年，一切都是政治领袖说了算；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则是去集权化的三十年。

前三十年，国家吞并社会。政治上，有储安平批评的“党天下”，不过很不幸，一个月后他就“向人民投降”了，而且十年后不知所终。

经济上，农民养了几千年的鸡，现在成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方式，都一度被禁止，“割资本主义尾巴”，更准确说是“剐资本主义毫毛”。文化上，到“文革”时只剩下了几个政治样板戏。思想上同样无所作为，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一度连自己的语言都丢掉了。

前三十年，资本、社会、文化与思想都被国家没收或充公，除了“剐资本主义毫毛”，还有集体化、大跃进、反右、“文革”，与之匹配的是无所不在的单位体制、计划经济。这三十年虽然在名义上这个时候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吞并社会”、“有主义，无社会”的三十年。考虑到当年的领袖崇拜以及不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不仅消灭了社会，也消灭了主义，在后来的演讲中，我又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概括为“有主席，无社会，无主义”。直到毛泽东去世，几乎所有中国人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不安中，为什么？因为此时的中国已是一个“无主席，无社会，无主义”的“三无国家”。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这几天在香港，我看地铁里“丰胸只用四星期”的广告一定迷住不少女性。不过没关系，如果你不相信，没人会强迫你去丰胸。可当年中国“赶英超美”，是一种无所逃避的政治动员，一种强制，无论你是否同意，都要做共产主义的丰胸手术，而且不是四星期，可能是一天，一小时，十分钟。就这样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看看大炼钢铁的废铁炉，哪个不像是被报废了的胸。伴随着社会被国家摧毁，中国政治与经济也差不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就是在这个悬崖边上，七十年代末中国不得不开始政治调整，重新定位国家，重新发现社会。

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这既是中国社会自我解救的过程，也是个体权利不断觉醒的过程。接下来的三十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十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最后功败垂成，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十年；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最后暗度陈仓，这是“以己任为天下”的十年；最近十年则是社会与国家充分博弈的十年。从九十年代“背对主义，面向自由”开始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任何权利宣言，但是人人试图从国家体制中抢回自己，并且捍卫已经收复的自由与生活的权利，却是清晰可见的。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从主权到人权，从政治到生活，从官方话语的衰微到民间话语的流行，这是中国人重新发现社会、发现自我的几个维度。草色遥看近却无，许多变化平时不觉得，但回过头看过去十年、二十年的变化，却是如此波澜壮阔。

在这里，我要着重谈到的是最近的十年，即我说的博弈的十年。于建嵘先生曾经谈到一个资料，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至9万起，2007、2008、2009年都超过了9万起。群体性事件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其中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其中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和政府与民争利有关。这一切也印证了我所说的，当下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政府退到该退的地方去，真正维护好社会秩序，做一个合格的管理者，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不受约束，自我授权，继续挤占社会资源，妨碍社会发展。

想想这些年发生了多少起因强拆引发的“钉子户”自焚案！不久前自焚的陶兴尧，他今年已经92岁，参加金门战争时肠子都打出来了，没死。但现在，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与猪场，自焚了。同样的悲剧还有成都的女企业家唐福珍，她也是为保卫自家的房屋在屋顶上自焚……

我有时会问自己，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另一场战争？最不乐见的是上述悲剧不断重演，而政府却在朝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在努力。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维稳费用是否已经超过军费的问题。当我们把大量的税收用于内部安保，以维稳之名平息日常的权利诉求与抗争，与其说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内耗，不如说是一场令人羞耻的内战。

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过去有卫国战争，现在有卫家战争。从网络上的声援可以看出这场零星的卫家战争的波澜壮阔。如果不是被骗去打仗，过去的卫国战争在本质上和今天的卫家战争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当然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卫国战争时期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暴易暴”，而今日社会对政府仍抱持希望，没有失去最后的耐心。

一方面，社会冲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社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与宽容，你很难想象木子美、芙蓉姐姐、凤姐这样的人在以前会受到媒体的关注——虽然现在很多人还在嘲笑她们，但大多数人并无恶意。这说明社会本身在发生着和风细雨式的改变。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胡适重回大陆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变化，也展示了这个时代过去所走过的弯路。几年前我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做过一些对比，比如他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实就是邓小平的“猫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而“充分世界化”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等等，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胡适的著述中都是可以见到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各顾各”，更是胡适所竭力主张的。胡适借易卜生的话说，当世界像船一样沉下去的时候，你的最大责任是要救起你自己。

与此同时，社会的横向联系日渐加强。正是在此背景下，那些被体制驱逐的人，像原来《南方都市报》的喻华锋、程益中等优秀媒体人，即使被体制驱逐，也能在社会上找到很好的落脚之处、容身之所。过去因为国家是唯一的雇主，凡事都得仰仗政府的鼻息，而现在社会可以养育她流浪四方的儿女。

更重要的是，这种进步并不止于被动的驱逐与接收，还体现在你可以主动退出来。在过去，个体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是没有退出机器的权利的，你退出就是破坏生产工具了。而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由的，可以用脚投票。当年的大饥荒，和农民加入公共食堂退不出来也不无关系：一个月吃掉三个月的粮食，当公共食堂要沉的时候，民众退不出来，他就不得不为国家一些错误的政策殉葬。这一切应了一句话，不能离开的天堂就是地狱。

当然，我说的这个社会网络也不局限于中国，它还包括国际社会。由于商贸、交通与通讯的发展，中国与世界越来越不可分割。中国充分世界化、积极全球化，既是向世界开放，更意味着以世界之力救济一个国家，意味着整个世界将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大陆”与社会网。B：互联网

接下来说互联网。互联网将数以亿计的网民连在一起，缔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平台。它不只是技术与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文化。

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古往今来，中国人热衷办两件大事，一是修坝——所以从天上看，如今的大江大河都修成了梯子；二是修墙，过去在月球上看到万里长城，现在在月球上可以看到“万里防火墙”（Great Firewall）。如果眼力不错，你还可以在月球上看到你地球上的故乡有人日夜“翻墙”。我们没有Wall Street（华尔街），但有“Wall State”，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富国墙民”的政策该改一改了。

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八十年代如果政府要禁止某样东西，总还能够动员一些人为政府捉刀，比如“反对‘精神污染’”，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相聚的时候，公开讨论更多的反而是什么样的“翻墙”软件最有效，其中甚至包括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是这个时代的默契。过去借助意识形态完成的政治统治，现在不得不更多依赖技术，而作为被统治者的公民，当他们也掌握了技术，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以技术对抗技术”的层面。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仅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人们通过互联网交流是平等、自治的。当然，我也注意到，由于大家接受的信息不一样，“翻墙”运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一个“民意的分裂”。不过，我相信这种分裂会在信息的不断流动中得到克服。

从整体或者趋势上看，我并不觉得政府的这种技术管制有效，毕竟它有悖于人们获取真知、追求自由的本性。就像当初柏林墙尚未完全竖起的时候，就有卫兵冲过去。今日中国，网络更是一种推动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的工具，担负着相较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时代重负。民众随时可以端起键盘，成为表达自己公共意见的网民。

