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青少年立志勤学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9-08 07: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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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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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青少年立志勤学故事

激发青少年立志勤学故事试读:

前言

现在有不少学校推出特色项目,如感恩教育、养成教育、经典诵读等,今天推荐励志教育。

励志教育的精髓是什么?用三个带有“坚”的词来表示:第一个是坚信,第二个是坚强,第三个是坚持。

第一个层次是坚信,就是对信心的坚定,是解决一个理想和目标的问题。如果我们对目标没有信心,那不可能是励志的。不过,励志还需要在信心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再往上一个台阶,就是有信念。信念比信心还要高一个层次,有更高层面上的是一种信仰。信仰是抬头仰望心中远大的东西,那是一种理想,是自觉追求的一种东西。对老师来说,应该去追求心中的理想,并努力培养拥有理想的学生。

第二个层次是坚强,它是指面对困难和挫折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司马迁,他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心理的煎熬,为中华文化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史记》。他是多么坚强!励志就是要敢于面对困难,面对失败,有挑战困难和失败的勇气。

第三个层次是坚持,坚持是人的意志力的问题,只有坚持才有奇迹。励志就是要用坚持来创造奇迹。励志教育就是让孩子们明白,只有不断坚持才会创造奇迹。

教育就是在孩子心中留下美丽的痕迹。创建励志教育特色就是想把励志这种品质扎根在学生心中,成为他们一辈子都能享用的财富。

看成功励志文章,故事,美文,激励成功斗志,学习名人成功方法,励志照亮人生,成功改变命运!

通过生活中的那些成功的励志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目的和计划,然后全力以赴地落实到行动上,这样才可以成功。《激发青少年的千万个励志故事》通过经典的励志故事,从个人的励志本源出发,精选了倍受成功人士推崇的一百多个经典励志故事,并对相关故事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和精彩点评。《激发青少年的千万个励志故事》共分三册:《激发青少年立志勤学故事》《激发青少年努力奋斗故事》《激发青少年健康成长故事》。

翻开《激发青少年的千万个励志故》,通过一篇篇经典的励志故事,你将会在心灵深处油然而生出一种昂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从而引领你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本书由竭宝峰任主编,杨亚庚、陈昕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有朱玲艳、薛天九、徐力等同志。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研究资料、历史资料。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等方面,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可能有不足和错误,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立志勤学的故事

孔子韦编三绝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今山东)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多才多艺,学问渊博。孔子曾说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他的学问都是通过刻苦钻研得来的。

孔子从小就死了父亲,家境贫寒,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只好通过自修来获得知识。他从15岁起开始发愤读书,因为没有人教,在学习上碰到难题,就多方面向人请教。他问过做官的人;也问过普通人;问过白发苍苍的老人;也问过年龄不大的儿童。他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的学习兴趣很广,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求知的机会,而且无论学什么,都要求个明白。他成年后,离家到各地去游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有一次,他去参加太庙(古代帝王祭祖的家庙)里的祭祀典礼,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样样都觉得新鲜,不停地向人打听。等到祭祀完毕,他还是抓住别人的衣袖不放,非问个明白不可。别人看到他老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说他是“每事问”。

孔子十分好学,他常说:“在学习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感到厌倦。一次,他向音乐家师襄子学弹琴,先学习一支曲子,练了十来天,还在不停地练。师襄子催了他好几回,叫他学习新的曲子,孔子都不同意。开始,他说还不懂技法;掌握技法后又说没体会出这乐曲的思想意境。后来,师襄子对他说:“你已经弹得很有感情了,可以学新曲子了。”而孔子却说:“我还弄不清作曲家的为人呢。”

孔子年老的时候,回到家乡从事编书和讲学。虽然很忙,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有一次,他得到一部《周易》。这是一本最难懂的古书,许多人都不敢去研究它。但是,孔子决心要读懂弄通。他把用竹木简写成的几十斤重的《周易》抱回家去,逐字逐句仔细阅读。一遍不懂,就读第二遍,还不懂就读第三遍。这样读来读去,因为读的遍数太多了,把串联竹木简的牛皮带子都给磨断了多次,叫做“韦编三绝”。最后,他到底把这部书读懂了,并向别人详细地介绍了这部书的内容。

孔子“学而不厌”,刻苦勤奋的学习钻研精神为后人做出了典范。

樊迟学而不厌

孔子一生教过三千多个学生,而得意门生只有七十几人,樊迟就是其中的一个。樊迟谦虚好学,善于独立思考,在学习中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师请教,有时还向同学请教,而且一定非要把这个问题弄懂了不可。

一次樊迟随着孔子闲游,来到一个祈天的祭坛底下。望着高高的祭坛,他不由问道: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怎样才能积得深厚呢?而人们的隐私怎样才能治得下去?受了私心的迷惑又怎样才能辨别呢?孔子直点头,连连夸奖他问题提得好。“仁”是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的核心。这个问题涵盖性强、抽象、不易理解。樊迟也为这个问题苦恼。有一次,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呢?”孔子回答说:“仁吗,就是爱抚众人。”樊迟又问:“那么‘知’呢?”孔子回答说:“就是善于识别人的善恶。”樊迟还是不能理解,就请老师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孔子打个比方说:“从政治方面谈,如果举贤任能,任用正直的有德有才的人而不任用那些无才无德的奸邪的人,那些奸邪的人就会向正直的人学习而变成好人,这就是‘知’啊!”樊迟还是觉得不能深刻理解孔子话的含意。没有彻底弄通这个问题,他心里总是感到不踏实。有一天,他见到了子夏,子夏是他的同学,在孔子的学生中是个佼佼者。樊迟在与子夏交谈的过程中,又把“知”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对子夏说:“前几天我见到了咱们的老师,我问‘知是什么意思?’老师说‘如果任用正直的贤德的人而那些奸邪的人就会变得正直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夏说:“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呢!譬如说,舜做天子的时候,在众人之中把正直贤德的皋陶提拔起来做宰相执政;商汤做天子的时候,就把正直贤德的伊尹提拔起来做宰相执政。人们都学习他们的良好品德,结果国家治理得很好,这不就是咱们老师说的‘善于识别人的善恶’吗?而善于识别人的善恶,又能任用正直贤德的人,这不就是虞舜与商汤的智慧吗?”樊迟这才真正的明白了。樊迟这种谦虚好学,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千古以来成为学界的佳话。

匡衡凿壁偷光

匡衡,字稚圭,西汉东海承(山东峄县西北)人。他家祖祖辈辈务农,没有一个读书人,生活十分贫困。匡衡小时候就喜欢读书,酷爱学习。但因家穷,少年时给财主放牛、放羊,长大了,成了敦敦实实的壮小伙子。农忙季节,父亲让他给地主打短工,做零活,帮助家里维持生活。

匡衡是一个有雄心大志,善于动脑筋给自己创造学习条件的聪明人。打短工的时候,他身边总是带着书,有空就拿出来看。哪怕在地头歇息的一点点工夫,他也要看上几段书,由于能够这样地刻苦学习,充分利用时间,他把《春秋》、《诗经》、《论语》、《礼记》,甚至《尚书》、《易经》都读了。天长日久,学问越来越大,但是他从不自满,学习起来总是孜孜不倦。

白天匡衡为财主干活,晚上不怕累,原想读点书,可是,学习需要时间,也需要一定的环境,晚上看书更需要灯光。可他家里连做菜都舍不得用油,哪肯用油点灯呢!为了省油,天刚黑,他妈妈就催他早早睡觉。匡衡一心想读书,怎么能睡着觉呢?他常常在一片漆黑的房间里背诵文章,有背得流利的,也有丢字的,他想看书对照一下,没有灯,真是心急如火。他心里烦,睡不着,耳朵就特别灵,隔壁吵吵嚷嚷的声音听得特别清楚。他走出草房,只见邻居财主家灯火通明,财主家经常大吃大喝,闹到半夜也不熄灯。可惜屋里隔了一堵厚墙,光线射不进来。一天晚上,他正默诵文章,发现从墙缝里透过来一丝微弱的光,灯光!灯光!嘿!灯光有了。再也不愁无灯看书了,匡衡连忙捧着书,靠在墙边对着缝孔,贪婪地看了起来,他全神贯注,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和夜晚的倦怠。

第二天,瞅着邻家财主出门会客,家中无人,他非常小心地在墙壁上钻个小洞,小洞一直透到隔壁,然后他用纸小心地把小洞遮挡好。一到晚上,他就轻轻地把纸挪开,果然,一束光线射了进来,他捧着书对着小孔,书上的字能看清楚了。从此,他每天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借着偷来的灯光,勤奋读书。

匡衡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苦于无书可读,他到处设法借书。真正书多的还是富人家,书是很难借到的。聪明的匡衡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去向一个藏书多的富人借书,表示愿意给他做工,不要工钱,只借书看,富人答应了他的要求。

匡衡很勤奋,白天做工,晚上看书,富人被他的强烈求知欲望,勤奋好学的精神所感动,就把全部藏书借给他看,不长时间,他就把那个富人家的全部藏书读完了。

匡衡的书越读越多,越读越精,六艺经传他都有研究,最后终于成了博士,他这个博士可不一般,当时的学者都钦佩他,纷纷赞扬说:“对经学研究得透彻的除了匡衡之外,找不出第二个来。”这事连朝廷也知道了,汉宣帝就颁诏让他作了平原文学,以后还做过宰相。

匡衡还能诗善文,尤其善于解说“诗经”,常引经据典来议论国家政治得失。当时的儒生给他编了这么几句话:“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非人颐。”意思是:你们不要随便地解说《诗经》呀!匡衡就要来了,匡衡解说的《诗经》呀,是那么生动,能逗得人个个乐的不停。

匡衡在事业上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是从小勤学得来的。

黄霸狱中苦学不歇

黄霸字次公,西汉年间淮阳阳夏人。他为官清廉,为人正直,是当时著名的清官,深受老百姓的拥戴。

汉宣帝初年,诏书为汉武帝立庙乐,并让满朝文武大臣们讨论。讨论中,大臣们认为皇帝的这个主意很好,但一老臣夏侯胜却表示反对,他说:汉武帝虽然有开疆扩土的功劳,但他生活非常奢侈,乱杀无辜,强征于人民,使得“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既然“无德泽于民”,当然就不应该给他立庙乐。

黄霸当时正做着丞相长史的官,也参加了讨论。他对老臣夏侯胜的议论,很有几分赞许,所以既没有当场制止,事后也没有向皇帝劾奏。结果,夏侯胜被加上“非议诏书,诽谤先帝,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抓入狱。黄霸也被加上附和、纵容“逆臣夏侯胜”的罪名,和夏侯胜关在一起,准备处以死刑。

夏侯胜是研究《尚书》的专家,在当时很有名气。黄霸虽然知道自己已被判处死刑,但觉得和这么一位专家在一起,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好机会,便主动请教夏侯胜,请他给讲解一下《尚书》。

夏侯胜觉得此时此地还研究《尚书》,已无什么实际意义,便婉言劝说:“你我都是犯罪做牢的人,说不定明天就会被推出去砍头,还讲《尚书》有什么用呢?”

黄霸求知心切,笑了笑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能够抓紧时间多学一点东西,在被砍头的时候,也心情快慰呀!”

夏侯胜终于被黄霸的这种热爱学习的精神感动了,答应了他的请求。

从那以后,黄霸和夏侯胜时而讲书,时而诵读,时而共同讨论。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一个教而不厌,一个学而不倦,都没有虚度光阴。后来被释放出狱的时候,两个人的学问都有了很大的长进。

朱买臣负薪苦读

西汉末年,战乱不休,长安城也不平静,饥民塞满了大街小巷,一片凄哀苍凉的景象。

一队给京城运粮的军车,从大街上走过来,车上插的军旗无力地低垂着。第二排靠左边的一个押车的伍卒心不在焉地赶着牲口,好像满腹心事。连年征讨匈奴的战争,耗尽了民力、财力,望着这凄凉的京城,他心目中已孕育着一篇陈述政事的奏章。

军粮运到国库后,他连夜奋笔疾书,第二天来到禁城高高的城门楼下,把奏章交给卫士,希望他们能把奏章转给皇帝。然而一个小小的伍卒,皇宫的卫士怎能把他放在眼里,奏章被压下了,他的希望破灭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敢以一个普通兵士的身份给皇帝写信陈述国家大事的人,就是后来被起用为中大夫,做过会稽太守的朱买臣。

朱买臣在上书不成,十分懊丧的时候,碰到了同乡严助。严助这时已是侍中大夫,经他的举荐,皇帝终于召见了朱买臣,并起用他也做了侍中大夫。这时朱买臣已是近50岁的人了。见了诏书,他不由得心如潮涌,潸然泪下。眼前浮现出一生勤学苦读的艰难生涯。

朱买臣是吴地人。汉朝时的吴地就是现在的江浙一带。江浙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然而当时土地都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百姓还是十分贫困。朱买臣祖上本来有点产业,可是到了他这一代却所剩无几了。他又不善于经营产业,所以不到几年时间就成了赤贫户。朱买臣走到这一步也只好打柴去卖,勉强维持生活。虽然身为樵夫,可他却喜欢读书,《尚书》、《周易》、《诗经》、《春秋》经常不离手。就是挑柴上市去卖的时候也不忘记读书,常常是一边挑着柴禾一边看书,为这个,妻子还跟他离了婚。离婚以后,家中无人照看,日子过得更艰难了,但是妻子背离,生活多难也没有磨灭他的意志。他仍然勤学苦读,最终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

王充书铺借读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人。是中国东汉初期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的杰出思想家。王充出生在浙江上虞一个贫困家庭里,少年时期就失去了父亲,没有钱读书。

他八、九岁的时候,在洛阳的各书铺里,怀里揣着干粮,贪婪地埋头读书。每当读到兴浓的时候,总是目不斜视,细心领会。有时独自狂笑,有时愁眉不展,如入其境,连身边带的干粮也常常忘记吃。因为他没有钱,从来只看书不买书,书铺的主人最初很讨厌他,有时甚至赶他走。他总是苦苦请求:“让我看完这一本吧!”后来,书铺的主人见他如此热心读书,年纪又小,也就原谅了他。时间长了,他的行为感动了书铺的主人,书铺主人对他很友好。他也深知在书铺里读书的珍贵,所以总认真理解,刻苦记忆。

在他20多岁的时候,就由乡里保送到当时的首都洛阳,进入全国最高的学校——“太学”去学习。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彪在“太学”里讲课。班彪的学问很深,他讲课联系的问题很广。王充为了弄清老师所讲的内容,就把讲课时提到的书一一找来阅读。“太学”里的书差不多都读遍了,可是满足不了他的学习需要。去买书吧,买不起,王充便把书铺当图书馆,读了一册又一册,这家书铺读完,又跑到那家书铺。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到了30多岁的时候,王充已成为知识渊博,又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他对于当时盛行的唯心主义的说教深感不满。于是下决心给予批判。他谢绝一切应酬,集中精力,独立思考,着手写书。为了不耽误时间,不打断思路,他在自己住宅的许多地方,如门上、窗上、炉子上、柱子上,甚至厕所里,都安放了笔砚纸张,想一点,写一点,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到了晚年,他孤独一人,生活潦倒,甚至有时缸里没了水,锅里没有了米,饿得肚子直叫,头发昏,眼发花,生活贫困,但志气不减,仍坚持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写作。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写作上,经过艰苦奋斗,终于用20多年的心血,写出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论著《论衡》。

贾逵隔篱听课

贾逵,字景伯,东汉平陵(今咸阳)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里,父亲贾徽在贾逵幼年时就外出求学去了,常年在外。贾逵同母亲、姐姐在一起,过着贫苦的日子。