网民不同于人民，它是社会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在这个时代却有着极其特殊的现实意义。和人民之虚指不同的是，网民不仅是一个集体称谓，更是一个个意见终端与权利终端，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它兼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于一身。网民既是单数，又是复数，既是具体的权利人，也是有着共同意向与利益的群体。当人民变成网民，每个人都是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主体，每个人都是集体利益最真实的代言人。当网民找到自己的麦克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再也不能僭越于权利的网民之上。网络时代的启蒙运动

继新文化运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之后，互联网将中国带入第三次启蒙运动。互联网在今天的中国很像是当年欧洲的咖啡馆，只不过实际上有了质的提升，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很多人谈“启蒙”色变，认为启蒙是一个坏词，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我们也要重新定义启蒙，即启蒙必须奠基在自由交流的基础上，而非由上而下的传达与强迫接受，就好比我有个手电，只对着你的眼睛照，然后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光明，这种启蒙只会把大家带入到一种黑暗的状态。如果你看到的只是手电的光，实际上你已经失去了视觉。

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快捷的信息交换，还有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上面谈到，尽管现在有网络审查，有删帖，但从整体上说，互联网毕竟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平等交流的公共空间，人们每天都受到互联网精神的熏陶。现在有的网民把胡锦涛叫“涛哥”，把温家宝叫“宝宝”，合起来叫“什锦八宝饭”，这些去魅的公开表达，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科技改变生活与观念，最终也会改变政治。从子民到粉丝，政治粉丝的出现，领导人由崇拜的偶像变成网络时代的消费品。阿伦特曾经批评后极权时代“伟大让位于魅力”，我倒是愿意看到其中暗含的进步。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高高在上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接受改天换地的新生活，这本身也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情。再伟大的人，没有粉丝也会寂寞。

胡适曾经在演讲中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

正是这种担当，使无以数计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上半叶走到了社会风暴的中央。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忙得一塌糊涂，也输得一塌糊涂，到五十年代不但失去了笔杆子，连腰杆子也没有了。在客观上说，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选择，只是他们不像胡适那样有远见，能够预料到一个失去自由与宽容的世界将会面临一种怎样惨烈的后果。就此而言，上世纪的诸多灾难，知识分子群体是难辞其咎的。

现在，拜网络之所赐，几乎一无所成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将包办社会启蒙事业的重任交给互联网。每个网民怀着热忱，或激烈或温和，用鼠标指点江山，用键盘打拼利益，更不忘为无权无势者的当下境遇进行声援与思考。今天的网络启蒙运动，正是通过网民对一系列公共事件的参与得以展开，知识分子在这里遁身为无数网民中的一员，成为“马甲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大改变。原来是知识分子面对面地宣讲大家需要什么样的主义，现在是听众回归自身，问的是我给自己拿什么主意。这是一种从宽泛到具体，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转型期中国没有托克维尔、卢梭、雨果、伏尔泰、孟德斯鸠、洛克、梭罗，但有邓玉娇、许霆、李荞明、孙中介、张海超、唐福珍、陶兴尧、严晓玲……正是这些主角及背后的公共事件，触发了数以亿计的围观者对社会的不断思考，引发了观念的变化或者演进。网民成为媒体的一部分，他们反复重申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舍此，由纳税人供养的国家（政府）将失去意义。

我在天地图书买回一本书，杰鲁巴维的《沉默串谋者——日常生活中的缄默与纵容》，里面有句话打动了我：“发言一人即可，沉默却有赖众人合作。”这可真是一个大尴尬，大不幸！我们经历过那样一个众人一言不发的时代，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这种集体沉默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把大象赶出起居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上大街，指出国王什么也没有穿，因为大家再也无法对恶视而不见。

不自由的媒体也不失自由的精神，这方面，尤其是南方报业等媒体在社会变革中做了很多有益的推动。虽然有“震耳欲聋的沉默”，但在媒体人及许多网络意见领袖的带动下，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就像马丁·路德·金所说的，“当我们眼见真理却一言不发，就是我们开始死去的时候”，“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拜互联网之所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找回了自己的力量，开始以良知和理性去担当，这大概是这个时代最有希望的事情。观念与变革

中国有四大名著，其中有两部是关于石头的，《西游记》和《红楼梦》。为什么包括《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孙悟空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此外，中国现在还有一部政治“石头记”，就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改革刚刚启动，“摸着石头过河”可以理解，而现在中国方向已明，人们疑惑的是为什么有人还要坚持在河里摸石头，他们究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站在水里淘金？

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中国改革已死”。有权的为没权的制定政策，有房的为没房的制定政策，有车的为没车的制定政策，吃肉的为吃草的制定政策，狼永远有条件热爱羊。和政治上的“不过河拆桥”相比，现在还有经济上的“过河拆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当先富起来的人可以买很多房子，穷人却交不起首付，就像王石说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多数人买不起房，而是少数人买得起房。

如果仅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发展，诸位一定会变得灰心。事实上，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要是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国家与社会、民主与自由、国情与民情、私权与公权等政治概念开始有了相对清醒的认识。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物，而是人们日常交往的一部分，是人们谋求进步的工具。国家就像衣服一样，助人御寒取暖，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任凭衣服毁坏自己的健康，甚至夺去自己的生命。即使是一只刺猬，只会让身上的棘刺往外长，以在必要的时候保卫它，而绝不会让它们倒着往里长来伤害自己。

同样，尤其在经历了“多数人的暴政”之后，人们更能够理解为什么托克维尔称自己热爱自由甚于民主。如果不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民主不会是个好东西。

至于民情与国情——好吧，就算中国目前的条件真的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还不适合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那么砌墙的道理你总知道的，我们应该让石头同砌墙线对齐，而不是让砌墙线和石头对齐。换句话说，应该提升的是本地的国情与民情，而不是去否定自由与民主。

至于私权观念的成长，就更不用多说了。迫于舆论的压力，曾经大摇大摆闯入民宅的警察都要向被他们抓捕的在家看黄碟的夫妇道歉了。

近年来，有个典故已经尽人皆知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这样说过：“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问题是，当民主取代了君主，君主不能跨进的这个门槛，民主是不是就可以破门而入呢？在革命年代，政府以“人民”或者“公意”的名义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然而时代变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异口同声地说——不可以！

说个笑话。有记者问一位老农：“如果你有一千万，你愿意捐给国家吗？”老农：“我愿意！”问：“如果你有一千头牛，你愿意捐给国家吗？”老农：“我愿意！”问：“如果你有两头牛，你愿意捐给国家吗？”老农赶忙说：“我不愿意!”问：“为什么？”老农：“因为我真的有两头牛。”

在今天，这的确只是一个笑话，许多人只会奉献自己并不存在的利益。如果在大跃进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悲剧：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农民不但失去自己的牛，而且可能丢掉自己的命。

人类的历史，同样是一部观念变迁的历史。回望历史上的许多悲剧，并非都是人性偏恶或者人本自私的结果。事实上，很多人忙碌一生，做的也不过是损人不利己的事业，而这背后的推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观念。为更好说明权利观念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不妨从近百年中国历史中截取三个片断：

其一是1928年，为了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参加革命，中共中央指示湖南、湖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湖南特委执行这一政策后，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到边远乡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此暴行引发大批农民反水、以暴易暴，导致一千多名干部被杀。