贾逵从小聪慧好学。5岁那年,有一天姐姐带他到院子里玩,忽然听见附近的私塾里传来了一阵阵读书声。私塾外围有一层篱笆,贾逵人小个矮,就嚷着让姐姐抱起他看个究竟。姐姐抱起贾逵,小贾逵手抓篱笆往里一看,原来是私塾老师正领着学生在诵读经书。小贾逵羡慕极了,情不自禁地跟着老师诵读,久久不肯离去。姐姐见弟弟如此喜欢读书。于是每天抱着他隔篱听课。

小贾逵学习真有一股恒劲,一年四季坚持不断,有时姐姐没时间陪他去,他就自己趴在篱笆旁听课。遇上风雪天,他照听不误,小脸蛋与双手冻得通红,也不肯回家暖和。

就这样,暑去寒来,贾逵隔篱偷学了5年,对老师讲授的《五经》与《左传》竟能全文背诵下来了。10岁那年,父亲贾徽求学回家,发现儿子对经书十分熟悉,能背诵《五经》,非常惊喜。姐姐向父亲述说了贾逵的5年苦学,贾徽听后,赞叹不已。

贾徽也是研究经学的一位学者。所谓经学,就是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著作的一门学问,东汉时颇为盛行。贾徽曾经向西汉末年的著名古文经学派开创者刘歆学过《左传》,功底很深。他发现贾逵虽然能背诵《五经》与《左传》,但对经学的微言大义并不甚理解,而且贾逵隔篱听课时没有教材,文字写作能力差。针对儿子的薄弱环节,贾徽因材施教。在父亲指导下,贾逵剥下庭中桑树皮作书板,对着教材边诵读边默写,桑树皮用完了,他就趴在门上、墙壁上写字,等把写下来的东西背熟了,又涂掉另写。

贾逵就这样刻苦地自学,而且10年不中断。当他刚满20岁的时候,竟令人惊奇地为《左氏传》和《国语》写了51篇注释。贾逵的名声传遍乡里,不少好学的青少年纷纷前来求教,大家都把他的教书生活称为“舌耕”,以赞扬他的勤奋刻苦精神。

张仲景立志学医

张仲景(约150—219)是中国东汉时代一位大医学家,人们把他尊称为“医圣”。

张仲景从小就勤奋好学,看了很多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给人治病的故事,心里很感动。他想:“许多人只知道为自己打算,不问民间的疾病和痛苦。我为什么不能像扁鹊那样,把救死扶伤,解除人民病痛当作自己的责任呢?”从此他就努力钻研医学,拜同乡名医张伯祖作老师,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在年轻时候就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

当时,各地军阀称霸,连年混战,造成田园荒敝,瘟疫流行,死尸遍野,他眼看亲人沦丧,却束手无策,深感疾病的危害和医药的重要,为了同疾病斗争,张仲景辞去官职,决心从医。

每天清晨,张仲景坐在张伯祖身旁,张伯祖替病人诊脉,他在竹简上写方,另外一些弟子帮着配药。病人川流不息,他们也忙个不停。目睹此景,张仲景问张伯祖:“师傅,为什么不把药方告诉老百姓?他们生病可以自己医治,病人不就可以减少一些吗?”“谈何容易!老百姓不懂医理,药服错了会出事的。”张伯祖直摇头。“那就写本书,把原理告诉大家,让人们生病知道吃什么药。”张仲景又说。

张伯祖说:“这话是对的,可是这事谁来做呢?”

是的,谁来做呢?张仲景呆呆地想。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么需要人扶弱济危啊!张仲景暗暗下定决心:“编写医书这桩事没人做,就由我来做吧!”

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从此,张仲景在随张伯祖医疗的过程中,更注意勤奋学习。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一个人还静静地坐在松明灯下,攻读医学典籍。

张仲景读遍了自古以来的医书,吸取了丰富的医学知识,继承历代医学家的宝贵经验,总结了五个世纪以来的医学成果,加上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医学成就呢?一是勤求古训,二是博采众方。

张伯祖死后,张仲景独立在南阳一带行医,但他始终放不下写书传播医理的心愿。为了写好这本书,他除了继续寻找、研究祖国各种医药典籍外,还尽力采用民间的验方。有一次,他听说邻近老乡把一个上吊的人救活了,急忙去打听用的是什么方法。结果,他学会了人工呼吸的方法。后来他把这个方法写进了他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人工呼吸的记载。又有一次,张仲景听说一个道士为病人捉“鬼”后,给病人吃了“真武大仙”的“仙药”,病就好了。张仲景很奇怪:巫医也能治病吗?他设法把这个道士的药找来研究一番,发现其中有生姜、茯苓、芍药等好几味药,是一个秘方。原来巫医尽管装神弄鬼,手里也掌握一两种货真价实的东西,否则难以长久骗人。从此,对巫医使用的药方,张仲景也注意收集,但都进行了细心研究,去伪存真,把那些经过临床实验证明有效的,吸收过来。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反复对比,最后写出了《伤寒杂病论》,成为千百年来的中医经典著作,这是张仲景一生立志勒学的结晶。

吕蒙笃志就学

吕蒙,字子明,三国时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人。他是东吴一员英勇善战的著名将军。

在他小的时候,因为北方战乱,跟着母亲避乱到江东。青年时代就从军打仗,没有机会上学读书。虽然很能干,英勇机智,又善于指挥,但是却没有文化。

吴王孙权很看重这位青年将军。有一天,他对吕蒙和另一将领蒋钦说:“你们现在都负有重任,应该多读点书,借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

吕蒙推托说:“军中事务太多,恐怕安排不出时间来读书了。”

孙权开导说:“我不是让你们专搞什么经学,只是希望你们多涉猎一些古书,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罢了。你强调忙,难道比我的事务还多吗?我年轻时就读完了《诗经》、《书经》、《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有读过《易经》。掌管军政要务以来,又读了三史和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裨益。你们二位很聪明。只要肯学,就会学好。为什么借故推托,自甘暴弃呢?应该迎头赶上。”

吕蒙听了孙权的一番劝告,深受感动。从此以后,他便利用一切零星时间,发奋攻读史书、兵书,知识越来越多,在军务上经常提出非凡的见解。

当鲁肃代替周瑜,领兵镇守陆口,经过吕蒙兵营的时候,顺便去看望吕蒙。两人喝酒时,吕蒙问鲁肃:“你身受重任,又同关羽的军队近在咫尺,将以什么计谋来防患于未然呢?”鲁肃贸然回答:“到时候再说好了。”吕蒙说:“东吴和西蜀如今虽然联合起来共同抗魏,可是要知道,关羽对于我们来说,毕竟是熊虎之患,怎么可以不预先定下对付他的计策呢?”当即,吕蒙为鲁肃策划了五条对策。鲁肃听了,不由得肃然起敬,马上离开席位,伸手拍了拍吕蒙的脊背,感叹地说:“我总以为老弟只会打仗,今天听了你的议论,学问竟然这样渊博,见解这样高明,真了不起!你已经完全不是当年在吴下的阿蒙了!”后来,鲁肃死了,吕蒙代其领军,袭破关羽,占领了荆州这个军事要地,为吴国建立了功勋。

孙权也曾这样赞扬吕蒙:“像吕蒙、蒋钦这样,年长以后,还能自强不息,力求上进,这在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啊!尤其是富贵荣华之后,尚能放下架子,勤奋学习,这就更是难能可贵了!”

陈寿勤奋攻读经史

陈寿,字承祚,三国时人。他刚出生时,骨瘦如柴。父母怕孩子难养,活不长久,就给他取了这个吉祥的名字。

小陈寿真的没有辜负父母的心愿,他竟然一天天健康地长大了。五六岁时,他就开始跟着父亲在家中读书写字。他天资聪明,好奇心强,勤学好问,在19岁那年就把家中的全部藏书读完了。他这时还在一所私塾里读书,私塾先生教的书本他很快就学会了。他的求知欲望已得不到满足,渴求学到新的知识,便恳求父亲,要到很远的地方向一位叫谯周的老师求学,父亲心里虽不放心,但经不过孩子的苦苦哀求,终于答应了。

小陈寿高兴极了,他背着行李,带着干粮,急匆匆地上路了。经过十多天的辛劳跋涉,他终于找到了思慕已久的老师。

陈寿的老师谯周,对孔夫子的学说很有研究,被朝廷封为光禄大夫(亲近皇帝的高级顾问官),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古代史学家。他开办的私学在巴蜀一带也最出名,许多豪门贵族都把子弟送到这里来读书。

陈寿初到这里,谯周见他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不由得有些好笑。他想:到我这里来求学的人都二十多岁,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求学,岂不有损于学堂的名声。于是,他连哄带推地对陈寿说:“你太小了,我这里不收小学生,快回家去,过几年再来吧。”

陈寿一听就急了,连忙上前哀求说:“先生,您收下我吧,别看我年岁小,我已经读完了《诗经》、《书经》、《礼经》、《春秋》……难道还不够格当您的学生吗?”

谯周听说他读了这么多书,有点不信,就出了几个题目来考他,没想到陈寿竟对答如流,使谯周十分惊讶。他见陈寿聪明伶俐,心中很喜欢他,但又考虑到他年龄太小,心中有些犹豫。小陈寿见谯周沉吟半晌,没有说话,急忙走到他跟前抬起脚对他说:“先生,我为了到您这里来,在路上走了十多天,把鞋底都磨穿了,您一定要收下我呀!”

谯周低头一看,只见陈寿脚下的鞋果然破了,底上穿了个洞,面上裂了口,脚丫子露在外面,有几个地方还结着污黑的血痂。他被这个少年顽强求学的精神感动了,一把拉住陈寿的小手说:“好吧,先试试看吧。”

陈寿来到这里以后,给学堂增添了不少生气。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读过的竹简、帛书,一捆捆一堆堆放在角落里无人过问,陈寿却把它搬了出来。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爬到山坡上去读书;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同学们早已入睡了,只有陈寿仍然独坐在书院的灯光下刻苦攻读。谯周的学堂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用功的学生,他非常喜欢这个年龄最小、最用功的学生。高兴地说:“昔日仲尼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我几十个学生中出了一个陈寿,也算不枉终生为教啊!”

从此,谯周更加细心教导陈寿了。陈寿也虚心地向老师请教。在谯周的指导下,陈寿进步很快。他精心研读了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钻研了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天文、历法、算术、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他最爱读的是那些古代的历史名著,如《尚书》、《左传》、《公羊传》、《谷粱传》、《史记》、《汉书》等,他读了一遍又一遍。春秋战国的群雄争霸,秦汉王朝的兴亡更迭,都引起了他莫大的兴趣。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印刷术,为了得到这些书,陈寿一面读,一面抄,一面背,那些精彩的段落,差不多都能熟背下来。他不仅为历史上那些动人的故事所激动,而且对那些写史的人也非常敬仰。他立志长大以后,也能当上一名史官,给后人留下一部史书。

从此,读书时,他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能记会背了,而且有目的地去研究、探索写史书的方法。

五年寒窗,陈寿孜孜不倦地苦读,使他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青年。他这时感到,要写史书,光靠读书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搜集和整理资料。于是,他告别了谯周老师,回到了故乡。

回到故乡之后,陈寿开始注意搜集地方史料,留心乡间的知名人物,用这些材料进行编写史书的训练。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他终于写出了著名的《三国志》,这部书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

在我国浩瀚的史书典籍中,《三国志》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千多年以前,它就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为“四书”,在“二十五史”中,它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是我国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

书圣王羲之与“墨池”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晋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

王羲之从小练字,7岁的时候,已经写得很不错了。继续练了四五年,总感到进步不大。

有一天,在父亲的枕头里发现一本名叫《笔谈》的书,里面讲的都是有关写字的方法,他高兴得如获至宝,偷偷地阅读起来。正当读得起劲的时候,父亲来了,问道:“为什么偷我枕中秘书?”羲之笑而不答。母亲想给他打圆场,从旁插了一句:“你是在揣摩用笔的方法吗?”父亲认为他年纪太小,未必能够读懂,就把书收了回去,对他说:“等你长大了再教你读。”王羲之不高兴地说:“如果等我长大了才讲究笔法,那我这几年的时光不就白白浪费了吗?还是让我现在就学吧,免得不懂方法瞎摸索。”父亲听他说得有理,就把书给了他。于是,王羲之按照书中所讲方法天天苦练起来,不久,他的书法有了显著进步。

但是,王羲之并不满足已有的进步。有一次,他看见东汉书法家张芝的书迹,真是爱不释手,自叹不如。张芝的草书写得好,人们称他为“草圣”。王羲之不仅爱慕他的字,更钦佩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苦练书法的顽强精神。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王羲之写道:“张芝就着池塘的水练书法,连池水都变黑了,如果人们也下这么深的工夫去练习,未必会赶不上张芝。”

从此,王羲之每天挥笔疾书,写完字后就到家门口的水池去涮笔。久而久之,池水都染黑了,人们把这个水池称做“墨池”。根据记载,王羲之居住过的绍兴兰亭、江西临川的新城山、浙江永嘉积谷山,以及江西庐山归宗寺等处,都有他的墨池。

王羲之勤学苦练书法,他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yōu),并且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终于形成了自己书法的独特风格,创造了一种漂亮流利的今体书法,后来人们称他为“书圣”。

左思十年苦撰《三都赋》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他博学多才,能诗善赋,一生写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文坛上享有盛名的领袖人物。

左思自幼贫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渐渐对都赋(描写皇朝都城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逢得手,总要反复研读,立志在写作都赋上要作出一番成就。

汉朝的文学家班固写过《两都赋》,张衡写过《二京赋》。左思读后赞叹不已。但是,他觉得这两赋虽好,也有美中不足之处。有些景物的描写缺乏事实依据,不免给人以虚假的感觉。他想,历史上的都城那么多,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写一篇都赋,以扬前人之长,避前人之短呢?于是,他决心为三国时的蜀都成都、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和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写赋,合称《三都赋》。

左思要写《三都赋》的消息在洛阳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赞许的有,但更多的是怀疑:一个无名小卒能成吗?真不知天高地厚。写《两都赋》、《二京赋》的班固和张衡,都是汉朝名家。他竟想超越前人,简直是太不自量力了!

在冷嘲热讽中,左思激愤了:难道就不能超越前人吗?能,一定能!因此,他更坚定了写好《三都赋》的决心。为了使《三都赋》言必有据,真实可信。他认真查阅、仔细研究了有关蜀都、吴都和魏都的大量史料,向了解情况的人调查三都的风土人情和山川草木,然后进行精心构思。在写作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积累还满足不了写作《三都赋》的需要,便主动请求担任秘书一类的职务,以便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他不知疲倦,废寝忘食地从事创作。早上天蒙蒙亮就起床,晚上在烛火下一直写到深夜。他在室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外面,都摆上桌子,安放好纸墨笔砚,想到一个好句子,马上就提笔记下来。他走路、吃饭、连上厕所都在思考文章的写法,有时简直入了迷。常常忘记了吃饭,饭菜热了又凉了。有一次,由于太专心,他竟把两支毛笔当筷子送入了口中,弄得满嘴乌黑。

夜晚,他伴着孤灯,在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上竟找不出哪些是需要删节、哪些是需要保留的句子。室内庭院,满是他写的草稿纸,狂风一吹,到处飞舞。随着时光的流逝,左思日夜凝思书写,累得消瘦了,憔悴了,两鬓也开始添上几丝白发。足足花了十年心血,他的《三都赋》终于完成了。可是,左思已经从一个青年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了。

左思这部光辉赋作问世的时候,他决心找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来作评定。他把《三都赋》送给了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皇甫谧。皇甫谧反复看了几遍,禁不住拍案叫绝,立即提笔写序,然后又请人作了注解。几乎被打入冷宫的《三都赋》顿时身价百倍,成了洛阳的畅销书。人们视为珍宝,争相传抄。洛阳的纸张也紧张起来。纸价上涨了二、三倍,到后来,人们有钱也买不到纸,只好到外地去买,“洛阳纸贵”的成语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有志者事竟成。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无名学子,能够敢于树立超越前人的志气,选准自己的创造目标,并按照创造目标的需要选修知识,发奋努力,终于成就了一番不寻常的事业,这种精神十分可贵。

皇甫谧自学自诊撰医著

皇甫谧(215—282)魏晋间医学家。著有针灸名著——《黄帝三部针灸甲正经》(简称《甲正经》)。这部书是中国第一部针灸专著。它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在世界医疗事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皇甫谧祖上是东汉的名门望族,后来家道中落,到他这时已十分贫苦。皇甫谧从小父母双亡,过继叔父。虽寄人篱下,却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也不会下地劳动,更不爱读书,总是终日游荡,消磨时光,人们都笑话他是“傻子”。眼看皇甫谧年届20,还是整天东奔西跑,喧闹嬉戏,游荡无度,叔母心里非常忧虑。

一天皇甫谧兴冲冲地将玩耍时采摘来的野果献给叔母,不料叔母双眉紧锁,长叹一声道:“静儿(皇甫谧幼名),难道我长辈指望于你的,就是这些野果吗?你年纪不小了,为何这么不知长进,20岁的人了还这么整天玩耍无度!”