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里，曾志特别收录了这段回忆，说明革命一旦违背民众利益将自食苦果，故引以为训。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暴力盛行，在观念上许多农民并未接受自己是革命的一部分，或至少不认为自己应该不计代价地参与这场革命。当时私权观念仍根深蒂固，当私权遇到暴力，抵抗甚至报复随即萌发。

其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此时革命已经完全压倒生活，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并存，后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民“被集体化”。一部分人选择了抵制，但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将自己奉献出去，包括上交刚刚得到的土地，砸锅卖铁去炼钢，甚至为之献身。随着革命形势的展开，那些自以为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慢慢丢掉了私权观念，直至彻底成为穷得只剩下了祖国的人。内在观念与外在压力合流，方有公有化运动之势如破竹。

其三是本世纪初，革命暴力已经消褪，“建设暴力”犹存，后者以暴力拆迁为代表。此时的民情与五十年代整体上的沉默大相径庭。个体的权利尤其是物权等观念深入人心，“钉子户”由坏词慢慢变成好词，甚至还要引导人民。围观者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上暗含了“观念上的冲突”，他们不再认同强拆者侵害民权的行为。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寄希望于“围观改变中国”。在我看来，围观的价值不只在于提供了一种公共参与时的在场感，还在于“围观改变围观者”，促成他们观念上的变化。也在这个原因，我认为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东部城市群落崛起，不是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不是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开始填满各式小区，不是高速公路穿过越来越多的穷乡僻壤，也不是互联网联接了千家万户，而是观念的变化，是私权观念与公共精神的双峰并起。我对中国未来抱有某种乐观精神，就在于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脱胎换骨。这种变化会孕育新的冲突，也必将使中国获得持久的活力，左右未来中国的蓝图。就像美国是个建立在一定观念之上的国家，中国也将因为自由、平等、自治、民主等观念的普及从此面目一新。（根据香港大学、《亚洲周刊》讲稿整理，有部分增删。）“发言一人即可，沉默却有赖众人合作”——国际特赦组织公益海报

[在场]围观改变什么

围观贯穿了人类的历史。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但也有袖手旁观者，喝倒彩者。自从有了互联网，围观之风日炽，是故“打酱油”一词能红透大江南北。虽然“打酱油者”（如“小悦悦事件”中的路人）多被解读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者，但当互联网使跨时间、跨地域的围观成为可能，就整体而言，网络时代的围观被赋予种种积极内涵，所谓“围观改变中国”即是由此而来。在那里，围观几乎成为共同关注甚至集体行动的代名词。从全景监狱到全视社会

探讨围观改变什么，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观看与被观察如何进入并影响权力格局。关于这一点，全景监狱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切口。

全景监狱（Panopticon）又叫全景敞视监狱，它不是居依·德波笔下的景观社会，而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着重建构的一个概念。在景观社会中，“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而透过全景监狱，福柯看到的却是现代国家密如蛛网的规训体制广泛存在于从监狱到学校、工厂乃至全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最早由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模型中，监狱由一个环形建筑组成，监狱的中心是一座装着百叶窗且可以环视四周的哨塔。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哨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不对等的是，囚徒在囚室里看不见哨塔里是否有人，以及是否在凝视他们。这种全景敞视又单向透明的结构，决定了狱方可以随时了解囚徒的一举一动，而囚徒却对哨塔里的动静一无所知。在这个权力格局中，权力是可见的（中央哨塔与暴力真实存在）但又是无法确知（囚徒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是一种规训结构，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每个犯人都会在囚室里循规蹈矩，哪怕有段时间哨塔内空无一人。

人不应该生活在黑暗中，但在单向透明的全景敞视监狱里，生活在黑暗中成为一种特权。简单说，囚徒失去了黑暗的保护，囚徒只能在明处受管制，而权力却在或明或暗中持续运行。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运用在一个不开放的政治社会中。电影《V字仇杀队》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只有政府害怕人民，而不应该是人民害怕政府”。在全景敞视监狱里却完全相反，因为那种结构决定了只有政府可以监督（观看）人民，而人民无法监督（观看）政府。

全景监狱模型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或凝视），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马蒂森由此想到一种统治方式的转向。在现代社会以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凝视。掌权者依靠武力征服天下，处处显示他们的权威与荣华，对反对者公开行刑以恫吓国民。而国民所能有的态度，不过是羡慕其威仪，畏惧其暴力。而在现代国家，新的政权似乎更喜欢躲在暗处，监视其臣民，而不想被监视。

与此同时，马蒂森也注意到福柯的一个疏漏——没有给与此平行的另一个现代化过程予以应有的重视。马蒂森认为，伴随着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崛起，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权力关系同样在形成。大众媒介不遗余力地将权力从暗处驱赶出来，以形成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权力机制。为此，马蒂森根据“Panopticon”一词杜撰了“Synopticon”。根据“syn”前缀“共同”、“同时”的内涵，Synopticon可理解为“共视监狱”或者“共景监狱”。

对此，齐格蒙特·鲍曼进一步解释，全景监狱设立的条件和作用都是使臣民固守原地——监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逃跑或至少防备自发、意外和反常活动的发生。而Synopticon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监视行为使监视者挣脱了地域的束缚。而且，纵使他们仍身在原地，但至少在精神上将他们送进了电脑空间。在电脑空间那儿，距离不再有什么意义。对视监狱的目标如今已从被监视者摇身一变，成了监视者。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无论他们走向哪儿，他们都可以——而且确实——与那张超越疆域、使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网络挂上钩。

基于福柯与马蒂森的研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杰弗里·罗森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如果说福柯的Panopticon是“the fewwatch the many”（少数观看多数），而马蒂森的Synopticon是“the many watch the few”（多数观看少数，但它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多数观看少数），那么他所提出的“全视监狱”（Omnipticon）则是“the many watch the many”（多数观看多数），而这种全视监狱恰恰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生活在“全视监狱”之中，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看到谁，谁在观看我们，个人不得不担心自己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现的一致性。考虑到全景监狱强制人们进入一个可被监视的位置，而对视监狱或全视监狱不需要胁迫强制人们，将Synopticon、Omnipticon分别解读为“共视社会”、“全视社会”或许更为贴切。归根到底，大众传媒的兴起增加了社会能见度，使社会从原先单向透明的权力国家过渡到全景透明的网络社会。在这里，国民的视线能够互相抵达，不仅能够监视政府，也能监视每一个人。与《一九八四》不同的是，这里的互相监视是一种可选的权利，而非渗透到内心的义务与服从。而《一九八四》里所描写的社会是每个人监视每个人，所有人监视所有人，多数人观看多数人，实际上每个人有的只是义务而无权利，他们互相捆绑，将忠诚奉献给一个人，那里才是彻头彻尾的“全视监狱”，本质上说是“一个人观看所有人”（the one watches the all）。围观互联网

互联网给世人一个多数观看多数的机会。互联网上的围观，除了满足部分人的“看马戏”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在场或者见证），它还完成两个功能：一是社会自我监督，二是监督政府。

关于社会的自我监督，比如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网络名人罗玉凤发微博称死者“为中国的人口优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言既出，罗玉凤以及被怀疑与其有签约关系的新浪微博立即受到部分网友的激烈指责。最后新浪微博不得不删除相关内容。正如卡尔·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中所坚持的——即使是在一个自由社会，媒体也不能没有底线，因为“自由来自责任”。