皇甫谧听了叔母这番话,深受触动,含着热泪向叔母发誓,一定要改弦易辙,发愤读书。

第二天,皇甫谧不再找那些浪子去游玩,而是扛了一把锄头去下地,晚上取出书来读。但是游荡惯了的他,开始很不习惯这种边耕边读的艰苦生活。拿起锄头,既不应手,又很劳累;灯下读书,思想不集中,读着读着便睡了。然而,20年来自暴自弃,使自己虚度宝贵青春年华的教训,又使他精神振作起来。他努力克服懒散习惯,拖着疲劳的身体,苦心研读经书。无钱买书便到处借书抄阅。越读,他的视野越开阔,兴趣也更加浓厚。

但是光靠自学想取得很大进步,毕竟是有限的。为此,他又向叔父的知交席坦讨教。席坦见他很有上进心,便悉心指点。几年下来,皇甫谧终于成为当地很有点名气的一位学者。

后来病魔缠住了皇甫谧,这场病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促使他悉心学医。

42岁的皇甫谧,忽然发现半边身子发生不停地酸痛,行动不能自由。家里人赶紧请医生给他诊治。诊断为风痹病,主要由风邪侵袭肌体形成,在当时属于难症。医生告诉他古人医治痹症,常用针灸,以通经脉,调血气,但要持之以恒,才能有效果。

患风痹症,对皇甫谧是一个沉重打击。半身不遂,不仅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而且给读书带来很大不便。但他是有毅力的人,一面坚持针灸治疗,一面开始学医。他读过诸子百家的典笈,研读《内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医书,自然不成问题。为了证实医书上说的是否有道理,他多次在自己身上试针;有些穴位自己刺不到,就叫家里人帮助。坚持数年后,病情有所稳定,对研究医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但是,就在这时,他又遇到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因为服一种名叫寒不散的药,他得了一场大病。寒不散包括五种石性药物,又称“五石散”。当时大官僚和读书人普遍认为,服了这种药,人可以像金石那样坚实不朽,以致“心加开朗,体力转强”,甚至可以长寿成仙。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毒的东西,服后有的舌缩入喉,有的痛疮陷背,长服会送掉性命。皇甫谧原来半身不遂,加上新的病魔折磨,一度意志消沉,准备自杀了事。最后,还是研读医学的责任心,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皇甫谧随着学识不断增长,声望也越来越大。极有权势的相国司马昭,亲自请他出来当官,他也没有接受。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又屡下诏请他当太子的老师,他还是不答应。他这样坚决拒绝为官,主要是受疾病的打击,一心要学医的缘故。

到了晚年,皇甫谧以全部精力从事医书著作。他长期患病,主要用针灸医治,从事这方面研究花费工夫最多,也最有体验,为了给后人留下诊治的针灸方法,以解除病痛,在病榻上撰写了留传古今中外的名著——《甲正经》。《甲正经》的问世,第一次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针灸的理论和丰富的经验,对针灸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书中对人体所有穴位,总共确定了654个,对每个穴位的治疗作用,禁忌症,操作方法以及其他必备的知识,也作了详细介绍。

皇甫谧在书中,又根据病理说明哪种病应针灸,哪种病不宜针,哪种病不宜灸。他指出九种病不宜针刺,如误用针刺的话,就会导致死亡。又指出四时气候变化不同,针刺深浅应有区别。凡属过去对孔穴部位确定有错误的,他也一一予以纠正。《甲正经》这部著作,对我国针灸学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代的针灸学著作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后世一直把这部著作看作是针灸学之祖。至今,有的国际针灸组织,还把这本著作定为确定穴位的参考书,可见它影响之深远。

葛洪勤奋学医著书

葛洪(约281—341),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人。东晋医学家和炼丹术士。

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9世纪末对狂犬病疫苗的研究,作出了伟大贡献。

然而,在巴斯德1500多年前,中国晋代的炼丹医学家葛洪,就提到过这种疫病的治疗方法,他所采用的,就是类似巴斯德采用的免疫法。他开创了用免疫法治疗狂犬病的世界先例,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

葛洪青年时期受社会炼丹风气影响,很喜欢炼丹医病。他虚心向人请教,努力学习关于医药保健和炼丹的知识,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他从小就很喜欢学习,由于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买不起书笔和纸墨,只好上山去砍柴,把砍来的柴卖了,得了钱,买来纸墨,然后借了别人的书,抄下来阅读。他为了多砍柴多卖钱,天还没有亮,就点着松明上山,直到天黑,才把一担担柴挑回家来。第二天再到集市上卖掉。这样,他白天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只好在晚上用功学习。在一盏昏暗的小油灯下,葛洪睁大了眼睛读书,疲劳一阵阵地向他袭来,使得他不断地打盹。他用冷水擦把脸,提提精神,又坐下来认真地读。他即使读到深夜,还要在睡下前,把当天读过的书抄在纸上,准备第二天带上山去,在砍柴休息时再温习一遍。

他在炼丹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不怕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请教别人。他到过吴兴余杭问道,认真研究了东汉炼丹家关于炼丹的书,从中得到很大启发。

他边学习,边实践,躲到深山里专心致志地炼起丹来。

有一天,他把炼丹的矿物放进炼丹炉里,架起火来烧炼。他一边烧火,一边目不转睛地观察炉里面的变化。炼着炼着,出现了赤色晶体状的东西,他高兴极了,大声叫嚷起来:“金丹炼成了!”当然,这种金丹并不是人们幻想的那种长生不老的金丹。

葛洪还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写了一部《肘后备急方》的医书,共四卷。“肘”,就是胳膊,“肘后”是挂在胳膊上,《肘后备急方》,就是经常挂在胳膊上,以备应急之用的药方,是居家或外出都必须随身携带的医书。这部书讲到的急症有急性传染病、外科、儿科、眼科等。还附带讲了点六畜病,属于兽医的范围。大概是古人经常骑驴骑马外出,所以也需懂点六畜病的急救方法。在这部书里,葛洪对他们研究的每一种病,都讲了病状、病因、治法和药方。

在这部书里,他还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的种类很多,粗分为36种,细分到99种。得了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发烧怕冷,浑身疲乏无力,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时间长了就会死亡,此病还会传给别人,造成全家人的死亡。葛洪所描述的这种“尸注”,其实就是现代医学上所说的结核性传染病。他对这种结核性传染病的症状和发展情况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生病,肺结核、骨结核、肠结核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

葛洪是中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医学家。

法显艰苦跋涉取经学道

法显是晋代的一位高僧,既是翻译家,又是旅行家。

法显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家庭,3岁时父母便把他送进寺庙当个童僧。20岁时正式受戒当了和尚,直到终年。

少年的法显进了寺院,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他从小勤奋自学,虚心向有学问的老和尚求教,晚年又十分重视旅行实践。

那是公元399年,随着佛教由印度东传,在我国佛教界掀起了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的热潮。这时法显已经65岁了,但他为了取经求法和参访佛迹,不顾年老力衰,决定同数名僧人结伴离开长安。

他们一行从长安出发,第二年才到达敦煌。经过了水流湍急的黄河,越过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经过了1500里远的白龙堆沙漠。在这些地方,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望穿了眼睛,也休想找个安身之处,他们只能靠死人骨头,来辨别方向。就在这样的路上,他们整整走了17天,到达鄯善以后,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更大的沙漠——世界闻名的被称为“进去出不来”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又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才见到一片绿洲,到达古代西域的佛教重地新疆和田。

这时法显已经67岁,从长安一道出发的旅伴,有的死于沙丘,有的半途折返,有的他去。法显是一位勇敢的旅行家,没有丝毫怯懦,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前进。在此后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不知疲倦地在东南亚次大陆的土地上奔波,足迹遍及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以及印度洋上的美丽岛屿斯里兰卡。

法显到处追踪佛教发祥地的圣迹。他以旺盛的求知欲考察了印度等国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更以虔诚的心情瞻仰了佛教圣地,但法显总感到不满足。他来印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取经,现在,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于是,他又来到印度巴特那,这里有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藏有很多重要经律,还有不少深通佛理的高僧来讲学。法显在这里住了三年,刻苦学习梵书、梵语,抄录经律,收集记录了许多珍贵佛教经典。以后,他又顺恒河东下,到达多摩利帝国。相传释迦牟尼曾来这里讲学,佛教也很盛行。在这里,法显又用两年时间,抄录佛经并画了一些佛像。

后来,法显又到了斯里兰卡,继续寻求国内没有的佛经。

法显78岁的时候,回到了祖国,整理了十四年的旅途见闻,翻译了他所带回的佛经,最后写成了《佛国记》这一不朽著作。

远在1500多年前,在人类还缺乏地理知识、交通条件又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年过花甲的法显,能完成这样一个穿行亚洲大陆并经南洋海路回国的大旅行,真是为人敬服。

车胤囊萤夜读

车胤,晋代南平(福建)人。车胤一生做过辅国将军、吏部尚书等官。他的曾祖父车按做过会稽太守,父亲车育曾任郡主簿。

他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与当时文坛的著名才子吴隐之齐名,是东晋著名的学者。他人长得漂亮,又有风度,而且驾驭语言的本领很强,说起话来诙谐有趣,因此在当时一些文人学士中很有威望,大家都喜欢和他交朋友,一些盛大集会总缺不了他。如果车胤不在场,大家就会说:“车公不在,没有意思。”

车胤三四岁的时候就很懂事,有礼貌,来车家的亲友常常夸奖他,都认为他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让他父亲好好培养他。

当车胤五六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读书写字,车胤聪明而且知道用功学习,读起书来废寝忘食,没有一天放下过书本,每天读书都要过半夜。

夜间读书需要灯光,家里生活又贫穷,老是半宿半宿地学习,哪来的钱买灯油?他父亲虽然做过郡里的主簿,为官清廉,在任上也没攒下什么,辞职以后家庭生活就更清苦了。一天到黑,小车胤就愁无法读书,只好白天多学点,夜晚默记背诵,别看车胤人小,心眼儿可灵了。

一个盛夏的夜晚,他坐在院里正为没法学习感到可惜时,忽然看见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来飞去,发出点点亮光,愁眉不展的车胤心里刹那间亮堂了。他想,要是把这些萤火虫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多好的不用钱买的灯啊!于是,他系好头巾,找了一块粗布做了一个丝网,再找来一根竹竿,把丝网安在上面,然后来到窗前用网网萤火虫。可惜,院子里只有几只萤火虫,三下两下就网没。他把落在网里的萤火虫放到小瓶子里,擎着丝网杆子出了院门,在门口又网了几只,可是还不够。这时天已经很黑了,夜深人静,他大着胆子来到村口。村口地头草丛里的萤火虫可真多,他一气网了好几十只。回到家里又做了个丝网,把捉来的萤火虫放进去,然后把网口扎上。透过丝网的空隙,萤火虫绿荧荧的光把屋子照亮了,这真比小油灯还强呢!车胤借着萤火虫的光,十分高兴地读起书来。

就这样,他每天晚上就着萤火虫读书,读了一本又一本,他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最后,成为东晋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故事更为人们广为传颂,人们常用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来砥砺自己刻勤学。

祖莹映炭夜读

祖莹,字元珍,北朝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他出生在世代做官的人家,小时候既聪明,又勤奋,8岁就能背诵《诗》和《书》并且还会做诗写文章。亲属们都称赞他是“圣小儿”,意思是小神童。

据《魏书》记载,祖莹读书非常刻苦。他总觉得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因此常常夜里攻读。父母怕他累坏身体,多次阻止,不让他夜里看书。但他学习如饥似渴,觉得晚上不读书太可惜。父母为这事常犯愁。一天,父母把家里的灯盏、烛台都藏了起来。祖莹知道这是父母不让他夜读,就悄悄地把火拣在小炉子里,然后盖上一层薄薄的灰。一到夜晚,他拨开灰层,将炭吹红,再用衣服被子把窗户遮上,不让光线透出去。就这样刻苦攻读,博览群书。

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又拜当时的中书博士张天龙为师,学习《尚书》。祖莹投师后,学习更加刻苦用功。有一次,老师清早就要给同学们讲《尚书》,祖莹由于读了一夜没有睡觉,昏头昏脑地把另一个同学的一本《曲礼》当作《尚书》拿去上课。到了课堂才发现自己拿错了书,可是老师很严格,他不敢回去换书,只好硬着头皮听讲。这堂课刚好老师叫他读《尚书》。由于祖莹平时非常努力,早就会背《尚书》了,他虽然没带课本,可是凭自己的记忆,照样准确地把《尚书》背诵了三篇,一字不漏。

北魏当政人物很注意这个远近闻名的“圣小儿”,就选拔他去做“中书学生”。这使祖莹获得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加上他刻苦不懈地攻读,长大后终于成为一个很有知识的学者。他才华出众,远近闻名,很受当时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太学博士、殿中尚书、车骑大将军,并有文集流传于世。

顾欢痴心求学

顾欢,字景怡,南北朝时吴郡盐官人。

他从小就勤奋好学,6岁那年他捡到几片残缺的甲子竹简,上面刻有古代数学的计算方法,他像得了宝贝似地拿回家反复研读,就凭几片残缺的甲子简,他竟然弄通了古代数学《六甲》。

顾欢的家境贫困,世代务农。他父亲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看到孩子喜欢读书很高兴,一心一意支持顾欢学习。可是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哪里请得起先生来教书呢?就是送列学馆去学习,学费也花不起呀!

村东头有所学馆,学馆里的读书声时时刻刻吸引着顾欢。一有空,他就来到学馆附近大柳树底下,远远地瞅着教室里的孩子们听先生讲课,真是羡慕极了。他在大柳树下一站就是半天。

一天,他想听听先生到底讲的是什么,于是便悄悄地来到后窗下,听得还挺清楚呢!只听先生讲:“孔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求学,如果只是专门诵习课文,不把事理用心思索,就要昏昧,没有进步;相反,如果只是认真思考而不用心学习书本知识,也会脑子里装满了问题而得不到解决。因此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认真思考问题。”老师讲得多明白呀!自己也看过《论语》,可从来也没有理解得这样清楚。

从此,顾欢迷上了学馆。没钱进学馆学习,就在学馆的后窗下偷听先生讲课,一边听一边默记,回去就把先生讲的课文默写下来。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听过不忘。天长日久,顾欢把《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课文全默写下来了,而且反复研读。就这样,学馆里的学生毕业时,顾欢也毕业了。

顾欢不但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了,同时还学会了写诗,这时顾欢才年仅18岁。

他学习劲头很高,很勤奋。白天干活在地头休息时,马上拿出书看。回到家里,每到晚上,家人都睡觉,他仍然刻苦攻读,勤学不懈。夜晚,家里无钱买油点灯,他就想办法“燃糠自照”。

秋收的季节到了,父亲让顾欢去田里看庄稼,不让鸟雀糟蹋粮食。在田里,他听到柳树上的黄雀的叫声是那样清脆委婉,抬头仔细看,黄雀有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有的背负蓝天自由自在地飞翔,他看得入了迷,即兴做了一篇《黄雀赋》。这时成群的黄雀正尽情地啄食地里的麦子,他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等他作完了诗,想起了还有看庄稼的任务时,麦田里的麦子已有不少已经成了麦秆了。他颓丧地回到家里,把事情的经过对父亲说了,父亲气得拿起烧火棍要揍他,然而当他看了顾欢写的《黄雀赋》之后,又转怒为喜。

不久,父母相继去世,顾欢的生活更艰苦了,然而他读书也更勤奋了。他的学问越来越渊博,远近闻名。后来他在天台山设学馆教学,闻名来求学的人很多。

当了先生之后,每当他打开书本准备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他就想起了童年在学馆窗外偷听先生讲课的情形,也想起了那位到现在也叫不出名字,然而却给了自己那么多知识的先生。那位先生的沉稳铿锵的语句,似乎还在他耳畔回荡。于是他就把整个身心沉浸在书本里,也像那位老师一样语调铿锵地给学生们讲学。但每当讲到《诗经》《废蓼》篇时,他就想起早亡的父母,想起自己孤独的少年时代。讲着,讲着,便哽咽着讲不下去了。于是,用书本掩着脸哭泣起来。从此,学生们都不让他讲《废蓼》一章。

顾欢在自学的同时,还拜名人为师,他的学问越来越渊博,终于成了著名的学者,著有《三名论》等书,为后世学者所推崇。

韩愈百炼出华章

韩愈(768—824),字退之,是我国唐宋八大文学家之首,古文运动的领袖。

韩愈于公元768年出生在河南孟县一个有学问的家庭里。他才3岁,父亲就死了,由哥哥收养。10岁那年,哥哥被贬官了,他又随哥嫂流落他乡。一路上,哥嫂经常给韩愈讲故事,希望弟弟将来能够成才,重振家业。因而讲得最多的是古人业绩及他们的故事,以激发韩愈的进取心。如周文王坐牢写了《易经》,左丘明双目失明写了《左传》,屈原被放逐写了《离骚》,孙膑被削去膝盖骨写了《兵法》,司马迁受了宫刑写了《史记》等等。当哥哥嫂嫂绘声绘色地讲完这些故事时,对幼年的弟弟说:“人生是短暂的,历史却是永存的。你应该把这短暂的一生用在学习上,虽不求显赫一时,也要有所作为呀!”古人逆境成才的故事和哥嫂的期望,使韩愈很受启发。“我也要当屈原、当司马迁……”在他幼小的心里,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产生了。

他每天早晨公鸡一叫就起床,先到院中做一种名叫“八段锦”的体操,活动一下身体,然后回到屋里读书。他读书非常用功。吃饭没菜,他就拿看书来下饭。在读书中,每当遇到困难,他总是反复默读琢磨,或者向当地有学问的人请教,直到弄懂为止,从不退缩,从不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在学习过程中,他能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而不是东学一本,西看一段。这样他完整地读了大量的诗书和史书。

随着时间的流逝,韩愈已经是一个风华正茂和有一定知识的青年了。他决定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去锻炼成长。

由洛阳到长安学习。一路上,大自然的景致美不胜收:起伏连绵的群山,一望无际的平原,奔腾东去的长江,碧绿无涯的禾苗,使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一幕幕地映入韩愈的眼帘,为他以后的诗文创作打下了一定的生活基础。

到了洛阳,他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博览群书,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为了“将求多能”,他“蚤夜以孜孜”,“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起早贪黑读书,有时读到后半夜才睡觉。严冬腊月,他也舍不得生个炭火。砚台里的墨结成了冰,他就用嘴呵呵,等融化后再写;手冻僵了,搓搓手继续写,读书读得口干舌燥,喝口温茶继续苦读揣摩。他除了苦读、背诵、深思外,还勤奋地做读书笔记,他读不同性质的书有不同的笔记法,坚持写出纲要。

19岁那年,他告别洛阳,来到京都长安。当时长安文坛上,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梁肃。梁肃是主张用先秦、两汉的散文(习惯上称古文)形式写作的一个大作家。韩愈得知后,欣喜若狂,决定登门求教。原来,韩愈在读书中,早就发现先秦、两汉的散文,形式自由,语言活泼,有利于表达思想内容。他自然不放过求学的机会。可是,当他头几次去拜访梁肃时,却未被接见。他毫不灰心,仍然多次去拜访。后来,他的诚心终于感动了梁肃,梁肃接待了他。打这以后,他在梁肃的指点下,古文的水平提高更快了。

以后,韩愈更加积极地倡导古文运动和从事古文写作。无论是给皇帝的上书,给亲友的书信,还是政论文、传记、小品文、杂感等,都是按着先秦、两汉的散文要求,精心撰写。文章的艺术性很高,雄奇奔放,感情充沛,曲折变化,流畅明快,在文坛上影响极大,因此,大家都爱读,而且学习他、模仿他的人很多。在他的倡导下,散文蔚然成风,深入人心,韩愈的名字也因此在文坛上永垂不朽。

江泌映月读书

江泌,字士清。南北朝时洛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曾任南中郎行参军及国子助教。他在任期间为官清正廉洁,家里从来不使用奴婢童仆,家中的活计都是他与他的兄弟们亲自动手去做。下属的官吏、差役有病有灾,生活有困难的,只要是让他知道了,一定拿出自己的钱来资助他们;属吏去世了,他也要花自己的钱,为他们买棺材安葬,因此下属都十分爱戴他。

江泌自幼聪明好学。家中生活十分贫苦,他天天要帮家里削木头做木鞋来维持生活。但是,艰难的生活没有磨灭他的学习意志。他胸怀宽广,志向远大,立志攻读经史。家里穷供不起他去学堂里读书,他就立志自学。他把鞋摊摆在一个学堂附近,能够听得见学堂里面先生的讲课。每天一边削木鞋底,一边听先生讲课。江泌白天忙着做活,晚上读书,往往要读到深夜。即使有时白天做活非常劳累,晚上十分疲劳,也从不间断学习。

晚上读书学习,需要灯油,而他一读就读到深夜,灯油用得更多了。他家穷得连做菜都没有油,哪来油点灯读书呀,时间长了,江泌妈妈怕他读书耗油太多,天一黑,早早就把灯吹灭,并把灯藏起来。没有灯光,夜里怎么读书?江泌只好静静地背诵或默记学过的知识。

一个中秋节的夜晚,江泌陪着父母在院子里赏月,看见明亮似镜的月亮,照射着皎洁的月光,他灵机一动,心想,在月光下读书不是也行吗!于是,他就着月光看起书来,就这样,他天天就着月光读了不少书,再也不愁点灯费油,夜晚无法读书了。

一次,他读书着了迷,读着读着,月光斜移,原来透过窗户照进屋子里来的月光一点也没有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月亮已经悄悄地爬到屋子那边去了,屋子挡住了月光,所以字看不清了。江泌就拿着书本跑到院子里来看书。过一会,又看不清了,他干脆就登着梯子爬到屋顶上映着月光读书。他看着看着,到了后半夜,因为白天太累了,晚上看书时间长,他疲倦地趴在屋顶上打起盹来,结果从屋顶上滚了下来摔在地上,这时他的手还紧紧握着书。幸亏家里是茅草房,屋檐不高,没有摔坏,只是脸上、膝盖擦破了皮。江泌真有点犟劲,他从地上爬起,拍拍身上的尘土,又爬上屋顶,映着月光读起来。

江泌映月读书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

白居易少有所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出生于河南新郑东郭宅,是唐朝负有盛名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很早开始识字,五六岁时就练习作诗,9岁已经懂得声韵。由于当时社会动乱,白居易11岁就离家出游,南北奔走,从小就接触了社会,看到了民不聊生的现实,并立下了改革政治,救济人民的大志,这促使他更刻苦地读书、写诗。他白天学赋,夜间读书,还挤出时间写诗。他每学一课书,都要反复诵读,一直读到不仅能背诵,而且能深刻领会诗的意境。据说,他因读书读得太多,连嘴唇的皮都磨破了,生了很多疮。写字写得太多,连手臂上也磨起了一层很厚的老茧。他就是这样以坚毅苦学的精神,获得了少年有为诗人的美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白居易9岁时作的诗,成为千古流传的佳作。

白居易15岁时,拿着自己写的诗稿到长安,向当时有名的诗人顾况请教。顾况一看白居易,心想:“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能写出什么好诗来。”再一看诗稿作者的名字是“白居易”三个字,便哈哈大笑起来说:“长安米贵,居可不易啊!”他根本没有瞧起面前的诗人。但是当他读了上面那首诗时,不禁拍案叫绝:“好诗!有这样好的诗句,居天下也不难啊!”他连忙起身重新以礼相待,再也不敢轻慢了。

白居易成名以后,仍然勤奋不怠,继续下苦工夫作诗。他的诗以平易自然见长,但是平易不流于浮浅,自然不陷于庸俗。反复品味,足见作者在锻炼字句上所下的工夫。据说,白居易每作一诗,必先读给邻居家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婆听,问她:“你觉得怎么样,能听懂吗?”如果老婆婆说听不懂,或说不好,他就反复修改。当时有人对他这个著名的大诗人向一个不识字的老妪请教很不理解,认为“俗气”。可白居易却不那么认为。他说:“我写诗是给人看的、听的,如果人家看不懂、听不懂,那又何必写呢?”这足以证明了白居易创作时的严肃态度和刻苦精神。

正因为白居易作诗是这样刻苦认真,又能虚心向别人请教,所以他的诗读起来琅琅上口,通俗易懂,深为群众所喜爱。白居易一生作诗很多,流传至今的就有三千余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

贾岛驴背“推敲”留典故

贾岛(779—843),字阆仙(一作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唐朝诗人。

他小时候,家境贫寒,落拓为僧,后还俗。曾任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著有《长江集》。他的诗注重锤炼,刻意求工。“推敲”的典故就是由诗句“僧敲月下门而来。”

唐朝贞元年间。有一天,贾岛又吟了一首诗:“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题为《题李凝幽居》。吟完,又觉得最后一句不妥,想把“敲”字改成“推”字。斟酌良久,仍举棋不定。不知不觉,他骑驴来到京城长安街上,情不自禁地重复吟道:“鸟宿池边树,僧敲——”当他吟到“敲”字时,停了一下,右掌朝前做了一个推门姿势,嘴里吟道:“僧推——月下门”。紧接着又摇摇头,用右手食指作了个敲门的动作,随口吟道:“僧敲——月下门”。周围的人见了,哈哈大笑,以为遇上了疯癫。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威严的吆喝声。围观的人立刻四散逃去。贾岛仍然沉浸在诗的“推”、“敲”中,毫无知觉。突然,有人把他从驴背上拉下来,捆了起来。这时,他才醒过神来:原来,竟闯进了官府的仪仗队。这可不是儿戏,要被治罪的呀!

贾岛立即被押到一位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的官员面前。原来,这位官员就是当时京城的地方长官、著名文学家韩愈。韩愈看到贾岛那副儒弱书生的样子,想他不是来闯仪仗队的。等问明了原因,便喜欢上了这位认真好学的青年,忙叫人给他松绑,请他回府细谈。

回府后,韩愈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你的诗题是《题李凝幽居》。幽居,谢绝外人,大门必然常闭。门若虚掩,可推门而入。既然常闭之门,而且又是夜里月下找人,应该是敲门。这才与幽居相应。”贾岛听了,顿时恍然大悟,连忙致谢。

韩愈留贾岛在他的府上住下来,教他写诗为文的章法。屡举不中的贾岛终于考中了进士,并成为当时著名的诗人。“推敲”也成为典故流传于世。

李贺瘦马锦囊凝新诗

唐朝著名青年诗人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西)人。

他父亲李晋肃是一个低级小官,但很重视家庭教育。在李贺4岁时,就教他读书识字;5岁时,又给他讲解诗文。李贺聪明早慧,又肯认真学习,所以进步很快,7岁就能写诗。在青少年时期就写下许多优秀诗篇,后人曾称他是“天纵奇才”(《唐诗品汇》),似乎他的才能是天生的。其实,李贺的诗是他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

李贺从少年时代起就把全部心力倾注于诗歌创作。为了搜集创作素材,他经常吃过早饭就出门,骑上一匹瘦马,背着一只旧锦囊,外出游历,观察生活。每当他触景生情,偶有所得时,便立即把涌入脑中的诗句记在纸条上,然后投入锦囊中。晚上回到家里,他再把那些记有零星诗句的纸条一一掏出来,对着昏暗的油灯,进行加工整理。他总是精心构思,反复琢磨,然后磨墨铺纸,写成一首首新奇瑰丽的诗篇。其母见他锦囊里竟有那么多纸条,总是埋怨说:“这孩子要把心都呕出来才肯罢休啊!”

李贺从小身体瘦弱,母亲怕他累出病来,禁止他再这样呕心写诗。李贺总是笑着劝慰说:“母亲放心,孩儿不会累病的。”吃过晚饭,他回到房里,又继续写诗了。

李贺在《长歌续短歌》中写道:“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为了写诗,衣襟磨破了,少年头发白了,这是他辛勤从事创作的写照。由于他平时注意深入实际观察生活,认真积累素材,所以他的诗构思新颖,想象丰富,意境奇丽,色彩浓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句如“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太守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句。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曾指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李贺的父亲死得早,家庭情况困窘。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为避父讳,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只做过奉礼郎那样的小官。他一生抑郁不得志,才活了短短27岁,却为后世留下233首诗歌,其中大多是名篇佳作。他的诗在艺术上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著有《昌谷集》。

欧阳询三临碑刻

欧阳询,唐朝著名书法家。

欧阳询小的时候,就十分喜欢书法。尤其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

一天,他在一家文房用品店,发现了一本《指归图》,不由得心中十分欢喜。因为这是“二王”书法入门之书,非常难得。“店家,我想买这本书,要多少钱?”欧阳询问。“看得出来,您很喜欢这本书,我可以少要点儿。”老店家算了一下,为难地说:这本书原本是很贵的,少算也得三百缣(注:缣,当时代替流通的货币)怎么样?”“店家,您要得虽然不多,价格也算便宜,但我确实没有那么多钱,现在只能付您一部分,余下的分期付给您行吗?”欧阳询以商量而又十分为难的口气说。

店家见他诚恳,对书爱不释手,又是常来的主顾,于是爽快地说:“可以!可以!”

几十页的《指归图》,欧阳询竟研究了一个多月,解决了他在书法研究和实践中产生的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使他一下感到豁然开朗了。

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造诣高深,可是他们的源头又在哪里,欧阳询又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一次,欧阳询外出途中在一座荒废的古庙前,发现一块碑,便停下观看碑刻,字体很好,看到落款,才知道是晋代著名书法家张芝的弟子索靖所写,很令他赞叹!