对政府或者公权力的监督，尤其集中在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以来的近十年间。一个农家子弟，念完了大学，留在了城市，却因为没有暂住证枉死在广州的收容所里。这起“让眼泪一夜之间撒遍互联网”的悲剧激发了广大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决心。及至最近几年，各种有关强拆、环境污染、政府不作为或者恶意作为的维权表达更是层出不穷。

Forrester Research公司曾就成年网民使用社会化媒体技术比例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瑞典是欧洲参与程度最高的国家，在亚洲则是中国居首。（下页图1、图2）互联网执政与网络戏剧

与网络围观相伴而生的是互联网执政。“互联网执政”是“新闻执政”一词的拓展。“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的提法源于美国白宫发言人，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ling by Propaganda）。

互联网改变执政观念。执政党对互联网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正由“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媒体合作”。网民的政治参与，部分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日益影响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即使是那些曾经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的人也渐渐相信，与其把互联网视为挑战，不如顺势而为，使其变成可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机遇。图1 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成年网民使用社会化媒体技术比例（资料来源：Forrester's Asia Pacific Technographics Benchmark Survey, Q1 2007）图2 欧洲部分国家成年网民使用社会化媒体技术比例（资料来源：Forrester's European Technographics Benchmark Survey, Q2 2007）

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善治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互联网上的拦轿喊冤和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执政并不能实现人们期许的普遍正义，因为互联网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贯之的规则，不能消解制度上的贫困。所以，在网民毫不吝惜地赞美互联网为中国正在形成的开放社会立约时，更应看到，互联网议政与互联网执政的过度繁荣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其他治理途径的严重缺位与失效。网络更像是政治与社会表达的一个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头运动、议会辩论、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等于一身。它表面上热烈无比，却又有着杂烩一切的暧昧。作为博弈工具的互联网，一次次见证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审判”或者“互联网审判”才能推动；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决的问题，却要通过互联网上风起云涌的声讨“定止纷争”。

波普尔意义上的零星社会工程诚然需要所有人努力，但一个社会的大事小情都要靠民意“计件式推动”，其制度建设就定有不尽人意之处。同样，媒介意义上的网络的介入充其量是一种有限介入，甚至是一种朝不保夕的介入。这也是我将借助媒体关注获得的权利救济称为“眼球权利”之原因所在。在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引起公众关注时，那些不被关注的人或事件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着重解决。新闻当事人的出场，因此更像是与传媒、社会共同完成一幕关于社会良知与价值唤回的戏剧。当人们热情褪去，围观不再，原来因为围观形成的价值共同体同样作鸟兽散，至少失去了战斗力。如果不能真正在制度的日常运行中保障这种权利，一旦公众的视线挪开，维权者难免会再度陷入“权利的贫困”，所以许多公共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

当然，即使只是一场场网络戏剧，互联网对中国的改造仍然居功至伟。互联网不仅让中国社会不断进行横向联系，而且不断地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网上日夜不歇的围观与讨论，不仅改变公共事件的进程，而且改变围观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念，而这些人，是中国未来当之无愧的主人翁。政治国家与网络社会

阿尔文·托夫勒在《再造新文明》中这样区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差异是，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转型时期，通常也是波澜壮阔的时期。旧事物仍未完全消逝，新事物正在悄然成长，若有一项可能让这个社会脱胎换骨的技术突然出现，假以时日，这个社会整个架构都会在变局中动摇并重建。互联网之于今日中国，正是担当这一角色。

在《重新发现社会》里，我着重强调政治国家与网络社会/公民社会的区别。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中国一切唯政治马首是瞻，是社会横向联系严重收缩甚至归零的时代，政治主导了一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一场变革，将重心由政府设计一切的全能政治国家过渡到社会通过横向联系充分自治的网络社会，也就是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国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取得成绩，也在于不断地扩展了社会网络。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层面来看，尤其从九十年代以来，除了政治意义上的结社（如成立政党）外，经济意义上的结社（如成立企业）与社会意义上的结社（如成立NGO）已经先后展开。这些经济与社会组织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繁荣，早已有目共睹。

而这一切，首先得益于社会网与互联网的整合或“二网合一”。它包括两方面：从精神层面上说，体现互联网精神的一些技术应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和接受，在和风细雨中开始融入并提升原有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观念，如维基百科让人自然想到维基政府。从社会建设来说，互联网为社会的横向联合提供了货真价实的条件。

2011年7月4日召开的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不过，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这则新闻的关键其实并不在该社会组织被政府承认，而在于此前有这么多社会组织在发育。就在几年前，浙江金华五十多个QQ群的代表聚到一起，宣告“金华市青年QQ群联合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以网络QQ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对此，浙江省民政部门表示“其创新意义、探索价值非同一般”。就实际意义而言，互联网正在改变结社的定义。网络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工作和组织方式。在过去，结社有一个为之长远奋斗的明确目标，而现在互联网上的结社，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选择通过MSN、QQ以及微博进行交流，带来的是互联网时代的社区政治。

清末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经历诸多艰难困苦甚至无谓的流血挫折后，在中国试图平稳地穿越唐德刚说的“历史三峡”，期望完成第二次文化大转型的时候，互联网革命与中国社会的持续变革踩在了同一个节拍上。如果愿意探讨一些更本质、更长远的东西，读者会发现，互联网在中国的拓展，对中国的最大改变既不是技术网，也不是社会网，而是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既是历史点滴的因承，也是无数观念汇集的实体。自由的社会，清新的空气，开放的政府，正直的人们，中华文明曾经领先于世界，后又一落千丈，当它再次打开国门，不只是为了缩小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时差，而为了收获人的价值与尊严。（根据课堂讲稿整理）

[技术]互联网精神

前面的讲座中我谈到网络改变中国。如果问网络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联结。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结，比如“喜结连理”、“千里姻缘一线牵”。在那里相遇是美好的。如果被棒打鸳鸯，实际上就是失去了联结，而“妹妹找哥泪花流”的背后，仍是希望能够续接一种联结。如果联系不上，人们还会通过其他的东西建立想像中的联结，比如通过信物，睹物思人。也有通过大自然完成这一联结的，如江河、明月。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开放与技术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越来越方便。打开微博，你能和数以万计的人面对面交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网络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无论是社会网，还是互联网，网络社会首先就是建立起各种联结，而在君权神圣、国家至上的年代，这种联结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中心实现管理的，所以秦始皇统一全国，“书同文，车同轨”，其实都是出于政治传播的需要。只是在道路与通讯落后的年代里，虽然中央试图集权，但往往力不从心。1839年林则徐到广东禁毁鸦片，从北京出发，在路上足足走了61天。这种硬件上的不足，客观上给地方社会的横向联结提供了一定空间。政府失去了联结，政府会面临崩溃。据说在明朝崩溃前夕的1629年，朝廷将驿递系统的国家预算砍掉30%，以缩减开支，结果却导致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各地通信中断，中央的政治控制减弱，地方官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到达京师。

封闭社会的特征是，权力部门力求上传下达，高效传播，同时尽可能阻止甚至割断社会的横向联系。社会在政治压力下也会积极配合，所以像茶馆这种本来是让人们相遇的地方，却会贴上“莫谈国事”的标语。说到底，这是通过政治的有组织来统治社会的无组织。