走了一段路后,欧阳询又想到刚才看过的碑刻,头脑里竟没留下印象,感到十分遗憾。这条路以后也不会再走了,不行,应该回去再看一下。想到此,他又快马回到古庙,认真地从前到后看了几遍,觉得字的结构、笔势等方面安排很有章法。这时,天色已经不早,他不愿离去而又不得不离去了。

欧阳询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想着那碑上的字。有的书中说索靖的书法像“高山中裂、水势悬流”,真是名不虚传!难怪书法名家评他的字“妙有余姿”,极富变化。欧阳询一边想,一边用手指就比划了起来。可突然又停住了,有个字的运笔方式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有几个草书不像草书,还带些隶书意味的字,是怎么收笔的?全都忘了。他不由得勒住了马。“不行,还是印象不深,没记住。”他想,“晋代以来,北方这种古碑很少,我纵然下次再路过这里,说不定这碑或许还不在了呢!唉,机不可失!”他又一次调转马头,回到古庙。这时,天色已晚,碑上的字已很难看清了。欧阳询只好从马背上卸下行李,准备过夜,等待天明再看。

欧阳询一连看了三天,总算把全部碑文从整体到细节,都进行了细致地研摹,融为己有,才满意地离开古庙。这回他不但记住了碑文的布局、气势,甚至连笔画、结构、笔势等也都尽皆形神在心。他不但学到了索靖的书法,而且,还摸索到了书法发展联系的一些线索。

欧阳询经过刻苦钻研,在总结各家所长与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自己风格特点的,有如金刚瞋目、力士挥拳、戈戟轩然、笔力刚劲的“欧体”。欧阳询的书法楷书,被称为唐代第一,对后代书法影响很大。对我国书法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吴道子蒸饼悟画

吴道子,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唐朝著名画家。

吴道子自幼孤贫,爱好学习。为了学习书法,他历尽千辛万苦,只身到浙江、江苏向书法家贺知章、张旭求教,未取得进步。后改学绘画,虽遍访名师,仍无成就。两次失败,使他有些心灰意冷。

一天,他来到一座庙宇,看见庙前有一个妇女在卖馍饼。她后面左右两边又各有一位妇女。左边的在和面做馍,右边的用馍具蒸烤。左右两人相距丈许。只见左面的用面做成薄馍后,随手一扔,那馍滴溜溜地旋转着,不偏不斜正落在右边妇女的馍具内。右边的接馍后,一面烧火,一面翻馍。馍熟了,她用竹片一挑,那熟馍也飞起来,正好落在八尺外卖馍妇女的竹篮内。一块又一块,摞得整整齐齐。过路人看了,无不拍手叫绝,抢着来买馍。

这情景,把个吴道子看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走到卖馍人跟前,买了一块馍,随后问道:“请问,卖馍大婶,飞馍的技艺有什么诀窍吗?”卖馍的妇女答道:“这没有什么,只不过手熟罢了。天天烙,月月烙,日子长了,自然熟练了。”吴道子听了,顿觉豁然开朗,他领悟了一个道理:“学习书法、绘画,也是同理,熟能生巧,功到自然成。”

从那以后,他更加勤奋,见山画山,见水画水,见人描人,见树绘树。到了20岁时,他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画家。

但他不满足于现有成绩,还要拜师深造。远学南朝画家张僧繇,近学当代画家张孝师。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所画的人物,笔迹拓落,形姿雄劲,生动而有立体感。中年后,他的笔法变得更加遒劲、圆润。点划之间,时见缺落,有笔不周而意周之妙。后人因此把他和张僧繇并称为“疏体”。

吴道子绘画总是精益求精。他在长安、洛阳二地的寺观作壁画300余幅,无不是珍品。他所画人物的衣褶,飘飘欲举,后人称“吴带当风”。吴道子的山水画也自成一家,曾在大同殿墙壁上,画出嘉陵江300余里山水,大笔挥洒,一天就画完了。

吴道子绘画的艺术成就,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后人尊他为“画圣”。宋朝苏轼说: “画至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吴道子持之以恒,熟能生巧的学画过程,对后人启示很大。

范仲淹“断齑划粥”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出身贫苦,两岁丧父,母亲无法维持一家的生活,带着他改嫁到朱家。他从小就很有志气,酷爱读书,并经常规劝朱氏兄弟努力学习。朱氏兄弟不知好意,反说:“我吃朱家的饭,穿朱家的衣,与你何干?”听了此话,范仲淹又惊又疑。后来别人告诉他母亲改嫁之事,为此,他感愤已极,自立门户,告别母亲,住进长山醴泉寺的僧房苦读,这时他才十来岁。这一时期,他生活异常艰苦,每天晚上用粳米熬稀粥一锅,待冷凝之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再切几根腌菜。这就是著名的“断齑(jī)划粥”的故事。

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之后,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又佩琴剑,风餐露宿,不远千里来到南都(今河南商丘)寻师访友,进了当进著名的南都学舍。

在南都学习期间,他仍像以前一样食粥苦读。他有个同学是留守的儿子,见他生活如此艰苦,就回去告诉父亲。父亲听了很感动,吩咐儿子带些肉饭给范仲淹吃。过了几天,这个同学又到范仲淹这里来,发现他送来的饭菜已经坏了,可是范仲淹却一口也没有吃。同学不解地问:“家父听说你生活清苦,特地让我送些饭菜;而你却不吃,是不是怕玷污了你的品德?”范仲淹回答到:“我很感激你们的厚意,但我吃粥已经吃惯了,如果现在吃这样好的食物,以后吃不了苦怎么办呢?”

在南都学舍,他昼夜苦读,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浇头,实在瞌睡就和衣睡下,醒来继续攻读。有时,他每天连两顿粥都吃不上,往往只到黄昏时吃一顿,既是早餐,又是晚餐。就这样勤学苦读了5年,获得了渊博的知识。

由于范仲淹长期刻苦治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司马光用“警枕”促读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卷帙(zhì)浩繁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就是由他主编的。

司马光从小爱读书,尤其是喜欢读历史书。他虽然不聪明,但是看到别人有什么长处就下工夫学习,直到超过别人为止。比如,他小时候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学习,感到自己的记忆力比较差,便想办法克服这个弱点。每当老师讲完课,哥哥弟弟们读上一会便扔开书本,跑到院子里去玩的时候。司马光就关上门窗,独自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起来,直至能流畅地背诵,才肯休息。他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比如骑马赶路,或夜里不能入睡的时候,一面默诵,一面思考,久而久之,他不仅对所学的内容能够精通,而且记忆力也越来越强了,少时所学的东西竟至终身不忘。

司马光作官以后,读书更加刻苦。他为了抓紧时间读书,给自己设计了一套特别的卧具:一张木板床和一个小圆木枕头,为什么要用圆木做枕头呢?因为硬邦邦的圆木枕头,放在硬邦邦的硬木板床上容易滚动,读书困了睡着时,只要一翻身,枕头就滚走,头便跌在木板上。于是就惊醒了,可以马上起来继续读书,不会一觉睡到天亮。司马光给这个小圆木枕头起了个名字,叫“警枕”。

司马光长时期的勤学苦读,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认识水平,为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资治通鉴》的编修,前后历时19年。在《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司马光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据说,他每天很早起床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才就寝。每天修改的稿纸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等到《通鉴》修完,在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在他的进书表上说“平生精力,尽于此书”,绝非虚语。

欧阳修著文的“三多”与“三上”

“一生勤苦书千卷”。这是北宋著名书法家和杰出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也是他毕生勤奋学习的真实写照。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江西)人,他小的时候,父亲病故,贫困的家庭更困苦不堪了。少年时的欧阳修,很爱学习,但没有钱买纸和笔。他的母亲就用芦荻杆当笔,在泥沙上教他认字写字。著名的“画荻教子”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母亲的教导下,欧阳修刻苦学习,不到10岁,就已经具备了自学能力。于是,他就借书回家读,重要的自己抄一遍,并把它背出来,几年以后,他把很多书都背熟了。

有一天,他从废纸堆里发现了韩愈的遗稿,已经破烂不堪了。他把这本书捡回家,经过精心修补,认真地读起来,爱不释手,连读了几遍,废寝忘食。欧阳修一下子就被那汪洋恣肆的文采深深地吸引了,他发誓努力学习,赶上韩愈的水平。

欧阳修非常勤勉。他认为写文章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因此,他平时总是能够做到:多读优秀作品,多练习写作,多和朋友们商讨文学问题。

欧阳修作文,一向虚心向人请教,从不满足。有一次,欧阳修、谢希深、尹师鲁三人各撰写一篇题材相同的文章。结果,谢文七百字,欧文五百字。而尹文只有三百八十多字,语言精练,结构严密。欧阳修自觉不如,甘拜下风。晚饭后,他提了酒亲自到尹家拜访,一见面就说:“小弟向你请教来了。”两人促膝交谈,直到天明。回家后,他没有躺到床上,而是立刻振作精神,字斟句酌地重写一篇。结果,不但比尹文少二十个字,而且显得更加完整,更加凝练了。过后,尹师鲁读了,十分惊叹地说:“欧阳修真是一日千里啊!”

欧阳修在自学中尝到了“看多”、“做多”、“商量多”的甜头,但同时也感到做到“三多”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欧阳修当官以后,公事十分繁忙,但为了力求实行政治改革,仍然写下了许多有相当价值的诗词和散文。欧阳修写作态度非常严谨,一字一句,反复锤炼。每写完一篇便贴在卧室的墙上,随时看、随时改,直到尽善尽美,才肯拿出去给人看。他在安徽滁州当太守时,曾写了著名的《醉翁亭记》。开头写滁州的山景就写了几十个字,后来修改时,他想这篇游记的重点是写“醉翁亭”,没有必要用过多笔墨描写山景,最后概括成“环滁皆山也”一句,寥寥几个字,洗练明确。有人好奇地问他:哪来这么多时间思考?欧阳修回答:我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这就是利用马上、枕上和厕上的时间。

欧阳修到了晚年,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了。可是,仍然把以前所写的文章拿出来一篇一篇地修改,冥思苦想。他的夫人劝他:“何必这样吃苦,又不是小学生,难道还怕先生骂吗?”他捻着胡子,呵呵大笑,说:“我倒不是怕先生辱骂,而是怕后生耻笑!”

经过一生勤苦的努力,欧阳修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著作。有《欧阳文忠公文集》、《新五代史》等,还与人合修了一部《新唐书》。他的诗词也写得很好,尤其擅长写散文。他文风平易流畅,委曲婉转,对宋代及其以后的散文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文学家苏轼称赞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机,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刘恕谢宴借览

北宋史学家刘恕,字道原,筠州人。他是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考证历史问题的重要协助者。

当时编写《资治通鉴》,英宗皇帝指定司马光负责,并让他挑选助手。司马光当即回答说:“馆阁中文学之士诚然不少,至于专门精通史学的,据我所知,只有刘恕一个人而已!”司马光首先选中了刘恕,在修史的过程中,凡遇史实纷杂难治之处,多由刘恕处理。

刘恕一生勤奋好学,惜时如金。白天,埋头读书,家里人喊他吃饭,直到饭菜冰凉,他还顾不上吃;夜间,上床之后,仍然思考古往今来的历史问题,往往通宵不眠。

刘恕家境贫寒,阴历十月还穿不上棉衣,自然无钱买书,只得靠借书、抄书来满足自己求学的需要。甚至不远数百里,外出求书借读。

一次,刘恕得悉在亳州作官的学者宋次道,家中藏书丰富,就绕道跑去借阅。宋次道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友人住在家里,办了丰盛的酒席招待他。刘恕却对主人说:“你知道,我并不是为了享受佳肴美酒才跑到你这儿来的。这样大吃大喝,岂不误了我的正事!请把这些酒肴都撤走吧,以后不必客气。”他一进书库,立刻就被琳琅满目的图书迷住了。于是,把门一关,独自边读边抄起来。白天顾不得休息,晚上忘记了睡觉。就这样坚持了十多天,把自己所需要的书本全部读完、抄完。临告别的时候,宋次道发现他的双眼都已熬得血红。

刘恕从小聪颖、专心,笃爱史学。13岁时,就从别人那里借来《汉书》、《唐书》阅读。那时的科举考试,不重视历史知识,故一般的读书人对历史几乎茫然无知。而他注重学史,《史记》以下的正史,以至私记杂说、公文案卷,他无所不览;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事件,也全都了如指掌。

有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陪同司马光去游览万安山,看见山道旁边立着一块古碑,上面写有五代时一些将官的名字。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刘恕却能一一说出他们的事迹始末。司马光回去一查验有关史书,果然像刘恕所说的那样。

刘恕晚年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半身不遂,关节疼痛难忍。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让家里人借来有关的书籍,校正、补充自己的著作。终年仅仅47岁。但在这短短的一生中,他除协助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而外,还著有《通鉴外纪》十卷和《五代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后者今已不传)。可惜还有一些著作他尚未来得及写完,就与世长辞了。

宋应星力著《天工开物》

宋应星,明朝时期人,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我国古代四大科学名著《天工开物》的著作者。

公元1615年,宋应星经乡试,中举人。但宋应星对功名富贵却毫不在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已有萌芽,一些读书人开始致力于实际学问,宋应星也走上了这条路。他决心写书,写一本与老百姓吃饭穿衣密切相关的书。

宋应星经过一番实际考察和资料查阅后,看到古代关于吃饭穿衣的书已经有过不少。可是,全面而又详细的记载各种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的书,还不曾有过,而且有些书还需要补充和订正。据此,宋应星决心写一本包罗衣食住行学问的书。

宋应星从农业开始写起:人所以能活在世上,靠食五谷为生。五谷是靠人种植的。在养活人们的粮食中,稻占十分之七。稻分两大类,有粳米、有糯米……

写到这里,宋应星写不下去了。他皱起眉头,想道:下面该怎么写,稻是怎么种出来的,可自己实在一点都不懂。

于是,宋应星就拜农民为师,学习水稻的种植和其他农作物的栽培。他还自己开辟了土地,作为实验田。经过一番艰苦的劳作与学习,掌握了实际知识,自己开辟的实验田也获得了丰收。望着丰收的景象,他不胜感慨:真是像辛弃疾在《西江月》词中说的那样,“稻花香里说丰年”啊!后来他就是这样把农作物学艺一点点的搞得十分精通。之后又开始了科技与工艺方面的学习。

当时是明朝末年,江西的景德镇已经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因此,他首先从瓷器制作写起。经过一段的苦学,瓷器、陶器的制作工艺,他都掌握纯熟了,就又进行铜、铁器铸造的工艺学习。宋应星将钢铁工场看到和听到的浇铸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全都记了下来,还专门调查研究了采矿、冶金、造纸、榨油,以及车船、兵器的制造过程等等,积累了著书的丰富资料。

可正当宋应星要积极著书的这一年,他却被派到奉新县西南的分宜县担任主管教育的小官——教谕。这是一个清闲的差使,他买下了一间小小的草屋,继续他的著书。他白天、黑天写啊、画啊、改啊、抄啊,把原稿涂了又涂,改了又改;许多地方,墨笔写的黑字被红色的笔涂没,改上去的红字又被墨笔的黑色抹去,补充的文字写不下去,由一根粗线引到纸的背面。或者做上记号用另一张纸补入……

也不知大叠大叠的书稿,曾凝聚着他多少的心血啊!