今天的中国，走在由封闭而开放的中途，兼有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两种特征：一方面，社会的横向联系每日俱增；另一方面来自权力部门的压力仍然存在。只是，现在的这种压力更多来自盘根错节的具体利益，而非像过去那样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统治。

关于社会组织与社会联结的发展，微博是最好的例子。短短几年间，便有几亿用户。由于时代的关系，微博在美国以社交功能为主，但在中国则更多扮演公共抗争和社会动员的角色。

为什么微博发展得这么快？短短两年间，便有数以亿计的用户。在此之前，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官员说要大力发展微博，居委会的老奶奶们也没有敲你家的门，直截了当或含沙射影地告诉你必须开微博。然而微博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过，其间也闹过一些笑话：有官员不小心把微博当QQ，向全世界宣告他正在和谁开房。

此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物流。民营快递公司的发展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在买书方面，我不用跑到实体书店里去挑书，而是在网络书店买书，许多书在当天或者转天便送到了，而且送货员的态度也非常好。过去只有国营邮局时，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这种促进社会横向联系的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且不说行业内部有一些针对民营快递公司的歧视条款，单就公路而言，就已经给物流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运营成本压力，高速路桥费、停车费、时不时的罚款等各种税费支出居高不下，使物流企业叫苦不迭。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总共14万公里收费公路中，中国占了10万公里；中国95%的高速公路、65%的一级公路都是收费公路。繁重的公路收费对物流企业的“伤害”可以从一个侧面得到印证，据WIND数据统计，2010年A股19家高速路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全部在35%以上，利润率远超地产、金融业。而整个物流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不到10%，其中仓储企业的利润率只有3%—5%，运输企业只有2%—3%。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时任科协主席黄细花做过一次参与式调查：同一车货物，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贵，中国的运输成本如此之高，叫老百姓如何生存？叫老百姓如何不超载？如何不逃费？而这些费用，相当一部分用在高速公路上。所以有人说，公路收费如同吸毒，一旦开始征收，想要收手非常困难。

所以我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里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关键不在于政府做了什么，而在于政府没做什么。只要放手的地方，或者没有来得及管的地方，一个行业就会很快发展起来，因为人有通过联结相互获利的天性，换句更好听的话说，人有合作的天性。政府一旦干预过多，这个行业就会萎缩，甚至根本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互联网能有今天的繁荣，实在是因为互联网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只是生长在书房与办公室里，更生长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互联网文明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里说过，“历史从来就是在道路的两旁生根发芽的”。这句话很值得回味，我们通过道路、河流聚居，并因此衍生了古代文明，走向了现代文明。时至今日，我们在互联网上定居下来，通过互联网聚居，是不是也在孕育新的文明？

结合自己对互联网的使用与观感，每一位网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互联网的几个特点：对于好学者来说，互联网是信息的海洋、足不出户的图书馆；对于游戏迷来说，互联网是可以万人同沉迷的娱乐天堂；对于孤独者来说，互联网是没有地域之隔的交友俱乐部，在那里总会有人与你臭味相投；对于视听迷来说，互联网是全球最大的音像店，足不出户便可以将想要的影音资料收入囊中；对于心怀天下者来说，互联网是人声鼎沸的时代广场，从新闻到评论、跟帖，可以在第一时间获知刚刚发生的大事小情；对于淘金者来说，互联网是这个时代的富矿，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宝藏。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造，不只是建立起各种联系，同时它也在润物无声地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接下来从积极的方面说说互联网暗含了哪些精神，姑且就将它叫做“互联网精神”。1.自由精神

大凡心智正常的人，都会向往自由。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普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发明——它穿透无数的边界与墙，拓展了人的自由。这既包括接受信息的自由、表达自由，也包括生活自由、行动自由乃至政治自由。如果说书籍是时间媒介，广播是空间媒介，那么互联网则是一种打通了空间与时间的媒介。过去你必须在图书馆或者办公室里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在家里完成。过去你必须在室内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在户外旅行中完成。过去必须接受把关人的审查才能发表文章，现在你只需轻点鼠标，便可以让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人看到。互联网使人的一切都得到延伸，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听闻各式各样的声音。

由于现实的种种原因，虽然在互联网使用方面会受一些限制，如有的网站因为封锁无法访问，但是这一切也都回到技术层面，以技术对抗技术。单从技术角度而言，互联网管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互联网开放而多中心的结构决定了理论上人们可以抵达互联网的任何节点。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控制互联网就好像是“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如今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在使用互联网方面的自由有了更多的自由，即使回到没有网线的偏僻乡村，你也可以自由自在地上网。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存在互联网管制，一些有技术的人可以获得他人未能得到的信息，这种马太效应不仅可能造成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而且会形成民意的分裂。2.平等精神

虽然“数字鸿沟”的存在仍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其蕴含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电脑生来平等。只要有网卡，有网线可以接入，它就能上网。另一方面，作为网民，他们也同样有着平等的身份。谁也别想在网上标榜特权。中国有副部级官员、正局级官员，但是没有副部级网民、正局级网民。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生动地提到：“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3.公共精神

对于每一位网民而言，互联网是一个公私兼顾的平台。通过互联网，你可以处理私人事务，比如发邮件、发私信，用QQ、MSN等网络工具聊天。与此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就某个具体的公共议题进行讨论；孙志刚案、周久耕案、周老虎事件、李庄案、唐福珍案以及使红十字声名狼藉的郭美美炫富事件等等，各种热点讨论层出不穷。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11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数以亿计的网民构成无数支庞大的围观力量。

互联网既然是一个使人相遇的平台，就无可避免孕育网民的公共精神。时至今日，尤其伴随着网络新生代的成长以及各种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公共事件的具体进程，或者只是围观。然而，这种围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袖手旁观、冷眼旁观。一方面，网络围观是另一种形式的在场表白；另一方面，围观不只是改变公共事件的发展进程，更改变围观者的观念。即使是一位袖手旁观者，也会因为围观而在内心埋下公共精神的种子。正因为网络公共精神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政府官员、普通市民开始意识到对网络要心存敬畏。《尚书·泰誓中》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当怀有公共精神的网民走向可以承载公共精神的网络，网视即已化为民视。4.开放精神

应该说，正是互联网上热情洋溢的开放精神，造就了互联网上的自由与繁荣。这种开放，首先体现在地理上的开放，从早期互联网雏形阿帕网走出美国军营逐步社会化开始，互联网开放的逻辑就注定会让它冲出美国走向世界。所谓网络无国界，凡互联网可以抵达的地方，人不分肤色种族，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上网。在此意义上，开放不仅增添了自由，更促成了平等。

其次是内容上的开放。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发布与获取信息的平台，信息发布到网上，为人所见，就会被人阅读与传播。活跃于互联网上的一些关键程序，也在支持这种内容上的开放与互联，正是由着这种开放精神的驱使，互联网才有机会从过去的静态网页发展为人人可以互相关注的自媒体，进入“我即媒体”（I the Media）的时代。如果说传统的博客是日志，如今的微博则是“时志”、“分志”乃至“秒志”。晒生活、晒观点、晒理性、晒心灵……在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借助开放的网络发行自己这一份自媒体。