春末的一天,宋应星抄完了最后一段,把全部文稿,分门别类地归成二十卷,然后铺开一张白白的连史纸,蘸饱了墨,写下了铁划银勾的正楷字:“天工开物”书名。

宋应星将书名题为《天工开物》,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而书中所记载的内容,更是详实精妙。

1637年(明崇祯十年),《天工开物》初版本正式问世了。这是一本详细记述中国古代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等等技术、闪耀着劳动人民智慧光辉的巨著。刊印没多久,这本书就被译成日文、法文、英文等外国文字,国外称它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通过调查研究,立志苦学,得出了许多科学结论;他运用数据计算和比较,作了大量科学的统计和记录,总结了丰富的生产知识,而且提高到科学的理论的水平。他的《天工开物》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名著。

李贽老年攻书著作更加勤奋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他是明朝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思想家。

李贽幼小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学。由于他治学认真,意志顽强,终于获得了渊博的学识。

他主张读书人要有“超然志气,求师问友于四方”。他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个年迈老翁,听说澹园老人焦竑(hóng)对《易经》很有研究,就去拜访焦竑说:“您允许我作一个老门生吗?”焦竑比他年轻了15岁,听了这话非常感动。于是就和他结成了好友。李贽跟着焦竑学习《易经》,每天熟读一卦,直到深夜才肯休息。

经过三年刻苦努力,终于把《易经》中的64卦读通。

李贽59岁那年,把家属送回福建老家去,自己单身来到湖北麻城,靠朋友的帮助,在龙潭的芝佛院(寺院)定居下来。照一般人看来,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年老力衰,无所作为了。但李贽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专心攻书,发愤著作。寺院里比较清静,食宿也不必发愁,李贽就朝夕苦读。从儒家经典到佛教经文,从史书到杂说,从诗词到曲赋,无所不读。他把读书当作最大享受,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外乡,孤身一人,年岁已老。

在他70岁那年,他写了一首《读书乐》的四言长诗,最末两句是“寸阴可惜,曷敢从容!”意思是说,每一寸光阴都是宝贵的,怎么能够随便放过呢!

白发苍苍的李贽,在芝佛院住了十多年。他每天手不释卷,伏案苦思,丹笔批书,墨笔著作,笔不停挥,写下了30多种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两部书《焚书》和《藏书》,公开地向封建礼教和道学思想提出了挑战。人们称颂他写文章不循世俗之见,而是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深刻、透彻、严肃,具有难能可贵的独创性和反抗精神。

女诗人李因苦学勤练

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女诗人犹如凤毛麟角,是屈指可数的。那些有成就的女作家,大抵都要经过一番比男子更刻苦的努力,李因就是明朝后期一位苦学成名的女诗人。

李因出身于贫寒之家。在封建社会里,女孩子最要紧的是学会针线活和打扮自己,至于读书写字,除了富贵人家的小姐以此来消遣解闷外,穷人家的女儿是很少学习的。再说,女孩子也不能进学堂,赴场考试。李因从小就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她喜欢读书,不喜欢涂脂抹粉,打扮自己。只要一有空闲,就立刻抓紧时间读书写字,做诗绘画。

李因的家里很穷,买不起纸墨笔砚和灯油。为了学习,她想出许多办法来克服困难。她在每天早上打扫房间的时候,总要先在积有灰尘的桌子上练一会儿字,然后才用抹布把灰尘擦掉。

秋天,柿子树的叶子发黄凋落,李因就把黄叶子扫起来,一筐一筐地留着,当作写字用的纸。夏日的晚上,李因捉来许多萤火虫,把它们放在蚊帐里,依靠它们发出的亮光读书。

李因读书,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她的父母对她说:“你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读书,迟早是要苦出病来的。”李因总是说:“不会的,真的不会的。”她母亲仍然不放心,规定她只许白天读书,一到天黑就督促她去睡觉。可是,李因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天,她突然想起一个办法来:睡觉之前,把火炭事先埋在灶灰里,然后才去睡觉。等父母睡着以后,她掀开被子,悄悄地爬起来,轻手轻脚地摸到厨房里,把埋在灰里的火炭扒出来,带到自己的屋里,点燃蜡烛……

为了防止光线射出去,被家人发觉,她就用衣服、被子把窗户遮住,然后偷偷地读起书来。一直到感觉疲倦的时候,才去睡觉。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夜读了很长时间,她十分高兴。

由于李因好学不倦,10岁时就能朗读《诗经》、《尚书》,而且过目成诵,不漏一字。李因还从小养成了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每天都要写几千字的笔记,寒暑不辍。

李因17岁时,便嫁给了光禄寺少卿葛征奇作妾。离家出嫁那天,她陪嫁的东西是装满了几大箱子的书和读书笔记。

本来,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女子结了婚以后,往往因生儿育女和繁重的家务而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李因却不是这样,结婚以后学习的兴趣仍然很浓,而且照样那样勤奋。

李因的丈夫官职常常变动,李因也就常常跟着他到处奔波。在旅途中,李因不论是坐在船上,还是骑在驴背上,都随时随地抓紧时间读书作诗。她的诗集《竹笑轩吟草》和《续竹笑轩吟草》收入的260多首诗,大多数是在旅途中写的。

李因生长在封建社会里,那时候女子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尤其像李因这样一个家境贫寒、身为“侍妾”的人,更被人们所轻视。可是,由于李因刻苦读书,并获得了一定成就,人们却很敬佩她。当时,她丈夫家乡的地方志上,为她作了传记,并把她的诗编成集子出版。

陈寅恪勤学敬业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他不仅是现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是出类拔萃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陈寅恪从小酷爱史学。他记忆力惊人,勤学不辍。在20岁时,就已经阅读了大量经史古籍。“十三经”、“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等无所不读。“十三经”是中国古代13部儒家经典要著,包括《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榖梁传》、《左传》,还有《诗》、《书》、《易》、《孝经》、《论语》、《尔雅》、《孟子》。这些著作,大多文笔艰深,内容生僻。他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最有研究。

他还以非凡的毅力攻读了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语言。学会了英文、日文、法文、德文、世界语等七、八种语言,又学通了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希腊文、马扎尔文等多种文字。对其中的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有精深的研究。

他把研究成果写成论著,贡献于世。主要的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专著和《金明馆丛稿》论文数十篇。

他任过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46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50多岁的陈寅恪再次被请去从教。此时,他的眼病更加厉害,以至后来完全失明了。一个用眼睛在知识海洋遨游惯了人,一个著述甚丰的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眼前突然漆黑一片,从一个光明的世界,坠进黑暗王国,能经受得起吗?

他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五六个研究生每天来到他的家里。他不用教科书,不用教案,不用讲稿,能准确地说出某书、某卷、某页写的什么话。大家为他非凡的记忆、坚实的基础和超人的思维能力赞叹,为他的精神肃然起敬。

后来,他又跌断了左腿,一位七旬老人,既盲又跛。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学习和工作。

多学科大师陈寅恪,以德敬业,以勤敬业,以才敬业的非凡精神,催人泪下,催人律己,催人奋进!

毛泽东为救国救民而读书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灭亡的前后。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政局风雨飘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大地黑夜沉沉,数亿苍生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毛泽东勤奋读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有一天,他从一个叫肖子暲的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这本书,记述了近代西方一些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作过贡献的杰出人物。几天后,毛泽东像是办了什么错事似地把书还给肖子暲,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书弄脏了!”肖子暲打开书一看,只见整册书上都有用墨笔打的圈圈点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毛泽东激动地对肖子暲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啊。我们应该讲求强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子任”,意思是决心以救国救民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18岁的毛泽东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在长沙参加了湖南新军,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入伍到新兵连后,毛泽东便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就熟练地掌握了连队里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科目。

在新军里,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毛泽东与众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那时新军里每月发给士兵7块饷银。有的士兵得了饷就上街吃、喝、玩去了。毛泽东却从不乱花一文钱,他除了花二、三元钱吃饭和买水支付外,其余的钱,几乎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

新军退伍后,毛泽东就到湖南图书馆进行他的自学生活。

他每天吃完早饭,就匆匆忙忙地来到湖南图书馆,有时来得太早,馆还关着门,他就站在门外等着。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是第一个进馆看书的人。他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争分夺秒地看,一刻也不肯休息。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从不间断。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

随着年岁的增长,学业的加深,毛泽东挽救国家危亡的壮志愈加坚定。辛亥革命后,他考入湖南师范学校读书。入校后,他除了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着重自学和研究了哲学、历史、文学及地理等。毛泽东读书看报时总要带上世界地图、英汉词典和笔记本,特别注重各种知识的积累。有一次,他在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时,用的笔记本竟装满了一网篮。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主张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提倡向社会实践学习,把学得的书本知识与整个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湖南师范学习时,他常常利用寒暑假,邀同伴好友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时还主办夜校,向工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增长他们的才干。这些为毛泽东后来成为革命领袖和导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苦读

周恩来(1898—197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在他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知识渊博和通晓古今,而这些学识都是他中学时期以来刻苦积累而得到的。

周恩来十几岁的时候,便随同伯父来到东北沈阳,在东关模范学校念书。一天,学校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校长突然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啊?”有的学生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 “为做官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等等。

校长并不满意这些世俗的回答,他把目光投向沉思未语的周恩来,微笑着问周恩来:“你为什么到学校来读书?”周恩来从容地站起来,琅然说道:“我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答,让大家为之一震,许多同学为自己的鄙俗的志向而羞愧。周恩来正是因为抱有“为中华之崛起”的崇高学习目的,所以才能积极努力地学习知识,用广博的学识来武装自己,为实现远大的理想而奋发苦读。

周恩来在学习上有两条座右铭,借以鼓舞自己,使自己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其中一条是“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周恩来善于独立思考,而且十分虚心好问。他经常和同学、老师一起,交流学习经验,共同探讨疑难问题。

1920年1月,周恩来同天津市的其他学生领袖因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逮捕。在狱中,周恩来依然努力学习、并且利用学习与敌人进行斗争。他组织了公共读书班,在共同的学习中,加深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解和探讨,并密切中国当时的国情,使大家增强同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此时,这座死气沉沉的牢房氛围变了,变成了一个充满勤奋学习,激烈研讨问题的学习世界。周恩来在这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增强了斗争经验,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善求书外之学问”,这是周恩来的另一条座右铭。他并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的东西。他挤出大量时间,到图书馆学习各种各类的知识,特别认真学习阅读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他十分重视实践,还虚心地向工农群众学习。

在学生时代,由于周恩来胸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大志。学习刻苦,奋发努力,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十分突出,而且训练了自己参与实践和社会调查的能力,他的演讲才能非常出色。

在不断学习中,周恩来成长为博学多才的革命家,并通过在学习中掌握的丰富学识以及在革命实践的运用,终于实现了他的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恽代英善于读书致用

恽代英(1895—1931),又名邃轩,字子毅,笔名代英、但一、天逸等。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

恽代英幼年时就十分用功学习。在家塾里读了不少线装书,母亲陈葆云就是他的启蒙教师。陈氏出身于仕宦之家,颇有旧学根底,经常教育恽代英学习唐宋词诗。恽代英在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因为勤奋好学、聪慧睿智、文才出众,被国文老师誉为“男奇儿”。

辛亥革命前,14岁的恽代英随父母去鄂西北老河口。他在父母指导下,在家读书。通读了《古文观止》、《战国策》、《饮冰室文集》等书。其中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最使他感兴趣,他从中受到了西洋新学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尚未成年的恽代英,在读书学习的同时,还坚持写日记,反省自悟,坚持从各方面来锻炼自己。

1913年,恽代英18岁时,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文科学习。他读书非常勤奋,为了寻求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真理,他废寝忘食地学习着,广泛地涉猎各个学科的书籍,如中外古今的历史、哲学、文学等著作。他特别注意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并开始为上海的一些报刊写稿。“五·四”前文为《东方杂志》、《新青年》杂志等刊物撰写文章数十篇。在这些文章里,抨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积极倡导民主与科学,提倡民权思想,对劳苦大众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1917年,为了救国济世,恽代英又和他的挚友黄负生、梁绍文、冼震等筹办成立了互助社,出版了内部刊物《互助》。互助社的社员们,经常在一起座谈读书体会,介绍个人思想修养方面的心得,开展对国家大事、社会问题自由的、热烈的讨论。恽代英还在互助社里提出了“夫智仁勇三者,一贯之德也,研究以广其志,实行以增其勇,于以求仁”的道德标准,制定了“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的戒约八则,注意德、智、体的全面培育,建立了良好的学风,对于形成学人的良好道德素质和作学问的修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互助社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

任弼时为中华新生而学习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县人。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任弼时从小爱学习,四五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练习写字。但还非常喜欢父亲给他讲历史上志士贤人勤学、勇敢和爱国的故事。

他七岁进入初等小学学习,学习很刻苦。9岁时,曾写过一篇《自立》的作文,文中说:“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立下了为中华新生、独立、富强而学习的志向。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全国掀起之后,任弼时与毛泽东在长沙领导的革命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取得了联系,从研究会中了解到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一些情况,心中暗暗激起了对无产阶级革命圣地的向往。任弼时决定去俄国勤工俭学。

任弼时到俄国后,进入了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经验。他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出了教室,就走进图书馆。为了尽快精通俄文,他常常找到俄国同学交谈,以纠正自己在语法、语音方面的差误。这样学习一段后,他就能直接听俄文教师讲课和阅读俄文报刊书籍了。他读书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注意掌握书刊的基本精神和内在联系,剖析知识的重点、难点和特点,全面的评估和进行有效地消化理解;他善于捕捉书籍中的精髓、要旨和特色之处,思维灵活、敏捷、开阔,常常有新颖而独特的理解体会。

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热心帮助其他同学,经常利用星期天去给俄文差的同志补习功课。张太雷对任弼时这种治学为人的精神推崇备至,瞿秋白也感叹地赞扬任弼时是一个诚实而用功的学生。

任弼时在东方大学学习时,注意联系中国社会的现实和革命的实际,经常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1924年,20岁的任弼时从俄国回到上海,从事党和团的基层干部的训练工作,亲自给学员讲授共产主义ABC。因为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很受学员的欢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工运和青年问题,积极组织青年们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五·卅”运动,并且撰写了《上海五·卅惨案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等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暴行,总结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

陈毅酷爱读书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者与组织者。

陈毅自幼好学,酷爱读书。他看起书来,非常专注,有时废寝忘食,达到了入迷的境界。

有一次,他正在专心致志地读一本书,母亲让他上街去买些绿豆。正读到紧要的时候,不忍心放下书,于是他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着书,边走边看,一门心思都扑在书上了。集市喧闹繁华,人来人往很热闹,陈毅专心读书,并没有注意,竟连连撞到别人身上。忽听有人高声叫嚷:“卖豆啦!卖豆啦!”他急跑过去,头也不抬,便说:“买豆。”他买完豆匆匆回到家,放下篮子,又捧着书读起来。

一会儿,母亲走过来拧了下陈毅的耳朵,说道:“你呀!看书都看呆了,你看看你买的是什么豆子。”陈毅跑过来一看不觉也大笑起来,篮中装的不是母亲让买的绿豆而是豌豆。就是由于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他阅读了许多中外著名书籍、丰富了他的视野和知识面。

陈毅投身革命后,面对新的形势,他更感到学习的迫切性,于是更加勤奋学习,刻苦读书。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陈毅领导红军在江西苏区一带进行游击战斗。当时,我军处于敌人封锁圈内,条件十分恶劣,就是在这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陈毅仍然天天坚持读书。

那时,山洞里、巨石旁、草丛中、大树下……都是陈毅学习的地方;有时天上下雨、下雪,眼前没有躲避的地方,他就把雨伞绑在自己身上,依旧专心地学习、读书。

1936年,由于叛徒告密,陈毅的住地所被敌人团团包围。陈毅机警地隐蔽在丛莽之中,敌人带着猎狗满山搜索,没有找到陈毅,却发现在住地附近有一个包袱。敌人们把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既没有银元、又没有值钱的东西,仅有一堆书籍。敌人惊讶地说:“啊,共产党苦得这样,还念书哪!……”

陈毅认准只要坚持不懈,铁棒能磨成针,坚持学习、读书,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持之以恒。陈毅逐渐成长为人民军队的杰出将帅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政治家,并且成为学识渊博的诗人。

老舍奋发写作

老舍(1898—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我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戏剧家。

他出身贫寒。1900年,他刚一岁,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父亲在侵略者的炮火下丧身。母亲拖着5个孩子靠给别人洗衣、做活养家度日。