此外还有技术上的开放。包交换理论到TCP/IP协议奠定了互联网的开放框架。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技术上的开放性框架，就没有今天席卷全球的互联网。5.试错精神

如果熟悉什么是beta，什么是trial，什么是update，就知道互联网上流淌着一种怎样的试错精神，不断试验的精神，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

试错理论的经典解释来自英国著名自由派学者卡尔·波普尔。与那些自称其所坚持或者信奉的理论为绝对科学的思想信徒不同，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之为科学，就在于其可错性，亦即有被驳倒的可能性。一种理论，唯其可能是错误的，才能在检验和批评中继续生存。波普尔把科学的增长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P1-TT-EE-P2，即科学从问题开始→提出试探性解释的理论，即猜测→经过批判性的检验，排除错误，并筛选出逼真度较高的新理论→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又出现新问题。以上四个环节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波普尔由此指出，科学最根本的性质就是猜想与反驳，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试错法”，即尝试与清除错误的方法。科学的试错法要取得应有的成果就必须做到既大胆地尝试，又足够严格地检验（正如胡适先生指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互联网的开放与包容使反复测试与飞速发展成为可能。有人说，我们要一个成熟的产品，这个理由当然是好，但在互联网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成熟产品更令人绝望的——因为这意味着这个产品没有了改进的可能。所以Google将敢于犯错视为创新的关键。Google推出的几乎每一个新服务项目都是测试版：一次测试、一项试验、一项进展中的工作、一件半成品。6.生活精神

互联网是生活的媒介，也是最能体现后现代精神的媒介。打开网页，进入赛柏空间，到处都是生活的气息，都是后现代的气息。工作、学习、交友、聚会，人们之所以对互联网须臾不离，是因为它不仅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更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生活的媒介。在这里，有人精神百倍，投身于事业的打拼，也有人空虚、寂寞、无所事事……因为后者，有人创造了“无聊经济”一词，以网聚“无聊的力量”。人人皆可表达的时代，注定是琐碎的时代。网民不仅在互联网上拼出了无以数计的生活的细节，同样奉献了各式各样的嘲笑。网络消解了权威，一只无辜的羊驼在那里变成了“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网络制造了神话，一句“贾君鹏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在一日内会获得数以千万计的转载。互联网让政治回到了生活，让工作回到了生活，让娱乐回到了生活。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即使穷途末路的维权人士，也喊出了“在生活中维权，不在维权中生活”。

与过去不同的是，手握键盘与鼠标，他们不再是一个构造简单的听话筒，而是一个随时可以走上前台表达的意见终端。网民通过娱乐或者解构重拾生活意义，通过无数网络用语的发明找回生活的语言。他们不仅发明了网络话语，制造了无数草根英雄，而且以自己的方式拒斥他们并不认同的政治话语与政治精英。7.契约精神

经常出国旅行的人会抱怨一件事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插头无法通用，为此你不得不提前准备好一个转换插头。多样性让人赞美，但是有时候也会给人徒增烦恼。同样给大家增加烦恼的还包括各式各样的手机充电器。正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一些行业委员会便制定出本行业内的标准，以协调生产与发展。这也正是公共契约的价值所在，它减少了浪费，增进了效率。

如果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原则，互联网就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间获得如此突破性的发展。虽然今天的互联网装满了各种原则，但是作为一个基于合作的平台，一个开放的平台，互联网正是通过一个个协议完成自身的革新。8.自治与分权

互联网的发展使其去中心化的特征愈发明显。一方面，各种网站层出不穷，所谓门户网站从来没有起到过门户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网民被新兴的互联网服务尤其是被SNS赋予能量，蝴蝶效应随时可能出现。

互联网的诞生，起因是美国军方试图分散苏联核威慑的风险，因为原有军事网络系统的中央控制中心一旦被摧毁，整个网络就会陷入瘫痪。正是在此背景下，阿帕网在建立之初便遵循了三个原则：灵活性、无指挥中心、每个节点最大程度的独立性。这三个特点，也是今日互联网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去中心化条件下的分权与自治。

互联网结构是一个天然的分权结构，网络上不计其数的网站与社区同样是各自经营与维护。网络把知识下放了，权力从生产者手里转移到了消费者手里。至于徜徉其间的网民，更是充分体验了这种自治精神的好处。互联网刚刚兴起时，最打动网民的就是他们对信息的获取从推（push）变成了拉（pull），而且琳琅满目的选择足以怂恿他们用脚投票。这只是转变的开始。经过从静态html文档到博客的转变，再到今日炙手可热的微博，网民不但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手机表达自己的所想所见，而且能够定制自己的圈子与社群。9.合作精神

没有谁会否认，互联网首先是人类合作的产物，而这合作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炫目的合作。不仅伟大，而且有用。

具体到互联网应用上，从早期飘浮在互联网海洋上的孤零零的网站，到今天“我即媒体”的微博，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各种形式的合作。合作精神不等同于公共精神，有合作精神的人，并不一定有公共精神，反之亦然，但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会互相促进。

互联网上，多样性已经胜过了专业能力。在网上你可以找到各种兴趣小组，从给最新的影视剧配字幕的翻译高手，到豆瓣网上名目繁多的书友会、碟友会，最让人惊叹的是各种百科网站的兴起，如维基百科、互动百科等。

信息的合作与自由可能要比竞争与私有权更重要。让我们记住这句话。互联网的发展很好地佐证了这一判断。私有更像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它是创造的出发点，而更多价值的实现，仍然少不了交流与共享，少不了众人拾柴，少不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与此同时，随着维基百科的出现，人们也开始探讨是不是可能建立维基政府，那是一种民众广泛参与的全新的决策模式。文明的棱镜

谈到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比了西方在东方遭遇的两种态度：十六世纪，西方文明主要是以陌生的宗教形象而出现的，而在十九世纪则以新兴技术的面目出现。前者受到了抵制，后者受到了欢迎，结果迥然不同。

为什么接受一种新技术要比接受一种新宗教容易得多？汤因比接着打了一个比方：外来文明有时候就像穿过棱镜的光束一样。在光学中，光谱中有些波长的光比其他波长的光具有较大的穿透力。“在西方对远东的冲击中，西方文明射线中的科技成分克服了阻力，而这种阻力却阻碍了宗教成分的传入。宗教与科技这两种文化成分在穿透力上的不同，不是在远东和西文这两种文明的关系史上所特有的现象……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阻力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最开始科技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会成为猎奇的对象，因此遇到的阻力要小，而一旦进入，便会形成一种登门槛效应或者拖拽效应，被冲击的文明会思考这种新科技背后的文化内涵、创新模式甚至政治体制。

回顾近两百年来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流，西方科技的引入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与民情，一方面它有外来文化主动输入的痕迹，甚至暗含暴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人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既包括科技本身，也包括自由、民主、正义等有关人权的现代观念和制度设计。

互联网扮演的正是汤因比所说的“长光波”角色。正如民主并不只是一种制度设计，更是一种思想观念、生活气质和时代风尚，互联网带给中国的也远不是一种新兴技术那么简单。互联网包含的自由、平等、互动、共享、开放、自治等精神，使中国人很快接纳了它，因为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早就遥相呼应，埋下了这些互联网的种子。