老舍7岁那年,靠一位乐于行善的大叔才进了私塾,开始他的学生生活。后来靠他苦读勤学,考上免费供给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

1921年,他进英文夜校时认识了一位英国教授,又跟着这位教授补习英文。25岁时,他被推荐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学中国普通话和“四书”。他在伦敦先后和一位作家及一位翻译家住在一起。他看见他们不论白天夜晚,总是写个不停。一向爱好文学的老舍想,自己念过唐诗宋词,读过许多小说和新文艺作品,又能唱京戏、昆曲,也写过小说习作。又有满肚子的苦汁,何不吐出来?我要大声呐喊!他下定决心拿起笔。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开始了小说的创作。

凡事开头难。尽管过去他也写过论文,写过讲演稿,可正式要写起小说来,并不那么容易。在远离故土的英国伦敦,他怀念祖国,思念家乡,回忆往事,创作的冲动激励着他勤奋苦练,边学边写。他想:“十成不能则五成,五成不能则一成半成,灰心则半成皆无。生命断矣!”他还想:“字纸篓子是我的好朋友,常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就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终于,他熬了整整一年写出了第一本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国内发表了,他快活得要飞起来了。接着,他又写了三本小说。

1930年春回到祖国后,老舍应聘担任了齐鲁大学的教授。从这以后,他在教书的业余时间写作,每年寒假、暑假,是他写作的最佳时期,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力,也不管条件有多么困难,他天天坚持写作。从开始写小说起,他一连10年都没有歇过夏。

有一年,暑假期间,山东济南遇上了奇热,小孩整天哭号,吃不下奶;大人一个劲儿地喝水,吃不下饭。当时老舍正忙着写一本书。他坐在小桌前,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写稿,汗不停地流着,不一会儿汗水就顺着手臂流到了写字的纸上,他便把毛巾垫在肘下当吸汗器,坚持写作。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好两千字,否则决不罢休。

不久,老舍离开了教学岗位,成了专业作家,他更是夜以继日地写作。实在疲倦了,就朗读外文小说,调剂调剂精神。老舍的辛勤耕耘,果然结出了硕果。在山东7年间,他写了6部长篇小说,40篇短篇小说。

这以后,老舍在抗日战争期间,又写了《四世同堂》等两部长篇小说,7个话剧,出版了一部长诗集、一部曲艺作品集、两部短篇小说集。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写了《龙须沟》、《茶馆》等24部戏剧。

老舍成为我国写作最勤快、作品最多、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老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已经翻译流传国外。老舍用他宝贵的生命和丰硕的作品,证实了他甘当人民“文牛”的高贵品质和高风亮节。他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第二章 崇尚科学的故事

第一位被载入史册的数学家商高

商高是我国古代的数学家。关于他的生平,历史上的记载很少。他是春秋时周朝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2世纪。商高的数学成就主要是勾股定理和测量术。

中国古代最早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上记载了一段周公与商高的对话。周公问:“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答:“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这是有名的“周公问数”。这段对话用我们今天的话解释是这样的:周公问商高:古代时伏羲是怎样测量天文和历法的?天没有可攀的台阶,地又不能用尺去测量,这些数是从哪儿得出来的呢?商高回答:数是根据圆形和方形的数学道理计算出来的。圆来自于方,而方来自于直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是根据乘除法的计算得出来的。将一条线段折三段围成直角三角形,一直角边(勾)为三,另一直角边(股)为四,则斜边(弦)为五。商高的证明是用右边的图来解释的。利用直角三角形三边的三、四、五的关系可知:方盘面积为49,而四个阴影的三角形的面积之和为24,因此正方形BDLH的面积为49-24=25,这种证明方法比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的证明更简明易懂。

周公曾是周武王的弟弟,他辅佐周武王的儿子执政。商高是贤才中杰出的人物之一,是周公的朋友。周公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虚心向商高学习科学知识。他曾请教商高用矩之道(矩:是由长与短两条带有刻度的直尺,一端相交成直角相连而成的),商高用六句话简要地概括了这一方法:“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履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这就是说:把矩放平了可以测定水平和铅直方向;把矩立起来,能够测量高度;把矩反过来倒竖可测深度;把矩平放可以测定水平距离;将矩环转一周,可得圆形;将两矩合起来可得到方形。

商高利用矩作为测量工作,运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测天量地”,把测量学上升到理论,为后来的数学家推广复杂的“测望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勾股弦的关系和用矩之道是商高的主要成就,商高的年代离我们虽然遥远,但他的科学创见却永远为后人纪念,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被记载在史册上的数学家。

杰出的中医学家淳于意

淳于意(前205或216~?),又称太仓公或仓公。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中医学家。

淳于意生于西汉初期,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医学已经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有大量医学著作问世。著名的《黄帝内经》就是在此时完成的。淳于意在齐国任太仓长,即管理粮仓的小官吏,因而有太仓公之称。他平时喜爱医学,先拜公孙光为师,得到公孙光的传授,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包括《经脉上》、《经脉下》、《四时阴阳重》、《顺逆》等,尽得其传。对此,淳于意还不满足,仍然寻求更多的学习机会。公孙光对他的好学不倦颇受感动,把他推荐到另一名医公乘阳庆门下。公乘阳庆又把自己的藏书包括《黄帝脉书》、《扁鹊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揆度》、《药论》、《阴阳外变》等完全传授给他。有名师指点,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淳于意终于成为能“诊病决生死,有验,精良”的名医。

淳于意精良的医术受到当时各侯国的统治者的重视,都想聘到自己身边,随时任用。淳于意对此抱有反感,终于离开齐国,周游各国。这一期间,齐王刘则得了怪病,无良医医治,终于死亡。齐王家族竟以此诬告淳于意擅离职守,把他投入狱中。后来,又把他押解去京城长安办罪。临行,淳于意哀叹膝下无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在紧急关头竟无男儿帮助。其幼女缇萦十分伤感,决心随父入京,并上书汉文帝,表示愿代父赎罪,为官家奴婢。汉文帝颇受感动,产生怜悯之心,予以特赦。淳于意专心从医,努力钻研,终于成为一代名医,为我国医学做出重要贡献。

淳于意在医学上的贡献,根据司马迁《史记·仓公传》的记载,主要是医案和脉诊两方面。

在我国医学史上,他首创“诊籍”,也即后来所说的医案。这些诊籍主要是为齐王家族诊病时记载的,其内容包括患者的姓名、居处、职业或职位、主诉及病状、诊断病症名、预后及方药,有的病例还兼载病因及病理。多数诊籍中还记载患者的脉象。这些记录共25则,包括临证方面的主要学科,其中大部分是内科病症,也有六例妇科病症、二例儿科病症、一例外科病症和一例口齿科病症。当时所用的病症名,有些奇特,如沓风、风瘅、迥风、风蹶、蛲瘕,有不少病名,现在已经不用了。诊籍的设立,给临床科学留下了极宝贵的资料。它为后世医案记录树立了一种模式,便于临床上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利于临床医学的提高。淳于意在实际医疗中,还提倡多样化的治疗方法。其中包括汤剂、针灸、水疗(以水拊其头)、外敷药、漱口药以及阴道坐药等,其中有些治疗方法如阴道坐药,不仅在国内是最早的记录,还为后世的综合疗法打下基础。

淳于意在脉诊方面的成就也是很突出的。据《史记》载,中医利用脉诊于临床,是战国时期的扁鹊首先提出并实践的。早期的脉诊,是一种“三部九候”法,即对病人的头颈部、上肢及下肢,都要摸脉诊断,这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多不便。有鉴于此,淳于意经过长期实践和摸索,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在诊脉时。只利用“寸口”的切脉法,即只切候上肢腕部的动脉。他所记录的25例病案中,有20例都有脉象记录,说明脉诊在他诊断过程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寸口”脉在当时又叫“气口”,是简便而有效的切脉诊断法,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下来。淳于意对脉诊的内容有深入细致的记载。他认为人体内部脏腑的状态,可以从切脉中反映出来,如在诊籍中就提到有“心脉”、“肝脉”、“肾脉”,还提到如“脉无五脏气”的情况,这是利用脉诊判断人体内部脏器健康状态的记录。这种通过寸口脉来判断脏腑健康的方法,尽管诊籍并非脉学诊断专著,因而记录得不全面细致,但淳于意确实是以这种方法来诊断内脏病症的。如他的诊籍中载有“心脉浊躁”、“肝脉弦”、“肾脉主浊”等,表明他从脉象上判断出内脏的病状。这可以说是开中医以寸口脉分候内脏病症的先河。

淳于意在诊籍中所记载的脉象相当丰富,当时即已提到大、小、浮、沉、滑、数、急、弦、紧、散、实、长、代、坚、弱、躁等,还有清顺、不一,计20余种脉象。其中绝大部分都在后世脉学中出现,晋代王叔和的《脉经》一书中,除后两种以外,其他脉象大多都曾提到。

淳于意是我国古代脉学诊断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对后世的影响甚大。有人认为,古代经脉学说的重要经典著作之一《难经》是淳于意所著,表明淳于意在传统脉学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除医案、脉诊方面的成就外,淳于意的医疗道德也是值得提倡的。他所记载的诊籍,不仅将成功的治愈的病例加以记录,对于失败的、死亡的病例,他也不加回避。他如实地记载了患者死亡的原因,对病人及其家属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预后转归的优劣。这种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为后人所推崇和称道。淳于意勤于学习,不耻下问,他不满足于公孙一人所传授的经验,又拜公乘阳庆为师,这也是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他还以同样的负责精神,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几个门徒,其中有高期、王禹、杜信、唐安等人。

神医扁鹊

“扁鹊”是我国远古的黄帝时代神话传说中一位精通医术的名医。到了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民间医生姓秦名越人,因医术高明,热心行医,人们不称他的姓名,而尊敬地称他为扁鹊。又把一些前代的其他名医的事迹也归为扁鹊所为。直到后来,人们往往只知扁鹊,反倒不知秦越人是何许人了。

扁鹊是渤海郡郑人(即现在河北省任丘县人)。年轻时他负责给人看管客人住的馆舍。在来往的客人中有一位经验丰富、医术高明被称作长桑君的民间游医。扁鹊与众不同地接待他,并谦虚恭敬地向长桑君学习医道、医术十多年。长桑君看到扁鹊如此虚心好学,就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行医经验和许多秘方全部传给了扁鹊,特别是通过摸脉来确定病人的疾病在何处。从此扁鹊的医术得到很大提高,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名医。

扁鹊在行医过程中十分注意积累经验。他在晋国行医时,大臣赵简子已不省人事五天,他的下属官员焦急万分,找扁鹊来看病。扁鹊看完病人后,对官员们说:“病人气色不好,脉理紊乱,看上去就好像死去了一样,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秦穆公也曾这样,但七天之后便苏醒过来。像病人现在这种情况,不出三天,也一定会醒来。”果然,赵简子两天半就醒过来了。

一次,扁鹊路过虢国(今山西省平陆县),恰好遇到虢国为太子操办丧事。扁鹊向了解太子死因的官员询问太子的病情,并问太子是何时死的,是否已入殓。官员回答说:“太子是在鸡鸣时死亡的,死亡未过半日,所以还没入殓。”听完官员讲述太子的病况,扁鹊说:“太子不幸地死去,我还能让他活过来。”太医官们则认为扁鹊这是无稽之谈,凭什么能让太子死而复生呢?除非天上的神医下凡来。

扁鹊仰天长叹道:“你们看病开药方,是以管窥天。我从阴阳的关系上来分析,可以确诊太子只是昏厥,抓紧时间抢救,一定能够使太子起死回生。如果不相信我所说的,你们可以进宫,用耳朵细细地在太子的鼻子处听,太子一定还有断断续续的细微呼吸。太子的两条腿到大腿跟处还是温的,太子并没有真的死去,只是暂时的昏厥而已!”

官员们向虢国国君报告,虢国国君高兴地将扁鹊迎进宫中,对扁鹊说:“您的到来是我国的幸运,因为有了您的到来,能使我的儿子重新活过来,要是没有您,我的儿子只能去深山大沟了。”扁鹊精细地分析了脉理后,让他的弟子将针磨锋利,先在太子头部和胸部的一些穴位扎针;之后,又在手部、脚部有关穴位上扎了几针,太子居然真的苏醒过来。又服了二十几天汤药,经扁鹊的精心调理,太子就完全恢复了健康。

人们经过这件事情之后,都说扁鹊的医术能让病人起死回生。扁鹊对此只是笑笑说道:“我哪里有让病人死而复生的本事呢?只是生病的人,自己还没有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程度。我只是利用我所掌握的医术,帮助病人尽快恢复健康。”

还有一次,扁鹊行医来到齐国(现在的山东省境内)。齐桓侯很礼貌地在宫廷中接见了这位当时的名医。接见时,扁鹊对齐桓侯说:“您有病在体表,如果不及时医治,您的病将深入机体。”齐桓侯对他的臣子们说:“这个医生真好名利,他想以治疗没有疾病的我来显示自己的医术高明。”

过了五天,扁鹊又一次见齐桓侯,对齐桓侯说:“您的病现在已经发展到血脉之中了,若不及时治疗,病情将进一步加深。”齐桓侯很不高兴地说:“我什么病也没有。”

又过了几天,扁鹊第三次见到齐桓侯时,说:“您的病现在已经发展到肠胃之间了。再不及时治疗,病情还会进一步加深的!”齐桓侯听了扁鹊的话,一脸阴沉,很不高兴地看着扁鹊。

再过了几天,扁鹊第四次去见齐桓侯,当他看到齐桓侯后,扭身便走。齐桓侯感到很奇怪,急忙派人去追问扁鹊,为何一言不发。扁鹊说:“病在皮肤表面的时候,只要用热水洗洗泡泡,用热布敷敷就可以了;当疾病发展到血脉之中时,用针灸来治疗,就可以治愈;当疾病发展到内脏时,服用一些汤药和酒醪(即今天的浊酒),还来得及治疗;而现在,齐桓侯的疾病,已经深达骨髓,我已无能为力了。”

不几天,齐桓侯真的病倒了。急忙差人去找扁鹊,扁鹊早已离开了齐国。就这样,齐桓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通过以上三个小故事,我们可以想想:在两千多年前既没有什么化验的工具和方法,也没有现代的诊断仪器的条件下,扁鹊是怎样把病人的病情判断得如此准确呢?人的生老病死这是每个民族都要面临的实际问题。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同疾病的长期斗争过程中,渐渐地摸索并形成了一些诊断疾病的方法。而扁鹊正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好学,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总结,才归纳出了望诊、闻诊、问诊、切诊这四种中医诊病的方法。这也是今天中医辨证施治的重要内容。

望诊主要是指观察病人的表观现象。比如:神色、形态、舌苔、大小便和其他排泄物等。

闻诊主要是指用耳朵听病人的语言、呼吸、呻吟、喘息、咳嗽等声音的高低、强弱;以及用鼻子闻病人的口气,痰涕和大小便的气味等。

问诊主要是指询问病人的以往病史,发病经过,现在的病情,生活习惯以及服药治疗后的反应等。

切诊则包括脉诊和触诊两方面。主要是指为病人号脉、把脉象,并触摸病人的皮肤、胸部、腹部、胁肋等处,感知有无异常情况。

在行医过程中,“四诊”必须综合运用,互相参证,才能全面了解病情,作出准确的诊断。这“四诊”方法从扁鹊开始直到现今,两千多年一直都在使用。仔细想想,它也确是有其科学道理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和周围的其他事物联系着。如果人的内脏出现了病变,在体表的部分组织器官上也就会有所反映。例如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胆汁中含有消化分解脂肪的物质,如果一位肝脏出现病变的人,胆汁分泌不足,那么他一定不愿多食油腻的食品。再比如一个人长期因为工作紧张和睡眠不足,就不会有满面红光的情景,若再加上营养不良,则定会出现脸色发青发黄的现象。据史书上记载,扁鹊也正是通过对病人的“四诊”,即从望、闻、问、切入手,对病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病症有较全面的了解,再经过综合分析研究,才对病人的病症作出判断。并根据病情采用针刺,热敷,服药,动手术等多种方法治疗。两千多年前的扁鹊只靠“四诊”就能准确地判断病人的病情,真是很了不起的。以至于后人形容一个医生有高明的医术则称他为“扁鹊再世”。