在某种程度上说，互联网是冷战的产物。它产生于大型科学研究、军事研究以及自由主义文化的交汇点。当原有的军事属性慢慢被剥离，互联网的发展更依赖于大众与技术精英、商业精英的合谋。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过，“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忠诚的有思想的公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确，这是唯一不变的真理”。虽然就技术本身而言，互联网的中心化趋势也在孕育着某种潜在的危机，但我始终相信，那些能使世界走向美好的观念与技术，一定会给中国带来一个美好的前途。（根据2010年《晶报》讲座内容整理）

[道德]为什么要相信道德

面对道德，当代中国人难免给人一种态度暧昧的印象。一方面，他们贬低道德，不相信道德，似乎要抛弃道德，因为法律才是关键；另一方面，他们又明白无误地宣称中国正在面临一场道德危机，似乎要拯救道德。态度暧昧的背后是一种逻辑上的尴尬：造成这场道德危机的根源，恰恰是人们不再相信道德。

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道德，一个自称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有无数道德君子的国家，为什么面临道德危机？中国人失去道德能力了吗？

不能说当下中国人已经远离了道德生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道德一词在这个国家已经变得声名狼藉。就国家而言，政府一讲道德，民众就会发笑——“请先治理好贪腐问题再说吧！”社会上也有人谈道德，但情况通常不妙，他们常常会被沾上“道德分子”的恶名——“除了道德暴力，你还会点什么呢？”

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道德的批评真是层出不穷，最有名的是黄仁宇的批评，他在《万历十五年》里断言中国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缺少数目字管理，二是以道德代替法律。此前，胡适也曾这样批评空谈道德的人：“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是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讲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情味的国家。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大谈道德、高尚，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明恩溥更是直截了当，在他眼里，当年中国官员的生活和国事文件，就像读卢梭的《忏悔录》一样，里面总是充满着最高贵的情感和最卑劣的行为。

我看到的有关道德的最尖锐的批评，来自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在他笔下，道德有时不过是失利者的良心发现。他讲了个故事，有天晚上，一个人趁着夜色去邻居家的菜园子里偷了个西瓜，回到家里一打开才发现是个生瓜。纪伯伦说，接下来奇迹发生了：这个偷瓜贼突然良心发现，为自己偷了别人的西瓜而悔恨不已。

如果需要，我还可以举出一些对道德进行严厉批评的例子。不过，任何明辨是非的人都知道，上述所有批评，并没有真正否定人应该具有的德性。他们反对的，是虚情假意的道德，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偷梁换柱，而非那些能够真正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可被视为“秩序之母”的真道德。以胡适为例，如果他放弃了对德性的追求，在他死后蒋介石也不会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更别说台北有几十万人跑到街上为他送行。

我不是一个热衷于谈论道德的人。但是，如果因为假道德流行，我们便唾弃真道德，这不是大义灭亲，而是“恨令智昏”的自暴自弃。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强盗那里买了一块假翡翠，发觉上当，却不敢找强盗评理，反而怒气冲冲跑回家，砸了家里祖传的真翡翠。法律如何可能

今日中国社会，比道德沦丧更令人痛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道德。有人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学家伯尔曼也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就形同虚设”，如果我们承认法律的制定源于一个社会的整体上的道德需要，而一旦所有道德基础都崩塌，那人们为什么要相信法律？如果法律被信仰正是因为它是建立于道德的内核之上，一部没有道德内核的法律又怎么可能得到真正运行？

与此同时，还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当法律不在场，道德也不在场时，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妇女在公交车上被歹徒当众强奸，所有看客都对此置若罔闻。类似“只围观，不救人”的悲剧在中国并不少见，显然，这里缺位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

对于见死不救、见义不为，人们会找出很多理由，比如一个人不敢上去制止，可能是因为陷入了“囚徒困境”，他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帮他。还有一种可能，即“责任分散”，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救？等等。其实最关键的因素，还是道德不在场。

假如这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社会，情况则完全不同：

其一，道德勇气会使人勇敢。

其二，道德底线将打破围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协调每个人集体行动。

其三，道德在场意味着是非在场，道德压力使作恶者畏惧。

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所谓美德不过是一种正确的爱，它让你爱应该爱的，恨应该恨的。在此意义上，道德并非只是品行，更意味着明辨是非。当法律形同虚设或者法律不在场时，社会还没在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在场的道德仍然不失为守卫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为法治不彰而贬低道德，和因为伪善盛行而唾弃道德一样，都是一种自暴自弃。任何一个功能正常的国家，都不会贬斥道德。对于身处转型期的国家，道德与法律更可以互为良药，同舟共济。一方面，善法可以提升道德的水准，另一方面，道德可以打破恶法的坚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道德也被放弃，不但所有的秩序都崩溃了，而且社会也将丧失重生、再造的可能。

正因为法律对应的是权利，托克维尔认为，除了一般道德观念，没有什么观念可以与权利观念媲美。权利观念无疑是道德观念在政治层面的运用。“全民腐败”与集体自污

网上流行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话，比如：“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不公平，而是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真正应该反思的。”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些话，更不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明明是他们，非要说是你们；明明是你们，非要说是我们；明明是一部分人货真价实的腐败，非要说是所有人趋之若鹜的腐败。通过这种“泛腐败论”，腐败竟变成了人人皆可道德上免责的当代中国文化。同样的论调还有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批判实则是一种“反向歧视”加“集体自污”。这不是时人的清醒，而是甘于道德自污的堕落。

我还看到有人说今日中国是“全民腐败”，甚至说“官场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民腐败”。我代老家村口的老头老太太们问一声：中国何时机会均等“全民腐败”了？那些不掌握任何公共资源者如何腐败？

你指责官员腐败，他说你有什么好议论的，你当官了不也一样腐败？这种现象，无异于城管在打人，你不去制止他，反而责备自己有问题，说如果你是城管，你也会打人。在这种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的社会里，结果只有一个：坏人无所不能，好人无所作为。

所以我说，这种“大家都有病”的逻辑，实际上是在消耗一个社会的道德资源，而这种道德资源，本是推动一个国家社会转型所必须的。如何以德治国？

我素来反对政府所谓的“以德治国”，但我并不认为“以德治国”一无是处，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探讨，1.政府如何德治社会？2.社会如何德治政府？

第一个问题，政府参与社会治理时要尽可能体现出自己的德行，而不是要求社会有德行。如果执法者遵从法律，并且有德行，社会自会朝着好的方向走。比如在2012年底，美国有位交警在给一位生活困难的汽车司机开罚单的时候，暗中给了这位司机100美元。正是因为执法者体现出的德行，这条新闻里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最可怕的情况是，政府单方面要求社会在德行之内服从，而自己却在法律之外为所欲为。