扁鹊的医术名闻天下。他到处游历,长期在民间行医。一次,他来到邯郸地区的赵国,这里妇女患病人数较多,扁鹊就主治妇科。又一次,他来到洛阳地区的周国,这里民俗多尊重老人,而老人多是耳目不灵的病症,扁鹊就主治五官科。在咸阳地区的秦国比较重视小孩,他又主治小儿科。扁鹊的医术全面而精湛。他结合不同地区的特点,医治不同类型的病患。在百姓当中,无论男女老少找他看病,他都会热情,认真,负责地为他们医治,老百姓也非常信任他,热爱他。

在扁鹊生活的那个年代,有许多实际问题人们都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所以不少人就相信有鬼神,并且认为生病就是鬼神在作怪。当时有一类以迷信为职业的人,被称为“巫师”。巫师自称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让鬼神附体,或是其本人可以和鬼神通话,其实这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巫师中有自称能给人看病的巫医,因此不少人在生病后常请巫医来治病。其实,巫医治病一不问病情,二不把脉,只是装神弄鬼、疯疯癫癫、唱唱跳跳、画符念咒。他们把一些根本不治病,甚至现在看来还有害的东西给病人吃,并说这些符水、泥土之类的东西是神仙赐予的灵丹妙药。许多无知的百姓就这样白白地死在巫医的手中。扁鹊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医学知识看到巫医这样害人,非常气愤。他劝导人们要相信医生而不要相信巫医。可是春秋战国时代,巫师都是统治阶级豢养的,他们的势力很大,有时甚至能随便就把人处死。像扁鹊这样勇于反对巫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斗争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

也正是因为扁鹊的医术高明,又那样敢于反对巫医,所以巫医都把他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一次,扁鹊行医来到秦国(即现在的陕西省一带),国君秦武王早就听人说扁鹊的医术如何高明,于是就请他来看病,扁鹊看完病后开了药方,可秦武王却不敢马上吃药。对扁鹊不满的巫医对国君说:“扁鹊会有什么真本事,请大王不要轻信他呀!”秦武王更加犹豫不决。扁鹊很是生气。说道:“大王既然听信巫医的言论,又何必找我来看病呢?”他将手中的砭石(古时切开皮肤排脓或放血的手术用工具)一扔,拂袖而去。

扁鹊热心并认真地为百姓治病,名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好。秦国的太医令(管理国家医疗卫生的长官)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嫉妒憎恨之心竟然驱使他派人在扁鹊离开秦国回老家的路上把扁鹊刺杀了。

对于扁鹊的去世,人们感到十分惋惜,老百姓怀念他,敬仰他,尊称他为“医学祖师”。

在学习前人的医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看病中积累的经验,发展了经脉的许多内容,其中尤以发挥脉法最有成就,为后世所称颂。今天中医把脉的理论和方法,就是由扁鹊奠定的。扁鹊通过把脉,就好像能把病人作了透视一般,可确切知道是哪个脏器有病。

扁鹊一生总共收了9个弟子,正是这9个弟子将扁鹊的高明医术流传下来。到了汉代,有人把扁鹊的医疗经验和理论加以收集整理,又加上后人学习的心得体会,写成一本书名叫《难经》。

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

落下闳,字长公。西汉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公元前100年前后,天文学家。

西汉建立初始,仍沿用秦代历法,即颛顼历。至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历经100余年,误差积累已很明显,出现朔晦月见等实际月象超前历谱的现象。另外,按当时的推算,元封七年(前104)十一月甲子日的夜半,恰逢合朔和冬至,合乎历元要求。于是,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建议改历。汉武帝同意,并下诏广泛征聘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在同乡谯隆的推荐下,从四川来到京城长安参加改历工作。

在改历过程中,曾发生激烈的争论。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与邓平和唐都等20多人以及官方的公孙卿、壶遂和司马迁都各有方案,相持不下,最后形成了18家不同的历法。经过仔细比较,汉武帝认为落下闳与邓平的历法优于其他17家,遂予采用,于元封七年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因而新历又称为太初历。

太初历在行用后,受到包括司马迁、张寿王等人的反对,张寿王甚至提议改回到殷历。然而孰优孰劣,还要以实测为准。为此朝廷组织了一次为期3年的天文观测,同时校验太初历和古六历的数据,结果表明,太初历更为符合天象。从此太初历便站稳了脚跟,而且一直使用了将近200年(前104~84)。为表彰落下闳的功绩,汉武帝特授以侍中之职,落下闳却辞而不受,隐居于落亭。

太初历仍用十九年七闺的置闰法,但取日为一朔望月,由于分母为81,所以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法。它在很多方面超越颛顼历,归纳起来主要有:

太初历采用夏正,以寅月为岁首,与春种秋收夏忙冬闲的农业节奏合拍。

太初历规定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在二十四个节气中,位于奇数者,即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又叫做中气。凡阴历月中没有遇到中气的,其后应补一闰月。这种方法显然要比以前的年终置闰法更为合理。

为制历需要,落下闳亲自制造了一架符合他浑天观点的观测仪器,即浑仪。据推测,落下闳的浑仪由赤道环和其他几个圆环同心安置构成,直径8尺。有的环固定,有的则可绕转,还附有窥管以供观测。

通过实际天文观测,并参阅历代积累的天文数据,太初历第一次记载了交食周期,为135个朔望月有11.5个食季,即在135个朔望月中太阳通过黄白交点23次,可知l食年=346.66日,比现代测量值大不到0.04日,循此规律可预报日月食。太初历所测五星会合周期与现代测定值比较,误差最大的火星为0.59日;误差最小的水星,相差仅仅0.03日,已属不易。另外,作为基本数据,落下闳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沿用到唐开元十三年(725),才被一行重新测定的值所取代。

可以说太初历具备了后世历法的主要要素,如二十四节气、朔晦、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历法。

出于政治原因,太初历的朔望月数值特意附会81这个数字,使得精度反而低于颛顼历。

蔡伦发明造纸术

现代人类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纸,纸早已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必需品,造纸工业已是许多国家的重要企业,一个国家纸的产量和消费量是衡量其文化发展水平的一种尺度。文化水平越高,纸的消费量越大。当人们享受着纸的好处和方便时,都不会忘记一千八百多年前,中国的一个伟大发明家——蔡伦,是他发明了造纸术。

在没有发明纸以前,人们想出许多办法来记录文字和传播文明,如利用树叶、树皮、麻布、兽皮、岩石等记录文字和图画。在中国古代,我们的祖先也曾用龟甲、兽骨、石碑、石鼓、竹简、木牍、缣帛、铜、铁等材料来刻写和铸造文字。但这些记录文字的材料使用起来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无法避免的缺点,使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拿古代使用最普遍的竹简来说吧,在竹简上刻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能够长久保存,刻完后必须用火烤出水分,叫做“煞青”。然后还要用麻绳或牛皮绳一片片串起来,一长串的竹简卷起来存放,称为一“卷”或一“册”,阅读时从一头展开。不过,那时一卷书的信息量比起现在的一卷书可差远了,因为一卷书要适合人们拿在手中阅读,太重了不方便,所以一部字数有限的书,刻在竹简上就要分好多卷。古时的书可是庞然大物,战国时的思想家惠施外出游学,随身携带的书就装了五车,故有“学富五车”的典故。汉代的思想家东方朔写了一篇文章献给汉武帝,用了三千多片竹简,进呈时,由两个身材高大的太监吃力地抬进宫去。汉武帝每晚阅读时,命太监搬上来一堆竹简在龙书案上展开。这些竹简和木牍用绳子串起来,天长日久,绳子磨断了,简片就会散乱;几部不同的书堆在一起,一旦散开,整理起来也非常麻烦。

缣帛当然比竹简木牍便于携带和保存,但这种以蚕丝为原料的东西太昂贵,一般读书人根本用不起。

汉王朝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空前发展,空前繁荣的时代之一。在这样一个科学文化大发展的年代,竹简、木牍早已满足不了记录和传播文化知识的需要,全社会都在呼唤着一种物美价廉、使用方便的新型材料的诞生。

蔡伦正是为了满足社会的这一强烈需求而发明了纸。造纸术的发明和推广,使得蔡伦的名字进入了科学巨匠之列。纸的出现和传播,迅速替代了传统的书写材料,使知识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文明获得空前的发展;所以说纸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蔡伦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蔡伦(?~121),字敬仲,湖南耒阳县人。东汉明帝永平末年(约公元75年前后),蔡伦开始在洛阳京城皇宫内当差。和帝刘肇即位后(89),蔡伦做了中常侍,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侍从宦官,传达诏令,掌管文书,有时也参与国家的军政机密大事。他聪明能干,很有才学,敦厚正直。以后又担任高方令,掌管和监督制造皇宫用的刀剑及各种器械。蔡伦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他监造的刀剑器械无不精良、坚固,为后世仿效。

蔡伦是个爱动脑筋肯钻研问题的人,他注意到用竹简、木牍记载文字太不方便,就下决心研制一种新型的书写材料。据说,有一次地方官向宫中进献荔枝,蔡伦望着包荔枝的“絮纸”出了神。事后,他深入民间了解到,这种包果品的“絮纸”是一种自然成型的丝质薄纸,是制造丝绵的下脚料。在养蚕区,质量高的蚕茧用来抽丝纺织,质量差的蚕茧用来制取丝绵。制丝绵采用漂絮法,工匠们将煮过的蚕茧放在透水容器中,浸泡在水里反复捶打,将茧打烂使蚕丝连成片状,摊在竹席上晾干后揭下,就制成了丝绵。丝绵作为寒衣的填充物,穿起来又轻又暖。取下丝绵后,一般竹席上还会粘有薄薄的一层短纤维,工匠们称为敝棉(或恶絮),干燥后揭下,就是那种包装果品的“絮纸”。

后来,蔡伦又考察了加工麻的过程。在棉花未传入我国的时候,达官贵人穿的绫罗绸缎是丝织品,而普通百姓穿的布衣则是用麻制成的。要想将麻的茎皮加工成可供纺织的纤维,需要将麻放在池塘中沤制。阳光使不流动的塘水温度升高,而那些以麻中的果胶为食物的真菌就会繁殖起来,果胶被真菌吃光后,就剩下可作纺织材料的纤维缕,这就是“沤麻”。

考察漂絮和沤麻的过程,使蔡伦受到很大启发,他决心造出一种价格便宜,方便书写的纸来。他考虑到丝绵和麻价格太贵,不能作为造纸原料。要想造出一般平民百姓都用得起的纸,必须找到价格便宜,料源充足的造纸原料。经过反复试验,蔡伦选用破布、破渔网、烂绳头等为原料,粉碎捣烂成浆糊状,再把浆状物捞在细竹帘上,漏去水分,留在帘子上的纤维薄片定型干燥后便成了纸。这种纸质地坚韧,书写方便,价格便宜,很受人们欢迎。为了扩大造纸原料来源,蔡伦大胆地在原料中加入树皮,而树皮是木质韧皮纤维,不同于麻类的草本纤维,要离解木质韧皮纤维,工艺技术上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经过深入研究,反复试验,蔡伦发明了加入石灰等碱性物质高温烹煮的办法。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使造纸的制浆工艺从沤麻这一生物过程中脱胎出来,变为碱液制浆的化学过程。起初的雏形纸是自然成型的,纤维交织不紧密,干燥后会皱起来,无法书写。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蔡伦还首创了竹帘抄纸和定型干燥的技术,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工艺,使雏形的纸产生了质的飞跃,成为物美价廉的可供书写用的纸。有志者事竟成。蔡伦虚心向劳动人民学习,总结了制雏形纸的零散经验,经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终于发明了一整套系统的、具有重大生产和实用价值的造纸技术,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勋业。

公元105年,蔡伦把自己造出的纸呈献给汉和帝,和帝很重视,赞许了他的才能,下令推广他的造纸法。公元114年,蔡伦被封为龙亭侯。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借助政府的力量,使造纸术和纸张的使用在全国普及,受到人们,特别是读书人的广泛欢迎。世人怀着对蔡伦的景仰之情,将这种纸称为“蔡侯纸”。

蔡伦在宫廷中当太监长达四五十年,难免不被卷入宫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漩涡,以致在建光元年(121),已经年过花甲的蔡伦被迫服毒自尽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就这样成了封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蔡伦死后,汉安帝取消了他生前的一切官职和封号。

蔡伦虽然死去了,但他发明的造纸术却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广泛欢迎。它首先传到朝鲜,又由朝鲜传到日本。往西传到中亚的撒马尔罕,后来又传到巴格达、大马士革、埃及与摩洛哥。

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建起了欧洲第一个造纸厂。这时离蔡伦造纸术的发明已经一千多年了。直到18世纪末,世界各地的造纸工艺几乎全和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差不多。现代造纸工业已改用机器打浆和抄纸,但其基本原理,仍不出中国旧法。造纸原料绝大部分已为木浆,但造高级印刷纸、卷烟纸、宣纸等仍大多采用蔡伦造纸的那些原料。

造纸术的发明,利在天下,蔡伦因此受到人们永久的纪念,民间的造纸作坊都要供奉蔡伦为祖师。在他的故乡耒阳县城的东南,有一座幽静古朴的蔡侯祠,那是公元1300年,耒阳知州陈宗义在民间募捐修建的。在蔡伦的墓地,陕西省洋县龙亭铺,也有一座蔡伦庙,1986年得到政府重修,并在此举办蔡伦及造纸史文物陈列。在世界各地,蔡伦受到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的敬仰:在美国的博物馆里,有蔡伦发明造纸术的事迹展览;在法国建有蔡伦纪念馆;在日本有蔡伦宫……人们永远怀念和尊敬这位伟大的发明家。

“巧思绝世”的机械发明家马钧

在我国的江南的一些地方,至今还在使用着一种木制的灌溉工具——龙骨水车,它的最初发明者不是近代人,更不是现代人,而是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马钧。由于他改进了织绫机,发明了龙骨水车,制造了指南车、抛石机、“水转百戏”等精巧的机械装置,在历史上曾获得了“巧思绝世”的机械发明家的美称。

指南车的指引

马钧,字德衡,我国三国时代的魏国扶风(今陕西武功县、兴平县一带)人,生卒年代不详。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祖籍世代务农。马钧从小就口吃,因而一生都不善言谈。他虽动口不好,但却善于动脑、动手,尤其喜欢读书。每当看到一本好书,他往往爱不释手。有一次他从书上读到了一个发明的故事,便立刻被吸引住了。

书上讲的是上古时代黄帝大战蚩尤的故事。一次,黄帝领兵作战,因天降大雾,军队辨不清方向,结果被蚩尤打败了。回去之后,黄帝就想,在这种多雾的地区作战,如能辨明方向就好了。这时手下一个聪明的谋士便提出一个设想。他建议制作一种装置,能始终指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将士们看到它就可以不迷失方向了。黄帝觉得这个设想很好,便命人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制作了一种指南车。这是一种奇妙的车,车轮与一套装置相联,这套装置又与车上一个手臂指向南方的小木人相联。当车子转变方向时,通过这套装置的转换,总能保证木人的手始终指向南方。这样,在大雾再一次降临的时候,蚩尤部落倾巢出动,想借此机会使黄帝全军覆没。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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