第二个问题更为关键。如果世界上有德治，我宁愿将其理解为社会以德行要求政府，而不是相反。前面已经说过，法律源于道德，而道德本应由社会生产，在此基础上授权政府去制定并执行法律。如果道德也由政府生产，那社会便完全成了国家的奴仆——这也正是封闭社会的首要特征，即“有什么样的政府，便有什么样的人民”。为什么我们需要言论自由，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性吗？不是。言论自由的另一个价值还在于表达自己的道德或者价值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需要治理的是公权力的德行。在规则还没有制定起来时，道德力量助其创立；当创立的规则被认为不义时，道德力量助其消亡。套用尼布尔的话来说，人有恶的倾向，所以法律成为必要；人有善的倾向，所以道德成为可能。道德的魅力更在于它沟通人心的能力。人们通常认为，道德是一种自律行为，而法律是一种他律行为。事实上，道德所暗含的感召力（扬善）与羞耻心（抑恶）同样具有他律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艾丽斯·保尔、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备受推崇之原因。在一个充满仇恨和不平等的世界里，他们不仅唤起了同代人勇敢地面对不公，同样以他们的艰忍唤起了统治者的羞耻心。

甘地说：“我们会用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来对抗你们施加痛苦的能力。我们会以灵魂的力量，来对抗你们肉体的力量。我们不会恨你们，但我们从良知出发，却绝不会服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尽可以对我们随心所欲，我们却依然会爱你们……”这就是非暴力的力量，而非暴力的力量，说到底就是道德的力量。

身处转型时期，尤其是在普通民众并没有掌握选票、法律、刀剑等政治工具的时候，道德几乎是唯一的武器。所谓言论自由，在相当程度上是道德表达的自由，否则舆论压力便无从谈起。费城独立宫前面的华盛顿像。作者摄1917年到1919年间，艾莉丝·保尔发起“寂静的哨桩”运动。白宫门前，每天都有几位妇女举着旗帜，质问威尔逊总统妇女何时有投票权。1920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承认妇女的投票权，艾莉丝·保尔梦想成真。康赛普西翁·皮克切特，白宫门前的著名老太太，从1981年开始，她便一直驻扎在这里抗议美国的内外政策。你可以不同意她的观点，但不得不赞叹她以白帐蓬对抗白宫的坚持。作者摄

没有哪个转型国家，不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撑。道德有可能杀人，也有可能救人；可能捍卫旧世界，也有可能开创新世界。看看《论公民之不服从》中有着怎样的正义，梭罗说，如果政府进行的是不义的战争，那么作为公民就权利拒绝缴税。看看马丁·路德·金在为黑人争取权利时保持了怎么样的克制与宽容。如果还不够，请再看看艾莉丝·保尔，作为一个贵格会信徒，如何在“寂静的哨桩”（Silent Sentinels）运动中为实现平等理念前仆后继。1917年到1919年间，正是因为艾莉丝·保尔及其支持者的坚持，日复一日在白宫前面举旗质问威尔逊总统，才有可能有了随后的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使美国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同等的投票权。她们甚至不用喊激烈的口号，只是在举起的旗帜上发问——“威尔逊总统先生，我们什么时候有选举权？”

简而言之，在一个功能正常的国家，选民可以通过选票表达他们的道德诉求或利益诉求，而在一个功能尚未正常的国家，尚未获得选票的人可以通过道德压力来争取选票。

早在高中的时候，我有幸在偏远的农村读到雪莱的诗歌，了解他短暂而美好的人生，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向导。在后来的英文阅读中，我更惊喜地发现，他曾被甘地视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先驱，进而对他了解更多。可惜的是很多中国人只知道《西风颂》里的雪莱，而不知道《无政府主义的假面游行》里的雪莱。在这首长诗里，雪莱说，如果有人作恶，我们却无法制止，那我们也要像寂静的森林一样挺立，而当作恶者平息了对人民的怒气，回到街上，我们每一位妇女都要鄙视她。如果好人必须把监狱填满，坏人也必须在狱外孤独终老。“完美的绑架”

还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

其一，尽管我在这里讲道德的力量，但我并不希望道德成为外加的大棒，而希望它成为从人心里长出来的人间食粮。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道德暴力，比如强迫别人按自己的要求爱国。与此同时，我也并不认同公众对精英的道德期许可以简单地归类于道德暴力。当一个精英获得了世界性的话语权，民众期望他说一点有益于社会开放的话，显然是和暴力无关的。

其二，推崇道德并不代表要生产道德完人。在过去，道德被“圣人”与“榜样”所代言，然而这种完美的预设在开放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几十年来以政治要求塑造的道德完人，一旦倒塌，所毁掉的恰恰是道德本身。

如何避免这种“完美的绑架”，最好的办法还是就事论事。比如说，马丁·路德·金并非世俗精神要求下的完人。在他死后，FBI透露马丁·路德·金在全美各地演讲时曾经嫖娼，然而这些细节并不影响世人评价他在追求美国梦时的道德勇气与坚持。

美国人珍惜在马丁·路德·金身上的道德资源，美国人花了15年时间、耗资1.5亿美元为他在华盛顿纪念碑边上建立了纪念园。“我有一个梦，有朝一日，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是以品行来评判一个人优劣的国度里。我今天就有这样一个梦想。”那一刻，金说出了所有黑人的梦想。

2012年的一个冬夜，我这个纪念园里细细地读过上面的每一个字母，并在下面这句话前面停留许久。“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黑暗不能驱逐黑暗，但光明可以；仇恨不能驱逐仇恨，但爱可以。）

这里没有法律，没有刀剑，有的只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恒久召唤。真正的道德，是人心的决断。真正的自由，在于你决定要过美好的生活并且为之努力。道德与神性

常言道，动物知足而不知耻，人知耻而不知足。对于人类来说，知耻是对不知足的一种平衡。所谓道德，归根到底是灵魂上的事情，也正是因为有道德自觉，因为知耻，人才不愧为是一种有着神性的存在。虽然生活的磨难、人性的复杂会时而遮蔽这种神性，但当一个人会为他人的不幸而哭泣，我敢断定，这里有神性的光辉。

相信道德与崇高，同样是给人性一个神性的出口。相信道德与崇高，意味着开始具备一种精神能力，正确地理解生命与生活，并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找到安宁的归宿。我之所以认为康德以后的哲学误入歧途，是因为那些浅薄的哲学家剔除了人所具有的高贵与神性。康德说，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敬畏星空与道德，就在敬畏自然与人的神性。所以康德说，上帝在我头顶，也在我心中。

我曾将人的发育分成兽性、人性和神性三阶段。兽性阶段我活你死，是人最私的阶段；人性阶段人同此心，你我共生；神性阶段为别人活得更好自己可奉献牺牲。人正常发育，从野蛮到文明，即为兽性减少、人性中和、神性上升的过程，所谓善恶，即在于三者混和之比例。

我没有无条件讴歌神性（革命年代的神性常常会沦为一种暴力），也不是在谈进化论（若是进化论，就不会有由神返兽的过程，难道我们还能变成单细胞动物吗？），我谈的是人一生可能的变化，而非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有些事件可以援此解释，比如小时候我在乡下生活时，曾经撕碎过昆虫，作为孩子，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恶，而现在完全不忍，那是因为我心中长出了慈悲心。

回到前文提到的“泛腐败论”，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体制的人都是想进入体制内，我绝不相信中国没有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我虽不信神，但我相信人的内心有被掩蔽的神性，相信世界有着某种永恒的秩序。今日中国人若能相信些东西并有所敬畏，有所珍惜，坚持的人多了，这个社会自然会好起来。（根据课堂讲稿整理）上图：不要等着有人来带领你，先独自去做吧，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德兰修女）下图：在非暴力反抗的字典里没有敌人。（甘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